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1
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关联交易，保证公司与各关联人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公允性、合理性；为了保证公司各项业务通过必要的关联交易准则顺利地开展，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公司在确认和处理有关关联人之间关联关系与关联交易时，应遵循并贯彻以下原则：
1、尽量避免或减少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2、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时，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以及等价有偿”的原则，并以书面协议方式予以确定;
3、对于必须发生的关联交易，应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4、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原则;
5、必要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或专业评估机构发表意见和报告的原则。
第三条公司在处理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时，不得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第四条公司的关联方定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包括：
1、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
2、合营企业；
3、联营企业；
4、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5、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第五条关联关系主要指在财务和经营决策中，能够对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方式或途径，主要包括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存在的股权关系、人事关系、管理关系及商业利益关系。
第六条公司应对关联关系对公司的控制和影响的方式、途径、程度及可能的结果等方面作出实质性判断，并作出不损害公司利益的选择。
第三章关联交易
第七条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不论是否收受价款，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存在以下交易或往来的，即视为关联人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1、购买或销售商品；
2、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它资产；
3、提供或接受劳务；
4、；
5、租赁；
6、提供资金（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7、担保和抵押；
8、管理方面的合同；
9、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10、许可协议；
11、赠与；
12、债务重组；
13、非货币性交易；
14、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15、法律、法规认定的属于关联交易的其它事项。
第四章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第八条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
1、单笔或累计标的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必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单笔或累计标的在50～500万元之间或占公司最近审计净资产0.5%～3%之间的关联交易，必须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3、单笔或累计标的在50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并报董事会备案。作出该等决定的有关会议董事会秘书必须列席参加。
第九条1、关联交易中涉及的所有关联人，应就该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提供充足的证据，同时提供必要的市场标准。
2、根据第八条规定的相应权力，提交相应的决策层审议。
3、决策层收到关联人有关资料后，应安排相应人员进行调研，形成就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市场标准、对公司可能带来的效益（直接或间接效益）或损失（直接或间接损失）等的调查报告，并在两周内向关联人反馈意见。
4、单笔或累计标的超过500万元的关联交易，应由公司董事会牵头安排调研。
5、关联人根据相关决策层的安排，参加相应会议。
6、关联人只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进行陈述，对关联事项应及时回避表决。
第十条公司关联人与本公司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应采取必要的回避措施：
1、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
2、关联方不能以任何形式干预公司的决策；
3、公司董事会会议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下列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属以下情形的，关联董事应予回避表决，但可参与审议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1）董事个人与公司的关联交易；（2）董事个人在关联企业任职或拥有关联企业的控股权；（3）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回避的其它情形。
4、公司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予回避表决。因特殊情况无法回避时，在本公司征得有权部门同意后，可以参加表决。但在股东大会决议中要作出详细说明，同时要对非关联人的股东投票情况进行专门统计，在该决议年报中予以披露。
第十一条公司监事会应对单独或累计标的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发表意见，同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要假设及考虑因素，在下次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交易的详细资料。
第十二条独立董事应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意见。
第十三条500万元以上关联交易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方可执行，属于股东大会休会期间发生且须即时签约履行的，公司董事会可先签有关协议并执行，但仍须经股东大会审议并予以追认。
第十四条关联交易合同有效期内，因生产经营或不可抗力的变化导致必须终止或修改有关联交易协议或合同时，有关当事人可终止协议或修改补充协议内容。补充、修订协议视具体情况即时生效或再经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后生效。
第五章附则
第十五条本制度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
自1997年我国第一份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颁布以来，对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研究从未间断。本文对2007年沪深两市因重大关联交易而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1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公司股权集中程度、上市公司规模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和关联方利益转移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陈晓、王琨（2005）全面分析了1998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总体状况，发现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间的制衡能力越强，发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越低、金额越小。孙光国、牛永芹（2008）选取了64个样本，通过逻辑斯蒂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因和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长、控股股东的性质是影响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佟岩、王化成（2006）对1999年至2002年间的经验数据加以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盈余质量更低；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盈余质量越高。佟岩、王化成（2007）继续对2001年、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在50%及以下时，更多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结果降低了盈余质量；而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50%时，偏好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共享收益，最终提高了盈余质量。刘建民、刘星（2005）通过对存在控股股东型公司关联交易量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量明显多于法人控股型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配股盈余管理比法人控股型公司更为显著，同时发现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在确保“壳”资源免遭“St”或终止上市的同时可能直接转移了上市公司的利益。陈少华（2003）引入关联交易因素考虑亏损公司盈余管理，通过经验研究方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关联交易程度等级与扭亏当年实现的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亏损时间不同的公司组，其关联交易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影响关联交易因素包括：扭亏年度前一年的亏损额、大股东比例；Cpa能鉴别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
（二）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原因及其特征研究肖虹（2001）以“控股股东运用关联方交易方式使上市公司本期盈余增加，并因此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关联方交易盈余事项”做为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研究对象的表征变量，采用逻辑斯蒂回归研究方法，对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的原因和特征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实行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为连续三年未能配股而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是在控股股东控制下，主要通过非主营业务项目的管理而实现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越多，则越有可能与控股股东进行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王怀栋、赵智全（2007）以科技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原因和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连续三年没有增发新股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再筹资动机强烈；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资金；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现象严重；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不仅通过非主营业务，还通过主营业务管理盈余。高雷、宋顺林（2008）以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大样本检验关联关系、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了获取配股资格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或控股股东隶属某一企业集团时，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更严重；进行盈余管理时，线下项目与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具有替代性。宋秀超（2008）选取了a股股票市场2006年因披露重大关联交易并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105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描述统计披露重大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的特征变量的分布，然后使用非参数检验、线性回归等方法研究后发现：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也明显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与资产负债率有一定关系，但关系的方向性不确定；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无相关；扭亏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程度较高；对于当年有配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关联交易程度较高；St公司关联交易程度较高；有第一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程度较高；上市公司有明显的避税动机。
（三）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利益输出的实证分析孟焰、张秀梅（2006）通过对2001年至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夏珂研（2007）使用Jones模型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股权结构与利益转移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表明：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国有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与利益转移同关联方利益转移程度存在明显的年度差异，关系较为复杂；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面临ipo、需要获得配股、增发新股资格、退市（St、*St）危机时，为了迎合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关联方会利用关联交易的方法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向其输送利益，人为调整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帮助其达到上市、配股、增发、保牌的目的。当上市公司业绩良好或通过股市融资成功后，关联方往往会上市公司的资金，利用其控制权，采用盈余管理方式从上市公司转移利润。因此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越严重，利益转移程度就应当越大，故提出假设：
H1：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DaCC）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
股权越是集中在少数大股东的手中时，就越容易形成少数股东相互勾结，共同侵害广大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我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来反映股权集中程度，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越高，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越强，通过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的能力越强。因此提出假设：
H2：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5）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
从理论上讲，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关联关系越复杂，能够供关联方转移的资源越多，上市公司或其各关联方就越能够利用多重复杂的关联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应该越高。因此提出假设：
H3：上市公司规模（SiZe）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对2007年沪深两市14个行业的所有公司的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查，选择出其中因重大关联交易而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22家上市公司，由于三家公司停牌或暂停上市，无法取得2007年末的市值，故剔除3家，最终1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选择出样本及获取与样本同行业的数家非样本公司的代码，根据CSmaR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到研究数据，并将所选数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的公告及交易行情相印证，以尽可能减少误差。分析使用软件为eXCeL和eViewS3.0。
（三）模型建立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检验分析：
（1）用Jones和m-Jones模型反映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目前，主要的研究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有三类：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和指标分布频率研究法。由于具体项目法只适用于使用单一盈余管理方式的企业且其研究结果难以推广。而指标分布频率研究法应用局限性很大，最重要的是不能获得精度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量化数据。本文采用了应计利润分离法，而应计利润分离法又包括了Jones模型、m-Jones、K-S模型。Dechow等（1995）使用美国证券市场时间序列数据，对不同的模型衡量盈余管理的精确度做了一个比较，结果表明，m-Jones模型能够最精确地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当使用关联方交易且未能在期末收回现金的盈余管理方式下，Jones模型将完全失效而m-Jones模型则仍然适用（吕伟、田子莘，2008）。在我国，在关联交易过程中广泛存在期末未收回现金的情形，所以本文采用了m-Jones模型来计算样本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DaCC）。同时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时间较短，只能使用截面数据来估计Jones模型，而本文研究更是2007年的截面数据，所以选择了m-（2）用toBin'SQ反映关联利益转移程度。从现有文献看，多数文章采用toBin'SQ或eVa来衡量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剥夺程度。由于eVa计算比较麻烦，需要上百次的调整，需要收集大量的财务数据，而我国又缺少权威性的数据库，所以本文采用toBin'SQ值间接反映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toBin'SQ值越大说明公司价值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程度越小；toBin'SQ值越小说明公司价值越小，关联方利益转移程度越大。toBin'SQ有两种计算模式：第一种：toBin'SQ=（公司市场价值）/公司净资产=（a股和B股年末流通市值）/年末净资产；第二种：toBin'SQ=（公司市场价值+负债）/公司总资产=（a股和B股年末流通市值+非流通股份占净资产的金额+负债总额）/年末总资产。其中：非流通股份占净资产的金额=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份数。由于我国股改尚未全面完成，因此还存在非流通股份，所以本文采用了第二种计算模式。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007年样本公司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第一，样本公司在2007年的toBin'SQ均值为0.799807，小于1，说明上市公司在2007年度价值相对较小，利益转移程度大。标准差较小，说明样本公司toBin'SQ数据高度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样本公司普遍存在较大程度的利益转移现象。第二，样本公司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除以年初资产总额的均值（DaCC）在2007年为-8.7975%。2007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的均值为负值，说明2007年样本公司的应计利润总额小于了样本公司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时，采用了调减利润的方式，存在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的现象。即使最大值为正值，然而，正值仅为0.286726，说明即使存在集团公司向上市公司输送利润的现象，也是极个别的现象，且其规模是相对较小。标准差仅为0.179783，说明样本公司普遍存在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的现象。第三，样本公司H5指数均值在2007年度为0.113455，数值较小，且其最大值也仅为0.34544，标准差仅为0.08678，说明各样本值高度集中于均值附近，说明样本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小，股权集中度不高。第四，从资产规模看，样本公司2007年末资产总额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0.9124，说明年末资产总额的均值为e20.9124元，公司规模较大。
（二）回归分析年度样本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第一，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度（DaCC）的估计参数为-1.459084，t值为-2.756046，2007年在0.02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p值为0.0147。说明2007年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toBin'SQ负相关，公司价值越小，说明关联方利益转移程度越大，即说明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正相关。假设1得到证实。第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H5）的估计参数2007年为-0.893887，从回归参数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toBin'SQ在2007年度负相关，即说明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在2007年正相关。而t统计量为-0.819086，在0.5的水平上才具有显著性，说明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2没有得到证实。第三，资产规模（SiZe）的估计参数为-0.020547，说明2007年度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toBin'SQ负相关，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t统计量为-0.196301，p值为0.847，说明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3没有得到证实。
（三）F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F（k-1，n-k）=F（4-1，19-4）=F（3，15）值如（表3）所示。回归结果得到的F统计量值为2.727173，可知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度（DaCC）、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H5）、资产规模（SiZe）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toBin'SQ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了辅助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分别以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度（DaCC）、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H5）、资产规模（SiZe）各个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二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三次回归，ViF值分别为1.0026、1.0017、1.0013，均显著小于10，因此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了wHite检验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如下：由（表4）可知，nR2=12.56051
0.223292DaCCt-1；H5*=H5t+0.223292H5(t-1)；SiZe*=SiZet-SiZet-1；et=ut+0.223292ut-1。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以对2007年沪深两市因重大关联交易而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1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结果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2007年在0.02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价值（toBin'SQ）越小，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的利益越多；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与toBin'SQ值负相关，与利益转移在2007年正相关，但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2007年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toBin'SQ负相关，与关联方利益转移正相关，但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二）建议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完善证券相关制度，规范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普遍存在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转移利益现象严重。这主要是上市公司为了达到ipo、保牌、增发、配股的目的，而迎合证监会的各项会计指标造成的。证券监管部门以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净额为首次公开发行合格指标；以净资产收益率为配股及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合格线，对于冠以St及暂停上市及退市的底线更是看重净利润。监管部门过于重视单一的利润指标的现状，使得上市公司为避免监管指标对其实现目标形成障碍，有强大的利润调节动机。而由于关联交易的价格确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利用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便成为最方便最迅速的工具。因此，一方面应考虑其现金流量等多个指标（如净资产现金流量比率、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指标），从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综合考核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收益质量。第二，法律法规对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我国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对关联方交易的监管和惩罚力度不够，处罚存在着随意性，且违规成本很低，既没有更高一层民事处罚，更没有相关刑事责任的规定。这为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转移利益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建议我国完善证券法、会计法、民法、刑法中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严密的法律体系，一方面使我国的处罚真正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加强对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的处罚力度，应追究包括治理层、管理层、监事等相关责任人的民事、刑事责任，以加大公司、负责人的违规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要求监管部门加大对相关行为的监控力度，及时发现、及时查处，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第三，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使监管部门能进行阳光监管，这依赖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程度。我国对关联方交易的具体规范主要是通过《股票上市规则（2006年5月修订）》来实现的。存在以下问题：对重大关联交易有认定还不够清晰；关联交易定价混乱，没有统一指导定价原则，过多的选择空间给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契机；准则对影响重大的关联交易应披露缘由、合理性和对交易各方生产经营及当期业绩的影响程度，以引起投资者对不正常关联交易的充分重视；应完善对关联交易谈判期间及履行期间的及时披露制度。第三，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良好的独立董事制度能够很好地阻止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违规盈余管理及利益转移。面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问题，应加强该制度的法律保障基础、明晰独立董事权责、同时明晰独立董事与监事会职能区别、加强独立董事责任，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选举制度、改变其经费来源及工作流程，使独立董事真正独立，以真正起到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作用。
（三）研究局限本文在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对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进行利益转移的分析中仅对股权集中度以加以考虑，而没有涉及股权构成，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等因素，对影响上市公司利益转移的因素考虑不够全面；仅对2007年数据进行了检验，没有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这也使得假设2和3没有得到证实，若考虑多年的情况，也许能够证明假设2和假设3；在模型使用方面也还存在改进之处，可以在对同行业非样本公司回归来确定参数时也使用m-Jones模型，也许能提高参数精准度。希望能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对问题的把握能够更加全面与规范。
参考文献：
［1］陈晓、王琨：《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2］佟岩、王化成：《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考察》，《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3］佟岩、王化成：《关联交易、控制权收益与盈余质量》，《会计研究》2007年第4期。
［4］陈少华：《亏损公司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5］王怀栋、赵智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7年第6期
［6］宋秀超：《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7］孟焰、张秀梅：《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06年第4期。
［8］夏珂研：《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股权结构与利益转移》，《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9］佟岩、程小可：《关联交易利益流向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3
关键词：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 审计风险 成因
关联交易师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经常发生和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很多关联交易是非自愿和不公平的，我国上市公司中就存在较--多的关联交易利润操纵行为，而且形式越来越多样，手段越来越隐蔽。这些虚假的、不透明的关联交易不仅给公司本身的稳健经营埋下了隐患，也直接导致了注册会计师较高的审计风险。
一、关联交易审计风险的成因
(一)关联交易审计固有风险的成因(1)关联交易主体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关联交易中，交易双方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各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交易一方可对另一方进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从而造成了双方事实上的地位等。因此，关联方之间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的，在关联交易中可能不按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而是运用手中的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使交易建立在非公允的基础上，于是关联交易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公平及滥用的风险。正是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导致了关联交易审计固有风险的产生。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来转移利润或谋求某些不正当利益，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是屡见不鲜。(2)关联交易的定价及其披露随意性强。公司与非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按照公允市价进行，但是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定价较为灵活，往往高于或低于公允市价。关联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交易价格的非市场性、多样性，使其定价政策成为交易的核心内容，于是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也就成了判断关联交易是否公允的重要标准。虽然新的会计准则已经把“公允价值”作为一种新的计量属性来应用，新的关联方披露会计准则也要求企业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但无论是基本准则、具体准则还是应用指南都缺乏具体的定价细节，公司并没有提供关联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评估价格、账面价值或成本价格等价格的比较信息。这样一来，关联交易定价的模糊性成了监管规范的一个漏洞，致使一些上市公司在具体操作中无所适从，而另一些上市公司则据此逃避披露监管，使得关联交易审计的固有风险加大。杨志国(2004)等学者进行的审计风险成因问卷调查的结果就显示，“缺乏信息披露要求或要求不明确”占到总数的36.13％。目前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定价的披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定价种类繁杂。我国很多上市公司披露了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但定价有市场价、合同价、协议价、成本加成、国家定价、不高于或低于正常价、企业集团负责定价等若干种表述；二是定价缺乏公允性。即使披露了转移定价，但很多公司也未说明有关资产是否经过审计和评估，投资者很难了解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三是披露的定价依据缺乏可比性和可理解性。大多数上市公司往往只列示“按协议定价”、“按市场价格”或是“评估价”、“优惠价”、“成本价”，没有说明制定价格的方法和基础，更没有说明这些定价与市场价格有何区别。实际上，正常市价、批发价、合同价、协议价、计划价格等方法概念模糊，不明确其与市价的关系，披露所能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信息使用者往往无法对关联交易做出判断。(3)上市公司监管指标不合理。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在证券市场上的募集资金，融资渠道包括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债券等。证券监管部门出于资金流向最优部门的考虑，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格作了严格的限定。这些规定虽然配股和增发的条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历年来都是选择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而净资产收益率是个以利润为基础而不是以现金流为基础的指标，存在着诸多“人为的”缺陷。同样证券监管制度中的特殊配股制度、特别处理制度和股市暂停与退市制度也都是重视单一的利润指标。这样上市公司为保住持续再融资的资格，或者避免戴帽，或者为了摘帽，非公允的关联交易便成了最方便最迅速的粉饰利润的工具，这种强烈的动机加大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计的固有风险。(4)关联交易的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不相称。众多上市公司频频利用关联交易大做文章，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后的违规成本太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约束上市公司非公允的关联交易的相关法规并不健全。《证券法》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关于违规关联交易的条款，新修订的松司法》也未对关联交易做出直接规范，仅限于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不具体也不全面。如《公司法》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不能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这种规定只涉及董事、经理等关联自然人，而对公司的关联法人尤其是控股股东的行为未作约束。这将关联交易的法律规范就“下放”到中国证监会的规章、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有关公告中，对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交易的约束力较弱。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违规关联交易的查处明显缺乏力度。证券交易所对违规上市公司所能进行的最高处罚是在指定报刊上公开谴责，这种以交易所内部批评为主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处罚方式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对违规公司的股价、再融资能力与机会等的影响也很小。中国证监会虽有调查权，有比证券交易所更大的处罚权，更能发现和控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然而证监会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无权对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任何刑事惩罚。并且在处罚措施上偏重对上市公司的处罚，轻视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处罚；在处罚形式上，重行政处罚，忽视民事赔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只要造假预期成本小于造假预期收益，上市公司就有“博弈”的理由和冲动。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的巨大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规关联交易的发生，使得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计的固有风险相应加大。
(二)关联交易审计控制风险的成因(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合理。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布，是决定公司内部制衡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在原有的国有企业经过改制、资产重组后上市的，“国有股”一股独大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特征。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可使大股东相当方便地利用其控股优势来左右或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使利益倾斜于大股东或其关联人，促进了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控股股东对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拥有控制权，显然也能够决定或影响大规模的关联交易。相反的，中小股东的利益由于缺乏代表者和维护者，无法约束大股东利用非公允关联交易侵害自身利益的行为。不仅在理论分析上，控股股东有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小股东利益的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余明桂、夏新平(2004)研究了关联交易次数与股权结构的关系，通过对1999年至2001年间的数据分析发现，有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陈晓、王琨(2005)研究了关联交易规模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
(2)公司治理与内审监督不健全。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制衡机制，使得各种财权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得到有效配置、制衡、激励和监督。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不甚合理，内部审计监督制度更谈不上健全，因而非公允关联交易相当严重。虽然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但其监事会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虽然大多数公司都建立了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但大部分独立董事形同虚设。对于公司内部设立的审计部门，一般是独立于财务部门之外，在董事会或监事会的领导之下运作，是为控股股东服务的，审计独立性可想而知。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和程序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防止非公允的关联交易，也就引起了关联交易审计的控制风险。同时，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是导致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上市公司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以行政方式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任免国有股股东代表；另一方面表现为产权上的“超弱控制”，投票权被视为“廉价的”。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这样就加大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的难度，导致了关联交易审计控制风险。
(三)关联交易审计检查风险的成因(1)关联方及关联交易难以明确认定。我国的新会计准则指出：“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但怎样判断关联双方的一方能够控制另一方，又怎样确认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有重大的财务、经营影响呢?这个并没有明确的条条框框来认定，仍需要审计人员依靠自己的知识、经验、技术等做出相应的判断和估计。一般情况下，关联方关系的类型容易分清，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争议。如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中有半数以上的董事在与其同一母公司的另一公司中担任行政职务，那么股份公司与另一公司的关系是属于控制关系还是属于非控制关系?从法律形式上讲，可以认为是非控制关系，但实质上对于这些董事在行使职权时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却很难把握。正因为关联方关系难以明确认定，其关联交易也是难以把握。现代公司的股权及经营关系往往比较复杂，关联交易也就更加隐蔽，注册会计师通过正常的审计程序很难识别，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计的检查风险。(2)公司往往简单或曲意披露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实际存在着无偿的关联交易、不易察觉的关联交易与难以识别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正逐渐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主要手段。上市公司也许会披露直接的、显性的关联交易，但对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披露并不充分，所规定的关联交易审计程序又过于简单且不系统，注册会计师很难对公司所披露的关联交易信息恰当地发表意见。同时，上市公司一般不会主动披露间接的、隐蔽的关联交易，即使披露也是简单披露或者曲意披露，我们还缺乏针对这种隐蔽交易的“盈余管理”规定和“现金流”规定。因此，公司所描述的关联交易的模糊性、片面性和主观性，大大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计的检查风险。(3)对关联交易审计容易产生认识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公众及投资者对关联交易审计很容易产生认识偏差。如将关联交易等同于不公平交易，一提到关联交易，即认为公司必定存在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行为；认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应对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做出保证，如果注册会计师没有就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就认为注册会计师没有勤勉尽责；将税收公平原则和交易公平性混为一谈，把针对关联交易而进行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理解为公司关联交易价格的不公平等。这一方面给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造成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后的针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诉讼增多，这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计的检查风险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二、关联交易审计风险的防范
(一)关联交易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防范(1)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首先要加强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披露。加强关联方信息披露，就要把是否进行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程度作为交易成立的法定条件。新的会计准则已经扩展了关联方的范围，明确了关联交易的披露内容；但笔者觉得还不够，还需要认定关联方的最终控制方，还需要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关联交易额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其次要加大关联交易违规惩处力度。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监管部门一定的权力，一旦发现关联交易的披露不合规范，即可凭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和刑事制裁，使上市公司在惩处的威慑力下严格披露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许多学者就关联交易研究了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博弈，博弈结果就是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惩罚量越大，监管频率越高，上市公司进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概率就越小。(2)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监管指标。首先要引入现金流量指标，改变会计收益指标在上市公司监管政策中的核心地位。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原有的会计收益指标与可比性的现金流量指标并列使用，如净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现金流量比率、经营活动净收益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每股收益和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都要考核，上市公司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标准的要求，才能取得配股资格或避免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处理。这样，以提高账面利润为目的而不能带来现金流量实质增加的关联交易必将得到有效遏制。其次，要分开计算主营业务利润和非经常性损益等利润指标。因为纯粹的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体现出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所导致的非经常性损益，而非经常性收益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在逐年上涨。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制造账面利润的动机，真实反映其获利能力，就应该将非经常性损益从以净利润为基础的会计收益指标中剔除，配股、增发的条件就以剔除后的比率为准。所以，就必须要求上市公司单独披露非经常性损益及其来源，新准则的利润表列报加入了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项目，对分析关联交易的非经常性损益有一定的帮助。(3)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监管机制。首先，构造合理的股权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可以解决上市公司中中小股东与控投股东利益不对称现状，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适当减持国有股，使股权分布适度，即股权较为集中，但集中度又不太高，并且公司又有若干个可以相互制衡的股东所控制，这样才能既避免了大股东的“一言堂”现象又避免了小股东的“搭便车”动机。其次，完善公司内部激励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能有效解决公司的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避免经营者利用关联交易来操纵经营利润。为此，要打破原来国有企业对企业管理者的行政任命体制，可以建立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的经理人形成机制；同时，要合理平衡经理人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使公司的成本相对最少化。第三，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实践表明，审计委员会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发现和防止财务报告舞弊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将重大关联的审计列入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之一，这无疑提高了关联交易公允化的可能性。但审计委员会不应作为董事会的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而应隶属于责、权、利完整的监事会领导，独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4
吴霞（1989—），女，汉族，湖南省常德市人，会计学硕士，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摘要：关联交易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容易成为上市公司操纵盈余、转移利益的工具，给投资者造成直接的财富损失。由于我国的市场体制尚不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内外监管力度不够，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大肆掏空上市公司的案例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破坏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效率。
本文主要以规范研究的方法，对大股东以非公允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了研究，探讨掏空型关联交易的常用手段，最终得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加强法律监管，以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关联交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形式也不断翻新。从理论上讲，关联方交易可以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经营成本，使参与双方受益。然而，关联交易也十分容易成为上市公司利益输送的工具。具体到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治理机构不健全，法律上对中小股东的保护体系也不完善，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国有企业剥离出部分优良资产，分拆上市，以满足证券监管部门对新上市公司的各方面要求。这就导致上市公司与原企业集团之间频繁发生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可以通过高比例的关联购销方便地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当控股股东通过一系列非公允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时，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随着相关案件频发，关联交易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近年来的热点研究问题。
（二）研究意义
本文对于掏空型关联交易的研究，有助于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了解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种种关联交易手段。另外，本文对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防范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非公允关联交易滋生的制度性根源，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以及监管部门法律法规的完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关联交易下的大股东掏空行为分析
（一）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手段
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源，掠夺中小股东财富时，或直接占用，或暗度陈仓。关联交易的形式多种多样，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产品购销、资产购销、租赁、资金占用与关联担保。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为大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关联担保使上市公司承担了额外的财务风险。大股东以关联担保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上市公司，一旦大股东无力偿还借款，其责任将由上市公司承担。与其他手段相比，资金占用与关联担保都更容易“暴露”，引起市场监管部门的注意。
（二）公司被掏空的原因分析
1、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在中国，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带来的往往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统一，而大股东手中的控制权比例往往大于其收益权比例，当缺乏相应的内部监管与抗衡力量时，大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控制私利，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2、外部监管不严
外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公司被掏空间接诱因。在内部治理失效的情况下，外部监管部门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能及时发现、制止公司的违规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外部监管的滞后，为大股东掏空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时机。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1、完善监事会的职能
与国外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往往地位较低，利益相关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董事会的监督。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明确监事会的职能，加强其监督作用，并促使上市公司为监事行使职责创造良好的条件。上市公司也应积极聘请有才能、有实力的专业人士作为监事。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与监事的职责类似，都是起监督作用。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设有独立董事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独立董事却常常面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尴尬境地，甚至被大股东控制，不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果独立董事的职能和失职后的法律责任都通过立法得到明确和强化，独立董事将对控股股东形成有效的制衡。
（二）加强法律建设，加大惩治力度
1、完善各项法规的职能
《公司法》应当对关联方、关联交易做出明确科学的界定，对违规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惩治措施做出原则性规定，让相关部门对关联交易的监管有明晰的法律依据。《证券法》应当着重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规制，明确对关联交易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而《企业会计准则》则应完善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规范关联交易的确认及披露制度。
2、完善股东诉讼机制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保护十分欠缺，诉讼机制也不够健全。只有当上市公司因作出虚假陈述，导致股东利益受损时，小股东才可以提讼。
（三）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的披露
定价政策对于关联交易来说是最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判断关联交易是否公允的基本依据。查看上市公司的年报，在涉及定价政策时，大多以“按公允价格结算”，“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基础”，“按双方协商定价”一语带过，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及证据。监管部门应要求上市公司详细地披露关联交易的具体定价方法，对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做出具体说明。另外，上市公司还应详细列出关联交易价格与非关联交易价格之间的差异，方便公众对其价格的公允性作出判断。
2、在财务报表中增加对关联交易的披露
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通常只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披露，而投资者经常会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财务报表中，若在财务报表中增加关联交易的明细科目，比如关联销售收入，关联应收应付款等，使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一目了然，清晰易辨。
3、关联交易重大事项事前披露
重大的关联交易事项，若造成了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如果只在成为既定事实之后再进行披露，将增大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难度。而事前披露能有效防止大股东的操纵行为，为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提供条件，能够起到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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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5
关联交易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关联交易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不正当关联交易会侵害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权益，降低公司价值，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此，主要描述不正当关联交易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上市公司；关联方；关联交易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2.053
1关联交易的含义
在企业的运营中，企业与企业间有控制关系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便是关联交易。关联企业通常有权决定或参与其关联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通过转移资源或义务的方式从关联方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2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
2.1企业剥离资产上市，为关联交易创造了背景条件
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股权结构相对特殊，其中国家股和法人股占大部分，公众股只占小部分，所以大部分上市公司实际上是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关联方进行大宗交易。再者，许多企业通过剥离优质资产上市，天生的关联性使得上市公司对集团企业产生了依赖，由此会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完成企业生产经营。
2.2有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正当的关联交易能够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市场资源，降低了关联方各自的交易费用，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也降低了市场风险，提高集团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和上市公司的营运效率，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2.3关联企业间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规避税收
关联企业之间有时会利用转移定价的方法来规避税收负担。也可以根据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的税率不同、减免税的期限不同、优惠政策不同等税收待遇的区别，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者税收政策更为优惠的关联企业。除此之外，当上市公司与其关联企业存在盈利和亏损状况时，利润往往从盈利方转移至亏损方，使整个集团税负减少。
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存在的问题
3.1集团公司通过不公平资产买卖虚增利润
集团公司常常通过资产买卖来虚增利润、粉饰报表。关联交易的价格没有稳定性，管理者对价格进行限制，破坏了会计信息的公允性，由此得以成功地操纵利润。曾经创造辉煌的安然公司便利用了不正当关联交易来操纵利润。安然公司通过多次关联交易把公司资产以高价卖给关联企业，巨大的差额计入安然公司的利润中，而关联公司的财务报表并不需要列入安然的合并报表中。安然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肆无忌惮地获取利润，而将损失、负债转移给这些关联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
3.2以利益输送为目的，上市公司向集团支付巨额费用
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操纵不正当关联交易来实现控制权利益追求。因为他们不能通过证券市场场内交易来变现，所以他们最看重的不是股票的涨跌，而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凭借公司控制权，以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方式达到集团利益最大化。有“中国酒王”之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背后也隐藏着不正当关联交易。对五粮液企业而言，从关联交易获得的收益要远大于从上市公司获取股利分配获取的收益。于是五粮液集团通过向五粮液输出商标使用权、出租厂房设备、输出管理技术等来收取各种形式的费用。由于这些费用完全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便很难具备公允性。五粮液集团由此达到了输送利益的目的，实现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转移。公司的资金匮乏必将影响其长远发展，使得公司在同行业中丧失竞争潜力，无法在市场中取得有利地位。
3.3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配股筹来的资金
企业往往会通过关联交易达到挪用上市公司筹来的资金或转移财产等目的。公司在上市筹集到大量资金后，其大股东非法挪用资金另作他用，并不践行配股说明书，最后公司资金不知去向，“圈钱”事件屡次发生。也有关联方企业为了让企业上市而向企业注入资本，关联企业注册成立后，控股公司便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挪用下上市公司筹集的资金。一些企业在面临债券追索时，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产。曾经获得诸多殊荣的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前和上市后也进行了大宗隐性关联交易。其间转移了资产，并牵动了关联交易各方的盈余状况，为公司融资创造了条件。润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目的是上市，同时为绿大地打下了新股的发行和配股的基础。绿大地在短期内与几大客户进行了巨额关联交易，可在绿大地上市后，便有大量销售退回现象，并且几大关联公司也陆续消失，同时大股东也在暗地转移公司资产，逐渐掏空公司，给公司遗留了不少债务问题。不正当关联交易严重破坏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秩序，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3.4为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增加上市公司风险
由于中国上市门槛比较高，上市公司在具备一定实力的条件下才能上市，加上上市公司受到公众的监督程度比较高，其可信度便相对较高。因此，银行更愿意贷款给上市公司。很多企业需要资金时受到银行信贷条件限制，便找上市的关联方担保。但是上市公司为了稳定股价，稳定市场，便不会依法披露相关信息。上市公司通过隐性关联交易，违规担保，突破银行借贷限制。但是公司在巨额担保的情况下，承担了一定风险，可能会因为债务问题而陷入困境，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佛山照明曾经是a股市场一家口碑非常好的上市公司，然而它为特定关联方提供担保后并未依法披露，为此佛山照明将付出惨痛代价。在上市公司交易中如果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就会对投资者产生蒙蔽作用，可能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4针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对策建议
4.1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在不彻底禁止关联交易的同时，加强与资本市场、关联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增加会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以及外部监管者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中小股东和监管机构监督控股股东的控股行为，有利于防止不正当关联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和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除了对关联交易类型、关联交易性质、关联交易要素的披露外，还应对关联交易的实现方式、利益流向、实际控制人等内容予以披露，有担保事项的还应披露被担保方、担保项及担保资金，及时而全面地反映交易对上市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影响，从而阻碍非法牟利的企业和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4.2完善内控制度和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应改变股权结构失衡的现状，健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同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对股权结构应予优化，避免“一股独大”，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让不同的组织机构和更多社会公民来进行投资。股权制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的侵占。应强化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经理层之间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作用。科学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有非股东的代表出任董事会董事，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就关联行为发表其独立意见。监事会列席董事会严格执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制度。提高独立董事的行为决策效力能够使财务信息更透明化，减少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也应让中小股东也以一定方式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参与公司决策。强化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加强对公司的管理和监督，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事件便得以有效防范。
4.3完善会计准则，健全法律法规
随着经济的进程化发展，不正当关联交易日趋复杂和隐蔽。现实经济活动中，尤其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一切组织制度都致力于将交易费用的限度降到最低。所以会计制度既应保障企业相关利益，也应规范企业操作。只有对企业进行合法的约束，才有利于市场的运转，国家的安定。会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市场功能不足，才会产生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弄虚作假的问题。面对新问题、新状况，我国应该及时修订企业会计准则，使会计准则能更好地规范会计操作。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体系，将关联交易问题全面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提升法律在关联交易上的法律效力，并对不正当关联交易加大处罚力度。健全的法律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使关联交易达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来看，可以适当限制大股东的权利，在非法对小股东进行侵权的情况下提供相应的赔偿。
4.4加强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
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由于中小股东并不能充分了解市场信息，属于弱者，监管部门需要重视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给关联交易的披露制度建立一些硬性指标。把关联交易监管重点转向实际控制人的决策治理，必要时追究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保障我国资本市场有序合理的运转。我国的评估和审计等中介机构还处于发展阶段，还需要加强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审计力度，应进一步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和账目，提高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对其重要责任的认知和遵守，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质量。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与雇主有着利益牵连，这种利益相关性会影响审计的公正，因此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也很有必要。审计机构应当体现自身的审计效力，尽其所能地向信息使用者披露有用信息。在法律方面，可以完善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处罚条款，完善股东诉讼制度，严厉追究各方责任人责任。证监会应加大对不正当关联交易公司的处罚力度，给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4.5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速度
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待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关联交易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我国有很多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通常上市公司高管和集团公司高管是同一班子人，他们往往会行使控股权操纵不正当关联交易，达成上市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企业内部与公众、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薄弱保护，为上市公司的不正当关联交易提供了良好契机。加快改革，使资本市场逐步完善，提高信息对称程度，这样关联交易才能越来越透明化，离公允关联交易越来越近。再者，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削弱了市场功能。而改革将促进市场制度的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有待优化，而加快改革的步伐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从而优化企业资金周转，改善关联交易。所以，提高改革速度是很有必要的。
5结语
在这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关联交易几乎随处可见。企业通过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掏空公司、粉饰财务报表的事件屡见不鲜，损害了国家利益，阻碍了市场发展，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利益，降低了公司价值，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完善经济体制、加强监管的同时，企业也应肩负社会责任，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6
关键词：关联交易；盈余管理
一、盈余管理的内涵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盈余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者在会计准则的允许的情况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的会计政策或者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控制或调整等方式，实现特定目的的行为。
基于盈余管理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盈余管理是一个可以双面理解的问题。合规和违规的盈余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是否逾越利润会计准则规定的“度”。对违规的盈余管理，可以理解为是企业内部控制者通过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整不利的企业财务报告数据和伪造交易事项等手段，达到表现自身优良的经营业绩，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投资者或改变会计报表数据结果的目的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为了给企业引入更多的投资者，管理者常采用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以显示企业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稳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中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二者分离的情况，所以，管理者在企业中并非有绝对的控制权。作为公司经营者的管理人员的薪资报酬是与公司业绩、利润相联系的。因此，管理者往往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有利于提高利润的会计政策，为自身获得更多的利益。
二、关联方交易的内涵
（一）关联方的概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中规定，关联方是由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所构成的。上市公司常见的关联方有两种：一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即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二是同一控股股东控股的其他公司，即上市公司的兄弟公司。
（二）关联方交易的概念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关联交易是母、子公司与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占用权益、相互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方之间所进行的交易。
（三）关联方交易的作用
关联方交易利弊分明。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关联方之间进行交易时进行良好的资金、商品、信息流通，充分利用了内部的资源，其交易成本明显降低，提高流动资金周转率、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可通过与相关行业的企业并购等形式扩大规模，形成产业链条，促使公司向国际化、优势化发展。
虽然关联方交易是双面问题，虽有促使企业发展的一面，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从表面看，关联交易各方在法人地位上是平等、相互独立的。但在事实上，由于关联交易企业都存在利益上控制与影响关系和利己动机，因此一方可以控制着交易的价格和条件。当关联交易双方缺乏相互了解或在交易过程中行为决策受到控制，关联方交易就可能在失去公平、平等的市场中进行。关联方之间为了相互谋利、调节利润、逃税避税，往往操纵关联方交易在非公允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破坏，企业利用这一“工具”最终实现调控盈余的目的。
三、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对企业的影响
（一）对内部控制者的影响
企业的管理者及股东是内部控制的主要人员。如内部控制者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过程中进行违规操纵，利用手中权力进行了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就会达到其操纵股价等目的。经理层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使财务状况呈现健康的信号，另一方面是经理层的机会主义，通过避免披露财务困境或破产增加自己的财富和牢固自己的位置，长此以往，容易造成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二）对外部投资者的影响
外部投资者是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助推器。当企业内部控制者暗地进行了违规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外部投资者可能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出误判。如果被投资者察觉到此行为，会对企业丧失信心，肯定会减少或撤出资金，严重的甚至可能会退出资本市场。
（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过度的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则是有害无益，影响巨大的。过度的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会造成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大大降低，造成资本市场资源的浪费。当资本市场里充斥着企业虚假的信息，会造成投资者对整个资本市场丧失信心，造成大量资金撤出。失去投资者支持，后果就是企业体系会瓦解，资本市场会动荡，甚至会诱使资本市场崩溃。
四、遏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操纵盈余的措施
（一）细化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制度
会计准则中应进一步对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进行相关修订，可以将关联信息的披露单独提前，这样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可信度。对于一些核心问题的披露应要求企业规范披露，进一步完善准则。使得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获得利于决策的充分信息。
（二）完善公司内控制度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的手段操纵盈余频繁，其实是企业不注重长远发展的短浅行为。如果要改变这一现象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规范，也需要消除企业自身利润操纵的动机，使企业做到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包括：合理界定；事前审核制度、审慎制度和回避制度；分级授权审批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对企业内部环境进行更改清理。
（三）加强监管部门监管
在遏制利润操纵方面，法律法规与监管机构是有利的武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首先，从法律的角度对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交易双方公正平等等方面制定具约束力的要求规范。其次，建立政府、行业、社会和企业四位一体的监管框架，综合治理，共同控制。
（四）规范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政策
判定关联方交易是否合法合规、公平与否，关键在于其定价政策是否正规。定价政策的规范需要引入中介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可以确立一个相对公允的交易价格，避免上市公司利用价格操纵利润，也可以帮助投资者把握公司真实经营业绩，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德良，《浅析盈余管理的性质及其影响》，《中国总会计师》2010年05期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7
论文摘要：以法学和法经济学为观察视角，结合主要公司法国家相关立法，从公司治理、公司资本、交易成本、公司监管等层面，对关联公司的效益与弊端进行比较分析，以证明关联公司是一项利弊并存且利大于弊的经济制度。
传统公司法理念上，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营业组织，它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然而，现代社会中，这种简单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公司联合取代。关联公司的规模和治理模式，适应了现代商业发展的要求，激励了控制公司、成员公司控制者实施赢利性交易的积极性，满足了公司股东事前价值最大化的心理需求。
然而，任何制度都是一把双刃剑，关联公司同样面临着许多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的质疑。一方面，就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外部债权人而言，在信息披露不完全、赔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抽逃资本、高风险投资的最终买单者。另一方面，就成员公司的运营效率和权力结构而言，生产经营规模的盲目扩大可能导致公司组织绩效下降;公司内部权力机关与执行机关混同，极易带来公司治理结构和功能紊乱的风险。本文将从正反两方面对关联公司的效益与弊端加以总结和比较。
一、关联公司的效益
(一)分散治理结构，提高运营效率
从治理成本层面上来说，母公司将部分营业部门划分成若干子公司，组成一个治理结构相对松散的关联公司组织。“基于成员公司法律上的独立性，它们都必须拥有自己的公司机关，机关实行统一管理，各成员公司机构应履行自己的机构义务，它们对各自公司运行效果所应承担的责任虽然有所减弱，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解除这种责任。”这样既允许各营业部门的独立经营，又通过多数参股或控制契约保证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有效分散了公司的治理成本。
从运营效率层面来说，在公司大型化与多角经营化后，组织架构的复杂化与层级化也随之而来。许多公司的行政程序、商业交易甚至一般行政都必须层层审批，而重大交易的决定也需经层层协商、反复决议完成，在时间上、商机掌握上较缺乏弹性及效率，增加许多企业成本与劳费。然而，在关联公司的架构下，以分权的管理组织方式架构关联公司集团内部决策与行政机制，将原属企业内部的事业单位独立成为子公司，属事业活动的营运与决策，事业单位内部行政、人事流程等与单一事业单位相关事物与决策交由事业子公司决定，缩短意识决定过程，并增加个别事业单位运作效率;而另就关联公司集团整体相关事务、集团发展策略、定位，以及集团内部资源配置、财源筹措、资金需求与调度等事宜，则由控股公司专注于此集团整体共同事项的规范与运筹。如此可使得公司集团同时获得大规模经营的规模经济利益与小规模企业的弹性与效率。
(二)分散财产风险，提高资本流动性
关联公司的基础是各成员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这为控制公司自身财产与从属公司、公司集团整体财产建立了一道制度屏障。单一成员公司的财产变动不致影响控制公司或整个关联公司组织，这为保护公司财产安全和提高公司资本流动性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就保护公司财产安全而言，“由于子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在需要承担责任时，可以只用子公司的财产承担责任，履行债务，母公司作为股东，可以享受有限责任法律制度所带来的优惠。事实上，子公司在这里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有效地减少了公司财产上的风险。另一方面，就促进公司资本流动性而言，“法律上的独立性使成员公司转让公司的一部分资本或增加公司资本更加便利和可行，而不必一定有整个集团的参与。”现代公司的财富是在流动中产生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财产流动对控制公司、公司集团整体的价值增值、财富增长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形成股权“金字塔”，促进公司控制权集中
在契约型关联公司中，控制公司取得从属公司控制权不需要取得(或只需要取得一少部分)从属公司股权，其资本“金字塔”效应并不明显。“金字塔”效应主要体现在股权型关联公司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不考虑特殊契约安排和公司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甲公司需获得乙公司51%的股权方能保证其控制权的实现，这在控制权取得成本上远小于依靠合并、成立全资子公司等方式。如果甲公司拥有丙公司51%的股权，而丙公司拥有乙公司51%的股权，那么，甲公司就可以借丙公司之手，以26%的出资，间接成为乙公司的控股股东，取得乙公司的控制权。以此类推，借由“金字塔”效应，甲公司的控制权可以不断延伸，控制权交易成本将被不断摊薄。
资本“金字塔”效应不但增强了公司资本的控制力，更降低了控制权交易成本，促进公司控制权集中。控制公司取得控制权的成本越低，其资本的控制权能越广泛，其资本的运营效率越高。公司控制权集中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得超额的权力对价，更在于通过权力的转让促进经济效益的增进，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资本的流通和增值作用。
(四)节约交易成本，降低行政成本
作为一种由若干独立法人组成的，追求共同经济利益的公司组织，在商人眼中，关联公司的最大贡献是降低成本。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效率，整个社会不得不依赖于对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分工和广泛地交换制度，社会整体资源的利用价值也由此得到提高。关联交易正是这种专业化交易的外在表现，关联公司的组建使这种专业化交易趋于稳定。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专业化交易中资源控制者与所有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价值冲突，但较之其它自给自足的原始交易方式，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公司资源。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关联交易是一种高效率的交易方式。从另一角度来说，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权利就应该让于那些能够最生产性地使用权利并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关联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其交易机会、交易规则都由控制公司掌控，控制公司在选择交易对象、制定机会和利益分配规则时将选择那些能够最有效利用机会、获取最大利益的成员公司，制定虽不平等但相对公平的分配规则。这从客观上节约了整个公司集团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关联公司整体乃至从属公司个体的价值增值。
此外，公司运营成本中另一重要部分即行政成本，主要包括内部行政成本与外部行政成本。关联公司在节约内部行政成本方面的作用已在前文探讨过，关联公司节约外部行政成本，即跨国公司的国际管理成本和税收成本，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节约税收成本。关联公司中，控制公司可以巧妙地利用各地税收标准的差异，有效地降低税赋。“一些先天地理环境不佳或资源僵乏的区域，为吸引外部资金投人，或者为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往往凭借提供较低税赋等优惠条件，吸引外部投资者前来设立公司。既然存在这种税收天堂，如果公司将其总部或者子公司设立在这些地区或法域，就可以通过适当运作手段，将整个集团的全部或大部分利润转移至此，以便享受税收优惠。”
其次，在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许多面临着全球竞争威胁的跨国公司采取了对全球战略予以系统性阐述的做法，根据其定义这要求较高程度的集权化。其结果是所谓的修正性的分权(coordinateddecentralization)。这意味着公司的总体战略由总部来提供，而子公司经与总部磋商在后者同意的范围内予以自由执行。”在关联公司框架下，宏观上，控制权集中与控制公司管理层，保证了总公司对各子公司的控制权，保证了全球战略的实施;微观上，各子公司享有较独立的自治权，在总公司战略允许的前提下，适应东道国法律与社会习惯，有助于跨国公司整体利益的增进。
二、关联公司的弊端
(一)控制权扩张，管理者道德风险加大
关联公司是一个集团意志取代个体意志、集团利益优于个体利益的经济组织。从属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借由关联关系转移至控制公司管理者手中。这时产生的客观结果就是，控制公司管理者的控制权范畴扩大，而公司少数股东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人对管理者的监管力度反而变得更弱，控制公司的不公平关联交易、不平等的利益分配规则甚至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签订控制合同而合法化。这时，因控制者可以以极低成本获得从属公司决定意义的控制权，使得控制股东与小股东、公司管理者与所有者间的利益分歧更加明显，控制公司从事“自利交易”行为的风险更大。
这种道德风险反映在从属公司及从属公司少数股东身上即表现为，从属公司对控制公司意志的无条件遵守所带来的自身利益威胁。以德国法项下，康采恩结构为例，“子公司和孙公司在财务上会受到有益于母公司的盘剥，从而损害其生存能力，尤其是危害其债权人的利益。康采恩企业少数股东的利益也遭受多方面的威胁，因为他们对企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没有能力对康采恩首脑利用其权利作出的、有利于整个康采恩利益、但在少数情况下违背单个康采恩成员企业利益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有益于母公司的盘剥”的权力实际上为控制公司创设了一种优于从属公司股东、管理层、甚至从属公司债权人的优先权，这种优先权不仅包括公司利益的优先获得，也包括公司机会的优先利用。这是关联公司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瑕疵，需要通过严密的监管机制及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规避。
(二)产业垄断滋生，关联公司组织绩效下降
关联公司将若干公司联合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公司集团。关联公司追求集团效应，扩大企业规模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企业集中的副产品—寡头控制和行业垄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现代福利经济学表明，只有在理想的竞争市场中，才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关联公司固然是一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企业集中状况如此严重，以至于少数公司在行业中具有无可比拟、不受管制的绝对支配权力时，这种理想的市场竞争秩序就被扰乱了，反而阻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
另外，从成员公司，尤其是控制公司自身来讲，关联公司扩大了公司规模，但是“经验表明，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并不必然带来最高的生产率和盈利率，反而常常会降低管理和控制力度，形成低效率的组织形式，从而削弱企业盈利目标和经济效益的实现。对在传统营业范围以外从事新型经营活动的企业实行统一管理，使企业联合的风险突现出来，因为在新的营业领域中经理层的管理能力及其对市场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在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关联公司的盲目扩张不仅不能带来集团效应，反而会因公司治理结构的混乱和管理者专业知识的缺乏而造成成员公司组织绩效下降。
(三)黄事地位永固，妨碍控制权交易
澳大利亚学者海登(Hadden)认为:“集团控制手段，尤其是涉及连锁股东和董事的那部分，可被用以固化作为大股东代言人的董事的管理职位，化解或消除源自于外部股东可能的威胁。”控制公司通过股权或契约设计拥有控制从属公司董事会任免权的权利，这样，控制公司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双重任职、交叉选举等形式永保董事席位，持续掌管公司控制权。在上市公司情况下，外部公司可以通过股权收购等形式强制取得公司控制权，公司控制权市场并未因关联关系的产生而消灭。但是在有限责任公司项下，公司控制权借由永固董事之职位，永久掌握在控制公司手中。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成员公司，尤其是控制公司管理者因为没有外部控制权收购者的威胁，缺乏竞争激励机制，导致工作绩效下降。
(四)关联交易频发，上市公司业绩难以客观评估
如前文所述，关联公司内部各成员公司虽然形式上保持独立，但实际已经沦为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在上下游产业链联系较为紧密的行业(如制造业)情况更是如此。很多从属公司的业务范围仅仅局限于关联公司内部，交易条件、交易价格、交易规模听从控制公司的预先设定，几乎不参与激烈的外界竞争。这就使得从属公司成为控制公司庇护下温室里的花朵，高额的账面利润并不能说明公司自身强大的盈利能力，公司间大量的关联交易使得从属公司的发展失去连续性和可预测性，业绩预测、价值评估失去可靠的客观基础。
在成员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关联交易往往成为上市公司获得配股增发资格的法宝，以及吸引二级市场投资者蜂拥而至的“利好”诱饵。最常见的方式是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资产重组是近年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重要内容，在上市公司出现重大亏损，面临特别处理和摘牌的情况下，关联方就会采用各种手段拼命包装上市公司利润。为了保持上市公司的业绩稳定增长，获得配股和增发资格，关联方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上费尽心机，突出表现是近年来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委托经营现象不断增加，上市公司将自身无力经营或已经废弃的劣质资产委托给关联方，以远高于市场价格水平收取资产委托经营收益，从而获取超出一般水平的超额利润;另外，控股股东也可能将自己的优质资产交给上市公司经营，而收取较低的资产经营收益，大量利润留给上市公司，达到增加上市公司利润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使上市公司业绩受到严重操纵，业绩评估失去客观基础。”，
三、利益与弊端的比较分析
如前文所述，关联公司在治理结构、交易成本、公司控制权交易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优势与难以避免的负外部效应。我们认为，尽管关联公司中存在大量的控制公司“自肥”交易，尽管关联公司中从属公司、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但是关联公司无论从交易成本还是公司治理结构上来说都是一项利大于弊的制度。
首先，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关联公司是以高效率的经济组织。现代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指在一个缺乏法律调整的(权利)混沌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彼此间交易或发生关系时可能支付的一系列交易变量，关联公司是一个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公司间的关联交易在信息发现、谈判、协议执行方面的成本都明显低于非关联公司间的交易，是符合关联公司集团利益增值的交易行为。况且在强调专业化交易的现代市场，普通投资者更依赖于公司控制人间的这种专业化交易行为而获益。虽然其间存在不公平的关联交易，控制公司利用公司机会从事自利交易、不平等分配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这并不能否认关联公司制度本身的经济价值。
其次，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角度来说，关联公司更符合投资者对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关联公司中虽然存在大量内幕交易，从属公司利益存在被侵害的风险，但是从事前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如果某项非公平关联交易能够在客观上实现从属公司的价值增值(即使这种增值幅度远小于控制公司或其它从属公司)，即使存在风险，投资者也更倾向于这种投资选择。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8
上市公司不正当关联交易存在的缘由
（一）借助不正当关联交易保住壳资源或者竞卖壳资源
许多上市公司为避免St的帽子甚至被摘牌的危险，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润输出或置换亏损资产等办法保全壳资源。因为关联交易是提高利润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可以短期内很快体现在会计盈余数字上的途径之一。[4]以旭飞投资为例，旭飞投资(000526.SZ)其主营业务在10年内有7年处于亏损状态，却始终没被扣上St帽子。在2009年前三季度，旭飞投资净利润-207.43万元，由于2008年公司已经亏损1185.16万元，如果2009年不能实现盈利，将会带上St帽子。在此背景下，旭飞投资旗下子公司深圳市旭飞置业公司以1480万元现金作为投入，深圳厦飞龙置业公司以深圳市中兴路华隆园的整体物业作为投入进行合作经营。一个月后，旭飞置业就将上述物业的经营权转让给南方发展(新加坡)有限公司，该项交易为旭飞投资带来了384万元的投资收益。但负责旭飞投资的会计事务所审计发现，厦飞龙公司控股股东的深圳华逸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旭飞投资实际上为同一控股人，上述交易因此被认定属于不正当关联交易。旭飞投资最终在隐瞒关联交易六个月后受到了证券机构的强制摘牌处罚。[5]类似于此的不正当关联交易，严重干扰了投资者的判断，易使其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部分上市公司原本已无法保证盈利水平，甚至常年亏损，其财务状况的恶化禁不住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但是其进入证券市场初期原始积累的壳资源对其本身而言就是一笔财富，因而为了保护壳资源，往往会选择逃避法律监管、通过关联交易实现资产置换等手段保住上市所需要的条件，间接达到从证券市场“圈钱”目的。但是如果这种虚假的盈利一旦破灭，最终受到损害的仍是广大中小投资者。还有部分企业为了取得增发股票的资格，针对一些财务状况欠佳业绩不良的上市公司借助于企业间的兼并收购等手段整合企业资源，最后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资产重组从而恶意发行证券吸引投资，以自己的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进行不等价交易，从而尽快提高其控股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积累，之后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法律意义上的控股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一定程度上会相对导致关联交易的强势一方不会针对收购的企业进行实质性的经营管理，其承担的责任也仅仅以出资额为限，壳资源交易的重点集中于帮助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控股方取得配股资金，[6]而且会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畸形攀升，潜在地容易造成股市的虚假繁荣表象，诱发股市泡沫。这种壳资源的竞卖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置换，竞卖双方一方提供资本一方提供壳资源，显而易见，这种买卖本身是违背资本市场的诚实信用等根本性原则的，危害证券市场的正常经营活动。而现行金融市场体制的不健全以及法律规制框架的不完整使得这种现象屡禁不止。
（二）通过不正当关联交易逃避税收
不正当关联交易之所以存在的缘由之一在于通过这种交易方式转移利润来逃避税收。按照我国现行税率，一般性企业税率为33%，而上市公司的要求仅为15%，两者相差一半。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下，一部分公司为达到避税的目的，采取将利润输出到与之关联的上市公司；此外，不同地域执行的税率标准也不尽相同，上市公司通过将利润转移到其子公司或有关联关系的公司，而后者又处在不同税率的行业或地域，从而借助关联交易进行避税行为。但同时由于具备关联关系的低税率公司缺乏经营独立性，不具备完整的资本决策话语权，从而在虚假的关联交易中使其自身的可分配利润大大减少，在弱化公司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同时却变相加重了公司的财务负担。这种关联方利益的联手操作彼此相互渗透和依赖，虽属于内幕交易应当予以制裁和惩戒，但由于严重缺乏透明度且大多属于隐形交易，所以很难实现程序的监管和虚假资本实质的审查，利润在高税率企业和低税率企业间的转移，目的在于逃避税收，却在根本上导致国家利益受损。[7]
（三）解除信贷规范限制
目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金融机构与上市企业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金融机构提供上市公司正常运作的资金在于企业的利率回报，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使得在审批提供资金的同时必须考虑企业本身的综合偿债能力，包括企业的信用等级和资本充足率等财务状况。上市公司在保证资信情况维持稳定的状态下，金融机构会辅助上市公司获得持续的资金流，供企业自身运行。但上市公司在短缺资金的情况下，为了得到资金支持，很容易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来“编制”资信优良的会计报表，通过此方式来解除信贷规范限制，以此应对金融机构的审查考核。同时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具备关联关系的弱势一方的从属地位，所以很容易以其资产提供担保。显然，这种担保的风险承担由弱监管和弱执行力造成，它实际上是转嫁了需要资本金的关联一方的金融风险，对于关联另一方的公司利益以及债权人和其投资者的利益不同程度有所损害。
（四）篡改会计报表，欺骗广大投资者
公司之所以上市的目的在于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更多的资金以期不断拓展公司的业务经营，从而实现更多的盈余。但是有些上市公司的业绩不甚理想，为了避免在证券市场上被广大投资者选择性的淘汰，在披露公司相关信息的时候，会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来篡改粉饰会计报表，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虚报虚增上市公司利润及盈利水平，达到欺骗投资者的目的，使投资者对其经营能力和成长价值深信不疑。人为制造的上市公司繁荣，会使社会资金向这些“优秀”公司集中，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8]不正当关联交易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一种现象———“业绩越差越挣钱”，这彻底歪曲了正确的投资理念。上市公司通过不正当关联交易粉饰会计报表，将企业过度包装，进而虚增发行人业绩，使得众多公司得以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在现行的新股发行机制下，新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据统计，本轮ipo自2009年7月重启以来，上市业绩变脸的公司占ipo公司总数的20%左右。
《公司法》中关联交易规制体系的缺陷
（一）《公司法》中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之不足
首先，从法律硬性规定层面上，《公司法》中缺乏系统的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进行管理的相关规定。而对上市公司故意将某些关联交易信息隐瞒不报或拒不披露的惩罚性规定亦没有涉及，这使得机构监管在行为认定和处罚参考上缺乏有力的依据。同时，不正当关联交易涉案企业的处罚力度值得商榷。一旦企业利用关联交易造假上市成功，这些造假上市公司便大功告成，即使东窗事发，公司也不会退市，只需要缴纳融资金额5%以下的罚金也就万事大吉了。即便是当年a股市场像“绿大地”这样性质恶劣的公司，也一样没有退市之忧。如此一来，通过关联交易来粉饰业绩的做法也就更加普遍起来。[9]其次，《公司法》中对关联交易只是做出了解释性的诠释，而恰恰缺乏相关的禁止性规定。规范关联交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上市公司完整、客观、真实地对关联交易行为进行披露，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不正当关联交易行为的发生。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目前上市公司仅需要对其关联交易做出披露即可，而对其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详细判定，预防惩戒尚无相关禁止性规定。因此，即使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不正当关联交易，监管部门也无适当途径予以阻止惩处。此外，《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投资者即便由于不正当关联交易受到侵害，由于举证困难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种诉讼体制上的权益维护难以落到实处，诉讼的实际操作效果不甚理想，因而依靠司法进行规制还需要来自不同层面的努力共同构建现实可行的规制体系。再次，《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虽然专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该项规定主要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中针对公司董事和董事会表决权予以规范，排除了具备关联关系的董事的表决权，同时辅以参照第十六条对股东表决权的程序性规定，即“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操作人提供担保的，须经股东大会决议；关联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这两个条文在程序性设计上为不正当关联交易的禁止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种概括性的规则仍然存在着理解和适用上的诸多困惑。对于如何认定关联关系，参照的标准，以及违反规则的具体惩治的配套体系尚需进一步明确。由于国际上多是采取双轨制的规范模式对关联交易予以引导，但是目前《公司法》单一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还存在缺失，与其他法规的并行执行机制更是亟待构建。此外，《公司法》缺乏针对利益冲突交易原则的细致性规定，而且在英美法中，利益冲突原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规则。利益冲突的交易模式并非完全禁止，而是在一定的价值范围内允许其合理存在，况且关联交易本身就存在自我交易和共同交易两种方式。但是不正当关联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的自我交易，其交易价值过于庞大，牵涉资金额度大而且造成的利益范围比较广，所以必须在法律上采纳利益冲突交易原则的理念予以规制。同时此原则恰恰也是现行《公司法》之于关联交易的法律界定取代传统利益冲突交易的理念吻合，因而还需要《公司法》在法律地位上给予其基本规则的认定。
（二）《公司法》不正当关联交易相关诉讼可操作性不强
现代企业的专业化管理理念，使得关联交易成为当前经济背景下必然的交易方式。《公司法》作为规范关联交易的基础性法律，其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性不强，难以构建有效的机制对不正当关联交易予以取缔和惩治。不正当关联交易行为内在高度的隐蔽性与难以证实，使其相关诉讼在实际操作上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为例，其初衷在于股东们可以利用这个制度维护自己和公司的利益，防范非公允的关联交易。[10]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让人们屡屡侧目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想，让股东们犯了踌躇。“代表诉讼”即不管谁出头打官司，诉讼结果适用于参与该案的所有股东，一旦胜诉，大家都会成为受益者；可是败诉，则每个股东可能都会是受害者。此外，提讼费用承担问题，按照现行法律法规，高昂的诉讼费又成为了维权的绊脚石。诉讼费的承担和预算使得众股东难免又要为了分歧耗时耗力。而之后诉讼代表人与股东们在诉讼费用和利益分配比例上可能存在冲突。亚太经合组织圆桌会议有关关联交易的专家在研究关联交易问题时认为，关联交易的根基在于很多亚洲上市公司都是所有权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其资本市场上运作的许多商业决策存在单方面因素。[11]如此一来，即便是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小股东要采集大股东的诉讼证据存在很大的难度。漫长的交涉往往最后变成了纸上空谈。导致这项在西方充分保障投资者的法律条文因为中国特色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有相关健全的制度来配套实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极大可能变成了“空头条款”，造成法律资源的巨大浪费。类似于此，在司法实践中，《公司法》针对关联交易方面的很多法律条款实际操作性不强，虽然其本意在于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以及确保合法投资的利益回报，但是现行法律体制的不健全以及配套辅助实施机制的缺陷使得《公司法》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考虑到现实因素，这让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关于修订《公司法》有关条款的若干建议
（一）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立法规范
目前金融市场上不正当关联交易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借由资产重组、企业并购等途径在实现企业本身改制的基础上变相操纵不良资产的资本运作，甚至一些企业借壳上市蓄意利用虚假的关联交易来实现证券增发以达到圈钱的目的。诸多带有欺诈性质的非公允的不正当关联交易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微观上侵害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宏观上破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公司法》在关联交易法律规制体系上还应当强化立法规范，提升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定的层级，加大执法力度。首先，在《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应有专门的章节性条款进行全面规制。除了对于关联交易的概念予以法律界定外，同时还应当针对关联的具体形态予以系统性的涵盖，诸如控股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依赖关系，相互投资往来的上市公司间的关联关系等等。《公司法》应当全面系统地立足于规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关系，而不是采取当前的分散式立法模式。如果《公司法》予以专门章节体系规范，则在考量禁止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时候，不必再单个内部参照相关法律体系的各项规定。同时对于这种立法模式的设计还应当考虑到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内部结构、治理内容、股权结构，以及与证券法、税法和会计法等法律规制的配套体系。[13]其次，在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条文上还应进一步细化。以《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中赔偿责任为例，应予指定责任细化，加大处罚力度，尽快制定关联交易信息隐瞒不报或拒不披露等行为的惩罚性规定。对于不正当关联交易，应当首先着重于事前防范，因为一旦不正当关联交易达成，很容易导致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股票套牢，而事后救济不但难以实施，甚至于事后救济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没有相应制裁措施约束的情况下，利用控制权操纵关联方交易，更加倾向于侵害公司利益，造成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所以应对其行为加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不正当关联责任承担上，还需要《公司法》构建具体的惩治体系，不管是罚金也好，逐出资本市场也罢，都应当有可以实际操作的法律规则，以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再次，在《公司法》中关于股东回避表决制度还需法律规制的健全。虽然关联股东在关联交易中必须回避，但是关联股东进行表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回避表决作为可以制衡大股东作为关联交易中关联方的股权多数表决的一项制度，[7]排除了一股一票的现象，也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公司法》在规制不正当关联交易的程序方面的缺失，造成了公平交易原则未有实质的程序性操作依据，很多情况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容易利用法律漏洞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所以，作为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的一项重要制度，股东回避表决应在《公司法》中予以详实的法律条文规制。最后，《公司法》应当进一步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完善。信息是证券市场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尽管当前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已经涉及到关联交易的时间、内容、价格、关联关系等等方面，但监督机制的缺失以及资本市场第三方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监督机构的运作不到位，甚至是某些不正当关联交易中利益的联盟，使得不正当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多为事后披露，难以挽回已经造成了证券投资者实质性损失的局面。《公司法》应当配合《证券法》等法规，针对信息披露制度，从事前预防上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规制，同时构建上市公司内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且加大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处罚力度，增加不正当交易的违法成本。
（二）完善《公司法》派生诉讼制度和赔偿制度
就关联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而言，应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方面入手，从法律规制、行政干预以及公司自身资本净化和结构治理等层面构建规范关联交易的体制。[14]除了立法框架的进一步架构之外，在《公司法》派生诉讼制度和赔偿制度上也应当配套贯彻执行。这两项制度的设计旨在维护债权人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在法律上确认权利救济的体制。派生诉讼制度指在不正当关联交易中依靠诉讼的司法途径解决权益的争议问题，它涵盖很多方向的诉讼。单以股东诉讼制度为例，它赋予股东一种权利，为了公司利益，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追究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相关人员的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责任。虽然《公司法》一百五十三条中的诉讼对象中包含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监事，但是相对于英美国家的此项制度，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股东的诉讼性质，也无细化股东个人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的规定，而且这种个人名义的派生诉讼权利还需要在其他前三种权利救济机制都失灵的前提下才可以启动。由于《公司法》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任责规范无明确划分，导致许多程序性问题实际操作时很难落实。就其诉讼当事人而言，原告股东被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原告，尽管其诉讼目的是为了公司之利益，而公司在诉讼中既非原告，也非被告，而是一种处于独立地位的诉讼参加人的尴尬地位。《公司法》对于关联交易派生的赔偿制度，当前主要是依据其他条款辅助考量。这种赔偿既可以是诉讼的方式，借由司法的力量对不正当关联交易造成的损失进行救济，也可以是私下意思自治的协商解决，责任方和损失方达成赔偿意向。但是现行《公司法》对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尚且一笔带过，使得这种派生体制更无法律地位可言。由于关联交易盛行的根源在于资本利益的驱动，所以根治不正当关联交易必须实施相关的赔偿制度，在经济上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进行惩罚，同时补偿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但是这种赔偿制度的赔偿标准和具体实施措施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分析探讨，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9
集团公司内部关联方信息披露和各专业核算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与否，决定着集团公司各级次合并会计报表的效率和信息质量。一套科学合理的集团公司内部关联方关系的管理制度，应当有助于提高集团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效率和信息质量。
并表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
合并财务报表关联方关系确定后，就要对一个特定的会计主体与各个合并财务报表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依据集团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等规定的会计计量和确认方法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特定会计主体在编制会计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时，应当严格依据集团公司会计核算制度等规定，对各个级次各单位的并表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进行准确记录。在日常的会计业务核算的处理中，对于其与各个并表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业务，在业务发生时，应及时和准确地分别加以确认和记录。各个会计核算主体对各个级次的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金额的及时和准确的确认和计量，是准确披露合并会计报表各级次关联方信息的基本环节。这一环节涉及的会计人员等专业核算人员众多，为了确保合并会计报表各个级次的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金额确认和计量的准确性，集团公司各单位会计核算人员等专业核算人员必须熟练掌握集团公司会计核算制度和专业核算制度对各个级次的并表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金额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严格按规定的确认和计量方法，对本单位与各个级次的各单位之间的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金额加以确认和计量。因此，会计和各相关专业的确认和计量，是正确处理并表关联方关系信息的关键环节。
并表关联方、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的内部报表
在集团公司内部会计报表体系中，应当分别关联方级次编制有关集团公司内部关联收入、收益、成本、费用、资金调度及其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往来的内容及其金额等信息的内部报表。各级企业应当区别并表关联级次准确编制反映并表关联方往来和交易的综合报表及分项报表。包括：并表关联方往来和交易情况表、主营业务明细表、其他业务明细表、营业外收入明细表、各种债权债务变动情况明细表、各类资产变动情况表等相关内部报表。在集团公司内部反映存货收入、发出的相关报表中，应当反映特定核算主体与各个关联级次的关联交易数量。以便为各级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母公司提供相关内部信息。
集团公司内部报表对内部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和关联往来反映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影响集团公司内部各级母公司对并表关联方、往来和交易的披露质量。反映集团公司内部并表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和关联往来的适当的报表数量，充分的报表项目信息，有助于集团公司内部各级母公司准确性和及时性地合并会计报表。
并表关联方、往来和交易的披露
并表关联方的披露。不定期披露关联方变动情况的相关信息。包括通过内外部媒体及时披露集团公司内外部企业(资源)重组、整合、分裂的信息;设立、注销(撤销)子公司的信息;子公司级次变动的信息等。使集团公司各成员企业及时掌握成员单位的动态情况。定期披露集团成员总体分布信息，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信息。一般应于每年年度终了时，以集团公司文件的形式在集团公司范围内披露纳入本年度集团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各级企业名录，使集团公司各成员企业掌握成员单位的总体分布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在相关会计报表附注中，除披露纳入合并范围的各级企业名录外，还应披露合并范围内各级企业注册资本、出资比例，纳入合并范围企业的增加变动等情况。在集团内部会计报表中定期披露并表关联往来和交易信息。
集团公司内部各单位对并表关联方关系的披露，是各级母公司关联信息披露的基础。各单位对并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和往来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和适当与否，影响着集团公司内部各级母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并表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的合并抵销
集团公司内部各级母公司，对于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在编制各级合并会计报表时，应按规定进行抵消。对于第三级次内部关联交易和关联往来，应当在第三级次的母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予以抵销。对于第二级次内部的关联交易和关联往来，应当在第二级次的母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予以抵销。对于第一级次内部的关联交易和关联往来，只有在第一级次的母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方能得到抵销。
同一企业内部的非独立法人之间的内部交易和往来，应当在母公司汇总报表时予以抵消，不应纳入合并会计报表抵消的范围。
关联方关系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
集团内部并表关联方关系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随着集团公司内外部企业重组、整合、分离，设立、注销(撤销)子公司，子公司级次变动等。使得集团公司内部各成员企业的级次、性质等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以上事项之一的出现，集团内部关联方关系必然发生局部、较大范围或大范围的变化。例如集团公司为减少投资级次，宣布撤销一个二级子公司，那么该二级子公司原来投资的子公司的级次就上升为二级子公司。如果被撤销的子公司具有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继续保留，那么，子公司的分支机构就上升为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如果集团公司为了加强对重要的三级子公司的控制，通过购买或资产置换等方式将某个重要的三级子公司升级为二级子公司，以便直接对该子公司实施控制，该子公司就会升级为二级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的集团公司，如果国资委按照行业整合的原则，将原属于甲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划转给乙集团公司，甲集团公司失去对该子公司的控制权，甲集团公司内部对该子公司的关联关系将不复存在。乙集团公司内部将新增加对该子公司的关联关系，等等。集团公司内部关联方关系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当转化的条件出现时，集团公司内部关联方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因此，集团公司应当及时在集团范围内公布成员企业变化的相关信息，以便于集团成员及时掌握成员单位的动态情况，及时调整关联方关系，准确核算并表关联往来和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篇10
[论文摘要]近年来，关联交易广泛地存在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虽然其交易内容、方式、程序均受到相关部门监管，但仍频繁出现违背自愿及公平原则的交易合同，损害了关联交易当事人尤其是大企业的从属企业的股东权益。文章从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概述、国外对关联交易立法的经验借鉴、我国对关联交易规制的不足以及对关联交易法治规范的建议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如何更有效地保护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当事人权益。
[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当事人权益保护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作为所有公司群体中资产相对优良者，依靠不公平关联交易掠夺公司利益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原因，也受到证券市场自身机制和公司股权结构、治理水平等因素左右。但毋庸讳言，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尽快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当事人权益。
一、上市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概述
关联交易本质上属于中性经济范畴，一般指公司或附属公司与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占有权益、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方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交易的关联方包括主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和上述各方所控股的公司。我国财政部1997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明确了11种关联交易行为。①根据金融市场现状，不公平关联交易主要包含有失公允的资产买卖、违背真实意愿的交易、挪用配股资金、无偿拖欠子公司款项、操纵交易价格、证券欺诈、内幕交易等表现形式。
二、国外对关联交易规制的经验借鉴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已引起各国的广泛重视，国外法律制度对此有相对深入的研究。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对关联交易专门立法来予以规制，德国1965年《股份公司法》第3编（291-337条）对关联企业运作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规定；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则主要是将关联关系作为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来处理，并在判例法中形成了几大原则。
（一）揭开公司面纱原则
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又称“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在大陆法系中又叫公司法人格否定，其核心问题即否定子公司的独立人格，在此基础上，让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一般情况下，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是为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但当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被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时，法院将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而将其与该控制股东视为一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不以出资额为限。
（二）深石原则
深石原则又称“从属求偿原则”，是美国对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深化和具体运用。其含义就是指为了保障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免受控股公司的不法侵害，如果控股公司对从属公司从事了不合法行为，导致从属公司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在从属公司进行清算、破产和重整等程序中，控股公司对从属公司的某些债权，不论其有无优先权，均应次于从属公司的其他债权受清偿。
（三）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是保障市场有规则有秩序运行的重要法则。在一般观念中，董事被认为是公司的受托人，故董事对公司负有诚信义务，那股东是否对公司负有诚信义务呢？过去一般认为，股东不必负此义务，因为股东可以通过行使股权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投票表决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必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但近年来，这种看法已逐渐改变，对控股股东赋予诚信义务已成为西方国家保护从属公司及少数股东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我国对关联交易规制的不足
目前，我国主要依靠《公司法》和深沪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③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虽然其确立了规制关联交易的法律规范框架，但在有效预防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发生以及对利益受损方的救济赔偿措施等方面仍留有大量“真空”地带。
（一）法律概念不够细化
《公司法》在关联交易合同效力约束方面，虽然引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使债权人在坚持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关联交易中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致使债权人权益受损的行为，赋予债权人向公司控股股东直索责任的权利，但其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不够细化，债权人向控制股东直索责任的前提是控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但何谓“滥用股东权利”，法律条款中未见说明。
（二）法律责任追究存在漏洞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责任人限于公司控股股东，然而控股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大多是以放弃对公司经营管理权为代价的，因此事实上公司控股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往往是通过公司董事、高层管理人员实现的。虽然根据《公司法》第150、152条规定，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可要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他们均不出面追究责任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将逃脱法律追究，这在公司权力趋向董事会、公司高管偏移，董事、高管职权日渐增大的今天，不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三）法律救济手段缺失
《公司法》中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主要适用于非正当关联交易中债权人的保护，然而实践中因关联交易而使债权人权益受损的情形不限于非正当关联交易，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如集中采购）同样伴随着交易一方权益受损而危害债权人权益的不公平情形，在此情形下如何救济受损公司债权人的权益，相关法律未见救济措施。
四、对关联交易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建议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各种问题的不断出现，我国对关联交易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完善关联交易法律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同时也是牵动公司治理、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全局的，现主要建议如下：
（一）改善股权结构，完善内部治理
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关联交易行为有很大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行为就越难以约束。因此，建议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增加控股股东数目，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引进适当比例的外部监事，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有关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并有权发表意见。
（二）强化信息披露，加大监管力度
政府部门、证券监管部门需在重点事实、重点数据和公司治理结构上投入大量精力，通过“合理质疑”，重点审核公司信息中不明、不详以及可疑之处并多渠道获取监管线索。还可通过开展年终核查和监督，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的主动性，遏制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违规操作行为。
（三）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司法参与
虽然公司加强内部治理和政府加大监管力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关联交易当事人权益的作用，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规范关联交易运作。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企业间的经济行为，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达到效益最大化这一目的的自主性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只有完善法律法规这只“看得见的手”，让“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握手，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关联交易当事人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细化法律概念
制订具体法律条款明确“滥用股东权利”之范围，如对于数额巨大、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关联交易，未经股东大会批准即执行；当股东大会表决的议题与某些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存在利害关系时，该等股东或其人未回避；内部关联交易操作受到股东质疑或证监会、联交所谴责时，拒绝外聘财务顾问监督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操作可行性。
2.规范独立董事制度
早在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就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但时至今日，对于如何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尚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如一些上市公司聘请名人担任独立董事只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因此，有必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独立董事的选举方式、任职资格、任期、工作责任和专业知识水平等做出合理约束。同时，当董事会、监事会不出面追究滥用股东权利的高管责任时，独立董事亦有权进行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