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1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困难;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87-02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把握这一机遇，利用机遇来规避其带来的新的挑战是国家政府社会治理部门，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
一、大数据时代
（一）内涵
大数据，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是信息的数量较大，种类较多，数据庞大且不具备结构化的信息，进而使得难以利用传统的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分析。需要进一步转换传统的工作、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是重大的时代转型。而大数据时代则是在大数据广泛应用，信息数量的剧增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的时代，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社会各界的各种问题，促使社会变革的时代。
（二）特点
1.互联网行为是大数据时代的具体体现。虽然互联网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数据信息，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然成为大数据的基本表现形式。
2.数据量极大。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和累积的用户信息数据量规模庞大，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扩大发展，数据的增长成倍发展。
3.信息传递速度快。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前信息的传递进一步加快，并且时效性也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时代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大量的数据信息。信息的传递速度快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是大数据时代最显著的特点。
（三）意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并为不同的行业、领域提供充足的数据依据，使之得以快速、扩大化发展。大数据本身蕴含的信息、技术和价值等，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利用各类机会得以在大数据时代快速发展。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处理、分析、共享等，来辅助人们重新定义、审视这一时代下的世界和社会，并重新判定世界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来重新对应解决的策略与措施，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与治理。
二、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机遇
（一）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存在分散和混乱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级政府在执行社会治理职责时，各自为政，缺乏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各个部门间的职能价差、重叠现象严重，信息传输渠道不流畅，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社会治理成本，且治理效率较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治理大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信息资源，进一步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共享，社会治理大数据的适应效率、效益以及效能等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协调、合作，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向网格化的转型。
（二）促进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型
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思维都是从少数人的社会治理需求和地区性的社会治理经验来推判多数人和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需求与社会治理策略、措施。进而忽视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的需求差异，同时也限制了我国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发展。在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的价值将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发展和社会治理过程的细化发展。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转变原有的社会治理方法，强化对大数据意识的培养并推动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共享，进而来确保社会治理决策依据的正确性与及时性，推动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变。
（三）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目标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采用的是静态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随着我国不断地深化改革，各个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原有的静态社会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于当前的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社会发展需求。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及时、全面的动态信息数据，有利于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责时能及时、正确地掌握社会的变动情况以及变动的趋势，并根据这一变动来及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向动态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
（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社会转型期，政府部门要转变我国原有的利益矛盾解决机制，重新制定上下互动和主体多元化的利益矛盾化解机制。在大数据背景下，探寻社会治理大数据中的价值数据信息，并将其组合形成一套完善的数据分析体系，以此来为社会治理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微观分析，根据社会治理大数据来制定相应的治理部门和治理岗位，进一步推动实现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科学决策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挑战
（一）大数据社会治理意识的缺失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技术支持。但是由于我国大数据意识的缺失，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2
关键词：智慧城市：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
大数据的产生为新时代的数据处理方式创造了本质上的变革，由此产生的新时代既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数据的应用帮助政府在传统的治理功能上，提高了其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合的能力，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的不同需求，促进了政府的治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但是，大数据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怎样把握机遇并有效利用，同时积极应对挑战是当前政府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治理的新背景
简单来说，大数据就是大小超过了普通数据库的操作范围的数据群，其特征主要体现为规模大、速度快、多样化以及复杂性强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根本上与普通的数据并没有太大差别。随着大数据理念的出现，其在计算机领域创造了标志性的技术革新。随后这一概念逐渐被应用于社会的其他行业，2013年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大数据元年”。在大数据时代里，所有生物的活动或事物都有可能被通过数据的形式来进行记录和存储。而正是由于大数据的大范围运用，数据和资源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生产资料。我国的科研学家提出制定大数据战略措施，通过对其的有效利用来促进国家发展，并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大数据带来的大量的信息和资源为政府带来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在面对大数据时，政府的传统治理方式已难以应对。
二、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治理的挑战
（一）治理理念面临的挑战
长久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渐形成了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治理理念，正是对社会和经济进行的整体式管理，反映了政府部门的自我主义和全本观念。例如部分地区的政府管理者习惯对社会大众说套话，政府信息化程度较低，对于部分突况的反应和处理能力不足，对实事新闻的敏感度也不够高。因此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打破传统管理理念的局限，积极开展政府智慧治理理念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大数据的产生随之带来的是信息的不断公开和共享，社会大众更容易对个人感兴趣的事物和信息进行个人观点的发表和交流。因此，此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引领社会舆论向积极的趋势发展。
（二）治理方式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大多以国家控制力为依靠，通过带有强制性的指令来要求社会大众进行服从，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治理目标。大数据的应用使得政府治理的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数据的分析和传输方式更为优化，例如通过各类新型媒体的辅助，政府与社会大众的距离逐渐拉近，两者之间进行的交流和沟通也更为频繁，数据的传出和反馈更为密切。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不断革新让社会主体不断提升信息和实事的了解程度，政府不再是信息的垄断持有者，参与、合作的新型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形成。可以说，这不仅仅是更为科学的治理态度，也反映了紧跟时代的智慧治理方式。
（三）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的应用不仅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难题。首先是隐私权的问题，现代化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旦有不利的信息得到传播，舆论便难以控制。并且只要大数据获取了足够的个体信息，即使是无关紧要的数据，组合在一起也极有可能暴露出个人的隐私。其次是数据共享的问题，大数据为社会生活和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信息，使得许多个人的信息在不经意间得到传播和使用。但是，这也与我国的相关隐私保护条例不够健全和完善有关，以及政府对信息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强，加之大众对新信息的好奇，最终使得信息被不断分享和公开。
三、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革新
（一）技术革新
大数据的产生是计算机技术逐渐成熟的反映。大数据曾是被忽视的技术，所以数据处理技术的革新是大数据的运用基础。大数据技术的内容包含信息获取技术、数据整合技术、信息分析技术等。当前，大数据技术主要诞生于计算机信息产业界以及其他相关领域，若要将大数据技术分配到政府部门，并且成为政府治理的得力助手，需要政府决策者进行系统性的了解和学习。因此，近几年国家政府也逐渐与多个大型企业建立了大数据合作关系，期望能够借助商业的大数据技能来加快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快速提升政府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二）理论革新
从表面上看，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技术风暴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革新，但实际上，大数据所带来的是信息技术的理论和互联网思维的革新。其能够得到如此大范围的应用不仅仅是由于数据量的扩大，而是人类在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思维上发生了本质的变革。通常情况下，技术的革新大多早于理念的革新，而思想的滞后则会导致技术发展速度缓慢。据此，政府决策者是否能够建立“大数据思维方式”是政府实现智慧治理的关键，也就是说，需要大数据的相关理论真正渗透到政府智慧治理的观念中来。同时，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实现智慧治理需要管理者确立科学的思维方式，此时运用大数据来进行进行辅助，才能更有效地提升治理质量。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3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治理能力探究
自我国改革开放后，城镇的建设和社会的经济思想在不断的发展与提升，导致大规模人口增加，并使群众的服务要求开始变得丰富多样化，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的治理能力来妥善管理，然而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给政府提供了机遇。随着我国党会提出的政策：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发共享。这一指导意的提倡，它意味着大数据的战略思想在我国正式实行。
一、大数据的应用在现代化政府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一）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想要一个好的政府治理方案，就必要有一个好的决策，它在政府的治理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如今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信息的缺乏，导致政府在决策方面总会有失误的判断。则大数据利用数据的融合、数学模型和仿真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占有，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大数据的应用能显现出政府的公共事务和内在事务之间的关联性，为决策科学合理的方案作出重大贡献，增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比如：郑州市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的建立，不仅掌握了社会人口形态变化，还为城市发展的重心提供了信息基础。
（二）为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保护架航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简政放权两点。大数据的发展应用不仅简短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间的距离，还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比如河南全省为了减少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环节，降低社会成员公共服务的成本，实行了“新农合管理系统”，极大的推进了社会保障服务的流程优化。
（三）为政府管理精准化提供支撑
政府可以运用高科技技术对大数据的运行进行合理的管理，可以把市场的一些检测装置或企业的生产经营等数据聚集一起进行分析，在进行统一的公示，提高政府有针对性的监管能力和服务，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企业单位，因此大数据能有效的解决社会中复杂的管理信息，使得协作部门实现了管理信息的交换与共享、管理政策的统一。推进了政府管理由粗向精细化的转变。
（四）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创造条件
大数据的到来，它标志着政府管理的改革，其主要包括：模式、结构、体制以及流程等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社会数据大量的涌现。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到电子政务在到如今的互联网政务，这一过程体现了高科技智能化平台推动了政府的大改革，同时大数据还可以从资源的共享、智能的决策等方面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效绩。进一步的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数据的优化，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大数据在税收治理中的应用
税收在在政府的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应用大数据来为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分析时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分析出税务部门的海量信息，比如：“发票”、“缴税”、“申报”等信息。由于如今纳税人的数量和经济税源的逐渐增加，严重造成了税务部人少事多的现状，然而大数据的应用能更好的帮助税务人员实行服务决策、征管等，从而促进了现代化税收治理体系。
税收体系从建立到登记这一过程中，税收部分应要充分的掌握全部记录信息以及对一些纳税人的满意程度调查信息，然后再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分析和预测出一些行业或者单一的纳税人的习惯、爱好、意愿等重要信息，从而做到有针对性的服务策略方案，以满足更多纳税人的服务要求。
在税收征管中运用大数据的技术。可以从更宽的视野方面来获取数据，不仅包括纳税人的自行申请信息，还包括了海关、银行、电商交易等第三方信息，通过涉税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捕捉税失的流失点，从而落实管理措施。同时大数据还可以解决一些跨域区和关联性纳税人的管理难题。
三、加强大数据应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探究
对于目前来说，由于一些数据的不共享性和编码的标准不统一性，这一问题对大数据的运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同时还给一些跨区域和跨部门的数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国家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大数据标准。比如对于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而言，可以利用机构代码来作为为基准，以企业的信息、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记号与组织的机构代码等归集信息，建立y一的标准编制
对于个体户人民来说，可以以自身的身份证号为基准，在将自身的社会保障号、识别号以及银行卡号与身份证归集，从而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数据库，其中包括“银行账号、居民户籍信息、车辆财产的信息、医疗卫生、社会的征信体系、教育就业”等民生数据库。从而使政府能更好的掌握企业和个体户人民的核心数据。
四、结语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是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来提高服务能力与市场的检察行政，以此来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根据本文对大数据在现代化政府治理能力的应用叙述，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与政府的治理能力，因此对于现代化政府来说，大数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解华朝，刘超捷.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与法，2015，（02）.
[2]陈之常.应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5，（02）.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4
关键词：公共治理；数字治理；数字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黄未1陈加友2(1.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25；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而每一次的技术变革必然会促成社会的组织体系、制度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党的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决策部署，作出了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大战略[1]。党的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2]强调建设数字政府、通过技术变革助推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创新。我们要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落实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府数字治理，从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数字政府是指依托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政府机构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进行行政管理的模式，既包含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又囊括公共服务提供的智能化与便捷化，还蕴含社会治理的精准化与前瞻化。从政府治理本位而言，数字政府是传统政府的升级，是信息技术推动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数字政府概念发轫于西方，是西方公共治理理论进入数字治理时代在政府治理实践的结果，而数字治理则是20世纪后半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普及的产物，是治理理论与信息技术相耦合的学术延伸。西方数字治理的研究偏向于工具即实践层面，其理论根源依旧是治理理论的范畴，尤与整体性治理以及网络化治理理论联系紧密。就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曼纽尔·卡斯特最早探讨了信息技术的革命与网络社会的崛起对社会的重塑作用[3]，网络社会的自发性与无界性为民众带来了民主的回归，同时其资源整合性与信息流通性又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而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为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过分强调分权与效率的滥觞所带来的公共部门碎片化和职责同构等现象，伴随着英美等国的政府改革运动，整体性治理等理论兴起。佩里·希克斯首先提出整体性治理这一概念，其是指调整不同层级政府和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纵向与横向的工作，达到协同一致的公共服务目的。[4]政府应变革治理模式，采取整体性治理方式，加强各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从而解决当时政府不同机构职能重复、缺乏沟通、各自为政的现状。相应的，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联合提出了网络化治理，提出政府治理工作应该改变依赖传统的治理模式，更多地通过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所组成的网络来从事并完成公共事业。[5]这些治理理论的提出与它们在政府改革中取得的成功，为数字治理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之后，帕却克·登力维以数字时代为背景，分析了信息社会的特点、信息技术的特征以及政府治理的本质，提出了数字治理理论，认为数字治理的要义在于通过信息技术构建一个政府、社会、市场广泛参与的合作网络，实现行政的数字化。[6]简·芳汀就数字政府建设遇到的问题探讨了技术与组织之间的矛盾，认为数字政府建设的症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传统的官僚制的要求与网络系统扁平化需求之间的张力。[7]米拉科维奇提出了作为向数字政府过度的电子政务，意味着数字治理正式从技术实践跃迁至学科范式。[8]
国内对于数字治理的研究多倾向于实践层面，而在理论构建方面成果较少，但随着我国将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上国家治理战略高度，对于数字政府实践的问题、建设的路径的研究逐渐增多。竺乾威教授认为数字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的派生，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延伸，[9]数字治理秉承整体性的治理理念，通过技术赋能打破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就我国建设数字政府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郑磊等人认为数字治理将持续影响政府与社会不断磨合产生的问题，并且将使政府与公民更紧密地相连。[10]而孟庆国等人则认为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不断解构着已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并且重塑着政府结构与公民参与的方式。[11]数字治理已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充分吸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以及生态学的学科工具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人民性、国家性与系统性、协同性的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12]构建起我国数字治理的政策工具箱，并与精细化治理、智慧治理等理念相辅相成。[13]但在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很顺畅地过渡到其应然的状态，政府内整体性制度建构的空白难以弥合技术日新月异的鸿沟，[14]并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也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又需要适应乃至促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15]，才能将治理能力的提高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因此，建设数字政府既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又是其成果体现。
二、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推进
在西方发达国家，数字政府是数字治理的热点领域，在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方面，英、美、澳等国已完成从电子政务到智能政府的转型，数字政府建设处于领先水平。英国在2012年颁布《政府数字化战略》，将数字化作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优先方式，通过建设统一的服务平台、开放政府数据、提供应用接口、建设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网站，为全国民众提供便捷的线上公共服务；而在短短五年后，原有的战略无法满足民众急剧增加的需求，英国政府颁布了《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该战略通过“数字即平台”的理念来改善和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协同，采取数字人才的培养、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保护以及用户的隐私保护等措施，实现政府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美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电子政府的建设与政务信息的公开，2012年美国白宫了《数字政府战略》，旨在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改造国家治理体系，使美国公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任何电子设备获取政府信息与数字化的公共服务；特朗普政府时期，成立了美国科技委员会，其职责就是使政府数字服务更加智能化，在已有的数字政府基础上使政府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而经济安全地管理与应用数据以及相应资产。
应该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起步也较早，早在上世纪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时，我国就开始进行了以“电子政务”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政府建设，但前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各省(市)建设情况不一。2015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开始从“电子政务”、“网络政府”向“智能政府”转型。近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2017年总书记提出数字中国战略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从信息化建设迈向数据化建设。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或建设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据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的《2019年中国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总报告》，截至2019年11月我国已有10个省级地方政府出台并公开数字政府规划计划。如：贵州省人民政府2018年6月印发了《关于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贵州的意见》，依托大数据资源优势，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科学化、高效化水平，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形成融合深入、产业繁荣、共享开放、治理协同、保障有力的数字贵州发展格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8月印发了《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年)》，明确了十项任务，着重构建政府运行领域的数字政府标准体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11月印发了《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实施方案》，统筹各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便捷服务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山东省2019年3月了《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9-2022年)》，计划于2020年年底前形成全省统一、国内领先的政务云平台运行监管机制，实现电子政务外网全覆盖，从根本上实现“一网通办”，等等。纵观我国各省(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体系的网络化、服务的平台化、信息的数据化、业务的智能化以及治理的生态化已成为政府治理数字转型的主要理念，并且成为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三、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体现在政府治理上，就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而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其重要路径就是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我们要按照党的四中全会提出的“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战略部署，推进中国数字政府建设。
落实四中全会战略部署，按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要求，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建设数字政府，目标明确，各阶段任务清晰：到2021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数据共享开发、安全监管、技术标准、基础设施、法律规章等关键环节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数字政府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到2035年，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云端”、“网端”、“平台端”等基本建成，在“云端”：“一朵云”基本实现政府各类数据全部接入，打破数据壁垒和数据烟囱，有效实现数据开放共享；在“网端”：“一张网”基本实现电子政务网络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全覆盖；在“平台端”：建成完善统一的大数据智能工作平台，基本实现全网搜索、智能分析、可视化服务全完善。到2050年，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完成，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显著提升，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引领全球数字政府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现阶段我们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顶层设计、基层创新、技术支撑等方面着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从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强化顶层设计，有序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数据共享开放、平台搭建、智能分析、可视化服务标准确立、技术支撑、安全监管等方面。要树立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战略思维，确立通过建设数字政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目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握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不断深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应用，建立健全用数据说话的决策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决策的精准性、预见性和公平性，不断加强政府对公共权力的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对社会组织、企业/市场、公众的服务能力，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5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治理；施政平台；信息孤岛
近年来，大数据浪潮正席卷全球，并深度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工作和生活方式。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从战略层面认识大数据，并在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等领域不断融人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要更好顺应市场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也必须顺应全球思维新常态，不失时机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对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意义
大数据，又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大数据作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正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有关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将大数据思维和技术运用到政府治理，有其重要意义：
1.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有利于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中央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是全面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举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简政放权的核心在于通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中焕发活力。基于大数据的施政模式和大数据平台的搭建，将使政府可以通过构建“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跨越政府内部的协同鸿沟，实现各部门横向和纵向的资源共享，进而合理设置政府部门，并对其功能加以整合优化，从而实现对自身部门设置和行政流程的科学化打造，真正达到简政而不漏政的施政目标，切实把政府职能转换到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2.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有利于政府创新治理方式和推动科学决策。大数据环境下，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百计算、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各种跨界性、革命性甚至是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大数据全面介人市场经济、产业发展和人类生产各个领域，并快速推动着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管理理念创新、科学技术创新、运作模式创新。政府要更好应对大数据的种种创新挑战，也必须不断以创新性思维推进治理工作，尤其是要不断提高决策水平，避免因决策失误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埃斯蒂所指出的“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政府将更加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能够帮助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者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人挖掘与分析汇总，全面了解和准确掌握市场经济信息，综合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从而提高公共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3.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有利于政府把握市场需求和优化市场服务。当今时代是一个需求多元的时代，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也势必要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大数据无疑可以提供有力支撑。大数据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各类市场主体而言，大数据施政带来的最直观变化，就是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能够使政府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准确判别各类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尤其是可以精准定位各行业、各层次市场主体的不同需求，并根据不同类别企业主体的各自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智能化服务和精细化服务，真正做到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的管理服务创新。
4.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有利于加强市场监管和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运用大数据施政平台加强政府治理，能够推进工商、税务、质监、安监等部门收集的企业数据信息实现共享，通过共享数据的综合研判，实现对市场信息的统一管理。同时，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还可以有机整合有关部门的行政权力，然后通过统一标准，优化、细化、固化施政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和流程，并且使它连贯成一个完整轨迹，从而实现网上审批、执法的一体化，做到处处留有痕迹，让权力在阳光之下运行。通过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加强政府治理工作，意味着更多的海量信息和数据会向社会公开、市场公开，当所有信息和数据都能够在一个系统平台内查询到时，就等于将政府治理的各个程序和环节进行了公开，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就会拥有能更好监督政府行为的知情权，从而有效促使政府监管市场的权力规范运行，实现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最大程度压缩诱发贪腐行为的权力寻租空间。
二、通过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现实基础
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积累。当前来看，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主要基于以下现实基础：
1.我国互联网络发展潜力巨大。互联网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平台，而且也是政府获取治理大数据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国目前互联网发展势头良好，网民用户稳居世界第一。这正是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基本前提。
2015年7月，我国互联网发展评估权威机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6.68亿，占到全世界1/5强。而随着我国以阿里巴巴、滕讯、百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壮大，著名网络专家“博客之父”方兴东预计，中国将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互联网产业大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得数据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传输、分析等变得越来越便捷，尤其是移动客户终端与移动互联网、传感器、物联网等新媒体、新技术、新应用的不断推陈出新，将使互联网变得越来越功能强大，由此产生的数据信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借助这些互联网新技术、新功能，政府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的速度和效率将更加高效，其基于信息采集和处理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治理和服务亦会越来越健全。
2.我国高端信息产业发展迅猛。当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局面，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某些领域相关大数据的高端信息技术甚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有些大数据技术在电信、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行业都已经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运用。201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强调要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并提出要在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这意味着我国大数据产业已经纳入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我国的大数据产业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
3.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势头良好。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电子政务正在由业务办公的支撑工具，逐步转变成为提高服务人民群众水平的有效抓手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创新手段。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子政务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了电子政务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前景广阔，尤其是建设国家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平台的重要举措，必然会推动打造形成大数据施政平台。
4.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成绩突出。
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不仅政府方面要作出努力，还要秉承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思想要旨，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共同参与。2015年1月，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这为新时期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社科院、党校、高校科研机构、行政学院等为代表的各类智库快速发展，围绕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需求，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研究产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开展了大量有益的决策信息咨询服务，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通过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对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重要意义和现实基础的分析，我们要真正打造好大数据施政平台，不断创新治理方式与提升治理水平，不妨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1.树立大数据的战略思维，制定大数据施政发展规划。大数据的关键不在于不在于数据的“大”，而在于其蕴含的思维和观念。思维和观念不变，即使手握大数据利器，政府治理能力也无法实现质的提高。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首先就是要转变思想观念，把大数据思维理念融人到政府治理过程，改变政府治理的理念向度、工作方式和决策思路。
2.塑造完整大数据产业链，提供大数据平台技术支撑。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所需的数据和信息非常庞大，不同领域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大量数据与信息的支撑。要通过积极推进推动大数据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百计算的深度融合，深化大数据在经济发展、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积极探索创新协作共赢的应用模式和商业模式。
3.打通部门之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与融合。大数据应用是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各级、各部门数据资源协同共享、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是关键和难点。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必须着力打通“信息孤岛”，不妨采取以下思路：在中央层面成立专门的数据信息资源监管机构，或直接由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按照“一数一源，授权使用，分层管理，分级应用”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对全国各级政府部门现有数据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清理和整合优化，加快计量、标准化、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等大数据产业质量技术基础建设，推动不同部门和领域间的数据交汇、共享和流通，依托已有电子政务等信息化系统，构建完整、系统、多层次的政务百平台。通过政务数据公开共享，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实现数据互联共享，尤其是要在城乡建设、人居环境、健康医疗、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质量安全、文化教育、交通旅游、消费维权、城乡服务等领域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形成大数据的大开放格局，让各类社会主体公平分享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制度和创新红利，为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支撑。
4.依托第三方的力量支持，购买大数据相关技术服务。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需要不断推进软硬件建设，比如更新大数据技术设备、优化大数据产业环境、培育大数据专业人才、推进大数据技术创新，等等。当前来看，我国已经具有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拥有华为、方正、浪潮等众多信息产业龙头企业，可以为打造大数据施政台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因此，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的基本策略应当是：一方面，政府要引导鼓励已经拥有大数据产业技术优势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具备分析运用大数据能力的各类智库建设大数据研发中心，深度挖掘和利用大数据信息资源，突破大数据关键和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购买大数据相关技术和服务，推动政府、企业、智库之间数据资源的协同共享和应用整合。
5.适应时展人才需求，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大数据产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大数据人才需求的爆发性增长，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已经是迫在眉睫。对于大数据施政来说，打造大数据平台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数据整合、数据利用等每个环节都需要依靠专业人员完成。要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一是积极改变现有教育资源结构，根据市场需求“订单式”培养大数据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二是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要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相互合作，形成政产学研结合的合作培养人才机制；三是政府要积极采取多种政策激励措施，既立足于大力培养本土和引进优秀大数据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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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志刚.大数据：大价值、大机遇、大变革「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53.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6
关键词：《民法典》；社会治理；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5.056
0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典。《民法典》法条所涉及的方面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民法典》是一部理念先进、规定详细、有条理、成系统的基本民事法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民法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民生之问、中国之问”给予应时代之答案。
1人格权独立成编——彰显《民法典》“以人为本”的理念
《民法典》是一部保障和尊重人权的法典。《民法典》最大的亮点是“立法为民”到“以为为本”。第一，《民法典》调整了人身权与财产权的顺位，改变调整对象的立法排序，将人身权置于财产权之前，将从前的”重物轻人“变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第二，《民法典》新增人格权编，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保护等，规定详细，范围极广，方方面面保障人权，使人民的权益最大限度保护在法律的羽翼之下，人民权益的保护不再是空空其谈的一纸文书，而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保障，更具体地体现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如强化对生命尊严的保护，强调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在伦理道德层面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下进行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使这些科研活动在科学、伦理的引导下健康有序的继续发展。再如，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是指一个身份可被识别的信息或者身份可被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包括个人姓名、医疗记录、住址、人事记录、成长记录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在微电子、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被史无前例的速度被开发和利用。个人信息作为个人行为和状态的一种数据化存在，代表个人在社会行为运动及自然生活的痕迹。对于自然人信息的处理应当确立明确的行为规范，不得滥用、过度处理自然人信息，要在确保信息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前提下，正确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必须符合目的性要求，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加入民法典是对人权保障的进一步提升。让个人信息保护切实有法可依，是法治的重要步骤之一。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不被盗取、不被滥用是日后在司法实践中探寻的重中之重。《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享有的其他人格权益。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除生理需要之外的四类皆与人格相关的自由、安宁等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的需要。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不是单纯地要人按照规则做事做人，而是使人能够由心向外地感受到尊严感、幸福感、满足感，真正地得到他人尊重，活出自我的价值。《民法典》的出台给我们生产生活方面带来巨大转变，建立了人格权体系，人格权单独成编填补了我国多年来对人格权在某些方面的空白，非常强有力地保障和维护了人的尊严。
2科技变革下的数据信息保护，体现《民法典》对社会现实问题治理的时代特色
强森说：“法律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时至今日每一次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会将世界格局打破重整。今天，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信息技术、新能源变革、材料发明、工业技术、生物技术等因新时代之风应运而生的技术正在广泛地运用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我们的生产生活脉脉相通。新时代的我们正从工业文明跨向信息文明，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法律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面对新兴事物的未知性，民法领先于其他法律迅速做出反应。《民法典》不再局限于有体形式保护，对于虚拟信息、数据及虚拟财产等无体物也在法律的保护之内，扩大了保护范围。数据、网络虚拟财产获得了民事权利客体的法律地位。如英雄联盟的玩家在游戏世界买卖的游戏装备，市场上流通的高等级游戏账户等无形财产皆为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成千上万的代码承载着信息。数据是比工业时代煤炭，石油之上的存在，拥有大量的数据就可以利用云计算等现代技术计算出想要的结果。在风云诡辩的当代，谁掌握的数据越多谁制胜的把握就越大。上述在人格权保护方面提到了个人信息保护，那么在数据时代利用推荐算法等现代技术，究竟要怎么保护个人信息。推荐算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打开手机逛“淘宝”你会发现“淘宝”平台给自己推荐的都是在平台上搜索但还未购买的物品，类似此种“精准营销”在我们手里app里屡见不鲜。美团外卖多次出现不同用户下单相同商家的餐食却出现不同价格的情况，这种“杀熟”状况当今比比皆是。这会出现一个问题，用户的个人喜好被平台收集并利用此信息向其推荐用户偏好产品，这一切都说明在没有加密过的或者未脱敏的用户个人信息存在相当严重的安全隐患。现实中，用户加入店家会员被要求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这些无一不在表达个人信息在种种渠道被收集。虽然我国相应的出台了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但是此类事项并未被杜绝，相反商家不断升级收集客户信息的渠道，不易被发觉。例如，网页浏览痕迹等个人信息的收集能轻易不被人察觉。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从根本上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基于《民法典》相关规定企业针对涉及个人信息收集应取得本人的同意，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民法典》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禁止性行为，包括不得非法买卖、提供他人的私密信息等，给因技术变革带来的生活上的改變设定合法合规的“边界线”。数据信息的开放可以最大限度整合资源，划分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界限。数据权利着重体现在公共治理方面，治理制度的实施应当在数据的个人保护与民众共享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国家和政府利用信息资源可以更高效地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进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政府既是社会福利的享有者还是社会的管理者。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推进离不开对居民信息的掌握。如新冠肺炎疫情，应运而生的“防疫码、通信行程卡”等小程序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所掌握的居民个人信息追踪疑似感染病例，基于小程序收集得到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图，当地政府据此信息迅速做出应对反应。但同样，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政府权力的限制，这是维护政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的必需。法律是数据自由、平等享有的催化剂，同时也是禁止数据滥用的守卫人。
3《民法典》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
社会治理体现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广泛的享有权利，同是也设定了相应行使权利的规则，是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社会治理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社会组织、多渠道、多层次参与社会治理，构建人人有责、尽责、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民法典》中虽然未明确“意思自治”的概念，但将意思自治贯穿于整部法典之中。私法领域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然人以自己的意愿处置私事，法律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过分干预。如婚姻家庭编中婚姻冷静期的设置，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在民政部门申请离婚登记，一个月后再办理离婚。这一个月的期间夫妻双方多了思考冷静的时间，避免一时头脑发热导致悲剧发生，提高行政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也提高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离婚冷静期使法律不在冰冷，拥有了温度。《民法典》充分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责任自负，为民事主体的自我约束提供了基本规则。《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自助行为、网络侵权、高空抛物等侵权行为进行了完善。高空抛物事件频繁发生，高空抛物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损害人身财产权利。《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发生高空抛物事件政府机关应第一时间查明责任人，该事件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赔偿。无法确认侵权人，除能证明自己非侵权人否则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针对高空抛物事件侵权责任编明确责任主体，不仅保障受害人的权利，还保持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不同时期的私权保护需求跟随时代的发展得到充分的满足。再如，继承编中新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制度其目的为了更好地保管和管理遗产，维护继承关系当事人的权利。遗产继承人由继承人推选或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继承人无法达成一致的，则由法院指定，将选择权交给当事人充分体现意思自治原则。《民法典》填补了一直以来保管和管理遗产的法律空白，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地法律支持。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治理环境；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34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行为已影响到企业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越来越重视。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若干政策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仍有不少企业仍未能建立起系统的社会责任履行机制，表明中国现有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和机制仍存在着完善的空间。实际上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财务绩效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而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忽视了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如产品竞争市场、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中国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以此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2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治理环境分为内部治理环境与外部治理环境。国内外关于公司内部治理与社会责任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多。国外学者多数都是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董事会特征两个角度研究内部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管理层持股方面，Zahra（1993）研究发现公司内部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社会责任正相关；Johnson等（1999）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产品质量和环境正相关。在董事会特征方面，Lipton和Lorsch（1992）研究表明，随着董事会人数的上升，降低了社会责任的履行效率；Jenson（1993）通过实证发现当Ceo兼任董事会主席时，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国内研究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的特殊性，许多公司都是国有控股。因此，很多学者都分别从产权性质、两职合一情况、股权集中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四方面来研究公司内部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产权性质方面，王建琼（2009）等研究表明国有控制的企业相比非国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谭宏琳等（2009）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两职合一方面，谢文武（2011）等研究表明两职合一情况对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肖作平（2011）发现两职分离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会比较好。股权集中度方面，国内学者的实证结果结论差异较大，并没有较为统一的结论。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来看，陈智（2011）认为独董比例越大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就越好，而章聘婷（2011）研究结果却认为独董比例与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
国内外关于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其中杨春方（2009）发现，政府的干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法制环境的完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无显著的影响。张正勇（2012）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程度下，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情况是有差异的。但相关研究基本集中在单一外部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且在研究样本和指标选取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的实证与规范研究都较为充分。对比之下，对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而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系统研究包括产品竞争市场、控制权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的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研究内容上对前人的研究有所拓展。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将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它们包括：产品市场、控制权市场与经理人市场。本部分将从理论层面分析这三个市场是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随着中国30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成为了制约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因素，当国有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获利就越困难，经营绩效随之下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产生负向作用。国内如肖作平、杨娇（2011）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产品竞争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负向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H1：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负相关。
在发达的控制权市场上，绩效较差的公司一般都逃不过被其他绩效较好的公司兼并或者购买的命运，被并购企业的高管大部分都会被撤换。企业的管理层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加大社会责任的履行力度以提高企业绩效。另外，有效的控制权市场上是不存在内幕消息的，所以一旦企业有负面的因素，就会被众多投资者所知进而引起大规模抛售。大规模的抛售会对经理人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持股数量较多的股东相对小股东而言，股权的转换成本较大，况且基于政策的约束股权也不可能大量被抛售，这使得较大股东的利益也会受损。因此，在发达的控制权市场上，企业的大股东以及经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需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提高绩效。为了提高绩效，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必不可缺的。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H2：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正相关。
经理人市场方面，管理者为了在经理人市场上赢得良好的声誉以及保住职位，通常会为企业谋取利益避免企业倒闭（alchian（1950））。而在社会责任日益突出的今天，管理者不得不制定出带有社会责任特点的经营战略，以保住自己当前的声誉与职位，否则不仅职位不保，还会导致自己的声誉下降而难以觅得其他工作机会。由此可见，发达的经理人市场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
H3：经理人市场越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越好。
外部治理环境除了直接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外，一些研究还发现某些外部治理因素可以替代内部治理因素促进企业提升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牛建波、李维安（2007）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对董事会治理产生替代效应。而易冰娜（2012）认为当公司内部治理不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好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其公司声誉与业绩必然受损，此时控制权市场应该起到相关作用，如资产重组、债权人接管等等，来取代原有的企业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因此为了系统研究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内部治理的相互替代作用，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H4：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内部治理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着互相替代的效应。
4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进行了合作，对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各类财务数据和社会责任数据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并选取了南方周末2007年至2010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前100名的社会责任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对样本企业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了金融类企业，由于金融企业的资本结构以及营业模式与其他行业差异较大，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也有所不同；（2）剔除了缺乏连续财务数据与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过上述处理，最后得到35家公司，140个观测值的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此外样本公司的外部治理数据与部分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而公司年内大额交易次数的相关数据则来源于锐思数据库。
4.2变量设计
4.2.1社会责任变量
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一直是社会责任实证论文的难点。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南方周末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该研究中心通过研究得出一套科学的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而且每年都会根据调研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分，并根据评分结果评选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百强企业。因此本文选取2007年-2010年入选南方周末国有企业排行榜百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作为研究样本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衡量指标。
4.2.2产品竞争市场变量
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同样是一个很难量化的综合性指标。部分学者选取樊纲、王小鲁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但该指标的缺陷就是只能衡量某个地区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但是企业即使处在同一个地区，因为各种因素的差异所面临产品市场的竞争都是不同的。为此，本文参考李青原（2007）等对产品竞争市场激烈程度的衡量方法，以垄断租金为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的指标。该指标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具体表现出每个企业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同时这个指标相比其他学者仅仅使用主营业务利润率、销售费用除以收入等等指标来讲更具全面性。垄断租金越大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其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的垄断租金=（当年的税前利润+当年折旧+当年财务费用-资本成本）÷销售收入
当年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短期债务资本成本+长期债务资本成本
短期债务资本成本=流动负债×当年年末6个月至1年期的利率
长期债务资本成本=长期负债×当年年末3至5年期利率
当年权益资本成本=当年权益资本×年平均权益成本
年平均权益成本=该公司2006年至2012年6年的年平均股利÷6年平均权益资本
4.2.3控制权市场变量
阻碍我国控制权市场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就是控制权转换的难度比较大。控制权转换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股权分散程度以及交易的活跃程度。因此，本文选取企业年度大额交易次数为衡量交易活跃程度的指标，同时选取第2至第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作为股权分散程度的衡量指标。企业的大额交易次数越多，第2至第10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表明企业的控制权市场越完善。
4.2.4经理人市场变量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大部分高管都不是从经理人市场上竞争而来，而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委派有政治背景的人作为经理人。政府对企业经理人任命的干预程度会影响经理人市场的有效性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本文选取了企业高管在任职期间同时兼任政治职位的人数作为衡量指标。兼任政治职位的人数越多，政府干预越大，经理人市场的有效性就越差。其他相关研究表明，制约经理人市场发挥其有效性的另一因素是更换经理人的转换成本，如果经理人同时兼任董事长或者企业其他职位就会增大其转换成本。由此本文还选取了企业经理人是否兼任本企业其他职位这个指标来衡量经理人的市场有效程度。经理人兼任其他职位的就表明经理人市场有效性相对较差。
4.2.5控制变量的选取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上述指标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造成影响，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治理有效性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据此本文选取净资产对数作为控制变量。由于董事会治理是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为此本文选取董事会中四大委员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设立的个数作为控制企业内部治理情况的变量，委员会设立的个数越多，企业内部治理情况越好。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以下2个回归模型：
模型1：CSR=C+α1*pmC+α2*tRantime+α3*Z+α4*SameotHeR+α5*poLitiCnUm+α6*SiZe+α7*FBoaRDnUm+ε
模型2：CSR=C+α1*pmC+α2*tRantime
+α3*Z+α4*SameotHeR+α5*poLitiCnUm+α6*SiZe+α7*FBoaRDnUm+α8*FBoaRDnUm*pmC+α9*FBoaRDnUm*Z+α10*FBoaRDnUm*SameotHeR+ε
5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5.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是模型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CSR的变异系数为0.15，表明各企业之间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差异不大。产品市场的竞争方面，pmC的变异系数为1.31，由此可见，各企业间所面临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差异较大。另外，poLitiCnUm的变异系数达到1.15，表明企业间高管兼任政治职位的人数差异较大。最后tRantime的均值达到4.96，也就是企业平均每年的大额交易数达到4.96次，但是变异系数达1.51，表明企业间的交易次数的差异较大。最后8个变量的JB值以及p值基本都服从正态分布假设。
5.2变量相关性检验
由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只有pmC与SiZe之间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5.3面板数据GLS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以CSR作为因变量，pmC、tRantime、Z、SameotHeR、poLitiCnUm作为自变量，SiZe、FBoaRDnUm作为控制变量，为了避免自相关与异方差的情况出现，本文选取GLS作为回归方法。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选择问题上，本文使用F检验与豪斯曼检验作为选择的依据，最后决定选用个体固定效应做回归，两个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5显示了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产品市场竞争pmC的t值为5.62，系数为正，表明企业的垄断租金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而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提到当企业的垄断租金越高时说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因此本文的假设H1被论证。当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能获得高额垄断租金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较好。这同时说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次，控制权市场变量tRantime的系数为正数，但是数值较小，而且t值也很小，说明股权交易的活跃度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没有显著影响，而Z变量的t值为2.36，系数为4.18比较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正相关显著的，因此假设H2得到部分支持。该结果表明国有股的高度集中的确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影响。在代表经理人市场的两个变量中，poLitiCnUm变量的系数很小只有0.11，t值也很小表明不显著，但是SameotHeR变量t值为-4.69，表明经理人兼任公司其他职位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理人兼任公司其他职位是经理人市场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假设H3成立。
为了检验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的替代关系，表5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代表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性的变量FBoaRDnUm是显著正相关的，但是其分别与代表产品竞争市场（pmC）、控制权市场（Z）以及经理人市场（SameotHeR）有效性的变量相乘后符号变反，由此可知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内部治理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假设H4得到论证。
5.4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上述回归结果更具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以主营业务利润率（pmC2）替代垄断租金衡量市场竞争程度，以第2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者的比值（Z2）替代Z衡量股权分散度，再以经理人任职前是否曾任职于政府部门（BaCKGRoUnD是为1，否为2）替代poLitiCnUm来衡量经理人市场的有效性，最后以资产对数（SiZe2）替代净资产对数（SiZe）来控制规模，得出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6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07年至2010年南方周末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百强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产品竞争市场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显著的影响，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企业垄断租金较高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这说明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前首先要保障其自身的经营业绩。此外研究结果显示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制约我国控制权市场的主要因素是国有控股高度集中，缺乏制衡力量，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改进措施，在维护国有经济发展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找到一个平衡点。再次，根据实证结果，经理人市场也是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一个显著因素，经理人市场的有效性与政府干预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经理人兼任公司多个职务时，说明外部市场很难替换经理人的位置，因此经理人并不需要去关注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1）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竞争的市场化，从而推进处于不同产品竞争市场中的企业都能关注到自身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2）政府应加强对国有控股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推进相关企业对社会其他利益群体的关注；（3）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限制经理人在企业兼任他职，防止经理人在公司治理中出现权力过大的现象。总之，政府应该加大对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关注力度，完善相关的政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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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8
一.单项选择题(共20题，共40分)
1.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强大的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产业，它所提供的社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了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一部分。[2分]
a第一B第二C第三D金融正确答案:C
2.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应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克服社会组织（）倾向。[2分]
a政府化B行政化C官僚化D经济化正确答案:B
3.党的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应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分]
a民众B基层C一线D家庭正确答案:B
4.下列不属于大数据的四大特征的是：（）[2分]
a海量的数据规模B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C多样的数据类型以及巨大的数据价值D群体的信息过滤处理模型正确答案:D
5.社会治理上至国家、下至公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且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包括（）。[2分]
a政府治理B市场治理C社会治理D公众治理正确答案:D
6.容灾技术可分为数据容灾、系统容灾和应用容灾。其中，数据容灾是前提，系统容灾是实现灾难恢复的基础，应用容灾是实现（）系统保持业务连续性、不间断服务的关键。[2分]
a设备系统B电子设备C信息系统D文件备份正确答案:C
7.21世纪初,（）理论兴起，该理论的代表作——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一书中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要尽量满足公民个性化的需求，而不是替民做主。[2分]
a公共行政B新公共治理C新公共服务D公共管理正确答案:C
8.我国（）开放程度低，竞争力弱，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2分]
a工业B农业C服务业D金融业正确答案:C
9.（）通常用一定时期一国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以及贸易差额来表示。[2分]
a对外贸易规模B对外贸易质量C对外贸易数量D对外贸易成效正确答案:a
10.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体制。”[2分]
a政府管制B社会管控C社会管理D社会治理正确答案:C
11.在我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出口已牢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说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上升时期。[2分]
a农业B工业C林业D高科技正确答案:B
12.（）工作在网络环境中的底层，它会监听正在网络上传送的数据，通过相应软件可实时分析数据的内容。[2分]
a应用程序B监听器C嗅探器D防火墙正确答案:C
13.攻击者可以通过网络嗅探、网络钓鱼、拒绝服务、远程控制、社会工程学等网络攻击手段，获得目标计算机的（），或获取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等。[2分]
a管理员身份B域名和密码C控制权D基本信息正确答案:C
14.《网络空间战略》整体构建了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的“四项原则”，即“尊重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平利用网络空间、（）、统筹网络安全与发展”。[2分]
a促进网络空间国际化B依法治理网络空间C构建和谐网络空间D促进网络空间发展正确答案:B
15.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成功举办，高峰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及金融机构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成果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2分]
a北京B上海C杭州D广州正确答案:a
16.（）仍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区域，2016年达到1302.7亿美元，占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4%。[2分]
a亚洲B欧洲C非洲D北美正确答案:a
17.截止2018年5月，中国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比重是11.3%，中国已成为全球（）大股票市场。[2分]
a第一B第二C第三D第四正确答案:B
18.在改革开放之初时，中国的汇率制度采取的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制度（权重依据贸易比重制定），1美元大约能兑换1.5元的人民币，币值被显著高估了，这既不利于吸引外资，更不利于出口创汇。[2分]
a固定汇率B浮动汇率C双重汇率D市场汇率正确答案:a
19.就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而言，位于塔顶的是（），美国采取了在世界与区域组织、跨国公司中占有控股性份额的方法，进而获得了对Un、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性平台的控制权，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最终实现了对全球经济的掌控。[2分]
a日本B欧盟C中国D美国正确答案:D
20.（）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分]
a2011B2012C2013D2014正确答案:C
二.多项选择题(共10题，共30分)
21.以下属于大数据特征的是（）[3分]
a海量的数据规模B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C多样的数据类型D巨大的数据价值正确答案:aBCD
22.网络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攻击者对网络及信息系统的攻击，以下属于网络攻击手段的是（）[3分]
a网络嗅探B网络钓鱼C拒绝服务D远程控制正确答案:aBCD
23.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从合（）等方面，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及投资潜力，提升经济系统的结构。[3分]
a从政策环境B合作方式C产业发展D区域布局e产业政策正确答案:aBCD
24.打造“（）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化建设的总要求。[3分]
a共建B共治C共有D共享正确答案:aBD
25.2016年10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3分]
a高效性B扁平化C交互式D快捷性正确答案:BCD
26.推进沿边开放要坚持（）共同发展、东西互动、内引外联的原则，在“边”字上做文章，从合作机制和开放政策上寻求突破。[3分]
a内外协调B统筹规划C因地制宜D互惠互利正确答案:BCD
27.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最大限度（）的这个总要求。[3分]
a激发社会活力B增加和谐因素C减少不和谐因素D减少群体性事件正确答案:aBC
28.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包括（）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3分]
a协调社会关系B规范社会行为C解决社会问题D化解社会矛盾e促进社会公正F应对社会风险正确答案:aBCDeF
29.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根本目的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3分]
a维护社会秩序B促进社会和谐C保障人民安居乐业D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正确答案:aBC
30.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根本目的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3分]
a维护社会秩序B巩固党的执政基础C保障人民安居乐业D促进社会和谐正确答案:aCD
三.判断题(共15题，共30分)
31.信息安全是指保持、维持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也可包括真实性、可核查性、抗抵赖性和可靠性等性质。（）[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 a
32.目前，我国制造业跃居全球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33.从投资大国到贸易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B
34.2016年12月27日，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我国第二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B
35.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36.在社会治理的“四化”当中，自治化是法制化、智能化与专业化的基础与前提，同时“四化”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社会治理创新格局。（）[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B
37.数据加密主要涉及三要素：明文、密文、密钥。（）[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38.健全完善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农村治理体系，推进以法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基石。（）[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39.网络舆情归属于社会舆情的大范畴之中，是对特定事件的发生情况进行有效的判断之后，通过与网民的互动实现自发的分类筛选，最终形成对该问题属性各种倾向性判断的集合。（）[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40.党章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41.协调社会关系主要是协调好利益关系。（）[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42.社会公民自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B
43.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世界各国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提高经济效益、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减缓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4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原本属于全球公域的领域被赋予了国际关系中的“新边疆”概念。（）[2分]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a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9
关键词：大数据；公共行政；价值理性；“全能型”政府角色；参与型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63
1“大数据”技术的社会初探
经济商业领域“大数据”技术的成功引进，引起了公共行政领域学者的关注，并提出要转变公共行政的传统理念，构建“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行政新模式。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对“大数据”的公共行政发展前景给予了相对积极的预测。“大数据”在政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可有效推动政务工作开展，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决策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产生巨大社会价值（张兰廷，2014）。基于“大数据”的全面分析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降低决策风险，提高决策水平；为政府相关部门实时获取信息，及时处理突发、群体性问题提供可能；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整体决策管理水平，使决策更加科学、高效、合理，管理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为建设文明、创新的社会主义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宋若涛，2014）。
事实上，新事物在新领域实际运作中可能发挥的具体效用往往需要社会各界进行一定时间的论证，而非急于上马引进，否则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尽管我国公共行政学界对“大数据”技术有一定的展望，但目前学界并没有对“大数据”技术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相关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能借鉴的西方经验也很有限。特别地，学界对“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负面效果探究相对较少，我们对“大数据”技术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的认识相对片面。
反观我国的政府，对“大数据”技术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态度基本上肯定的，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高度关注“大数据”技术并高速开展相关的建设工程。从中央政府的层面看，2015年8月，国务院了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大数据”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实践应用，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为此中央给予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国务院，2015）。从地方政府的层面看，广东省于2012年底提出《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并在2014年初正式成立省大数据管理局，加快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政策措施，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政务、企业、社会“大数据”的综合开发应用，借“大数据”之力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广东省政府，2012）；从2015年2月开始，贵州省政府也积极开展“大数据”的建设，力争将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成为汇集全国数据汇集应用新高地、综合治理示范区、产业发展聚集区、创业创新首选地、政策创新先行区。由此可见，在学界还没有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效果进行充分的探讨，政府部门已经先行大力开展尝试，“大数据”机构受到了我国政府部门的绝对重视。诚然，“大数据”技术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决策水平科学性的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数据”技术在没有经过系统论证的前提下在公共行政领域扎下根并不断提升相关领域的建设投入。
2“大数据”技术的公共行政领域反思
从已有的文献分析上看，目前学界对“大数据”技术在公共行政领域引进后可能产生的弊端探讨相对较少，这给了我们对“大数据”技术进行深层次追问的空间，思考“大数据”时代下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何去何从。
从理论上看，针对经济商业领域中“大数据”技术的引进成功，笔者尝试追问，这种有限领域的引进成功是否有普遍的可复制性，这是否意味着其引进公共行政领域也必然成功？和经济商业领域相比，公共行政领域是否有和“大数据”技术契合的困难点？是否真的如一部分学者所说的，“大数据”技术的引进必然改变公共行政领域的传统思维认识模式？
从实践上看，针对政府近期开展的一系列“大数据”建设工程，笔者尝试追问，这种建设模式是否真的有助于政府部门长期推动民主决策、分析预测的发展？如果真的如政府部门设想的一样，“大数据”技术能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是否在同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地有深层次的、短期内看不见的伴随公共行政体系运行而产生的结构性副效应？“大数据”技术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快速发展背后，是否有政府部门进一步的考虑，其中包含更深层次的政治行动逻辑与政治动机？
个人认为，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深入的思考和妥善的回答，公共行政的发展模式很难实现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良性过渡，“大数据”时代下公共行政基本价值难以得到有效维护，最终导致社会的善治难以实现。
3“大数据”技术的公共行政领域引进适应性――基于知识领域差异的理论分析
首先，笔者暂且撇开“大数据”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运作情况，从理论上，就知识领域本身讨论“大数据”和公共行政知识系统的关系。
实际上，公共行政领域和经济商业领域之间有巨大的不可通s性。这种不可通约性的体现并不仅限于浅层的两者研究对象的不同，即经济商业领域学者研究的是不同经济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科学规律，而公共行政领域学者研究的是政府部门处理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规律。两个学科之间的深层次不可通约性实际上深入到两者之间相对抽象的知识结构核心部分，这除了对两个学科本身的历史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差异，也造成了它们和“大数据”技术理论上的契合度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了深入探讨这个差异，笔者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公共行政和经济商业领域各自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即公共行政领域和经济商业领域的“价值和效率”之争，以此推论出两个领域和“大数据”技术理论上的契合度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
在经济商业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快速发展，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发生了经济学世上有名的方法论之争。“历史主义―制度主义―演进主义”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演进清晰地说明了历史学派的发展和超越；而“个体主义―演进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又明确地表达了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思想地位（靳涛，2005）。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胜利而告终，即经济学领域更应该注重的是事实而非价值，重工具选择、效率提升而非价值选择。这场争论给后世的经济学发展方向带来巨大的影响，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快速前进。
在公共行政领域，20世纪40年代，古典公共行政学在韦伯理论发展后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的公共行政领域学者，西蒙与沃尔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人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辟出了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路径。西蒙认为，公共行政领域要坚持价值中立取向，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价值”和“事实”的分离；同时，他坚持经验主义立场和科学统一观念，主张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西蒙，1952）。相反，沃尔多批评了逻辑实证主义，将公共行政学建立在广泛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根基上，追问公共行政本身的合法性；他注重将民主等规范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沃尔多，1952）。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以沃尔多学派胜出而告终，即公共行政领域更应该注重的是价值而非事实，重价值判断而非工具选择、效率提升。这场争论一直影响后世，以沃尔多等一批美国年轻学者发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推动了公共行政领域进一步的发展。从此，公共行政领域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价值为主导的模式。
结合公共行政领域和经济商业领域历史上著名的“价值和效率”之争，更有助于分析两个领域和“大数据”技术理论上的契合度差异。实际上，“大数据”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信息时代下的新技术工具，它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是“工具理性”的巨大提升，而对“价值理性”进步的贡献则相对有限。20世纪以来，经济商业领域的发展更注重的是工具选择、效率提升而非价值选择，经济商业领域的发展很多是源于工具选择的进步带来经济效率的上升，而“大数据”技术恰好能满足经济商业领域的发展现实需要而给予巨大的工具支持。从经济商业领域的成功引入案例可以发现，“大数据”的新技术和新理念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营旧思路和旧工具，它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新动力。反观公共行政领域，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领域更注重的是价值判断而非工具选择、效率提升，“大数据”的引进只能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管理工具上带来一定的发展，但对其价值理念发展的贡献则相当有限。公共行政领域的引进并不意味着它像经济商业领域的引进一样，有成功的必然性，相反，公共行政领域和“大数据”技术有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契合困难点。由此可见，“大数据”并必然不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能带来公共行政领域的认识理念革新，相反，它作为技术工具，在传统的公共行政理念的引导下，可能进一步固化已有的公共行政领域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不利于公共行政核心价值的维护与信息时代下社会善治的实现。公共管理在追求公共利益精益性、在进行科学决策时具有更优的条件，也意味着公共管理在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提升治理质量方面面临现实挑战（王峥嵘，2014）。
4“大数据”技术的公共行政领域实践――基于政治责任、政府角色的分析
4.1“大数据”技术和我国政府的政治责任
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在其专著中提到，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进行有效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并不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有效契合，国家的现代化不能有效实现（黄仁宇，2014）。所谓“数目字管理”，具体指的是政府将整个社会资源整合进一个数字化的记录系统，实现社会资源在如实计算基础上的自由流动和交换，从而推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陈心尘，2012）。
“数目字管理”形式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密切相关。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交易过程理性化、可预测，数字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货币形式基础，“数目字管理”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法治型的官僚制以此获得最高的效率，实现行政组织运作的理性化，因此可以计算的规则对于官僚制最重要（韦伯，2012），“数目字管理”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现代官僚制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本质来说，“大数据”技术是官僚体制内“数目字管理”的新形式，它的引进是信息时代下政治理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出现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也符合公共行政治理的发展需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不断深入，我国政府也开展了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官僚体制改革中不断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提升治理的效率。我国政府十分重视量化管理模式的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Α按笫据”技术的高度重视就是深化“数目字管理”具体的表现之一。诚然，“大数据”技术作为新型的政府决策技术依据之一，有助于推动民主决策、分析预测的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可能成为政治责任躲避的新工具，而这一点却是黄仁宇先生对“数目字管理”的认识缺陷，也是目前学界对“大数据”技术在公共行政领域引进的认识缺陷。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篇10
【关键词】当代青年政治文化培育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研究思路与方法
近年来，对大学生政治文化培育尤其是政治文化信仰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目前所取得成果，大多偏于理论研究。①2004年社科院在全国抽取五省市高校的调查分析，掀起了学界政治文化培育实证研究高潮。本文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参照2004年中国社科院搜集的数据和笔者在X学校调查所得数据，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大学生对政治文化培育的态度。在分析大学生对政治文化信仰的态度时，我们从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对比析：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2004年社科院的数据显示，78.8%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没有过时”，X学校的调查结果是53.3%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有说服力，没有过时，比重下降达25.5%。
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性：对比2004年84.2%的数据，X学校接受调查的大学生94.4%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比例明显增高。但就入党动机的细化调查，85.8%的学生入党动机明显功利化，4.6%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仅9.6%的学生遵循党的宗旨，这组数据虽未能与2004年做对应比较，但从中可洞察大学生入党的动机。
大学生学习政治理论成效。本研究在理论成效分析方面，主要对比了三个问题：大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对学校学生政治文化培育的看法;培养学生政治文化的最有效途径。X校56.3%的学生认为通过学习政治理论，对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问题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感兴趣，与2004年57.4%的数据相近，说明我国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同感有持续性。
拥护党现阶段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在调查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时我们发现，X学校现今79.2%的学生选择遵守四项基本原则，相对于2004年78.4%的比重，基本持平，这说明大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理性的，拥护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在关键时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这一观点已由2004年社科院调查得出的61.7%增至92.8%。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现实表现，法治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约束行为、惩治不法事实、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
访谈过程中，多数学生对依法治国的愿望表现得甚为强烈，他们认为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而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
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景的信心。针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景的信心，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直接指向共产主义，58.9%的学生表示有信心，2004年的数据是89.7%。第二个问题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检验，评价西化对我国的影响，2004年的数据显示反对真正西化对我们有好处的说法占80.2%，而今，X学校的数据中反对西化的比重只有51.7%，比重下降幅度巨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明冲突不断，各类思潮暗流涌动，大学生能否在多变中抵制诱惑，找到正确的方向，是坚定政治文化信仰的试金石。
综上，四组数据系数对比：在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是否有指导意义上，下降25.5%;入党动机功利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认同感下降;要求用法律来惩治不法行为，约束政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呼声上升了31.1%;对共产主义是否充满信心方面下降30.8%;反对“真正西化”对我们有好处的说法下降28.5%。除“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三个指标的细微变化外，其他指标均有大幅下降，为此，通过两组数据的比较得出结论：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呈弱化趋势。
原因分析
政治文化多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各类文化相互交织，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也随之传入中国，而这种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必然会对大学生的信仰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再加上一些学者的鼓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被“完美化”，而“西方的月亮更圆”的意识在许多大学生当中依然存在。②亨廷顿曾把中国看作是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把中国文明的兴起看作世界不稳定的根源。而相对应，国内一些机制还不完善，社会生活中公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矛盾还比较突出，贫困差距也在拉大，社会信任感不断下滑，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双重冲击下，一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出现动摇。
访谈中，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对西方经典的阅读，以及对西方文化、社会制度的部分了解，他们呈现出逐步接受并认可西方文化的倾向，这种潜在的西化必然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文化信仰造成威胁。
意识形态教育虚无化。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处在17～24岁，这个时期的大学生，是信仰确立的关键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学生与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成为获得信息、了解社会、相互沟通的重要载体。但网络对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塑造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渠道，互联网带来的海量资讯能够拓展青年学子的眼界、增强其获取知识和信息、以及交流的能力，对培养他们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广阔平台;另一方面，各种消极、负面的资讯也会影响到政治文化培育的推进，在大学生中引起一些困惑和迷茫，导致他们在行动上造成失误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数据表明：由美国提供80%以上的服务信息以及95%以上的网上信息。而据我们调查的数据表明，97%的学生使用过网络，并且有45%的学生平均每天上网1小时，36%的学生平均每天上网3～5小时，可见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乘机利用互联网对我国的校园生活全面而快捷的渗透，冲击着年轻人正确理想信念的培养，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日益淡化了部分大学生的民族感情和奉献精神，对高校学子政治文化培育带来的正面效应产生严重的削弱，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生正确政治观与文化观培育的形成。大学生自身理性认识能力有限，再加上，政治文化信仰教育不得力，致使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动摇。X学校调查中的数据显示，94.6%的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两个小时;83.1%的学生相信网上传播的信息。而网络的开放性，使得各类思想聚集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在网上接触到的信息可能是极端的、不理性的，甚至是反动的，这对大学生的政治文化信仰造成极大的挑战。
高校对大学生政治文化培育工作重视不够。从教师的师资队伍、经费支持、待遇等方面可以看出，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处在学校教师队伍的边缘，长期不受重视。另一方面，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都很陈旧，他们只是一味地宣扬理论层面的东西，没能用这些理论去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难免给听者造成一种“大而空”的印象，从而降低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高校要提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探索一条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方法。
政治文化培育传播形式单调、传播效果不佳。已有的政治文化信仰教育和宣传多局限于官方媒体报道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往的媒体宣传，空话、套话多，脱离实际比较严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信仰教育的形式十分枯燥，一味地强调理论高度，必然使学生们产生逆反心理，影响他们对政治文化信仰的学习热情和认同感。
对策研究
信仰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各种因素影响，也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成形，一旦信仰确立，它不会轻易改变，只有发生重要变故，或信仰受到重创时，才会引起变化。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有其时代重要性，因为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的信仰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面对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的现状，任何一个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教育者，不能放任不管，如何能在大学生信仰形成期，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信仰，有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笔者结合调查数据，并在访谈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社会制度，为政治文化培育做好铺垫。制度建设是抓好工作的根本。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社会公平公正被践踏，大学生就业困难，法律武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地的拆迁不被规范，执法者的权力不被约束等等，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亟待有效的控制与解决，究其原因，多半是社会制度不够完善，存在漏洞，以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和判断，影响他们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更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重视大学生政治文化培育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文件中指出高校是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思想政治课是培育政治文化信仰的主渠道。问卷也显示，大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这是在校的每一位大学生都要上的课，而且是必修课，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作用，对培育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至关重要。
在197份有效问卷中，仅21.3%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对现实很有指导意义，48.2%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对现实生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需要改进，13.7%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毫无意义，而16.8%的学生态度模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认识，不局限于大学生本身，而更应该从制度设置、高层领导、教师水平、学科教育等方面找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接地气”。充分发挥理论解释现实的功能，将理论付诸实践，使理论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巩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党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衷是引导人民大众的，是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的，是要运用到实践当中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这一“舶来”的理论本土化，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些理论是为指引社会道路、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
历史教育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种曲折是怎样的曲折，曲折的程度是怎样的，曲折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于是，当书本中描绘的共产主义与社会实现碰撞时，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怀疑;当社会中出现不公现象时，他们开始对社会不满;③当党的干部时，他们对党的信任开始降低，对社会愤怒，甚至心理失衡。因为这些现象与他们课本中的正能量在抵触。这也是问卷中“影响大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原因”，83.8%的学生认为，影响大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在于“理论的宣扬跟社会现实相违背”，于是他们选择相信眼前的事实，而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加强舆论引导，传递正能量。舆论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正确的舆论导向对大学生强化政治文化信仰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比书本知识更有感染力。正如④雷锋精神影响了至少两代人，一个雷锋能带动身边一小部分人，多个雷锋就能带动一大部分人，通过这种精神的传递，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在增加，整个社会的氛围也在悄然变化，整个国家也充满希望。
网络进入“微”时代，微博、微信成为大学生互动交流的新平台。政治文化信仰应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基石，因此，在“微”传播语境下，利用新媒体、运用新平台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的形成。
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数据与2004年中科院青年文社科中心“青年学生政治文化信仰状况调研”课题数据对比分析，透视大学生政治文化培育尤其是政治文化信仰趋于弱化的现象，这不只是两组数据单纯的比较，而是通过数据，来发现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制度建设、加强认识、理论联系实际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提出建议，促进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形成。信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更是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力量之源。⑤而这种信仰如果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那它就是不可取的，政治文化信仰的对象是科学真理，政治文化信仰为青年人提供了伟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信仰，是指导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而大学生承载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的重担更多的是落到青年大学生的肩上，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我们要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政治文化信仰。但由于研究样本的数量有限，以及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仍有一些问题未能深入探讨，比如，不同年级间的对比，学校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以及信仰发展的纵向研究，除上述的原因解释外是否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等等，还需要继续关注和研究。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学工部）
【注释】
①李瑞民：“影响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的内外因素分析”，《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13期。
②陈灿芬：“试论大学生信仰教育从认知到行为的构建”，《前沿》，2012年第1期。
③储德峰：“略论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及其对策”，《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④姚本先等：“大学生信仰的现状与特点”，《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