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法律法规篇1
近年来,我国土地违法现象面广量大,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违规设立各类开发区,随意圈地、征地、批地。一些地方过去名目繁多的开发区至今仍有大量土地闲置,新一轮兴办各类开发区、园区的圈地现象又有上升之势。2、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任意出台土地优惠政策。有的地方以农业开发为名,进行非农业建设。获得土地使用权后,改变用途搞其他开发。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中,甚至实行零地价、负地价,导致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3、规避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一些地方以各种形式规避这一制度,暗箱操作现象屡见不鲜。4、划拨土地和集体土地非法入市。对划拨土地使用权非法入市即非法转让、出租、抵押的“土地隐形市场”,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而且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二、我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的建议
(一)加强对土地法学的研究近年来,很多高校都增设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这对于培养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和实现化、专业化土地资源管理是十分有利的,在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要加强土地法学、这个土地资源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的研究。对土地法本身的研究应该在土地法科学性评价、土地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土地法基本功能发生作用的条件和环境、土地执法体系、土地法律成本等方面开展。对土地法不同角度的研究主要可归结为:从人类的发展角度研究、从土地法的立法技术角度研究、从土地法的法律效用角度研究。
(二)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借鉴发达国家在土地管理上的经验,应建议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用地的土地供应最低比例写入《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我国也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例如,在国办发[2006]37号文件中规定了“城市新开工住房建设中,套型在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面积必须达到70%以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不得低于70%”。但目前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仅限于国务院文件、部门规定等层面,约束力不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因此,应将保障公民居住权上升到法律层面,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的最低比例写入《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对于不执行该项规定的,均应视为违法行为加以严处,从而遏制土地投机,有效地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将土地可持续利用、节约集约利用的思想作为重点内容写入《土地管理法》。我国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通篇较少提到土地可持续利用和节约集约利用问题。当前,在资源瓶颈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已经是“好”在“快”前、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已经成为国土资源管理当前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的情况下,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节约集约利用的思想也应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土地管理法》的首要位置。在土地管理法中,应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制定过程和规划成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立法者对于个人权利的偏见一直是土地规划历史上的主要特点,新出台的《土地法》应放弃这种偏见,以较多的笔墨对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进行了规定,在规划制定、实施过程中始终贯彻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的原则,这也是国外发达国家土地方面法律的通行做法。因此,在我国《土地管理法》中,也应当增加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与土地利用规划和有关土地的数据,在符合保密规定的情况下,都应该公开、透明,广大公众可以随时通过一定的程序查阅,同时应增加公告和听证程序的有关内容,提高公众参与度,加大监督力度,防止腐败,促进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政策更好地执行。
(三)执法机构设置专业、负责的执法机构是解决土地执法难问题的组织保证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目前,我国基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都下设了执法监察大队,但是因为权力不够、经费落实难导致执法监察大队往往流于形式,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因为监察队伍的性质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法人,在查办土地违法案件时,依法行政与部门经济利益的矛盾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因而我们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中下设专门执法监察部门,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并在组织上、思想上、制度上、专业素质上和装备上加强对这一队伍的建设,完备充实土地执法必要的办案工具和办案经费,提高土地执法监察人员在执法监察工作中的积极性。要在法律上明确土地执法监察部门的具体权力,要赋予土地执法监察人员行政强制权。什么情况下可以自行解决违法行为、处罚违法主体,什么情况下需要求救公安和法院,都应该在法律上找到具体的依据。
(四)完善土地动态巡查执法监察制度我国的土地违法大都还是“民不举,官不究”,无形中导致了很多违反案件的出现,出现后又无法及时制止,最终酿成破坏土地的后果。在1999年11月18日由国土资源部了《国土资源部关于在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中实行动态巡查责任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了我国在土地执法中采取动态巡查的工作方式,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于及时发现土地违法行为、及时的加以纠正和制止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这仅仅是个通知,动态巡查还有待于上升为正规的、法律中明确规定的执法监察制度,以严格贯彻“预防为主、预防和查处相结合”的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方针,建立起省、市、县(区)、乡(镇)四级动态巡查体系,划分巡查区域,明确巡查责任,建立起层层负责的斯基动态巡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加大动态巡查的覆盖面,提高动态巡查的质量,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将国土资源违法消灭在萌芽状态。近期,国土资源部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向几个试点省会城市派驻了土地督察人员,对于加强动态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公司；法制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065—05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对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未作明确规定。2007年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试点工作，但这一做法与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冲突，必须考虑如何从法律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进行规范和规制，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合法有序开展。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
规定及其理论可行性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以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的方式承包的农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入股，而对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地的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未作规定。农业部2005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界定是：“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2007年《物权法》延续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地的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未作新的规定。2007年6月，重庆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试点。重庆市工商局2007年出台的《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入股设立公司和独资、合资等企业的试点工作。”随后，重庆市工商局又出台了《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工商登记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改革作了细化。但后来该项改革被中央叫停了。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农民以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综上，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对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地的经营权，仅允许其入股形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不允许其入股形成公司。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需求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保值增值性日益凸显，使得以其为载体的土地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明显的权利资本的属性，从而具有入股公司的可能性。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依此，出资入股公司的财产必须符合特定性、可评估性、可转让性的要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这三个要件，其入股公司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定性。《公司法》要求出资入股公司的财产必须是明确的、特定的，或者具有特定的范围，通常不允许以其他种类的价值物替代。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承包人可以通过行使这一权利实现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并取得收益，该权利是承包人的特定财产。（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评估性。《公司法》规定用来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不仅要有财产价值，而且能够用货币量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土地使用为客体的权利，其价值由三部分构成：农户的生存保障价值、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土地的投入、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①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具有重要价值。对土地价值的评估可依据其类型、位置、自然条件、基础配套设施等进行，作价的形式可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协商估价，也可以是聘请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转让性。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都明确规定，转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之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承包的农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处分，承包地可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如同其他非货币资产入股一样，一旦成为公司资产，承包人不再对其承包的土地享有实际支配权，其承包地由公司统一管理支配。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现实困境
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作价问题。我国《公司法》规定用来入股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可以用货币估价，因此，如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进行评估就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土地流转一直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更多地考虑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而忽视了其财产性，导致农村土地的资本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被评估作价，其就无法成为注册资本而入股公司。现实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评估作价的一大难题是定价标准问题。我国《公司法》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这一规定较为笼统，并未明确非货币财产的具体估价标准。实践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希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价格对自己有利（较高），公司则希望其评估价格较低，双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作价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公司难以成立。
2.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公司后的转让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后，其利用和处置不仅要受《公司法》调整，还应受《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而《公司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存在明显差别。（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转让不受任何限制，股东可以依法转让自己的股份；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方必须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公司法》规定股权在股东内部可以自由转让，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仅限于向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实践中公司股东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有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户，也有以货币、实物等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这些法人或自然人能否成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主体值得考虑。（3）《公司法》规定股份转让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有优先权。实践中，作为公司股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时应优先转让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还是该公司的现有股东，是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②
3.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后的公司破产问题。农业经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比较大，预期收益很不稳定。③市场经济是风险和利益的集合体，农业资本进入市场必然要遭受市场风险，倘若公司资不抵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民股东就可能丧失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依然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保护伞”，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即意味着农民要对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承担风险。包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的公司能否进行破产申请以及公司破产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的去向问题，公司破产后“失业+失地”农民的妥善安置问题等，亟待立法进行规制。
4.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期限与公司存续期限的冲突问题。公司具有财产独立的属性，以其所有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一旦将个人财产投入公司，便失去了对该财产的直接控制权。同时，公司具有追逐利润的天性，一旦农地的投资价值上升，公司必然希望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股份呈稳定增加态势，由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必然影响到公司的稳定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期限届满后国家会根据农村人口数量和土地政策的变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进行相应调整。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稳定会造成公司股东的投资期限不稳定，影响以技术和资金入股的股东的投资信心。此外，在出资入股的土地承包期限的剩余期限长短不一的情况下，如何平衡不同股东的利益也是个问题。仅仅因为某个人或某部分人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而解散公司，对其他股东尤其是其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农民股东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5.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人数与公司股东人数的冲突问题。我国《公司法》明确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由2—50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然而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实践中很容易突破该法律规定的50人的上限，由超过50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来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从而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人数与法律上规定的公司股东人数相冲突的问题。
6.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作为公司资产进行清算的问题。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在面临解散、破产时都必须成立清算组进行公司资产清算。当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的公司面临解散、破产时，作为公司资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当作为公司资产用以偿还公司债务。然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没有任意处分的权利。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可见，作为公司资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与国家对集体土地的保护存在法律上的冲突。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制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下探索出来的道路，如前所述，这一实践路径在法律方面遭遇重重障碍。但是，国家不能为此而禁止这方面的探索。立法机关必须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对农业企业的出资、股东人数、土地用途、企业治理、退股（股份转让）、破产、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农业企业保险及其用工制度等特殊问题进行详细规定，为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④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原则。我国土地入股发端于广东，广东省南海市是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验区。早期的南海模式主要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形式，将土地以及其他村集体财产作价出资入股，由行政村或者村民小组将土地统一规划后进行管理和经营，村民凭借土地作价后的股权分享土地增值收益。⑤江苏省苏州市也积极探索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其股权设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一般不作价，入股土地由合作社整合后实行对外发包或租赁，所得收入按入股土地份额进行分配。另一种是成立以农民土地入股为主，资金、技术等参股的股份合作社，合作社经营收益按股份进行分配。⑥重庆市既有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探索，也有土地入股公司的探索。从以上试点地区的情况来看，土地入股主要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推行。从全国来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在地理、经济和社会条件上差异较大。在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经营收益在农民所有收益中所占比重较低，农民的土地情结相对淡薄。但在广大中部欠发达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土地依然是农民生活的主要保障。因此，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试点时必须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各地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选择农地流转形式，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2.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农村土地流转是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民经济利益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户在承包期内拥有对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的处分权，依此，应当尊重农民对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是否流转以及如何流转的决定权，政府部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干预或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和选择某种流转形式。另外，入股是一种投资行为、将承受市场风险，一旦公司破产，农民股东可能连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在入股前，政府部门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向农民讲清楚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潜在风险，由农民自主决定是否将土地入股。
3.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的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此，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承包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发展收益较高的工业或商业，不能作为企业或合作单位的厂房或其他设施。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用地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由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将农用地改作他用。土地入股只是经营，不能取代或变相取代政府对农村土地的管理。有农地承包经营权参股的企业应当遵守上述规定，其经营范围必须是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项目，其在经营过程中不能为了追求利润而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具体制度
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设立的相关制度。应当对《公司法》中有关以下问题的规定予以变通：（1）资产作价出资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要作为资本进入市场，必须有相应的估价标准和评估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土地的估价标准应体现其自然属性（土地的肥沃程度、分布情况、地上附着物的价值等）和社会属性（土地的周边运输条件、可能的入股期限等）。出资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由公司全体股东评估作价，也可由专业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全体股东评估作价很难实现，一是在股东较多的情形下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二是资产评估的专业性很强，股东作为非专业人员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地评估，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价值得不到体现。唯有专业、权威的评估机构，其出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结果，农民等其他投资主体才不会有异议。因此，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公司的，建议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如此既能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也能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目前，可由区（县）政府对本区域范围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准价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准价格和最低保护价格进行规定，供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时参照。（2）股东人数问题。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是2—50名，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较多的实际情况，建议立法规定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可以突破50名。另外，可以通过对股东身份条件作灵活变通的办法来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人数与公司股东人数的法律冲突问题。一方面，允许多个村民在自愿的情况下，书面委托同一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入股的村民代为行使“股东共益权”，其与受委托人对外表现为一个股东，其权利包括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的所有股东权利。另一方面，根据股东意愿，实行信托持股，一个受托人可以接受多个入股人的委托，公司登记时只需要将受托人登记为股东。（3）公司经营范围问题。如果允许农地入股的公司从事非农生产，就意味着大量耕地将被变相地用于非农生产，这势必减少我国耕地总量，从而对我国粮食安全非常不利。基于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形成的公司的经营范围作如下规定：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形成的公司必须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同时可以兼营一些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广告经营等业务，也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果蔬采摘等经营活动。⑦
2.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存续期间的相关制度。（1）关于公司经营期限和农民股东退股。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公司存续期间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的现象，则只要公司经济效益好，新的土地承包者就会愿意将原土地继续作价入股公司，这样公司仅需与新的土地承包者签订新的股权合同。反之，如果公司经营不佳，则入股农民会考虑是否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此时涉及退股问题。土地属于不动产、价值较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股东退股不仅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也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特别是在土地由公司集中经营后，农民想要中途退股而收回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这在操作上是行不通的。⑧因此，原则上应不允许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退股，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即使允许此类股东退出公司经营，公司也只退回其与入股土地价值相当的货币而并非原入股土地。（2）关于公司组织机构。为了保障入股农民的切身利益，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聘任业务水平高、认真负责的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股东会应定期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监事会依法进行监督。包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的公司中，农民股东属于弱势群体，其应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中也要有一定比例如2/3的成员代表农民股东的利益，农民股东还应有权利参与公司章程制定以及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等重大事项决断，及时掌握和监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运用情况及公司的整个运营情况。（3）关于股份转让。公司成立后股东想要转让自己作为股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般情况下要符合受让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向外（向农民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流转。此种股份转让时公司的土地经营权不受影响，只是受让人获得了转让人的股权，转让人不再从公司取得收益，也不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收益和风险都转由受让人承受。因此，对于土地股权转让，法律不应作过多限制。《公司法》可以借鉴重庆市《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工商登记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股份转让作以下规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股东在全额置换其出资之前，不得向农民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其股权。有特殊原因确需向农民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以货币、实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出资形式置换转让人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司应同步申请办理股东、出资形式等事项的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应遵循自愿原则，允许入股农民根据公司利润分配、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及时作出自己的选择。
3.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破产、清算制度。（1）承包地清偿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就成了公司资产，公司有权将其列入公司破产资本的范围，国家不能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赋予其免受市场风险的豁免权。在公司破产时，按照法定清偿顺序，公司应优先支付职工工资及其劳动保险费用；之后对于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民股东的清偿，公司有权选择返还其入股的承包地或该承包地入股时的评估价格的等量货币；按上述方式清偿后农民股东未能全部收回其股份价值的，应赋予其按评估价赎回其承包地的权利；农民股东无力回赎其承包地的，清算组可以依法予以拍卖或变卖。⑨（2）农民股东的土地赎回制度。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然而城市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农民对农村土地不能完全放手，土地依然是农民生活保障的最后底线。因此，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有着这样的潜在要求：一旦公司破产，农民不会失去承包地这一基本生活保障。在我国目前农民在整体上市场判断能力不强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提倡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进行资本增值，另一方面要设法保障农民在公司破产后能够重新获得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这一思路，立法应赋予农民股东“土地赎回权”，即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允许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合理数额的资金向公司购买已成为公司股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既能维护农民的利益，又有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至于资金数额的合理性，要考虑该土地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投资成本、市场发展潜力等因素。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盾构隧道；地表沉降；影响因素；规律分析
1引言
随着地上交通的日益拥挤，地下交通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城市隧道施工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影响地上建（构）筑物安全的问题。盾构法施工地下隧道是一种控制地层变形效果比较好的施工方法。但盾构法施工引起的地层变形如不加控制也会引起严重的安全问题。在盾构推进过程中引起地层变形的因素及其变形机理是重要研究的内容[1-5]。
本文通过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软件midas/GtS对所建模型进行分析，借助数值分析软件对影响地表变形的土层的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分别研究了土的弹性模量、内摩擦角、黏聚力对地表沉降的影响规律。
作者简介：李候乐，男（1990-），硕士研究生，北京建筑大学，研究方向：岩土与地下工程。
2盾构隧道施工的有限元模拟
2.1盾构隧道施工有限元模型
模型的尺寸直接影响着数值模拟的精确程度，根据文献可知，隧道开挖引起的应力扰动基本不会影响到距离隧道边界3-5倍远的应力应变状态[6-7]。另外根据部分盾构隧道的数据统计，将模型尺寸定为120m×100m×80m，开挖直径11.6m。盾构机长8m。模型侧面边界设置为水平支撑，模型下边界设置为竖向支撑，模型上部为自由面，无超载作用。衬砌管片为钢筋混凝土弹性模型，厚度为500mm，采用平面板单元来模拟。岩土按D-p模型计算，衬砌管片按弹性模型计算[8]。
2.2盾构隧道施工过程的数值模拟
在模拟盾构隧道施工的工程中，将实际盾构机的连续掘进假设为分步掘进，分步掘进的距离为一环衬砌管片的宽度。为实现盾构的掘进，采用激活、钝化单元的方法，在掘进的同时在掌子面上施加掘进支护力。具体掘进步骤如下：
第1步，开始激活全部土体单元，激活自重荷载，激活边界条件。根据初始条件模拟初始应力场，位移清零。第2-4步，依次钝化第一至三环处开挖土单元，依次激活第一至三环处掌子面的支护力荷载，依次激活第一至三环处的盾构机单元。第5步，钝化第四环处开挖土单元，激活第四环处掌子面的支护力荷载，激活第四环处的盾构机单元，钝化第一环处盾构机单元，激活第一环处的衬砌管片单元。第6步，钝化第五环处开挖土单元，激活第五环处掌子面的支护力荷载，激活第五环处的盾构机单元，钝化第二环处盾构机单元，激活第二环处的衬砌管片单元，激活第一环衬砌壁后注浆单元。
在以下推进过程，每推进一环的距离，就相应的钝化一环土体，支护力荷载与盾构机单元相应推进一环，并依次激活衬砌管片单元和壁后注浆单元，直至盾构机推进至所要求位置。
3.土层性状对地表沉降的影响规律分析
盾构推进过程中影响地表沉降的影响因素一般包括地质因素和施工因素。地质因素主要是隧道所穿越土层的性状，包括弹性模量，黏聚力，内摩擦角，施工因素主要有掘进面支护力等因素。本文根据选定的在盾构推进过程中影响地表沉降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分析。在进行单一因素分析时，其余参数保持不变，以排除其他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3.1.不同弹性模量对地表沉降的影响规律分析
盾构开挖时，土层不同的弹性模量值会对地层变形产生影响。盾构开挖时，地表横线沉降曲线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曲线，符合peck沉降槽理论。在隧道轴线处沉降值最大，越靠近隧道轴线沉降幅度越大，不同的土层弹性模量所产生沉降槽宽度基本一致。随着弹性模量的逐渐增大，地表沉降值逐渐减小，但不呈现线性关系，随着土层模量的增大，地表沉降的减小程度在不断减小。当土层的弹性模量在10～5mpa之间变化时，每减小1mpa就导致8.14mm的沉降。当土层的弹性模量在15～10mpa之间变化时，每减小1mpa会导致2.7mm的沉降。当土层的弹性模量在15～25mpa之间变化时，每减小1mpa会导致2.16mm的沉降。当土层弹性模量在25～150mpa之间时，每减小1mpa会导致小于1mm的沉降，此时弹性模量对地表沉降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3.2不同弹性模量对地表沉降的影响规律分析
随着土的内摩擦角的逐渐增大，地表沉降值逐渐减小，但不呈现线性关系，地表沉降的减小程度也在不断减小。盾构开挖时，土层不同的内摩擦角值会对地层变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计算可知：不同的土层内摩擦角所产生横向地层沉降槽宽度基本一致。当土层的内摩擦角在8°～6°之间变化时，每减小1°会导致1.25mm的沉降。当土层的内摩擦角在10°～8°之间变化时，每减小1°会导致0.8mm的沉降。当土层的内摩擦角在12°～10°之间变化时，每减小1°会导致0.6mm的沉降。当土层内摩擦角在18°～12°之间时，每减小1°会导致0.5mm的沉降。当土层内摩擦角在大于18°时弹性模量对地表沉降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3.3不同黏聚力对地层变形的影响研究
保持土体其他材料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选取土层黏聚力为2Kpa、5Kpa、8Kpa、12Kpa、18Kpa、24Kpa、36Kpa、50Kpa、80Kpa、100Kpa等10种工况，分别进行模拟，对其隧道横向地表沉降和地表最大沉降进行分析。
当盾构开挖时，土层的黏聚力对地层变形有一定的影响。随着黏聚力的增大，地表最大沉降会随之减小。当黏聚力在2Kpa到12Kpa时，沉降随着黏聚力的增大，最大沉降减小，减小幅值不大，为0.1mm/2Kpa。在12Kpa到24Kpa变化时，随着黏聚力的增大，最大沉降减小，减小幅度比较明显，达到了0.5mm/2Kpa。当地层的黏聚力24Kpa到36Kpa时，随着黏聚力的增大，最大沉降减小，减小幅度放缓，为0.3mm/2Kpa。当地层的黏聚力36Kpa到50Kpa时，随着黏聚力的增大，最大沉降减小，减小幅度进一步放缓，为0.2mm/2Kpa。当地层的黏聚力超过50Kpa时，随着黏聚力的增大，最大沉降保持基本不变，此时黏聚力对地层变形不再有明显的影响。
4结论
（1）随着弹性模量的逐渐增大，地表沉降值逐渐减小，但不呈现线性关系，随着土层模量的增大，地表沉降的减小程度在不断减小。在土层的弹性模量5mpa到25mpa之间变化时对地表沉降影响最大。
（2）随着土的内摩擦角的逐渐增大，地表沉降值逐渐减小，但不呈现线性关系，地表沉降的减小程度也在不断减小。在土层的内摩擦角6°到18°之间变化时对地表沉降影响最大。
（3）当盾构开挖时，土层的黏聚力在12Kpa到24Kpa变化时，对地表沉降影响较大。
（4）在土层材料参数影响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地层变化影响较大的是土的弹性模量，其次是内摩擦角，影响最小的是黏聚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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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法律法规篇4
论文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不足优化建议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制现状
当前我国主要是以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制定的一系列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律法规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法律依据。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l0条第2款对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此外,2005年由农业部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流转合同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流转方式等具体内容和法律效力起了补充说明作用,细化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部分的规定。我国2007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及其禁止性规定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权利变动方式进行了规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的相关内容不无明显不同。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顶层制度设计上为规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政策导向,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定的大方向。
从以上不同层级的法律、部门规章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可以看出,调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从简到繁,从原则性规范到具体性规范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基本原则、方式、程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争议纠纷解决途径等方面均做了相应规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规范在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不足
(一)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在适用上存在冲突《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是当前我国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法律法规。由于颁布时间不同、政策背景不同,造成了这些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适用上的冲突。比如,关于如何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以物权的手段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予不完全的物权保护。而《农业法》第13条则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债权保护。又如:对于土地流转的是否受限的规定,同时存在自由流转和限制流转两种不同的法律条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可以得出结论,“经发包方同意”受发包方的限制,而“报发包方备案”则相对不加限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此外,第34条同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都作出了自由流转性质的规定。
(二)土地流转方式规定不明确我国《农村土法承包法》中法律明文列举的法定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法流转。但是,“其他方法”究竟还有哪些,法律并未对详细阐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加以确定的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方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入股的流转方式。但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如抵押、继承等流转方式,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方式的不确定势必会制约土地流转的效率。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公示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与流转采用了类似于意思主义的变动模式。该法第22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了公示(登记)生效要件主义。该法第3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互换、转让方式流转,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可以得出其变动模式采用了公示对抗要件主义,其实质也是意思主义原则。这些规定表现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效要件不统一,易引发司法纠纷和法律冲突。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地位不明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始发包方是土地所有权主体,一般由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其权力,国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实际使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发包权利,而承包方仅限于集体组织内部农户(‘四荒地’)除外。”然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域,长期以来农民集体组织作用遭到了排斥和弱化。乡(镇)政府村委会实际上控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其法律原因在于,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在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以及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时都较为概括。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适用方面,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大量适用上的冲突,立法机构应当对对现有法律加以整合统一,建立不同层级立体的、全方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体系。应当以《宪法》和《物权法》总括性的条文为基础,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作具体规定,再辅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法规为实施细则。首先,应当修订土地流转法律法规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且相互冲突的内容,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与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相符合。其次,应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义务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的方式、程序、性质、管理办法以及权利救济做出明确、系统的规定,进而制定符合国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在我国目前法律和政策已经许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背景下,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专门立法已经不存在障碍。尤其在当前城镇化改革初期,为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全国性的大趋势,在土地流转纠纷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下,制定一部以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特别法,可以有效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使城镇化进程得到全面的法律保障。
(二)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我国主要以《物权法》和《土地承包法》中有关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加以确认。主要方式包括了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等,对于实际中普遍存在的如抵押等流转方式并未加以明确,此外对“其他方法”缺乏具体解释。法律的缺失造成了不同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混乱,大量的流转方式缺少法律依据。如土地流转实践中经常运用的土地信托、土地抵押、赠与等方式。所以,关于“其他方式”的具体规定必须在《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加以明确。可以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方式之一的附条件的抵押作为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的途径。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 土地 违法行为 责任追究
前
言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不可避免地被大量占用。内乡县的土地利用大部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等有关土地法规进行，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产生了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各类土地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本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对内乡县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及责任追究试作探析。
一、土地违法行为的构成及种类
（一）土地违法行为的概念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违法行为是指单位和个人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即不履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义务或滥用权利与职权，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
土地违法行为符合违法行为的一般特征。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
1、土地违法行为必须是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仅有占用土地的想法而没有占用土地的具体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土地违法行为。
2、土地违法行为必须侵犯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土地关系和土地管理秩序，对造成了某种危害。
如果某种行为并没有侵犯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土地关系或土地管理秩序，也就没有构成土地违法行为。
3、土地违法行为必须是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即有主观方面的过错。土地违法行为的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过错一般是故意。
4、土地违法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具有法定责任能力的人和其他组织。主体是自然人的必须要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能够享受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利，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主体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也必须有以自己的名义取得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的能力。
土地违法行为主体资格的认定，对于依法处理土地违法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构成土地违法行为的这4个要件缺一不可。
（二）土地违法行为的种类
土地违法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多种分类。本人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土地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内乡县的土地违法现状，对常见的土地违法行为分类如下：
1、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土地权利完全或部分，永久或在一定期限内转移给他人，从而获利的行为。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认定：
⑴土地权利发生转移。土地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以及他项权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就国有土地所有权而言，其产权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实际上是不可能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他项权利。就集体土地而言，集体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不允许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以买卖或者其他形式转让。土地权利发生转移的实质是改变了原有土地权利的法律关系，使土地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发生变更。如我县大量存在的买卖集体土地所有权，乡镇、村、组不经县国土部门批准，擅自买卖土地，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我县许多的原国有划拨土地不经县政府批准，私自转让。
⑵土地权利发生转移是非法的。
⑶非法转移土地权利从而获取非法所得。土地违法当事人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
此类土地违法行为，在我县大量存在，具体表现形式，除了买卖土地以外，还有以转让地上建筑物，附着物为名非法转让土地；以物易地；以联营、联建等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以入股的方式非法转让土地；以买卖房屋、商品房、写字楼为名买卖土地；非法出租土地或以出租房屋为名非法出租土地；非法抵押土地的行为等等。
无论是直接买卖土地，还是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实质均一样，即非法转移土地权利从而获利。
2、破坏耕地的行为
根据《土地管理法》，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新开荒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耕种3年以上的滩地，宽度小于1米的沟、渠、路、田埂也属于耕地的范畴。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我县破坏耕地的行为主要有：
⑴占用耕地建窑、建坟的。
⑵未经批准，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开矿、取土等使土地种植条件遭到破坏的。
⑶因开发土地而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
⑷占用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开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
破坏耕地的行为的实质就是耕地质量遭到破坏。耕地质量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原有耕地出现种植条件恶化，土质退化，水土流失等现象，且不易恢复。
我县破坏耕地的案件主要有占地建窑、建坟、开矿、建房等，2002年以来共发生此类案件130余件。
3、非法占地的行为
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未经合法有效批准而占用土地的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因国家建设或其他原因需要使用土地，必须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呈报有权审批的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农用地的，要经过农用地转用审批；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要经过土地征用审批等。只有经法定程序审批才能取得合法的土地权益。
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县非法占地的行为有：
⑴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土地的。主要指需要申请审批方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没有报经批准取得法定手续而擅自占用土地的行为。
⑵采用各种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非法占用土地的。
⑶超过批准的数量，多占土地的。
⑷非法批准、使用土地的当事人拒不归还的。
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区内进行开垦的。
4、非法批地的行为
非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行为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行使批准权的行为。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县的非法批地的行为有：
⑴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如乡镇政府批准单位或个人征用集体土地。
⑵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
⑶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
⑷违反法定程序批准占用、征用土地的。
5、侵占、挪用征地费及其他有关费用的行为
侵占征地费，是单位或个人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民个人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据为己有的行为；挪用征地费是单位或个人将被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挪作他用谋取利益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占用了大量耕地，国家、省、市按照规定对征地进行了补偿，县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也按规定发放到各乡镇，有些乡镇由于财力紧张，隐瞒、扣发征地补偿费，给群众造成了极大损失，引起了大量上访，损害了群众利益。
6、拒不交还土地的行为
包括两种情况：
⑴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
⑵临时使用土地期满，当事人拒不交还土地的。
7、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行为
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缴纳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
8、不按批准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行为
单位和个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必须依法注明其用途。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变了审批时申报的用途，如申报审批时，注明用途为住宅，实际使用时改为经营性的门店等。根据《土地管理法》第80条的规定，构成不按批准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行为。此类违法行为限于使用国有土地。我县此类违法行为大量存在，如原划拨国有土地改变用途用于经营，批准为用地的转为商服业用地等。
9、不办理土地变更登记行为。土地使用者以合法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或改变使用用途后，应当同时办理土地变更登记。不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是违法行为。
10、临时用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行为
法律规定，临时用地上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如果修建，即属违法行为。
11、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
指国土行政主管部门低于评估地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12、阻碍土地管理人员执行公务行为
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阻挠。如果阻挠或者不交出土地，即属违法行为。我县此类现象比较突出，在铁路、高速公路及其它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群众因补偿、规划等阻挠土地征用，了国家、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
13、土地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不作为行为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对土地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如果不予处罚，即属违法行为。
14、土地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行为
玩忽职守是指土地管理人员不认真对待本职工作，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是指土地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徇私舞弊是指土地管理人员为询私利或者亲友私情，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掩盖事实真相等非法批地，给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行为。土地管理人员是代表国家执法的人员，肩负着重任，职责重大，如果违法或者犯罪，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二、土地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由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由违法者依法承担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的追究，需要实施法律制裁即国家专门机关对违法者依法采取惩罚措施来实现。
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触犯的法律不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有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法律责任必须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上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既确属土地违法行为，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又明确规定要负法律责任的才负法律责任，否则不负法律责任。
追究土地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基于行政管理权的单方意思表示，不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不存在调解或协商。
1、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行政责任，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犯有一般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尚不构成刑事处分的单位和个人追究的法律责任。
行政责任的成立以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为前提，用于一般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尚不构成刑事处分的行为。
行政责任的追究主要是以惩戒违法行为为目的，由特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监察部门来追究，其他机关无权追究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行政责任。
土地违法行为行政制裁分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
（1）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根据新《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有没收、罚款、限期拆除、责令履行义务4类。
①没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违法财物予以没收。包括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没收违法所得，《土地管理法》第73条规定的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第8l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土地管理法》第73条规定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及第76条规定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②罚款。《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可以并处罚款”、“并处罚款”、“可以处以罚款”、“处以罚款”4种形式。
“可以并处罚款”的有：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是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几种情形；违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几种情形；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违反士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非法占地的几种情形。
“可以并处罚款”是在依法作出其他处罚后，选择使用的。既可以并处罚款，也可以不并处罚款。
“并处罚款”新《土地管理法》第81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并处罚款。“并处罚款”是在依法给予其他处罚后，同时还要给予罚款的处罚。不能以罚款代替其他处罚。
“可以处以罚款”，新《土地管理法》第75条规定，拒不履行士地复垦义务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以罚款。
“处以罚款”，新《土地管理法》第80条规定，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临时使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的，或者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处以罚款。
③限期拆除。限期拆除有一共同的特点，即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无论是非法转让土地，还是非法占用土地，只要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必须限期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对村民非法占地建住宅的一律退还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新建的房屋。
④责令履行义务。新《土地管理法》责令履行的具体义务有：a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B责令缴纳复垦费；C责令交还土地；D责令限期改正。
（2）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行政处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6种。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应予行政处分的土地违法行为有以下几种情形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③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或者超过批准的数量，非法占用土地的；③非法批地的行为。④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不构成犯罪的；⑤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徊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
《行政处罚法》规定应给予行政处分的有以下几种情形：
行政机关实施处罚无依据的；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专用票据的；自行收缴罚款的；截留、私分罚款的；行政机关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执法人员玩忽职守的。
2、土地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刑事责任是行为人实施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依照刑法受刑事处罚的一种法律后果。行为人实施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按照刑法构成了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刑事责任
①新《土地管理法》第73条规定，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可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根据该条和《刑法》第228条的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5％以上20％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5％以上20％以下罚金。
②新《土地管理法》第74条规定，违反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可构成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罪。根据第74条、第76条、第78条和《刑法》第342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③新《土地管理法》第76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耕地的，也可构成毁坏耕地罪。
④新《上地管理法》第78条规定，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占用、征用土地的，可构成非法批地罪。根据《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⑤根据《刑法》第410条规定，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可构成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⑥《土地管理法》第79条规定，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的，可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侵占罪和挪用公司、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罪。根据《刑法》第382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用作为公共财物的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的，构成贪污罪。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
⑦根据《土地管理法》第84条的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可构成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对上述犯罪，视其情况，分别量刑。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造成的损失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公民死亡或者多人重伤的特别严重的。因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58条、第62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下列违法行为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①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和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②土地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造成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直接人员责任。
④土地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行为不制止，致使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参 考 书 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2、《刑法》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4、《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第256号令
5、《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1999年9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法律若干的解释》 2000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19次会议通过
7、河南省监察厅、土地管理局《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 豫土文（2000）163号文件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6
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
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需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问题是，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实行分级限额一次性审批[1]；1999年后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为三次批准，第一次是农用地转用审批[2]，第二次为征地审批[3]，第三次为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4].虽然第一次审批和第二次审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办理”[5]，但也有分别审批的法定情形[6].在三次审批且批准权不一致的情况下[7]，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究竟是指哪次审批的人民政府？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连续2年未使用的，经国务院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占用基本农田都需经国务院批准“农转用”和经国务院批准“征地”这一思路，似乎“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是指批准农用地转用或者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但是，仔细分析三次审批的批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
“农转用”审批是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是土地用途“转类”的审批：“征地”审批是将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的审批，是土地所有权“转权”的审批。这两次审批的共同特点，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审批，不是对土地使用者的审批；二是这种“转类”审批和“转权”审批并不涉及土地使用权，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审批。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转类”和“转权”审批后，还需由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者进行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只有在即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后，土地使用者才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与土地使用者或者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审批，是第三次审批，即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上面的分析，由于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客体是土地使用者，标的物是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该是指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至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只能理解为是对“基本农田”一种特殊规定，但这一特殊规定对查处、收回闲置土地工作的开展，至少是不利的。
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分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两种执法主体。
1、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三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
2、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两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
3、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或者表述为“国家收回”的，有五种情形：即《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第2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
且不讨论“国家收回”究竟由人民政府还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的问题，细读上述法律法规条款，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不一致：
1、《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闲置”土地，但规定的执法主体并不一致。
2、《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4项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撤销、迁移”，但规定的执法主体也不一致。
此外，国土资源部1999年的第5号令《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闲置土地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与《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也不一致。
由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规定不一致，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工作造成了法律上的障碍，直接影响了这项工作。因此，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此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
三、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是“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笔者认为，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是适当的。但是，对于因土地使用者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即被作为行政处罚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则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相抵触。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的通知（［1997］国土［法］字第153号）中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是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一项重要的行政行为，主要采取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两种方式进行。《行政处罚法》颁布施行后，除行政处理决定仍旧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外，土地管理的各项行政处罚必须依照《行政处罚法》由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因此，行政处罚的“收回”，应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如果需要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成为一种专用法律文书，并适用行政处罚的“收回”，也应该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国家法律作出规定，而不是由国家部委的规章作出规定。
四、几点建议
1、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
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实行两级分离制度，即“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这是基于土地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作出的一项特别规定。基于这一特别规定，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不能分别考虑批准机关应该是谁，执法主体应该是谁，而应作统一考虑。笔者认为，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进行统一，并非难事，可以在下面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进行统一，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统一。
（1）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2）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市、县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防止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为同一人民政府，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为“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为“省级人民政府”。
2、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今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在有关条款中应明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在现阶段，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应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对于行政处罚的“收回”，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使用《行政处罚决定书》。
注释：
[1]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它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上一千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上二千亩以下，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2]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前述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3]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由国务院批准。征用前述规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4]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5][6]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制化；法律缺陷
从理论上而言，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二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根据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流转，只表现在国家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因而是单向性的流转。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其实质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这样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这种土地流转制度从根本上看只能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作为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手段。目前来讲，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在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又存在种种局限与不足，这突出表现在近年来围绕农村土地流转而产生的系列问题：比如流转农地补贴不尽合理，流转中存在着过多的行政干预等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尽管有体制方面的，有历史遗留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不健全不无干系。本文就试图从法律视角谈谈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力图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中国法律对农村地权设定的历史轨迹及其缺陷
2002年，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或流转发生纠纷的，可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协调解决，也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上观之，尽管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日渐规范的过程。但由于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长期发展中较少考虑法律因素，加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土地承包经营和流转的中央立法，也没有专门的地方规章，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与随意性，土地纠纷日渐增多，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即使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有规定，但诸多规定过于笼统，有关内容和程序不够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许多地方出现有法难依的现象。
二、解决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点建议
（一）通过法律规范“两种产权”平等是实现农村土地健康有序流转的必要前提
在中国，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产权的不平等关系长期存在。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分离后，使用权实际上是可以转让、抵押、出租的，而农村集体土地（尤其是非农建设用地)却不然，至今不能自主地流转，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是残缺的、模糊的。这种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最终在我国形成“两种产权、两个市场”的二元结构。与相同法律体制下的国有土地相比，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权利内容、交易主体和范围上存在着法律上的不平等。因而，通过法律手段，从立法上来实现两种产权的平等，明晰产权主体，进而建立国有和集体土地之间的合法而自由的流转机制，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定权利平等，这样有利于整个农地市场运作的有序化、良性化、法制化。
（二）法律要保障农民享有真正的所有权
中国现阶段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被法律界定为“集体”，这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究竟由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都很不明确，而现在此权利基本上由行政村组织来行使。由于它是一个党政不分、政社不分的行政附属组织，集体和作为集体分子的农民之间，均无双向选择的自由，土地的所有权当然不可能由村民代表来行使，而只能由作为地域性经济组织的村长来行使，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村长有事实上的土地处置权，却并不负担半点风险。而且农村土地寻租埋下祸根。笔者所在村子就发生过类似现象：村长擅自将村集体土地承包给个人，将承包收益据为己有，至今村民与村长之间还在理论。因此，应修改《土地管理法》及相应法律法规，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错位、缺位或虚位等问题，将其直接交由村民委员会行使，删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合作社等虚置概念。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村民委员会和使用权主体——承包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所以必须从立法上保证农民享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从而使其享有拥有土地的收益权。
（三）要依法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
中央政府要适时地修改、完善及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法制经济。把土地流转回归到市场，实行优胜劣汰，有利于提升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提高农村土地的产出率，提高广大农村村民的生活水准，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若果人为在政策、法规上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堵”和“压制”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比如要修改与《宪法》不协调的有关法律表述，如现行《土地管理法》63条可改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可依照法律规定发生转移”，从法律层面允许农村土地流转；同时也要加快相应实施条例出台，以便于实际操作管理。另外，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或法院有关机构尚未形成处理土地流转纠纷的规范化制度;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与仲裁根据。因此，必须进一步制定仲裁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的争端处理机制。并通过设立专门的土地法院，聘请专家判案，为解决土地流转纠纷提供法律援助。
三、结束语
土地是人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人类生活资料最基本的来源，在市场经济日益法制化的今天，其重要性日益凸现。如何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高效能化，关乎农村的稳定，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必须用战略的眼光看待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法律支持不足的问题，不断对法律本身加以扩容、深化，使其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整个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做到有法可依，规避不必要的损失。
参考文献：2、袁天泽.三峡库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思考[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1).
3、昌希灿,张海涛.浅析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必然性[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
4、许经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8
一、关于土地行政案件的适格诉讼主体问题
1.关于集体所有土地村民起诉的主体确定问题。
我们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不起诉，但是该组织的成员村民起诉，村民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以上的若干人。我们经常看到起诉状上很多签名（指印），如何确定主体资格﹖在我国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土地所有权人都是组织和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土地使用权，提起诉讼，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可以作为原告。那么应当受理与否，就要看有无足够的事实根据，具体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有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可以认为尚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对于主张土地所有权的案件，如何确认农民起诉的原告主体资格，有几种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个别的或者少数村民不能主张所有权，理由是：土地所有权是全村或者拥有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农民所有，而非农民个人所有，也不是部分人所有，所以农民个人和部分人不能主张土地所有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只要是多数人村民或者村民代表起诉，就有诉讼主体资格。理由是：多数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过讨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就可以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大事宜作出决定。而且新《土地管理法》在有些条款中多次提到三分之二多数，三分之二的村民会议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所以，少数或者个别村民不能起诉主张土地所有权，多数的可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起诉不受人数的限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都可以起诉，理由是：集体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且在我们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有些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每个成员的份额无法确定，因为集体所有不分份额，每块土地只要是集体共有，其共有人都有权益在里边。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认为，只要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一分子，他就可以主张权利。在这些观点中，很难作出选择、判断，可以说都有一定合理性。笔者认为，只要是多数村民起诉，其意思表示真实，代表多数村民的意思，其即可具有主张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原告主体资格。
2.土地行政确权案件的被告确定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行政确权案件的被告为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有三种情形：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同级政府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土地权属纠纷进行处理，以谁为被告﹖土地管理部门经调查，依照政府授权，作出土地行政确权决定，加盖人民政府印章，以谁为被告﹖地区行署（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土地办公室和县级以上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内设机构能否成为适格被告；对于前两种情形，主要有三种观点：有的人认为，政府授权属行政委托，应按照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委托的规定，以政府为被告；有的人认为，按照行政法职权法定和越权无效的原则，政府授权土地管理部门确定土地权属属无效行为，应以土地管理部门为被告，并以超越职权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土地行政确权决定。笔者认为，上述意见都有失偏颇。土地管理部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政府把自己的法定职权授权给土地管理部门，属行政授权，而不属行政委托。人民政府是土地行政确权的法定主体，如果把法定职权授权给职能部门，违反了行政法的职权法定原则，属无效授权。但如果只是把具体事项通过授权交由职能部门办理，由职能部分以政府名义作出土地行政确权决定，与法律、法规并不抵触，应视为有效授权。据此，第一种情形授权无效，应以土地管理部门为被告，法院可以以其超越职权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土地行政确权决定。第二种情形为有效授权，应以人民政府为适格被告。对于第三种情形，笔者认为，地区行署街道办事处作为省市、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作出特别授权。乡镇政府的土地管理办公室和县级以上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内设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对外行使职权。因此，只能以省市、区政府和乡政府、县政府以上土地管理部门为适格被告。
二、关于审理土地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土地行政案件，以土地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参照土地规章。鉴于目前土地立法滞后，有关土地的行政规章尚未出台，因此，实践中行政机关有的是依据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其他土地规范性文件）进行行政管理。这就在审理土地行政案件中给人民法院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界定“法”的范围并正确把握其效力，而难点又集中在能否参考其他土地规范性文件对土地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此，笔者持肯定意见。理由：第一，其他土地规范性文件是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一种，其作为土地行政依据的合法性有充分依据。首先，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法律依据及法律保障。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分别规定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有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同时对行政机关执行生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了相关规定，使之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其次，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确认了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上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权，其他规范性文件依法接受监督和制约。这些法律规定，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提供了实质性的保证。第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虽不是人民法院的审理依据，但却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若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排斥于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范畴之外，就使行政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失去意义。第三，从行政审判实践看，若单纯强调土地行政案件依据土地法律、法规和参照规章，将使大量的土地行政案件陷入无土地法律、法规、规章可循或适用法律、法规参照规章错误的两难境地。
人民法院审理土地行政案件，应当一方面肯定一般性规范性文件不是法院裁判的依据，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它是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具体手段和对法律、法规、规章的有效补充。因此，应将规范性文件作为法院审查的内容之一，在审查时，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对其主体、程序、内容进行审查。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主体是否合格，是否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授权，只有在授权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其主体才合格；其次制定、的程序须合法；其内容须不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如果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精神、原则，又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可行性大，社会效果又好的，应承认其效力。但应当注意的是，对依照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可以参照，除此之外的一般性规范性文件不是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制定裁判文书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要求，在制作的裁判文书上不能引用一般性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如果法院的裁判文书中非用不可时，可在事实或说理部分加以叙述。
三、关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审查依据
在土地“权属”争议行政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中，往往接触最多的是关于确认土地权属关系的法律依据，即要根据现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为根据。为此，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了［1989］国土［籍］字第73号《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以及省、市、自治区以此为依据，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意见，在审查权属争议行政案件时，应参照执行。
审查土地管理机关对土地权属关系的确认事实，必须以合法的权属证件、历史档案资料和调查勘测记载等客观事实为依据，如土地改革的土地证，1962年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公布后的“四固定”固定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以及以后的一些权属变化情况，综合分析认定。
土地证是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时颁发给农民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应该肯定其法律效力，但是，土地证不是土地确权的唯一依据。解放后我国土地权属有过几次变动，经过了合作社、土地随人入社，由土地私有改造成为农业合作集体所有制，以后又经过“人民公社”将农业合作化集体所有扩大到人民公社集体所有，1962年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对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进行了“四固定”，按属地原则对土地进行统一调整，归就近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因此，生产队现村民组所有土地并不等于农民土改时个人所有土地的相加，土地证经过“四固定”变更权属的土地所有权不一定具有证明作用。政策规定处理县内纠纷，一般应以“四固定”确定的权属为准，所以，“四固定”确权的法律效力应优先于土地证，凡是“四固定”时确权的，一般应予维持。但是，当时的“四固定”，主要是耕畜和林地，对当时未开发的荒地，一般未固定。因此，随着这部分荒地的开发可能发生争议，按原有关政策规定：“四固定”没有确定权属的，参照土改合作化时期的权属。所谓参照就是参考依照的意思，不能把“参照土改证确权”理解为“以土改证确权为准”。因此，在行政审判中，对“四固定”未确定的土地权属争议，简单地依据土地证确权是不符合政策的。应当注意的是，“四固定”确权，一般没有法定的书面形式，认定“四固定”是否确权，应通过考察田亩，造册、交粮纳税和经营管理等情况综合分析确定。
人民法院审查土地管理机关确认的土地权属是否正确，一般应以“四固定”确权的权属为准。应当明确，这里的一般应以“四固定”确定的权属为准，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是所有都必须如此。因为在1962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社教”等，各地对土地的权属作过不少变更。因此，对“四固定”确权以后发生的权属合法转移事实，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合法合理地处理。正如《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可见，国有土地的使用权，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同样可以发生转移，只是必须合法而已。笔者认为，所谓合法转移，就是要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通过一定的方式转移权属。如《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六十条”确定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下列原因发生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1）由于村、队、社、场合并或分割等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2）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地、集体兴办企事业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土地调整的；（3）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原因重新划定土地所有权界线的。又如人民法院以前对土地权属争议的判决、集体组织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法转让协议等都是法律事实，凡是基于以上法律事实所发生的，有利于双方生产、生活，有利于经济管理，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土地权属转移，应予以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
四、关于土地出让行为法律属性问题
（一）在土地出让关系中，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其授权国土管理部门以出让方的身份，平等、自愿、有偿地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生效后，出让方和受让方都必须全面、实际地履行合同，任何一方非法定免责事由违约造成损失的，另一方依法有权请求违约赔偿，属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土地出让转让社会关系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土地出让合同是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签订。从签订出让合同的全过程看，国土管理部门以出让方的身份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拍卖或招标方式，就某幅国有土地的出让条件进行商定，受让方是否接受，全凭自愿、出让方不能利用行政职权强迫命令受让方签订出让合同；出让方只能以平等民事主体资格出现，而不能以管理者与相对人的不平等身份出现。出让双方在是否签订出让合同上，不存在管理与服从的关系，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
2.在不违反有关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出让合同主体双方的意志表示一致。国土管理部门不得利用行政职权强迫对方承认某项约定，土地使用者也可拒绝签订这类强制性约定；土地管理部门如对法定条款之外的约定实施行政处罚，则属于滥用职权，如涉讼，则应依法予以撤销。
3.出让合同除国家意志优越于民事权利义务主体意志外，出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内容具有对等性，任何一方违约，都应进行赔偿。
需要强调的是，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中国家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出现，可以同公民、法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国家应当在出让合同的约定范围依法享有权利，同时也应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土地出让行政案件时，应严格区分上述法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对土地管理部门在出让合同所约定的范围内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如确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滥用职权的，应依法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有关当事人主张违约赔偿的，适用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解。
（二）在出让转让关系中，国家具有土地财产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土地管理者，国家授权国土管理部门依法对土地流转进行控制和管理。如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和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违反出让合同约定，未全额支付出让金或予转让的行为，出让方除可解除合同、请求违约赔偿外，还可依行政管理职权给予土地使用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样，在基于出让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又参与了行政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的具体行政行为，形成了行政争议性质与案件受理上的复杂局面。对此，笔者认为应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受理和审理。当前应侧重从以下方面加以认识、区分和处理。
1.对违反出让合同，出让方依行政职权作出处罚，受让方不服提起诉讼的，作行政案件受理；出让方处罚错误，造成损失的，受让方有权依法请求赔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未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显然，这是对违反出让合同中关于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条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处罚应属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对处罚不服提起诉讼的，应作为土地行政案件受理。如果出让方对法定条款之外的约定，受让方有违法行为，出让方凭借行政职权予以处罚，当事人不服起诉的，亦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但因出让方滥用职权，应依法予以撤销。如果出让方滥用职权进行处罚，造成对方损失的，应一并作了附带赔偿的裁判。
2.对违反出让合同约定，出让方未予处罚，任何一方以请求违约赔偿起诉的，应作民事案件处理。如受让方已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领取土地使用权证，而出让方未按约定交付土地，受让方请求违约赔偿向法院起诉的，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对出让方不按约交付土地的行为，有的主张属行政不作为行为，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一是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列的可诉不作为行为中，没有相应规定。二是不交付土地，属出让合同约定的内容之一，应属违约行为，属民事法律范畴的问题。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9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简称“两权”），事关农民衣食所依和家人所居，是农民最重要的两项财产权利。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5号），正式启动“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对“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进行了法律授权。国务院关于“两权”抵押试点的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法律”与“风险”，这决定了“两权”抵押试点必须于法有据，讲究条件，循序渐进，不可一哄而上。在现实条件下，“两权抵押”的实施面临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因而，研究“两权”抵押贷款中的法律约束，并进行相应的对策思考是必要的。
一、我国“两权”抵押贷款中面临的法律约束
（一）现有法律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一定的制约
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按一定的方式进行流转。例如，《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但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同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也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
但是，对于土地的流转对象、用途以及程序，在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20条规定，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土地，禁止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农村住房流转等有严格的限制
关于农户之间想要进行住房的流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农户之间私下进行的住房流转，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只有《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一款对农村居民住房的套数和面积进行了规定，而且较为模糊；第四款里则对农户出售住房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行为予以驳回。实际上，虽然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强调“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上述规定实际上就已经限制了宅基地的转让和流转；这种规定实际上演变成了“法无允许不可为”，人们的行为受到大大制约。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村流转房屋的行为很多，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出现纠纷，法院绝大多数的判决是认为合同无效，这就大大限制了农民之间宅基地的买卖行为。
进一步看，如果农民想要将房屋出售给城市居民，法律上的限制较多。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也都对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房屋的行为进行了限制。
（三）“两权”抵钾货款业务面临的法律约束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权利，一旦想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抵押获取资金，就必须对目前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目前，法律对“两权”抵押贷款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抵押的条件苛刻。从相关法律规定来看，《物权法》第133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分别规定，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的土地并且取得相应承包证书的，才能够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流转。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想要得到抵押，就必须依法登记并取得相应承包证书，另一方面，还要是通过公开方式获得的土地才有可能。
二是现行法律不允许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土地进行抵押。《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未对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进行抵押进行限制，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司法解释却对此进行了拒绝。例如，2005年9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15条则规定，“承包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偿还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
三是农村住房用于抵押受到诸多限制。例如，《物权法》182条规定，农村房屋和宅基地应当一同进行抵押才能够完成抵押行为。这与《民法通则》以及《物权法》中的其他条款有所冲突，其他条款规定，“农民对建造的房屋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农民应当有权以其房屋进行抵押。”但是，这种应当有效的抵押权在现实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过法律保障。
二、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法律思考
（一）要对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
应该总结农村“两权”抵押贷款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按政策精神对《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或者按照相应标准出台司法解释。通过法律的修订首先来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民的财产权利，为“两权”能够用于抵押贷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细则
从目前农村情况来看，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已经实现了家庭收入的“非农化”。因此，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外出打工等则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了农民外出打公、甚至是城镇化的主要制约。因此，应通过法律法规细则的制定，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贷款，盘活农民闲置资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化种植。
土地的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率土地征收制度公共利益
一、前言
土地征收作为一种基本的土地法律制度，普遍存在于各国的法律之中。综观各国法律，土地征收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国家或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而强制将私有土地收为国有并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所有权形式。鉴于征收制度自所有权制度产生时起就作为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一直存在，它与所有权制度一起发展，并在社会所有权的观念下觅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文论述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作为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而土地征收制度作为一种剥夺所有权的制度，必须具备“公共目的性”和“补偿性”的条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这正是应用法律经济学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分析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法律经济学视野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缺失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于分析财产制度是否符合经济规律以及怎样促进资源向更高的使用方式转移。征收制度作为财产法中一种十分特殊的制度，引起了法律经济学者极大的兴趣。在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通过法律促进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效益并以效益为目标(或称之为进行制度创新)。即所有的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社会效用的增加为目的。而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与“公共利益”的目的存在矛盾，导致“公共利益”的范围规定得不够明确，不能使土地资源在征收过程中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1）立法上的缺失。《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该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可以申请使用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也不排除申请使用国家征收的土地的可能。如果是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律中出现这种矛盾之处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区分开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以至于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笼统地被规定在一块。因此，在土地征收的立法中，我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2）实践中的困境。虽然立法者对征地目的有着更为严格的限制的意图，但是我国有关土地征收目的的规定依然不够具体、规范，实践中依然不能很好地防止土地征收的滥用。立法上，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经过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被征收人认为土地征收目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时的救济机制却没有任何规定。但由于我国行政机关现在的工作水平和透明度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此，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不利于约束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实施土地征收。
2、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我国补偿的项目较少，远不能覆盖被征地人所有的损失，这是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
（1）补偿标准偏低，而且以地平均年产值作为补偿标准极不科学。虽然1998年《土地管理法》已经大幅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但这样的补偿标准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土地的市场价格相比还是偏低。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在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个标准，以现金形式的补偿通常都在每亩1.5~3.5万元。实践中，不少地区征地时仅以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补偿额，被征地方获得的补偿是相当低的。
同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级差地租是由经营较优土地获得的、转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一部分超额利润，由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部分的差额构成。在市场经济和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优等地、中等地上的超额利润，最后会通过土地所有者与租地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转化为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级差地租。所以，土地所有权是使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的原因，而同级差地租的形成没有关系。不难看出，土地生产条件的差别是级差地租产生的物质条件。土地的有限性和以此为前提的土地经营的垄断，是级差地租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我国在土地征收的补偿上采用平均年产值的标准，从法律设置上忽视了土地征收过程中级差地租存在的这一经济现实。
（2）征收补偿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农民不能从土地增值中分享利益。政府往往以较低补偿费获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出让金转入市场，实践中，这部分的增值额是非常大的。这些增值额实际上是土地从农用地变为城市用地产生的级差地租。但是，国家对征地过程中的这部分增值额不予确认，也没有让失地的集体组织或农民从增值额中获利。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是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过程，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因此，应解决土地增值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3）补偿发放和补偿方式存在缺陷。首先是土地补偿费用收益主体不够明确。由于历史遗留的因素，土地在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权属界定并不非常清晰，不同所有权主体的土地经常交错在一块。众所周知，征收土地与征用土地是不同的，前者改变的是所有权，后者改变的是使用权。在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如果征收土地就涉及到对两个主体进行补偿的问题：一是对所有者即农民集体进行补偿；二是对土地所有权上依法设立了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人进行补偿；三是如果上面附着物另为他人所有的，还涉及到第三人补偿，如果土地使用权上设定了抵押权的，还应通知抵押权人，以保障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但是，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是怎么规定的呢？只通知和公告农民集体和农民，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竟规定，土地补偿只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那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费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土地法没有考虑到我国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已流转的法律现实。这给确定土地补偿费用收益主体带来了困难。
其次是土地补偿方式不够灵活，安置方法过于简单，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劳动力安置是主要实行货币化安置的方式。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的就业安置是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劳动力安置办法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很少使用，已失去意义。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一并计算补偿给集体纠纷组织，对农民安置问题不再考虑。而我国现在征地补偿的利用机制还不是很成熟。补偿费用有时就直接发到农民手上，出现农民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失地后很难再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缺乏长远的生活保障。
三、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缺失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者认为，征收制度的潜在无效率是可以被潜在效率抵消的。法律经济学者对此的解释是，政府征收所涉及的项目一般都是巨大的，牵涉到与许多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交易，这些复合交易的谈判成本是很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政府在规划确定以后放弃原来的购买计划而购买其他土地的成本巨大，私人所有者知道这点后会提出高昂的收购价格；二是因为每一位所有者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出售者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势必影响收购的进度。如果征收者承担了巨大成本，只能提高服务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消费者和征收者双方都不能获益。此外，鉴于征收成本巨大，征收者也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替收他们计划内的土地，结果这些土地就不能转到使用效率更高的征收者手中。因此，对于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应当做如下分析。
1、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土地征收制度的目的。
（1）在制定土地征收的法律制度过程中应如何理解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呢？法律经济学者运用有关公共产品的理论予以回答。根据该理论，对抗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所有和提供，具有非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则应该由公共所有，政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是更有效率的。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的高效率，因此，政府在供应公共产品时征收私人财产才是正当的，反之，政府为了供应私人产品而征收私人财产则是不正当的。供应公共产品也就要求政府的征收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要求。因此，我国应采取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概述加列举式的立法方式，除了保留现有“公共利益”的原则性规定外，还应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范围与世界各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我国可以将这条规定作为确定我国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基础，同时将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项目明确列入“公共利益”的范围之中。此外，我国还应加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各项事业的立法，建立我国完整的公益事业法立法体系，具体规定各项公共事业中的哪些建筑、设施可以适用土地征收。
（2）应该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土地征收严格限制在公益性建设用地内。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在申报征地过程中，由指定的机构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各级人大来审核较为可行，只有经审核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方可核准征地。
2、至于为什么要“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法律经济学者给予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它能预防政府过度使用征收权。如果不存在公平赔偿规定，政府很可能就会积极的征收更多的土地以降低自己的投入成本，而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来讲往往是浪费资源和低效的。征收补偿至少部分是为了强迫政府将征收的成本内部化，从而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佳点。显然，征收行为不仅具有管理成本，而且具有昂贵的机会成本：一旦财产被政府征收，它就不可能再被任何私人使用。如果政府不需要给予补偿，即不需要花钱就可征收财产，那么政府可能会受到“财政错觉”影响，也就是政府官员将误以为所征收的资源没有机会成本或机会成本很低，从而作出非理性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过度征收，进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为了避免发生财政错觉，宪法要求政府给予完全补偿或赔偿，迫使政府比较征收的机会成本和征收后的财产价值。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对土地承包关系定位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要完善土地征收的补偿制度。
（1）扩大征地补偿范围，提高征收补偿标准。征收条款与补偿条款在法治国家被视为“唇齿条款”，不可分离。土地征收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无法补偿因征地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带来的损失。我国在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补偿的内容，这是立法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征用、征收补偿立法和实施征用、征收补偿活动提供了宪法依据。立法中应通过对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种植种类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地上作物、农民房屋等补偿予以明确，对相邻土地的损害补偿也应予规定，不断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
（2）国家需要承认征地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并使农民从土地增值效益中分享利益。当然，土地征收造成的土地增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开发建设带来的，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征地后的土地增值也应该有一部分为政府获得。政府可以通过开征土地增值税获得此部分的份额。对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民进行妥善安置，是征地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安置工作应当实行由“以安排劳动力就业为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途径安置”的原则，拓宽安置渠道。可以考虑以土地补偿费为主，采用以下补偿方式：货币安置；地价款入股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留地安置；用地单位安置；农业安置；土地开发整理安置等等安置途径。但不管采取何种途径，应坚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的原则，使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还能保证其生存权和发展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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