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1
1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发展现状
1.1总体发展概况。1.1.1福州市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渔业占主体。2015年福州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5618.10亿元，比上年增长9.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34.74亿元，增长4.0%。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64.87亿元，增长4.0%，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结构为28.1：2.9：9.9：56.0：3.1。可见，当前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处于稳步发展阶段，海陆兼备的区位优势使得福州市农业和渔业发展占主体地位。1.1.2农产品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图1可看出，2000年福州市农产品产量主要以水产品和粮食为主，两者占农产品总量的82.63%，接着是园林水果和肉类，分别占农产品总量的7.62%和7.48%。2015年，虽然各类农产品产量都有所增长，但农产品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蔬菜和水产品是主要的农产品产量，两者占农产品总量的78.80%。粮食产量的比重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38.11%下降到2015年的7.28%。肉类产量的比值也略微下降，从2000年的7.48%下降到2015年的3.31%。2015年统计的农产品种类相比于2000年，多了蔬菜、食用菌两类种类，少了甘蔗这一种类。因此，在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农产品的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图12000～2015年福州市农产品产量结构变化1.1.3农业产业化、科技化发展较好。2015年，福州市拥有239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53家挂牌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和7家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的企业。此外，福州市还拥有57个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基地，13个部级及42个省、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可见福州市农业产业化、科技化已有较好的开端。1.1.4休闲农业发展态势较好。2015年，福州市已建成各种休闲农场和农家乐分别达到175家和298家，比上年增长7.4%和9.2%。休闲农场、农家乐接待的国内外游客数量达到890万人，并带动了9600人就业。可见休闲农业在福州市已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2各县（市）农业经济转型发展现状。1.2.1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但发展水平不一。从图2可看出，2015年，连江县的第一产业GDp总值最大，达到119.93亿元，其次是福清市。2000～2015年，福州市各县（市）第一产业GDp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其中，连江县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356%；其次是永泰县，增长了297%。图22000～2015年福州市各县（市）第一产业GDp发展1.2.2农产品产量结构各不同，地区特色明显。从图3可看出，2015年福州市各县（市）农产品总产量差异较大。其中，福清市的农产品总产量最大，达到145.69万t，其次是连江县和闽侯县。罗源县的农产品总产量最小，达到40.39万t，仅占福清市农产品总产量的27.73%。2015年福州市各县（市）农产品结构也各不相同，地区特色明显。沿海县（市）如平潭县、连江县、福清市、罗源县、长乐市、福州市区等，水产品的产量较大，比重也较高。其中，连江县的水产品总量最大，达到94.68万t，占连江县农产品总产量的79.29%。其次是平潭县，水产品产量达到44.15万t，占平潭县农产品总产量的79.08%。结合图2可得，农产品产量高，经济效益不一定好。因此应积极引导农民生产高经济效益的农产品。
2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2.1存在问题。2.1.1乡村农业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农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福州市整体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但各县（市）之间的农业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很多乡村农业经济仍相对滞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从事农业活动人员较少，农田荒废现象严重。应积极引导农民从事高经济效益的农产品生产活动，进一步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农民积极性。2.1.2乡村农业企业发展不完善。虽然福州市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规模化发展，但乡村农业相关企业发展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主要表现在：龙头企业产业链条短，产业带动能力弱；特色产业小而散，规模效益不明显。2.1.3新型农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加大发展步伐。尽管福州市休闲农业发展已呈一定规模，但福州市休闲农业起步晚、缺特色、管理落后、科技含量低、没有很好发挥休闲农业的特色效能。创意农业、生态农业、“互联网+”农业等新型农业发展缓慢。2.2原因分析。2.2.1乡村未充分合理规划。很多乡村缺乏专业的乡村规划、农业发展规划的科学有效引导。具体体现：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科学论证，未充分结合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缘环境及产业发展等实际情况，未充分挖掘、凸显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的优势，包括山水资源、民俗风情、人文内涵等优势，规划的引领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乡村建设缺乏合理有效的科学规划，导致了乡村农业经济结构不够优化，农民积极性不高，较多农田荒废。2.2.2乡村农业企业产业升级不明显。乡村农业企业，由于资金不到位以及企业管理未进行转型发展等原因，导致乡村农业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不明显，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2.2.3宣传动员不到位，农民积极性未调动。部分乡村尚未正确摆正政府引导与农民群众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宣传动员不到位，没有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引导和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建设美丽家园的有效措施。2.2.4新型农业发展缺乏有效规划和引导。福州市新型农业发展较缓慢，缺乏有效规划和引导，往往是“小而散”发展，同质化现象明显，没有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规模效应明显、产业链完善的农业发展新形式。
3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发展策略
3.1合理规划，推进农业多功能化转型，发展山海特色新型农业。要在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之上，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动力，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最大限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并积极加入创新元素，提高产品品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及农业多功能发展，形成区域特色农业，为福州市第二、三产业的繁荣奠定基础。福州市是一个临海靠山的城市，农业的转型发展应当走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山区农业可以集生态治理、种植养殖业、民俗旅游业、观光农业、休闲养生发展为一体的山区乡村农业经济发展新模式，带动山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促进农业经济加快转型发展。海洋农业应充分利用绵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滨海资源和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展集滨海休闲旅游、滨海休闲运动、海洋渔业等为一体的蓝色休闲农业。3.2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业综合体。农业现代服务体系建设是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应加强对农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的支持和建设，大力发展农资连锁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型农技服务、农业保险以及农产品现代流通等。农业综合体是以农业为基础，融合工业、商贸、旅游、文化、创意、地产、娱乐、康养、会展、博览等三个以上相关或支持产业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区域性、创新性的产业综合体。大力发展农业综合体，可以充分整合乡村资源、壮大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效益，从而促进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发展。3.3激励创新农业人才的成长。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协作联动，加强与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以及相关的科研院所的合作，集聚社会的农业创新人才资源，对企业、农民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企业家及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造就一批有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3.4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网，积极发展“互联网+”农业以信息和技术为载体，建设、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积极开展农产品信息、农技信息以及农业相关政策的搜索、咨询、传达、解答等服务，确保信息畅通的传递。积极引导农民利用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及时获取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开拓农产品产销渠道。进一步使用物联网监控农业安全生产、跟踪生产过程及销售过程。借助互联网平台，积极发展“互联网+”农业，为传统的农业产品创造出新的价值。
4结语
农业经济转型发展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当前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处于稳步发展阶段，海陆兼备的区位优势使得福州市农业和渔业发展占主体地位，新型农业已形成初步发展规模。但福州市乡村农业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乡村农业企业以及新型农业仍需加大发展步伐。因此，福州市仍需积极加大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发展步伐，合理规划，积极发展山海特色新型农业、农业综合体以及“互联网+”农业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乡村农业经济转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针对乡村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具体环节或具体农业发展形式进行详细、专门的分析研究。
作者:林巧莺李子蓉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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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2
[关键词]乡村旅游；弱势群体；原因；对策
[作者简介]文军，广西大学生态与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环境景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陆明，广西大学商学院2005级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5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66―03
一、调研背景
近20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近5年以“乡村旅游”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超过400篇。这些研究已广泛涉及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产品开发、景点区规划、市场营销、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冲击、资源基础与保护等主题。相比之下，对于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却鲜有关注，相关研究显得严重不足，相关论述零星分散，缺乏对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系统，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只有10余篇论文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研究层面主要基于宏观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基本是如何开发乡村旅游，缺乏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存在，对旅游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十分不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村民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不利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还缺乏对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课题组于2006年5月～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弱势群体的收入现状调查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经济弱势群体的特征分析
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城乡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缺乏必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处于贫困状态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群。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经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及低收入者的集群，它包含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两部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也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至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唐玉凤等(2006)认为农村弱势群体也指目前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界定为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及其对照样本中经济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村民群体。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收入是指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即强调其经济状况是与本村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可能纯粹就经济状况而言，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弱势群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其二，这些弱势群体一般拥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文化水平低、年龄过大等诸多因素导致贫困或相对贫困；其三，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旅游乡村其经济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四、经济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调查样本中，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37例，占总数的17.4％。在未创办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村落中村民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110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8％。以全部样本来分析，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比例为33％。在广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已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37例样本中，我们发现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4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其他均为文盲或小学学历，占总数的89.2％。对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对照样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3例，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97.3％。综合课题的前期研究，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与其最高学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文化的贫乏是导致其家庭收入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调查数据我们得出，232个有效样本中，缺乏经济基础的占有185个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80％。数据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不能生产自救或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导致乡村居民创业难的主要有年纪大、身体差或有残疾、有病、要带小孩、担心风险、性格不适合、没兴趣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占
样本总数的20％。经济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综合调查结论，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经济因素，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如缺乏创业基金等的村民；文化因素，主要指拥有信息、知识资源量少的人，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的能力等无法创业的弱势群体；生理因素，主要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与病人等。
五、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策
(一)建立健全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机制
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实施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帮扶战略的重要保证。应根据“帮扶战略”的要求构建一套制度化、常规化、人性化的运行机制，为解决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问题提供各种保障，并注意措施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帮助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开阔思路，增强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以教育培训为主，增强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改进扶持方法。完善二次分配机制
改变当前对旅游乡村弱势经济群体的救助方式，变生活救助为旅游扶贫开发救助，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方式由现金和实物援助为主转变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援助为主，扩大在技术、项目、培训和销售等方面的有效援助。将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援助纳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旅游开发项目和人工需求应该重点照顾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旅游开发乡村的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特别关注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解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护和救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
(三)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健全科教扶贫长效机制
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科教扶贫是对经济弱势群体最根本、最彻底的扶贫，是扶贫的长效机制。实施对经济弱势群体救助单靠一时的送钱送物势必陷入“扶则解贫，不扶返贫”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应该着眼于建立救助弱势群体长效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其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村民的收入与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要做到乡村旅游开发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对于经济弱势群体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救助为科技救助。加大教育援助将有效促进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获利能力。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建立“校一村”科技帮扶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职业、多种技能的培训服务，以改变其文化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状况，使其尽快就业。此外，解决好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使家长的贫困和弱势延续到下一代也非常重要。
(四)建立乡村旅游股份公司。探索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
当前广西各地乡村旅游经济多是各自为政，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的旅游开发多以市场化形式进行调节。为加强对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成立旅游公司，建立村级董事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以分散的农户为基础，组合成团体，在协作中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上求生存、图发展，以统一的面孔对外。董事会要以旅游乡村的公共旅游资源为基础，村民均是公司的股东，每户村民都有基本股份，村民通过多种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公司可以由村民自己经营，也可委托经营或聘请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也可将经营权作股份转让经营权，村民从分红中获得利益，从参与管理或被聘为工作人员之中获得就业机会。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仅靠一家一户是无法解决的，要从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人手，强化村级组织功能，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积极帮助、扶持有脱贫致富愿望和条件的经济弱势群体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村级班子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村民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益农则农，益旅则旅”，积极为广大村民特别是那些经济弱势群体搞好服务，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旅游乡村的整体面貌，走向共同富裕。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3
关键词：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变化分析；保定市
中图分类号：F30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5－0890-04
StudyontheDynamicofUrban－RuralConstructionLandinBaoding
SUoXi－na，XUYue－ming，HUJian
（CollegeofBusiness，HebeiagricultualUniversity，Baoding071001，Hebei，China）
abstract：along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moreandmorepeasantsareconcentratinginurbanareas，whichcausetheexpansionofconstructionlandareainbothcityandcontryside．thischangebringschallengetothecontrolofconstructionlandandthreatensthefoodsafety．thebasictheoryandapproachofdecouplingwasintroduced；andthedecouplingmodelabouturban－ruralconstructionlandwasbuiltinordertostudytherelationshipabouttheurban－ruralconstructionlandinBaoding．andothertheorieswereappliedtoanalyzetheresults．itwasconcludedthatthe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landwasexpandedseparately；therewaslittlerelationshipbetweenthem.theexpansionofurban-ruralconstructionlandwasextansive.
Keywords：urban－ruralconstructionland；decouplingmodel；changinganalysis；Baodingcity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带来的不是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相应减少，而是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同步增长的现象，致使耕地总量急剧下降，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剖析城乡建设用地内部发展变化，掌握发展规律，对开展内部挖潜，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求矛盾意义重大。
近几年来，保定市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物质载体的城乡建设用地迅速扩张。采用脱钩理论建立脱钩模型对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内部变化进行分析，并采用其他理论对其进行阐述，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城乡建设用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项目区概况
保定市地处京、津、石三角腹地，是“大北京经济圈”两翼之一，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现辖3个区、4个市、18个县，土地面积约占全省的1／9。2000-2008年是保定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从558．6亿元增加到1333．9亿元。作为城乡经济发展重要物质载体的城乡建设用地迅速扩张，2000-2008年，由202094．1hm2增加到227741．8hm2，总量增加25647．7hm2，其中城镇建设用地由49597．5hm2增加到57959．8hm2，农村建设用地由152496．6hm2增加到169782．0hm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是否合理，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直接影响到经济是否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关系粮食是否安全。
2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建立
脱钩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不同学科领域，其含义为使具有响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1］。利用限制条件确定的临界值划分不同的脱钩状态，以此来表述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城乡建设用地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两部分组成，城乡建设用地发展，就是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以此理论建立脱钩模型来阐述城乡建设用地发展变化相当贴切。
2．1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指标选取
2．1．1城乡建设用地变化主导驱动因素的确定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因素对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影响程度不同［2］，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二、三产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6个因素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2000-2008年城乡建设用地变化主要影响因素如表1。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2000-2008年各影响因素与城乡建设用地的关联度分别为rGDp＝0．768，r第二产业产值＝0．733，r第三产业产值＝0．770，r二、三产业总产值＝0．748，r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0．657，r总人口＝0．975，总人口与城乡建设用地的关联度最大，因此确定总人口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主导驱动因素。
2．1．2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指标的选取英国学者莱温斯坦的人口移动理论提到有利的经济因素是吸引移民的最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人口迁移净流向常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中国是典型的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城镇经济发展远快于农村经济发展。依此分析，则中国的人口净流向为从农村不断流入城镇，人口的转移必然会产生建设用地需求的变化。因此提出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使人口由农村不断流向城镇，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增加，而农村建设用地则相应减少的假设。由此选取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城镇人口及农村人口作为脱钩指标［3，4］。
2．2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建立
2．2．1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参数脱钩程度系数为增量人均城镇建设用地与增量人均农村建设用地的比例，即单位人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以后，占用城镇建设用地与原占用农村建设用地的转化比例。脱钩程度系数大小表示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状态。
2．2．2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构建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5，6］，构建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公式：
x＝（S城镇／｜p城镇｜）／（S农村／｜p农村｜）
式中，x为脱钩程度系数；S城镇为城镇建设用地变化量；S农村为农村建设用地变化量；p城镇为城镇人口变化量；p农村为农村人口变化量。
2．2．3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状态规定《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1990）中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最低为60m2／人，最高为120m2／人；《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1993）中农村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最低为50m2／人，最高为150m2／人。基于合法与集约用地原则，单位人由农村转向城镇以后，城乡建设用地的转化系数为0．4（60／150）～2．4（120／50）。以此作为脱钩状态临界值，城乡建设用地脱钩状态如下：
随着单位人由农村转向城镇，S城镇＞0，且S农村＜0，x＜0时，为强脱钩状态，视为理想的变化，处于第四象限；S城镇＜0，且S农村＞0，x＜0时，为强负脱钩状态，视为悖谬变化，处于第二象限；依据城乡建设用地转化临界值，细分一、三象限，S城镇＞0，且S农村＞0，0＜x＜0．4时，为弱脱钩状态，即占用农村建设用地高级别向占用城镇建设用地低级别转换，视为弱正常变化；S城镇＞0，且S农村＞0，0．4＜x＜2．4，为扩张连接状态，即占用农村建设用地低级别向占用城镇建设用地高级别转换，视为不集约变化；S城镇＞0，且S农村＞0，x＞2．4，为扩张负连接状态；S城镇＜0，且S农村＜0，0＜x＜0．4，为弱负脱钩状态；S城镇＜0，且S农村＜0，0．4＜x＜2．4，为衰退连接状态；S城镇＜0，且S农村＜0，x＞2．4，为衰退脱钩状态（图1）。扩张连接状态、扩张负连接状态、强负脱钩状态、弱负脱钩状态、衰退连接状态、衰退脱钩状态为违反指标规定转换，不利于土地集约、可持续利用，视为畸形变化。
3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脱钩分析
3．1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脱钩分析
参考《河北省土地调查统计年鉴》收集2000-2008年9年数据，进一步整理得到2000-2008年4个指标的变化量，依据城乡建设用地脱钩模型得出2001-2008年8年的脱钩程度系数如表2。
随着人口向城镇流动，2000-2002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S城镇＞0），同时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呈现同步扩张（S农村＞0），脱钩程度系数大于0．4小于2.4，城乡建设用地处于扩张连接状态。到2003年，则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S城镇＞0）、农村建设用地减少（S农村＜0）的强脱钩状态，但理想变化持续时间不长，就变为严重的畸形发展；2004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缩小（S城镇＜0），而农村建设用地规模扩张（S农村＞0），脱钩系数为－0．07，转入强负脱钩状态；时隔1年，又回转到扩张连接状态；又经过两年，再次步入理想变化，2007年城镇建设用地增加（S城镇＞0），农村建设用地略有减少（S农村＜0），为强脱钩状态；到2008年再次退回到畸形变化，2008年城乡建设用地脱钩系数为25．72，处于扩张负连接状态，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
整体来看，2000-2008年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呈现出不断波动的变化趋势，由畸形变化转为理想变化再次退回到畸形变化；大体上呈现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双扩张”态势，个别年出现两者此长彼消的理想态势。
3．2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脱钩原因分析
2000-2008年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断增加，结构不合理，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发展观念错位，政府重经济而忽视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2000-2008年，保定市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5．36％上升到30．27％。经济增长需要城乡建设用地作保障，政绩观念淡化了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理念，导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盲目扩张［7］。
其二，土地相关政策出台及实行时效性强，持续性差。2000-2008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多个土地管理相关文件，地方政府在理解和执行方面存在时间性、阶段性，执行时效性强，但持续性差。如2004年国家连续出台了4个土地相关文件，极为关注土地问题，政策的督导促使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管理，保定市城镇建设用地甚至出现总量减少的现象，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政策观念淡化，政府管理放松，城乡建设用地迅速退回到“双扩张”状态。
其三，农村居民点特征导致农村居民点整理见效慢。保定市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且以平房为主，占地面积大；农民习惯自然院落形式居住，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镇，大量闲置宅基地未得到再利用。分散、闲置的特征，使得农村建设用地控制难度大，短期效果不明显［8］。
3．3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脱钩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发展仍处于不协调的发展状态。
其一，城乡建设用地总量随人口总量增加而增加，其结构却未随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其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尚未形成联动机制，而是“各自为政式”发展，城乡建设用地发展仍以外延式扩张为主。
其三，城乡建设用地发展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源式结构调整空间大，存在可行性。从9年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只要引导机制和监督机制到位，就可以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向理性发展转变。
4相关理论对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脱钩状态的阐述
4．1系统论阐述城乡建设用地脱钩状态
系统论指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且强调系统的发展与演化是内部各子系统（或要素）之间不断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子系统会影响母系统，母系统也会制约子系统。城乡建设用地系统由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两个子系统构成，其发展变化是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影响的过程。2000-2008年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大体呈现出“双扩张”变化趋势（个别年份除外），城乡建设用地作为母系统，自然随子系统不断扩张而扩张，其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子系统“双扩张”结构。但是考虑到建设用地资源供给有限，城乡建设用地不可能一直扩张发展，集约、可持续发展将是其最终选择。因此，建立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联动机制，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改扩张式规模发展为内源式结构调整发展，改变子系统发展方向及结构，才能使母系统处于良性发展。
4．2城乡关系理论阐述城乡建设用地脱钩状态
城乡关系体现为城镇和乡村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过程，城乡发展经济史就是一部城乡关系“分离－对立－融合”的变化史。城乡土地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其发展变化也离不开“分离－对立－融合”。“分离”即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各自为政式”发展，“对立”即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伴随农村建设用地相应减少的此长彼消式发展。从表2不难看出，2000-2002年两者处于分离状态，到2003年出现对立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1年，又回转到分离状态，直到2007年再次出现对立状态，2008年再次后退到分离状态。可见城乡建设用地互动呈现出“分离－对立－再分离”变化。从整体趋势分析，随着相关土地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城乡建设用地最终会逐步走向对立状态。
4．3人地关系理论阐述城乡建设用地脱钩状态
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2000-2008年，保定市城镇化水平由15．36％上升到30．27％，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比例由32.5%变化为34.2%。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未随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出现“双扩张”现象，城镇建设用地发展压力增大，农村建设用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地矛盾更为突出。
5保定市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发展对策
5．1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
保定市农村居民点分布广、规模小、数量多，人均居住面积严重超标，整理空间大，且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整理可行性强。因此，开展居民点整理，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调整城乡建设用地结构，能够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
5．2建立城乡建设用地统筹联动机制
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变化应该响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只有建立城乡建设用地统筹联动机制，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才能缓解城镇建设用地压力，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整体合理布局［9，10］。
5．3加强城乡建设用地科学引导和审批管理
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尚未形成协调互动的统筹联动关系，应加强对相关政策的科学引导和政策实施的监督力度，强化城乡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以保障其联动机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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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浩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1（7）：102－103．
［4］周小平，黄蕾，谷晓坤，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方法及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0）：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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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太洋，黄贤金，王柏源．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1）：18－31．
［7］郝冬芳，侯志玲．沈阳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必要性分析［J］．民营科技，2009（7）：106，162．
［8］邱章玲．天津市、成都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的启示［J］．发展研究，2010（10）：32－35．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4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城镇
党的十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一、城乡一体化概念及研究内容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
城乡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我们一直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问题。城乡在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调整城乡差距的发展，实现一体化战略是一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人民的共同努力。
城乡一体化研究的内容主要着重在于城乡总体发展，城市的工业发展，以先进的技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工业和农业，以及城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领域，以工业促进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的战略。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写作，使得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从而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得城乡共同发展，经济共同增长。
二、城乡发展的现状分析
城乡发展的现状，最明显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的各个方面的差距，以及对于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城乡发展所产生的差距，是历史长期以来发展所影响的，经济区域发展较为先进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等的各个方面都较为先进。城市发展较为迅速，居民整体素质以及城市的经济增长都较为迅速，家庭教育也要优于农村。而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人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题地位，同时强调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实现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充分激发农业生产潜能，并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城乡发展存在着差距，无论是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的明显表现。我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兼顾城乡发展，使得城乡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均衡发展，使得城乡共同进步。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长期影响着我国城乡的共同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农村整体的增长，更需要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长期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需要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相应的二、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的总体增长。
三、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分析
城乡一体化战略是我国一直关注的问题，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是哪些因素不利于一体化的进程。
（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不利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结构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了城乡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城乡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城市发展较为迅速，而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与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最后，表现为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尤为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原因造成的，都是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实现的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同步发展，但是在长期发展以来，城乡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实践与政策来协调城乡发展。
（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城市的经济发展，较多的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相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经济发展则注重第一产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经济使得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与农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协调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的发展，以城市的发展进步带动农村的发展进步。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带动我国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差异性的表现。
（三）城市与农村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城市的产业结构较为多样化，以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的发展为依托，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进步。而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村则长期是以第一产业的农业发展为主，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致力于农业的发展，而对于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还应增强，不断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化农业，不断创新农业经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形成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农业与工业联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
完善城乡一体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政策上投入较大的方面，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化，同样也是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三农问题，是我国一直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顺应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最终促进我国城乡发展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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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5
在大众休闲、产业融合、“互联网+”、生态文明、跨区域联合等新的背景下，传统的观光游已经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旅游业亟需转型升级。石林旅游发展优势明显，在当前旅游大形势下，只有巩固发展观光旅游，大力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加快推进休闲度假、生态科普、乡村旅游建设，积极开拓市场，才能有力促进石林旅游的转型升级，实现石林全域旅游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从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视角，探讨石林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一、石林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截至2016年底，石林已经拥有7个阿诗玛民族文化旅游生态试点村、34家乡村旅游经营点、观光果园13个，主要分布在石林至乃古石林公路沿线。以果品为主，兼观花赏叶，树种有甜柿、红梨、油桃、杨梅、布朗李等。初步形成了生态休闲、参与体验、科技教育、民俗体验、文化休闲、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类型，培育了以龙居园“农家乐”为代表的一大批乡村旅游点，乡村旅游发展迅速。
按照乡村旅游特点来分，旅游点中乡村民俗点9个，乡村休闲游点11个，乡村历史遗址和遗迹5个，乡村地文水文景观点3个，农业产业化与产业庄园点2个，乡村购物旅游点2个，乡村园林旅游点13个，现代新农村点2个，乡村康体疗养点2个，乡村传统农业点6个，乡村红色旅游点4个，乡村美食旅游6个。“十二五”期间，石林全县旅游综合收入143.01亿元，年平均28.6亿元；其中乡村旅游年均收入超过了4000万元，成为石林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石林乡村旅游的特征及乡村旅游经济Swot分析
（一）石林乡村旅游的特征
v观石林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具备三个特征：第一，乡村旅游者以大众型为主。来石林旅游的游客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中青年旅游者居多，职业方面以企业员工、学生、公务员等为主，出游者收入以中高收入群体为主，出游时间以周末和假期居多。第二，乡村旅游者以近域性为主。从客源地看，游客大部分来自云南省内，例如曲靖、红河等周边地区，以及离云南省较近的浙江、广东等省外地区，，有少部分来自国外的民族文化考察专业人员。第三，消费者行为特征明显。以乡村观光旅游、乡村传统文化考察和乡村风味品尝为主，自驾游的出游方式较多，家人、亲朋一起出游的占较大比重，游玩逗留时间一般为短期（一日游），平均消费水平较低。
（二）石林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Swot分析
Swot分析就是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等四个方面，综合分析石林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条件。
优势方面，石林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的圈内优势，同时离省会昆明很近，具备良好的交通优势。此外，石林的乡村旅游产品契合消费潮流。劣势方面，石林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有待完善；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缺乏鲜明独特的旅游形象；旅游开发资金严重缺乏，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以政府筹资为主，融资渠道狭窄；生态文明程度低，环境保护机制缺乏。机遇方面，国家正在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之昆明市正在倡导旅游二次创业，这为石林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带来了良好机遇。威胁方面，石林首先面临着省内外其他旅游地的激烈竞争，其次面临着旅游要素不全的威胁，对石林旅游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制约；最后，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同样是石林发展乡村旅游的重大威胁。
三、石林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石林乡村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推动了石林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了石林旅游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石林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旅游开发资金匮乏，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石林县属于彝族自治县，很多乡村还处于贫穷状态，经济发展落后，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目前，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以政府筹集资金为主，尚未引入有效的市场机制，因而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所能筹集的乡村旅游开发资金匮乏，制约了石林乡村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来看，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缺乏科学的乡村旅游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乡村旅游发展的需求，道路、停车、娱乐、购物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游客的数量。加之乡村旅游服务队伍中大多为农民，缺乏系统的服务和管理培训，导致乡村旅游服务水平较低。
石林县乡村旅游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合理规划。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看，乡村道路路况较差、停车难以满足需求、厕所卫生较差、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从乡村旅游服务支撑看，农家乐、客房等设施简陋，卫生状况不好，加之服务员多为村民，因而礼仪、态度等参差不齐，服务质量较低。
（二）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效应不明显
目前，石林乡村旅游产品中，观光型乡村旅游产品居多，休闲、专项类乡村旅游产品明显不足，局限于果园采摘、农家乐、渔家乐方面。尤其对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资源挖掘不足，多为古镇古村及古建筑景观观光，而反映石林乡村生产、乡村生活、乡土民俗以及以彝族文化为底蕴的民族生活、刺绣文化、民间音乐、传统艺术、传统工具、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资源乡村旅游产品较少。
由于乡村旅游分布较散，乡村旅游的品牌效益不强。石林乡村旅游开发点多面广，不同乡村旅游点之间比较分散且缺乏紧密联系，景点之间线路缺乏合理规划，游客安排不能实现统筹和协调，和城市景区（点）更缺乏有机联系。加上宣传力度不大，石林乡村旅游市场知名度不高。
（三）旅游要素不全，生态文明程度低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六要素，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对旅游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目前石林乡村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设施简陋、设备不足，部分农家乐客房、餐厅、茶楼等卫生状况和设施条件较差，而且缺乏综合性的大型购物场所，娱乐场所匮乏，不能满足多层次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求知、求真、求趣的需要。
石林乡村旅游生态文明程度低，环境保护机制不健全。农民由于缺乏环保意识随地堆放农业、生活废弃物，污水随意排放、厕所设施简陋，导致石林乡村旅游存在生活污水、固体废物问题十分严重，农村旅游景区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四、石林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对策
旅游转型期，石林要依托其区位、资源等优势，充分利用旅游业二次创业、国家加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等外部机遇，努力克服内部劣势和外部威胁，推动石林乡村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完善资金支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石林县应加大对乡村旅游的资金扶持，多渠道多方式筹集乡村旅游发展资金。除了加强政府的资金支持外，还要重视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建立多元化的乡村旅游投资与经营机制。通过制定吸引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建设的优惠措施，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乡村旅游投资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多种参与建设的方式，例如参股、独资等等；同时，鼓励乡村旅游点周边村民以土地、房屋等方式投资入股参与建设，实现石林乡村旅游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确保筹集更多的乡村旅游发展资金。
石林还应加大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项目资金补助力度，夯实旅游基础设施。结合各个乡村旅游点基础设施建设实际，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加快乡村道路、卫生、环境设施改善建设，推广农村安全饮水和能源改造工程，同时逐渐推进购物场所和娱乐场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建立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体系，协调相关部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者的培训和教育，努力提高乡村旅游服务水平。
（二）开发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加强市场营销和宣传工作
乡村特色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石林县首先要引导和发展农家乐、乡村观光、农业旅游园、现代新农村以及乡村自我发展等乡村旅游产品，增强乡村旅游的体验性，完善农田景色观赏、农活体验、垂钓、野味餐饮、住宿、游乐等旅游服务项目，大力发展都市农庄。其次，加快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快建设乃古石林现代农业休闲区、大叠水乡村旅游度假区、大力发展乡村俱乐部、乡村康体养身、乡村生态、乡村度假村、企业庄园、产业庄园等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形成能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石林乡村休闲度假的产品体系。再次，注重民族文化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借助阿诗玛文化，发展古镇古村、主题文化村、乡村博物馆和乡村书画、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民间游戏、传统节日、民风民俗等乡村民俗旅游活动，使石林的乡村成为阿诗玛文化体验的大观园和活化石。最后，根据消费层次进行市场细分，根据市场细分结果开发多种形式的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例如通过乡村旅游精品路线的打造，推进多条线路的乡村观光游、生态游、度假游等，突出石林乡村旅游产品的特色，提高乡村旅游产品品牌知名度。
此外，加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市场营销和宣传工作，通过乡村旅游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建立，广泛利用网站、媒体、会议、节庆、合作组织等宣传媒介，加对石林乡村旅游市场的宣传推广，提高石林乡村旅游市场和乡村旅游产品的知名度。
（三）培育旅游业发展要素，重视生态环保
石林乡村旅游要在稳步推进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传统要素，新建和完善餐饮店、宾馆旅社、购物超市、娱乐场所，同时优化旅行车服务，方便游客出行。重视对旅游服务业的监督和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旅游知名度。
石林县还要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生态环保问题，努力改善乡村旅游生态文明程度。为此，石林要积极整治农村生态环境，强化农民环保意识，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行为习惯；健全环境保护机制，建立污水排放、垃圾堆放等办法以及奖惩制度。通过乡村旅游环境的优化，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生态文明。
五、结语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6
城乡一体化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我国在21世纪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在推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互促共荣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功能。而农村金融能否有效发挥其作用又取决于农村的金融生态状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2005年10月19日上海证券报独家首发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随后，有关金融生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王松奇(2005)等人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基础条件。邢勃(2008)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着金融主体生存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经济及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9)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2008-2009年度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傅江湲、江发元(2010)认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资产完整的权能，增加农村金融主体贷款的保障性要求等是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周妮笛(2010)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与截面数据，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法律环境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这一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安强身(2009)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柳成、张翠宁(2010)运用系统论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和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对金融生态环境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杨福明(2008)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存在问题、对策、评价体系以及非正规金融等其他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具有很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本文则力图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乡关系经历了四种形态：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实现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必经过程和环节。从本质看，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发展，即城带乡、乡促城，并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即：城乡二元制度的消除与农村平等发展权利的获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效互动；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而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虽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经济始终是金融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引起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对金融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状况也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歧视，如城乡在教育、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发展政策和环境。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不平等的发展制度、环境和政策，以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乡一体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新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将获得更好的制度平台和市场空间，在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性和发展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吸引大量的金融资金流转在农村领域，这无疑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也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现实地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态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不良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然而，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没有根本改善”与不理想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便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现状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体制环境、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环境。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既要有静态视角，也要有动态视角，即既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平衡，也要考虑金融生态的动态发展平衡。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抑制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空间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供给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成为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关键。
1.政府主导式的农村金融改革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与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也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以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为目标，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线。随着农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因政策性功能所限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邮政储蓄银行又因规模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支撑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唯一的“常驻”金融机构。但农信社一方面受其自身资金不足的限制不能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如保险、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因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成了垄断(特别是贷款市场上)经营，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缺乏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村金融服务与产品开发不足。传统的借贷服务仍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适应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开发起来，如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信托、租赁、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业务。这种状况既制约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的多样化要求。而比较活跃的民间信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渠道，处于灰色状态，不能合理合法地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可以说，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偏离了制度目标，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2.行政命令式金融监管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监管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这种比较传统、较为粗糙的监管方式通常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直接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监管，而且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确定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就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的管理来说也不科学：过高的准入门槛，既加剧了金融供给不足，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地下运行，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的强化和创新推动效应；退出机制的缺失与政府救助措施催化了金融机构的冒险性投资，增加了道德风险，使农村金融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3.金融产权模糊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内在基础
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产权关系明晰是构建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成本相符的科学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在明晰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产权模糊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有的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是按照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设置的，导致了产权虚置；有的农村信用社虽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但有的产权实际上仍然是模糊的：它们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内部人控制，股东作用弱化，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权责利的失衡，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了内在基础。
(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供给虽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需求，但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使农村金融供给失去了根基，从而也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根基。
1.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天生的弱势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农业、农村、农民三者作为乡村场域中的利益共同体，是农村金融的基本需求主体。然而，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还是从“三农”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自然因素的约束来看，“三农”对农村金融的需求都处于比较明显的弱势状态。首先，农业是一个特殊的弱质行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单位产品的价值较低、受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约束较大、缺乏有效竞争力等，客观上存在难以吸引金融资金的弱势。虽然，近些年来，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其次，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还处于分散、传统的小农经济状态，农产品商品化率低，产业链条短，客观上难以吸引大量的投资资金。再次，农民由于受农业生产性质、农村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其信贷需求具有额度小而分散、有效抵押物不足、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都相对较高，增加了贷款的违约概率和道德风险，抑制了金融供给者的放款意愿，导致部分金融机构惜贷。农业、农村、农民的天生的弱势使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甚至处于无根基状态。
2.农村信用不完善或缺失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灵魂”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金融生态的灵魂。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既要有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有金融伦理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金融生态不仅是市场经济角度的生态，也是金融伦理道德角度的生态。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社会信用缺失的问题比较突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信用意识和观念都比较淡薄，加之金融需求主体个人信用数据不完整、失信成本较低等情况的存在，失信行为时有发生。有些乡村企业利用不实会计信息骗取贷款，一旦取得贷款又想方设法悬空金融债权。如此种种都恶化了信用环境，使良好的金融生态受到极大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也缺乏必要的信用管理制度和措施、缺乏健全的信用风险防范与承担机制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增加了农村金融交易费用和制度实施成本，也使农村金融生态状况不甚理想。
3.法治环境不健全加大了农村金融生态的规范成本
如果说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那么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障。目前，我国农村法制环境建设刚刚起步，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针对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较少，对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企业等因逃避银行债务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同时，司法环境也不容乐观，农村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行政干预执法时有发生，而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维权意识低，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这一现象。另外，农村金融案件执行时间长、费用高、抵押担保物品处置难等导致农村金融债权案件执行率低，严重损害了金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的形成。
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基本对策
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既要立足于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的“旧”生态，也要着眼于构建适应城乡一体化需要的“新”生态。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农村金融环境生态建设提供优良的政策环境
我国已有的农村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现在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都是政府主导的。由此，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这里所说的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应该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提供制度的和政策的保障，尤其是保障良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基础——农村资金的供给。第一，政府应该在财政资金和货币资金上给予保证。从财政政策来说，政府不仅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拨付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基础项目建设，弥补“三农”资金的不足，而且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投放，激励社会资金流向农村，以增强农村金融市场吸引力。从货币政策来说，中央银行应该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信贷资金流向，放宽对农村金融机构再贴现的条件，使货币资金顺畅地渗透到农村实体经济。第二，面对“三农”资金的巨大需求，政府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总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需要在构建适合农村情况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上作出更大的努力。根据日益多元化的“三农”资金需求，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社会保障机构等在内多层次的、分工明确的资金供给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放松民间资金的市场准入限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
(二)发挥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提供优良的市场基础
包括农村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金融市场，不仅是资金的融通场所，也是实体经济信息和金融经济信息传递的场所，更是优胜劣汰、实现新陈代谢的场所。为了建设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我们应该把这三种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资金余缺调剂功能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本来既急需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所需的资金，也急需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教育、医疗等等的资金，但由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因此，各种金融机构吸收的农民的资金大量外流，流向大中城市和非“三农”行业。第二，农村资金余缺的调剂实质上就是经济、金融信息向“三农”的传递。农村金融市场不仅与“三农”联系密切，而且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其他各种金融市场和国内实体经济联系密切。为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农村金融市场应该向“三农”提供经济、金融信息，包括实物商品和金融商品的数量信息与价格信息。因此，应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传递和新陈代谢作用。第三，农村资金余缺调剂好坏和信息传递快慢应该成为衡量农村金融供给者(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工作业绩优劣的标准。对于不能为“三农”调节资金，反而把农村稀缺的资金“调剂”到城市、非“三农”行业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应该发挥残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使其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也没有立足之地。
(三)实现市场与政府互补、市场经济与金融伦理协调，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提供优良的法律与信用基础
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一建设不应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然而，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就在于，在经济领域，应该充分考虑“人”这个要素。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应该强调法律约束和金融伦理两方面。第一，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和政府互补的经济。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解决经济生活一切问题。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市场上竞争是不充分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市场的失灵为政府在市场上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农村金融来说，一些大的、国有的金融机构仅仅出于自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不顾它们是国家的金融机构的“身份”纷纷从农村撤退，致使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愈拉愈大；不是金融资金向农村流动，而是本来就十分稀少的农村资金向城市、向非“三农”产业流动，致使年年国家都出台“一号文件”强调支持中国经济最薄弱的“三农”，而年年都得不到落实，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对于这些金融机构，国家应该有相关法律的“硬”约束，而不能仅仅靠道义劝说，或文件要求。第二，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应该受两只“看不见的手”的约束：一只是市场经济之手，一只是社会道德之手。按照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观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应该是“经济人”，也应该是“道德人”。如果说，法律约束是“硬”约束，那么，金融伦理约束则是“软”约束。在建设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伦理道德约束既包括对金融供给者的约束，也包括对金融需求者的约束。前者指金融供给者应该竭力避免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过度涉险、欺诈、贷款冲动、贷款寻租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后者指金融需求者应该具有诚实守信意识，尽力避免逃废金融机构债务，自觉维护债权人利益。
五、结语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7
关键词：乡村公路；发展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540.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乡村公路是公路网的基础，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钮带，是关系到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乡村公路是农业结构调整、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基础条件。乡村公路发展了，可以改善农村运输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生活富裕；可以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和对外交流，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激发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促进乡风文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改善村容，村貌，促进村容整洁。因此，乡村公路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带动性的作用。
二、天津市乡村公路发展现状
截止到2011年底，天津市乡村公路总里程达到9238公里，总面积达到5054万平方米，其中乡道3644公里、村道5594公里；乡村公路里程占到了全市公路总里程的61%；建设乡村公路桥梁893座，其中乡道桥梁489座、村道桥梁404座；天津市乡村路网平均技术等级由2006年的3.86提升到了目前的3.72，三级及以上公路里程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9%提升到了2011年底的15%。
三、乡村公路发展存在的问题
1、乡村公路的通达深度不够
作为全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天津市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和全国兄弟省市相比，相对较小。全市农村共有村落总数3900多个，其中有村委会建制的行政村3838个。另有规模相对较小、不设村委会并由邻近行政村管理的自然村67个。其中未通油路的自然村还有27个，这27个村集中分布在天津北部蓟县山区。当地经济欠发达，乡镇政府筹集资金比较困难，而且这些自然村的周边山势险峻，逢路必开山，选择便捷通达的村路线位相当困难，通达路线较长，受益人口较少，受益群众筹集资金困难，工程难度很大。由于没有油路、交通闭塞，当地经济相对滞后。
2、乡村公路连通性较低
到2010年底，全市乡村公路以行政村为节点的公路网连通度为“1.71”，相当部分的行政村只有一条对外交通线，许多片区内的村道形状呈现为树状，且大多数通达路线只是连接行政村与上级行政区所在地之间的公路，而村与村之间的横向连通性较差，仍存在着一部分“断头路”和“迂回路”。
3、乡村公路地区发展不平衡
受到地理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天津市各区县乡村公路的发展水平不一致。靠近中心城区的近郊区发展相对较快，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也较高，路网也较完善，而地区各区县相对发展较慢。同样，各个区县内部各乡镇的公路发展水平也不相同。一般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大洼地、洪涝地、山区等不良地形的地区，乡村公路相对稀少，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
4、乡村公路养护技术水平不高
与干线公路相比，乡村公路处于无专职养护机构、无固定养护人员、无稳定养护经费、无专业养护机械的“四无”状况，大多数乡村公路属于非专业养护，由沿线村民群众兼职进行季节性养护或统一组织村民进行突击性养护。从事乡村养护的人员不固定，对公路知识了解不多，不懂技术规范和养护技术要求，养护工程技术力量薄弱，加之缺乏养护机械，养护使用的多是简单的手工工具，造成乡村公路养护作业效率低，效果差，质量没有保证，致使公路的服务能力下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5、乡村公路养护管理观念薄弱
对于乡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重建设轻养护的观念严重，导致乡村公路养护政策不完善、乡村道路养护管理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失养现象很普遍，路政管理触及不到村道，因此，这类公路损坏严重，造成财力浪费。在乡村公路大规模建设后，乡村公路的长效养护机制和路政管理急需建立和完善。
四、乡村公路发展对策
1、加强乡村公路发展规划研究
公路网规划是公路建设的重要依据，科学制定乡村公路规划，加强乡村公路发展规划研究。能够保证乡村公路网的合理布局，克服乡村公路建设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实现有计划、更协调的建设发展，提高全市乡村公路建设的投资效益。
2、提高乡村公路建设水平
“十二五”期间天津乡村公路建设主要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宗旨，围绕市域城镇、新农村布局规划，对规划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道路进行提级改造，改善公路服务水平。加快乡村公路低标准桥梁改造和待修路段的大修改造，解决“断头路”问题，提高乡村公路通达深度及联网程度，完善具有区县级以上路网功能的乡村公路的提级改造，完善乡村公路骨架路网。
市级道路管理单位应加强为区、县级管理单位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力度，提供专业施工人员，组织行业专家现场指导施工，配置灵活方便、使用便捷、易于操作的施工机械。要求施工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培训，并参加培训考核，确保乡村公路建设高水平。
3、拓宽乡村公路建养筹资渠道
乡村公路建养资金筹集是乡村公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和补贴形式投入的资金能够保证及时到位，但总量有限，而县、乡财政又普遍困难，落实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任务艰巨，需要深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广辟融资渠道，构建以市、县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以镇村投入为辅，以争取上级专项补助资金和市场化多种融资手段为补充，在地方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渠道乡村公路投融资机制。同时还要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4、推进乡村公路建养管协调发展
以“建设是发展、养护管理也是发展”的理念为指导，树立乡村公路“建设是基础、养护是根本、管理是保证”的思想观念，进一步明确和理顺“建、养、管”之间的关系，着力把路政管理延伸覆盖到乡村公路，做到乡村公路建设、养护与管理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5、强化乡村公路发展考核
进一步完善乡村公路建养管考核制度，增强考核的实效性。把乡村公路建养管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畴，注重对乡村公路建养管的全面、长期考核。紧密结合乡村公路实际情况，合理设置考核指标体系，明确标准，便于操作运行。完善乡村公路建设养管考核办法，严肃考核奖惩措施，严格监督检查考评工作，使考核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促进乡村公路建养管协调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8
我国作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对此作出了重要部署。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近年来，浙江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浙江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浙江发展的一大亮点。在浙江经济总量中，县域经济占了2／3。在全国综合百强县中，浙江省占了近1／3。
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为县域经济提供了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快、变化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好“三农”问题上，坚持富民为先、富民为本，以县域为主战场，积极探索富民强县的新路子。20多年来，浙江鼓励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就业市场化推动了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放手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小城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了县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坚持不脱离农业抓工业化，不脱离“三农”抓城市化，把小康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三农”上，走出了一条城乡经济相互促进和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新路子。农村经济的崛起和农民的致富，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以农村城镇化为依托、以农民为主力军发展壮大起来的。
发展特色块状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多年来，浙江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全省已形成了400多个年产值超10亿元的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0％；农民就业创业和就地转移的渠道扩大，全省非农劳动力达到63％；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连续1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全省每年都有近百万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城市化率达到53％。
县域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随着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致力于改变农村社会事业这条“短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具体做法是：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与万里清水河道、万里绿色通道、千万亩标准农田、千万农民饮水、农村康庄道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紧密结合起来，整合各方力量，整体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村改水、改厕、改路、改线、改厨，全面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教育、文化、科技、体育等设施建设，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涵盖农民工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孤寡老人有人供养和贫困农户子女免费入学制度，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县域经济成为促进“两个趋向”转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从近几年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来看，凡是县域经济实力强的地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就比较快，县域和中心镇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实现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这充分表明，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基础，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是以工促农的主体力量，县城和中心镇是以城带乡的主要载体。
二、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转型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通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发展“三农”，改造“三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要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安居乐业，又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成为农村新社区。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不断提升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推动县域经济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不断增强二三产业对农业、城镇对农村的带动力。主要思路是：
围绕一条主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主线，深化城乡配套改革，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积极主动地推动“两个趋向”的转变，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进步。
突出两大重点。一手抓建设新城镇，一手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城镇成为务工经商农民创业就业的新平台，让新农村成为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新家园。这样，既可以避免农村人口过度集中到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倾向，又能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共同繁荣。新城镇建设，要坚持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导，把县域和中心镇做大，把特色块状经济做强，集聚产业，集聚人口，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品位。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以村庄整治和农村建设为抓手，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以农民培训教育为重点，推进农民素质建设。
构建三大关系。要调整城乡关系，改变城乡分割分治的体制和机制，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平等公平的城乡关系；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构建互动互促的城乡关系；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共富的城乡关系。
促进四个集中。要优化城乡生产力和人口布局，实现功能分区，坚定不移地提升工业园区和功能区建设水平，促进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坚定不移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促进人口向县城或中心镇集中；坚定不移地加快中心村建设，促进农民居住向农村新社区集中；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促进农地经营向农业大户集中。
三、推进县域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和开创性的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必须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配套实施，整体推进。
深化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走“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集约发展路子，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飞跃，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推动城镇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创新农作制度，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标准化和农民组织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和土地产出率，加快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宽领域、改进服务、加强管理，引导民营经济加快制度、技术和管理创新，促进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培育优势产业和品牌产品，提升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区域块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建立特色化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依托县域和中心镇，大力发展覆盖城乡的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鼓励民营经济投资第三产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深化就业与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取消一切限制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坚持就地城镇化和就地就业为主的方针，充分发挥区域块状经济对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巨大作用、县域与中心镇吸纳农村人口门槛低的优势，把工业园区与城镇新区建设结合起来，把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结合起来，增强区域块状经济和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促进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安居乐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率为重点，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就业政策，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采取“政府买单、市场运作”的方法，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引导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居民劳动就业者能享有城镇居民劳动就业者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加快推进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
深化城乡投资建设体制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公益事业纳入公共财政，鼓励各种主体参与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建设投入的力度。以村庄整治和农村新社区建设为抓手，以提高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重点，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促进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的共享共建，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搞好城乡对接，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也能分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搞好县域城镇规划建设与村庄布局规划建设的衔接，按照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农民城镇农民建”的思路，加快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增强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结合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工业园区的扩容，把城中村、园中村整理改造成为城镇新社区，引导城郊村、园边村的农民向城镇居住区集中。以中心村建设为载体，促进小型村、自然村合并和空心村撤除。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安排城乡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推进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9
为加快我市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根据民政部、省、杭州市民政厅（局）有关《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同时，按照上级确定我市列为省、杭州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试点县（市）、区之一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对做好全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做3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指本区域内，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种（养）殖业等领域服务于生产、加工、销售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团体。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农村生产力的有效组合，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集科技推广、技术服务、信息提供、农产品产供销服务为一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有利于农村结构调整和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和农产品、农业技术的对外交流；有利于引导农民合法经营，增加收入，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和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有利于增加农业经济效益，抵御市场风险，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产生和发展，是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如何及时与加强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是目前各级政府，尤其是登记管理职能部门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和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因此，我们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以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精神，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建立和完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与管理的创新机制。采取措施有效促进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健康有序发展，使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成为深化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其在我市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与组织领导
1、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浙江省社会团体管理办法》和民政部、省、杭州市民政厅（局）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围绕增效、增收，以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为切入点，并把农民组织起来，赋予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法律地位，规范管理，保障权益，应对市场，参与竞争，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组织创新机制。
2、组织领导：在试点期间我市成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民政局、市农办、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科协、市工商分局、市财政局、市绿化办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民政局主要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做到“职能、人员、经费”三落实。
三、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试点工作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根据我市目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布局、运作和发展，在试点工作中，需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和要求：
1、坚持调查研究，摸清现状底数的原则，为我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探索新的路子。调查摸底以登记管理机关与乡（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全市现有市级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调查，各乡（镇）负责本区域内现有的农村基层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及协会的调查，以调查表的形式，围绕农村基层现有各类专业经济组织和市级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状况、性质和类别展开，详细准确掌握设立的层次、组织规模、活动方式、负责人和内部管理机制等情况。在此基础上，会同市农办等有关部门，采取各类形式，广泛征询意见，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办法，为我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和管理探索出新的路子。
2、坚持切合实际，求真务实的原则，积极引导、培育发展一批符合我市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产业规模型、带动型、效能型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对已登记和规范运作的七个市级、二个乡（镇）以及三个正在筹备成立的市级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要在总结、提升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协会的能力建设，有效促进和带动产业的发展。对乡（镇）区域以下那些规模小、注册资金不足、缺乏带动力并以协会名义展开活动的，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合重组或理顺转型，特别要防止遍地开花、无序发展的过热现象，又要避免违背当地实际和农民意愿的强行组合情况出现，使我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切实步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轨道。
3、坚持市场运作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原则，使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具有新的活力和生命力。要按照市场规律和中介性质的特点，抓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内部建设，不断增强协会活力和效能。乡（镇）和市级有关部门应加强指导，做好扶持、引导和推广工作，要循序渐进、稳重决策，逐步推行“协会+企业（专业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会员”的协会设立模式，乡（镇）以下区域除优势（特色）产业和原主产地外，一般以设立市级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分支机构为主，使其真正成为我市农村组织、带动，服务于“三农”经济发展的有效社会组织。
4、坚持依法登记和规范运作的原则，使我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依照法规，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管理，凡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设立条件的，成熟一个，登记一个。对乡（镇）、街道区域以下所设立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不违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省、杭州市民政厅（局）指导意见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登记条件，简化登记程序。通过试点，制订出台我市乡（镇）、街道区域以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管理办法，使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规范运作，健康有序发展。
四、试点工作的安排
1、调查摸底，弄清现状和底数。采取市、乡（镇）结合，分别负责，以调查表，逐一调查的方式，准确掌握、全面了解全市市级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乡（镇）区域以下各类农村专业经济组织的发展、设立等现状和底数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拟订可行性办法探明思路（3月15日——4月5日）。
2、制订措施，提出试点工作意见。向市政府汇报开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试点工作通知精神和意见；市成立领导小组，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汇报、听取调查摸底的现状基本情况和试点工作意见，选择确定试点乡（镇），研究采取可行性措施，提出我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登记管理意见（征求意见稿）（4月6日——4月30日）。
乡村经济发展现状篇10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