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史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2],“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2]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3]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3]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3]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5]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6]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3-981.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4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314.
[5]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73.
what’stheideologicalBasisofSocialistmarketeconomytheory
Jiameng-xi
(Dep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education,Guangdongwomen’spolytechnicCollege,Guangzhou511450,China)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2
关键词: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14-02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1904―1989),英国人。1961―1962年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64年受封勋爵称号,197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在研究了数十年的经济学问题后,晚年开始研究经济史问题,试图在在历史的沉淀中寻找对经济理论的验证,《经济史理论》(1969)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一、《经济史理论》的结构与脉络
市场的起源、出现、发展以及商业的进化构成了希克斯研究经济发展的演变历史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他在《经济史理论》中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然而希克斯则对市场的起源作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还未出现的时候,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从自给自足的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另一条道路是指令经济,即由国家力量来推动商业的扩张。介于指令经济和习俗经济这两种极端的形式之间的,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统治之下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先于市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研究市场经济产生的重要背景。而市场经济也在深刻地改造着岁入经济。市场和专门化商人的出现成为商业专门化的标志。在岁入经济下,专门化商人的产生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定期贸易中从事交易的人中产生的贸易经纪人,他们又逐渐转变为存货持有人,最终成为专业化商人;第二种是直接为市场劳动并参与产品买卖的手工匠人;第三种是君主之间赠礼和进贡的使节,他们在代表主人经常执行商人的某些职能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独立的商人。伴随专门化商人的出现,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人阶级,希克斯将这种新型的社会称为“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而国家则是在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做他们主要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才开始成为了“重商主义者”。
早在重商主义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减少并杜绝扰攘骚乱等带有明显政治性特征的威胁。因为市场所在地是大量人群的聚集地,这种集会本身就是对政治统治的潜在威胁。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也是出自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重商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商业经济,“商人甚至处在新的地位时也有组织方面的要求,并必然会找到一种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他们创立的经济直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或半政治结构中的某些要素有所增长时,才能大大发展。”在商人们之间虽然存在互相信任和自律,但随着商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中的交易者需要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障,即对财产权的确立,对合同履约的保证以及如何界定由合同产生的权利的性质。即使商人团体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习俗制度也能够提供调节争端的方法,但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政府就逐渐通过法律机构和制度安排来确保交易者的财产权以及合同的履行,市场也就在政府导向下,逐步向着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换中交易者双方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
希克斯将城邦看做是一种经济组织,并将城邦制度看做是重商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种基本上非商业的环境中。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欧洲首先出现,就是因为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城邦经济时期。此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但是由于城邦时期两大经济遗产――货币和法律仍保存下来,这就成为欧洲再次复兴的重要基石。在此,希克斯将殖民地看成贸易站,它的形成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张,并形成了贸易中心经济。
在商业发展的中间阶段即市场渗透的阶段,货币和法律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此时货币制度逐渐向着信用的方向发展,法律的形式也趋向于规范化。市场对非商业化的领域的渗透,具体来说,包括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的渗透,商业经济和市场对传统农业的渗透以及劳动力市场从奴隶市场过渡到自由劳动力市场。希克斯认为,在市场渗透的过程中,“收益递减趋势”起到推动和激励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激励商人发挥创新者的进取精神,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渠道,从而实现贸易多样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促使商人进行组织上的改进和市场的扩展。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权利的束缚。在这一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主要反映在货币制度的建立,税收政策的完善以及银行业的兴起。希克斯认为,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国家不仅能够从铸币中直接地获利,还能从中得到更大的间接利益。货币是商业经济的产物,而国家通过贸易渠道用货币支付得到的商品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实物税收的。在历史上,商业交换的兴盛也是与货币的应用相伴相随的。一般来说,一个帝国的衰亡必然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才是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直接因素。对国家而言,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希克斯认为,要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不仅需要依赖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还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制度的完善。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改革的动力,这也是促使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动力。为了缓解战时财政压力,国家需要大量借债,这就需要国家的信用作为保障,而银行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还债信誉的提高,国家和银行就逐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债的信誉和流动性的增加就为国家缓解暂时的财政压力提供了资金来源。
(三)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希克斯认为,商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阶段。在工业从手工业阶段向现代工业的过渡中,由于利息率下降以及资金更容易获取,促使在流通资金的周转过程中,资金不断返还并用于再投资,这加快了金融业的发展。而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由机器制造的二代机器的出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工艺水平和精密程度,使得科学和工业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在科技成果的运用过程中,工业化也在不断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机器置换工人的现象。从长期来看,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孕育于其中。
二、希克斯的经济史分析方法的特点
第一,从一种更宽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史。在这本书中,希克斯没有按照传统上狭义的观念来解释经济史,而是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所关心的应该是人类的理性活动,即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及其后果。在他看来,“经济史经常表现为和直接表现为一种专门化的过程;但专门化不仅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专门化,也是经济活动(正在变成经济活动的事物)由其他各种活动中分离出来的专门化。”与一般的经济史学家有所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地点的某一类特定人群的生活水平问题,而是“狭义上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即‘经济人’或‘专为自己打算的经济人’(正如人们也许仍然这样称呼的那样)的出现。”他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希克斯构建了一种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历史阶段理论,他对市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导向作用以充分的重视,并将商业的进化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他似乎对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可以看做是一部专题经济史。
第二,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在学术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希克斯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并且希望通过构建他自己的经济史观,用来打造这种对话的平台,促成交流。“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仅仅局限于单一学科的钻研很容易让人走进死胡同,难以实现质上的突破。只有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形成跨越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思想交流,才可以赋予人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的视角。这一重要性对于经济史学的研究更加显得重要,经济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于历史事件有着深刻的认识,更要对经济发展历程的脉络有更为清晰的把握。希克斯正是在试图把经济史与其他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第三,注重历史方法与经济方法的结合和统一。希克斯在解释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时,没有局限于对某一历史时段、某一历史时点上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回顾与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经济理论正是从经济历史的演进中提炼、升华、概括出来的,也是在经济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得以检验,日臻完善。希克斯认为,理论和历史是可以统一的,并对马克思试图阐述的理论表示赞同,“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这更是我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希克斯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将他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某种对于经济史的理解和概念应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中去,使经济理论的观点能够得到历史的验证,同时也能赋予历史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最终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3
[关键词]南阳 历史文化资源 市场化 问题 对策
根据《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计划刚要》(2010－2020年)，“到‘十三五’末，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以上，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9％”，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挖掘南阳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最大市场化，扩大南阳历史文化产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充分发挥历史文化产业对南阳地方经济的强力推动作用，使历史文化资源成为建设南阳文化大市、强市和南阳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一、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的条件
历史文化资源的市场化需要相应的条件，就当前形势而言，内外部条件已经具备。
1、外部条件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商品化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商品的个性化、特色化成为一种普遍趋势，这为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充分展示提供了良机，使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成为可能。
(2)政府重视。南阳市委、市政府历来都相当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建设，先后制定了《南阳市2007－2012年文化强市规划纲要》、《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并为文化产业大发展培育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促进和发展南阳的文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育和优化了市场环境，提供了无限宽阔的发展空间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3)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认为，当人们初级的、物质层面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从国际上看，当城市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社会消费结构就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消费重心开始向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转移，这是文化资源市场化的现实推动力。
2、内部条件
(1)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南阳古称宛，早在50万年以前，“南召猿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南阳还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汉文化的代表区域之一。悠久的历史使南阳拥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并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种类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南阳“现有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市)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邓州市)各1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荆紫关镇)1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赊店镇、石桥镇)两座。有南阳武侯祠、南阳府衙、张衡墓、张仲景墓及祠、南阳汉代冶铁遗址、石桥鄂城寺塔、社旗山陕会馆、内乡县衙、淅川香严寺、淅川荆紫关、邓州八里岗遗址、邓州福圣寺塔、唐河泗州塔等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历史文化资源独具特色。一是种类多，数量大，品位高。有被学术界誉为“长城之父”的中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有“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目前全国保存比较完整的县级官署内乡县衙，有武侯祠、医圣祠、张衡墓、汉画馆等汉代历史文化遗存，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业文化遗存社旗山陕会馆，南水北调渠首工程等。二是历史人物众多，名人效应突出。从古到今，南阳名人辈出，代不绝书，著名的有“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哲学家冯友兰、“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著名作家姚雪垠、建筑学家杨廷宝、王码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等等。三是知名度高、规模大、关联l生强，有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南阳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武侯祠、医圣祠、张衡墓、汉画馆、荆紫关清代古街、内乡县衙、楚长城、社旗山陕会馆、南水北调渠首工程等，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知名度，有极高的市场化价值。四是学术研究价值高，与市场化有极好的互动基质。如楚文化、汉文化、古代官署文化、商文化、三国文化等，一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大的市场开发潜力。
二、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为繁荣南阳文化市场，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南阳市委、市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在开发、利用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南阳文化产业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总体而言，目前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的认识不到位
文化和产业历来被认为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但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却将这两个领域结合在―起。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和具体体现。当人们初级的、物质层面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相当一部分人的消费重心开始向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转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人一提到文化产业就仍然狭义地理解为以前传统的文化，就仅仅是唱戏、唱歌、跳舞这类文化娱乐演出，根本没有认识到，在当今社会文化产业已经发展为支柱性产业，更没有认识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
2、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机制和市场机制不完善
在文化资源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体制不顺，多部门管理，形不成合力，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财政调控能力较弱，“吃财政饭”使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利用处于边缘化状态，融资渠道狭窄，资金投入不足，市场开发层次偏低；产业化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特色不鲜明；与其他资源的互动不突出，缺乏“大文化”市场底蕴。
3、历史文化资源转化的创意不新、文化市场产品创新力不足、科技含量低、层次浅、缺乏文化品牌、竞争力不强
由于南阳市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高科技应用方面十分有限，文化资源开发、经营、推广低效粗放，文化品牌打造乏力，品牌效应不高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度低，科技含量小。这直接导致文化产品档次低下，不能满足人们文化消费方面“高、新、精”等个性化需求，很难启动文化消费的新领域，严重制约了南阳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化程度的提高。
4、在有特色、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基地和龙头产业建设上力度不够大
已开发的文化产业存在着“散”、“粗”、“泛”等问题，产业市场的开发缺乏系统性、利用缺乏科学性，龙头产业的建设还基本上停留在书面形式上。
总之，南阳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特色之鲜明、价值之高同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极大反差，即：文化资源丰富但挖掘利用较少，历史文化内涵深厚但表现形态档次低，文化资源经济价值高但现实社会认可度低。这既是制约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
化发展的关键，更是阻碍南阳成为文化强市的“瓶颈”。
三、发展和繁荣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的对策
要解决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存在的以上问题，并尽快使其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南阳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充分认识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在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对文化市场的本质和功能要有一个重新认识，文化市场的本质不再是简单的文化消费场所，而是有支付能力的文化消费需求。在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竞争的今天，各级政府应更加注重文化市场化发展的大环境建设。在大力提倡发展“低碳经济”的时代，更应该认识到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绿色产业”之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引导和后劲作用。合理、科学的开发，不仅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有利于形成新的产业资源，增强文化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种认识的转变是符合新时期要求的。
南阳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文化资源丰厚不等于文化产业强大、文化市场繁荣，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要树立文化资源蕴藏着大产业的意识，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2、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建立完善的推进文化资源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实现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多元一体的复合运作模式
南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性质不同而使其隶属关系也不同，要想深入市场化，就必须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建立完善的推进文化资源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
针对目前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的现状，首先应将分散、孤立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化发掘和整合以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形成历史文化资源的合力，激活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使分散的、呆滞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系统的、有活力的现实资源，为推向市场奠定基础。其次是与其他产业建立横向联系，以优化结构和布局，并通过开展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做大做强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形成特色和品牌产业链条，使文化产业在南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战略支柱作用。
在市场化运作模式上，要采用三位一体的交互运作模式，形成多位一体的局面，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这既可以理顺管理体制，又丰富了市场化渠道，更拓宽了融资渠道，为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铺平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3、培育主体文化产业市场，建立和打造主体文化产业基地及产业龙头
文化市场化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作为特殊资源的文化资源，其经济价值的实现必须符合主流文化价值，反映进步价值观，同时还应突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此，应培育主体文化产业市场。根据南阳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优先开发和发展历史文化资源旅游业，“以做大做强和做宽做深南阳山水文化和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业”。以山水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的融合互动为主要目标，以特色和精品旅游线路的设计为突破，以品牌旅游文化产品的打造为主要手段，快速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商品化，并大大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和山水自然资源的整合，以水带“活”文化，以文化提自然之“神”和“品”，实现山一水一历史文化资源的互动。
(2)在内容战略上突出区域特色主线，实施精品、名品、特品战略，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对南阳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走精、名、特之路，深入挖掘和开发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市场价值，提炼独特的文化主题。如以楚汉文化、三国文化、医药文化、官署文化等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产业品牌。通过品牌带动战略做大做强南阳历史文化资源市场。
(3)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音像、影视、出版产业开发，使历史文化资源以最快速度从学术“象牙塔”走入寻常百姓家。
南阳作为文化资源富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对于建设文化强市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使开发利用和更好保护同步，走可持续、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南阳市政府：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南阳市政府门户网，2010-01-22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现代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现了创新式研究方法，研究出现了放宽研究视野、跨越近现代分期的趋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进行，探讨经济发展史，分析研究其改革的经验教训成为当下的热点。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分期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和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期间，学术界重新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1978年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1979年以后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有制经济结构呈现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快——慢——快。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
二、1949～1956的经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旧中国的经济遗产进行批判与继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世界为之瞩目。当时的中国实施的体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并存、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另外，当时中国除了独立自主发展以外，以平等互利、等价交换为前提，接到了苏联的“无私援助”。低利贷款解决了中国发展的资金问题，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自1978年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之后打开了研究的，朱佳木、薛汉伟、王文章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它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对这一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1957～1978的经济
自1957年10月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的苏联专家，从而造成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之后中国开始完全自主发展，由于对历史和国情的错误分析，中国自“一五”以后，进行了“”、“”运动，运动脱离了中国实际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较大代价。由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运动以及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发展单一缓慢。此外，自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的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此段时间的停滞造成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倒退。
关于“”运动的分析，各家观点不一，也存在许多争论。张涛认为运动有合理内核：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摆脱对苏联的依附，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式的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强调利用本国资源有其理论价值。而胡绳提出：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展的时候，认为从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
四、1979年以后的经济
自之后，中国开始反思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非常重要。朱佳木认为，经济需要搞活，而搞活不能没有秩序。就像一只小鸟，我们不能把它捏在手里，否则它就死了，这好比计划经济，政府不能管的太紧，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拉起红灯。而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大笼子里，让它可以在制度的范围内尽情的飞。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搞活经济。
市场是最灵活测试器，它可以实现自我调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变为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经济开始步入市场化趋势。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民在经济上成为平等的主体，促进了农村民主化进程。关于农村改革，武力认为，自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使农业规模经营承担风险能力、市场谈判实力可以发挥作用；集体经济有了经营自和外部市场等。所以在20世界末期，出现了和华西村这样高速发展的集体经济农村。
随着对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要努力在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学者涉足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中，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提高经济学的知识，弥补专业研究薄弱环节。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取得也将继续取得更好的进展。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5
【关键词】双重计量；财务会计；必然性
双重计量的发展为我国财务会计提供了更多的便捷，使财务会计行为更加透明，促进了财务会计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发挥了其主导的作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双重计量成为了财务会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财务会计的发展和进步。
一、双重计量的内涵分析
所谓双重计量，就是指在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双重计量方式的作用下，共同组成的一种计量模式，这两种计量在内在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这两种计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方的不足和劣势，促进了财务会计核算的精确性和精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务会计中凸显双重计量是必然的。（1）历史成本计量。所谓历史成本计量就是指为企业保持一种原始状态的计量模式，通过历史成本计量使得企业内部或者企业其他财务行为在条件不变或者自身不需要变动的情况下，来突出其稳定性和原始性。历史成本计量的优点就在于这种稳定性和真实性。在历史成本计量的作用下可以突出的展示出企业的原始状态和原始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具真实性的，企业在作出其他决策的时候，可以依据历史成本计量来获取更多真实信息，使信息的含量更加的精准。但是，历史成本计量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历史成本计量所突出的就是一个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其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没有在会计计量和核算中体现发展性和动态，过于死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企业也必然会面临着一定的挑战，需要一种较为灵活的，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自身发展的计量模式，从而为企业决策作出正确的财务会计导向，在这一点上，历史成本计量无法满足企业的客观需求。（2）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是对会计计量的一种突破，是对传统会计计量模式的一种创新利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务会计中的计量模式需要具备一定的综合性特征，公允价值计量就在传统会计计量的基础上，结合一定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理论的深化和改革，从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在计量的过程中突出了公允价值的重要性，是企业对未来有一个预期，促进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预测性。公允价值计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动态的计量，是发展的计量，在这一点上，公允价值计量很好的补充了历史成本计量的劣势。但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其受不确定性风险影响较大，很多因素会影响到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弊端。
二、双重计量在财务会计中的必然性分析
（1）双重计量提现了财务会计的全面性。财务会计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和静态相结合的行为，财务会计行为继续要有稳定的数据，也需要随着财务行为的发展和资金的流动而与时俱进的变化。双重计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财务会计的全面性。双重计量模式中的历史成本计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能更好的反应财务会计的原始性和传统型模式。从整体来看，双重计量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和历史成本计量是对财务跨级全面性和综合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因此，双重计量是财务会计中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在财务会计中具有必然性。（2）双重计量满足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可要性和先惯性特点，这是基于财务会计的本质而言的，在财务会计的核算过程中，其需要具有一定真实的数据来源，同时针对财务会计核算信息的发展情况而进行综合性的核算，最终体现真实的、准确的财务信息。那么，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新和相关性仅仅依靠某一种会计核算方式是难以满足的，需要双重计量的支持。历史成本计量能为财务会计提供可靠的信息，是财务会计行为展现可靠性的特点。而公允价值计量则使财务信息更加具有相关性，使财务会计行为呈现一种发展的模式。因此，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需要双重计量，这足以证明双重计量是财务会计的必然选择。（3）双重计量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就必须要针对市场经济的特点来进行财务会计的改革和发展，双重计量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财务会计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性特点，通过双重计量为财务会计和市场经济之间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了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务会计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财务会计的发展角度来说，双重计量都将是财务会计的必然选择，双重会计在财务计量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6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了这样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的发展呈现出三种状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在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迈进。
人的自由发展状况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特定历史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状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的特定形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的特定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像我国这样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与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反思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激发人民群?创造积极性方面的弊端，借鉴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激发社会活力方面的优势，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最后实行的。“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能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为人的自由的发展提供了这一根本条件。但是，社会制度的变迁是漫长的，人的自由的发展亦是如此。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定的、未完成的社会历史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经济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只能是相对的、未完成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这一经济制度下，人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未完成的自由，是一个受一定社会制度制约的相对的自由，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特定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内涵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内涵这样理解：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历史基础，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律性认识为依据对人的发展状况所获得的相对性认识。
事物特征的彰显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本质内涵的认识基础之上，同样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特征亦是由其内涵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特征
历史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进行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由也就表现出了受人类认识所局限的历史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化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制度也趋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状况也逐渐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逼近。一切都在发展之中，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阶段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都是历史性存在，都具有历史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亦是如此。
相对性。自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的一种文明形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发展阶段在时间上的历史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阶段的文明在意义上具有相对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3]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状况的科学预见。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的普遍交往水平不高，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普遍交往程度广泛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性。
终极性。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发展也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也具有终极指向性。首先，这种终极指向性是由自由的动态发展性决定的，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伴随着的是人类的自由不断向前发展，这种持续不断发展必然无限趋近一定方向。其次，这种终极指向性，也体现了人类对自由这一价值目标追求的无限性。人类对价值的追求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诉求，可以说，人类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价值的最大实现正体现了价值的终极指向性。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作为一种价值，也是必然具有这种终极指向性。最后，这种终极指向性源于人的现实发展状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矛盾，矛盾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亦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矛盾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当中，人的自由的发展也是在矛盾的不断解决过程中被推进，因此，人类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追求也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追求也赋予了人的自由的发展的终极指向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的相对性与?^对性的辩证发展关系，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发展归宿。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的科学预见，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现实基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前一个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基础，与之相对应，在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中，人的自由的发展也是以前一阶段的发展上升到更高级的阶段，无限地趋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发展的归宿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思想认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不自由的困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下。人们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被迫工作，相互竞争，致使人们没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从事有助于发展自己才能的工作，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一切关系被推翻，人类就获得了解放，人类也将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形成的现实可能性的深刻结论，它寄托了人类的不懈追求与美好理想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4]。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特殊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精神逐渐丰富，其必然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发展的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是各个方面作用力的使然，因此，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必须从多方面协力推进。首先，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在社会中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激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建设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其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双重作用，我们要适时变革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在国家层面，就是要改革限制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消除制度弊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优势。最后，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并且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成千上万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构成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它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是什么?答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主线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布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支配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非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非凡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以来中心的许多重要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重要的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画龙点睛”，点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经过3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这一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主要特点有:
1、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方面，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权清楚、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治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结合，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8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内容摘要:中国模式应当是洞察中国经济社会通向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复杂的现实体系的一种宏观逻辑框架。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尽管在现实上塑造的只是中国模式的雏形,但已经提供了对其作出一种必要高度的逻辑提炼和概括的历史和认识条件。尽管中国模式恢弘复杂、众说纷纭,但其根本或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上应达成共识。关键词:中国模式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统一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二、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史篇9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context-specific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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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发展史篇10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