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1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0—0009—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2
(一)人本主义技术观: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技术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是由科学进步不断发明创造的，因此，通常认为技术是科学的附属品，而忽视了技术本体论的深意。技术比科学更为基础，技术是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终结，“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起点是从批判雅斯贝尔斯的技术哲学的观点开始。后者的观点:第一，技术是达成自身目标的手段。人类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而技术是帮助人们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手段。第二，技术实际上是人在行动，所以不是技术决定人，而是人在使用技术。这种技术观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将技术视作工具和手段，人与技术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操纵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绝不仅是工具，它更是本体论层面人和物的关系体现。他将技术视为真理的发生方式，也即“解蔽”(去蔽)。"techne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决不在于制造和操控，也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去蔽(解蔽)。“解蔽”是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对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进行了本体论层面的比较。他认为传统技术是认识论发展和进步的体现，“谁建造一个房子或一只船，或锻造一个银盘，他就在各个方面揭示着那种待产出的作品。这种技术首先在于规定船和房子的外观，并通过将完成的作品展示出来，并由此来决定制作方式。”“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物的展现，是对世界的“座架”。现代技术本身已经构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重要后果，对于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技术是人认识世界的“解蔽”方式，因此它并不是某种功能的体现，而是认识论层面的呈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这种“座架”本质，带来的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对于现代技术，海德格尔未免比较悲观，在找寻出路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认为天、地、人、神是一个统一的连续整体，现代技术无所不在地破坏了这个整体，使他们彼此分离和对立。因此，人应该通过“思”救渡，实现诗意的“栖居”，通过艺术审美来解放技术统治。
(二)实用主义技术观:对现代科学的推崇
希克曼认为，杜威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生产性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他将自然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引入对技术的分析，把技术看成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是一种经验，人面对的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并认为无论是有形的人工物还是无形的人工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而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因此，在杜威(1998)看来，不仅存在“自然技术”，也存在“社会技术”，正所谓“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阎。在杜威的思想中，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借用这种手段，超越存在论层次上的对象的目的才得以实现[0。杜威反对技术本质主义，要求对技术做功能主义的理解，要求对技术的理解与人们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相联系。
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技术的本质是工具(instrumental)，技术是一种实现目的的经验手段，技术(工具)和价值(目的)是相分离的。实用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危害人类，因此问题不在于发明什么样的技术，而在于有什么样的使用主体。
杜威对技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主义，指出技术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但他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教育公众和民主的手段去控制技术，可以消减这些负面影响。技术对人类社会是利是弊取决于人如何去利用，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计算和实证评估。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指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
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影响下，美国社会鼓励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率先进入一个信息技术大爆炸的时期。1946年2月14日，美国军方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electronicnumericalandCalculator)。这台计算机最初的研制目的具体而明确:满足美国奥伯丁武器试验场计算弹道的需要。互联网最初也诞生于科技进步的美国，同样也肩负美国军方实用目的:1969年美军研制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协定，目的是为了防止冷战时期对手对指挥中心的毁灭性打击。
实用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促进了20世纪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作为一种强调手段(功能)的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重视实践的技术观，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现代性命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实用主义技术观带来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科学化”，学术研究强调量化、实证，科学主义开始抬头。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务实的技术观，在科学革命初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总体进步。
(三)泛媒介技术观:对网络社会的预言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发展，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为公众所瞩目，他的许多技术思想今天已经得到了验证:预言式的“地球村”“重归部落化”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断。
在麦克卢汉的引领下，20世纪60年代末，媒介环境学诞生。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泛媒介技术观可以视作对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技术观的总结。
“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媒介。
将一种技术视为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又形成为某种环境，这是一种颇具有文化研究色彩的技术观。既不同于人本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和人的价值平衡，也不同于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技术观。将技术视为媒介，意味着人和技术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泛媒介的技术观在电子信息技术没有诞生前或许还不能体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迁—对于一般技术而言，它们主要是作为“人体的延伸”，电子信息媒介则被麦克卢汉认为是“人脑中枢神经的延伸”:电子信息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赛博环境.它不偏向物理的空间的环境.而更偏向心理的和时间的环境.这一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
将技术的本质视为媒介，这是一种打破传统范式的技术观。无论是人本主义技术观还是实用主义技术观，探讨的核心问题依然在“物一我”关系这一范畴进行。麦克卢汉则开宗明义地跳出这一范式，将技术作为人、社会的一般组成部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创造环境”。这种技术观，从范式意义上奠定了新媒介为代表的数字虚拟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科技的口益进步，人们已经置身一个身临其境的传播环境，甚至很难区分何者为现实、何者为虚拟。不难想象，随着全息虚拟技术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民用化，媒介化的技术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泛媒介技术观是现代人对主体与技术的重新审视。在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中，媒介就是主体的一部分，这种颇有后现代色彩的观点甚至是对主体间性的再诊释。“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媒介本身也成为了新的尺度。从石器时代到数字化的媒介时代，任何一种技术(媒介)不仅在为实现人的目的创造可能，其本身也使“人”和人类社会得到延展(expansion。没有人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同样也没有人。
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3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技术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2—0032—0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2007，（01）.
〔2〕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2006，（02）.
〔3〕（德）哈贝马斯原著.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4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机械化、和流水线化，劳动者成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现象，使一些西方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价值产生了失望情绪，在此基础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批判科技进步的思潮。他们提出了“科学技术异化”的理论，在这些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他们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多种社会问题，阻扰人们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的社会统治和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科技异化做了系统的论述和批判，成为科学技术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经典之作。马尔库塞在书中写道：“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结果，“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他谴责高度精确的技术设备把生产者牢牢地捆绑在机器设备上，使之成立它的附属物，“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他抨击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及其高度的生产率……在满足个人的各种需求的过程中，剥夺了人的独立思想、自主性及其反对派存在的权利，”使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所作的这些深刻的批判，告诉我们，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利于技术而不是利于恐怖”有效地统治着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极权社会。他期待实现能够使人性得到整正解放的革命性变革。然而，他又认为，科学与技术“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1]人们受其奴役和统治的程度就愈深重。但是哈贝马斯不完全赞成这种观点，对其作了批判与构建。因此，哈贝马斯在1968年8月为了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而写的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在这本书中，哈贝马斯系统的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以霍克海默等人所提出的“科技异化”理论进行了分析，尤其对马尔库塞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的继承，系统的阐述了它的科学技术理论。哈贝马斯以科技进步为新的视角，论证了社会的不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关系，并明确提出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它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品的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不是像马尔库塞说的那样，成了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一种极权性的社会力量，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这个事实现在已经被广大群众所承认和接受，因此，哈贝马斯反对马尔库塞把科技进步所起的社会功能同传统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
（一）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又有显著的区别。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广义的科学还指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的活动。技术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工具、手段，是由操作行为建筑的体系。科学是对物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技术则怀着明确的目的，是利用规律、规则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活动。科学侧重于脑的范畴，技术偏重于手的范畴。正因为科学和技术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两者往往是分离的，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分离状态，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分离状态不见了，代之以两者的相互作用，互为转化，即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常常交织、渗透在一起。
（二）意识形态的界定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作为对之进行批判的主要依据。哈贝马斯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运用“意识形态”的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的“观念”和“学说”这两个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采用这一术语，他们对意识形态也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在本质上，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是在社会上占统治阶级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资料的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精神神产的意识形态，究其本质而言，总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意识”。哈贝马斯认为的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
（三）科学技术成了新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履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对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的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批判科技进步的思潮。他们提出了“科学技术异化”的理论，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说道：“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他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的社会危机正真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的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的说法，并不是攻击这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人，而仅仅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客观作用。”[3]霍克海默认为，任何一种掩盖人类本性的人类行为行为方式，都是意识形态，而科学就是这样一种人类行为的方式，所以它是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科技异化做了论述和批判，成为科学技术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经典之作。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和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是因为二者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作用。马尔库塞在书中写道：“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结果，“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他谴责科学方法所创造的高度精确的技术设备把生产者牢牢地捆绑在机器设备上，使之成立它的附属物，“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使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所作的这些深刻的批判，告诉我们，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有效地统治着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极权社会。他期待实现能够使人性得到整正解放的革命的质变。然而，他又认为，科学与技术“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人们受其奴役和统治的程度就愈深重。哈贝马斯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出现了两大趋势，促使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客条件。首先，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急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这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客观条件。其次，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一发展趋势，将政治问题变成了技术问题，使它有可能成为新的统治工具，这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客观条件。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比“公平交换”更具有（1）操作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群众几乎全部是借助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实现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渗透于每一个方面，任何人、任何领域都不能摆脱统治；（2）直接性。科学技术象其它意识形态一样有欺骗性，人们生活在一个恶劣的的现实世界里，压抑苦闷、惴惴不安，可是它却向人们显示出一个和谐美满的假象和值得人们活着的社会幻想；（3）辩护性。科学技术作为现状和为不义行为辩护的功能远甚于其他意识形态。它并不是一种幻觉，它对人的统治极有说服力，容不得人们反思。
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5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
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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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6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着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着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着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7
关键词：自主创新《自然辩证法》课程案例应用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高校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课程。2012年高教版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的编写，增加了“创新型国家”这一内容，旨在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针对这一内容，除了采取传统授课方法外，更适宜采取案例教学法。从学习理论看，案例就是库恩所称的“范例”，具有情境性、具体性、易迁移的特点。因此，从课程目标和定位看，《自然辩证法》课程在这部分内容的案例应选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典型范例，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创设引人入胜、新奇不解的学习情境，起到触类旁通的功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在该内容的教学设计上，我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案例有助于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同志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几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1]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强。自主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其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2]从广义上讲，基于本土科技知识进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都可视为自主创新的范畴。本文所探讨的科技自主创新案例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当代自主创新，即我国科学家在继承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方法，解决了现代科技问题，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作出独特的原创贡献的案例。
二、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可能性
案例教学以案例的收集为出发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传统科技资源，几千年的科技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思想与方法，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洋洋洒洒七大卷三十四分册，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整理研究挖掘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全部出版完成，便是中国古代科技资源极其丰富深厚的一个明证。李约瑟对此感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中国科学成就，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3]面对这座“金矿”，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已经有力地显示了传统科学在当代的巨大价值，这些资源至少通过以下两种类型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可能。
1.传统科学思想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数学家吴文俊的自主创新工作。吴文俊在深刻领域与继承中国传统数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数学和当代计算机技术，一举解决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开启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强烈时代气息的新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被广泛运用于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计算机图形学、工程设计等多个不同领域[4]，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动推理与方程求解的“中国学派”[5]，为此，他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有翁文波提出的包括可攻度性方法和干支法等信息预测理论与方法在天灾预测中的运用，任振球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研究及预测，徐钦琦提出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6]等，这些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科学原创力，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提供了丰富案例。
2.利用传统科学史料研究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甚枚举。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冰川进退、湖泊冻结、动植物分布等资料，采用数学方法加以分析，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波动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气象学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天文学方面，席泽宗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使之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为超新星这一天文学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7]。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课题，如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8]。另外，在李四光、竺可桢的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势必在当前的地震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教育意义
《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程，除了使学生梳理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之外，还应充分发挥其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的沟通作用，这是新版教材将“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纳入教学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中国科学家在当代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课程目标将以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把以上几方面的沟通作用较为集中地凸显出来，有利于体现《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科学功能、历史功能。同时，通过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以小见大的效果，其意义颇为深远。
1.融合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教育。自2010年8月教育部出台《研究生思想政治课新课程试点工作方案》后，《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原先理工类硕士生必修课调整为不分学科、专业均可学习的选修课，同时课时也有所调整。在新的课改方案下，课程面对的是人文类和理工类的研究生，根据该课程的本身特点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自然辩证法》课程应搭建起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通识”教育的内涵更加凸显。硕士研究生是高素质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案例涉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古代及现代的科学思想，具有融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
2.引导研究生树立自主创新意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的课程，《自然辩证法》课程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关注中国背景下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问题，有助于使学生对科学技术的中国道路形成自觉思考，增强使命感和自觉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我国近些年的自然科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奖的科学家个人或科研团队，并透过他们解读当前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和动向，学习他们在研究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不仅贴近研究生的科研实际，还可帮助他们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文俊、竺可桢、席泽宗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传统科学的创新案例，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仍具有巨大价值，还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尊重，对研究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现实的科技创新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现代的科学问题，使他们重新认识我国的科技资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在课程中，以案例为切入点带动整个教学，通过生动的讲解，再配合图片再现、视频观看、分组讨论等方式充实课堂，可以达到良好效果。中央电视台十套《大家》栏目推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特别节目《荣耀中华》，便是一个很好的视频素材。
4.提高科研创新的方法论自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新的时代需要我们认真发掘中国传统科学的资源。在分析案例后，要进行必要的方法论总结和提升，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例如吴文俊案例的方法论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下的科学观，以历史主义恢复古代数学的规范，但同时又不拘于本土知识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以西方数学为观照，以当代科技发展为创造性转化的发酵剂，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为中华科学的复兴开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案例的方法论解读，有利于学生树立起自主创新的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在当代的科技中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形成文化自觉，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为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基础。
四、注意问题
案例教学重在分析。案例教学绝不是一些典型案例的简单罗列，也不是简单地播放和观看录像。录像、图片、文字、讨论等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启示，教师应进行必要的引导与深化。因此，案例教学应在案例的分析上下工夫，真正做到深入解读，而不流于形式，起到“解剖麻雀”的教学效果。例如在对吴文俊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必须围绕三点展开分析和讨论：一是在传统科学文化的教育内容上，应在与西方数学比较的前提下，讲清楚中国传统数算法化、机械化的特点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二是在自主创新方法论上，讲清楚吴文俊使用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古代数学的研究、以西方数学作为优秀文化资源和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创新转化手段的自觉性；三是在意义阐发上，讲清楚吴文俊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当代启发。只有凸显这几点，案例教学在上述几方面的教育功能才能很好地体现，才能真正发挥案例教学举一反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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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8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itisavitalissuerelatedtothefateofthehumankindthatsci-techcultureandhumanitiesculturebecomeintegrationfromopposition.Howandwheretointegrateforthemisthekeyofthisissue?Under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thetriplismfor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thispaperintendstotakeengineeringintothehorizonofcreatingaction，andsearchesfortheintegratingresponsibilityofthetwoculturesinthefieldofengineering，withphenomenologyrethinkingabouttheprofoundcauseofseparationbetweensci-techcultureandhumanitiesculture.
Keywords: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topower)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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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9
科技文化是一种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的文化,也必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科技文化也随之兴起,并逐步成为当今时代科技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样式。所谓生态科技文化,一般有两种理解:“生态科技的文化”和“生态的科技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态科技文化,指的是基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归依的科技文化。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科技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于是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所谓科学技术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主要包括科学价值观的变革、科学世界观的变革、科学观的变革”[5]。走出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呼唤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首先基于人类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的危机,是不合理的文化观念指导下的恶果。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曾经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一座能够为人类服务的、取之不尽的天然宝库,人类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不断加大对大自然的索取,随着家园不断地被自己破坏,人类已经感到生存危机的彻骨之痛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
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既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必然引领科技文化的转向———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生态科技文化“立足于系统整体观的科技文化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思维方式、主张保护自然和环境的科技价值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代表了未来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要求人们用生态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从科学技术可以改一切的传统科技文化转向主张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文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7]。当今时代,生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发展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未来。作为科技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生态科技文化必将成为科技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科学技术在不断演化,生成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文化也在不断演化,现代科学技术正在走向生态化,而科学技术生态化必将催生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其二,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建设生态科技文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目标的统领下是辩证统一的;其三,科学发展观既是衡量科学技术发展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为科技文化的生态化转向指明了方向。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西方学术界关于科技文化的思想层出不穷,理论派别也是蔚为大观。在这众多的科技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观以其独到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备受关注,对当今时代生态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弘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科技文化观,它也是科技文化生态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就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这就要求21世纪的人类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必须以更加负责和慎重的态度全面估价科学技术的环境后果,更加正确地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切实把握生态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总之,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的明智选择,生态科技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必将有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科技文化研究,也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科技文化社会功能研究的新视野:科技文化软实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中央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尤其是针对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一个崭新理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和目标要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所谓“文化软实力”,即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是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以人为主体的蕴涵,并通过人们的活动整合而显现出来的一种综合力,其核心是人的素质和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能量。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软实力当然包含科技文化的力量,科技文化软实力是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逻辑地包含着科技文化的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打造科技文化软实力,就要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科技文化何以成为一种软实力、科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科技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以及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等。客观地说,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孙波撰文指出:科技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作为智力支持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和作为精神动力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文化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笔者认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功能集中表现在:推动科学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导向功能,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功能,引导科学技术资源合理分配、提高科学技术运行效率的增效功能,以及激励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为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凝聚功能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首先,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质,包括普适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静态特质,也包括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动态特质。其次,从科技文化特殊样式考察,其软实力构成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科技文化政策法规的保障力、科技文化公共服务的亲和力、科技文化创新氛围的聚合力以及科技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影响力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科技文化软实力构成,如物质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制度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以及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注入文化创新的生机和活力,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不断增强全社会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感,着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三、面向现实的科技文化研究新课题:科技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坚定地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前进的时代主题,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鲜明标志和集中体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来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对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文化建设逻辑地蕴涵着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容,而生态文明建设也呼唤着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文化的根基,切实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当然也离不开科技文化的支撑。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进程,“科学技术成为一种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建制化社会活动,科学文化也广泛渗透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之中,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1]。科技文化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基频,科技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代表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对科技文化的支持程度以及有效需求不同,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科技文化,因而对科技文化的支持程度越高。由此可以说,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就无所谓小康社会。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科技文化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也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呼唤科技文化在全社会的广泛弘扬。党的十非常明确地将建设生态文明规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现象,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文明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创造不出高级的文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反思基础之上的生态文明,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也就无所谓生态文明建设。概言之,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崛起的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观的时代意义篇10
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大家族的一支新军，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生成。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理解的发展过程来看，科技文化理念的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相提并论。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技术“真正的、方法的目标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其次，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文化的属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问题或灾难。第三，把科技文化作为一个与人文文化相对应的概念。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亚文化系统，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和运作机制，并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科技文化”，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科技与文化复合名词意义上的“科技文化”，也不是指科学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前提，而是特指内禀于科技知识、科技活动和科技体制之中的价值观念的培育过程，是科学技术自足演化过程中向外自主的“心理”述说。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是人类观念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是人们对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即科学技术实践应用的技能和艺术，是人类用区别于动物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不断建立属人世界的存在方式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部分。科技文化是缘于科学技术及其实践活动而生成的文化，它不仅有自己的表现形态，也有自己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特质。从静态方面说，科技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定时期的科技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呈现出与这个时期相应的静态特质，如普世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就动态方面而言，科技文化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与之相应的科技文化则呈现出自己的动态特质，如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就是创造科技文化的过程。可以这样说，科技文化理念的兴起，意味着一场新的文化革命正在生成。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了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如今，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正在向科学技术的文化学研究拓展，其智力融汇必将凝聚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理念，并为可能建立起来的科技文化学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分析框架。
二、时代的呼唤：让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我们着力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广泛吸引力和深刻感召力的主流文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具有强大凝聚力、广泛吸引力和深刻感召力的主流文化一定是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必要性
主流文化这个概念，是法国阐释学家德里达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一个民族、时代或地域顺应历史发展和社会心理而形成的文化精神主流。概言之，主流文化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表达社会主体意志的、具有主要影响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今天，“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时期”，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现实政策和发展战略中的核心概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时代的新课题。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种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文化，也一定是代表这个民族或国家文化力量的主流文化。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使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具有利益冲突的诱因，但时空压缩下的文化价值冲突，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矛盾的深层影响因素，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今天，文化生态乱象丛生，主流文化弱化，主流文化在引导社会大众方面越来越显得乏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流文化中科技文化匮乏、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虽然科技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所“熟知”，但不一定为人们所“真知”，科技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把科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弘扬科技文化以增强主流文化，是人类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卡西尔在分析科学技术与文化形态的关系时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话的信仰阶段、哲学反思的形而上学阶段和经验科学的实证阶段。在第一阶段，以神学为主，哲学属于神学，文化表现为一种神话形式；在第二阶段，以哲学为主，科学属于哲学，文化以一种哲学形式出现；在第三阶段，以科学技术为主，科学技术成为文化的主导形式，其他文化都以科学技术为范型。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文化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我们要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增进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就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中。
（二）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可能性
建设科技文化，发展科技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为，科技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创新文化、现代化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1.科技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科技文化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水平，是国家文化力构成中的核心要素，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和先导。尤其是科学技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科技文化不仅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其真理性、开拓性、开放性和人文性的特性成为先进文化体系中的基础和先导。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大大丰富了先进文化的内涵，拓展了先进文化的发展空间，使得先进文化在科学技术领域所表现的特征更加明显、更加突出。因为，只有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认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先进文化”。科技文化具有极大的渗透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科技文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学者指出：“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文化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它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可以说，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科学文化，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党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并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切实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文化，努力抢占科技文化的制高点，让科技文化鼓起先进文化的风帆。
2.科技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
从本质上说，科技文化也是一种创新文化，从科技文化走向创新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谓创新文化，说到底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或激发人们去创新的文化，是能够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肇始于科学技术创新，创新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具有创新特质的科技文化。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理解和把握一种文化的关键是要理解和把握这种文化之魂。创新文化之魂是什么呢？有学者分析说：“创新文化之魂是科学之魂和人文之魂的融合，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在创新文化的各个层面（精神理念和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外部环境层面）都应当充分体现二者的融合。”创新文化要体现的科学之魂，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是科技文化的精髓，是科技文化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科技文化就是一种创新文化。我们今天要建设的主流文化，必须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理论品质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吐故纳新，努力发挥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创造力。作为主流文化建设重要元素的创新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要把带有广泛色彩的人文文化提炼升华，从科学文化的层次来培育、指导我们向着科学、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
3.科技文化是一种现代化文化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人类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进程，科技文化的兴起开创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并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覆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说：“人类创造了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以后，又在塑造现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独特功能。”我们所说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大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不难想象，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弘扬是多么重要。
三、基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科技文化发展对策
文化以历史为基础，以现实为立足点，以未来为指向，生生不息，与时俱进。文化的走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乃至变革的过程。科技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凝聚了人类的普遍要求，积淀了人类的共同精神。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是不可想象的。
（一）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科技文化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文化匮乏当然也不可否认。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科技文化，固然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是，必须建筑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必须具有中国特色。随着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我们越来越感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科技文化多么匮乏，越来越感到用科技文化“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多么重要。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就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努力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体系。有学者指出：“当前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下大力气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真正补救我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科学技术文化不足的缺陷。这才是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强基固本，从基础上下功夫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切实的道路。”总之，中国特色科技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适合中国国情、满足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一种文化样式。因此，在发扬广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积极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
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中，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问题，既是趋势，也是共识，更是理想。应该说，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和分裂是20世纪世界范围文化领域的一大景观，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和统一理应成为21世纪人类的使命之一。顺应时代潮流，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必须把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两者及其延伸不可分割地构成了人类文化。正是这种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使得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是可能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技文化是基础，人文文化是保证，以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促进社会主流文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主流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威力。我国是一个人文文化资源极其丰厚而科技文化相对匮乏的国家，因此我国的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传统文化吸纳科技文化的过程。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出发，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最佳契合点；二要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沟通作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有效方式；三要把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作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落脚点。
（三）着力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文化之要在于“化”，化入人心，广为渗透，成为人的素质和习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建设科技文化，发展科技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其目的就是要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主流文化之中，融化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之中。这既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更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性任务。科技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构成，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所谓科技文化素质，“是指公民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能够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并且能够用科学思想来思考和分析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自觉用科学精神来塑造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科技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我国公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但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务院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劳动适龄人口科学素质不高；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区较为盛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整合社会上一切力量和途径才能实现。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