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核心篇1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必要性核心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加大了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的关注度。总理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和“互联网金融监管”是促进其良好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现阶段，如何有效实现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尚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引导，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进行深入探讨。
一、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分析
（一）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特殊性
互联网金融有两个十分明显的风险特征，因此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有其特殊性。
1.信息科技风险
作为在互联网金融十分突出的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包括电脑黑客攻击、金融钓鱼网站、支付安全、计算机病毒、客户资料的外泄及身份信息被篡改或盗用等。
2.“长尾”风险
互联网金融为很多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人群，有着一些特殊的风险特征：1）服务人群的金融知识、风险识别能力的欠缺，易遭受不公平待遇；2）其投资额比较分散，“搭便车”问题突出，市场纪律已失效；3）集体非理性和个体非理性更易出现；4）由于涉及人数众多，故在发生互联网金融问题时，负外部性更大。
（二）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1.互联网金融中的个体行为可能不理性。尽管p2p网络贷款的投资分散，个人信用贷款仍带有高风险，单个人投资者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
2.市场纪律不能保证有害风险承担行为的控制。目前我国存在很多隐形或显性担保行为，人们也习惯于“刚性兑付”，故而风险定价机制并未完全发挥效用。
3.互联网金融机构涉及用户量庞大，一旦出问题，很难用市场出清的方式解决。
4.互联网金融消费中欺诈和非理在所难免。金融机构可能会开发和销售高风险性的产品，而消费者也可能会购买一些自己不了解的金融产品。
因此，在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同时，有必要进行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监管
（一）行为监管
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为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其基础设施、机构以及相关参与者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行为监管的初衷是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安全、公正有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部门也有必要加强行为监管的力度，以优化其运行方式。行为监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审查力度，保证其有健全的组织、规章制度以及完善的风险管理措施，必须要求其拥有符合国家标准的营业场所、相关基础设施以及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2.加强对机构股东和管理者的监管力度，禁止有不良记录或能力不足的人员参与公司的管理，同时，防止控股人和管理者非法占用公司资产。
3.加强对资金、证券的交易、托管以及清算系统的监管，有效隔离客户与金融机构的资金，降低操作风险，提高工作效率。
（二）审慎监管
控制外部性、保障公众利益是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现阶段进行审慎监管的主要方法是，以风险识别为基础，引入相应的监管手段，实现互联网金融机构负外部性及风险承担行为的有效控制，最优化外部。
1.针对流动性风险的外部监管
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了期限转换或流动性。首先一旦遭受流动性危机，很可能对交易对手及债权人的流动性造成影响。其次，易使有相似风险或业务的债权人及交易对手对自己所在机构的流动性产生怀疑。此外，金融机构遭受流动性危机后，往往会采用资产出售的方式来回收资金，这容易造成资产价格的下跌。因此，可以采用类似于银行业的监管方式，通过对投资者在货币市场大幅波动等情形下的资金赎回进行估算，并以此为依据限制货币市场基金的头寸，确保足够比例的高流动性头寸。
2.针对信用风险的外部性监管
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担任了信用中介的角色。该类机构的破产容易使交易对手、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而产生信息传染效应。因此，有必要借鉴银行业的监管方法，将部分平台划拨部分收入到风险准备池，用来对投资者本金进行保障。从而在发生金融风险时，保证投资者的本金利益不受损害或受损害程度最小。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
顾名思义，金融消费者保护就是保护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合法权益。这一行为在金融交易中显得十分必要，因为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等，即使互联网金融机构能够健康发展，消费者的利益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得到保障。
在现实交易中，金融消费者不一定有着专业的金融背景，他们难以全面了解各种金融产品的成本、收益以及风险等信息。因此，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主导权，他们常常利用消费者的知识劣势发展业务，谋取利润，这就造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
通常来说，金融机构处于强势地位，而消费者又缺乏低成本的维权渠道，所以欺诈行为难以杜绝。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措施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运行：1）为消费者提供正常维权渠道，完善诉讼和赔偿机制；2）加大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透明度，明确交易条款以及收益和风险的关系；3）及时维护并修补其监管漏洞。
三、结束语
本文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旨在实现快速发展中的互联网金融得到有效的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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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婷.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法律监管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2
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证明，实现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安全、稳定，除了要有政治的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外，还必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而要建立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除了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金融治理结构和实施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
审慎性监管的实质，就是在实施审慎会计原则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负债价值。资产风险与资产收益，经营收入与支出，财务盈亏与资产净值，进而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做出客观、全面的判断和评价，以及时加以预警和控制，防止金融风险的聚集和蔓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及资产负债，都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或风险性因素，特别是面临着利率、汇率及证券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因此必需在实施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记帐会计和核算会计的同时，实施审慎会计和审慎监管标准，以充分反映这些风险因素对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理论和实践都不断证明，如果不实行或不能严格实行审慎会计和审慎监管标准，就会导致对金融机构资产价值、收益、所有者权益及资本充足率的高估(虚假)、对费用、成本及亏损的低估，对金融风险的低估，使金融风险得以掩盖和不断聚集，最后酿成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
一、防范金融风险必需实施审慎监管
亚洲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就是没有对金融体系严格实施审慎监管，金融风险的透明度较差，使风险未能得到及时发现、预警和监控，致使金融风险得以积累、蔓延直到最后总爆发，酿成严重的金融系统性危机。因此，在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认识到，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各国必须在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党争和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同时，推行和严格实施审慎性监管制度与标准，并强化金融信息的披露，以提高金融风险的透明度。
为促进各国实施审慎监管标准，维护各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鼓励和要求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认真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有关风险管理、信息披露与透明度等标准或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于1999年6月提出了《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上述原则和协议都充分体现了审慎性监管的要求。
1997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香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这一核心原则已成为实施审慎监管的最重要的国际性文件，并已为绝大数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所认可和逐步实施。《核心原则》共有25条，其中包括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银行业风险和持续性监管安排、审慎法规和要求的制定与实施、持续监管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要求、监管当局的正当权力和纠正措施等，这些原则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审慎监管的要求。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许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和金融监管的薄弱，也进一步揭示了推行《核心原则》，实施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使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能尽快认识到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尽快完善其金融监管体系，推行审慎监管标准，提高监督水平，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一致行动，鼓励和督促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执行《核心原则》情况进行评估，并专门制定了遵守《核心原则》情况的评价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技术援助或imF第四条款磋商之下，已经对20多个国家执行《核心原则》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将此项评估纳入到对各国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中。
为进一步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健康发展，促进公平竞争，更充分地发挥银行资本在抵御各种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1987年制定的《资本协议》进行了重大修订，于1999年6月公布《新资本协(草案)》。《新资本协议》在继续维持8％资本充足率这一最低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资本充足水平要全面反映银行的实际风险类别和水平，强调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审慎评估，并强调：计算风险资产、资本总额及资本充足率，必须建立在审慎会计原则的基础上，以防止对资产风险的低估，对资本充足率的高估。
不论从国际发展趋势，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效防范和化解我国的金融风险，必须尽快实现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的转变，要从行政性和合规性监管转向审慎性风险监管。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所积累的风险，既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90年代初期经济过热的结果，同时也是长期粗放经营和粗放监管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作为主要的经营目标和原则，也没有认真实施审慎性会计原则和监管标准，在应收未收、应付未付、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核未核等方面，并没有按照审慎原则进行严格核算，由此使金融机构在资产质量与资产价值，资产风险与资本充足率以及盈亏损益上存在着较大的水分，加之我国金融机构经营和财务的信息透明度较低，从而使金融风险得以长期被掩盖和积累，使潜在和现实的金融风险不断扩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在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方面的一些限制，但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和多边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允许继续保留和完善审慎性监管措施与限制。因此，强化审慎性监管，不仅有利于有效防范我国的金融风险，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同时也符合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实施审慎性监管重在客观真实
就其实质而言，审慎性监管也就是真实性监管，稳健性监管。就是以审慎会计原则为基础，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和资产风险，负债价值和负债成本，财务盈亏和资产净值以及资本充足率等情况，从而真实、客观、全面地判断和评估金融机构的实际风险，及时监测、预警和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具体而言，实施审慎性金融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按照市场价值，确定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实际价值或资产总额。
对贷款类资产，应从帐面价值中扣除已认定为呆帐但尚未核销的贷款和尚未认定为呆帐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呆帐的贷款；同时应根据贷款质量的分类，提足贷款损失准备金，否则也应对不良贷款的帐面价值打折。对证券投资类资产应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准备持有到期的证券资产，此类资产应以购入时的成本价确定其帐面价值；另一类为准备随时出售或专为出售而持有的证券资产，此类资产应以当期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帐面价值，并应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相应调整其帐面价值。由于证券市场价格是经常波动的，当证券资产按市场价格确定其价值时，就有可能发生证券资产价值高出购买时的成本而升值，或者是低于购买时的成本而贬值。因此，证券资产存在着很大的市场风险。与此同时，证券资产特别是债权证券资产，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对证券资产也应计提充足的损失准备金，并及时核消已发生的证券投资损失。
对自用固定资产包括办公大楼和电子设备系统等，应按照购入时的成本价确定其帐面价值。但要按照其实际的折旧率，计提充足的折旧基金，以弥补其固定资产使用效能的逐年下降和无形损耗。特别是在通讯技术迅速发展，折旧和更新日益加速的今天，应相应提高折旧基金的提取比率。同时要按照市场价格定期对其固定资产价值进行重估，并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规定，对其历史成本的帐面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部分，可作为重估储备，按55％打折计入附属资本；对其历史成本的帐面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部分，应扣减资产的价值或提取相应的准备金。
(二)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收益或损失。
对贷款类资产，要按照实际利率(或合同利率)和实收利息，核算金融机构的贷款收益或损失；特别是贷款应收未收利息的核算，既要按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将一定时限(国际上一般为三个月)内实际发生但尚未收到的利息计入当期收益，同时也应按照审慎的会计原则和标准，尽可能缩短贷款应收末收利息计入表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晰及时转入表外核算，实际收回时再计入损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或减少利息的虚收实支，金融机构的虚盈实亏，保证利息收入和盈利的真实性。
对证券类资产，应按照实际出售价格和实际回报率，核算证券资产的收益或损失。由于证券市场价格是经常波动的，当证券资产按市场价格出售时，就会发生证券销售收入高出购买时的成本而形成溢价收益，或者是销售收入低于购买时的成本而形成亏损。因此，既不应按照购入时的价格计算证券资产的收益，也不应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计算证券资产的收益，而应按照审慎原则，按照实际出售的价格和实际利率，计算证券资产的实际收益。
(三)要按照表内和表外资产的实际风险或资产发生损失的概率，确定和提取资产损失准备金。应根据资产质量的分类和资产风险的水平，提取一般损失准备金和特别损失准备金。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贷款资产质量可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贷款)，后三类统称为不良贷款，要分别为其提取20％、50％和100％的特别准备金，同时还要为前二类贷款或全部贷款提取一定比例的一般准备金。另外，还要为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提取适当比例的损失准备金。如果所提取的损失准备金与应提取的损失准备金存在缺口或赤字、应从当期收益中予以弥补，如果当期收益不足以弥补所出现的赤字，应相应冲减其资本。
(四)应按照约定的利率或当前市场利率，按照权责发生制和审慎会计原则，确定和核算金融机构所持负债的利息支出成本，并提足应付准备金。金融机构的负债有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有些负债是浮动利率，有些负债是固定利率(约定或合同利率)，因此，应按照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和相应的利率计算当期的利息支出成本，同时应按照审慎原则，充分考虑所存在的利率风险，即利率的波动变化或负债的重新定价，可能会直接影响着负债的成本及最后收益，金融机构必需提足应付利息准备金，在此基础上，核算负债的成本及最后的收益，以防止因利率变化和多提或少提应付利息而导致虚增虚减利润，影响损益的真实性。
(五)应予核销的资产损失(坏帐)必须及时、足额核销，不能挂帐。按照审慎的会计原则和监管标准，金融机构应根据债务人的现金流量和实际偿债能力，来认定其债权是否已经或将要成为坏帐；资产损失(坏帐)认定后，就应立即核销，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而不应继续挂在帐上。如果当期提取的资产准备金不足以核销当期资产坏帐而发生赤字，首先应冲减资产损失准备金储备；如果损失准备金不足，应冲减当期利润；如果当期利润不足以弥补赤字的，应冲减其核心资本。
(六)要在准确核算应收未收、应付未付、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核未核项目，提足应付利息准备金、资产损失准备金和折旧基金的基础上，真实反映其盈亏水平。一般而言，影响金融机构盈亏水平和盈亏真实性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应收未收和应付未付科目以及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核未核等因素。因此，从审慎监管出发，为真实、客观反映金融机构财务收支及盈亏情况，必须严格界定上述科目的使用范围，同时要按照审慎的原则，提足应付利息准备金、资产损失准备金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以防止或减少虚盈实亏的成份。
(七)要在准确核算资产净值，正确计算表内和表外风险资产，提足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其股权投资(未实施并表)等项目的基础上，计算和评估其资本充足水平。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水平的评估。必需建立在审慎会计原则和基础上，要准确计算其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要从资本中扣除应扣除的因素，同时，要按照规定的权重计算表内和表外的风险资产。否则，有可能形成对资本充足率的高估或低估，使风险得以掩盖和积累，最后酿成金融机构的倒闭和金融危机。
(八)要在全面评价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操作性风险等基础上，评价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和整体安全程度。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计算和评估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时，不仅要考虑信用风险，同时也要考虑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性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多种风险，因为所有这些风险都可能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甚至威胁到金融机构的生存。
(九)应在实施本外币、境内外以及母子公司并表的基础上，分析和评价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和资本充足情况，以客观、全面地反映控股金融机构(金融集团)的整体风险情况。特别是在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下，监管当局必须具有并表监管的权力和能力，使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的母公司及其所有海内外分支机构、附属公司都在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内，不致于因出现监管真空而酿成重大金融风险。
三、按照审慎监管要求，完善我国金融企业财务制度与金融监管体系
我们应按照审慎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与监管制度，尽快建立起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价和预警系统。
必须尽快建立和实施审慎会计制度，为实施审慎监管标准奠定基础。实施审慎监管标准的前提与基础，是金融机构必须严格实施审慎会计制度。即金融机构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和审慎会计原则，客观、准确地记录和反映资产价值与收益，收入与支出，盈利与亏损，及时、足额提取资产损失准备金、应付利息准备金以及折旧基金等。
l．应按照审慎监管要求，修改和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实现依法审慎监管。应把审慎财务会计和审慎监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标准予以制度化、法规化，包括金融机构资产价值和收益的确定，负债与经营成本的确定，各种准备金的提取标准，资本充足率标准和流动性标准等。如果金融机构未严格遵照上述原则和标准，或者未达到所规定的监管标准，金融监管当局可依法采取监管行动。
2．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资产损失准备金提取与核销制度。在金融机构的一部分资产应按当前市场价值定价的原则下，金融监管当局、税务当局及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当局应要求或允许金融机构按照资产质量的分类(实际资产风险)，提取一般性和特别资产损失准备金，并允许计入成本。同时，应要求或允许金融机构及时、足额核销已形成的坏帐，不应出现挂帐。如果未能足额提取或者未及时足额核销，就应用当年收益抵充，若当年没有利润或当年利润不足，就应直接冲减资本。
3．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科学的利息收入与支出核算制度。目前，在我国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差额的情况下，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的会计核算制度就会直接影响银行的当期利润水平及真实程度。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公认的以业务发生时间依据对收入和费用进行确认与核算的会计原则。其主要特点是：以收取款项的权利或支付款项的义务是否实际发生为依据，来确认和核算本期收入与费用并使之相匹配。从理论上讲，这一会计原则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但如果不具备运用的基础及前提条件，或者运用得不当，也会导致收入与支出的虚假，导致虚收实支和虚盈实亏。为保证银行利息收支及盈亏的真实性，我们应在实施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将应收未收和应付未付利息计入当期损益的时间，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是将超过三个月时间的应收未收利息不再纳入表内核算，不再计人当期收益，而是开始移到表外核算，超过一年就要列入呆帐或损失，而按照我国目前的金融企业财务制度，两者分别为六个月和三年。
4．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和完善金融并表监管制度，审慎监管标准和制度不仅适用于对单个金融机构，同时适应用于金融或银行控股集团；不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本币业务，同时也应适用于外币业务；不仅适用于境内业务，同时也适用于境外业务。应该在并表的基础上实施审慎监管，在实施审慎标准的基础上实行并表监管，以真实、充分地反映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防止形成监管真空和金融风险漏洞。具体来讲，应按照审慎原则，对金融机构的本外币业务、境内外业务、所有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实施并表监管，包括资产负债、财务损益及资本充足率等。
5．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测与评价系统。首先应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和审慎监管标准，制定详细、明确的金融机构报送报表与数据的指引，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明确各个报表项目和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其次，要根据我国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参照其他国家的成功监管实践，建立一套能够及时、准确监测与评估金融风险的指标体系或模型，将取得的金融报表、数据及相关信息输入后，就可对整个金融业及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及时监测和判断，以尽早地发现风险和控制风险。
6．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实施审慎监管标准，对金融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监测和评价，目的是为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以及时、有效地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央行；宏观审慎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6.16.000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6-0-0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这次危机当中充分暴露出了单纯的金融个体的稳健并不能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问题。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被广泛认为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世界各国对中央银行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如何有效防范和应对系统风险，以及如何构建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管有机结合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和实践。在这里笔者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在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方面的改革进行比较，以此来探讨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有效方法。
1主要发达国家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比较分析
1.1美国：美联储具有全面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分业监管模式，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也被认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开始改革监管模式。2008年3月前任财政保尔森提出了《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对改革监管模式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供思路。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颁布了《多德法案》，决定成立由美联储、财政部以及其他主要联邦监管机构参加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防范和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法案明确了美联储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职责及其核心地位，赋予美联储行使系统性风险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权力。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而且扩展到了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和对冲基金。通过此次改革，美联储实现了由中央银行到“金融监管超级警察”的跨越，成为美国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主要部门。
1.2英国：撤销金融服务局，加强英格兰银行监管职能
在金融危机之前英国一度被认为是全球金融业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其金融监管模式主要由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局负责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在危机爆发后，此种监管体制暴露出各种弊端。2010年6月，英国财政部宣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方案指出，英国现在的金融监管结构已经失灵，决定撤销金融服务局，新设立隶属于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政策委员会，分别负责货币政策制定、维护金融稳定和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此次改革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地位，强化了其宏观审慎监管职能。
1.3法国：成立法兰西银行监督下的审慎监管局
金融危机之后，法国将银行、保险监管机构合并成立审慎监管局，并将其置于法兰西银行的监督之下，形成了以法兰西银行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其中法兰西银行的副行长担任审慎监管局的主席。审慎监管局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由法兰西银行代表其签署所有法律文件，并为其履行相关职能，提供资源、员工、信息、金融和经济分析等各方面的支持。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法兰西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核心地位。
1.4日本：形成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框架
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中，面对外部金融冲击，日本金融体系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脆弱表现不同，反而体现为较为稳健的一面。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一直不断在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提高央行金融监管职能。2000年7月日本将原来的金融监督厅改组为金融厅，并将金融监管政策与制度决策权交由金融厅管理。2001年1月，日本再次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2004年，金融厅内部又设立了注册会计师监察审查会。从而形成了由金融厅全面负责，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受托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统一金融监管体制框架。
2对我国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思考
2.1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地位
纵观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发达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下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对我国而言，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核心地位也是必要的。首先，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更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其次，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唯一制定者和执行者，货币政策本身又是促进金融稳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手段，为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提供有利的工具。再次，中国人民银行拥有先进的支付结算系统，是全社会资金流动的“生命线”，为实施监管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持。最后，中国人民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这也要求其必须在监管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4
从我国的金融法现状而言，分业经营下的法律制度基本健全。我们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领域的基本大法，围绕这些法律，还有众多金融类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一行三会”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分别进行金融监管。但是，简单地将分业经营下的法律进行叠加适用与启动联合监管远远不能解决混业经营所带来的法律与监管上的冲突和缺失。
在金融走向混业的趋势下，我们需要调整完善现有的金融法制体系，转变金融监管，打造出一个能最大限度支持各种金融业态和谐、有序、健康地混业经营的金融法治环境。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法治与监管价值
在分业经营下，银行、证券、保险等都有其各自的核心价值，如银行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证券的“三公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保险的大数定律、最大诚信原则。这些核心价值与基本准则，无论从立法到监管都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甚至在法律中直接予以确认，并以此统领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指导监管者的金融监管行为。例如，为了维护安全性原则，在《银行法》中，规定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并出台了专门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加以细化，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加强资本监管。
混业经营下，我们同样甚至更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统一的、超越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来指导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法治与金融监管方向。简单而言，就是混业经营下我们未来立法与监管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核心监管目标是什么，由此法律要保护什么，禁止什么，监管要做些什么。例如对银行我们尤其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强调风险底线，而证券投资注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对于这样的混业，我们需要一个顶层价值，来协调混业经营下必然会面临的不同金融业态之间的利益冲突、监管套利，明确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而这是分业经营下不会遭遇的问题，是目前的法律法规中不曾涉及的，但却是未来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法治的核心问题。
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法治与监管价值需要立法者与监管者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思考。其中，防范风险无疑是金融法治与监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混业经营下金融法治与监管核心离不开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审慎监管和规范金融业务的目标。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在监管模式方面，金融混业监管的代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模式，即“伞形监管+功能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从整体上指定美联储为金融集团的最高监管者。同时，规定金融集团所有附属金融机构按行业不同，接受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一种是英国模式，即“单一监管”模式。由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对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统一行使监管权。日本和韩国目前也采用类似的监管模式。
而我国目前的混业经营模式是多样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分业监管阶段。《证券法》、《保险法》中明确禁止混业经营，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只留下一个例外规定，即“国家另有规定除外”。由于没有统一规定，自由生长下的混业经营既有银行母公司模式，如中、农、工、建四大银行，还有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除此以外，还有以保险为主体的平安集团等，不一而足。在监管上，则是按照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主体。而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不直接从事任何一种金融业务而游离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但实际上它却是整个金融集团战略的制定者和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多种混业模式并存给金融立法与监管带来了难度。混业经营渐成趋势，不能总是法律中“国家另有规定除外”的个案产物。分业监管无论如何延伸监管触角、加强沟通协调机制，也难以克服监管重叠或监管漏洞。美国于1999年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实施近60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消了混业经营的禁令。英国于2000年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化》最终统一了金融监管体制。当前，我国也急需这样一部法律，来明确混业经营的法律地位，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无论是金融法还是金融监管，其最根本的关切就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石，缺乏规制的混业经营有可能会撼动这块基石最根本的权益。举例而言，对于追求资金绝对安全、不想承担任何投资风险的普通储户而言，因为混业经营的银行投资证券或其他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业务失败而破产倒闭了，就像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的那些知名大银行那样，储户因此将拿不回存款或者全部存款时，实际的结果就是将这种混业经营的风险强加在了没有选择风险投资的金融消费者身上。无论你个人选择的金融产品是存款还是证券、信托，混业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整个金融风险强加在了所有金融消费者身上，这对金融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从法律角度而言，这种混业经营剥夺了金融消费者对风险交易的自主选择权，以至于最终会损害消费者最基本的财产安全权。当然，也包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因为银行没有义务定期告知普通储户它所从事的高风险金融业务，你甚至不知道钱是怎么被银行亏掉的，在经济学上这也被称作信息不对称。金融危机之后连带而起的很多金融诉讼的重要诉因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5
当前以互联网企业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服务加上金融的光环，使互联网金融成为了为6.32亿网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工具和渠道，大有超越传统金融之势，演变成可能会对金融领域产生全新的、根本性变革的全民融资模式。虽然互联网金融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事实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各种风险隐患存在于其中，电子支付领域技术安全、网络用户信息安全、网络贷款资金安全、股权众筹非法集资倾向等各类隐患风险普遍存在。
据网贷之家的最新统计，截止2015年3月底，全国共有问题平台550家，广东、山东、浙江问题平台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问题平台累计涉及金额超过90亿元，其中盛融在线一家平台涉及金额最高，待收高达9.2亿元。资金安全、行业信誉无法得到保障，且趋势正在扩大。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法规还没有到位，
互联网金融监管理念还需与时俱进，金融监管技术还没有跟上。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创新，对现行金融监管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作为初创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如果严格恪守传统的监管规程，必然会举步维艰，这样就形成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必将影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走向。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必然博弈
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强信息融通，可能带来信息安全风险。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开放，平等地获取各类信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创新地进行数据挖掘，将供求双方的信息、数据匹配、风险评估等传统金融费时费力的工作，化解成了纳秒级的单位，金融服务商与客户之间的信息相互获取变得简单易行；同时也因为投资者依靠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得了相对公开平等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实质上的金融平等和普惠。但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创新使信息融通的便捷也带来了网络安全隐患、个人信息失窃、网络信息造假等网络安全事故频发，使金融监管介入成为必须，这形成了创新与监管相互之间的天然矛盾。
互联网金融创新造就资金融通，可能造成资金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实现了便利的资金融通，移动互联网与第三方支付相结合，使用户随时随地享受到7×24小时的金融支付、信贷、理财、咨询、筹融资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这种资金融通的便利是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和云端的存储。在提供便捷的、基础的资金融通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之门，他们利用网络病毒、数据挖掘，窥探不安全的tCp/ip协议漏洞，撬动金融资金的安全。资金安全在云端的风险无时不刻地存在着，这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地挑战，如何保护用户资金安全成为监管者必须面对的核心要务，而不断突破的互联网数据技术像一把双刃剑，使监管和互联网金融不得不走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竞争之路。
混业经营的趋势，挑战现行分业监管模式。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主导力量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行业，在拥有了海量用户的基础上，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种类日趋繁多，优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兼并重组也不断发生，互联网金融企业很自然成为混业经营者；未来任何一项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服务都很可能涵盖支付、电子货币、众筹、理财等多种金融行为；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业金融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必然会给现行分业监管带来巨大的挑战。
信用违约风险渐现，可能造成金融系统风险。互联网众筹建立的基础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宣传博取眼球的创意、良好的发展前景，可能会使数以万计的网民忘乎所以的投上巨额资金，然而国内普遍盛行的无担保的股权众筹，累加上互联网不可靠的信用保障体系，很有可能促成众筹发起者、网站、资金管理者向非法集资、原始股骗局的方向转移……假如没有有效的信用考核、利益监督和行为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可能会扭曲金融本质，风险可能不断累积、逐步叠加，加之互联网企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加剧产生金融链条上的传导破坏效应，互联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不可小觑。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议
监管层合作协调。建议“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层建立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框架，在既有金融监管基础上，推动统一框架下的法规政策的制定；建立互联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在目前一行三会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建立互联网金融联席专门会议，处理好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矛盾；适时建立大数据共享模式，如建立融合人民银行社会征信系统、证监会诚信系统、银监会信用卡管理系统、保监会信用系统、互联网金融企业信用数据库为骨干的跨部门的社会金融信用数据体系，建立基础信用数据查询、金融监管机制，让平台、机构、投资者、监管者平等共享信用数据。
信息披露为核心。建议建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规范披露规则，督促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利用互联网平台公开一切可公开的金融行为、交易过程，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的透明度。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监管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贷业务活动的企业，与一般工商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负债经营，即利用客户的各种存款及其他借入款作为主要的运营资金，通过发放贷款及投资获取收益，自有资本占资产总额比率远低于其他行业。这一经营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内在风险的特殊行业。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违约而导致贷款或证券等银行持有资产不能收回本息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2．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要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甚至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
4．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由于外汇价格变动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截至2004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176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3．3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751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5．62%。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25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5．01%。
二、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法律措施
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自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对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法”，是构建完整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框架和体系的核心。
此外，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监管实际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佳实践，在《银监法》和《商业银行法》框架下，系统规划、科学设计审慎银行监管的规章和指引。2003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人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客户大额授信统计制度和零售贷款违约情况统计制度》、《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几十项监管部门规章，涉及银行业监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正在制定中。在加强金融法规建设方面，今后应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结合我国实际，并参照国际上对银行业实施管理的法律和各项规定，对我国现有的银行法规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二是各银行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实行向中国银监会报批制或备案制，以保证有关金融法规要求的协同性、一致性；三是结合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和业务创新的实际，提前出台有关的法规，使新业务从市场准人的那一天就能够规范运作，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四是针对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和金融犯罪技术含量高、隐蔽化的趋势，制订并完善相应的法规，规范电子金融技术操作的规程；五是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法律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衔接执法标准。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技术措施
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和(第二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拓展了风险范畴。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监管的有效性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较大、市场准人监管不够规范、审慎性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强、持续监管力度不够、监管信息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尚存在问题、监管者权威性不强、跨境监管的能力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银行监管体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为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推进银监会各项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银监会将通过建立良好的机制，坚持科学的态度，树立坚定的信心，开展扎实的工作，缩减上述差距，并已经着手制定加快中国银行业监管建设，缩小与《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差距的中长期行动规划，计划在今后5年内，使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基本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提出的各项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在2006年以前，建立有效银行业监管的重要基础，使各项监管措施有2／3左右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第二步，在2009年以前，各项法规制度及各项监管措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基本上全面达到《核心原则》的各项要求。
(三)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
(1)规范管理，整合机构，强化高端监控。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必须根据其业务性质、发展战略的不同和市场的变化进行最优设计。要始终将效益、客户和市场放在中心位置上，围绕市场拓展和风险控制的目标建立矩阵式的组织结构，对承担风险管理的部门和承担市场职能的部门建立起一致的责任和考核机制。(2)内控措施与经营目标相联系，着力于内控机制的建设，制定合适的经营目标。经营目标用于指导每天的经营活动，而经营活动又要受内控制度的控制。控制目标很显然是为经营服务的，但有时又与经营目标之间相冲突，如一味地强调资产安全性则可能造成经营的低效率，相反，一味强调效率，就要承担资产损失的风险。因而内控措施要考虑到与经营目标相配合，做到控制措施服务于经营目标。其中合适的经营目标是指符合市场和竞争实际的、有可能实现的中长期经营指标和管理指标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分步计划。(3)建立员工自我约束机制，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在众多的内控防线中，最软弱的防线也许就是员工的自我控制防线，但从辩证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约束机制。只要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保证思想到位、认识到位，很多风险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四)我国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措施
通常认为，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分离之后，中央银行就不再具有监管职能。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银行职能的一个误解。简而言之，银监会履行的主要是机构监管职能；但是，即使在银行的日常机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之后，中央银行依然具有为履行货币政策而进行的货币监管职能。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7
关键词：防范金融风险法律监管体系建设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中枢地位，要求国家必须担负起金融管理的责任，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管理好本国的金融市场。中国现已颁行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却不难发现其中的断裂和不协调。
1、严格把关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制度指关于金融机构的设立，市场运行的法定条件等原则和规范制度的总称。该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秩序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运动，因此，它是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现行的金融法规范中，对市场准入制度并未作出统一规定，尤其是在资本审核方面，对内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存在内外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资本到位率及资本填充均实行双重标准的问题。
（1）金融机构设立申报制度对内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应严格根据《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的要求认真核查报批资料，使之在进入市场前即纳入监管网络之中。对外资金融机构则必须依照《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申请人的投资主体资格，经营资信状况，母国金融法律与监管完备程度，是否采取“对等互惠”原则等方面进行审查。
（2）资本充足状况审核制度资本金充足程度是衡量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标准，我国目前主要应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并从两方面加以完善。一方面，应健全内资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和营运资金的验资审计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制定统一标准，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资本状况的监管，避免和防范因法律规定的疏漏和不协调造成后患。
（3）外汇金融监管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国际短期资本（即“游资”）具有的较强趋利性，投机性，变现迅速性等特点实施重点监管。目的在于通过积极引导外资流向、改善投资结构，采取疏导方式减少和避免国际金融突发事件对国内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冲击。
2、健全央行审慎监督制度
审慎监督制度指央行依照既定量化标准、控制目标及风险原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实行监督、管理和控制的制度总称。实施央行审慎监督，必须以牢固的法律基础为前提，否则必将损害央行监管的权威性、连续性、强制性和规范性。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规定，这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央行监管的效果。我们认为，央行审慎监督制度的法律法规应包括金融稽核监管制度、人民银行内部稽核制度、金融机构内控制度、金融机构现场检查规则与非现场检查规则、金融稽核监督业务审计制度、外资金融机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制度及其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和规则。它们主要对非现场稽查和现场稽查的内容、程序、后续监督、处理反馈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实现稽核监督的规范化、法制化、切实保障监管质量，堵塞风险漏洞。
3、完善行业自律管理与中介组织协助制度
央行作为国家管理金融事业的行政机关，其有限的稽核监管力量无法涵盖金融业的各个方面。因此，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不失为一条拓展央行监管渠道、改进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力度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各国较为普遍的作法。一方面法律调控的局限性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使得金融行业的自律规范有长期存在的客观必要，其职能主要在于维护既有的市场秩序和游戏规则，防范和制止非法进入者及违规者对既有市场格局的破坏和冲击。自律的上述功能在一定程序上与法律规范的功能发生重合，而这种重合是行业自律管理成为法制监管必要补充的前提基础。因此，要充分发挥自律管理的补充作用，立法上必须对自律规则进行承认或授权；对自律规则的适法性和自律管理的内容作出规定，明确金融业行会的法律地位和功能，以保障行业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上述中介组织以专业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为运作前提，可以为央行监管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审计报告。
4、共建国际监管协作制度
金融服务贸易国际化的发展，使得金融风险的跨国传递和相互影响已成为现实。同时，中国金融市场正逐渐与世界接轨，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海外中资金融机构数量也急剧增长，其机构网点已遍布主要国际金融城市。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使之防范风险、稳健经营，便成为母国和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要实现国际范围内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消除和缓解金融风险的冲击，相关国家间监管部门的有效合作必不可少。
5、推动金融风险的吸收与转移制度
高效慎密的监管固然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有效途径。但“百密终有一疏”，因此如何对那些已形成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和救助，便成为金融体系稳定所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可被视为监管体系中的“应急补救”制度。由于金融机构对社会大众的负债存在着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因此吸收和转移这种风险便应成为“应急补救”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制度应由对市场非法进入者及违规者的清理与处罚、金融机构重整、金融机构的接管与兼并、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其存款保险制度等内容构成，以最大限度地妥善吸收和消化金融风险。
总之，国际国内的金融风险事件表明，通过建立系统的监管体制，加大央行监管力度是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的必由之路。近来人民银行处理了一大批违规金融机构的举措，使我们看到了国家强化央行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和能力。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8
一、确立监管职能
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需要政府“守夜人”的有效监管,已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事实。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论点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如果片面认为这一论点只是强调金融的重要性,甚至认为金融在经济社会中可以天马行空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笔者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质上是指金融在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从宏观上看,如果金融业不积极主动和有效服务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核心地位、功能和作用。从微观上看,金融资产和资源也并非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资源,它是一种来自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资产和资源。正因为金融业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协调性、促进性、社会性和公正性,客观上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设立专门的机构对金融业进行依法、科学和有效监管,以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组成部分,要发挥好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作用,要保护好保险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和改进监管。
众所周知,保险业是支撑日本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人口仅1.2亿的日本,其保险的多项指标却达到了世界第一,因有着丰富的保险资源和成熟的经营管理技术,被誉为“保险王国”。日本皇宫周边核心商务区的高楼大厦大多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大多有上百年的历史,其采用终身雇佣制度,鼓励职工以公司为家,推行年功序列制度。
这种制度为日本战后经济的起飞和高速增长,为解除日本国民的后顾之忧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曾经十分自豪地声称日本的保险公司是不会破产的。但是,从上世纪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萧条之中。特别是一些保险公司经营失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从1997年日本出现第一家保险公司倒闭至今的13年中,有9家保险公司因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倒闭和重组,这些事件震惊了海内外。然而,日本保险市场并没有被“泡沫经济崩溃的经济危机”和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所击倒,而是摆脱阴影,仍然保持其独特的经营服务理念,活跃在日本和世界大舞台上。这不得不使人们将目光转向指挥和导演日本保险市场正常运营的金融监管行政机关———金融厅。
日本对金融进行监管的行政部门,原本是“大藏省”,后改名为“财务省”,下设有“银行局”和“证券局”。而保险行业原属于“银行局”属下的“保险部”监管。1997年4月到2001年3月间,日本经历了长达11年之久的“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危机,导致8家保险公司(7家寿险和1家财险)倒闭。
日本政府分析研究后认为,爆发于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对金融业的冲击威力不容忽视。在处理了日产生命保险破产案之后,他们认为,必须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当时,大藏省的官僚出现了一些丑闻,迫使政府对集权过重的大藏省进行清理整顿。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金融厅设置法》,将金融行业的监管事务从大藏省掌管中进行剥离,成立“金融监督厅”,直接隶属于总理府(现为“内阁府”)。为了保证该法律的执行,日本总理府(现改名为“内阁府”)公布了《金融厅组织令》、《金融厅组织规则》与《金融厅设置法》等配套实施。
1998年,经济形势日益昏暗,多家保险公司岌岌可危,接近破产临界状态的传闻频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在总理府下,设置了“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监督厅置于该委员会之下。金融监督厅成立之后,又有两家保险公司倒闭。2000年7月,金融监督厅改名为“金融厅”。以后的半年中,有3家保险公司倒闭。
此时的日本政府完全明白了,唯有将金融厅直接隶属于总理府,才能发挥最大的监管功能。2001年1月,日本政府撤销了“金融再生委员会”,将大藏省依旧管辖的金融事务全部剥离,统一由金融厅管辖,金融厅则直接隶属于日本的内阁府。此时,日本金融厅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非银行金融等进行全面和专业化的监管。
二、树立监管权威
日本金融厅的最高负责人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委任的金融大臣和副大臣。直接统领金融厅的是金融厅长官。金融厅共设有4个部门。一是审判官,担任行政处罚和行政审判等。二是企划局,负责金融政策、计划、市场管理、金融制度的制定、总务、人事、外事、福利福祉、会计等。该局下设总务课、政策课、企划课、市场课和企业披露课。三是检查局,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各种金融机构进行检查。该局下设总务课,审查课和检查监理官。四是监督局(监管局),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各种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该局下设总务课,银行第一课(主管的是主要银行、外国银行、信托公司等)、银行第二课(主管的是地方银行等)、保险课和证券课。日本金融厅成立以后,保险行业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状态,虽然倒闭的保险公司仅为8家,但对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保险公司倒闭的日本来讲,不啻是飞来横祸。如何做到既要妥善处理好倒闭的保险公司,又要有效维护好广大保户的切身利益,对金融厅而言,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日本金融厅不负众望,果断应对保险业倒闭风潮,妥善处理了8家倒闭保险公司的问题。保户的利益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没有发生因保险公司倒闭而引起的社会。日本金融厅还根据消费者的投诉,针对一些保险公司因实务操作失误,遗漏给付保险金的案件,打破“法不责众”的惯例,实施“依法责众”。2005年11月,金融厅了行政处罚命令,责令26家被罚的财险公司改善经营管理和停业整顿。2008年7月,金融厅对不依法合规给付保险金的38家寿险公司中问题比较严重的10家寿险公司,给予行政处罚,要求这些公司吸取教训,改善保险经营和服务质量。此举轰动日本全国。
结合我国保险监管实际进行深刻反思,有三点可供借鉴。一是监管机关面临保险公司出现的经营管理风险,与其“保驾护航”,不如“当机立断”,既要组织督导保险公司启动应急预案和积极应对,又要争取外部各方支持并采取果断处置措施。底线是不能将个体风险转变为群体风险,不能将行业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必须切实保护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监管机关内设机构设置和监管制度设计,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要坚持依法、科学和有效监管的原则,又要做到行为制约、权力制衡和方法制胜的有机结合;形成查处分离、审监配合和效能监察的工作机制,营造保险市场有序竞争和理性发展的内外环境,构建保险供需双方和信息对称交流的畅通平台,建立起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依法监管和依法经营的良性互动关系。三是监管机关针对保险行业出现损害行业和公众利益的违法违规问题,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既要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和清理整顿,又要达到以点带面、以案说理和以儆效尤的监管效应;要发挥企业内控和行业自律作用,采取教育警示、疏堵并举和综合治理的监管办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惟有如此,才能树立良好监管形象和权威。
三、提高监管效能
从日本金融厅的组织架构去考量,有人认为,日本金融监管采用的不是分业监管模式,而是混业监管模式。所谓“分业监管”是指一个行业就有一个监管机构。中国的金融业监管就是采用分业监管模式,金融三大行业中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
而“混业监管”是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非银行金融业,由一个行政部门进行监管。笔者认为,日本金融监管既不是混业监管模式,也不是分业监管模式,而是金融一体化监管方式。尽管日本金融厅全面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非银行金融业的监管,但其内部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职能分工,具有监管条理清晰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特征。
与此同时,日本金融厅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要求,特别是针对跨国金融集团的发展趋势,将金融行业市场主体和市场要素日趋渗透、互相交叉的综合经营动态纳入监管视野,实行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以及非银行金融业为一体的统一协调监管的策略。这既是东西方市场经济文化和智慧的融合,又是金融监管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对于日本那样成熟发达的保险市场,既可以发挥监管的协同功能,又可以提高监管的整体效能。
从日本金融厅的偿付能力监管去思量,有人认为,日本保险监管过于强调“规则监管”,甚至认为,监管当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问题,担心严格执行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一系列“规则监管”,会捆住保险公司的手脚。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仅反映了后金融危机的一种恐惧心态,而且反映了保险业界对偿付能力监管的一种认识误区。日本保险公司倒闭的原因,一方面是不注意承保、核赔内部风险控制,单纯追求业务过快增长,管理工作违规失范,导致由违规操作风险升级为不可承受的经营性风险;另一方面,是参与外部扩张投资不动产、关联交易和泡沫经济,造成投资亏损和股票价值缩水,导致决策失误连锁反应和交叉感染系统性风险。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强烈的规则意识和有效的规则监管。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有的保险公司就象一辆超速和随意变道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机动车一样,其后果可想而知。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9
一、建立内控机制的基本原则
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关键之一，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建立内部控制机制，是关系到内部控制能否真正发挥控制作用的关键。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下列原则来建立内部控制机制：
有效性原则。要使内部机制充分发挥控制作用，在各部门和各岗位得到贯彻实施，其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必须具有有效性，即各种内控制度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要真正成为所有员工严格遵守的行动指南。此外，执行内控制度不能存在任何例外。任何人（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不得拥有超越或违反制度的权力。
审慎性原则。内部控制的核心是有效防范各种风险，为了使各种风险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建立内部控制必须以审慎经营为出发点，要充分考虑到业务过程中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容易发生的问题，设立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控制步骤来避免和减少风险，并且设定在风险发生时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补救。审慎性原则是建立内部控制的最重要原则。
全面性原则。内控机制必须全面、完整，覆盖到各个业务环节和业务部门，不能留有任何死角和空白点。如果在业务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失控，即使其他各个环节控制再好，也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因此，只有坚持全面性原则，才能使内部控制完全发挥作用。
独立性原则。内部控制渗透到业务过程的各个环节，它控制的是整个经营过程，因此，与其密不可分。从整个业务过程来看，各个环节都是整个业务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在操作上有连续性；从控制上来看，各个环节的操作又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核查、相互控制的关系。因此，在建立业务过程内部控制时，要保持各个环节的相对独立性，即坚持独立性原则。同时，内部控制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必须独立于其所控制的业务操作系统，直接的操作人员和直接的控制人员必须适当分开，并向不同管理人员负责，在存在管理人员职责交叉的情况下，要为负责控制的人员提供一条向最高管理层直接汇报的渠道。
及时性原则。是指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改善要跟上业务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开设新的业务机构和开办新的业务种类，必须树立“内控先行”的思想，首先建章立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即使在金融创新的领域，也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或监管当局没有要求而不采取必要的控制制度，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业务变化的新特点，适时进行修订，保证不落后于形势。
二、巴塞尔核心监管原则的内控规定
巴塞尔委员会近若干年的几乎所有文件，都贯穿了加强银行内部控制的精神。
1998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各成员国经验和其早期出版物所确定的原则的基础上，针对银行失败的教训，颁发了一份旨在适用于银行一切表内外业务的《内部控制系统评估框架（征求意见稿）》。它“描述了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和各基本要素，提出了若干原则供监管当局用于评价银行的内部控制系统。”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内部控制活动应成为银行日常经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高级管理层必须建立适当的控制结构以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对各个业务面的控制活动予以规定。包括对不同部门适当的业务控制，对实物控制，定期检查遵守风险限额的情况，审批和授权制度。复核和对账制度。高级管理层在任何阶段都必须确保银行的所有领域遵守了事先制定的政策和规程。同时高级管理层应确保职责适当分离，职员不被委任相互冲突的职责。对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各个方面，应加以识别，设法改善，并密切监视。
二、内部控制的实施操作状况应该始终得到有效地监督。高级管理层应不间断地监视银行内部控制的整体效果。对关键风险进行监控应是银行日常经营的一部分，包括按要求进行单独评估。应由经适当训练、有能力的职员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有效、全面的内部审计。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监督的一部分，应直接向董事会或它的审计委员会以及高层管理人员报告。内部控制的缺陷一经查出，应及时向适当的管理层报告，并应立即得到解决。重大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
三、金融监管当局应适时对内部控制系统作出客观地评价。金融监管机构应要求所有银行，无论规模大小，都拥有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此系统应与其表内表外业务的性质、复杂程度以及风险相一致，并反映银行环境和状况的变化。如果监管机构认定银行的内部控制系统不充分（如未能符合本文件所包括的所有原则），即应对该银行采取措施，以保证内部控制系统及时得到改善。
三、德国典型全能银行制下的内控制度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其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德国的银行业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银行除了经营传统的业务外，还兼营保险、证券、投资等其他非银行业务。然而，银行的兼营业务与银行业务是分开进行单独核算的，所以政府对其监管也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如对保险业和证券业的日常监管，由联邦保险监管局和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来实行，而联邦金融监管局，则负责对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除外）实施监管。它们均隶属于财政部。此外，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州中央银行协助联邦金融监管局实行业管。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保险监管局、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既明确分工，又互相配合，构成了德国完备和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健全完善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长期以来，德国非常重视银行内控机制的建立，为了防范经营风险，各银行均都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体系和有关制度，主要是建立内都市计机构、风险管理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
1、内部审计机构。各银行一般均没有内部审计部，通过内部稽核。及时发现问题。银行所有权人可以监督经理人，以此实施有效的监管，防范经营风险。2、风险管理机构。银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银行董事会、市场风险管理部、各业务部门、审计部门都分别对风险负有明确的职责。董事长负责整个银行的风险管理，确定风险及其上限。银行每天通过数学计算的方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超过了规定的风险上限，董事会将马上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都是银行专门负责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衡量市场风险的指标，对各业务部门进行检查、监督，随时提供风险信息。同时，建立一些数学模型来预测和计算风险。通过进行量的分析到质的定性，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各业务部门要预测本部门业务范围内的风险上限，定时进行检查，发现风险及时采取措施，并向风险管理部报告。内部审计部门则通过每天计算风险情况。对当时风险所处的状态报告有关部门和董事会。
3、证券监察部。德国1995年实施《证券交易法》，并成立了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为了配合实施《证券交易法》和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的有效监管，各银行都依法成立了证券监察部，具体负责对本银行证券经营业务活动的监督。
德国金融监管在内部控制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四只眼原则”（也称双人原则）。也就是业务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在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颁布的《对经营金融交易的信用机构业务管理的基本要求》中“，详尽地层示了这种”分而治之“的原则。在《基本要求》关于操作程序的监督与牵制中规定：各项交易活动必须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一线交易，二是后线结算，三是会计审核，四是监控。最低要求是一线交易与其它职能部门要分开，即使是交易管理人员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在一个职能部门中，相关但不同的工作要有不同的人员做，以确保相互的业务监督牵制。使用自动数据处理系统时，要有相应的程序来保证实施监督数据处理系统中输入人员要与交易、后线结算分开，会计审核要与业务监控人员分开。任何数据内容的修改，由处理系统自动记录在案。为控制与交易业务相关的风险，每个业务部门必须建立一个用于测量和监控风险头寸和分析潜在亏损风险大小并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系统。风险控制人员要与一线交易人员分开，头寸权限由管理人员授予，交易产生的风险要及时得到监控，要有一名管理人员专门负责风险控制和管理工具，并且他本人不介入每天的前线交易。
四、美国分业监管下的内控制度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十分注重银行业的内部控制工作，其对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组织计划和在业务中采用所有协调方法和手段，旨在保证资产的安全、检查其会计资料的精确性和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喜励坚持既定的管理政策。这一定义大大扩展了为部控制的范畴，它把内部控制的职能延伸到与会计和财务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职能中。其内部控制不仅仅是对人员、风险、从业范围、制度和工作程序的监督管理，而且是一个包含了预算控制、标准成本、定期经营报告、统计分析等在内的内部控制与稽核相统一的系统。因此，银行稽核取能的发挥是评价其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尺度。
1993年5月11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批准了执行“1991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第十二条中的内容。要求银行就其内部控制和守法情况以及经稽核过的财务报表档案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储等管理机构报告，这些银行应设立由独立的外部董事组成的稽核委员会。大银行和稽核委员会中至少有两名成员要具备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管理经验，并且这些成员不能是该银行大客户中的雇主或雇员。
美联储要求银行内部的稽核审计人员负责监督银行在会计、经营和管理等方面是否健全和适当，以确保这些方面都正常运转，使银行资产免遭损失；同时，内部稽核还负有帮助制定新的政策和程序的义务，还应督促银行遵守法律法规，对现行的监控政策及程序有效性作出评价。为达到这一要求，美联储对银行内部稽核进行检查时。着重从内部稽核的独立性，内部稽核员是否称职、内部稽核的充足性和有效性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了内部稽核的功能。从其工作程序、业绩，尤其是专业人员素质这些非常细致入微的指标检查中，促进了银行业极其重视风险的内部控制，因为，一旦美联储认为某银行内部稽核报告不可信，那么，该银行的内部稽核工作在联储的综合评级中将处于极低等级，这对该银行的经营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迫使银行重视内部控制，由此来实现金融监管的精神实质，把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五、我国银行建立内控制度的基本要求
从我国目前银行业内部控制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应在内部控制制度的确立上体现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健全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创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实施内部控制，首先必须在制度上有保障，各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应结合自己的营业特点，在各个岗位、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上建立严格而具体的内部按制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的工作特点建立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相互核查制度也应构成内部控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每一环节在完成自身业务的同时，也是在进行对上一环节的检查，这样可以减少工作差错，防弊堵漏，及时纠正错误。
（二）部门岗位职责的适当分离，这是内部控制独立性的基本要求。合理的职能分工和责任分离能够使各部门，各岗位工作人员各尽其职，同时，由于一项任务不可能由某一个人从头至尾地完成，保证了各个工作环节相对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有利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这也符合巴塞尔有效核心监管原则第14余“职能分离”的要求。因此，金融机构在业务运营过程中应当对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度。如实行对货币、有价证券的保管与账务处理相分离；重要空白凭证的保管与使用相分离；资金交易业务授权审批与具体经办相分离，前台交易与后台结算相分离；信用的受理发放与审查管理相分离；损失的确认与核销相分离；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技术人员与业务经办人员及会计人员相分离等。
金融监管的核心篇10
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渐紧密。银行业的日益国际化及其金融创新的日益深化，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空前繁荣，同时也潜伏了巨大风险，从而提出国际银行业监督的有效性问题。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为加强成员国的审慎监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所的重要文件及文件中提出的各项原则、标准和建议也成为各国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标准和指南。1997年9月，该委员会颁布《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CoreprinciplesforeffectiveBankingSupervision）即《巴塞尔原则》（BasleCoreprinciples），作为发达国家近百年来银行监管的先进经验的总结，及巴塞尔委员会多年来在银行监管领域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的汇集，该文件系统阐述了有效银行监管体系必备的原则及其可采用的手段。在该文件中对银行机构设定的许可程序及其审批标准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再加上巴塞尔协议中针对跨国银行市场准入的有关文件。如1983年《银行外国机构的许可》，1990年《巴塞尔协议的补充》以及1992年《巴塞尔最低标准》等。这些文件共同构筑了防范跨国银行金融风险的重要防火墙-跨国银行的市场准入法制。
加入wto后，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及我国与一些金融发达国家的双边协议，我国金融服务业将加大对外开放。到2001年6月份，中国境内已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一百九十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一百五十八家，在华总资产达四百一十点四亿美元，外汇贷款余额一百四十三点二亿美元。[2]如何进一步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加强对外资银行的法律控制，已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法律控制，主要体现于1994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于1996年4月作了修订和补充。（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和《细则》），该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是适应我国逐渐开放金融市场战略的产物，而且其内容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外资金融机构行为虽有一定的约束和监督，但其监督力度远远不够。[3]无法适应加入wto后情势的需要。现根据wto的规则和中国的承诺，我国正清理、修订、完善金融领域里的一系列国内法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规即为其中重要的一种，并即将出台；而以《巴塞尔核心原则》为代表的巴塞尔协议，设置了一个国际公认的、公开的统一国际监管标准，为各国之间求同存异，在金融监管方面达成协调一致提供了基础。中国金融业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需要自动接受巴塞尔协议。因此，借鉴《巴塞尔核心原则》的规定，总结我国金融服务开放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及时制定和修改有关法规，形成对外资银行规制的正式法律文件，乃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立法的必经途径，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准入法制进行探讨。
一、界定被监管对象
巴塞尔核心原则要求，有效银行监管必须明确界定被监管对象，包括明确规定已经获得执照并接受银行监管的各类机构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并严格控制“银行”一词的使用。[4]
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准入而言，对被监管对象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可以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投资主体的法律资格，其二，外资银行可以采取的法律形式及其开展业务的范围。
我国对于可以设立外资银行的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法律条件未予以明确。首先，依《管理条例》，欲设独资、合资银行的申请者须为“金融机构”，而何谓“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细则》皆未能明确，直到1996年月月人民的《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方对此作了界定。[5]而该办法是一个专门针对代表机构的行政规章，它的解释应局限于代表机构设立者，如此宽泛的“金融机构”可获准设立代表机构，但并非都可设立独出心裁资或合资银行，故法律规定有缺漏。立法中存的另一个问题，是申请设立分行者主体资格又如何？未见规定，似是不言而喻，乃专指外国银行，但银行是否一定要是商业银行？各国对银行含义与范围界定并未明确，有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金融百货公司”和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管理。现行规定并未明确，对兼营证券的金融银行与银券分离的狭义商业银行是否可开设分行。我国应补充有关标准，将可设分行的外国投资主体界定为外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以不超出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业务范围为限，这样既可回避各国关于银行定义的诸多分歧与混乱，又能使分行的母行与我国可设分行的商业银行适用同一个审查标准，以保证分行间平等竞争。这也符合巴塞尔协议的目标之一，即统一国际监管标准，使国际银行在同一监管水平上竞争。
二、许可标准与持续监管标准一致鉴于在一些国家，对银行的许可发照和持续监督由不同的部门负责，《核心原则》强调，有效银行监管不仅应当建立明确而客观的许可标准，而且还应保证许可标准与持续监管标准相一致。这样，当一家既存机构不再符合标准时，就可据此吊销其执照。[6]
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大致分两种模式，即单一监管模式和多头监管模式，中国基本上是单一监管模式。由中央银行集中行使监管权力，其合理性在于，央行实行垂直管理的庞大的分支机构是实现金融体系监管的有力保障，[7]同时也有利于保持许可标准与持续监管标准的一致性。但我国现行规定欠缺对许可及其相衔接的持续监管这一动态过程的规制。因此，应在我立法中借鉴些规定，以求得对外资银行的许可与持续监管相协调。
三、严格许可定审批
《核心原则》要求，发照机关必须有权制定许可标准，并拒绝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申请，许可程序至少应包括审查银行的所有权结构，审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经营计划和内部控制以及审查包括资本金在内的预计财务状况等。下面具体分述之。
1.审查所有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