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及构成要素篇1
[关键词]税收高增长；经济因素；估算
一、引 言
近几年来，我国税收高增长的原因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大实践性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在税收增长原因问题的定性分析上，先后经历了“三因素论”、“多因素论以及“特殊因素论”。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在实证分析方面，由于对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测算，不仅能说明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还能为税制和征管因素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提供有利条件，因此，对于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贡献作用的估算，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突破口。贾康、刘尚希在论述税制改革基本趋向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提供了对于经济因素贡献作用的实证结果。金人庆等在总结税务部门工作成就时，也曾对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进行了测算。郭庆旺采用了时间序列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相结合的面板数据模型，从增长弹性角度确认了gdp总量和结构变化在税收增长中的作用。刘新利则通过经济分量与税收分量对应性的实证研究，分析确认了经济结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重大影响。乔宝云和王道树在对税收收入浮动率与税收收入弹性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税制内在因素所决定的税收弹性进行了测算。原铁忠将产业结构变动与税负变动视为非经济因素，在分别测算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并将其从税收增长中剔除后，提供了一组经济因素影响作用的测算结果。
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较为充分的定性分析又能详细说明估算方法和步骤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仍然比较少见。为此，本文在界定经济因素内涵及其与税基对应性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我国税收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特征，确定了相应的分析步骤和方法，对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作用进行估算。
二、经济因素的界定
在经济因素内涵的界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经济因索应该包括gdp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还有学者根据税基与各类经济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将经济因素细化为8个经济分量指标。应该说，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于经济因素贡献作用的分析。但总的来看，仍然缺少较为系统的测算方案和测算结果，因而还不能全面把握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格局。由于gdp的规模和结构变化问题，是经济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主要方面，因而，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首先从分析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关系人手。
(一)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分析
一般说来，流转税以商品和服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与市场交易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gdp核算方法要求无论是否有市场交易行为发生。对核算范围内的所有项目都要按市场价格计算。因而，在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关系上，一方面，有些作为税基组成部分的经济量并不直接构成gdp的内容；另一方面，有些经济量是gdp的组成部分但却并不作为税基。
以gdp的组成部分是否可税为标准。可以将gdf划分为可税gdp与不可税gdp。可税gdp是指可以作为税收课税对象的gdp组成部分。不可税gdp主要指gdp核算中包括的未发生市场交易行为，却按市场交易价格计算的虚拟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1)居民自给性消费。常住居民自己生产并直接用于生活的产品消费，主要包括农村居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并用于消费的部分，属于收入法农业gdp核算中劳动者报酬中的实物报酬部分。(2)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房租。包括农村居民虚拟房租和城镇居民虚拟房租。这一部分实际上对应于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增加值核算中的居民自有住房折旧部分。(3)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存货投资”。由于存货产品不发生交易行为，尽管其中的原材料、燃料存货和各种储备物质在上一交易环节产生了销项税，同时也形成了当前所处生产环节的进项税，二者相互抵消后，可以认为没有提供税收。(4)公共部门固定资产虚拟折旧。
在可税gdp中，由一定时期具体税收制度决定的应予征税的gdp称为应税gdp。而在应税gdp当中，根据税收负担的不同，还有税收负担率较高的gdp和负担率较轻的gdp之分。因此，gdp结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应税gdp相对比重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应税gdp内部结构的变化。
不属于gdp组成部分的税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存量资产的使用和转移行为。存量资产主要是以前年度gdp的累积，与当年gdp的相关性较小。这方面的税种主要有房产税、契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类税种。二是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三是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就是对特定行为的课税。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考虑到进口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而下面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支出法gdp的组成公式，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即净出口计入gdp。因而，进口额的大幅增长未必会引起gdp的大幅增长。而当前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口径为：
税收收入=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未进行退、抵、免处理的国内税收(不含农业税收)
从上面的公式中可以看到，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的税收收入大致对应进口额以及gdp中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应税部分。据此，可以得到其经济税源的涵盖范围：
经济税源=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进口额
从税收收入所对应的经济税源的涵盖范围看，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只是经济税源中的一部分。gdp总量的增长及其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来影响税收收入。而作为另一组成部分的进口额，与gdp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包含关系。
(二)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
从现阶段我国税制体系中税基构成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应包括：进口，gdp规模，gdp中二、三产业的结构，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的变化，二、三产业中内部行业结构变动，以及经济效益水平变化等方面。但从数据可得性角度考虑，本文主要考虑前四个方面，而将其余几个方面在实证分析中予以补充说明。
三、估算方法
根据可获得的税收经济数据情况，本文确定了如下估算步骤：(1)首先分析进口对税收收入的影响；(2)将剔除掉进口环节税收后的税收收入分解为gdp规模，二、三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这三个方面；(3)利用二、三产业中的不可税gdp数据，分析得到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4)将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归总，得到主要经济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综合分析表，结合本文对经济因素涵盖范围的选择，对经济因素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归纳。
(一)进口影响作用的估算方法
由于进口不构成gdp的直接组成部分，因而进口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容易分解。将本年进口环节税收增长额在当年税收增长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用于衡量进口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作用。
(二)规模及其产业结构变动影响作用的估算方法
由于进口额并不直接作为gdp的组成部分，因而gdp规模和结构变动影响的主要是剔除进口税收后的国内税部分。为了对gdp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估算，首先需要将gdp规模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根据相关计算公式进行适当分解，得到相应的计算式。为此，构建如下税收收入决定模型：
该模型只考虑经济中存在二、三产业，在经济总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每个产业的税收贡献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和税收负担率。
其中，t(n)为第n年的税收收入；g(n)为第n年的gdp；p2(n)为第n年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p3(n)为第n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t2(n)为第n年第二产业的税收负担率；t3(n)为第n年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
根据上面的公式，进一步给出第n+1年税收收人的计算公式：
根据第n年和第n+1年的税收收入计算公式，税收增长额为：
将相应的表达式代入进来，得到
其中，δt为税收增长额。
从上面的表达式中可以看到，gdp的规模、结构以及税收负担率都会引起税收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税收增长。根据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前两个方面是本文分析的重要内容。为了分析得到这两方面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计算表达式，应对税收增长额的组成公式进行分解：
其中，δt1为gdp总量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t2为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税收增长；t3为其他因素导致二、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变化后引起的税收增长。
根据税收增长额的决定公式，从gdp规模和结构影响的角度看，税收增长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因素：第一，gdp规模的增长；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其他因素导致的税收负担率提高。下面对这三方面的计算公式进行具体分析。
1．gdp规模增长的影响。gdp规模增长的影响，是指在税收负担率不变的情况下，gdp规模扩大所引起的税收增长。这实际上是指税收收人与gdp同比例增长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2．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不考虑农业税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提高，则意味着gdp进入到工商税制课征范围的比例提高了。在税制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单位gdp的税收贡献率，并在客观上起到加快税收增长的作用。其计算公式为：
3．其他因素导致的税收负担率的提高。最后一个方面是其他因素导致税收负担率提高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累进的税率结构、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加强征管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其计算公式为：
(三)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
在二、三产业增加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发生变化，也会对税收增长产生影响。应税gdp相对扩大的规模乘以上一年度的税收负担率，就可以得到其影响税收收入的数额。据此，可以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对税收的影响=当年gdp×(上一年度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一当年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上一年度单位gdp的税收负担率。
四、实证分析
根据基本分析步骤和估算方法，对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按照如下顺序予以估算。
(一)进口环节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在不考虑进口环节税收增收中征管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进口环节税收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相对容易衡量。对此，本文将在综合分析部分直接对进口环节税收的增收作用予以实证分析。
(二)应税gdp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计算公式，为了计算gdp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首先应得到它们的税收负担率。
利用前面得到的估算方法，将gdp规模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税收负担率提高这三方面因素的税收贡献计算并列示于表2中。
(三)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及其影响的估算
根据前面的分析，二、三产业中的不可税gdp主要包括居民居住虚拟消费、存货投资以及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折旧这三个部分。这些项目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会提高当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并对税收增长产生影响。本文根据已经得到的计算方法，结合相关数据资料，对这一因素的影响计算如下：
(四)对主要经济因素影响作用的综合分析
为了对各类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将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予以综合，以概括和总结它们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见表4、表5。
通过对表4、表5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海关两税对税收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波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9—2000年；另一个阶段是2002～2005年。在这两个阶段中，海关两税对税收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一年发生在1999年，贡献率达到了37.48％。1997-2005年期间，海关两税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为15.62％。
第二，gdp规模增长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大致保持在41.7％-70.56％之间。1997-2005年期间总的影响约为55.57％。其贡献率较低的年份为1999、2000和2001。事实上，这也正是税收增长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几年。
第三，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在1997年达到了最高值10.19％。随后的几年中影响作用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3％以上。但在2004年，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生了逆转，成为了减收的因素。这应当是2004年中央惠农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当年农业生产所致。1997～2005年期间，其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约为4.01％。
第四，不可税gdp比重下降，在1997、1998、1999、2000、2005这五年中，对税收的快速增长产生了较大的作用。但在2001年却起到了减收的作用。在2002—2004这随后的三年中，又成为了减收的因素。1997－2004年期间，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比重变动，其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约为2.76％。总的来看，二、三产业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对税收增长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到，除了个别年份以外，本文所考虑的四个主要经济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介于72.3％和90.6％之间。1997－2005年，四类主要经济因素的总贡献约为78％。但在管理因素被公认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1998年，四类主要经济因素的贡献约为84％，管理因素与政策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仅为16％，似乎与实际情况有不小的出入。这一结果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府部门当年强调的1000亿增收量，是在没有包括国有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计算得到的。如果包括国有企业所得税，1998年税务部门税收收入增收额将下降为867.5亿元。二是由于本文在对经济因素的界定中，并未包括经济因素的所有方面，故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未被虑及的经济性因素实际发生减收作用，从而对管理因素的增收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
五、结 语
本文在澄清了gdp与税收对应性关系的基础上，首先对经济因素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可获得的数据情况，设计出相应的估算方法，并根据相关数据资料计算得到了一些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结果。尽管从估算方法的角度看，本文还存在着诸如没有考虑利润率指标波动的影响，以及对进口因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等问题。但根据本文对四类因素估算的结果，仍然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1．在1997—2005年中，gdp规模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应该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正在逐步增强。
2．产业结构变动因素以及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在我国的税收增长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是我国经济转型期不可忽视的因素。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2
关键词：区域税收增长；因素分解分析；LmDi分解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7-07
一、引言
2012年起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开始呈现下行态势，这种下行态势被学者称为税收增长的“理性回归”，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税收已经不存在快速增长的空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推动我国税收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1]。既有文献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税收增长的因素展开研究：一是经济产出因素。李铁（2009）分析认为二、三产业升级带动经济总量结构的变化，推动税收大幅度增加[2]，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接近45%[3]。二是税收征管因素。高培勇（2006）分析得出税务机关征管空间巨大导致了税收的高速增长[4]。因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巨大的征管空间为中央征税权的集中促使各级税务部门通过提高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程度，进而提高征管效率并以此带动税收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5]。但随着金税工程的全面推进和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征管空间不断缩小，导致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税收带动作用在降低[6]。三是产业结构因素。现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带动税收增长作用比较有限[7]，甚至作用并未显现[8]。四是税收政策因素。贾莎（2012）研究发现，二、三产业税收政策调整导致其产业税负率不断上升，助推了税收的高速增长，并且这种带动作用在增强[9]；刘金东、冯经纶（2014）研究认为行业税负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因[10]。五是税制结构因素。吕冰洋、郭庆旺（2011）认为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其带动作用在部分消失[6]。六是其它因素。如财政分权推动政府间纵向竞争加剧，导致税收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税收的高速增长。
从既有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影响我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税收征管因素效应提升的空间在缩小；财政分权随着市场体制的深化，空间也被不断压缩，继而使得分权推动下的税收增长空间也相对比较有限；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因此，税收带动作用会部分消减。至于经济产出、产业结构、税收政策以及税制结构四个宏观因素，既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某一种或两种因素出发分析其对税收的影响作用，而且研究方法多以定性和回归分析为主，前者并不能给出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后者由于误差项的存在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的问题。另外，上述四种因素之间都是以产业为依托，相互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分开研究这些因素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忽视了这些因素间的内在联系，结论及政策建议必然存在偏差。为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前沿的分解方法综合分解出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及其效应值，以弥补既有文献研究的不足。
二、税收增长变动的分解模型及分解技术
假定某区域税收额等于该区域各产业不同行业税收额加总之和，用公式表示：ta=∑ijtaij，对该式进行分解得到影响区域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其中，a表示区域，i表示产业，j表示行业，ta表示a区域税收总额，tai表示a区域第i产业的税收额，taij表示a区域第i产业的第j行业税收额，Ya和Yai分别表示a区域经济总增加值和第i产业的增加值。此外，定义Ya为a区域经济总增加值，表征区域经济增长因素，记为tag；Yai/Ya为a区域第i产业的增加值占a区域总增加值的比重，表征区域产业结构因素，记为tai（i-s）；tai/Yai为a区域第i产业的税收收入额占a区域该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表征区域产业税负因素，记为tai（t-b）；taij/tai为a区域第i产业的第j行业税收收入额占a区域该产业税收总额的比重，表征区域产业税收结构因素，记为taij（t-s）。上述四大因素单独作用引起的税收收入额的变动，分别称为经济产出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产业税负效应和税收结构效应。因此，式（1）变为：
为了测算各区域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效应，本文将基于ang（2005）提出的LmDi分解方法[11]对我国区域税收增长的因素效应值进行分解。LmDi分解法又称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该方法运用统计指数原理来考察各影响因素对总目标的作用方向及作用程度，主要用于可加和变量的分解，并且是这类变量分解方法中最优的方法。LmDi分解法通过对各种可能影响总目标的因素进行完全分解，得出各因素对总目标变化的贡献值，并且再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解，可以追溯到导致总目标变化趋势的原因，进而找出间接影响总目标变动的深层次因素。
LmDi分解方法包括乘法分解模式和加法分解模式，但两种分解模式结论最终一致，因此，这里采用加法分解模式。
三、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处理
将分东、中、西三个区域，使用2005～2012年的数据分解出影响我国区域税收增长变动的因素效应值。在产业层次上，主要选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研究目标。在进行税收因素分解时，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要求，将第二产业划分为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为了各地区分解结果的可比性，本文以国家2005年总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分别对各地区所有指标变量进行折算，最终统一折算成2005年的不变价格。以上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税收分解结果分析
以2005年为基期，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我国2006～2012年东、中、西部税收增长量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得出了经济产出、产业结构、产业税负和税收结构四个宏观因素税收增长的逐年效应和累积效应。以下从宏观和产业（中观）两个角度对分解结果进行分析：
1.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宏观影响因素效应分析。表1、表2和表3分别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变动的宏观因素影响效应。就累积效应来说，2006～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都是经济产出因素，其次是产业税负因素，而税收结构因素与产业结构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区域间出现了分化。税收分解结果显示，7年间，东部地区税收额累计增加了32157.5亿元，其中经济增长贡献了25836.3亿元，累计贡献率为80.3%；产业税负贡献了14509.1亿元，累计贡献率为45.1%；产业结构贡献了369.1亿元，累计贡献率为1.1%；税收结构累计不但没有带动税收额增加，反而导致税收减少了8556.9亿元，负效应累计贡献率26.6%。中、西部地区税收额累计增加值分别达到15661.7亿元和14144.2亿元，其中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7930.3亿元、8261.3亿元，累计贡献率分别为50.6%、58.4%；产业税负分别贡献了4980.1亿元、4639.7亿元，累计贡献率分别为31.8%、32.8%；税收结构分别贡献了2925.6亿元、1404.3亿元，累计贡献率分别为18.7%、9.9%；产业结构带动效应累计为负值，分别为-174.3亿元、-261.1亿元，负效应累计贡献率都为1.1%。从累积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税收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来自于产业税收结构，而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则是产业结构。
从逐年效应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影响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效应值及贡献率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特点。就经济产出因素来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都成为了本地区年度税收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根据经济产出效应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6～2009年，该时期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产出效应值波动幅度都相对平缓，但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在东、西部却呈现出剧烈波动，特别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在经济最活跃的2007年和经济最萧条的2009年，经济产出带动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37.7%和379.1%，而其他两年的贡献率平均仅为50%。第二阶段为2010～2012年，这一阶段相对于2009年各地区经济产出效应值都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效应值总体上都趋于下降，不过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上都在提高。就产业结构因素来看，对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影响能力非常有限，贡献率都比较低，其中，产业结构因素在东部地区的税收效应都为正效应，并且在2010年后正效应值和贡献率都在不断扩大，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负效应年份居多，不过2010年后负效应在逐年缩小，而且在2012年都转变为了正效应。就产业税负因素的逐年效应来看，该因素成为了东、中、西部地区年度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第二重要来源。具体来说，东部地区产业税负效应值和贡献率在2009年之前波动较大，2007年带动当年税收增长了5121.5亿元，贡献率达到340.8%，成为当年税收增长的第一决定因素，然而到了2009年，带动税收出现负增长，成为了制约税收增长的因素。这也表明东部地区产业税负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带动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但2010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税负效应值迅速提高并趋于稳定，贡献率也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税负效应在研究期间都为正效应，并且效应值呈现缓慢扩大趋势。最后，税收结构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带动效应产生了显著差异。在东部地区，税收结构效应值波动幅度巨大，2007年税收带动效应值为-7267.5亿元，贡献率为-483.6%，而到了2008年，税收带动效应值却为3963.2亿元，贡献率达到53.4%。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产业税收结构效应值波动幅度相对较为平缓，而且大部分年份都是正效应，但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税收结构都产生了负效应，这意味着产业税收结构的不合理性正在由局部向全国扩展。从逐年效应分析可以看出，经济产出因素和产业税负因素在2010年之后带动税收增长的效应值和贡献率基本变动趋势都在向好，产业结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带动税收增长的能力有限，但变动趋势在向好，唯独产业税收结构因素带动税收增长的变动呈现恶化趋势，需预防产业税收结构带来的税收增长风险。
2.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深层次影响因素效应分析。
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分解结果表明，经济产出、产业结构、产业税负和产业税收结构四个宏观因素在各地区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效应差异性较大，造成这些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税收增长的分解模型，接下来将从中观产业角度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产业税负和产业税收结构造成税收增长呈现出地区性差异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表4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一直为负，并且2010年后负效应呈现出逐年扩大趋势，七年累计负效应值达到2449.38亿元；而第三产业则一直是正效应，并且正效应都大于第二产业的负效应，累计正效应值达到2818.43亿元。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大部分年份都为正效应，累计效应也为正，累计值分别为469.34亿元和754.23亿元，并且这两个地区的效应变动趋势基本接近，但就效应值来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正效应一直低于西部地区，负效应却都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负效应年份居多，但2010年后负效应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并最终都转变为正效应，不过最终累积效应值仍然为负值，分别为-643.66亿元和-915.29亿元。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部第二产业结构变动成为抑制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带动税收增长的主要阻力，而中、西部第三产业结构变动则成为了阻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带动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5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负变动的税收增长情况。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内部税负变动除2008年导致税收减少了369.55亿元外，其他年份都是税收增长，七年累计带动税收增长了4720.52亿元；第三产业的税负效应也仅仅在2009年产生负效应导致税收减少了590.66亿元，其他年份都是正效应，而且效应值基本都高于第二产业，累积效应值达到9788.61亿元。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税负效应总体上都呈现出逐年上升向好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税负效应略有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税负变动在2010年之前基本都是负效应，而西部地区则是正负效应波动出现，之后虽然都产生了正效应，但累计效应值都为负值，分别为-441.22亿元和-66亿元。第三产业税负变动在中、西部都产生了较大的正效应，并且效应值在逐年提高，累积效应值分别达到了5421.31亿元和4705.70亿元。由分析可以发现，东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税负变动都有力地带动了本地区税收的快速增长，但第三产业的贡献度更大；中、西部产业税负的税收带动效应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抑制效应更大些。
表6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总体来说，各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还是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税收结构变动的税收带动效应值在2008年之前都是负值，不过这种负效应在不断减小；2009年之后，转变为正效应，七年累积效应总体为正，效应值达到了5868.99亿元。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值虽然比较大，但波动幅度巨大。2007年效应值为-6646.05亿元，2008年效应值就变为了4061.68亿元，2009年效应值再次变为-4688.46亿元，2011年后负效应有扩大趋势，累积效应值为-14425.94亿元；中部地区在2007年之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都为正效应，但2007年之后第二、三产业效应发生了分化，第二产业税收结构正效应持续，并且总体成扩大趋势，累积效应值达到了5100.91亿元，第三产业则由正效应转变为了负效应，并且负效应在不断扩大，累积效应值为-2175.34亿元；西部地区，2008年前第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在正、负效应间相互转换，具有一定波动性，2009年起第二、第三产业效应相对趋于稳定，但也出现了效应分化，其中第二产业税收结构持续产生正效应，累积效应值达到了3164.48亿元，第三产业则更多产生负效应，累计效应值为-1660.51亿元。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东、中、西部地区抑制产业税收结构带动税收增长的主要根源均来自各地区第三产业，这也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整体上非合理程度较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运用国际前沿的LmDi统计分解技术，对我国2006～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效应进行了分解，得出如下结论：
1.经济产出因素是支撑各地区税收增长的首要因素，其累计贡献率分别达到80.3%、50.6%和58.4%。各地区逐年效应值呈现出先波动中缓慢提高而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不过贡献率却都在逐年提高。
2.产业结构因素对各地区税收增长的影响能力都非常有限，累计贡献率东部为1.1%、中、西部都为-1.1%。其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效应值都为正，且在逐年扩大，而中、西部则大部分年份都为负效应。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产业结构效应值的提高，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了产业结构负效应的增大。
3.产业税负因素是各地区税收增长的第二重要因素，其累计贡献率分别达到45.1%、31.8%和32.8%。东部地区产业税负的效应值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但总体效应值在趋高趋稳，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则总体上是趋稳趋升。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税负变动是推动产业税负效应提升的主要动力，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税负变动都一定程度抑制了产业税负效应的提升。
4.税制结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带动效应出现了分化。东部地区税收结构产生了负效应，累计负效应贡献率达到-26.6%，并且逐年效应波动巨大，负效应稳中趋大；而中、西部地区则都产生了正效应，累计贡献率分别为18.7%和9.9%，逐年效应值波动较为平缓，但2012年两个地区都呈现出负效应，税收结构负效应由局部在向全国扩展。而导致各地区负效应扩大的负动力源于各地区第三产业税收结构的不合理。
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为了保障我国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结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快推进我国经济方式转变进程，促进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改变税基结构，以此来提高各地区经济的税收产出能力。
2.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合理引导产业结构方向，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税收产出能力，扩大其产出水平。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在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则重点在第三产业。
3.优化产业税收调整政策，均衡产业税负，尤其是加快中、西部第二产业税负政策的调整。
4.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以税制结构优化推进产业税收结构优化，顺利推进“营改增”与其它税制改革的系统性对接，避免“营改增”导致间接税比重下降而造成对整体税收增长的过度冲击，最终实现第三产业内部税收结构的优化。
5.构建以LmDi分解方法为基础的税收增长因素指数预警体系，科学量化这些宏观因素的税收增长效应，进而从宏观角度对我国税收增长进行监测和预警，适时调整这些宏观因素变动，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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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及构成要素篇3
关键词：税收遵从成本影响因素
早在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税收遵从成本进行定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外才开始重视税收遵从成本的问题研究。其中，尤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在此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落后，我国是在近二三十年才开始关注和研究税收遵从成本的。在我国，税收成本通常被分为三类，即经济成本、征收成本（也称管理成本）以及税收遵从成本。长期以来，有关前两类成本的研究细致入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有关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显得比较滞后。但是国内外已有研究对于加深税收遵从成本相关方面的理解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税收遵从成本的组成及影响因素
（一）税收遵从成本的组成因素
雷根强等（2002）指出，税收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自然人和法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选择的扭曲、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税收遵从成本的测算和计量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因为税收遵从成本的构成比较复杂。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税收遵从成本主要由以下几类成本组成：货币成本、时间成本、非劳务成本、心理成本以及税收筹划成本、贿赂成本、诉讼成本等（雷根强，2002；薛菁，2010；王琨，2006）。但是主流研究认为税收遵从成本主要由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以及非劳务成本组成。
一是货币成本。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这是由纳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发达国家由于税制复杂，纳税人如果不聘请专业的律师或者会计师，他们自己很难正确填写纳税申报表。因此必然产生货币成本，这部分成本一般可以通过调查计算测量。
通常货币成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所安排的办税人员经费。这部分开支是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必不可少的开支，这部分费用一般反映在企业的管理费用当中，不能够剥离开来。在一般的大型企业中都有专门的办税人员，在中小型企业中则多由企业的财务人员兼任。
办税设备经费。办税设备如同办税人员经费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地税部门的税控收款机，国税部门的防伪税控机及iC卡、发票认证软件、扫描仪，办税用计算机等。这项费用属一次性投入，其费用可以在一定年度内分摊。当然存在更新换代的情况，这又需要企业投入一笔经费。
税务费用。纳税人雇请税务机构或人员代为办理涉税事宜的费用。税务费用的发生是与纳税人委托行为的发生相联系的。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也催生了纳税服务的产生，不仅方便了纳税人员，也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它还有一些费用视情况而定，如有些纳税人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纠纷时，需要聘请律师，就会发生行政诉讼以及费用；纳税人未按照税法规定限期缴纳税款需要缴纳的罚款以及税收滞纳金。
二是时间成本。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时间成本又分为个人纳税人的时间成本以及公司纳税人的时间成本。个人纳税人的时间成本，表现为个人纳税人和无偿援助者在办理纳税事宜中所花费的时间数量和单位时间价值的乘积。公司纳税人的时间成本，表现为公司雇员办理纳税事宜耗费的时间数量和单位时间价值的乘积。
三是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者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心理成本的测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心理成本却又是比较重要的。
税收征管由以前的源泉扣缴向纳税申报有了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心理成本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它与税制的公平性、税负的适度性和税收政策的普及性有很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税制的公平与纳税人的心理平衡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税制越公平，纳税人的心理便越容易平衡；纳税人在承受税收负担的能力之内，其心理压力便越低；而税收政策普及得程度越高，纳税人对税收的恐惧感便越少。
四是非劳务成本。非劳务成本主要是指纳税活动发生的如计算机、复印机、电话、传真、信笺、邮票等通讯设备和办公用品的成本以及专门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劳务成本是目前税收遵从成本研究中的难点，也是经常被忽视的部分。
（二）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因素
税收遵从成本是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由纳税人承担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约束，特别是遵从成本中包含了“心理成本”这种难以计量和测算的成本以及“非劳务成本”这种难以定义的成本。与遵从成本相互联系的因素比较多，一方面遵从成本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遵从成本也会影响如政府税收收入等因素。考虑我国纳税实际情况，目前对税收遵从成本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体系的成熟程度、税收环境安全程度、税收立法稳定程度、税制简化程度、征管部门专业化程度、个人纳税意识程度、中介组织完善程度，当然还包括诸如税率的高低、税种的不同以及税收腐败程度等。其中有些因素与税收遵从成本负相关，有些则刚好相反。近年来，我国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让广大纳税人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从税收遵从成本的角度看，企业认为税收信息服务可以为其节约搜集查找资料所需的时间成本和非劳务成本；征管部门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广大纳税人节省了不少时间成本；针对不同税种的不同税率让企业最优化生产，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薛菁（2010）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基础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薛菁采用的指标包括税法的稳定性，税法的明确性，税制的复杂性，税率的高低，主体税种的不同，税收政策的公平性，税务机构的设置（国税、地税合一还是分设），税收征管效率，税务人员的职业素质，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措施的完善，对偷、逃税的稽查、惩罚力度，税收腐败程度，税务机构完善程度（独立性、专业性、守法性），企业办税员或财会人员对税法和纳税事务的熟悉情况，企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履行纳税义务情况等，同时笔者将所有指标分成税收征管情况、税制特征、企业的纳税素质、税收环境、税法特征和税收要素的规定等六个因子，运用所搜集的数据逐步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当然，笔者只选取了125家的基本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具有代表性的，没有说服力，但是就选取的样本情况，笔者得出一些结论，认为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税率的高低、税收制度的复杂程度以及税制是否公平等依然是影响税收遵从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税收改革，目前影响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税收管理体制和税收税务机构设置的变化。1994年，我国税收管理体制有了较大变化，主要是组建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虽然这样的改革对于确保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以及调动积极性有重大意义，但是对于广大纳税人来说，则是严重的负担。纳税人需要在两级机构登记注册纳税，这样加大了纳税人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这与前面所讲的应该着手努力降低成本是相违背的。
科技发展带来的税收征收手段的现代化。不可否认，科技发展带来的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在长远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公众并未熟悉现代化的征管手段，不仅需要时间成本，同时还需要适应成本；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各自为政，各地自主设计一些软件，当旧软件不适用时，开发新软件又带来巨大的成本，这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法制不健全。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统一、完整的税收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我国现行的两部法律，其它税法条律由于缺乏规范性以及存在随意修改的现象，造成了法律效力的缺失。然而这导致了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权，相应产生了执法的随意性。执法随意性导致公众对于税收征管的抵触情绪，这无疑是加大心理成本的主要因素。
税收服务发展滞后。税收服务应该包括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和税收机关的专业服务。而目前我国税收服务，尤其是税收专业服务例如税收信息服务、税收环境服务、纳税技能服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到位的现象，在服务中质量不高、不规范、不专业。另外，有些税收部门为了提高业绩，违反法律法规提供一些有偿服务，这都严重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当然，由于我国税务出现时间不长，行为还存在较多不规范的现象。种种问题都加重了我国的税收遵从成本。
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
一是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申报表多，填报纳税表时间长；其次，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还不够先进，不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采用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到纳税申报机关或银行缴纳税款；最后，我国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够强烈，又不主动去熟悉了解相关政策。这些都导致时间成本提高。
二是货币成本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动我国税法法律法规的完善，加之竞争驱使的企业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三是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伴随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法规体系将变得更加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将越来越困难，同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现代人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不满情绪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建议
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构建简单高效的税收体制，减少纳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方向是要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简明的税制可以清晰界定税收义务，减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减少纳税人在征税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劳务成本以及各种费用，进而降低税收遵从成本。
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税务机关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定期提供纳税咨询服务；规范纳税程序，加强税务服务人员再教育，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探索研究更加简单明了的税收表格以及高效快捷的电子化纳税申报系统，方便广大纳税人。
加强立法。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国有关税收的法律不多，一方面应该加强立法，另一方面应该改善现有法律法规。这一点可以效仿欧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将税收遵从成本最小化写入法律。
加强普法意识教育和宣传。首先，政府应该改进税法的宣传。相关研究表明，对税法知识的了解和税收遵从程度高度相关。政府不仅要在一年一度的“税收宣传月”中做好本职工作，还应该将税法宣传和教育工作常规化。政府的各项工作应该落到实处，将宣传工作做到全年税收工作的始终。知法方能守法，只有了解税法，才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事，最大限度地降低纳税人学习、了解税法的成本。其次，宣传工作应结合纳税人自身知识和能力，应尽量简化相关程序，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这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有利于纳税人合理安排时间，给纳税人带来了诸多方便。
参考文献：
1.雷根强，沈峰.简论税收遵从成本[J].税务研究，2002（7）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4
关键词：税收成本；征管模式；税收法制；税收环境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大原则，即“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收费”。斯密对于税收成本概念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完整地提出了“最小征收费用”的原则，即“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并突破了税收成本仅限于有形费用如税务费用、纳税费用等的范围，涉及到课税经济效应的领域，这体现在他分析人民付出与国家收入不等的第二条原因中，即“它（指税收）可能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业的事业裹足不前，并使本来可利用以举办上述事业的基金，由于要缴纳税款而缩减乃至于消灭。”斯密的这一重要思想对现代税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税收工作中不仅要税收收入列为首位，同时还要考虑税收成本。
所谓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集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和损失。税收成本按其影响范围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税收成本一般指征税成本；广义的税收成本除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外还包括税收经济成本。征税成本是指税务部门在实施税收政策、组织税收收入、开展税务检查所投入的各项费用；纳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履行纳税义务所付出的费用；税收经济成本是指在实施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过程中对经济产生的效用损失。
一、目前我国税收成本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税收成本随之增加亦属正常，特别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无论从人员机构、办公场所，到交易工具、业务经费等都必须增加投入，不论其来源于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总体上税收成本都是要增加的。由于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比较落后，税务人员具体业务能力及执法水平也较欠缺，跟不上征管改革的发展需要，税收征收管理中的效用不广，现代化程度不高。另外，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机制设计上，出发点往往是最大限度地组织税收收入，而不是力求以最小的税收成本业换取最大的收益，税务机关为了便于监控、避免税收流失制定了许多严密甚至苛刻的征管制度，这些都会给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带来很多不便，增加了税收成本。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一般在1%至2%，低的如意大利为0.5%，美国为0.6%，日本为0.8%；高的如加大拿大为1.6%，法国为1.9%。我国由于长期对成本和效率问题缺少系统的认识，自然也就谈不上广泛运用，因此，税务部门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的成本计算，税收总成本的高低，分税种成本的高低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可供考核和参考，据散见于各类报刊的资料显示，我国各地区税收成本有说5%至6%的，有说7%至8%的，各案调查有说达20%的，无一定论，而且差距悬殊，我国各地区税收征收成本大致与经济布局相吻合，东部及沿海地区较低，为4%至5%，如山东为4.3%，广东为4.7%，西部及欠发达地区较高，为10%左右，如内蒙古为9.6%，贵州为11%；中部地区大致为7%至8%，但北京较低为4.6%。
二、我国税收成本偏高的形成原因分析
我国税收成本之所以偏高是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的。
（一）税收法制不健全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现代税收事业的基础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在税收上表现为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加上税制不健全，法规漏洞多，偷逃税或越权减免税现象严重。1994年我国实行的新税制，多数以条例形式出现，法律地位不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清，税目、税率过于复杂，税收政策变化频繁，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易产生分歧，具体操作很复杂，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使税收成本加大。从现行税制的税种设置来看，现行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款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较为繁琐，不利于纳税人简单明了的缴纳税款，提升税收成本。特别是目前我国设置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执行税务管理，从某种程度上讲，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但这种重复管理、征收、检查和复杂的税收制度，都无疑加大了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二）税收环境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环境看，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的现实经济运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由于信息不灵、政策的贯彻难度大，给税源的监控带来很大困难，税务机关要把潜在的税源变成收入就必然要加大税务要素的投入，增大了征税成本．从社会环境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逐渐明确，相应地由财政利益分配引发的政令不通现象日益严重，表现在一些地方过多考虑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强行收费，弱化收税，甚至越权减免税，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追求所谓政绩而不顾税法的严肃性，严重妨碍税收执法．从文化环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纳税人法制观念和纳税意识很差，税收法规的执行不仅得不到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计地逃避纳税义务，有的甚至抗拒、敌视税务执法行为，这必然会为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带来难度，为了维护税法尊严，税务机关必须加大税务要素的投入，结果导致征税成本的增加。虽然新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税务机关同其他政府管理机关实行信息共享。但各职能部门的配合不够，税务部门与工商、公检法、银行的有关数据达不到共享，有关信息目前不能实行联网，一些政府管理机关为了部门利益会导致国家整体税收政策落实遇到阻力，使税务机关为全面掌握纳税人情况，加强监督而加大税收成本支出。
（三）税务人员素质方面的原因
税收征管和正常纳税秩序的维护，要依靠广大税务人员。税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目前，我国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低，专业人员少，据有关资料显示：国税系统税务人员研究生学历以上仅占0.08%，大学文化程度占4%，大中专的占57%，高中以下的占38%。尽管各级税务机关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现代化办公设备，但由于目前缺乏既精通税收业务又掌握现代化科技的税务人才，计算机的应用仅限于征管方面业务的操作，但是在此基础上的稽查选案的计算机处理仍缺乏充分、完整和有效的数据依据，大量的工作仍需要人工来完成。随着国家有关法律的完善，一些规范税务机关的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行，税收工作中不但要求重实体，更要加强程序的规范，因此税收工作需要一批高素质，懂税收、会计、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因此税务机关需要加强培训力度、并且引进高素质的人才。而这都会加大税收成本支出。
四）纳税人纳税意识方面的原因
虽然经过多年税收宣传，全社会整体纳税意识有所提高，但在市场化进程中，许多新办企业、新兴业户对税收的本质功能仍缺乏应有认识。农村地区、零星税源分散隐蔽很多私营业主、个体业户账证不全，迟迟不办理登记。使税务机关无法实行税务监控．还有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税务系统采用的iC卡、数据采集器等电子申报手段不能适应．落后的办税能力与高科技电子申报的反差很大、制约了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纳税人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整体纳税质量，干扰了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竞争秩序，是制约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五）其他方面的原因
因征税而导致私人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增加的社会经济利益，就会发生税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额外损失；如果税收对市场经济运行产生了不良影响，干扰了私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即发生了税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额外损失。
三、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及措施
（一）树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
要降低税收成本，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成本观念并非是企业的专利，税务机关也要强化成本观念，那种不计投入，不问产出，只求完成任务的观念是与市场经济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驰的。长期以来，税收征管工作被视为纯粹政府行为，税务部门为完成税收计划，保证应收尽收，不惜一切代价增加人员、增设机构，造成税收成本过高。因此，必须在思想上彻底摒弃过去的“无本治税”的旧观念，增强税收成本意识，把税收成本观念贯彻到税制改革、征管机构改革和税收日常管理之中，科学地进行税收成本的预测、决策、计划和考核，变税收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型管理，变人海战术为现代化管理，变进一步明确税务经费的支出去向和结构，促进税收机关采用更科学、更有效的手段，充分挖掘税务部门人、财、物的潜力，使税收工作达到最优化。作为税收事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应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树立税收成本观念，既注重税收事业发展，又考虑税收成本的优化和节约。
（二）建立科学、现代化的征管模式，努力提高征收效率
首先，税制设计要考虑税收成本。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税制结构和程序的过分繁杂，会加大税收成本，使税收征管弱化，薄弱的税收征管反过来又损害了所期望的税制结构的有效性。如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时应尽可能减少交叉，避免两套机构的摩擦损失效率；应尽可能共用税基，节约征管稽查费用；另外税种、税目、税率的设计应尽量简洁。
其次，要建立科学、高效的征管模式。2003年，我国税务总局明确提出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较原有模式更突出了“强化管理”的要求，强调进一步优化和重组税收业务，科学设计业务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最终达到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在改革的过程中，税收成本提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征管改革的逐步完善，在提高征收效率的同时税收成本必然不断下降。
最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就是要建立科学、现代化的征管模式，适应现实征管环境，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统一开发征管软件，统一规范征管业务流程，使办税程序公开、简化，大力推广电子申报、邮寄申报、申报等多种电子申报方式和方便、快捷的税款缴纳方式；建立联系密切的网络，与工商、银行、企业等单位联网，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数据共享，有效进行现代化的严密税源监控、征管；加强税务稽查，加大惩罚力度，增加纳税人违反税法行为的风险成本，促进全民遵守税法。
（三）调整优化结构设置，全面提高税务人员素质
首先，税务机构设置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框框，其机构和人员密度应视税源而定，撤并部分收入规模小的税务所，全面推广实行多元化申报纳税以降低税收成本，从根本上控制机构膨胀、人员增长过快等问题。其次，调整税务人员分布，职能分工应上粗下细，这样既能强化管理、堵漏增收，又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第三是要尽可能地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最后，合理设置各级税务稽查机构，充分发挥稽查职能，防止稽查机构的重设和虚设。此外，税务机关要切实更新工作理念，改变传统的管理办法，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密切与公、检、法及工商、财政、银行、海关、质检、电信等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和信息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从而降低税收成本，为纳税人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
人力的节省是最大的节省，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降低税收成本，必须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敢打硬仗、高效廉洁的税收队伍。针对一部分税务干部还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情况，应该大力举措致力于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从培训现有人员和引进人才两方面入手，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一步加强干部政治业务培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拓宽知识面，掌握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政策水平，努力实现一支思想成熟、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文明高效的税务干部队伍，使税务行政管理人员更适应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条件。
（四）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改善税收环境
加强法制建设主要是解决税收法制和税收执法存在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公民自觉纳税意识不强，良好的治税环境尚未真正形成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应该依法治税，依率计征，严格执法。首先要制定科学进步的税收法律制度，提高税法的级次，增强税法的刚性与震慑力，降低税收机会成本；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协税护税网络，走税收工作社会化路子，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积极营造机关部门配合的环境，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全体公民的税收法制意识；其三坚决治理地方领导对税务执法的干预；最后要完善税收司法制度，健全税务司法保障体系，组建税务警察队和设立专门法庭，严厉打击涉税犯罪，提高税务行政执法效率的执法质量。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5
「关键词欠税，反欠税，制度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税法意识与税收征管能力，不仅是决定一国能否依法有效征税的重要因素，而且同样也是反向影响欠税规模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关，近些年来，受经济景气变动、税法意识淡薄以及征管乏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欠税规模一直居高不下，并已引起了广泛的重视。[1]由于欠税是影响政府及时获取收入的极为重要的负面因素，而对及时、稳定的税收收入的“渴求”又是各国政府的共性，因此，如何尽量压缩欠税规模，开源节流，增收补漏，便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
要解决欠税问题，相应的制度建设往往被认为不可或缺。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反避税”制度等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尚未提出建立完善的“反欠税”制度的构想。这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事实上，与税收的基本职能相一致，征税机关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征税”，而反欠税，实际就是征税这一“工作核心”的反向体现。因此，如同反偷税、反避税、反骗税等制度一样，建立反欠税制度，同样非常重要。
从税收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针对欠税问题的具体制度，并且，在新修改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增加。只是这些制度还较为零散，人们对其内在联系尚认识不足，因而对各类反欠税制度还缺少系统化或应有的整合，并由此影响了制度的整体绩效，也影响了“依法治税”目标的全面实现。
基于上述问题，应当考虑把现存的各类旨在反欠税的制度加以整合，使相关制度融为一体，以发挥整个反欠税制度的整体效益。而要进行制度整合，就需要先明确反欠税制度的建立基础或设计理念，然后再从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反欠税制度的构成，以及现存制度的缺失，以使反欠税制度更加完善。有鉴于此，下面将着重探讨反欠税制度整合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整合基础问题，总体制度的基本构成问题，现行制度的完善问题，以力求从理论上和制度建设上来说明反欠税制度整合方面的主要问题。
二、反欠税制度的整合基础
要对现有的各类反欠税制度进行整合，需要有其前提或基础，需要有总体上的设计或考虑。整合并不是把各类不相干的制度鱼龙混杂地“拼盘”，也并非不加区分地都实行“拿来主义”，而是要围绕欠税的性质和反欠税的需要而有所取舍。因此，必须首先明确何谓欠税，其性质、特点如何，等等，这些基本认识，恰恰是反欠税制度整合的基础，并为制度整合提供了原则和方向。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欠税，作为纳税人欠缴税款的行为，其法律实质是在法定或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及时足额履行纳税义务，亦即未能及时足额履行税收债务的行为。[2]是否构成欠税，主要应看两个因素，一个是期限，一个是数额。由于期限（或称纳税期限）是衡量纳税义务是否依法履行的时间界限，因此，它是关系到欠税行为是否成立的要素。从制度实践来看，为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及时和均衡，各国税法通常要求纳税人缴纳税款不得超过纳税期限，否则即构成欠税，这使得纳税期限甚至成为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的程序法要素。[3]此外，仅有期限的要素还不够，如果纳税主体在规定期限内只是部分地履行了纳税义务，则其行为也构成欠税。因此，只有在期限和数额上均无欠缺或瑕疵，才不算欠税。当然，作为例外，诸如征税机关依法作出的延长纳税期限或缓税，以及税收减免等行为，因其是对纳税期限和纳税数额据实作出的调整，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虽然纳税人在形式上未按原定期限或数额纳税，但该行为仍不构成欠税，这些“除外适用”的配套制度，使反欠税制度至少在设计上避免了“纯粹形式化”带来的对实质正义缺乏关照的弊端[4].
此外，欠税行为既然是纳税人未及时足额履行纳税义务或称税收债务的行为，因而其性质是较为明晰的。但在纳税人税法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对其性质大都不可能有充分的认识，这也是导致税收征管困难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合法性上来说，欠税行为至少是一般违法行为，是未能有效履行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的行为；在具备法定要件（如严重妨碍追缴欠税）的情况下，其性质还可能转化为犯罪行为。[5]因此，对欠税不可小视，不应放任欠税之风四处蔓延并形成法不责众之势。特别是在中国企业界，或者说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中间普遍存在的“欠税有理，欠税有利”的认识和风气，[6]已经贻害甚烈，如不能从相关的企业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与税收制度协调配套地予以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税法的实效。
对于上述欠税行为的违法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其中，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欠税毕竟是一种“欠”，而有“欠”就要有“还”，从而体现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同时，由于欠税所欠的不是一般的资财，而是国家的“税”，是一种公法上的金钱给付，因而对所欠税款的偿还，又不同于私法上的债务（或称私债）的清偿。可见，通过对“欠税”一词进行语义分析，同样可以揭示欠税关系（即欠税者与征税者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这与通常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7]
欠税关系所体现出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对于反欠税制度的形成很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特点决定了反欠税制度的构成。其中，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某些方面可以借用与私法相通的一些制度；而债权债务关系的公法性质，又使反欠税制度不同于一般私法上的债的制度，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公权力的威势。据此，反欠税制度在其基本构成上，就可以包括两类制度，一类是公法性制度，一类是私法性制度，[8]当然，这种划分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而无论是哪类制度，都是紧紧围绕欠税问题的防杜和解决，都是为在事前和事后解决欠税问题所作出的设计。
可见，欠税行为的性质及由此而衍生的欠税关系的特点，是构筑反欠税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是对现存各类反欠税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作为以反欠税为目标的制度，其在构成上必然是“问题定位”的综合性制度，即从总体上说，必然是对相关的公法性制度和私法性制度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以反欠税为目标的相互协调的一类制度。
三、反欠税制度的基本构成
要对各类反欠税制度进行有效整合，需要从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反欠税制度的基本构成。这样，就像研究“最优税制”的路径一样，[9]可以找到现行制度与理想状态的差距，从而找到制度整合的问题所在。
从现行法律的直接规定来看，我国税法尤其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制度设计上，在相关的税款征收制度中，对反欠税规范有较多的“倾斜性”规定，表现为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之类的法律、法规中，除了对“正常”的征税程序作出规定以外，大量规定的恰恰是与之相对立的、“非正常”的欠税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反欠税制度的规定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款的有效征收；一国反欠税制度的质量，可谓税收征管制度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上述法律、法规中的直接规定，是对反欠税制度进行整合的规范基础。从理论上说，反欠税制度应当由一系列体现反欠税目标的各类制度组成。因此，凡是旨在防止纳税人拖欠税款的各类制度，无论是从期限，还是数量角度作出的规定，也无论是从强调征税机关的权力，还是从保护纳税主体权利的角度作出的规定，等等，都可归入反欠税制度。依据相关税法原理和现行的税法规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具有反欠税功用的相关制度，大略分为以下几类：
（一）有关期限和数量的制度
从期限的角度来看，与反欠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纳税义务的履行期限、缓税的期限、税收减免的期限，以及对“误欠行为”的追征期限的规定。其中，对纳税义务的履行期限的规定是最为基本的，因为只有超出了规定的期限或者依据该期限而具体确定的期限，仍未履行纳税义务，才有可能构成欠税；此外，有关缓税期限和税收减免期限，都是对基本纳税期限的例外或补充性的规定，因为在缓缴或减免期限内未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不构成欠税。另外，由于失误而造成的欠税行为，是一类特殊的欠税行为，因为它是在发现存在失误以后才能确定的，因而才有事后的追征问题。虽然追征的期限一般为3年，但造成失误的主体不同，不仅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尽相同，而且有时追征期限也不相同，从中不难发现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不平等性。[10]
从数额的角度来看，与反欠税有关的，主要是有关纳税义务的量化，以及延期履行纳税义务的补偿（滞纳金）等方面的规定。纳税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可以通过法定税率和依法确定的税基来量化为应纳税额；而欠税的数额，则是以应纳税额为基础的。在欠税的情况下，纳税人可能是未履行全部的纳税义务，也可能只是部分履行纳税义务，但无论哪种情况，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说，都涉及到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如何补偿的问题，或者说涉及到滞纳金的问题。一般认为，基于债的一般原理，因欠税而承担的滞纳金，其性质基本上应是一种对债的迟延履行的补偿；当然，有时在理论上，也可能会基于税的公益性或税收之债的公法性，而认为滞纳金也可以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在把滞纳金基本定性为补偿金的情况下，因欠税而承担的滞纳金的比率就不可能太高；同时，在认为税款更具有公益性，因而欠税是对公益的一种侵犯的情况下，滞纳金的比率就不可能低于一般的银行利率。从数额的角度说，无论纳税人欠税的数额多大，都应依照一定的滞纳金比率来承担相应的责任，[11]这也是对公法上的税收债权的一种保护。
「注释
[1]我国缺少关于欠税规模的准确统计数字，但一般认为欠税总量至少有几百亿元人民币，“欠税规模很大”、“前清后欠，一欠再欠”是一个基本的估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并写入预算报告中的“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已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得到通过。此外，国务院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亦曾多次专门下达关于清理欠税的“通知”。这说明欠税问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2]对于税收义务的债务性质的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略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税务研究》2000年第8期。
[3]有关纳税期限的规定，是各国税法的一般构成要素中的程序法要素，因而在各国税法中对于保障实体科收债权的实现都较为重要。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6页。
[4]关于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等问题，许多重要学者都曾做过重要研究。可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5]在这个方面，人们的认识还未尽一致，还有人认为妨碍（也有人称逃避）追缴欠税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欠税行为。但是，通常，应当对欠税行为做广义的理解。对于妨碍追缴欠税的行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5条有专门的追究责任的规定。
[6]对于我国形成大面积欠税的原因，许多著述都曾经有过多角度的分析，其中，纳税意识淡薄，普遍存在的“欠税有理，欠税有利”的观念等主观因素，是导致欠税形成的较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国有企业，往往认为企业和税收都是国家的，因此欠税也是自己欠自己的，在经济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国家提供税收优惠或自己欠一些税款，都是应该的、有理的；此外，由于制度设计和执法不严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企业都把欠税作为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的重要手段，并且往往把欠税视为“无息贷款”，在客观上形成“欠税有利”的事实，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参见梁朋：《税收流失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1页。
[7]欠税关系涉及公法上的金钱债务的履行，因而具有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8]公法性制度如意在解决欠税问题的强制执行制度、离境清税制度、欠税报告制度等，私法性制度如代位权制度、撤销权制度、滞纳金制度等，在现行的税法中都已有规定，本文在后面还将涉及到。
[9]“最优税制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在税收理论上的成功应用，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很重视通过理想税制与现实税制的比较来发现现实税制的不足之处。
[10]例如，依据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其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但若因纳税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的，各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不受上述规定期限的限制。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6
关键词：税务中介问题对策研究
税务中介机构是在涉税市场业务中接受纳税人的委托，从事各项涉税事务的的社会中介机构。我国的税务中介机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发展起来的具有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双重职能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发挥出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税务中介机构的作用
税务中介机构是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连接纽带，能使税务机关和社会上的协税护税等因素有机配合起来，形成税务机关、税务和纳税人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格局。税务人受托于纳税人提供专业化的纳税服务，可以在改善涉税主体间信息传递、优化税收征管执法资源配置、优化纳税服务、促进依法治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对改善税收征纳环境，建设和谐税收征管环境中发挥突出作用。
二、目前我国税务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
2.1独立性不强
从理论上讲，税务中机构应同社会上的仲裁机构、公正机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一样，是一个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它既不应为征税方所制，也不应为纳税方左右，而是依据税法公正地帮助纳税人处理纳税事务，协调征纳关系。但从实际上看，多数税务机构是由原税务部门脱钩改制的，使得机构在业务上难以自产，无法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业务，有的与税务机关同在一处办公，这样会使纳税人产生错觉，认为税务与税务机关同为一体，造成了纳税人对机构缺乏信任感、安全感，使工作难以开展。
2.2宣传不到位
至2011年底，我国已建立了税务师事务所4667家，但由于对税务宣传不够，所以业务开展及其影响面都不大，很多人对税务的认识存在偏差，以为没有必要搞税务或认为税务加重了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在国外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实行税务制度已有很多年的历史。目前，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涉税服务非常广泛，据统计日本80%以上的企业是委托税理士代为办理纳税事宜的，有些地区甚至接近100%；在美国有50%以上工商企业、100%的个人委托税务进行申报纳税。此外，国外的税务机构有时也接收政府税务检查等方面的业务。而在中国委托注册税务师事务所进行税务的工商企业却不足5%。税务人迫于竞争的压力和利益机制的制约，可能会铤而走险，游离于法律边缘打“擦边球”，甚至是不惜违法犯罪以争取客户。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税务工作的快速健康发展造成障碍。
2.3从业人员职业素质低、服务质量差
税务是一种高智商的纳税服务，从事税务业务的人才需要具备至少以下四项基本素质：一是，具有独立、公正的中介职业立场；二是，具有较强的会计、审计方面的业务能力；三是，通晓国家有关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四是，具有广博，丰富的经济领域知识。但经调查显示，大量规模较小的税务公司，从开办者到聘用的工作人员，大多和相关政府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亲属、朋友等。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资格，聘用的人员也大多没有执业资格，这些从业人员势必不能满足纳税人的要求。面对日趋复杂的税务制度，税务无论是人员人员的业务素质，还是服务质量，都难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加强我国税务机构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3.1明确税务中介机构的独立地位
税务是一种服务性的社会中介行业，具有独立的地位，而非税务机关的附庸。在税务中，税务师和纳税人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为纳税人提供有偿服务，但这种服务必须依法执行税法为前提。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就必须深化税收征管方式的改革，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为目标，转变税务机关的职能，将本由社会中介行业承担的部分职能归还于社会，从而使税务真正成为一种为纳税人服务的社会中介行业，恢复其本来面目，改变社会对“税务是税务机关附庸”的错误观念，以赢得人们的信任。
3.2完善税务法制环境
税务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税收征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独立的法律法规。为了使税务健康有序的发展，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税务相关的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善的税务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与税务相配套的多层次的行业法规制度，使税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提高税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规范，充分发挥税务的作用。
3.3提高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以纳税人的需求为本，对现有的税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不断充实和更新知识，及时熟悉和掌握有关的政策法规和新的财税、会计知识。同时。规范税务从业资格的考试，选拔优秀税务人才，建立起一支品质优良、业务精干的高素质、强技能的税务专业队伍。另外，还需要在高校设立税务专业，专门培养税务人才。这样，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建立起税务社会培训和专业教育想结合的人才成长机制，尽快提高我国税务人员的素质。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税务中介机构在管理水平、经营规模、业务范围、服务质量和理念、人才培养、市场意识等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介机构有很大差距。需要我们趋利避害、持续发展、不断壮大，促进我国税务中介机构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7
2009年5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国税发[2009]90号）（以下简称《指引》），旨在引导大企业合理控制税务风险，防范税务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避免因未遵循税法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害。笔者认为，《指引》虽然是对大企业而言，但所有企业都存在税务风险，都应正确识别、评估和防控，以尽可能地防范和规避。
一、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界定
企业税务风险是因涉税行为而引发的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的涉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规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税、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责（判刑、罚金）以及声誉损害等风险；二是企业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没有用足用活有关税收政策，多缴税款，承担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此次的《指引》针对的税务风险主要是前者，但作为纳税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在进行税务风险管理时也应考虑后者。
根据《指引》中对税务风险管理的说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是企业为避免其因未遵循税法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财务损失、声誉损害和承担不必要的税收负担等风险而采取的风险识别、评估、防范、控制等行为的管理过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企业税务规划要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税法规定；企业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应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符合税法规定；对企业涉税事项的会计处理要符合相关会计制度或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要符合税法规定；税务登记（变更、注销）、凭证账簿管理、税务档案管理以及税务资料的准备和报备等要符合税法规定。税务风险管理的目标重点突出税务行为的“合规性”，即涉税事宜均须符合税收法律规定。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过程中，首先，要确定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目标，建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其次，正确识别、评估税务风险；再次，提出税务风险应对措施，及时控制风险；最后，评估、反馈和改进税务风险管理机制（也可穿插于税务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环节中）。为降低管理成本，实现协同效应，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可以融入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之中。
二、企业税务风险识别
1、建立、健全企业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一是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要依法履行职责，形成高效运转、有效制衡的监督机制。董事会负责确定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总体目标、风险偏好、风险承受程度，批准风险管理策略和重大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及税务风险管理监督评价审计报告。二是企业应结合业务特点和内部税务风险管理要求，设置税务管理机构和岗位，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建立税务管理岗位责任制。三是建立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确保企业税务管理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2、识别企业内部税务风险因素。企业内部税务风险因素包括：企业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税务规划以及对待税务风险的态度；组织架构、经营模式或业务流程；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设计和执行；税务管理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和相互制衡机制；税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管理层的业绩考核指标；企业信息的基础管理状况；信息沟通情况；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其他内部风险因素。分析企业的内部税务风险因素，有利于企业从高管态度、员工素质、企业组织结构、技术投入与应用、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内部制度等微观方面识别企业自身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
3、识别企业外部税务风险因素。企业外部税务风险因素包括：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和融资环境；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税收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完整性和适用性；上级或股东的越权或违规行为；行业惯例；灾害性因素；其他外部风险因素。对企业外部税务风险因素的分析和识别，有利于企业从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竞争、产业政策、行业惯例、法律法规规定、意外灾害等方面分析企业所处大环境下可能遇到的税务风险。
4、将风险识别细化。企业应全面、系统、持续地收集内部和外部相关信息，查找企业经营活动及其业务流程中的税务风险，并将风险识别任务细化，对于组织结构复杂的企业，可根据需要在分支机构设立税务部门或者税务管理岗位；对于集团型企业，可在地区性总部、产品事业部或下属企业内部分别设立税务部门或者税务管理岗位。组织结构复杂的企业和集团型企业，由于其经营业务多样，经营活动复杂，管理流程较长，不容易发现下属单位的个别风险，通过细化风险识别，可以使企业更好地识别实际经营存在的税务风险。
5、实行风险的动态识别，建立经验数据库。企业应建立系统、有效、动态的税务风险识别体系，时刻注意识别和评估原有风险的变化情况以及新产生的税务风险。该体系可由企业税务部门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实施，也可聘请具有相关资质和专业能力的中介机构协助实施。该体系的实施可以帮助企业决策者进行税务风险的比较与汇总，从而为以后的税务风险识别建立经验数据库。
6、利用流量图进行分析识别。企业应建立税务风险分析流量图，形象地描绘企业运营过程中涉及的税务问题，从一端的经济投入所涉及的税务业务开始，经历不同的过程和地点，到达另一端的产品或服务产出所涉及的税务业务，通过与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融合使用，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存在的税务风险。构建风险流量图需运用恰当的风险识别工具，常见的工具主要包括风险检索列表、pest问卷、swot问卷以及风险数据库等。
三、企业税务风险防控
1、建立基础信息系统。企业应及时汇编本企业适用的税法法规并及时更新；建立并完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收集和更新系统，确保企业财务会计系统的设置、更改与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步，保证会计信息的输出能够反映法律法规的最新变化；企业应根据业务特点和成本效益原则，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税务风险管理的各项工作，建立涵盖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和内部控制系统各环节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的基础信息系统对风险管理的实施有很大影响，全面、有效的信息系统可以减少税务信息的产生、处理、传递和保存中存在的税务风险，防患于未然。
2、制定风险控制流程，设置风险控制点。《指引》着重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有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规范的补充和发展，它没有拘泥于固有的风险要素框架，只是强调企业内部的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岗位职责和授权、风险评估和重要业务流程内控、技术运用和信息沟通等与税务风险管理直接相关的内容，而其他要素则包含在《指引》各条文中，没有独立成章。企业应遵循风险管理的成本效益原则，在整体管理控制体系内，制定税务风险应对策略，合理设计税务管理的流程及控制方法。设置税务风险控制点，采取人工控制机制或自动化控制机制，建立预防性控制与发现性控制机制。针对重大税务风险所涉及的管理职责与业务流程，制定覆盖各环节的全流程控制措施；对其他风险所涉及的业务流程，合理设置关键控制环节，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协同相关职能部门，管理日常经营活动中的税务风险。
3、重点关注企业重大事项，跟踪监控风险。企业重大事项包括企业战略规划、重大经营决策、重要经营活动等。企业战略规划包括全局性组织结构规划、产品和市场战略规划、竞争和发展战略规划等；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包括重大对外投资、重大并购或重组、经营模式的改变以及重要合同或协议的签订；重要经营活动指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跨国经营业务的策略制定和执行。企业的战略规划、重大经营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关乎企业的存亡与兴衰，具有复杂的复合风险，其中也包括税务风险。这些事项因其重要性而不允许企业存在过高的风险，因此，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部门不但要在事前分析、识别、防范风险，更应着重跟踪监控税务风险。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8
会计独立性原则是指企业设置独立的管理部门，将财务信息单独列出管理，包括核算独立、形式独立以及管理独立。会计独立性的基本原则，将税务内容从企业财务管理中剥离出来，形成两套相关联又相互独立的财务管理体系，为明确企业收益和税务管理，提供更加详细核算结果，保证企业经济收益的同时，完成对国家的应税工作，确保企业履行对国家的纳税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环境背景下，选择适合企业运营发展方式、适合企业经济类型和产业结构的税务模式，是企业稳定发展、国家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
一、基于会计独立性原则分析分离型税务模式
为保证所选择税务模式应用的可靠性，分析基于会计独立性原则的分离型税务模式。下图1是对分离型税务模式设置的分析框架图。根据图1可知，此次分析以国内外参考文献为基本前提，以会计独立性基本原则为依据，获取分离型税务模式在选择过程中，会影响选择结果的影响因素，以及分离型税务的基本构成要素，确保选择结果与企业经营现状相符合。图1分离性税务模式分析框架图以上述框架为基本分析方法，基于会计独立性原则，对分离型税务模式选择及构成要素展开分析。
（一）识别税务会计与企业会计的差别
根据现阶段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背景，分析企业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别。税务管理是企业为执行国家相关机构的税收法律制度，而必须执行的财务管理方式，通过向国家税务管理部门缴纳相应的税款，完成国家对企业要求的纳税行为，税务管理主要包括税务登记、应税所得额核算、账簿管理和凭证管理以及纳税申报四方面内容。而企业会计通过核算与监督企业资金的运用、来源、企业成本以及企业经营所得费用，实现对企业总体财务管理，确保企业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税务会计与企业会计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税务会计是从企业会计中分离出来的，具有一定核算特征的会计管理方式，这种不同体现在会计目标的不同和核算方式的不同。在核算方面，税务会计受国家税法和相关纳税管理条例的约束，必须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开展核算方式；而企业会计则根据企业的内部发展方向和运营方式，采用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以及年数总和法等方式，实现对企业成本的核算。同时税务会计与企业会计之间存在目标控制方面的差异，在目标方面，税务会计立足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以国家财政为主体服务对象；而企业会计则将重心放在企业的实际收益与成本支出等项目上，为企业发展提供真实的财务数据，提供即时的企业盈亏信息。再者就是外界环境延伸上的差异。外界环境延伸是指企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该条件的影响下，税务会计根据各项财政收入指标进行分析，是宏远方向上的分析；而企业会计根据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备的企业结构，掌握更加真实有效的企业财务信息，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分析。以某一省份中采取分离税务模式的企业为分析对象，下图2为该企业近3年的所缴纳税款，可见使用分离型税务模式后会降低应纳税额。图2纳税金额示意图两个会计一个是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一个是对企业现在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分析，可见企业会计管理企业财务，税务会计在企业会计管理的基础上，完成对国家税务的管理要求。
（二）分析税务模式构成要素
分离型税务模式的选择，需要在考虑会计独立性原则的基础上，分析税务模式的构成要素，其中要重点分析分离型税务的集约化模式。集约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要素质量、增加要素含量、增强要素投入集中度，实现更具独立性的税务模式。下图3为集约化管理示意图。图3独立性原则下的税务集约化管理根据上图可知，独立性原则就是将税务信息从基本财务信息中分离出来，实现统一、集中化的管理模式。为保证分离型税务模式可以满足企业经营现状，分析集约管理目标构成要素，分析这些要素对分离程度的影响。首先影响集约目标的要素，可从税务标准化处理方式上进行分析。所谓分离型税务模式，是在分离管理的基础上，确保税务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因此需要该税务模式有严格的专业化分工，可以通过信息来源获取、数据检查、数据审计及税务申报，实现对企业税务的管理。二是需要选择的分离型税务模式具有独立的监督制约机制，实现对税务四个环节的分级管理，快速高效查找出关键信息，令操作环节之间相互制约，保证每一步的核算均可做到真实、精准、公正，同时又实现了管理环节的相互配合，以保证税收申报时的可抵扣税款符合实际。第三是选择的分离型税务模式，需要有快速集中处理能力，当一个会计年度内，国家重新制定税收政策，或临时调整部分企业或行业的税收规则时，所选用的分离型税务模式可以根据法律法规政策，对本年度的税务作出及时调整，该调整不会打乱原有的企业核算方式，而是通过独立的核算手段实现申报调整，保证企业基本财务管理模式不被打乱。通过分析税务集约式目标，获取分离型税务模式的构成要素，确保所选择的税务模式满足国家税收要求的同时，保证企业运营核算模式不扰。
（三）基于独立性原则获取分离型税务模式
企业所交税项目繁多，其中增值税、所得税和地方税的纳税金额相对来说较多，核算过程较为复杂，且其中的地方税根据行业和企业性质的不同，包括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方教育税及教育税费附加等。以增值税为分析对象，下表1为增值税申报所需基本数据。表1增值税申报信息组成根据上表可知，税务在计算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补缴税额和可抵扣税额，同时由于企业运营方式不同，销售物品以及销售方式不同，企业应缴纳税款的税率也不同，因此企业的税务稽查以风险导向型的稽查方式为主，令分离型税务模式可根据企业纳税风险指标，保证缴税漏税的情况，基于会计独立性原则，获取分离型税务模式，实现对企业税务的规范化、分布式集中管理。已知税收根据地方经济体制、地方民族文化特色，设置不同类别的税务管控方式，如下图4所示。图4税务分级管理方式根据上图所示的国家税务管理类别，以会计独立性原则为研究依据，选择适宜的分离型税务模式。第一种分离是以投资者为导向的税务模式，该模式在欧美国家之间较为盛行，该模式根据独立性会计原则，将税务会计从企业会计中剥离出来，让企业投资者在获取企业会计服务的同时，令纳税者拥有更加完善的税务会计服务，在这种分离税务模式条件下，企业通过按照自身的实际需求，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税务管理工作，避免纳税信息出现缺失或是与实际应税所得额不符的情况出现。第二种是以企业经营方向为导向的分离型税务模式。这种税务模式主张将财税分离的同时，对税务方面和企业财务方面之间的协调性加以调整，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再有就是以政府为导向的税务模式，该模式以税法、补充法规以及添加条款为依据，在税务实际工作中，制定一套独立性极强的税务会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实际可抵扣收益，降低了企业部分财务支出，在满足国家税务缴纳要求的基础上，较少了企业的税务支出。综合上述分析，选择与企业类型相符合的分离型税务模式，优化企业财务结构，提升企业经济收益。
二、结语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9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研究不多，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尚无通论，倒是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在综合了十余种行政处罚定义后基于行政处罚与税务行政处罚外延上的属种关系给税务行政处罚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纳税主体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制裁。①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基本上反映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内涵，但有几点值得商榷：（1）处罚对象界定为纳税主体欠缜密，非纳税主体也可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纳税主体是否仅指纳税人？是否包括扣缴义务人？给人以模凌感觉。根据200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是纳税人，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使其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而已，而根据《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对象。退一步讲，即使纳税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外的非纳税主体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例如，某自然人不是纳税人，也不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但因其出售伪造发票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成为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又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6条规定，“税务人超越权限、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外，对税务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于税务人这样的中介机构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此外，由于共同违法的原因，非纳税主体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的例子时有发生。综上所述，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纳税主体，它包括按照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成为税务行政管理的所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之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2）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的提法欠严谨。理由如下：一提到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容易使人联想到《征管法》，实际上，税务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征管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涉税法律规范等。此外，征管法律规范主要是程序性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实体性规章当然也可设定税务行政处罚。（3）对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人，税务机关可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例如，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不能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税务行政处罚定义应是：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
任何行政处罚，都有其基本构成要素。离开了构成要素，行政处罚将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体系中的一种形式，同样也有其基本构成要素”。②怎样理解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众所周知，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已十分成熟，“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③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不应当简单照搬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否则就成为“税务行政违法的构成”了。构成要件强调的是具备了一定的事实条件后，将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强调的是若干部分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虽然二者有很大区别，但犯罪构成的理论对于研究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性，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也应当具备有机统一性，类似于数学上集合与元素的关系，例如，小于3的自然数的集合，那么“1”、“2”则是这个集合的基本元素，在这个集合中，元素具有互异性、确定性和无序性的特征，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小于3的自然数这个集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是指税务行政处罚中那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基本的构成元素是税务行政处罚这个“集合”的充分必要条件，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税务行政处罚，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将不能构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研究不多，普遍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主要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和税务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三个要素构成④为了论述简便，笔者暂且将其称之为“三要素说”。笔者认为，“三要素说”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税务机关在报道税务违章案件时称：“某税务机关对某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罚款××元”。在这则报道中，某税务机关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某公司是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即税务行政处罚客体，偷税行为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罚款是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
（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什么是税务行政主体？什么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主要包括哪些范围？要弄清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主体的界定，学者们在表述上大同小异，基本一致。”⑤笔者认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是：“行政主体，是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能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⑥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税务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是税务行政主体，而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加之其受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制和《征管法》的特殊规制，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就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规定的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税务行政主体。但在具体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值得研究和注意：
其一，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家税务局下面就设有征收局（现已更名为征收处）、管理局（名称变化频繁，有时又叫直属分局）和稽查局这样的直属机构。另外在区县一级国税机关下面同样设有类似机构。据笔者了解，这种机构设置法在四川省的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些直属单位的人事关系不独立，均隶属于上级机关市国税局，经费有时独立，有时不独立。在实际税务工作中，上述这些直属单位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活动，有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这些税务直属单位是否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结合税法相关规定，对上述规定正确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二点：一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一般应该是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诸如县及其以上国税局、地税局。二是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学理论，涉税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特殊规定。根据《征管法》第74条之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该特殊规定使得税务所也可成为限定条件下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至此，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应为：县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征管法特别授权的税务所。但要明晰直属单位的处罚主体资格尚需作进一步分析。因此衍生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何谓税务机关？《征管法》第14条对税务机关的界定为：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将“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进一步明确界定为省以下的稽查局。根据以上二个层次的逻辑推理，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中稽查局属于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地市级税务局以上的稽查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依法独立享有行政处罚权。但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却是：县税务局的稽查局究竟属于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还是属于税务所范围？抑或都不是？有人认为，县税务局稽查局只具有象税务所那样的行政处罚权。笔者认为，只从稽查局的级别来看税务行政处罚权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对于稽查局与税务所的级别联结点征管法只字未提，问题的关键在于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何理解？具体到税务部门，是否意味着县税务局是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而县税务局稽查局就不是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下面笔者结合《行政处罚法》第20条和《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谈谈自己的看法，县税务局稽查局是税务机关无疑，且具有行政处罚权，加之一个县只对应一个税务稽查局，故笔者认为，县税务稽查局属于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因此，县税务局稽查局不属于税务所的范畴，属于依法享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的税务机关范围，与县税务局享有同样的税务行政处罚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所以稽查局的处罚范围应当限于上述四类案件，除此范围外，稽查局无权实施税务行政处罚。笔者曾见到稽查局对纳税人违反日常税收征管行为进行罚款的案例，例如对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帐簿、凭证管理行为实施了税务行政处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应当引起税务稽查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稽查部门发现了不属于自己处理范围内的一般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时，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移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分析至此，只解决了稽查局的税务主体资格问题，所以，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直属单位中的征收局、管理局是否包括于“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范围内？对此问题，实践中操作不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解认识不一，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按称谓原则，只有明确称为“税务局”、“税务分局”的，才具有相应的税务处罚主体资格。也有法院判决直属单位败诉的例子，其理由是国税局直属局、征收局没有“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字样。第二，按行政区域设立原则，除税务所外，只有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对应的税务局才有主体资格。第三，按级别原则，各级税务局和税务所及科级以上税务分局有主体资格。这三种观点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税务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各有其道理。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这更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税务直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这样的重大问题，还得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解决。所以，在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根据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目前各级税务机关设立的管理局、征收局均不属于税务机关，只能作为税务机关的一种内设机构来看待，内设机构显然不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其对外执法行为只能是基于委托关系，以设立该机构的税务机关名义行使,这一点还可以从司法解释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不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管理局、征收局这样的直属单位以自己名义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违法之嫌，合法的处理方式应当是上述税务直属单位以其所属机关的名义对外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其二，海关、财政部门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征管法》规定，“关税及海关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四税”由财政部门征收。可见，海关、财政部门基于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也可成为特定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其三，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还有可能是依此规定成立的综合执法部门。如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三查办”（指为财政、物价和税收三大检查而成立的专用办公室，该部门享有税务行政处罚权）。但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设立综合执法部门的权限只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市州一级政府无权设立；二是由于国税局属于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无权将国税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除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外，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或委托方式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
（二）税务行政处罚客体
笔者将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所指向的对象，称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前文已论知，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对象）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精神病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有税务违法行为的，依法不予税务行政处罚。二是税务行政处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二罚款”原则，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被其他部门处以罚款的，则其不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三是当法人违反涉税法律规范时，一般只对法人实施行政处罚，不对直接责任人员、主管负责人员、法人代表实施处罚。即对法人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采取“单罚制”，这和刑法对法人经济犯罪一般采取“双罚制”的做法是不同的。
（三）税务行政违法行为
一般说来，税务行政处罚所制裁的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构成行政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构成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应由税务机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不能给予税务行政处罚。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纳税人构成了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但依法免于刑事制裁，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征管法》的立法技术和体例，笔者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分为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和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1．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
主要包括：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行为；未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验证、换证的行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未按照规定将全部银行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行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规定在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的行为；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行为；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行为，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虚假申报或不申报行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等。
2．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
主要包括：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抗税行为；逾期未缴、少缴税款的行为；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的行为；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的行为；税务人违法导致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等。
3．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
主要包括：不配合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违反协助检查义务的行为等。
4．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除上述三大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外，为了保障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权的权威性，《征管法》第72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这里的“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规定纳税人因不缴、少缴、拒缴和骗取税款而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这是一种免于刑事处罚而应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特殊税务违法行为。
（四）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为：（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由于税务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也只能在上述种类中予以明确。但因为税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其种类不可能将行政处罚规定的种类全部囊括，例如，税务机关不能对税务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拘留、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定。那么，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税务行政处罚是否仅限于这三种？下面笔者作进一步探讨。
1．“停止出口退税权”这种行政处罚最早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33条里，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2001年新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6条。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权只限于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生效后，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20号），该通知对总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中不合法的行政处罚设定进行了修改，但未见对停止出口退税权的行政处罚设定作出修改。所以从税务行政处罚权设定的合法性来说，自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至2001年5月1日新税收征管法实施这段期间，税务机关作出的停止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2．“责令限期改正”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纵观税收征管法，有很多关于“责令限期改正”法律条文。很多人认为，责令限期改正和警告一样，属于行政处罚的申诫罚。⑦通说认为，申诫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行政处罚形式。由此看来，似乎将责令限其改正归于申诫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责令期限改正”不是行政处罚。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处罚法》在列举处罚种类时没有将“责令限期改正”这种处罚种类单列，如果将其归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话，由于“责令限期改正”大量存在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对行政机关处罚行为的规范，如果“责令限期改正”属于行政处罚，则《行政处罚法》完全应该将这种经常性的高频率行政处罚单列为处罚种类之一。第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表明，对任何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均应当责令改正，可见，“责令限期改正”只是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后进行处罚前必经的一种行政前置处理程序。第三，税收征管法通常规定对于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元罚款”。如果责令限期改正是一种行政处罚，就可能导致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会受到税务机关二种轻重不同的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和罚款，其结果就会导致有悖于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和“一事不二罚”（非我国的“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综上所述，“责令限期改正”不应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税务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所必须的前置行政处理程序。
3．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所谓行为罚，是指限制或剥夺税务行政违法者某些特定行为能力和资格的处罚。行为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拥有某种法定的资格或能力，该资格或者能力是行为人活动的依据或保障，受到法律的保护。⑧如果行为人违反法定条件或违反行使该权利的规则，行政机关就有权依法取消或者限制该行为能力（资格）。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就是剥夺了纳税人某一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根据行为罚的内涵，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属于税务行政处罚范畴。但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未将上述几种情形规定为税务行政处罚，而是将其单列为与行政处罚并列的其他几种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为何该规则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列为税务行政处罚，不将与其性质完全相同的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列为行政处罚呢？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复议规则》的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欠妥的。正确做法应该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等限制纳税人资格行为列入《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中，与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并列为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4．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于这个问题有二种看法，一说属于行政处罚，认为是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一说不属于税务行政处罚。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第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应是税务机关，这两种行政行为都是由税务机关提请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是否处理的最终权限在工商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退一步讲，就算工商部门接受了税务机关的提请，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那也只能算是工商部门作出的工商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第二，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就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终局性的不利影响，而提出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只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临时限制，当纳税人将欠税清缴后，这种阻止出境措施便会失去存在理由。所以，与其说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一种行政处罚，倒不如说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更恰当。
5．没收“非法所得”是否是行政处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违反发票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是“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所得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有人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与“没收违法所得”是同一概念，只是用语不规范而已⑨。笔者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不能等同于没收违法所得，理由是：“非法”与“违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违法”范围广泛，除了违反法定义务外，当法律规定了法律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和实施某种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的也可叫违法，而“非法”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某种措施，而享有了该权利和实施了该措施。⑩例如，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行政拘留是非法的，而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超限额罚款则是违法的。可见，“没收非法所得”是法律将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非法行为恢复到“非法行为”前的一种手段，使非法行为人由于非法行为获得的利益归于零。而行政处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惩罚性，如纳税人偷税除了由税务机关追缴所偷税款外，还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这个罚款便带有明显的惩罚性。没收非法所得显然不具有惩罚性，故不应当将其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目前税收立法和税务实践而论，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罚款、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六种。
注释：
①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②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③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④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⑤应松年、薛刚凌著：《行政组织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⑥张树义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要点难点考点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58页。
⑦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03页和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4页。
⑧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61页。
税法及构成要素篇10
税务行政处罚是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税务机关行政执法中的经常性内容。一方面它对于税务机关日常税收征收管理活动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联系紧密。可以说，能否正确贯彻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是检验税务机关是否“依法行政、依法治税”的一块试金石。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处罚方面的论述、著作颇丰，但大多侧重于法理阐述，而将行政处罚的一般原理与某一实务部门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方面的论著廖廖无几，有关税务行政处罚方面的某些具体应用研究尤显可怜。基于此，笔者在不降低理论格调的基础上，注重行政处罚的一般原理与税务机关具体实践相结合，本文就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等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地提出了税务行政处罚构成“四要素论”。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研究不多，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尚无通论，倒是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在综合了十余种行政处罚定义后基于行政处罚与税务行政处罚外延上的属种关系给税务行政处罚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纳税主体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制裁。①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基本上反映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内涵，但有几点值得商榷：（1）处罚对象界定为纳税主体欠缜密，非纳税主体也可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纳税主体是否仅指纳税人？是否包括扣缴义务人？给人以模凌感觉。根据200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是纳税人，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使其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而已，而根据《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对象。退一步讲，即使纳税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外的非纳税主体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例如，某自然人不是纳税人，也不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但因其出售伪造发票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成为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又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6条规定，“税务人超越权限、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外，对税务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于税务人这样的中介机构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此外，由于共同违法的原因，非纳税主体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的例子时有发生。综上所述，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纳税主体，它包括按照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成为税务行政管理的所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之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2）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的提法欠严谨。理由如下：一提到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容易使人联想到《征管法》，实际上，税务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征管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涉税法律规范等。此外，征管法律规范主要是程序性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实体性规章当然也可设定税务行政处罚。（3）对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人，税务机关可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例如，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不能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税务行政处罚定义应是：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
任何行政处罚，都有其基本构成要素。离开了构成要素，行政处罚将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体系中的一种形式，同样也有其基本构成要素”。②怎样理解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众所周知，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已十分成熟，“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③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不应当简单照搬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否则就成为“税务行政违法的构成”了。构成要件强调的是具备了一定的事实条件后，将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强调的是若干部分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虽然二者有很大区别，但犯罪构成的理论对于研究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性，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也应当具备有机统一性，类似于数学上集合与元素的关系，例如，小于3的自然数的集合，那么“1”、“2”则是这个集合的基本元素，在这个集合中，元素具有互异性、确定性和无序性的特征，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小于3的自然数这个集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是指税务行政处罚中那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基本的构成元素是税务行政处罚这个“集合”的充分必要条件，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税务行政处罚，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将不能构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研究不多，普遍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主要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和税务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三个要素构成④为了论述简便，笔者暂且将其称之为“三要素说”。笔者认为，“三要素说”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税务机关在报道税务违章案件时称：“某税务机关对某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罚款××元”。在这则报道中，某税务机关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某公司是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即税务行政处罚客体，偷税行为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罚款是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
（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什么是税务行政主体？什么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主要包括哪些范围？要弄清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主体的界定，学者们在表述上大同小异，基本一致。”⑤笔者认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是：“行政主体，是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能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⑥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税务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是税务行政主体，而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加之其受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制和《征管法》的特殊规制，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就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规定的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税务行政主体。但在具体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值得研究和注意：
其一，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家税务局下面就设有征收局（现已更名为征收处）、管理局（名称变化频繁，有时又叫直属分局）和稽查局这样的直属机构。另外在区县一级国税机关下面同样设有类似机构。据笔者了解，这种机构设置法在四川省的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些直属单位的人事关系不独立，均隶属于上级机关市国税局，经费有时独立，有时不独立。在实际税务工作中，上述这些直属单位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活动，有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这些税务直属单位是否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结合税法相关规定，对上述规定正确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二点：一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一般应该是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诸如县及其以上国税局、地税局。二是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学理论，涉税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特殊规定。根据《征管法》第74条之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该特殊规定使得税务所也可成为限定条件下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至此，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应为：县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征管法特别授权的税务所。但要明晰直属单位的处罚主体资格尚需作进一步分析。因此衍生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何谓税务机关？《征管法》第14条对税务机关的界定为：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将“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进一步明确界定为省以下的稽查局。根据以上二个层次的逻辑推理，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中稽查局属于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地市级税务局以上的稽查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依法独立享有行政处罚权。但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却是：县税务局的稽查局究竟属于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还是属于税务所范围？抑或都不是？有人认为，县税务局稽查局只具有象税务所那样的行政处罚权。笔者认为，只从稽查局的级别来看税务行政处罚权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对于稽查局与税务所的级别联结点征管法只字未提，问题的关键在于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何理解？具体到税务部门，是否意味着县税务局是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而县税务局稽查局就不是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下面笔者结合《行政处罚法》第20条和《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谈谈自己的看法，县税务局稽查局是税务机关无疑，且具有行政处罚权，加之一个县只对应一个税务稽查局，故笔者认为，县税务稽查局属于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因此，县税务局稽查局不属于税务所的范畴，属于依法享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的税务机关范围，与县税务局享有同样的税务行政处罚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所以稽查局的处罚范围应当限于上述四类案件，除此范围外，稽查局无权实施税务行政处罚。笔者曾见到稽查局对纳税人违反日常税收征管行为进行罚款的案例，例如对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帐簿、凭证管理行为实施了税务行政处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应当引起税务稽查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稽查部门发现了不属于自己处理范围内的一般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时，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移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分析至此，只解决了稽查局的税务主体资格问题，所以，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直属单位中的征收局、管理局是否包括于“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范围内？对此问题，实践中操作不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解认识不一，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按称谓原则，只有明确称为“税务局”、“税务分局”的，才具有相应的税务处罚主体资格。也有法院判决直属单位败诉的例子，其理由是国税局直属局、征收局没有“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字样。第二，按行政区域设立原则，除税务所外，只有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对应的税务局才有主体资格。第三，按级别原则，各级税务局和税务所及科级以上税务分局有主体资格。这三种观点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税务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各有其道理。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这更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税务直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这样的重大问题，还得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解决。所以，在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根据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目前各级税务机关设立的管理局、征收局均不属于税务机关，只能作为税务机关的一种内设机构来看待，内设机构显然不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其对外执法行为只能是基于委托关系，以设立该机构的税务机关名义行使,这一点还可以从司法解释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不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管理局、征收局这样的直属单位以自己名义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违法之嫌，合法的处理方式应当是上述税务直属单位以其所属机关的名义对外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其二，海关、财政部门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征管法》规定，“关税及海关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四税”由财政部门征收。可见，海关、财政部门基于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也可成为特定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其三，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还有可能是依此规定成立的综合执法部门。如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三查办”（指为财政、物价和税收三大检查而成立的专用办公室，该部门享有税务行政处罚权）。但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设立综合执法部门的权限只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市州一级政府无权设立；二是由于国税局属于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无权将国税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除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外，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或委托方式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
（二）税务行政处罚客体
笔者将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所指向的对象，称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前文已论知，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对象）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精神病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有税务违法行为的，依法不予税务行政处罚。二是税务行政处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二罚款”原则，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被其他部门处以罚款的，则其不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三是当法人违反涉税法律规范时，一般只对法人实施行政处罚，不对直接责任人员、主管负责人员、法人代表实施处罚。即对法人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采取“单罚制”，这和刑法对法人经济犯罪一般采取“双罚制”的做法是不同的。
（三）税务行政违法行为
一般说来，税务行政处罚所制裁的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构成行政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构成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应由税务机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不能给予税务行政处罚。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纳税人构成了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但依法免于刑事制裁，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征管法》的立法技术和体例，笔者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分为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和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1．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
主要包括：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行为；未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验证、换证的行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未按照规定将全部银行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行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规定在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的行为；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行为；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行为，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虚假申报或不申报行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等。
2．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
主要包括：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抗税行为；逾期未缴、少缴税款的行为；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的行为；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的行为；税务人违法导致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等。
3．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
主要包括：不配合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违反协助检查义务的行为等。
4．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除上述三大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外，为了保障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权的权威性，《征管法》第72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这里的“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规定纳税人因不缴、少缴、拒缴和骗取税款而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这是一种免于刑事处罚而应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特殊税务违法行为。
（四）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为：（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由于税务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也只能在上述种类中予以明确。但因为税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其种类不可能将行政处罚规定的种类全部囊括，例如，税务机关不能对税务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拘留、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定。那么，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税务行政处罚是否仅限于这三种？下面笔者作进一步探讨。
1．“停止出口退税权”这种行政处罚最早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33条里，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2001年新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6条。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权只限于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生效后，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20号），该通知对总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中不合法的行政处罚设定进行了修改，但未见对停止出口退税权的行政处罚设定作出修改。所以从税务行政处罚权设定的合法性来说，自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至2001年5月1日新税收征管法实施这段期间，税务机关作出的停止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2．“责令限期改正”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纵观税收征管法，有很多关于“责令限期改正”法律条文。很多人认为，责令限期改正和警告一样，属于行政处罚的申诫罚。⑦通说认为，申诫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行政处罚形式。由此看来，似乎将责令限其改正归于申诫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责令期限改正”不是行政处罚。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处罚法》在列举处罚种类时没有将“责令限期改正”这种处罚种类单列，如果将其归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话，由于“责令限期改正”大量存在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对行政机关处罚行为的规范，如果“责令限期改正”属于行政处罚，则《行政处罚法》完全应该将这种经常性的高频率行政处罚单列为处罚种类之一。第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表明，对任何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均应当责令改正，可见，“责令限期改正”只是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后进行处罚前必经的一种行政前置处理程序。第三，税收征管法通常规定对于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元罚款”。如果责令限期改正是一种行政处罚，就可能导致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会受到税务机关二种轻重不同的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和罚款，其结果就会导致有悖于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和“一事不二罚”（非我国的“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综上所述，“责令限期改正”不应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税务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所必须的前置行政处理程序。
3．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所谓行为罚，是指限制或剥夺税务行政违法者某些特定行为能力和资格的处罚。行为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拥有某种法定的资格或能力，该资格或者能力是行为人活动的依据或保障，受到法律的保护。⑧如果行为人违反法定条件或违反行使该权利的规则，行政机关就有权依法取消或者限制该行为能力（资格）。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就是剥夺了纳税人某一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根据行为罚的内涵，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属于税务行政处罚范畴。但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未将上述几种情形规定为税务行政处罚，而是将其单列为与行政处罚并列的其他几种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为何该规则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列为税务行政处罚，不将与其性质完全相同的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列为行政处罚呢？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复议规则》的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欠妥的。正确做法应该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等限制纳税人资格行为列入《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中，与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并列为税务行政处罚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