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背景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危机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3-003-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形态。它即迎合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市场机制高效运行和自由竞争的要求，又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相结合，突出政府和国家在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方面的作用。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基础上和具体运行中也迸发了许多新的认识，开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观点和对公有制经济的歪曲，但并不完全否定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赞同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作用，认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并不符合初级阶段的国情。这一论点被广泛应用到了我国的具体建设中。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创新就在于实现了两个结合：既结合了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则，又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核心观点的思想承接，但与两者相比更科学、更全面地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更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我们还认识到，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核心在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于国有企业能够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还实现了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跨步性转变，积极融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随着全球金融系统累计性风险的逐渐暴露,已经扩大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将萧条扩散到了实体经济,形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08年下半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断然转变了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投资计划和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经过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初见成效，经济已经有所增长,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平稳增长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全球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恢复带来了有益经验和初步信心。
我国目前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比较。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与行业振兴规划，不仅没有遭到市场派人士的反对，而且各行各业都在盼望着行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显示出国家经济主义在金融危机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影响。然而，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的聚集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中，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达到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的双重功效。增加政府投资进行基础行业建设在短期内的确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消费必定抑制居民消费增长，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的高效运行的与健康发展才能真正带动经济恢复。
同时，政府期望依靠内需增长来拉动经济恢复的举措在具体实施时存在缺陷。比如，依靠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行动，依靠发放消费券，将有利于建立民间信用和商业信用的基础，会取得暂时弥补消费缺口的应急作用，获得短暂平衡，然而政府没有为内销企业提供相关保障，也没有尊重法律等机制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单单只依靠政府的补贴而没有相关市场机制的配套运行，很快将面临更大的失衡。总而言之，内需经济需要的是市场领域的深入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和分配领域的彻底市场化，只有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同步深化，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压力。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强国富民之路，然而当今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以出口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低成本外向型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加上国家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增加产能，经济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没有跟进，投资拉动效率日益下降，未来的经济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要有效地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危机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采取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注意调整财富分配和产权结构，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全面的税费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既得利益阶层手中拯救市场经济。
综上所述，我国在危机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切实集中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主要矛盾，认清拉动内需的力量到底在哪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平等对待中小企业，将政府干预与市场改革相协调同步推进，坚持自由支撑市场、国家结合干预，最终才能切实带动我国经济恢复及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背景篇2
一、经济法价值的内涵
经济法的产生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公平价值的内容，是由价值主体的主观需要与客体的功能属性相互作用决定的。国家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当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遭到破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要干预经济，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国家的不当干预，经济法便产生了，显然，经济法就是以追求经济公平价值而出现的。
经济法价值的公平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首先，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从这一点讲，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结果。因为公平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形成有效的预期，增加或减少各种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规模效益。其次，从更深的层次讲，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即等量劳动获得等经量报酬，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那么，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
经济法的实施体现了经济法的正义价值。正义，是一切良法的共同追求。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行政法追求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在市场领域，经济法产生之前的法有民法和行政法，即私法和公法作用于经济，民法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行政法要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在没有经济法的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以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运用行政法干预市场。然而，在市场不正义出现时单靠行政法不能规制市场的正义。所以既然要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只能是中立于其间的法，这个法就是经济法，经济法一方面以维护私法的合理存在为己任，但又超越个人的私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既赋予国家适当的干预权，又防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以实现经济民主。
经济法树立以人性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经济法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需要。经济法的价值如果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价值目标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当目标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时才有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法的最终价值目标应当是也必须是人性的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当其有助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时，才是有价值的。鉴于此，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就必须摒弃传统经济法的价值观，不能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单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存在。各部门法从立法到司法必须在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指导下来制定和实施，使经济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社会，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即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以和谐理念为主导，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和平相处、安居乐业，是和谐社会的一般特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它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进程中，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和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新贡献。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谐社会的这六个特征，实际上包括三层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的核心或称为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是以人为本，即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
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经济和谐，指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形式正义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配置的统一等。
三、如何完善经济法以构建和谐社会
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一是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支持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二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规定全部剥离出去，让农民享有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当前重点是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三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基本的生存权。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市场还未真正成为配置城乡资源的主要手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在资金、人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中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因此，必须进行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取消政府对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建立城乡沟通、统一、有序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重点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统筹城乡土地市场、统筹城乡资金市场等。只有形成统一城乡市场，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继续运用法律手段来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政策法律制度、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银行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等内容，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是市场和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宏观调控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让市场能够发挥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
社会经济背景篇3
如此突出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并存、两个条件”。
“四个并存”是指：第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与农村面貌变化较慢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相比之下，城市面貌发生的变化更大，一大批现代化城市在各地相继建成，可以说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农村发生的变化却没有城市那么大，虽然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郊区出现了许多新房，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大量旧房，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还存在大量破房、土房。即使在发达地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往往形成“有新房、无新村”的格局，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民依然不能享受现代城镇的公共服务，整体环境还处于“脏、乱、差”的状况。
第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并存。由于历史原因和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一直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经一度缩小，但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全面开展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呈现扩大趋势。1998年至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3％，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由1998年的2．511扩大到2003年的3．231，2004年的3．211。如果统一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
第三，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与农村需求不足并存。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有些方面已经出现超过市场需求的增长，部分产品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目前，全国钢铁、水泥和铝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电力、煤炭的生产能力也将出现过剩，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多种日用品严重积压。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建设和发展缓慢，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农村市场规模较小、购买能力较弱，对工业品的需求普遍不旺，极大地影响了工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制约了城乡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四，财政金融资金收入增长较快与农村资金严重不足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金融资金收入持续增长。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63万亿元，银行存款24万亿元(其中城乡储蓄11．9万亿元)，并且仍然在持续增加。但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却依然严重不足。多数地区县乡财政只是吃饭财政，没有能力支持乡村建设。农村金融资金严重缺乏，大量资金流向城市，许多地方农民和乡镇企业贷款难问题依然是相当突出的矛盾。
社会经济背景篇4
关键词：社会经济；经济背景；现实意义；战略成本；成本管理
abstract:placesoneselfinthepresentageknowledgeeconomytide,weconstantlydonotfeelattheappointedtimeagenerationoftransformationtotheeconomicalmovementandthebusinessmanagementprofoundinfluence.thescienceandtechnologyprogressesbyleapsandbounds,theemergentindustryemergesoneafteranotherincessantly,customerdemandpersonalization,multi-changesandenterpriseproductmultiplicationandalonespecialization,thusmakestheenterpriseinternationalizationtendencytospeedupdaybyday,theglobalcharactercompetesincreasinglyfiercely,theenterpriseexternalenvironmentuncertaintydegreedeepens,theforceenterprisetoscrambleforthemarketandthesurvivaldevelopmentopportunities,changesinthemanagementandoperationtheshort-termgoalthelong-rangeobjective,changestheoverallimportancedecision-makingandthemanagementbythespecializedfunctionmanagementandoperation,themanagementactivitywillenhancetothestrategiclevel,formsstrategicandthestrategicmanagementidea.
keyword:socialeconomy;economicbackground;practicalsignificance;strategiccost;costmanagement
一、战略成本管理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5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有人称为后工业时代或突变时代）。进入50年代后，顾客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与过去相比竞争更加激烈，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从而使企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和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1）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社会已从对生活“数量”的需要转向对生活“质量”的需要，需求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2）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和加速了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发展，生产了许多属于“创造需要”性的产品，同时，也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3）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既给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也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4）社会、政府和顾客等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和限制。由于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垄断行为、环境污染等，引起了社会、政府、顾客对企业的不满，从而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并提出了许多对企业的限制。（5）资源短缺，突发事件不断出现。这些特点，使企业外部成为一种特别庞大的、复杂的、不熟悉的、变化的、难以预料的环境，企业面临着许多生死攸关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界必须对环境进行深入分析，采取新的管理方式，谋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强化企业经营战略等战略管理势在必行。随着管理观念的变化，许多新的管理技术出现了，如质量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
正是由于时代的变革导致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战略管理就应运而生。战略管理的核心是要寻求企业持之以恒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一切战略的核心，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能够为客户创造的价值，这一价值要超过该企业创造它的成本。价值是客户愿意为其所需要的东西所付的价款。超额价值来自于以低于竞争厂商的价格而提供同等的受益，或提供的非同一般的受益足以抵消其高价而有余。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成本领先和别具一格（标新立异）。一个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做出抉择，即企业要就争取哪一种优势和在什么范围内争取优势的问题做出选择。“万事都要领先，事事都要每人满意”的想法只会造成战略上的平庸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
企业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上述变化，对传统的成本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成本管理更新观念。变革技术。成本管理专家和学者必然面对这样的事实：（1）战略管理要求获得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资料，如果成本管理者不能提供相关信息，则生产主管、营销经理就会去扩展自己获得的信息系统，如果这样，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混乱。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成本信息系统。（2）在新的管理环境下，传统成本管理会计自身的缺陷（如管理观念、管理方法、管理对象等）显露无疑，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思想、技术和方法。为了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一方面将成本管理会计导入企业战略管理并与之相融合。另一方面，在成本管理会计中引入战略管理思想，实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从而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stratehiccostmanagement，scm）。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两书中列专章探讨“成本优势”。成本优势是企业可能拥有的两种竞争优势之一。成本对于别具一格战略也极为重要，因为别具一格的企业必须保持与其竞争者近似的成本。除非由此而得的溢价超过别具一格的成本，否则别具一格者就不能取得出色的业绩。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了成本在竞争中的重要地位，许多战略计划都把建立“成本领先”（costleadership）或“成本削减”（costreduction）作为目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取得并保持全面的成本领先，那么，它只要能使价格相等或接近产业的平均价格水平，就会成为所在产业的佼佼者。当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价格相当于或低于其竞争厂商时，它的成本地位就会转化为高收益。然而，一个在成本上领先地位的企业也不能忽视产品的别具一格，一旦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产品在客户眼里不被看作是与其他厂商的产品不相上下或可被接受时，该企业就不得不削减价格，使其售价低于竞争者，以增加销售额。这就可能抵消了它有利的成本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在波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使战略成本管理更加具体化。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成本管理已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推广到企业界（夏宽云，1998）。
不难看出，战略成本管理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企业传统成本管理体系自身缺陷、自身变革的需要。
二、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战略成本管理指管理人员运用专门方法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资料，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从而创造竞争优势，以达到企业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目的。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业绩，可表述为“不同战略选择下如何组织成本管理”。即将成本信息贯穿于战略管理整个循环过程之中，通过对公司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正如波特所讲的取得“成本优势”（porter，1985）。成本优势是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而传统的成本管理是要实现“降低成本”。不难看出，“降低成本”与“成本优势”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分析比较传统成本管理和战略成本管理，可以总结出战略成本管理的特点：
1.长期性。战略成本管理的宗旨，是为了取得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以便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立足于长远的战略目标。而传统的成本管理则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而未从长远的持续地降低成本的策略上考虑，属于战术性的成本管理。比如企业进行人工成本管理，按“降低成本”，企业宜雇佣年龄相对较大、技术熟练程度高的员工以便降低人工成本。以“成本优势”标准衡量，企业宜从长远出发雇佣对年轻、文化程度高的员工，利用学习曲线，以获得较长时期的成本优势。
2.外延性。战略成本管理的着眼点是外部环境，将成本管理外延向前延伸到采购环节，乃至研究开发与设计环节，向后还必须考虑售后服务环节。既要重视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也应重视与下游客户和经销商的联结。总之，应把企业成本管理纳入整个市场环境中予以全面考察。只有对企业所处环境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风险，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确定和实施正确适当的管理战略，把握机遇，主动积极地适应和驾驭外界环境，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最终实现预定的企业战略目标。而传统成本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而对企业的供应与销售环节则考虑不多，对于企业外部的价值链更是视而不见。
3.全局性。战略成本管理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它把企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综合起来，企业的价值链贯穿于企业内部自身价值创造作业和企业外部价值转移作业的二维空间，价值链不同于价值增值，它是更广阔的外在于企业的价值系统链，企业不过是整个价值创造作业全部链节中的一部分，一个链节。因此，战略成本管理从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发，其成本管理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分析，而且包括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和企业所处行业的价值链分析，从而达到知己知彼，洞察全局的目的，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战略。而传统成本管理的“降低成本”则是站在某一企业的角度，加强成本管理使其成本最低，成本最低并不表明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如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代用材料，可能使产品质量有所下降。而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可能导致企业的成本略有上升，但同时可以使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最佳的成本效益比，从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成本领先。
4.抗争性。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优势，是关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与竞争对手抗衡的基本竞争战略之一，同时也是企业针对来自各方面的许多冲击、压力、威胁和困难，迎接这些挑战的行动方案。它与传统的较少考虑竞争、挑战而单纯为了改善企业现状、增加经济效益的成本管理方法不同。只有当这些成本管理工作与强化企业竞争力量和迎接挑战直接相关、具有战略意义时，才能构成战略成本管理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述，战略成本管理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严峻的挑战，企业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就是为了实现成本领先，取得竞争优势，战胜对手，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三、战略成本管理的现实意义
战略成本管理的实质是寻求成本优势（或成本领先）。研究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战略成本管理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必然结果。前文已述，近二十年来企业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的需要，战略成本管理应运而生。不言而喻，成本是决定企业产品或劳务在竞争中能否取得份额以及占有多少份额的关键因素，而影响竞争成本的核心是企业的战略成本，而非传统的经营成本。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波特为我们提出了战略分析的方法：即首先分析企业的产品所处的市场生命周期和市场份额等，然后确定其应采取的战略。对于不同的产品应采取不同的市场战略，是以产品差异战略取胜（在成本差距不可能拉大的情况下生产比对手更优、更独特的产品以显示差异，吸引顾客），还是以成本领先战略取胜（在产品性能与质量不可能会有差别的情况下努力降低成本、降低售价来取得竞争优势）。采取产品差异战略可以通过培养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优良服务，产品设计等方法实现；而成本领先战略则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学习曲线效应，严格的成本控制等方法来实现。
2.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加强企业成本管理的必然要求。现代成本管理是企业全员管理、全过程管理、全环节管理和全方位管理，是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结合的管理，是经济和技术结合的管理。在现代成本管理中，战略成本管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传统成本管理把成本局限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领域，把重心转向企业整体战略这一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诸如生产关联、采购关联、技术关联、财务关联、竞争对手关联中的成本分析等，有利企业正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从而正确地选择企业的经营战略，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加强成本管理的关系，提高企业整体经济效益。
3.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与实施，有利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战略管理在理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外已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在实践中，许多大公司设立了诸如“研究开发部”“战略研究部”等企业战略研究机构，而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着眼于战略等经营战略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战略成本管理。企业管理作为一个完善的系统，战略成本管理是不可或缺部分，如何正确引进和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是我国会计管理值得深思的问题。
企业资产重组与并购是当前我国企业界的热门话题，我们从战略成本管理的角度来简要分析一下四川峨铁重组的价值链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和竞争优势。
川投集团通过电冶结合的方式整体兼并峨铁厂从而控制四川峨铁（现更名为“川投控股”）一举带动搞活了嘉阳电厂、嘉阳煤矿和峨铁三个国有企业，这样将几家劣势企业重组从而发挥出整体效应的办法，在我国资产重组中具有典型意义（见《四川金融投资报》1998年10月29日）。重组后对峨铁而言，占生产成本60％的电价将大幅降低，每年由此可节约成本几千万元，同时通过调整，峨铁的铁合金产量可以上一个台阶，实现规模经济，单位固定费用大为降低。对嘉阳电厂、煤矿而言也有一个稳定的销售市场，使其销售费用大为降低。同时川投集团还购并了长钢股份，也为峨铁的铁合金销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难发现，这一系列重组并购的内部价值链可以简化为：嘉阳煤矿——煤嘉阳电厂——电峨铁厂——铁合金长钢厂等，上述价值链中每一作业消耗资源，导致成本和产出效益。
社会经济背景篇5
我国在2009年实行的新医改方案，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落实，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有效途径。新医改坚持立足国情、以人为本，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为目标。新医改坚持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将医疗服务延伸、前移。强化基本医疗服务，降低医疗服务费用，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看的好病。随着新医改的逐渐深化，我国会完成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让基本医疗服务覆盖城乡居民。
二、新医改给医院带来的影响
1.改变收入形式
新医改明确规定了医院的相关费用支出，规范了医院补偿资金的来源。新医改也明确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改变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服务环节、服务成本的收费现象，让更多的患者看得起病。医院要按新医改的规定减少病人的不必要支出，增加病人在选择就医形式上的自主性。这就需要医院改变以往的收入形式，将医院收入由传统的药物捆绑形式变为病人自主选择医疗服务形式。新医改对医院经营中的种种限制，例如在结算定额上的有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医院的收入。
2.监管多样化
新医改加强了对医院系统的监管，去除医院在为病人服务时存在的一些非透明项目。医院在对病人进行诊疗时，要依照病人的意愿选择诊疗方式，在用药、费用方面做到公开透明。在新医改的影响下，病人对医院的依赖性降低，在就医时可择院、择医、择期，不再被动接受医院和医生为其制定的诊疗方案。同时，新医改实行的医保总额付费制、按病种付费的结算方式，让患者在结算时享受了更多的优惠。新医改后，医院受社会各界、广大民众等多方的监督，医院必须要将医疗流程、收费内容公开展现给患者。
三、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面临的挑战
1.财政补偿不到位
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不断重视，各级政府都通过财政手段加大了对医疗系统的资金投入。在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面，财政部门一直都给予一定的差额补助。但随着我国基本社会医疗保障需求的不断提高，社会低收入群体的不断涌现，财政补偿资金不足以满足公立医院的经营需求。一方面，公立医院要维持自身的资产运营；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其公益性的服务性质。新医改在就医环节上对医院的控制，大大的影响到了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另新医改背景下，医院运营对财政补偿的过多依赖，会成为医院发展的阻力。财政补偿落实不到位是摆在公立医院面前的难题，医院必须协调好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维持医院稳定发展。
2.体制问题
新医改背景下，既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又要求医院进行资本化运作。但公立医院的业务收入会遇到来自政府监管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等各方面的行政制约。在公立医院的收入获得上，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一切都要根据政府预算计划执行。行政手段的过多限制，会使医院在对药品、服务等定价上与市场价格脱节。而对于医院自身，医院在聘用人员、物资采购、基础建设等方面并未享受政策的便利，要由医院自行落实成本支出，一切都要依照市场价格。可以说，在医院的运营上，是与市场动向一致的，这就造成了医院在收入和支出上的机制脱节，使得医院在政府预算与市场经济的夹缝间生存。
3.医保资金不足
在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医保收入。医保管理机构在结算环节、结算额度上的限制是制约公立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的医保对医疗服务予以报销实行的是后付费制度，先由医院垫付病人的诊疗费用。垫付大量的资金势必造成医院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医保经费的支付要经过各相关部门的逐级审批、核查，通过核定总额、人次、均次费用等手段把医保资金控制的压力全部下沉到了医院，医院要做到既少花钱还要治好病，患者还要享受满意的服务。另外，医院还须设置专门的医保办来协调医保事务、配合日常检查。因医院收治的病人所属病种不同，适用的报销比例有较大差异。在进行费用报销结算时，要投入人大量力物力与病人进行协商和解释，这些都增加了医院的人力资源支出。医保和患者出现的预期与结果的差异，不利于维护医院的权益和形象。
4.抗菌药物管理
针对抗生素滥用现象，国家卫计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抗菌药物的使用。对医院来说，规范抗菌素的使用切断了医院创收的一条途径。从2016年开始南京的部分医院试点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江苏省卫计委通知，要求从2016年7月1日起，江苏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除儿童医院）全面停止门诊静脉输液。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必然会对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新医改背景下提高医院经济效益的策略
1.完善管理制度
新医改的实施，会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医院在管理上的不断加强，会使新医改对医院带来的影响尽可能减小。首先，医院应该强化新医改严格执行的意识。保证医院全体人员对新医改的有关政策完全领会，防止出现违背政策、给医院带来经济损失的现象。其次，医院应该加强对核算工作的控制，控制医院的医疗成本。梳理医院内部的职能体系，剔除不必要的部门、环节，减少人员和部门数量，从根本上控制医院的运行成本，让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与救治病人相关的工作中。最后，医院要加强对医院内部硬件设施的管理，对既有的医疗设备进行定期盘查，保证各类医疗设备都达到了预计使用寿命才能被淘汰。对各类器材要进行定期维修维护，保证正常运行。减少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对一些疑难杂症尽量采取多个医院联合诊治的办法。
2.统筹预算资金
医院应合理制定年度预算，严格按预算计划执行，预算项目应进行细致划分，预算的制定要结合以前年度的成本费用和未来年度的业务计划。预算方案的制定要细化到每个部门科室，减少预算计划和执行上的差异。在具体使用预算资金时，要严格依照计划，对预算外资金的使用要建立严格的审批流程。在医院的正常经济核算方面，医院应采用全成本管理的方法，对成本进行分类，对各科室的成本项目按照类别进行划分，医院对成本的控制不应建立在降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医院的领导应高度领会新医改的总体方针，保障病人的看病权益，各类经济利益的获得要通过医院自身的管理和创新来实现。
3.加强人才培养
医院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应吸引更多优秀的管理人员来从事医院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的管理人员应转变意识，加强成本控制。各级医院应保证现有的财务管理人员具有高水平的从业资格，熟悉医院日常管理流程，能够发现医院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医院应加强对医疗人才的培养，定期对相关的医务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医疗人员的专业素质，构建一支强大的医疗队伍。另外，要加强医院工作人员的道德建设，树立以人为本，为病人利益着想的服务观念，建立服务型的医疗体系。
五、新医改背景下提高医院社会效益的策略
1.提升医院整体素质
医院应充分的挖掘自身的优势，包括区域优势和学科优势，并发挥医院的特有优势。在人才的培养上要有所侧重，形成医院在专科领域的优势。加强对从业人才的培养，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诊疗技术，建立区域内各医院的沟通机制，分享各医院在管理上的优秀成果。对医疗人员定期进行考核，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对在考核中未能通过的人员要给予处罚，保障人员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注重对人才的保留，医院应制定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将人员的工作质量、服务、学习与绩效考核关联，为工作人员提供与之服务对称的薪资报酬，避免人员的流失。在人员整体素质上占据优势可以为医院形成良好的口碑，提升医院的竞争力。
社会经济背景篇6
关键词：绿色经济；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程娜，女，经济学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资源经济及海洋经济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L16BJY013
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068-09
作为能源节约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领跑者，日本并非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伊始便将绿色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从严重的污染与公害治理到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逐渐摆脱了经济增长对能源环境的过度依赖，并摸索出了一条“能源立国”与“环境立国”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对当今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改革发展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对中日两国能源环境领域的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也符合在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双方各自的战略利益。
一、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的历程
（一）日本绿色经济的起步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长期以来主要通过大量进口化石能源来解决国内的能源供给与消费问题。日本所需煤炭的97.7%、石油的99.7%、天然气的96.6%均依赖进口[1]，传统化石能源的自给率只有4%左右。因此，国际资源波动一直以来对日本经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国内资源严重匮乏之间的矛盾曾将日本拖入了侵略扩张以夺取资源的战争泥潭。战后的日本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然而，在当时以增长与生产为主要目标导向的发展模式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依靠大量资源能源消耗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这一时期，工业生产引发的工业污染、居民消费引发的生活污染相互叠加，进而导致了日本国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重大环境公害问题频繁发生，“水俣病”“新水俣病”“四日市哮喘”与“痛痛病”使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成为了当时举世闻名的“公害国”。公害问题不仅严重危害了当地居民的健康，也使日本政府在应对“四大公害诉讼”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与此同时，19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过度依赖石油等化石能源进口的日本经济的消费品物价攀升幅度位居发达国家之首[3]。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日本政府痛定思痛，开始着手解决国内严重的环境污染及脆弱的能源安全问题。一方面，“四大公害诉讼”催生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批环境法规的相继出台，围绕公害治理，日本政府构建了以环境法规、环境制度和环境机构为组成要素的环境管理体系，这标志着日本现代环境法治的初步建立。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促进产业与能源结构从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升级，旨在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能源瓶颈，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开发新能源与可替代能源的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增长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政府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领域的日益关注，为日本未来发展绿色经济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绿色经济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随着日本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资源的节约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日本的绿色经济在80―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建立“节能大国”与“新能源大国”双管齐下的战略。1979年《能源节约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开启能源节约的法治化进程。自此，日本政府一方面针对节约能源的具体需要围绕《能源节约法》多次进行修改，并有针对性地出台《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1993）与《节能、再生利用支援法》（1993）等多部旨在促进资源能源节约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石油储备法》（1975）的基础上逐渐构建了一套包括石油、天然气与其他战略性稀缺金属矿产在内的官民一体的能源储备体系，围绕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制订了一系列的节能效率指标计划，并针对高耗能产业及产品出台了严格的生产限定标准。1974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新能源开发计划》（“阳光计划”），该计划将太阳能作为日本未来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核心，并就风能、地热能、潮汐能和生物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制定了具体的规划。进一步地，随着1980年《替代石油能源法》的出台，日本开始大规模地推进核能和废弃物发电以逐渐替代对石油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与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也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4]。
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着重解决国内日益激增的废弃物排放问题。围绕废弃物的处理，日本政府先后在1991年与1992年对《废弃物处理法》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改，针对容器、包装物与家用电器等主要生活废弃物的处理，日本政府通过出台相应的可再生资源利用法律并发展循环经济，在强化企业生产责任的同时，也提升了民众的消费环保意识。随着气候变化与臭氧层破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外界的减排压力下，日本一方面通过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来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oDa（官方开发援助）项目以对外环境援助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的活动中。“环境外交”逐渐成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环境治理事务中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三）日本绿色经济的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
随着“泡沫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伊始的破灭，日本经济在步入漫长的低速增长期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全球性能源环境问题的挑战。为实现日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接连出台了《新能源法》（1997）、《新能源产业远景目标》（2004）、《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能源技术创新计划》（2008）、《环境能源技术创新战略》（2008）、《未砜拓战略》（2009）《海洋和矿物资源开发计划》（2009）、《日本战略能源计划》（修订）（2010）、《可再生能源法》（2012）等多部能源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旨在全面推动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为了推广日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能源立国”战略，日本政府从1994年开始，在以往的“阳光计划”、“月光计划”与地球环境技术研究开发体制三者结合的基础上，制订了能源环境领域的综合技术推进计划，即所谓的“新阳光计划”，意在促进日本能源环境技术的高效开发利用。在“新阳光计划”中，日本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研发投入达到每年570亿日元，每年用于节能减排领域的资金预算已超过能源厅预算总额的40%。与此同时，日本在《环境基本法》的基础上，于2000年颁布了旨在建设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构建循环型经济社会成为了新世纪以来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冲击了日本本已疲软的实体经济，后金融危机与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再次触发了日本对新经济模式的探索。实际上，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政府就出台了以向海外宣传日本构建可持续社会的成功模式、将日本传统自然观融入并应用于现代经济发展从而推动美丽国土建设，以及同步实现经济增长、地区振兴和环境保护为主要方案的“环境立国”战略。并围绕防治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资源循环、能源环境技术创新，以及环境保护等八个方面制订并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随着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理念的深入人心，日本自2007年以来开始贯彻低碳绿色的发展战略，各届政府在大力推广节能减排等低碳政策的基础上，致力于促进日本传统经济社会向“低碳绿色经济”和“新型低碳社会”转变。为此，从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提出的“清凉地球50”理念开始，到2008年福田康夫提出的以“指向低碳社会的日本”为基本内容的“福田远景”，再到2009年麻生太郎为日本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所构想的“未来开拓战略”，日本政府围绕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目标规划。2009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旨在通过出台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税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日本绿色经济的发展[5]。“福田远景”和《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其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基本政策途径，引爆“绿色低碳革命”与创造“低碳绿色世界”已成为当今日本社会各界围绕“低碳”和“绿色”理念在政策实践中达成的目标共识。毫无疑问，发展绿色经济将在日本政府所主导的低碳社会建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现阶段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举措
（一）大力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使新能源产品和技术直接服务于日本绿色经济与低碳社会的发展
大力促进核能开发一直是日本新能源政策的重中之重，然而，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危机迫使日本政府开始重新调整本国未来的新能源政策[6]。为了实现至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25%，以及至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减少50%这一既定目标，当前日本主要在太阳能发电、环保车、低碳交通，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领域实现“去核化”背景下绿色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社会的构建。随着新能源产品开发与新能源技术应用的日趋成熟，新能源已经成为未来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的支柱产业。
（二）积极构筑并发展循环型经济社会，使“循环”“低碳”“绿色”的生产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基于先进的能源与环境技术水平，日本的循环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这也为日本在新世纪以来绿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当看到的是，日本的循环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支撑，仅在2000―2010年间，日本政府就出台了20余部法律法规，围绕资源回收利用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高密度、多层次的立法工作保障了日本国内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构筑与发展。在消费领域，日本政府一方面推进手机、家用电器、包装容器和废塑料等废旧消费品的回收工作，并计划至2020年实现废塑料回收90%以上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加大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通过推广绿色采购与鼓励民众购买贴有绿色环保标签的商品，改变与扭转国民的传统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以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生产。与此同时，在构筑与发展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政策环境下，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将节能与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清洁生产与生态工业等绿色循环生产理念已逐渐纳入到企业的生产设计过程中。
（三）以灵活、针对性强的财税政策促进能源节约与低碳消费
为推广节能减排产品与技术的综合应用，日本政府资源厅将50%以上的节能减排专项预算资金用以补贴购买和采用节能设备的家庭和企业。对购买环保车的消费者、使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家庭和中小企业，以及研发和生产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设备与购买节能型能源消费设备的企业，政府均不同程度地给予数额可观的费用补贴，这些财政性补贴大大降低了企业与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成本，有效提升了能源消费主体节能减排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于2009年推行“绿色税制”，旨在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能源消费。针对购买新型环保车的个人或企业，政府免收车辆购置税和其他附加税；对购买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政府减免部分固定资产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中，购买废纸脱墨、玻璃杂物去除设备的企业在3年内可享受固定资产退税待遇；而购买废旧塑料再生设备的企业可以在享受普通退税的基础上，额外享有设备价格14%的特别退税[4]。绿色税收优惠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消费者与企业购买和使用节能减排产品的热情。此外，针对个人和企业对一次化石能源的消费，从2007年起征收的碳税也起到了降低日本碳排量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作用。
（四）推行“环保积分制度”，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与低碳社会建设的全民参与
为引导民众购买节能低碳产品与参与生态环保活动，日本政府自2005年开始针对家用电器的消费研究制定相关的经济激励制度。2008年，日本环境省正式推出“环保积分制度”，规定购买绿色环保产品的消费者可以获得相应的环保积分，消费者可凭借该积分购买其他商品。随着“环保积分制度”的全面推广，一方面，“环保积分制度”已从节能产品的消费逐渐扩展到公害防治管理与自然保护等各个方面[7]，另一方面，民g团体和企业逐渐取代了政府进而成为该活动的主要管理者和出资方，这也使得“环保积分制度”的实施充分调动了日本民众参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热情。此外，“环保积分制度”在促进全民节能环保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环保积分制度”的实施直接带动了以节能产品为主的家电行业的新一轮繁荣，市场需求的扩大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对节能环保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在当前疲软的经济环境下，类似“环保积分制度”的政策举措无疑对日本经济增长与节能环保的双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五）引进“碳足迹”制度与创建低碳环保模范城市，引导民众绿色低碳生活
日本政府自2009年4月起全面推行“碳足迹”制度，该制度规定食品、饮料、洗涤剂等商品必须标识从原料调配、制造、流通销售、使用到废弃回收5个阶段的碳排放总量，以便使消费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8]。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积极创建低碳环保模范城市，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城市生活。自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启动“生物城”项目以来，目前全日本已有近400座城市达到该项目的建设标准；与此同时，日本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引导城市的集约型与低碳化发展，随着横滨、北九州等一批城市建成为低碳环保模范城市，低碳环保模范城市的辐射效应正在向全国范围内扩展。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民众的广泛参与，已使低碳交通与绿色出行等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民众城市生活的新理念。
三、能源与环境领域的中日经济技术合作
（一）中日在新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对当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严重的资源耗竭与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意味着以往建立在大量资源能源投入与生态环境破坏基础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只有通过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才能在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则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围绕新能源与环境保护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尽管自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紧张的政治局势导致中日两国在经贸合作与民间往来领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温”迹象，但作为双方长期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全球气候环境日趋恶化，资源耗竭和生态危机的巨大辐射效应已严重威胁到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新形势下，两国政府均意识到在新能源与环境保护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长期以来，能源与环境问题均是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能源需求与环境耗竭，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形势的日趋恶化，未来中国经济将在转型与发展中面临更大的能源与环境压力，节能减排和生态治理的任务越发紧迫。而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的加剧，特别是自2012年入冬以来国内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已危及到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生态安全，进而受到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生态环境公害问题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3・11大地震”所引发的福岛核危机对日本核电行业及国内环境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突如其来的核污染不仅引发日本民众的恐慌情绪，也严重威胁到周边地区国家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日本在灾后开始积极谋求国家能源战略的调整[9]。显然，福岛核事故的巨大阴影及民间持续高涨的“去核化”呼吁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核电立国”的战略。然而，出于政治和能源安全的考虑，安倍政府尚未围绕“零核电化”出台新的能源政策，但可以预期的是，未来日本政府的能源政策将更加致力于新能源开发与节能技术革新，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核电的依赖。与此同时，日本将以此次大地震及核事故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减排与环保工作。
毫无疑问，面对新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共同议题，中日两国具有在能源环境领域展开新一轮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其一，日本的新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治理起步较早，具有相当成熟的技术水平和完善的制度设计，其在节能减排与发展循环经济等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外，日本还积累了丰富的能源环境外交的实践经验，并以积极推进能源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强化其在节能减排与环境治理等方面全球性事务的影响力。然而，由于近年来日本劳务费用的持续攀升，以及科技研发成本的高企使得日本正面临着新能源优势的逐步丧失与市场份额不断降低的挑战。显然，同中国在能源与环境领域展开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和海外市场以缓解国内资金的短缺局面，是日本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现状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日本相比，中国能源环境技术领域发展起步晚、起点低，经济增长长期受制于粗放型的资源开发与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然而，中国所具有的广阔市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对新能源与环保产业等绿色经济发展的大力扶植[10]，则为实现两国间就能源与环境领域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而推动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许多便利条件。其二，近年来的日本福岛核危机与中国的雾霾污染均指向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形成的扩散与辐射效应均使各国难以独善其身。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在能源环境合作，特别是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显然，中日双方的积极合作将使两国最终分享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外部性收益，并在生态环境共同治理的过程中进一步增进两国的沟通与互信。最后，基于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差异，一方面，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面临着增长与转型过程中巨大的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压力，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已基本上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型，中国对节能环保技术迫切需求的同时，恰巧又是日本新能源与环保技术企业亟须海外扩张以加速抢占全球市场的历史时机。显然，在全球资源环境形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围绕新能源与环保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为双方在发展绿色经济基础上展开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一个重要契机[11]。
（二）中日两国在新能源开发及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现状
中日在节能环保方面的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随着日本政府对华援助（oDa）的展开而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两国以1994年建立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为起点，日本对华oDa开始重点关注节能环保领域。2009年4月底，时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访华，旨在继续推进包括《日中环境与能源全面合作计划》在内的两国经济合作的“三大支柱”。截止到2010年8月，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累计金额达3.3万亿日元，其中，无偿资金援助达1557亿日元，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合作投入超过1700亿日元[12]。合作内容涉及对环保项目和节能降耗等高科技技术设备的引进、新能源与清洁能源产业开发的投资、城市节能环保技术项目的合作，以及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开展等众多能源与环境领域的资金技术合作[13]。与此同时，围绕两国能源与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之间以官方会议、学术论坛和民间交流的形式建立了多渠道的双边合作机制。另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增进区域能源安全与合作、推广节能经验并促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以及东亚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双方还建立了以中日韩三国为基础的多边合作机制。就目前而言，中日两国围绕能源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已经建立了常态化的官方对话与民间交流的合作机制，这对两国以及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在能源环境领域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互利、互惠与互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日本政府以中国从oDa“毕业”为由，于2007年按合同提供最后一笔贷款后，旋即停止了对华资金援助。中日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合作随后从资金援助转向技术合作，并主要围绕双方互派专家、调查团，以及研究人员展开。自2012年以来，受制于两国在敏感政治议题上的频繁摩擦，中日双边贸易呈逐年下滑态势1，并直接影响了日本在华投资与能源和环保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种种迹象显示，以往中日间的“政冷经热”已有逐渐滑向“政冷经冷”的趋势。毫无疑问，这种消极的态势显然不利于两国间传统的经贸发展与民间往来，并严重影响了中日双方在能源与环保领域长期建立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而如何促进双方在绿色经济发展、资源共同开发、生态环境治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则是冲破当前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瓶颈的一项重要议题。
（三）中日在新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问题与障碍
第一，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新能源开发与环保技术，以及环境污染程度上具有明显的差距，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作为双方合作关系中核心资源的技术方面的“中国输入、日本输出”。长期以来，日本在华的oDa主要集中于污水和垃圾处理、烟尘治理，以及植树造林和黄沙治理等基础性环保技术，直接的资金支持逐渐紧缩，而当涉及节能环保尖端技术或核心工艺设备的转让问题时则一直持保守态度。这里当然有双方合作机制的不完备，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方面的不健全，以及缺乏节能环保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等因素；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分歧更多的则是基于日本对掌握中日“环境外交”主导权的考量。这就造成了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方主动‘施舍’、中方被动‘受惠’”下，中国亟须解决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将因资金和技术的“断流”而时常被搁浅的局面。进一步地，随着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14]，这种不对等将使中国处于合作关系中更加被动的地位，并无助于双方围绕能源与环境领域经济技术合作规模的扩大，然而这却被日本通常视为依靠“环境外交”遏制中国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二，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时常受到“政冷”因素的显著影响。如今中日双方深陷，以及战争历史责任等高度敏感的政治争端中，两国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了中日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安倍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政治及军事扩张打破了中日间传统意义上的“政冷经热”格局，并为未来两国政治经济等各项领域的双边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实际上，围绕两国的利益共同点而进行的能源与环境的经济技术合作通常是打破双边关系僵化的突破口。然而，在政府而非企业主导的中日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合作框架中，依靠两国企业间的合作交往对改善双方关系的作用极为有限，而这将是未来中日经贸、能源、环境乃至文化领域进一步合作与交流的最大障碍。
此外，中日双方基于各自能源安全而在能源外交领域所固有的利益分歧，围绕国际气候谈判两国就碳减排议题的讨价还价，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上尚未形成明确的治理模式[15]，以及“环境”“中国”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转移的“新殖民主义”等论调的消极影响，都将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未来中日双方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
五、中日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合作制度设计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密切的经贸关系与民间交往既奠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也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感情。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复兴，特别是在冷战思维与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形势下，日本当局的一些敌对举措致使中日关系呈现明显恶化的发展趋势。双方在敏感政治议题上的频繁冲突加剧了两国间政治上的不信任，而目前唯有在其他领域建立多元化的对话合作机制，才能继续发挥两国传统的在经贸与民间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增进中日双方间的沟通、了解与互信，消除敌视、误解与猜忌。应当看到的是，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以及其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法治建设、节能环保与生态治理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具有S多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之处。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结合全球气候变暖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大背景，围绕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动中日两国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既是基于全球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的共同利益，也是通过节能环保方面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与民间交往的“升温”，进而缓和并改善目前中日双方紧张关系的一次积极尝试。针对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特提出如下几项制度设计。
第一，进一步增强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资源与产业间的互补性发展。日本凭借着雄厚的资金、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发达的新能源与环境产业，以及在节能减排与生态治理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已成为在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领域的全球领先国家。然而，日本同时也面临着国内新能源资源匮乏、环境产业市场狭小，以及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市场上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强力竞争的压力，因此亟须拓展海外市场以推动国内的节能环保技术和企业“走出去”。中国经济在步入“新常态”后为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硬约束，一方面需要学习日本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借鉴日本在新能源与环保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积极改善并治理国内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能源开发与环保产业的发展上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并在新能源产业与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资金和人力等方面具备了一定水平的资源储备。这些将为中日在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增进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产业互补性发展的基础上，既能对日本来华合作企业提供巨大的商机，又能满足中国节能环保与生态治理的实际需要，同时也能在加强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密切合作中增进两国的利益共识。而这对于提升两国创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寻求新增长点，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积极意义。
第二，扩大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规模，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形成两国间以企业为主导的新型合作模式。一方面，中国亟须在新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技术领域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通过在财政、金融与法律等促进绿色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的完善中，彻底改变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非对称性合作格局。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大力扶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又不能长期依赖政府这根“拐杖”。这需要中国的新能源与环保企业必须尽快增强其市场适应能力，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要致力于改善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合作环境，扩大节能产品与环保技术的市场开放，给予日本节能环保企业来华投资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合作过程中，既要立足于两国就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公益利益，也要关注市场竞争层面的经济利益，为促进日本企业对华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转移提供充足的激励。此外，在政府间围绕节能减排与环境治理的oDa项目受限后，两国企业可以尝试以设立民间共同基金的方式，以市场为中心加强中日间节能环保产业与技术的广泛合作[16]，从而使企业逐渐成为推动两国能源与环境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的主导力量。
第三，努力弱化并克服政治因素的干扰，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建立两国间就节能减排与生态治理问题的共识，依靠双方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政治上的沟通与互信。毫无疑问，资源耗竭与生态环境危机是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各个国家只有加强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长期以来，日本保守势力在冷战思维的作用下，积极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炮制的“中国”，并在全球环境治理与国际气候谈判中围绕碳减排和环保议题，以“环境外交”遏制并弱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实际上，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如果对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抱以“幸灾乐祸”的心理，那么中国的环境公害与生态灾难将会迅速波及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周边地区，届时，西方世界所鼓吹的“中国”将以区域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式――“环境”――变成现实。因此，中日双方应基于这样的一个共识：强化两国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改善区域生态质量及全球环境的共同治理，而中日间包括能源环境领域在内的，围绕绿色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广泛合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双赢”策略。就目前而言，中日双方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分歧，如何使两国进一步围绕绿色经济的发展，逐渐认识到强化能源与环境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并使其成为促进未来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引擎”和“剂”，仍需要两国政府及民间对此做出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陈颖健：《研发新能源技术的日本经验》，载《t望》2010年第9期.
[2]卢洪友、祁毓：《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研究》，载《现代日本经济》2013年第3期.
[3]项卫星、臧爽：《日本石油危机与能源结构的调整及主导产业研究》，载《求索》2013年第8期.
[4]孙巍、刘阳：《日本能源管理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2期.
[5]严兵：《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企业经济》2010年第6期.
[6]俞培果：《日本能源政策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日本经济》2012年第6期.
[7]李国志：《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及借鉴》，载《当代经济管理》2014年第1期.
[8]孟浩、陈颖健：《日本能源与Co2排放现状、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及其启示》，载《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9期.
[9]张季风：《日本能源战略调整及中日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3期.
[10]程娜：《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转型的个案分析》，载《经济纵横》2011年第6期.
[11]o玉山、⒀螅骸顶哎戛`ンUgをめぐり、中日Ugf力をmめる》，载《日本北|アジア学会第20回念wg研究大会蟾嬲文予稿集》2014-09-20：1-13.
[12]刘昌黎：《中日环境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载《日本研究》2012年第3期.
[13]姜雅：《中日两国在新能源及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现状与展望》，载《国土资源情报》2007年第5期.
[14]杨波：《中日能源政策对各自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载《商业研究》2016年第2期.
[15]薛云m、张海滨：《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模式选择――欧洲模式还是东北亚模式》，载《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
[16]陈子雷：《关于后奥运时期中国经济转型与建立中日环境合作机制的思考》，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
社会经济背景篇7
置身于当代知识经济浪潮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时代变革对经济运行和企业管理的深远影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产业层出不穷，顾客需求个性化、多变化和企业产品多元化和独特化，从而使企业国际化趋势日趋加快，全球性竞争愈演愈烈，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加深，迫使企业为了争夺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在经营管理中将短期目标转向长期目标，由专业化职能性经营管理转向全局性决策和管理，将管理活动提高到战略层次，形成战略和战略管理的理念。一、战略成本管理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从5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有人称为后工业时代或突变时代）。进入50年代后，顾客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与过去相比竞争更加激烈，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从而使企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和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1）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社会已从对生活“数量”的需要转向对生活“质量”的需要，需求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和加速了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发展，生产了许多属于“创造需要”性的产品，同时，也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3）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既给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也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4）社会、政府和顾客等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和限制。由于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垄断行为、环境污染等，引起了社会、政府、顾客对企业的不满，从而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并提出了许多对企业的限制。（5）资源短缺，突发事件不断出现。这些特点，使企业外部成为一种特别庞大的、复杂的、不熟悉的、变化的、难以预料的环境，企业面临着许多生死攸关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界必须对环境进行深入分析，采取新的管理方式，谋求企业的?婧头⒄梗炕笠稻铰缘日铰怨芾硎圃诒匦小K孀殴芾砉勰畹谋浠矶嘈碌墓芾砑际醭鱿至耍缰柿砍杀竟芾恚饕党杀竟芾淼取?/p>正是由于时代的变革导致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战略管理就应运而生。战略管理的核心是要寻求企业持之以恒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一切战略的核心，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能够为客户创造的价值，这一价值要超过该企业创造它的成本。价值是客户愿意为其所需要的东西所付的价款。超额价值来自于以低于竞争厂商的价格而提供同等的受益，或提供的非同一般的受益足以抵消其高价而有余。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成本领先和别具一格（标新立异）。一个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做出抉择，即企业要就争取哪一种优势和在什么范围内争取优势的问题做出选择。“万事都要领先，事事都要每人满意”的想法只会造成战略上的平庸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企业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上述变化，对传统的成本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成本管理更新观念。变革技术。成本管理专家和学者必然面对这样的事实：（1）战略管理要求获得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资料，如果成本管理者不能提供相关信息，则生产主管、营销经理就会去扩展自己获得的信息系统，如果这样，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混乱。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成本信息系统。在新的管理环境下，传统成本管理会计自身的缺陷（如管理观念、管理方法、管理对象等）显露无疑，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思想、技术和方法。为了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一方面将成本管理会计导入企业战略管理并与之相融合。另一方面，在成本管理会计中引入战略管理思想，实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从而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StratehicCostmanagement，SCm）。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80年代由英
社会经济背景篇8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源自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发生了与社会文明相悖的“社会失灵”严重情况。这一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有着极大的紧迫性。并且，这应当属于多部门、多学科都会遇到、都要讨论的问题。经济法研究对这一前沿课题给予高度的关注、作出积极的回应，也可说是经济法学界的一种社会责任吧。
一、社会责任的缘起：“社会失灵”应对
(一)经济法中责任的含义
经济法中的“责任”，通常在丽种含义上加以使用：
第一，指本来意义上的责任，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主体的职责、义务。它是与公权力或者私权利相对应的。如《立法法》中规定的“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此处责任即职责；再如《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此处责任与义务基本同义。此时，行为主体处于主动状态之中。这种责任，有公法性质的——如企业向国家交税；也有私法性质的——如企业履行政府采购合同。
第二，指事后追究的责任，即强制违法者或者违约者承担的法律后果。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土地管理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许多经济法律中专章规定的“法律责任”。此时，行为主体处于被动状态之中。显然，第二种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种责任而引起的，换言之，追究法律责任以侵犯他人的法定权利或者违反自己的法定义务及约定义务为前提。现行经济法著述中所称“经济法中的责任”，多指此种。
上述“事后追究的责任”，即“后果”，可称狭义的责任；如加上“本来意义上的责任”，即“义务”，就构成广义的责任。事实上，在不同场合，“责任”一词或作狭义理解，或作广义理解。经济法领域是如此，即使在民法领域也可能如此(如《民法通则》中的“民事责任”即有广、狭两义)。
(二)社会责任的引入对经济法发生的影响
顾名思义，社会责任是指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社会”这个词亦可作广义、狭义理解。但不论怎样解释，社会责任总是与社会利益直接相联系的。因此，社会责任也就是社会义务，或称社会契约义务。企业以社会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世界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之后，企业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为缓解社会冲突，矫正“社会失灵”，于是敏感的学者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和理论。比如，1924年，英国学者谢尔顿在《经营者的社会责任》一文中提出了“社会责任”，要求公司“面向公共服务”。随后，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引起了积极的关注和响应。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起，从欧美发达国家发端，随着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人权运动和公共治理模式的推行，大大促进了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例如，1997年，美国一家民间组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发起制订社会责任标准(Socialaccountability80oo，简称Sa8000)。该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工资等方面设置了最低要求。该标准对以服装、制鞋、纺织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较大的影响。目前，已有许多国家的企业接受了这一标准，因而它就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一类新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又如，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上提出社会责任原则“全球契约”，即制定包括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等四个方面的十项原则。人权方面：企业应该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劳工标准方面：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利；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消除童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环境方面：企业应该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鼓励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反腐败方面：企业应该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现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企业和社会机构加入了该全球契约。
正如西方有识之士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以一种人类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方式而聚合。在世界各地，剧烈的变革正撼动着企业的基石。”从法的角度观察，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革?正撼动着”企业有限责任的“基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并逐步走进经济全球化的行列。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即是一项突出的举措。“社会责任”首次引入中国法律，是2002年制定的《科学技术普及法》。该法第三章的标题为“社会责任”，第五章的标题为“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实指社会各界对科普所承担的任务、义务，法律责任则指违反该法时将导致的三大后果。此后，2005年修正的《公司法》，2006年修正的《合伙企业法》和2008年制定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均规定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变迁，使社会责任的理念迅速变为人们的行动。2005年底，由国务院国资委发起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正式成立，同时召开了“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制定了国内第一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并发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2006年3月，中国企业第一部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电网公司2005年社会责任报告》正式。2006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7年4月，上海银监局印发《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2007年初，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社会责任报告——《中远集团200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登上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典范榜。2007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见》。2008年4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中国煤炭、机械、钢铁、石化、轻工、纺织、建材、有色金属、电力、矿业等工业行业协会联合《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指引》。2009年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和强调，也是为着回应“社会失灵”的严重问题。“社会失灵”，这个字眼似乎有点可怕，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政治民主程度的逐步提高，整个社会正在日益走向和谐。然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由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多样性需求，由于过去积存下来的一系列矛盾，现今中国社会也产生了许多不协调、不稳定的情况。比如，社会就业困难；经济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农民工受歧视；改制、破产和征地、拆迁等方面的；，商要“红领”，官要“寻租”；在位者和平民百姓面对权力资本主义以及高房价、有害食品等困境的无能为力；社会中间层沟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作用难以发挥；等等。以往我们总是讲要应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现在看来还要加上一条，叫做应对“社会失灵”。实际上，各国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失灵”状况。
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对经济法的理念和制度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学者曾指出，经济法“发展了公共利益这个核心的概念”。企业本身的义务是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同时也就是在向社会提品、提供服务。企业为实现资本增值，实现利润最大化，必然运用各种手段，其中也包括可能实施具有负外部性的某些行为，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非法垄断、不正当竞争、超标准排污，等等。这些负外部性的行为，如果没有受到国家(政府)、其他市场主体及社会各界的制约，则将会使有关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这就造成社会失灵。因此，通过制定明确的规范，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更加契合和突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质：一方面，保障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权；另一方面，平衡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发挥企业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和推动功能，并解决企业经营的负外部性所造成的某些“社会失灵”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这样，经济法就能通过以公法因素为主导、公私法因素相结合的路径，协调国家(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更有力地发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谋求社会实质公平的重要作用。
总之，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质增添了新的证明，为经济法的权利义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法的实际应用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社会责任的界定：广义的与狭义的
(一)社会责任的概念
为了探析社会责任的真谛，人们试图对其作出明确的定义。大抵可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狭义说举例。有学者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盈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又有学者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以上见解的共同点是，将社会责任指向企业股东之外的社会利益。
广义说举例。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要依法经营，积极创造利润，在对股东承担责任的同时，要对社会承担责任，即增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前述国务院国资委、中国银监会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两个指导意见，对企业社会责任亦是持广义说的。以上见解的共同点是，将社会责任涵盖股东及非股东、企业内部及外部的利益。
尽管对“社会“二字可作广义、狭义两种理解，但我认为，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位在狭义上似较为合适。什么是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就是企业对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其他相关社会利益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情形的后果。具体包括：对本企业的劳动者(员工)、客户(消费者)以及环境保护、社会公益和社区发展的责任。而且，我还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所服务的利益需求，不仅仅是、或者不完全属于公共利益，尽管它们确实带有社会的而不仅仅是私人的性质。
(二)社会责任的对象
如前所述，社会责任即是社会义务。这种责任或者说义务，指向什么对象?我觉得，可分为两大类加以比照分析。
第一类是特定的相对人，即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2002年中国证监会与原国家经贸委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曾引入“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利益相关者具体可包括：
(1)劳动者(员工)。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翁，是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换关系，它具有社会性质，故而劳动合同从传统民法中分离出来，劳动仲裁亦有别于一般商事仲裁的做法。对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报酬、安全卫生保障及社会保障等，企业应当切实负责。对发生的劳资纠纷及其酿成的恶性后果，必须妥善处理并引以为训。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可以认为，劳动者权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个对象。
(2)客户(消费者)。任何企业都要与外界打交道。交易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数量准确、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因而每个企业都会面对多种多样的对方。不过，市场交易关系本属民事责任的范畴，由私法调整，现今加上社会责任，则超越了私法的视野。目前存在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严重情况，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可以认为，消费者权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二个对象。
物资供应、制造产品、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竞争合作等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债权债务关系，因而每个企业都会面对许多的利益相关者。此处还需要指出的是，某些资料中提到利益相关者时只点出债权人而忽略债务人，事实上，债务人也可能成为利益相关者。例如商业银行，其社会责任面对存款人(债权人)、借款人(债务人)和中间业务顾客(结算户等)。不过，这里有些本属民事责任的范畴，现今加上社会责任，观察角度和处理方法与传统私法实有不同。
第二类是不特定的相对人，即企业之外的社会共同体。具体又包括：
(1)享受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如，企业的设置和生产经营，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商业银行向企业放贷，要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又如，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引致损害赔偿，但这类不特定的相对人有可能转化为特定的相对人。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可以认为，不特定的或者特定的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保护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个对象。
(2)享受社会公益(企业救灾扶贫开发、扶助慈善事业等)的社会公众，以及享受社区发展利益(企业支持社区经济、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等)的社会公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可以认为，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四个对象。
无论对特定的相对人，还是对不特定的相对人，企业社会责任(义务)的对象都是人(具体的个人或集体，包括员工、消费者、受环境影响的当事人尤其是环境污染受损害人、救灾和扶贫对象)——这才真正是以人为本。谈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以下两个提法是存在分歧意见的，很有必要做些讨论。
第一是企业的股东。股东算不算“利益相关者”?对股东负责是否属于“社会责任”?肯定的、否定的两种观点争论不相上下。以商业银行为例。广义地认为，商业银行对股东负责、向股东分配利润，这是天经地义，称之为社会责任亦未尝不可。然而，我们知道，商业银行(企业)的财产是股东(出资人)投入的，商业银行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是“自己人”，不同于债权人、债务人或其他交易、服务对象，故而商业银行对股东的责任纯属私法上的责任，不须、也不应划入狭义的社会责任之列。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传统民商法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首先是并且基本上是围绕股东利益最大化；而经济法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不应当包括股东利益问题，前述“社会失灵”并非针对股东利益受损而是针对股东之外的社会利益受损而言。请注意，在《企业国有资产法》中，“承担社会责任，对出资人负责”，这两句话是并列在一起的，表明这是两个相关但并不等同的范畴。须知，这是私法公法化倾向、公法私法化倾向交融的表现。
第二是国家。有人认为，企业向国家交税也是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说法，广义理解也可成立。然而，我们知道，国家与社会并不完全画等号，地方政府更不能简单地与社会画等号。依法纳税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纯属公法上的责任，不须、也不应再给它加上一个狭义的社会责任的名号。
(三)社会责任的属性
有些人推崇西方学者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卡罗尔将企业社会责任由下而上分为四个层次：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他认为，经济责任是基础，也占最大比例，法律的、伦理的以及自行裁量的(如慈善等)责任依次向上递减，形成金字塔型结构。这种设计，虽在逻辑上可以理解，但似乎有点“泛化”。其原因大抵是对社会、社会责任作了广义的使用。
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狭义的理解，既能避免与现行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相重叠、又能补充现行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的不足。这样，企业社会责任的属性可分为三种：
第一，法定义务，或称法定责任。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中关于劳动者权益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关于消费者权益的规定；《物价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中关于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关于生态安全的规定，等等。此即国家法即硬法意义的社会责任。
第二，次法定义务，或称次法定责任。如《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国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等等。此即国家法之外、具有规范性和执行力的另一类社会规则——软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第三，道德义务，或称道德责任。如扶贫开发、捐款救灾、慈善救济，等等。此即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以上所说，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归根到底，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对社会履行义务。公民本指个人，借用公民这一词来用，企业就是社会公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质上就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履行必需的相应的义务。
(四)社会责任的标准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要作定性的界定，即衡量它应该承担什么社会责任；而且要作定量的界定，即衡量它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定性为基础，定量是体现，但后者比前者更难把握。甚至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量化是个最大的难题。标准一般应该具体。例如劳工标准、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环保标准。也有一些标准可以是宽泛的。例如，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一般不设硬性标准。拿公益捐赠来说，企业自己要量力而行，但说了话就得算数，不能开空头支票。在执行法定义务时，对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也应有不同的标准要求。因而，难以提出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同一社会责任标准。
目前，许多地方、行业、企业都在探索试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我觉得，在用工、市场、环境、公益这四个方面的一级指标之下，可以设计若干项二级指标，但不宜过细，并且留有余地，只要便于操作、能收实效即可。社会在发展，企业在发展，设计社会责任标准只能是相对稳定的，必要时仍可适时、适度调整。
三、社会责任的确立：法定的与道德的
(一)理论依据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保障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权与平衡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其他相关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简言之，一方面企业自身要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要对社会利益负责。为什么现今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目标正在于此。
不错，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它要创造利润、增长财富。企业的这种基本格局是合理的，并依法受到保障，不应颠覆。但是，仅仅停留在经济性上，这种认识还很不够。必须明确，企业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其社会性表现在：对内，要依靠劳动者(员工)；对外，要依赖适宜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生产者、销售者。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及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就更突出起来了。处理得好，能相互促进发展；处理不当，则会造成秩序混乱。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依靠发展，首先是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权，是指企业参与、从事经济建设，并能享受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可见，发展权包含参与权和收益权，参与为基础，收益为目标。2008年的《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除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此处，“应当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我的理解，首先就是指发展权，尽管它还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概念。这应该是经济法意义上的企业核心权利。
但是，社会不单是由某一家企业组成的，它是一个系统。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及其他社会主体构成这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在的客观世界既分层级，又有环结，纵向的、横向的、网络状的，各种关系都存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时至今日，“复杂系统科学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协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平衡关系，正是复杂社会系统的治理之道。对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以“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崭新理念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2007年十七大再次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企业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权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其他相关社会利益的协调，促成了、也验证了企业社会义务实践与经济法社会本位理论的契合，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二)现实依据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依据有三：
第一是法律的规定。前述《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有人说这不过是“宣示性条款”，也有人说这已经“具有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我觉得，不要笼统地或者抽象地去讨论“是”与“否”。法律上的这种明文规定，对法定义务而言，它就具有可执行的确定性；对非法定义务而言，它就具有优化社会风气的宣传性。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法律规定，可见之于公司、劳动、消费者、银行、证券、保险、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食品、药品、公益事业等诸多法律、法规所安排的各项制度。但立法以及立法解释对此还须更明确一些。
第二是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又包括：国家立法之外的官方文件，如前述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行业组织的规章、标准、守则；企业章程；以及国际社会的某些非公约性的文件，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赤道原则等。
第三是在特定情况下由政府作出的某些决定或者号召。如对扶贫、救灾等事项，上级政府了指令或者指示，下级政府、企业则要承受某些任务，完成某些指标。现今中国式“对口扶贫”、“对口援边”的要求是具有政治责任和行政效力的。必须指出，用工、市场、环境这三方面的社会责任一般是法定的；根据需要和可能，我们还要将一部分企业社会义务提升到法定的层次。至于公益方面的社会责任一般只是道义上的，但也不排除行政管理当局从宏观、从大局、从应急等事项提出的特定要求；并且，还需要完善相关的公益法律，包括修正、充实1999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公益捐赠的规定、2001年的《信托法》中关于公益信托的规定，以及1999年的《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三)不同种类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特殊性
企业千千万万、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多种分类；而不同种类的企业的专业性、社会性及经济能力、生命周期不尽相同，故而它们所承担的具体社会责任也不尽一致。按照所有制划分，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和混合企业。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其中，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更要勇挑重任，作出表率。按照责任形式划分，有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其中，公司作为有限责任的承受者，履行社会责任对可能处于无可奈何地位的债权人或许还会有所补益。有限责任意味着债权人可能承受风险。社会责任对有限责任既有突破，又有联系。向股东分配利润，向国家交税，加上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再加上承担有关社会责任，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企业在经济上的全部责任。
按照规模划分，有大企业、中小企业。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其中，经济实力强、生命周期长的大企业处于优势地位，有足够能力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按照行业划分，有工商企业、金融企业等等。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但不同企业的业务内容不一，因而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标准亦各特殊。仍以商业银行为例，其承担的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存款人、借款人及中间业务客户的特定义务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责任——特别表现在贷款中的义务，与钢铁、煤炭、石油、纺织、机械等制造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必然存在诸多差别。这就引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多样化的要求。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定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经济转轨时期，又发生了向企业乱摊派的现象。某些政府部门、某些有权单位，向企业无偿地索要人力、物力、财力，尽管有些事也确是为了整个城市发展和社会大众需求。如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以往“企业办社会”或者“摊派”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是要遵循合法性。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须拿出具体的依据来。不能强迫命令。二是要遵循合理性。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须从实际出发。要考虑不同企业的经济能力、生命周期。要在企业自身发展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寻找协调的基点。不能无端地或者漫无边际地给企业增加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之外的负担。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结合，就是正当性。符合正当性，才能避免社会责任泛化；符合正当性，才能发挥社会责任应有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赢利、交税的进展考察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但不可以简单地从捐款、捐物评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优劣。
四、社会责任的落实：自律与他律
(一)对基本责任主体——企业的要求
企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必须加强自觉性，严格自律。前提是要端正认识，树立现代经营理念。企业(公司)为谁而开设，为什么而开设?不言而喻，首先是为投资者(股东)，但同时也要为社会。须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低的社会要求；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直接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义务)，实际上是承担经济责任(义务)的延续；从表面上看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从实际上看也是分内的事。这是企业现代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解决了社会的困难，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又提高了企业自己的形象，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说，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亦属于自身发展权范围内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内在性的要求与行动。既然双赢，何乐而不为?
最重要的是，要有实际的行动措施，而不是被动应付。
行动措施之一——可设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构，包括领导机构和具体执行机构。比如，设立与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并由企业高层管理人士负责。
行动措施之二——可设立若干制度。其中基本的制度有两项：一是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体系，能够明确的要尽可能明确，即使是难以定量或者不能硬性定量的也要提出可行的操作原则；二是本企业各职能部门、各分支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分工与协作安排，避免遗漏，防止推诿。
行动措施之三——信息披露。要及时向社会披露有关的信息，至少每个年度发表一次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报告。
行动措施之四——检查本企业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改进。
行动措施之五——建立包括反映社会责任在内的、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形象和全体职工素质的企业文化。
行动措施之六——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或者鉴证。
前面论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特定的相对人即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不特定的相对人即企业之外的社会共同体。现在探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除企业本身作为整体统一对外，还要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以及职能部门、分支机构乃至每一位员工的行为。由此看来，责任主体——企业并不是虚化的概念，而是一个集合体。
(二)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义务；企业利益相关者相应承受的这种利益，是一种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作为利益相关者，其义务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参与共治。应当明确，参与共治不是“作秀”，不能越权。比如，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包括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这已有现成的制度可循。问题在于如何切实执行，防止走形式。至于债权人、债务人可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存在不同的意见。《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受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并没有赋予债权人享有此类权利，更不用说债务人了。有人提出，要让利益相关者进入公司董事会，此议恐怕要慎重谋划。目前可否考虑，吸收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加企业监事会、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允许利益相关者推荐企业独立董事；在拟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之前，可先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等等。换言之，要让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一定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因而，义务在一定场合下又成为权利。二是作为债务人的利益相关者也应当自觉履行相关义务。比如，商业银行的借款人要按时还本付息，以及不得利用贷款从事有损社会利益的活动。
(三)对国家(政府)的要求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自律，国家(政府)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中的作为是他律。过分相信自律，不一定可靠；但过分强调他律，也不可能持久。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行是由政府、立法等部门‘自上而下’地倡导和推动，过多依靠行政权力的保障实施。”针对这种情况，应当着力创造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1)就立法而言。现在已有《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几部经济法律作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但究竟还有那些具体的制度是贯彻这一原则性规定的，目前人们(包括企业领导人)并不很明确。显而易见，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及解释工作需要加强。现在已有学者提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法》的设想，并认为这应当成为未来立法努力的方向。这一设想颇具挑战性，当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倒觉得，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立法之前，更迫切的事情是，将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规范作一系统归纳，并加以宣传，这对于实际工作及理论研究都将大有益处。
(2)就行政而言。摆在政府面前要做的工作很多：第一，提供行政指导，配合立法，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纳入规范化轨道。但政府指导本身首先要达到规范化。目前，某些政府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要求似乎太过宽泛了，几乎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事项都归入社会责任，这种“泛化”的口径与现行法律、法规势必发生许多的重叠乃至矛盾；弄得不好，将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并影响依法行政的顺利开展。众所周知，政府部门话语权的倾向性和影响力是大大超过普通民众的，因而对“社会责任泛化说”必须再斟酌。本文强调，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狭义理解，于理论上、实践上都较为合适。第二，从税收、信贷、物资供应、政府采购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例如，对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可适当给予税收优惠；对“绿色信贷”，可适当放松金融调控；对中小企业、落后地区，可在物资供应、政府采购等方面适当予以倾斜。
(3)就司法而言。这是很有争议的，焦点在于：社会责任有没有可诉性?有人认为《公司法》上那条“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性规定“没法进入司法程序”，而有人则主张“应当得到司法裁判的适用”。这里不妨先引用一份境外资料。2007年印度尼西亚修正《公司法》，增加了公司的社会和环保责任的新规定。其第72条内容如下：“经营天然资源行业或与天然行业有关的公司负有社会和环保责任。经营天然资源行业或与天然资源行业有关的公司，如似第1节所述负有社会和环保的责任必须由公司承担，这责任的实施应关注公司合理和适当的开支，并将之注进公司预算和成为公司的支出费用。公司若不履行如似第1节所述负有社会和环保责任，依据法律规定受到惩罚。有关公司社会和环保责任的进一步条款，将由政府法规再另行规定。”
分析上述规定，立法方面的暂不论，司法方面的适用必须依据具体的“法律规定”，因为光靠《公司法》这一条还不够。中国的现状与印尼的这种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们也应当援引具体的“法律规定”，方可将企业违责任要求的处理纳入司法程序。至于那些不须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纠纷，则可采用和解、民间调解或者行政处理的方式去解决。如何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成为企业行为规范，又成为司法裁判规范，需要深入的探索和反复的实践。
(四)对社会其他各界的要求
社会经济背景篇9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人力资源战略；人力资源开发
一、阐述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优势所在。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具有天然的区域优势、优秀的科教和良好的产业基础。长株潭位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沿京广铁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直接向长三角，珠三角的双重辐射。三，“金三角”的空间结构，二二个相距40公里，生态隔离带，高速连接，三市山水相依，所有在湘江的母亲河，现代化，生态网络的城市群结构，只有世界罕见。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聚集在90％湖南省科学和技术人员和科技，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在51和44的成绩的80％“张长株潭“是一个国家的院士;老工业基地，交通运输设备，工程机械，冶金等行业在全国具有重要的。“两种类型的社会建设”三个关键协调，全是先进的，并寻求共同的经济一体化。首先是要突出行业的综合发展。产业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谈坚持超越行政区划的统一布局，突出特色，深化劳动分工，优势互补。第二，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共享。建议“的交通发展的情况，满足需求与体内的能量，共享信息，建设和生态环境同治”新五同“建设。
二、人力资源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所谓的人力资源战略的人力资源计划是企业的合理配置,并通过人员招聘、培训、使用、考核、激励、调整等一系列过程,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全体员工的潜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保证企业战略目标达成。人力资源战略的实质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来达到企业中长期目标的一个储备行为。通过人力资源战略，从人才储备战略上带动企业的经营战略，成本战略，管理战略，营销战略，进而在整个市场活动领先于对手。人力资源战略从根本上讲就是把人的因素摆在企业发展的至高位置，一切以人为核心，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2、在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因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生产复杂。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自然条件、技术和经济政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经济发展地理概念。这反映了区域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是在科学领域中生产力布局和经济效益。区域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指标,综合考虑区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3、人力资源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力资源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要想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要把握人才资源开发对于经济转型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于其开发力度、速度以及质量，这些都是转变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其次是对集聚人才优势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都以优惠的政策条件、优厚的物质待遇、宽松的用人环境来吸引各类人才，形成人才流、资金流相对集聚的现象。高层次人才不足、人才聚集力弱、创新人才缺乏等都是导致经济不发达地区人才竞争力低、人力资源流失问题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再次是对区域行业的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的崛起，不是看这个区域的个体而是看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在这个前提下，区域经济支柱显得非常重要，而行业无疑又是支柱的一个重要基础。人力资源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行业的选择，突破，建设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长株潭城市群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1、加快对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围绕“两型社会”建设对人才资源的要求，加快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加大高校紧缺和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控制长线专业的发展规模，把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从源头上优化人才结构。充分利用长株潭区域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资源和力量，加快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建筑新的人才培训模式，走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路。
2、注重对人才管理机制的完善。坚持以用为本，注重在使用中培养，为使用而引进，。从而用来激励、调动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长株潭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兼职兼薪办法，引导、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实行与业绩挂钩的拔尖人才年薪制，真正做到人才一流、贡献一流、报酬一流。推进高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评审权下放，探索实施大中型企业开展技师、高级技师考核鉴定试点工作。对职称制度的改革进行进一步深化，打破由于专业、技术、职位等对晋升的限制年限。学历、台阶的限制，以业绩和贡献作为晋升的主要标准。
3、健全人才引进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引才渠道，设立人才引进协调机构。构建多元化的创业资助和融资平台，加强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建设，吸引各类人才特别是大学生来长株潭创业发展。吸引国外学生来长株潭留学研修，扩大外籍学生留学长株潭的规模，为后续交流合作奠定基础。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每年引进一些世界领先水平的机制，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较大市场潜力和预期经济效益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企业领军人才。
4、加强对人才向“两型产业”流动的引导。以区域内部级、省级高新区、经开区为载体，组织开展园区人才支持计划，引导人才积极投身园区经济建设，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密度。根据“两型产业”对人才的需求，
组织开展人才支持计划，引导人才向“两型产业”聚集，促进“两型产业”人才的集约化配置。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抓住机会的改编分化组织展开支援计划通过人力是诱导人才服务业为了提高生产业流动服务业的技术含量。新农村建设,围绕现代和发展农业农村支援计划实施人才,引导多样的人才和移动到农村高中毕业生,并且是农村核心解决人力难的局面。
5、加强区域人才合作水平的提升。建立省级统筹协调机制，按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统筹安排，专项负责，重点推进。长株潭三市人员加强政策协调和凝聚力的体系,加强区域性人才政策三个城市的完整的人才发展指导、消除制度合作人才合作制度障碍。根据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制定长株潭区域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依据各市优势产业链构建人才链，寻求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互补性人才合作，实现人才发展的差别化。发挥企业在人才合作中的主体作用，设立企业人才合作联络机构，积极鼓励和引导区域条件成熟,高度的相关性,加强行业的骨干企业人才开发合作,形成企业人才开发的合作机制。
6、注重对人才开发投入机制的完善。研究建立教育优先发展投入机制、保障教育投入比他们固定收入增加。探讨了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引导和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和个人参与人才开发的投资。加大长株潭区域人才发展投入，设立省、市、县三级人才发展资金，重点支持长株潭人才合作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突出用人单位人才开发投入主体地位，规范用人单位职工培训经费来源与支出，实行专款专用。强化重点领域人才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培训团队加强金融、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以特殊的财政补贴,比如增加资助大学人才培养的组织形式的激励力度,增强人才培养机构的人才供给能力。突出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投入到国有企业发展领导人员考核指标体系。（作者单位：1；株洲职业技术学院2；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株洲职业技术学院一般资助课题《高职院校教师激励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ZYKY1011）的阶段性成果和2009年度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9C1311）
参考文献
［1］蒋爱先：区域经济发展与农村人力资源对策研究［J］，中国贵阳政府，2009年中经专网。
社会经济背景篇10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化时代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电子商务的基础――物流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流行业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就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物流信息化发展程度不高、物流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各地区之间的物流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等。只有物流业得到合理的规范化发展，经济市场的开放度才能够实现较大的提高，同时国际物流贸易也会发展得更为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会迅速加快，使得我国的物流业水平走向国际先进水平。物流业是时展的产物，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物流行业发展起步晚，发展不成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物流行业相比，我国的物流行业已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物流行业还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必须在机遇与挑战中生存下来，让我国的物流行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加快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业融合的速度
现今，物流业的发展与电子商务关系密切，很多商品都是通过网页平台为消费者展示商品，所以物流业发展与电子商务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物流信息平台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对于网络技术的合理运用显得至关重要。在电子商务经济业务当中，不仅要让网络技术运用到产品的营销以及支付过程中，还要对其物流的进度进行管理，同时也要维护好客户以及企业自身的信息安全。现今很多企业都会花较多的资金在产品研发、产品推广等方面，而忽略了物流信息网页平台的管理，这与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是相悖的。另外，科学技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物流信息网页平台也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趋完善。健全的物流信息网络平台是物流走向信息化道路的必然要求，进行物流信息化管理要及时运用新科技，实时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尽全力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现代物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许多新兴的物流网络技术，如物流定位系统、物流集成系统等。物流定位系统可以让消费者对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有确切的了解，让商家、物流供应商、顾客对产品的走向有一个透明的沟通与联系。先进技术的运用能够让物流业的发展更加完善，建构完善的动态数据库也是加快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融合的重要方式。
二、加快物流行业经营管理发展策略实施
俗话说：“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一个完整的物流管理体系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行政管理、技术管理、信息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系统化管理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各个部分依据其职能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另外，也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在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中，决策才会更有利于物流企业的发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来看，由于我国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高速发展要求，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对物流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提高物流从业人员的素质是物流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物流企业可以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以及考核，为员工制订学习及提高计划。目前有很多高校开设了与物流相关的专业，物流企业可以与相关高校合作，让物流行业的发展方向与技术同高校物流专业教学内容相结合，同时也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来促进物流的快速发展。另外，物流行业聘请的管理人才既要有工作经验，又要有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可以通过高薪招聘国外优秀人才的方式促进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从物流系统化管理来看，物流系统化管理是实现（下转74页）（上接28页）物流科学化的重要手段，力求以较低的费用把商品实体运输到消费者的手里。在进行物流系统化设计时，要对市场有一个总体把握，对货物的属性以及流向以及竞争状况等要有宏观的把握，在购置物流设备时也要根据市场收益和风险预测进行把控，不能出现盲目投资而损害经济效益的状况。在物流过程中，还要力求控制运送过程准确及时，根据顾客的需求及时送达物品，以期赢得良好的信誉；从物流技术管理方面来看，物流行业要对最新的科学信息技术有准确的了解，根据需要及时更新物流信息技术。另外，要对信息技术平台进行定期维护，防止黑客入侵网站、盗取信息等情况的发生，避免泄露企业经营信息和消费者个人信息。
三、加强全国中心城区物流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