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思想
一、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与战略决策
中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如表1）。
“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如表2）。
综上所述，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计”，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做出综合评价。
二、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组织管理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套决策和沟通网络。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管理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荀子》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分”实际上包含：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在分的基础上，组织管理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中国古代和合管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就是集和合思想之大成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集成，其基本要求就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注重度的把握，主张不偏不倚，行权执中，与时屈伸，刚柔相济，这些是与“仁政”所规定的“和合”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以一定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保证和辅助。
为了保证理想的组织管理的实现，相应的分配制度安排亟为重要。中国传统社会和合管理中的分配制度安排，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均富贵，等贫贱”，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的政治主张，也反映了和合管理的一种努力。当然，“不患贫”之说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有相悖之处，这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片面认识。而且，收入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也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是，由和合而求安定，由和合而主张分配均等的思想，对于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另外，“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主张，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这是与和合理念及其和谐社会理想相联系的。
总体来讲，稳定与发展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努力之所在，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做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量”，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中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像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作为现代管理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文化论认为，人是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应该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种理论的特点就是尽力在企业内营造一种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全体员工在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的忠诚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最终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这种理论也体现了现代管理理论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四、“无为而治”思想与管理控制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质量，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五、结论与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21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出基本预测。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在21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在全球化的企业环境里出现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一般化的形式；其次是具有每个企业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它企业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企业情况的管理模式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托马斯・K.麦克科劳,理查德・S.特德劳.管理学历史与现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潘承烈,虞祖尧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日)三户公.管理学与现代社会[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占棣,戚文,周英.论语译说[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2
历史上信用与信用制度的区分则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事情。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在1864年提出，经济交往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后相承的形态：第一个形态以物物交换（自然经济）为特征，第二个形态以货币（货币经济）为特征，第三个形态以信用（信用经济）为特征。比利时经济史学家亨利皮朗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信用在中世纪已广泛存在，“信用作用在各个时期的差别只是量方面的，而不是质方面的。销售的信用，尽管一般人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它是中世纪商业的金融基础。至于他种形式的信用，其存在从未有人怀疑，但其作用却被误解”[2]。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则注意到，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所提出的三种形态并存到现代。他指出，直到19世纪，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村经济仍大量使用物物交换贸易，沿着内陆道路组织起来的国内经济使用银子，而在港口及主要金融中心的国际经济使用汇票——一种信用工具，不能用汇票清算的收支差额用金银支付。美国学者汤普逊甚至证明圣殿骑士团在12世纪已经发明了汇票，热那亚人1346年已在开俄斯岛建立了特许股份公司。亨利皮朗、布罗代尔和汤普逊的反驳事实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信用现象与信用制度有何区别？这一问题在比利时学者科大卫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曾碰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晋商和徽商都是以诚信著称于世的，但从他们之中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银行？科大卫的解释是：“如果把投资视为长期的投机的话，那么要问的问题是，信用如何延长至超越个人的生命。对于银行和其他存放款机构来说，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特质。因此，徽州商人甘愿冒风险的故事，与他们作为典当商人，承认其父亲或其债权人父亲的债务而著称的故事相提并论。这样的故事的含义，正在于表明徽州商人的信用可以跨越两代人。归根结底，徽商的当铺实际上就是银行，接受存款也放出贷款，如果银行的信用不能超越银行家的生命，那么，银行的信用地位哪里还能够维持。然而，徽商的银行运作只是以道德为依据，并无一条法律可以作为其业务的基础。正如我们在香港的中国商人那里看到的，个人的诚信非常重要，但个人诚信必然受到个人的生命时间的限制，对信贷银行业来说，这是不够的。在这些情况下，道德往往被用于补救制度之缺陷。”[3]这段话事实上已经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如果要加以概括，那就是：制度是规范化的社会秩序，信用现象与信用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规范性，所以我们把关于一种信用现象的立法的产生作为一种信用制度形态形成的标志。什么是金融？金融诈骗与金融的分界点究竟在哪里？这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16世纪，英国人格雷欣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金融学里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不是一个关于物的法则，而是一个关于人的法则，是在直言不讳地讲人性的弱点。在这里，劣币就是金融诈骗，良币就是金融。格雷欣法则是说，如果国王经受不住诱惑，加入到金融诈骗的行列中去，整个社会就会变成诈骗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1649年1月30日英国人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793年1月21日法国人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可以看做是格雷欣法则的不幸应验。说它现代是因为浙江吴英案和美国混水公司（mudwaterCompany）事件反映的就是金融诈骗与金融的分界点问题。格雷欣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答案，他虽然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应该区分金融诈骗与金融的问题，但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回答金融诈骗与金融的分界点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金融诈骗的猖獗是任何一个从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转型的国家都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在格雷欣之后，英国于1720年颁布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美国国会于1905年了七卷本的《阿姆斯特朗报告》，揭露美国社会令人触目惊心的金融诈骗，由此导致1906年美国《纽约法典（thenewYorkCode）》的颁布。经过数百年的金融实践，英美国家虽然用经验试错的方法勉勉强强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没有人对它进行理论总结。
从理论上讲，信用一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它有着深刻的伦理和法理根源。信用是用法律包裹着的诚信，信用制度是用法律包裹着的信用。金融与信用制度是一体两面的表里关系，金融是“表”，信用制度是“里”。诚信原则（theprincipleofBonaFide）中的“诚信”伦理只穿了一层法律盔甲，它是普通商品交易的行为准则，这是由信用概念的属性所决定的；最大诚信原则（theprincipleofUt-mostBonaFide）中的“诚信”伦理则穿了两层法律盔甲，它是金融交易的行为准则，这是由信用制度概念的属性所决定的。在英语中“诚信”是一个意大利语源的外来词bonafide,与bonafide相对应的一个词是publicfide，bonafide是荣誉之义或私义的意思，publicfide是公义的意思。古希腊先贤梭伦说：“许多坏人有钱，许多好人贫寒；然而我们决不以品德去和财富交换，因为品德永久，而钱财他时又归他人。”在梭伦看来，只有高贵的德性才能获得神的眷顾和护佑，而最高的德性就是城邦生活中的“公义”，它具体地体现为节制、平等和秩序。当神谕的传达者也就是预言家们把“公义”当做一种神力来祈求时，梭伦这样的立法诗人们则用法律的形式把它颁布出来，甚至采用强制的手段推行于城邦生活之中。在梭伦之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核心议题是公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核心议题是私义与公义的关系。信用是给bonafide穿上了法律外衣，信用制度则不仅给bonafide穿上了法律外衣，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城邦的范围内给publicfide穿上了法律外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三个层次的信用：第一层次是商业行为信用，诚信原则是其行为准则；第二层次是金融行为信用，最大诚信原则是其行为准则；第三层次是司法信用，匹配原则是其行为准则，即诚信原则与商业行为信用相匹配，最大诚信原则与金融行为信用相匹配，不能张冠李戴、相互混淆。三者的关系是，金融行为信用是商业行为信用的基础，司法信用又是金融行为信用的基础。所以，从理论上讲，信用概念和信用制度概念是贯穿着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这三个学科的枢纽性概念，或者说这三个学科相互关系的秘密就埋藏在金融学或金融制度设计里。离开贯穿着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这三个学科的枢纽性概念——信用概念和信用制度概念，只谈什么“看不见的手”或“看得见的手”，那就不是在主张科学，而是在宣扬现代迷信。在实践中，最大诚信原则就是标示金融诈骗与金融的分界点的黄金原则。就像没有阿基米德定律我们就无法判定打制王冠的金匠是否犯有欺诈罪一样，没有最大诚信原则，我们也就无法判定浙江吴英案中的吴英是否犯有金融诈骗罪。最大诚信原则就是金融学里的阿基米德定律。最大诚信原则不是一句空话，它是通过风险隔离制度、风险透明制度和风险保障制度这些具体的金融制度安排体现在金融制度设计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混水公司事件中，中国人以为是“金融”的活动，到了美国，会被人发现这些活动其实不是金融，而是金融诈骗的原因所在。
从历史上看，金融固然与商品交换活动相联系，但商品交换活动的发展并不会必然导致金融的产生，例如中国的宋朝和明朝商品交换活动的发展最后反而导致社会的崩溃，从文化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的金融，即作为信用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的金融，它是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从理论上讲，法律文化内在于金融而非外在于金融，不仅“私义”即BonaFide内在于金融，而且连法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公义”即publicFide也都内在于金融而非外在于金融。通俗地讲，金融具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的特性，在这里，“水土”就是法律文化，“橘”就是金融，“枳”就是金融诈骗。
一、金融的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
保险学以至整个金融学都是“舶来品”，“舶来品”如何本土化，是教学改革的难题。本土化有表面本土化与深层本土化之分。表面本土化就是在课程中穿插一些中国的数据，看起来就像与中国实际“结合”了，老师也就心安理得了。深层本土化则要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重新进行学理上的基础研究。譬如，我们说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保险几乎是欺骗的同义词，是民众没有保险意识还是保险公司本身有问题？这些问题在作为“舶来品”的保险学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答案的，然而这却是萦绕在学生脑海中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笔者的一位研究生在担任课程助教时，也向笔者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笔者建议她读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刚刚在网上发表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这位研究生读后很激动，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还写了读后感，都一并发给了笔者。最令她激动的是书中这句话：“‘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她没想到，孔孟之道原来竟然就是保险学。问题是，从中国的“忠孝制度”到现代金融制度之间似乎还缺少了什么。笔者在读英国著名法律史专家梅特兰的《国家，信托与法人》一书时终于找到了那缺失的环节，即金融的逻辑应该是：中国的“忠孝制度”英国的信托制度现代金融制度。中国的“忠孝制度”是私法的萌芽，孔子的伟大之处倒不在于他是一位教育家，而在于他是中国第一位私法学家。孔子衍生出孟子和荀子，孟子走向了伦理学，荀子走向了公法学，他们都丢掉了私法学。王安石大体上读懂了孔子之学，说孔子之学是理财之学，但王安石有两点没搞明白：第一，理财之学是以伦理之学为基础的；第二，公法是以私法为基础的。他不顾社会的伦理基础和私法基础，以公法来推行他的理财之学。他空怀一腔壮怀激烈，却不得不以悲惨收场。所以，中国保险业的问题不在于公众没有保险意识，而在于保险公司作为“法人”缺失了本应具有的“信托精神”。中国的保险业患有“基因缺损病”，必须用“基因治疗”的办法医治它。没有信托制度，保险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保险公司是信托性质的法人，保险合同是信托性质的合同，对保险的监管是由保险公司的受托人身份决定的。这样，许多问题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动物”的Dna。如果我们在克隆一种动物时，克隆出来的Dna缺损了很大一块，那就会出现“播下的是龙种，长出的却是跳蚤”的恐怖场面。据说《金融的逻辑》是为批判《货币战争》而作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宋鸿兵先生和陈志武教授都有着共同的致命的学术硬伤，即他们都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功底。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逻辑虽然没有自然科学的实验逻辑那么精致，但却比自然科学的实验逻辑要复杂得多。①对世界金融现象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宋鸿兵先生和陈志武教授所选择的课题显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评价李嘉图时所说的话，可能有助于说明这种情况。熊彼特认为，李嘉图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对社会过程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他说：“我认为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但我指的不是这一点。他的问题和我的美国学生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大量的历史材料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他们的脑袋。但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缺乏历史感，这是无论多少事实的研究都不能提供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把他们变成理论家要比把他们变成经济学家容易得多。”熊彼特所说的“理论家”与“经济学家”的区别的要点，就在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逻辑的掌握。
二、中西方传统文化对比中的现代金融管理
（一）比较框架
要进行中西传统文化对比，就要有一个能把中西文化共冶一炉的比较框架。这个比较框架就是“世界观（worldpicture）中的金融管理系统”。作为推论所需的公理，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系统中，这个宇宙系统中有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中又有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系统，在社会系统之上有一个经济系统，在经济系统之上有一个金融管理系统。当我们使用“金融系统”一词时，我们是从“金融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角度看问题的，而当我们使用“金融管理系统”一词时，我们是从“金融系统”是“经济系统”的控制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当我们研究“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时，我们的逻辑是“宇宙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金融系统”，其不完全的简化说法即经济系统对金融系统的决定关系，在这里我们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要回答的是“是什么（is）”的问题，这属于逻辑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或称为“科学”的研究路线；当我们研究“金融管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时，我们的逻辑是“金融管理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宇宙系统”，其不完全的简化说法即金融系统对经济系统的调控关系，在这里我们是以价值考量为基础的，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ought）”的问题，这属于伦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或称为“伦理学”的研究路线。博尔丁严格区分了个人的“价值判断”与社会的“共同价值”：“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道德或道德科学指的是什么。道德或伦理命题是一种关于替代方案偏好排序的陈述，这种陈述只适用于一个人以上的情形。适用于一个人的偏好只是一种‘品味’。关于这种偏好的陈述通常称为‘价值判断’。如果某人说，‘我喜欢a甚于B’，这只是一种个人价值判断或者品味。如果他说，‘a比B好，’这就意味着不仅他自己喜欢a甚于B，他还预期别人也喜欢a甚于B。所以，道德命题是一种‘共同价值’。”[4]“科学”与“伦理学”是我们统一的“世界观”的正反两面。在统一的世界观中，正面是科学的谱系，即宇宙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科学金融科学，背面是伦理学的谱系，即宇宙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金融伦理。①研究“世界观中的金融管理系统”，就是考察究竟要把复杂的金融管理系统从什么角度、“投影”在什么参考系中，才能得到想要的最简单、最本质的结果。对于金融管理系统，可以把它抽象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表面的，即管理技术层次；第二层次是较深的中间层次，即组织层次；第三层次是最深的层次，它决定着金融管理系统的性质，我们称之为制度层次。根据我们的分析，金融管理系统的制度层面的构成内容是信用制度体系或所谓的“金融系统”。
（二）比较分析
1.西方传统文化在社会伦理方面强于中国传统文化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研究“群性”的，把群性分为基于情谊的群性和基于公正的群性，前者是熟人社会中的群性，后者是陌生人社会中的群性。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看做是探讨基于公正的群性的杰作。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则仅局限于基于情谊的群性，对基于公正的群性几乎没有探讨。这正是中国法律文化缺失的文化根源。2.西方传统文化在生态伦理和宇宙伦理方面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儒、道、释三家，它们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伦理层次，儒家属于社会伦理层次，道家属于生态伦理层次，释家属于宇宙伦理层次。中国恐怕是世界文明古国中生态伦理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了，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应都是生态伦理文化的具体反映。孔孟的儒学是完全局限于社会伦理层次的，朱熹的新儒学试图建立一个包含宇宙伦理、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在内的新的伦理体系，所以在当时被诬陷为伪学，而后世称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处于正统地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都属于社会伦理的层次，只有斯多葛派的伦理学属于宇宙伦理层次。在后来的发展中，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与犹太教相结合，形成了基督教，形成了上帝的观念，上帝是宇宙伦理的化身。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就只剩下了社会伦理这一个伦理层次。西方文化的单一伦理层次，既可以解释纳粹文化的产生，又可以解释当前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
（三）结论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3
关键词：建筑企业管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F407.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9－0079－03
1 前言
建筑企业文化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维持自身生存乃至繁荣昌盛的精神财富，其主要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之道、企业风尚、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在企业管理中，只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才能用文化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凝炼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2 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文化探源-
2．1 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湖南建工集团经营思想的发展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诚信、人治和以人为本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企业、社会、员工“之间的利益日趋统一，实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2．2 企业管理中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法制经济，法家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为湖南建工集团建立相对集权的总公司和制定、完善整套的公司管理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2．3 企业管理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以“道”为核心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21世纪的前六年，是我国人世后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湖南建工集团实现了自身的跳跃式发展，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彰显。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提出“全员入市”的经营理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在本世纪的头几年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中国企业5∞强行列。
3 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管理的双重影响
3．1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1 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儒家文化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
3．1．1．1 有利于形成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非常强调义，甚至要求“合利取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又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义可以产生利，且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湖南建工集团在经营管理中所确立起来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就是对“义”与“利”关系的最好诠释，即要用一流的精品建筑回报社会和业主，“义”在前，“利”在后，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集团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集团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若局限于短期利益，搞豆腐渣工程，可能使企业获取暴利，但必将背上不义之名，声誉扫地，到头来只能为业主冷落，被市场淘汰，甚至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失去应得之利。
3．1．1．2 有利于形成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儒家文化以维护稳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认为人从道德修养到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要经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其中“修身”是根本，它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湖南建工集团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培养员工和集团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增强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时，尊重员工个性的张扬，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其自我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从而产生对集团的满意感，增强其归属感。组织与个人相辅相成，使集团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群体相结合、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使集团的维系和发展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3．1．1．3 有利于形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主张“和”，即以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心向背看作是管理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集团的跨越式发展谋求优良的内外环境。何况，该集团是一个拥有近20个分公司(子公司)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如果片面追求一团和气，忽视各单位的个性而扼杀差异性，必然使思想僵化，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甚至会出现决策危机。所以，他们力求通过各单位和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集团各要素的最佳组合。
3．1．2 法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2．1 有利于形成论功行赏的劳资分配观
法家文化“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之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之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法治”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促使企业建立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在这一点上与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同出一辙，现行公司制度都是论功行赏，而不是论血缘关系行赏。赏罚分明不仅是传统文化所阐述的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而且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都要坚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1．2．2 有利于形成好利恶害的激励观
法家认为人有“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现代企业不仅要尊重员工的需要，而且要主动研究员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满足员工的需要。湖南建工集团并不否认员工正当的利益追求，而且把这种利益公开化，鼓励集团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小车、豪宅，这不仅使员工找回了自我，而且使集团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多了一份人性化的关怀，从而增强了凝聚力，焕发了创造力。
3．1．2．3 有利于形成改革图新的发展观
法家文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现代企业管理要依据变化的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站在时代改革的前列，与时俱进地出台新政策，修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普通企业到集团公司再到董事会制的大型企业集团，没有哪项制度停留在过往的环境中。
3．1．3 道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3．1 有利于形成软性管理的领导策略
在道家文化中，包含着一系列软性管理的理念和智慧，已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所吸收并运用于管理实践。“无为而治”给管理者提倡的是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要求遵循自然规律，为当为之事，不为不当为之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严格按事物本身规律办事。湖南建工集团在管理中，高层领导主要着眼于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的出台，而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子公司、分公司，以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各级管理者各司其职、协力奋进。
3．1．3．2 有利于推进员工个性的修炼
道家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宁静尚柔，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体现在：强调修养人生，修炼个性。建筑行业竞争激烈，但竞争规则有待进一步规范，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建筑从业人员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修养，平衡心态，正确对待接揽业务中的成与败，以一种积极争取而顺乎自然的心境处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各类问题。自然，这对于在经营上处于优势的湖南建工集团的员工也不例外。
3．2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3．2．1 可能繁衍保守的管理思想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治理民众，这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遵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这一文化观念与现代企业管理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大相径庭。
3．2．2 可能助长企业管理中的家长制作风
传统文化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滋生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弘扬先进文化的严重障碍。这一文化取向在企业发展中，无疑也助长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影响和谐企业的建设。
3．2．3 可能滋生企业管理中唯心观念的颓废文化
传统文化中根植的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与现代企业中需要引进的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建筑企业中一些管理者放弃高远的理想和斗志而笃信神仙菩萨，或拆除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
4 建筑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路
4．1 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不言而喻，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4．1．1 把建立仁德的企业形象内化为品牌形象
未来企业竞争主要是品牌竞争，品牌是一种内化的文化，我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仁德”等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取向通过品牌塑造最终-将渗透在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中。湖南建工集团以体现仁德之义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为核心理念，以塑造“湖南建工”品牌、打造建筑航母为目标，在经营规模上连续几年跨越“百亿元”大关，连续几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强，名列湖南百强企业，荣获21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加上资质准人的广泛提升，以及建工新城的落成，极大地提升了集团自身的品牌形象。当然，现代文化追求更自由、更个性、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活，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才能为品牌注入新的内涵。
4．1．2 将“和”升华为现代企业间的和谐竞争
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为和谐企业的建设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要求人们普遍追求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现代建筑企业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看待竞争，必须真正意识到发展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包括纳税和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把竞争上升到和谐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企业实现竞争观念的创新，即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互补的竞争观念。湖南建工集团确立了“全员入市，健康提速，以人为本，品牌领先”的发展理念和“壮大母体，全员负责，资源共享，内外联动”的发展思路，从而赢得了“母子同步腾飞，航母得以启航”的良好局面。
4．1．3 创设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将法家精神贯彻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求企业把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法制文化，而且传统的法制观念要与宪法、法律的要求一致，规章制度要与时代的要求适应。湖南建工集团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充分体现了湖南建工独特的价值观——一流、超越、精作、奉献，即追求一流、超越、精作的建筑与服务，以奉献与回报社会。
4．1．4 创新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
道家文化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种哲学理念，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也会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应更加注重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和“人企合一”的境界。湖南建工集团放开各子公司的手脚，为他们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母子同步前行。
4．2 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抵制并改造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
面对新世纪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将传统文化整合成与技术创新为驱动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当前，尤其以以下工作最为重要：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追求科学精神，提供创新的永恒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使建筑企业由大变强，立于不败之地。
4．3 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效果、效益
科学的管理能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建立并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管理，已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建筑企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改进管理，提高“三效”。
4．3．1 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提高管理效率
改进企业管理，就要谋求和谐的内外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在儒、法、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和谐问题是核心和要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当前，建筑企业正处于图强奋进的关键期，如何以“和”求效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4．3．2 见利思义推己及人，提高管理效果
员工在市场经济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因素，又孕育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信用、坑蒙欺诈等现象。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要在企业倡导见利思义的精神，以取得优良的管理效果。湖南建工集团把培育质量文化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质量目标管理，每搞完一项工程，通过不断总结、概括、宣传和推广，逐渐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质量文化，从而使整个集团出现了“大局稳定，效益回升，上下同步，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管理思想差异融合
管理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摊开人类发展的历史长卷，我们不难发现，管理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运行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一项事业的发展进步多数是由科学的管理方法促成的，而一次失败的革命也可以从管理层面找到原因。用管理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一个人不是管理者，就是被管理者。管理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但是让你我来诠释管理的内涵，却又感觉无从下笔。而且，受西方科学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企业管理多数都在模仿西方，难道我们就不能先哲的深邃思想中总结出一些传统的管理文化为我所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请让笔者为您抽丝剥茧，分析一下中国传统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差异与融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的差异
（一）人伦关系层面
我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有着鲜明的等级性与附庸性，而且传统的德治思想也有着很深的等级制度的烙印，从这一层面上来讲，我国的传统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更加重视民主，更加重视人权，虽然从思想资源上来讲，我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但是我们必须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二）价值观层面
传统价值观带有很强的中央集权思想，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组织内部的管理者排斥以个体本位的现代管理思维，更倾向于以维护管理者权威的集体主义思维。除非是外力作用，或者是迫于生存压力的需要，组织内部的管理者不希望跳出权威的庇护而完全暴露于公众的面前，显然这一价值观念对现代管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必将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政治文化层面
我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之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些精华已经与现代管理思想融为一体，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则与现代管理理念是冲突的，比如“大一统思想”、“封闭思想”等等，不利于现代管理理念的发展。
（四）思维方式层面
中国的传统思维是以整体思维见长，特别是以模糊哲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做一切事情都从整体着眼，但是却缺乏对细节的把握。在这样一种思维体系之下，是无法建立一套缜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无法催生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手段与机械设备，因此，我国古代的科学多数是依靠经验总结，而不是推理论证。如果现代企业使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管理企业的话，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企业管理者连自己企业为什么会倒闭都不知道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的落后层面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摒弃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只有我们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那些经典，传统文化才能够得以发扬，经典不应该束之高阁，它应该更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这样它才有存在的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的融合
（一）竞争、合作与中庸
竞争与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两个极端，在西方的管理理念中，似乎两永远也扯不上关系。但是在我国的管理学界中，很多专家学者都推崇管理学的本土化，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m理论模式，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传统的中庸思想。这一模式利用中国特有的中庸思维模式，将竞争与合作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使两者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且每一方都可以在特定的限度之内有效发挥其作用，在中庸理念的指导下，绝对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这就是《中庸》这部经典中提到的“执其两端而用中”在现代管理学中的表现。
（二）德治与现代管理制度
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德治，“以德服人”更是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西方的管理制度中，最早融入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德治，主要表现为管理者要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平，并以此来作为员工的榜样，这也成为一个组织内部管理者修己安人的重要部分，而柔性管理理念正是从德治这一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德治作为儒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很强的伦理性，强调以情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过于重视德治，将会使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因此，组织采取德治必须要适度，否则将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制度的核心所在，它要求组织内部的领导必须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儒家文化就特别重视这一点，进而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封建社会之中无法实现，但是它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肯定人、注重人方面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尊重企业员工的价值与尊严，然后再将“使用人”提升到“发展人”的高度。最终实现民主管理，防止专制、个人崇拜情况的发生。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将人融入自然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该有对立的倾向，目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友好经济”正是这一思想的表现。
（四）重义轻利与效益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些思想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实用主义，这种思想与现代管理制度讲究效益的思想是相符的。同时，我国儒家思想中，还存在着一种大于利的东西，它就是“义”。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小人将追求利作为一生的目标，而君子则把义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所谓的义就是一个人要公平、要诚信，要一诺千金，从这一层面来讲是有利于现代管理制度运行的，但是绝对不能将这种思想极端化，一旦这种思想极端化，就会出现不讲业绩、不讲效率的情况，这将会使组织的效益管理无法展开。
总结：
综上所述，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其管理理念都必须要植根于其固有的文化之中，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生根、发芽，我国也是如此。我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并融入现代管理思想之中，这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莲梅.浅谈传统文化对我国公民意识形成的消极影响[J].消费导刊.2009（11）
[2]赵东升.东西方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06）
[3]张建武，吴临芳，张驰.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J].人大研究.2011（02）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企业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193-02
一、现代企业文化和传统文化
（一）现代企业文化的内涵
现代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员工恪守职责的潜在标杆，是整个企业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企业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
（二）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人。体现出的是人与人、自身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道德准绳约束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的行为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讲究天人合一。
（三）二者之间的关系
1、现代企业文化最早起源于日本，在美国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但是深究其发展的渊源，企业文化的根基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当今的日本文化，是由我国唐朝使其流传过去并得以发展的。现代企业文化的思想，是以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2、传统文化理念一直以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和谐为基础，最后达到社会和谐为的宗旨。现代企业文化是在企业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塑造出来的，可以对员工起到凝聚力，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管理部门的认可。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内部与外部的和谐，可见，二者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共性。
二、企业文化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一）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整体目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所有员工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真实反映。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使企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于一致。其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文化的塑造来引导企业成员的行为，使人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慢慢接受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自觉的将企业目标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二）具有一定的凝聚力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增强企业的核心凝聚力。从企业目标角度来看，企业目标具有突出、具体、明确和集中表现形式的特性，向社会和员工传递企业群体行为，是企业全体员工努力的方向，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价值观角度来看，企业文化中共同价值观的体现，使企业内部拥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从而使全体员工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企业目标而奋斗。
（三）有效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由于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优秀的企业文化，创造了一个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都能被重视的文化氛围，激发了员工潜在的工作热情，自觉的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工作。在被得到尊重和重视的同时，企业员工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从而产生崇高的是使命感，自觉的为企业以及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奋斗。这是企业文化所具有的精神驱动力。
（四）企业文化的约束作用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占据着主导地位，企业文化将企业的精神和价值理念慢慢的渗透到各种管理规范中，使员工行为不断规范化。由于企业的这些规章反映的是全体员工的共同利益和目标，自然就会得到支持。
三、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体现
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海尔集团和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这两家企业都汲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的努力和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尔文化和清华文化。
（一）传统文化在海尔文化中的价值体现
海尔集团最初是由两个小工厂合并而成，成立之初，厂名是青岛日用电器厂。起初，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疏于管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等原因，使企业举步维艰，陷入了困境。在危难之际，张瑞敏本着“起步晚，起点高”的理念，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思想观念，构建了当时的海尔企业文化的理念系统。发展到今天，海尔集团已经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家电企业，这都要归功于海尔文化的建设，而其又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说，海尔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推动着海尔一路向前。
1、自强不息—传统文化“刚健有为”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是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而这种精神，在海尔得到了发扬。最初的海尔，资产仅300万，亏损147万，濒临破产。在当时的厂长张瑞敏的带领下，以“要干就要干第一”的理念，经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以每年80%的增长速度发展。如今的海尔，不仅是中国企业的领跑者，并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海尔的成功有目共睹。
2、人尽其才—传统文化“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根本所在。张瑞敏对其有很深刻的认知，他认识到海尔的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因此，在海尔每月都开展“竞选”活动，对于人事部门给出的空岗位，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竞选，使海尔的每一位员工都能感受到“人尽其才”的企业文化氛围。这样的文化氛围，不仅能为企业吸引人才，更能为企业留住人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中，管理离不开人，可见，张瑞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3、真诚到永远一传统文化“诚信”
诚信是我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核心，在古代的商业活动中诚信就已经是一条重要的经营原则，没有诚信就没有交换、没有秩序，最后导致市场缺失。海尔集团一直坚持“真诚到永远”的企业形象，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诚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权变”思想权变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强调事物的不断变化，根据其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灵活应变的实现既定目标，张瑞敏在对传统文化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塑造了海尔企业文化的灵魂“不断创新”。海尔集团在这一企业文化理念和权变理论的指引下，创造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造就了今天的海尔。
（二）传统文化在清华同方中的价值体现
经过长期生产经营的历练，清华同方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理念：“承担、探索、超越”的做事准则和“忠诚、责任和价值等同”的做人原则。
1、“承担、探索、超越”—传统文化积极进取清华同方的这一做事原则，充分体现了不断进取、努力创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一家以高校为背景的高科技产业，清华同方肩负着利：会赋予的责任，更承担着投资者寄予的厚望。清华同方的每一位员工都有着各自的职责，要想实现企业的目标和自身价值，首先就要承担起肩负的责任。一直以来，清华同方的目标是创造世界一流的企业，因此需要全体员工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将“永争第一”时刻铭记。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企业，在承担和创新的基础上，还要不断的自我完善，并超越自我，超越竞争对手。
2、忠诚、责任、价值4#统文化厚德载物清华同方的企业文化理念中，忠诚指的不仅是企业对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适用的范围更加宽广，包含了清华同方对所有股民、对合作伙伴、对社会的忠诚。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同出一辙。而对于责任和价值的诠释，承担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价值。一个员工的价值体现取决于他对企业承担责任的大小。而企业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在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3、管理制度一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企业的管理文化包括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共同的价值观是其核心内容。为了实现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清华同方塑造了自己的管理文化一十八字方针，强调承担责任基础上做到充分授权。随着清华同方的不断发展壮大，清华同方不断提出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但都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全体员工明确的认识到，企业发展了，个人才能有所发展，企业利益与个人利息息息相关。
四、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需注意的其他问题
（一）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者的传统文化修养
管理者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本身缺乏传统文化的修养，对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理解与认知，将阻碍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企业管理者传统文化修养的提高，需要社会为其提供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氛围，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景仰与自信。现在政府大力提倡的“以德治国”，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这样的氛围下，相信在未来的企业文化理念中会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从而促进企业管理者传统文化修养的提高。
（二）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正所谓有利必有弊。我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因此，在发扬传统文化时，要摒弃或者改良那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而在实际应用中，很难清晰的划分积极成分还是消极成分，继承优秀成分，摒弃消极成分不是单一的将传统文化一分为二，优秀的拿过来，消极的扔掉，而是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适度把握，掌控分寸，做到传承不被动接受，服从但不盲从。
五、合理继承传统文化、建设现代企业文化
（一）基本原则
1、企业文化建设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在我国的儒家文化中，提倡淡泊名利，克除私欲的自律精神，以及尊老爱幼等道德理念。这些理念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在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同时，必须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要采取批判性的继承。从我国当代市场经济出发，将传统文化中有激励作用的因素与在现代企业仍有这一功能的因素相结合，从深层次发挥其鼓舞作用。
（二）具体途径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6
【关键词】信息管理；文化管理；冲突与协调
0前言
计算机的出现，推动了整个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改革与创新，它的研发产品已经覆盖全球的各个行业，有效地推动了整个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这种新型的管理文化并不是很快地取代传统管理文化，需要研究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共同点，使它们实现有效地过渡与转换。
1浅析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所呈现的特点
1.1快速、高效的管理文化
使用计算机，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长期以来，计算机技术进步的核心一直是围绕着处理速度在进行。现代计算机的处理速度，相对于我们普通业务而言，其速度已几近于忽略不计了。现在普通计算机业务的效率已经不是由计算机机器本身所决定，而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操作能力和业务流程的科学程度。追求计算机操作能力的提高和业务流程的改善，就是在追求好的计算机文化。否则，对繁琐的业务流程墨守不变，操作仅停留于原始的地步，这就是在远离计算机文化了。
1.2精确、严谨的管理文化
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是围绕着机器的文化，在正常状态下机器运转的过程不可能出错。如果错了，只可能是使操作者先前的参数错了，或者是编程错了，或者是操作错误。它要求操作者要有严密性。从事计算机信息管理，或者是在现代条件下从事现代的工作，特别要求的就是精确性。
1.3创新、高端的管理文化
计算机俗称“电脑”，它不是一般的机器。正如人是动物，但不是一般的动物一样。只要软件适宜，操作思维正确，它就可以在纷繁的数据处理中，带来创新的东西。所以说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要求精确思维，但又不能机械思维，要勇于创新。而传统文化相形之下在创新上往往体现出一定的惰性。
2解析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与传统管理文化的冲突
2.1与快速、高效管理文化相冲突
上文已述，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是快捷文化。当然，传统管理文化也不是不讲求快捷。它们的区别在于纯粹的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追求的是不讲条件的快捷。因为快，才体现出计算机的必要性；保障计算计算机的快，才凸显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的必要性。而传统管理文化则是追求在协调矛盾条件下体现一定的在快捷方面的有限改进。现在，单位搞无纸化办公，在网上传阅文件。计算机管理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则是“并联式”做法。文递员将文件扫描入计算机办公系统，所有需要阅览此文的同志在同一时间都能收到此文。它的文化特点，就是追求快速、高效，将中间传递速度缩短为接近于零。但也有缺点，就是由于完全抹平层次性，造成上级干部可能由于上网不及时而阅文晚于下级干部，耽误了工作的行动落实。无人性化的快速、高效与人为地低效追求快捷在这里就产生了明显的冲突。
2.2与计算机处理规则相冲突
信息管理文化要求是按照规则处理，在精确的问题上具有不妥协性，而传统文化往往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在输入端，在输出端，在中间程序端，都会因不同因素的产生，而要求有所改变，传统文化经常出现相对模糊的字眼。现在来举个例子，办文，计算机管理的做法关于拟稿、部门领导审批、相关部门会稿、办公室核稿、分管领导审批、最终领导签批、办公室编文号、付印等流程是固定的，流程中的关键点对应某个人也是固定的。优点是非常规范，且足不出户。缺点是，中间有一环人员暂时缺失，办文流程就会停滞不前。而传统管理的做法虽然流程与上述一致，但实际中，碰到某环节出现人员暂不在岗，多数情况都可以通过替代通融的方式予以解决。在这种时候，传统文化会责怪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的呆板，而计算机管理文化也会认为传统文化处理规则出现问题。
2.3与创新、高端的管理文化相冲突
计算机信息管理的效率取决于软件程序的优劣，取决于对在实际工作中的灵活运用。无论是软件水平的提高，还是对实际工作业务与计算机实现能力融合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实际工作流程的改造、再造的要求与可能。而传统管理，虽然也讲求变革，但是由于工作程序、人员关系等等一系列主客观的因素决定它不可能像计算机管理那样多变与善变。计算机信息管理的每一次变革、流程再造势必会带来传统管理思维的冲击，甚至会冲击一部分人的工作利益，因此常常会遭到强烈抵制。其负面结果，常常是计算机将原传统管理程序作一次次简单计算机模仿。
3分析计算机管理文化与传统管理文化的协同
3.1关于快速、高效的管理文化上协同
在快速、高效方面计算机信息管理要避免“欲速则不达”的窘境，就必须提高一下非技术范围的逻辑境界，要向传统管理文化吸取一些必要的因子。计算机表面上处理的是事，而根本的是为人做服务，因此就必须遵循人群中最基本的人文逻辑。还举上述机关传阅文的例子。为了避免前面所说的计算机“全并联”送文所造成的事故，又不致于完全按照传统“全串连”送文所造成的低效状况，可以在遵循文件传导梯次性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传统送文路径作部分改造，形成“串并联结合”的方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新路径可以是这样的，先在可能会给处室提出要求的几个厅领导中并联传阅，然后才在处领导中并联传阅，最后再在办事人员中并联传阅。这就体现了计算机管理文化与传统管理文化在追求快速、高效上的协同。
3.2关于计算机处理规则上协同
电脑执行的所设定好的程序，它做事都要事先设定程序。长处就是规范不走样，缺点就是不会通融，不会随机而变。一旦任务条件发生改变，处于非常态，而电脑程序仍处于惯常态，反而会影响了效率的实现。还需要研究一下传统管理的通融做法，从中吸收合理因素。然后，归纳总结非常态的可能情况，以应急预案的方式编程储入系统，使各种通融做法也变得规范，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3.3关于创新、高端管理文化上的协同
要协调由于计算机信息管理创新而带来的对传统管理思维的冲击、对部分人群工作利益的冲击，有两条不同的路径可以选择。其一是，放弃传统管理思维中不适合计算机信息管理的东西，主动配合计算机管理，实现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与传统管理文化的融合；其二是，计算机信息管理放弃相对于传统管理出格的东西，使计算机信息管理始终作为传统管理的计算机拷贝，创新步调同步于或略慢于传统管理创新的步调。显然第二条路径是保守的，不符合效率原则的，削弱计算机效用的，也是不符合时展要求的。
4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型的计算机信息管理文化，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取缔传统管理文化，需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与差异，然后合理地处理其中的冲突，才能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7
管理具有两重性，即它的经济性和社会性。避免冲突的目的也同样具有两重性，即为了求得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中西双方的文化传统，即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都为避免冲突以求得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理论指导。正是这种不同的理论指导，使得中西双方在避免冲突的手段和方式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别。
一、以“和”为工具的中国传统管理
中国的传统管理，主要特征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冲突”为内容、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以“和”为工具，目的是为了求得社会的稳定而非经济的增长。因此，管理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关心的是厚生福利，把管理的重点集中在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对生产领域却不太重视。重视给养，要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于是，中国历代的宏观管理的重心，都是重“维持”而轻发展。“维持”是使农民免于饥寒，使士大夫安于宁静淡泊，使社会有法律、有秩序，有公共建设，避免外族入侵。而重点却始终都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而非“成长”上。社会稳定与否，关键的因素在人，在人与人之间不产生大的冲突和对抗。而人与物、物与物的冲突虽然也会给社会的政治、经济带来大的震荡和灾难，但不会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带来动态的毁灭性后果。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才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因此，中国的传统管理重点放在对“人”的管理上，发展出了一整套管理人、调节人际关系、避免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这是中国管理科学中最发达的内容，是可以与西方管理科学相媲美的精华部分。这种宏观管理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为了求得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在资源缺乏、科技不能大量应用、始终都是自给自足的传统贫穷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传统管理围绕着如何“稳定”，创造出了“和”的理念，来维系社会中有限的资源分配与安定社会秩序，甚至这种“和’的理念延伸到了用以避免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冲突。虽然中国传统管理在追求稳定的同时并不排除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次要的，是从属于“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社会动荡较小，发展缓慢，处于超稳定状态之中，与这种管理理念大有关系。
为了达到“和”，求得稳定，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原则。管理者的奋斗目标就是平天下，使天下大治，大治就要稳定。从整个社会的总体来说，就是要“天下归仁”，要“礼之用，和为贵”。一旦天下归仁后，就会天下稳定。具体地说，人与人之间的“和”：对上和，要忠、孝、尊、崇、恭、敬，使天下有道；对平级和，要忠、恕、信、义、敦、睦，推己及人，协调矛盾；对下和，要宽、厚、慈、惠、爱；对外族和，要信任、尊重、不轻视、不敌视，相互融洽，共享太平。总之，人与人之间，包括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上下左右之间、内外之间、都要和。不仅如此，还要人性和，即情绪表达上要有节制，像古人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刚柔得道谓之和”。政事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就是说，要能法理、人情并顾，恩威并济，宽猛互应。人与自然要和，就是要“天道自然”，“不与自然争职”，一切顺其自然。一句话，就是在诸种矛盾中，要适当地平衡，采取“中庸”的方式加以调和，这样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的境地。中国传统管理者使用这一套管理理论和原则于经营经商上，总结出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如“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商有道”等。
应当说，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发展是必须的，也是有利的。但是，中国传统管理者为达到“和”的目的，选择的行为方向和策略，则基本上是消极的，它包括忍让、妥协和退避。《左传》中说：“让，礼之主也，世之治也。”而“忍让”取向的第一步就是“不争”。《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孔子也说，“君子无所争”，“君子矜而不争”。这样抑制被管理者的竞争心理，使本来十分稀缺的竞争意识，进一步受到泯灭。在中国，“忍让”哲学是非常有名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以曲求伸”、“忍一忍风平浪静，让一让海阔天空”的“忍”字格言在民间非常流行，俯拾皆是，影响着中国人的人心和人生。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无为、无败、无执、故无失”，鼓励人们道德上的修养，鼓励人们陶冶和内省，以达到“内则修己，外则安人”的目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唾面自干”就很典型：唐代武后时，大臣娄师德问他行将出任代州刺史的弟弟：你觉得应该怎样避免别人的敌视和不满?其弟答道：即使别人把痰吐到脸上也不计较，默默擦去就是了。娄师德说：这样做还不够。人家会对你吐痰，是因为有气，而在他面前擦痰，就是违背他的意思，会让他更生气的。痰这种东西，不擦也会自然干的，不如露出笑容表示接受，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宁可忍气吞声，以求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的管理者就是这样教人来调节矛盾、寻求稳定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管理还以“名分”来规范和拘束冲突，遏制人们的欲望以使人人安分守己：以“重义轻利”来消弥因资源匮乏、物质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紧张与冲突。无怪乎中国许多有学问的人家里的正墙上，特意挂着一个“忍”字作座右铭。“忍”已经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忍让、妥协不行的话，就采取退避的方式来避免冲突，即所谓“惹不起躲得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舍之则藏”，“退而独善其身”。这种不参与的退避策略，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基本心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大。许多知识分子一旦不得志，一旦与统治者的目标有分歧，就弃官退隐山林，走向自然，与世隔绝。中国古代社会的隐士名流特别多，出家人特别多，和尚、尼姑特别多，佛教、道教比较发达，与这种退避策略很有关系。这种退避的取向和策略，一直影响着现代企业管理。
二、以“竞争”为工具的西方传统管理
与中国传统管理不同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背景的西方管理的特征主要是以避免“人与物”、“物与物”冲突为内容、以“发展”为目标、以“竞争”为工具，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求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管理者重视和关心的是最终物的产出，最终物的效益和成果。至于社会的稳定与否，他们认为那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及其政治家关心的事。经济管理者关心的是经济的增长，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要经济增长了，财富积累了，就是管理者的成功。而影响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主要因素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冲突，是人、物这两种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配置失衡所造成的。因此，为了求得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西方管理则主要依靠“竞争”的理念，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的方式，充分依靠和焕发个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能力主义作为激励手段。人与人在竞争中用制度、标准和法令等硬性措施来调节。这种管理采取的是一些激烈的对抗方式，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西方管理主要重视对物的管理，避免人与物、物与物的冲突，于是拼命地发明战胜自然力的工具和手段。人们注重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几何、化学等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非常发达，纯理性思维非常活跃。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欧几里德、达尔文、哥白尼、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以探索自然之理几乎成为传统，各种以自然为对象的运动也不断出现，诸如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其目的在于战胜自然界，从自然界中索取更多的资源，以发展生产，增长经济。因此，西方管理中，生产力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快，战胜自然的能力比较强。这也是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得比较快的原因。
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西方管理选择的行为取向或策略是主动积极的、个人主义的，抗争性很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惜以挑战、冒险、个人奋斗、索取和出人头地等种种激烈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这种以人最终战胜物来避免冲突的方式，尽管经济增长了，财富积累了，生产力发展了，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以“个人功利主义”为经，以“理性市场价值”和“经济性报酬”为纬的避免冲突模式，却是以社会失衡为代价的。
三、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8
论文摘要：中国行政文化对数千年中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选官制度的日趋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对行政管理现代化转型有很大阻滞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探究积极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将帮助我们构建现代化转型的合理路径，全面系统地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权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主权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主权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润滑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求同存异”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9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管理柔性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www.133229.com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1.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2.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3.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4.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9.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10
[论文摘要]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管理的实践活动，本来就具有国际化的趋势。在网络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全球性，就更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坚持全球性原则的必要性。民族精神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灵魂，是一种激发人心向上的动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越成功，网民个体民族精神也越强烈，也越能激发网民为民族振兴而奋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决不是简单地对具有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的肯定，而是要植根于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民族性原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中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要使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本文所说的网络是指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实现便捷通讯和资源共享为目的，发展人的本质的虚拟世界。它主要是指互联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认清网络本质和影响为前提，利用网络促使网民形成符合一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和信息素养的虚拟实践活动。川原则是指人们在既定目标和特定条件下，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标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原则，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客观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的原则。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要坚持世界性的原则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交通通讯高度发达和大工业及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广泛。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多必须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和特征的同时，积极学习、吸纳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成果，来完善、丰富并更新发展。
全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网络化、依存化。全球化作为同一个社会整体而存在，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方面实现网络化，相互关联，各个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里预言了全球化过程的来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m[2](p276)此后，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一种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化力量的蔓延。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家和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首创了“地球村”(GlobalVillage)的概念。他指出:此概念不是指发达的传播媒介使地球变小，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生活“远在天边”的人和事物全部“近在眼前”，成为一个极度开放的世界。信息技术手段为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选择性，“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而网络使人的感情沟通由一维向多维发展。在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的那段预言式的文字，感受会更加深切。因为世界的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迅猛，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明显而有力。世界的各个局部正在连成一个整体，全球化现象已经出现在人类的眼前，并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参与全球化的主体是各个主权国家，各国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融人经济全球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的民族工业、民族经济。[3](pl，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全球化潮流，任何国家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加人到这一文明主潮流，离开这一主潮流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便难以发展。诚然，各个国家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他们的共同点。研究任何国家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不管如何强调其特殊性，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不能以强调其特殊性而否定其普遍性。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管理实践活动，本来就具有国际化的趋势。在网络条件下，因为网络媒体具有全球性，所以就更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坚持世界性原则的必要性。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民族性的原则
文化的多样性在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和意识形态、伦理和道德习俗，有自己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建构及人种特征，等等。每一个民族都生活在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圈中，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民族文化圈是在民族生成过程中长期文化发展所形成的，是该社会共同铸成的进步过程。
网络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媒体革命，它突破了任何组织、民族及国家的限制，成为一种多元性世界广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平等的文化参与的机会，有利于人们的生活观念的更新和创造性的发挥。但是，网络的虚拟性使使用者“个人主义”倾向突出，造成网络在文化层面上的离散性，难以担负起文化“整合“的使命。目前，全球互联网有60%以上的内容来自西方。西方文化产品也随处可见，它们在满足大众化需求的同时，也引导着大众需求的方向。因此对西方文化产品的消费可能导致部分人思想意识上的西化，而这部分受众数量的增加便对整体的社会文化潮流造成影响，并对我们的价值取向带来冲击。当一些腐朽文化也搀杂其中进人我国社会时，无疑增加了我国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难度。既然网络在文化层面上的特征是“离散”，难以担负起文化“整合”的使命，那么，各个民族、国家必然在网络大行其道的同时更加重视那些能够充分发挥“整合”作用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利益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代代相传，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是一种网络文化传播管理。一个国家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的确确是一个有别于他国的特殊发展过程，它不仅是自觉适应网络化潮流的世界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能动创造、开拓进取的民族化过程。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国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一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别人的老路，受制于人，永远难以自立自强起来。所以，只有民族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才是正常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现代化。但是，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实践中也并非那么很好处理;过分强调民族化，可能会离开世界文明主潮流;过分强调民族化，又会脱离本国实际，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难以成功推行下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定的民族文化、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教育管理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因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也在参与民族文化实践中实现，因而就具有民族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个性在于弘扬各自的民族精神。培养民族精神是各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既往具有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的发展与创新。所谓具有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是过去发生和创造的，是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并一以贯之的。因此，具有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并非仅仅是“实践”概念上的过去，而是指民族性的能动体现，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东西。它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具体事实或内容，而是深藏于各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基本内核或精神，这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灵魂，是一种激发人心向上的动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越成功，网民个体民族精神也越强烈，也越能激发网民为民族振兴而奋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决不是简单地认为是以往具有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而是植根于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所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民族性原则。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的原则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冲突和融合，都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这在当代更是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因此可以说，在当代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既能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能充分地吸收其他民族那些适应时展要求的文化的积极成分和合理因素。所以当代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只能是也应当是“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有机结合，是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统一。21世纪中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以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依据，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原则，继承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管理的优良传统，借鉴当代世界道德教育管理的文明成果，努力开拓自身发展创新的道路。要发扬优良道德传统，并将其融人新构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植根传统文化，富有中国特色。同时，中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又将面向世界，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的交流与合作，博采适合国情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先进理论、材料和经验，并将其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使中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汇人世界大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首先是根植于民族社会生活土壤的文化，是蕴涵在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的，这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必然性与应然性相统一的具体体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民族性，一方面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民族主体性，即它首先体现和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念以及具体的活动方式、规律和特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具体的，任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都是各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同其所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融合与创造的结果，它一经形成和确立，就能构成这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行为规范和活动方式，从而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民族独特性。任何民族由于其生存与发展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各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因素，并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特质和内涵，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以其民族主体特殊性的存在与发展构成了人类管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民族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生存与发展的标志，每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跻身于世界教育管理文化之林，必须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渊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和根植于当代伟大实践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首先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文化。这种民族性包括:内容上的民族特征;表现形式上的中国气派;文化交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