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公益诉讼诉讼法公共利益必要性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人们称为罚金诉讼或民众诉讼。但公益诉讼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则是在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逐渐被重视。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至今为止，美国已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法国、英国等国也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公益诉讼不是独立于传统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以外的第四大诉讼形态，它只是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保护传统的三大诉讼法未能有效保护的利益而产生的。
一、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存在真空：民事诉讼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只能通过代表人诉讼的方式实现；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保护公共利益；刑事诉讼只能对被侵害、且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并且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普通公民无权。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些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有些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讼，所以形成违法行为出现而无人的局面。如目前在我国发生较多的环境污染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仅西部地区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竟然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比较普通的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许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却因种种原因无人主张权利，无法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范围。此外，还有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垄断经营、造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由于我国三大诉讼法理论和立法发展的滞后，导致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一些“打抱不平”者在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而告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民生活日益密切相关，但这种公共利益同时又不是明确地与某个具体的人有利害关系，因而，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异常困难。现在我国是依法治国的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从而扩大司法监督体系的覆盖面，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
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它是具体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所有都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他们必须向权力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制裁违法行为。
三、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钻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损公肥私，进行不正当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大规模利润，不惜牺牲很多长远利益，导致环境被破坏、产品质量出现瑕疵、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大量公益性纠纷。带有政策意义的垄断行业，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随意的收费机制等极大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实践中，仅自1997年5月河南方城人民检察院，提起一例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之诉，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才开创了国内民事公益诉讼之先河。之后，公民个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益诉讼日趋增多。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热爱和平，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在法治社会，诉讼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基本形式和最后保障。公益诉讼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推进法治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连带性，一旦遭受损害，极易引致社会混乱。由于公益诉讼的特点，它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防止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达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安全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五、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变得更加迫切。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许多违法行为就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牟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之实，导致普通公民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它有利于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对于与社会成员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实施，人人都有参与权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这实际上是将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的施行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地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相关法律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六、公众的期望
200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在网上开展了对“公益诉讼，你了解多少？”的调查，共有376名网友参与各个单项调查。对于公益诉讼的重要性，网友表示出高度一致，83.9％的单项被调查者认为公益诉讼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它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96.3%的网友认为应当修改我国的相关法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此可见，公益诉讼也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在我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人心所向。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等自愿承担公益诉讼的责任。
诉讼管理制度篇2
建国伊始至1984年之前，我国曾经历了一个长达30余年的诉讼无偿。[i]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了第一个全国统一适用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85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印发《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法（司）发[1985]23号），用以规范法院内部的财务管理。
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又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代替了《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同时，为了配合《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实施，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法（司）发〔1989〕25号）。诉讼费用管理是法院财政制度的重要，它与诉讼费用征收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以该规定作为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一个起点。
（一）1989年-1996年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1989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法（司）发〔1989〕25号）。《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基本上构建起了1989年到1996年期间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第一，诉讼费用坐收坐支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考虑到当时的财政困难，拨给法院的业务经费还不能完全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暂不上交财政，以弥补法院业务经费的不足。
第二，高级人民法院统筹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收的诉讼费用，可按一定比例上交给高级人民法院，用以统一购置必需的业务设备和适当补助其它困难地区法院的业务经费。
第三，财务监督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于诉讼费用的收支，应接受财政、
审计部门的监督。并定期向上级人民法院和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诉讼费用收支等情况。
（二）1996年-1999年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1996年1月16日，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文字[1996]4号），该办法自1996年1月1日起实行，《关于加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暂行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法院财政制度进入新的阶段。
《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诉讼收费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该办法在诉讼费用的收取、诉讼费用的使用和管理、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三个方面对1989年以来形成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都有较大的改变和发展。
第一，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
《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另行制定收费办法，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由主管院长批准；诉讼费用的收取实行确定收费部门（即审判业务部门）同具体收费部门（即财务部门）相分离的原则。这些规定基本上搭建起我国诉讼费用收取方面的基本框架。
第二，诉讼费用的使用和管理制度
《暂行管理办法》开始在诉讼费用领域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取的诉讼费用扣除该案必要的办案费用支出后，应按期将结余及时上交同级财政专户，由财政部门按核定的数额拨付，并与预算内资金结合使用。《暂行管理办法》对诉讼费用的使用范围作出规定，诉讼费用主要用于补充办案所需业务经费和事先征得同级财政部门同意的其他支出。《暂行管理办法》对诉讼费用使用的审批制度，诉讼费用收取和使用情况的审核制度作出规定。在沿用《暂行规定》的高级人民法院统筹制度外，又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制度。
《暂行管理办法》在《暂行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制度。
这一时期诉讼费用管理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诉讼费用坐收坐支制度向诉讼费用收支两条线制度的转变。这种变化是在国家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政法部门将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数字报财政，坐收坐支，实行“一条线”管理的制度暴露出很多弊端。“从法院系统看，一些法院不严格执行诉讼费收费和管理规定，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难度小的案件愿意受理，难度大的案件不愿意受理；诉讼标的大的案件抢着办，诉讼标的小的案件拖着办。有的接受当事人的赞助，对帮助过法院建设的当事人给予”关照“。而经济、民事案件审理和执行中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的”三同“行为，更是严重损害了审判机关的声望和信誉，对公正审判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行为既是对司法权的扭曲，又是对财政权的冲击。”[ii]司法的本质精神是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法院是公正的殿堂，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院的基本职责就是公正司法。如果不实行收支相分离的办法，而是采取坐收坐支诉讼费，弥补经费不足，必然造成法院利益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交织在一起，导致利益驱动，损害司法正义。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对司法行为的干扰，从制度上为公正司法提供有利条件，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和尊严。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就做出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指示，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的配套制度“收支一条线”的财务管理制度并没有大的改变。1998年是“收支两条线”制度的“贯彻落实年”。在一年内，财政部联合其他国家机关相继颁发了四个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和通知，使“收支两条线”真正成为一项制度实践。在这四个办法和通知中，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被当作“行政性收费”纳入到“收支两条线”管理中。1998年6月8日，财政部颁发《公检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监缴暂行办法》（财预字[1998]221号）。该办法就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缴中央预算的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解缴方式和财政监缴方式作出规定。按照该办法作为“行政性收费”收入的诉讼费用必须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专户。 该办法对隐瞒、截留、转移、坐支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以及利用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私设“小金库”和贪污私分、应收不收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收取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不使用合法票据的、拒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规定的、拒绝或阻碍财政部门监缴工作的行为的处罚措施作出规定。该办法对监缴工作责任制也作出了规定。1998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公检法工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该规定就严格行政性收费的立项审批工作、加强票据管理，严格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的制度、加强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上缴国库和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的工作、建立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统计报表制度、完善预算核定办法、加强支出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几个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定。法院的行政性收费项目是指诉讼费用。1998年10月9日，财政部颁发《关于认真做好公检法工商四部门“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公字[1998]106号），强调了及时报送统计报表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严禁收支挂钩，及时核拨经费，要根据公、检、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经费开支范围及有关预算定额标准，按照预算内、外资金结合使用的原则，统一核定部门预算。严禁将预算安排与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入数额挂钩，或采取其他“明脱暗挂”的做法。对上述部门的经费申请，要在核定预算数额和上交财政专户总额以内，根据用款计划和预算外资金使用计划，及时予以审核拨付，不得无故拖延；该通知明确规定要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力度，为支持贫困地区公、检、法部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当年增拨了部分专项经费。号召各地也应积极采取措施，筹措资金，配合中央专款，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要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建立起对贫困地区的经费保障机制，尤其要保证编制内人员经费的按时发放。
1998年12月3日，财政部联合国家计委、监察部、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工作的通知》（财公字[1998]267号）。该通知确立了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的两个标准，一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工商行政管部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标准；[iii]二是财政部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标准。[iv]这一年，财政部、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工作进行专项部署。为了做好全国法院贯彻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肖扬院长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和《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通知》，表明了我国法院实施“收支两条线”的决心，对具体实施办法作出部署。同时，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的出台埋下伏笔。
（三）1999年以来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诉讼管理制度篇3
我国实行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其实并不是一项创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内容。我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52、53、54条规定的内容,主要涉及民事诉讼的共同诉讼制度,分为必要和普通的共同诉讼,进而将共同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分为当事人人数确定与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其适用意义,能最大程度满足不同情形下不同种类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要求。即使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人数众多,又有大中小投资者之分类,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仍能够满足所有投资者维权的诉讼活动要求。推行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内容。
1.近十年的证券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实践,已为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司法例证。我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纠纷已有十年,从2002年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等证券纠纷诉讼实践至今,已经为我国证券纠纷诉讼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许多实例。在实践中,充分显示了我国证券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的诉讼特点,要求必须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大庆联谊、银广厦等案件也表明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大庆联谊案件中要求数百人的团用单独诉讼的方式,使得诉讼费高达60多万元,强制要求原告将人数削减合并到381人,并要求他们以15至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这两个案件及后来的东方电子案,奠定了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东方电子案的诉讼形式,较为接近代表人诉讼的集团诉讼形式,其审理的形式和结果也更加有利于投资者,使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施更具有可行性。
2.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科学性和有力的监管机制,已为推出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性保障。我国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实行类似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最为担忧的是当事人一方或对方人数的确定与否以及所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等证据证明力问题。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运行及其监管的体制,包括证券交易登记结算系统及其技术资料要求,都早已建立且比较完整和完备。从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所掌控的交易和结算信息资料,完全可以查询在指定的期限内某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变更情况,从而可以掌控证券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投资交易及其盈亏情况。只要经法定程序和相关部门核定该上市公司行为是否对投资者造成侵权,就可以凭借所掌控的上述信息资料,认定诸位投资者由此受损状况。这为法院依法定程序裁定证券侵权人责任大小,提供了极其充分和科学的有理有据的信息佐证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而且还可以大胆尝试规定证券民事诉讼豁免证券投资者权益受损的举证责任,只要投资者能提供其证券股东账号和交易股票名称及其委托查询交易账单,受理案件的法院即可据此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和提取相关交易信息资料。不仅如此,法院有必要时还可以查询与此同类的所有证券投资者交易信息资料,完全可以据此掌握侵权人行为导致所有投资者受损情况,也由此进一步明确该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种类。这充分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和运行监管机制,已为我国证券纠纷实施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及为我国法院大规模受理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拓宽司法保护证券市场途径等,奠定了最为根本的证券专业科学的技术资料保障。
3.证券投资者权益的公益性和诉讼的同质性,已为推出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诉讼理论的法理保障。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权益不仅来自于各投资者各自投资的收益所得,更重要的“权益”还是所有投资者所共同赖以公平选择决策的证券市场法制环境,该“权益”正是证券纠纷诉讼所有投资者的群体利益,是证券投资者的社会公共利益。由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违法违规的行为,其侵权对象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投资者,而是证券市场中所有证券投资者(含直接或间接投资者)。因此,其所损害的利益表面上似乎是损害投资者个体投资利益,实际上暗含着投资者的共同“权益”,这为我国证券纠纷推行代表人诉讼制度“造就”了根本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更多的投资者都仅仅关注自己投资损失,此前我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纠纷仅限于单独诉讼或人数确定的共同诉讼方式。如此规定,法院受诉审理工作表面上似乎减轻了,投资者则因其突出的权益个性而使其诉讼地位更加“弱势”,不利于化解证券民事纠纷投资者举证困境。证券投资者权益诉讼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其诉讼的性质、类型及其适用程序、损害情形及其归因、侵权者抗辩情形等方面,具有极其一致的诉求及主张,而且在受诉法院管辖依据及其适用程序、举证责任及其内容、裁判统一性及其执行要求等方面,要求受诉法院都要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不能各法院有各自矛盾性裁判。证券民事纠纷中,投资者权益的公益性和诉讼的同质性,不仅充分显现出代表人诉讼适用证券纠纷诉讼的必要性,而且表明这些属性也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展示了证券诉讼特征及其诉求的法理保障,这正是证券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可行性,也是证券纠纷诉讼的最根本特征之一。
4.国外诸多国家证券纠纷审理形式,也为推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选择和许可不同的证券纠纷诉讼模式,涉及不同的证券诉讼价值,从而产生不同的诉讼成本与效益。由于证券诉讼的特征,许多国家都分别采取大同小异的不同证券诉讼模式,如美国典型性的证券集团诉讼,德国证券示范诉讼,英国、加拿大和韩国的证券集体诉讼,台湾地区的证券团体诉讼及其改革方向等,④这足以表明证券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是选择证券诉讼集团化、集合式诉讼模式,集团诉讼将是各国证券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制度的根本内容。在我国,无论是选择美国证券集团诉讼模式,还是德国的证券示范诉讼或是其他国家的证券集体诉讼模式,我国证券民事纠纷必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大胆将代表人诉讼制度适用于我国证券民事纠纷诉讼活动中。这两条规定的内容,与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要求的精神基本一致,已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具有明显的可行性。最高院的《规定》,明确只能采取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实践上表明如此《规定》不仅不符合证券市场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要求,而且与《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所规定的内容是矛盾的。国外多年的证券诉讼实践,确实也为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诉讼机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尤其是美国式集团诉讼确实是处理社会大规模证券纠纷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机制,它的许多做法对我国解决证券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机制中的当事人适格、代表人选定权限、节约诉讼成本、防止滥诉、具体程序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促进和改善作用,也为我国证券民事纠纷实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前例。
二、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当性
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不仅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已经有了专门的相关规定,使之具有相应法律依据,而且近年的证券纠纷审判实践,也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推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从我国证券诉讼实践及国外证券纠纷诉讼机制等情况看来,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也并不是断然的,更重要的还是根据我国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证券投资者权益受损、证券司法审判资源等方面情形,来决定和规制适用怎样的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内容有个适当性问题,适度适用该项制度,是证券市场法制化的科学性表现。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要有适当性,其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内容。
1.适当划定和厘清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确保科学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案件管辖权规定,证券民事纠纷案件与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案源、案件性质和类型、证券市场交易所在地、证券交易委托地等许多方面情形,均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证券民事纠纷的特殊性。如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只有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并不需要直接到这两个交易所,而是通过其分设全国各地的会员(证券公司)进行委托交易,但证券交易地其实仍是上海、深圳,该项交易行为的连接点(最密切联系地)是上海、深圳,因此,因证券交易而发生纠纷应该归属于上海、深圳交易所所在地法院管辖,这与一般民事案件管辖权确定的考量因素有很大差异,由此可以将证券民事纠纷管辖划为特殊管辖之类。在案件性质上,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民事纠纷案件,其争议的主体双方当事人,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往往是被告,广大的证券投资者更多情形下都是受害者,是原告,在证券诉讼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不仅如此,证券民事纠纷诉讼对其所管辖的法院还提出更高的要求,审理证券纠纷的法官要有更多的证券法知识,对证券民事纠纷特殊性有深刻认识,这再次说明划分和确定证券纠纷管辖的法院,不能沿袭传统的民事诉讼管辖标准。建议选择或判定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管辖,以证券交易行为所在地或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标准,这既能充分体现证券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又能确保将证券纠纷管辖法院集中限于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以便集中证券司法人才于所管辖的法院。基于此,可以考虑在上海、深圳的法院设立证券民事纠纷审判法庭,此前上海已经尝试开设金融审判法庭⑤,这正是证券民事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适当性的最佳表现,无需在全国各地法院均开设证券法庭,其目的是更好集中审判资源,提高证券司法效率,保障独立公正,维护证券市场法制秩序。
2.充分运用证券登记账户的法律效应,保障科学运用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证券市场与一般市场有很大不同,根本不同在于证券市场每一交易行为都有极其完整的交易记录登记材料,并由全国唯一的机构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办理,这为我国证券民事纠纷推行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关键性技术保障。我国如引入类似国外的集体诉讼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则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证券投资者,不管是否提出诉讼,法院作出的示范性判决书都对其有效。在其诉讼时效内,只要投资者依法,提供其证券投资凭证,并适当说明其投资状况,法院完全可依职权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证其投资状况,裁定是否适用该示范性判决书。证券纠纷受理法院只要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即可查证获悉投资者投资盈亏状况,并从投资时间段求知投资行为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是否有关联性,可以最大化降低投资者证券诉讼成本。
诉讼管理制度篇4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和谐社会；禁制令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097-02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及特征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在中国目前还没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综合各家之说，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就是指公民、企事业单位、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侵犯环境公共利益或有侵犯环境公共利益可能的违法行为，向法院，由法院追究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法人、公民等在内的所有环境违法主体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其中，针对政府环境主管部门疏于执行环境法律规定义务的诉讼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对任何主体因为污染或有可能污染环境所提出的诉讼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属于公益诉讼中的一部分，其与普通的诉讼相比，具备如下特征：（1）参加诉讼的主体范围极为广泛。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既可能是受到环境违法行为侵害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能是没有直接受到环境违法行为侵害的其他主体。（2）带有强烈的公益性。传统民事诉讼解决的都是个体之间的纠纷，提供的是个案的救济，并不以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其目的。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提讼目的并非为了个案的救济，而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3）具有预防性。由于环境公益与其他普通权益相比具有特殊性，一旦破坏极难恢复或者恢复需要巨大的代价，所以在环境损害尚未实际发生时允许任何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从而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这也符合中国对环境问题所持的“预防为主”的政策。（4）判决类型与效力较为特殊。法院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作出禁制令（injunction）或民事处罚（civilpenalties）的判决。禁制令指的是法院签发的要求当事人做出某行为或者禁止其做某行为的命令，它主要用于防止将来某种损害行为的发生。民事处罚指的是指对特定违法行为而采取的处罚措施。环境公共利益具备公共性、不可分性等特点，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类型，其效力一般呈现扩散性的特点，不仅对本案的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整个社会亦有影响。
二、中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中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保护环境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对环境的管理长期以来都实行政府管理环境的单一制机，这种单一制环境管理体制过于注重行政机关的作用，对社会力量的重视程度较低。实践中，单一制的环境管理体制无法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社会力量的参与有助于环境执法体制的完善和对环境利益的保护，而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就是让民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对于弥补诉讼体制在对环境公益保护上的缺失存在重大意义。
2．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环境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性要求。现行的诉讼制度设计无法为日益高涨的痛恨污染的民众情绪提供理性的宣泄渠道，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与稳定。因此，政府有必要为理性维权提供制度空间，当务之急便是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3．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提高公民素质的必然要求。中国现阶段公民素质普遍偏低，面对环境污染事件时往往缺乏法治意识，往往采取暴力等极端行动。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国缺少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一旦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公民因为有了公民诉讼的渠道，可以对污染者或失职的行政机关提讼，在遵循规则、恪守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维权，这无形中提升了公民的法治素养。
（二）中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1．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法律基础。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述规定为在中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此外，中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款规定为中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奠定了具体法律基础。
2．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公众基础。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各种热心于环保事业的人士不断进入公众的视线，公民的环境意识和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除了个别的环保人士“孤军奋战”外，越来越多的公民自发组织了各种环境保护组织，这些环保团体通过组织各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项目，很大程度上焕起了人们的环保热情。
3．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实践基础。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外国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的立法经验，为中国建立该种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在国内出现了不少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判例，这些判例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设置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构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设想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对于原告的具体范围，笔者认为，原则上中国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企事业单位、特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都能够作为原告提出环境公益诉讼。公民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源泉所在，同时也使中国环境公益诉讼能够体现诉讼和环境的民主价值。所以，公民应当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原告。企事业单位是中国目前很重要的一类主体，其对环境保护也存在着强烈的利益诉求，也应当享有资格。在中国，国家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权应由检察机关及环境主管部门行使。中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于违反环境法律的行为有权予以监督，提讼。而环境主管部门是中国法定的专门保护环境的机关，其当然应当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以更好地实现其保护环境的使命。此外，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十分关注社会团体、尤其是环保团体的重要作用。
2.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有两种：一是针对政府环境主管部门疏于执法所提起的诉讼，属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是对任何主体违反污染防治义务而对环境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侵害所提出的诉讼，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3.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在中国，一般依据案件的性质、案件的繁简程度和案件的影响范围来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考虑到环境公益诉讼一般涉及面较广、案情较为复杂，以及中级人民法院相对较为高的审判素质，所以将环境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定为中级人民法院较为适合。至于地域管辖，考虑到便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环境公益诉讼的地域管辖为违法行为发生地法院。
4.环境公益诉讼的和解。虽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公共利益，但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允许其通过和解结案，并且绝大部分案件最后是达成了和解。中国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时候也应当允许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不过，如果企业等污染者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损害的，应当实施补偿环境项目，该等项目方案也应通过法院的认可。
5.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中国诉讼费用采取“败诉方负担”的原则，但是律师费并不包括在内。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目的在于维护环境公益，如果诉讼费用过高，则可能打击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热情。所以，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我们应当参考美国、法国的做法，作出更加有利于原告的规定。
6.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因素。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督促政府执法以及督促企业等污染源自动守法，从而促进环境公益，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倾向于原告较多。但是如果条件过于宽松，则可能导致行政机关、企业等无端被卷入诉讼，从而导致行政机关执法效率降低，法院负担的急剧增加。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时候，也应当参考国外对环境公益诉讼所实施的各种限制条件，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促进公益的作用。
7.环境公益诉讼的判决类型。中国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国外环境公益诉讼中禁制令和民事处罚两种判决类型。禁制令主要是用于防止将来某种损害行为的发生，而不是对已发生的损害给予补偿。而中国法律上停止侵害这种救济方式主要是已经发生的损害进行制止，显然不利于对环境的全方位保护，禁制令可以满足此种制度需求。
四、结语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现行制度却无法提供对环境的周全保护，导致环境问题逐渐演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笔者通过探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理论，论证了该制度在中国建立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最终尝试着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笔者寄希望于通过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日益高涨的痛恨污染的民众情绪提供理性的宣泄渠道，拓宽环境问题理性维权制度空间。笔者坚信，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个必然，唯独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艳蕊.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10.
[3]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91.
[4]齐树洁.论中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J].法律适用，2006，(9).
[5]王灿发，于文轩，李丹，等.中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以松花江污染事件为视角[J].中州学刊，2007，(1).
[6]陈冬.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为中心[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04:1.
诉讼管理制度篇5
我国实行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其实并不是一项创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内容。我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52、53、54条规定的内容,主要涉及民事诉讼的共同诉讼制度,分为必要和普通的共同诉讼,进而将共同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分为当事人人数确定与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其适用意义,能最大程度满足不同情形下不同种类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要求。即使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人数众多,又有大中小投资者之分类,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仍能够满足所有投资者维权的诉讼活动要求。推行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内容。
1.近十年的证券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实践,已为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司法例证。我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纠纷已有十年,从2002年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等证券纠纷诉讼实践至今,已经为我国证券纠纷诉讼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许多实例。在实践中,充分显示了我国证券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的诉讼特点,要求必须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大庆联谊、银广厦等案件也表明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大庆联谊案件中要求数百人的起诉团用单独诉讼的方式起诉,使得诉讼费高达60多万元,强制要求原告将人数削减合并到381人,并要求他们以15至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这两个案件及后来的东方电子案,奠定了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东方电子案的诉讼形式,较为接近代表人诉讼的集团诉讼形式,其审理的形式和结果也更加有利于投资者,使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施更具有可行性。
2.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科学性和有力的监管机制,已为推出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性保障。我国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实行类似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最为担忧的是当事人一方或对方人数的确定与否以及所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等证据证明力问题。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运行及其监管的体制,包括证券交易登记结算系统及其技术资料要求,都早已建立且比较完整和完备。从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所掌控的交易和结算信息资料,完全可以查询在指定的期限内某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变更情况,从而可以掌控证券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投资交易及其盈亏情况。只要经法定程序和相关部门核定该上市公司行为是否对投资者造成侵权,就可以凭借所掌控的上述信息资料,认定诸位投资者由此受损状况。这为法院依法定程序裁定证券侵权人责任大小,提供了极其充分和科学的有理有据的信息佐证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而且还可以大胆尝试规定证券民事诉讼豁免证券投资者权益受损的举证责任,只要投资者能提供其证券股东账号和交易股票名称及其委托查询交易账单,受理案件的法院即可据此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和提取相关交易信息资料。不仅如此,法院有必要时还可以查询与此同类的所有证券投资者交易信息资料,完全可以据此掌握侵权人行为导致所有投资者受损情况,也由此进一步明确该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种类。这充分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和运行监管机制,已为我国证券纠纷实施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及为我国法院大规模受理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拓宽司法保护证券市场途径等,奠定了最为根本的证券专业科学的技术资料保障。
3.证券投资者权益的公益性和诉讼的同质性,已为推出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诉讼理论的法理保障。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权益不仅来自于各投资者各自投资的收益所得,更重要的“权益”还是所有投资者所共同赖以公平选择决策的证券市场法制环境,该“权益”正是证券纠纷诉讼所有投资者的群体利益,是证券投资者的社会公共利益。由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违法违规的行为,其侵权对象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投资者,而是证券市场中所有证券投资者(含直接或间接投资者)。因此,其所损害的利益表面上似乎是损害投资者个体投资利益,实际上暗含着投资者的共同“权益”,这为我国证券纠纷推行代表人诉讼制度“造就”了根本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更多的投资者都仅仅关注自己投资损失,此前我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纠纷仅限于单独诉讼或人数确定的共同诉讼方式。如此规定,法院受诉审理工作表面上似乎减轻了,投资者则因其突出的权益个性而使其诉讼地位更加“弱势”,不利于化解证券民事纠纷投资者举证困境。证券投资者权益诉讼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其诉讼的性质、类型及其适用程序、损害情形及其归因、侵权者抗辩情形等方面,具有极其一致的诉求及主张,而且在受诉法院管辖依据及其适用程序、举证责任及其内容、裁判统一性及其执行要求等方面,要求受诉法院都要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不能各法院有各自矛盾性裁判。证券民事纠纷中,投资者权益的公益性和诉讼的同质性,不仅充分显现出代表人诉讼适用证券纠纷诉讼的必要性,而且表明这些属性也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展示了证券诉讼特征及其诉求的法理保障,这正是证券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可行性,也是证券纠纷诉讼的最根本特征之一。
4.国外诸多国家证券纠纷审理形式,也为推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选择和许可不同的证券纠纷诉讼模式,涉及不同的证券诉讼价值,从而产生不同的诉讼成本与效益。由于证券诉讼的特征,许多国家都分别采取大同小异的不同证券诉讼模式,如美国典型性的证券集团诉讼,德国证券示范诉讼,英国、加拿大和韩国的证券集体诉讼,台湾地区的证券团体诉讼及其改革方向等,④这足以表明证券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是选择证券诉讼集团化、集合式诉讼模式,集团诉讼将是各国证券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制度的根本内容。在我国,无论是选择美国证券集团诉讼模式,还是德国的证券示范诉讼或是其他国家的证券集体诉讼模式,我国证券民事纠纷必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大胆将代表人诉讼制度适用于我国证券民事纠纷诉讼活动中。这两条规定的内容,与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要求的精神基本一致,已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具有明显的可行性。最高院的《规定》,明确只能采取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实践上表明如此《规定》不仅不符合证券市场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要求,而且与《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所规定的内容是矛盾的。国外多年的证券诉讼实践,确实也为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诉讼机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尤其是美国式集团诉讼确实是处理社会大规模证券纠纷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机制,它的许多做法对我国解决证券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机制中的当事人适格、代表人选定权限、节约诉讼成本、防止滥诉、具体程序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促进和改善作用,也为我国证券民事纠纷实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前例。
二、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当性
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不仅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已经有了专门的相关规定,使之具有相应法律依据,而且近年的证券纠纷审判实践,也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推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从我国证券诉讼实践及国外证券纠纷诉讼机制等情况看来,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也并不是断然的,更重要的还是根据我国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证券投资者权益受损、证券司法审判资源等方面情形,来决定和规制适用怎样的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内容有个适当性问题,适度适用该项制度,是证券市场法制化的科学性表现。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要有适当性,其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内容。
1.适当划定和厘清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确保科学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案件管辖权规定,证券民事纠纷案件与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案源、案件性质和类型、证券市场交易所在地、证券交易委托地等许多方面情形,均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证券民事纠纷的特殊性。如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只有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并不需要直接到这两个交易所,而是通过其分设全国各地的会员(证券公司)进行委托交易,但证券交易地其实仍是上海、深圳,该项交易行为的连接点(最密切联系地)是上海、深圳,因此,因证券交易而发生纠纷应该归属于上海、深圳交易所所在地法院管辖,这与一般民事案件管辖权确定的考量因素有很大差异,由此可以将证券民事纠纷管辖划为特殊管辖之类。在案件性质上,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民事纠纷案件,其争议的主体双方当事人,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往往是被告,广大的证券投资者更多情形下都是受害者,是原告,在证券诉讼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不仅如此,证券民事纠纷诉讼对其所管辖的法院还提出更高的要求,审理证券纠纷的法官要有更多的证券法知识,对证券民事纠纷特殊性有深刻认识,这再次说明划分和确定证券纠纷管辖的法院,不能沿袭传统的民事诉讼管辖标准。建议选择或判定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管辖,以证券交易行为所在地或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标准,这既能充分体现证券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又能确保将证券纠纷管辖法院集中限于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以便集中证券司法人才于所管辖的法院。基于此,可以考虑在上海、深圳的法院设立证券民事纠纷审判法庭,此前上海已经尝试开设金融审判法庭⑤,这正是证券民事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适当性的最佳表现,无需在全国各地法院均开设证券法庭,其目的是更好集中审判资源,提高证券司法效率,保障独立公正,维护证券市场法制秩序。
诉讼管理制度篇6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管辖制度管辖权异议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我们正在向“依法治国前进“。下面，我们就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现状以及构建该制度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方面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第141条当中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查明受诉法院是否享有相应的管辖权，不过，该规定与管辖权异议制度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可以说，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涉及当事人对法院管辖权存在异议时的管辖权异议制度，更没有涉及法院管辖权合法性的问题。
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8条，最高法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在不宜行使该权利或需要依法回避的情况下，可请求上一级的人民法院管辖。不过该规定是从法院的角度对“法院是否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问题加以解释，仅仅是规定了“引起管辖权异议的情形之一”，当事人并没有因此获得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二）司法实践方面
在人权保护问题受重视程度不断不断提升的今天，国内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涉及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其中出现时间较早的是2004年邵桂兰、韩风中贩毒案。2004年，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两名被告提出该案应由河南省周口地区法院审理，即犯罪嫌疑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面对这一情况，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采取直接驳回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对刑事诉讼原则进行了扩大解释，并依据相关程序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了审定。由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已经开始将管辖权异议作为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之一，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对于管辖权异议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最终确立具有典范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有一些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批复，例如，江西某法院在审理一桩刑事自诉案件时，当事人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批复是“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受诉法院应在开庭时宣布上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件指定本院管辖的指定，若被告人仍有异议，受诉法院应在宣判时告知其可依法提起上诉”。本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批复实际上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不足之处的一种补救，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意义和作用
（一）有利于纠正公安司法机关错误行使管辖权的行为
从本质上来讲，刑事诉讼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活动，是国家依据法定程序对不法行为进行制裁以此控制犯罪的活动。国家在要求公安司法机关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和规定对犯罪进行控制的同时，严禁除此之外的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私自追究和控制犯罪。在刑事诉讼中，各级司法机关控制犯罪的权能是由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管辖的具体规定所赋予的，国家对于犯罪的程序性控制也因此得以实现。但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公安司法机关错误行使管辖权进而损害刑事诉讼公正性的问题，而通过构建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则可使当事人享有对错误行使管辖权的行为依法提出异议的权利，这对纠正此类行为、消除由此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有利于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有效屏障，使实体正义能够通过程序正义得到更好的实现。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指出“即便是最卑微者的生命也应当受到尊重……国家在对其进行控诉时，应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手段为自己辩护”。虽然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分别属于当代刑事诉讼目的之不同层面，但两者间实际上是一种辨证统一的关系，通过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能够更好的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自我辩护得到体现，同时也是对审判权的一种有效制衡。
（三）有利于优化司法环境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司法改革正在稳步推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很多亟待构建的司法制度，也有许多已经构建但无法在实践中有效贯彻的制度，这种现状一方面给了部分违法者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司法机关越权管辖案件的问题。在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后，当事人依法享有对司法机关侦查、诉讼、执行等活动的监督权，实践中存在的一些违法行为也将因此得到纠正，促使司法活动能够真正做到依法开展，在优化司法环境的同时也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构建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时应明确的几点问题
（一）明确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1条（a）款中规定，被告人在提出申请后，若法院认为本地区对被告人存在强烈偏见，导致被告人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可将该案移交给其它地区。也就是说，美国法律确认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为被告人。在日本，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则包括被告人和法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法律还规定了在被告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法院不得宣告管辖错误。
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在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中应有区分，前者应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为主体;后者应以自诉人为主体。若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异议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此时当事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当事人的法定人和近亲属也应具有在法定情形下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二）明确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时间
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时间方面，各国规定可概况为以下三种类型：（1）无时间限制。例如，法国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可提出管辖权异议。（2）在审理开始前。例如，俄罗斯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地域管辖的变更只允许在法庭审理开始前进行。（3）在审理过程中。例如，德国法律规定，被告人只能在审判程序中提出管辖权异议。
本文认为，鉴于被告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国在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时可采取将管辖权异议提出时间前置的做法，以此强化其诉讼主体地位，即当事人可在法庭审理前提出管辖权异议。
（三）明确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情形
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情形方面，各国规定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1）若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则当事人可提出管辖权异议。（2）法院虽然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但出于保护更高利益不宜行使，则当事人可提出转移管辖的申请。（3）为便于当事人和证人的诉讼，可提出管辖权异议。
结合世界各国的做法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在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时，可采用以下两种情形：（1）管辖错误。这里所说的管辖错误，包括职能、审判管辖错误两种，此时，当事人可提出管辖权异议。（2）管辖不适当。这里所说的管辖不适当，包括回避、舆论偏见与党政官员干涉以及便于当事人和证人参与诉讼的情形。
（四）明确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
在刑事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方面，西方国家的规定较为成熟，即在法院查明自身确无对此案的管辖权时，可将本案移送至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但在情况紧急的情形下，移送前的诉讼活动依然有效。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曾建议将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时间前置，因此本文建议，在管辖权异议于侦查阶段提出的情形下，侦查机关应将案件移交给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并由受移送的侦查机关对之前所采取的各类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同时有权对先前行为进行维持、变更、撤销或解除。对于相关情形，应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
（五）明确刑事诉讼管辖权错误的法律后果
在刑事诉讼管辖权错误的法律后果方面，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规定相对一致，概括的说，就是导致程序上的否定后果。在法国，作出判决的法院越权或无管辖权可作为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诉”的原因;在我国香港地区，上诉法院若推定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管辖权错误行使的情形，就一定会批准上诉;若作出有罪判决的法院无管辖权，则上诉法院可将该判决推翻。
对于刑事诉讼管辖权错误的法律后果，本文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法院的不适当管辖和管辖权错误，可将其认定为程序性违法，并排除相应司法机关的管辖权。（2）若司法机关违法或越权管辖，则在当事人上诉时，二审法院应对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并予以撤销或改变管辖。（3）若司法机关违法或越权管辖案件且已作出判决，则错误管辖可作为当事人再审申请的法定事由，应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四、结语
诉讼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管辖制度;规避管辖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制度的判断标准不统一，法律条文的规定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造成了目前司法实务中规避管辖行为不断滋生的现状，这一现象成为现代诉讼制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
一、民事诉讼中规避管辖的现状
(一)规避地域管辖
民事诉讼中的地域管辖是以法院所在的管辖区域和相关案件的隶属关系来确定诉讼管辖的，即确定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各自的区域内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2］我国法律对于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确立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是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则。二是该法的第二十三至三十三条规定的特殊地域管辖原则，即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件的所在地或被告的住所地作为规避管辖的衡量标准。在民事诉讼实践当中，这两项原则对确立民事案件的管辖法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两项原则的并用，在民事诉讼实践当中给当事人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为规避管辖提供了条件。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遏制地域管辖的规定不完善，诸多的法律漏洞使得司法实务中规避地域管辖的现象时有发生，规避手段更是花样百出，其中比较常见的手段主要有三种情形:第一，案件当事人通过虚列被告，扩大有管辖权的法院范围，其特点是通过虚列非真实责任人为被告，扩大了有管辖权的法院范围;第二，改变真实责任人的诉讼地位规避实际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管辖，其特点是通过改变案件中被告和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从而改变管辖法院的方式来达到规避管辖的目的;第三，人为的改变案件当中地域管辖的被告住所地以及债权转让等联结点转移案件管辖权，使得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具有形式上的管辖权。
(二)规避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标的额、影响范围、繁简度等)，划分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3］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当事人错级，规避级别管辖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情形是初始的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即案件当事人在向法院时的诉讼标的额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该法院管辖受理的范围;第二种情形是后发的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即案件当事人在向法院时的诉讼标的额在该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但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原告又变更了诉讼请求，致使该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发生改变，造成改变后的诉讼标的额与原告时的法院的管辖范围不符。第三种情形是“化整为零”的做法，即案件当事人在时将本应该作为一案处理的案件拆开划分成几个案件，使得拆分之后的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达到其理想的法院的管辖范围。从司法实践来看，案件当事人规避级别管辖的情形既可能发生在阶段，也可能发生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根据法律规定，在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有增加诉讼请求的权利，被告有提出反诉的权利，第三人也有权利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如果案件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使用这些权利就有可能使得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超出受诉法院的级别管辖范围。法律允许案件当事人在诉讼时变更诉讼请求，原本是为了方便案件当事人进行诉讼，但如果案件当事人不正当行使法律赋予其的这项权利，而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级别管辖的规避，则有悖法律设置的初衷。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案件级别管辖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了管辖恒定的例外情形:“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从而加大诉讼标的金额，致使诉讼标的额超过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权限的，一般不再变动。但当事人故意规避有关级别管辖权限等规定的除外。”此规定看似束缚了规避级别管辖的情形，但是对于如何认定“故意规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漏洞使得规避级别管辖的状况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规避级别管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二、民事诉讼中规避管辖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现有管辖制度的漏洞
1．管辖标准难以把握。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种司法解释、规定、意见、批复繁多，这使得很多没有深入研究的人很难准确的把握管辖制度。比如就级别管辖的判别标准来说，我国几乎每个省级地区都有一套自己的关于级别管辖的判别标准，这些不同的判别标准增加了管辖标准的复杂性，加大了判别管辖标准的难度。对于地域管辖的标准来说，一个合同履行地判定就成了一个难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各种解释对其进行规范但效果却并不显著，各种规定前后标准不一致、相互冲突，有时甚至与民事诉讼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产生矛盾。2．管辖规则模糊，可操作性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很多管辖规则过于概念化，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想要通过管辖规则来解决规避管辖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对其进行把握，这是产生管辖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管辖规则的模糊性，加剧了我国司法实践中规避管辖的现象。3．管辖规则不具有刚性。在我国，即使违反了管辖规则，也是不需要承担什么相应的程序后果的。对于管辖规则来讲，因为其缺乏刚性从而给人一种“无关紧要”的表象，导致管辖规则成为一纸空文，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随意被违反，这同时也是造成混乱的管辖局面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说管辖规则缺乏刚性是导致“规避管辖”的制度。4．管辖救济制度不完善。我国管辖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诉讼当事人本应享有的法定管辖的权利形同虚设。这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程序救济功能不完善，难以保障当事人本应当享有的管辖权利;另一方面是缺乏对于滥用管辖选择权和异议权的程序制裁措施。
(二)司法腐败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反腐案件频出，即使在高压的反腐政策下仍然有许多人铤而走险，私相授受。这反映出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权利成为了人们谋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意志比较薄弱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禁不起利益的诱惑，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诸脑后，把手中的权利作为为己谋利的一种工具，与一些投机取巧的人进行权钱交易。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在司法队伍当中，一些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不高的人依靠裙带关系混入其中，个别党政部门的领导有时也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扰，使司法无法独立，工作无法展开。司法腐败抑而不止，使得管辖混乱的局面成为一种必然。如果说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审判人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如果审判人员无法做到严于律己，坚守社会正义的防线，那么规避管辖问题也会屡禁不止。
(三)当事人基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考量
1．当事人基于诉讼方便及诉讼成本的考虑。是否方便诉讼是诉讼当事人选择规避管辖时考虑的一个利益因素。由于我国的国土面积太大，当事人到异地进行诉讼和在本地进行诉讼的诉讼成本显然是不一样的，异地诉讼会增加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特别是诉讼的标的额不大而又要跨省的案件或者是一些案情比较复杂，需要多次开庭的案件，此时，案件当事人便会考虑诉讼成本的问题，这就会诱发当事人去选择规避管辖。2．当事人意识中的司法或审判“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虽然案件当事人在进行诉讼时会考虑诉讼经济利益因素，但相较于地方保护主义因素，案件当事人对诉讼经济成本的考量指数就比较小了，因为诉讼便利与否关联的是诉讼经济利益问题，而“地方保护主义”关联的则是诉讼成败的问题。当事人之所以选择规避管辖，主要来自于他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司法或审判“地方保护主义”的观念，这直接导致了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寻求本地法院来解决矛盾纠纷。3．当事人对法院系统整体公信力的否定评价。如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枉法裁判、裁判不公、司法不严等现象并不鲜见，这实际上影响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居中审理、公正裁判案件的期望和信心，案件当事人不相信法院会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当事人对法院系统的不信任感直接导致其“为个人利益担忧，进而促使其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求保障”。而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其使用规避管辖的手段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遏制民事诉讼中规避管辖问题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规避管辖权的制度
1．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建立默示协议管辖制度。在完善管辖制度时，首先应当在民事诉讼中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允许案件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协议约定管辖法院，同时建立默示协议管辖制度，承认当事人的应诉管辖，这是对案件当事人选择权的一种尊重。对于默示协议管辖而言，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无论被告是否知道该法院具有实际管辖权，只要其应诉答辩，该法院就具有管辖权。第二种是经法院告知后，明知该法院没有管辖权仍然明确表示接受该法院管辖。目前我国多数学者都认为第二种情况适合我国的司法模式，因为这不仅体现了法院对案件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也有利于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节省司法资源。2．进一步完善管辖权异议处理机制。从目前的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状况来看，现有的管辖权异议处理机制过于行政化，仅由法院依职权进行书面审查，缺乏案件当事人的有效参与，这样的审查过于形式化。如果让当事人参与到异议处理机制当中进行证据质证，则可以克服法院依职权进行形式审查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当事人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不仅需要说明该案管辖错误之处，而且有时也会提交一些证据用以证明其所提出的管辖异议是否正确，这些证据如果不经过当事人的质证而直接由法院依职权予以采纳，不仅让人无法信服法院决定采纳的证据，也会让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性产生怀疑。3．明确管辖标准。目前对于管辖标准的确定，各种规定、意见、批复过多，甚至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且规定繁杂不易把握，不利于管辖的施行，容易产生管辖争议，因此统一管辖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4．合理限制诉讼标的额的调整。法律赋予案件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其初衷是为了方便案件当事人进行诉讼，而不是让案件当事人滥用这项权利，因此有必要在案件受理之后，对案件当事人提出要变更诉讼标的额的情形进行合理的限制。比如，案件当事人为了达到级别管辖标准而减少诉讼标的额的，对于减少的部分再次以相同的事实理由的，或者在案件的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案件当事人又增加诉讼请求使得案件诉讼标的额增加，而增加之后的诉讼标的额超过受诉法院管辖的，法院可以不再受理。但是对于确实需要变更诉讼标的额的情况，法院可以让变更诉讼标的额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行为不属于规避级别管辖的情形。5．加强管辖规则的刚性。管辖规则的刚性是一种强制执行力，是保障管辖规则能够得到有效施行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管辖刚性是指管辖规则不能够任意的违反，一旦违反管辖规则就应当承担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比如判决无效、承担相应的程序费用等。对于故意违反管辖规则的审判人员应当实行问责，保证管辖刚性具有权威性与严肃性。管辖规则的刚性，可以说是防范管辖规则被随意违反的防火墙。
(二)加大规避管辖行为的处罚力度
1．对于案件当事人的处罚。诉讼迟延是规避管辖造成的后果之一，而“迟延诉讼或积案实际上等于拒绝审判。”［4］这不仅会造成案件审理的不公正，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长此以往，对审判程序是一种不小的危害。故而，对规避管辖者有惩戒之必要。但不是所有的规避管辖行为都要对其进行惩罚，对于法院尽到告知义务，但被告仍然应诉的法院可以继续审理，这种情况不具有处罚的必要性。而对于主观恶性大，对管辖进行刻意规避且屡教不改的当事人就有惩戒之必要。“对这类行为的惩罚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建立因滥用诉讼权利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制度。即对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或者其他规避管辖的行为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让其承担因此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赔偿其因规避管辖造成的另一方诉讼当事人额外增加的诉讼成本。另一方面是设立程序性的处罚制度。”［5］即通过程序性处罚机制对当事人进行规制，比如，将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认定为无效、判处罚款等。2．对于审判人员的处罚。法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是司法权的执行者，其行为公正合法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司法的权威性。法官作为案件的居中裁判者，应当加强个人自身修养，对于法官因严重不负责任、罔顾法律、贪赃枉法、滥用私权为己谋利等行为而致使违背管辖规定的情形出现的，应当实行错案追究机制，设置相应的刑罚条文规制此种行为，从重、从严处罚，以达到威慑的作用，使法官能够自省自律、严于律己。同时规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对当事人进行赔偿。
(三)完善规避管辖的救济程序
诉讼管理制度篇8
一、诉讼实施权的学理定位
（一）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
与德国理论相比，中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在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原告、被告两造正是由于拥有诉讼实施权才成为正当当事人，而不是由于其为正当当事人而拥有诉讼实施权。对于这一现象，日本东京大学高桥宏志教授也指出，“在母国法的德国，这一概念似乎多被表述为诉讼实施权，那么为何在我国较多地适用当事人适格之表述，其原因尚还不太明确。”{1}本文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以及我国学者在继受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有关学说时出现了偏差，从而形成了德国、日本两种解释模式。
德国民事诉讼法经典著作并非将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等同起来对待，而是严格地将其两者区分开来：当事人适格属于诉讼正当性的要件，而诉讼实施权则是诉讼合法性的前提条件。{2}也就是说，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之间不可混淆，诉讼实施权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对以诉的形式主张的权利实施诉讼的权利。这一权限通常情况下由声称自己是所主张的权利的获得人的原告或者被主张某权利的被告拥有。而当事人适格涉及的问题是：原告是否依照实体法享有他所主张的权利（所谓的主动适格）以及该权利是否针对被告（所谓的被动适格）。如果缺乏主动适格或者被动适格，则应视为无理由而驳回，而缺乏诉讼实施权则使得诉不合法，{3}可见，在德国，诉讼实施权属于程序性条件，而当事人适格属于实体性要件，由此推导出“有诉讼实施权的者或者应诉者仍然有可能不是正当当事人”的结论。也就是说，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在母国法的德国并不是等同或者几乎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谁主张他享有权利，谁就有权对该权利实施诉讼，{4}即享有诉讼实施权；至于是否为正当当事人则有待法院经过实体审查之后加以确定。总而言之，诉讼实施权是当事人适格的基础，诉讼实施权是当事人适格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
日本学者通说将当事人适格、诉讼实施权以及正当当事人等同或者几乎等同起来加以研究。三月章教授认为，当事人适格系指对于属诉讼标的的特定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以当事人的名义参与诉讼并且请求透过裁判来予以解决的一种资格。就权限而言，具有当事人适格之人就拥有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参与权。具有当事人资格之人也称为正当当事人。{5}新堂幸司教授也认为当事人适格是指对于作为诉讼标的之特定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可以作为当事人来实施诉讼，要求本案判决之资格。具有这种资格之人的权能，被称为诉讼实施权。具有这种资格或权能之人，被称为正当当事人。{6}而日本第四代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物高桥宏志教授则直接指出，“当事人适格也被表述为正当当事人或诉讼实施权”。{7}由此可见，日本学者通说不区分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将诉讼实施权于当事人适格等同起来，作为诉的正当性因素。{8}
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就具体特定诉讼，具有当事人适格的人，可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被告进行诉讼。此种权能或权限，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称为诉讼实施权或诉讼遂行权（prozessfuhrungsrecht,prozessfuhrungs-befugis）。对特定的诉讼或诉讼标的有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遂行权的人，或者就特定诉讼有当事人适格的人，即为本诉讼的正当当事人（dierichtigepartei）。因此，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遂行权，语义相同，{9}进而，我国学者得出“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与诉讼实施权的含义基本相同”{10}的结论。综上所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基本上都将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与正当当事人等同或者几乎等同对待，并且认为由于当事人适格导致当事人具有诉讼实施权，而不是由于当事人具备诉讼实施权，所以才是正当当事人。换言之，我国学界普遍采日本解释模式。{11}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的关系处理上存在着两种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认为诉讼实施权是诉的合法性要件，而当事人适格是正当性要件；而日本模式则将三者等同或者几乎等同起来，作为正当性要件加以对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以及祖国大陆学者的通说均为日本模式。结合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肖建华教授的有关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研究成果，{12}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德国法所谓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的主体应当是“当事人”，而不是“正当当事人”。日本通说所谓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的主体则是“正当当事人”，日本中村民事诉讼法学派及我国双重适格说所谓的“诉讼实施权”则分为两个层面，分别对应“当事人”和“正当当事人”。
将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俨然区分开来固然有强化程序独立性的功能，但是，即使将诉讼实施权定位为诉的正当性要件，并辅之以形式当事人理念，并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程序权利的行使造成实质性妨碍。此外，基于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表明有必要修正表达习惯，因此，本文倾向于将诉讼实施权定位为诉的正当性要件。
尽管如此，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还是不能简单地完全等同起来。一方面，在本文的理论框架内，当事人适格传统意义上的基础，即管理权或者处分权仅仅构成诉讼实施权的要件之一，因而，不能将当事人适格与诉讼实施权完全画上等号。另一方面，诉讼实施权强调的是权能，当事人适格强调的是资格，而资格和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资格只是权利的众多属性之一。{13}权利就是类型化的自由，既为自由，则权利主体享有相应的处分权，而资格则是一种获得某种特定权利的可能性，能否获得权利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就资格本身而言，享有资格的主体对资格不具有直接的处分权能。换言之，区分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的价值就在于诉讼实施权具有处分权能，而当事人适格不具备处分权能，故对其区分还是具有重要意义。
（二）诉讼实施权与诉权
民事诉讼法的宗旨在于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法院通过诉讼程序明确私权，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私权。在通常情况下，诉讼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前置性程序，因此，能否启动诉讼程序事关民事权益能否得到国家的司法救济，而能否启动诉讼程序就是诉权所要解决的问题。诉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actio一词在罗马法中的原意是指某人诉诸官厅，不论他处于原告或被告的地位。随后又指诉诸官厅的权利即诉权，或指进行诉讼采用的程序而言。{14}在罗马法时代，由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有诉才有救济”的制度所谓的“诉”兼有实体法请求权与程序法诉权的双重属性。随着程序法的独立，为了解释当事人何以进行诉讼而发展出诉权学说。但是，由于法治背景与法学理念的不同，诉权学说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与纷争：先后经历了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宪法诉权说、诉权否定说、多元诉权说等诸多学说的发展。在现阶段，公法诉权说属于通说，但其又经历了抽象的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的公法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纠纷解决请求权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诉讼内诉权说）等不同学说。目前，德国的通说是司法行为请求说，{15}而日本的通说是本案判决请求权说。{16}司法行为请求说主张诉权是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实体法和诉讼法审理和裁判的权利，是任何人对于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得请求作出裁判的公法上的权利，它并不是存在于诉讼外的权利，而是诉讼开始后实施诉讼的权能。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则主张诉权是要求法院为本案判决的权利，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就自己的请求是否正当作出判决的权利。{17}
由此可见，诉权的内涵存在着多种理解，其外延也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大体上能够贯彻体系强制，即在其论述中使用同一层面的“诉权”概念，因而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混乱。{18}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对诉权的理解各不相同，在使用“诉权”一词时，往往不事先界定其所谓的“诉权”是何种层面意义上的诉权，甚至在同一部著述中也不能贯彻体系强制，为了实现不同的论证目的，而有意采用不同层面意义的“诉权”概念。尽管对“诉权”的理解不尽相同，多数民事诉讼法学者支持诉权“宪法化”，积极推进“诉权入宪”。但是，仍有部分学者指出，应当“入宪”的是裁判请求权，{19}而诉权只不过是宪法层面权利的裁判请求权在民事诉讼法的体现而已{20}。从而提出裁判请求权与诉权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诉权、裁判请求权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宫泽俊义教授主张裁判请求权就是司法行为请求说层面的诉权；{21}日本新堂幸司教授主张裁判请求权作为诉权的核心内容；{22}我国刘敏教授则主张将裁判请求权作为司法行为请求权层面的诉权只是反映裁判请求权的某一方面内容，而没有涵盖裁判请求权的全部内涵。{23}
本文认为，抽象诉权层面的诉权和裁判请求权的关系只是解释选择问题，而并非价值判断问题。这是因为不管使用“诉权”还是“裁判请求权”来表述“righttoaccesstojus-tice”，只要人们对其所界定的内涵一致，根本不会影响到公民行使诉诸法院和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也不影响相应的民事诉讼法规范设计。对于解释选择问题，不存在是非之分，只存在优劣之别。优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使用上的便利。由于诉权本身存在诸多种理解，使用者在使用时必须说明其所使用的“诉权”是指哪一层面的诉权，而裁判请求权则直接指向惟一的内涵，使用者在使用时无需做过多的事先交代，故裁判请求权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因而，本文提倡使用“裁判请求权”的概念。
此外，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扣除“裁判请求权”内涵的“剩余诉权”也可以通过使用另一个专有名词以寻求使用上的便利。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诉讼实施权来表述“剩余诉权”。其理由是：纵观现存的各种诉权学说，大致可以分成抽象诉权论和具体诉权论，对于抽象诉权论层面的诉权，可以通过“裁判请求权”加以涵盖，而对于具体诉权论层面的诉权，则可以通过诉讼实施权来加以涵盖。换言之，本文持诉权二元观，认为诉权有抽象诉权、具体诉权两个层面，但是，由于诉权概念的严重涣散性，为了使用上的便利，使用“裁判请求权”指代抽象层面的诉权，使用“诉讼实施权”来指代具体层面的诉权。这一点也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发展趋势，前者犹如罗森贝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一书不再设置“诉权论”，而直接使用“司法请求权”的概念；{24}后者犹如新堂幸司的《新民事诉讼法》将“诉权论”放在“诉讼要件”项下加以论述，并指出诉权即请求以诉的利益及当事人适格为成立要件的本案判决之权利。{25}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诉权、裁判请求权、诉讼实施权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表述：诉权=裁判请求权＋诉讼实施权。
（三）诉讼实施权与纠纷管理权
纠纷管理权学说由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家伊藤真教授所创立。该说认为，在前的纷争过程中，具体地、持续地采取旨在消除纠纷原因行动之人，换言之，通过实施种种解决纠纷行为来创造纠纷实体本身之人，将被赋予纠纷管理权。纠纷管理权并不否定这种自己的个人利益直接遭受侵害者的当事人适格，而仅仅意味着向直接受害者以外之人进行当事人适格的扩张。纠纷管理人所获得的判决，无论是有利还是不利都将拘束其他纠纷当事人，不过，并不拘束其他并行地享有纠纷管理权之人。{26}然而，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江伟教授则将纠纷管理权作为形式当事人（即非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当事人）的适格基础，并将纠纷管理权区分为法定纠纷管理权和意定纠纷管理权，前者对应于法定诉讼担当制度，后者对应于任意诉讼担当制度{27}应当说，我国学者所谓的纠纷管理权并不是日本学者所称的纠纷管理权，而只是借用其名称，前者要求具体地、持续地采取旨在消除纠纷原因行动，而后者则要求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实体当事人的明确授权。
基于继承我国学者理论创新的勇气，本文也试图对纠纷管理进行新的理解。在本文的理论框架里，首先，纠纷管理权为诉讼实施权的上位概念，拥有纠纷管理权的主体不但可以诉诸法院，还可以通过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签订仲裁协议进行仲裁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来谋求纠纷的解决。其次，纠纷管理权的来源有两支，其一，基于实体的纠纷管理权，主要针对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解纷主体的情形；其二，基于程序的纠纷管理权，主要针对非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解纷主体的情形。再次，基于实体的纠纷管理权可以根据其产生方式的不同，分成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解纷主体的纠纷管理权、法律许可的诉讼信托的受托人作为解纷主体的纠纷管理权以及基于普通信托的受托人作为解纷主体的纠纷管理权三种；{28}基于程序的纠纷管理权也可以根据其产生的方式的不同，分成基于法律规定的程序纠纷管理权和基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授权的程序纠纷管理权两类，这两类程序纠纷管理权在民事诉讼法上分别对应着法定诉讼担当制度和任意诉讼担当制度。最后，对纠纷管理权作出这种新解读的目的在于澄清以下观点：纠纷解决手段有多种，而将纠纷管理权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固然没有不妥，但是，有必要强调纠纷管理权对应的具体权限不仅仅局限于诉讼，而这一点，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有着深刻的体现。{29}
综上所述，诉讼实施权是纠纷管理权项下的一种权能，而纠纷管理权除了具备诉讼实施权能以外，还有仲裁实施权能、和解实施权能、调解实施权能等等其他解决纠纷的权能。这里对“纠纷管理权”所进行的新解读与我国当前倡导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可以认为，诉讼实施权并不等同于纠纷管理权，而只是纠纷管理权的一种权能，与此同时，享有纠纷管理权的主体未必享有诉讼实施权，这是因为纠纷解决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当事人的纠纷存在解决的必要性并不等同于该纠纷就有付诸诉讼的必要性，即纠纷管理权主体想要获得诉讼实施权还必须以系争标的具备诉的利益为条件。
二、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
德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罗森贝克教授认为，诉讼实施权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当事人为自己的权利或者他人的权利实施诉讼的权利。{30}该定义简单明了地传达出诉讼实施权的含义，但是，却未能够对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作出任何回应。截止目前，国内尚未检索到有关诉讼实施权构成要件的有关论述，而诉讼实施权构成要件的检讨对司法实务具有重要积极意义，{31}因而，本文在此对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不周延的探析，提出诉讼实施权的两构成要件说，以期能够激发学术界对诉讼实施权构成理论展开深入研究。
首先，系争主体必须对系争标的具有纠纷管理权。对系争标的获得纠纷管理权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为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包括原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诉讼承担人，诉讼标的继受人以及法律许可的诉讼受托人等；{32}第二，法律明文规定将诉讼实施权从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处移转给不享有或者部分享有实体权利的人，主要是指法定诉讼担当人；第三，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许可或者司法默许的范围内将其诉讼实施权移转给不享有或者部分享有实体权利的人，主要是指任意诉讼担当人。
其次，系争标的必须符合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诉的利益是指侵权事实或纠纷事实的发生，使得侵权事实或纠纷事实具有以诉讼保护权益或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广义的诉的利益则包括纠纷的可诉性，{33}当事人适格，以及狭义的诉的利益。这里所谓的诉的利益是从狭义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之所以将诉的利益作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因为诉的利益强调的是诉讼标的本身付诸司法审理的必要性，而传统的当事人适格只是强调者或者应诉者对该具有交付法院审理必要的诉讼标的进行诉讼的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诉的利益并非是“主体的‘诉的利益’”，{34}而是“诉讼标的的‘诉的利益’”。这是因为诉的利益是“关于择选应作出本案判决之诉讼标的的要件”，而当事人适格则是“有关择选应作出本案判决之当事人的要件”。{35}换言之，诉的利益是当事人适格的前提，只有在侵权事实或纠纷事实具有动用国家司法权力加以解决的必要性时，才有进一步考虑具体者或者应诉者是否为最能使纠纷获得必要、有效且妥当解决之人。
再次，纠纷管理权和诉的利益必须同时具备。一方面，对系争标的具有纠纷管理权并非是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充分条件。尽管在司法中心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但是，价值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加之司法本身的诸多局限性，致使法院只是对有限的纠纷进行受理。因而，纠纷管理权人未必就是诉讼实施权人。另一方面，系争标的符合诉的利益也并非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充分条件。即使系争标的本身具有诉的利益，也只有纠纷管理权人享有诉讼实施权，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并不享有诉讼实施权。由此可见，只有在纠纷管理权人对具备诉的利益的系争标的时才享有诉讼实施权。这与兼子一教授将诉的利益称为客观的诉权利益，而将当事人适格称为主观的诉权利益具有共通之处{36}。
最后，诉讼实施权人是否具有自己的利益不应成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罗森贝克的经典著作认为，在诉讼实施权的意定移转中，不仅需要权利人明确的授权，还要求诉讼实施权人具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授权本身不足以让其具有自己的利益，以防止诉讼实施权的受让人不公平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地位。本文认为，任意诉讼担当制度的适用固然会带来消极后果，但是，这些后果并非不能从制度设置上加以克服，而且要求任意诉讼被担当人具备自己的利益，倘若该利益与任意诉讼担当人的利益相冲突，反而不利于充分发挥任意诉讼担当在纠纷解决实效性方面的功能；倘若要求任意诉讼担当人与任意诉讼被担当人之间构成共同诉讼人关系，那么又显得对任意诉讼担当制度的适用作出了过于苛刻的限制。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扩散性利益（diffuseinterest）、集合性利益（collectiveinterest）以及个人同类型利益（homogeneousindividualinterest）遭受损害，却缺乏有效个别性司法救济的途径，因而现代型诉讼、集团诉讼、团体诉讼、示范性诉讼等新型诉讼制度相继诞生。在这些新型诉讼制度中，者并非总是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因而，，要求诉讼实施权人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利益过于苛刻，也不符合现实，不应该将其作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本文所谓的诉讼实施权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诉讼实施权，因为其不仅要求纠纷管理权的要件，而且要求诉的利益的要件，而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将诉讼实施权与诉的利益处于并列的地位。尽管诉的利益是在当事人适格基础—管理处分权学说不适用于消极确认之诉、难以圆满解释形成之诉等弊端的前提下产生的修正性学说，但是人们的思维已经习惯于将诉讼实施权仅与当事人适格联系在一起，因而，新近出现的诉的利益尚没有纳入诉讼实施权的范畴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传统的管理处分权（本文纳入纠纷管理权的范畴），还是诉的利益，它们都起着共同的功能—奠定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因而，本文认为，诉的利益应当与纠纷管理权处于并列关系，共同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
三、诉讼实施权的类型化
具备纠纷管理权（系争主体方面）以及诉的利益（系争标的方面）双重要件才会产生诉讼实施权。然而，随着诉讼实施权的产生方式、渊源关系、排他性程度等的不同而在适用规则上有所区别。
首先，根据诉讼实施权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还是根据实体权利人的主观意志产生，诉讼实施权可以类型化为法定的诉讼实施权和意定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着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及法定诉讼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根据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的授权而取得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着任意诉讼担当人以及诉讼信托人的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对于立法者而言，需要充分运用价值衡量原则，对法定的诉讼实施权的设置以及意定的诉讼实施权的限制条件进行足够充分的正当性论证；对于司法者而言，对法定的诉讼实施权只需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执行即可，而对意定的诉讼实施权则除了审查法定条件以外，还需要进行价值判断，考察具体情形下的意定的诉讼实施权是否违背法律原则与基本精神。
其次，根据诉讼实施权之间的渊源关系，可以将诉讼实施权分为原生的诉讼实施权和次生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基于实体法的规定而对系争标的享有的诉讼标的，对应着实体权利人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从实体权利人处移转而来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着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外主体的诉讼实施权，其中后者还可以进一步类型化为法定次生诉讼实施权和意定次生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原生的诉讼实施权无需专门进行正当性论证，因而，实体权利人作为诉讼实施权主体是原则；而次生的诉讼实施权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了实体权利人的诉讼实施权，因而，实体权利人以外的人作为诉讼实施权人是例外，需要对其进行正当性论证。
再次，根据诉讼实施权的排他性，可以将诉讼实施权类型化为排他的诉讼实施权和竞合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只有一个主体对系争标的享有诉讼实施权，即诉讼实施权人是惟一的；而后者是指针对同一系争标的，有两个以上主体享有诉讼实施权，即诉讼实施权人是复数的。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第一，在通常情况下，实体权利人是排他的诉讼实施权人，实体权利人以外的人没有合法且正当的事由不得干预他人对纠纷事项的管理，否则就违背私法自治原则。第二，如果排他的诉讼实施权被赋予了实体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主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权利人的诉讼实施权或者被依法剥夺，或者被依自愿原则放弃。由于在这种情形下，实体权利人丧失了司法救济的机会，因而，要求立法者进行最为严谨的正当性论证（针对法定排他诉讼实施权的情形），要求司法者对实体权利人的自愿进行最为严格的解读（针对意定排他诉讼实施权的情形）。第三，竞合的诉讼实施权的数个主体之间行使诉讼实施权的顺序既可以由法律明确规定，也可以由该数个主体之间进行约定，但是，在竞合的诉讼实施权的背景下，对诉讼的安定性、对诉讼相对方的利益保护均有可能造成损害。因而，应当对竞合的诉讼实施权进行相对于排他的诉讼实施权更为严格的限制。此外，竞合的诉讼实施权人不能同时或者先后对系争标的或者应诉．否则将致使对方当事人处于诉累之中。{37}
复次，根据诉讼实施权的取得方式，诉讼实施权可以类型化为原始的诉讼实施权和继受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诉讼实施权人并非从其他主体处受让而来，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最初取得诉讼实施权，对应着实体权利人以及法定诉讼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基于法律事实从原始的诉讼实施权人受让而来诉讼实施权，主要对应着任意诉讼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继受的诉讼实施权的效力需要审查授权行为的有效性，而原始的诉讼实施权则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没有法官对诉讼实施权行使自由裁量权加以个别性认定的空间。
最后，根据诉讼实施权主体多寡，诉讼实施权可以类型化为个体的诉讼实施权、团体的诉讼实施权以及集体的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在应然层面上来分析，个体的诉讼实施权往往涉及的是私益，团体的诉讼实施权则涉及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集体的诉讼实施权往往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随着系争标的所涉公益程度的逐渐加深，其诉讼程序设置也逐渐从当事人主义逐步转向职权主义，因而对诉讼实施权的限制也就逐步更加严格。
四、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
结合前文有关纠纷管理权的论述，基于实体的纠纷管理权相当于学界通说所谓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实体的诉讼权能”(sachlegitimation)，而基于程序的纠纷管理权则相当于学界通说所谓的非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程序的诉讼权能”(processlegitimatio)。结合本文有关诉讼实施权构成要件的论述，实体纠纷管理权人是系争标的的主体，对该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享有管理处分权，只要诉讼标的具备诉的利益，即享有诉讼实施权；而程序纠纷管理权人则不是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实体当事人的授权而对该诉讼标的有管理处分权，只要诉讼标的具备诉的利益，即享有诉讼实施权。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除了要求系争标的具备诉的利益以外，还要求系争主体对系争标的享有实体的管理处分权或者程序的管理处分权。因此，诉讼实施权的归属主体既可以是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本人，也可以是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诉讼实施权从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移转给第三人的原因或者是立法者基于某种更高价值的追求而强行将诉讼实施权进行一定的处分（如法定诉讼担当、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或者是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明示或者司法默示的范围内基于其意志自愿将诉讼实施权进行一定的处分（如任意诉讼担当、诉讼信托）。
基于诉讼实施权由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是常态，而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被剥夺了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实施权被转移给不享有权利的人或者只享有部分权利的人是例外，所以德国学者得出只有在非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归属主体的情况下，拥有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实施权的缺乏才有意义的结论。{38}由此可见，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享有诉讼实施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诉讼实施权的研究重点在于诉讼实施权的移转。诉讼实施权的移转方式包括如下两种：(1)移转实体权利、义务而移转诉讼实施权；(2)不移转实体权利、义务而移转诉讼实施权。对于第一种情形，原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或者法律关系主体若是为了诉讼的目的而转让实体权利义务则是诉讼信托，并不能当然产生诉讼实施权移转的法律后果；若是为了其他合法目的进行的信托行为则能够导致诉讼实施权随着实体权利义务的移转而移转。对于第二种情形，实体当事人和形式当事人存在一定的分离，形式当事人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实体当事人依法生效的授权而对某一特定的诉讼标的享有程序的管理权或者处分权。中外学者对这种程序的管理权或者处分权的解释各不相同，德国学者主要通过法定／意定诉讼实施权理论、{39}日本学者主要通过当事人适格的扩张理论、{40}我国学者主要通过“一般利害关系人”理论、“程序当事人同当事人适格相区别理论”{41}来解释同一法律现象—诉讼实施权主体的扩张，既判力主观范围的延伸，诉讼解决纠纷实效增强。相对而言，本文赞同通过诉讼实施权理论来分析这一法律现象，这是因为，适格当事人的扩张理论、“一般利害关系人”以及“程序当事人同当事人适格相区别理论”都没有从本质上来分析适格当事人扩张的本质问题—实体当事人和形式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的移转，而这种被移转的权利并非总是实体性权利，而可能仅为程序性权利的诉讼实施权。在诉讼实施权意定移转的背后，必然涉及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问题。只有当诉讼实施权具有处分权能时，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才可以将其诉讼实施权移转予他人。因此，所谓的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就是诉讼实施权原始归属主体享有的依其意志将诉讼实施权移转给第三人的权能。
尽管诉讼实施权可以依据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的意志而发生转移，但是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是有限的。首先，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诉讼实施权既为权利，当然也有其边际，凡是超过该边际的行为即构成权利滥用，因而对诉讼实施权处分如同对其他的处分，都不得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其次，由于诉讼实施权是程序性权利，对其进行处分涉及与法院的审判权相协调的问题，涉及诉讼安定性的维护，涉及对方当事人攻击防御地位的保护，因而，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并不能等同于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能，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对于实体权利的处分而言更为严格的限制。相应地，建立在诉讼实施权处分权能基础之上的任意诉讼担当、诉讼信托等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就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最后，诉讼实施权的移转与其他制度在功能上存在着冲突或者重合之处，其制度设置可能与其他制度构成冲突，其制度功能具有可替代性，因而，通常情况下，限制诉讼实施权的意定移转并不必然对当事人实行权利造成妨碍。
综上所述，尽管诉讼实施权的意定移转现象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解释，但是其本质在于诉讼实施权原始归属主体享有的依其意志将诉讼实施权移转给第三人的权能，即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但是，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是有限的，对其进行限制除了权利处分固有的限制理由以外，还有作为程序性权利处分所特有的限制理由，此外还受到制度功能可替代性方面所引发的适用限制。
结语
国外对诉讼实施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我国学界无暇顾及诉讼实施权的研究而径直研究建立在其基础上各种具体诉讼制度（如诉讼担当、诉讼信托、公民诉讼、公益诉讼、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现代型诉讼等）展开对策性研究。然而，诉讼实施权是深入研究相关制度所绕不开的理论前提。鉴于国内外资料的匮乏，文章通过对“诉讼实施权一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诉讼实施权一诉权、裁判请求权”以及“诉权一纠纷管理权”三对法律概念的辨析，对诉讼实施权的法理定位进行摸索，明确诉讼实施权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包含纠纷管理权（主观要件）和诉的利益（客观要件）双重要件。与此同时，为了寻求具体情形下诉讼实施权适用方法，本文对诉讼实施权的类型化及处分权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文献】
{1}[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2}[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287页。
{3}[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4}同注{2}，第287页。
{5}[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5页。
{6}[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7}同注{1}，第206页。
{8}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日本解释模式指的是日本通说的解释模式，而不涵盖少数派观点。日本少数派学者中村英郎教授则将诉讼实施权类型化为诉讼的诉讼实施权和实体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与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无直接关系而专门地基于诉讼上的理由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中村教授将诉讼的诉讼实施权归入诉讼要件，而将实体的诉讼实施权归入权利保护要件（本案要件），分别在诉讼审理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进行审理。换言之，中村民事诉讼法认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体或者应诉的情形下，诉讼实施权属于本案要件；而对于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或者应诉的情形下，诉讼实施权属于诉讼要件。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9}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10}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11}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双重适格说，即认为当事人必须同时具备程序适格和实体适格。双重适格说与日本少数派中村英郎教授的解释模式具有共通之处。但是，诚如肖建华教授所指出的，当事人适格是以“诉讼实施权”理论为基础，而当事人则属于上位概念，而所谓的双重适格说则仍然存在用实体概念去统一程序概念的意图。参见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62页。
{12}肖建华教授认为，所谓的程序当事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在诉状内明确表示，以自己的名义和应诉，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私权和其他民事权益的一方及其对方。这与罗森贝克的教科书所主张的“谁主张他享有权利，谁就有权对该权利实施诉讼”具有相同之处。有关程序当事人的详细论述，参见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0页。
{13}权利的属性有利益、自由、主张或要求、资格、可能、认可或保障等。参见范学进：“权利概念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14}[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5页。
{15}《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6版）虽然没有对诉权进行阐述，但是，在其导论第3节“司法（行为）请求权和法律保请求权”中表明了作者支持司法（行为）请求权、反对法律保护请求权的态度。参见前引{2}，第15-18页。
{16}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经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教授倡导而成为通说，新堂幸司教授也认为，为了防止诉权的内容过于涣散，诉权内容应当仅限于接受裁判权，而不包括要求法院为判决以外其他行为。也就说，将诉权定位为“请求以诉的利益及当事人适格为成立条件的本案判决之权利”。参见前引{6}，第179页。
{17}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8}尽管如此，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来也出现了不再使用“诉权”概念的迹象，如罗森贝克创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章节对“诉权”进行论述，而在导论部分直接使用“司法请求权”的概念。
{19}按照“裁判请求权”使用者的定义，裁判请求权是指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享有请求独立的司法机关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这项基本权利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法国称之为“诉讼权利”，日本称之为“接受裁判权”，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诉讼权”、“接近法院的权利”、“请求受法院审判的权利”，大陆称之为“诉讼权”、“诉诸司法权”、“接受法院裁判的权利”、“接受裁判的权利”、“诉权”。参见刘敏：《裁判请求权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0}同注{19}，第36-39页。
{21}[日]宫泽俊义、芦部信喜：《日本国宪法精解》，董?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页。
{22}同注{6}，第179页。
{23}同注{19}，第37页。
{24}参见注{2}。
{25}参见注{6}。
{26}同注{1}，第248页。
{27}同注{9}，第198-203页。
{28}诉讼担当与诉讼信托、普通信托的核心区别在于：诉讼担当人的实体权利人并没有将实体权利信托给任意诉讼担当人，而诉讼信托的原实体权利人为了实现移转诉讼实施权的目的而将实体权利信托给诉讼受托人，普通信托人的实体权利人基于移转诉讼实施权以外的其他目的而将实体权利信托给受托人而引讼实施权移转。
{29}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1993年9月14日法民（1993）第35号）、《著作权法》第8条第1款、《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共同构建了这样的制度：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但可以行使诉讼实施权，还可以行使“仲裁实施权”，此外，在实际上，该组织还可以行使“和解实施权”、“调解实施权”等权能。
{30}同注{2}，第286页。
{31}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转让系争标的物所引起的当事人变更、共同原告签订合同约定由其中一人遂行诉讼而另一人退出诉讼所引起的当事人变更等亟需诉讼实施权构成理论加以解决的问题。
{3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33}纠纷的可诉性，是指纠纷具有适于诉讼或审判解决的可能性，而狭义意义上的诉的利益则是纠纷适用于诉讼或审判的必要性。尽管如此，即使民事纠纷具备可诉性与诉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运用非诉讼方式或机制（和解、调解和仲裁等）解决民事纠纷。
{34}我国学界通说认为，诉的利益考察的内容是主体是否有必要或者应诉。参见注{32}，第135页；注{10}，第231页。而日本学者却认为，诉的利益，涉及的是有关请求内容自身作出本案判决必要性及实效性之问题，而当事人适格涉及的是，在诉中对特定当事人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及实效性之问题。参见注{6}，第187页。
{35}同注{6}，第205页。
{36}同注{6}，第205页。
{37}意定竞合的诉讼实施权的授予在本质上就是实体权利人授权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就系争标的或者应诉，同时保留自己将系争标的付诸诉讼的权利。其法律效果是实体权利人与被授权人均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诉讼行为的权限。在意定竞合的诉讼实施权人没有就诉讼实施权行使顺位作出特别约定，事后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形下，只要其中一方或者应诉，另一方就应该视为丧失诉讼实施权。遵循从效果到性质的研究思路，本文认为，此种情形下的授权行为视为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即以被授权人先行行使诉讼实施权作为授权行为的生效要件。
{38}同注{2}，第287页。
{39}同注{2}。
诉讼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www.133229.com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起诉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成为鼓励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加强对破坏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因环境纠纷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主要理论依据体现在以下两点：
1.环境法中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拥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具体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有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督、检举、控告和诉讼的权利等。因此，公民的环境权利遭到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否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均有权提起诉讼，要求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权理论的兴起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乃全体公民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损害；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权的，因而政府作为委托人有责任管理好这些财产。
当行政机关只注重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漠然视之，行政机关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职责时，任何公民、组织或国家特定机关均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履行其职责或管理环境的义务。
环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从社会法理的观点而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
三、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环境问题的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到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环境公益问题，我国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轨制保护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体制紊乱和软弱、行政监督缺位与低效、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另外，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权利本身对环境公益构成侵害，不能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可见，这种单轨制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寻求解决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极吸纳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以期改变环境保护不力的状况。
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预防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时就容许公民采用诉讼等司法手段加以解决，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护环境，民众必须参与环境行政行为和环境司法过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国单轨保护体制下，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力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政府行政行为上，进行监督制约，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参与保护和监督环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畅通环境公益诉讼，以便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环境。
(二)可行性
我国已经存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基础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就体现了公民有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些规定体现了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的精神，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据。由此可见，人民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对政府机构行为和权力形成强制性约束，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
2.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随着我国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提高。另外，社会的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政府环境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监督性。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众基础。
3.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为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在美国，环境法中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称作公民诉讼，即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出诉讼。这种诉讼方式完全废除了原告适格理论，原告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受到违法行为的直接侵害。在英国，检察长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众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组织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的诉讼，只能请求检察长的同意，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德国、法国的“越权之诉”“客观之诉”实际上也是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的模式。
实践证明，国外的公共诉讼对于维护公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质量、实行法治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也积累了经验，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华，并与我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
另外，我国已有公益诉讼的案例，这些案例从程序上、实体上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础。
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政府单轨保护环境不力的状况以及民众要求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软环境，具有可行性。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出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绿中美.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3]赵慧.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j].政法论丛，2002；(5)
诉讼管理制度篇10
一、诉讼实施权的学理定位
（一）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
与德国理论相比，中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在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原告、被告两造正是由于拥有诉讼实施权才成为正当当事人，而不是由于其为正当当事人而拥有诉讼实施权。对于这一现象，日本东京大学高桥宏志教授也指出，“在母国法的德国，这一概念似乎多被表述为诉讼实施权，那么为何在我国较多地适用当事人适格之表述，其原因尚还不太明确。”{1}本文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以及我国学者在继受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有关学说时出现了偏差，从而形成了德国、日本两种解释模式。
德国民事诉讼法经典著作并非将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等同起来对待，而是严格地将其两者区分开来：当事人适格属于诉讼正当性的要件，而诉讼实施权则是诉讼合法性的前提条件。{2}也就是说，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之间不可混淆，诉讼实施权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对以诉的形式主张的权利实施诉讼的权利。这一权限通常情况下由声称自己是所主张的权利的获得人的原告或者被主张某权利的被告拥有。而当事人适格涉及的问题是：原告是否依照实体法享有他所主张的权利（所谓的主动适格）以及该权利是否针对被告（所谓的被动适格）。如果缺乏主动适格或者被动适格，则应视为无理由而驳回，而缺乏诉讼实施权则使得诉不合法，{3}可见，在德国，诉讼实施权属于程序性条件，而当事人适格属于实体性要件，由此推导出“有诉讼实施权的起诉者或者应诉者仍然有可能不是正当当事人”的结论。也就是说，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在母国法的德国并不是等同或者几乎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谁主张他享有权利，谁就有权对该权利实施诉讼，{4}即享有诉讼实施权；至于是否为正当当事人则有待法院经过实体审查之后加以确定。总而言之，诉讼实施权是当事人适格的基础，诉讼实施权是当事人适格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
日本学者通说将当事人适格、诉讼实施权以及正当当事人等同或者几乎等同起来加以研究。三月章教授认为，当事人适格系指对于属诉讼标的的特定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以当事人的名义参与诉讼并且请求透过裁判来予以解决的一种资格。就权限而言，具有当事人适格之人就拥有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参与权。具有当事人资格之人也称为正当当事人。{5}新堂幸司教授也认为当事人适格是指对于作为诉讼标的之特定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可以作为当事人来实施诉讼，要求本案判决之资格。具有这种资格之人的权能，被称为诉讼实施权。具有这种资格或权能之人，被称为正当当事人。{6}而日本第四代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物高桥宏志教授则直接指出，“当事人适格也被表述为正当当事人或诉讼实施权”。{7}由此可见，日本学者通说不区分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将诉讼实施权于当事人适格等同起来，作为诉的正当性因素。{8}
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就具体特定诉讼，具有当事人适格的人，可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被告进行诉讼。此种权能或权限，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称为诉讼实施权或诉讼遂行权（prozessfuhrungsrecht，prozessfuhrungs-befugis）。对特定的诉讼或诉讼标的有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遂行权的人，或者就特定诉讼有当事人适格的人，即为本诉讼的正当当事人（dierichtigepartei）。因此，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遂行权，语义相同，{9}进而，我国学者得出“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与诉讼实施权的含义基本相同”{10}的结论。综上所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基本上都将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与正当当事人等同或者几乎等同对待，并且认为由于当事人适格导致当事人具有诉讼实施权，而不是由于当事人具备诉讼实施权，所以才是正当当事人。换言之，我国学界普遍采日本解释模式。{11}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的关系处理上存在着两种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认为诉讼实施权是诉的合法性要件，而当事人适格是正当性要件；而日本模式则将三者等同或者几乎等同起来，作为正当性要件加以对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以及祖国大陆学者的通说均为日本模式。结合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肖建华教授的有关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研究成果，{12}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德国法所谓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的主体应当是“当事人”，而不是“正当当事人”。日本通说所谓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的主体则是“正当当事人”，日本中村民事诉讼法学派及我国双重适格说所谓的“诉讼实施权”则分为两个层面，分别对应“当事人”和“正当当事人”。
将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俨然区分开来固然有强化程序独立性的功能，但是，即使将诉讼实施权定位为诉的正当性要件，并辅之以形式当事人理念，并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程序权利的行使造成实质性妨碍。此外，基于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表明有必要修正表达习惯，因此，本文倾向于将诉讼实施权定位为诉的正当性要件。
尽管如此，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还是不能简单地完全等同起来。一方面，在本文的理论框架内，当事人适格传统意义上的基础，即管理权或者处分权仅仅构成诉讼实施权的要件之一，因而，不能将当事人适格与诉讼实施权完全画上等号。另一方面，诉讼实施权强调的是权能，当事人适格强调的是资格，而资格和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资格只是权利的众多属性之一。{13}权利就是类型化的自由，既为自由，则权利主体享有相应的处分权，而资格则是一种获得某种特定权利的可能性，能否获得权利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就资格本身而言，享有资格的主体对资格不具有直接的处分权能。换言之，区分诉讼实施权和当事人适格的价值就在于诉讼实施权具有处分权能，而当事人适格不具备处分权能，故对其区分还是具有重要意义。
（二）诉讼实施权与诉权
民事诉讼法的宗旨在于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法院通过诉讼程序明确私权，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私权。在通常情况下，诉讼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前置性程序，因此，能否启动诉讼程序事关民事权益能否得到国家的司法救济，而能否启动诉讼程序就是诉权所要解决的问题。诉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actio一词在罗马法中的原意是指某人诉诸官厅，不论他处于原告或被告的地位。随后又指诉诸官厅的权利即诉权，或指进行诉讼采用的程序而言。{14}在罗马法时代，由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有诉才有救济”的制度所谓的“诉”兼有实体法请求权与程序法诉权的双重属性。随着程序法的独立，为了解释当事人何以进行诉讼而发展出诉权学说。但是，由于法治背景与法学理念的不同，诉权学说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与纷争：先后经历了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宪法诉权说、诉权否定说、多元诉权说等诸多学说的发展。在现阶段，公法诉权说属于通说，但其又经历了抽象的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的公法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纠纷解决请求权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诉讼内诉权说）等不同学说。目前，德国的通说是司法行为请求说，{15}而日本的通说是本案判决请求权说。{16}司法行为请求说主张诉权是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实体法和诉讼法审理和裁判的权利，是任何人对于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得请求作出裁判的公法上的权利，它并不是存在于诉讼外的权利，而是诉讼开始后实施诉讼的权能。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则主张诉权是要求法院为本案判决的权利，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就自己的请求是否正当作出判决的权利。{17}
由此可见，诉权的内涵存在着多种理解，其外延也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大体上能够贯彻体系强制，即在其论述中使用同一层面的“诉权”概念，因而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混乱。{18}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对诉权的理解各不相同，在使用“诉权”一词时，往往不事先界定其所谓的“诉权”是何种层面意义上的诉权，甚至在同一部著述中也不能贯彻体系强制，为了实现不同的论证目的，而有意采用不同层面意义的“诉权”概念。尽管对“诉权”的理解不尽相同，多数民事诉讼法学者支持诉权“宪法化”，积极推进“诉权入宪”。但是，仍有部分学者指出，应当“入宪”的是裁判请求权，{19}而诉权只不过是宪法层面权利的裁判请求权在民事诉讼法的体现而已{20}。从而提出裁判请求权与诉权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诉权、裁判请求权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宫泽俊义教授主张裁判请求权就是司法行为请求说层面的诉权；{21}日本新堂幸司教授主张裁判请求权作为诉权的核心内容；{22}我国刘敏教授则主张将裁判请求权作为司法行为请求权层面的诉权只是反映裁判请求权的某一方面内容，而没有涵盖裁判请求权的全部内涵。{23}
本文认为，抽象诉权层面的诉权和裁判请求权的关系只是解释选择问题，而并非价值判断问题。这是因为不管使用“诉权”还是“裁判请求权”来表述“RighttoaccesstoJus-tice”，只要人们对其所界定的内涵一致，根本不会影响到公民行使诉诸法院和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也不影响相应的民事诉讼法规范设计。对于解释选择问题，不存在是非之分，只存在优劣之别。优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使用上的便利。由于诉权本身存在诸多种理解，使用者在使用时必须说明其所使用的“诉权”是指哪一层面的诉权，而裁判请求权则直接指向惟一的内涵，使用者在使用时无需做过多的事先交代，故裁判请求权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因而，本文提倡使用“裁判请求权”的概念。
此外，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扣除“裁判请求权”内涵的“剩余诉权”也可以通过使用另一个专有名词以寻求使用上的便利。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诉讼实施权来表述“剩余诉权”。其理由是：纵观现存的各种诉权学说，大致可以分成抽象诉权论和具体诉权论，对于抽象诉权论层面的诉权，可以通过“裁判请求权”加以涵盖，而对于具体诉权论层面的诉权，则可以通过诉讼实施权来加以涵盖。换言之，本文持诉权二元观，认为诉权有抽象诉权、具体诉权两个层面，但是，由于诉权概念的严重涣散性，为了使用上的便利，使用“裁判请求权”指代抽象层面的诉权，使用“诉讼实施权”来指代具体层面的诉权。这一点也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发展趋势，前者犹如罗森贝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一书不再设置“诉权论”，而直接使用“司法请求权”的概念；{24}后者犹如新堂幸司的《新民事诉讼法》将“诉权论”放在“诉讼要件”项下加以论述，并指出诉权即请求以诉的利益及当事人适格为成立要件的本案判决之权利。{25}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诉权、裁判请求权、诉讼实施权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表述：诉权=裁判请求权＋诉讼实施权。
（三）诉讼实施权与纠纷管理权
纠纷管理权学说由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家伊藤真教授所创立。该说认为，在起诉前的纷争过程中，具体地、持续地采取旨在消除纠纷原因行动之人，换言之，通过实施种种解决纠纷行为来创造纠纷实体本身之人，将被赋予纠纷管理权。纠纷管理权并不否定这种自己的个人利益直接遭受侵害者的当事人适格，而仅仅意味着向直接受害者以外之人进行当事人适格的扩张。纠纷管理人所获得的判决，无论是有利还是不利都将拘束其他纠纷当事人，不过，并不拘束其他并行地享有纠纷管理权之人。{26}然而，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江伟教授则将纠纷管理权作为形式当事人（即非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当事人）的适格基础，并将纠纷管理权区分为法定纠纷管理权和意定纠纷管理权，前者对应于法定诉讼担当制度，后者对应于任意诉讼担当制度{27}应当说，我国学者所谓的纠纷管理权并不是日本学者所称的纠纷管理权，而只是借用其名称，前者要求具体地、持续地采取旨在消除纠纷原因行动，而后者则要求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实体当事人的明确授权。
基于继承我国学者理论创新的勇气，本文也试图对纠纷管理进行新的理解。在本文的理论框架里，首先，纠纷管理权为诉讼实施权的上位概念，拥有纠纷管理权的主体不但可以诉诸法院，还可以通过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签订仲裁协议进行仲裁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来谋求纠纷的解决。其次，纠纷管理权的来源有两支，其一，基于实体的纠纷管理权，主要针对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解纷主体的情形；其二，基于程序的纠纷管理权，主要针对非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解纷主体的情形。再次，基于实体的纠纷管理权可以根据其产生方式的不同，分成争讼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作为解纷主体的纠纷管理权、法律许可的诉讼信托的受托人作为解纷主体的纠纷管理权以及基于普通信托的受托人作为解纷主体的纠纷管理权三种；{28}基于程序的纠纷管理权也可以根据其产生的方式的不同，分成基于法律规定的程序纠纷管理权和基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授权的程序纠纷管理权两类，这两类程序纠纷管理权在民事诉讼法上分别对应着法定诉讼担当制度和任意诉讼担当制度。最后，对纠纷管理权作出这种新解读的目的在于澄清以下观点：纠纷解决手段有多种，而将纠纷管理权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固然没有不妥，但是，有必要强调纠纷管理权对应的具体权限不仅仅局限于诉讼，而这一点，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有着深刻的体现。{29}
综上所述，诉讼实施权是纠纷管理权项下的一种权能，而纠纷管理权除了具备诉讼实施权能以外，还有仲裁实施权能、和解实施权能、调解实施权能等等其他解决纠纷的权能。这里对“纠纷管理权”所进行的新解读与我国当前倡导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可以认为，诉讼实施权并不等同于纠纷管理权，而只是纠纷管理权的一种权能，与此同时，享有纠纷管理权的主体未必享有诉讼实施权，这是因为纠纷解决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当事人的纠纷存在解决的必要性并不等同于该纠纷就有付诸诉讼的必要性，即纠纷管理权主体想要获得诉讼实施权还必须以系争标的具备诉的利益为条件。
二、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
德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罗森贝克教授认为，诉讼实施权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当事人为自己的权利或者他人的权利实施诉讼的权利。{30}该定义简单明了地传达出诉讼实施权的含义，但是，却未能够对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作出任何回应。截止目前，国内尚未检索到有关诉讼实施权构成要件的有关论述，而诉讼实施权构成要件的检讨对司法实务具有重要积极意义，{31}因而，本文在此对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不周延的探析，提出诉讼实施权的两构成要件说，以期能够激发学术界对诉讼实施权构成理论展开深入研究。
首先，系争主体必须对系争标的具有纠纷管理权。对系争标的获得纠纷管理权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为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包括原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诉讼承担人，诉讼标的继受人以及法律许可的诉讼受托人等；{32}第二，法律明文规定将诉讼实施权从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处移转给不享有或者部分享有实体权利的人，主要是指法定诉讼担当人；第三，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许可或者司法默许的范围内将其诉讼实施权移转给不享有或者部分享有实体权利的人，主要是指任意诉讼担当人。
其次，系争标的必须符合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诉的利益是指侵权事实或纠纷事实的发生，使得侵权事实或纠纷事实具有以诉讼保护权益或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广义的诉的利益则包括纠纷的可诉性，{33}当事人适格，以及狭义的诉的利益。这里所谓的诉的利益是从狭义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之所以将诉的利益作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因为诉的利益强调的是诉讼标的本身付诸司法审理的必要性，而传统的当事人适格只是强调起诉者或者应诉者对该具有交付法院审理必要的诉讼标的进行诉讼的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诉的利益并非是“主体的‘诉的利益’”，{34}而是“诉讼标的的‘诉的利益’”。这是因为诉的利益是“关于择选应作出本案判决之诉讼标的的要件”，而当事人适格则是“有关择选应作出本案判决之当事人的要件”。{35}换言之，诉的利益是当事人适格的前提，只有在侵权事实或纠纷事实具有动用国家司法权力加以解决的必要性时，才有进一步考虑具体起诉者或者应诉者是否为最能使纠纷获得必要、有效且妥当解决之人。
再次，纠纷管理权和诉的利益必须同时具备。一方面，对系争标的具有纠纷管理权并非是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充分条件。尽管在司法中心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但是，价值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加之司法本身的诸多局限性，致使法院只是对有限的纠纷进行受理。因而，纠纷管理权人未必就是诉讼实施权人。另一方面，系争标的符合诉的利益也并非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充分条件。即使系争标的本身具有诉的利益，也只有纠纷管理权人享有诉讼实施权，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并不享有诉讼实施权。由此可见，只有在纠纷管理权人对具备诉的利益的系争标的时才享有诉讼实施权。这与兼子一教授将诉的利益称为客观的诉权利益，而将当事人适格称为主观的诉权利益具有共通之处{36}。
最后，诉讼实施权人是否具有自己的利益不应成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罗森贝克的经典著作认为，在诉讼实施权的意定移转中，不仅需要权利人明确的授权，还要求诉讼实施权人具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授权本身不足以让其具有自己的利益，以防止诉讼实施权的受让人不公平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地位。本文认为，任意诉讼担当制度的适用固然会带来消极后果，但是，这些后果并非不能从制度设置上加以克服，而且要求任意诉讼被担当人具备自己的利益，倘若该利益与任意诉讼担当人的利益相冲突，反而不利于充分发挥任意诉讼担当在纠纷解决实效性方面的功能；倘若要求任意诉讼担当人与任意诉讼被担当人之间构成共同诉讼人关系，那么又显得对任意诉讼担当制度的适用作出了过于苛刻的限制。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扩散性利益（diffuseinterest）、集合性利益（collectiveinterest）以及个人同类型利益（homogeneousinpidualinterest）遭受损害，却缺乏有效个别性司法救济的途径，因而现代型诉讼、集团诉讼、团体诉讼、示范性诉讼等新型诉讼制度相继诞生。在这些新型诉讼制度中，起诉者并非总是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因而，，要求诉讼实施权人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利益过于苛刻，也不符合现实，不应该将其作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本文所谓的诉讼实施权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诉讼实施权，因为其不仅要求纠纷管理权的要件，而且要求诉的利益的要件，而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将诉讼实施权与诉的利益处于并列的地位。尽管诉的利益是在当事人适格基础—管理处分权学说不适用于消极确认之诉、难以圆满解释形成之诉等弊端的前提下产生的修正性学说，但是人们的思维已经习惯于将诉讼实施权仅与当事人适格联系在一起，因而，新近出现的诉的利益尚没有纳入诉讼实施权的范畴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传统的管理处分权（本文纳入纠纷管理权的范畴），还是诉的利益，它们都起着共同的功能—奠定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因而，本文认为，诉的利益应当与纠纷管理权处于并列关系，共同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
三、诉讼实施权的类型化
具备纠纷管理权（系争主体方面）以及诉的利益（系争标的方面）双重要件才会产生诉讼实施权。然而，随着诉讼实施权的产生方式、渊源关系、排他性程度等的不同而在适用规则上有所区别。
首先，根据诉讼实施权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还是根据实体权利人的主观意志产生，诉讼实施权可以类型化为法定的诉讼实施权和意定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着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及法定诉讼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根据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的授权而取得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着任意诉讼担当人以及诉讼信托人的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对于立法者而言，需要充分运用价值衡量原则，对法定的诉讼实施权的设置以及意定的诉讼实施权的限制条件进行足够充分的正当性论证；对于司法者而言，对法定的诉讼实施权只需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执行即可，而对意定的诉讼实施权则除了审查法定条件以外，还需要进行价值判断，考察具体情形下的意定的诉讼实施权是否违背法律原则与基本精神。
其次，根据诉讼实施权之间的渊源关系，可以将诉讼实施权分为原生的诉讼实施权和次生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基于实体法的规定而对系争标的享有的诉讼标的，对应着实体权利人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从实体权利人处移转而来的诉讼实施权，对应着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外主体的诉讼实施权，其中后者还可以进一步类型化为法定次生诉讼实施权和意定次生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原生的诉讼实施权无需专门进行正当性论证，因而，实体权利人作为诉讼实施权主体是原则；而次生的诉讼实施权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了实体权利人的诉讼实施权，因而，实体权利人以外的人作为诉讼实施权人是例外，需要对其进行正当性论证。
再次，根据诉讼实施权的排他性，可以将诉讼实施权类型化为排他的诉讼实施权和竞合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只有一个主体对系争标的享有诉讼实施权，即诉讼实施权人是惟一的；而后者是指针对同一系争标的，有两个以上主体享有诉讼实施权，即诉讼实施权人是复数的。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第一，在通常情况下，实体权利人是排他的诉讼实施权人，实体权利人以外的人没有合法且正当的事由不得干预他人对纠纷事项的管理，否则就违背私法自治原则。第二，如果排他的诉讼实施权被赋予了实体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主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权利人的诉讼实施权或者被依法剥夺，或者被依自愿原则放弃。由于在这种情形下，实体权利人丧失了司法救济的机会，因而，要求立法者进行最为严谨的正当性论证（针对法定排他诉讼实施权的情形），要求司法者对实体权利人的自愿进行最为严格的解读（针对意定排他诉讼实施权的情形）。第三，竞合的诉讼实施权的数个主体之间行使诉讼实施权的顺序既可以由法律明确规定，也可以由该数个主体之间进行约定，但是，在竞合的诉讼实施权的背景下，对诉讼的安定性、对诉讼相对方的利益保护均有可能造成损害。因而，应当对竞合的诉讼实施权进行相对于排他的诉讼实施权更为严格的限制。此外，竞合的诉讼实施权人不能同时或者先后对系争标的起诉或者应诉．否则将致使对方当事人处于诉累之中。{37}
复次，根据诉讼实施权的取得方式，诉讼实施权可以类型化为原始的诉讼实施权和继受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指诉讼实施权人并非从其他主体处受让而来，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最初取得诉讼实施权，对应着实体权利人以及法定诉讼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基于法律事实从原始的诉讼实施权人受让而来诉讼实施权，主要对应着任意诉讼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继受的诉讼实施权的效力需要审查授权行为的有效性，而原始的诉讼实施权则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没有法官对诉讼实施权行使自由裁量权加以个别性认定的空间。
最后，根据诉讼实施权主体多寡，诉讼实施权可以类型化为个体的诉讼实施权、团体的诉讼实施权以及集体的诉讼实施权。这种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在应然层面上来分析，个体的诉讼实施权往往涉及的是私益，团体的诉讼实施权则涉及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集体的诉讼实施权往往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随着系争标的所涉公益程度的逐渐加深，其诉讼程序设置也逐渐从当事人主义逐步转向职权主义，因而对诉讼实施权的限制也就逐步更加严格。
四、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
结合前文有关纠纷管理权的论述，基于实体的纠纷管理权相当于学界通说所谓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实体的诉讼权能”(Sachlegitimation)，而基于程序的纠纷管理权则相当于学界通说所谓的非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程序的诉讼权能”(processlegitimatio)。结合本文有关诉讼实施权构成要件的论述，实体纠纷管理权人是系争标的的主体，对该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享有管理处分权，只要诉讼标的具备诉的利益，即享有诉讼实施权；而程序纠纷管理权人则不是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实体当事人的授权而对该诉讼标的有管理处分权，只要诉讼标的具备诉的利益，即享有诉讼实施权。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除了要求系争标的具备诉的利益以外，还要求系争主体对系争标的享有实体的管理处分权或者程序的管理处分权。因此，诉讼实施权的归属主体既可以是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本人，也可以是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诉讼实施权从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移转给第三人的原因或者是立法者基于某种更高价值的追求而强行将诉讼实施权进行一定的处分（如法定诉讼担当、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或者是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明示或者司法默示的范围内基于其意志自愿将诉讼实施权进行一定的处分（如任意诉讼担当、诉讼信托）。
基于诉讼实施权由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是常态，而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被剥夺了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实施权被转移给不享有权利的人或者只享有部分权利的人是例外，所以德国学者得出只有在非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归属主体的情况下，拥有诉讼实施权或者诉讼实施权的缺乏才有意义的结论。{38}由此可见，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享有诉讼实施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诉讼实施权的研究重点在于诉讼实施权的移转。诉讼实施权的移转方式包括如下两种：(1)移转实体权利、义务而移转诉讼实施权；(2)不移转实体权利、义务而移转诉讼实施权。对于第一种情形，原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或者法律关系主体若是为了诉讼的目的而转让实体权利义务则是诉讼信托，并不能当然产生诉讼实施权移转的法律后果；若是为了其他合法目的进行的信托行为则能够导致诉讼实施权随着实体权利义务的移转而移转。对于第二种情形，实体当事人和形式当事人存在一定的分离，形式当事人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实体当事人依法生效的授权而对某一特定的诉讼标的享有程序的管理权或者处分权。中外学者对这种程序的管理权或者处分权的解释各不相同，德国学者主要通过法定／意定诉讼实施权理论、{39}日本学者主要通过当事人适格的扩张理论、{40}我国学者主要通过“一般利害关系人”理论、“程序当事人同当事人适格相区别理论”{41}来解释同一法律现象—诉讼实施权主体的扩张，既判力主观范围的延伸，诉讼解决纠纷实效增强。相对而言，本文赞同通过诉讼实施权理论来分析这一法律现象，这是因为，适格当事人的扩张理论、“一般利害关系人”以及“程序当事人同当事人适格相区别理论”都没有从本质上来分析适格当事人扩张的本质问题—实体当事人和形式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的移转，而这种被移转的权利并非总是实体性权利，而可能仅为程序性权利的诉讼实施权。在诉讼实施权意定移转的背后，必然涉及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问题。只有当诉讼实施权具有处分权能时，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才可以将其诉讼实施权移转予他人。因此，所谓的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就是诉讼实施权原始归属主体享有的依其意志将诉讼实施权移转给第三人的权能。
尽管诉讼实施权可以依据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的意志而发生转移，但是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是有限的。首先，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诉讼实施权既为权利，当然也有其边际，凡是超过该边际的行为即构成权利滥用，因而对诉讼实施权处分如同对其他的处分，都不得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其次，由于诉讼实施权是程序性权利，对其进行处分涉及与法院的审判权相协调的问题，涉及诉讼安定性的维护，涉及对方当事人攻击防御地位的保护，因而，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并不能等同于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能，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对于实体权利的处分而言更为严格的限制。相应地，建立在诉讼实施权处分权能基础之上的任意诉讼担当、诉讼信托等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就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最后，诉讼实施权的移转与其他制度在功能上存在着冲突或者重合之处，其制度设置可能与其他制度构成冲突，其制度功能具有可替代性，因而，通常情况下，限制诉讼实施权的意定移转并不必然对当事人实行权利造成妨碍。
综上所述，尽管诉讼实施权的意定移转现象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解释，但是其本质在于诉讼实施权原始归属主体享有的依其意志将诉讼实施权移转给第三人的权能，即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但是，诉讼实施权的处分权能是有限的，对其进行限制除了权利处分固有的限制理由以外，还有作为程序性权利处分所特有的限制理由，此外还受到制度功能可替代性方面所引发的适用限制。
结语
国外对诉讼实施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我国学界无暇顾及诉讼实施权的研究而径直研究建立在其基础上各种具体诉讼制度（如诉讼担当、诉讼信托、公民诉讼、公益诉讼、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现代型诉讼等）展开对策性研究。然而，诉讼实施权是深入研究相关制度所绕不开的理论前提。鉴于国内外资料的匮乏，文章通过对“诉讼实施权一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诉讼实施权一诉权、裁判请求权”以及“诉权一纠纷管理权”三对法律概念的辨析，对诉讼实施权的法理定位进行摸索，明确诉讼实施权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诉讼实施权的构成要件包含纠纷管理权（主观要件）和诉的利益（客观要件）双重要件。与此同时，为了寻求具体情形下诉讼实施权适用方法，本文对诉讼实施权的类型化及处分权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文献】
{1}[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2}[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287页。
{3}[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4}同注{2}，第287页。
{5}[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5页。
{6}[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7}同注{1}，第206页。
{8}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日本解释模式指的是日本通说的解释模式，而不涵盖少数派观点。日本少数派学者中村英郎教授则将诉讼实施权类型化为诉讼的诉讼实施权和实体的诉讼实施权，前者是与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无直接关系而专门地基于诉讼上的理由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后者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中村教授将诉讼的诉讼实施权归入诉讼要件，而将实体的诉讼实施权归入权利保护要件（本案要件），分别在诉讼审理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进行审理。换言之，中村民事诉讼法认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体起诉或者应诉的情形下，诉讼实施权属于本案要件；而对于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起诉或者应诉的情形下，诉讼实施权属于诉讼要件。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9}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10}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11}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双重适格说，即认为当事人必须同时具备程序适格和实体适格。双重适格说与日本少数派中村英郎教授的解释模式具有共通之处。但是，诚如肖建华教授所指出的，当事人适格是以“诉讼实施权”理论为基础，而当事人则属于上位概念，而所谓的双重适格说则仍然存在用实体概念去统一程序概念的意图。参见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62页。
{12}肖建华教授认为，所谓的程序当事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在诉状内明确表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私权和其他民事权益的一方及其对方。这与罗森贝克的教科书所主张的“谁主张他享有权利，谁就有权对该权利实施诉讼”具有相同之处。有关程序当事人的详细论述，参见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0页。
{13}权利的属性有利益、自由、主张或要求、资格、可能、认可或保障等。参见范学进：“权利概念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14}[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5页。
{15}《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6版）虽然没有对诉权进行阐述，但是，在其导论第3节“司法（行为）请求权和法律保请求权”中表明了作者支持司法（行为）请求权、反对法律保护请求权的态度。参见前引{2}，第15-18页。
{16}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经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教授倡导而成为通说，新堂幸司教授也认为，为了防止诉权的内容过于涣散，诉权内容应当仅限于接受裁判权，而不包括要求法院为判决以外其他行为。也就说，将诉权定位为“请求以诉的利益及当事人适格为成立条件的本案判决之权利”。参见前引{6}，第179页。
{17}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8}尽管如此，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来也出现了不再使用“诉权”概念的迹象，如罗森贝克创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章节对“诉权”进行论述，而在导论部分直接使用“司法请求权”的概念。
{19}按照“裁判请求权”使用者的定义，裁判请求权是指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享有请求独立的司法机关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这项基本权利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法国称之为“诉讼权利”，日本称之为“接受裁判权”，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诉讼权”、“接近法院的权利”、“请求受法院审判的权利”，大陆称之为“诉讼权”、“诉诸司法权”、“接受法院裁判的权利”、“接受裁判的权利”、“诉权”。参见刘敏：《裁判请求权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0}同注{19}，第36-39页。
{21}[日]宫泽俊义、芦部信喜：《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页。
{22}同注{6}，第179页。
{23}同注{19}，第37页。
{24}参见注{2}。
{25}参见注{6}。
{26}同注{1}，第248页。
{27}同注{9}，第198-203页。
{28}诉讼担当与诉讼信托、普通信托的核心区别在于：诉讼担当人的实体权利人并没有将实体权利信托给任意诉讼担当人，而诉讼信托的原实体权利人为了实现移转诉讼实施权的目的而将实体权利信托给诉讼受托人，普通信托人的实体权利人基于移转诉讼实施权以外的其他目的而将实体权利信托给受托人而引起诉讼实施权移转。
{29}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1993年9月14日法民（1993）第35号）、《著作权法》第8条第1款、《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共同构建了这样的制度：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但可以行使诉讼实施权，还可以行使“仲裁实施权”，此外，在实际上，该组织还可以行使“和解实施权”、“调解实施权”等权能。
{30}同注{2}，第286页。
{31}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转让系争标的物所引起的当事人变更、共同原告签订合同约定由其中一人遂行诉讼而另一人退出诉讼所引起的当事人变更等亟需诉讼实施权构成理论加以解决的问题。
{3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33}纠纷的可诉性，是指纠纷具有适于诉讼或审判解决的可能性，而狭义意义上的诉的利益则是纠纷适用于诉讼或审判的必要性。尽管如此，即使民事纠纷具备可诉性与诉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运用非诉讼方式或机制（和解、调解和仲裁等）解决民事纠纷。
{34}我国学界通说认为，诉的利益考察的内容是主体是否有必要起诉或者应诉。参见注{32}，第135页；注{10}，第231页。而日本学者却认为，诉的利益，涉及的是有关请求内容自身作出本案判决必要性及实效性之问题，而当事人适格涉及的是，在诉中对特定当事人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及实效性之问题。参见注{6}，第187页。
{35}同注{6}，第205页。
{36}同注{6}，第205页。
{37}意定竞合的诉讼实施权的授予在本质上就是实体权利人授权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就系争标的起诉或者应诉，同时保留自己将系争标的付诸诉讼的权利。其法律效果是实体权利人与被授权人均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诉讼行为的权限。在意定竞合的诉讼实施权人没有就诉讼实施权行使顺位作出特别约定，事后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形下，只要其中一方起诉或者应诉，另一方就应该视为丧失诉讼实施权。遵循从效果到性质的研究思路，本文认为，此种情形下的授权行为视为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即以被授权人先行行使诉讼实施权作为授权行为的生效要件。
{38}同注{2}，第287页。
{39}同注{2}。
{40}参见注{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