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1
关键词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6.10.037
abstract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isthetrendofthetraditional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Buttheunderstandingofthecurrentisnotenough，anditsconnotationandunderstandingistobefurtherenhanced.thispaperarguesthattotrulyunderstandhighervocationalcollegemedia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connotation，firsttogetridofthe"Fourmisunderstandings"，basedontoestablish"threeconceptsoriented"，toclearthe“fourinnerdimensions".
Keywordsvocationalcolleg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fthemedia；connotation
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引发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昭示了一个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传媒时代的到来。现代传媒在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在从各个层面改变和重塑社会生活。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无可避免地遭遇了巨大挑战，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方法、途径，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践行立德树人的育人使命成为亟须研究的重大课题。而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适应传媒时代的要求，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而来，但当前对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对其内涵和理解更是有待增进。因此，在展开各种具体性研究前，对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1解读之基：破除“四大观念误区”
在传媒时代背景下，着眼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关于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还有待提升，关于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更有待深化。基于此，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内涵要得到广泛的了解和认同，首先要破除“四大观念误区”。
（1）狭隘论误区。这种观念误区主要基于高职学生的特点，从维护秩序保持稳定的角度，认为所谓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舆情强化监管，以期营造和谐氛围，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识，认为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为了加强监测和督管的新形式；二是教育认识，认为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是排斥多元思潮共存，强化主流核心价值观一元控制，简单粗暴而有失灵活变通，关键是在不能充分了解洞悉高职学院心理的情况下开展教育。
（2）片面论误区。这种观念误区认为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借助传播平台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这种观念对传媒时代缺乏深刻的理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之所以被称之是革命性的，就在于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模式。现代传媒与社会生活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片面论观念误区正是割裂了现代传媒与社会生活的统一性。
（3）机械论误区。这种观念误区认为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将教育内容直接从通过现代传媒进行传播。在传媒时代条件下，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复制”和“粘贴”，而应紧紧围绕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根据高职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基础和心理习惯进行重新“加工”和“包装”，从而既让学生喜闻乐见，又富教育实效。
（4）形式论误区。缺乏独立性是这种观念误区的核心认知，它认为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是传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利用现代传媒的先进技术和传播方式而开展的教育活动，本身缺乏独立性，只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这种观念只是单纯凸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传媒的充分运用，而忽视了这种运用本身是带有生成性和发展性的，高职院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从初始就具有相融相生的延续性和独立性。
2解读之要：确立“三个理念导向”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2
关键词：边疆地区；城市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74-03
“边疆地区”特指我国陆地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并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自身特点的地区，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代表。随着我国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完成国界固化（包括确定了的国界和对未确定的国界承认它们尚未确定并维持其在国界确定以前的现状），边疆治理正转化为一个国内问题，其重心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边疆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建设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探寻边疆城市社区建设的独特内涵，定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和谐思想视域下，城市社区的本质功能
（一）社区的定义与功能
尽管中外理论界对“社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但仍然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存在，如：地域、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1]，本研究将其理解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组成的、具有相关利益和内在互动关系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其重要构成要素包括地域、人员、组织结构以及社区心理。马克思在其“社会和谐”思想中清楚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各种关系是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基础”[2]。
和谐社区产生的各种“关系”不会制约、限制人的发展，而是为人提供“自由、全面”的发展空间。因此，和谐社区最本质的功能包括：（1）促进个体的社会化，社区以各种活动，推动成员间相互交往，并为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经济政治生活提供平台；（2）社会控制功能，社区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必然对社区成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通过制定“公约”、“守则”来对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规范；（3）社会服务功能，在了解社区成员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一方面可以组织调配社区内部资源、承接社会政府支持，解决社区成员的困难与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和谐社区关系，增强了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社区整合力。
（二）社区功能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赖于社会关系系统中各要素的协调配合，在社区这一系统中，围绕着“人”的社会化促进、控制及服务三项子功能，是一体、协调、共生的，只有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社区的功能。
1.社区必然是在提供一定的利民生产经营活动、文体娱乐、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基础上，才能凝聚人心，并以此整合社区的人力、物力，争取社会资源支持，促进自身的发展。所以社区的服务功能，是其他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2.人只有在活动中才能与其他个体、组织发生关系，只有在活动过程中，才能利用活动本身及舆论宣传，引导社区成员学会分享权利、义务，逐步内化社会道德、民主与法制的规范和要求，逐渐由家庭中的人、向社会中的人去成熟和迈进。社区的社会化促进功能，既是其他功能实现的结果体现，也是重要前提。
3.有组织的活动能够开展起来，正是一个社区开始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这需要个体间展开合作与互动、建立相互信任、接受管理和限制，以达成一个共同的目的。这是社区控制功能的基本体现，也是社区其他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社区一切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社区活动的组织与开展，而社区建设的内涵，就在于高水平的社区活动的组织与推广。
二、和谐思想视域下，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涵
高水平的社区活动，首在目标的选择；其次在形式和内容的选择；最后在于实施和推广。从活动开展依赖的条件看，首在人员的培训，活动组织者自身社区建设理念的形成与把握程度，对于活动目标的选择及实现至关重要；其次在资源的保障，包括政府政策与法规以及智力、物力的支持；最后也依赖于社会人员素质的基本构成和不断提高。
有研究将其表述为“社区建设的内容”，如：社区党建工作、社区经济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本研究以“活动”二字表述“社区建设的内涵”。（1）从实施的主体看，必然由政府与社区中的代表组成，其具有配合、协作的特征，需要共同参与，而“活动”更能适当表现其特征；（2）从“建设”的层次定位看，无论是创意、实施还是其影响力，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展开，肯定与社区自身的文化品位、生活习惯、利益需求紧密相关，个性化更加鲜明，可操作性也更强，“活动”更符合这一定位。因此，参考已经研究的结论，社区活动一般包括：
（一）城市社区自治活动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这就明确表述了社区的自治活动包括管理活动——调解纠纷、维护治安等；教育活动——宣传法律法规、青少年教育等；服务性活动——优抚救济、公共卫生、向政府及派出机关反映居民意见等。
（二）城市社区文化活动
此文所指城市社区文化是指居民在特定区域内，在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以及人造景观等文化现象的总和。以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就包括：社交沟通活动、文艺表演活动、社区模范评选活动等。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3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4
摘要：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关键词：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公权力abstract：incriminallaw，“pubicaffairs”shouldbeinterpretedfromitsdenotationsandconnotationsrespectively.itsdenotationscanbedividedin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and“socialpublicaffairs”inaccordancewiththeruling，administrativeandservingfeaturesofcivilservice.theaffairsadministeredbythestatecivilservantsonlyrefer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ratherthansocialones.asforthedenotationsof“publicaffairs，”ananalysisshouldbemadeinaccordancewiththecharacteristicsofpublicpowerandpublicness.Basedontherequirementof“oppositeobservation”theoryandadministeringofpubicaffaires，“publicaffairs”incriminallawislimitedtostatepublicaffairswhilecollectivepublicaffairsareexcluded.Keywords：publicaffairs；thestaffinstateorgan；subjectofcrime；publicpower虽然“公务”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然而，关于“公务”的含义，目前既没有对之进行立法界定，也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致使其含义相当模糊，有些刑事立法解释还因此与刑法条文产生了逻辑矛盾。例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解释，就是以“公务”为核心来构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这就使得《刑法》第93条中以“公务”为核心构建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与之难以区别。这样一来，《刑法》分则中部分罪名(如罪和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在理论上就会界限不明，(注：而且，有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例如妨害公务罪。)以致于时常引发司法实践中的论争。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公务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可解释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注：从行政法的角度也可以将公共利益称为公共福祉(publicwelfare)、公共需要(publicneed)、公共使用(publicUse)或公共目的(publicpurpose)。)所从事的事务，它是公共利益的外在体现。(注：学理上通常认为，“公务”在狭义上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事务，在广义上可以包括立法事务、审判事务、检察事务等，但是当前对“公务”一词仍没有出台法定的解释和形成统一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66.))这种公共事务是一种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增进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或处理措施，具体可包括提供诸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宁、大众健康、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等社会福利。由于公务的内容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大体可以进行几种分类[1]。首先，从纵向上可以把公务界定为不同层次：(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务，例如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构建统一的世界商品市场及服务市场等；(2)全国性公务，例如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保障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义务教育，进行跨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等；(3)地方性公务，例如地方城市道路建设、垃圾处理、街道照明等；(4)社区性公务，例如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其次，从横向上也可以把公务区分为不同种类：(1)基础性公务，例如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公共工程；(2)管制性公务，例如施行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提供国家安全或地方安宁；(3)保障性公务，比如提供社会保障、疾病防控；(4)服务性公务，比如提供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注：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务划分为如下4个种类：一是最基础的事务，即涉及共同体生产力发展的公务；二是合理化的公共制度；三是对社会每个成员正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四是提供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益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这种划分与上述横向划分类似，但是不如后者归纳清晰。(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J].法学论坛，2005(1)：7.))不过公务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国家的职能在不断发展，社会福利也在日益完善，公共事务的内容会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而变化，在确定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公共事务的具体含义时，应将国家与社会变化之中的实际利益目标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放之四海皆准或者一劳永逸的“公务”范畴是不存在的。根据学者归纳，当前我国“公务”的内容包含以下几种：(1)国防、军事设施建设和国家安全的保障；(2)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维护；(3)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4)社会公用设施建设及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兴办；(5)道路、河川、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交通建设；(6)国家机关或公立机构办公场地和设施建设；(7)电力、通讯、供水、墓地、废水废物处理场所等社会公用事业建设；(8)环境保护、古文物和遗址保护；(9)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10)发电站、水库、防汛等能源、水利国家基础设施建设；(11)救灾、防灾、救济贫困等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虽然未必全面，但足以说明公务含义的复杂性。由于公务在内容上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在纵向层级和横向种类上又存在较为复杂的划分，因此具体到刑法的相关规范，“公务”的含义是指什么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从内涵上看，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都可以执行“公务”，但是刑法中的公务是否应当就此二者予以区分?从外延上看，公务似乎可以涵盖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但是刑法中的公务是否真的包括以上两种?由于刑事立法和相关解释都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因而上述问题有待于从学理上进一步分析。现代法学康诚：论刑法中的“公务”一、“公务”内涵的刑法解读——统治公务与社会公务公务是公共事务，关于其含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可将“公共事务”先行拆解，分别解释“公共”和“事务”，而后将两者相结合以形成对公务的完整诠释。其中，何谓“事务”便是公务之内涵将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一)确定公务内涵的必要性公共事务虽然可能涉及基础性事务、管制性事务、保障性事务、服务性事务等多个种类，但这并非刑法视野下“公务”的当然内涵。例如，国立医院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为、国立大学的授课讲学均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但即便对其予以(自身的)侵害或者(外部的)妨害，往往也并不会牵涉到刑法中的或者妨害公务。而且在现代社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都可能实际执行某种国家公务，上述各类公共事务中，虽然有的是由国家机关直接执行，有的却实际是由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来完成的，(注：国家公务既可以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也可以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80.)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企业、事业单位职员即使执行某些国家公务(如国有财产的经营)，也与《刑法》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无关，这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相应法律后果不同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其理由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从刑法意义上予以考量的性质不同。不过，二者究竟存在怎样的不同?由于“公务”的刑法内涵始终没有在立法上和学理上予以明确，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刑事立法上看，关于“公务”的诠释是阙如的。我国1997年《刑法》第93条虽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多种情形作出了清晰的规定，但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含义没有进一步解释。此后，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也没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予以明确说明。该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以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可见，该立法解释把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注：由于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即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该立法解释因此被视为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和范围的立法解释。参见：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项。)的基点落在了“从事公务”上，这与《刑法》第93条把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基点落在“从事公务”上并无不同。所以，不但从刑事立法上寻求“公务”内涵的直接答案是不可能的，而且试图通过刑事立法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来认识“公务”内涵的思路也行不通。因为，对刑法中“公务”的诠释，不但不能在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完成之后，相反，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还要靠解析“公务”的内涵才能完成。[1][2][3][][]从刑法学理上看，以往学者对“公务”给予关注的各种“公务论”，也只是将该学说的着眼点放在与“身份论”的对比上，并没有从正面阐述公务本身的含义。而且，之前一些学理解释关于“公务”含义的表述也相当模糊，有的认为“公务”是指“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2]，有的认为“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都是立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视角来解释公务，即解释的仅仅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而不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因此，既不能据以认定渎职罪主体所从事的公务，也不能用以识别妨害公务罪所涉及的公务，况且，前一学说以抽象的“职务行为”、“国家事务”来解释“公务”，是一种同义反复，实质意义不大。这些“公务论”从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其功能限于将“国家工作人员”同“非国家工作人员”区分开来，并不能进一步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国家工作人员”中区别出来。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公务之内涵。(二)确定公务内涵的标准由于很少有刑法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因此把握刑法中作为规范的构成要素的“公务”并非易事，“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区分也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从刑法条文的文字表述上看，《刑法》分则中有多达19处的地方使用了“履行公务”、“从事公务”等用语，但是其中既涉及我们所公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也指向国家工作人员；而除了采用“公务”一词之外，《刑法》还有24处使用了“担任职务”、“执行职务”、“利用职务”等用语，也是同样涵盖了理论界和实务上公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这两类人员；《刑法》条文还有12处使用了“利用职权”或“”；16处使用了“承担职责”或“履行职责”等，都存在相同的现象。所以，仅从法律条文字面上的“公务”或者类似的词语，是无法真正确定“公务”内涵并运用于区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见，把握“公务”这一要素的内涵还需另辟蹊径。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原则性的区分标准，不妨尝试把“公务”从理论上分成两类，即“社会公务”和“政府公务”。(注：所谓“政府”，这里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的概念，是各类国家权力机构的综合体，而不是指狭义的行政机关。)前者是一种“公共管理事务”，后者是指“国家统治事务”。二者的区别，可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管理”有三种含义，一是负责某项工作使之顺利进行，如管理财务等，二是保管和料理，如管理图书资料等，三是照管或约束，如管理罪犯、管理牲口等；而“统治”有两种含义，一是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和地区)，二是支配、控制[4]。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公务”所指的“公共管理事务”可以界定为包括管人、管财、管物在内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事务处置”；而“政府公务”所指的“国家统治事务”可以界定为约束性程度更高的“事务控制”。详言之，“社会公务”可以涉及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卫生、能源、交通、通信、科技等各种事务，其约束性并不直接动用国家政权及其背后的暴力；而“政府公务”则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而实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其强制性必须凭借政权的控制力及其背后直接体现着的暴力性[5]。虽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仍然服务于国家事务统治的需要，但这毕竟只是为了统治，而并不是统治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说，统治必然是管理，而管理未必是统治。于是可以尝试着这样理解：在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既包括“社会公务”，也包括“政府公务”，即属于广义的公务(此即为《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则仅仅是指“政府公务”，亦可称为狭义的公务。认识到这一点，法官就可以从理论上对不同的“公务”内涵予以把握，将“政府公务”在原则上从“社会公务”中解析出来，区分出狭义的公务和广义的公务，从而准确辨别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公务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这种公权力包括军事、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在当代各国实践中，国家的立法、司法、军事等权力都由国家机关直接行使，具有显著的“统治性”特征，属于当然的“政府公务”，因而比较容易判断。但是行政权则不同，虽然由行政机关自身行使的公务属于“政府公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将一些行政公权力授予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国家允许设立民办高校和民办医院，又如教育行政机关授权高校学位委员会行使学位授予权，卫生行政机关授权医疗机构在紧急状态下隔离传染病疑似病人)，甚至有的国家机关已经过渡为具有机关、企业双重性质的组织机构(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时是国家烟草总公司，国家盐务局同时是国家盐业总公司)，由这些组织行使的行政权有的具备“统治性”特征，有的则只具有“管理性”特征，因此从实际行使的行政公务上看，仍然需要进一步区分“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以下的探讨将主要在这一领域展开)。由于上文提到的“统治性”、“控制性”和“政权与暴力性”等区分原则还是显得有些笼统，在认定某种行政权是否具有“政府公务”的属性时仍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此还需要尝试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判定标准。关于公务内涵的具体判定标准，也曾有学者进行过讨论。有人认为，统治就是政治统治，管理则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由于政治事务与经济、社会事务存在差异，据此就可以区别“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但是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实际上，由于政府职能的演进总是会经历从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进而转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大致方向[6]，政府的统治就不仅包括政治统治，而且也包括经济统治和社会统治，因而上述方法不能作为判定“政府公务”的具体标准。还有人认为，只要能够确认公务存在服务性特征或者管理性特征，就可以肯定为“社会公务”而否定“政府公务”。笔者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统治与管理、服务并不总是矛盾的，具有统治性特征的公务可能同时也表现出管理特征或者服务特征，即服务或管理可以直接体现统治职能，而统治职能融于管理或服务之中。因此，不能因为肯定了公务所具备的服务性或者管理性特征就可以忽视其统治性特征存在的可能性。质言之，在对是否属于“政府公务”进行判断时，是否具有统治性特征不能够作消极推理而需要进行积极判断。笔者认为，关于“政府公务”的相对具体的参照性标准，(注：所谓参照性，是强调其不可以作为绝对标准，因为绝对标准只有一个，即所从事公务的“统治性”特征。)可以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例如，依据公务的所谓“重要性”标准来区别，即对于国家而言属于重要的公务可视为政府公务。因为这涉及价值的排序的问题，所以显得较为抽象，具体可采用“质高”及“量广”的准则进行甄别。所谓“质高”，是依公务受益人社会生活需要的强度而定，凡是受益人社会生活需要程度高的就符合“质高”的标准；所谓“量广”，是依公务受益人涉及的数量而定，凡是能使最大多数公民受益的即符合“量广”的标准。如果符合“质高”及“量广”的准则，就可以视为具有“重要性”的“政府公务”。但这种参照性标准仍显得抽象而不易把握，所以有必要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进一步说明。在当前我国，“政府公务”可以包括：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计划安排，维护平等竞争秩序，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维护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控制人口增长，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制定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调节社会分配、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社会结构，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保护社会并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等措施。(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往往表现为执行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监督、行政奖励等典型行政行为[7]，其内容涵盖了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或者由于市场无法供给而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例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军事、国防、意识形态、义务教育、某些基础科研、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危机处理等重要物质、精神产品的供给与维持。这些公务活动的特点是：它们都以维护制度、保障机制、对社会进行调控和约束这些直接涉及实现统治秩序的价值追求为目标。由于政府有限的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社会的所有公共利益需求和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政府除了提供责无旁贷并且力所能及的管理和服务之外，可以并且实践中也的确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允许或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将一部分行政权赋于公民社会来行使。根据宪法、行政法的有关理论，公民社会所代表的利益并非是“个别”的或者“私人”的，因为组成公民社会的人是“普遍”的人，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只不过是抛却了“政治身份”的代表。公民社会是理论上区别于政治国家(但实际并不与之分割)的一种自治的共同体。与追求统治和控制的政府不同，公民社会以经济关系为核心，靠文化纽带联结，所以，“社会公务”的主要内容是对经济事务和文化事务的处置，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这些社会公务多体现为服务性的特点，承担许多具有专业性的服务职能，可以包括国家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重要性”程度相对次要的某些物质、精神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例如公共医疗保健、教育和学位授予、科技、文化艺术、娱乐、体育、交通和通讯、能源、道路、照明、水电等公共产品。社会公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体现了极强的社会公共性[8]，涵盖了包括提供公共设施、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等一般性国家事务的服务行政行为，但这些公务并不直接体现统治性特征。上述列举未必准确和严密，但是可以较为具体地帮助我们认识“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的抽象内涵。在社会与政府高度融合的情况下，社会公务与政府公务是重叠的。(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融合的情况，并非仅指一种历史现象，在国家不适当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前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取代了“普遍的人”的利益，造成生产力水平萎缩和社会活力下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权力逐步撤出经济生活，社会与政府才开始分离。)但在社会与政府逐渐相区别(不是分割)的情况下，社会公务与政府公务虽同属于国家公务，却涉及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刑法学意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从内涵上比较，“政府公务”(狭义公务)不同于《刑法》总则第93条所述的公务(广义公务)，因为后者的内涵大于前者内涵，后者既包括政府公务也包括社会公务，泛指一切国家公务。把公务区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是理论上的一个尝试，虽然在刑法学研究中对之所进行的描述远远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其完善还有待于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深入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区分公务内涵的思路很有必要。“公务”的含糊概念已经给刑事司法实践造成了现实的困难，如果一种法律概念总是让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紊乱，那么就应当对它进行改良。(注：此语系法国学者皮尔士所说。参见：王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分析法学导论[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秋季号)：3.)通过分析公务的内涵，从而对“公务”的概念进行解析，将有助于区分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准确认定职务犯罪的主体和妨害公务犯罪的对象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法，但由于此前还没有从内涵的角度划分公务类型的相关理论研究，笔者希望这个尝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公务”是刑法中的规范构成要素，其内涵是极难把握的，或者说它是只能描述而不能界定的要素，尤其对处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当中的我国更是如此，它有赖于对变迁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但是，对“政府公务”的认识也并非不可捉摸，依据上述的原则和方法，司法者是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具体结论的。二、“公务”外延的刑法解读——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针对“公务”外延的讨论，重在明确何谓刑法所关心的“公共”(注：首先应明确的是，探讨“公共”的含义，是为了探讨公共事务所代表的主体范围，而不是公共事务所指向的对象范围。)这一难题。大陆法系的传统学说将相对于私人或个人的事务界定为公共事务，但一个公共事务究竟需要涉及多少私人?在有些情况下，是否涉及再多的私人也无法形成刑法中的公务?或虽为少数私人的事务仍有可能构成公务?分别代表国家共同体和集体共同体意志而实施的“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是否都属于《刑法》第93条所指的公务?(注：就“公务”的含义而言，我国刑法理论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的观点认为，“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1660.)。但是，这种从字面上理解的“公务”是否等同于刑法中的“公务”，不无疑问。)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探讨。(一)根据“公共”之含义认识公务的外延“公共”是相对于“个别”和“私人”而言的，根据《辞源》的解释，公共，谓公众共同也。至于如何确定公众的范围，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以地域为基础提出的“地域说”。德国学者Leuthold曾在《公共利益与行政法的公共诉讼》一文中提出，“公共”涉及一个相关空间内的大多数人[9]。换言之，这个地域或空间就是以地区为划分标准，且多以国家之(政治、行政)组织为单位。借鉴此学说，可以认为一个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事务，就足以形成公共事务。至于在地区内居于少数人之事务，则可以称之为个别事务。第二种是依据人数为标准的“人数说”。德国学者neumann曾提出，不确定的多数受益人就是“公共”的含义。即以受益人之多寡的方法决定，只要有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人存在，即属公共[9]186。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分别存在缺陷。比如，Leuthold单纯地以地域为划分标准，似乎完全排斥了其他区域的人的可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其他区域的人，也可能越区使用交通设施、文教设施等，如此一来，公共事务的范围似乎不应限于某个区域内的大多数人了。neumann的观点虽然是德国流行的学说，但是，以不确定的多数人来定义不确定的“公共”本身，近乎同义反复，操作性意义不大。因此，近年来德国学者又发展出了新的判断标准，即以“某圈子之人”作为与“公共”相对的概念，从反面间接地定义“公共”。所谓“某圈子之人”，是指由一范围狭窄之团体(例如家庭、团体，或成员固定之组织等)加以确定的隔离；或是以地方、职业、地位、等要素作为界限，而其成员之数目经常是少量的。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某圈子之人”有两个特征：第一，该圈子非对任何人皆开放，具有隔离性；第二，该圈子内的成员在数量上是少许者。由此，从反面推论，公共的判断也应当至少具备两个标准：(1)非隔离性；(2)数量上须达一定程度的多数[10]。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为关于“公共”含义的“反面说”。笔者认为，“反面说”较为合理，它实际上综合了地域说和人数说。即在定义“公共”时，首先要确定一个范围，当然，这个范围并不限于地域性质，也可以是职业的、身份的、的，甚至年龄的、性别的，关键是要将人与人区分开，不能只笼统地讲静态的“不确定”，而是指在动态的环境下，人数具有变化性和人员具有流动性，即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某一范围，该范围不封闭也不专为某些个人所保留，也就是所谓的“非排他性”。其次是这个范围内的大多数人构成公共，其余的少数则构成个别。“反面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公共”还是“个别”都属相对的概念，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因为作为个别的“某圈子”实际上是可大可小的，这种圈子最小是指单个的个人，然后逐渐地向外扩展，根据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同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由许多同心圆相互交错的图像。因此，对一个圈子来说，相对于圈子内的少数人，圈子内的多数人就是“公共的”，而相对于外层的一个更大的圈子而言，这个圈子又可能构成少数，成为“个别的”。当然，这个圈子的范围在理论上并非是无限大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应当以一个国家为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公共体即国家，国家的事务无疑是最大、最根本的公共事务，也总是符合“反面说”的公共含义，在外延上总是属于公务的。往上看，虽然在国家之外还存在所谓“全人类的利益”，但是这已经不是一国的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讨论所谓的国际公务在刑法上实际意义不大；往下看，国家内部的其他集体事务则存在大小范围不同的各种可能性，任何集体相对于更大的圈子而言，其集体事务可能就不再符合“反面说”的“公共”含义，因而在外延上就未必属于公务了。所以，虽然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都是公共事务的下位概念，但是由于外延的不同，对它们在刑法上的评价是大相径庭的，前者必为公务，后者未必属于公务。(二)依据“公权力”之标准认识公务的外延公务不仅是公共事务，而且是运用公权力处置的公共事务。(注：关于公务，由于并没有现成的定义，一切分析只能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公务不可能依据私权利进行，只能依据公权力实施。(杜国强.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评析与完善探究[J].检察实践，2004(2)：3.))关于是否属于刑法中的公务这一问题，如果说对“公共”含义的探讨使得集体公务是否属于刑法之“公务”受到了质疑，那么关于事务处置依据的分析则会将其彻底排除出刑法之“公务”的范畴，从而使国家公务得以肯定。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虽然都可以实现公共利益，但是实施二者的依据却有所不同。国家事务或集体事务的执行根据在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公权力或者私权利。私权利是指法律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或享有权利的人，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那样行为或不那样行为的能力或资格[11]。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这些决策、立法的权力[12]，是建立在义务基础上的权威和职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既不可以随意放弃，也不能够任意行使，只能依法严格执行，即权力无自由可言。然而，在这一点上，集体公务显然不同于国家公务，它完全可以依据自治意思决定是否进行和如何进行，在自治范围内法律并不强加干涉，因此集体公务的根据是私权利而不是公权力。此外，根据公法的有关原理，公权力不能给行使者自身带来直接利益，因为，公权力只是为了两方以上的利益(除自己以外)，从公正合法的角度，作出正当规范的评判和处置。易言之，利益永远只能是权利主体的利益，而不是也不可以是权力主体的利益，权力主体任何时候都只能代表权利主体去争取利益，决不可以为自己而侵吞和剥夺利益[13]。而对集体公务执行者而言，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其说只能为了其所代表的主体，不如说也同时可以允许为自身带来直接利益。这也说明了集体公务的执行根据并不是公权力，而是私权利。这使得集体公务区别于依据公权力行使的国家公务(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公务所依据的是一种组织秩序和一种外部规则，而集体公务则是依据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一种内部规则)，即国家公务是对私权利的维护和保障，而集体公务则是私权利的直接行使。因此，国家公务才是刑法中的公务，而集体公务则不是。在以往的刑法学研究中，虽然也曾经就《刑法》第93条中“公务”的外延进行过讨论，但是关于集体公务为什么不能成为刑法之“公务”的理由却不曾作出明确说明。笔者认为，刑法中所研究的公务，应当符合“公共”性要求，并且以公权力为依据，因为无论从刑法所需要保护的公务范围出发，还是从所要打击的破坏公务行为考虑，刑罚的发动都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因此，尽管“公务”从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注：有学者认为，公务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后者仅指国家公务。(康明.刑法渎职罪主体界定问题刍议[J].行政与法，2005(7)：121.))但是刑法中的公务在外延上应当仅指国家公务，而排除集体公务。参考文献：[1]孙双琴.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及其制度基础[J].行政与法，2005(6)：29.[2]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概说[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11.[3]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80.[4]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m].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10，1155.[5]李永升，张光君.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2)：81.[6]孙荣，陈鸿惠.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4(8)：94.[7]胡建淼.公权力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89，198.[8]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J].政治学研究，2001(3)：27.[9]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2.[10]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m].台北：三民书局，1997：158.[11]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2.[1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3]章戎，王晶.试论私权利与公权力[J].云南学术探索，1998(1)：40-41.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5
[关键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思修；内涵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31-004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民族学院教研项目（2011JYB2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琳（1974―），女，土家族，博士，湖北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要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必然要重视课程教学的内涵式发展。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团结发展而设立的高等院校。民族院校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为社会尤其是民族地区输送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必修课程。因此，研究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将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程为例，结合2011年本人对湖北民族学院大学生的调查（550份问卷涵盖了学校大部分文理学院，涉及大一、大二、大三共三个年级的学生），从三个层次分析如何推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
一、推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必须注重教学的整体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深入进行“四个教育”，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素质教育。同时在素质教育内容中强调了要加强法制教育。由此可见，“思修”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法律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塑造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以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调查显示，民族院校的大学生以少数民族学生居多，他们多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即使是汉族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偏远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人文背景特殊、差异等情况，使得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存在较大差异。在理想信念选项中，有28%的学生选择“信仰宗教”，只有16%的学生选择“信仰共产主义”；在人生目的选项中，有52%的学生选择“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生活无忧”，只有30%的学生选择“锐意进取，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在人际交往选项中，有49.8%的学生选择“帮助他人是有利可图”，只有15.8%的学生选择“他人确实有困难，需要帮助”；在少数民族政策选项中，有42%的学生选择“不甚了解”，有13.7%的学生选择“完全不知道”。
民族院校大学生在整体素质上呈现的状态，显然不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内涵式发展，不利于民族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因此，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内涵式发展，必须注重教学的整体性。
（一）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教师工作具有示范性，教师是学生发展的引导者，“什么样的师傅，带出什么样的徒弟”。教师要“为人师表”，成为学生学习的表率。教师不仅要用知识去教授学生，更应该用自己正确的言行举止去影响学生。因此，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只有教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教出整体素质高的学生。
（二）在教学内容上要把握完整性
“思修”课程要培养的是包含了思想、道德、法律在内的人的整体素质，涉及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观及民族观。“思修”教材由绪论、结束语与八章内容组成，我们在设置教学计划时，注重了人的全面发展，将教学内容整合为5个专题：大学生适应篇、大学生立志篇、大学生道德篇、大学生价值篇、大学生法纪篇。在每个专题中，又结合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专门讲授。
（三）将教学内容内化到学生的心灵，外化为学生的行为
在教学过程的设计上，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我们在“思修”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安排了社会调查、义工服务、参观展览、志愿者行动、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等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同时把学生在课外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理论回答。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真正解决学生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方面的困惑，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形成正确的言行举止，让学生主动参与，树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从而自觉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6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一、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进程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正是顺应国家发展的节奏有条不紊的提出目标并朝着更高的方向在不断前进着。[1]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都对“依法治国”提出了具体要求：
有专家总结，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十报告的提法更进一步，不仅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柏拉图在探讨人性的不完善及权力的本质之后，开始追求一种次优而有效的法治思维模式，认为“这种处于第二位的统治才是最公正的和最需要的”。[2]亚里斯多德强调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3]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4]
从文明的内在机理上看， 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 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像， 在一个以人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 会真正地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5]
1.法治思维
（1）法治思维的概念
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直接关系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效果。[6]笔者认为它是一种规范的追求客观效果的，注重缜密的逻辑，强调理由优于结论的一种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能否取的成功， 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公共决策者和私人决策者是否普遍接受了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法律思维， 是否能够承认并尊重按照这种思维思考问题所形成的结论。
（2）法治思维的层次
对于法治层次的划分，学界也有过相关探讨。有关学者法律思维划分为三个层次：
广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社会大众的法律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遵从法律行为规范的一般社会成员，它表现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法律意识，它透露的是人们未经专门职业训练的一种法律价值观和法律判断力，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法律人，表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的总和。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官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法官。笔者认为这一论述中的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它能够使法律职业共同体获得变革社会的力量，是影响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我们十报告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针对者指的是社会管理者，不仅仅指法律职业者，指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当然包括这一论述中的法律职业者，但不只是这些法律职业者，十报告中的社会管理者都应具有法治思维方式，这一中义的概念才是相对完善的，当然能让社会大众具有法治思维方式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目标，也是法治社会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7]
（3）法治思维的内容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其包含四方面内容并要相统一：“合法性思维”，即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合乎法律；“程序思维”，要求权力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权利义务思维”，即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关系及人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准则；“公平正义思维”，即公权力要以追求、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价值尺度。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和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依然阻碍着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普及。以此判断，法治思维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内在和外在程序对于法治思维的要求都是相当完备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实施相关规章制度，已经社会管理中必须要有正确的法治观念，对法治思维内涵的把握即是法治思维的实质。
2.法治方式
（1）法治方式的概念
所谓“法治方式”，其核心的概念是“法治”，作为体现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价值的“法治”完全不同于仅仅作为客观的法律制度描述的“法制”。“法治方式”是要将宪法和法律真正置于各项权力之上，宪法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绝对的权威，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应归于无效。
（2）法治方式的内涵
所谓的“法治方式”，就是强调，也就是说法治方式的内涵就是“依宪治国”。“宪法之外”的任何言论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不能限制宪法或者是否定宪法。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成为治国理政的制度依据和法律基础，宪法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和社会公理。[8]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同志上述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至少蕴含了三层内涵：一是告诫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二是要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崇尚“宪法法律至上”原则；三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依宪治国”。
宪法法律至上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容。“法治方式”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解读为“法制手段”，它是与“法治思维”紧密相关的。强调运用“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这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具有首创意义。这一命题的基本要求就是告诫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各种复杂和重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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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关系
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容，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而法治方式是在法律思维的基础上，是围绕、配合法治思维的而生成，法治方式不仅仅指指法治思维，但不可否认法治方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
法治决定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建立在对法治内涵和要素有明确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一个对法治内涵和要素不甚了解的执政者，不可能有什么法治思维，不可能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其次，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执政者具有法治思维，必然会主动、自觉运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反之，当他遇到需要处理的问题时，通常首先会想到人治手段，在必须和只能运用法律手段时，他也可能把法律手段用偏、用歪；第三，法治思维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表现。法治思维虽然是一种思想认识活动和过程，但它必然要外化为法治行为，即通过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如果一个执政者只会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来分析和思考问题，而不能和不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尚不能认为这个执政者具有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关系是：有法治思维的人必然乐用（但不一定善用）法律手段，而运用法律手段的人却不一定有法治思维（其运用法律手段可能出于无奈，或可能仅以法为手段治民）；第四，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自然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正轨，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
“当然，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法治权威的树立，权威来自何处？关键是违法能否得到追究。除了违法必究外，我们特别需要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影响各级党政官员。十报告再次阐述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法治小康”的最大要素是宪法的至高无上，任何党派、政治团体、利益群体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要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树立宪法权威，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保证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对此，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明确提到这一点。第二，要维护法治统一，解决上位法与下位法不统一、法律法规与宪法不统一的矛盾，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第三，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法治功能。第四，营造法治氛围，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使全体公民习惯于法治思维，习惯于用法治方式消弭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9]只有这样胡主席在十报告中提出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性才能真正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之路才能走的更加顺畅。
结语：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全社会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状况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不仅是社会管理中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1．
[3]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3．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白岱恩.论法律思维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理论学刊，2005（6）.
[6]罗志坚，万高隆.法治思维：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备要素[J].宁夏党校学报，2012（04） .
[7] 聂小明.法律思维方式的概念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9）.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7
关键词：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关系
一、人文社会科学内涵与分类
（一）人文社会科学内涵
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具有事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功利性（或者说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殊性，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规范性，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应用性，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实地性，等等。可以说，综合性是其作为科学之最根本的特性。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分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且两者甚至在内涵上有时很难加以区分，所以内涵上有所重叠，交叉。
广义的“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狭义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辞海》对人文学科的解释为“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15、16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
人文科学与人文学科尽管在西方翻译中没有区别，但在汉语言中，在汉语言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
1.形成时间不同
社会科学是在18-19世纪形成的。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发展的产物。在社会革命过程中，人们需要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解释，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直接促使人们对社会的研究采取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终引起社会科学的产生。而人文学科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最早的科学就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指向的是对人类自身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探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人文科学很难与社会科学加以严格区分。
2.研究对象不同
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为人类生存意义作出说明和解释。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现实的社会生活，并提出一整套安排社会生活的理论。但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因为我们无法严格区分与人类相关的社会现象哪些属于人文科学研究的范畴，哪些不是。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piaget，1896―1980）指出的那样：“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别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这一假设正是这一区分的根源）。”这说明社会性和人性是很难截然区分的，所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也难以得到严格的区分。对于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哪些属于社会科学，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社会科学条目中列举了八个学科，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流》中则列举了十一个学科，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人类学、史学、艺术及艺术科学、法学、哲学，并认为前五种属于社会科学，后六种属于人文科学。
3.研究方法不同
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的延伸和发展，因此，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大量社会时间和现象来求证事件背后的社会规律；而人文科学不同，研究的是人类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因此侧重于为人类生存意义作出说明和解释。所以，两者研究的方式方法不同。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
无法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社会现象又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产物构成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社会生活整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活，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正是这种水融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二者内在的亲缘性与统一性，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客观基础。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这种关系可以看出，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科学所积累下来的人文知识，同时人文科学发展的内在精神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说，社会科学是以人类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为基础的，这是社会科学的又一个基本特征。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手段和方式方法，从而使部分人文科学初步从解释和说明发展成为以实证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科学。
总之，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涵进行厘清，进而对其作用加以明确，进而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指明道路。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8
关键词：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自然环境
水是万物之源，它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发展不可取代的资源，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一切生命都离开水，一旦水资源枯竭，那么生命也就将面临灭绝。土是万物之本，是自然和人类一切发展的基本载体，是生命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仅自然环境进化离不开水土资源，人类社会发展也需要水土作为基本条件。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发和利用，致使水土流失严重，现代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因此，要建设现代生态环境，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水土保持，保持水土，改善现代生态环境，已经是人类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水土保持与现代生态环境的内涵及延伸
1.1水土保持的内涵及延伸
我们要理解水土保持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楚水土流失的概念，在国际学术上水土流失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而水土保持（SoilandwaterConservation）基本内涵是：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现代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总的来说，水土保持就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水土保持是由我国率先提出，它取代了之前的土壤保持概念，并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和通用。
当今，随着人们对水土保持这一概念认识的不断加深，其内涵也逐步被深入和拓展。对水土保持的概念不仅仅停留在水土保持层面，已经认识到水土保持和全球现代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联系上来。因此，水土保持也不再仅仅是对水土资源的保护，还拥有了利用好水土资源，建设现代生态环境等新内容。
1.2现代生态环境的内涵及延伸
现代生态环境（ecologicalenvironment）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是指影响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而现代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而产生的危害自然进化和人类生存的各种负面反馈效应的总和。
弄清楚了现代生态环境的内涵，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定义就不难理解了。现代生态环境建设是旨在保护和建设好现代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决策。在我国，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方式主要有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等方式等。
2水土保持与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不同点
2.1概念及内涵的不同
“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两个概念是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造成危害的背景下诞生的。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规定，水土保持的概念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现象而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其预防和治理措施有三个方面，即预防保护、治理实施与成果管护。预防保护就是对尚未或者轻度水土流失地区通过采取植物措施及管理措施来防止水土流失；治理实施是指对已经造成水土流失的区域科学的采用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治理水土流失，恢复现代生态环境；成果管护则是对已经修复的生态进行保护，防止再次破坏再造成水土流失现象。
现代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而产生的危害的总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是指通过人为的措施来对已经遭到破坏或正在遭受破坏的环境进行生态恢复、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从而控制现代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在我国，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方式主要有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等方式。
2.2内涵涉及范围大小不同
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设计包括了自然中所有的生态系统，是以保护整个自然资源为保护对象，其内涵涉及范围极为广泛。而水土流失是以保护水资源和土壤资源为对象的，其范围涉及面较小，保护的是具体的对象，实施较明确。
2.3所实施的治理方式和措施不同
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两种，措施内容主要通过拦砂坝、挡土墙、截排水沟、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等方式来实现的。现代生态环境建设除了应用水土保持的治理方式措施之外，还有更多治理和保护措施，如生物防治措施，生态移民措施及设立自然保护区等。
2.4治理实施的主管部门不同
水土保持工作主要是水土保持部门来进行计划管理实施，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由于是一个生态建设的综合系统，其涉及面广，涉及范围大，因此实施管理的工作部门较多，主要有水利部门、水土保持部门、林业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农业部门、旅游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这些部门各司其职，各有侧重，通力合作，共同来实施现代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管理。
3水土流失和现代生态环境的之间的关联
3.1水土流失是现代生态环境恶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组成因素和最重要的组成因素是水和土，水和土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他们的相对独立和稳定构成了自然整体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水和土二则基本因素遭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必然被影响，协调稳定的关系也会被动摇，生态系统就会失衡甚至恶化，从而导致河流污染、水土资源被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所以，水土流失是现代生态环境恶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反而言之，如果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护和防止措施，调整水土资源来恢复水土的正常循环，那么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逐渐恢复平衡并趋向良性循环。
3.2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水土保持
我国是一个地形多样化、山川多变化、地势地形复杂的国家，由于地域广阔，境内现代生态环境也存在多样性特点。在全国土地面积中有三分之二是高山丘陵地貌，而森林的覆盖率较低，仅占总面积的16.55%，而且存在着分布不均匀，蓄水能力不强等特点，由于自然因素而导致水土流失逐年上升，且程度也较为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建立现代生态环境，首要工作就是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好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好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而水土保持又是环境保护极其重要的部分和前提，一旦水土资源得到较好的保护，生态系统就会逐渐改良，那么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就能得到进一步加强，现代生态环境建设就事半功倍。因此，对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在建设现代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必须更加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3.3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是水土保持
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是土地，土地不仅是农业的根本，同时是矿物质资源的储蓄场所，是动植物及人类活动的场所和栖息地，是地球陆地上的一切资源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土地是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植被森林、土壤水文和人类动物活动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生态系统，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各种资源保护利用的中心环节。水是滋润万物的的资源，是生命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没有水就不会有自然生态的存在，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水作为一切生命的根源，对水的保护毋庸置疑也是建设现代生态环境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
在现代生态环境系统中，各种资源各种因素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只有各种资源都合理的综合利用，现代生态环境才能持续健康。水土作为现代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基础资源，只有保护好了水土资源，现代生态环境才能呈现良性循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才能协调稳定持续发展。
3.4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都以自然环境为对象
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对象和主体都是自然环境，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目的是控制现代生态环境的恶化，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自然环境在良性健康的循环中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人类的长远发展。
总而言之，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都是对自然保护的重要手段，其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就范围而言，水土保持要比现代生态环境建设较小，但水土保护同时又是现代生态环境建设最重要的组成因素，能够对现代生态环境建设起到有力的补充和支持作用，是现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内容和首要前提。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将呈现出配合更为紧密、共同促进和发展的趋势。水土保持和现代生态环境建设是人类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必将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9
[论文关键词]师德师风内涵社会转型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整个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后现代的转型时期。转型即过渡，旧的尚未终结，新的正在形成。新旧交替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然而旧的观念、方法无法应对新的现实，行之有效的新观念、新方法却还没有成熟并深入人心。面对困境，最好的出路就是变革，即使新的思想、理念还不够强大，但以新代旧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整个社会正逐渐步入了转型时期。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其从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经济利益得到了肯定，个体理性利益最大化正日渐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规则。其次，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人本主义思想、后现代社会学以及个体哲学等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强调政治伦理、以集体至上的一元文化正演变为以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尊重个体合理需求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人”逐渐回到了社会发展的“中心”。最后，我国经济、文化等的变化，促使整个社会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利用个人崇拜、刻意神化权威来实现社会稳定与运转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建基于信息透明、理性判断之上的法制社会正在成型。
我国社会的变化发展，给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学校教育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师资队伍建设也是当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学历、教学水平历来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切入点，而在今天，伴随所谓“师德滑坡”现象的频繁发生，师德师风建设成了一大社会热点。勿庸置疑，教师形象的维护已刻不容缓。然而，新时期的师德师风建设，除了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寻找策略，还有一个方面同样不容忽视，即师德师风内涵的界定。因为，对一种道德规范而言，其内涵的确立是形成规范意识并遵守规范的前提。所以，联系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实际，合理界定师德师风内涵，既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难点，更是当前我国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
一、专业伦理和精神：师德师风内涵界定的本质基础
德，即品质和行为规范，风即作风、风格，二者相结合即行为规范和做事风格。由此推断，所谓师德师风，就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时必须呈现的品质和遵从的规范，及其稳定的做事风格。品质、规范、风格都属于主观意识范畴，是对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在态度、精神上的要求。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属性”。首先，师德师风的根本属性是教师从教的态度和精神，有别于教师的其他表现。在教师专业化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今社会，师德师风从根本上说是教师专业素养中的一部分。“教师专业从其本质的内容结构上看，应当包含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伦理)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师德师风即教师的专业伦理和精神，它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处于同一个层面，二者是并列关系。如果说专业知识、技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硬件”，那么师德师风就是其“软件”。教师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技能不够娴熟，往往会影响他在教学中所体现的主观态度和精神品质，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专业知能是影响师德师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如果把专业技能也纳入师德师风的内涵，其结果只能是师德师风的泛化。其次，师德师风既然为教师的专业伦理、精神，那么，它必然要与其他的伦理、规范相区别。师德师风“是专业的内在伦理规范要求，是具有教师工作专业性、独特性的道德要求”。师德师风内涵的确定不能脱离教师专业的特点，不能将师德等同于一般的德行要求。具体说来，师德师风既要与个人的思想品质和政治信仰明显不同，又要与一般的做人伦理相区别。如果用思想政治道德等取代教师的专业伦理、精神，用思想政治上的要求来界定教师的专业道德内涵，其结果必然会模糊和淡化专业道德的特性。
二、教书与育人：师德师风内涵界定的价值取向
价值指的是行为活动起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职业道德，从一开始，师德师风内涵的赋予就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奴隶社会晚期之前，教师与官员合二为一，即所谓“以吏为师”，师就是官。在“以礼治国”的时代，官要发号施令，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与运转，其前提是带头恪守各种伦理道德，即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因此，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就成了“官师”职业道德内涵赋予的主要价值取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教师逐渐从官吏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自谋生活的“自由职业者”，师德师风也就从官德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了相对独立的职业道德。但由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强调伦理道德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作用，而教育正是伦理教化的最佳途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很倚重学校教育。正如《学记》中所言：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既然学校教育承担了如此大的政治任务，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教师成了国家实现伦理政治的“工具”，正如荀子所言：“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0教师被送上了神坛，成为社会伦理、礼仪的捍卫者和道德楷模，师德师风内涵的确定仍然以社会政治伦理目的为其首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
即便到了20世纪，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政治伦理至上的封闭型社会，
“神化”个人形象，人为树立各种“典型”，以形形色色的“学习运动”来引导国民积极“向善”，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师德师风内涵依然被政治伦理目的所左右，其标准被有意拔高而大大超出了职业道德的要求，“伟大”、“无私奉献”等理想化的字词成了师德师风的代名词。
今天，我国已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传统封闭型社会正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建立在信息透明基础之上的理性判断成了人们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以法治国”思想正逐步深入人心。虽然榜样力量仍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力，但法理精神才是当今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力量之源。对教师来说，师德师风内涵必须松开政治伦理的价值捆绑，必须“祛魅”回到专业道德的应有位置上。专业道德是由专业工作的对象、性质、任务所决定的，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工作性质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工作任务是教书育人，因此，如何更好地培养人才是当前师德师风内涵界定的首要价值取向。师德师风的第一任务是为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处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服务，“如果师德修养不能为教师正确处理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关系的实践活动带来效益，就有可能被人指责为是一种虚伪的说教。
三、主体与情境：师德师风内涵界定的原则
从某种程度看，职业是实现社会功能的“工具”，然而，职业的工具性不能遮蔽职业者的人性。师德师风是特定社会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的而对教师提出的道德要求，自然有其工具性的一面，但是师德师风的践行者却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师德师风内涵的界定必须考虑教师的主体性，要尊重教师个体的合理需求。同时，作为精神层面的德性，其内涵不可能凭空捏造，而应该与真实具体的情境相联系，应该反映不同时代与地域的特征。
(一) 付出与回报对等原则
作为职业道德，师德师风与一般的公共道德规范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共道德规范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即遵守公共道德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与之相对应，个体遵守公共道德所换取的权益也不可能超过一般公民权利的范畴。“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物质财富还不很丰富的时代，职业首先是人的谋生手段，是个体满足自身需求的主要合法途径。职业道德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而确定的伦理精神，遵守职业道德也就成了职业者工作付出的一部分，这种付出已经超出了公民义务的范围，不是一般公民权利所能补偿的，理应再得到相对等的回报。因此，师德师风具体要涵盖哪些内容，必须遵循付出与回报相对等的原则。如果不顾教师从社会得到的实际回报，一味偏重师德师风的社会性要求，片面强调教师对社会的奉献，那师德师风将始终停留在文字性的形式化层面上。“社会既不以教师为本，何以要求教师?片面要求教师恪守道德是不合适和不公正的”。
(二) 与时俱进原则
师德师风是一个历史性、发展性的概念，社会变化对师德师风内涵的影响很大。反过来说，师德师风内涵的确定应该审时度势，正视社会的变化，与时俱进方能满足时展的要求。以知识观为例，社会对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看法、观点不同，对师德师风的要求就有差别。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所谓知识就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规范，这种对知识的看法即德性知识观。在德性知识观影响下，教育过程就是教师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礼仪规范再原原本本地传给学生的活动。“中国传统教育以人伦道德为中心，以道德的完善使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诸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德教成了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教师本人就是教育内容的载体，是学生最直白的“教科书”。“对学生教育既然以德为主，自然相应地便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师德要求”。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技的传人，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占据了我国教育内容的主导地位，德性知识观受到了知性知识观的巨大挑战。知性知识观认为，所谓知识应是隐藏于客观事物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由专家权威所发现，然后被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教师的工作就是把普适性的规律告诉学生，“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教师的知识、技能成了学生的主要知识来源。教育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教师有没有知识，还取决于有知识的教师愿不愿意给。有知识只是学生接受知识的前提，学生能否学到尽量多的知识、技能要看教师的意愿和态度。因此，知性知识观影响下的学校教育，提倡教师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技能传给学生，在师德师风内涵上片面强调教师“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无私精神，而忽视了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中所必需的合作品质。
当今，后现代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后现代(人性)知识观就是其中之一。后现代(人性)知识观否认绝对的真理，消解知识权威，主张知识由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建构而成，知识具有偶然性、个体性和情境性。后现代(人性)知识观认为，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构建、创新知识的活动，知识的形成是师生视界融合的结果，而不是教师单方面传授的产物。由此可见，今天的教师要想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就需要具有容纳异己的胸怀和与学生真诚合作的态度。因此，除了让教师更新教育观念外，还要在师德师风内涵中纳入相应的宽容和合作精神等。
(三)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道德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空洞、乏味的理念和说教，而是建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基础上的一系列规范、准则”。师德师风内涵的界定，也应该与教师实际的教学生活联系起来。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中、西代表了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三个等级。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物质条件的优越，教育水平也处于领先地位。学校设施先进，师资队伍数量足、素质高、待遇好，因此，东部地区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较强，学校对教师工作态度、专业精神等方面的要求自然就可以高一些。相反，在比较落后的西部(如贵州)，特别是农村地区，学校工作环境差，师资短缺且专业素质不高，教师待遇低，但教师教学任务的繁重却大大超过了东部教师，不少教师一个人上两个甚至多个人的课，每周的课时动辄就是二三十节。对这些拿着微薄工资、整天疲于奔命的教师们来说，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就已经勉为其难，如果还在态度、精神上提过高要求，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空谈罢了。
总之，师德师风需要什么内容，能够纳入什么内容，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师德师风内涵的确定，自然不能与国家层面的基本规范相冲突，但可以有适当的变通。要以学校为主体，不同条件的学校在师德师风内涵的确定上要有所区别。从全国范围来说，东、中、西三地区的学校应有所不同，在地区内，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也要有一定的差异。“如果师德规范不切实际，或者‘高大全’，学校的愿望与教师群体的认识不能产生共鸣，将会使教师产生更多困惑”。
四、理想与现实：师德师风内涵界定的层次
“在现代社会，教师职业还是一个平凡的岗位，教师本人也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他们的道德形成，既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也不能脱离社会的道德基础，并不是每个教师的道德水平都能够成为表率，都能达到理想境界。因此，对当前我国师德师风内涵的界定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而应该体现出师德水平的层次体系，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更要有脚踏实地的现实性。根据对教师工作认识、态度要求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师德师风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责任、情感、信仰。
(一) 以责任为基础的层次
这个层次是为师者的职业道德底线，即做一名合格教师所要达到的要求，即完成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维护教师群体的形象。具体而言，这个层次强调教师的责任，教师可以不热爱教育工作，但不能玩忽职守、误人子弟；可以不热爱学生，但必须把个人的好恶排除在工作之外，尊重并公正地对待每个学生，对学生成长和进步负责。
(二) 以情感为基础的层次
这个层次不仅要求教师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还强调教师对工作的热爱，即教师不是把教育工作只当成没有选择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需要投入个人感情的工作。教师的热情具体到其工作对象上，表现为对学生的爱。国内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认为，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则是神圣。这是因为，“爱生，就是要全方位地关心每一个学生，不只是学习上，而是思想、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师对学生的爱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具体包含理解、宽容、关怀、给予、尊重、平等、责任等要素。这种爱不是无原则的宠人，也不是无目的的给予，而是为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了学生的成人与成才。所以，在原则上它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爱生并不排斥‘严’，某种程度上，严格要求学生是一种更为实在的爱”。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篇10
关键词mapGiS；规划设计；土地整治
中图分类号tp315，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1）57-0104-02
土地整治就是要通过对田、水、路、林的综合整治，为农业生产提供完整的机械耕作、沟渠灌排、道路运输和林网生态防护等保障体系，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项目区内的耕地实现平整连片、道路畅通、渠系配套、林网完善的良好格局，从而在提高农田亩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强防灾抗灾能力方面呈现出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土地整治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重要途径，从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重要平台。
规划设计就是要围绕新农村建设抓特色，围绕农业基础抓特色，围绕生态景观建设抓特色，与当地地形地貌想结合，与当地水系道路现状想结合，与当地广大群众意愿想结合，对项目区内的道路、沟渠以及闸、桥、涵等建筑物进行规划设计和优化布局，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设计过程中严格坚持“三个围绕，三个结合”，全面提高项目的设计水平和完善设计成果，为后期的预算编制、标段划分、工程施工及工程验收等方面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土地整治规划设计过程中，由于各技术设计单位出于对软件的掌握程度以及单位偏好等原因，在软件应用上不尽统一，就目前江西省土地整治而言，各单位主要运用mapGiS软件进行设计。但由于对其功能、特点认识局限性，使得设计成果在工程量赋属性、工程量统计等方面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对mapGiS与CaD或者其他各种制图软件进行深刻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自身规划设计和软件应用经验，从而完善mapGiS软件在规划设计中的技术应用，为当前土地整治中的规划设计工作提供积极的技术参考。
1mapGiS的功能及其在规划设计中应用
针对土地整治中的规划设计及整个项目的性质，mapGiS的功能及其应用当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来看。从宏观上来讲，主要表现在对点、线、面的编辑和处理上，主要表现在现状地物与测量要素相衔接、规划设计的路沟渠、涵管、闸、桥梁等工程的布置。而微观方面，主要是对点、线、面文件中建设内容的属性赋值，以便设计之后工程量的统计、图面整饰及预算编制，甚至便于项目区标段的划分。
2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工程量属性赋值不够充分
土地整治是一项全面且紧密联系的工程，而设计工作又是重中之重，设计不仅仅是图面的优化设计和合理布置，更重要的是要对各项工程尤其是最基本的工程具有明显的区分，比如沟渠的型号、道路的建设标准等。但从目前各设计情况来看，各工程的赋值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属性值的遗漏，导出的属性值存在空值的现象，这势必会影响到后期预算编制和工程施工。通过对工程量及属性值的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应用技术的局限性，目前大多数设计单位主要是通过单个赋属性值，而非应用技术自动生成，这就会造成遗漏，甚至在工程量区分不明显的情况下会赋错值。
2.2工程量统计不够全面
在规划布局完成之后，工程量的统计是开展后期工作之根本，能否保证工程量的全面性及准确性，将显得尤为重要。工程量统计的不全面主要包括在工程量内容和工程量数值两个方面。其中，数值的不全面主要是因为属性赋值的不充分造成的空值、错值，而工程量内容的不全面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物的统计上，例如涵管、桥梁、闸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不但要统计其个数，还要统计出他们所处的位置等详细情况，如果人为的单个统计不但会增加工作量，而且也缺乏准确性。
2.3同其他软件衔接不够
当前，土地整治主要是运用mapGiS和CaD两种软件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对它们的功能、特点及应用进行分析，并结合自身的理论了解和实践经验，我们不能片面的偏好于哪一种软件，而应该进行综合的应用。当然，应用mapGiS制图需要从以CaD成图的测量图转换相关测量要素与二调结合，但毕竟衔接较浅，对大多数工程布局及工程量统计掌握不够全面。作为一个土地整治的设计者，应当充分运用两软件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运用，需对两种软件进行充分的衔接。
3技术创新
3.1工程量赋属性
要在mapGiS中对每种工程量详细的、全面的赋属性，首先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分层，也就是对每个建设内容建立单独的文件，而当前大多数设计单位却将所有的建设内容全部放入一个规划的文件当中，区分不明显。本文工程量赋属性将以新建农渠为例。赋属性流程如下：
1）单独建立新建农渠的线性文件――新建农渠.wL，完成规划设计，并在文件当中编辑属性结构，增加相关属性结构，如新建农渠等，以便建立属性连接；
2）导出规划设计文件原有属性，如长度等。方法一：在mapGiS主菜单下的“库管理”中选择“属性库管理”，利用“mapGiS属性管理子系统――属性――输出属性”导出属性。方法二：利用mapGiS地价系统工具集中的“属性导出”导出属性。两者操作方法相同，不同的是前者导出的是DBF文件，而后者导出的eXCeL文件，不管是哪种文件，要进行属性连接均需另存为DBF文件；
3）在导出来的属性中，针对线文件之前编辑的属性结构，在属性表格中建立相对应的列，并赋相对应的属性名称，然后根据导出的属性如iD、长度等，对工程内容进行编号，如iD1――100米――新建农渠1，其他编号以此类推，设置完成之后，检查相关内容，力保结构和编号设置完整，达到属性内容一一对应；
4）属性连接，也就是说使得DBF格式的表格内容能与线文件属性结构一一对应连接，从而使得属性结构赋值成功。此过程可用两种方法，方法一是在mapGiS主菜单下的“库管理”中选择“属性库管理”，利用“mapGiS属性管理子系统――属性――属性连接”功能，在对话框中选择要连接的mapGiS文件和被连接的DBF表格文件，并选择相应的字段如新建农渠，选择和设置完成之后，确定即可。方法二是利用mapGiS土地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建库工具――文件属性连接――使用外部数据库”，之后弹出同方法一一样的对话框，按上述步骤进行属性连接。
经过上述连接之后，线性工程文件中属性赋值成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要在该文件中对属性结构进行梳理，以达到准确和简洁。
3.2工程量统计
在上面赋属性的基础上，工程量统计将会容更具有准确性和全面性。由于线性工程只需统计型号和长度，在其赋值之后便可以得到。因此，在这里主要讨论一下如何利用mapGiS统计涵管、闸、桥等建筑物的工程量，更重要的是要统计出其所处的位置。建筑物工程量统计以斗涵为例。
1）路沟渠等线性工程文件已赋好属性，这步工作可按上面赋属性完成，同时应将涵管所在的路和渠线文件合并，注意两者属性结构包括结构的内容和顺序要一样，这样合并之后属性才是完整，后期统计的工作也方便；
2）当涵管在图上布置完成之后，应单独建立一个区文件――涵管.wp，在涵管布置的位置上先建一个区，也就是路和渠或沟的交点处，即涵管.wp能够覆盖涵管所在的交点，该点就是涵管所在的位置。在与线性工程如沟渠和道路处理前，应对涵管赋属性，方法同上所述；
3）当涵管赋完属性之后，就可以开始统计涵管的工程量，包括涵管的数量、型号及所处的位置。操作过程如下：利用mapGiS主菜单下的“空间分析――空间分析――空间分析子系统”打开涵管.wp文件和沟渠路.wL文件，然后在空间分析子系统中利用“空间分析――区空间分析――线对区相交分析”功能将涵管区和沟渠路线文件进行相交分析，最后得到一个涵管区和路沟渠线相交之后的线文件，也就是涵管区范围之类的路沟渠线段，属性为路沟渠和涵管的属性之和；
4）将相交之后的文件的属性导出，形成以下属性样式“iD――长度（周长）――路――渠（沟）――涵管”，从而得到涵管的个数和涵管所处的位置，此处的位置就是上述属性字段中的路――渠（沟）的编号。
3.3工程量标注说明
在mapGiS规划上，工程量标注说明如果不按属性来处理，不仅会增加工作量，而且还会出现误差。在这里，将介绍两方法来对已经赋好属性的工程量进行标注说明。
方法一：在mapGiS编辑子系统的线编辑中选择“自动线标注”，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显示的字段名称，如农沟等，系统会生产一个农沟点文件，将点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当中即可。然而，该方法存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生成的点是单个字符，而不是一个字符串，如“农沟”显示的是“农”“沟”，不管是对于显示还是编辑都很麻烦，对后期工作处理有一定的难度。方法二：在土地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编辑软件中选择“建库工具――条件生成点文件――属性生成点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需要提取的线文件和选择需要提取的属性字段，可以是一个字段如农沟，也可以是两个字段如农沟―长度，最后生成点文件，将该点文件添加至工程文件即可。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生成的点事单个的字符，方便以后编辑及其他属性处理。
3.4同CaD的衔接与糅合
当前，在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中主要应用mapGiS和CaD两种软件，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能片面的说哪种软件好与坏，应将两者综合起来看，笔者结合自身经验，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将mapGiS和CaD进行衔接和糅合：
1）由于现状底图和测量底图的不同，需要将部分要素进行叠加，但是出于两软件属性存在的差异，需在将CaD图件上的要素转向mapGiS图件的过程中，分层要明确、简单，属性要尽量统一；
2）CaD利用编号工具进行编号的时候，生成编号之时工程量也统计出来了，通过相关处理可以将其工程量与mapGiS连接起来，并赋到mapGiS的文件属性之中。CaD工程统计出的工程数量及其编号以teXt文本生成，将其导入eXCeL中，表格中包含编号和长度，在mapGiS属性中也包含iD和长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长度”作为桥梁，将两者属性连接起来。具体做法就是在eXCeL中，将CaD工程量的长度进行排序，而不是以编号排序，之后将mapGiS的工程量也进行长度排序，而不是iD排序，由于长度均不相同，两列长度会按排序的方式一一对应，最后在mapGiS中会形成iD――长度（mapGiS和CaD各一个值）――编号的属性结构，并另存为DBF文件，通过上述属性赋值方法便可以将属性赋到mapGiS文件当中。
4结论
在土地整治中应用mapGiS进行规划设计，对路沟渠、涵管、闸及其他建设内容属性赋值是整个工作的开展的基础，完整的属性不但能够完成整个工程建设内容标注、工程量统计等，还能在其他方面发挥着作用，比如说路沟渠、涵管、闸等单项建设内容的型号划分和工程量统计；能在工程施工前快速、准确的对整个工程进行标段划分及标段工程量统计；能及时、有效的统计上下级沟渠如斗渠与农渠、斗沟与农沟的连接情况，及在此基础上统计出沟渠的排水面积和灌溉面积，从而计算渠的设计流量和沟的排涝、排渍模数。同时，通过mapGiS与CaD之间功能、特点及应用上的异同，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使设计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林艳丽，闫弘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探究[J].鲁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2)：16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