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1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126-07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动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2
关键词：认知逻辑；人学蕴含；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65-02
认知逻辑是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及其规律的逻辑系统，是认知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门新学科。所谓认知就是指从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认知科学就是研究心智和认知原理的科学，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涉及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六大支撑学科。这些学科又产生出诸如控制论、神经心理学、神经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认知人类学等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认知逻辑也是现代逻辑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领域。与传统逻辑大不相同的就是它关心人的存在，并将人的因素引入其理论中。从此意义上讲，认知逻辑也是一门人学。阐释认知逻辑中的人学蕴含，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逻辑和认知科学，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的把握――认知逻辑中所体现的人学蕴含
认知逻辑中人学思想的体现是从三个方面展示的。
第一，语言学基础上涉及人。
众所周知，思维模式是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语言是其基础。因此可以说，逻辑是建立在某一特定语言基础上的关于思维模式的理论。语言有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分，推理模式和方法也有归纳与演绎之别。逻辑系统的区分就是依据语言基础、推理方法与推理模式的不同来进行的。单从语言基础来看，传统逻辑的基础是自然语言；数理逻辑的基础是形式语言；现代逻辑其他系统的基础也是形式语言；现代逻辑中认知逻辑的基础则是回归的自然语言。所谓回归的自然语言就是指从自然语言出发，经过形式语言的发展，再回到自然语言的这样一种辩证运动过程以后所形成的自然语言。显而易见，这种经过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运动过程的自然语言更加丰富，包含了人类语言的全部内容。自然语言的回归始于维特根斯坦，经由日常语言学派尤其是乔姆斯基、蒙太格、奥斯汀和塞尔等人的发展而日臻成熟。由此也形成了三个新兴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即语用学、语形学和语义学。现代语言学家又把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认知研究，于是就产生认知语言学，亦即认知逻辑的基础。
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和以拉柯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乔姆斯基是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认知语言的，“认知系统的进化……一般的进程是由遗传决定的”[1]13，可分为“心理学”和“生理学”层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研究涉及了生物体，但其研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形式化的。“转到对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构的研究……是以不同的方式用严格的公式做出的”[1]16。而拉柯夫则强调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论基础，这是源于其“体验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想。拉柯夫在其著作《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把经验主义基础表达成：心智是涉身的、思维是无意识的、概念是隐喻的。由此可见，拉柯夫的理论考虑到了认知个体的差异。总之，认知语言学基础涉及了人，关注了语言的使用者。
第二，研究方法上关心人。
从理论体系上看，认知逻辑是由现代逻辑学和现代语言学共同支撑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认知逻辑兼用了这两门科学的方法，这是其他逻辑研究所不具有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有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式。唯理主义形式主要指乔姆斯基的语法学和蒙太格的语义学，经验主义形式主要是拉柯夫的认知语言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的语用逻辑则是两种形式间的过渡。从乔姆斯基的语形学、蒙太格的语义学，到奥斯汀和塞尔的语用学，再到拉柯夫的认知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从完全形式化的方法发展到加入人的体验和反省因素，内涵是越来越丰富。现代逻辑方法的基础是唯理主义和形式主义。纵观西方逻辑发展史，不难看出，逻辑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思维模式，欲使“逻辑”成为“思维立法者”，忽视了地域、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直到1931年，哥德尔定理的发现才唤醒人们对诸如形式系统的限度、形式化方法的局限、人的认知范围和认知能力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在认知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中拉柯夫所建立的体验哲学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了。他考虑到了个体的差异、环境因素的不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现代语言学方法还是现代逻辑的方法，对于认知逻辑来讲，都离不开经验，离不开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的关心。
第三，学科体系上以人为中心。
认知逻辑是研究认知规律的逻辑理论，包括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神经网络方法和网格逻辑。这些不同的逻辑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人类的心智问题。
哲学逻辑主张放弃作为“思维立法者”的观念。推理的逻辑模式只是逻辑学家设想的，与实际发生情况未必吻合；逻辑只是思维的工具，而工具是人为的，且不只有一种。因此，没有一种绝对的逻辑标准。语言逻辑要求既关注逻辑与语言尤其是自然语言的联系，也关注逻辑在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更要关注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境对语言含义的影响。因为逻辑模式不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模型，而是活生生的、供人使用的，服务于人的。
逻辑学与心理学交叉而产生的心理逻辑，则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是一种逻辑思维。因此，逻辑思维受心理、经验、情景等因素的影响。这可从认知的分类上得到解释。认知既包含感觉、知觉、表象、注意等感性认知形式，也包含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知形式。其中感性认识形式是与身体相关的、无意识的。
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对逻辑思维的影响。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具有的认知模式也有所不同，这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对相同的符号刺激会有不同的解释、对于具有隐喻性的概念和语句会得到不同的心理暗示。即是说，逻辑具有民族差异性。比如西方逻辑崇尚理性看重演绎原则，东方逻辑重视经验倾向归纳和类比方法。但是不同的逻辑体系均服从人类共同的认知原则。
神经网络方法和网格逻辑就是根据神经网络的原理发展了网格计算技术的逻辑理论。脑与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神经元的联结方式是网络的，其运算方式是并行分布式的。人的大脑是最复杂和最先进的认知系统。由于个体的脑和神经系统的差异，他们的心智也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认知模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可以看出，认知逻辑是将语言、逻辑与认知整合而成的一个体系，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语言、心理、脑与神经、文化与进化等多方面介入对人的生理、心理、语言和文化进行研究的。
二、理论的思索――认知逻辑中人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立足于当代科学发展实际和中国现实情况，阐释认知逻辑中的人学思想，有助于人们对认知逻辑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体现出新时期科学发展中对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在当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执政党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认知逻辑是逻辑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发展的新领域，它的语言基础、研究方法以及逻辑体系都涉及经验。因此，与其他逻辑相比，认知逻辑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关心。其他逻辑之所以不关心人源于“逻辑为思维立法”的观念。逻辑学只有抽去人的因素，才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一切人。不论传统的三段论、假言推理还是一阶逻辑，都曾经被认为是普遍原则、是与时空无关的“永恒的宇宙真理”，适用于一切人。但著名的沃森试验已证明了逻辑推理是和与身体直接相关的心理状态相关的。由此可见，试图建立与人无关、从而适用于一切人的思维规律的逻辑学的想法和做法受到了极大挑战。经过上述分析可知，认知逻辑不再漠视人的存在，而是在其理论中引入了人的因素，把诸如感觉、知觉、表象等感觉经验的基本形式和作为思维起点的概念引进逻辑学的视野，做逻辑的分析。其建立的逻辑理论不是适用于一切人的。认知逻辑的建立使当代逻辑的发展适应了认知科学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革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创造了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条件；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鉴于此，执政党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切实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新条件。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应始终围绕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此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最终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为此要求把经济的发展同政治民主、道德进步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统一起来。具体来讲，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益和机会的公平分配；努力地发展民主政治，通过改革和完善一系列选举、决策和监督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不断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参与权和平等权，从而让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和谐与宽容。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3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逻辑性经验性
逻辑和经验解析
逻辑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活动。逻辑成为一门学科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他为进行严谨思维而制定规则和形式，创立逻辑学，为知识的求取提供了工具和方法。黑格尔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对象一般地说是思维，更确切地说是概念的思维。”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
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复杂。首先，关于归纳法是否属于逻辑范畴。有学者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同属于逻辑范畴。但也有学者认为，归纳法属于科学方法的范畴，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
其次，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起点都是从对该事物概念探究开始的。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既有经验性的一面，也有逻辑性的一面。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经验性。一个事物概念的形成是人们通过对该事物进行观察、归纳、总结来完成的。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情况怎样，皆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得到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反复多次地进行科学实验才能提炼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才能提炼出民众在某一时期关于某一社会事件的共识，才能提炼出社会科学领域中就某一事物在某一时期的概念内涵；二是关于逻辑性。在人们对概念通过观察、归纳和总结得出结论之后，那么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哪些现象具备该概念的特点呢？这就需要演绎推理才能解决问题。概念是人们进行判断、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小前提，上述小前提与大前提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则属于结论。从大前提、小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就是一个以概念作为推理的起点的判断思维过程，这属于逻辑学中演绎推理范畴。
最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人们进行演绎推理的起点是概念，而概念内涵则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而提炼出来的，具有经验性，因此，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既有经验性也有逻辑性，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
什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法律价值出现冲突时给予协调的策略，其价值主体不是单一的，诸多价值主体之间的需求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冲突。协调刑事价值主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使他们的需求皆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和合理的限制，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必须完成且无法回避的任务。刑事政策就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多项刑事政策。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指出该政策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该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活动中皆有指导作用，因此是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对于犯罪与刑罚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特点，人们对其理解和适用具有相当难度，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探究该政策涉及的逻辑性和经验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宪法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他法律的内容不得与其抵触。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刑事立法，其立法内容不得违背宪法。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之下进行的刑事立法活动所制定出来的刑事法律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时不得逾越的鸿沟，是指导刑事立法论证、进行演绎推理时的大前提，因而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刑事法律的严厉性特点决定的。刑事法律会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问题，因此，对其适用的准确性要求极高，表现之一就是在适用时要体现逻辑性。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时被严格限制在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之内发挥协调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经验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定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以往刑事政策经验教训和民众关于犯罪与刑罚在现阶段共识基础上形成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在2000年以前，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把打击犯罪置于重要地位，但经过总结发现，“严打”刑事政策并不能有效长远地遏止犯罪。自2000年以后，我国民众的思想也由“重打击轻保护”逐渐转变为“打击与保护并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党在对以往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和总结人们思想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我党对我国民众共识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的过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作为我国目前基本刑事政策既指导刑事立法也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首先，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制定的刑事法律的内容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此时，立法者需要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立法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第二，刑事立法内容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其规则的涵摄空间相当大。在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由于其涵摄空间大就会导致其与拟订刑事立法内容的对应关系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的内容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内容的共识。此时需要立法者提炼民众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其次，对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的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不得超出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刑事法律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民众共识的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第二，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方案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刑事法律与宪法相比其规范的涵摄空间相对要小，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确定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与具体案件事实和执行方案的对应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论和执行方案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其最终定性结论和执行方案的共识。此时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提炼民众关于该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
总结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4
一、逻辑起点的特征
从的角度讲，逻辑起点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全过程出发点的概念、范畴或判断，也叫做上升的起点。
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的实质表现为该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思维规定。
第二，它是自己所处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即它必须是不以该体中任何其他范畴中为中价的前提的范畴。而任何其他范畴反倒必须以它为基础和依据。
第三，它应该揭示"细胞"形态的内在矛盾以及对象整体的一切矛盾萌芽。即是说，起点范畴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是整个范畴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整个体系不是这些矛盾在各种条件下合乎逻辑的“生长”和运动。
第四，它与形式逻辑系统中的公理不同，它既不是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为后来的事物运动过程所证明把它作为逻辑开端是正确的。
第五，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逻辑起点范畴作为它所在系统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同整个体系发生着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如何，不仅规定着整体的本质，而且也规定着起点范畴在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因此，要想确实弄清被确定的起点范畴的意义，就必须对整个体系展开多方面层次的综合性论证。①
二、审计理论结论的逻辑起点的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构想及其评价
第一种构想，以审计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结构为"假设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假设是审计人员对那些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审计假设是演绎的先决条件。
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学生主张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主要受科学方式的。审计假设是前提条件，但不是推理的逻辑起点。审计假设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设立的前提，其实质是对审计主体、审计客体的一种时空限定。因此，审计假设只能是论证审计理论的基石，以它作为逻辑论证起点却有些牵强。
第二种构想，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此为基础建立的审计理论结构为“本质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只要正确地确立了审计的本质，也就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审计理论结构。”②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性的正确反映，然而把审计本质作为审计理结构的逻辑起点则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从逻辑学角度，审计本质不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审计本质揭示的是审计这一事物更深层次的规律性，它不能成为逻辑起点；其次，从审计理论与审计审计实践的关系看，审计本质属于纯理性的范畴，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易使审计理论脱离实践，使审计理论失去与外部环境的密切相关性。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对审计产生影响。再次，把审计本质作为逻辑起点易造成审计理论内部结构离散与脱节。科学和完整的审计理论结构应该是结构严密，各组成要素相互连贯，浑然一体的。在这个结构中，要求具备一个具有一定内聚力、向心力的逻辑起点，通过它能把审计理论结构各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严谨的整体。如果失去了这个逻辑起点，其他要素便无由存在。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为逻辑起点却不具备这种功能。无论我们把审计定义为“查账认”、“过程论"或”"控制论"，审计的、程序并不会因此而不同。
第三种构想，以审计环境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本建立的理论结构为"环境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环境与外环境有机的总和，审计内环境决定审计的本质，从而决定审计职能；审计外环境决定审计目的。……审计目的、审计本质、职能与审计目标最终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审计环境中。"③
以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审计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由于审计理论来源于审计实践，审计实践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为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审计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审计系统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去。然而，把审计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中来研究，并不意味着审计环境的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环境是指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对研究系统有影响作用的一切系统的总和。研究审计离不开审计环境，同时，审计环境不是审计本身，它并不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要素。
第四种构想，以审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经结构为“目标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标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④
审计目标是整个审计理论结构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素，是所有审计理论的最补出发点。⑤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本文将对此具体。
三、审计目标是审计结构的逻辑起点
鉴于以审计假设、审计本质和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带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审计目标应该成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现具体如下：
第一，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审计目标具有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首先，审计目标的确定并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它反映了审计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审计目标对审计这个人工系统的其他构成要素要决定或制约作用。审计因为需要而产生和，但审计本质一经形成，就相对稳定。审计目标的提出，应反映审计本质，并促进审计本质和职能的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其次，审计目标属于审计理论结构并居于起点地位，决定和制约着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和审计准则。审计假设在于对审计系统，同时审计系统又通过审计目标去适应外部环境，退即审计目标制约着审计假设。基本审计概念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界定的。审计准则是人们为了保证审计目标实现而制定的用来指导和制约审计主体行为的规范，即审计目标是制定审计准则的制约因素。由此可见，审计目标是审计理论的直接存在物，任何脱离审计目标需要而建立的审计理论结构及其要素是不的，再次，审计目标必须通过外部环境给予规定和说明，是审计发展的起点，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点。最后，审计目标包含了审计活动的“基因”，是审计活动中一切矛盾的“焦点”，是审计系统运行的导向机制，是审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从系统论角度看，目标对行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运行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对审计这一人工系统来说，目标表明人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一系统，目标是人工系统存在的前提，是决定系统其他要素的基础。因为人们只有有了某种需要才设计某一系统，为实现系统目标，必须以假设的形式对其环境进行抽象，以建立系统的教研运行机制。系统在特定环境下向某一方向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就是原则（或准则）。可见，审计目标决定了审计系统应使用的和程度，是引导和制约审计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在缺乏明确的可供遵循的审计准则时，审计目标也是审计行为的判别标准。同时，审计目标直接反映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审计受外部环境变化很大，而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对目标期望的调整和重新选择。如，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简单的业务决定了审计目标主要是审查帐目有无错误和弊端；社会各界对财务报表依赖性的增强决定了审计目标主要是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未来的盈利能力作出职业性判断等等。总之，作为引导审计行为导向的审计目标，构成了审计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目标对于系统的重要性决定了以审计目标作为逻辑起点的客观必然性，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的审计理论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稳定的和有序的系统。
第三，从审计计理论的性质看，由于审计理论与审计实践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要求审计理论经必须密切联系审计实践。由于审计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它是审计环境的需要和审计系统内在的本质的统一，而审计目标合理与否，又能及时受到实践的检验。因此把审计目标作为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增强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使审计理论日趋完善。总之，审计目标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
审计目标是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思路如下：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审计目标要素处于该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起头驾驭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导向作用。它直接与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决定和影响审计系统的其他要素。在审计目标的指导相联系，决定和影响审计系统的其他要素。在审计目标的指导下，审计理论需要推理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审计假设。审计假设是根据审计目标的要求，对客观经济环境的合理推断。审计假设作为前提条件，支撑起审计理论结构。在审计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对审计实务的和提炼，提出审计概念。审计概念既承上依据审计假设，又启下指导审计准则的建立，审计准则直接指导审计实务。审计结构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与审计所依丰存的社会经济环境还发生相互作用关系。审计环境对审计理论结构的作用关系表现为理论结构的构建必须适应环境的需要，并随着环境的变革而变革；审计理论结构对审计环境的反作用则表现在审计理论通过对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与解释作用不断改善环境之状况。
注释：
①苏越：《科学发现中的逻辑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p289-290。
②转引自蔡春博士论文：《审计理论结构》，1991年34页。
③刘兵：《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及审计理论体系》、《审计研究》，1995年4期。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5
模型的构造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而数学是这种构造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没有数学理论保障的经济学模型就是空中花园，因而，对数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是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贯穿整个经济理论的主干。
直觉主义是布劳威尔在数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康德的那种观点，即我们对连续自然数的概念源于时间直觉是非常值得认可的。我们对时间的直觉是指我们对一段时间的理解，这是从先验的包含短暂连续性的经验形式中得到的，而不是从特殊的经验细节那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布劳威尔接受了康德的空间直觉理论，却拒绝了康德认为的几何是基于我们先验的空间直觉的补充这一主张。他的这一看法，对数学的直觉主义概念的可接受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于能将自然数视作为心智的一种构造，在后续的运算符的重复使用到的确定的方法中产生，考虑一个无限的构造，自然数整数n是唯一确定的：这不是非同构的构造，每一个都有同样好的表征n的方法。但一个无限的构造总被认为是一些产生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的构造。因此我们不能理解通过柏拉图式的方法量化对这些构造的元素的，当产生一个确定真值的陈述通过逻辑推导和无限多例子的真值的汇总。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已经被解释的方法去理解，当产生一个陈述，我们提出一个含有确定的了他的证明的标准。虽然在没有发现可证或不可证之前确定其真值。埚xa(x)的证明将包含产生证明a(n)的自然数n;坌xa(x)的证明将是可识别的运算当产生对于任意我们所导出的n都有的a(n)的证明。那意味着n是确定的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完全的、构造的，第一，没有关于如何延伸任意给出的有限分段n的选择，第二，给出任意数学对象，我们总是充分地识别他是否能够通过连续运算到0的重复使用而完成，因此它是否属于n。
直觉主义逻辑是阿兰德海汀为了给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进行形式化而提出的符号逻辑。海汀的那种形式化包含直觉主义的命题和谓词逻辑、数学和分析，认为所有的逻辑理论都存在于一个大系统中。有关分析的部分，不仅在其本意的解释，而且是形式化的，而不是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这种看法解释了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原因，因为它是没有根据的。客观地讲，海汀的形式化部分没有考虑到基本论证中的其他原则，这是不同于数学和逻辑部分的，形式化的语言以及忽视它们本意的解释能从这里提取到它们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其中只有双重否定消除。无疑这是推动很多人去根据这些系统的一个定义特征去思考的原因。
二、经济理论的直觉主义逻辑的构成和要素
对于任何的理论体系而言，逻辑构造是必须的，缺少了逻辑构造，任何系统都是有懈可击的，是不完全的。因而，逻辑构造显得极为重要。直觉主义逻辑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是一种新的构造模式，所以，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有关当前直觉主义逻辑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它的构成要素以及形式。毕竟，在进行形式化时必然要涉及到它的要素及其构成。目前，它的形式化描述具体有树状形式和BHK形式。而树状形式则是达米特等谈论克里普克和贝斯的观点时所概括出来的。一般来说，理解一种逻辑形式，至关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逻辑常项。因为逻辑常项可被看成是语句的主要运算符。它的意义主要是通过规定而来。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我们已知道什么算作为语句的那种构成的证据。对每个常项的说明都须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呈现给我们的构造，我们总能有效地识别它是否是给定陈述的证据。
在直觉主义逻辑中，逻辑常项可被归结为两组：一组是，和埚;一组是坌，和劭。这些逻辑运算符与经典逻辑的运算符可相互定义有所不同，它们有独立的构造属性。也就是说，这里更强调的是可确证性。由于在布尔代数中，满足和参与运算的逻辑连接词和是可被确认的。因此，从证据上看，逻辑常项、和埚的意义可被概括为：B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为a或B的证据的东西，它意味着对a的确证或对B的确证已被构造;aB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a的证据和B的证据的东西，这和布尔代数中aB形式的公式的值同时满足a的值和B的值一致，意味着对a的确证以及对B的确证已被构造;量项陈述埚xa(x)的证据是对某变量n来说，任何作为陈述a(n)的证据的东西。类似地，坌xa(x)的证据是对任意的n来说，能产生a(n)的证据的东西。
要指出的是，任何只包含常项，和埚的陈述的证据，都是一个计算或计算的有限集合。例如坌xa(x)的证据是我们能够识别的构造，即计算当被应用于任意的数字n时，都能产生a(n)的证据。这样，证据就成为把自然数带进证据的运算。依照这一点，aB的证据是这样一个我们能识别的构造当应用于a的任何证据，它都会产生B的一个证据。该证据就是将证据带入证据的运算。然而，如果把坌xa(x)的一个证据仅仅刻画成一个被应用于任意数n都能产生a(n)的证据的构造或把aB的一个证据刻画成一种将a的证据转换为B的证据的构造，则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个证据时，我们还无权说能有效地识别它。因此，必须明确：算作为坌xa(x)证据的构造，只在于对每个n来说，我们能够识别它产生了a(n)的证据;作为aB的证据，只在于我们能够识别a的证据成为B的证据所要求的转变是有效的。
应特别提到对劭这个运算符的理解。劭a的证据常被看成这样的构造，即当它应用于a的任何证据时，都能识别它产生了一个矛盾的证据。可这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一个矛盾常被理解为陈述B劭B。这似乎是我们根据劭自身来定义劭的。可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这一点：一是选择一个荒谬的陈述，例如0=1，来认为劭a的一个证据是a0=1的证据。在这里，为了证实直觉主义的逻辑规则，就须允许，给定0=1的一个证据，就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一套方法，能从0=1来获得任意数学等式的证据。并从这容易地意识到我们能证明所有的数学陈述。一般来说，如果抛开数学陈述来考虑，那通过合理的推论来从0=1获得每个陈述就不非常明确了。但如存在疑问，则可把它看成这样的规定：我们将把0=1的任何证据看成是存在的，同时也是任何其他陈述的证据。换句话，当用于原子陈述时，可把劭的含义看成由决定这些陈述真或假的计算程序来给出，然后对任何非原子陈述a来说，把劭a的证据定义成a劭B的证据。这需再次承认，对一个原子陈述B而言，给出B劭B的一个证据，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
三、经济理论逻辑构造的差异化
对逻辑规则的认识的不同，导致经济学逻辑构造以及形式化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逻辑形式产生的不同的规则影响了形式化的过程和结论，这样就影响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对不同的逻辑规则的差异化的认识是需要的。
直觉主义逻辑极其别致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非标准的逻辑。因此，它和经典逻辑的关系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的探讨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都关注过这个话题。例如，颜中军的论直觉主义逻辑对经典逻辑的挑战和许颖试论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系统的排中律，都涉及到这一点。概括地讲，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两点：首先，对排中律的看法不同。在经典逻辑中，排中律是构成其定理的重要基础。一个排中律公式的有效性断定取决于公式的值，当且仅当关于任何指派的变量都为真。这里的排中律被看成一种逻辑真理，其基础就是经典逻辑所奉行的二值原则。因此，在经典逻辑中，p劭p被作为真理对待的。在这一公式中，无需证明哪个析取项为真的情况下就能确认p劭p的值，因为经典逻辑的二值原则决定了这一析取式成立。直觉主义逻辑则与此不同，它在拥有矛盾律(劭a(aB))这一经典逻辑的情形下给排中律(a劭a)以否定，强调一个公式只有在确证成真或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确定其值为真。因此，对于经典逻辑的析取式p劭p在指派任何变量值都为真这一结果来说是不正确的。关于排中律，直觉主义者认为，对于所有的推理式而言，要么得到它，要么得到它的否定这一推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是无效的才行。否则，就像布劳威尔认为的那样，排中律是从有穷的情形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理由用它来描述无穷的集合。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6
对照课标精神和中学政治课教学实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如何正确解读“生活逻辑”这一整合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内容的方法论基础，并在课堂教学中予以有效呈现，成了体现新课标教学导向、提高思想政治课信度、实现课改目标的核心问题。
一、生活逻辑的现实本意
生活逻辑是一个偏正词组，因此，要界定“生活逻辑”的现实本意，还得从生活这一基本概念入手。
1.生活的内涵和特征。生活是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常用概念，它可以指生存——人和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也可以指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背景。但从教育生活观来看，生活是“人的生命动态展开的过程”，即人通过生活才能成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具有的特征是：第一，生活的主体应该是人——有意识的能动的人，而不是动物或其他生物。第二，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是自然和社会——构成生活展开的基本条件。第三，生活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能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人基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活动，逐步丰满人的本体，凸显人的社会属性。
因此，生活的本质应该是人在自然和社会时空中，通过享受、占有、内化并创造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围绕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能动的活动过程。
2.逻辑的内涵和特征。英语logic，原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规律性等。在现代汉语里，逻辑是多义词，结合逻辑学的定义和课标中生活逻辑的表述，我们把逻辑界定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思维的规律、规则”等。因此，把握逻辑概念，需要抓住以下特征：第一，抽象性。逻辑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反映现实，并借助抽象的思维过程来反映逻辑本身。第二，深刻性。逻辑撇开了事物的具体形象，揭示了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
3.生活逻辑的现实本意。综上所述，我们结合生活的本质内涵和逻辑的基本定义，把生活逻辑理解为体现或反映人类在自然和社会空间中，享受、占有、内化并创造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各种活动的内在规律。
二、生活逻辑的政治课解读
高中政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哲学的基本知识为载体，培育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的课程。它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理论逻辑性、时代性、生活性等特点。基于这一课程定位和学科特点，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生活逻辑有其所独有的内涵。
1.从政治课的动态发展来看，生活逻辑应包含从感性素材到理性本质的飞跃过程。高中思想政治课其本身就是生活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的统一过程，其理论逻辑的发展依赖于生活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感性素材以其生动、丰富的特性更易于我们理解，而理性本质则不能被我们直接感知。因此政治课生活逻辑首先表现出的是丰富多彩的原生态生活本身，然后是人从抽象思维活动到归纳生活本质的过程。比如，经济生活中对于消费观念的阐述就是源于对日常生活中消费行为的提炼；哲学生活中的诸多原理，就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生活和人的思维的基本理解和抽象；对政府职能的概括，就是对社会政治生活中政府行为的理性表达。
2.从政治课的内容呈现看，生活逻辑应包含过去、现实和未来三个生活时态的纵向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横向侧面。从纵向发展看，人类的生活是过去生活、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的延续过程。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诸多观点或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或抽象的反映，如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财政税收、金融运行等；或是对未来可能生活的预想或描绘，如小康社会经济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等。“生活逻辑”应是对各种生活时态规律性的总结。
从横向侧面看，社会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内容相应地设计为以下四个部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因此，我们所探究的生活逻辑也应包含以上四个层面的内容，包括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艺术等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以及隐含在这些生活现象之中的规律和本质都可纳入政治课生活逻辑这一范畴中。
3.从政治课涉及的课堂资源看，生活逻辑包含制度生活逻辑和日常生活逻辑。制度生活逻辑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人类的制度生活中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从通俗意义上讲，就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规范或制度的本质内容。日常生活逻辑是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的自在性生活中所包含的符合社会生活的习俗和规则等，对政治课教学而言，日常生活逻辑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它能直接引导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并进一步理解制度生活的内涵，从而树立起与社会制度生活相符合的日常生活方式，提高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总之，政治课的生活逻辑内涵非常广泛，它是我们解剖政治课理论逻辑的重要工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呈现生活逻辑是提高政治课教学信度的必要途径。
三、生活逻辑的课堂呈现
（一）一则呈现生活逻辑的典型课例
现以2005年杭州市高中优质课评比中杭师院附高吴欣华老师的“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课为例解读上述内容。
1.消费观念“大碰撞”。播放一则自拍的反映祖孙三代不同服装消费观的家庭DV，并围绕“祖孙三代对服装消费观念有哪些不同”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得出青年人注重品牌、个性，中年人注重料子、质量，老年人注重价格、质量等结论。然后，以晶晶和外婆为例，交流祖孙三代在吃、住、行、娱乐、积蓄等方面的差异，列表如下：
晶晶
外婆
最喜欢吃海鲜，最讨厌吃
蔬菜吃得较多，几乎不
吃
吃青菜。下馆子、吃KFC较
下馆子，剩菜还用来下
频繁，也吃零食。
泡饭吃。
住
赞成贷款买房，我家现在就
有住就行，绝不贷款折
在按揭。再说我们还年轻嘛！
腾。至今地面未装潢。
行
如果公交车站离家较远，或
出行坐公交车，早点起
者要迟到了，当然要打的。
来车就不挤了。
娱
喜欢买CD、小饰物还有大
看电视，逛公园，旅游
乐
头贴什么的。每年暑假旅游
公费考虑，自费一般不
要老爸老妈掏钱。
去，太累又伤财。
积
我是“月光族”，有时还要问
保密，总要给子孙留点。
蓄
爸爸再私下讨点用用。
由上可知两者差异：老年人比较节俭、保守；年轻人比较开放，喜欢消费。
2.消费观念差异“寻根究底”。讨论：为什么两代人的消费观念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经济收入、预期支出、所处时代、年龄差异、文化传统等存在差异。探讨：在这些因素中哪个是最重要的？导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3.消费观念“大家评”。讨论：老年人的观念你赞赏吗？为什么？引导分析：消费对生产的影响——倡导适度消费。
4.消费原则“大家循”。讨论：三代人的观念有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你有哪些建议？总结原则：第一，适度原则。①国情（详），②家情：（略）。第二，协调原则。①学生调查——消费结构，②杭州市的消费水平（质量）——恩格尔系数与杭州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第三，健康原则。①肥胖问题，②介绍健康的饮食观念，③倡导绿色（环保）消费。结束语：谈谈这堂课的收获和感受；向同学们倡议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和观念。
这节课以学生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祖孙三代对于服装消费的不同观点碰撞导入，并进一步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吃、住、行、娱乐、积蓄”等具体生活问题，通过分析解剖其中的矛盾冲突，自然导出科学的消费观应该是适度（量）的消费、注重合理结构的消费、倡导绿色健康消费等结论。由于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加之问题设置得当，从而有效地引导学生认识了简单的消费行为中所隐含着的大道理，可以说，本节课的设计有效地体现“生活逻辑”的典范。
（二）生活逻辑的政治解读的呈现
通过对具体课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呈现生活逻辑的课堂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征。
1.课堂以现实生活为起点。体现生活逻辑的课堂必须以现实生活为起点，因为生活逻辑总是隐藏在各种现实生活过程中的，其内在的抽象性不易被人们轻易所感知，要把生活逻辑的内涵呈现出来，必须把现实生活作为学习和理解的起点，通过学习大量的生活现象，进而内化对生活的感悟，并通过与理论逻辑的交融，最终把握生活的内在规律。
在上述课例中，教师以一则自拍的反映祖孙三代不同消费观念的家庭DV为导课素材，把“树立科学的消费观”这一远高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话题从云端降到了现实生活，拉近了课堂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在课堂深化展开的进程中又以祖孙三代在“吃”“穿”“住”“行”等日常消费行为中的不同表现来折射科学消费观的内容，这些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典型素材通过师生双方的互动得以有效丰富，为教师解剖教学的理性内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课堂以体验生活为过程。能有效地呈现生活逻辑的课堂，必须以体验生活为过程，把课堂设计成一个感受生活意境—认识生活现实—感知生活问题—抽象生活逻辑，最终实现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有机融合的过程。在这一可具体操作的过程中，生活意境、生活现实、生活问题等都偏于感性，能让学生依据具体经验获得验证，而教师的点拨和学生的交流感悟则是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催化剂。
在上述课例中，通过教师的精巧设计，把课堂学习过程巧妙地演变成了引导学生体验生活的过程：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娱乐”“积蓄”等的具体生活感受，让学生感受到了祖孙三代消费观的大碰撞；通过学生对比祖孙三代对吃、住、行的不同选择，让学生体验到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密切了师生之间、课堂和家庭之间、学习和生活之间的联系；通过校园生活调查，让学生体验到每一次不经意的消费行为中都有着丰富的经济学道理；通过对生活的解剖，让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的交互作用通过现实的生活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出来，而这种过程又构成了课堂生命活力之源泉。
3.课堂以构建可能生活为目标。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思想政治课不仅要关注学生过去的生活经验和现实的生活，更要为构建学生的未来可能生活服务，这一点完全吻合思想政治课的教育目标。因此，体现生活逻辑的课堂还应该以构建可能生活为追求目标，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形成规范的价值判断和符合制度生活逻辑的生活取向，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这样的课堂，才能真正体现生活立意，迎来政治课光明的前景。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7
【关键词】服务主导逻辑；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经济潜力
导论
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生产企业是价值链中的核心，产品在价值链的前进过程中，伴随着附加价值的不断增加，直到企业通销售环节将产品转移给终端客户，产品的价值才会总结。我们将这种经营模式称之为商品主导逻辑理论，因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的关注点落在商品上面。在GDL基础之上，Vargo和Lusch在2004年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理论，并在2008年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简单来说，服务主导逻辑理论认为所有供应链中的全部参与者（包括供应商、制造商、消费者）都被视为资源的整合者，而产品的价值只有当消费者使用或满足某种需求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使用价值或者共创价值。
在讨论服务主导逻辑为企业带来怎样的经济潜力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梳理服务主导逻辑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体系的。
1.服务主导逻辑的转型影响企业体系。
1.1价值网络
Vargo和Lusch阐述了企业从商品主导逻辑转型到服务主导逻辑，所需要清楚的十一个概念，在这理念中，共创价值是服务主导逻辑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服务主导逻辑中，供应链转变为共创价值网络的概念。Basole与Rouse（2008）阐述了将消费者和供应商纳入共创网络中以及共创价值网络中的复杂关系，Gebauer（2010）将这共创价值网络运用于公共运输服务中并得到了良好的共创价值效果。
1.2顾企互动行为
Vargo和Lusch（2004）指出，在价值共创的过程中，由顾客决定价值实现，价值建议则由制造企业提出，而互动行为是服务主导逻辑的关键因素。之后，Gr?nroos（2006）、Gummesson（2006）和payne（2008）等学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pe?aloza和Venkatesh（2006）以及arnould（2007）在他们研究中认为所有参与者都是资源集成者，各方资源的交互和集成能增加价值创造的能力。
1.3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服务主导逻辑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的组织为顾企交互行为提供了可能性，而交互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服务主导逻辑中必须的共创价值以及快速响应顾客需求也需要一定的组织结构作为支撑。
2.模型逻辑框架
对于企业经济潜力，我们根据Shang和Seddon（2002）的研究，将企业的经济潜力分为五类，分别是运营价值，战略价值，基础设施的价值，管理价值，组织价值。我们将其用于我们的研究中，这样我们便初步构建了我们的模型体系，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我们第一节的分析，我们梳理出企业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所带来的三个方面的竞争优势。而根据是Shang和Seddon（2002）的研究，我们同样将企业经济潜力划分为五个基本维度。最后我们将通过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企业竞争优势和价值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行为依托于企业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战略资源、人力、政策等。而企业行为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绩效，最终导致了企业经济潜力的提升。企业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在这里就可以视为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我们根据muller等人（2008）在研究中采用的影响链（cause-and-effectstructure）的方式来构建我们企业行为层中的因素，具体因素如图2所示。
3.实证分析
我们总结了先阶段国外书籍、教材、杂志、报刊上的有关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成功案例，并将其分发给从业人员进行影响链的勾绘。具体步骤为，从业人员分析该案例中成功的元素，从一层中选出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a，然后在下一层中选择与因素a逻辑关系最为紧密的因素B，这样层层推进，构建出一条完整的影响链链条，示例的影响链如图2中所示。根据统计分析，因素被最多链接到的即为该层中的最重要因素。我们总共找到127份二手资料，将其分发给从业人员进行影响链的勾绘。最终回收了89分有效问卷，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4.管理学推论
根据我们实证调研的数据显示，企业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的经营理念时，企业最为看重的是，这种服务理念为企业带来了更好的“交互行为”（47次），而最终服务主导逻辑的经营理念最能提升企业的经济潜力是在“运营价值”方面（53次），（下转第56页）（上接第54页）其次在于“战略价值”方面（20次）。为了更好的梳理模型两段的逻辑关系，直接链条统计表如表1所示。
由表1和图2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统计学推论：
推论1：服务主导逻辑提升企业经济潜力最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运营价值”层面，即企业通过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通过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更好的需求管理）使得企业的运营更有效率和效果，可以为产品或服务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市场方案。
推论2：服务主导逻辑提升企业经济潜力次要体现在企业“战略价值”层面，即企业通过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通过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调合作（供应链协同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和上下游参与者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更具战略上的竞争力。
推论3：企业向服务主导逻辑理念转型，可以为企业创造的竞争优势最主要来自于顾企之间的交互行为（47次），而这种交互行为导致的企业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于“运营价值”层面（37条链接）。
推论4：企业向服务主导逻辑理念转型，可以为企业创造的竞争优势次要来自于企业和合作伙伴之间形成共创价值网络（31次），而这种价值网络导致的企业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于“战略价值”层面（11条链接）。
参考文献：
[1]muellerB，VieringG，LegnerC，etal.Understandingtheeconomicpotentialof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J].Journalof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2010，26（4）：145-180.
[2]VargoSL，LuschRF.evolvingtoanewdominantlogicformarketing[J].Journalofmarketing，2004：1-17.
[3]VargoSL，LuschRF.Service-dominantlogic：continuingtheevolution[J].JournaloftheacademyofmarketingScience，2008，36（1）：1-10.
[4]pe?alozaL，Venkatesha.Furtherevolvingthenewdominantlogicofmarketing：fromservicestothesocialconstructionofmarkets[J].marketingtheory，2006，6（3）：299-316.
[5]LuschRF，VargoSL.Service-dominantlogic：reactions，reflectionsandrefinements[J].marketingtheory，2006，6（3）：281-288.
作者简介：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8
第一种构想，以审计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结构为"假设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假设是审计人员对那些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审计假设是演绎的先决条件。
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学生主张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主要受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影响。审计假设是前提条件，但不是推理的逻辑起点。审计假设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设立的前提，其实质是对审计主体、审计客体的一种时空限定。因此，审计假设只能是论证审计理论的基石，以它作为逻辑论证起点却有些牵强。
第二种构想，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此为基础建立的审计理论结构为“本质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只要正确地确立了审计的本质，也就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审计理论结构。”②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然而把审计本质作为审计理结构的逻辑起点则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从逻辑学角度，审计本质不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审计本质揭示的是审计这一事物更深层次的规律性，它不能成为逻辑起点；其次，从审计理论与审计审计实践的关系看，审计本质属于纯理性的范畴，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易使审计理论脱离实践，使审计理论失去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密切相关性。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对审计产生影响。再次，把审计本质作为逻辑起点易造成审计理论内部结构离散与脱节。科学和完整的审计理论结构应该是结构严密，各组成要素相互连贯，浑然一体的。在这个结构中，要求具备一个具有一定内聚力、向心力的逻辑起点，通过它能把审计理论结构各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严谨的整体。如果失去了这个逻辑起点，其他要素便无由存在。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为逻辑起点却不具备这种功能。无论我们把审计定义为“查账认”、“过程论"或”"控制论"，审计的方法、程序并不会因此而不同。
第三种构想，以审计环境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本建立的理论结构为"环境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环境与外环境有机的总和，审计内环境决定审计的本质，从而决定审计职能；审计外环境决定审计目的。……审计目的、审计本质、职能与审计目标最终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审计环境中。"③
以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审计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由于审计理论来源于审计实践，审计实践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为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审计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审计系统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中去。然而，把审计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中来研究，并不意味着审计环境的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环境是指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对研究系统有影响作用的一切系统的总和。研究审计离不开审计环境，同时，审计环境不是审计本身，它并不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要素。
第四种构想，以审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经结构为“目标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标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④
审计目标是整个审计理论结构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素，是所有审计理论的最补出发点。⑤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本文将对此具体分析。
二、逻辑起点的特征
从哲学的角度讲，逻辑起点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全过程出发点的概念、范畴或判断，也叫做上升的起点。
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的实质内容表现为该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思维规定。
第二，它是自己所处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即它必须是不以该体中任何其他范畴中为中价的前提的范畴。而任何其他范畴反倒必须以它为基础和依据。
第三，它应该揭示"细胞"形态的内在矛盾以及对象整体的一切矛盾萌芽。即是说，起点范畴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是整个范畴体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整个体系不是这些矛盾在各种条件下合乎逻辑的“生长”和运动。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9
关键词：历史逻辑；人的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变迁；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B03；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120-10
作者简介：郭忠义，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亚楠，鞍山师范学院讲师、博士（辽宁沈阳110036）
随着经济奇迹的创生，中国迅速崛起为经济巨人，探索中国崛起之谜成为全球理论关注的热点，而“中国道路”成为回应这一问题的中国话语。许多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做了相当详尽的阐发，但却缺少作为“中国道路”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视域的理论诠释。笔者认为，解读“中国道路”必须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唯物史观的“在场”和解释魅力。
一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可以视为旨在从哲学高度揭示世界历史发展本身逻辑的历史科学――唯物史观。这一宏大的理论叙事包含着三重逻辑线索：社会形态的演进、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
第一重逻辑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以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完成了人类历史的逻辑构建。这无疑是有着原典支持的理论表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有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序言》2和《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得到了理论确证。后来，斯大林将“五形态说”明确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逻辑程式，将其奉为苏联教科书的基本原理，至此“五形态说”以近乎绝对真理的形式得到了详尽阐发。
这种表达固然坚持了马克思哲学的原则，但也有缺陷，即突出了这一历史逻辑中社会形态的政治特质和政治制度更迭，淡化了社会形态的经济特质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迁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三重逻辑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侧重于社会形态本身的经济特质和自然必然进程的揭示，但苏联教科书及其摹本却越来越重视社会形态的政治特质并遮蔽了人的发展逻辑与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使第一重逻辑失去了得以成立的存在论前提和价值论前提。这一逻辑表达不仅受到世界历史尤其是当代社会主义史的挑战，而且无法对当下的世情和国情做出科学的理解，无法对表征中国奇迹、中国崛起之谜的“中国道路”做出科学诠释。
我们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历史绝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政治制度的更迭，而且表现为更根本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表现为人的实践生成过程及其逻辑呈现。
关于人的发展逻辑，马克思提出两大进路：一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独立”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三大形态；二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将人的发展理解为从“自然人”到“主体人”再到“生态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后者有文专述3，故存而不论。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这就是说，从地缘依附、血缘依附中的群体人到依赖于物的人格独立的个体人，再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是人的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环节。
人在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格独立性”阶段，才真正摆脱自然的联系和“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命运，成为自主、自立、自为的自由主体，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觉的历史创造者，成为“世界历史”中的存在；才真正摆脱血缘决定的“身份”人，成为契约化的权利义务平等的法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这一“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政治表现称为“政治解放”，他认为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对生命、自由、安全、财产权利等人权的伸张和宪法化规定，实质上是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5“政治解放……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6由此可见，第二阶段是人的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物的依赖性”多偏重于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将之作为与“人格独立性”对立的约束条件，而不是相统一的物质生活条件；将之视为“异化”、“物化”的表现，而不是视为克服“异化”、“物化”，走向“人格独立性”的基础。@是一个片面性误解。实际上，“物的依赖”，隐含着对人的发展的唯物论前提设定。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没有“物的依赖”即脱离物质生活条件而实现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的。
马克思在讲完人的发展三大阶段后接着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这说明，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逻辑阶段的经济表现，就是生产的工业化、交换的市场化、货币的资本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等现代性生成的阶段，也就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大工业生产方式所替代的阶段。要深刻理解这一逻辑，就必须澄明第三重逻辑，即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
马克思虽然高度重视生产方式变迁的意义，但未明确提出其逻辑程式，因此，需要我们进行解释学意义的阐释。以往理论界在谈生产方式时，往往偏重于将其与政治制度相联系，偏重于所有制的考量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喧宾夺主式的语义遮蔽，即专注于生产方式的政治特质而忽视了生产方式“本身”，于是造成第三条逻辑线索长期隐而不显、含而不露。
我们认为，生产方式以“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为基本逻辑环节，主要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分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2。“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
由此可见，处身于欧洲蓬勃兴起的工业化中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见证了现代工业兴起和发展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敏锐地发现了由资本逻辑推动的生产方式变迁引起的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历史本身的逻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共生的市场经济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铁的必然趋势。在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先行者英国已经发生并运行着的历史逻辑，正是后起的德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是所有前工业化国家的未来的景象。这实际上就是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并逻辑地隐含着他在世时尚未显现的后工业化时期。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
这表明，从传统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前工业化时期向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工业化时期（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切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这种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并被20世纪世界历史所证明。
按照辩证法原则，马克思对这一世界历史逻辑的揭示，必然隐含着他在世时尚未显现的后工业化时期的逻辑环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通过工业这一异化的形式所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5。然而，就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言，“异化形式”的工业化社会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世界历史必然经过消除异化阶段，而走向后工业化社会。因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6。
二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第一条逻辑线索早已得到充分的阐发，第二条线索在改革开放后也得到了深刻的理解，但第三条逻辑线索尚未得到应有的诠释。这不仅影响了对第二条逻辑线索的科学认知，也影响了对中国现实的正确认知与合理评价。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论证三条历史逻辑线的关系并开显第三条逻辑线索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三重逻辑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以不同理论视角对世界历史本身宏观轨迹的逻辑抽象。从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而言，它是从依附性的群体性的人向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格独立的人，再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回归的逻辑；就人的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形式而言，是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其初级形式）社会的历史演进逻辑；就生产方式而言，是从前工业生产方式到工业化生产方式再到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制度变迁逻辑。
在对生产方式的流行理解中有两个理论倾向：一是离开生产方式谈生产力；二是离开交换方式谈生产方式。实际上，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方式首先是决定和制约着经济、政治和精神过程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它不仅与生产力须臾不可分，而且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生产力的具体实现形式；不仅与交换方式不可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其本身就是交换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工业阶段”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往往是出处不同、语境不同但内涵相通的概念。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一定的生a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同时，马克思总是把“生产方式”概念与“交往形式”、“交换关系”相提并论。“交往形式”主要是指经济交往关系，“交换关系”就是市场经济关系。
从经典文本来看，马克思相对更重视生产方式变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是人类物质生产历史本身的逻辑主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它始终制约着政治制度的依次更替和人的发展的历史演进，因此，是理解其它两条逻辑线索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唯物史观是现实历史本身的逻辑再现，生产方式及共生的交换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基础，生产方式变迁是历史变迁的主线和主因。在马克思看来，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那么“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因此，生产方式变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政治变革和人的历史发展阶段演进的根源。
其次，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化交换方式的兴起才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各民族的历史充其量是局部的、个别的自身的活动记录和记忆。借助于市场化和近代科技革命的大工业生产方式，“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那么，市场经济就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再次，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马克思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在现实历史缠绕中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由传统生产方式到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交换形式（市场经济）的变迁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人”。“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正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即市场化的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而人的能力的全面性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就是从束缚和压迫状态下的“解放”。人的解放首先是生产方式变迁带来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4“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5。也就是说，没有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人的解放就是纸上谈兵。而进入工业化、市场化生活过程的人，也就实现了由“群体依附”到“人格独立”、由身份到契约、由“市民”到“公民”的历史越迁。可见包含着交换关系的生产方式变迁是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与发展的现实基础。
第二，大工业生产赖以实现的交换方式――市场经济，一方面是人的异化、物化、两极分化的资本逻辑展开的平台，另一方面又是内生着人类基本价值、消除人的异化和物化、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人本逻辑的制度摇篮。世界经济史证明，“市场经济既受人本元素的潜在导引而生成，又在演化进程中生成强化着人本精神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不断矫正市场经济自身的非人化演进，并规范引导自身由野蛮走向文明。没有市场经济谈不上人的本质的多样性生成和历史性发展。人的生命、健康、独立、自由、平等、个人财产权利保护、互利博爱等等人本精神元素无不与市场经济相关。没有人本精神原则制导，市场经济也不能由野蛮步入文明”6。以人的自由与发展为基本价值的人的发展逻辑，反过来又为以生产方式变迁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提供终极目标和现实规范的边界。
由此可见，工业化、市场化真正开启了世界历史，体现了人的本质和人的世界的历史性生成，使人成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尽管这一人类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和人的关系的普遍异化和物化，却是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性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唯物史观研究极端侧重于世界历史的政治制度形态演进的理论逻辑，侧重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阐发，侧重于暴力革命对政治制度更迭的必然性证明，侧重于政治上“姓社”“姓资”的制度考量，遮蔽了人的发展的逻辑和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以至于在实践上力图用不断的政治革命走向历史演进的逻辑终点。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那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7。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8。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不断出现“贫穷社会主义”的灾难，以铁的事实证明了R克思这一真理性预言，“倒逼”中国社会主义重新回归“生产力发展”所构成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从此，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三
当前对“中国道路”这一中国话语的诠释，基本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三大核心语素展开。然而，一些学者的理解却离开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本身和世界语境。其表现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延伸出与当代世界文明相对立的特立独行；从“现代化”延伸出中国道路始自晚清或民国；从“民族复兴”出发将中国道路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传统文明。这些看法貌似合理却是想象的逻辑，忽视了话语的基本所指――改革开放的“历史本身”。
“中国道路”的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本身”的逻辑呈现，是回应“中国模式”这一西方话语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中国模式”是世界政学两界对中国经济35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成因的话语表述。“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追问则始自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绩效巨大差异的“中国之谜”。离开这一历史本身及其世界语境，不仅不能清晰说明中国道路的逻辑内涵和历史边界，不能回答世界对“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追问，而且不能解释中国道路的实践路径和未来走向，不能阐发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世界价值。不考虑世界语境的中国话语必将变成孤独的自我独白，讲不好中国自己的故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道路”的开端。邓小平开始赋予其“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并做出“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都快，并且稳定而持久”1的预言，一年后又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内涵。1980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道路的初始定义。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中国迅速加入了全球化并取得了高速增长，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社会主义宪法秩序下加入了世界经济转轨大潮并在转轨绩效上取得了领先。相反，被西方经济学家普遍看好的俄罗斯独联体和东欧诸国却经历了惊人的经济衰退，是为彼得・诺兰教授提出的“中国之谜”。中外经济学家对谜底的基本共识是中俄转轨路径上“休克疗法”与“双轨过渡”的差异。
m管对“中国奇迹”的解读在经济学内部无法形成一致，新经济自由主义着眼于市场万能，凯恩斯主义者着眼于政府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作为导致中国奇迹的主因似无争议。中国经济奇迹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原则，这也导致对中国经济之谜的解读超出了经济学视域。2004年库柏・拉莫的《北京共识》似乎是从经济学视角批判“华盛顿共识”，实则旨在提出与美国模式相对立的“中国模式”。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卓越表现，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研究热点，并引起学界的热议。
中共中央对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给出了自己的科学解释：“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中国模式”的回应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地向世界宣告：改革开放是中国奇迹的主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定型的模式。中国学界也走出西方“中国模式”表达方式，用自己的语言和主体身体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逻辑轨迹。于是，“中国道路”的概念渐渐取代“中国模式”，实现了他者话语到中国话语的转变和主体性自觉，实现了学术话语与意识形态表达的重叠共识。
然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如孔子还是马克思？）导致了对民族复兴的理解存在歧义，有些人将中国道路的成功归因于国家建设或帝制传统；同时，传统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差异（如姓“社”还是姓“资”？），使得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提出了质疑。
本文认为，“中国道路”没有超越唯物史观的一般逻辑，而是其理论逻辑的直接现实。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凝缩了200年来世界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呈现了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变迁逻辑所规定的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
首先，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时代标志，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改革的本质是市场化，开放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的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伟力如此之大。”1具体说来，改革开放实现了五大关键转变：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经济决策主体由官员转向企业家、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经济发展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经济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这五个转变是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
其次，中国经济崛起的主因是在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对接和创造性整合。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计划经济固然可以实现工业化，但最终因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导致结构失衡和增长乏力；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说明尽管我们使出洪荒之力也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并改变贫困国家的现实。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囿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教条，就连“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雅克什・科尔奈也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而无视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融合的文明趋势，最终摈弃社会主义而选择市场经济造成了令人遗憾的转轨悲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党人，则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知，在市场化改革实践中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指导新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选择，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再次，关于“中国之谜”的理论求解，国内外转型经济学家尽管对转型路径给予了更多关注，“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对非经济学原因给予了多向度的说明，但无不承认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效组合是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关键，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奇迹的主因。中国加入wto十年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表现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明：2003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10.7%，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上升至2010年的世界第二。正是在市场化驱动下中国实现了由发展中农业大国向全球制造业大国的转变，实现了由贫困大国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总之，尽管有人质疑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然而，历史证明中国道路没有偏离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理论逻辑，相反，现实中国道路却是向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真正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逻辑主线正是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只有从唯物史观设定的理论坐标中，中国道路才能透过重重的纷纭表象得到本真的理解。
四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逻辑，无疑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道路及其当下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中国问题，提供了总体性逻辑框架和一般原则。“中国道路”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轨迹的理论概括和概念表征，然而，它必须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彰显其理论真谛和实践价值。那么，马克思的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三条逻辑线索就成为解释中国当下复杂现实和未来趋向的理论指南。
在马克思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阶段，它以资本和技术推动的市场“交换”的世界化展开的方式，使各民族分散的活动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使世界历史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波澜壮阔的转型，以转型和发展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本质上仍然从属于这一世界历史进程。当下中国现实复杂到几乎所有单一的理论模式都不能科学说明。历时性的历史阶段共时性存在犹如参天古木横断面的历史“年轮”，映射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立体交织与相互缠绕的历史奇观。然而，现实中国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生产方式变迁为主的世界历史三大逻辑主线的交汇，“中国道路”只有在三大逻辑历史交汇中才能被科学的界定。
按照政治制度演进的逻辑线，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之路。国情是中国道路的存在论规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准确把握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方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部理论、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石。尽管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除了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表述之外，其哲学意义还在于：
首先，在世界观的维度上，实现了社会历史本体由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到具体的国情现实的转变，实现了世界图景由两极对立到差异化共存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回归。唯物史观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就批判了黑格尔主义者将种种一般的虚假观念作为实体的荒谬，指出“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1。实事求是地认知国情，就是从“两个凡是”精神枷锁中的“思想解放”，就是再认知“意识[das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Bt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个转变是世界历史演进的逻辑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变为空间上的立体重叠和差异化共存。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化存在，是一种文明多样性的和平竞争。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基于多元制度文明共存的前提。战后世界历史发展证明，能否以开放的态势全方位地汲取对方的优秀文明成果的能力，成为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其次，在价值观维度上，实现了价值取向由“意识形态符号”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本身”的转变，实现了手段到目的的回归，也就是实现了政治制度变革逻辑向人的发展逻辑的转变。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手段而非K极目的。而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和具有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图腾。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政治制度革命的逻辑理应转向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却一步步陷入“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逻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意味着作为政治制度变革的“革命”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改革”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同时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在概念中，“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3，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资本主义也不等于“腐朽”和“垂死”，“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战后非洲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发达国家第二个黄金增长，都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政治制度变革的逻辑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
按照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线，中国道路是以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之路。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的中国经验构成了中国道路上的壮丽图景，逻辑再现“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具参考价值。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由前工业化时期到工业化时期再到后工业化时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恰恰是马克思早已洞见的关于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逻辑。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在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世界发展模型”，由发展模型求出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经济结构所具有的标准数值。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在对钱纳里模型有所完善后提出，中国“十二五”后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而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已经成为国家共识。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篇10
[摘要]从逻各斯的角度，马克思分析了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发现财富的演变是从单纯财富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化的过程。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超越知性，进入存在论领域。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26-05
鲁迅把中国历史分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套用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做稳了财富的奴隶的人们”和“想做财富的奴隶而不可得的人们”。这可能比马克思对近代社会关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更加适合于用来描绘当代社会。但马克思对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散发出真理的光辉。让人们看到，财富的逻辑对人的统治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在资本面前奴颜婢膝的人类，每一根骨头都已经被榨干。不能没有对立面而又失去了对立面的资本，下一步只能把枪口对准自身。从此，财富的逻辑将转化为人的逻辑。从资本这只烧毁自身的火凤凰的灰烬中，将诞生出一个崭新的物种：自由的人。
一、逻辑、人和财富
正如逻辑(Logic)分为狭义的逻辑和广义的逻辑一样，人和财富也有其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逻辑即知性的逻辑，广义的逻辑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逻各斯(Logos)的表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道”就是逻各斯，“常道”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常名”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名学”即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再进一步，如果给名词下定义，通过一个抽象化过程把它们变成概念，然后研究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即命题，在此基础上研究命题与命题间的关系即推理，就形成狭义的逻辑。知识通过狭义的逻辑来把握广义的逻辑。但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把握到的只是“现象”，即能够显现在知识中的逻各斯(“常道”和“常名”)，而不是逻各斯(“道”)本身。按照当代人的看法，对逻各斯的认识只能通过现象学，而不能通过知识学。
同样，狭义的人即主体，广义的人却是个人(individual)，它们都是人本身的表现。狭义的财富是指交换价值，广义的财富是指使用价值，它们都是财富本身的表现形式。
显然，当我们把“财富”和“人”与“逻辑”放到一起，构成“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狭义的“逻辑”和狭义的“财富”、狭义的“人”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如果我们规定：狭义的逻辑指知识论的逻辑，狭义的财富指货币和资本，狭义的人指资本家和与此相应的认识主体；广义的逻辑则追溯财富的历史、现实的人的历史；逻各斯研究人和人的财富的生成――如果这样规定，那么，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分别揭示了狭义的财富、广义的人和人本身(连同人的财富)的生成过程。因此，本文是从辩证逻辑角度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的一种尝试。
二、财富的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历史现象学要求，我们可以发现：狭义的财富即当代人们所说的财富表现为货币或资本，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财富的哲学；但广义的财富是个历史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呈现出变幻不同的样态，从而导致狭义的逻辑无法应用；要研究财富的历史演变，就必须立足于广义的逻辑，即财富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产生财富的原因同时也产生贫穷，这样财富的哲学就转化为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则是对这两种哲学的扬弃。
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自给自足，不存在与他人的交换，财富也表现为其自然形式，即物之有用性。物之有用性构成对人而言的使用价值，此时财富就表现为它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指那些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对人有用的物品，如粮食、衣服、房屋等。使用价值的数量愈多，人愈富裕，使用价值的数量少，则愈贫穷。
商品经济条件下，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嵌入了交换这一环节，生产出的商品是为了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财富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开始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在于手中使用价值的量所能换到的货币的量，如果这些使用价值没有交换出去，就不能表现为财富。经济危机时期曾经发生过让粮食烂在地里，将牛奶倒进海里的事件，就是因为使用价值没能成功地转换为交换价值，人类生命活动的凝结蜕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被处理掉。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和完成，此时用于交换的商品范围空前扩大，远远超出了“劳动产品”这一范围，诸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甚至于人的肉体、荣誉等等都可以用于交换，都成了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时代的来临，财富的形式再次发生质变，以资本的面目现身。由于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意味着财富的衡量指标已不再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了，而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因为财富仍然以其个别形态存在，尚未被抽象，无法变成“财富”概念。只有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富的自然形式被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所取代，它才获得了其特殊性和普遍性，进而先被抽象在“价值”形态下，后被抽象在“效用”形态下，分别形成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的庸俗经济学。与这两种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财富的异化的形态和它所蕴含的属人形态。
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也就是说，财富的社会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表现不同，但它的物质内容始终是一样的，这就是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物质内容的实现需要通过交换的中介。这一中介使得劳动产品以价值形式呈现，只有借助抽象力，抽取掉一切可感觉的属性，我们才能看到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的抽象人类劳动。也只有借助抽象力，才能进一步解开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潜藏着的秘密，否则就会被表象迷惑。
当资本时代来临，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虚拟财富的出现，财富抽象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与财富一样，虚拟财富也有其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虚拟财富或者说财富的虚拟形式，是财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形式，而不是财富本身。在虚拟经济中，财富是其虚拟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财富的价值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和使用价值形态(或物质形态)的统一。”
价值的虚拟化与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不是一回事。从财富的自然形式到价值形式，是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从价值形式到虚拟价值形式，则是价值的虚拟化。随着财富的社会形式从价值转化为虚拟价值，财富演变为虚拟财富，原本切实可感觉的物不仅越来越抽象，而且披上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要面向财富本身，看清其真实面目，只有运用辩证逻辑进行分析。
马克思指出，使得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谜底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财富也不能脱离其“社会”的性质。他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的应用，说明了价值如何作为商品的“原子”，构建了商品这一市场经济的“细胞”，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打算研究“有机体”的进化，这需要在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生产力经济学。遗憾的是，马克思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就去世了。庸俗经济学撇开生产关系研究财富，只会把清水搅浑，但它在无意中探讨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建立准备了另外一翼。尤其是效用价值论，本质上研究的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与研究价值对劳动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相比，研究使用价值的抽象的效用价值论是对财富的自然形式的知性分析。它为对使用价值的辩证分析、从而进一步为研究社会形态的有机体的演化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三、财富的逻辑悖论：人的异化
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在思想中的发生和概念所对应的事物在现实中的发生，并因而主张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一思想应用到财富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富概念上的异化，无非是反映在财富上的人的异化的反映。
财富从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范畴，它总是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食物满足的是动物的自然存在(肉体存在)，那么，财富满足的则是人的社会存在。因此，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对应着人的不同社会存在形式：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家一国一天下)中的存在；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的双重存在；在产品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人的自由存在生成之前，首先必须经历人的异化存在，它突出地表现在权力的奴化和财富的物化方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异化形式以强有力的势头，侵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决定性支配性的力量，哈贝马斯将此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当财富的形式是使用价值，表现为衣、食、住、行等消费资料时，它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为生命活动的展开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随着由具体变抽象，财富愈来愈远离人，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构成对人的反抗，具体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是价值即抽象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由此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有交换就需要确定交换价值的形式。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而货币则是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相比之下，作为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市场为依托的虚拟经济的产物，虚拟财富更加容易产生拜物教，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统一体。在交换活动中，价值被当作物，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虚拟价值也被当作真实的财富。
可见，财富形式的抽象性(即形而上学性，从中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哲学即财富的形而上学)是其产生迷幻魔力的本质所在。财富逻辑愈是深人展开，财富身上被赋予的神性光环也愈加灿烂，并日渐取代传统神灵，成为世俗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在“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的现代社会，一切存在都要接受财富的洗礼，自我的沦陷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就其本质而言，财富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在私有制情况下，这种社会力量变成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支配着每一个个人，社会变成抽象社会，个人变成抽象个人。对财富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表达了大众对抽象社会的认同，意味着个人已经被异化的社会同化。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增长恰恰表征着生命的减少：“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那你占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财富幻象使我们认识不到这种异化，拜物教赋予我们一套颠倒了的世界观，以物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颠倒的世界，如何能够发现世界的颠倒?“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我们不但认识不到遭受剥夺的生命和人性，反而争先恐后地汇入到获取货币和财富的时代洪潮之中。
使用价值的抽象化强化了财富幻觉的真实性。相应地，欲望本身被抽象化，先是成为抽象欲望，后是成为欲望幻觉。在财富被普遍欲望所抽象、所幻化的社会中，抽象的个人所体验到的自己是一种“交换价值”，忽略掉的是自己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变成了“人格市场”上的商品，形成了一种“商品销售性格”，当“商品销售性格”成为社会性格的主要方面时，个人的情感异化，社会的道德沦丧，大众的心理病态，人类彻底沦为财富的奴隶。
马克斯・韦伯在肯定了以“禁欲”、“勤奋”、“节俭”等新教伦理为基础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表达了对这种精神终究要崩溃的忧虑：纯粹世俗的取代天职观念，财富的生产将变成人类生存的铁笼，以致于将来有可能进入这样的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毫无疑问，韦伯的忧虑今天已经不幸成为事实。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维持财富生产的关键不再是通过禁欲来增加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来实现财富增殖，其后果必然把人变成消费机器。除了消费生活用品，人类开始消费符号，进入了意识经济，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单纯从事实出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无视这一切，以“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为基本前提，只是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种经济学的成功实现以对自然的掠夺作为基础，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财富逻辑演变的最终结局是对人的否定，它导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但异化的顶点也是扬弃异化的开端，财富的逻辑必然回归人的逻辑。
四、人的逻辑：财富逻辑的必然归属
如何消除财富的悖论，让财富是其所是，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要求我们超越知性逻辑，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对于财富之“是”，马克思给出了明确论断：“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
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存在论视域中的财富就是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财富是人自身实现的手段，财富生产是人摆脱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矛盾，指出消灭经济危机的途径是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私有财产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至此，财富逻辑导致的悖论将彻底得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解决，人真正地生成为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对抗也不再存在。
阿玛蒂亚・森表达了与马克思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发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问题，而不是财富的获得，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不能用传统福利经济学所采用的个人或社会的效用函数，也不能用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做指标，因为它们并不是人所追求的全部目标。最重要的是自由，实质自由就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显然，森所理解的财富实际上仅限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即财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森主张抛弃这种形式，以新的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而不是以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这已经进入实践探索的领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Developmentindex)，将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实际GDp合成为一个复合指数，以代替传统的Gnp指标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尺度。这也表达了由单一的财富衡量尺度向人的存在的衡量尺度的转变。虽然这只是一个开端，但它预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的道路。下一步，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应当携起手来，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探讨的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推进。让其中所体现的人的发展的逻辑在一个对象化过程中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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