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1
一、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工作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具有争论性的话题，国内外广大学者对其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概况、特点、重要性及存在的普遍问题展开分析。
（一）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工作概况
农村公共危机，从广义上来讲，是特指一系列在农村地区发生的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危害农村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和正常活动的社会现象。农村公共危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的冲击力很大，破坏力也很强，正因为如此，农村公共危机需要专门的部门或者工作与之对应。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则是指在针对农村公共危机而设定的一项预防、应对以及处理的公共管理事业。
（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由于农村地区特殊的交通环境、自然差异而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独特的特点。首先，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之所以会成为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社会以及各级政府的关注，是由于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的公共服务不足、公共生产下降等相悖。其次，农村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巨大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面对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公共性、威胁性、非政治性、复杂性、危害性等特征的农村公共危机的发生时，管理者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好这些突发的农村公共危机事件，从而很容易给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消极的影响，严重者甚至引发社会骚动或者动乱。
（三）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在农村公共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农村安全的晴雨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该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好坏。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四）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性，相比起城镇公共危机管理来说，其差异性很大，这也就造成在农村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在生活上，体现为农村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不能得到足够的满足，在休闲上，体现为人民群众的娱乐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思想文化上，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上的重要问题。同时，由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一直以来没有得到人民、社会乃至政府的足够重视，这也就直接导致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工作等都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一系列的工作的展开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也就造成了在面对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的传播等一些重要的问题时，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应对措施、工作的及时展开效率相对有限，这也主要体现在人才的匮乏上面。
二、人才的引入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的时代，人才对任何一项工作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村公关危机管理这样一项对人才有着较高要求的公共事业，人才的引入对其的重要影响力就不言而喻了。
（一）高水平人才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扮演的角色
高水平人才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首先，高水平的人才在这项公共管理工作中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当在该农村地区发生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时，高水平人才就能够体现出其重要的影响力。他们能根据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特点、影响力做出判断，对其做出针对性的工作安排，并果断的将其执行下去，力求使得突然出现的公共危机扼杀在摇篮里。其次，高水平的人才能够在这项公共管理工作中扮演预防者的角色，他们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工作经验，结合所在农村地区特定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生活需求，充分的了解掌握当地的公共活动、人们的思想动态，将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料想到，并妥善的预防之。最后，高水平的人才能够在这项公共管理工作中扮演着先锋者的角色，当有如地震、传播疾病等公共危机出现时，他们不但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安排，还能够发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的精神，工作在第一线，给大家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正能量，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关爱和照顾。
（二）如何做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人才的引入工作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2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政府中心论；多元主体论；社会动员；法制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2.5；D6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064－05
“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这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强烈的危机意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危机管理对我们而言却是一门新学科。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危机管理被引人中国，但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公共危机管理少有人涉及。直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公共危机管理才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在我国，2003年“非典”危机后，公共危机管理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引发第一次研究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共危机管理进入第二次研究高潮。目前，公共危机管理定义众多，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指在法制保障下，政府、社会以及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多部门、全方位的公共危机动态管理过程。学者们从危机管理中的政府管理、社会动员、法制保障等方面对之进行了研究。
一、公共危机中的政府管理
对于公共危机中的政府管理，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政府中心论”阶段与“多元主体论”阶段。
(一)政府中心论
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管理危机事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同时，政府拥有“强势”权力和资源，因此，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唯一主体，即政府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被置于被动的配合与执行地位。以此为出发点，学者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政府公共形象、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评估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 应急管理体系
学者普遍认为，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中心，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应急管理体系。薛澜、钟开斌认为，不同类型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导致危机状态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产生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都有很大差异，从而使得政府应对的措施和手段也有所不同。因此，二人系统地讨论了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制度的思路，以期为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提供基础性的背景框架。祝小宁、袁何俊认为，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是政府应急管理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因此，二人深入分析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中的“信息缺失”问题，结合网格化管理的优势，提出了构建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构建的思路。王德迅、薛澜等分别以介绍日本、美国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为例，提出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议。寻寰中、王德提出了构筑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后勤保障体系的指导思想、目标与任务。朱正威、吴霞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危机管理的起点和基本手段。因此，二人借鉴西方业已成熟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对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应对框架与程式进行了探讨。高小平认为，“一案三制”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框架；其中，预案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龙头，是“一案三制”的起点；应急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应急指挥机构、社会动员体系、领导责任制度、专业救援队伍和专家咨询队伍等组成部分；应急管理机制是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后有效运转的机理性制度；法制是基础和归宿，应急管理法制的确立，表明我国应急管理框架的形成。
2 危机管理能力评估体系
可以说，应急体系的建立为应急状态下的政府危机管理，赋予了“无限”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必须引入管理评估体系，从对决策主体、决策程序、决策效果等维度的绩效评估来引导危机管理决策，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使政府对危机管理决策结果负责，减少失策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些学者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进行了探索。周庆行、唐峰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公共危机决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刘传铭、王玲应用平衡计分卡构建了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用aHp多层次模糊评测法研究建立了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绩效评估模型。许皓、杨宗龙应用模糊决策的有关理论构建了危机管理能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3 政府公共关系
建立应急体系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评估体系是对应急体系的有效制约，而政府公共关系的建立，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则是政府危机管理有效运行的保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公关策略，为政府塑造良好形象。
徐刚、黄训美认为，以公关手段调节社会传闻，塑造政府形象，通过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获得民众支持，将减少政府危机管理的“交易成本”。邹东升认为，建立体制完备、高效运行的社会统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机制，及时、有效、平稳地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固然重要，但打造应对公共危机的现代政府新形象――人本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学习型政府，则更为重要、更为本质。刘湃从政府危机管理的诱因出发，探讨了政府形象塑造的五个角度：人本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斯亚平将博弈论引入危机管理，从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针对面临公共危机的相关个人、组织等不同利益群体所采取的姿态、行为着手，研究讨论政府破解“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的应对策略。丁猛猛、董文升从政府危机公关意识、信息公开新闻制度，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互动等几方面探讨了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塑造的路径选择。
(二)多元主体论
持政府中心论的学者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寄予了无限期望，但是，事实上我们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对此却明显准备不足，不能有效应对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事故多发的态势。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政府组织自身在信息处理、条块分割、危机意识等方面的缺陷，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危机决策主体已经成为危机管理的掣肘，而且很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自身所作出的日常决策。于是，他们提出了“多元主体论”观点(公共治理模式)，即将“治理”观念引入公共危机决策，认为政府组织已不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它必须――事实上也不得不――吸纳其他众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并共同应对危机，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协作而形成多元组织、多重层次和多种行为主体共存共荣的格局。为此，学者进行了各种尝试，如张成福认为，现代危机事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解决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项资源、模式和策略。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是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胡百精将契约理念引入危机管理研究，主张以契约修复为主线，建立基于组织整体战略框架下的危机管理体系。刘霞、向良云提出“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即指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内部各个部分以及非赢利组织、公民、企业、国际组织等多元的决策主体，运用现代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形成一个彼此依赖、共享权力的动态的自组织网络系统。张立荣、冷向明将“协同学”原理引入危机管理，提出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张，即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公民个人，通过自觉的组织活动，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公共危机管理系统中各种相互之间元规则、无秩序的要素在一个行为目标和规范相对统一的网络结构中有机地组合起来，使系统中的各种要素由无序状态转变为具有一定规则和秩序的、相互协同的自组织状态，针对潜在的或者显现的危机，协同实施系列性的控制活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
在多元主体论者中，由于对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认识差异，多元主体论又演化为两派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主体多元，但其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其他主体处于配合或从属的地位。曹现强、赵宁从权力一责任划分的角度对危机管理中的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建构危机管理机制的关键就在于建构危机状态下以政府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权责机制。黄金兰提出构建“四棱锥”型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该机制中政府将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在棱锥型中处于顶点的位置，而相关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社会公众将作为管理危机的参与者，在棱锥型中处于四个侧面的位置，最后以公共危机作为棱锥的底面，从而构建一个四棱锥型的、多方参与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以共同作用于公共危机。这派观点在形式上虽然赞同主体多元，但实质是“政府中心论”的一种变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开放、平等的互动与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对话、协商、伙伴关系、确认共同目标等方式形成集体行动而实施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向良云认为，在平时的常态管理过程中，我们需要赋予各个地方政府、各个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应对单元以相应的自主行动权和资源，使其都有权对出现的问题与外部环境进行协调以迅速解决之；在战时，则需要强调政府和国家的强势，实现社会权力向政府组织、尤其向政府组织中危机治理核心机构的集中。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动员
“动员”最初是军事用语，现在被广泛运用于非军事领域。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动员”二般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宣传、号召、发动和组织工作。动员有社会动员、政治动员之分。社会动员是指在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凭借自治自律的特点，配合行政动员、政治动员，处理一些他们无法处理的一些事务，从而达到危机管理的最、佳状态的一种动员方式。社会动员包括社会公众的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动员。
在社会动员的研究上，许多学者对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意义、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并且提出了很多值得尝试的建议。蔡志强分析了社会参与的内涵与特点以及社会参与机制运行的价值基础，指出我国应当通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来推动公众参与度。赵成根介绍了现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参与机制，这对我国的公众参与具有借鉴意义。李常能从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四种形式入手，提出了政府引导公民参与的相关建议。唐俭从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障碍分析入手，提出了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郝琴从担升公民参与意识入手，指出塑造发达的公民应急文化是促进公民有效参与管理的努力方向。史培军等人倡导推进政府救助和社区自救助相结合的模式，重视社区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减灾社团，推进减灾地方消费和社区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敖带芽指出，社会中介组织在应急信息管理、应急反应、危机信息披露和恢复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善用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可以弥补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不足。张改清、林冲等人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特性，从管理主体、社会层面、制度建设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使其充分发挥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的具体措施。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动员进行了精细化研究。2005年11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edata－prover在线调查联合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调查项目组对城市网络居民的危机意识进行了调查，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协助政府增强公民的危机意识，提高危机防范、应对能力。褚松燕对公民参与的实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公民有序参与的实质乃制度性反思，即在增强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孙多勇利用前景理论建立突发事件下信息对个体心理预期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突发事件下个体的心理预期与行为变化，这对公共部门危机沟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维平等人认为，通过教育，培养我国危机管理的民众技能刻不容缓。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制保障
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保障上，学者研究的焦点有二：―是公共危机管理必须纳入法制轨道，以法律界定危机管理各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的界限，以法律规范和制约权力的运行；二是紧急权力法制化，即紧急权力在受法律保障的同时，也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避免出现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一)危机管理法治化
学者普遍认为，危机应对分为“非法治模式”与“法治模式”。两种模式表现为政治动员与行政应急法治两个方面。政治动员在目前我国现阶段政治和法律的现状下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但是，行政应急法治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危机管理体系的协调高效运作，必须以法律为保障，危机管理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对于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学者目前普遍形成共识，必须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统一立法工作，即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法律制度。目前，在危机管理领域，我国已有立法，如《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和政府职能部门处理危机的法规、规章以及应急预案。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针对性强，行业特点突出，但缺乏对危机共同规律的总结，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性。特别是各职能部门针对单一的事件提出的应对措施，在法律位阶上的地位低于法律，约束效力级别低，缺乏对连带发生事件的应对处理，还不足以担当建立现代危机管理制度的完整功能。因此，学者们普遍赞同加强危机管理的统一立法工作。莫纪宏、吕景胜结合国外法治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提出要统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代替目前分散立法的状况。郭晓来、宋超、曹现强等认为，我国缺乏公共危机管理基本法律的统一规范，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一部统一的《公共危机管理法》，作为各种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法。戚建刚从我国危机处置法存在的“重特别的危机立法、轻统一的危机立法、重实体、轻程序，重分散型的应急机制、轻整合型的应急机制，重封闭性的应急机制、轻开放性的应急机制”等缺陷出发，提出我国危机处置法的目标模式、法体模式和制度模式。在上述赞成统一立法的观点中，又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主张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立法》，男一派主张制定《公共危机管理法》。虽然，随着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两派观点也烟消云散，但这两派观点产生的本身，则说明我国有些学者对于公共危机的概念、特点等基本理论的研究还不深入。
(二)紧急权力法制化
在公共危机管理的背景下，紧急权力的法制化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法学界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危机之下法律沉默”的观念与通过将紧急权力法制化的方式来应对危机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一些学者认为，在紧急状态下，赋予政府以行政紧急权力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在危机状态下，也要限制政府府。否则，可能会诱发新的社会危机，并对国家法制进程造成长久的伤害。郭春明、邓征、莫纪宏认为，应当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的不必要的侵犯。戚建刚分别介绍了东欧6国和美国罗斯特的独裁理论，认为二者在紧急权力宪法化，防止独裁权力滥用上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具有启示意义。除此以外，梁木生、胡俊从政府危机管理适度应对的前提、约束条件、目标函数以及检验条件等出发，构建了危机管理适度应对模型。
四、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述评
我国学者从公共危机的政府管理研究、社会动员和法制保障三方面对公共危机管理进行了研究，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着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一是在公共危机的政府管理研究上，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对于应急管理体系各部分，如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等内容的具体研究很少，与此相应：在管理能力评估体系上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应当说，在政府管理研究上，从政府中心论到多元主体论，学者对政府管理的研究思路是清晰而全面的，但是，与之相对应，学者对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尤其是政府在引导市场机制进入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的研究则在÷定程度上存在缺失，有待加强。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3
关键词：公共舆论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危机管理
一、引言
2003年的“非典”事件的突然爆发，给全国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和冲击。我国高等院校作为人员聚集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公共组织，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很多高校由于没有面对这类巨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缺乏解决和应对这种巨大事件的危机管理能力，造成了很多工作的失误和损失。“非典”过后，不仅是我国政府还是高等院校都开始了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分析，并通过十几年的探索和研究总结出了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反思等一套处理机制。同时伴随着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的逐年扩招和新世纪网络科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的传播速度日新月异，对于高等院校这种牵动千家万户备受国家社会关注的公共组织，受到网络的关注度更高，一些较为平凡和日常的公共事件都能被网络无限扩大，其中那是影响较大的突发公共事件更是会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就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应对突发公共舆论事件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从最近几年的时间解决和应对策略来分析，现在我国高校的这种危机管理能力显然还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本文就旨在分析我国高等院校应对突发公共舆论事件的实现危机管理能力和理想要求间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提供一些建议和对策，以期对高校的学生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一点建设性的作用。
二、基本概念的科学界定
2、1危机和危机管理
“危机”是一个生活常用词，意思主要是指令人感到危险的时刻；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一种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从学术角度理解应该更加具体，且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世界著名危机管理大师罗伯特.希斯在其代表作《危机管理》中的定义是：“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中国学者许文惠、张成福在其代表作《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中认为危机是一种改变或破坏系统平衡状态的现象，也可以视为系统的失衡状态。危机的本质就是不一致、矛盾和冲突而导致的一种紧张状态。
关于危机管理，罗伯特.希斯认为危机管理包括对危机之前、之中、之后的管理。危机之前要转移或消减危机的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危机初始管理的地位；危机之中要改进对危机冲击的反应管理；危机之后要完善修复管理，迅速有效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害。中国学者的观点引用我国学者张成福的定义：“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采取一系列的控制措施，以期有效的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
2、2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公共舆论事件
2007年11月国家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公共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危害性等性质。而突发公共舆论事件则更为特殊和严重，特指那些对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
三、高校突发公共舆论事件危机管理能力的现状分析
3.1高校突发公共事件不断上升，社会关注度逐渐增加，甚至成为社会舆论热点
借助于网络的放大作用，高校的突发公共事件已经不再仅是学校内部的事情，更是社会重点关注的焦点地区。考察近几年我国高校发生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我们会明显发现一时一地发生的一件偶发事件很快就会演变成为一个社会新闻，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新闻记者、政府官员、社区民众、外埠公众等都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远非以前堪比。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有：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果习练“”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北大博导王铭铭剽窃事件、河北大学李启铭醉驾撞人逃逸案、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北航招生黑幕事件、厦门大学历史系吴春明教授学生案等。
3.2高校突发事件种类繁多，危机管理能力严重缺乏
我国高校突发公共舆论事件类型多样，大致可分社会政治类事件、学术和管理类事件、校园治安类事件、安全事故类事件、自然灾害类事件等几种类型。由于长久以来高校危机管理意识的缺乏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事后处理惯性，加上高校危机管理专属职能部门的长期空缺和危机事件新闻中心负责制长久未落实，我国高校关于重大的突发公共舆论事件重视还不够，对于有关案例也缺乏反思和总结，导致重大的突发公共舆论事件来临时手忙脚乱，危机管理能力匮乏。
四、解决高校突发公共舆论事件危机管理能力不足的对策
对于突发公共舆论事件，高校危机管理能力不足将会给学校带来声誉受损、生源减少、人才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高校的危机管理意识，培养危机管理能力将是下一阶段我国高校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首先，高度重视，科学决策。面对突发公共舆论事件，高校领导层应当高度重视，充分协商，科学决策。其次，事前预防为主，事中应对为辅，注重事后总结。事前的预防是减少各类事件突然发生的基础，再也不能走“先发生，后处理”的老路。最后，建立危机管理专属职能部门，落实危机事件新闻中心责任制。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4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共危机
前言
在我国近年来发生了各种危机事件，如西南地区干旱，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等，这些都表明了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频发的时期。如何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应对公共危机问题上，政府在宏观调控、资金资助以及协调组织方而虽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目前提倡共治以及社会格局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及时意识到，单凭政府自身的力量无法快速、高效地解决。公共危机的管理和应对，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层面。民间团体，即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实体，必将能有效地聚集国际和国内，政府和民间的资源，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公共危机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内涵与特征
1 公共危机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公共危机是一种突然发生的紧急事件或者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指因不可抗拒力或突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引发的、给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
公共危机治理是指危机发生时，政府、非政府组织等通过预测、识别、可能遭受的危机，采取防备措施，使危机的不利影响最小化的过程。在危机产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做到预防、控制和化解危机。公共危机管理重点在预防。当发现有潜在的危机时，就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在萌芽阶段，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危害公共安全。当危机发生后，要采取有效的化解方法，把损害降低到最低水平。
2 非政府组织的内容与特点
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止式组织形式，具有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的非政府系统社会组织。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区别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和主要衡量标准。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数量上呈现出来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非政府组织只有44个，60年代也没超过100个；但是，到了1989年，我国非政府组织剧增到1600多个；在1997年，更达到1848个。根据2006年民政部的民政失业发展统计报告，我国民间组织总量达到35，4万个。
在最近十多年中，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越来越极致地发挥重要的作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晚，李连杰壹基金立即开展了筹款活动；南京爱德基金会也马上在受灾地成立了救灾办公室，开展拨款和采购救灾物资等行动。在玉树地震中，灾后第三天，香港非政府组织陆续向灾民运送救援物资，拨款援助当地灾民，紧急调配物资和人员前往灾区，协助灾民度过困境。中央为了有效配合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开通了接收捐款服务热线。这都说明了我国在这方面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克服了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的明显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体制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某些方面寻找到了发展的道路，但还是有许多现实困境需要去面对。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困境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发展有限、能力有限等问题，导致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许多问题，面临一些困境。
①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价值有待重视。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公共危机管理的传统治理模式总，都是由国家对非政府组织单向控制，属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非政府组织作为政策实施对象，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的安排，缺少自身能动行为，阻碍其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工作。
②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足，公众基础薄弱。由于我国以往实行计划经济发展，公众对非政府组织意识不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
③非政府组织法律体系不健全。相关的立法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一些问题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去解决。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权利和途径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形式加以去定，使其在面对公共危机管理问题上，不至于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安排。另外，因为非政府组织本身具有的非营利性、公共性等特征，而法律体系不健全问题，客观上给一些非政府组织留下法律漏洞，一些组织铤而走险，违规活动。
④非政府组织的能力薄弱。虽然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上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也同样存在一些组织自身生存能力和治理危机能力不强的问题。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长期依附于政府，对自身的组织管理缺少研究，导致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内部水平低下，组织机构松散，人员缺乏凝聚力，工作效率低下，财务混乱等问题。在人力资源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在物质方面也缺少保障。
四、提高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能力的几点建议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具有良好生存发展能力和专业治理危机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①加强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力度，让人民能够全面地了解其存在意义、管理模式、运作机制。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是基于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基于人们的仁慈心和同情心。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培养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志愿精神尤其重要。
②应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比较松散，内部管理了，外部监督都还比较缺乏，就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和引导非政府组织合理地发展，避免出现违法行为。
③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应对危机机制建设，加强自身能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是对自身能力的重要检验，在危机中，平时隐藏的危机就会暴露出来，给社会公共的利益带来负效应。我们应当克服这些负面效果，深化治理危机能力。
第一，非政府组织建立内部管理危机机制。按照国家的宏观控制方向，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指引，开展微观层面的具体工作，形成各个组织的危机管理可操作规范。例如，建立工作流程、奖惩规定等。只有加强自己内部建设，提高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才能在实践中从容面对危机，减少差错，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非政府组织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治理能力。只有具备较强的专业性技能，才能有效应对危机。提高队伍的素质是提高非政府组织专业治理危机能力的关键。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地位不高，加上经费短缺等条件制约，导致其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除了要解决优秀人才缺乏的问题之外，还需要有完善的奖励机制，提高组织人员队伍的积极性，并确保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
五、结语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5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共危机管理作用对策思路
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的优势，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有其显著特点，在历次公共危机中，非政府组织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身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仍存在诸多不足，这大大影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需要政府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深入推进法制建设、加快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公共危机则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是指由于内部或外部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共同利益和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境况和紧张状态。如飞机失事、海啸、恐怖活动、地震、恶性疾病流行等，其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可控制性、重大性和广泛性。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我国目前的公共危机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灾害；第二类，是事故灾害，主要是指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这种事故；第三类，是社会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第四类，是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非政府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目前，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的，泛指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随着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05年的伦敦连环爆炸袭击中，英国红十字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派出急救志愿者和救护车，协助政府做好现场应急救护工作。爆炸后，社区安全基金参与负责伦敦各社区安全，各种援助中心也开始全天候运转，皇家志愿服务等机构也纷纷向受害者及其亲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尽管事态严重，英国政府仍然处变不惊，这跟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政府组织几乎不存在。在应对危机中，我国政府承担了各种繁琐的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而各种社会组织只是在政府组织下才被动地运转起来，与国外公共危机发生后各类非政府组织迅速到位并立即开展相应工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优势
1.贴近民众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性组织，更多的彰显出的是公益性和社会性。它的组成人员来自基层社区，能更好地表达人民的各种诉求，从而为政府和民众构架起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危机发生时，非政府组织的本质决定了它能够迅速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民间力量，筹集一切可以利用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源投入到应对公共危机中去，同时其志愿性特征也可以迅速吸收大批量的志愿者参与到整个危机管理中，做好群众疏导和保障工作，弥补政府在人力资源上的不足。
2.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
在公共危机发生后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在公共事务处理中更多的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必然有一小部分没有利益表达渠道的弱势群体，其利益可能会被政府所忽略。而很多非政府组织则以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作为其服务对象，维护了社会公平的同时也更好的促进了社会福利。
3.专业性优势帮助发现危机并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救助
非政府其组织成员虽来自基层，但也决定了其可以也能够吸纳各行各业人才的优势，因此往往可以先于政府发现工作需求的信息，发现社会动态，了解民意动向。他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基于自身知识开展的救援行动，也能帮助政府更好地开展公共危机管理工作。以汶川地震为例，陈光标先生率领中国首支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救灾行动。
4.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灵活性优势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种非常规下的突发性事件。危机发生时，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民众心理处于恐慌期。而对于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组织由于其自身的科层体制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等使得他们反应出现滞后，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现状
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美国的“9・11”事件以及美加大停电等诸多国外公共危机管理事件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身影，他们依据自身不同的特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除政府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国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历SaRS、禽流感、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尽管国内非政府组织都参与了公共危机管理工作，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府忙碌的身影，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热情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非政府组织无法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呢？
1.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偏少的状态。数据表明，每万人拥有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美国52个，巴西13个，而我国只有2.4个。现代公共危机具有发生频率高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等特点，数量上的不足必然导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政府从始至终“独自挑大梁”的局面很难改变。
2.制度的不完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设置了门槛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实行双重管理原则。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成立，不仅要得到中央和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还必须找到一个与自身业务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就如同一把双刃剑，虽然加强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但也为很多非政府组织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大批活跃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很难参与到公共危机管理中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3.资源的缺失使非政府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度
非政府组织其非营利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对政府有着加强的依赖性，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基金来源也大多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甚至其本身就是政府部门转化而来的。因此，很难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独立性的缺失导致非政府组织带有较强的官僚化和商业化，甚者背离非营利的宗旨，开展商业活动谋取利益，这些都使社会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产生了质疑。
4.活动资金的缺乏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富裕的人，但民众对于富裕之后如何回馈社会的意识显然还没有明显提高。所以，国内大部分非政府组织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募集到的资金远远达不到其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工作所需要的资金。
四、发挥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的对策思路
现代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公共危机管理必然是一个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共同发挥各自作用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
第一，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扶持。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身上的压力和负担，是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帮手。所以，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职能，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政府应在政策上，尤其在税收上，应给予非政府组织大力的扶持和帮助。通过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愿奉献精神，积极实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例如，国内比较知名的“壹基金”，正是由于依托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才能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发展起来，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同时也让社会大众从最初认识到慢慢熟知再到后来主动参加其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壹基金”社会公信度的提高，帮助其在几次国内公共危机事件中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第二，推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法律的支持是一个组织有效开展活动的重要前提。政府应但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定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地位，并制定规范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行为方式、活动范围和监管方式等，准确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关系，规范两者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程序和办法，及时化解两者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矛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解除非政府组织的后顾之忧。
第三，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的公共危机管理水平，其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组织自筹资金能力。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广泛吸纳社会捐赠，保证有足够的运作资金。
（2）努力吸引各方面专业人才，为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做好人才储备。
（3）建立完善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非政府组织应当在日常管理中建立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包括组织内部管理流程、公共危机发生后的工作流程以及人员招募的规章制度和监督体制等。
参考文献：
[1]张晓军，齐海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25（1）：35.
[2]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3]王名，贡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管理世界，2002，（8）：32.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6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工作的缺陷也不断突显出来，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出现。对于危机处理，政府处于核心地位，而信息公开，在政府公共危机处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当前信息公开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公开不及时、不全面、不真实等导致公众无法准确了解危机情况，从而导致危机发展更加严重。因此，可以通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意识、扩宽信息公开渠道、完善信息管理机构等方法来改善政府信息公开。
关键词：
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政府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2003601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特殊期，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社会问题也不断凸显，从非典危机到禽流感危机，从新疆七五事件到昆明三五事件，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公共危机事件日益成为影响人们正常工作、生活、学习以及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的阻碍。
在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能够左右危机处理的态势和进程，但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政府开展危机管理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即信息公开。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政府想要完全封锁信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与其让民众在猜测中陷入恐慌扰乱社会秩序，倒不如主动公开信息，发动群众的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只有准确、及时的做好信息公开，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工作。
1966年，美国颁布《信息自由法》，开始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我国也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公开条例，这说明，我国开始真正重视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开始向公开的服务型政府迈进。因此，我们应更加深入探究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问题，寻求解决措施，进而努力完善它。
1公共危机的概念和特点
1.1公共危机的概念
公共危机是由于各类天灾频发、社会运作的机制失灵等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生活、危害社会安全、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甚至可能损害政府形象、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危机事件。公共危机因为涉及公共利益而引发公众普遍关注，甚至成为这个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1.2公共危机的特点
突然性。公共危机大都是不可预见的，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危机的发生，因此危机的到来总是会让民众感到措手不及。
危害性。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是危害性。它会破坏政府公共目标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会危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确定性。公共危机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往往一个公共危机出现后，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处理危机的难度。
双重性。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两重性。如果处理不得当，则会造成群众、政府的巨大损失；反之，恰当处理既能维护群众利益，又能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有利于建立服务型政府。
2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现状
目前，我国处于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高发期。政府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的不同表现，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2002年11月16日广州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但是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也没有向公众这一消息。2003年“非典”疫情迅速蔓延，4月，全国各地全面爆发了“非典”疫情，遭受SaRS疫情感染的人数达五千多人。“非典”危机发生后，政府选择隐瞒各地疫情而不是将危机信息公开透明的传递给公众，导致各媒体炒作疫情，加大了公众对疫情的恐慌并盲目抢购预防药品及生活用品。直到疫情全面爆发后，才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疫情，并通过媒体将信息客观、真实的公开给公众，重新夺得舆论主导权。
2.1公开缺乏主动性
自2008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信息公开就成为了政府的法定义务，但是部分政府官员依然按照传统的老观念、老思想，不愿意向民众公开政府的各项信息，他们认为群众不知道或少知道就可以达到稳定局面。他们担心一旦信息及时，他们就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们的行动也会被群众时刻关注，一旦做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总之，无论出于何种担心和借口，部分政府部门和官员都会对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时机进行慎重考虑，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公开缺乏时效性
政府对信息的公开，尤其是对重大危机事件的公开不及时，一直以来都是行政系统的重大问题。有的部门认为只要认真处理危机事件，信息什么时候公开都无所谓，倘若一旦信息及时公开，之后再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会更难处理，因此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再公开会比较稳妥。但是，危机发生之后，一点点的时间差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后果。危机初始阶段不及时信息，就会在瞬间错过掌握舆论主动、稳定民众情绪的最佳时机。
2.3公开缺乏客观性
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媒体对于政府的报道多以正面宣传功绩、表扬政绩为主，而一些负面新闻则很可能会被禁止报道，即使报道出来，也是轻事实而重精神，主要集中于报道责任人多么参与、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群众多么感谢政府等。对于危机可能产生的严重完整，不仅是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更可能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3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策略
3.1提倡民众积极参与危机管理
在危机事件应对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倡导公众积极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配合地方政府共同开展危机管理工作，才能更高效率的处置危机事件带来的损害。通过与民众代表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通过网络聊天室与有条件上网的公民进行深入交流以及通过市民热线电话等深入了解公民的参与需求，并引导其有序参与到危机管理中。
3.2完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机构
公共危机管理机构是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政府学习国外经验要建立统一的危机信息机构，由类似美国日本专门机构处理危机发生时的信息工作。在危机发生之后，专门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要在第一时间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汇总危机实情、决策机构的应急处理措施以及及时向社会公众信息等。
3.3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公开作用
公共部门在危机发生之后，可以通过互联网强大的沟通、传播功能，对公共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并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在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
当发生危机时，政府网站要充分发挥其优势，抢占优先发言权，利用网站发表危机事件的发展，给民众一些防范策略等。并且号召大家来配合政府的工作。民众看到这些网站之后，了解了真实情况，也不会恐慌，不再相信谣言，非常有助于化解危机事件。
参考文献
[1]黄顺康.公共危机管理与危机法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480.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7
一、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公共危机则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是指由于内部或外部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共同利益和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境况和紧张状态。如飞机失事、海啸、恐怖活动、地震、恶性疾病流行等，其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可控制性、重大性和广泛性。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我国目前的公共危机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灾害;第二类，是事故灾害，主要是指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这种事故;第三类，是社会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第四类，是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非政府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目前，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的，泛指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随着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05年的伦敦连环爆炸袭击中，英国红十字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派出急救志愿者和救护车，协助政府做好现场应急救护工作。爆炸后，社区安全基金参与负责伦敦各社区安全，各种援助中心也开始全天候运转，皇家志愿服务等机构也纷纷向受害者及其亲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尽管事态严重，英国政府仍然处变不惊，这跟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政府组织几乎不存在。在应对危机中，我国政府承担了各种繁琐的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而各种社会组织只是在政府组织下才被动地运转起来，与国外公共危机发生后各类非政府组织迅速到位并立即开展相应工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优势
1．贴近民众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性组织，更多的彰显出的是公益性和社会性。它的组成人员来自基层社区，能更好地表达人民的各种诉求，从而为政府和民众构架起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危机发生时，非政府组织的本质决定了它能够迅速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民间力量，筹集一切可以利用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源投入到应对公共危机中去，同时其志愿性特征也可以迅速吸收大批量的志愿者参与到整个危机管理中，做好群众疏导和保障工作，弥补政府在人力资源上的不足。
2．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
在公共危机发生后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在公共事务处理中更多的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必然有一小部分没有利益表达渠道的弱势群体，其利益可能会被政府所忽略。而很多非政府组织则以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作为其服务对象，维护了社会公平的同时也更好的促进了社会福利。
3．专业性优势帮助发现危机并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救助
非政府其组织成员虽来自基层，但也决定了其可以也能够吸纳各行各业人才的优势，因此往往可以先于政府发现工作需求的信息，发现社会动态，了解民意动向。他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基于自身知识开展的救援行动，也能帮助政府更好地开展公共危机管理工作。以汶川地震为例，陈光标先生率领中国首支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救灾行动。
4．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灵活性优势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种非常规下的突发性事件。危机发生时，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民众心理处于恐慌期。而对于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组织由于其自身的科层体制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等使得他们反应出现滞后，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现状
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美国的“9·11”事件以及美加大停电等诸多国外公共危机管理事件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身影，他们依据自身不同的特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除政府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国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历SaRS、禽流感、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尽管国内非政府组织都参与了公共危机管理工作，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府忙碌的身影，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热情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非政府组织无法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呢?
1．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偏少的状态。数据表明，每万人拥有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美国52个，巴西13个，而我国只有2．4个。现代公共危机具有发生频率高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等特点，数量上的不足必然导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政府从始至终“独自挑大梁”的局面很难改变。
2．制度的不完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设置了门槛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实行双重管理原则。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成立，不仅要得到中央和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还必须找到一个与自身业务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就如同一把双刃剑，虽然加强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但也为很多非政府组织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大批活跃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很难参与到公共危机管理中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3．资源的缺失使非政府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度
非政府组织其非营利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对政府有着加强的依赖性，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基金来源也大多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甚至其本身就是政府部门转化而来的。因此，很难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独立性的缺失导致非政府组织带有较强的官僚化和商业化，甚者背离非营利的宗旨，开展商业活动谋取利益，这些都使社会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产生了质疑。
4．活动资金的缺乏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富裕的人，但民众对于富裕之后如何回馈社会的意识显然还没有明显提高。所以，国内大部分非政府组织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募集到的资金远远达不到其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工作所需要的资金。
四、发挥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的对策思路
现代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公共危机管理必然是一个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共同发挥各自作用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
第一，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扶持。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身上的压力和负担，是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帮手。所以，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职能，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政府应在政策上，尤其在税收上，应给予非政府组织大力的扶持和帮助。通过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愿奉献精神，积极实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例如，国内比较知名的“壹基金”，正是由于依托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才能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发展起来，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同时也让社会大众从最初认识到慢慢熟知再到后来主动参加其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壹基金”社会公信度的提高，帮助其在几次国内公共危机事件中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第二，推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法律的支持是一个组织有效开展活动的重要前提。政府应但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定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地位，并制定规范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行为方式、活动范围和监管方式等，准确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关系，规范两者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程序和办法，及时化解两者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矛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解除非政府组织的后顾之忧。
第三，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的公共危机管理水平，其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组织自筹资金能力。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广泛吸纳社会捐赠，保证有足够的运作资金。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8
大学公共危机事件，是指由于学校自身突发原因或受外界重大事件影响，突然爆发的能够防碍正常教育教学和管理秩序，影响师生的生活质量，威胁师生的生命安全或对学校声誉产生严重负面效应的事件，是对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
1.民族高校公共危机事件的特点
1）突发性。因为高校是人数非常集中的地方，危机发生时不容易被控制。这种突发事件比较难操纵，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起不好的结果。
2）快速传播性。因为高校也是各种信息比较密集的地方，同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有关高校的信息会第一时间流传在网上，引起不安。
3）结构不良性。高校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结构，其年龄在18-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容易冲动，是一个不好控制的群体，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都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危机。
4）影响长期性。高校的声誉或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危机爆发，高校有可能被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损害其声誉或形象，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恢复。
5）效应双刃性。危机代表着危机与机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所以如果高校的决策者抓住机会，很可能带来整个体制上的创新。[1]
6）主体复杂性。这是民族大学公共危机事件区别于普通大学公共危机事件的基本特点，民族大学的学生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其较为独特的人格特点和社会认知使得对一些事件的看法较为独特和敏感，管理者在处理公共事件时需要慎重考虑当下决策对学生身心的影响。
2民族高校在大学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特殊性
第一，少数民族高校学生对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敏感度明显高于普通学生，尤以来自民族聚居区域的学生为代表；
第二，少数本文由收集整理民族大学生相比于普通大学生存在更多的心理差异，有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分明显高于普通大学生常模，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可能比普通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第三，民族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普通矛盾极易被民族分裂分子、境内外邪恶势力所利用从而制造更大的政治危机。所以，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民族高校的大学公共危机事件管理机制已迫在眉睫。
3.民族高校公共危机事件管理机制
民族高校对于公共危机事件具备其独特的敏感性与特殊性，需要一套由正确的指导原则，可靠的操作规则和可信的保障措施构成的管理机制。
1.原则层面：
1）学校和各二级学院分别成立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小组，能确保在事件发生时有专人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有专门领导负责事件的处理。
2）应急预案要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分级管理、部门负责、统一指挥、快速反应的基本原则。做到正确应对、处置果断，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维护安全稳定的局面。
3）淡化公共危机事件的民族性，避免造成民族冲突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是作为民族高校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但也不能因为是民族高校就把所有公共危机事件都与民族扯上关系，反之要把事情合理处置，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公开，一切做到有据可依，经得起社会的监督和检验。
（2）操作层面
1）危机发生时，要依据应急措施以最快速度控制和处理危机，尽可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学校在控制危机时应更多关注受害者利益而不仅是学校的短期利益，善待被害者，尽量弥补损失，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维护学校形象。
2）保持事件处理过程的透明度，及时公布信息，避免产生消极社会舆论。高校应及时公布事件的真实情况、处理方案和处理进度，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认真地听取批评和建议。这样才有利于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和控制。
3）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要及时安抚、劝解因事件而受损的群体及个人，避免产生遗留问题。这种安抚和劝解不仅包括对受害者、冲突卷入者和旁观者的关照、救济、补偿、安抚、劝慰和稳定，还应包括处理机制度的调整和完善。能在以后处理同类事件时更加成熟。
（3）保障层面
建立完备的保障措施才能使管理机制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就高校自身而言，加强人力保障措施和宣传保障措施必不可少。
1）建立充足的基层人力保障资源
就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机构而言，辅导员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学生直接接触最多的工作人员，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群体可以把学生之间、生校之间摩擦降到最低，学生也最容易接受辅导员的安抚和劝解。所以在日常应加强辅导员公对共危机事件处理方面的培训，保障充足的人力资源。
2）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和谐校园氛围
宣传机制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对于正在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学生能明确自身主动完成的事项，为学校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具有民族大学特色的宣传教育如民族团结教育、文明礼仪教育及人格教育等。在创建大学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营造了和谐的校园氛围。
3）建立公共危机事件预警体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尽管有其突然性，但它的发生也是规律、有前兆的，构建科学高效的预警组织系统是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管理的重要组织保障。[3]长效的预警体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共危机的发生几率。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9
研究综述
公共危机是一个或连续多个突发性的、紧急性的、对社会造成巨大威胁和损害的灾难性事件，具有物质破坏力大、心理冲击性强、影响和波及范围广、重复或反复发作可能性大等特点。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在科学的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通过预防、预警、评估等环节防止和减少危机造成损害的过程。我国对事故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研究起步于余廉（1999）建立的企业预警管理理论体系。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相关研究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开始逐步走向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视和进展。计雷等（2006）从系统性建设方面为我国应急管理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小平（2008）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与发展》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系模式和管理特点。陈安（2008），孙蕾（2008）则从脆弱性角度对公共安全的衡量与应对进行了研究。左学金，晋胜国（2009）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式，在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方面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和实践总结。钱进，王友春(2010)主要从公共安全危机的管理体系、公共安全危机应急处置、公共安全危机恢复重建与治理评估、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舆论应对等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体系建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步发现公共危机事件之所以扩散为公共危机还存在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有组织缺陷、协调障碍、资源调配不足、舆论信息处理不当等。针对这些问题，唐晓东、王林（2005)就如何构建组织机构之间、组织机构内部的流程等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对构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提出具体设想，薛澜等（2003）认为，我国可确立一种纵向与横向机构相结合、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在统一的应急管理体系下，对分散的部门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把体制建设与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公私合作机制以及观念更新相结合，从而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政情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池洪（2009）提出政府在应急管理中应积极牵头，引导“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型应急反应机制的形成。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某一类型的突发事件如公共卫生、洪水、地震、山体滑坡、有毒气体泄漏、等的应急处理和灾后救援体制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国外学者有关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也可分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研究两大类。理论研究方面：RobertHeath(2003)构筑了危机管理的4R模型:减少、预备、反应、恢复。w.timothyCoombs(2004)指出危机管理涉及的四个基本因素为:预防、准备、绩效、学习。这些危机管理阶段界定的实质是把危机管理行为渗透到危机生命周期中，渗透到一个组织的日常运作中。从危机的生命周期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政府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由此构成一个全面的政府应急管理运作流程。从政府应急管理的参与主体来看，它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私营组织、民众以及国际资源，不同的参与主体发挥不同的功能，从而构成政府应急管理的网络平台。应用研究方面：Drabek(1999)认为应急管理能力体现在预警、撤退、公共安全和保护等方面。Jaques（2007）则提出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4个阶段(缓解、准备、响应、恢复)中的功能竞争与行为刺激方面的具体要求及其对效率的影响。部分国家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一些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如英国的民防法案(1948年)；日本的灾难应对措施基本法(1961年)，美国的Stafford法案(1988年)、灾难减缓法案(2000年)；新西兰的民防应急管理法(2002年)等。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都非常注重其应用性，并做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取得了较多基础性成果。
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一）行政管理的集权与分权
一般而言，危机管理常处于内在的、集权性的管理背景。在权力集中度较高的政治体制下，决策者利用“集权化”的危机管理体制，通过行政命令等形式，可迅速的调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危机，产生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和社会动员力。在集权式行政管理体制下，各级管理机构层层分设，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交由上级行政部门做出决策，再由上而下的进行行政命令的下达。“集权”保证了决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统一调配的方式有助于资源的有序分配和安排，从而将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和减少协调时间。在实践当中，集权化的确凸现出应对突发、重大应急事件的优势。然而，与“集权化”相对的是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分权化”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市场化的力量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这种权力的分散或下放，往往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降低向上逐级请示传递的过多中间环节，从而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提升了地方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从组织构建来看，是将纵深方向的危机管理组织构架向扁平化方向拓展。现代的公共危机具有较高的关联性，波及的地域范围更广、涉及的职能部门更多，因而危机管理中需要危机管理组织横向和纵向间的紧密合作和互动。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为“集权化”的危机管理体制和决策中心提供了组织保障。近几年来中央政府通过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权责，也为提高地方政府防控危机的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地方政府危机处置能力的提高，责任的明晰，未来的地方政府应更加关注地区间与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提高横向联合处理危机的能力。
（二）主体构成的单一与多元化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公共危机影响范围和损失程度决定了政府部门在危机管理中的核心枢纽地位，以及其不可替代的统一组织、协调指挥的职能。然而，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的公共危机管理已逐渐改变了原来传统的单一政府主导模式。伴随着政府职能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危机管理意识的提高，危机管理模式正逐步向多主体模式转化，这些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这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澳大利亚的自愿服务澳大利亚组织（Volunteeringaustralia），美国的全国抗灾志愿者组织（nVoaD）都曾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民间组织和其他公众力量一直活跃在我们国家所经历的每次重大灾害的处置、救援甚至重建过程中，但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规模较大的组织有红十字协会和中华慈善总工会），职能作用也比较有限，主要集中于募捐资金和分发救灾物资上。非政府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及民间性，因此往往可以弥补政府的“官方疏漏”，其灵活性和低成本也是政府无法比拟的。同时，非政府组织还可以监督行政部门处理危机的过程，充当政府与公众信息交流的平台，消除公众缺乏信息的恐慌心理以及可能的对立情绪。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力度，充分发挥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首先，培育社会组织，鼓励松散的公众力量结成有一定组织和制度规范的民间团体。在这一点上，可以积极借鉴邻国日本的经验。日本于1999年成立了第一家危机管理的正式民间机构，“危机管理对策机构”作为特定非盈利机构得到了内阁府的认可。该机构在普及危机管理知识、人才培训、及时信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需明确除政府外的团体、社区等其他公共社会组织及公民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再次，疏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和协调渠道，实现在危机处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共享，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的民间社区灾难联防体系曾在9.11等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度各种民间专业人士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动员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种力量，结成救灾联盟，募捐和发放救灾物资。美国的社区灾难联防体系与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做法也值得效仿。
（三）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实施
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是应对公共危机的正式制度保证，也是危机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的必然要求。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公共危机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危机管理体现为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即“经验法”之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使得过往经验的借鉴意义不大，因而危机管理应体现为做出前瞻性的制度安排，以预警、评估可能的损失并安排相关的对策，即“演绎法”之说。笔者认为无论是上述哪种观点，其实都在支持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在危机管理的基础性地位。仍以日本为例，其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大致分为：灾害对策法律、有关健康危机管理的法律和应对武力攻击的法律三类，其中每一类又包括数部法律法规，如《关于地震保险的法律》、《关于防止滑坡灾害的法律》、《食物中毒危机管理指南》、《医药品等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等等。我国也先后出台了一些关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包括《防震减灾法》、《防洪法》、《消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然而，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体系内容相对庞大，包括有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管理、事故灾害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突发社会事件危机管理、政治危机管理、经济危机管理等多重职能，每一项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危机管理制度安排，相比之下，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还远远不足以充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另外，公共危机管理已从过去被动、回应性的管理转向灾害救助与预防等应急对策的整合，因而相关法规应包括预防计划的制定，应急手段、重建等实施标准，确保危机管理系统运行的稳定、可靠和高效。2006年初颁布的《国务院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作为第一部全国应急预案的总纲，为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体制和法制奠定了基石。在《应急预案》的总纲领下，还需进一步强化各法规中涉及有关各部门间，或政府和社会民间力量之间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逐步建设形成一套完整、统一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另外，经过多年的实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也已日趋完善，但无论是对预案的执行抑或是对法律法规的实施还存在诸多障碍，建设固然重要，实施和执行更待加强。
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运行机制
（一）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包括组织机构和危机管理中心的设立，以及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流程。在我国的《应急预案》中，规定国务院是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的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是中枢办事机构，国务院各部负责相关类别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而地方政府负责本地区内的公共危机管理，另有专家组协助提供决策建议。该预案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的决策安排，力求改变过去应对突发事件时权责不清、缺乏充分沟通和协调的局面，为实现“协调有序、运转高速”的应急联动体系提供了组织程序上的保证。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以过去所发生的部分公共危机事件为证，当前的运行模式还存在一些运行不畅的先天不足。例如，《应急预案》对公共危机管理组织机构的规定尚有一些不明晰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难以配备针对不同性质公共危机事件的专门人员。这些专门人员的职责不同于专家组成员，他们将会具体负责部分公共危机管理事务。如日本的危机管理中枢机构内阁官房就有数名分管情报、安全保障、事态对应、自然灾害以及危机管理中心运行等事项的事务官。再如，虽然各省直辖市都已经设立了当地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也具有统一指挥与协调的功能，然而地区间合作机制仍未有效建成，2008年南方大面积雪灾就曾突出地暴露了该问题。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程序主要分为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应急结束四个环节。但对每个环节中的具体流程，如信息报告中的专门接收、确认主体，应急响应中启动应急预案的程序都未作规定。因而目前的应急处理流程尚待进一步细化，方能保证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做出有效的决策。
（二）信息搜集和披露
公共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心理冲击力，而危机事件的爆发又具有偶然性，信息的极度缺乏在危机管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而及时获得和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对于纾缓危机、平复公众的恐慌心理以降低危害损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借助各种高新技术手段、重新整合信息资源，改进低效的信息收集和传输机制。目前我国还尚未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设立专门的信息情报搜集中心，上级政府仍然依赖下级部门的报告（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报告不得迟于4个小时），这对提高信息搜集效率极为不利。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应考虑将最先进的联网式多功能通讯系统运用到危机信息处理过程中，如接收现场的第一手影音资料的相关通讯设备、专用的通讯网络和支持系统，以及多功能通讯卫星的运用。信息披露是确保公众知情权，稳定公众心理，保证危机管理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目前行政信息集中垄断、大部分信息公开度、透明度不高的背景下，首先要强调披露。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公共事件的信息应通过授权、散发新闻稿、组织、新闻会等形式，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的向社会危机状况简要信息，以及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后续信息。事实上，在加大对事故各级责任人查处力度时，也会导致下级瞒报、少报信息以逃避责任的负面后果。另外，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媒体的沟通和合作将会对信息的及时、真实、准确披露起到积极作用。
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构建
公共危机事件的复杂和多变性，使得单一机制或模式都难以解决危机管理中的全部问题，因而有必要整合各方的资源和力量，建立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是指在高层领导者的直接领导下，改进政府危机管理理念，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管理系统下，通过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贯穿全程系统的危机管理，以有效预防、回应、化解和消除各种危机。现阶段，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无一不显现出整合性危机管理的特征，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主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法律法规体系、决策机制、执行机构的相互联动，预警、应急处置、善后和恢复各环节的融汇贯穿等等。
（一）全面树立整合性危机管理理念在公共危机管理主体中广泛建立明确的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共识，即相应的风险文化，为了沟通的顺畅以及有效的执行，还需建立共同的公共危机或者公共危机源的一致性看法，使得管理系统内每个人都能使用相同的风险语言来表达，从而保证相关行动的贯彻实施。整合性危机管理理念既包括横向纵向危机要素的整合，还包括危机处理资源、处理手段的整合等等。
（二）建立全方位的联动反应机制促进跨区域、跨部门的危机信息沟通平台与机制的建设，构建公共危机管理联动机制是提高公共危机防范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反应联动机制是一种对区域内各种相关资源进行整合的高度集成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是促进危机管理各部门、各方面人员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发挥出整体的最大优势的有效手段。构建公共危机管理联动机制应从加强政府各部门危机管理主体之间的联动、政府与市民及民间组织之间的联动、政府与媒体以及与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的联动等多个方面入手，达到协调一致、动态管理、化危为机的目的。
（三）构建多层次的资源保障体系物质和财政资源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政府要加大直接服务于公众的基础设施投入，要把公共危机管理的预算纳入政府的预算体系之中；设立必要的专项基金，用于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并且建立监督的制度和程序以保证基金的合法、合理以及有效的使用；建立完善各种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制度；建立资源信息库，以便在关键时期快速有效调动资源，同时还应就危机状态下资源征用问题加以立法。同时，要引入巨灾保险，我国目前重大灾难损失的保险赔付约占3%，不能使受损者及时获得较充分的经济补偿，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因此，建立以国家财政为后盾，巨灾保险补偿为基础，社会捐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地方政府；协作管理；公共危机
1政府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时刻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机，而政府处理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畴的，被称为公共危机。所谓的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生产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那么能够引起这种危机情况的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学界通常对“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作为等同的概念，不做严格的区分。但是以张小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具有双重意义。政府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一样也会面临自身体系内外的一些危机状况，比如财政危机、生存危机或人力资源危机等，关于应对这些危机的管理活动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一层含义。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这个身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政府应对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围的，是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这属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层含义。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做区分，且是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个层面出发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由于公共危机普遍是由地方开始引发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预防、遏制公共危机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强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协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存在状况。
2地方政府协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协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从方向上可以分为纵向协作和横向协作。纵向协作强调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的协作活动，政府部门直接，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横向合作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联络和合作，通过伙伴关系、网络、契约关系、结盟、委员会、联盟、公会和理事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管理者代表其组织共同制定战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本文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管理。
奥图尔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为何跨越组织(例如组织间网络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个重要原因。协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众的需求多样化和政府失灵的矛盾以及协作主体的成长造成的。
处理艰巨或者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和问题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环境更加恶劣，单个部门已经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严重的公共危机，协作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选择。
基于政府直接干预范围上的局限性鼓励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法。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公众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而同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此外。政府失灵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在于不能为公众提供个性话的公共产品，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些需求，政府只有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协作才能做到。
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标而可能必要的联网；行政管理者经常必须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和更宽广影响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增强和途径的增多，为政府横向协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组织网络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政府间纵向协作提供了平台。
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协作主体分析
3.1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狭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文中采用的是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非政府组织从产生开始就与政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由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在我国政府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得经费的来源之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赋权的方式，关键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取得在危机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为所有活动的最后依归，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号召力整合社会闲置资源为地方政府解决危机提供协助。此外，非政府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区中的活动频繁，为地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诚信机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为非政府组织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组织内部的寻租行为，更不用说能很好地监督和避免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谋取私利。
3.2营利性组织
营利组织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在地方治理理论中，企业作为政府协作的对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领域。营利性组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样化的私人物品。营利组织的高效性和对环境变化的高度适应性是区别于政府低效、反应迟钝的特点。现代政府面临的是更多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对公共危机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还要解决手段陈旧的问题。营利组织在这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机管理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但在危机发生后的重建阶段，政府需要营利组织通过契约和合同的形式将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企业去完成。政府将危机管理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企业，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监督管理权。与政府的协作关系并不能改变营利组织追求私利的特性，为避免营利组织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模式，以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我国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结果不重投入，就会出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对等的结果。
3.3公民
政府与公民的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和政府协调合作共同创造社会安全文化和在应对危机意识和能力上的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社会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公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在预防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建设安全文化有三层次的要求：一是观念意识，主要是社会管理者和民众一起培养起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观念上形成了预防公共危机的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很多危机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二是行为文化方面，行为文化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观念，“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增强参与政府管理的积极性和增加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公民行为文化的发展为公共危机管理中快速动员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长期的安全文化的培养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为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提供制度的保证，为社会的安全创造良好的环境，出现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作关系。
4地方政府协作管理的困境
4.1公共危机协作管理的责任问题
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明确责任是协作管理的难题。在官僚制体制内，组织的层级结构极其严密，严格规定了不同层级和职位的职责。而在协作性管理中纳入的主体本身是处于体制外的组织。这些政府组织外的组织要承担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部分职能的时候必然存在责任的分配问题。政府不管与那个协作主体合作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他主体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要的话责任的大小如何分配，这是协作管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多组织条件下的责任丧失出现在合同关系中，现在已经大量存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合同组织的雇员会追求与政府不一致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凯特尔描述了合同关系中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合同外包的哲学假定是，政府与承包人的基本关系是委托关系，受委托的主体是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进行管理的。现在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委托关系的双方达成一个不受政府约束和监督的内在的隐性的关系，致使行政监督和委托关系发生断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困境。由于体制上的漏洞，为政府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找到了机会。政府重结果轻投入的导向性为协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