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势篇1
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为四种类型：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三是现代化的赶超者；四是始终未能进入现代化、处于停滞甚至落后状态的国家。我们发现有几个大国是属于现代化赶超类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工业化，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迅速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其次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动工业化，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实现经济起飞，迅速追赶美国；再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在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四是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显现出现代化追赶效应或追赶模式的明显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angusmadison,1998）最近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1820-1995年期间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国情分析室)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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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经济增长趋势篇2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日本经济和汇率波动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增长1%
日元增值10%
新加坡
+0.24%
+0.22%
马来西亚
+0.13%
+0.21%
泰国
+0.17%
+0.30%
中国
+0.09%
+0.15%
香港
+0.12%
+0.10%
台湾
+0.04%
+0.03%
亚洲
+0.10%
+0.16%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乏力，国内外投资持续低迷，银行金融体系重组艰难，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东盟国家的电子业生产与出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然而，这些国家电子业的发展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它们的对外依赖性强，其零部件与中间原料的进口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高度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这一生产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国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间，新加坡电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缓慢，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5%，其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统计局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 ju 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国1997-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和-1.8%，也远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 Country Report no.01/147,thailand:Selected issues,aug2001.）东盟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滞后，既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制约着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后劲。
尽管东盟国家银行金融机构重组取得一定进展，但国内金融体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银行和企业结构调整缓慢，国内不良金融资产仍居高不下，据亚洲开发银行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尼和泰国的商业银行呆帐率已分别从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将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收购而尚未处理的呆帐计算在内，两国的呆帐率则分别高达50%和25%。而马来西亚的银行呆帐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当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宾的银行呆帐率也从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扰东盟国家经济的不良金融资产过高，与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密切相关。东盟国家的公司负债率高，如印尼和泰国公司负债率（负债／自有资产）目前仍高达280%，而中小企业众多加大了债务重组的难度。同时，企业生产结构与管理体制的调整缓慢。因此，东盟国家经济的微观结构重组滞后严重阻碍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最后，金融危机后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巨变，直接影响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由于金融危机后区域各经济体实力的增长，30多年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已发生巨大变化。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区域国际分工形态，即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转递，从而在区域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经济均受到强烈冲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下降，对外产业转移的进程放缓。亚洲“四小”经济深陷困境，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对外投资规模锐减。这样，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衰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经济增长的变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急剧波动。
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趋势
进入2003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已呈现逐渐复苏的迹象。对今年东盟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经济组织一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据世界银行新近的预测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4%，马来西亚分别为4.2%和5.5%，菲律宾分别为4%和4.5%、新加坡分别为1.7%和4.9%，泰国分别为4.5%和5%。
从中长期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可能难以再现金融危机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指出，新加坡未来经济增长要再现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将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20日。）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说，如果2003年新加坡实现经济复苏，今后每年取得3-5%的经济增长率，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2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支撑东盟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国际上，去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是战后所不多见的。此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美国经济复苏减慢，欧洲经济反弹有限，日本经济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所谓的增长衰退时期。同时，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巨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此外，东盟国家经济还将面临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从国内看，东盟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期内，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有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非一蹴而就，因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尚需时日。许多国家不仅要经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痛苦过程，还将面临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将面临大选。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将会有所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增强，它将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电子工业迅速衰退，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周期日益缩短，目前一个周期平均只能维持两年半的时间，这就使得以电子业生产与出口为主导的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周期也将缩短，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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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akeuchi,j.the Role of Cluste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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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趋势篇3
城市化和人口红利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增速创造了被外媒称为“中国奇迹(Chinamiracle)”,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究“中国奇迹”之因,有观点认为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指导,也有观点认为是打开国门,进行国际贸易、产品出口的原因。无可否认,这些制度性因素的变化的确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最根本动力,我们认为是源于“人”,是30年来的人口迁移和相对应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得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30年来不断加速推进,从而使潜在的巨大人口红利得以激发,并伴随生产效率的提高,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有学者的计量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在26.8%左右。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的巨大作用和贡献。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增长,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但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却日益凸显,还进一步演化成“三元”(农村、城市、农民工)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目前看来,除了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最根本的是启动农村土地市场改革,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盘活土地资产。按照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贯思路,目前可以首先考虑将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交给农民。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公共资源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利弗・e・威廉姆森,其主要思想为“人类和生态系统可以互惠影响,可以找到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以及“老百姓自组织行为比政府更有效率”,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
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建立了一个解释框架以测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该解释框架中,索洛教授考虑了产量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技术状态的关系。索洛认为,总产量的增长率是三个项目之和:技术进步率、劳动增长率和产量中的劳动份额的积、资本增长率和产量中的资本份额的积。将这一框架运用于上世纪早期的美国,大部分的产量增长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迥异于索洛对美国的研究结果,对7个最大的拉美国家1940-1970年间的研究发现,在人均产量增长中资本积累的贡献远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
将上述框架应用于中国,我们可以得出人是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这一结论。我们所谓的“人”,包括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一方面,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必然带来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人口质量、人口制度的提高还能带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效应等,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可以说,生产函数中的四个因子,三个都与人相关。这也是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战略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没有明显技术进步情况下,经济还是在持续高速增长,这就是因为有合理的人口结构。以“总抚养率”作为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研究表明,抚养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而中国过去30年刚好处在抚养率下降的时间之窗(见图),抚养率从1977年的70%左右下降到2009年的48%。
中国经济结构变动趋势:
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结构性拐点显现
那么,基于结合中国国情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站在下一个30年的起点,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会怎么样呢?
我们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转变,更学术化的说,是三个结构性二阶拐点显现:
首先是人口结构二阶拐点的显现。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结构中抚养率将在2012年前后出现一阶拐点,而事实上二阶拐点已经出现,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按照现有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行。同时中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仅是0.4%,甚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1.1%的均值。
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则会一直升高。未来,中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较高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红利高峰已过。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便是一个佐证。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将会继续升高,这对过分倚重出口的中国经济结构影响不小。如果中国不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出口为纲”的经济策略,到时恐怕只能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由于民工减少,城市化进程减缓,投资的拉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产能过剩愈发突出,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长期滞胀。
其次是城市化二阶拐点的出现。彼得・德鲁克认为: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的就是人口变动,而人口结构变迁将必然带来城市化进程拐点的出现。
数据显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在2003年达到2000万的顶峰后,便以年均减少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2008年的1100万。
其背后的根源,我们从人口结构变化中便能找到:1987年新生人口达到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年均减少48万的速度下降,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年轻人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
显然,进城人口正在枯竭,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走到了拐点。为此,党中央相应的提出城镇化战略,将发展重点聚焦在紧邻广大农村的小城镇。
第三,是中国经济结构中工业化二阶拐点的确认。这表现在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继续扩大工业化规模意义已经不大;中国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已越来越明显;此外,人口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过去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
政策建议:
多方面调整应对经济结构变动
认清了中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我们该如何未雨绸缪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调节人口结构,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目前较低的出生率使得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已与国情不相符合,多年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家庭形成了极其危险的一对夫妻加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倒金字塔”结构。这一家庭人口结构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员会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员却越来越多,这将加剧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此,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势在必行。当然,我并不赞同计划生育改革应该一次性完全放开,应该循序渐进式的计生改革路线。比如开始可以提倡“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式的改革;再过50年后,我们也许要提倡“两个不少,三个正好”;再过100年后,也许人口生育就完全放开了。
第二,坚持“城镇化”的战略思想。对于一个农业人口仍占75%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应该走城镇化而非城市化的道路。虽然城市化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但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扩张也带来了不小负面效应,如:大量贫民窟的出现、黑社会犯罪增加、交通拥堵、城市人均资源的急速下降以及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事实上,早在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应该以小城镇为主,而不是以大中城市为主”,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结合当前现实国情,中国不具备一般性地模仿欧美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条件;而农民进入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遭遇风险之后退出的成本也低得多。
“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城乡市场较好地连接起来。城镇化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促进以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双增长来拉动内需,同时又可以反过来带动对地方中小企业的需求,出现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和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三,进行教育、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开始不断的衰退和减弱,我们唯有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开拓新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这就需要我们积极进行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可从以下着手:一是建立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二是建立与自由办学机制相适应的宏观教育监管体系。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集“管、办、评”于一身,学校仍然是其“附属物”。改革就是将教育的“主管部门”转变为行业性的监管部门。
经济增长趋势篇4
关键词:绍兴;集群经济;经济增长;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56-08
一、引言
196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即“奥肯定律”。这个定律经常在中国经济学文献中被涉及或引用。国内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献是:1.邹薇(2003)建立了GDp与城镇登记失业率模型,该模型表明,中国总量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偏离奥肯定律[1]。2.常进雄(2005)从要素供给、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等三个方面详细考察它们对就业弹性变化的影响[2]。他的分析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因素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收人、经济增长导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3.蔡防(2004)利用第5次人口普查和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展示了近年来在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化的同时,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并揭示了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失业的结果[3]。4.赵秋成(2004)从产业和行业层面解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4]。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产业和行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从产业层面分析,第一产业基本呈经济偏向型,第二产业呈显著经济偏向型,而第三产业则呈就业偏向型;农业技术进步加快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第三产业在就业弹性下降的同时吸纳就业能力却在增强。从行业层面看,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数增势明显,农业从业人数迅速减少;工业内部各行业基本呈经济偏向型,建筑业则呈就业偏向型;第三产业各行业,除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以及其他行业外,其余行业均呈经济偏向型。尽管这些研究结论在数量上有些差异,但都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就业增长的结论。5.程永宏(2005)梳理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5],得出了以下结论: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致性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增长,相反,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增长可能成为抑制就业的因素。上述结论对于绍兴是否适用?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本文尝试以绍兴为个案得出集群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变动趋势,进而对扩大就业提供思路。
二、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化趋势实证分析
(一)绍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较分析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城市化加快推进的“八五”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转变,呈现出与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的趋势。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从全国情况看,表现为第一产业虽有波动,但总趋势缓慢下降;第二产业呈上升,后缓慢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第三产业则是长期缓慢爬升。浙江省的总体趋势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只是第一产业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第二产业波动更加趋缓,第三产业长期缓慢上升。绍兴市总体趋势与全省情况基本相仿,只是第二产业高位缓慢上升趋势更加明显,第三产业上升趋势更加缓慢,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产业占比变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二)绍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比较分析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变化较大。从全国看,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贡献率虽有波动但趋势基本稳定,第二产业有一定程度下降,第三产业有较明显的上升。从全国看,这一表现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吻合的。但是,浙江省和绍兴市的变化与全国总体变化趋势有不同:第一产业有波动但总体下降,第二产业总体下降,但波动明显,第三产业总体上升但近年又有所下降。说明浙江省、绍兴市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够稳定,特别是近几年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
(三)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比较分析
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总趋势是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明显上升,尤其是浙江省和绍兴市的上升更加明显。从全国看,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虽然浙江省和绍兴市的情况好于全国,但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明显低于第二产业,这是浙江省和绍兴市,尤其绍兴市与全国的一个显著不同。
(四)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分析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的老均增加值都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从全国看,第二产业增长最快,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慢。从浙江省来看,第三产业最快,从1994―2006年,年均递增12.06%,第二产业次之,年均递增11.88%;第一产业最慢,仅11.02%。从绍兴看,第三产业最快,从1994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14.46%,第二产业次之,年均递增12.7%,第一产业最慢仅12.7%。也就是说,从全国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拉大;而从浙江省和绍兴市看,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从全国看,第二产业劳均增加值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而从浙江省和绍兴市看,第三产业的老均增加值高于第二产业,并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这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吻合,也表明浙江省和绍兴市宏观经济的增长优势所在。
(五)绍兴三次产业就业弹性比较分析
就业弹性是指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经济含义就是经济每增长百分之一,就业能增长百分之几。就业弹性为正值时,弹性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大;弹性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小。在就业弹性为负值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挤出”效应,这种效应来自于经济为正增长但就业减少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挤出”效应就越大,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对就业“挤出”效应就越小;另一种为“吸入人”效应,这种效应来自于经济为负增长但就业增加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大,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对就业“吸入”效应就越小。“吸入”效应有悖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典型的农村经济对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
分析:绍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第一产业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第一产业平均就业弹性为负数,说明随着经济增长,第一出产业就业人员不断流出,而且流出幅度较大,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大作用较大,第三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大作用最大。
(六)绍兴劳动力资源配置分析
分析:1.绍兴2007年按行业劳动力配置,吸纳劳动力数量排在前五位的为制造业110.44万,农业57.7万,建筑业49.22万,批发零售34.83万,住宿餐饮13.05万。可见绍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较低,尤其现代服务业。2.绍兴2007年按注册登记分类不同经济组织吸纳劳动力排在前五位的为:私营企业129.78万,个体户68.98万,有限责任公司39.82万,股份有限公司18.89万,国有单位13.59万,集体企业12.16万,民营经济体吸纳就业占总就业的76%。
三、重要结论
通过第二部分中六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4―2006年绍兴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基本上一致。三者之中就业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较小,GDp增长率和就业弹性波动的幅度较大。绍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存在“非一致性”现象。
2.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绍兴经济第二三产业每增长1%,就业增长0.28%%。表明绍兴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就业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
3.绍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94-2006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第一产业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逐步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增长潜力最大。
4.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变动的特点与绍兴集群经济发达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集群经济量大面广,2008年底,全市年产值上亿元的集群41个,有大小10万多家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2008年经济普查显示绍兴规模以上企业资本有机构成34.28:1,规模以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为15:1,产业集群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也使绍兴民营经济组织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成为就业量容量最大的领域。
5.产业转型升级使扩大就业面临新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金融危机、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绍兴就业矛盾
(一)绍兴集群产业转型升级概述
2008年绍兴人均GDp达到7330美元,经济正在从5000―10000美元发展转型中,即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的一系列转折性的重大变化,使得初级集群经济发达地区遇到了新的挑战,绍兴是浙江纺织业重镇,经济结构的内在素质性问题凸显: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高档产品比重较低;企业的R&D投入不足,只有16%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以上;竞争手段单一,以低价竞争为主;嵌入国际市场的层次不高,经营户境外投资占资产总数的5.2%,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投资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量的比重为24%,境外投资企业占企业总数13.5%;品牌优势不足,化纤行业总量很大,但是差别化率很低;印染行业在生产总量上占全省、全国的比重较高,但产品附加值较低;服饰行业大多以中低档产品为主。市场和企业的营销力度都不大,大型龙头企业不多,无形市场、电子网络市场利用的还不够等。内外因素使得绍兴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紧迫性和必然性。转型升级的共认方向有两个:提升制造业和优先发展服务业。
(二)绍兴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就业矛盾
1.经济增速放缓与劳动力增长的矛盾
前面分析已知,1994―2006年,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经济每增长1%,就业增长0.22%%,反过来讲,经济增长降低1%,就业将减少0.22%。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9.5%,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而改革开放30年绍兴经济年均增长12%,2008年绍兴个体工商户增长9.23%;私营企业增长4.93%。(2008年以前每年增长两位数),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个体工商户5936家,第四季度注销2679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8家,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私营企业408家,第四季度注销341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2家,第二季度243家。以新昌县为例,2009年第二季度进入人才市场招聘企业1169家,比去年同期减少44%,2009年进场招聘企业最多的一次由企业174家,比去年同期最多的一次减少10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5369个次,比去年同期减少6251个次,下降了28.9%。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民营经济体数量减少,绍兴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08年进出口值占生产总值的73%,如果经济复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绍兴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主要是城镇劳动力增长较快,从1994―2007年,年均增长6.09%。
2.规模以上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与“就业破坏”的矛盾
至2008年底,绍兴有规模以上企业5332家,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企业长期积累的素质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使得企业有精力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因此,转型升级成为绍兴产业集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转型升级是就业“创造与破坏”同时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旧产业的衰退,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从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中伴随的各产业剧烈变动和一些企业的衰退会增长失业,产生就业破坏效应。
3.就业岗位不足与企业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矛盾
绍兴科技人才总量少,并且各类人才构成和分布与绍兴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到2006年,全市各类人才总量占总人口的6.5%,不仅未达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一般水平(10%),而且结构低级化较显著,高级技工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重不到5%,高学历人才占人才总量的0.2%。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性不强,高层人才主要分布在教育、文化、卫生领域,而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新型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很少。由于企业人才短缺,尽管至2006年,全市主要行业70%以上设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一流设备只能制造出三流产品。据调查,40.7%的企业认为缺乏人才是制约创新的首要因素。由于企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数量不足,自有知识产权的科技资源层次低。比如,到2006年底,全市专利总量共6285项,居全省第三位,但绝大多数属于新型适用外观设计,技术含量高的、具有核心竞争力、持续增长力的技术专利极少,导致2006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只有2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足5%。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但本地提供的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偏低,2005年市委组织部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绍兴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资源战略》课题研究显示:绍兴年在校大学生是金华的1/2,不到无锡的1/2,不是常州的1/3,宁波的1/4,苏州的1/6,温州的1/2,而且与周边地区高校在调整发展别注重适应产业变迁的新局面,专业设置等特别注重积极的加强与当地产业群的融合,而绍兴至今未建立起服务于当地优势产业的高等教育体系。
五、绍兴集群经济演进及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对扩大就业的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知,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而且绍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较高,达到0.26;另一方面,因为绍兴集群经济累积的素质性问题,不得不加速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向微笑曲线的上下两端延伸发展,提高上游和下游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这说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绍兴来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就业空间的科学路径。
(一)发展服务业:保增长、调结构与增加就业的有效结合
服务业是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概念,指为满足生产者、消费者的服务需求,提供不同形式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的产业,也即通常所指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按服务对象、功能的不同,通常分为生活业、公共业和生产业.所谓生活业,是指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如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所谓公共业,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业,如图书出版业、博物馆业等;所谓生产业,是指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主要包括现代金融业、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从专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出发,可创造性地将服务业区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和邮政等;现代服务业是个动态概念,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包括通信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传媒业、技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会展业等。
1.发展生产业
生产业是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发展生产业,是提升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绍兴尽管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总体上工业化层次不高.要坚持“工业强市、三产富市”,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业,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提供有力支撑。一要着力扶持推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这既是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现实之需,也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之计。为此,要围绕“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业”这一主线,进一步明确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基本思路,认真把握“依法推进、创新推动,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通过分离发展科技服务企业、现代物流服务企业、国际贸易服务企业、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企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等多种途径,积极向品牌营销、自主研发两头延伸发展,拉长产业链,实现“两头做强、中间支撑”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大而不强、小而弱”的状况,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因此,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必须明确工作目标,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度,分行业、分门类别抓好典型示范引导工作,特别是要以大中型企业集团、对外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三产项目为重点实施分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壮大一个。二要着力扶持培育物流业发展.绍兴工业企业众多、专业市场发达、物流需求量大,发展物流业的基础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发展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物流业。因此,依托产业和市场优势,以配送型物流和市场流通型物流为重点,以网络信息平台为支撑,以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物流成本为核心,积极扶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已成当务之要。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本地物流企业,推动资产重组,支持和打造具有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现代物流企业,快速占领本地市场;另一方面要有序引进国际或国内先进的现代物流公司投资,发展壮大第三方物流.三要着力扶持培育中介商务服务业发展.目前,绍兴市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水平总体不高,规模偏小、专业化程度偏低、竞争力偏弱.但应该说,绍兴的中介商务服务业市场前景看好,35家上市公司、数百家后备上市企业,这一令人注目的“绍兴板块”为发展中介商务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因此,积极引导法律事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建筑监理以及技术服务等商务服务业,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核心,切实加强资源整合,努力实行品牌化、规模化经营;大力引导中介商务服务业企业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为目标,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将法律、会计服务等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推向全国,同时,积极吸引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机构前来设立分部。
2.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绍兴市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而且从发展趋势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建筑工程承包、餐饮、零售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仍将是服务业的主体。因此,应高度重视从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二者的特征差异和内部结构变动规律来协调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努力运用连锁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手段来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转型。一是积极推行经营连锁化,充分运用直营连锁、连锁加盟、自愿连锁等经营方式在超市、百货、家电、餐饮、医药等行业开展连锁经营,降低经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引导“咸亨”、“女儿红”、“沈永和、“会稽山”、“震元堂”、“越王珠宝”等具有绍兴特色的产品或服务品牌在全国及境外设立连锁经营机构,引导大型超市在农村设立连锁门点,实施商品配送,提升传统商贸服务档次;二是积极推进商务信息化.要积极依托电子信息和其他新兴高新技术,“绍兴电子信息岛”,积极打造“数字绍兴”,集聚有效信息,重点推广和加快发展绍兴纺织技术中介网站等网上技术市场和纺织业网络化制造应用公共服务平台(aSp)建设.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降低营销成本,有效开拓市场,实现“有型市场与无型市场”的有机结合。三是积极引导合作国际化。积极开展行业协会以及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支持市内有实力的服务企业“走出去”,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理念、管理和技术,促进服务业的国际化。利用生产型外贸企业的良好基础,将其劳务输出、接单中心等三产性质部分从整体中分离独立出来,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中心,积极拓展服务外包、劳务合作、国际物流、国际旅游等领域,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二)青年劳动者: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
在绍兴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全国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蔡,2009)[6]。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2008年绍兴城镇新增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占73%(绍兴市统计局提供),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三)保持灵活的就业渠道:弥补经济增速下滑的失业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我们发现,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蔡,2009)[6]。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可以补回经济增长下滑带来得的失业损失。因此,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四)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
在绍兴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08年,在市区登记失业率的3.46%中的总体调查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2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
参考文献:
[1]邹薇.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2003,(6),
[2]常进雄.中国就业弹性的决定因素及就业影响[J].财经研究,2005,(5).
[3]蔡肪.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4]赵秋成.从产业和行业层面解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J].社会科学辑刊,2006,(3).
经济增长趋势篇5
关键词:绍兴;集群经济;经济增长;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56-08
一、引言
196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即“奥肯定律”。这个定律经常在
分析:1.绍兴2007年按行业劳动力配置,吸纳劳动力数量排在前五位的为制造业110.44万,农业57.7万,建筑业49.22万,批发零售34.83万,住宿餐饮13.05万。可见绍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较低,尤其现代服务业。2.绍兴2007年按注册登记分类不同经济组织吸纳劳动力排在前五位的为:私营企业129.78万,个体户68.98万,有限责任公司39.82万,股份有限公司18.89万,国有单位13.59万,集体企业12.16万,民营经济体吸纳就业占总就业的76%。
三、重要结论
通过第二部分中六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4—2006年绍兴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基本上一致。三者之中就业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较小,gdp增长率和就业弹性波动的幅度较大。绍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存在“非一致性”现象。
2.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绍兴经济第二三产业每增长1%,就业增长0.28%%。表明绍兴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就业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
3.绍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94-2006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第一产业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逐步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增长潜力最大。
4.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变动的特点与绍兴集群经济发达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集群经济量大面广,2008年底,全市年产值上亿元的集群41个,有大小10万多家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2008年经济普查显示绍兴规模以上企业资本有机构成34.28:1,规模以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为15:1,产业集群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也使绍兴民营经济组织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成为就业量容量最大的领域。
5.产业转型升级使扩大就业面临新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金融危机、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绍兴就业矛盾
(一)绍兴集群产业转型升级概述
2008年绍兴人均gdp达到7330美元,经济正在从5000—10000美元发展转型中,即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的一系列转折性的重大变化,使得初级集群经济发达地区遇到了新的挑战,绍兴是浙江纺织业重镇,经济结构的内在素质性问题凸显: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高档产品比重较低;企业的r&d投入不足,只有16%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以上;竞争手段单一,以低价竞争为主;嵌入国际市场的层次不高,经营户境外投资占资产总数的5.2%,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投资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量的比重为24%,境外投资企业占企业总数13.5%;品牌优势不足,化纤行业总量很大,但是差别化率很低;印染行业在生产总量上占全省、全国的比重较高,但产品附加值较低;服饰行业大多以中低档产品为主。市场和企业的营销力度都不大,大型龙头企业不多,无形市场、电子网络市场利用的还不够等。内外因素使得绍兴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紧迫性和必然性。转型升级的共认方向有两个:提升制造业和优先发展服务业。
(二)绍兴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就业矛盾
1.经济增速放缓与劳动力增长的矛盾
前面分析已知,1994—2006年,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经济每增长1%,就业增长0.22%%,反过来讲,经济增长降低1%,就业将减少0.22%。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9.5%,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而改革开放30年绍兴经济年均增长12%,2008年绍兴个体工商户增长9.23%;私营企业增长4.93%。(2008年以前每年增长两位数),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个体工商户5936家,第四季度注销2679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8家,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私营企业408家,第四季度注销341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2家,第二季度243家。以新昌县为例,2009年第二季度进入人才市场招聘企业1169家,比去年同期减少44%,2009年进场招聘企业最多的一次由企业174家,比去年同期最多的一次减少10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5369个次,比去年同期减少6251个次,下降了28.9%。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民营经济体数量减少,绍兴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08年进出口值占生产总值的73%,如果经济复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绍兴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主要是城镇劳动力增长较快,从1994—2007年,年均增长6.09%。
2.规模以上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与“就业破坏”的矛盾
至2008年底,绍兴有规模以上企业5332家,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企业长期积累的素质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使得企业有精力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因此,转型升级成为绍兴产业集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转型升级是就业“创造与破坏”同时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旧产业的衰退,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从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中伴随的各产业剧烈变动和一些企业的衰退会增长失业,产生就业破坏效应。
3.就业岗位不足与企业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矛盾
绍兴科技人才总量少,并且各类人才构成和分布与绍兴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到2006年,全市各类人才总量占总人口的6.5%,不仅未达到发展
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知,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而且绍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较高,达到0.26;另一方面,因为绍兴集群经济累积的素质性问题,不得不加速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向微笑曲线的上下两端延伸发展,提高上游和下游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这说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绍兴来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就业空间的科学路径。
(一)发展服务业:保增长、调结构与增加就业的有效结合
服务业是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概念,指为满足生产者、消费者的服务需求,提供不同形式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的产业,也即通常所指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按服务对象、功能的不同,通常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所谓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如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所谓公共性服务业,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业,如图书出版业、博物馆业等;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主要包括现代金融业、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从专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出发,可创造性地将服务业区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和邮政等;现代服务业是个动态概念,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包括通信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传媒业、技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会展业等。
1.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是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绍兴尽管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总体上工业化层次不高.要坚持“工业强市、三产富市”,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提供有力支撑。一要着力扶持推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这既是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现实之需,也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之计。为此,要围绕“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一主线,进一步明确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基本思路,认真把握“依法推进、创新推动,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通过分离发展科技服务企业、现代物流服务企业、国际贸易服务企业、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企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等多种途径,积极向品牌营销、自主研发两头延伸发展,拉长产业链,实现“两头做强、中间支撑”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大而不强、小而弱”的状况,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因此,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必须明确工作目标,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度,分行业、分门类别抓好典型示范引导工作,特别是要以大中型企业集团、对外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三产项目为重点实施分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壮大一个。二要着力扶持培育物流业发展.绍兴工业企业众多、专业市场发达、物流需求量大,发展物流业的基础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发展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物流业。因此,依托产业和市场优势,以配送型物流和市场流通型物流为重点,以网络信息平台为支撑,以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物流成本为核心,积极扶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已成当务之要。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本地物流企业,推动资产重组,支持和打造具有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现代物流企业,快速占领本地市场;另一方面要有序引进国际或国内先进的现代物流公司投资,发展壮大第三方物流.三要着力扶持培育中介商务服务业发展.目前,绍兴市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水平总体不高,规模偏小、专业化程度偏低、竞争力偏弱.但应该说,绍兴的中介商务服务业市场前景看好,35家上市公司、数百家后备上市企业,这一令人注目的“绍兴板块”为发展中介商务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因此,积极引导法律事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建筑监理以及技术服务等商务服务业,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核心,切实加强资源整合,努力实行品牌化、规模化经营;大力引导中介商务服务业企业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为目标,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将法律、会计服务等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推向全国,同时,积极吸引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机构前来设立分部。
2.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绍兴市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而且从发展趋势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建筑工程承包、餐饮、零售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仍将是服务业的主体。因此,应高度重视从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二者的特征差异和内部结构变动规律来协调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努力运用连锁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手段来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转型。一是积极推行经营连锁化,充分运用直营连锁、连锁加盟、自愿连锁等经营方式在超市、百货、家电、餐饮、医药等行业开展连锁经营,降低经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引导“咸亨”、“女儿红”、“沈永和、“会稽山”、“震元堂”、“越王珠宝”等具有绍兴特色的产品或服务品牌在全国及境外设立连锁经营机构,引导大型超市在农村设立连锁门点,实施商品配送,提升传统商贸服务档次;二是积极推进商务信息化.要积极依托电子信息和其他新兴高新技术,“绍兴电子信息岛”,积极打造“数字绍兴”,集聚有效信息,重点推广和加快发展绍兴纺织技术中介网站等网上技术市场和纺织业网络化制造应用公共服务平台(asp)建设.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降低营销成本,有效开拓市场,实现“有型市场与无型市场”的有机结合。三是积极引导合作国际化。积极开展行业协会以及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支持市内有实力的服务企业“走出去”,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理念、管理和技术,促进服务业的国际化。利用生产型外贸企业的良好基础,将其劳务输出、接单中心等三产性质部分从整体中分离独立出来,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中心,积极拓展服务外包、劳务合作、国际物流、国际旅游等领域,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二)青年劳动者: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
在绍兴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全国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蔡昉,2009)[6]。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2008年绍兴城镇新增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占73%(绍兴市统计局提供),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三)保持灵活的就业渠道:弥补经济增速下滑的失业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我们发现,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蔡昉,2009)[6]。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可以补回经济增长下滑带来得的失业损失。因此,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四)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
在绍兴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08年,在市区登记失业率的3.46%中的总体调查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2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编辑转
经济增长趋势篇6
【关键词】世界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会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应理性的认识世界经济的现状，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世界经济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形势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进入了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速度加快，导致世界经济形势也在以较快的速度变化着。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无迹可寻的，而是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现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来探索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而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制定出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
二、世界经济现状
世界经济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世界经济现状如下。
（一）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一个缓慢复苏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回暖兆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其次，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化现象，发达国家整体呈现一种增长向好的趋势，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却出现下滑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
（二）各国应对不一
面对各种经济问题，各国进行了不同的结构调整，应对方案不一。虽然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原有经济结构得到不断稳固，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但是部分国家的经济依然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在持续发展着，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经济问题应对不力，比如俄罗斯等。
（三）就业状况较为稳定
全球就业状况较为稳定，甚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虽然全球整体的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相对良好，甚至有增长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基本保持平缓。
（四）劳动成本降低
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对成本产生直接影响，比如企业的生产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等。近些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原油价格。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将会带动生产成本整体上下降，劳动成本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五）新兴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有序的推进，新兴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孕育。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人们更加意识到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近些年来，各个国家一直在需求经济发展的道路，各种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经济发展之中，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促进了一个后大规模生产世界的来临，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部分国家或地区回暖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依旧不足，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并没有成规模出现，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而发展中国家传统优势逐渐衰减，经济增长面临转型问题。这些都会拖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夯实。
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那么，在上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下，未来的世界经济又会有那些哪些发展趋势呢？笔者结合各种因素，总结出以下几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增长持续分化
全球经济依然处在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撑世界经济的复苏。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增长缓慢或者以一种非均衡的分化态势发展。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转型中的中国三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1.发达经济体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缺乏稳定性，人们谨慎又相对乐观，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会阻碍经济复苏的进程。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温和，但是缺乏稳定性。企业投资回升，房地产市场也逐步回暖，就业市场状况乐观，这些因素价格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元的升值导致其出口竞争力降低，油价的持续走低也会导致相关生产商的投资积极性被削弱，这些又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欧元区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增加。欧元区面临诸多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经济、政治以及爆恐袭击都会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趋势，甚至面临衰退的状况。日本目前的应对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让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2.新兴经济体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向好的趋势。俄罗斯、巴西、中东欧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南非、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稳定，但同时缺乏上涨的动力；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经济增长有向好的趋势。
3.转型中的中国
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是长期来看，一系列改革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向好。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出口会有所增长，但是依然有不小的压力，投资也很难有增长。另一方面，消费会出现平稳且小幅度增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新技术带给中国的利好因素也逐渐显现。
（二）风险持续累积
全球货币周期进一步分化，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主要原因有：美国开始了加息周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爆发。全球汇率出现波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可能会出现贬值的现象。整体上看全球人们的预期悲观，导致资本的避险情绪大幅度增加。
（三）贸易波动
对于世界贸易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畸形的供需关系。一方面，全球贸易在一种低速的方式增长着，但依旧有可能超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其中，美国的贸易以强劲的势头在复苏，但是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的形势不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的供求关系畸形。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导致大部分大宗商品释放供给，但是需求却跟不上，供过于求，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发展。
（四）投资有望恢复
在全球投资方面，增长速度趋向缓和，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受到各方关注。全球对外投资的态势很难好转，但是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现象。而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逐渐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全球对外投资的恢复。另外，产业投资方面将会转移重点，新兴产业和业态将会成为投资热点。随着近些年社会的发展，全球产业性价值链高端引进，预计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多。
（五）经济全球化
当今，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世界经济也同样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超越国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国际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
四、总结
世界经济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因此，世界济的发展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有必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是：经济增长分化；各国应对不一；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劳动成本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市场预期悲观。总之，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结合各种影响因素，可以总结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增长持续分化；风险持续累积；贸易波动；投资有望恢复；经济全球化。
本文是以一个经济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各国可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向好的部分，对于向坏的部分，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尽力避免。相信本文的研究可以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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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趋势篇7
一、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态势
（一）工业运行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增速持续小幅下滑凸显下行压力
2007年工业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全年增速18.5%。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半年工业经济增速急剧下跌。2009年一季度开始，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工业经济迅速企稳回升，增速不断加快。2010年，工业经济同比增速上半年大幅回落，下半年趋于平稳，全年增速15.7%。2011年，全国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全年同比增长13.9%，比上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
从2011年各月同比增速来看，下半年以来增速呈现出持续小幅回落的趋势。2011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2.4%，比10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比6月份回落2.7个百分点；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比11月提升了0.4个百分点，但这种小幅回升很可能源于季节性效应（春节较去年早，企业提前安排生产）。
从整个走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工业经济带来了急剧冲击，在大力度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工业经济增速快速回升。2010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从高位快速回落以及2011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持续小幅下滑，意味着随着政策效应逐渐消退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工业经济增长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
（二）轻、重工业增速均小幅回落，重工业下滑趋势更为明显
2007年，轻、重工业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重工业增速高于轻工业增速。2008年，轻、重工业增速均呈现大幅回落趋势，重工业较轻工业下滑速度更快。2009年，轻、重工业企稳回升，重工业反弹趋势更为明显。2010年，重工业增速大幅回落，轻工业增速波动较小。2011年，重工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比上年增速下降2.2个百分点；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速下滑趋势更为明显。总体来说，重工业增速波动更为剧烈，轻工业增速波动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驱动。
2011年，我国轻、重工业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从各月份轻、重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来看，轻、重工业增速略有波动，重工业波动幅度较轻工业大，6月份后轻、重工业增速均呈现出小幅回落趋势。由表1可知，2011年6月轻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重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2011年12月，轻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较6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重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为13.0%，增速较6月份下降2.6个百分点。重工业下滑的趋势更为明显。
二、工业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一）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是工业经济增速回落的最重要的原因
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301932.85亿元，同比增长23.8%，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同比增长16.1%，比上年下降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如图1所示。经过价格调整后，2003―2007年，当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由于季节性因素影响高位震荡，但总体保持高速增长趋势，这期间投资的较快增长有力地带动了相关工业品需求的快速增长。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快速下滑。2009年，在大力度财政政策与超宽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增速急剧回升。2009年四季度开始，随着政策力度减弱，投资增速开始快速下滑。2010年，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2011年上半年投资增速维持在18%左右，下半年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四季度投资增速已经下滑至14.3%。
2011年，中央财政政策力度逐渐由2009年、2010年的大力度逐渐转向正常化，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使得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情况下，货币政策明显收紧，从而导致投资持续回落。投资增速的持续回落，使得整体工业经济增长趋势明显减缓。投资增速的持续下滑，使得2012年工业增长下行风险明显加大。
（二）消费需求增速回落凸显工业经济转变增长方式之难
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226亿元，同比增长17.1%，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6%，而2010、2009、2008、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4.8%、13.9%、14.8%、12.5%。
2007年至2009年底，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10年，从年初开始，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开始持续下滑；2011年，延续了这种持续下滑的趋势，10月降至10%，11月、12月份受翘尾效应和春节提前效应的影响，增速略有回升。从社会零售品实际增速趋势来看，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刺激消费政策短期内效果显著，但是这种政策并未从体制上根本改变消费不足的局面，随着政策效应消退，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持续回落。2011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业经济增长乏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1年汽车类批发零售贸易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6%，比上年下降了20.2个百分点，从各月当月同比增速来看，也呈逐月回落的态势，12月同比增速为10.2%，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7%。随着税收减免政策的退出，汽车消费需求增速明显减缓，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汽车消费需求增速都将维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汽车销量将维持5―10%左右的增长速度）。
（三）出口需求萎缩，外部环境可能持续恶化
2011年，全国实现出口18986.0亿美元，同比增长20.3%，与上年相比增速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全年进口总值为17434.6亿元，同比增长了24.9%，增速比上年下降了13.8个百分点；净出口155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15.3%。从各月出口增速来看，2011年下半年，随着欧债危机发酵与美国复苏缓慢，出口增速逐月下滑，11、12月出口增速分别下降至13.8%和13.4%，出口增速的下滑、净出口下降也是导致下半年工业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重要原因。
三、2012年工业经济运行形势展望
经济增长趋势篇8
然而，由于金融制度的创新等许多复杂原因，特别是在19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得非常不稳定，其变化的方向也难以预测，从而在操作层面上为稳定货币的主张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图1
美国货币流通速度（1961~2001）
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研究，目前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着眼于使用正确的货币统计口径，如Barnett（1984）发现，通过流动性加权货币统计口径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测算出的传统货币需求方程参数，比使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参数要稳定。另一个着眼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制度性因素。如Bordo和Jonung（1981,1987,1989），Bordo(1997),Siklos(1993)等，他们用货币深化、金融发展和复杂化及福利措施等因素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趋势，认为货币深化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复杂化及福利制度的完善则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速。前者在金融发展初期将是主要因素，因此货币流通速度趋于下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后者的作用逐步凸显，货币流通速度呈上升趋势。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U”型结构。目前，有些文献使用货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如lucas(1978),Svensson(1985),Lucas和nancy(1987)，Hordrick(1991),GiovanniniLabadie(1991)。
图2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现金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保持1：8的比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改革的逐步深入，货币流通速度也在不断变化。黄达（1984）认为，对于货币流通速度，我们既要看到它在年度之间变化较小的特点，也要看到它的确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变量。周峻（1987）认为：计算货币需要量比较复杂的问题是计算货币流通速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现金流通速度有减慢的趋势。林继肯（1991）根据我国1955~1983年的实际资料，运用一元回归方程，求出货币流通速度V与时间t的回归模型：V=9.418-0.088t。其他不少学者认为，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化过程。之后的一些工作主要在寻找货币流通速度变化（降低）的原因。
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外生性，并非速度本身的稳定性。在理论上，只要该速度是外生的，就应该可以预测，并据此制定政策目标。操作层面上速度的不稳定反映的只是测量和预测的困难，而不能因此否定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
尽管就货币流通速度的外生性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理论，如果我们能够在对中国较长一个时期的具体研究中确认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则通过稳定货币来稳定经济至少可以提供一定的经验基础。当然，这不是说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不会受到扰动，事实上，这些扰动本身为我们验证货币主义的有效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具体来说，从货币主义的理论出发，如果我们能够预测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则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应该同随后经济增长的波动存在系统和稳定的联系。如果这样的联系能够在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则货币主义的有效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支持，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基础。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研究了中国1985年以来m2流通速度的变化，并考察了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同随后经济波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试图预测流通速〖HJ4.0mm〗度的历史趋势。由于该趋势取决于制度因素，我们没有尝试对其本身进行解释，但对可能影响该趋势的制度因素进行了简单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提取了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并以此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变化。我们的研究显示，该两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联系，其方向与理论预测一致。当然，对于试图打开货币传导黑箱的努力来说，需要对支持这些联系的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数据，主要是m2和GDp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时间跨度为1985~2002年。
一、中国m2流通速度变化的历史趋势
图3
中国货币流通速度（1978~2002）
从上图可以看到，1985年以来，m2的流通速度不断下降，但这一过程非常平滑。为了对此进行进一步考察，我们以时间变量为基础对m2流通速度的变化进行了拟合。时间变量定义为：1985年取1，1986年取2，依次类推。
我们使用四种设定来拟合m2流通速度的变化，分别为：
在这些公式中，v代表流通速度，t代表时间，Ln代表自然对数函数，α、β、γ和λ分别是相应变量的系数，ε是扰动项，角标代表时间。
拟合结果见表1。
以上方程中，1-1到1-3属于嵌套方程，可以看到1-2的设定最优。为了比较1-2和1-4，我们使用了J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1-2优于1-4。所以以下我们使用1-2来进行流通速度的拟合和预测。
1-2的回归结果清楚地显示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从货币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同以下制度因素的变化有关：抚养系数、收入分配格局、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城市化进程、制度改革风险等。对于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来说，经济潜在增长率、融资格局的差异和金融抑制的广泛存在可能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表1
m2流通速度变化历史趋势的拟合（1985~2002）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除非特别指明，方程均通过了自相关、异方差、正态性和RamSeY设定性检验。
①1-1设定的扰动项经过了ma（1）调整，但无法通过RamSeY检验，表明设定形式可能存在问题。
②1-2设定中扰动项经过了ma（1）调整。
③1-3设定中扰动项也经过了ma（1）调整。
④1-4设定的扰动项经过了ma（1）调整，但无法通过RamSeY检验，表明设定形式可能存在问题。
以1-2所代表的历史趋势为基础可以知道，在2003~2005年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减缓，或者说货币增长与名义经济增长的差应该分别为：6.1%，5.9%和5.7%。
2003年8月末的m2增长速度与名义经济增长的差距为12.8%，如果全年的差距也维持在该水平，以1-2的结果看，货币供应高于趋势水平达6.7个百分点，显示货币供应相对宽松，经济存在提速的条件。
二、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与经济波动
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的历史趋势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则实际流通速度与历史趋势的偏离代表了货币政策的相对放松（或者收紧）。就是说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低于历史趋势，则表明货币供应的放松，反之亦然。
根据货币主义理论，这种放松（或者收紧）经过一定时间后应该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上升（或者下降）。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就是货币
传导的黑箱。
接下来我们以经验数据来对此进行检查。我们的自变量设定为实际（或者名义）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解释变量为滞后一期（在此为1年，这是考虑到货币政策时滞的结果）货币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文献研究显示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平稳序列，名义增长率可能存在一阶单位根，但我们的模型使用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因此可以确定其为平稳序列。对于流通速度偏离量来说，扩展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显示：对于无截矩无趋势项的假设来说，在1%的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对于存在截矩项的假设来说，在5%的水平上解决单位根假设；对于存在截矩和趋势项的假设来说，在10%的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考虑到变量的来源，可以确定该变量为平稳序列。与此相似，外资流入增长和内债发行增长在绝大多数设定下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并假设其他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独立于解释变量（该假设的基础是货币供给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属于外生变量。更进一步看，以下2-2的结果也控制了财政政策和外资流入的影响，但这些变量的引入不改变基本的计量结论。对于可能存在的货币供给内生性来说，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可能代表了其他无法识别的需求冲击，而且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下面的正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效应完全实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还尝试了分布滞后模型。
总结来说，我们的设定为：
在以上设定中，角标代表时间，ng、rg、dv、fdi、bond分别代表名义经济增长、实际经济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线的偏离，实际外资流入增长和实际国债发行增长；α、β、γ、φ、ψ、χ分别是相应变量的系数，ε是扰动项。
值得注意的是方程2-3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回归，具体细节见脚注。
以上2-1到2-3的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流通速度的偏离与经济波动回归结果（1986~2002）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除非特别指明，方程均通过了自相关、异方差、正态性和RamSeY设定性检验。
①考虑到经济波动同时受到其他需求冲击，如财政政策和外资流入的影响，在2-2的设定中，我们还尝试了引入国债发行和外资流入的实际增长率（即扣除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的一阶差分（即相邻年份增长率的差异），结果显示后两变量显著，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但这些变量的引入不改变速度偏离项的显著性水平和符号，甚至其系数的大小变化也不大。为简单起见，此处报告的结果不包括国债等变量。
②此处经济增长一阶滞后的工具变量为：经济增长的二阶滞后和实际国债发行和外资流入的一阶滞后。考虑到数据原因，样本期为1985~2001年。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速度偏离历史趋势项始终显著，其符号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化确实影响了随后的经济增长。
更进一步看，货币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出现偏离可能有三种原因：一是实体经济受到了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冲击，产出发生变化，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二是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货币供给过程受到来自实体经济扰动的影响，从而形成流通速度的变化；三是中央银行通过政策手段直接改变了货币供应量，或者银行体系制度变化的扰动产生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为了考察第一、二种渠道的可能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取实体经济所受到的扰动。我们以GDp增长率的一阶滞后和外资流入和国债发行的实际增长来解释GDp的增长率（简称方程a-1），其中GDp增长率的一阶滞后使用了前面使用的工具变量（GDp增长率的二阶滞后和外资流入和国债发行的实际增长的一阶滞后），这样a-1拟合结果的残差项应该包含了GDp当年受到的不明扰动。我们用a-1残差（我们也尝试了包含a-1残差的一阶滞后，结果基本一致）来解释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简称方程a-2），发现其系数为负，与理论预期一致，但其系数不显著，同时方程的拟合优度只有0.1，显示实体经济冲击不应该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进一步提取了a-2的残差，因为该残差应该已经消除了实体经济扰动对流通速度的影响。使用a-2的残差代替流通速度的偏离项，我们重新估计了方程2-3，结果与此处报告的基本一致，其中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偏离的二阶滞后项（扣除实体经济冲击的影响后）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38；其一阶滞后项系数为-19，但不再显著，但此两变量在5%的水平上联合显著。其他变量的显著水平和系数基本不变。
这样，我们基本可以排除第一、二种渠道的影响，确认方程2-3的结果应该主要受第三种渠道所驱动。
由于方程2-3考虑到了货币政策产生效应的调整过程，统计指标也优于2-1和2-2的设定，我们认为2-3可能更好地代表了经济对货币冲击的调整过程。
对于2-3来说，流通速度每低于历史趋势0.01，则随后1年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提高0.3个百分点。
假如以2003年8月末的货币供应与名义经济增长的偏离代表2003年的全年流通速度变化，并以之和1-2计算的历史趋势比较可以知道，2003年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为0.039，以2-3的结果为基础，假设财政政策和外资流入不发生变化，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比2003年应该提高1.1个百分点。综合考虑2002年货币流通速度比历史趋势低0.017的滞后影响会导致2004年经济增长提高0.5个百分点，则2004年经济应该比2003年提速1.6个百分点左右。
这就是说，如果2003年的经济增长维持在8.3%左右，则目前的货币扩张将推动2004年的经济增长提高到9.9%，高于1985年以来GDp平均增长9.3%的水平。综合考虑目前经济实体面所发生的需求冲击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影响，2004年会有一定的物价上涨压力，但并不大。
三、结论
本文首先估计了中国1985年以来m2流通速度的历史趋势，在假设该趋势为制度因素决定的前提下，提取了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以此作为货币供应松紧的测度。
以此测度为基础，我们在不同设定下检查了它同未来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确认该联系稳定存在，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
在考虑不同时间滞后的条件下，我们确认流通速度每低于历史趋势0.01，则经济增长随后提速0.3到0.6个百分点。我们还引入其他控制需求冲击的因素，确认以上结果在这些情况下基本不变。
这表明从货币主义的黑箱理论出发，不考虑货币传导机制的具体作用过程，货币冲击在短期内的确显著影响经济产出。
经济增长趋势篇9
关键词:城市;服务业;趋同;地区差距
一、问题的提出
自Baumol[1]基于maddison数据采用趋同分析方法发现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存在趋同趋势之后,学者们基本采用相似的方法对地区差异演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我国学者也借用这一方法对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做了大量研究[2~4],但综合来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仅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上展开,或是沿着地区差异演变趋同机制和趋同工具箱的拓展两个方向发展,而忽视了对于地区差异演变产业层面的分析,而服务业与工业的产业特性又是截然不同的。
一般来说,服务业产出在最初形态上具有非实物性质,其生产和消费几乎同时发生,并且具有难以储存、难以运输等特点,即服务业的消费和生产环节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某一个地区消费的服务多倾向于在区域内或周边生产和购买,因此服务业发展规模与当地的人口规模大致会维持在一定的比例,这与工业产品差别较大[5]。由于工业产品的实物性质,使得工业产品能够以较低廉的成本远距离运输和较长时间储存,所以工业产品的生产地一般并不需要大量消费者的积聚,因此工业生产更注重的是生产条件的适宜性,如劳动力、土地成本等,在具有适宜条件的地区,工业增长表现出高度的地区积聚特征,并且具有自我加强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功能的不断完善,政府对于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会不断加大,人均服务消费会相应提高。在我国的行政区划中,地级市和地级以上城市本身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单位,为保持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及时性和公平性,政府机构、警察机构、司法机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样样俱全,而这些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又大体与一个城市的人口对应,所以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具有均等化趋势。那么服务业这些产业特性是否会表现为服务业增长的趋同趋势呢?其对地区差异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本文沿着这一思路,采用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分别就我国服务业增长的趋同情况在210个城市的地区及市区范围两个层面经济单位上的表现展开讨论。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说明
1·分析方法Baumol(1986)
最早采用maddison数据,发现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差异存在趋同的现象。但是De-long[6]、Lucas[7]等分别利用不同的研究样本或研究方法对Baumol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发现经济增长趋异现象也普遍存在。随后的研究者又对趋同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细化:σ趋同、“Club”趋同、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等。σ趋同是指一个经济单位人均或劳均实际GDp的差异(标准差、变异系数或theil指数等)具有随时间减小的趋势,即σt+t<σt。测度研究样本的σ趋同情况通常用式σt=α+t+ε,其中t是时间趋势,是待估参数,如果系数是负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就认为σ趋同成立。如果σ趋同不成立,则把样本分为若干个子样本,再分别用该式检验各子样本是否存在σ趋同,如果成立,“Club”趋同存在。绝对β趋同是指初始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单位比初始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单位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即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
条件β趋同是指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其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正比,简而言之,经济体向自身的稳定状态收敛。检验β趋同的通常公式为gi,tt+t=α+βln(yit)+εit,其中gi,tt+t是经济单位i在t到(t+t)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如果β系数为负,则β趋同存在。检验条件β趋同通常用到著名的Barro回归方程[8],即方程gi,tt+t=α+βln(yit)+ψXit+εit,其中Xit是刻画经济体i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
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及相应城市的市区,前者是城市的地区范围,后者是城市的市区范围,不包括县级城市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地级市分别列出“地区”和“市区”两项,“地区”
包括市区和下辖县、县级市,包含了农村地区的数据;“市区”则仅包括城区和郊区。
本文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6~2005年)。其中,各城市的地区与市区国民经济总产出和服务业总产出①分别采用所在省区的GDp和第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平滑,缩减指数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年鉴汇编》;人口是样本的总人口数。
三、实证分析
1·σ趋同分析考察σ趋同的指标主要有变异系数、Gini系数和theil熵等,由于这些指标在变化趋势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石磊、高帆,2006;徐现祥、李郇,2004),因此本文选择变异系数作为地区差异演变的测度指标。变异系数又叫离散系数,它是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值,以CV表示变异系数,其计算公式为:CV=σx,其中σ来自σ2=∑ni=1(xi-x)2/n。
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采用变异系数考察的中国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地区和市区两个层面上的趋同模式十分相似,即服务业在两种意义的城市层面上的增长差异都呈减小趋势。再比较两者的差别可以看出:首先,从服务业增长差异的大小看,在城市的地区层面上,服务业增长的差异最高为1996年的1·35,最低点为2004年的1·15,并且除1995年外,呈递减趋势;而在市区层面上,服务业增长差异的趋势完全一致,但是最高点的1996年却只有0·90,最低点的2004年也仅为0·80,都比前者有较大幅度的减小。
其次,从服务业增长差异与国民经济增长差异的比较看,在城市层面上,2003年以前服务业增长的差异都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而在2003年之后开始小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并且后者差异扩大的趋势发生逆转,开始趋于减小;在市区层面上看,2000年以前服务业增长的差异都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而在之后开始小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并且后者差异扩大的趋势也发生逆转,开始趋于减小。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增长差异趋势发生逆转的时间在市区层面要早于在城市的地区层面。
2·β趋同分析本文分别考察了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地区和市区层面上的β趋同情况,计量结果见表1。表1报告了全国210个城市地区和市区服务业增长的绝对β趋同的计量分析结果。从回归1、3看,初始服务产品①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但是前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城市层面不存在绝对β趋同;但是在市区层面上,能够通过显著程度为1%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在市区层面上,服务业增长存在绝对β趋同,即初始人均服务产品水平越低,增长的速度越快。然后基于Barro方程对回归1、3施加虚拟变量,分别把210个城市样本分为沿海地区城市②、省会城市和其他类型城市,得到回归2、4。从回归结果看,β系数绝对值分别从0·0060、0·0174提高到0·0184、0·0239,且模型的拟和优度有很大改善。虚拟变量的系数也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人均服务产品分别在沿海地区和省会类型城市的趋同速度要快于其他类型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地区层面上虽然不存在绝对β趋同,但是却存在条件β趋同。
islam[9]曾指出,在趋同研究中,截面分析(cross-section)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建议采用面板分析(paneldata)解决估计有偏问题。所以回归5、6、7、8列示出了采用面板分析方法对前面对应各模型的验证结果。从报告的结果看,面板数据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结论,与截面数据分析得出的解释变量的符号一致,且方程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大,这与islam等估计经济趋同时情况类似。
3·服务业增长的地域特征
虽然前面根据变异系数的计算结果可以反映出服务业增长差异的变化趋势,但是还无法充分展示这种趋势的地域特征,因为不同的洛伦茨曲线的形状完全可以得到相同的地区差异系数。因此,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增长的洛伦茨曲线[10]变化情况。
洛伦茨曲线:区间洛伦茨曲线(inter-regionallorenzcurve)令:ρi=∑ki=1(pi/p);ψi=∑ki=1(Xi/X)代表人口与服务业产出自第1地区至第k地区的累积比重,它们均采取百分比来记数。洛伦斯曲线为所有(ρk,ψk),K=1,2,…,n,在以累计人口比重为x轴与以累计服务业产出为y轴的坐标平面中所组成的曲线。
由1995~2004年中国各城市服务业①Lorenz曲线变化图可以看出,曲线的变化分布广泛,即大致在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累计占比在5%~90%的区域,人口累计占比在15%~95%之间,地域范围涵盖了中国绝大部分城市。曲线变化方向朝上,且变化并不很大,这意味着从服务产品占有量比较低的地区,到较高的地区,服务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均衡增长特征,但是发展速度并不很快。同时表明,导致服务业地区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是从较低服务产品占有量的中西部地区,到较高服务产品占有量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会城市服务业,都有一定程度的绝对增长,从而导致全国服务业增长的相对差异逐渐减小。
作为对比,用相似的方法做出了工业产业增长的Lorenz曲线变化图。由工业Lorenz曲线变化图可以发现,曲线的变化相对服务业分布区域稍小,即大致在
人均工业产品占有量累计占比在20%~90%的区域,集中在45%~95%之间,人口比重累计占比在45%~90%之间,地域范围主要为工业发展中高水平的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曲线变化方向朝下,且变化幅度较大,反映出非均衡增长特征,并且增长速度较快。分析表明,导致工业增长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处于工业发展中、高水平的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处于工业发展中、低水平的中、西部地区一般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中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一般城市组和中高发展水平的东部地区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组之间的差距被拉大,以致整体上工业发展差距出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四、讨论
关于在城市地区和市区层面上绝对β趋同与条件β趋同表面矛盾的情况该如何解释呢?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由于城市的“核心”性质,城市经济增长往往表现出领先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现象。而在我国的城市经济统计中,城市的“地区”范围实际上包括市区和下辖县、县级市,包含了农村地区的数据,因此只有城市的“市区”范围才真实地反映城市的经济活动。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市区的绝对β趋同与城市地区层面的条件β趋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的关系看,条件β趋同实际上是对绝对β趋同施加了条件变量后得出的趋同现象,即在城市所面临的为条件变量所反映的情形一致时(市区实际上是根据地理位置、制度环境等条件在城市地区范围内对城市地理空间进一步的分解),服务业增长存在绝对β趋同。
再从地理位置上看,各城市的市区都是历史上或现代交通枢纽,集中于冲积平原或盆地,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人口密度相对都较高,并且集中了地区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和大学等研究机构,因此历来商贸服务业发达,成为地区内的服务增长和创新中心;就制度条件而言,自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的市区,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大部分边境城市都是首先开放城市的市区,而且以开放经济为代表的各层次经济开发区遍布不同等级的城市市区中,因此各类城市市区服务业增长的制度条件十分相似;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看,各级(下转第26页)地促进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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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趋势篇10
二季度中国经济加速回升
二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强劲复苏迹象：在多剂政策的“强心针”作用下(主要是超宽松货币和强力投资扩张)，经济下降的运行趋势被强行扭转。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025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70070亿元，增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57767亿元，增长8.3％。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了快速反弹态势!二季度当月GDp增速已接近正常年景水平。
下半年经济回暖趋势比较确定
下半年经济增长趋势即使没有进一步政策刺激也会延续下去，原因为当前去库存冲击已经结束，去过剩产能化冲击还未开始。中国经济本轮调整能否全面复苏取决于两个因素：去库存化和去过剩产能化过程结束。第一个过程大约1年左右时间就能完成，主要行为发生在前半年，现在高峰已基本过去，第二个过程需要2～3年左右时间。宏观层面上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微观层面上涉及企业并购重组，过剩产能的消化，目前还刚刚开始，主要行为发生在后1～1.5年时期，因此，消化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冲击至少要到2010年下半年才会显现杀伤力。未来6～12个月，由于去库存行为基本结束，而去过剩产能行为还没大规模开始，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处于相对稳定的回暖确定期。在库存回补的企业经营行为下，下半年经济状况会呈现大范围好转现象。
在中国经济持续回暖的窗口行情下，我们预计2009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将呈现我们年初预测的低位平稳运行状态，增速缓慢回升，经济底部状态得以确立。
产能过剩决定下半年经济运行特征
产能过剩决定下半年价格走势仍将低迷。今年二季度，钢铁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73.1％，铝冶金为65.7％，铁合金为70.4％。由于产能过剩仍然存在，政策基本面仍然会延续宽松格局，需求的回升首先会通过产能扩张消化，而不是价格上涨，因此下半年通缩趋势仍然会延续。
“保增长”的政策基调不会改变。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持续回暖的趋势。但是，经济持续回暖并不意味着全面复苏趋势确立。我们对全面复苏的界定是，经济增长恢复到前期正常增长水平，并步入持续增长轨道；在数量上我们界定“全面复苏”为“连续二季GDp增长8％以上”。我们认为年内经济全面复苏可能性不大，政策转向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