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功能篇1
关键词：公民治理；社区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功能
理查德·C·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认为社区居民是自己社区的“提供者”，居民自己应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站在一起，这才能形成一个社区。
一、相关概念涵义
1.社区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伙伴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逐渐受到诸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于“社区”一次的理解也呈现“百家争鸣”式的发展。笔者比较认同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内的人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公民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盖森等人的系列文献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以公民与官僚合作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现代行政的必要途径，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公民治理理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美国学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对公民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建构。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组织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和职责不清等问题迫切需求理论的指导，而治理理论便在这种需求下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兴起。其领域涉及社区流动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孕妇、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服务等。通过发展社区内居民成为机构会员，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检查、心理辅导等培训课程。经过六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基层自治组织。它所体现的显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1.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凸现治理绩效。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而且能有效地运用他们身边的资源，向心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发掘并使用其能量，而在大集团中，能量经常是潜在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较于政府部门是范围更小的集团，且更易促使社区居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经过笔者在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馆的调查发现，社区小范围的组织机构比当地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更能够组织社区居民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例如，为促进当地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新市民生活馆为当地外来人口的“生意人”举办小型的“商业交流会”，探讨各自的“生意经”及个人经历，很好的促进了当地人的人脉交际；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办就业职能培训，如烹饪技术教学、淘宝店铺经营等技术，来促进社区居民的就业，这些是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的。2.更有效的实现社区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以及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形象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共事务的治理。个人理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在此理论下认为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只关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则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故二者难以就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体行动。政府与市场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两种途径，相应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事务各种问题的两种方式。然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完全解决资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难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治理的单元，由社区自治组织协调社区内居民共同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难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目前，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淡漠。这是由城市发展进程中社区的产生和构成方式决定的。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社区为了方便基层部门的管理，多半由“划片”产生，只是这种方式下产生的社区中居民共同意识淡薄，缺少归属感。而社区自治组织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发组织产生的，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领域，有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同样，笔者在对上海新途社区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归泾村的新市民生活馆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以新市民生活馆为活动的组织场地，为社区居民组织举办各种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心理辅导讲座和社区内流动儿童英语辅导班等各类团体组织活动，并在每月举办一次社区主题型活动，使社区人心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意识得到了强化。
三、当前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1.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各种社区自治组织涌现，虽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开始向社区自治组织开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遗补缺”，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主要受一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地位合法性问题。国家对社区自治组织实施控制管理，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国家的态度决定着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前途，此外还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机制的约束。（2）活动经费筹资困难。笔者在对设立在浦东新区的新市民生活馆调研中发现，维持馆内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政府的招标项目，而且资金有限，通常需要组织的筹资部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经费缺乏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相当普遍和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自治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2.对策建议。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政府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治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负担，还权于社会，让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相应的社区自治组织政策支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落实到实处，使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其次，在社区自治组织注册登记上予以较低的“门槛”，并在后期发展中通过对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扶持；最后，监督管理上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将其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1]周玉忠；王宇飞等.城市社区组织培育研究[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0.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2
陈艺文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以“网格化”社区文化建设为基点，深刻理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充分发挥其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上的功能
和作用，兼顾社区文化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实施有效的措施，推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网格化；社区文化；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一、“网格化”社区文化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特点
“网格化”社区文化建设主要是依托统一的社区管理体系以
及数字化的信息交流平台，将城市社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单
元网格，在“网格化”社区中以单一网格或属性相似的多个网格
为对象进行社区文化的建设。
（一）“网格化”社区文化的主体性增强了城市社区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和向心力
社区是人的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人的心理
满足共同体。社区文化活动是群众性、社会性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活动，其强大的社会群众主体性增强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渗透力和向心力，极大地解放和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协调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为城市社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组
织、决策、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一性、统一性和交互性。
（二）“网格化”社区文化的多元性扩大了城市社区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城市社区是社会的细胞，重视社区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是推动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载体。社区文化建设表现出鲜
明的深度和广度的广泛性特征。就深度而言，要求社区文化建设
坚持划分以区、街、社区为主线的三级文化网格，开展经常性、
多层次、全方位的社区文化活动；就广度而言，社区文化建设应
遵循文化活动内容多元化、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化、文化活动渠道
多层次的建设原则。
（三）“网格化”社区文化的渗透性提高了城市社区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马克思说，为了造就新型劳动者，应当“在一切个人的自由
时间内，对他们进行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1]即在城市社区这
个范围内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社区文化建设，培养和
塑造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有思想、以社区、社会发展为己
任的优秀公民，用文化把人们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稳固共同体内
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提高城市社区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网格化”社区文化建设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功能
（一）凝聚功能
凝聚功能是指社区成员在共同目标、利益和信念的基础上，
通过共建共驻机制，使社区各种力量相互吸引，从而形成一种特
有的社会合力和整体效应。社区通过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
样的文化教育活动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充分尊重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引导城市社区居民主动关心社区问题，并思考
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最终实现奋斗目标。
（二）沟通功能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具有加强社区居民人际沟
通的功能，而且有利于社区与社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深入到
每个网格的多元性社区文化活动把社区成员吸引到一起，将社区
居民投入到更为广阔的人际交往空间，共同营造出一种亲善、和
谐的氛围，并且逐步建立以平等、互助、协作、友爱、和谐为主
旋律的新型人际关系，不断地扩大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三）教导功能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导功能表现为对社区成员
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社区整体的思想行为起教导作用。具体说
来，就是对社区成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和科学理性教育，塑造社
区居民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培养社区文化核心价值观，
使之以积极、良好、团结的心态接受城市社区开展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共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三、以“网格化”社区文化建设为基底，推动城市社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探析
（一）坚持以人为本，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建立自治新机
制，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凝聚功能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
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
聚力的过程。具体而言，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利用区、
街、社区三级网络和社区的单元化网格，开展贴近国家、贴近社
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文化活动，不断以科
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积极的思想教育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建立群众自我完善、
自主管理、自主调节、自觉参与的城市社区思政工作自治运行机
制。
（二）整合社会资源，创新社区特色，建立电子政府，充分
发挥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沟通功能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通过
协调政府、单位、社区组织、社区工作者以及居民之间的关系，
全方位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资源的共享共驻共建，促进整
体水平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的过程中，单元网格社区
应根据本社区的人员组成、文化层次、接受水平等现实情况，形
成社区特色，逐步建设符合本社区特点的文化团队。利用电子政
府这一沟通交流的平台，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互动合作模式，重
点把握舆论方向，促进社区内部的双向深纵沟通。
（三）巩固社区文化队伍，加强志愿服务，夯实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导功能
社区思想政治建设应加强社区党员的培训教育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聘任专业素养的管理员和辅导员。充分利
用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优势，培养特色专业人才，鼓励和提倡广大
教育者、社会工作者投身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引导在
校大学生志愿参与社区思想文化服务工作，开展“高校大学生走
进社区义务讲学”、“数码电器维护与维修”等公益服务活动，
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同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95.
[2]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24.
[3]民政部关于全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n].人民出版
社，2000-11-3.
[4]胡锦涛.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创新专题研讨班
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1-2-19.
作者简介：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3
一、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行动缘起于2000年武汉市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具体上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推动下实现的：
（一）宏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经济性分权改革和行政性分权改革推动了政企分离和城市政府内部权利关系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经济市场化为主导的第一阶段社会转型，推动了政治运行机制从集权化转向分权化。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的分权化改革采取了“可控性”策略，即在宏观政治架构不变的前提下，逐步调整国家与市场、行政科层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内部）的权利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包干改革，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推进经济性分权改革和行政性分权改革。通过经济性分权改革，基本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市场自主治理的分离；通过行政性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行政管理权。就城市政府内部分权而言，伴随市区政府分权，城市管理结构从“一级政府、一级管理”转向“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伴随区政府与街道办事处分权，初步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城市治理结构。
（二）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政府与社区分权改革推动了公共管理社区化。中国第一阶段社会转型使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效应”。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向社区沉淀，使社区成为社会问题的仓储域和利益主体的博弈域。借鉴国际经验，社区建设必须先建社区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和资源，在进一步分权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把向社会和公民分权也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突出表现在扩大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自、大力发展社区组织、推进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上。伴随社区建设和社区功能扩展，政府赋权社区组织，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城市治理结构开始出现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与社区组织的自治管理的分离，逐步形成“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治理结构。
二“、江汉模式”的剖析
（一）“江汉模式”的特点
江汉区的改革以政府主动转变自身职能为特点：一方面，着重理顺社区组织和街道办事处的关系，逐步改变将社区居委会作为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做法，引导、支持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发挥自治功能；另一方面，着重理顺社区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采取“条专到底”的方式，将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下沉”到社区，政府部门独立完成社区公共事务并主动接受社区组织考评监督。
江汉区的改革顺应了城市社会问题社区化的现实，部分改变了传统居委会时代“责大无权”问题，使社区居委会拥有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学术界称之为“江汉模式”。
（二）“江汉模式”有关公共管理社区化的创新
“江汉模式”有关公共管理社区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创新了公共服务机制。“江汉模式”使全区建立起了政府购买、社区服务中心运作、居委会协调监督、居民受益的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同时，在新型体制的运行中，通过建立健全工作目标量化考评机制、工作激励机制、竞争上岗机制和民意测评机制，打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利益分配格局，充分调动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改善社区工作条件，保障社区工作经费，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公共服务站的工作潜能。新体制的运行，还促进了街道办事处科室之间、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公共服务站之间、社区公共服务站内部工作小组和成员之间更为融洽的互助协作关系的形成，并逐渐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整合了社区工作人力资源，江汉区采取因事设岗、按需定员、一岗多责、竞争上岗的措施，以所在社区服务对象数量、地域大小等作为人员配置依据，对社区公共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了统一核定,精简128人，总人数由原来的2594人减至2466人（服务员1021人、协管员1445人），促进了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的提升。
再次，强化了居委会自治主体地位。通过三次改革创新，江汉区适度地分离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职能，理顺了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改变了过去社区居委会全权负责社区管理与服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减轻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淡化了居委会的行政色彩，还原了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
新管理体制运行以来，江汉区各社区居委会通过有效行使“五权”，充分履行了协助监督职能，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使居民自治由“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由“零散化”向“组织化”转变，扩大了社区参与；通过开展老城区物业自助服务，拓展了社区服务空间，增强了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居民的能力，也提升了社区自助互助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三）“江汉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江汉模式”为全国许多城市的社区建设与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产生了较大的扩展效应，但其内涵的缺陷也随着“江汉模式”的推广逐渐“显山露水”。全国出现了公共管理社区化失范问题，各政府职能部门纷纷在社区“抢摊登陆”，将社区作为政府开展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元，社区居委会逐渐“内卷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新一轮社区体制改革“浪潮”，出现了若干公共管理社区化模式。其基本做法是，在社区设置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以理顺政府（市、区、街政府部门）与社区（社区组织）的关系。这些有益的探索为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的对策
（一）继续丰富公共管理社区化的内涵传统公共行政思维决定了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习惯“一统到底”，把社区作为政府开展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元。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既要分开，也要合作，公共权力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在角色和功能上，政府要把“掌舵”与“划桨”分开，政府不再是无限制承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具体生产和提供者；在公共事务治理机制上，行政机制、自治机制、准市场机制等都是可能的选择；政府介入公共服务的方式有监管、付费和直接提供三种。这一全新的治理思维对于公共管理社区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借鉴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走出当下公共管理社区化失范的根本途径是构设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合作首先需要分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就是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与社区组织的自治管理相分开、政府组织“掌舵”与其他社会组织“划桨”相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治理主体功能边界的界分、治理结构的重组和治理机制的创新。
（二）明确界定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功能边界
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是由“行政一体化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过程。现实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类社会组织缺乏合理的社会分工，缺乏明晰的功能边界，存在“过大的政府”、“过大的社区组织”、“过小的社会中介组织”问题。因而，中国公共管理社区化改革的关键点是重新划分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边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不同。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基于西方健全的公民社会基础提出：“治理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找解答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治理理论不仅承认我们的政府制度愈来愈复杂而且提醒我们注意责任的转移、国家退后一步而把责任推给私营部门和志愿团体——从广义上说推给公民的这样一种打算。”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非均衡的前提下倡导组织责任边界模糊化显然会导致“治理失败”。因此，改善社区治理必须明确界分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之间的功能边界，其具体进路是重新细分社区公共事务。根据社区公共事务内在属性以及供给主体的差异性可以把社区公共事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区行政事务，即以社区为单元由特定的执法主体和法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管理型公共产品的组合。第二类是社区公共服务，即以社区为单元主要由专业性组织提供的服务型公共产品的组合。第三类是社区自治事务，社区公共事务分离出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后，剩下的事务属于社区组织事务，由社区组织承担。
（三）建立“多中心”的社区治理秩序
从责任主体角度细分社区公共事务，构设理想的社区治理模式意味着治理主体秩序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但需要进一步探寻的是，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应构造什么样的多中心主体秩序？如何构造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主体秩序？前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介入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可能的组织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后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这样的组织形式需要怎样的制度条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政府职能社区化最基本的经验是通过分权化改革打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认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可能的组织至少有如下三大类六种形式：第一类是政府组织，包括区政府部门和区政府直属公共服务实体，前者属于区政府核心部门，后者又称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政府组织是社区行政事务治理主体。第二类是社区组织，包括社区法定组织和社区民间组织，是社区自治事务的治理主体。第三类是其他社会组织，包括公营独立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治理主体。此外，驻社区单位也是利益相关者，是单位型社区物业服务事务的治理主体。
（四）创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4
一、高校学生社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1.加强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客观要求
学生社区是学生休息的场所，课堂的延伸，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园地和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窗口。在高校学生社区内生活的是一群知识密集和思想观念超前的群体，这一阶段学生个体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批判性逐渐发展起来，他们会用新异独特的思维观点解决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会在学生社区中发生碰撞，各种思潮也会在这里交汇，每个居于其间的人难免会受到感染。大学生多处于青年中期，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政治法律社会化、道德社会化、价值观社会化、知识能力社会化、心理状态社会化起着全方位的定向、规范、约束、激励、开发、疏导作用。”[1]学生社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其教育功能日渐显现，它将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
2.加强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学分制的施行，学生的学习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本学校的学习，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通过选课跨专业、跨学校进行学习，同班不同学和同学不同班的新情况随之产生了。传统的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活动的观念逐渐淡化，学生社区里的学生宿舍逐渐成为大学校园中最基本并相对固定的单元格，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交流的重要场所，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空间。学生社区的育人功能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能力素质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建构和改造作用。“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学生社区中，实现教育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力争把学生社区建设成为‘思想教育、行为指导、生活服务、文化活动’等功能为一体的具有浓郁文化氛围、陶冶学生情操的教育基地。”[2]
3.加强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的内在要求
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体现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要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找准切入点，重点解决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努力增强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情味和说服力，积极建构起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桥梁，发挥情感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使学生能够深刻感受到对学生社区的归属感。此外，还要注意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性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具体教育内容和客观外界情况，超前地预测和分析学生社区中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在某种状态下可能发生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教育方法及时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1.社区管理人员知识积累不全面
现阶段，我国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组成人员大多是研究生或本科毕业，有着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他们普遍的优势是很容易和青年大学生相处和沟通，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修养不够，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了解不多，专业化程度不够，这些都对他们从事工作形成了一定障碍。
2.学生社区育人功能成效不显著
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宿舍和生活区都是通过高校后勤体系来管理的。就管理本身来讲，针对学生宿舍的管理功能相对单一，往往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学习、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没有考虑通过改革建立区别与传统意义的单纯宿舍区的高校学生社区，也忽略了学生社区本身的育人功能。“高校学生社区管理的核心应该是‘以人为本’，侧重管理好学生，服务于学生，注重体现的是‘育人’功能，把对学生社区的管理工作当成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沿阵地。”
3.高校学生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
面对新时期造成的这种高校学生社区新情况，许多高校也纷纷开始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与试验，来解决新的问题和状况。但就目前大多数高校看来，都没有建立统一的学生社区教育管理机构和体制，后勤和学生工作部门出现了交叉管理，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的现象，使得个别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机制不畅通。
4.学生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不高
学生社区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在学生社区组织建立过程中，由于宣传组织力度不够，导致学生对于在社区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教育管理方式和效果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对学生社区管理人员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怀疑，使得有些同学即使认同这种教育管理方式，但在参与管理、监督方面的意识淡薄，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关注得多些，在涉及集体活动时则表现得积极性不高。
三、加强开展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如果要更深层地探讨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必须脱离具体的工作性和实务性层面，结合理论来反思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蕴含着哪些理论问题，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才能找到解决途径。”
1.引入多学科知识交叉研究，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高校学生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是一项实务性工作，但是其背后隐藏着多种学科的基本工作原理的交叉。“在教育工作者面对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个性化和动态化的教育客体时，必须进行全方位地探索研究，引入多学科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加强这一新领域的工作特点、规律和理论研究，才能有效推进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和发展。”在高校学生社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学生社区管理人员不断加强对教育理论知识、心理学知识、管理学知识等知识的学习，利用工作的收获和经验体会进行总结，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中碰撞中思想的火花，产生新的方法和途径，这样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而且有利于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运行。
2.加大服务设施投入，营造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
高校学生社区是在校大学生生活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明行为培养的一块重要阵地，高校学生社区的文化环境、思想氛围对大学生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社区作为一个共同生活的区域，必须要有水电、文化娱乐等设施来满足社区成员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这是进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载体。”对高校学生社区提供完备的服务设施，增设学生社区活动室、心理咨询室等，有利于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社区管理人员应引导学生营造高雅向上、文明有序的住宿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的文化建设。例如开展文明寝室的评比活动，在各楼栋设立信息栏、宣传栏等。增强学生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让每一个社区成员都能参与到社区管理之中，有利于帮助学生培养生活技能，增加学生间的交流，丰富学生课余活动。“建设健康向上的学生社区文化，有利于大学生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增强客观认识能力，完善自我批评、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达到综合素质的提高。”
3.提高学生社区管理人员素质，促进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
学生社区的管理人员既包括学生辅导员，也有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学生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日常生活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作为在学生社区第一线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坚力量，主要任务是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其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因此，学校要制订学生社区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奖惩措施，培养学生社区管理人员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学生社区管理人员素质的培养和政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正确处理好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学生社区管理人员应积极认真地履行工作职责，按照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目标和要求，不断完善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增强工作素质，提高工作水平，不断探索创新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以便于得心应手地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完善学生社区组织体系，发挥学生主体功能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5
【关键词】美沙酮维持治疗；家庭功能；干预-随访研究；海洛因依赖者
中图分类号：R749.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3-00155-03
2003年8－10月，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针对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对云南省个旧市部分海洛因依赖者、家属、社区居民、公安、卫生部门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2004年4月，云南省个旧市健康门诊作为全国首批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启动。只要符合相关规定，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每天只需缴纳比较低廉的费用，就可以根据接受治疗前的海洛因用量服用足量的美沙酮以替代海洛因。
2004年4月至2005年5月，项目组每月为入组的海洛因依赖者进行两次小组活动，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个别心理辅导，为美沙酮维持治疗病人提供沟通技巧、应对不良情绪、处理负性生活事件、行为矫正等方面的培训。本文报告海洛因依赖者美沙酮维持治疗前后家庭功能的变化并和未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社区海洛因依赖者比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干预组：2004年4－5月间个旧市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海洛因依赖诊断标准且至2005年5月仍接受干预的入组病人150名，共收回有效问卷96份。对照组：2004年11月该市社区内符合DSmiV中海洛因依赖诊断标准、从未接受过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其他干预项目的海洛因依赖者50名，剔除2004年4月－2005年5月间接受过其他干预项目的海洛因依赖者，共收回有效问卷37份，假定对照组在未接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一年内家庭功能无明显变化。
1.2工具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assessmentDevice,FaD）［1］共60个条目，分别将家庭功能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各分量表的分值范围为1～4分。量表作者对FaD的信、效度作过反复测定，均提示FaD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翻译后的问卷也同样具有较好的信度［1］。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差。
1.3治疗方法对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每天按吸毒量给予相应剂量的美沙酮，维持剂量为80－100mg/日。每月定期举行两次两小时左右的小组活动，采取培训、小组讨论、互动游戏、头脑风暴（BrainStorm）等多种形式，内容主要有沟通技巧、应对不良情绪、处理负性生活事件、行为矫正等方面的培训，由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一名精神科主任医师和一名药物滥用副研究员主持完成。平时进行不定期的个体心理咨询和辅导，由门诊工作人员完成。海洛因依赖者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前及接受美沙硐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12个月后评定。评定前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社区海洛因依赖者对照组也由同一批工作人员完成FaD的评分。
1.4统计方法
采用χ2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t检验。
表1干预组和对照组人口学特征比较，n（%）
项目干预组（n=96）对照组（n==37）χ2/t值p值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干预组和对照组人口学特征见表1。表1显示，干预组和社区对照组在性别、平均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2干预组和对照组家庭功能各分量表评分比较
表2干预前后干预组与社区对照组家庭功能各分量表评分比较（x±s）
分量表干预组前（n=96）①干预组后（n=96）②社区对照组（n=37）③①③t值②③t值①②t值
表2显示在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前，干预组的问题解决、沟通方面得分优于社区对照组，但在行为控制方面则比社区对照组差。干预组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12个月后，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和总的功能方面得分均优于社区对照组。接受干预后，干预组较干预前在问题解决方面得分增高，而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方面得分均明显降低。
3讨论
干预前，干预组的问题解决、沟通方面得分优于社区对照组，但在行为控制方面则比社区对照组差。作者认为，由于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需要取得家属的支持，所以在家庭关系方面，能取得家属支持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干预组）比不能参加的海洛因依赖者（即社区对照组）要好，因而干预组在问题解决、沟通方面得分更优。国外研究也显示，家庭因素是影响患者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重要因素［2］。在行为控制方面两组存在差异，可能因为社区对照组的年龄稍高于干预组。
经过一年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和相应的心理、行为干预后，干预组各分量表得分均优于社区对照组，尤其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和总的功能方面明显优于社区对照组。干预组在接受干预后家庭功能总体取得明显改善，更趋于健康。但干预后问题解决得分较干预前增高，
有关研究发现，海洛因依赖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存在不同的个性心理障碍［3］。作者通过与干预组访谈、分析后发现，干预后，干预组在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和正常人尚有一定差异；并且接受干预后，随着心理、社会功能的恢复，干预组往往要面对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需要应对更多的问题，然而干预组解决问题的能力尚有所欠缺。因此，作者认为，干预后干预组解决问题的得分增高，并非是更不健康，相反是干预组回归正常人群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的心理辅导和支持，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足够的支持。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6
【关键词】晚发性精神分裂症社区康复家庭病床
中图分类号：R473.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515（2010）11-015-02
effectsofSocialRehabilitationonLate-onsetSchizophrenia
DUHongqun,CHenYumin,JiHongyu
thefifthhospitalofZibo,Shandong255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effectofsocialrehabilitationonlate-onsetschizophrenia.method76patientswithlate-onsetschizophreniawererandomlydividedintotwogroupsinpatientgroupandhome-bedgroupwithsocialrehabilitation.allpatientsweretreatedfor1to3monthsandthenfollowedforhalfayear.theassessmentsweredonewithBpRS,SDSSandcostcalculation.Resultonsymptomlevel,thetwogroupsweresimilarattheendoftreatment.whilesocialrehabilitationgroupwassuperiortoinpatientgroupashavinglesssocialdysfunction,lowerrelapserateandlowercost.ConclusionSocialrehabilitationiscost-effectiveintreatmentoflate-onsetschizophrenia.
【Keywords】Late-onsetschizophreniaSocialrehabilitationHomebed
社区治疗可在更为自由的环境和更少代价的情况下，减轻患者的症状，减少复发，提高生活质量，增强个体功能[1]。关于社区精神疾病康复模式的研究报告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3，4，5]。我们选择了晚发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病床式的康复模式和住院治疗两种方法，并对其效果进行了对照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择病例均为在2006年6月至2008年1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病员，共76例，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住院治疗组和社区康复组各38例。入组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年龄≥40岁；首次发病。
两组样本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族史及病情严重程度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差异（详见表1）。
1.2方法
两组患者的施治者分别由我院精神科病区和社区服务科经过正规培训的专业医师担任。住院治疗组实行封闭式管理，以药物治疗为主，同时辅以工娱疗和心理治疗，使用作用相对缓和的奋乃静和舒必利等常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社区康复组均予建立家庭病床，有负责医师首先依据每位患者的病情向家属及乡村或街道基层医生讲授精神疾病防治常识，取得支持和配合，然后至少每周一次上门巡诊。具体康复措施包括①药物治疗：使用药物种类、加量方法、最高日剂量等与住院治疗相同。②心理治疗：以心理支持、认知、行为疗法等为理论依据，实施生物―心理―社会全面干预。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早期以心理支持、健康教育为主。（二）随着疾病的逐渐恢复，医生针对每位患者的不同情况，及时帮助患者制定日常的行为规范，对做得好的，给予物质奖励。（三）为疾病的康复阶段，主要是纠正患者的不良认知与行为，学会使用合理的思维方式去认知和评价客观事物。
1.3疗程住院治疗组的平均疗程为（51.21±29.32）天，社区康复组的平均疗程为（50.26±28.31）天，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1.4量表评定及随访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于治疗前后和半年后随访时各测评一次。在随访时作复发认定和相关的经济指标调查。
1.5效果评定用国内现行四级临床疗效评定标准结合BpRS减分率评定疗效，减分率≥80%为痊愈，≥60%为显著进步，≥30%为进步，＜30%为无效；用SDSS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社会功能缺陷变化情况；根据患者半年后症状是否再度出现或原残留症状有否加重需要调整药物或剂量等判断有无复况；用直接费用核算法核算两组患者用于住院治疗和社区康复费用。
1.6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X2检验。
2结果
2.1疗效住院治疗组痊愈26例（68.42%），显著进步8例（21.05%），进步4例（10.53%）。社区康复组痊愈28例（73.68%），显著进步7例（18.42%）进步3例（7.89%）。两组的治愈率、显著进步率及进步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BpRS评定总均分变化见表2。
2.2社会功能缺陷变化情况两组患者经治疗康复后SDSS总分均有下降，但社区康复组的下降有显著意义，住院治疗组的下降无统计意义，治疗后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见表3)。
2.3复发率两组患者均于半年后进行随访并作BpRS和SDSS测评和精神检查，结果认定住院治疗组有10例复发，复发率为26.32%，社区康复组复发5例，复发率为13.16%，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2.4费用分析住院治疗组的每位患者平均需支付3508元。社区康复组每位患者平均支付1026元。两组比较住院治疗组的费用是社区康复组的3.42倍。
3讨论
晚发性精神分裂症是指初发病年龄在40岁以后的精神分裂症。晚发性精神分裂症较早发病病例相比以视幻觉、触幻觉和嗅幻觉、被害妄想、谴责性幻听多见。在病因学方面，与年龄有关的心理社会因素如躯体功能下降、生活压力较大、丧偶、退休等，可促使晚发性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且以女性病例居多[6]。针对晚发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早发病例相比，具有发病年龄大、症状相对较轻、无智力缺损等特点，我们对38例患者采用针对性较强的家庭病床式的社区康复治疗方法，并与其他38例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了对照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康复组在提高治愈率、降低复发率、改善社会功能和减少治疗成本与费用等方面均优于住院治疗组。其中复发率、社会功能缺陷变化和成本费用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之所以产生这些差异，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家庭为导向的更为人性化的社区康复模式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二是患者家属及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通过学习精神卫生知识和对整个康复过程的主动介入，加深了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提高了照料患者的应对能力；三是及时的心理与行为干预，则大大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能力，且能有效地避免了因住院带来的社会功能受损，从而实现了心理与社会的全面康复；四是实行社区康复治疗不但能节省因住院而带来的不必要开支，而且患者在家属的带领下，通过参加劳动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
本文研究结果提示：选择类似晚发性精神分裂症的个体病例，进行家庭病床式的社区康复治疗，是完全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赵宝龙，许东升，王祖成.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家庭干预随访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4）：285-286.
[2]杜宏群，陈玉民，王俊明，等.技能训练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作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12）：1084-1086
[3]凌笋昂，赵传绎，杨文英，等.精神分裂症缓解期的社区家庭干预效果的随访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325-327.
[4]张明廉，袁国桢，姚建军，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系统家庭治疗的疗效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8）：711-712.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7
关键词：社区治理;巴南;探索;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任务，社区作为社会基层单元，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重庆市巴南区位于重庆主城南部，下辖91个社区居委会。近年来，巴南区对社区治理在体制和管理方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巴南区推进社区治理的实践举措
（一）清理社区事务建立准入制度，提高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效能。
巴南区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为社区“定责、还权、赋能”，促进转变职能，加强公共服务。一是全面清理工作事项。根据社区“两委”职能职责，对延伸到社区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了原加予社区的职责事项60多项。将社区基层组织承担事务明确为五类，纳入《社区“两委”承担公共事务目录》，增强了社区工作自主性。二是建立公共服务事务准入制度。规定除《目录》中明确由社区“两委”应承担的事务外，其他事项不得下放或转嫁给社区“两委”，要求新增工作项目必须按程序统一由领导小组审定后方能实施，有效地去除社区行政化，使社区回归自治本位。三是从细微处着手减少社区负担。巴南区从精简社区考核评比、精简机构和挂牌、精简报表台帐、规范印章管理使用、严格控制会议等细微处着手制定系列规定，切实减轻社区行政负担。
（二）健全社区治理主体构架，提高社区居民参与融入度。
“治理”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巴南区努力促使社区由原来单一的政府权力主体日益向政府、社会和居民广泛参与等多主体的治理体制转变。一是实现社区居民委员会全面直选。健全社区各类下属委员会和居民小组，选齐配强居务监督委员会、居民小组长、居民代表，切实增强社区自治活力。完善社区居民公约、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居民（代表）会、听证会、议事协商等民主决策管理制度。二是统筹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发展，有效实现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率先在全国创设趣缘、业缘、地缘社区“三缘”党组织并实现全覆盖。全面实行社区“大党委”制度，将1517个单位纳入社区大党委成员，推行大党委共建项目制度和驻区单位、社区党组织双向承诺制度，促进互利双赢。以党代表“四联系四服务”制度为抓手，将社区纳入处级党员代表联系服务范围，实现党代表联系社区和困难党员群众全覆盖。三是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积极培育发展社区公益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全区共由社区备案登记慈善救助、治安巡防、科普教育、文体活动等社区公益组织461个，各类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共驻共建等途径，采取有偿、低偿、无偿相结合的方式，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
（三）强化服务功能，不断健全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治理”的内容要以服务型为主，巴南区注重满足居民群众需求，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一是完善功能规划布局，夯实社区基础服务设施。提档升级社区办公阵地，夯实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完善社区卫生、文化、体育服务配套设施，为社区服务提供有力保障。二是强化社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社区综合服务实力。以“社区服务专业化”为导向，配强配齐社区干部。建立完善社区工作者从业准入机制和激励机制，目前已有354人取得全国和重庆市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资格，采取“基本补贴+任职年限补贴+工作量补贴+工作绩效考核奖励”方式，落实五险，提高社区干部待遇。三是积极创新服务体制机制。健全区、镇街、社区三级联动政务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服务群众工作软件系统，分级办理群众反映事项，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办事效率;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委托给社区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按照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四）构建社区管理网络体系，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一是建立信息管理平台。充分运用“党建红云”，建立区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信息管理平台，将各类业务数据统一纳入该平台，由指挥中心研判后转交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反馈，实现社区“两委”信息统一采集、平台资源共享。二是健全志愿者服务体系。广泛吸纳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社区单位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组建各类社区志愿者队伍582支，志愿者28965人，创建“红岩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等多个著名志愿者服务品牌。三是围绕重点群体提供重点服务。开展“一键通”养老服务试点工作，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采取“社区干部+志愿者”和“居家+日托+全托”三结合的模式，全方位服务社区老人这一重点服务人群。
二、巴南区推进社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巴南区推进社区治理中有成功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社区自治不够强、社区服务功能不充分、社区组织与居民参与度不足等等。综合经验和问题，得出社区治理的主要推进方向：
（一）社区治理的模式各地有所不同，但向着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共治模式发展是未来的方向。
（二）社区治理必须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社会组织和业主组织等，要创新体制机制，去社区行政化，切实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
（三）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要多渠道投入完善社区硬件设施，强化服务理念培养新型社区工作人员，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四）社区治理必须创新治理方式，要实现集中管理方式向民主自治方式转变、封闭式方式向开放精细方式转变、单一行政管理向多样化方式转变、传统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式转变。
（五）社区治理应该积极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优化社区治理层级，实现人力、财力、物力向社区下沉，使基层组织能够真正对居民治理到位。
（六）社区治理必须是依法治理，要加强社区法制化建设，健全社区法制体系和运行机制，强化社区成员法治意识。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8
围绕如何科学把握当前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以及基层党组织如何实现好功能定位等问题，本刊邀请了中央党校党建博士、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储连伟来谈谈看法。
功能转变趋向是从“管理”到“引导”
记者：怎样理解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储连伟：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形势下，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发挥其服务功能，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对于加强党的领导，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党在社会基层的领导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由过去主要以组织人事关系和行政权力为依托的领导方式，向更多地体现为思想领导和党组织及其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影响转变。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在纵向封闭的单位中建党组织，转为在横向开放的社会领域中建党组织。其特点是无法依托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建党组织并开展工作，要求探索不同于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总体上看，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转变趋向是从“行政化”到“政党化”，从“管理”到“引导”。
记者：党组织应该具备一定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发挥了该功能，其有效实现和实现程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储连伟：的确，党组织有它的功能，但并不意味着能够发挥实际有效的作用。从纵向封闭的单位向横向开放的社会领域转变，此时，已无法依托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建党组织，只能依托社会场所和社会力量。这种依托社会场所和社会力量建党组织的重大转向，与原有的依托行政权力建党组织有很大不同，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具体体现为把握政治方向、培养选拔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严格党内生活等方面；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集中表现为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五个方面，通过服务密切党群关系、夯实执政基础。这“五个服务”是新时期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内涵的总体概括，也是基层党组织做好服务工作的根本要求。
强化服务功能为发挥政治功能搭建平台载体
记者：怎样把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二者之间的关系？我省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储连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是内在联系、有机统一的，只有强化政治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功能；只有强化服务功能，才能为发挥政治功能搭建平台载体。
因此，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属性，注重政治引领，在服务中体现党的政治优势，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感召力。严格党内生活，强化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强化服务功能，以服务功能体现政治属性。要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建立在社会基层、置身于群众之中，与群众联系最直接、最经常、最密切的优势，通过服务更好地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树立落实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的理念，为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和服务功能进行了许多具体实践。如探索着眼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功能，突出抓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实施“好书记选育工程”和“万名人才回引工程”，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调整不称职、不胜任村党组织书记，补齐配强村党组织班子；加强新兴领域党组织建设，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提高到74.9%、62.7%；加强贫困村党组织核心力量建设，出台强化扶贫攻坚组织保证8条措施，启动实施党员精准扶贫示范工程，向11501个贫困村党组织全覆盖选派第一书记；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推行乡镇青年人才党支部“五步”工作法；加强藏区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省委出台《加强藏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的八条意见》，组织6万名党员干部与藏区7.7万名僧尼结成联系对子，进一步夯实了党在藏区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等，都是效果较好的做法。
大党建、大治理促进大发展
记者：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脱贫进入攻坚期的当下，对各级各类基层党组织强化两个功能分别还有什么建议？
储连伟：在全省优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七期培训班开班式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范锐平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抓好省委分类调研、分类施策系列文件的落实，着力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引领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
在深水探路、攻坚拔寨的当下，我们要坚持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不动摇，把党组织的核心地位法定化、核心作用的内涵具体化、发挥作用的路径明晰化，使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坚持把党的建设与推进现代治理、促进事业发展有机统一，在适应党的任务、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和执政环境的新变化中，以党的建设创新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形成以大党建、大治理促进大发展的新格局。
在实践中，各级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问题，说到底是要解决其存在的价值与价值的实现形式问题，解决其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如果各类党组织功能定位不准，将会出现“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现象，也就是说，只有明确了“干什么”，才能知道“如何干”，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才不会越位、缺位或错位。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各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对党组织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这一问题应当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比如说，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基层党组织以加快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以优化党组织结构为方法，以民族团结为基础来建设服务型的党组织，以体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贫困地区党组织在大扶贫战略行动这一事关四川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大力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突出党员示范，把党员队伍建设成脱贫攻坚的先锋队，激发和调动党员干部的内在活力，最大限度凝聚精准扶贫正能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9
一、新社区治理体制下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
1、居委会面临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和“居站分设”（即居委会和工作站完全分开）等两种社区治理模式。理论上，社区工作站的设立似乎可从制度设计上解决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缓和日趋紧张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但实践中，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的居委会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尴尬。理论上，设立社区工作站后，居委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可以真正通过选举产生，专心开展社区自治。然而，实践中深圳市的几乎所有居委会组成人员完全都由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兼任，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级任务上，社区自治功能仍难以发挥。“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体居民利益的思路，无疑又回到了计划经济下传统意识形态的宣传公共权力系统天然代表全体人民的老路子，否则“居站合一”模式就会产生自我矛盾。因此，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说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设”模式的尴尬。目前，深圳市只有盐田区完全实行“居站分设”，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也不尽如人意。首先，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彻底分开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问题。社区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达到社区的各项工作，而且承担了部分本应属于居委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居委会虽然不再承担行政工作却又暂未能担当起“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的制度模式下开展社区服务，难以实现自负盈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居委会资金来源存在困难时，工作如何实现良性运作？再次，由于居委会主任及委员们缺乏工作的热情、动力和民主的习惯，居委会难以真正运作起来。部分原居委会成员在居委会脱离政府“管制”之后，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甚至有某种失落和无所适从感。
第三，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设”的情况下，居委会不再承担行政性工作，与业主委员会一样应该同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现实情况是，居委会联系群众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会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影响力大于居委会就是最好的说明。有学者指出，业主委员会在维护居民利益、推动社区自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僵化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形成了很大冲击，如果居委会还不实现自治功能的回归，就有可能被业主委员会“挤垮”。
2、业主委员会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随着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兴起、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居委会自治能力的缺失，拥有住宅私有产权的业主成为了现代社区的真正主体，业主的社区自治要求日渐增强，并呼吁成立业主委员会甚至业主联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化、专业化的维权组织的成立就成了业主的必然选择。
尽管业主委员会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且其自身运作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它作为一个新型的社区组织，在社区内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对社区居民、居委会乃至整个社区治理结构的变革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而且还推动了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区组织关系的复杂性。
二、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的现状及症结所在
1、二者关系的现状
面对业主委员会的兴起，有人开始怀疑居委会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区体制的呼声不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潜在冲突也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现。由于居委会角色错位，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居民开始绕开居委会寻求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确直接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运作与业主维权的开展。业主委员会还经常受到房管部门的行政干预，这些部门本该行使对业主委员会的辅助工作，但由于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不清，这种行政辅助行为就往往演变成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反过来政府的行政干预又更加模糊了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因此，当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欺骗和损害业主利益时，业主委员会很难以合法组织的身份去捍卫业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的功能受到限制，从而不得不时求助于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一方面依赖居委会，另一方面又不断挑战居委会，而居委会角色的错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区内部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纷争，其“裁判员”身份受到业主质疑，甚至最后成了业主攻击的对象。
随着社区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区工作站承接了社区居委会原有的社区资源，作为“准政府组织”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摩擦开始部分地转为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体现在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社区资源、社区治理权、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其作为社区自治组织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还没有完全凸现。现实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仍表现为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由于《指导规则》明确规定居委会领导业主委员会，使得二者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更为尖锐。
2、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现阶段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1）围绕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而产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数业主委员会从成立开始，就难以得到居委会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导规则》出台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必须得到居委会的支持，否则难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更不用说备案成立业主委员会了。另一方面现实中，目前居委会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参与社区治理，为了减少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所带来的“麻烦”，居委会往往不支持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甚至以各种借口延缓或阻止其成立业主委员会。
（2）围绕社区资源而产生的矛盾
社区资源包括许多方面，如居民支持、办公用房、活动场所、政府的社区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离开了社区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区组织都难以在社区继续生存。由于居委会长期以来“行政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居民对它的认同非常脆弱。当代表着居民根本经济利益——房产——的业主委员会出现时，居委会与居民之间那种脆弱的关系遭到了严重威胁，这使得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其次，在深圳，随着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社区成为独立的发展实体，社区的可用资源与办公用房、活动场所等越来越紧张，生存在社区内的各种组织必然为争夺社区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也导致了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矛盾的深化。再次，当前政府的社区治理体制明显对一贯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会有利，其他社区组织则难以获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业主委员会。当政府的社区政策的天平明显向居委会倾斜时，业主委员会的不满情绪进一步被激化，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围绕社区治理权而产生的矛盾
如果社区内同时存在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部分功能重叠的组织实体，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与冲突，并且必将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趋激烈。例如，以业主为中心的物业管理模式和以居委会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以财产关系、利益关系等为纽带的居民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和传统的街道、居委会行政管理组织之间的矛盾。
尽管国务院2003年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允许业主大会制定、修改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由业主委员会选任物业管理公司具体执行。但按照《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负责协助政府或其派出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和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这种法律上对社区治理权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实际操作中的混乱。
（4）围绕着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而产生的矛盾
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围绕社区治理地位问题也产生了矛盾。从居委会的角度来说，理所当然地把社区治理归为自己的份内事，认为自己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理应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业主委员会应听命于居委会或直接成为居委会的附属机构。而业主委员会则认为居委会代表政府对社区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社区依靠居委会达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会的附属机构。居委会要求把业主委员会纳入其管理框架内，而业主委员会则要求有独立活动的保证，围绕着双方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问题，二者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而《指导规则》和《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权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相反加紧了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控制，如三级管理即市（区）主管部门、街道办、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纳入街道办、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的领导之下。虽然业主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维权的冲动不断高涨，但由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约束，业主委员会存在“成立难、维权难”的问题。这是行政权力扩张与民间自治权试图寻求发展之间的冲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关系成了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的合理趋向
治理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重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其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非政府组织（nGo）、企业及社会自愿者，是多个主体针对社会公共事务而开展的分工合作协商的共治过程。
1、创建合作互动型关系
当前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对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定位问题的几种主要观点，包括用业主委员会取代居委会、将业主委员会纳入居民委员会之中、将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合二为一、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二者间形成竞争关系、居委会暂时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能等等。但笔者以为：虽然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卫生和社区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权利来源、管理边界、职责功能、代表主体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补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间竞争、冲突的关系也不可取，因为从法律地位和代表性来讲都不具有对等性。
笔者认为，应建立互相合作、依赖互动为特征的合作互动型关系，以缓和社区矛盾，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和谐社区。事实证明，无论是居委会，还是业主委员会，都无法拥有独立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有效的工具。”每一个社区组织都必须通过与其他社区组织交换信息、资源，通过相互合作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会为单一社区自治主体的社区治理体制下，居委会难免沦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过居委会渗透到社区的各个方面，居委会难以摆脱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区自治实质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当前进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应该在确立以社区自治为基本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把改革现有的居委会与开发社区内其它自治资源结合起来，组成社区的自治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社区组织通过密切合作来实现社区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会负责社区公益性事务，业主委员会管理与物业或财产有关的事务。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作为社区内较为重要的两个组织，共同构成这个自治管理系统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动的新型关系，共同构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架构。
在这种良性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架构下，社区治理将会在社区组织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达到“善治”。这一新型关系不仅有利于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开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而且还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构建和谐社区。
2、合作互动型关系的实现途径
（1）还权于民，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
根据治理理论的要求，从国家与社会层面看，应变过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隶属关系转为横向的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构建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网络模式。
其一，坚持规模原则、民主原则、责任原则和理性原则相结合的社区治理原则；其二，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三，确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建设顾问而不是控制者的职责。变过去的行政上下级关系为横向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根据居民需求制订社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
（2）加强制度建设，明确业主委会法律地位
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对《居委会组织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基层社区组织的性质、功能和建设的目标，实行政社分开，为建设和谐社区提供法律保证。2007年9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作出应有的规定，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是代表和维护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公共合法权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通过立法规定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成为公益性社团法人。这样定位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不仅是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解决物业管理服务市场诸多问题的迫切需要。
（3）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健全沟通机制
首先，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构建良性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必然先要求加强居委会的独立性，把居委会从行政体制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还原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办法，通过项目管理和契约管理，由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务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从居委会剥离出来的工作；居委会则回归其“本位”，实行自治，负责收集社情民情，开展社区服务，调解居民纠纷等。
其次，要明确界定社区各组织的职能范围。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职能范围界定是双方构建良性关系的基础。社区管理中属于物业管理的内容，如治安、清洁、卫生、绿化、车辆停放等事务可以逐步由业主委员会通过合同委托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会则集中于社区居民事务管理与协调上，并发挥主导作用。“居站分设”是实现社区自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规严格规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各自的职责范围，不能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重新让居委会陷入行政事务的泥潭，慎防将居委会再次变为社区工作站的再派出机构的“怪圈”。
再次，构建社区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社区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的构建是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改良的重要条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就不会有良好社区治理体制。只有构建好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才能增强合作，社区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构建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时，要摆正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是实现调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规则，而不是过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对社区组织的管制，让社区各组织自发调整彼此的关系，社区组织关系才能得到较优的组合，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良性关系才能实现。
最后，要理顺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机制。目前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区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极不平衡，其中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与政府的沟通尤为欠缺。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尽量保持与社区各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使社区各组织协调发展，这才能有利于社区自治的实现。为此，政府要主动完善回应机制。深圳市南山月亮湾片区设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设”之后社区自治组织如何行使职能作参考。这样社区自治组织在收集到居民意见之后，就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即通过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也强化了政府对居民问题的回应。
四、结语
社区治理的功能篇10
【关键词】脑卒中；康复；护理；探讨
脑卒中是一组急性起病的脑部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又称急性脑血管病，临床表现为起病急骤、伴随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早期介入康复护理，可以显著提高各种后遗症的恢复率。现将搜集相关资料将康复护理方面的经验总结如下：
1社区康复护理实施的意义和目的
1.1脑卒中疾病的危害性
脑卒中是我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劳动能力，可致社会能力丧失，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会留下程度不等的残疾，如偏瘫、运动困难、知觉障碍、偏盲、失语等。这些障碍往往是药物所无法治愈的，只有采用康复训练治疗才能取得效果。
1.2社区康复护理意义
社区康复护理是临床护理工作的延续，对患者的支持更有针对性。对脑卒中患者的社区康复护理干预，针对患者不同情况制定科学的训练方法，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了患者复诊率，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1.3社区康复护理应注意问题
在社区康复护理中，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娱乐活动和社交活动，充实患者的生活。通过鼓励病人从事家务劳动，增强病人的自信心和主动性，不仅可以使已经恢复的肢体功能得到巩固，减轻病人的家庭负担，而且使病人感受到生活的乐趣。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科学的康复护理干预有助于病人肢体功能的恢复，提的心理状态和科学的康复护理干预有助于病人肢体功能的恢复，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肢体功能康复方面取得的进展加强了病人及家属对康复的信心，可以形成一个促进康复的良性循环。
2社区康复措施与方法
2.1功能康复护理措施
脑卒中的病理形态改变是局灶性的，但引起功能的变化是全脑性的，因而引起脑可塑性变化也是全脑性的。脑卒中后康复不是针对局部的病损，而是促进其功能的恢复。脑可塑性理论在脑卒中早期康复中以广泛应用，如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等。患者处于恢复期后即可根据情况出院，进行社区康复治疗和护理，这样既能达到恢复的目的，又可以为患者节约经费。
2.2恢复期社区功能康复措施与方法
患者病情稳定后，可加强肢体功能锻炼，指导患者患肢做主动运动，以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紧张度，活跃循环、呼吸等系统的功能。在协助被动活动的同时，鼓励患者主动训练；鼓励患者练习翻身及移动身躯。随着病情好转、肌力的恢复，逐渐延长锻炼时间，做好坐起训练、站立训练、徒手训练等；在进行锻炼时应注意防止患者跌倒使病情加重。
2.3后遗症期康复治疗
一般发病3个月后进入后遗症期。但仍应继续进行训练和利用残余功能，防止功能退化，争取最大限度的日常生活自理。使患者尽可能回归社会，可采用定期随访等工作方式，为患者做好社区康复护理指导工作。
2.3.1康复训练
继续进行维持性康复训练，以防止功能退化。
2.3.2补偿患肢功能
适时使用必要的辅助器具以补偿患肢功能。
2.3.3加强适应性训练和健肌替代法
对功能不可恢复或恢复很差的患者，充分发挥健侧的代偿功能，加强适应性训练和健肌替代法，并利用各种辅助器具或装置如手杖、助行器等防止功能退化，同样能提高患者生活能力和社区适应能力。
2.3.4重视职业、社会以及心理康复对家庭、社会环境做必要的和可能的改造，使患者在尽快走向社会，使心理得到尽快康复。
2.4心理康复干预
大多数脑卒中患者除有偏瘫等功能障碍外，还常伴有心理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功能康复和生存质量。因此，必须对患者及家属讲清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使其对该病有正确的认识，使患者及家属能积极配合治疗；必要时可予抗抑郁和（或）抗焦虑的药物治疗。
2.5脑卒中患者语言康复的护理
语言功能丧失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症状，护理中要加强患者日常用语的训练，对患者开口讲话加以鼓励，稍有进步就予以赞扬，以增强患者信心。与失语症患者谈话时力求简练、通俗易懂，言语要慢，对患者的话语要认真倾听，并用肢体语言予以反馈。与伴有认知障碍的患者谈话时，应手势、实物或图片进行配合以使患者理解。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及时的康复训练，能加速脑侧支循环的建立，促进病灶周围组织或健侧脑细胞的重组或代偿。
3总结
脑卒中后患者肢体恢复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康复锻炼，容易产生关节畸形、挛缩、肌肉萎缩而导致残疾。早期介入康复护理，能够为患者各种功能恢复打下良好的基础，有效降低神经功能残疾程度，提高其生活质量。
脑卒中康复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有些患者甚至要坚持终身。康复治疗技术实践操作性极强，社区护理人员在康复医疗中有中坚的、基础的地位，影响着康复治疗成败和质量优劣。近年来，社区康复迅速发展起来，国家亦加大扶持力度，培养社区康复队伍。但康复资源仍十分匮乏而且分布不平衡，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让康复治疗专业人员尽可能的早期介入，把握好治疗时机，遵循规范的治疗模式，以促进脑卒中患者各项功能最大限度地恢复。
【参考文献】
[1]张海容.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学，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