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报告篇1
二、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明确，普法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治国方略。卫生系统学习法律法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管理，依法执业，减少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发生，保证人民群众的就医质量和就医安全。在全社会“四五”普法教育活动带动下，我院在学习卫生法律法规的同时，不断优化服务环境，规范服务言行，积极开辟“急救绿色通道”，努力为病人提供全程、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此次活动已被我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三、此次卫生法律法规学习内容丰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对与医疗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医院还开展了专题学习活动。
四、此次活动作为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医疗工作同规划、同落实、同考核，保证将卫生法律法规学习活动落到实处。我院于10月13日对全体医务人员开展了一次法律法规知识考试，通过这次考试，不仅使全体医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有了更深的印象，而且也充分反映了前一阶段学习的成效。
法律法规报告篇2
(2009年8月lo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主任会议通过)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茅临生副省长所作的《关于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和程渭山副主任所作的《关于检查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这两个报告客观地反映了我省贯彻执行农业法律法规的实际情况和各级政府依法护农、依法促农、依法兴农所做的大量工作，总结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指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提出的对策是积极可行的。为巩固我省农业基础地位，推动“三农”工作，促进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现。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各级政府要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落实“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要求来认识农业、对待农业、加强农业。首先，要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认知出发，统筹好城乡发展。全省各地应当充分认识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明确建设小康社会工作重点在农村、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难点在农民，认真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利用城市和工业的各种资源优势，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要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认知出发，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各级政府要按照农业生态学和生态系统学的原理，创新农作制度，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通过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对土地、物种、时空进行科学配置，构建优质高产、节本增效、安全生态的现代农业生产系统和产业化经营。三是要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认知出发，提高依法行政自觉性。各级政府要按照农业法的要求，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推动“米袋子”、“菜篮子”、耕地保护等各项工作目标责任制的落实；要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类涉农违法案件，保障我省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要加大农业投入尤其是生产性投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一要重视“三农”投入，特别是公共财政对农业生产性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各级政府要严格履行农业投入的主体责任，确保农业投入的法定增长；省、币、县财政经常性收入要统一口径，对农业生产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三项投入要清晰界定和分类，重视提高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农业生产性投入的增长，不能仅仅满足高于年初预算报告提出的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而应当高于当年实际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且对农业生产性投入在整个财政农业支出中的比例要有硬性规定。以保证有足够的支农资金用于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二要加强农业财政投入的绩效管理。要着力解决涉农部门管理体制不顺、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益不高的状况；要总结借鉴各地好的做法，理顺体制，整合财力，保证农业投入用于刀刃上。同时，要把农业资金的设立、申报、使用和绩效，纳入监督的范围，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绩效考评，切实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三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要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善投融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放宽准入条件，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入和融资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扩大覆盖面，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四要对欠发达地区项目配套资金适当扶持。中央扩大内需新增的农业投资项目，包括省里的项目，要求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较高，衢州、丽水等欠发达地区反映配套困难，希望省财政能给予一定配套支持；同时，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方面给予倾斜。
三、要正确处理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一要真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要坚守耕地3084万亩、基本农田2711万亩、标准农田1500万亩“三条红线”。特别是当前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和地方确定了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会大量增加，更要正确处理好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关系，既要保发展，又要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绝不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二是要对数量与质量实行双保证。保护耕地，仅有数量概念还不行，还必须保证土地的质量和利用率，尤其要提高标准农田的质量。要进一步核实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的面积，不足的要补足，同时要不断提高土地质量，加大“千万亩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实施力度；要严格造地项目管理，杜绝层层转包克扣费用，对补进来的基本农田一定要达到质量要求；对异地“代保”、“代建”的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要进一步核实、落实；要不断总结和推行农村宅基地、村庄整理与复垦工作，在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上下功夫。三要科学把握土地规划、利用、保护三者关系。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把城乡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基本农田保护规划衔接好，切实加强规划实施，依法严查乱占滥用耕地的违法行为。要积极引导和规范土
地流转，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四、要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确保三大体系有效运作。一是各级领导尤其市、县和基层领导应充分认识农业三大服务体系建设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积极推进这项改革，确保在2010年前全省实现“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目标。二是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在面上进行部署、指导的同时，加强检查督促，推动各市县加快把相应的机构建立起来。特别是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市一级的农产品质量监管机构的组建，进一步完善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并且备类服务机构要相应更新和改普设施装备。三是对三大体系队伍建设要有战略性思维，积极探索农技人员“有进有出、进出有序”的机制，从政策上引导和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回乡或跨地区从事现代农业的科技服务和各类产业的项目开发，特别是要把现有大学生“村官”培养成既懂农村管理又懂农业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为新型的农技队伍乃至乡镇干部队伍提供后备力量；同时，省政府应有计划地在相关院校增设涉农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培养高素质实用人才，从事农业科研和农技服务工作。四是要采取有效方法，切实解决乡镇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的问题。五是要重视解决农技人员的生活待遇和经费保障，督促各级政府加快推进保障经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的步伐。
五、要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落实低收入农户帮扶工作。一要积极谋划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思路，最大限度拓展增收空间。要通过组织、政策、产业三推动，把农民增收工作与基础设施改善、与生态环境保护、与集体经济壮大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改善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的基本条件，进一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二要采取综合措施，积极扩大农村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就业。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在帮扶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村发展二、三产业，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安置农民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三要落实异地搬迁规划，扎实推进下山脱贫工作。按照新一轮异地搬迁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下山脱贫农户补助标准、扩大扶助范围，把欠发达地区生态搬迁列入规划。整村下山搬迁宅基地复垦置换的土地指标和收益，要优先用于下山脱贫小区建设和下山搬迁农户的经济补助。四要转变帮扶方式，完善“一户一策一干部”的帮扶机制。要坚持开发式帮扶和救助式帮扶并重，坚持结对帮扶和农民自力更生双管齐下。要立足实际、因人制宜，分类帮扶、因户施策，分级负责、合力推进。强化有扶贫挂钩任务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扶贫责任，严格监督考核，加快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步伐。五要突出重点，促进低收入农户比较集中的区域整体脱贫致富。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农村信贷机制，协调各方力量，加强资源与产业、项目与资金的合作，特别是政府在建设项目和财政挟持安排上要适度倾斜，为低收入农户比较集中区域整体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法律法规报告篇3
1、支部日常对干警的管理不到位，对干警的思想教育抓的力度不大，平时只重视对干警工作能力的考核，而松懈了对干警思想的教育；没有很好地强调纪律性、组织性、大局观念、文明执法等。
2、平时对干警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存在为学习而学习，没有把学习的精神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生活中。
3、在干警的管理方面要求不是很严格，没有完全依照规章制度执行。
4、个别民警执法意识不强，在管理罪犯过程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
5、在罪犯管理方面，存在个别民警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蛮横、有时出现急躁、训人或不文明言行的现象。
6、在罪犯日常管理中，个别干警思想上存在麻痹大意，细节性问题抓不准。个别谈话中流于形式，不能及时掌握罪犯生活和思想动态。
7、在对经常违规违纪罪犯进行处理过程中存在有以管代教、以关代教、以罚代教的思想。
8、对罪犯直接管理工作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工作不够细，有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如在对罪犯食宿、就寝等管理上还疏于管理。
9、在队伍建设方面，部分干警存在责任感不强，拖拉散漫现象，对工作拈轻怕重，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在第一阶段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对照专项整改的重点，我监区深入查找了在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大家经过认真的讨论，并结合监区工作实际，提出了整改的措施。具体是：
1、支部班子也将以身作则，从严要求自身，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干部纪律条列，强化对干警队伍管理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对干警队伍的组织领导。
2、始终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健全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在队伍建设方面，将进一步加大对干警的管理，狠抓干警思想建设，时刻关注干警的“工作圈”、“生活圈”、“交际圈”等。
3、狠抓干警队伍身份意识教育，根据行业性质、身份职责、工作纪律、岗位要求及影响力，把干警身份意识教育纳入队伍建设首要工作，常抓不懈，入脑入心，使干警明白“自己是什么身份，应该遵守什么，必须做到什么”。
4、不仅要继续加强对干警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学习，更要贯彻落实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定期地堆干警进行谈心活动、诫勉谈话、日常行为考核等。
5、规范执法行为。要求全体干警严格遵守执行“九不准”、“六条禁令”、“六个一律”的各项规定，坚决杜绝徇私枉法、不依法依章办事，刹住照顾关系、走后门、讲人情的不正之风，在落实“三个坚决杜绝”环节上，坚决杜绝打骂、体罚、污辱、虐待罪犯的现象，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和消除各种不文明执法的现象，规范执法行为。
6、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不仅健全和完善各项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更要把各项规定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罪犯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的管理工作更要做细做到位，绝对不能疏忽大意。严格落实对罪犯的日常管理，落实直接管理制度，多检查、多讲评、奖勤罚劣。
7、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划分，对监区民警进行严格的日考核、月评比，及时通报、督促检查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8、继续全面推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罪犯的权利、义务和监狱的有关执法活动向罪犯及其家属公开。使监区的执法行为置于执法监督机关、上级机关、罪犯及其亲属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增进执法的透明度，使监狱的执法活动真正成为“阳光工程”。
9、将专项整改活动与保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相结合，建立，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使党的建设永葆青春和活力。做到坚持执法为民，公正执法，严格按程序办事，端正执法行为。
10、加强民警的教育和培训，推进监区良好执法形象的进一步树立，大力加强民警队伍建设。强化民警责任意识，教育民警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来对待每一项执法工作，努力在创建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上下功夫，在提升执法素质、能力和水平上练内功，树立监区人民警察的良好执法形象。
法律法规报告篇4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体现。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今年3月至5月，在常委会厉志海副主任带领下，内司委对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两条例”）等有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法律法规情况开展了调研。调研组召开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人力社保厅、总工会、工商联、企联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各部门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情况的汇报；赴温州、衢州、丽水及临安、瑞安、平湖、永康、江山、龙游、青田等市（县），听取当地相关部门汇报，与当地人大代表和区域（行业）工会、企业工会、企业主代表、职工代表进行座谈，实地考察了部分企业，查看了企业劳动合同、集体协商集体合同、企业民主管理等台帐资料；同时，请宁波、嘉兴、台州市人大常委会自行组织开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执法调研，报送执法调研情况报告。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省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重要工作，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机制，深入宣传贯彻“一法两条例”，大力倡导企业与劳动者双方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加强执法监督与维权帮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工会推动、多方配合、企业和职工积极参与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格局，“企业关爱员工、员工热爱企业”已成为许多企业主和劳动者的共同追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2006年以来，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由总工会牵头，在全省开展了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工业园区活动。各地在创建活动中，不断深化内涵，拓展外延，出现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2011年，在总结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工业园区工作经验基础上，省、市、县（市、区）三级均成立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副书记任组长，本级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形成了横向到各相关部门，纵向到县（市、区）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体系。各级人力社保、总工会、工商联和企联定期召开“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研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协调和处理政府、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间的问题和矛盾，积极推进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的开展，在推动“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初，省人力社保部门建立了劳动关系和谐指数评价体系，通过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企业执行法律法规、劳动者满意度等情况进行统计和抽样调查，将各市、县（市、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情况进行量化评分，每年一季度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实现了对全省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动态监测，促进了各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开展。
（二）注重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全省各地积极做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引导广大企业主和劳动者知法守法、共创和谐，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一法两条例”的内容及其意义，宣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先进企业和个人典型。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规定每年3月30日为劳动保障咨询日；每年7月开展劳动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每年11月开展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普法宣传周活动；每年12月4日为全省工会劳动权益保障法制宣传咨询日。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咨询活动，送法规政策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三是搞好文化引领。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和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宣传月”、“劳动伟大”系列评选、设立“职工书屋”、送文化进企业等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引领企业与职工共创和谐，不断深化劳动关系双方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理念。
（三）开展培训指导，提高“两个合同”签订率。为了提高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率与质量，各地组织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工会工作人员、职工代表等多层次多类型的培训，为培训对象宣讲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意义，解读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具体规定，解答签订合同工作实践中的疑问。各级工会还组织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推进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推动集体合同制度从国有企业逐步向非公有企业发展，从规模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从单个企业向行业（区域）拓展。全省集体协商工作不断规范，集体合同覆盖面逐年扩大。到2012年底，全省已建工会的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了90%，初步建立了企业职工工资共决和正常增长机制。
（四）稳妥有序推进，增强民主管理实效。长期以来，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会组织比较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基础比较好。而非公企业的民主管理工作推进相对比较难。《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我省进一步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省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落实。一是从规范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民主管理入手，逐步向非公有制企业推进。经过几年努力，到2012年底，有98.9%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了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厂务公开制度。已建工会的非公企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和厂务公开制度的比例分别为93.2%和87.6%。二是形式灵活丰富。针对我省非公企业主要是小微型企业，企业数量多、人员流动性大、用工不规范、劳动争议多、管理水平相对低下等特点，着重推行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取得明显成效。如临安市分别在全市电线电缆、绿色照明、精密元器件、五金工具、餐饮五大行业建立了职代会制度，涵盖了全市90%的企业。鄞州区古林镇以村为区域，开展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组织区域职代会，达到了全镇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落实全覆盖。三是依法落实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我省积极推动公司制企业建立与法人治理结构相适应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明确要求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产生和罢免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通过。同时加大推进工会主席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的力度，从源头参与企业决策，提高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效。目前为止，全省工会主席作为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有7215人。
（五）强化维权帮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是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在维权帮扶方面，我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着力做好劳动执法监察。一是完善劳动监察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平台，快速查处劳动侵权投诉案件。二是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实施情况作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的内容，加强日常巡查、书面审查和举报投诉专查。三是定期开展整治拖欠工资、劳动力市场秩序和非法用工为主要内容的“春雨”、“春雷”、“春苗”专项行动。四是全面实施工资支付保证金、政府欠薪应急周转金和农民工考勤卡的“两金一卡”制度，着力创建“无欠薪浙江”，目前全省已筹集工资支付保证金45.6亿元，欠薪应急周转金9亿元，用于欠薪应急支付。
2.着力做好劳动争议纠纷的调解、仲裁和诉讼处理。法院、司法行政、人力社保和地方工会加强相互沟通，尽量提高案件调解率，提高办案实效，减少劳动关系不和谐因素。在调解方面，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在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建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劳动争议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近五年来，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劳动纠纷16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5.4%。各级工会组织主动参与区域、行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构筑劳动争议预警预防第一道防线，努力将争议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在仲裁方面，完善基层仲裁网络和工作机制，劳动仲裁机构以“快立案、快结案、办好案”为工作原则，及时有效调解或裁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永康市劳动仲裁组织入驻到了劳动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实行“调裁一体”的一站式服务，经劳动争议联合调处中心调解未果的案件，劳动争议仲裁根据当事人意愿，及时立案受理。在劳动争议纠纷诉讼案件处理方面，各地基层法院均设立了“绿色通道”，通过简化程序、降低诉讼门槛，为劳动争议当事人提供便利。同时加大执行力度，运用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向银行通报被执行人失信信息等执行措施，提高执行成效。
3.着力做好法律援助。全省以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为骨干，以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辅助，以村居、市场、企业法律援助点为补充，构建了“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法律援助机构还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讨薪专项行动”、“法律援助情暖农民工工程”等活动。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发挥非诉讼法律援助办理案件便捷高效的优势，采取交涉、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提高法律援助效率。
4.着力做好困难职工的帮扶。各地积极开展困难职工帮扶工作，为职工排忧解难。一是在县一级建立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在乡镇街道建立维权帮扶点，方便对困难职工的帮扶。二是开展“技能培训促就业”活动。全省共建立省级就业示范基地11家，市、县级就业基地261家，市、县级就业创业基地370家，帮助困难职工就业。三是积极推进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工作。杭州、宁波等地工会推行建立职工医疗互助制度，帮助患重大疾病的职工，在参与社会保障以外，再解决一部分医疗费用，提高职工医疗保障水平，缓解职工“因病致贫”的后顾之忧。四是开展“服务企业、情暖职工”系列活动，元旦春节期间走访企业，慰问困难职工家庭，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有着紧密联系，当前，一些劳动关系中的不协调、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劳动纠纷案件居高不下，一定程度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从我们调研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思想认识有待提高。有的党政干部认为，过分强调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实行企业民主管理，会影响投资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是企业方与职工方自愿行为，行政不宜过多干预。有的企业主认为，劳动合同法过于偏袒劳动者，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削弱了企业用工自，建立企业民主管理、集体合同制度限制了企业经营自，影响了企业主的权威性。有的职工认为，最重要的是工资多少，能不能按时发到手上，至于签不签合同，搞不搞民主管理，与自己关系不大，有的还认为签了劳动合同，交纳了社会保险，反而减少了现金收入，而且由于社会保险没有全部实现省内和跨省统筹，工作流动时这部分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落实“一法两条例”工作不平衡。无论是签订和履行“两个合同”、还是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总体情况来说，国有企业好于非公有制企业，规模企业好于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规范企业好于经营管理不规范企业。造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企业经营者认识上的差距外，还与企业发展基础、经济效益等因素有关。一些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改制企业，原来的民主管理基础比较好，多数企业效益有保障，对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有较强的自觉性，对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来说，执行“一法两条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企业的内生需求。而许多小微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下降、融资困难、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对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开展平等协商的热情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也不一样，与以往相比，除了正常的工资要求外，他们平等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愿望更强烈，对劳动环境、休息权利乃至职业发展前景，都有自己的诉求，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求更高。
（三）执行法律法规不规范。一是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不规范。有的企业为了应付劳动监察机构的检查，签订劳动合同形式化，内容不规范，条款不完整。如劳动合同文本中没有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签名，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工资条款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设置违约只有职工赔偿、没有企业责任的霸王条款等。有的企业不认真履行劳动合同，随意加班，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劳动报酬，不给职工交纳社会保险。二是集体协商不规范。一些企业由于职工代表的思想观念、业务能力、谈判技巧等原因，集体协商中“资强劳弱”比较明显，“平等协商”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导致集体协商程序走过场，文本照抄，内容不齐，影响了集体协商集体合同的质量。三是民主管理不规范。一些企业片面地把征求职工技术创新意见作为民主管理的全部，没有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这个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一些企业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但重程序不重内容，不能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公布、讨论或者解决职工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民主管理质量大打折扣。四是劳务派遣工权益保护存在问题较多。目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情况较多，许多企业已经突破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或者可替代性”用工要求，特别是在移动、电信、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把劳务派遣工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用工形式。许多劳务派遣企业和使用劳务派遣工的用工单位在集体协商、民主管理时，都将劳务派遣工排除在外，违法滥用劳务派遣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社保缴费基数不足等侵害劳务派遣工权益的情况普遍存在，劳务派遣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自身维权能力比较脆弱。
（四）工作机制不够完善。一是有关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作用发挥不够，一些地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导小组运行不够正常，有的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对全面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的执法监督没有完全到位。二是工会职能的法制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努力发挥了组织优势和经验优势，但由于不是法定的执法机关，缺乏执法手段，工作中受到诸多制约。三是评价劳动关系“和谐”的标准，缺乏权威性的统一指标，对企业开展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和民主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奖惩机制，企业对此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效。
三、几点建议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更加重视“一法两条例”的贯彻实施，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加大宣传力度，深化思想认识。要进一步加大对“一法两条例”的宣传普及力度。通过“六走进”送法服务活动、举办法制讲座和培训、电话专线咨询、各类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对党政干部、企业经营者、工会工作者、广大劳动者等各个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和教育培训，增强全社会对“一法两条例”的知晓度。要着力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抓“一法两条例”落实、促劳动关系和谐的思想认识，提高企业经营者严格规范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建立健全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和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自觉性，提高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参与集体协商和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增强他们依法维权的能力。
（二）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工作责任。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理顺关系，形成合力。要强化人力社保部门的执法责任，明确人力社保部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的执法主体地位，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力度。要充分调动各级工会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创新工作举措，丰富工作载体，增强工作实效，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的作用。法院、司法行政、工商联、企联等有关部门要充分履行各自的职责，认真落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责任，形成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
（三）完善相关制度，建立长效机制。省有关部门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创新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法途径，制定和完善制度性措施，确保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一是在推进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加大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推行力度，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探索创建区域职代会、行业职代会等适应小微企业特点的民主管理形式，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充分保障职工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进一步畅通职工诉求的表达渠道，强化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健全调解组织，充实调解力量，完善调解方式，发挥调解作用，避免激化矛盾，把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检查考核机制，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抓手，突出重点环节，加大考核力度，增强地方和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四是推进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法制化。杭州、宁波两市于2006年均出台了《杭州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和《宁波市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条例》，为工会组织实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建议省有关部门加快开展这方面的立法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在适当时候出台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地方性法规，为进一步发挥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作用提供法制保障。五是要积极探索完善社会保险全省统筹机制，推动社会保险全国统筹，努力消除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的后顾之忧，切实保障劳动者切身利益。
（四）强化执法监督，维护合法权益。要强化政府部门的执法责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把企业签订集体合同、开展民主管理工作的情况纳入日常执法监察的内容。加大对不按规定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不按规定支付劳动报酬和交纳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劳务派遣工使用的监督，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企业滥用劳务派遣工的现象，在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依法交纳社会保险、落实企业民主管理权利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督，真正实现劳务派遣工与本企业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权。
法律法规报告篇5
一、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方面的制约与影响
1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有些条款还残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个体私营经济的保护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中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罪，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的主体主要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而同样针对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的行为，刑法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这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又如，刑法中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差距很大，而两者的行为方式相同，之所以贪污罪配置更高的法定刑，立法思想上无非是因为犯罪人侵犯的是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应当优于私有财产予以保护，这种立法上的价值判断显然对保护个体私营经济财产不受侵害是不利的，还带有浓厚的因为所有制不同而在犯罪圈的划定上或者在刑罚轻重上作出不适当区分的色彩。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国家保障国有企业经济的巩固与发展；”第三十四条规定“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从这些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的个别条款规定，的确对国有矿山企业和个体私营矿山企业执行了双重标准。
3国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字〔1999〕74号）第十一条和《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为国家资本管理办法》（财建字〔2000〕439号）、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等文件均规定国有企业可以将采矿权价款转增为国家资本，而个体私营企业则没有同样的优惠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不同所有制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待遇。
4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非油气矿产资源的若干意见》（〔2000〕70号）第二条、第三条赋予外商企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一些优惠政策。如鼓励外商开采的矿种可以享受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5年，享受免交1年、减半交纳2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等优惠政策。对于置身于市场参与竞争的个体私营企业则没有获得同等的优惠政策，显然有失公平。
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中，把私营矿山企业的开采范围限制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开采范围内，就是在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准入上的非一视同仁的表现。
6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使用权的法律地位存在明显不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除外。”由此可见，由于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在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地位的不平等，造成行使权力的差异，成为严重制约我区农村牧区发展养殖业的瓶颈。比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依法可以转让，可以实行有偿使用，甚至可以融资，而同样作为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集体土地则严格受到法律限制，不得参与上述活动，这种制度设计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则，长期下去不利于集体土地所有者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影响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五荒”可以作为抵押物。因此，事实上已经从法律规定上打破了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融资的界限，只是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相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衔接、配套问题，也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政策规定进一步给予个体私营企业平等待遇问题。
8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耕地保护制度，缺乏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特别是在法律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耕地理化指标概念的前提下，制定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种不分自然条件、不分区域经济条件的“一刀切”的数量性耕地保护制度，直接对边疆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利用相对优越的土地资源，健康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造成不应有的制约和限制。对于我区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丘陵山区的耕地，国家一方面在大力推行退耕还林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求占一亩补垦一亩，这种法律规定不切合实际。
9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88年8月1日起施行）、《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0年1月1日起施行）来看，对规范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条文粗细不一，国有企业规定得笼统、缺乏操作性，私营企业则规定得较为具体、详细，同为市场主体的不同企业有不同的规定，有失公允。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私营企业可以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科技咨询等行业的生产经营”。“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不得生产经营国家禁止的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工业、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服务业、修理业及其他行业”。以上两个条例经营范围的划定，已不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那样，在经营范围上不作具体划定。明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应当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即可。
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公司股本总额不得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开业时间在3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持有股票面值达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股东不少于1000人；公司预期利润应达到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企业发行债券，股份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这些条件的设定，一般中小企业难以企及，从而丧失了直接融资渠道。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是规范担保行为而非规范担保机构的一部法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原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别了一系列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是，这些办法主要是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适用范围狭窄，缺乏对其它组织形式担保机构的管理。
13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自治区交通厅等四部门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内政发〔1992〕4号）第三章第十条第三款和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旨在由城建部门修建和养护管理的市区道路固定路线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可以免征交通规费（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养路费征收按“公共汽车、电车，跨行公路在十公里以内的，按全费额的1／3计征，跨行公路十公里以上二十公里以下的，按全费额的1／2计征，跨行公路二十公里以上的，按全费额计征”。《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章第五十二条规定“城市市区公共汽车运输不适用本条例”。应该理解为该条例第五十二条包含了国营和民营两种公交企业。但是，内政办字〔2003〕364号文以“部分城市的国有城市公共汽车运输公司改变了原来的公益性质”和“单位性质（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拨款并享有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政策的国有城市公共汽车运输公司）”为由为界，对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征收交通规费。在国有、民营交通运输企业公交票价均由政府定价，都承担对优抚对象和社会弱势群体发售各类月票、优惠票证的情况下，这种规定有失公允，严重影响了民营公交公司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发展企业的积极性。
二、监管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金融机构贷款的保证措施难实现、手续繁琐、成本高，抵贷资产变现费用高，金融机构保全资产成本高、保全难度大，税务及地方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抵贷物收回和抵贷物变现过程中收取的有些税费不合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筹集渠道少、规模小，与商业银行的沟通协作不利。中小企业资金实力小、所从事行业的科技含量不高、进入门槛低、不符合贷款条件。由于上述原因，造成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渠道不畅，影响了企业做大做强。
2由于政策性亏损，国有公交企业一向由政府补贴，但资金到位率低，不能得到有效地保证。改制后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同样也存在政策性亏损，但大部分企业没有享受到政府补贴。另外，公共交通企业每年向社会发售大量的月票以及优惠证，由于月票和优惠证票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造成月票和优惠证发售越多，企业亏损就越严重。特别是内政办字〔2003〕364号文件下发执行后，给民营公交公司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造成民营公交公司成本上升，企业亏损，经营步履维艰。
3现行的土地审批制度程序繁琐、要件繁多，不适应我区行政区域狭长、交通欠发达、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国有和民营企业申请使用土地的行政成本十分高昂。在一个东西狭长4000公里的行政区域内，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征用土地都必须到自治区，甚至需要国务院办理批准手续，一定程度上诱发了许多诸如越权审批、违法用地的行为。
4从整体上说，我区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户均进出口仅174万美元，多数企业属传统产业，商业和餐饮业比较多，高新技术企业少。许多民营企业对国家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了解得很少，对产品报关、出口退税、外汇结算等业务操作规程知之甚少。一些民营企业常常通过委托别的外贸公司或临时聘用一些熟悉外贸业务的人员开展相关出口业务，无形中增加了生产运营成本，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5农牧民劳务输出渠道不畅，劳动力向非农非牧转移困难；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电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市场信息困扰着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牧区劳动力自身的技能、智力、文化素质较低，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农村牧区信贷额度小，信贷期限短，影响着农村牧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6国家公安部六局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合作公司于2000年12月15日正式下文，将劳务出国申请移交公安部门办理，并在有权经营劳务的公司中实行“信誉等级制”。但因劳务签证由谁负责办理没有达成协议。因此，实行劳务公司“信誉等级制”的问题目前尚未解决。
7由于有关政策措施不完善，人事制度改革不到位，人才在流动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身份、户籍、地域、部门等限制，个体私营经济在吸纳人才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特别是人才成长和发挥其特长的用人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没有形成，不仅无法吸引区外人才，而且导致区内人才大量“孔雀东南飞”。另外，我区人才市场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差、服务手段落后、人才信息储备少、人才流动政策不健全、市场服务功能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私营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产品科技研发能力的提高。
法律法规报告篇6
民事判决书
（2004）龙民一初字144号
原告柳某芳。
委托人马俊强，广东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方日报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法定代表人范以锦。
委托人粱香禄，该报社法务室副主任。
委托人尹鹏，该报社法务专员。
原告柳某芳诉被告南方日报社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4年3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人马俊强、被告委托人粱香禄、尹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企业登记资料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3.中国邮政报刊订阅凭证二份，用以证明原告订阅《南方都市报》情况；
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述有悖于事实真相。《南方都市报》始终按照法律法规核定的版数依法发行办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核定《南方都市报》每日发行版数为24版。《南方都市报》自发行以来，不但不存在区别消费者待遇的发行方式，而且在充分考虑到消费者利益情况下，采用一种超过核定版数的方式发行，这种发行方式是企业自主行为，不违背法律规定。二、原告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首先，被告在每期发行的《南方都市报》显著位置标明了《南方都市报》在各地发行的不同版数，被告没有隐瞒任何事实的故意，不存在侵权的过错。其次，《南方都市报》的发行方式完全合法，被告没有侵权违法行为。从公平交易而言，被告在销售《南方都市报》时，已经作出了明确表示，消费者完全具有购买的自由决定权，如果消费者认为被告的发行方式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完全有权选择不购买，原告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购买了《南方都市报》，被告没有侵害其公平交易权。三、《南方都市报》的发行方式是企业自主管理权的体现。针对不同地域消费者发行不同版数报纸的方式，完全是企业自主管理的体现，也是各大报业集团的做法。被告作为一家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主经营权。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被告可以针对市场实际情况，采用灵活机动的发行方式。《南方都市报》的发行方式并无任何不合理、不合法之处。原告被告没有任何道理，更无任何法律依据。因此，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报纸出版许可证一
份，用以证明《南方都市报》常规版数、法定版数为24版；
2.2004年6月25日、26日《广州日报》；
4.2004年6月26日《羊城晚报》；
5.2004年6月24日《信息时报》；
6.2004年6月16日、18日《青岛早报》。
被告提供的证据2、3、4、5、6用以证明国内绝大多数报社均在不同地区发行不同的版数的报纸。
本院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侵犯财产权与侵犯名誉权均系一般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了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原告订阅《南方都市报》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当各地发行的版数不同时，《南方都市报》在其头版都标明了发行的版数，因此，原告在订阅该份报纸，特别是在2004年1月30日续订时应当知道《南方都市报》存在针对不同地区发行不同版数的情况。为此，原告选择订阅《南方都市报》，应视为其自主选择。原告的这种自愿选择不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法律不应当干预，原告自己也不应当事后反悔。
被告在本案中的发行行为符合公平交易的法律规定，且不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南方都市报》的核定版数为24版，原告支付订价后每日获得的《南方都市报》的版数均不少于24版，故应认定被告已履行了法定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公平交易的规定。对于被告超过核定版数发行部分的报纸，具有对消费者赠与的性质。被告作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自主选择对不同地区消费群体进行赠与的权利，法律对这种权利的行使并没有作禁止性规定，对不同地区读者的赠与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原告认为其支付了相同的订价而没有获得与珠三角城市读者同样版数的《南方都市报》，被告就对其构成消费歧视的推论是不正确的。汕头和珠三角城市处于不同的地区，地区间存在消费种类与总量、经营者竞争程度、经营成本等的差别是应当正视的事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告为吸引和培养自己的消费群体、在同业竞争中获胜、获取最大的利润而采取针对不同地区发行不同版数《南方都市报》的做法，并没有使消费者失去基本的消费权，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亦不构成对消费者的歧视，原告“同价同货”的言论，忽视了汕头与珠三角城市地区差别的存在，从而忽视了这种地区差别所潜在的赠与差别的合理性。原告以“同价应同货”为前提，推断出被告侵害其财产权和名誉权，理由和证据不足。
被告在不同地区发行不同版数《南方都市报》的行为，也不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即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人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反之，缺乏任何一个构成要件，则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也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综观本案事实，被告的行为符合公平交易的法律规定，并不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行为本身并没有过错，也即不具备行为违法性要件，原告也没有提供被告此行为对其造成损害的证据，不能认定损害事实的存在。因此，根据本案事实，无法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财产权和名誉权的侵犯。
被告关于其行为是对消费者的赠与行为及其不存在侵权违法行为的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柳某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辜洪珊
审判员纪维忠
助理审判员陈海凌
法律法规报告篇7
【关键词】审计公告法律本源法律涵义法律构想
国家审计公告是现代政府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全面推进国家审计公告，不仅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打造透明政府的要求，而且对提高审计质量、推动审计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审计公告的法律涵义
审计公告属于行政公开范畴。从法律的角度看，审计公告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法律涵义：
第一，审计公告的法律特征。一是审计公告的主体是法律、法规授权对经济活动实施监督的国家审计机关；二是审计公告的前提是审计监督权的存在；三是审计公告的客体是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结果等内容；四是审计公告的范围是社会公众或特定的对象，有的结果可向全社会公开，有的只能向相关的特定的对象公开，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二，审计公告的法律依据。一是《宪法》。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审计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据宪法精神建立和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二是审计法和行政处罚法。《审计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五条对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又作了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依照审计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审计机关有权公告审计结果，并建立和健全审计公告制度。
第三，审计公告应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要通过对审计公告行为的法律规范，使审计公告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一是对公告主体具有约束力。作为审计公告主体的国家审计机关必须依法公告，在公告方式、内容、程序等方面，不得随意变通，并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公告的内容必须与相关的法律内容协调统一。所公告的内容本身必须具备法律效力。三是审计公告应具备地域效力。审计公告一般应在它所的地域范围内生效。此外，审计作为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公告具有行政性质，有时甚至具有命令性质，在不与现行有关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也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审计公告是指审计机关在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将有关执法事项向社会公众和特定对象公开的一项制度。
二、当前审计公告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应当说，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审计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审计机关在对外公告审计结果方面有了良好起步，并在制度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和发展。近几年，大多数审计机关按照客观公正、稳步推进的原则，选择审计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通过媒体或报告的形式，对外公告了审计结果，在社会上扩大了审计影响，树立了审计权威。但我国审计公告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
（一）在对审计公告的认识上，行政相对人、社会公众对审计公告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审计公告的法律环境不容乐观。
全面实现审计公告制度，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从目前情况看，虽然审计署高度重视，并着力推进这项工作，但审计公告的环境有待改善。一是审计机关本身对这项工作的认识不高。有的审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尽管认为审计公告能有效促进提高审计质量，扩大审计影响，但有的认为审计公告在现阶段大范围推行审计公告，难免因审计质量问题，给自身造成麻烦；还有的认为，审计公告是审计机关的权力，而非义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推行审计公告的积极性不高。二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全面推行审计公告的条件不成熟。从目前审计情况看，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还相当普遍，有的问题甚至还非常严重。一旦将这些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布，必将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影响稳定发展的大局。三是审计工作质量与审计公告的要求尚有差距。由于审计人员素质不高、法制意识淡薄等因素造成的审计执法程序不规范、审计取证不充分、审计处理不当等质量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还大量存在，全面公告这样的审计结果，将有可能引起法律纠纷，影响审计机关形象。四是大多数被审计单位不愿意公告审计结果。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被公告单位目前尚不能从正面意义去理解审计公告，普遍担心审计公告是亮单位的丑，很多被审计单位宁可接受处罚，也不愿审计机关向上级报告或对外公布审计结果。
（二）在制度上对审计公告有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近几年来，审计署在审计公告方面建立了一些制度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审计公告行为，但总体看这些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规定相当原则，不易操作，从法律的角度，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审计署近几年出台的《审计机关通报和公布审计结果的规定》（后废止）、《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办理规定》等4个规范性文件，对审计结果公告进行规定，是审计结果公告的重要依据和操作指南。但由于这些规范制度在立法层次上属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和效力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虽然《审计法》及实施条例分别在第四章三十六条、第四章三十五条对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作了原则性的界定，但规定的内容较粗，只是为制定审计公告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法律依据，没有操作性。由于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低层次的立法，没有程序上的严格要求，随意性较大，变动频繁，因而现行的审计公告制度缺乏作为法律的应有严格性和稳定性。二是审计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对审计公告的规定缺乏统一性。从现行有关审计结果公告的制度、办法和准则等条文中，有的条文用语不规范，难以准确地表达立法本意；有的制度与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措词不统一。如《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第一条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基本准则》……”，而《审计基本准则》中根本就没有公告审计结果的条文表述。《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的制定除了《审计法》为其依据外，《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基本准则》也应是直接的法律依据，而《试行办法》中无此表述。有的在法律表述上使用模糊用语，如《审计法》对“公布”审计结果采用了“可以”的表达，致使公告审计结果成为带有任意性自由裁量行为。很多地方在推行审计结果公告时，都采用了与《审计法》第36条一样表达方式。例如，某省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试行）》中第24第规定，“审计机关认为需要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按法定职能及有关程序办理。”从而弱化审计结果公告的法律刚性。三是有关制度的内容不够完整。从现行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看，多数内容比较笼统、条文简略。如《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缺乏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法律责任、制裁措施、监督与救济等条文，必然导致实施其法律的机制缺失。《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第五条关于“审批程序”的制定过于抽象、原则，授权审计的审批权限问题、重大事项的内容及评定标准问题均没有明确，不便于适用。
（三）在审计公告实务中，审计公告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得以实施，但与公开、透明的法制原则要求相距甚远。
目前，审计机关对外公布审计结果大体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根据《审计法》的要求，每年由审计机关代表政府报告上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有的地方在报告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情况的同时，还将年度计划安排的其他财务收支审计情况纳入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中一并报告。二是根据审计机关的自行判断，将审计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向外披露。有的还采用电子显示屏、局域网、互联网等较为现代化的手段向外披露审计结果。三是采取公示的方式，将审计事项及审计结果向被审计单位公布。总体来讲，通过这些方式公告审计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审计权威，较好地推动了审计工作的深化和发展。但与公开透明的法治原则要求相比，与美国信息公开法确定的“全面公开”原则，即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另外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宪法精神相比，审计公告离法治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表现在：第一，审计公告的内容大多数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如每年向人大报告的审计情况，往往要经过审计机关、政府层层审核把关，很多问题在审核把关中被截留。可以说，在现行审计体制下，审计情况上报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目前已对外公布的审计情况，也往往只粗线条地披露几个问题，不能全面如实反映审计情况。第二，审计公告操作比较随意。在公告主体上，既有审计机关作为公告主体的，也有审计干部个人作为公告主体的，没有统一的要求。在公告方式上，主要是审计机关主动公告，公告什么，何时公告，公告到何种程度，主动权掌握在审计机关手中。审计执法实践中，审计机关除了每年向人大报告工作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要求外，其他公告方式目前还处在比较随意的状况，没有法定的要求，没有固定的载体。可以说，目的性较强的依法审计公告和范围更加广泛的对所用人公告不够，限制了审计公告效应的发挥。
三、审计公告的法律构想
随着审计工作的逐步规范，审计公告无疑成为审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审计署在《2003至2007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更是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要求积极实行审计结果公告，逐步规范公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到2007年，力争做到所有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结果多予以公告。因此，必须尽快研究有关审计公告的法律问题，使审计公告法制化。
（一）审计公告的法律体系构建
构建一个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全面实现审计公告的基础和法律保障。审计公告的法律法规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审计法》对审计公告应作出原则性规定。《审计法》是审计规范的根法，是审计工作的基本法。审计公告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理应在审计法中用专门条款，明确审计公告的主体、内容及总体要求。二是建立和完善审计公告准则。按照审计法的要求，对审计公告的指导思想、总体原则、程序、具体内容、责任及救济等进一步细化。三是制定审计公告操作指南。在公告准则确定的条款下，对审计公告的具体操作办法进行规定，以便于实际操作。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系，组成审计公告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明确审计公告的法律内容
对审计公告立法是审计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参照国际现有成功经验，审计公告的法律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审计公告的内容及范围。审计公告的内容主要是审计发现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及其处理情况、严重损失浪费问题及其处理情况等审计事项，同时对模范遵守国家财经法规的单位和个人、经济效益好的单位、社会公众关注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审计机关要求向社会公告的以及其他需要公告的审计事项进行审计公告。审计公告内容重点为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结果、专项资金审计结果、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审计结果等。公告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社会公众的公告。主要是指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审计项目和群众举报的重大违纪事项查处结果进行公告。对被审计单位公告。主要是对审计目的、内容、处理结果、审计举报及监督电话进行公告，不能只对被审计单位的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公告。对有关主管部门公告。主要是通报审计情况以及对整改工作的建议。
法律法规报告篇8
注册会计师被称为经济警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保护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意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这此法律责任条款散见于《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和《刑法》等法律规定中。
1.注册会计师的行政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处以所得收入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的资格证书”。《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为股票的发行或上市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违反本法第三十九规定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所买卖的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的，责令改正，处以3万元以上20万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证书”《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2.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了明确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四个司法解释，即法函[1996]56号、法释[1997]10号、法释[1998]13号和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前三个司法解释文件是针对注册会计师验资赔偿责任而下达的，对如何确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金额进行了说明，这三个文件是针对所有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是对《证券法》中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承担规定的落实，但规定了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被告人的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后，法院方依法受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必然受到这个司法解释的约束。
3.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和二百零二条都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如构成犯罪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投，并处罚金；前款规定人员如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犯前款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一款人员如果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0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规定了追诉标准，即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如下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伍拾万元以上的；（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3）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时该案件追诉标准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机构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也规定了追诉标准，即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2）造成恶劣影响的。这些法律条款具体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到了什么程度将被追诉刑事责任。
二。目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
从注册会计师承担的三种法律责任的法律条款，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如下问题：
1.不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矛盾。
《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强调的工作程序与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公司法》、《刑法》以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中强调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结果与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联系。按《证券法》与《注册会计师法》规定要求，只要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即使其工作结果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注册会计师也不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其他法律则是按工作的实际结果与实际情况来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些法律的不同规定，而相关的司法解释又不一致，使实际司法判决不一。因此协调各法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较为重要的问题。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疑问。
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些法律都明确阐明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一纸通知，将由最高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执行范围压缩，而且还设置了前提条例。法院不仅不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还将皮球踢给证监会，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处罚决定方依据方可提起民事诉讼。这个规定不仅对证券市场的欺诈案件判决不利，也不利于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
3.注册会计师责任的认定问题。
《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仅就自身的“重大过失”和“故意”行为对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刑法》中也明确提出了注册会计师要为“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目前却无如何区分“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和“故意”等的专业判断标准。
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追诉规定仅有损失数额的绝对数：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伍拾万元以上的；重大失实的，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都应被追诉。这些规定没有损失的相对百分数，这就没有考虑到相同的损失数额在不同的经营规模的公司中所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不利于在刑事判决中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4.《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
《独立审计准则》是根据《注册会计法》的规定，由财政部批准实施的，应属于部门规章。《独立审计准则》应该是目前判断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有违规或过失的唯一技术标准。另外根据国外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经验，《独立审计准则》阐述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合理保证等概念，对于注册会计师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在实际中法官很少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判决依据，一方面是由于法官们不了解《独立审计准则》，另一方面是由于《独立审计准则》毕竟是部门规章委等级的，不能同《刑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相提并论。
5.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了对虚假财务报告的处罚，但是目前没有哪部法律规定了什么是虚假的财务报告。因为会计行业内外对虚假财务报告的认识是不同的。会计行业外的人士认为只要财务报告与事实及结果不符，就是虚假的财务报告。会计行业人员认为，只要按会计核算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得出的财务报告就不应认定为虚假财务报告。即使这个财务会计报告与事实、结果不符，因为企业中出现的许多舞弊，并不是会计人员及注册会计师所能发现的。因此注册会计师不能对所有的虚假财务报告负责，应明确注册会计师应负责的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标准。
三。相应的解决思路
为了更有效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保护注册会计师和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权益，同时也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长远发展，应采取如下措施：
1.完善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
（1）协调《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律规定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不同规定，尽量使之趋同。
（2）为使注册会计师合理承担刑事责任，应建议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在损失绝对数额的基础上增加相对比例数，损失的相对比例数应考虑企业的资产总额或营业收入等数据。
（3）另外根据国外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经验，将《独立审计准则》中所阐述的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合理保证等概念列入《注册会计师法》等更高等级的法律中。
（4）建立“普通过失”、“重大过失”、“故意”和什么是“虚假财务报告”等认定标准。
作为注册会计师的主管部门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尽量协调、反映，使我国目前的有关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完善，以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2.大行业宣传和行业处罚，树立严格执业的观念。
目前有关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诉讼中，有很大部分是和注册会计师本身法律意识淡薄，不严格按《独立审计准则》执业有关。因此，中注协应努力宣传按《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重要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意识，同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应严格检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作者：陈益龙 天津财经学院mBa研究生毕业
联系电话：0592-2067746，2066731
地址：厦门市鼓浪屿鼓新路58号
法律法规报告篇9
注册会计师被称为经济警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保护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意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这此法律责任条款散见于《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和《刑法》等法律规定中。
1.注册会计师的行政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处以所得收入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的资格证书”。《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为股票的发行或上市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违反本法第三十九规定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所买卖的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的，责令改正，处以3万元以上20万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证书”《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2.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了明确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四个司法解释，即法函[1996]56号、法释[1997]10号、法释[1998]13号和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前三个司法解释文件是针对注册会计师验资赔偿责任而下达的，对如何确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金额进行了说明，这三个文件是针对所有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是对《证券法》中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承担规定的落实，但规定了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被告人的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后，法院方依法受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必然受到这个司法解释的约束。
3.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和二百零二条都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如构成犯罪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投，并处罚金；前款规定人员如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犯前款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一款人员如果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0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规定了追诉标准，即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如下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伍拾万元以上的；（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3）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时该案件追诉标准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机构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也规定了追诉标准，即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2）造成恶劣影响的。这些法律条款具体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到了什么程度将被追诉刑事责任。
二。目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
从注册会计师承担的三种法律责任的法律条款，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如下问题：
1.不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矛盾。
《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强调的工作程序与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公司法》、《刑法》以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中强调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结果与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联系。按《证券法》与《注册会计师法》规定要求，只要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即使其工作结果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注册会计师也不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其他法律则是按工作的实际结果与实际情况来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些法律的不同规定，而相关的司法解释又不一致，使实际司法判决不一。因此协调各法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较为重要的问题。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疑问。
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些法律都明确阐明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一纸通知，将由最高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执行范围压缩，而且还设置了前提条例。法院不仅不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还将皮球踢给证监会，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处罚决定方依据方可提起民事诉讼。这个规定不仅对证券市场的欺诈案件判决不利，也不利于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
3.注册会计师责任的认定问题。
《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仅就自身的“重大过失”和“故意”行为对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刑法》中也明确提出了注册会计师要为“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目前却无如何区分“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和“故意”等的专业判断标准。
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追诉规定仅有损失数额的绝对数：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伍拾万元以上的；重大失实的，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都应被追诉。这些规定没有损失的相对百分数，这就没有考虑到相同的损失数额在不同的经营规模的公司中所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不利于在刑事判决中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4.《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
《独立审计准则》是根据《注册会计法》的规定，由财政部批准实施的，应属于部门规章。《独立审计准则》应该是目前判断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有违规或过失的唯一技术标准。另外根据国外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经验，《独立审计准则》阐述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合理保证等概念，对于注册会计师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在实际中法官很少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判决依据，一方面是由于法官们不了解《独立审计准则》，另一方面是由于《独立审计准则》毕竟是部门规章委等级的，不能同《刑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相提并论。
5.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了对虚假财务报告的处罚，但是目前没有哪部法律规定了什么是虚假的财务报告。因为会计行业内外对虚假财务报告的认识是不同的。会计行业外的人士认为只要财务报告与事实及结果不符，就是虚假的财务报告。会计行业人员认为，只要按会计核算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得出的财务报告就不应认定为虚假财务报告。即使这个财务会计报告与事实、结果不符，因为企业中出现的许多舞弊，并不是会计人员及注册会计师所能发现的。因此注册会计师不能对所有的虚假财务报告负责，应明确注册会计师应负责的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标准。
三。相应的解决思路
为了更有效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保护注册会计师和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权益，同时也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长远发展，应采取如下措施：
1.完善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
（1）协调《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律规定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不同规定，尽量使之趋同。
（2）为使注册会计师合理承担刑事责任，应建议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在损失绝对数额的基础上增加相对比例数，损失的相对比例数应考虑企业的资产总额或营业收入等数据。
（3）另外根据国外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经验，将《独立审计准则》中所阐述的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合理保证等概念列入《注册会计师法》等更高等级的法律中。
（4）建立“普通过失”、“重大过失”、“故意”和什么是“虚假财务报告”等认定标准。
作为注册会计师的主管部门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尽量协调、反映，使我国目前的有关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完善，以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2.大行业宣传和行业处罚，树立严格执业的观念。
目前有关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诉讼中，有很大部分是和注册会计师本身法律意识淡薄，不严格按《独立审计准则》执业有关。因此，中注协应努力宣传按《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重要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意识，同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应严格检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作者：陈益龙 天津财经学院mBa研究生毕业
联系电话：0592-2067746，206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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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报告篇10
1995年1月1日wto争端解决机制成立至今，大致有近400的wto案件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这些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效力是否对后续案件具有“先例”约束力一直是一个学术疑难。本文结合法学理论，从实然和应然两方面，评析wto案例解决机制中反复适用的解释的先例效力，并尝试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
案例法；wto案例报告；DSB；先例
“案例法”（Caselaw），是源于英美法系的长久法律实践传统和习惯――法官的判例对后嗣的裁判过程具有约束力，没有明确可信的理由不允许法律适用中违背或。“事实案例法”实质上是一个自身矛盾的概念。在wto报告并不具有先例效力，但其解释却被反复引用形成有约束力的裁判，形成了事实存在的“先例”效力。例如，在wto第一案“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精炼汽油和常规汽油标准案中，专家组报告共计40次引用和体现了15个Gatt案件的争端解决报告，其中对“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的案报告的引用达到11次。[[[]纪文华姜丽勇：《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与中国的实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wto报告的事实效力和法律效力产生了分歧。本文尝试对这个做出解答。
1wto“案例法”的存在源于现实需求
对案例法进行法律解释，源自于法律表达的特殊性质。在法典编纂中兴起的概念法学的理念中，立法者具有高度的理性，且具有充分的表达能力用适当的表达手段表现出这种理性。维特根斯坦名言：“语言为思维限定了界限。”但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是无法使法律完美无缺、逻辑自足，并且准确无误。这种情形下，法律解释就显得必不可少。法律的适用过程并不是完全的形式逻辑推理，法官并不是一台“自动售货机”，投入法条和事实，输出法律判决。wto争端解决同样存在法律解释问题。总言之，wto报告中解释源自于以下需求：
一是实现wto法的确定性。如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专家组把“baseon（基于）”解释为“与……一致（conformto）”。上诉机构则认为“baseon基于”的通常意义与“与……一致”不同――后者范围较之前者更为狭窄；同时，二者用于不同条文、同一条文的不同款项。基于此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解释不符合SpS协定第3条的宗旨。在该报告中，上诉机构确定了“baseon”的语境义，解决了实务中常需要判断的问题。该解释被嗣后案例反复引用，具有很强的效力。
二是保持wto法的逻辑完备性。如在美国的汽油标准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审查一项措施是否符合Gatt1994第20条要进行两个层级的分析：1.审查该案例是否属于该条名列的例外项目中；2.如结论是肯定的，则再依据引言进一步分析。在美国的海龟海虾案中，专家组虽然注意到，过去的专家组虽然都首先审查是否符合第20条条列明的例外；但由于该条引言包含的条件对所有的例外都适用，因此先审查引言同样是必要的。对此，上诉机构指出，他们在美国汽油标准按中国表明的对第20条的上述分析步骤和顺序，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对第20条的基本结构、逻辑的反映，并明确表示不同意专家组认为的“颠倒二者的顺序同样适用”的观点。以上可清楚看到，上诉机构的解释完善了wto体制，同时还维持了先行案例的效力，使其具有了事实约束力。
国际法中的规则一般很难协商一致，所以常常采取不明确的表意方式以留补空缺，以便条约具体适用时更灵活多变。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代表的是一个地域内一个民族的全体利益，国家原则要求国际契约实现意思自治，这就要求DSB的权威裁判者在解读国际法渊源时，维持法的一致性、权威性、公正性。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案例报告是否具有正式法律渊源效力，这是与现实需求分离的两个不同的命题。
2wto“案例法”的实然效力
正式的法律渊源，需要几大要件，一是需立法部门在符合宪法授予的权限、程序下创设或认可。具体的形式可以是议会的制定法，也可以是是法官通过裁判形成有拘束力的“先例”。二是在国际法中，如果作为一项国际习惯或一般法律原则，则具有正式渊源效力。通过分析wto报告中的解释的效力，我们发现其并不具备上述两大要件：
一是wto报告的“先例”效力无法律依据。现行的wto法律框架并没有赋予wto报告的“先例”地位。《wto协定》第16.1条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该协定和多边协定享有解释专有权。该条可认定其享有立法解释权，但并未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解释法源效力作出认定，当然也没有明确排除其效力。Gatt23条赋予了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各成员间因DSU适用框架协议引起的争端解决的强制管辖权，从而也确立了其司法适用的解释权的基础。但同时也没有对其解释的渊源效力作出认定。相对而言，现行的wto体制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解释权能作出了规定。《规范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3.2款规定，争端解决机制的职责是“维持成员方在涵盖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且依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阐明（Clarify）这些协议的现有规定”。即争端解决机制的权能是“阐明（Clarify）”协议的规定，这与“解释（interpretation）”的意思相似，我们可以这是认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解释权能基础。但从上述wto的规定看来，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可以对wto框架内的协议进行解释，但只限于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中进行解释，并不当然对后嗣案件具有约束力。
二是wto报告非国际习惯或一般法律原则，不具有国际法渊源效力。美国汽油案和日本酒精饮料案确立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国际公法解释惯例”地位，其中31条第3款（b）规定：“在条约适用方面，关以其解释确立了个缔约方一致的嗣后实践（Subsequentpractice）。”然而wto报告中的解释是否具有“嗣后实践”效力，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是嗣后实践的“一致性”的认定问题。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在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削弱了其意志的一致性。其次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国际惯例地位是由先行案例确立，其效力问题仍未定论；另外这里也陷入了循环解释的怪圈：案例的“先例”效力未定，惯例的确立效力需以前者的确立为前提。最后日本饮料案上诉报告中指出的“嗣后实践应为一系列行为”的论述具有一定合理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了用司法判例确定某项法律原则存在及涵义解释的辅助资料、证据。国际公法领域是明确排除法院“先例”效力的，但并未当然排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报告“先例”效力。在国际行政、立法、司法体制尚未完全成熟确立前提下，国际法院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组织法律关系不明，简单认定为隶属管理关系、业务内的领导监督关系都是不妥当的。因此二者的司法运作体系还不具有法律关联性。不过至少能明确一点：在国际司法裁判中的“先例”效力无论是在国际法院还是国际仲裁，都不能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律渊源。即wto报告中解释不能依据国际反复践行的国际惯例和一般法律原则确定其“先例”的法律效力。
3wto“案例法”的应然效力
前面的论述中，wto报告的实然形态我们可以给予定性：具有事实效力但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澳大利亚大学学者adriant.L.Chua提出：“专家组的实践表明，虽然先前通过的专家组报告的法律推理通常被后来的专家组所遵循，但他们并不像普通法意义的先例原则那样具有严格的约束力……Gatt专家组的解释对后续争端不是约束性的，但他们事实上具有重大的先例价值。”
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现行wto体制和宗旨，以及是否应当赋予事实案例作为软法的合法的法律地位？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其正式法律渊源的认可和评价。从法律证成的角度，法的渊源是指依据特定法律共同体一般所承认的规则，能够被用来作为解释结果或特定的法律决定的大前提即法律规范的证成基础的每一个理由。简言之，法律渊源是法律适用中法律推理的基础性理由，不仅包括成文法，习惯，判例，法理，甚至法律解释和特定的有效文件。依据peczenik的观点，法律证成的基础理由包括实质性理由如道德准则，以及法律权威理由如成文法。权威理由给予了法律的可预测性、稳定性、一致性，尽可能消除法律适用者做决定时道德武断性。但如果法律推理只遵循权威理由，那么它只是权力持有者的奴仆了，也就不配称为法律推理或论证。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实质理由同样是符合人们的预期。因而，对于wto案例报告中的司法解释，应当作为具有权威性的理由还是仅仅具有正当效力符合法的预期的实质性理由，这个问题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尚未明确认可的前提下，具有很强的争议性。
（1）从学者的诸多论述，我们可以归结出wto“案例法”三点的应然形态：
从事实案例法存在和发展出发，认为“这样的报告”（特别是新的上诉机构的那些报告）将经常被以后的专家组依赖，并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先例体系。
（2）从考虑其对后续案件的影响角度，pierrepescatore认为应“同时以一种近的和远的视角来显现――限于当事方之间的法律约束效力及其所散发的对法律将来成长的先例的影响”。
（3）对于先前报告的实际使用，有学者认为“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有强烈的说服力并可以被看作一种非约束性先例（nonbindingprecedent），其作用相当于许多国家（如法兰西）的当代民法法理学和美国统一层级的法院判决所发挥的作用。”作为一种实际情况，当事方希望专家组引用先前的报告的，专家组将以采纳其推理的方式对他们予以考虑，从而事实上遵循先例。除非专家组有好的并阐述清晰透彻的理由，使得其认为他们应当相反地做。持有这种观点的如著名的国际贸易律师Davidpalemeter和瑞士neuchatel大学教授petroC.mavroidis；
基于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已反复践行的、为各缔约方一致认可或通过的案例，允许其签订协议，或授权其在wto定职能部门中编纂案例。在经过法定程序认可后，最终确定wto案例法的正式渊源效力。
4结论
对于英美法传统的国家，判例的“先例”效力并不是当然的一开始就具备了。判例法的产生毋宁说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作用下凝结的法律传统，是一种约定俗成并反复践行的习惯。如果Gatt缔约方一开始就得到认可，或在后嗣实践中渐受认可且反复适用，则其就对成员的事实约束力自然得以上升为约束各方成员的规则。基于此，案例便具有了“法”的效力。当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由于权能的缺失，其所作的解释并不具有当然约束力。而考虑到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立法、司法、行政一体化体系，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报告如果具有当然效力，那么势必对国家产生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故此，现行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构报告，仅能作为一种事实有效但法律上不具有约束性力的“法”，仅能充当裁判中“实质性”的推理依据而非“权威性”的法律条文。总而言之，wto的事实判例的适用效力，是与法理、学者的权威学说等“辅非正式法律渊源”基本持平的。也即说，当且仅当wto体制中，有立法权限的机构通过法定程序对争端解决机制产生报告的效力予以认可，事实案例法才真正上升为具有“先例”效力的正式法律渊源。
【参考文献】
[1]纪文华.姜丽勇：《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与中国的实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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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东平：《wto司法解释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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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东平：《wto司法解释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