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1
一、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我镇各村红白理事会、村代会以及村里的各种组织都有村支部书记或者委员参与并担任小组长，同时村里的各种活动都有村支部号召建立并运行，促使村里的各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成效上相得益彰。
二、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和社会协同体制。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形成协商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科学、制度健全、成效明显的城乡社区协商局面。村代会主席又村支部书记担任，议事会议的召开都由其号召和操办的同时，各村都建立了村民参加的微信群，大事小情通过微信群等现代化的信息联系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又村民代表会商议决定实施。各村还积极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和各类社会志愿者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村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
三、进一步完善德治先导机制。各村根据自己村情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留智庙镇妇联组织评选出了“最美家庭”、“巾帼奋斗者”等先进典型并加以宣传。
四、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机制。健全以村党组织为领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完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机制。留智庙镇各村都按照选举法落实选举制度，村民代表全部从人民群众中选出，村内大事小情都通过村代会协商决定并运行。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2
[关键词]医疗风险；风险分担；医疗责任保险；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意外险
[中图分类号]R197.3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6）10（c）-0122-05
[abstract]asahigh-riskindustry，medicalservicealwayshasunpredictableandseveremedicalrisksduringitsprocess.Currently，thewaystobearmedicalrisksmainlyinclud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system，medicalriskmutualfundsystemandmedicalaccidentinsurance.SomeresultshavebeenachievedinthepracticalexplorationinvariousplacesofChina，buttheabovementionedmedicalriskbearingmechanismsinChinahavemanyproblems：imperfectlawsystem，immatureinsurancemarket，andpoorinitiativeinthedoctor-patientriskmanagement.toconstructthemedicalriskbearingsystemundertheperspectiveofsocialgovernancemodernization，therolesofgovernment，societyandmarketshallbecoordinated，andthemodelof“governmentled，two-wayparallel，societycoordinationandindustrystandardization”shallbefollowedsothatthemedicalriskcanbebornebythewholesociety.
[Keywords]medicalrisk；Riskbearing；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medicalriskmutualfundsystem；medicalaccidentinsurance
众所周知，现如今医学科学发展迅速，但是学术问题层出不穷，掌握规律仍然受限，临床诊疗过程风险重重，医疗风险客观存在、不可预估且难以控制。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医疗行业的高风险和人民群众对于医疗效果高预期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通过引入和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来分散医生执业风险、缓和医患矛盾、化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或成必要。
1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与价值
1.1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
医疗风险概念的界定是构建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医疗风险的内涵，国内学者尚未有明确界定，目前国内主要是从对象、后果、过程和原因4个要素来认识和定义医疗风险概念[1]。
夏毓敏[2]定义了医疗风险的广义内涵，即存在于医疗机构内部的，可能会导致医院和患者各种损失和伤害的不确定性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吕群蓉[3]为医疗风险作出了狭义的定义，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为过错对患者造成伤害而产生的风险。任华玉等[4]提出医疗风险应该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并将其分为过错医疗风险和无过错医疗风险两类。此外，根据陈校云等[1]的研究，医疗风险的概念还能以研究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分，如很多学者单纯将患者列为医疗风险的对象，而部分研究则提出应将医方、社会、政府都列入医疗风险的研究对象之中，以广义医疗风险的角度进行管理。本研究认为，我们更应该从广义角度来界定医疗风险的内涵，主体包括医患、政府、社会、市场等社会治理主体，种类涵盖由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主观造成的医疗差错和由于医学本身或医疗环境、患者体质等所导致的医疗意外、并发症等。从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视角出发，基于对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应当让医疗风险的社会共担成为发展的潮流与趋向。
1.2医疗风险分担的价值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一、能帮助患者有效规避风险，保障生命健康与人身权益。第二、减轻医务人员职场压力的同时，能提升其责任心和服务意识。第三、能帮助医疗机构积极落实医疗责任赔偿制度，明晰责权，强化内部质量控制、安全保障和风险管理。第四、有助于政府明确自身职能、发挥作用，引导建立法治社会。第五、能提高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六、医疗风险分担作为新兴的保险业务领域，在全国的推行有助于相关保险业务的完善，推动国内保险市场的发育成熟。
此外，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构建对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既能为医疗事故的处理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缓解医患矛盾，缓和医患关系，也能推进医学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促进国内医学科学发展，推动社会整体卫生事业进步。
2医疗风险分担的已有模式分析
2.1医疗风险分担的现有形式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但是全国各地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为主已展开了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和医疗风险基金以及医疗意外险等形式，其中医责险制度以行政推动模式为主，医疗风险基金多以地区或医院特色实践呈现，在妥善处理医疗事故、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缓和医患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2.1.1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是由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开展的一种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尝试推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经营[5]。198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邑宁县支公司最早推行地区性的医疗责任保险[6]。2002年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7]，取代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8]，并较其进行了多方面修改，如扩大了事故范围，加强了鉴定程序公正性，一定程度上落实了患者知情权、提高了事故赔偿标准等，全国由此掀起了医责险参保的热潮。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9]，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并开启了保险业在国内的医责险试点工作。2007年6月，《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10]，各相关部门致力于引导医疗机构参与医疗责任险，医责险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规模地展开。近几年随着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公众的健康需求加速扩张，市场对于健康保险的呼声愈发强烈。2014年7月，《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印发[11]，提出到2015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30年来，国内各地以行政推动的方式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和成就。1999年云南首开先河在省内推行医责险之后，上海（2002）、深圳（2003）、北京（2004）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条文，开展地区试点。2010年前后，全国多地已建立起医责险制度。
2.1.2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风险分担方式较早出现于福建、江苏等省地市，基金专款用于责任赔付。近年来，国内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设立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医疗机构专用基金下设置二级科目，并建立基金账户和核算，用于其内部医务工作者发生的医疗责任理赔和纠纷处理，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早在2003、2004年就开始尝试在院内设立医疗风险基金[12]；另一种是辖区内多家医疗机构联合筹集医疗风险互助基金，一般由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发起，典型的有海南省海口市、江苏省洪泽县[13]等，2015年9月，江苏徐州也出台《医疗风险互助金管理办法（试行）》[14]，按照自发、自愿、自筹、自管、自用的原则在全市建立起医疗风险互助保障制度。
2.1.3医疗意外险医疗意外险是针对风险高、难度大的手术等治疗方式，为缓解因医疗意外引发的患者损伤和医疗纠纷而推行的保险项目，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自筹购买。不可否认，医疗意外险的初衷是积极有益的，国内保险公司推出的此类险种如母婴平安保险、人工流产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患者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在保险市场上广受青睐[15]。然而，个别地区部分医疗机构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医院与保险公司勾结，医务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帮助保险公司推销意外险产品并从中获利，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并造成不良舆论影响，因此原卫生部于2008年通知暂停医疗意外险[16]，此后长时间内，医疗意外险一度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消息称将协同保监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手术意外险，北京部分医院重新开始推行医疗意外伤害保险[17]。
2.2医疗风险管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2.2.1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医责险逐步被纳入医改大政，并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规模实施；全国各地区积极开展医疗风险互助基金试点；“手术意外险”等项目也在北京多家医院再度兴起。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以上医疗风险分担方式的法律制度，导致相关政策在颁布和推行过程中“无法可依”，难以在基层落地。
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并未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相关概念，界定投保人、承保范围、双方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意见笼统，缺乏实施细则。各地区的医责险、医疗风险基金等制度由于缺乏统一的实施标准，施行方案不一，具体规则混乱，实践效果也参差不齐。医疗意外险制度则在无序经营中飘摇，全国统一的、能普遍推行的法制体系有待建立。
2.2.2保险市场发育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探索前行，保险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医疗保险产品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一、组织管理落后。首先，当前保险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人才队伍缺口，缺乏一批兼具医学、法学、保险学专业基础的技术及业务人才，业务拓展较为艰难；其次，现有医责险条款的制订缺乏科学性，保险公司在险种核算、费率厘定、保险理赔等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此外，薄弱的风险防控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也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业务能力与水平还有待提升。第二、保险公司在医疗纠纷理赔事件的处理上方法传统、介入滞后、责权利不对等，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第三、根据现有医疗风险保险产品经营情况，保险公司还存在险种单一、产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保险公司与保险市场的发展前景。
2.2.3医患风险管理积极性差从目前的国内实践来看，医责险制度并未受到医疗机构的追捧，甚至进入了“供需双冷”的阶段。从医方视角来探讨医责险推行的阻力，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对医疗风险分担认识不足或存在误解，从而回避或抵触投保医责险；第二、医疗机构投保一方面是想转嫁医疗风险，增强赔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从医疗纠纷的处理中解脱出来，但现在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达到，因此投保积极性不高[18]。此外，在多数地区，医疗风险互助基金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展开，医疗机构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医院内部设立医疗风险基金的做法由于风险池较小，难以充分发挥保险作用。
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的风险意识也有待加强，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手术投保存在误解，易将其理解成医务人员推卸责任、借机创收的不端行为；另一方面医疗意外险保险费用较高，患者不愿意承担这部分储存成本。
3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在构建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建立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也需要明确主体与对象、目的与手段，有的放矢。
根据各地的实践探索，结合社会治理和风险管理理论，本研究认为应该遵循“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的模式，建立起层次多元、互助共济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社会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时代的新特征，由政府单一主体肩负社会治理职责的时代正渐行渐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必须协调立法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第三部门、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调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允许各地区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实情的制度举措，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3.1政府引导，完善法制
各地各级政府作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等的主管部门，要履行好其组织、协调、控制、监管等职能，加强对医疗风险分担政策落实的宣传和引导。此外，还要强化对医疗卫生行业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规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执业，维持保险市场正常秩序。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法律法规是法制基础，制度政策是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在法制化建设道路上的迈进，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进程也要加快速度，逐渐构建医疗风险分担的相关法制体系并加以完善，制订《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条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实施办法》《医疗意外保险基本条例》等法律文件，将已有制度政策全面纳入法律框架。
3.2双轨并行，内外共保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可以尝试内保和外保相结合的“双轨制”，内部由各省市调动辖区内医疗机构共同设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外部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并行，以医责险为主体、以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和医疗意外险辅助。第一、医疗风险基金宜以市为单位开展设立，各市以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为牵头单位，组织辖区内各医疗机构联合筹资设立本市医疗风险基金，实行统一核算、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基金筹集基本遵循自愿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以省或直辖市为基本单位统筹风险互助基金。第二、医疗责任保险的推行可以仿照交通强制险，要求医疗机构开业和医务人员执业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21-23]。根据目前我国北京、深圳、上海等省市的试点经验，可以探索一定程度的强制方式，如先在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中率先强制施行，再逐渐推广到非公立医疗机构中。第三、医疗意外险作为另一种外保方式，也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立法规定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时患者必须购买医疗意外险，并以知情同意书告知病患，能逐步增强其合法性。
3.3社会共济，市场参与
风险金和保险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筹集。第一、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由地区财政和医疗机构按比例出资，医疗机构内部则可以通过医疗成本提取和医务人员自筹等渠道筹资；第二、医疗责任保险主要由医疗机构为其医务人员购买，也可以采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分担的方式；第三、医疗意外险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购买，由商业保险公司推行运作。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建设的财政拨款和公共经济资源投入，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补贴[15]等举措支持相关制度推进。由此，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真正体现医患共济、社会互助的原则和特点。
整个保险体系主要由市场上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商业保险公司要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内部多元化的医疗风险保险产品体系，一方面重视内部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逐步弥补业务漏洞；另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理赔方式，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医疗事故鉴定和纠纷理赔过程，及时到位、全程参与。
3.4行业规范，部门协同
医疗卫生行业的第三方组织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发挥应有作用，包括行业内相关规范的完善落实、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统筹管理、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和医疗纠纷的调解处理等。行业内部要建立起风险金和保险金的筹集和运营管理规范，配合相关法律制度、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使相关部门、医疗机构等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有据可依。同时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设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弥补现有调解方式在医疗事故的科学鉴定和纠纷的公平处理方面的不足，确保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纠纷调解的中立性，取信于医患双方[24]，保证过程的公正科学，这也有助于引导第三部门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4结语
医疗风险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引入医疗风险保险机制，强化医疗风险分担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卫生事业的进步能发挥重大作用。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应该使每一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纳入保险制度中，保险金与风险金方式并行，政府与医患共济，内保与外保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各地区依据不同的需求与发展状况灵活调节，切实保障医疗服务及过程，减少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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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3
一、传统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体系
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以及19世纪中后期选举制度改革以前的时代，国家支配和控制社会，除基层社会（西方的牧区和东方的村社）几乎不受国家和政府直接控制而生存与发展外，社会没有其他独立生存与发展的中间性、中介性空间。那个时候的治理体系就是统治和管理的体系（GoverningSystem或GovernmentSystem）的简称，治理的方式方法是国家控制社会的一切或至少大部分资源，国家与社会呈一元化结构状态，国家处于绝对支配和控制社会的地位，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单向权力关系，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将私人（私人个人和私人组织）权利的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换句话说，在传统社会里，只有国家统治和管理的体系（GoverningSystem或GovernmentSystem），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独立自治的社会治理体系。
与传统治理体系实行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命令与服从的单向权力关系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治理体系，不是统治和管理的体系的简称，而是一个实行自由、平等的权利与权力双向交换与合作关系的体系（GovernanceSystem）。
现代治理体系由现代国家治理体系（modernStateGovernanceSystem）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modernSocialGovernanceSystem）两部分组成，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呈二元化结构状态。“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组织（包括政府组织）直接治理国家公共事务和间接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个体系，国家组织（包括政府组织）以政治管理为主要手段和方法对国家公共事务（也叫政治事务，含立宪、选举、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政党、压力集团①等事务以及国家机关自身运行事务）进行直接管理，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含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进行间接管理即宏观管理与调控。“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自身私人事务（个人、家庭和市场）以及半公共半私人的社会公共事务（即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共同事务，区别于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整体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的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以分工合作的形式进行平等合作的协调、商议，两者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或曰平等合作的主体关系而非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之主客体关系。所以，从传统治理形态向现代治理形态的转变即是从“管理或曰管治”（Governing或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
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关系
众所周知，自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兴起并通过革命与改良，实现以后，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权力的空间有所压缩。19世纪中后期选举制度改革以后，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私人权利的空间有所扩张，国家与社会开始走向相对分离的二元结构。与公共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的事务，含立宪、选举、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政党、压力集团等事务被称为“政治事务”，经济、社会（社区和民政）、文化等领域的事务被称为“社会事务”。由于“政治事务”在近代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所专有，因此，“政治事务”也称为“国家事务”，对“政治事务”的统治和管理也叫做“国家治理”或“国家管理”，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事务进行的立法、行政、司法管理，都属于“国家治理”或“国家管理”的范畴，它是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而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自我管理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或曰“社会管理”，它是与私人权利的行使直接相关的领域和行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是不管或很少管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因此，“社会治理”或曰“社会管理”基本上是社会组织（包括社会私人组织，如，工厂、公司、合作社等，也包括社会公共组织，如，非政府、非营利的中介性组织，社区、村社等基层组织）和公民个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m]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4199]可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兴起，“福利国家”的理论提出并付之实践后，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开始大规模向社会领域渗透，而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私人权利向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领域反向渗透（如，压力集团等间接性政治参与，全民公决、协商民主等直接性政治参与），这样，“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互相渗透的结果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领域和行为之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注：[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71.][注：与“社会管理”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社会民主”，它包括工厂民主或曰工业民主、社区民主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的民主。]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后现代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之间有了新的边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领域和行为又有了新的厘定，虽然要回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的清晰的边界和厘定已很困难，特别是随着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其自治能力的提升，国家将大量原本由国家和政府治理的事务下放给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于是，社会中半公半私的事务就越来越多，社会治理的领域越来越大。因此，后现代的的西方，从治理范围看，“国家治理”主要管理公共事务（含立法、选举等“政治事务”），而“社会治理”主要管理私人事务（社会私人个人、家庭和私人组织）和半公半私的事务（国际国内第三部门，如，非政府、非营利的公益组织、基层社区的事务等）。[注：[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从治理方式上看，后现代的的西方，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均从单一中心和单一主体走向多中心、多主体的平等、合作治理。
当然，在西方，还有一个狭义的“社会治理”或曰“社会管理”概念，它是指社会中半公半私事务的管理，并不包括纯粹的私人事务的管理，因为，在他们看来，纯粹的私人事务不需要国家、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直接管理，只有在社会私人个人、家庭和私人组织无法自我管理的事，而又影响到他人和其它组织时，即私人事务转变为半公共半私人事务时，国家、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才有必要和可能直接介入管理。因此，有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强大的社会组织或曰第三部门的西方国家将社会事务治理或管理的重心放在对半公半私事务的管理上。
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内部结构
从组织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一个组织的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价值和理念；二是组织体制；三是运行机制；四是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
从组织价值和理念角度看，“君权神授”、“君权至上”、等级、特权等价值和理念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传统国家治理的主要价值和理念。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牢牢地维系着不自由、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
从组织体制角度看，如果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传统国家治理（统治和管理）体系主要依靠专制王权、庞大的执行系统和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军警和特务系统来维持国家的统治与管理的话，那么，资本主义早期传统国家治理（统治和管理）体系主要依靠初级的立宪体系、选举体系、立法体系、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军警体系、政党体系来维持国家的统治与管理。
从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和技术手段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传统国家治理（统治和管理）体系主要依靠专制王权至高无上，决策、执行、监督合一的御前会议制度，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军警和特务系统分工但不制衡，只对王权负责的国家机构运行机制，地方政府独立于（专制君主制之前）或听命于（专制君主制时期）中央政府等机制来运行。资本主义早期传统国家治理（统治和管理）体系主要依靠人民和政府治权的委托-机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严格的分立与制衡机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或自治机制，政党在政治体制内部和外部的功能补充与制衡机制，为资本服务的军警和特务系统为主体的维护社会安定的维安机制，来维持国家的统治与管理。
可见，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主要依靠权力和强力来维持和运行的：权力完全集中或绝对分散的价值理念、权力单向或弱权利和权力双向的权力组织系统和权力运行机制、为王权或资本服务的军警和特务等强力维持系统。
与传统国家治理（统治和管理）体系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内部结构是：
国家治理的价值和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公法人、公共人格、公共利益、公共财政、公民、治理、服务、妥协、协商、合作等。
国家治理的组织体制。与传统国家治理（统治和管理）体系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体制是：立宪体系、选举体系、立法体系、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军事体系、政党体系、压力集团体系、公共经济体系、公共文化体系。
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现代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协调机制、服务机制。
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有顶层设计方法、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如，电子政务、网络技术等）、统计科学方法与技术等。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治理”主要管理私人事务和半公半私的事务，因此，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内部结构是：
社会治理的价值和理念。包括自由、平等、服务、妥协、协商、合作等。
社会治理的组织体制。包括（1）个人体系；（2）家庭体系；（3）营利性组织体系，如工厂、公司、合作社等；（4）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体系，如各种慈善组织、基金会、文化协会、学会；（5）基层社区体系，如村、社区等。
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和技术。包括（1）决策机制和技术；（2）执行机制和技术；（3）监督机制和技术；（4）协调机制和技术；（5）服务机制和技术。
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广义上包含执政党和国家（政府）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和控制等治理行为，同时也包含对社会领域内社会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和控制等治理行为。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界定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现实性，从而，不同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
在目前的中国，由于计划经济的体制遗留与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化的影响，“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并没有完全分开，所以，“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边界非常不清晰。“国家管理”或“国家治理”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家事务”、“公共事务”，而且，还包括不少“私人事务”、“社会事务”，同样，“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范围不仅包括“私人事务”、“社会事务”，而且还包括某些“国家事务”、“公共事务”，如“维稳”。实际上，“维稳”是用执政党、政府的公共权力来维护社会平安与稳定的一系列做法，原本属于“国家管理”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但我们的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中常常把它纳入“社会管理”的范畴。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明了目前中国社会管理内涵和范围的这种特殊性和过渡性，2011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8月，把原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把社会管理的最高决策权给予原来主管维稳工作的原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管理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维稳”，其中党政为中心，社会和公众是协同和参与。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实际涵义或曰特定涵义是“对社会事务（包括部分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和几乎全部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我管理或平等管理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长期推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社会组织极其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涵义和范围，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私益性的市场、家庭、社会组织，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日益成长，社会的自治能力不断提高，“国家管理”或“国家治理”的范围和内涵要逐渐缩小，“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范围和内涵要逐步扩大，国家和政府要学会向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放权”和“让利”。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正处于向“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远未完成。建国之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历经多次改革，可是，始终是国家支配社会。在传统统治和管理形态下，国家治理体系以执政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为先导，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等价值和理念为核心，以执政党与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公共权力即政治、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使之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统治管理为特点，以垂直线性化组织结构为权力运作与政策执行的结构依托，主要以执政党内部文件、政府行政命令下达、政策“动员式”执行等为主要执行之技术手段，较少用经济（市场）、法律（立法和司法）、社会（协商）和道德（自律）技术和手段，以庞大的执政党组织、行政组织网络构建、渗透并且控制国家与社会生活。传统统治和管理形态下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从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包含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事务均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党政层级组织结构中受到控制，社会独立生存空间萎缩，无法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自我管理功能和自我管理能力，社会治理体系也无法发挥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辅助协调作用和监督平衡作用。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4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过程，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过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讲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到位，政府权力边界清晰，公共权力不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科学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实现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主治理体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用制度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实现社会公正，达到“社会共治”。
因此，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一）合理界定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权威主体”，是实现现代国家“多元共治”的关键环节。我们知道，政府权力体系的现代化，本质上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现代化，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使政府处于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也会抑制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和公正的社会良性运行体系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消解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国家治理的难度。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放权或权力下放是指正确处理“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上一级政府与下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的财力能够承担的事项上，形成权责一致或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既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强化基层政府的责任能力；权力下放的关键环节是地方政府要真正转变职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让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成为惠及人民的发展。
分权是指权力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政府职能能不能彻底转变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自主的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自我监管，通过“项目管理”和“服务合同出租”实现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治理及公其服务职能，使政府、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二）“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根本体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是一个“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权威体系。所谓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所谓执法公正，就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所谓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说，能不能实现立法、执法和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能否稳定、持续、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是消解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三）“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保证。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可以说，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改革全过程，让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让改革价值和目标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终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我们才能最终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其财政与预算能力和选人用人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
“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职能的“责任能力”，三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监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结构决定功能，没有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提升。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崇高权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一）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立一个科学规范、依法治国、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终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的基本制度保证；依法治国的权力运行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符合“现代性国家”要求的权力运行体系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要保证权力体系的健康运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权力的纯洁性，使权力不敢贪、不能贪，真正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二）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真正通过制度平台和制度渠道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通过制度保证民主地参与权力建设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权力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权力才不会腐败，才能实现廉洁政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三）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才能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制约和协调，最根本的还是要发挥各级人大作为权力主体机关的重要作用，形成对权力执行机关——政府的有效监督，真正管好权力，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监督从制度上落到实处，才能大幅度压缩权力可能的寻租空间和机会，使干部清正和政府清廉得到制度上的保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除了加强纪检体制机制创新以外，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权力的运行真正置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阳光下，形成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体制机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用民主制度保障权力的清正廉洁。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5
俞可平：我认为，《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呢？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存在许多困境，甚至呈现出局部性的治理危机。但是，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但我确实担忧治理危机会演变成执政危机。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呢？
俞可平：关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治理”作为一个术语和单词，在汉语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范畴，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第二，要认识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渊源。其历史渊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第三，要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或者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带有随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所有公共治理以及制度安排，最终要保障在民，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性。三是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里，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这是最核心的。法治有两层含义，宪法和法律是最高权力，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第一层含义更重要，那就是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是“法制”，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法治”。这两个词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谁不按照大明律例办事是要杀头的。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皇帝总是凌驾于所有的法律之上。四是高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至少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子系统，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而不是碎片化的，才能叫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决定》中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解上，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对此，您怎么看？
俞可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性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也势必要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原先“四个现代化”之后的更为重要的第五个现代化；另一方面，这第五个政治现代化是前面这“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结果。
记者：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呢？
俞可平：学习和领会《决定》精神，我在这里想强调以下几个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深化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分别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6
关键词：社会活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08-0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社会活力是一定自然-历史环境中的社会系统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劳动、知识、资本等活力子系统是社会活力系统的有机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保障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关联契合性，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当前，研究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进社会活力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
社会活力是蕴藏于社会中的社会创造力，本质上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显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管理形态的升华，是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处理社会利益冲突，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多重要素协同推进的历史过程，其中社会活力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社会活力水平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表征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其一，人的主体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社会历史是人类自己生产与创造自己的过程，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社会活力的组成要素，社会个体主体性的展现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水平。“社会活力，究其本源来讲，是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的体现。”[2]社会活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践张力作用的发挥需依托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则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
作为政治实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治主体，特别是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政治主体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人，是政治实践的能动载体。其“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把外在政治生态内在化，使之内化为政治主体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巩固着自身的主体力量”。[3]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具有独立性、创造性的具有活力的政治主体的存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发挥，都离不开社会活力系统中的人的主体性作用。
其二，市场经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动力。市场经济是导致社会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中分离出来的主导性因素，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基础与重要表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4]经济活动是人类生产、交换、消费活动的总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是社会活力生成的资源性要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一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而更根本的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发展的前提和动力。”[5]由此，市场经济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动力。
从历史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市场经济会产生经济危机与两极分化的现实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设想。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一段时期内计划经济发挥出了巨大的活力与优越性，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甚至一度超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但以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全能政府”模式，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弱市场的治理形态，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政府成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过度膨胀，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建立层层组织，国家权力能力从最高层直插到社会最底层。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有三个最为明显的弊端：一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率，二是政治运行的高成本，三是社会权力相对萎缩，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6]现代化伴随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多元化、差异化，生产与消费无法通过统一的计划来平衡，从而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力的匮乏与微弱。只有代之以市场经济才能重新激发社会活力，应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复杂多样需求，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三，社会制度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有效空间。制度是“组织人类公共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制度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通常表现为惯例、行为准则和规范、成文法、契约等”。[7]社会活力不仅包括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层面、人的主体精神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社会活力的制度层面指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结构和运行方式，能够使社会有机体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延续的能力。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系统中的人、资源、技术等要素的有效积极流动，这种流动需要一定的开放空间才能得以实现，而社会制度即是社会开放空间的有效集聚。高效的、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空间与基石，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表征着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活力化。
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活力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对国家治理实践有着长效性的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民主、开放的治理形态，是一个崇尚多元协同治理、崇尚法治的政治实践过程。这种崭新的国家治理形态需摒弃传统的管理型国家治理形态，继而转向民主、法治、开放的国家治理形态，而这其中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制度化的治理体系中，制度能够提供更具有效性和长期性的行为预期，对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起到有力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满足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多元价值需求。”[8]社会制度创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外部政治生态环境，是国家治理的有效空间;能够整合更多的治理资源，从而提升国家治理预期的确定性，降低国家治理代价，从整体上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治理水平和质量。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管理范式的革新，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力量协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形塑，三者关系的重构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场域，该场域标志着社会自由空间的释放，政府、市场与社会等能够各司其职，国家与社会运行水平得以提升。同时国家治理的善治理念也激发了人的政治参与与主体积极性，实践上为社会活力生成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自由空间的释放，为社会活力生成提供场域条件。社会自由空间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社会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的多种可能性要素与机会的总和。社会自由空间，包括外部环境空间与社会内部空间，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先天既定的。社会自由空间愈大，则表明该社会的社会活力程度愈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自由空间不断释放的过程，社会活力的生成即是伴随着这一过程而进行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政府-市场-社会逻辑的重构。由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需要一个能够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权力共同体，于是国家或政府出现并单独占有社会空间，此时社会空间狭窄，社会自由度不高。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增加，社会资源配置任务日益复杂，单纯的政府配置难以为继，而市场由于其先天的资源配置禀赋，日益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空间开始扩大，社会自由度逐渐提升。而社会组织的出现，则源自政府与市场的“失灵”，“社会组织的生成和运作恰恰是政府运作逻辑和市场运作逻辑的盲区和疏漏。社会组织的草根精英们以其能够动员到的各种社会资源，形塑着属于其共同体场域的特定规则，实现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无法有效供给而共同体特定场域又十分需要的产品和服务。”[9]社会与市场同时发挥其效能，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社会自由度迅速增高。
以往我国国家治理实践问题生成的本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归位，国家无从得知确切的社会信息，因此只好以己度人，管理绩效自然是低而又低了。”[10]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政府-市场-社会三重逻辑关系的重构过程，政府发挥其国家管理职能，市场充当其资源配置职能，社会充当其社会服务职能，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市场-社会逻辑关系重构的过程，也是社会自由空间释放的过程，社会活力正是在这种场域条件中不断生成，并不断提升。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有利于激发人的主体性，增强社会活力水平。社会活力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一个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积极性越是充分发挥，则表明该社会的活力程度越高。善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也是国家治理同国家管理的重要不同之处。善治，不但意味着国家治理主体有着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更意味着国家治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市场与社会、个人也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去。善治表征着人们参与国家政治实践的机会增多，人们的政治参与性会有相应的提高，而政治参与则会激发人的主体积极性。
政治参与是人们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国家治理政治实践，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管理的活动总和。人是政治动物，参与政治实践，是人们寻求良序政治生活的内在需求使然。政治参与是人类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表征，“政治参与使公民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越能体现民主。同时，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变得关心政治，注重他人的利益和立场，并提高了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学会和平、宽容地对待政治变动，这都有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主的持续发展。”[11]社会政治参与度的提高，表明整个国家的治理系统是处于从上到下的运动状态，也反映了人们政治自由度的提高。政治参与意味着人们的社会政治自由空间的增大，人们能够更加自由、便利、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去，这也反映出了社会活力的指数水平。
再次，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活力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生活有序性的增强，社会生活常常伴随着一定的偶然性、随机性，总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存在。而“具有活力的社会系统不是害怕这种混乱，不是用强制、暴力手段消除种种无序因素，限制人们思想和活动的自由，而是依靠社会系统结构的调控和整合机制，依靠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把诸种无序因素整合组织到有序的社会生活中去”。[12]一定程度上，社会秩序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中社会整合能力的增强、社会秩序的优化，进而能够为社会活力生成创设良好秩序环境。
一方面，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整合有助于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社会整合是将社会不同要素结合为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与结果。“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秩序，通过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决策机制，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功能，协调好各治理主体、社会阶层间的利益，消减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13]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着形成社会秩序的一般规则的确立。人类不仅是一种追求价值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追求规则理性的动物。人们总是在实践中发现事物实践的规律性联系规则，并以这种联系性规则规约自己的行为活动，从而实现自己的实践目的。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样，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遵循规则的动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即是确立社会秩序的一般规则，形成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运行规则。社会整合能力的增强，社会一般规则的确立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社会活力的生成与强化形成了秩序环境基础。
三、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关联的实践启示
如上所述，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互动，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推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有利于激活社会活力。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以协商民主增进社会活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市场经济活力，以改革创新释放社会自由空间，从而推动社会活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步发展。
首先，以协商民主增进社会活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14]协商民主是一种崭新的民主实践范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是现代社会活力水平的重要表征，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能够增强人的公共精神，提高人的主体政治参与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主体。同时，能够激发人的自治理想，促进国家治理的多元协同治理，即善治的实现。
以协商民主增进社会活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需致力于实现人民民主与有序政治参与相统一。从民主的演进逻辑来看，民主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民主形式，兼具人民民主与有序政治参与的双重属性。为此，通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1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实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广泛协商，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诉求手段，从而增强了社会活力水平。另一方面，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表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存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当前需坚持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同步发展的政治路径，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制度优势资源，将其转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与张力。
其次，以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市场经济活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状态，使社会单独分化出来，扩展了社会自由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市场经济由于其先天的资源配置禀赋，决定了其在社会活力实践生成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垄断性失灵等缺陷，决定了市场经济必须有外在的秩序保障方能健康运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规范其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即是治理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各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正当性，建立与保障竞争有序的良好市场秩序与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16]一方面，需建立健全公平的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对多种所有制经济人与自然人产权的保护力度，同时废止有悖公平理念的不合理的旧有产权法规等。统一、公平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厘清不同市场主体、界定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激发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健全市场法律建设。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的那样，要加紧编纂民法典，制定与完善涉及投资、土地管理、农业与矿产等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各要素的自由流动，保障市场经济活力度。在健全产权保护制度与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还要改善市场监管方式，继续优化政府宏观调控，反对市场垄断，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与良好运转。
再次，以改革创新释放社会自由空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社会自由空间的不断释放，社会诸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大，社会活力水平的不断增高。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由空间释放需依托于改革创新，从变革社会体制机制入手，增强社会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扩展社会自由空间，激发社会活力。改革创新是我国当代时代精神的表征，改革创新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创新社会体制机制，以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实践范式。改革创新能够有效释放社会自由空间，增进社会活力水平，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往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牢牢固定在行政权力上，社会系统诸要素的自由空间被挤压，基本没有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活力水平低下。改革创新则打破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改变了单一的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范式，使得社会、市场从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承担了一部分社会与经济职能。市场开始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从而在体制机制上释放了社会自由空间，使得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自由空间的增加，使得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竞争性不断增强，人们越是乐于创新，乐于突破，就越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社会就越具有活力。
社会自由空间的释放是通过改革创新制度与体制机制实现的。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力，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相契合。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机制统一起来。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这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改革的方式问题，应以渐进式改革为主，有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渐进式改革能够降低改革的风险与代价，使社会平稳过渡与发展，已被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所佐证。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空间，一定的国家治理体制会影响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需以柔代替行政管制，“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或社会福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感，从而增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17]同时，不断拓展国家治理主体，增强协商民主水平。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能够增强国家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另外也拓展了民主的利益诉求通道，增强了社会主体的话语权，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
结语
总之，社会活力是一定社会发展的自由度总和，是人的主体性、竞争性与创新性的反映，更是社会自由空间不断释放的结果。而作为政治实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增加、社会自由空间的不断扩展，是政府-市场-社会逻辑关系的合理建构。从本质上看，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活力的激发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即是社会活力的不断生成。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从激发社会活力维度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别的政治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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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7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治文化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文化反映着国家的基本政治状况，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过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国家的稳步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包括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体制与制度的总和。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这一界定，突出强调了它对现有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影响能力，特别是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也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层面整体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治理，是与培育公民社会相一致的，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与国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指导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的。这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现代化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理念基础。国家治理层面的各种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民对政治的监督为基础的。这恰恰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谋而合。
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改革不适应时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更能体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管理的效能。这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各面。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国家治理变革中，经济的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等必然会推进公民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的现代化过程，推动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3.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开始发生转变，促进公民政治认同向现代化、理性化的转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还会增强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更能以开放、合作、宽容的态度参与国家事务，服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进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维系国家的稳定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来解决现存的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主流价值观对政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积极引导，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2.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治理是基于多数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治理”区别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国家治理的主体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和媒体的权利和权力，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3.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公正、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公民的政治文化从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转向关注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强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在积极建设。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也被我们所接受，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一种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开放的。
但同时，我们要明确，我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化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为根本途径，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自觉，牢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第2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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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8
一、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相对区别
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分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两个领域,它们在内在规定、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等方面有质的区别。
1.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定
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地探索学术问题、学习他人的学术思想、发表与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从而在学术研究中享有不受任何外在与内在力量的无理控制与支配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学术自由原则的积极倡导者。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南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学术自由的法律规定,表明党和国家对学术自由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对学术活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治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开展与体现,是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内在尺度在政治生活与政治主体问关系的集中展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生成的客观根源是改革发展实践,生成的主体根源是最广大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内在尺度主要有生存、发展、和谐、幸福以及政治主体间平等、民主、正义等的价值关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主要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及其所统摄的平等、和谐、民主、正义等政治主体问的价值关系。
2.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
当代中国学术自由的发展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术研究主体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重要阶层,通过自由发现科学真理、自由创造技术知识、自由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路径来激活创新主体的智力潜能、激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创造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与知识资源,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与科技资源。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体系以最广大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与幸福等价值诉求以及最广大政治主体间平等、民主、和谐、正义的价值关系为内在蕴涵,其发展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核心价值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基础上产生、形成、发展的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实现不仅要求构建政治主体间民主、平等、和谐、正义的价值关系,也要求这种价值关系的构建必须根植于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正义的利益关系的构建。这意味着我们党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最广大人民在经济生活领域构建平等、和谐、正义的利益关系提供政治保障,使全体人民在个体形态上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3.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具有不同的实现路径
当代中国学术自由的实现主要通过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实现。通过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学术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使学术活动具备自我发展、修正、调控的体制与机制;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激发科技创新的内在活力;建立、完善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学术发展体制机制,尊重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保障学术主体的自由探索权利,激发学术研究的创新活力,为当代中国学术自由的实现创造体制基础。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促进学术研究主体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激发学术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创新潜能,实现学术主体在建设实践中的自由创造。
当前,体现我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宪政制度已经建立,当务之急是要建构与完善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得以实现的具体制度体系,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化与程序化、政治权威的法治化等方面把工作做实做细,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政治价值的实现奠定体制基础。具体而言,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要从制度运行机制方面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体系,在最大范围与最大程度上通过程序的运作与实践的延展实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
二、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联系
学术自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导向,二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组成部分,服务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正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实践场域,具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共性,所以二者在价值导向、现实作用、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关联性与相通性。
1.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在价值导向上具有共通性
当代中国自由学术研究的价值蕴涵指向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当代中国的自由学术研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导向,其价值起点、研究过程的价值标准、研究结果的价值宗旨在于实现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和谐与幸福,致力于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三大总体价值及其所统摄的政治主体间平等、民主、和谐、正义的价值关系。自由学术研究的“二为”方向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及其所统摄的政治主体间平等、民主、和谐的价值关系,这些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当代中国学术的客观要求与必然准则。
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与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具有共同的终极价值归宿。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终极价值指向是人与社会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体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团体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由个体构成的“真实的集体”,社会达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和“真实的集体”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以自由的学术探索,为人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科技资源、越来越强大的精神动力、越来越广阔的主体精神世界,实现人的主体自由度的不断提升,实现人与社会的自由、和谐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学术自由的终极价值指向也是人与社会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以及由此构成的“真实的集体”和“自由人联合体”。
2.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在现实作用上具有互促性
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对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实践与实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学术自由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核心价值的生成与创新、实现与评判提供理性证明、思想动力与路径选择;当代中国的自由学术研究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理论的阐释与形成提供充分的科学空间与理性证明,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实践提供充足的知识资源与理性动力,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的实现探索最优的路径选择与最佳的制度安排。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从学术研究主体、方法、内容以及学术成果的发表与传播等方面规定与引导着自由学术研究发展的限度与方向。这种规定与引导表现为学术研究活动不能违背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正义的利益关系以及良善政治主体间平等、民主、和谐、正义的价值关系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价值导向,必须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规定,从而推动自由的学术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概而言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及其所统摄的平等正义、民主法治等政治核心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动力与发展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自由研究的学术主体提供了主体力量与价值观指导。
3.当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政治核心价值在实现路径上具有协调性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9
[关键词]理论自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而国家的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治理水平的提高。十报告关于理论自信的提出，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理论体系的价值肯定，同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的信心。
一、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值得自信
其一，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产生于当代中国自己的实践，又在进一步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它是真理。20世纪7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实践”被认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被重新认识和重视，并根据国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之后，为了充分激发我国的经济活力，我国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规律开始应用于我国经济建设，于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被提出来；以作为判断一项改革措施成败的标准。科学发展观也提出来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二，在于它具有正确的导向作用，具有“一元主导”的特性。在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当今社会，如何保证我国社会建设过程中思想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元主导”的根本政治原则的坚持，体现于国家制度、政党制度、道路选择、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这种鲜明而又坚定的“一元主导”，能保证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保持鲜明的旗帜和正确的方向，使党和国家在改革后生命力更加旺盛。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形形的信息涌入我国，敌对势力想利用这一机会对我国实行所谓的“和平演变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一元主导”的正确方向就显得更为重要。
其三，在于它能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进行剖析和消解。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会有很多矛盾出现，破解这些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就可以很好地实现对这类矛盾的正确处理。例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与走出去战略、社会公平与效率等等，这些改革、建设中的问题都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得到解决。对于理论的自信，使党和人民在处理变革时总能信心满满，游刃有余。同样，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理论自信也能很好地破解各种难题。
其四，还在于它能凝聚人心、坚定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在国家的改革建设中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树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信心；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科学理论指导，指引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这也是我国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各方面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时代价值和真理性。
二、增强理论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理论自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
（一）增强理论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当前，我们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治理能力也有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个别地区和个人对待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不严肃；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相关社会机构组织的建设也不成熟；第三，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自觉意识和公民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第四，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较大，社会控制被过分强调，而国民的创新和自主则未被予以足够的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职能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这是在结合当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它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将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民族更加振兴、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
（二）增强理论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第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保证建设过程中的稳步推进，不能为了求快而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在改革过程中，相关部门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在坚持党和国家领导的前提下，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到其中。要注重对改革过程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及时调整相关的改革方案，并充分考虑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第二，吸收和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完善改革过程中的理论，更好地指导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这种开放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在这种品质的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理论才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随着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中不断推进，人类在这方面的相关经验也得到了较多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和吸收外国优秀的改革经验，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就成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例如“听证制度”“一站式服务”“律师制度”等都是对国外改革成果的借鉴，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内化。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统筹规划，协调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关系到各类社会主体的切身利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容易对一些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合理化解改革中的矛盾，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宏观上统筹改革方案，微观上重视对个人具体利益的协调，依此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四，在其推进的过程中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正如《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指出的，要“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的宗旨，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过程中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着指导作用，要增强理论自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心。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5-8.
[2]韩庆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5-28.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篇10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提升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4-0280-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与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论述为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目标和时间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完成一系列改革，通过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具体构建需要通过以下几种路径。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核心，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以及各类媒体等都是参与治理的主体。在各治理主体中，政府仍然是处于第一位的，因此，强调国家治理的转型首要的是实现政府治理的转型，即要实现政府由人治型向法治型、全能型向有限型、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建设透明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关键是简政放权，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下级政府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通过简政放权和优化政府流程，最大程度地减轻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最大程度地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划分各自的权责范畴，企业主要是干好市场的活儿，社会组织主要是弥补政府的不足。政府要做到不越位，不缺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协调合作，完善社会治理。
二、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
社会组织是治理主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当下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将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社会组织就要承接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所下放的权力，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的效果如何，政府与社会是否能达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社会组织因不具有官方色彩，既可以免除依附行政机关的种种困扰，以社会治理主体的身份集约利用资源，更加专注于履行其应有的社会职能，同时也会成为在政府、企业、公民间架设沟通桥梁，成为培养新型公民、搭建多元社会主体协作共治的平台。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明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社会组织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例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意识缺乏，我国社会组织还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克服官僚化倾向，不是一蹴而就的，简政放权的一纸政令也不能迅速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要根治官僚化的痼疾，除了继续推动建立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的行政改革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让社会组织的建立、管理、运行成为其成员民主参与、民主协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动态过程，让社会组织中的精英和普通成员学习如何合理分工、平等协作。只有把外部和内部这两种改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去行政化才不至于进入一种循环往复的恶性周期律状态。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在由量到质的提升过程中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质的提升与跨越。同时，要积极培育各类服务型和公益型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三、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建设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法制化的体系，它要求各治理主体在法制的规范下协调有序运行，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必须依赖于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所在。坚持和推进法治，首先需要明确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将全部国家治理活动都纳入宪法轨道，将宪法看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V领性”制度。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因此，在法治进程中还要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创造体制条件，并设置高度正当的司法程序为突破口来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善法”并不等于“善治”，没有对法治的严格遵循，再好的法律规章也会失去作用。因此，引导人们树立对法律的敬仰和遵循，继而认真抓好法律制度的落实同样重要。
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因而，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良好的社会秩序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指向。广泛的公众参与是社会稳定的粘合剂，公众参与可以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可以提前释放不稳定的信号，可以形成共识。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突发性事件增多，这就更需要公民参与其中维护稳定，它不是以前强压下的稳定，而是一种通过疏通纾解寻求互动基础上的稳定。此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还有利于培育公众良好的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民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