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1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要有全局视角，首先要从基层开始。基层是党和国家的执政之本、稳定之基，如何通过“治理体系”建设强化基层执政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重要任务和艰巨挑战。
结合当前各方面情况来看，影响基层稳定的重要体制因素在于基层政治的整合能力，体现为基层政治资源的整合能力。政治资源能否得到有效整合，是社会安全稳定、民情畅通和谐、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党和国家长期稳定的执政之基。
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国有与集体经济、城市单位体制、农村公社制以及群众路线等发挥了重要制度依托作用，基层权力与社会资源得到了较高统筹与整合，保障了党和国家执政之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组织结构也随之瓦解，与商品经济彻底改变了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则强化了资源分配碎片化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基础和经济总量偏弱、偏低，但人民利益相对易于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党和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干预和治理能力却相对不足。
面对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分配碎片化的局面，治理能力之所以表现为相对滞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党和国家政治资源整合能力的下降与整合机制的缺乏。伴随着分权化、社会化、市场化、民主化等一系列发展趋势，基层政治整合能力受到挑战。如何提高政治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整合能力、促进政治整合机制创新，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基层政治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开启了新的政治建设历程，主要路径是通过民主制度供给培育新的政治资源，他们不仅包括原有的基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举，还产生了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方面的实践一直延续至今。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策的兴起，强化服务和管理供给成为解决社会资源整合的另一路径，例如“服务型政府”和物业管理的兴起，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反映了这一时期执政党对基层政治资源整合路径的战略思路。
近10余年来，中国许多地区兴起了参与式民主试点，包括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工资协商，标志着这一领域的深化发展。
以上路径探索为政治资源整合积累了宝贵经验，但问题也十分突出：民主制度供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局部的利益整合（城市业主和农村居民），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成为社会维权和抗争的途径；服务和管理供给的路径，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提供，但是单一行政供给往往导致社区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更重要的负面效应在于它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储备，抑制了社会参与和创新。
综合这些方面，可以发现：所有现有机制都是重要的政治资源，问题的关键是，缺乏一个针对基层政治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统合、协同机制。
此外，在原有政治资源基础上，还产生了潜在的政治资源，这就是新兴的社会组织。在许多地区，社会服务类组织茁壮成长，发展很快，但是由于缺乏政治资源的整合机制，导致政府服务供给与社会供给信息严重不对称，不能有效利用这些社会资源，甚至不乏有将这些资源推向执政对立面的现象，教训深刻。显然，如何将这些新兴社会组织资源转变为有利于巩固执政和基层稳定的政治资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综观今天中国各地的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围绕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中国正在开展一系列目标指向建立和完善基层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其中，地方党政决策者十分注重基层政治资源建设，除完善原有政治资源外，还在地方人大、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等各方面开展实践探索，但如何从全局视角，加强基层政治资源的整合与统筹，仍是制度创新的难点。
在有些省份，围绕社区化管理，有针对性地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各类服务中心为平台，以居（村）委员会为自治主体、社区议事委员会等为流动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无疑是对这一领域改革重点和难点的积极回应。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2
今天在XX市专门召开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务虚会，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XX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分析面临形势任务，研究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措施。
大家知道，上海召开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上半年全市举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专门用4天半时间，针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对各县市区组织部分管副部长和业务科室负责人进行培训，可以说这次培训班对做好新时期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XX市委高度重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XX书记多次深入城市街道、社区、两新组织调研。XX部长在今年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上要求“要研究制定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构建城市大党建格局，形成共驻共建管理体系”。XX省的要求，XX市委的部署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需要我们紧密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上午，XXX同志传达了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精神。我们也对应安排XX个示范县区市组织部部长都作了交流发言，大家的发言材料我也提前作了学习，总的感觉，各地在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方面热情比较高，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思考，做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城市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二是探索推进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融合共建，街道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认真落实今年组织工作重点任务要求，基层基础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四是积极改革创新，在加强街道社区自身建设，干部队伍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要继续创新完善，不断改进提升。
下面，结合大家发言和各地实践，我就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指出，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是各级党委工作的两大阵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的基础性、战略性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作为示范市，更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城市基层党建的思想行动自觉。
一个是，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鲜明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号召全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随着城市改革发展，党建工作的环境、对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填补了以往街道社区党建空白点，增加了覆盖广度和深度，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引领基层治理、服务各族群众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城市基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使党在城市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
另一个是，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变化新挑战，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城镇化进程提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加速转型。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物业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把城市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基层党建强，基层治理就强;基层党建弱，基层治理就弱。必须把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摆在重要位置，补齐短板、强基固本，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奋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二、转变思想观念，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规律特点
指出，要用更加开阔的视野谋划基层党的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效应。上海会议后，按照XX市委的部署要求，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在人员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调研和掌握的情况来看，大部分还没有完全转变观念，工作上的实质性变化和进展还不明显。作为示范点要通过学习和实践，切实加深对城市基层党建的理解，更新观念，把握特点，找准抓手，取得新成效，当好排头兵。
(一)牢固树立新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才能有效跟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又再次进行强调，共有三句话。一是“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这句话高度凝练指出了城市基层党建系统建设整体建设的本质。二是“城市基层党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党组织是这一工程的主体架构”，这句话点明四级联动是贯穿和主导城市基层党建的主体架构。三是“与街道社区党建相比，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极大丰富和拓展，更加注重全面统筹，更加注重系统推进，更加注重开放融合，更加注重整体效应”，这句话简明扼要指出城市基层党建和街道社区党建的区别。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基层党建进行界定和阐释，要深刻理解把握，及时转变思路观念。
(二)正确把握新特点。从我市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呈现出几个鲜明特点。一是政治功能突出。城市基层党建始终围绕形势任务要求开展，发挥城市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各类人群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二是组织架构立体。城市基层党建不仅有传统的市、区、街道、社区“树状”组织架构，扁平化的横向组织也在快速构建，横竖组织之间交叉互联、立体呈现。三是整体效应凸显。城市基层党建各类组织、各类人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联结，运转起来是一个整体系统，需要全面统筹、系统推进。四是共融共享共促。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城市基层党建为联结，开放共融、互联互动，共享优势资源，共同促进提高，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五是集约便捷高效。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充分运用，信息渠道互联互通，网络互动交流、大数据挖掘利用等，推动党建工作、基层治理、群众服务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三)积极展示新作为。当前正处在从街道社区党建向城市基层党建转变的关键节点，面临很多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新使命要有新担当、新作为。一要大胆解放思想。着眼全域党建理念，切实转变街道社区党建思想，以系统思维来看待城市基层党建，牢固树立系统建设整体建设观念，及时转变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适应。二要敢于攻坚克难。针对影响和制约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和发展的各类因素，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找准找实问题，实事求是提出解决思路和措施，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城市基层党建不断发展。三要勇于先行先试。要明确城市基层党建发展方向，强化顶层设计，高标准、高起点谋划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保证各项部署安排既符合当前工作实际，又适应长期发展需求，切实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带动作用。
三、把握目标要求，奋力开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局面
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XX省明确提出，要深化探索实践，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在全市专题培训班上，XXX同志明确要求，XX作为全市示范点，通过一年努力，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街道改革要有实质性进展，一定要改;第二，互联互通、条块结合的机制要基本建立;第三，四级联动体系要完善，要真正用起来，社区职业化队伍建设一定要有初步想法，至少要推。同时强调，这也是今后全市调研的重点方向。我理解，就是要适应新变化、贯彻新部署、落实新要求。
(一)稳步推进街道体制改革。按照XX市委要求有序安排部署。作为示范点更要抓住机遇，适时启动街道改革工作。要认真学习借鉴上海经验，进一步给街道明责、赋权、增能，调整优化内设机构，一是优化街道内设机构。按照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原则上，根据实际优化机构设置，统一设立党建办公室，配备抓党建专职副书记。二是推动街道职能转变。取消归并不合理职能，让街道聚焦“抓从严治党、抓基层治理主责主业。三是赋予街道相应职权。如：街道对辖区内突发事件相应的处置权、事关群众利益和重要项目的建议权、城市区域规划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权、相关职能部门派驻机构履责的督办权、相关人事任免使用及考核的建议权。这些措施大家可以研究，有些可以直接运用，有些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总的原则是，要确保街道权责对等，有职权、有能力协调各方、维护稳定、服务群众。
(二)建立互联互通条块结合机制。打造多层次、融合式组织架构，把区域内关系互不隶属、层级高低不同、领域多元多样的各类组织连接起来、统领起来，着力构建目标一致、协同运作的利益共同体。一是观念上要强化共驻共建。发挥党组织的纽带作用，倡导“同一屋檐下、都是一家人”的家园意识，引导各领域党组织打破行政壁垒，拆除封闭藩篱，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共抓维护稳定、共抓基层党建，共商区域发展、共同服务群众，实现互融共通、合作共赢。二是体制机制上要坚持双向用力。赋予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实质性内容，坚持双向压实责任、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双向管理重点企业、双向评价干部这几个有效抓手，大力推动条块结合，加强协调性协同性。三是方式方法上要落实开放共建。以组织共建、稳定联保、资源共享为纽带，采取街道与驻区单位签订共建协议，街道主动提供服务，驻区单位积极开放资源等办法，推动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整合起来、集约起来，发挥最大效益。
(三)健全系统高效联动体系。着力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体系，把四级贯通起来、联动起来，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各地党委要把关定向，履行主体责任，负责总体规划和全面指导，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县市区党委是“一线指挥部”，要履行第一责任，负责提出思路和整体推进，推动工作落实。街道党工委是“龙头”，要履行直接责任，负责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精心组织实施，统筹抓好社区党建、驻区单位党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社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要履行落实责任，负责组织动员和管理服务，落实各项任务。要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责任落实、任务落地。
(四)加强社区职业化队伍建设。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关键在人。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对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至关重要。近年来，XX市坚持每年为XX名社区人员解决事业编;采用同工同酬的方式提高社区非在编工作人员待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举措。要进一步激励广大社区干部新担当新作为，把社区工作者队伍纳入各地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明确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考核等具体措施，为社区发展撑起一把“人才伞”;要建立分层分级培训体系，加大培训力度，鼓励支持社区工作者通过培训和考试取得职业资格，不断提高专业化能力水平;要探索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通道，通过设立岗位等级序列、定期调岗调级等办法，让社区工作者发展有前景、进步有渠道，使他们真正安心社区、扎根社区、奉献社区。
四、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示范市既要有荣誉感，又要感到压力和责任，要加倍努力、勇于探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一)坚持高位推动，强化责任落实。责任压得紧，任务才能落的实。城市基层党建涉及面大，是系统建设整体建设，各级党委是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示范点建设成效好不好，党委和党委书记重视是关键，特别是党委书记，一定要知责履责、尽心尽责，牢牢地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抓在手上。大家要主动向党委书记汇报，引起重视、取得支持，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二)坚持协调联动，注重形成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有新气象新作为。组织部门要牵头抓总，制定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分工，明确人社、民政、财政、工青妇等部门职责。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作为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各部门参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积极性，合力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建立完善情况通报、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等工作制度，对工作不力的严肃问责。
(三)坚持探索实践，及时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工作有效推进的过程。XX同志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上提出的问题，我们考虑示范点要带头研究破解，既要研究普遍共性问题，也要突出城市特点合理分工、有所侧重。要重点在破解推进街道社区、单位、行业党建互联互动，街道社区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共享问题上加强探索实践。重点在破解城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强化街道社区领导核心作用上用劲用力。争取形成一批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理论、经验成果。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3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著《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以及必须对来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注：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基奥格·齐美尔、拉尔夫·达伦多夫等，均具有该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性（注：亦可称之为国家权力的共享性，即国家权力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不再为某一阶层所独占。）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的话，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的过程，输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扩大政治团体的数量，使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人民政协应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种不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但是，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具有直接领导的关系。中国既不存在议会内阁制中政党组阁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存在三权分立下的最高行政首脑直选产生的制度和机制。国家其他机关均从人民代表大会中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发挥自己领导作用的关系。从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权的偏爱已成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党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契机，调整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由直接转为间接。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4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十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成果，是党在社会主义治理道路上长期探索的经验总结，标志着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表明我们党治国理政视野的开阔、治理能力的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构建必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界定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内涵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解其内涵首先得理清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及制度机制运行的内在机理。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
对于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种权力依法运行的过程，有的认为是一种建构基层的方式与手段，或者认为是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观点都涵盖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核，即将基层的一切活动纳入法律的话语体系中。笔者认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指坚持在法治型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引导基层自治组织依法治理，内化法治理念，规范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体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基层政府、社区和农村自治组织法治化建设的过程。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内涵
在社会学中，机制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长效机制就是能保证事物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实现最佳效果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带规律性的最佳模式”。[1]因此，所谓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就是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把法治化建设纳入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一切事务中，以“良治”为目标，促进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环体、治理路径等实现最大效用的运行体系和作用原理，它是贯穿于基层治理法治化全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各种因素的本质联系。
（三）基层治理法治化与长效机制之间的关系
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就是要体现制度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特性，使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推动基层治理工作深入有序地开展。没有好的制度，达不到“制度化”，没有好的制度执行力，达不到执行的“规范化”。唯有更加自觉并善于运用法治这个集中体现现代化治理本质要求的思维和方式，才能保证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概括地讲，基层治理法治化为长效机制构建指明了方向，长效机制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保障，二者耦合于基层治理范式的现代化转型。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基层治理法治化自身的特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发展要求对长效机制构建提出了必要性：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意味着此工程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要相互协调推进，从横向来看，基层治理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要纳入法治轨道，从纵向来看，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一个将国家政策内化为基层群众行动指向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系统性、长期性就决定了完备、稳定、规范化的长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二）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抓手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文化基因隐含的潜在困境；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附加困境；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新困境。新旧困境交织的复杂社会环境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以下问题：治理理念“表面化”、治理主体“模糊化”、治理民主“形式化”、治理路径“口号化”、治理方式“即兴化”等，这些困境和问题既为基层治理向法治化转型提供了必然选择，也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提出了现实要求。
（三）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提升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引擎
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的提出既是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的回应，也是对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路径探索。制度是政策实施的保障，将国家战略部署落实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并且是相应的长效运作机制才能有效地整合基层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规范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重塑社会秩序，形成基层社会共同推进治理法治化的良好局面，从而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总体进程。
三、目前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存在的问题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当下一个热点也是重点话题，不少学者针对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或机制构想，进行了有益探索，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
（一）对长效机制认知程度尚浅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当前国家从上至下达成的共识，尤其在基层法治化建设的实践相当活跃，但如何从整体上落实基层法治化建设的目标，如何为此目标的实现构建长效机制，是当前基层面对的挑战。由于基层各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基层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工程或突发性建设等现象不在少数，一时的成效不能代表整体的成效，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除了提升法律意识，还需要胸怀格局意识。
（二）制度规范让位于“即兴式”举措
根据国家法治目标的指示，基层治理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法治实践，营造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氛围，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举措，激活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活力，但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碎片化”特点。在实践的基础上要遵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理论”的原则，将科学性举措提炼成完善的制度规范，避免“人存政举，人走政息”的后果，从长远角度系统性规划基层法治建设的持久力。
（三）长效机制构建内容带有模糊性
制度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失衡的强力支撑，因而制度的构建首先应基于对基层现实社会问题的准确评估，根据基层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寻求基层治理法治化实现的问题意识。但在实践中制度的构建内容往往带有盲目性，缺乏实地调研的精准性、全面性，这不但削弱了制度的功能属性，也制约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实施的整体效能。因而，完善长效机制的构建内容迫在眉睫，具体应从构成治理法治化体系的每一个要素入手。
四、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完善策略探析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一个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系统，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
（一）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实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的建构要从传播主体、传播过程和外在环境三个方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在传播主体定位机制方面，按照其各自功能与职责的不同，将其分为三重功能维度的主体：“决策―导向”主体、“阐释―深化”主体、“传播―普及”主体[2]；在传播过程方面，要注重传播认同机制的构建，目的是培养积极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人生哲学”[3]。从传播外在环境看，还需从政策、人才队伍、财政等方面构建保障机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旨在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使基层干部到基层群众都能将法治理念内化于心。
（二）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监督机制
基层治理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整合基层多元主体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基层法治化治理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主人翁作用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在制度上明确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社会组织等各治理主体的责任与权力范围；其次要完善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机制，尤其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提升各个组织间的协同合作能力；最后，要落实基层监督机制，形成有效的监督态势，解决社会监督、行政监督乏力的问题。
（三）构建法律法规建设与运行机制
提升基层各治理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治理能力，除了普及法律知识外，完善法律法规是关键。由于当前基层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不规范、滞后性等缺陷，不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也引发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因而地方人大、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加快完善基层法律法规、乡规民约等的建设与运行机制，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构建法治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机制
法治指标体系是指用以反映法律制度本体及其相关各类要素运行状况的结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有机统一为表征，用以判断评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化进程的一种计量、评价逻辑结构系统。[4]科学构建法治评估考核机制是衡量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制定、实施、成效等科学性的重要参考标准，能够及时修复不完善的体制机制及治理工作的具体内容、合理配置基层资源、及时回应群众的生活期待，从而保证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常态化。
（五）构建吸收借鉴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目前已取得一些成功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恩施市“沐抚”经验，将“层级调处”和“法律援助”相结合，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模式，“党建+宁波模式”等，虽然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治理方式的特殊性，但成功经验会提供新的切入点或示范意义。因而，基层在突出地域特色，用底蕴彰显内涵的同时，还应借鉴其他区域的丰硕成果，这就为吸收借鉴机制提供了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林建成，安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探析[J].理论学刊，2015（3）.
[2]张雁.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5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6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记录了党的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进展，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学习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权威教材。
以学促知，扛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重大责任。要做到学深悟透。深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并结合第一卷、第二卷学xxx行认真思考、融会贯通，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狠抓委员和机关干部的学习培训，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上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知促行，发挥协商民主专门机构重要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协商议政。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服务市委“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为工作主线，以主动融入**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履职重点，精选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围绕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深入调查研究，专题协商议政。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强化监督。人民政协根植人民、服务人民，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疫情防控、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扎实开展民主监督，促进民生改善。搭建平台营造氛围，集思广益。要正确处理好“在”政协协商和“与”政协协商的关系，着力加强协商平台建设。既要听委员的诤言良策，也要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遵循规则、有序协商，体谅包容、真诚协商，努力营造既敢于直言，又善于纳谏的协商民主氛围，让不同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最大向心力。
知行合一，致力建言资政凝聚共识重要工作。树立一线思维。人民政协处于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是党和国家一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改革的精神、饱满的激情，勇于担当作为，认真履职尽责，切实把履职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双向发力。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要把协商作为主要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要把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作为主要工作方式，全力支持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使之成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强化责任担当。政协委员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完成好“委员作业”，担当起委员责任。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有力举措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和最新教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向领航之作、立根铸魂之作、守正创新之作、砥砺奋进之作。
学深悟透，推动学习工作在政协系统全覆盖。增强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把学好用好第三卷作为政协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重点学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学、思、讲、研”并重，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有力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守初心，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抓好政协各项工作必须首先抓好政协党建工作”的理念，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层层压实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全面提升政协党建质量和水平，实现“两个全覆盖”，切实做到“党委有号召、政协有行动，党委有部署、政协有落实”。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担负起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对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各界人士的智慧与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自觉对标对表，提高协商能力和水平，在坚持中发展、在巩固中完善政协制度，努力将人民政协建设成为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学以致用，全力助推**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学用结合中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就是要发挥政协优势，全力助推**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市政协将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对宜宾的新定位新要求，按照市委五届九次全会作出的“加快建成**地区经济副中心”部署，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市委确定的十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确定的一号提案《关于以三江新区建设为突破口，全方位融入**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肯定，同一课题的重点调研工作也在同步开展。同时，积极参与川渝省市政协协力助推**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0年重点工作中的相关调研等活动，提交《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科创走廊的对策建议》；将与泸州、自贡、内江和重庆市江津、永川、荣昌、大足共同组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政协联席会，协力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促进长治久安
系统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于准确理解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在涉藏州县基层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夯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基础，促进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助推构建治理格局为着力点，努力当好基层社会治理“参与者”。社会治理重在基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来，助推基层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既是任务，也是义务；既是本分，也是本职。涉藏州县政协要把助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夯实党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以长治久安为目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党中央和省委、州委各项部署要求，着眼于完善依法常态治理机制等治理举措，采取调研视察、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履职形式，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想“法子”、出“点子”、谋“招子”，积极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以助推增强治理能力为切入点，努力当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者”。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要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第一责任，将广大农牧区作为履职“主阵地”，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宗教和睦和顺为重点，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坚持在关键节点、敏感时段和重大问题上，主动作为、积极发声、传播正能量，协助党政多做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解疑释惑的工作，引导各族各界牢树“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意识，助推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努力促进涉藏州县社会持久和谐稳定。
以助推提升治理水平为关键点，努力当好基层社会治理“推动者”。基层是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是社会治理最深厚的支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结合，方能提升治理水平，达到治理预期实效。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广大群众，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政协的根基在人民群众，必须贯彻落实履职为民理念，推进政协工作服务于基层群众，搭建起“有事来商量”平台，探索推动民主协商进乡村、社区等基层，通过基层协商会、民情恳谈会、交流座谈会等形式，凝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共识，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要坚持党建引领，积极依托联系群众广泛的优势，调研基层、问计基层、聚智基层，读懂“群众思维”、掌握“群众意愿”、挖掘“群众需求”，以政协之智激发基层社会多元共治的活力和动力，积极助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水平。
求真求和求实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展示了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路径遵循。
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贯穿始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价值观、世界观，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指明了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的方法路径。
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穿始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充分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人民立场，也鲜明指出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践行知行合一精神贯穿始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战略思考、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国防、外交等方面提出了科学的方法和务实的举措，有利于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实然和应然的统一，有利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不断发展。
通过深入学习，我感到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在求真、求和、求实上下功夫。
求真。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真，就是真心、真情、真议，讲真话。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专门协商机构，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突出“专门”二字。要充分依靠委员，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鼓励委员敢于直面矛盾、敢讲真话实话，真正做到建言建在关键处、议政议在点子上，提交高质量的意见建议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44-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在基层，重点、难点也在基层。因此，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与创新，是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攻坚性工程。在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中，基层治理是基础工程，基层党建则是基层治理的龙头工程。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社会治理结构变化对基层党建提出的新课题，以基层党的建设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创新基层党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变化提出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国已经逐步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革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我国的社会结构，无论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社区结构、社会群体结构，都在发生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变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基层社会结构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转化，组织结构也开始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及异质性特点十分明显。与传统的单位体制不同，基层社区从本质上讲，是以特定区域为单位、以特定公共利益为轴心而形成的新型组织体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出新要求。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战斗堡垒。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键在党，重心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看到，伴随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变化，基层党组织也同样开始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
在领导方式和组织设置上，由于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出现解体，借助行政和企业组织的纵向管理体制架构已被分解，基层党组织失去权力依托，可掌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日益减少，各阶层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依赖性明显减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向心力。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使得扩大基层党的组织工作的覆盖难度加大，基层党建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逐渐显现，一些领域出现党组织设置的死角和空白。
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上，许多基层党组织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管控”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习惯用传统思路和办法去解决矛盾、处理问题，不善于综合运用政策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民主协商手段、沟通交流手段来解决新矛盾，不善于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载体来解决新问题。权力资源流失导致许多基层党组织对多元利益格局下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无能为力，在推动经济发展、服务群众、整合利益诉求、惠及民富民生等方面难有作为，基层党建出现“空转”现象。
在组织管理和党员管理上，基层党组织设置因“条”“块”界限而引起“上下阻隔”“对接不畅”等难题，和其他组织缺乏沟通协作，没有形成基层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格局；社区流动党员的大幅度提升，增加了基层党员管理的难度，“口袋党员”“隐形党员”和“游离党员”等问题日渐突出。
综上所述，如何适应基层社会结构逐渐从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的客观趋势，以社区为单位，在已有党的基层组织框架的基础上，从战略的高度全面构建党的社会根基，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方式，以党建创新引领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党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基础，成为新的时展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
二、社会治理结构转型背景下基层党的建设的创新探索
以党建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新的时代课题，必须在不断探索中寻找最为有效的实践方式。“新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1]针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背景下基层党的建设滞后，在群众中凝聚力、影响力下降等问题，各地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无缝对接的新模式，形成了很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经验。
“社区共治共享共同体”的武昌模式。其党建创新的重心是落实基层党组织统揽社会治理的纵横责任体系。武汉市武昌区的做法是，在横向上，以“凝聚群众、巩固基础”为总体目标，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服务组织、群团组织等共同参与的“1+6”社区治理架构；在纵向上，建立“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纵向架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责任体系。“社区共治”开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多元参与、系统推进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两网融合互动”为基础的清河模式。其党建创新的重心是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有机整合起来。淮安市清河区的做法是，把基层党支部建在网格上，与全区社会治理网格融为一体，推进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两网融合”，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网格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具体要求是从纵向“沉下去”，建立社区党委、网格党总支、楼群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组织架构，层层划分党员责任区，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从横向“无缝隙”，在商户建立联合党支部，在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建立条线党支部，在房屋征收、项目建设等一线建立临时党支部，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发挥到各行各业。
“整合服务资源”为载体的北仑模式。其党建创新的重心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结合起来。宁波市北仑区的做法是，主动破解社会治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建立以区域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以和谐共建理事会为载体的“三位一体”新型社区化服务管理模式，同时挖掘辖区内各部门、单位、企业、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实现辖区内服务资源的整合优化，打造立体多层次的社会治理服务网络，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发挥社会服务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规范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深圳的“福田实践”、湖南常德的“3+n”社会治理模式等，都是典型的创新做法。虽然这些创新实践的形式各有不同，但其目标指向都是顺应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变化，改变传统基层党的建设的封闭性模式，核心是整合各种区域资源，形成以基层党组织领导的“互动共治”体系；其工作方式都是要将传统的以“加强自身建设”为主的党建行动逻辑，转到注重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服务为主”的运行方式。这些积极探索，对于推进基层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上述创新模式也同样面临着新的问题。首先，社会治理结构转型变化后，基层治理职能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必然要求对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出重新定位，职能定位不明晰，很容易重蹈“穿新鞋、走老路”“雷声大、雨点小”的老套路。二是基层党的建设缺乏长效机制。目前出现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普遍缺乏稳定性，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利于工作的常态、健康发展。三是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职责不清，权、责、能失衡严重，突出表现在权力小、责任大、能力弱，出现权力、责任、能力之间严重失衡的态势，为民办事的基础薄弱，难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些都对基层党的建设改革创新提出功能性、系统性和体制性的更高的要求。
三、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路途径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际出发，明晰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定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社会发展和服务群众的功能作用，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凝聚广大群众的“主心骨”、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一）转变治理观念，确立科学的基层党建理念
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首先必须确立科学的基层党建理念。科学理念是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实践创新是科学理念的实现形式。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但适应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变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的内涵却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通过领导方式的变化来实现。具体应在思想观念转变的基础上，确立三大基本理念：
一是实现“直接领导”向“维护权利”的治理观念转变，确立“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体地说，就是基层党组织要由传统的以领导、控制、命令为主要特征的权力领导，转变为以代表、维权、服务为主的政治领导，真心实意地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致力于对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劳动权、健康权、教育权、监督权、居住权等权利的维护保障，倾听民声、洞察民意、反馈民情、整合民利、民诉、化解民怨，以基层党组织的名义为群众鼓与呼，成为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以基层党建创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二是实现“经济型党组织”向“社会治理型党组织”的治理观念转变，确立“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具体地说，就是要对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职能作出新的定位，克服传统的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错位”观念，街道（乡镇）党委不再履行经济职能，主要负责社会管理和服务，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上海市委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考核指标和奖励，推动街道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
三是实现“管控为主”向“服务为主”的治理观念转变，确立“服务人民群众”的科学理念。当前，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要改善和保障民生。改善民生问题，不仅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2]周恩来说过：“领导党员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不同，党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感觉不到党在领导。”意思就是把“领导”转变为“服务”，把领导方式转变为服务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从“群众有所呼、党组织有所应”这一基础环节入手，按照党的服务宗旨体制化、职能化、长效化的要求，把改善民生、服务群众纳入党的建设的日常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经常性工作来抓，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构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体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真正形成以服务群众为导向，以群众参与为动力，以群众评价为准则的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工作机制。
（二）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基层治理的核心作用
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既是强化基层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和保证。基层党建体制创新的核心在于“整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以党的工作全覆盖引领和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以基层党建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体系重构，是以党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所在。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实现“全面覆盖”。要以基层党组织全面覆盖为目标要求，构建基层治理网络，统筹社区党政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群众资源，实现社区各方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使社区多元利益主体在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形成多元互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构建基层党的建设“全面覆盖”的社区治理结构。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实现“分类管理”。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城市管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城市社区的人口急剧膨胀，社区内党的组织日渐增多，党员数量快速增长，社区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任务日益繁重。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探索把社区传统的党员管理方式与新型的党员管理方式进行整合，理顺关系，形成分类分层管理的新格局。具体做法是依托具有一定规模、发展比较稳定的社区组织，采取单建、连建等方式，组建社会服务型、维护稳定型、文明建设型、创业带动型等各种具有相应功能类型的党支部，构建社区党员分类管理的新格局。
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实现“全面提升”。有效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是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的着力点。基层党组织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结合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提出的新课题，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为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载体。
（三）服务人民群众，构建基层党建工作长效机制
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基层党建就是要多做老百姓认同的事情，少做和不做老百姓不高兴、不认同的事情。”[3]以党的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关键是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核心，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党建工作，建立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使服务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实践表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在服务群众的地方创新，在社会治理的难点方面创新。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完善党员服务群众机制。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是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定位的一个重要转变。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就是要使基层党组织回归其社会属性，凸显其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基本属性，突破对官僚行政体系的依赖，强化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要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创新提升基层党建工作实效，探索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有效途径，更好地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搭建基层党组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进一步健全党群联系制度，构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普遍联系群众的网络，完善服务人民群众机制，开展体现人性化关怀的服务，真正形成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参与为动力，以群众评价为准则的工作机制。
建立民意诉求网络，完善利益诉求化解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历史遗留问题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基层社会矛盾的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明显增强。面对复杂的基层社会矛盾，基层党组织要树立正确的维稳观，实现从“维稳”向“维权”转变，建立源头化解的维稳模式，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构建群众诉求表达的多维立体机制，使不同群体的诉求能充分表达、平等协商，并能够得到及时快速合理的解决。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建立社会调节组织，完善利益诉求解决机制，使群众的合法诉求很好地得到解决，推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制度化、常态化。
四、基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目标的基层党建体系构建
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担任政治引导者、组织者和服务员等角色，因此，基层党建要在实践中解决好构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构建完善的基层党建体系，创新基层党建的体制机制，调整基层党组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鼓励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保障社会治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一）以基层党建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
2010年在上海调研基层党建工作时强调：“在新的形势下，要用更加开阔的视野谋划基层党的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效应。”[4]基层党组织要以基层党建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就要求基层党组织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综合运用法律方式、道德约束、经济条件、市场规律、行政命令等方式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管理与服务，从而构建起立体复合式、全方位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以往强调通过党政主导治理基层社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格局逐渐显现，单纯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治理社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基层社会治理也需要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如基金会、协会、民间慈善组织、社区互助组织等等。以往的社会管理是党通过行政力量来领导和管理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织往往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在管理过程中容易将党与群众的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很难做到群众利益的代表。同时，随着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仅仅依靠行政力量很难方方面面都兼顾到，如果有疏漏之处，就会直接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要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基层党建工作也应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和帮扶，而不是强调对社会力量的直接领导，从而实现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诉求。
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而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建工作便是两者契合的桥梁与纽带。“基层党建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党必须切实协调好领导社会与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党对于基层社会的领导，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体系便无从谈起。”[5]对于行政力量管理基层社会，我们党长期以来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维护了社会的维定与社会秩序的管理。而对于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我们党还是名“新兵”，需要经过磨合，才能探索出一套适合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基层党建工作不能只注重对行政力量的领导，更应该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引导，真正做到为广大群众谋利益、办实事。
（二）建立基层党建人才培养体系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努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6]要使基层党建适当并且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其中的关系点在于培养大批的基层党建人才。要建立健全基层党建人才的横向培养机制，使政府的职责、人才、资金均能下放到基层去，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基层党建人才交流平台与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使体制内的党建人才能够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实践锻炼；另一方面，也将基层党建工作中的优秀人才补充到行政机构的党建人才队伍中去。基层党建工作者往往都扎根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并且广泛地活跃于群众中，更是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并且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要发挥他们的特长与优势，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便会事半功倍。因此，要做到基层党建人才资源共享与流通，就要打破以往的行政框架和体制约束，要在基层党建人才培养上建立起一套具有长效性的基层党建人才培养体系，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基层党建人才培养体系的稳定性与流通性协调一致。
党政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党建工作重心下移，选派优秀的党建工作领导干部到基层党组织任职，适时组建党建工作帮扶对子到基层帮助开展工作，将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到基层党组织或非公企业党组织任职经历作为选用聘用干部的条件之一，应广泛地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将熟悉群众工作、懂得社会管理的骨干党员挂职到基层党组织，定期开展集中下访、驻点调研等党建活动，从而不断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力量。与此同时，对非公有制企业经济体或新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党务工作者，可以拓宽录用渠道，适当放宽录取的学历条件与限制，也可以不定期地将已在基层党组织工作，并且在党建工作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的基层党务工作者，通过民主推荐、考察测评、部门审核等程序充实到基层党建工作队伍中。要立足于基层党建工作，为基层党建工作搭建发展平台，从日常管理、晋升等多个方面在政策、制度上给予倾斜，将熟悉群众工作方法，表现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列入后备力量，通过内部流转、选任等形式将表现特别突出的党务工作者吸收到事业编制工作人员队伍中来。同时，为了维持基层党建工作队伍的稳定性，要建立健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基层党建工作者薪酬体系，基层党务工作者年收入要与相应的等级级别工作相匹配，并建立起相应的配套工资逐年增长机制，并可对连续两年位居前列的党务工作者给予物质奖励和“晋级晋档”的优先考虑，打造党务工作者事业发展的提升空间，保障基层党建队伍的稳定。
（三）建立面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党建责任制
基层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政治方向的保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建立明晰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建设、基层民主等在内的基层党建责任制，通过制度来界定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的工作，坚持责任导向，确保权责明晰。基层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级党委的部署和要求，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明确具体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重视基层党组织基础建设，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条件和保障。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要成为领导核心，把握方向，紧紧围绕基层社会治理这个中心开展党建工作，配套落实各项制度，使党组织范围及活动覆盖面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增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与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现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就要落实和开展好服务群众的各项活动，并且应该通过制定党建责任清单的形式固化和强化基层党建的服务内容，包括党员干部定期直接联系群众，面对面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增加基层党建工作的投入，开展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使基层党建成为我们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通过资源投入或政策引导帮助基层党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在党建责任清单中加大服务群众的内容，将自上而下的党建责任制转为由内而外的社会责任制，实现基层党建工作重心的转向。要把群众需求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议程和党员干部的努力方向，做到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做群众所需。
（四）以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共建机制。“把民主融入到基层党建的过程中，从而整合多元的社会力量。”[7]基层党组织要坚持以党务公开带动基层政务公开、企业厂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活动，领导和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基层党建带工作、带妇建、带团建，发挥基层群团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从而形成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合力。在新的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迫切需要对现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因此，要坚持不懈地引领基层各类组织和各支队伍充分履职、规范履职、诚信履职，推动基层各类组织和各支队伍实行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评议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方法。基层党建工作要将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民主、协商、平等、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拓宽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为党和政府履行服务社会职能补充重要力量，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实现社会多元共治的重要组织形式。所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广大群众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参与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在环境维护、调解邻里纠纷、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增强社会向心力等方面的突出作用，使得基层党建工作依托社会组织了解和掌握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依托社会组织递送公共服务，化解社会基层矛盾。当然，基层党组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必须坚持适度原则，要在尊重社会组织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搭建起基层党组织联系社会的桥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平台上，尽可能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创造条件，营造环境。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8
（年月日）
×××镇长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针对×××本地特点，采取有力措施，紧紧围绕法治×××、平安×××建设的总要求，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重点打击群众反响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和各领域突出乱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强调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之举，务必把这个基础夯实筑牢”。为开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镇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上下了大力气。但在工作开展中，我们也发现由于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员流动等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
一、×××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下辖1个社区、11个行政村、68个自然屯，面积237平方公里，在册人口2.21万人。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主要有以下四个难题需要着力破解:
1.人员队伍建设难。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存在干部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
2.治理方式创新不足。部分村屯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
3.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由于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服务水平较低，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还存在数量不足、方式落后等诸多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4.社会矛盾多发。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大、激化因素多，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刑事、治安、群体性上访案件，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
二、×××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充分利用“三会一课”、干部集中学习、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加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社会基层治理重点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提升村干部和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定义以及表现形式熟悉和了解，指导全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不断迈进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二是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始终贯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安排部署，始终坚持争取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注重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单等有效宣传教育形式，结合扫黑除恶、脱贫攻坚等工作，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
三是深入开展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争当贫困户、争要扶贫政策”、无理缠访、闹访、阻工、教唆、组织群体上访等影响文明乡风的不良行为。开展矛盾纠纷大化解，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明确化解时限及责任人，及时化解；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利用“七·五”普法、“送法进村、送法入户”等宣传载体，着力培育人人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突出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确保基层社会治理能够凝聚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强化依法治理理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充分发挥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开放性，确保了乡镇社会政治的稳定大局，有力保障了全镇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今后如何开展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既能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基础性保障，又能为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源头活水。如果基层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指引、组织保障和社会支持，黑恶势力就可能乘虚而入。一些黑恶势力起于基层，长于村社，和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息息相关。今后我们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边打边治边建，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要下大力气抓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筑牢防黑防恶堤坝，彻底肃清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歪风邪气。
一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筑牢基层“战斗堡垒”，首先要彻底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要推进农村党建工作与专项斗争的深度融合，对各级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特别是要选优配强居委村委党支部班子，发挥居委村委党组织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要压实政治责任，对认识不到位、发现不及时、打击不主动、整治不彻底的，进行责任倒查并严肃追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肃清黑恶势力的强有力战斗堡垒。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9
关键词：社会分层人格独立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人的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客观上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特定单一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束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同时也把它们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社会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社会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社会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成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程度。
2、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其中农民阶级占有绝对优势，保持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国家和集体生活的政治集合物，并且在政治社会上居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农民阶级由于受到认识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约不能够居于国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对象，都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现代化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第一，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纯农业劳动者队伍在缩小，商业服务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扩大；第二，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一支独特的力量。现今社会除了最富于和最贫穷的两个极点之外的社会群体绝大部分都处于中等或中等左右社会结构层次中，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但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相信这支队伍的壮大和兴起，将会有力地改变我国社会政治结构，为现代社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会阶层分化正逐步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最大成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解放，即实现了从“单位人”、“国民”到“社会人”、“公民”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封建皇权（地主阶级总代表）和对于国家（集体利益总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场因素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支配地位得以确立，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自主独立性，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独立”，使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国家政治的控制。产业工人、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既得利益阶层，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身份依赖程度大为减弱，农民从单纯的土地和狭小的农村天地束缚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崛起又创造了一批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树立了以才能和业绩为基础通过社会竞争和选择去服务社会和发展自我才是最为光彩的思想和意识，极大地否定了过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模式，更多地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利益分配和个人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公平条件和机会。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外生型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以国家的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各种政治力量。这一方面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新阶段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同时也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同时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对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政治领导地位。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造就了成长中的“市民社会”、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市场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亲缘关系的藩篱。同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在现阶段以及今后长期内还将面临一些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例如传统型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间阶层弱小问题、政治地位不一致问题、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正问题等等，对政治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1、政治参与的压力有利于加快我国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参与热情，同时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这种要求是通过合法的集体的渠道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目前，我国社会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有了积极参政的要求，拥有了一定政治权利和地位后企图寻求进一步拓展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诉求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如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的不满，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我们只有积极回应这些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而不是消极压抑他们的政治诉求，积极稳妥地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合法途径有效的引导各种政治力量走“协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才能使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2、价值的质询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现实。同时在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国产私有、卖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现代化的“预期值受挫折”，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原动力，而这些热情和参与是带有相当“非理性化”或者破坏性意味的。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将势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3、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是所有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总称，是在本质上排斥国家公共权力介入过多的社会组织状态。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组织的成长，因为公民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形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对抗，防止“暴政”。虽然我国社会公民意识由于封建历史较长等原因比较滞后，民间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成长壮大，全国性区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能，初步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分享权力、分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发挥了社会非政府中介组织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进一步凸现，造成了政府摊子过大，权力过多，服务水平过低的困局。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需求和政府供给能力的不对等使社会对于“全能政府”提出质疑，必将使国家对公共权力的分配进行再分配，市民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些将会使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分层变化，努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阶层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必须要将这种良好发展的格局持续的延续下去。
1．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且为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一定措施，积极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现阶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力行业的过高收入政策壁垒，通过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地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应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2、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治沟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是指对政治信息的接收、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两者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参与和民主化成正相关的关系，与政治稳定是否正相关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与创新能力。政治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与成功，而这个交换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来进行的。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愿望，这时就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了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现存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建构。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积极探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使这些机构发挥应有的技能和优势；其次要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之类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应当极力推行村民自治、乡村自治，使基层民主得以切实实现，使基层问题在基层得到合理解决，防止基层小问题影响国家大战略；第三要建立起决策听证制度和广泛的征询群众意见、专家意见，政府信息要公开透明，公共信息及时，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积极性，改变过去政府关起门来搞“统治式”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的开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积极发挥现代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使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真正成为政府和民众实现有效沟通的桥梁。
3、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营造理性、和谐、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贯穿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实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十分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我们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知道，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的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政府—民众关系，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势力，打击政府企事业单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的恶劣行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扭转不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人类文明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参考文献：
[1]王雷宇，论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
[2]赵理富，走向社会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学刊，2005.（5）
[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2.11
[4]塞缪尔•亨廷顿，《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
[5]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杨光斌，《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王笑鸿，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前沿，2005.8
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篇10
关键词：社会分层人格独立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人的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客观上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特定单一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束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同时也把它们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社会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社会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社会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成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程度。
2、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其中农民阶级占有绝对优势，保持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国家和集体生活的政治集合物，并且在政治社会上居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农民阶级由于受到认识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约不能够居于国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对象，都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现代化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第一，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纯农业劳动者队伍在缩小，商业服务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扩大；第二，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一支独特的力量。现今社会除了最富于和最贫穷的两个极点之外的社会群体绝大部分都处于中等或中等左右社会结构层次中，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但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相信这支队伍的壮大和兴起，将会有力地改变我国社会政治结构，为现代社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会阶层分化正逐步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最大成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解放，即实现了从“单位人”、“国民”到“社会人”、“公民”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封建皇权（地主阶级总代表）和对于国家（集体利益总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场因素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支配地位得以确立，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自主独立性，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独立”，使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国家政治的控制。产业工人、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既得利益阶层，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身份依赖程度大为减弱，农民从单纯的土地和狭小的农村天地束缚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崛起又创造了一批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树立了以才能和业绩为基础通过社会竞争和选择去服务社会和发展自我才是最为光彩的思想和意识，极大地否定了过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模式，更多地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利益分配和个人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公平条件和机会。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外生型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以国家的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各种政治力量。这一方面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新阶段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同时也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同时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对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政治领导地位。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造就了成长中的“市民社会”、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市场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亲缘关系的藩篱。同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在现阶段以及今后长期内还将面临一些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例如传统型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间阶层弱小问题、政治地位不一致问题、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正问题等等，对政治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1、政治参与的压力有利于加快我国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参与热情，同时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这种要求是通过合法的集体的渠道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目前，我国社会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有了积极参政的要求，拥有了一定政治权利和地位后企图寻求进一步拓展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诉求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如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的不满，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我们只有积极回应这些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而不是消极压抑他们的政治诉求，积极稳妥地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合法途径有效的引导各种政治力量走“协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才能使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2、价值的质询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现实。同时在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国产私有、卖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现代化的“预期值受挫折”，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原动力，而这些热情和参与是带有相当“非理性化”或者破坏性意味的。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将势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3、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是所有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总称，是在本质上排斥国家公共权力介入过多的社会组织状态。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组织的成长，因为公民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形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对抗，防止“暴政”。虽然我国社会公民意识由于封建历史较长等原因比较滞后，民间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成长壮大，全国性区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能，初步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分享权力、分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发挥了社会非政府中介组织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进一步凸现，造成了政府摊子过大，权力过多，服务水平过低的困局。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需求和政府供给能力的不对等使社会对于“全能政府”提出质疑，必将使国家对公共权力的分配进行再分配，市民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些将会使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分层变化，努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阶层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必须要将这种良好发展的格局持续的延续下去。
1．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且为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一定措施，积极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现阶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力行业的过高收入政策壁垒，通过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地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应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2、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治沟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是指对政治信息的接收、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两者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参与和民主化成正相关的关系，与政治稳定是否正相关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与创新能力。政治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与成功，而这个交换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来进行的。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愿望，这时就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了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现存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建构。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积极探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使这些机构发挥应有的技能和优势；其次要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之类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应当极力推行村民自治、乡村自治，使基层民主得以切实实现，使基层问题在基层得到合理解决，防止基层小问题影响国家大战略；第三要建立起决策听证制度和广泛的征询群众意见、专家意见，政府信息要公开透明，公共信息及时，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积极性，改变过去政府关起门来搞“统治式”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的开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积极发挥现代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使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真正成为政府和民众实现有效沟通的桥梁。
3、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营造理性、和谐、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贯穿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实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十分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我们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知道，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的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政府—民众关系，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势力，打击政府企事业单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的恶劣行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扭转不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人类文明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雷宇，论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
[2]赵理富，走向社会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学刊，2005.（5）
[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2.11
[4]塞缪尔•亨廷顿，《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
[5]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杨光斌，《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王笑鸿，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前沿，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