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1
一、青少年生命责任感现状
“能够负责才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本质，也只有借由负责，才能完成答覆生命的使命。”[1]生命是一种责任，与生俱来或后天萌发的责任，承担和履行这种责任的过程，就是探索和实现生命机制的过程，生命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个体的职责和义务，还在于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责任有很多种，但无论哪一种，当今青少年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责任，具体表现如下。
1.自我责任感迷茫
自我责任感就是行为主体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情感体验，自我责任感包括很多，其中以珍惜自己生命为主。但近几年，随着青少年自杀自残比例的上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青少年无法积极承担自我责任，自我责任感迷茫。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青少年学生内心空虚，总是感到孤独，感觉不到生存的力量与意义，不愿意与人交往，更有甚者会完全封闭自己，如果不及时开导，则会直接导致自杀自残。
2.他人责任感的冷漠
他人责任感就是行为主体对他人负责任的一种情感体验，这是相对自我责任感而言的。如果没有他人的存在，社会就不成为社会，个人也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对他人承担责任感成为必然。然而，现当今社会的青少年多是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从小娇生惯养，从而导致其身上养成了一些不好的品质，如懒惰、自私、目中无人、叛逆、排斥他人等。
3.自然责任感缺乏
大师泰戈尔（1984）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教育之“育”，正是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性向善[2]。尊重生命，即尊重自己、他人及自然界其他所有的生命。我们要树立善待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意识和责任感，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能见到有随意虐待动物、不爱护花木等的事件发生，对自然界生命责任感的缺乏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偏向青少年化。
4.无视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是行为主体对社会所负的责任的一种自觉意识。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自律意识，然而，在亟需社会责任感的当今社会，青少年却淡化了责任感，更有些青少年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社会责任感，比如说：很多青少年已经忘记道义的含义，注重的只是自己的收益，不太注重自己思想的升华，喜欢物质攀比等，这些现象都使得现如今的青少年无视社会责任感。
二、青少年生命责任感缺失的原因
造成当代青少年生命责任感缺失的原因有很多，综合起来无非还是要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因素出发来考虑。
1.社会支持不够
随时代飞速发展，青少年生理成熟期已经明显提前，但外界环境并没有适应青少年的这种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容易产生一些心理与外界的不平衡，如果不及时指导，青少年学生就会产生困惑，严重的则会引发行为上的失控，如不珍惜生命。青少年的生命责任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生成和发展的，需要良性的社会环境，但当今，报刊、影视、出版、网络媒介等监管力度不强，仍然有不健康的网络游戏等。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青少年学生的生命责任感教育仍极度缺乏社会的关注，缺乏良好的环境氛围，缺乏媒体的正面影响。
2.学校重视不够
在我国，虽已开始实施素质教育，但青少年学生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成绩才是硬道理。我们都知道生命责任感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发展，但很多学校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和学校的办学质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给学生的成绩提高带来显著的作用。因此，在学校的日常教学过程中，心理健康教育常被忽略，有的学校虽然开展了，也只是形式。青少年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奠基时期，但教育中却过分强调对青少年的成才教育，忽略了青少年作为人的成长教育，如有些老师教育思想不端正，素质不高，教育方法不当，给学生造成超负荷的心理压力等，都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3.家庭理解不够
家庭的首要要素是家长，但绝大多数的家长很少和自己的孩子谈论有关生命、生死等方面的知识，有些家长甚至是避讳，再加上现当今的青少年多是独生子女，许多家长把家庭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的任务就是读书，什么事情都不让孩子去做，让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得感恩。这些都让孩子的成长缺少了自立和责任心，而缺少这些品质，孩子在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轻则抽烟、喝酒、打架斗殴、上网、早恋等，重则伤害自己，对他人暴力，对社会报复等。再有，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潜意识阶段，都不认为孩子在除学习之外，心理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只希望孩子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学校把精力都放在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绩上。
4.自我认识不够
现阶段的青少年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很少遇到挫折，因此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从发展的角度看，青少年时期是处于情绪易波动的时期，面对问题时，容易冲动，容易意气用事，也容易选择过激的行为，从而给自己和家人乃至社会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三、加强生命责任感教育的对策
与国外相比，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发展阶段，其中生命责任感教育相对滞后，远不能满足当代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不断创造条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生命责任感教育，帮助其树立科学合理的生命态度与责任意识。
1.加强政府、学校的责任，让生命责任感教育走进课堂
从政府层面来讲，应重视生命责任感教育，积极主动推动生命责任感的发展，“引导青少年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价值已经成为我国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3]。利用法律、行政手段等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不断巩固“生命关怀”的教育理念，使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各级各类学校应当要制定相应的生命责任感教育规划，在态度上首先重视起来。
学校应规范教材，开展专题讲座，组织开展多项课外活动等，这些都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生命认识和心理健康素质。
2.挖掘家庭教育的功能，家长学校综合实践
家庭教育指家长对子女进行的基本行为规范、生活知识、人生态度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家庭生活中的亲情体验是青少年养成良好生命责任感的基础，无论是哪一个教育思想家，都会或多或少的提到家庭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会受到家庭的结构、气氛、文化、经济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在生命责任感教育中，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长在关注孩子身体和学业成绩的同时，也应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增加自身生命责任感知识的同时，还要及时主动的和学校联系，共同探讨生命责任感教育的有效措施和方法，交流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经验，协助学校做好生命责任感教育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要及时恰当的对孩子进行生命责任感教育。
作为年轻一代的新家长，我们应该摒弃以往只注重孩子学习成绩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孩子积极的价值观和幸福感，良好的家庭氛围是新的教育思想的有利保障，家庭氛围越是欢乐、宽松、自由，就越能激发人性中更多快乐的品质，个体就会感受到快乐，这也符合现当今“幸福感”的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到责任感的发展，相应的也会影响生命责任感的发展。
学校应把家长的生命知识普及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一部分，开展以家长为主体的“生命责任感”实践活动，让家长参观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医院等，体验生命的喜悦和理解生命的尊严与责任，家长有了自己关于生命的正确阐释，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建立起生命责任感意识。学校应多给家长做心理教育辅导讲座，教他们欣赏和信任孩子，引导他们了解科学育人的方法，走出狭隘家庭教育的误区，使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家庭教育达到最大的合力，让青少年学生积极健康成长。
3.学校提供幸福环境，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自我成长导向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年代，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幸福的人。自我成长导向，是指青少年在遭遇不良外界因素干扰时，学会运用成熟的防御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用积极的方式面对困境的一种应对策略。青少年这种自我成长导向的培养，主要是在学校这样的大环境中进行，因此，学校要为青少年营造“幸福”的生命环境，提升其幸福感，提升其积极的态度，从而提升其对生命的责任感。
4.加强与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建设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及国家近几年的重视，一些地区和学校开始实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学生健康成长，有正确的生命态度和价值观。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利用学科渗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心理咨询活动等，使学生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受教育，把生命责任感教育启发在萌芽阶段，让孩子健康成长。
生命责任感教育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是一个新生事物，建设和培养一支稳定的心理健康师资队伍是搞好生命责任感教育的关键。具体来讲，学校应培训一批心理健康教师，让他们充分了解生命责任感教育的内涵，掌握生命观教育实施的原则和方法，探讨生命责任感教育的具体教学方式，然后再以这些心理健康老师为主导，对学校其他老师进行知识普及，形成辐射状的生命责任感知识的传播。这样，形成良好的校园生命责任感氛围，对推广和加强生命责任感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心理健康课及心理咨询的途径，引导学生保持身心健康的状态，关注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学校设立“知心姐姐信箱”，通过阅读学生的信件，了解学生的心理压力，及时进行矫治疏导，并据以调整学校的活动等。
青少年学生是特殊的群体，身心发展在巨变，又要面临现实压力，所以，重视和倡导生命责任感教育，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这项新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家庭、学校及社会要协调统一，创建一个大的环境，来培养青少年的生命责任感认识。人只有创造性地为他人生活，才能创造性地为自己生活，才能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参与中来践行生命的责任，也才能更好地发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1]谢曼盈，潘靖瑛.生命意义与价值之探研——从心理学与哲学观点检视使生命有意义的要件.2002（7）.
[2]圣笈多·泰戈尔评传.董红钧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徐秉国.英国的生命教育及启示.教育科学，2006（4）.
[4]刑胜.初中生生命意识教育的初步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1.
[5]史兆光.当代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探讨.航海教育研究，2011（3）.
[6]李海苗.论中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浙江师范大学，2011.
[7]钮则诚.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2
1.1家庭教育的概念
家庭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教育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而广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教育和影响。本文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这个教育和影响可以是有意的，无意的，有形的，无形的，宏观的，微观的，父母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为人处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有形无形潜移默化中影响教育着子女，而父母要让子女接受自己的言行观念，会有意无意的做出榜样以规范自己的双向影响与互动过程。
1.2家庭教育的优势与局限性
1.2.1家庭教育的优势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教学内容、教育形式、教育重点等各方面。所以父母不能简单地把家庭变成教室。家庭教育有着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这表现在：①早期性特点：家庭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也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即启蒙之师。所以家长对孩子所实施的教育最具有早期性。②感染性特点：家庭教育是润物细无声，是耳濡目染，是一个感化过程。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教育工作中有着特殊意义。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情感的这种感染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③权威性特点：家庭教育的权威性是指父母长辈在孩子身上所体现出的权力和威力。家长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家长的教诲，子女能听从；家长的批评，子女能接受；家长的意图，子女能心领神会；家长所希望的，子女能努力做到、做好；家长所反对的，子女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总之，家长的意志对于子女的言行有较大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要比其他人对孩子的制约性更大。④针对性特点：相对来说，家庭教育的针对性更强。针对性强的前提条件是充分了解教育对象。人们常说“：知子莫如父。”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是家长，是父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父母之所以能如此了解子女，并不仅仅是由于长期共同生活，更重要的是由于父母和子女有特殊的关系———血缘关系和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⑤及时性特点：家庭教育的过程，是父母长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的个别教育行为。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孩子身上的细微变化，都能使父母心领神会。父母通过对孩子言行举止的及时掌握，发现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以做到及时教育，及时纠偏，不让问题过夜，使不良行为习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⑥连续性特点：孩子出生之后，从小到大，几乎2/3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朝朝暮暮，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计划和无计划、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的。家长以其自身的言行随时随地的教育影响着子女，对孩子的生活习惯、道德品德、谈吐举止不停地给予影响和示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所以有些教育家又把家长称为终身教师。
1.2.2家庭教育的局限性
但家庭教育也有他的局限性，这表现在：第一，家庭教育里家长缺乏教育者角色意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作用十分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发挥家庭教育的有利条件。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是承担着双重角色的，即父母和教育者。但很多时候，家长只强调了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而忽视了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重视作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照顾，甚至于溺爱，缺乏缺乏作为教育者的目的性，针对性，科学性和有序性。第二，家庭教育易感情用事。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时常缺乏应有的理智，容易感情用事。这是家庭教育中最容易也是最经常发生的偏向，是家庭教育不易突破的难点。大部分家庭教育的失败，都源于此因。父母感情用事主要表现在：行为易走极端；娇惯溺爱；简单粗暴。第三，家庭教育比较封闭。家庭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单元。家庭教育是家长对子女在家庭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作指导，这取决于家长的兴趣、爱好、意志、思想水平、教育能力等。而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家长的素质和能力，都是有局限性的，这势必影响到家庭教育的成效。总之，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重身轻心的抚养方式，使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膨胀。重知轻德的教育方式，使家庭教育学校化。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诱发了父母过高的期望值。重他律轻自律的行为养成方式，造成孩子言行不一。
2生命责任感概述
2.1生命的含义
生命，从文学的角度讲，就是性命，就是活命。从生理学角度讲，生命必须是有心脏跳动、有呼吸、有大脑活动等条件。从法律上讲，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从医学角度讲，生命就是活着的状态，具有新陈代谢、生长、繁衍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辞海》中对生命的解释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有现象。能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衍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常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生命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综合起来，本文将人的生命描述为：人的生命是自身繁衍、生长发育、新陈代谢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遗传变异以及对刺激反应等的复合现象。它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是两者的统一体。
2.2责任感的含义
责任感是主体对于责任所产生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责任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形式。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责任”和“责任感”有着本质的区别，责任是人分内应做之事，还需要一定的组织、制度或者机制促使人尽力做好，故“责任”有被动的属性；而责任感是一种自觉主动地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把责任感定义为一种精神是恰当的，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其范围要比表示情绪和感情状态的“心情”一词广泛得多，能够涵盖“责任感”的丰富内涵。作为心理学概念，责任感与一般的心理情感所不同的是，它属于社会道德心理的范畴，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人的责任感的形成和增强除受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外，主要靠教育，包括自我教育。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而且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相矛盾时，要以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重。
2.3生命责任感
生命责任感，就是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不单是对自我生命，还包括了对他人的生命。
3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影响
3.1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过于简单粗暴导致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缺乏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受到父母、长辈的过多关心呵护，在家中是“小太阳”“、小皇帝”。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越来越优越，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少有父母能够对子女进行挫折教育，也很少有父母对子女进行生命教育，因为他们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应试教育与特长培养上，父母看到的是孩子将来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竞争硬件，与学习、与成绩没有直接关系的基本都不在父母的关心范围内。父母的不良教育方法是导致大学生缺乏生命责任感的重要因素，溺爱娇纵的家庭教育，会使子女自私任性、傲慢无礼、贪图享受，而粗暴专制的家庭教育会使子女冷酷暴躁，缺乏同情心。
3.2家庭不和谐导致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缺失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终身的，家庭关系和谐，父母相敬相爱，尊老爱幼，能给子女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心境，就会使子女从小受到良好全面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养成良好的言行举止、尊重自我、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习惯。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不统一，当着孩子的面唱对台戏，让孩子无所适从，教育的作用相互抵消。家庭结构缺损，家庭关系不和，子女就得不到父母的悉心调教和关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树立良好的生命责任感。
3.3父母自身生命责任感缺失造成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缺位
不可否认，在现实的家庭教育中，因为父母文化素养的差异，教育水平的高低，思想观念趋利化，有不少父母本身是比较缺乏生命责任感的，就更谈不到对子女进行生命责任感教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一味地追求理论学习，追求高分，忽视了子女的全面发展，认为素质教育是学校的事，子女只有考取名牌大学，只有学好专业知识，才是步入社会竞争的砝码，不能引导子女建立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不会让子女关心自然、关心社会，不能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生命观。
4构建和谐家庭教育，增强大学生生命责任感
4.1转变教育理念，培养大学生生命责任意识
家长的教育观念对子女一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能够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片面的不科学的教育理念，培养的子女很难成为合格的人才。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家长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对子女要从小进行生命责任感教育，首先要教育子女关注“个体”，改变传统的“无我”、“无私”的思想，正确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个人生命价值、利益同样应该得到重视。要教育子女珍爱自我生命，因为“自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联系着父母，联系着家庭也联系着社会。其次要教育子女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生命。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体现。作为父母，要让子女从小就知道，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而且生命只有一次，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一切。要让子女从小就能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命的责任，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自爱且能他爱。
4.2提升自身生命责任感，以身作则，强化大学生生命责任感
父母是对人一生影响最先、最深的人，也是孩子模仿最早、最多的对象。托尔斯泰说“：全部的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古人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培养大学生生命责任感，父母首先要注重自己的修养，有高尚的品德，有积极的人生观，有强烈的生命责任感。其次，在行动上，要重视对子女的示范作用，以身作则，能够做到知行统一。
4.3强化与学校联系互动，形成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多方位辐射机制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3
1.1家庭教育的概念
家庭教育由来已久，并且对一代代人才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的家庭教育学者骆风研究认为，根据目前可以考究的资料显示，我国最早从事家庭教育活动的是早在3600年前的夏末商初时期，而国外则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当前国内对家庭教育内涵的认识并不一致，《教育大辞典》对家庭教育的解释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教育，通常指父母对儿女所进行的教育”。著名学者杨宝忠解释为：“家庭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它是指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家庭构成人员之间的终生持续不断的教育和影响”。我国家庭教育专家赵忠心解释为：“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家里的长辈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和影响”。由此可见，家庭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教育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而广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教育和影响。本文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这个教育和影响可以是有意的，无意的，有形的，无形的，宏观的，微观的，父母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为人处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有形无形潜移默化中影响教育着子女，而父母要让子女接受自己的言行观念，会有意无意的做出榜样以规范自己的双向影响与互动过程。
1.2家庭教育的优势与局限性
1.2.1家庭教育的优势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教学内容、教育形式、教育重点等各方面。所以父母不能简单地把家庭变成教室。家庭教育有着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这表现在：
①早期性特点：家庭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也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即启蒙之师。所以家长对孩子所实施的教育最具有早期性。
②感染性特点：家庭教育是润物细无声，是耳濡目染，是一个感化过程。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教育工作中有着特殊意义。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情感的这种感染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③权威性特点：家庭教育的权威性是指父母长辈在孩子身上所体现出的权力和威力。家长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家长的教诲，子女能听从；家长的批评，子女能接受；家长的意图，子女能心领神会；家长所希望的，子女能努力做到、做好；家长所反对的，子女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总之，家长的意志对于子女的言行有较大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要比其他人对孩子的制约性更大。
④针对性特点：相对来说，家庭教育的针对性更强。针对性强的前提条件是充分了解教育对象。人们常说：“知子莫如父。”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是家长，是父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父母之所以能如此了解子女，并不仅仅是由于长期共同生活，更重要的是由于父母和子女有特殊的关系――血缘关系和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
⑤及时性特点：家庭教育的过程，是父母长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的个别教育行为。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孩子身上的细微变化，都能使父母心领神会。父母通过对孩子言行举止的及时掌握，发现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以做到及时教育，及时纠偏，不让问题过夜，使不良行为习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⑥连续性特点：孩子出生之后，从小到大，几乎2/3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朝朝暮暮，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计划和无计划、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的。家长以其自身的言行随时随地的教育影响着子女，对孩子的生活习惯、道德品德、谈吐举止不停地给予影响和示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所以有些教育家又把家长称为终身教师。
1.2.2家庭教育的局限性
但家庭教育也有他的局限性，这表现在：
第一，家庭教育里家长缺乏教育者角色意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作用十分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发挥家庭教育的有利条件。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是承担着双重角色的，即父母和教育者。但很多时候，家长只强调了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而忽视了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重视作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照顾，甚至于溺爱，缺乏缺乏作为教育者的目的性，针对性，科学性和有序性。
第二，家庭教育易感情用事。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时常缺乏应有的理智，容易感情用事。这是家庭教育中最容易也是最经常发生的偏向，是家庭教育不易突破的难点。大部分家庭教育的失败，都源于此因。父母感情用事主要表现在：行为易走极端；娇惯溺爱；简单粗暴。
第三，家庭教育比较封闭。家庭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单元。家庭教育是家长对子女在家庭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作指导，这取决于家长的兴趣、爱好、意志、思想水平、教育能力等。而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家长的素质和能力，都是有局限性的，这势必影响到家庭教育的成效。
总之，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重身轻心的抚养方式，使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膨胀。重知轻德的教育方式，使家庭教育学校化。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诱发了父母过高的期望值。重他律轻自律的行为养成方式，造成孩子言行不一。
2生命责任感概述
2.1生命的含义
生命，从文学的角度讲，就是性命，就是活命。从生理学角度讲，生命必须是有心脏跳动、有呼吸、有大脑活动等条件。从法律上讲，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从医学角度讲，生命就是活着的状态，具有新陈代谢、生长、繁衍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辞海》中对生命的解释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有现象。能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衍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常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生命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综合起来，本文将人的生命描述为：人的生命是自身繁衍、生长发育、新陈代谢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遗传变异以及对刺激反应等的复合现象。它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是两者的统一体。
2.2责任感的含义
责任感是主体对于责任所产生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责任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形式。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责任”和“责任感”有着本质的区别，责任是人分内应做之事，还需要一定的组织、制度或者机制促使人尽力做好，故“责任”有被动的属性；而责任感是一种自觉主动地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把责任感定义为一种精神是恰当的，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其范围要比表示情绪和感情状态的“心情”一词广泛得多，能够涵盖“责任感”的丰富内涵。作为心理学概念，责任感与一般的心理情感所不同的是，它属于社会道德心理的范畴，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人的责任感的形成和增强除受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外，主要靠教育，包括自我教育。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而且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相矛盾时，要以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重。
2.3生命责任感
生命责任感，就是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不单是对自我生命，还包括了对他人的生命。
3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影响
3.1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过于简单粗暴导致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缺乏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受到父母、长辈的过多关心呵护，在家中是“小太阳”、“小皇帝”。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越来越优越，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少有父母能够对子女进行挫折教育，也很少有父母对子女进行生命教育，因为他们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应试教育与特长培养上，父母看到的是孩子将来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竞争硬件，与学习、与成绩没有直接关系的基本都不在父母的关心范围内。父母的不良教育方法是导致大学生缺乏生命责任感的重要因素，溺爱娇纵的家庭教育，会使子女自私任性、傲慢无礼、贪图享受，而粗暴专制的家庭教育会使子女冷酷暴躁，缺乏同情心。
3.2家庭不和谐导致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缺失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终身的，家庭关系和谐，父母相敬相爱，尊老爱幼，能给子女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心境，就会使子女从小受到良好全面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养成良好的言行举止、尊重自我、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习惯。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不统一，当着孩子的面唱对台戏，让孩子无所适从，教育的作用相互抵消。家庭结构缺损，家庭关系不和，子女就得不到父母的悉心调教和关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树立良好的生命责任感。
3.3父母自身生命责任感缺失造成对大学生生命责任感教育的缺位
不可否认，在现实的家庭教育中，因为父母文化素养的差异，教育水平的高低，思想观念趋利化，有不少父母本身是比较缺乏生命责任感的，就更谈不到对子女进行生命责任感教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一味地追求理论学习，追求高分，忽视了子女的全面发展，认为素质教育是学校的事，子女只有考取名牌大学，只有学好专业知识，才是步入社会竞争的砝码，不能引导子女建立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不会让子女关心自然、关心社会，不能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生命观。
4构建和谐家庭教育，增强大学生生命责任感
4.1转变教育理念，培养大学生生命责任意识
家长的教育观念对子女一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能够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片面的不科学的教育理念，培养的子女很难成为合格的人才。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家长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对子女要从小进行生命责任感教育，首先要教育子女关注“个体”，改变传统的“无我”、“无私”的思想，正确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个人生命价值、利益同样应该得到重视。要教育子女珍爱自我生命，因为“自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联系着父母，联系着家庭也联系着社会。其次要教育子女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生命。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体现。作为父母，要让子女从小就知道，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而且生命只有一次，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一切。
要让子女从小就能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命的责任，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自爱且能他爱。
4.2提升自身生命责任感，以身作则，强化大学生生命责任感
父母是对人一生影响最先、最深的人，也是孩子模仿最早、最多的对象。托尔斯泰说：“全部的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古人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培养大学生生命责任感，父母首先要注重自己的修养，有高尚的品德，有积极的人生观，有强烈的生命责任感。其次，在行动上，要重视对子女的示范作用，以身作则，能够做到知行统一。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4
内容提要:从《民法通则》经过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到《侵权责任法》，我国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学者和立法工作者有关“命”与“价”相互关系的争论直接影响了侵权责任法有关条文的制定，本文全面梳理了各种理论观点，揭示相关的立法背景并对各草案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应当正确理解《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17条确定的死亡赔偿金“原则上不同”、“个别情况可以相同”的法律原则，并确认死者近亲属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近年来，侵权死亡赔偿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本文将在对有关死亡赔偿制度的立法变迁、理论争点进行全面梳理及对侵权死亡赔偿的理论基础作出全面阐释的基础上，对《侵权责任法》第16条、第17条等条文中涉及死亡赔偿的规定作出全面解释，以期统一对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认识，也希望为未来的有权解释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一、立法变迁：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之前，有多个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就侵权死亡赔偿问题做出了规定。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条规定虽然确立了侵权死亡案件中“相关财产损失”(包括丧葬费)和“被扶养人必要生活费”两个赔偿项目，但没有对赔偿计算标准作出规定。之后的多个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均在民法通则明确列举的赔偿项目基础上有所突破，这些突破的赔偿项目有：“死亡补偿费”、“死亡补助金”、“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收入损失”、“其他必要的费用”、“安抚费”、“抚恤费”、“死亡赔偿金”。[1]其中，“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和“其他必要的费用”可以被《民法通则》第119条的“等”所涵括，从而归属于“相关财产损失”类赔偿项目。“安抚费”和“收入损失”均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新增的赔偿项目，其中“安抚费”被明确定义为“对死者的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收入损失”被定义为“是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抚恤费”、“死亡补偿费”、“死亡补助金”、“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的性质则不甚明确，有倾向于认定为精神损害赔偿者，也有倾向于认定为收入损失者。由此可见，尽管侵权死亡赔偿本应是一项独立的制度，但这一时期的诸多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体系较为混乱，在侵权死亡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项目及名称、计算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尤其是在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认定方面差异较大。[2]
“法释〔2003〕20号”则力图对侵权死亡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予以统一，它将侵权死亡赔偿的可能项目分为四类：相关财产损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和死亡赔偿金。该解释首次明确将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为分别独立的赔偿项目，并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财产赔偿性质，以区别于精神损害赔偿。“法释〔2003〕20号”在统一和完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方面无疑具有飞跃性进步。但同时，“法释〔2003〕20号”也因为其一条有关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规定而“惹祸上身”。其第29条将死者区分为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并分别以受诉法院所在地(或者赔偿权利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其结果导致了城镇居民受害人与农村居民受害人在死亡赔偿金数额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尤其是当他们在同一个侵权案件(例如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时，最后赔偿数额的反差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围绕社会公平而展开的死亡赔偿“同命同价”抑或“同命不同价”的争论由此而起。
“法释〔2003〕20号”引发的“同命不同价”的争论也反映到了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中。历经反复讨论，侵权责任法在第16条和第17条对死亡赔偿作出了规定。当然，直接涉及死亡赔偿的条文还包括第22条。诸多媒体据此报道侵权责任法确立了同命同价的赔偿原则。[3]这显然是对侵权责任法有关条文的误读。在笔者看来，侵权责任法有关死亡赔偿的规定主要有三个亮点：(1)规定了合理费用和其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与现有的规定基本相同)；(2)规定了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3)规定了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请求权，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请求权；(4)关于死者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请求权，采纳的是以“不同”为原则、“相同”为例外的模式。
二、形成背景：各方争议与立法博弈
在立法过程中，立法工作者、学者、社会公众等对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争议集中体现在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认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赔偿内容、赔偿计算标准上。
(一)有关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赔偿标准的主要观点
死亡赔偿金作为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各界对其性质和计算标准存有不同的认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死者”生命价值”赔偿说
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自身生命价值的赔偿。但该观点在是否实行同一赔偿标准上显现分歧，从而出现了“命价平等说”与“命价不平等说”两种不同看法。
(1)命价平等说
a。“命价”赔偿说与等额化赔偿
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命价”的赔偿，并主张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赔偿金也应一样，应在全国统一死亡赔偿标准。此种观点多见于媒体报道和公众评论。[4]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同志也曾倾向于强调“同命同价”，即死亡赔偿金的“平等性”，主张死亡赔偿原则上应适用统一标准，适当考虑个人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差异。统一标准，不宜以城乡划界，也不宜以地区划界，而是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的全国统一标准。个人差异，有时可以考虑，有时可不考虑，如交通肇事、矿山事故等发生人数较多伤亡时，可不考虑个人差异，采用一揽子赔偿方案。[5]立法委员中也有持类似观点者。[6]
B。“余命”赔偿说与按余命年数赔偿
杨立新教授持此种观点，他认为，应将死亡赔偿范围分为三项：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其中，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死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即死亡赔偿金，或死亡抚慰金，它是对死者没有享受人生的“余命”的赔偿，是受害人由于侵权行为的侵害使自己应当享受的生命因侵权行为而没有享受寿命的赔偿。因此，死亡赔偿金就是余命赔偿，就是人格利益损失的赔偿，而不能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换言之，死亡赔偿金应当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是死者的人格损害。既然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人格损害赔偿，而不是财产的损失，那么就绝对不允许区分受害人的身份的不同，因为所有的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不应当有差异，生命对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对这种赔偿的计算，不应当根据人的身份，而应当根据受害人所丧失的生命期间来确定。他主张以当地人均生活费为标准，根据受害人死亡之日的年龄和当年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差额计算，但最高不超过30年，最低不得少于5年，以此保证每一个人的“同命同价”。此外，还应对被抚养人生活费进行赔偿，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进行生活补助费的赔偿，体现了对死者家庭“逸失利益”的赔偿，因此，不应再对死者的收入损失进行赔偿，死者的生命不复存在，不能进行劳动，当然也就不存在收入的问题。[7]由此可见，杨立新教授认为侵权死亡赔偿的主体主要有两个：第一，死者，赔偿其“余命”损失，属于死者的人格损失赔偿，称其为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或死亡赔偿金，此部分应强调“同命同价”，按照丧失的“余命”年数确定；第二，被抚养人，赔偿其“逸失利益”，表现为未来可得生活费的丧失，属于财产性赔偿。
杨教授的此种观点也反映到了其于2007年5月30日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该建议稿第152条第3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死亡后出生的子女的生活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并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赔偿死亡抚慰金。”第175第2款规定：“死亡抚慰金的数额，应当以当地人均生活费为标准，根据受害人死亡之日的年龄和当年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差额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三十年，最低不得少于五年。”[8]
(2)命价不平等说
a。“命价”赔偿说与个性化赔偿
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受害人生命价值的物质体现，死亡赔偿金作为生命权财产内容的货币表现，就是生命在法律上的“价格”。在赔偿标准上，认为能够反映和影响生命权财产内容的赔偿标准，都具有合理性，但要在死亡赔偿金制度中合理运用，则需要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可以采取定额计算的办法，但必须考虑到死亡赔偿金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以及我国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不宜“一刀切”。[9]
B。“命价”赔偿说与个性化预期收入赔偿
此种观点以麻昌华教授为代表，认为在侵权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损害有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直接受害人的损害可分为身体丧失的损害和生命丧失的损害，生命的丧失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损害。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生命丧失的损害进行的赔偿。生命固然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和计算，但生命丧失的损害却是可以估量和计算的。侵权法对生命权的救济不是将生命、健康折算成金钱，然后补足，而是对因为死亡而产生的损害进行赔偿。人的生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生命的产生、生命的成长和生命的鼎盛，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也可从这三个阶段上进行。生命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在人的劳动能力之上，死亡赔偿金在范围上主要是对死者的财产损害的赔偿，是对死者假设在以后的生存时间里可能获得的预期收入的赔偿。受害人除了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享受生命利益之外，还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多的物质收入，这部分假设在以后生存的时间里可能获得的收入就是预期收入，也称为“可得利益”、“遗失利益”。侵权行为使得生命提前结束，导致这部分预期收入丧失，这种损失虽然是推测出来的，但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财产损失，加害人应当对这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死亡赔偿金与伤害致死的精神损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是各自独立的赔偿项目，它们各自的赔偿的对象不同，不能相互替代，侵权责任法应将它们并行规定，而不是相互排斥。[10]简言之，此种观点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自身因生命丧失而遭受的损害进行的赔偿，这种损害体现为死者未来的预期收入。他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是并行的项目。
在赔偿标准上，此种观点也主张个性化赔偿，“因为每一个受害个体都是现实而充满个性的，所以看似相同的死亡事故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却是各异的，死者劳动能力等差异产生的余命收入损失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上来。基于个体差异而发生的程度各异的损害在法律上均能获得与其相称的赔偿，这才是矫正正义的精髓所在，生命平等的灵魂所在!”[11]
2。近亲属“逸失利益”赔偿说
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逸失利益”的赔偿，此种观点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
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是用来维持死者近亲属未来的生活水平，死亡赔偿金并非对生命权本身的救济，或对生命价值的赔偿，死亡赔偿金不是用来与人的生命进行交换或者对生命权的丧失进行填补的，而是对因侵害生命权所引起的近亲属的各种现实利益损失的赔偿。近亲属与死者之间具有经济上的牵连和情感上的依赖，亲人的死亡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损害：为受害亲人支出救治费用和丧葬费用，为照顾亲人发生误工等“纯粹经济损失”；因亲人离世导致扶养费的丧失或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因亲人不幸罹难而产生精神痛苦。相应地侵权死亡赔偿也应包括相关财产损失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三部分。死亡赔偿金作为侵权死亡赔偿的一部分，是对近亲属因亲人离世导致扶养费的丧失或物质生活水平降低这一损害(逸失利益)的赔偿。对于一般侵权案件中[12]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不考虑死者生前的收入状况，不考虑近亲属未来的生活环境，判决赔偿同等数额的死亡赔偿金，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更不公平。[13]应采纳有限的个别化死亡赔偿金模式，赔偿的数额主要取决于死者的个人因素，在特殊情形下可予以修正。[14]
王利明教授也持类似观点，其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是对“死者近亲属的扶养丧失的赔偿”，“是为了维持其近亲属的生活水平”。在计算标准上，认为不宜在法律上做整齐划一的规定，主张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赔偿标准。[15]
姚辉教授也认为，死亡赔偿制度设置的真实内涵，是从近亲属、生活伴侣等角度来分析他们中的哪些人可以就哪些损失主张权利。在赔偿标准上，死亡赔偿的多少应视第三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害大小来定，而不应是基于生命本身的所谓“价值”。主张应以死者生前收入为基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16]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他们共同的核心观点是，认为死亡赔偿制度真正要救济的是因死亡事件而受到利益影响的近亲属，死亡赔偿是对近亲属利益损失的弥补，属于财产性赔偿。鉴于此，赔偿数额自然也应是差异化的。[17]
(二)草案脉络与立法博弈
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不同观点也反映到了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侵权责任法草案的数次审议稿在死亡赔偿金的定性和计算模式上表现了一定的反复。
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一次审议稿第10条规定了相关财产损失赔偿和死亡赔偿金两类赔偿项目，第11条规定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受害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因素确定。此外，第16条就侵害他人人格权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时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鉴于该次审议稿尚未作出“受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直接适用于侵权死亡案件中的近亲属尚有一定障碍。第一次审议稿确立的死亡赔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死亡赔偿金实行差异化标准，鉴于其考虑受害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因素，应认为其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性的收入损失赔偿。
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确立的死亡赔偿制度相较于第一次审议稿则呈现出一定的差异：(1)第18条虽同样规定了相关财产损失赔偿和死亡赔偿金项目，但删除了第一次审议稿中有关计算死亡赔偿金时的考虑因素的规定，使得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模糊化。(2)第4条规定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其与死亡赔偿金是二者择其一的关系，不可并存。(3)用两个条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第24条规定了故意侵害人身权时的精神损害赔偿，第23条则规定侵权致人死亡情形下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又在第3条做出了“受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第24条与第23条在适用上存在交叉，第23条规定的侵权致人死亡既是侵害人身权的特殊情形，又不需要第24条中的“故意”。总体来看，尽管其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尚不成熟，但侵权致人死亡案件中近亲属享有单独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已无疑义。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第二次审议稿确立了三类相互独立并存的死亡赔偿项目：相关财产损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或被扶养人生活费。(2)其虽然没有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作出规定，但从其将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单独规定，以及将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列为并列而且选用的项目可知，其仍然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性质的赔偿。这一思路与“法释〔2003〕20”颇为接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次审议稿之前，全国人大法工委曾于2009年8月20日提出一个修改稿，以便在此基础上讨论形成三审稿。鉴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工作已接近尾声，各方的争议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该修改稿有关死亡赔偿的规定一改前两次审议稿的思路，在死亡赔偿金的定性和计算上作出了重大修改，也顺应了当时盛极一时的“同命同价”观点。该修改稿第18条第1款规定：“死亡赔偿金一般按照国家上年度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乘以十五计算，具体数额根据受害人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可以适当增加或者减少。”第3款规定：“赔偿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不再计算精神损害赔偿。”第19条规定：“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些规定具有如下特点：(1)实行等额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并对计算公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受害人年龄、收入状况等个人因素只是适当调整死亡赔偿金数额的考虑因素；(2)特殊情形下实行完全统一的死亡赔偿金数额；(3)将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为择一选用的赔偿项目，由此可知其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人格损害赔偿性质的精神抚慰金。“同命同价”观点无疑在该草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经过数次激烈争论，这一方案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内部被否决，第三次审议稿又重新回到了原有路线上，并较好地吸收了前一阶段立法积累的经验：(1)第16条同样规定了相关财产损失赔偿和死亡赔偿金项目，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不再单独存在，而是被死亡赔偿金所吸纳。(2)没有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模式作出规定，但第17条规定了特殊情形下以相同数额确立死亡赔偿金：“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由于第17条是第16条的特别规定，以相同数额计算死亡赔偿金自然应该视为死亡赔偿金计算的特例，由此反证一般案件中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该是差异化的。(3)在精神损害赔偿上，删除了第二次审议稿中侵害生命权、健康权情形下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别规定，仅在第24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同样，第18条也作出了“受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从而将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为侵权死亡赔偿案件中一类独立的请求权项目。(4)由于死亡赔偿金以差异化计算方式为原则，并且其与精神损害赔偿是并存的赔偿项目，可知死亡赔偿金仍然被定性为财产性的赔偿。
侵权责任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基本维持了第三次审议稿的规定，只是在第17条有关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特殊规定的表述上更为简略，也即现行侵权责任法的表述。最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则与第四次审议稿的规定相同。
三、理论探究：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本旨
合理的死亡赔偿金数额的确定，以对赔偿对象和内容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以对死亡赔偿金的正确定性为前提，立法曲折变化的背后，是对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之本旨的争议。
(一)侵权死亡赔偿的对象和内容———近亲属自身的财产和人身(精神)权益损害
侵害他人生命权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死者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给予民事赔偿，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识。但问题是，侵权死亡赔偿中，法律真正要救济的受害人是谁(赔偿请求权人)？法律对受害人遭受的哪些损害予以救济呢(可救济损害的范围)？
1。生命本身的无法赔偿性
死者生命价值赔偿说认为，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内容是死者的生命价值或“余命”损失。生命真正具有可赔偿性吗？
生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不可替代。正因为此，现代社会始终坚守“生命不可剥夺”的底线。[18]但生命是脆弱的，违法终止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又必须矫正非正常死亡中的不公，以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之基本规范的现代法律，不得不担负起这一职责。公法为主、私法为辅是现代法制对死亡赔偿的调整模式。社会个体对他人的生命，负有公法和私法上的双重义务，而且相比之下，公法上的义务更为突出。纵观法律对侵权死亡事件的调整，一直以来，都是公法对侵权死亡事件担负主要的调整任务，私法救济的产生，是随着近现代金钱赔偿的功能日益增强而逐渐独立的。但私法对生命权的救济是有局限性的。在私法领域，生命权还具有“无法自行救济”的特性。[19]生命权在本质上是个体维持自身生存和继续发展的自由，权利人可以自力或借助公力请求排除对生命的妨害，以维持生命的延续，除此之外，一旦生命权被侵害，法律在对生命丧失这一损害后果本身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生命至高无上，在法律上，无法找到生命的替代物，用一定数额的金钱来替代或弥补“生命丧失”的损害后果，无疑是对生命价值的误解。有学者在梳理人类历史上对侵害生命的处断措施后得出如下结论：“以金钱砝码衡量人命价值、对人命本身进行赔偿的做法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古旧的生命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生产力越发达，社会越进步，人的价值就越会被重视，人命就越不能以金钱价值来衡量，对人命本身进行赔偿的责任方式就会越罕见，乃至逐渐走向消亡。随着生命无价、生命不再是某个集体的附庸等观念日益深入民心，民法更不可能要求加害人对其所侵犯的生命本身进行赔偿。”[20]也正基于此，有学者称生命权是“空权利”，生命权问题是民法中的“死穴”。[21]这也恰好体现了民法对生命权之救济的局限性。正如有学者所言，正因为生命是如此宝贵，侵犯生命的行为被认为同时构成对国家及社会秩序、对国家保护公民生命义务的极大侵犯和挑战，从而应受到公法特别是刑法的制裁。承认民法对生命权救济的局限性，既是一种理智的清醒，也是对生命的谦逊和尊重———生命的不可挽回性及终局意义上的不可救济性正是生命高贵的表现之一，也是其高居法律价值金字塔之巅的原因之一。[22]这一切均表明，侵权责任法无法对“生命丧失”本身予以赔偿。
2。侵权死亡赔偿救济的对象———近亲属
死者生命价值赔偿说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对象是死者。笔者认为，侵权死亡赔偿制度设置的意义，并非用来救济死者。不仅生命本身具有无法赔偿性，权利人也无法在生命权被侵害导致生命灭失后自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为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是以人之存在为前提，生命的丧失必然伴随着权利主体人格的消亡，死者不再是民法上的人，也不可能再享有民法上的权利和承担民法上的义务，也包括不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侵权死亡赔偿不是救济死者的，法律没法也没有必要对死者予以损害赔偿的救济。无论是财产性的收入损失赔偿还是人格属性的精神损害赔偿，都不可能是针对死者的。那么，私法上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意旨何在？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死者的逝去必然要撕裂其生前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某些环节，世俗的民法几乎不能再对死者提供什么救济，但却关注这些被撕裂的社会关系之环所反映的尘世的利益。[23]“人的最高利益———生命，其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是很小的；致人死亡的后果都是由另外一些人承担的，如近亲属、生活伴侣、雇佣人或交易伙伴。”[24]在死亡发生的一瞬间，受害人的生命即结束，他不再是民法上的人，不再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侵权死亡赔偿之所以具有民法上的意义，是在于与死亡有特别密切关系者遭受了财产和非财产损失。在请求侵权死亡赔偿的案件中，死者已经无任何法律地位，其死亡，不过是引起近亲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个法律事实。[25]
因此，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意欲救济的对象，是因死亡而遭受了损失的与死者有特别密切关系的人，现代法治国家多将这一社会关系的范围限定为近亲属。赔偿的内容，则是近亲属自身遭受的各种财产和非财产损失，而非对死者人命的赔偿。近亲属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源于其自身因死者的死亡事实而遭受了各种损害，而非是对死者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
由于在具体的侵权死亡赔偿案件中都需要由死者的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所以，死者生命价值赔偿说必然面临近亲属何以获得此等请求权的基础问题。对于侵权死亡赔偿案件中近亲属享有的请求权的基础，有“继承主义”与“固有损害主义”两种看法。“继承主义”先认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成立损害赔偿关系，然后因受害人死亡而由近亲属继承此等损害赔偿请求权。“固有损害主义”则认为，近亲属享有的侵权死亡赔偿请求权源于其自身遭受了损害。由此可见，死者生命价值赔偿说必然是以“继承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继承主义永远也无法解释受害人已死，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丧失，何以还能够成为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的难题。[26]因此，死者生命价值赔偿说也会面临同样的理论难题。而近亲属逸失利益说承认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救济的对象和内容是死者近亲属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害，毫无疑问是一种更为务实的选择。
3。侵权死亡赔偿的内容———近亲属自身的财产和人身(精神)权益损失
近亲属之所以成为侵权死亡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是因为近亲属与死者之间往往具有经济上的牵连和情感上的依赖，亲人的死亡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损害，此可归纳为三类：首先，死亡前后可能发生一系列相关财产损失，主要有死亡前近亲属支付的相关医疗和护理等费用、死亡前近亲属的误工收入损失、死亡后近亲属支付的丧葬费、死亡前后近亲属支付的交通费等。民法通则以“相关财产损失”对该类损害予以归纳。其次，死亡会导致近亲属的一系列可能利益的损失，受害人死亡会导致与死者有财产关系的人在经济上发生不利的变化：与死者有密切关的生者丧失了未来可得利益，该类损失不限于扶养利益，也不限于未来可以继承的遗产，我们称其为“逸失利益”损害，其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近亲属扶养费的丧失或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这类损失在我国侵权责任制度上逐步被“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死亡赔偿金”所涵盖。再次，死者近亲属会出现精神痛苦，以往的诸多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也已包含了此部分内容的赔偿。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从赔偿的实质内容来看，“余命”赔偿说与近亲属逸失利益赔偿说的赔偿项目非常接近：(1)二者都有对相关财产损失的赔偿内容。(2)二者都有对死者家庭“逸失利益”赔偿的内容，但前者用“被抚养人生活费”来表述这一内容，后者用死亡赔偿金来表述这一内容。(3)二者都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但前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是对死者的赔偿，赔偿对象是死者，赔偿内容是死者的余命损失，此部分也即死亡赔偿金；后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赔偿对象是死者近亲属，赔偿内容是近亲属自身遭受的精神损害。由此可见，忽略用语上的差异，“余命”赔偿说与近亲属逸失利益赔偿说分歧的核心实质上在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以及死者和死者生命丧失本身是否具有可赔偿性。鉴于前述的生命本身的无法赔偿性以及死者的无法和无需救济性，“余命”赔偿说难以自圆其说。
(二)死亡赔偿金的目的———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
死亡赔偿金，对应的是对近亲属逸失利益损害的赔偿，属于财产性质的赔偿。它既非是对死者生命权这一人格权的赔偿，也不是对死者或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因此，它既不是“命价”的体现，也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法释〔2003〕20号”之前的诸多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一直缠绕不清，各种理论观点在死亡赔偿金之性质认定和计算标准上的差异，也多与对二者关系的不同认识有关。杨立新教授基本上将死亡赔偿金等同于精神损害赔偿，而用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来代替我们所述的财产性赔偿的死亡赔偿金；王胜明副主任则倾向于认为死亡赔偿金中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笔者认为，在法律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缺失的“时代”，将“死亡赔偿金”扩充理解为包含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在精神损害赔偿已在法律上获得其独立地位的今天，仍将死亡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项目寄居于死亡赔偿金之下，则未免欠妥。王胜明副主任也提倡死亡赔偿中要注重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他指出：“侵害人的生命，造成被侵权人死亡，赔偿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失和非物质损失。这样，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民法损害赔偿原则，彰显尊重生命的时代精神。”[27]这一阐述很好地指明了死亡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价值。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笔者认为，鉴于精神损害赔偿与死亡赔偿金在赔偿内容的性质与发挥的功能方面迥异，理应将其列为独立并行请求的赔偿项目。
近亲属被认为与死者是“经济性同一体”或“钱包共同”关系，因婚姻或者扶养关系能够合法取得直接受害人正常生存情况下个人消费部分以外的全部收入，侵权事故导致受害人提前死亡，而使这部分应得利益逸失，对此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对于这部分近亲属逸失利益的赔偿，近代法制主要有“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两种模式。“扶养丧失说”认为，赔偿权利人是死者生前负有扶养义务的人，赔偿范围是被扶养人在死者生前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扶养费的份额。至于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导致对受害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受害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则不属于赔偿之列。目前采取此种观点的有德国、英国、美国大多数的州、俄罗斯联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我国民法通则也受到了该学说的影响。“继承丧失说”则认为，受害人倘若没有遭受侵害，在未来将不断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本来是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从而使得这些未来可以获得的收入完全丧失，以致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在将来所能够继承的财产也减少了。因此，赔偿权利人是死者的法定继承人，赔偿范围是法定继承人在将来所能够继承的财产的减少，也即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美国少数州、日本采取此种学说。我国“法释〔2003〕20号”也更多地受了此种学说的影响。[28]从前述学说争议与立法论争也可以看出，这两种模式的重大影响至今犹存。
笔者认为，单纯按照上述那一种学说界定该部分逸失利益损失均有失偏颇，应吸收两种学说的长处，构建“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逸失利益赔偿的主旨在于维持被扶养人和近亲属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仅仅限于获取被扶养人必要的生活费，或者获得一定数额的遗产。死者近亲属因亲人去世可能会导致生活水平降低，死亡赔偿金正是为了弥补这种损失。在此种学说下，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被死亡赔偿金所涵括，死亡赔偿金是为了维持近亲属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也包括维持被扶养人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
(三)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有限的个别化死亡赔偿金
综观各国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大致有三种模式：(1)完全个别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既完全以死者生前的收入状况为依据；(2)完全社会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既按照全社会统一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3)类型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既将死者归入一定类别的社会成员类型，按照这类社会成员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死者的年龄等因素确定死亡赔偿金。“法释〔2003〕20号”采取了第三种模式，但因分类标准过于简单而且触动了“城乡二元差距”这根敏感神经而备受批判。
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是用来维持死者近亲属未来一定水平的物质生活的，由于其生活、居住的环境不一样，维持同样水平的日常物质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在城镇或农村所需要的金钱数量很可能不一样。不考虑死者生前的收入状况，不考虑近亲属未来的生活环境，判决赔偿同等数额的死亡赔偿金，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不公平。“同命同价”诉求的背后，是狭隘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作祟。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源于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目前人们公平诉求的移转表达。殊不知，社会公平绝不等同于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早在1929年，针对开始在党内泛滥的平均主义思想，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特殊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29]在需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30]的今天，尤其需要防止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于侵权责任法而言，赔偿制度救济损害的基本原则是“损失多少救济多少”，将分配正义的社会功能强加于侵权责任法，也会犹如物权法无法担负起主要保护国有资产之责一样，这样的诉求无疑也是侵权责任法“不能承受之重”。正如学者所言，“整齐划一的收入损失标准，实际上是在分配正义的理念下不顾生命消逝带来的现实损害程度而实行的‘社会救灾’。果真如此，就无异于为侵权行为法唱起了挽歌。”[31]“至于死亡赔偿金，搞全民相同的‘平等标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另一场‘共产风’———‘死亡共产风’!”[32]完全平均的社会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虽然可以迎合少数人“同命同价”的朴素平均主义心理，但却不可取。
类型化的死亡赔偿金，关键在于分类的科学性，在我国，按照收入的高低将人分为若干类别将是极其困难的事，也容易陷入“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误区。完全个别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从理论上看最为科学，也最接近近亲属的实际损失(可得利益的丧失)，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个别死者生前收入或可预期的收入特别高，可能会使加害人一方赔偿负担过于沉重；某些受害人生前并无收入，甚至不存在挣钱能力，又对其无法赔偿。鉴于此，笔者建议采取有限的个别化死亡赔偿金模式，赔偿的数额主要取决于死者的个人因素，包括受害人死亡时的年龄，受害人死亡前的收入情况，死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受害人可能的发展前景等。同时，在如下特殊情形下予以调整和限制：(1)对于生前收入或者可预期收入过高者，死亡赔偿金数额应当予以一定限制；(2)对于没有收入但是有劳动能力或者潜在劳动能力者，可以比照相当人群的收入和潜在收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3)对于无劳动能力也没有可预期的劳动能力者死亡的，可以确定一个最低死亡赔偿金数额。[33]需要探讨的是，对于死者为未成年人、无劳动能力者或者对家庭的财产贡献为负数的人，是否需要赔偿以及如何赔偿死亡赔偿金项目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死者家庭成员是不存在“逸失利益”损失的，如此推论，则侵权人一方无需支付死亡赔偿金。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一方面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或补偿，另一方面也是侵权人一方理应付出的代价，赔偿最低标准的死亡赔偿金既可以让侵权人一方承担适度责任从而发挥侵权责任法预防的功能，又可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四、法条解读：对侵权责任法有关条文的理解
《侵权责任法》对侵权死亡赔偿的规定，虽带有明显的立法博弈和妥协的痕迹，但其主要框架和精神仍吸取了多年来立法、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的成果，这些规定由五个条文构成：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0条、第22条。鉴于这些规定较为抽象，有些甚至较为间接，对这些条文的理解和把握也应结合相关法理和立法背景。
(一)侵权死亡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近亲属
《侵权责任法》第16条仅规定了赔偿项目，没有对侵权死亡赔偿的权利人作出规定。依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1款前段的有关规定，应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确立的侵权死亡赔偿的请求权[34]主体是近亲属。依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近亲属的外延甚为宽泛，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也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值得探讨的是，近亲属之外与死者生前长期共同生活的人，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欧洲理事会1975年3月14日通过的《身体损害或者死亡情形下的损害赔偿》第75-7号决议规定，侵权致死精神损害的请求权人可包括关系密切的未婚妻(夫)和同居者等，近亲属中关系较为疏远者可以被排除。德国也有支持未婚女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判例。例如，196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在一起震惊损害诉讼中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该案中，一位女孩与其未婚男友携手同行，男友遭遇突发车祸死亡，该女孩深受刺激，因而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符合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的规定，判决赔偿该女孩非财产上的损害。[35]
笔者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对于“近亲属”的概念和范围似乎不宜过分僵化地理解，与死者生前长期共同生活的人尽管不是法律规定的近亲属，但在事实上形成了与死者十分密切的共同经济关系和精神依赖关系，可以认定为死者生前的共同生活成员、家庭成员，进而扩展解释为“近亲属”。此外，由于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已被死亡赔偿金所吸收，虽非近亲属但主要依靠死者生前扶养的人，亦应视为与死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共同经济关系和精神依赖关系”的近亲属。
由于近亲属人数众多，侵权死亡赔偿的请求权是近亲属共享的一个统一的请求权，近亲属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提出请求，近亲属之间构成连带债权关系：(1)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数额确定后应归相关近亲属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2)原则上不能因近亲属人数的多寡而影响一个侵权死亡赔偿案件中赔偿的数额；一个或部分请求权人明确表示放弃权利，也不应对赔偿数额产生影响。(3)近亲属行使请求权的顺序，原则上应以继承法上的亲等关系为序，亲等较近者优先，例外情形下适当考虑与死者生前的生活联系密切度，联系最为密切者具有优先顺位。一般而言，配偶、子女、父母等享有请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在存在上述近亲属的情形下，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不享有此等权利，但其证明与死者生前长期共同生活、关系密切的，可以作为特例。(4)赔偿数额的分配，遵循近亲属协议优先的原则，达不成协议的，在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成员之间进行平均分配，适当考虑死者生前对其扶养的程度，以体现“维持近亲属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旨趣。
(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和赔偿标准
《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一看似明确的规定并没有统一大家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识，尤其是没有统一大家对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关系的认识。在此，笔者认为正确理解侵权责任法确立的死亡赔偿制度需要把握如下几点：
1。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属于独立并存的赔偿项目
有人在阐释侵权责任法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时认为：“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不但可以将受害人及其亲属受到的肉体、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损害覆盖其中，有效避免挂一漏万，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利益，还可以减轻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36]亦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也纳入了死亡赔偿金项目之中。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是分别独立而且并存的赔偿项目，理由如下：(1)从上述对立法草案脉络的分析可知，除了2009年8月20日的法工委修改稿之外，其他各次草案审议稿均将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列为分别独立的赔偿项目。(2)侵权责任法第22条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结合第18条第1款前段有关“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毫无疑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侵权致人死亡的案件中，死者近亲属依照上述两处规定享有独立的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而并不需要以第16条的规定为依据。如果认为第16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包括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则会导致对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的重复赔偿。
2。死亡赔偿金属于财产性赔偿，其计算以差异化模式为原则
第17条属于对死亡赔偿金的特殊规定，鉴于其明确规定在“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这一特殊情形下可以采用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反推在除此之外的一般情形下是不可以采用等额赔偿的，也即侵权责任法确立的死亡赔偿金的一般计算模式是差异性的，否则第17条的规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鉴于精神损害赔偿与死亡赔偿金是相互独立并存的赔偿项目，而且其计算也以差异化为原则，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自然不是人格赔偿性质的“精神抚慰金”，而是财产赔偿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
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一般情形下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尚有待有关部门予以明确。笔者认为，首先，由于死亡赔偿金是对近亲属逸失利益的赔偿，是对近亲属未来可得收入损失的赔偿，属于财产性赔偿，原则上应当以可以计算出的财产损失数额为标准，由于每个受害人的收入状况或潜在收入状况不同，近亲属可得利益的损失数额自然也不同，只有差异化的死亡赔偿金，才能最接近近亲属的所受损害的程度。在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时，应充分考虑死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死者去世前的收入状况或者未来可预期的收入状况、如果死者在世可能发生的必要的物质生活消费等因素，以体现维持近亲属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的趣旨。其次，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已被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项目所吸收，在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上可以考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情况。
(三)确定死亡赔偿金的特例———关于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侵权责任法》第17条被一些人解读为关于“同命同价”的规定，这既是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错误认识，也夸大了该条的适用范围。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仍以差异化为原则，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只是特例。有人认为，在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特定类型的案件中，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有如下好处：(1)在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引发的众多诉讼中，对众多的损害项目和考虑因素逐一举证比较繁琐，而且有时证明较为困难。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避免原告的举证困难，并防止因此而导致的诉讼迟延，其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得赔偿。(2)考虑每个死者的具体情况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不但未必能计算到损害的全部内容，而且让法院面临较为沉重的负担，不利于节省司法资源。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不但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利益，还可以减轻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3)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维护众多原告之间的团结。在处理导致多人死亡的侵权案件时，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既迅速救济了原告，又防止了原告之间相互攀比，避免同一事故中的众多原告之间赔偿数额差距过大引发社会争议。实际上，从我国近些年的司法实践看，在一些因同一事故导致多人死亡的侵权案件中，由于法院最终判决的死亡赔偿金在众多原告之间差异较大，引起了当事人不满，社会效果也不是很好。[37]这一段论述很好阐释了第17条规定的立法背景。有学者也表示，在同一事故造成死亡人数较多时，为便于解决纠纷，避免所谓“同命不同价”的不合理结果，实践中往往采用同一死亡赔偿金数额，《侵权责任法》第17条作此规定，正是该规则的法律化。[38]
因此，尽管从赔偿法理论的角度看，第17条的规定未必科学，但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既顺应了“普通民众朴素的法律感情”，又方便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39]同时，由于该条的规定较为抽象和模糊，法院在适用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正确理解该条规定，应把握如下几点：
1。适用前提———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
第17条的适用范围以法律明确规定的“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为限，不得扩展至其他情形。首先，受害者死亡的原因是共同的，通常是指在同一个事故中多人死亡的情形，主要是指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其次，死亡人数多少算“多人”，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这里应当理解为侵权死亡人数众多的情况，如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上。
2。相同数额仅限于“死亡赔偿金”部分
“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意味着死亡赔偿金的等额化，无需考虑受害人的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但相同数额仅限于“死亡赔偿金”项目。对于医疗费、护理费、误工收入、丧葬费等相关财产损失的赔偿，仍然以实际发生数额为标准，不能实行等额赔偿。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也不适用该条规定，但笔者主张侵权死亡案件中精神损害的赔偿适用大致相当的标准，尤其是在因同一侵权行为导致多人死亡的情形，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场合、手段、行为方式等方面均无差异，精神损害赔偿宜采用同一标准。但总体来看，即便采取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最终的赔偿总额也可能会存在差异。
3。“相同数额”的确定标准
“相同数额”是何种标准的数额？有学者认为，“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时，原则上应当就高不就低，按照个体赔偿数额较高的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40]也有学者认为，应“采取最高标准或中上标准”。[41]笔者认为，一味的“就高不就低”虽然较好地救济了受害人一方，但可能极大地加重被告一方的负担。侵权死亡赔偿数额对受害人近亲属的利益影响重大，对于加害人一方也同样意义重大，对“相同数额”这一赔偿标准的确定应以不过分加重被告一方的负担为限。由此可见，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在“加害人一方的惩罚性赔偿”与“受害人一方的平均主义”之间徘徊。让一群素无关系但极可能是因为某种偶然因素而在同一次事故中死亡的人去“平均”，其合理性值得考量。
4。“可以相同”而非“必须相同”
“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并非强制性要求，是“可以”而非“应当”，至于什么情况下可以，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确定。有学者认为：(1)原告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多数原告主动请求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当然可以；原告没有主动请求，但多数原告对法院所提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方案没有异议的，也可以适用这种方式。(2)若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较为容易，可以不采用这种方式。[42]笔者深表赞同。除此之外，对案件的综合考量也至为重要，在矿难、交通事故等致多人死亡的情形，死者的个人情况(如矿难中死亡矿工的年龄、收入、居住地等)通常较为接近，适用同一数额赔偿死亡赔偿金既兼顾了效率，又不会导致实质上的较大不公。但是如果死者的个人情况差异(年龄、职业、收入、家庭情况、居住地等)非常大，适用同一数额赔偿死亡赔偿金会导致赔偿结果实质上极大的不公，则仍应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因此，第17条的实质是赋予了法官在特定类型案件中考虑司法之社会效果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也可以“不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四)精神损害赔偿
如前所述，侵权责任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为一类单独的赔偿项目，其与死亡赔偿金是并存的关系。死者近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22条和第18条前段的规定。第22条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以精神损害达到严重程度为前提，何为严重较难确定。笔者认为，在侵权死亡赔偿的案件中，由于近亲属遭受了亲人生离死别这一人生最大的痛苦，应当认定近亲属(尤其是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关系较为密切的近亲属)存在严重的精神损害，无需证明。其他不属于近亲属但与死者生前长期共同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如果可以证明其确实存在严重精神损害，可以作为特例。[43]
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笔者认为，最基本的假定是，任何人由于加害行为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基本相同的，因此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应当是大致相当的。[44]司法实践中可以确定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额度。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如下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2)侵权的手段、场合和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受害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至于死者的个人情况，例如死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死亡前的收入状况、城镇或者农村居民等身份上的差别等，则不能成为影响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45]
(五)相关财产损失赔偿与第三人的法定直接请求权
受害人一方的相关财产损失，是指在侵权死亡前后发生的与死亡具有密切关联的实际财产损失，对其救济所遵循的是项目法定与赔偿实际损失相结合的原则，以期实现对受害方相关财产损失的完全填补。侵权责任法列举的“相关财产损失”的赔偿项目包括：(1)救治费用，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2)误工收入，是指近亲属因误工减少的收入；(3)丧葬费。
在相关财产损失赔偿中，侵权责任法引入了第三人的法定直接请求权。侵害生命事件多为突发，在侵害致死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众多的第三人参与其中，在实践中，实际费用的支付情况非常复杂。以最为常见的医疗费为例，就有可能出现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受害人自己支付；二是亲友支付；三是医院垫付；四是社会第三人如路人、邻居等支付；五是侵权人先行支付。依传统民法，在由侵权人之外的人支付实际费用的场合，实际支付人只能依据无因管理的规定向被害人的财产继承人求偿，但在实际支付人为与被害人有法定扶养义务关系的人时，无因管理的适用就遇到了麻烦。赋予医疗费实际支付人直接的法定请求权，具有两大优势：首先，从诉讼效率而言，可以避免实际支付人、死者继承人与加害人之间关系复杂交错而导致诉讼效率低下；其次，从司法实务角度而言，实际支付人对费用的发生最为了解，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是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必然选择。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对实际支付人的法定直接请求权作出了规定。对该法定直接请求权的正确运用，需要把握如下几点：(1)法定直接请求权的请求权人是费用的实际支付人，被请求的对象是侵权人，偿付的范围限于实际支付的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需已经实际支付，并以合理为限。(2)实际支付者享有的法定直接请求权与其原享有的对死者继承人的无因管理请求权之间，属于并列关系，权利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择一行使。[46]
五、结论与展望
侵权责任法关于死亡赔偿的制度安排，总结了自民法通则以来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经验，考虑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这样的立法政策，并非产生于书斋和肤浅的议论、呼吁，而是基于立法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民情的深刻认识。然而，由于侵权责任法比较仓促的出台，有关死亡赔偿也留下了一些尚待明确的棘手问题：
1。如何处理《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民法通则有较大修改，侵权责任法用死亡赔偿金吸纳了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被扶养人必要生活费项目。在适用上何者优先？侵权责任法立法的本意，是对以往立法中的侵权责任法规则予以梳理、修改完善和统一，新规则的出台，本应替代民法通则中原有的侵权责任法规则。但由于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的，而民法通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立法位阶高于前者，因此，并不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由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工作尚未最后完成，民法通则尚无法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废止，这将为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带来困难。这一问题，有待有关部门予以明确。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第7条对民法通则中的有关条文予以废止。
2。侵权死亡赔偿的具体计算标准
侵权责任法仅对侵权死亡赔偿的大类项目作出了规定，未规定各项目的具体计算标准。无论是相关财产损失赔偿中的各个细项，还是死亡赔偿金，都必须有法定的计算标准。之前的“法释〔2003〕20号”对计算的具体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之后，“法释〔2003〕20号”是否仍然有效？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意味着司法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具体计算标准已经被废止。[47]笔者认为，“法释〔2003〕20号”所解释之实体法乃民法通则，“法释〔2003〕20号”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又回到了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上。而且，侵权责任法第16条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否定“法释〔2003〕20号”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因此，“法释〔2003〕20号”并不随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而自动失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法释〔2003〕20号”进行研究，作出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以充分反映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
3。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关于侵权死亡赔偿的规定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和第5条的规定，侵权责任包括侵权死亡赔偿的责任，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其他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在处理侵权责任法与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中的特别侵权责任规则的关系时，用“新法优于旧法”或者“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得出的结论都不尽合理：依据第5条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显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法律中特别的侵权责任规定的适用，但是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统一侵权责任法规范，解决目前侵权责任法规范较为分散乃至相互冲突的问题。如果其他法律中已有的特别规定仍然原封不动地适用，也就失去了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意义。对此，立法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进行研究，尽快拿出相应的方案。基本思路似乎可以这样考虑：确有必要作为特别法存在的，让其继续存在；无必要作为特别法存在的甚或与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相冲突的则应废除、修改，或者明确以“新法优于旧法”的解释方法限制其作为裁判规则的效力。此外，国家赔偿案件中的死亡赔偿，将适用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而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同样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和第5条的规定，一些行政法规中的侵权死亡赔偿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应当被废止，或者自动失效，不再作为参照依据来审理有关案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尤其应当被废止。[48]注释:
[1]姚辉、邱鹏：《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参见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3]《侵权责任法出台首次明确精神损害、同命同价》，载中国广播网，http：//www。cnr。cn/allnews/200912/t20091228_505816001。htm，l访问时间2010-03-25；《侵权责任法亮点：我国确立同命同价赔偿原则》，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09-12/27/content_19136714。htm，访问时间2010-03-25。
[4]例如，王伟：《从“同票同权”“同命同价”聆听民主法制不断前行的足音》，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1/2009-10/29/content_1524268。htm，访问时间2010-03-25。
[5]参见王胜明副主任于2009年6月27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讲专题讲座上的讲稿《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qqf/weizhang。asp？id=45571，访问日期2010-04-05。
[6]例如，王伟：《郑功成委员：建议“同命同价”作为原则写入法律》，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huiyi/lfzt/qqzrfca/2009-10/29/content_1524445。htm，访问时间2010-03-25。
[7]杨立新：《我国死亡赔偿制度应当进行改革》，载《光明日报》2008年5月6日第010版。
[8]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稿)》，载中国民商法律网，访问时间2010-03-25。
[9]参见冉艳辉：《确定死亡赔偿金标准应以个体的生命价值为基准》，载《法学》2009年第9期。
[10]麻昌华、宋敏：《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1]前引[10]，麻昌华、宋敏文。
[12]张新宝教授在《侵权死亡赔偿研究》一文中指出，其探讨的是侵权死亡赔偿的一般性问题，对无过错责任案件中的死亡赔偿等特殊问题则未进行讨论。参见前引[2]，张新宝文。
[13]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三论》，载《法制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016版。
[14]参见前引[2]，张新宝文。
[15]王利明：《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若干问题》，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5期。
[16]前引[1]，姚辉、邱鹏文。
[17]参见孙鹏：《“同命”真该“同价”？———对死亡损害赔偿的民法思考》，载《法学论坛》2007年3月；傅蔚冈：《“同命不同价”中的法与理———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反思》，载《法学》2006年第9期；龚赛红：《关于同命不同价的理性思考》，载《光明日报》2008年5月6日第010版；佟强：《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确定———对“同命不同价”的解读》，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等等。
[18]《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人人固有的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19]参见前引[2]，张新宝文。
[20]前引[1]，姚辉、邱鹏文。
[21]冯凯：《生命损害赔偿请求权理论再思考》，载《政法论丛》2004年第2期。
[22]前引[1]，姚辉、邱鹏文。
[23]前引[1]，姚辉、邱鹏文。
[2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25]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86页。
[26]参见前引[1]，姚辉、邱鹏文。
[27]参见前引[5]
[28]前引[2]，张新宝文。
[29]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89页。
[30]参见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31]前引[1]，姚辉、邱鹏文。
[32]前引[25]，张新宝书，第499页。
[33]参见前引[2]，张新宝文。
[34]此部分探讨的对象主要指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部分，对于相关财产损失赔偿，则遵循由实际支付者请求的原则。
[35]LGFrankfurt/mnJw1969，2286。转引自鲁晓明：《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载《法学家》2010年第1期。
[36]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92页。
[37]前引[36]，王胜明主编书，第92页。
[38]梁慧星：《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载“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unews。asp？id=20025，访问时间：2010-03-25。
[39]就死亡赔偿而言，死者生前的收入状况和年龄等，为决定事物本质的要素，而“同一事故”为偶素，不以实质要素作为确定死亡赔偿金的依据，而以一偶素为之，其科学性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40]奚晓明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42页。
[41]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81页。
[42]前引[36]，王胜明主编书，第92-93页。
[43]参见前引[35]，鲁晓明文。
[44]前引[2]，张新宝文。
[45]参见张新宝、郭明龙：《论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46]参见前引[25]，张新宝书，第389-390页。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5
【关键词】三生教育；初中教学；重要性
三生教育的科学内涵
三生教育是以学生为本，是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紧密联系、融为一体的系统教育，之间互为条件、密不可分、相辅相成，通过实施三生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终实现能为自身、为家庭、为社会、为人类缔造幸福生活的人生价值。
1.1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和发展生命。尊重生命是基础，珍爱生命是关键，发展生命是目的。生命教育就是要让每个学生懂得生命的可贵，让他们知道，母亲生育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极不容易。十月怀胎、分娩过程所经历的痛楚，是做子女难于想象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因为它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它承载着家人、朋友的真挚的爱，那种想活就活、想死就死的念头是一种对亲友极不负责的表现。要让学生认识人类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规律，认识个体生命和他人生命，认识生命的生老病死的过程，认识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命存在和发展规律，最终树立正确的生命观，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1.2生存教育
生存教育是关键。生存的概念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危机状态下的生存，涉及生存意识和逃生、救护知识。生存意识属于人生观和心理问题。逃生救护知识适宜于专题讲座和模拟演练的方式进行。二是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人们只能处在最低要求的状态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和行为。三是一般意义的生存，也就是人的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生存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使学生认识生存及提高生存能力的意义，把握生存规律，提升生存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强化生存意志，树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生存观。通过生存教育，要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的有效知识和技能，建立适合个体的生存追求，学会判断和选择正确的生存方式，学会应对生存危机和摆脱生存困境，善待生存挫折，形成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合法、高效和较好地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
1.3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使学生认识生活的意义，热爱生活，奋斗生活，幸福生活，树立正确的生活观。要使学生理解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追求幸福生活。要帮助学生确立为个人、家庭、国家和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理想。要让学生理解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等组成的复合体。要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学习生活技能，提高生活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爱心和感恩之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要帮助学生形成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生活追求。要教育学生学会正确的生活比较和生活选择，理解生活的真谛，能够处理好收入与消费、学习与休闲、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生活是“三生”的核心，人生在具体时空中表现为生活，生活的总体就是人生，对生活起指导作用的人生观，是解开“三生”之谜的金钥匙。
2三生教育”在初中教育阶段的重要性
初中阶段的学生，心理学家将一年龄段称为“心理上的断乳”时期。这时期的学生感觉特别敏锐发达，思维特别活跃，开始对各种事物提出疑问，并试图去探索和解答，形成自己的看法和判断，这些生理变化又引发了一系列心理变化。因此，如何引导学生在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三生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在三生教育中开展各种活动进行生命教育，告诉学生世界因生命而精彩，要珍爱生命；无论遇到多大挫折，都不会轻易放弃生的希望；当他人生命遭遇困境需要帮助时，尽自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懂得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涵，应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光彩，不断延伸生命的价值。
3三生教育在初中教育阶段的教学方法
实施三生教育，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关键、社会教育是保障，必须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统一的基本途径。我校把三生教育列入必修课，开设三生教育课程，保证学时，真正使三生教育内容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具体做法如下：
3.1引导学生全面系统地认识三生教育
通过对三生教育基本内容进行学理分析，由此来认识三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以学生为本，对刚入学的新生进行了“生命、生存、生活”的系统的教育。有教育人士说过，在人的自然生命不断成长完善的过程中，培养人的生存能力，是每一个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生存中所需要的每一项技能，都是通过教育来获得的。当前，不少中学生的生存能力较弱，生存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学习有关自护、自救知识和技能，有利于远离危险与侵害，从而使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同时又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初中是学生独立性和依赖性并存交错的时期。他们一方面已产生独立感和成人感，但另一方面，对自立带有不少片面的理解，对父母、老师以及他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生活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确立正确的生活目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教育。
3.2充分利用课程资源，从简单到复杂、从概念到事例，深入浅出地、通俗易懂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帮助
我校选用“三生教育”的教材编写得很好，知识覆盖面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介绍了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大量生动感人的事例，学生理解和体会起来不觉得吃力，很容易接受。例如在教学《珍惜生命与爱同行》一课时，创设了两个情景。第一个情境：2008年8月的5.12汶川大地震中一幅幅悲壮而惨烈的图片。看到这些图片，学生和教师都沉浸在一种悲壮的氛围中。第二个情境：播放了媒体《生命的列车》，并让学生轻轻扑在桌子上闭上眼睛，然后想象自己和同班同学被困在一个小山洞里，山洞就要倒塌，只有一个人有离开的机会。而老师则随着媒体中的悠扬口哨声，轻轻朗诵着“不久以前，我读了一本书，书中把人生比作一次旅行。人生一世，就好比搭车旅行……”媒体播放完后，抬起头来的学生们都已热泪盈眶，有的女同学甚至泣不成声。当问到“你会把生的希望留给谁？”时，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是自己，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而在模拟写遗言时，很多同学都写到“爸爸、妈妈：请原谅我的不孝，我无法报答你们的恩情……”通过两个情境的设置、音乐的烘托和教师激情的渲染，把学生的情绪、情感一步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是一堂成功的三生教育课，它不仅仅是说教，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生命的对话。
3.3充分利用社会新闻资源，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地引导学生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树立社会责任感
教材是一本有字书，社会生活却是一本无字书，它本身就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活教材”，使用好这本活教材，会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部分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把生命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培养学生对自己、他人生命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增强爱心和责任感。以培养自信、乐观、顽强、自律、宽容、合作为主线，结合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发展需求，构建沟通学生心理的桥梁，采取预防与疏导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个别咨询与辅导，开设心理咨询室，使学生不断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调节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3.4多与家长联系，利用好家庭中的有利因素，沟通亲子关系，排解亲子矛盾，帮助学生树立家庭责任感
有家庭责任感是初中生必备的思想品质，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长大才有社会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有所作为。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每一个人应具有家庭责任感，，应培养初中生关心家庭中发生的事，主动为家庭分忧解难，体谅父母的疾苦，让学生知道每一个家庭成员不论年龄大小在家庭中都应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每一个人在享受家庭温暖的同时，也要为家庭生活美满幸福贡献一份力量。让初中生具体做到主动承担家务，当家庭遇到困难时要尽量分忧解难，不向父母提出过分要求等。多与家长联系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对表现好的学生给予表扬，从而带动在家庭中表现不好的学生，帮助学生树立家庭责任感。
3.5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把生命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培养学生对自己、他人生命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增强爱心和责任感。以培养自信、乐观、顽强、自律、宽容、合作为主线，结合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发展需求，构建沟通学生心理的桥梁，采取预防与疏导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个别咨询与辅导，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心理咨询室，使学生不断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调节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3.6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习惯
三生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要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习惯，让他们先学会做人，即按照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事，严以律己，做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号召同学们互相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反映，让那些诸如抽烟喝酒、打架斗殴、乱涂乱画等不良行为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学校强化“三生教育”展开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比如，歌咏比赛、书法比赛、象棋比赛、乒乓球比赛和篮球比赛等，进一步落实“三生教育”的课程化，丰富了课程的形式和内容，形成“学生天天有活动，人人有特长”的良好局面。通过强化三生教育，学生的行为习惯有了较大的转变，举止言谈规范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
3.7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学校的成功的教学经验，在课堂内外开展一些探究学习活动，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己感悟，自我完善和提高
经常与其他学校的教师进行教学经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和借鉴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是迅速提高教学技能的一种好办法。此外，还可组织学生参与课外尝试活动，亲身体验，如针刺疼痛的感觉；学踏板车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不叫痛，继续滑。等等（当然，跳楼等危险动作是不能尝试的）。通过实践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在活动中真正体验生活，磨练自己的意志。
4结论
三生教育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的教育活动，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博大精深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三生教育”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它将贯穿于初中教育的始终。
参考文献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6
关键词：大学生 生命意识 自杀态度
生命意识淡薄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研究表明，自杀与各种类型的心理障碍有关。从多起大学生自杀案例可以看出，心理障碍一直伴随大学生自杀行为发生前一段时间。自杀态度是指个体对自杀行为和自杀者所持有的一种持久性与一致性的倾向。一定的社会群体的自杀率高低与该群体的自杀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dneiel stein等人在对青少年所做的自杀态度的心理社会背景的研究中发现，增高的自杀风险和对自杀的积极态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大学生生命意识特征及对自杀态度的影响对我们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和有针对性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1、问题提出
人们对生命意识的研究开始于对生命教育的探索。1979年在澳洲悉尼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 les)奠定了“生命教育”的基础。1996年我国台湾地区校园一再发生暴力与自杀案件，引起台湾当局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在学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香港受到英国的影响，对生命教育也较早给予了极大关注，对青年学生的生命意识教育主要贯穿于其公民教育中。目前，国内有关大学生生命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
我国生命意识的研究伴随生命教育的发展而开始探索。国内学者章坤认为，生命意识是个体基于自身体验形成的对生命的体认和理解，直接影响大学生对待生命的态度和行为，制约大学生的生命存在和生命质量。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包括生命认知、生命情感、生命意志、生命意义、生命责任和死亡认知。许海元学者从生命存在意识、自杀行为认知、生命价值感、自我生命体验、对安乐死的态度5个维度对大学生生命意识进行调查，并认为生命教育要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引导建立正确生活目标，积极探索生命价值，提升生命价值感。
目前我国心理学者对生命意识的研究仍处于理论论述阶段，研究量表稀少及缺乏大规模数据的支撑，对大学生的生命意识的实证研究很缺乏。笔者针对目前许海元等学者编制的大学生生命意识调查表的基础上，根据生命意识五个维度进一步丰富和修订，探讨大学生生命意识的特征及对自杀态度的影响，以期为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我们从福州大学城8所高校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中随机调查了568人（剔除无效问卷后）。调查对象所学专业涵盖了经济、管理、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六个学科门类，8所高校包括了师范与非师范高校，重点高校、一般高校和独立学院，既考虑地域因素，也考虑办学层次因素，保证样本取样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样本中男生320人，女生248人，农村343人，城镇225人。
2.2 工具
在编制大学生生命意识量表时，笔者根据大学生生命意识的解构，于文献探讨时，将有关生命意识的研究加以归纳整理，并根据生命意识五个部分的特点，确定生命意识的五维理论结构，既生死观、生命情感、生命意志、生命意义和生命责任。
对访谈收集到的材料进行规类、整理、选取其中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内容，共包括48个项目。量表分为五个维度：生死观，包含10个项目；生命情感，包含10个项目；生命意志10题，包含10个项目；生命意义，包含9个项目；生命责任，包含9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自评式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五等级计分制。反向叙述题则反向计分。以各个项目分数的总分作为各维度的得分。《大学生生命意识调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5-0.77之间。两个月后，进行了重测，重测信度为0.90。五个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性。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研究的有效工具。《自杀态度调查问卷》（qsa）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包含9个项目；对自杀者的态度，包含10个项；自杀行为倾向性，包含9个项目；研究还同时对大学生进行结构式访谈搜集资料。
2.3 程序
2.3.1 访谈：每个年级随机选取6名学生（男女生人数相等）进行结构式访谈，深入了解大学生生命意识。访谈以个别的方式进行，对被试的回答进行笔录。访谈结束后，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对结果进行分析。两人的一致性程度较高。
2.3.2 问卷调查：采取调查人员讲解指导语、单个施测，然后填写问卷，当场回收问卷的方式。测试之前，由主试进行讲解，学生自评。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分析主要包括：多元方差分析，并用lsd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3、结果
3.1大学生生命意识总体较好，各维度发展不均衡
《大学生生命意识量表》调查显示：量表总分均分为2.31+0.44（得分越高说明该因子水平越低），这表明大学生的生命意识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生命意识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生命意识五个维度的得分不均衡，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生命责任、生命意志、生死观、生命意义和生命情感。（见表1）
表1 大学生生命意识与自杀态度各因子及总体的平均值与标准差（n=568）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重视自己的生命责任，有较坚强的生命意志，和较正确的生死观，而生命意义和生命情感相对缺乏。大学生抽象思维得到充分发展，对生与死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负有责任感和坚强的生命意志。当今社会竞争加剧，大学生面对的压力剧增，出现生命意义和生命情感降低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我们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生命意识，就是要使“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生命现象，既能认识到生命的伟大与崇高，又能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既能了解人类生命的价值，又能自然界中其他生命的意义。教育大学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以敬畏的心情善待一切生命，以负责任的态度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3.2大学生生命意志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大学生在大学的各个阶段除了生命意志有差异显著，其他维度均无显著差异。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一新生生命意志水平明显低于四年级学生，四年级学生明显低于二、三年级学生。生命意志是维护生命存在和追求生命价值时，沿着确定的目标，克服困难以实现生命价值的心理过程。我们认为新生刚入学心理方面不是很成熟，处于目标终止和新目标找寻阶段，容易产生空虚感，因此生命意志在大一阶段处于低点。到了大学四年级，大学生又重新处于一个人生的交叉口，大学即将毕业和面临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过渡期，给心理造成一定不稳定感，生命意志又重新降落到低点。因此，大学生生命意志的发展呈倒u型发展结构。
3.3大学生生命责任与生命意志对自杀态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生命意识量表》调查显示，生命意识各维度对自杀态度影响在0.69-0.83之间且呈相关显著，其中生命责任对自杀态度影响最大，为0.83。生命意志与生命情感次之，均为0.77，生死观对自杀态度的影响最小。生命意识与自杀行为的倾向性之间的相关达0.44，而生命责任与生命意志对自杀行为倾向性之间的相关也分别达到0.63与0.54。生死观、生命情感与生命意义则相对较弱。
有研究表明，自杀与各种类型的心理障碍有关，尽管自杀态度是否影响人们采取自杀行为尚存在争议，但跨文化研究表明，自杀意念明显受到自杀态度的影响。大学生连续的负性生活事件的累加往往成为引爆自杀的导火索。生命意识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大学生个体对负性时间认知的价值取向和采取极端行为前心理压力阈值的高低。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生命意识与自杀态度之间呈现显著相关，对我们开展生命教育，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我们要增强大学生生命责任感和生命意志，特别是对一些处于心理危机预警期的，低生命责任感和低生命意志的学生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4、启发与思考
4.1生命教育要注重生命与社会的和谐
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生命的一分子，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点。人一生的成长、发展、成功、幸福，都与同他人的交往和关系密切联系的。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要侧重的开展人际交往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让大学生掌握交往的规则，学会尊重，学会关爱，学会宽容，学会共同生活；同时，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学会接纳他人，欣赏他人，与他人、世界共融共在。让大学生成为既自我尊重，也尊重他人；既悦纳自己，也悦纳他人；既肯定自我，又成全他人；既能全力服务社会，又能得到社会充分肯定的人。
4.2生命意志教育阶段性和持续性的统一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大学阶段生命意志呈倒u型发展状态，并且生命意志对自杀态度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大一新生及大四毕业生是心理危机高发群体，处于目标终止和新目标找寻阶段，短暂目标的缺失往往导致心理危机的发生，加强对大学生生命意志教育，增强抗挫折能力以及新目标的确定对预防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产生将起到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过程中，要注重阶段性与持续性的统一，一方面要侧重塑造大学生高尚的心灵，让他们学会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人生目标，同时要让他们学会管理自己和自我调节，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4.3大学生责任感教育应贯穿生命教育全过程
责任感不是与生俱来的素质，它是一种个性品质和心理习惯，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大学生生命责任感的形成是在家庭生活中，在参与集体和社会活动中，在人家交往的基础上，在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起来的。生命责任感的形成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学校教育中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并通过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等有效手段对大学生进行健康价值观引导。其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生命责任感在实践中以具体行为表现出来，并慢慢的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特征。
最后，开展多种形式的献爱心活动。生命责任感需要爱来支撑。如果对周围的人或物产生爱心，多了一份情感，生命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就会尽心尽责，无怨无悔。让大学生多关注社会，把自己当做社会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懂得生活的不容易和认识自己的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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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军，葛小緢，胡健等. （2005）.大学生自杀态度，自杀意念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9，831-832.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民生需求；关系；热点
[作者简介]文士博，河北工程大学高级政工师，研究生，河北邯郸056038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3-0194-03
教育不仅关乎国家发展大计，更关乎百姓切身利益。党的十七大将教育列为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新时期我国民生问题发展变化和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将提升自身教育水平，接受高等教育，塑造自身综合素质，作为在社会中谋求更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民生需求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满足民生需求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承载的责任与使命越来越重要。
一、高等教育与民生需求的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在民生需求中的责任与使命
高等教育为人民群众提供教育服务，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寄予很多期望和要求，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与民生需求息息相关：
(一)高等教育与民生需求的供求关系。这是高等教育与民生需求最基本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高等教育和人民群众需求是一种市场供求关系。高等教育供给情况决定人民群众享有的高等教育的满意度，而需求数量和层次指引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也因此决定了高等教育在民生需求中的责任与使命。它要求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民生需求为基点，民生需求状况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二)高等教育资源与人民需求中的矛盾冲突关系。世界总是在矛盾中发展，在矛盾中生存。高等教育与民生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供给的矛盾。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在满足民生需求方面还存在很多滞后因素，如由于供应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而使得高等教育在满足群众需求中还存在很大差距。其中有许多群众反应强烈，直接与群众利益相关，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高等教育与人民需求共促发展关系。高等教育发展可以不断改善民生需求，民生需求的提高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力量源泉。高等教育与民生需求都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高而共同发展。
(四)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与人民群众需求，都基于投资风险而作出理性的相互回应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必须以满足民生需求为根本，但高等教育要依据自身发展环境和条件作出理性的规划和发展步骤。作为公民也应当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充分考虑自身条件，科学、理性地看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与民生需求的相互关系，才使得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群众需求变化中产生了不相协调的矛盾，从而产生、出现了在人民群众现实需求中备受关注的高等教育热点问题，决定了高等教育在满足人民需求中责任重大，肩负重大使命。
二、当前，高等教育在民生需求中承载的重要责任与使命
当前，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在群众选择、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备受群众普遍关注、利益相关、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当前较为突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教育公平问题、教育成本问题、教育质量问题、特殊群体学生救助问题、学生就业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确立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在满足民生需求中的责任与使命所在。
(一)始终坚持教育公平的责任。权益、机会均等是公民的基本权益，教育权益公平是公民的基本权益，维护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公正，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所在。在高等教育资源仍为稀缺资源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还存在很多不公平现象。维护高等教育权益公平的责任尤为重大。国家应当从机制、制度等多方面人手，促进公民高等教育权益的公平、公正。
(二)不断优化教育资源环境的责任。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过程中，办学经费短缺、师资力量不足、教学图书设备匮乏、管理相对滞后、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现象已经在社会中凸显。这赋予高等教育要注重内涵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教育教学资源的重要使命，高等教育要在质量和水平上下大功夫。
(三)降低群众经济投入的责任。当前，群众普遍感到接受高等教育成本较高，很多家庭子女就读大学的消费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所以，减少老百姓在高等教育上的消费投入，是较为迫切的民生问题。所以，国家应该通过发展经济，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国家要通过高校投资体制改革，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同时辅以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降低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压力，从体制上解决高校的办学经费和发展需要问题。
(四)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的责任。就业是民生之本，但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人力资源领域的突出问题，成为牵动千家万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大事。国家应当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人才需求结构，不断深化就业体制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就业引导与指导等方面，以引导大学生创业促进就业发展。
三、采取应对策略，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在满足民生需求中的责任与使命
高等教育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就必须从多方面出发，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高等教育自身改革、积极协调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积极采取应对策略。
(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理顺高等教育发展与满足民生需求方面关系。应当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以人民需求为目标；建立机制，调整结构，加大投入，促进高校规模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规模与内涵发展的协调；要加强高校办学行为监管，提高办学质量，加大高等教育信息公开力度，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8
海德格尔的学生、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约纳斯（HansJonas，1903年～1993年）在1979年出版了《责任原理：技术文明的伦理研究》一书。此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了当代的经典之作，于1984年被翻译成英文，于1987年获得德国图书业和平大奖。约纳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截然不同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约纳斯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并不是像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那样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而是力图“给科技时代的伦理一个本体论的解释”。这一本体论的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思想，从自然的本体论来论证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使约纳斯在20世纪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p214-236）
一、对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约纳斯对技术时代伦理的本体论解释并不是想在现代的各种伦理学之中加入一个所谓的“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分支，而是要从人的本体论的根基上改变整个伦理学。约纳斯认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还是基督教的良心论；不论是康德的义务论，还是密尔的功利主义；不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是各种道德相对主义，所有这些伦理学无一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纳斯认为这些伦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近距离的伦理”（n?chsten-ethik）。比如说圣经上说，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或者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像康德说，决不要把你的邻人当成手段，而总是要把他当成目的本身。这些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上或主体间自律或他律的伦理学，是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提出的规范和约束。无论道德的目标是在于自由，还是在于德性，也无论道德的标准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准则，还是社会契约的正义和外在规范，这些伦理学的实质都是对人的善与权利的关注。概而言之，“整个传统的伦理学就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伦理”[2]（p24）。
人类中心论的伦理学不言而喻的核心就是人或人的社会，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研究人的学科。但是，从古至今的各种伦理学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显露出它们的贫乏和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在技术的无目的性的庞大力量面前束手无策，它们对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置若罔闻。它们的那些崇高的道德价值随着技术时代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上帝之死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直面技术时代的道德责任原则。各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面对技术对地球的统治以及为争夺这种统治权的斗争无能为力，这种伦理学的失败促使约纳斯针对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远距离的伦理”（ethikderFerne）。这种“远的伦理”首先面对的不再是人的精神性的道德困境，而是在技术统治的威胁下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但是它的本质是首先对自然的关注的义务（Fürsorgenpflichtfürdienatur），而不是首先对人的关切（Sorgefürdiemenschen）。“远的伦理”并不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范畴，而是意味着敞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新的价值尺度，所有的古代的和现代的伦理学都将在这一尺度中重新得到检验和批判，所有的传统的伦理学都将在这一维度中被重写。以前的伦理学与其说是没有思考到“远”的维度，毋宁说是在根本上存在着人类中心论的限度。
当然，这一“远”的维度不同于“远”的乌托邦。在《责任原理》的最后一章“从乌托邦批判到责任原理”中，约纳斯以人的自然的“已经存在”（SchonDa）拒斥了布洛赫空洞的“尚未存在”（noch-nicht-Sein）的“希望原理”和“乌托邦精神”。在他看来，布洛赫的“希望原理”仍然只是是一种人类学性质的本体论。[2]（p56-376）约纳斯所说的“远”是从现在的人对“已经存在”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责任出发的，因此它是一种直面已经存在的人的生存境况的本体论。约纳斯将责任原理的绝对命令表述如下：“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要考虑到承担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续的义务。”其否定形式的表达是：“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不能破坏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来的可能性。”[2]（p36）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一种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后果，甚至很大一部分是不可预测的后果的伦理，他不像基督教的和康德的伦理学那样诉诸人的行为的良好动机、善良意愿和自由意志等等。在他看来，在伦理学中诉诸人的动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它将人类从自然以及未来的生命的整体中完全剥离出来，将人类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视为最高的价值。它的原则是，个人按照正义行事，行动的后果交付给上帝或普遍的道德原则。责任伦则理要求人类充分考虑到技术的权力所带来的大量的不可预知的全球性的破坏性的后果。责任伦理也不同于效果取向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因为功利主义伦理学虽然是以理性化的、实用的效果甚至是长远的效果为目标，但是就真正的价值尺度和本体论的基础而言，它却是盲目的和虚无的，它的效果是以利益甚至是长远的利益而非以自然的目的作为评价道德行为的标准。在一个技术文明时代，在福利社会和消费的时代中，功利主义使得人们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和需要的逻辑去思考我们人类和地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韦伯在人的行动的价值领域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在韦伯看来，尽管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自律的、形式反思的、可普遍立法的伦理，但仍是一种信念伦理。韦伯的责任伦理认为，在人类的政治行为中，必须从政治义务和行动的后果出发，而不是从善良意愿、良好的动机、伟大的信念等等出发。[3]（p30）如果从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来看韦伯的责任伦理，那么韦伯的责任伦理仍然是一种康德式的伦理，一种人类中心的伦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启蒙辩证法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同样陷入一种对技术文明的悲观主义之中，而缺乏一种规范技术力量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的关键是我们要对什么负责，即衡量我们行动的后果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于约纳斯来说，责任伦理要求行动的后果要对自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负责。
二、责任关系的原型和责任原理的宏观伦理学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绝对命令是要求人对自然承担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对时间上未来的人类和空间上遥远的区域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的深刻得多。技术力量的未来的危险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计算和想像。因此，人对自然和未来的人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责任原理的核心。人的责任并不仅仅是为已经做的事情负责，而且还要为未来做的事情负责，承担自己的义务。约纳斯为责任伦理学原则提出了一个生动的原型关系。约纳斯说：“所有责任的原型就是对孩子的关系。”[2]（p184）这种“父母与孩子的关系”（eltern-Kind-Beziehung）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einnicht-reziprokesVerh?ltnis），[2]（p176）因为“孩子要求人的庇护是种不可逆的关系。”[2]（p192）一个小孩有什么用呢？他不过是个小生命而已。然而，“责任的原初的对象就是孩子。”[2]（p234）父母对他的孩子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不可逆的关系之中，要求庇护的是弱者，而承担庇护责任的是有行动能力的强者。相对于人而言，自然和未来的生命就是弱者，尤其在技术统治的强大力量面前，作为弱者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更需要我们当代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技术文明中，人的力量随着技术的疯狂突进而空前地增长，但是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增长并没有同时伴随着人对弱小者的责任的增长。因技术而强大的人类的责任意识仍然需要启蒙。人的尊严不是体现在他的强大之上，而是体现在他的责任伦理之中，因为“只有人具有责任意识”[2]（p185）。
人对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伦理责任就在于：“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何行动的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这是对整个人类提出的伦理原理，而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学只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而无力承当集体行动的责任。只有古典哲学和宗教的伦理才针对共同体或集体提出伦理原理和道德律令。自从宗教作为伦理被驱逐出现代世界以来，一种面向未来、面向集体行动和公共领域的“大伦理”再也没有出现过。现代哲学制造了宏观伦理学和微观伦理学以及元伦理学和对象伦理学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结果是现代社会缺乏一种能思考人类行为的巨大后果的元伦理学，而那些诉诸个体权利或自由的伦理学却无力拓展人的道德责任能力。约纳斯的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伦理再次将道德责任承载者确立在整个人类身上，而不仅仅是理性自律或意志自由的个体上。因为责任原理所基于的“人的自然”（humannature）是处于自然和历史中的整体的存在，而不是基于人的反思理性、自我意识或良心。约纳斯认为，伦理学首先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人根本存在于世界之中？为什么要有保证未来生存的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这一问题不可能在任何一种传统伦理学中得到回答。这是一个最为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根本问题。将人置于伦理的核心的传统的意识哲学或现代的生存哲学，都追求一种高级目标的伦理，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其最低限度的本体论基础。这一本体论的基础就是被整个现代哲学所遗忘了的自然本体论。
三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从自然的本体论来界定道德伦理的绝对命令的，这意味着善的概念既要在自然中得以思考，同时也要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进行思考。善的概念既不是基于人的权利或社会的契约，也不是按照价值的原则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它是植根于自然之中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有价值和目的，而且它是人类行为的价值和目的的基础和源泉。自从康德以来，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已经成为了现代思想尤其是现代伦理学的自明的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却是以自然本身没有目的和价值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技术文明的兴起才造成了一种二元论的普遍的意见，这种现代性的分裂左右着现代哲学的基本范式。
约纳斯在《责任原理》一书中对事实与价值，或“是”与“应该”的现代性分裂的批判不遗余力。他将这些区分和对立视为“现代性的教条”：“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的教条就是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2]（p92）。他认为这是整个现代哲学内在的价值主体性（wertsubjektivismus），或者说主体性强大的意志的恶果。[4]（p101）正是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分裂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即本体论和伦理学。现代所有的伦理学都建立在人权、自由、正义和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对自然的沉思的本体论之上。人们认为伦理学与本体论无关。与此同时，传统的本体论或自然哲学已经被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所取代。对此，约纳斯坚决拒绝认为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说出了自然的真理”[2]（p30）。他甚至认为自然的真理恰恰是毁在自然科学手中。约纳斯试图重返古代哲学的视域，重新追问“是”与“应该”、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自然与价值等等之间的关系，重新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伦理学，从自然的本体论追问人曾经生存的基础、未来生存的权利和现在生存的伦理责任。就打破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以及对自然概念的追问而言，他和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洛维特等人的努力有许多契合之处。用谢林的话说，约纳斯的责任伦理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然的自由之上。
约纳斯批判整个现代哲学基于一种“传统主义”立场。[5]（p12）约纳斯试图重返古代的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对人与自然的理解，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以克服现代哲学包括海德格尔早年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后果。约纳斯早年曾经批判了现代虚无主义对世界的漠然态度和对人的进化论生物学观点。约纳斯发现，现代虚无主义和灵知主义一样，是一种极端分裂的二元论，一种在人与世界、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它导致了人在体验世界的情绪上产生一种异化感、孤独感、陌生感、冷漠感、无家可归感和根本的虚无感。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人认为是物质的、同质的、冷酷的、僵死的；而灵知主义则认为是反神的、魔鬼的，但这个世界仍然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约纳斯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和灵知主义所认为的宇宙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它们相对于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只不过在灵知主义那里，世界是敌对的，而在现代人这里，对自然完全是冷漠的、漠不关心的。人的价值只体现在人的意志之中，此外别无它矣。”[6]（p102）约纳斯在《虚无与永恒之间》（Zwischennichtsundewigkeit）中称光怪陆离的各种现代哲学乃是“一堆失落了世界的哲学”，一种“宇宙的虚无主义”，是“对自然的遗忘”。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经过康德的主体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人的本真生存等日益加剧的过程，已经彻底地埋葬了古代人所体验的整全的世界和自然。约纳斯批评海德格尔说：“从未有过一种哲学像存在主义这样对自然漠不关心。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听到的是作为烦劳操心的此在，但是这是从精神方面来谈的，而不是从定要烦劳操心的物质基础即身体来谈的。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受制约地融入周围的自然世界之中。”[7]（p19）约纳斯认为存在主义是双重地或加倍地遗忘了自然世界。
在《生物与自由》（organismusundFreiheit）一书中，约纳斯对生物的本质进行了新的反思，尤其是批判了进化论的生物哲学和普列斯纳的新人类学。约纳斯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目的论说明任何存在于“永恒与虚无之间”的生命都有自身内在的目的和自己的意志，都具有其本体论的价值，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对抗对自然的虚无主义的动力、条件和归宿。约纳斯认为，现代虚无主义的哲学有意忽视了生物的有死性。在进化论的生物等级的哲学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低级的关系，它无视每个植物和动物都有其作为生命存在的内在性和自身的目的，一个自然的目的。现代进化论的生物哲学将自然视为自身没有价值而只有使用价值的无意义的物质，剥夺了生物的自然的本性。启蒙运动从基督教人类学和自然法理论中发展出一种人类学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人从《圣经》所说的上帝管理自然僭越为培根所说的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人的权利不再基于自然本身的权利，进而剥夺了自然的神圣性和权利，人们再也无法体验到古人对自然和生命那种神圣的敬畏感。约纳斯说：“将自然视为冷漠的、中性的存在物实际上成了意义丧失和虚无主义的起源……这同时也是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的丧失。”[2]（p156）
约纳斯试图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思想。亚里士多德论述了自然具有自身的目的，认为自然具有最根本的存在下去的生命意愿。自然的本体论就在于所有的生命存在都通过生命自身显示其克服虚无的价值，生命的目的就是自我肯定的生命本身，生命自身的目的性要求不能破坏生命本身。约纳斯说：“所有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它自在地就是善，就是存在对虚无的克服。”[2]（p155）自然就是最高的善，自然不是人的利益。人必须放弃他的空前膨胀、肆无忌惮的人类中心主义，承担起对自然和未来生命的责任和义务。
四
但是，在技术文明时代，让人类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承担起对自然和人类的未来的义务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因为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已经深入到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了，以至于我们把现代文明称之为“技术文明”。约纳斯认为，在技术的框架之内是根本不可能给出任何克服技术控制人与自然的解决答案的。技术本身不能克服技术的风险和危险。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技术的警惕是责任伦理首要的任务。技术实用主义者认为技术可以充分考虑到长远的利益，但是这种辩护实际上何其虚伪和软弱。[2]（p7）
首先，约纳斯认为，技术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技术已经内化成为人自身的需要了。技术不再是一种人所能控制和运用的工具和媒介，而是一种深刻的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力量。技术就是人的欲望和力量的载体，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人的权力的象征。[8]（p43-44）其次，约纳斯认为，技术时代的绝对命令是一切皆可利用，一切皆可制造，一切皆可消费。然而，能做的是不是就等于一定要做，是不是应该去做？也就是说，是否凡是技术力量所能做到的都应该去做？在约纳斯看来，现代人更多地考虑技术上能否做到，而人对技术说“不”的能力和智慧已经荡然无存了。再次，技术不仅改造了人类生存的整体的自然，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重新界定了人的自然（humannature）。人不再被视为智慧的人（homosapiens）了，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人（homofaber），或者说技术的人。因此，技术已经不再是人自身之外的东西了，而是技术的人的一整套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现代人几乎不能在技术思维之外思考问题，诸如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可能与现实的区分等等都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潮之中。最后，自从培根提出科学技术的新工具以征服自然的近代转折以来，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的评价自然和生物以及人的本质的知识，成为整个现代文明技术乌托邦的基础。[2]（p251-255）因此，技术时代的伦理问题首要的就是对技术乌托邦的清醒认识。
技术乌托邦对未来的危险虽然是无法加以确切地计算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约纳斯提出了一种尽可能想像技术在未来的难以预料的巨大危险的“恐惧的启迪术”（HeuristikderFurcht）。“恐惧的启迪术”有助于人们在面对技术时代里去测度技术的力量及其威胁，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体论地位和意义。对于约纳斯来说，伟大的圣徒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ehrfurchtvordemLeben）是一种最值得尊敬的思想。恐惧技术，敬畏生命，这种技术悲观主义和自然生命神圣论就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责任伦理首要针对的就是技术文明本身的危险，那些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的危险，那些使人成为“技术的人”的危险，那些疯狂地生产一切、制造一切、消费一切、享受一切的危险。责任伦理要对技术本身坚决地说“不”。对于技术文明来说，不仅仅是负责（Verantworten）的问题，而且是给出解决的答案（antwortenzugeben）的问题。约纳斯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观和现代哲学的视域之外去思考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人承担起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哲学的未来，也是自然和生命的未来。[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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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9
然而，在现实中职代会是不是发挥好了职代会的作用？职工代表是不是尽到应尽之责？比如单位拟定的政策方案，提交职代会讨论，本来很好的事，结果会上连声好一致通过，会下情况却大相径庭。面对前来咨询的职工，职工代表的解答颇让人失望，要么模棱两可，要么答非所问，逼急了来一句“其实人家早定好了，开职代会无非是走个过场”。这一搪塞不打紧，一来可以对付职工，二来抱怨自己也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其实起不了什么用，以博得职工的理解和同情。殊不知这一搪塞反映了首先作为职工代表，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把职工的心声反映上去，辜负了大家的信任，伤害了职工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贬损了“职代会”的职能，这是万万不该的。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部分职工代表的“好好主义”作祟，怕得罪了“领导”。当然，也确实有部分代表的水平有限，可能真是提不出有份量的建议。
职工代表不仅代表着职工的利益，也代表着职工的聪明，是职工的代言人，企业决策的参谋。职代会是企业决策的机构，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职工代表应该清醒地熟悉到自己所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切莫妄自菲薄，从自身的综合素质入手，提高参与决策的能力，切实履行职责，承上启下，使企业上下一心，协力奋进，使安全生产得到稳固，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常言说“企业是营造环境的环境，员工是创造财富的财富”。那么，我们每一位在岗职工是否真正熟悉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并自觉、主动地履行主人翁义务，真正树立企兴我荣、企衰我耻的价值观，并将自己的言行统一并规范到企业发展的主题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你的工作责任和积极工作的力量，就不难看出你的工作态度。当你成为公司的一名员工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到了这个环境，从此企业的命运就和你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如同公司是船，你就是水手，让船乘风破浪，安全前行，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碰到了风雨、礁石、海浪等种种风险，你都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努力使这艘船安全靠岸。我是主人多荣尚，但也不能因自命不凡而忽略环境的维护和发展。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干工作讲条件，怕丢面子，得过且过，还说三道四，反正人很多，为什么要轮到我等等。却不说公司兴亡，是我们每一位员工的责任。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公司有了发展，你自己才能发展。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责任是一种工作态度，尤其对一个职工代表来说，与企业共命运永远都是你的神圣职责。假如你对工作不负责任，这艘船也许就会因为你的失职而沉入大海，所有的人都将因为你而葬身鱼腹。因此，任何时候，你都应该和船上的每个人同舟共济，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你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与企业共命运，全心全意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工作是你生命的支柱。什么是使命感？使命感就是无论给予自己的任务有多么困难，都要有一定要完成的坚强信念。假如缺少这个“使命感”，你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员工。具有坚强使命感的员工，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每一个企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与企业共命运的人，只有企业的全体职员都能够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这样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永远不败。
因此，作为职工群众代表，为增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油反思。
1、对自己，要求我们做到“持续学习，高效工作”，学习我们从事岗位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成为一名合格员工的品德和素养；因为学习不仅是高效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完善自我的根本途径。
2、对工作，要求我们做到“爱岗敬业，遵章守纪”，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工作态度，在工作中发扬“螺丝钉”精神，做好企业的“发动机”；在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和公司制度，将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有效维护公司利益。
3、对他人，要求我们做到“尊重他人，坦诚沟通”，对内尊重同事，尊重同事的劳动成果，与同事共同进步；对外尊重客户，视客户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做好服务。而沟通本身就是学习和解决问题、增加互信、促进合作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通过有效沟通，达到知识与经验共享、促进员工、部门之间的无缝合作。
4、对组织，要求我们做到“服从大局，忠于企业”，我认为，“忠诚”首先就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重要品格；只有忠于企业，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企业的发展融为一体，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以主人翁的姿态与企业共同进步与成长，为企业做好每一项工作才会实现职工代表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拥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生命与责任的理解篇10
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是国际学术界研究诺斯替主义的著名学者，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哲学式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诺斯替宗教》一书动笔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才于五十年代完稿，岂今仍然是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1）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约纳斯同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新约学者布尔特曼(rudolfbultmann)的学生，他作为布尔特曼的学生在研究古代诺斯替主义方面，以及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方面都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将这两方面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二元论。他说：“诺斯替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二元论。它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异化于自然、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贬低、普遍的精神的孤独感、和对世俗准则的虚无化”，“是人类处境的经久不衰的范式。”同样，“存在主义的本质也是某种二元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因此，诺斯替主义具有“类比的现代性”，只不过，“诺斯替主义者是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从而是反人类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则是被扔到了一个冷漠无声的境地”，存在主义是更绝望的虚无主义，“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二元论”。2）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解释古代诺斯替主义，又从古代诺斯替主义出发来分析诊断现代思想中的存在主义，这只是构成了约纳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约纳斯对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诊治，他的学术使命是要克服古今哲学史上的这种虚无主义，尤其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建立克服二元论的哲学与神学。www.133229.com从这种学术使命出发，他进入了哲学生物学的研究，先是建立了以《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3）一书为代表作的关于有机体的生命哲学，然后是建立了以《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4）一书为代表作的关注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为环境伦理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5）
在北美，约纳斯的著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的重视。约纳斯绝少与收留他的国家的主流思想潮流妥协，美国哲学中的主导性的学派，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实用主义等，对他的欧洲的形而上学习性丝毫没有用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倾注其毕生精力，研究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类在宇宙万物体系中的位置、奥斯维辛之后神的意义、伦理的本体论基础。美国哲学以其强烈的经验特性，早就把这类问题归入到“伪问题”的行列中去了。
有意思的是，他的思想成就倒是在他自己的祖国得到了承认。《责任的命令》德文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重印了九次，销售了二十万本，对于如此深奥的书来说，这是天文数字。作者的名字以及这本书的题目出现远至于遥远乡村的生态主义者群体、近之于波恩的联邦国会的各种的论坛的无数的讲演与讨论之中。许多学术会议围绕这本书而开，各种哲学流派竞先反驳他的见解，“责任的命令”成了德国绿党及其同情者的口令。哲学思想融入到公共讨论之中，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事，因为哲学思想与政治事务交相影响的传统在实际上早已经消失了。自费希特与黑格尔以来，从未有哪一本哲学著作如此大地影响公众生活，甚至当代的以七十余岁高龄任施米特（helmutschmidt）总理顾问的魏茨泽克（carl-friedrichvonweizsacker），也没有象约纳斯这样引起过如此程度的关注。舒尔策（christineschutze）说：“在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以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对于哲学思想的世界范围的贡献，已经退入到逻辑、语言学或历史琐碎的壅水之中了。伦理学已经稀有提及。约纳斯以其深刻的伦理观重新把哲学带回到了现实之中，使它得到了承认，并被尊为对自然以及人与环境的完整性的负责的思考的基本形式”。6）
一九八七年，约纳斯获得了享有很高声望的德国书商协会颁发的和平奖。同年，他获得了联邦德国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一九九三年，八十九岁高龄逝于纽约家中。
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尤其是有关人类未来的伦理学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学术影响，伏格尔（lawrencevogel）认为约纳斯后期建立的生命哲学与伦理学“针对海德格尔的遗产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精神，提出了最系统、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回应”。7）由于汉语学术界也至今还没有对约纳斯的介绍，本文试图较为详细地介绍约纳斯的学术生平及其影响，从总体上构勒出约纳斯从诺斯替主义研究出发走向分析克服存在主义之内在二元论、以他的自然主义与神学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的思想历程。
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到他逝世为止，约纳斯让我们警觉到处于我们这个文化之核心深处的“伦理真空”：这个真空是由传统伦理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一起导致的。8）今天的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不仅影响身外的自然，也可以影响身内的自然，这种影响是几何级数的、不可逆转的、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展开的。但是传统伦理学却假定人类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除了医术之外，技术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中性的。伦理意义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性是永恒的，不是技术改造的对象。虽然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善恶可以由自己决定，但是长远的东西都受制于偶然、命运、或天意。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现代科技的到来而改变，在人类的未来面临危机的时候，传统伦理学没有能力解释我们的责任。
但是这个真空受到了现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即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强化。按照这种自然观，自然是一台机器，它不包含价值，也不表达任何意图。认为自然之中包含目的的观念被当作是拟人化的想象而遭到抛弃。人身外的自然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对于流浪于其中的人类也是漠不关心的。我们也许会在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并不属于一个在乎我们的更大的框架。尽管人类自己可以是有目的、并按照目的行事的主体，但是非人类的有机体只能是对象，只是一些运动着的物质。而最后，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成了他们自己的生物科技的改造对象。如果自然没有呈现出伦理规范，那么任何以完善、方便、实验为名来改变我们自身之本性的努力都不会被看作是对于根本性限制的逾越或对于善的自然标准的侵犯。
这里面就存在着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虚无主义。由于缺乏判定自然之善的依据，由于失去了任何持久的值得崇敬的“人类形象”，我们无法回应由我们的新的能力所提出来的根本性的伦理挑战：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类以及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颗行星的遥远未来操心？由于无法证明何以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命令，我们就不会去培养一种监管的态度，以避免为了眼前的放荡而滥用将来的资源。
如果虚无主义就是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根源，那么唯一充分的回应就是哲学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而这正是约纳斯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这不仅是他后期著作的任务，而且也是他一开始的任务。在一节中，我将要简述他的思想如何按照三个阶段展开：生存主义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与神学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对于他在早期论文《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中诊断出来的这个危机的回应。第一步，他在《生命现象》中提出了“对于生物现象的生存主义解释”，认为有目的的生存不只是人类所独具的特征，而是存在于所有生命物之中。第二个阶段，在《责任的命令》中，他为我们对待自然、对待自我的伦理责任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前两个步骤是他的自然主义构思中的两个方面。但是他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提出了一个神圣创造的神学。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任何生态伦理的必然的特征，但是约纳斯并不相信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为了生物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而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约纳斯力图削弱人类中心主义与其他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而且，约纳斯并不认为克服虚无主义一定要依赖神学，他认为，理性的形而上学应该无需依赖信仰就能为责任的命令建立基础。我们现在沿着约纳斯的思路来探究约纳斯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以及他用以超越虚无主义的三个步骤。
三、
乍看起来，约纳斯最初对于诺斯替宗教的研究似乎出于研究古文的兴趣。诺斯替主义阐明了神与人之间的极端二元论。诺斯替主义教义起初描绘了神圣世界的完整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的整体性后来由于世界以及统治世界的能量的出现而破裂。人成为这个宏大的末世庆典之中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宇宙完整性的恢复对于他的拯救是休戚相关的。天与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被认为是完全地超世俗的，乃至于反宇宙的。只有净化自己的一切世俗属性，完全地把自己与超验的神圣普纽玛或灵联合起来，人才能获得拯救。诺斯替教义提供导致拯救与合一的秘密的“知识”。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约纳斯对这个过程的描写：
“人的构造就象是一个一层层的洋葱，宇宙本身也是这样有许多层次的，只是这些层次的次序与人的各个层次的秩序相反而已；宇宙的最外层正好是人的最里层，宇宙的最里层地球正好是人的肉体的衣袍。只有最里层，或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起源的地方，即神，也是外在于这整个宇宙的。在末受拯救的状态下，也就是远离它的源泉陷在灵魂与肉体之中的状态下，灵对于自己没有意识，麻木、昏睡、或者由于这个世界的毒害而陶醉，他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他的苏醒与解放是通过知识来促成的……启示或“召唤”是拯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携带者是一个来自于光明王国的信使，他穿过各个层面的障碍，骗过众阿其翁，把灵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从外面传授给他拯救的知识”。9）
约纳斯认为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人与世界之分裂的内在体验反映了人的异化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纳斯相信自己已经在现代历史中发现了二元论的类似物，一种类似的“人的异化状态”。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表达了同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分裂，同一种人异化于世界的感受。这种认识促使他重新估价他的学术焦点。他逐步地放弃了他的历史的或古文的兴趣，转而对当下进行哲学的分析。为了回应约纳斯亲身见证的痛苦，纳粹的兴起、世界大战、大屠杀，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揭开西方文明之危机的思想起源，并为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定位。
约纳斯对现代的诊断的一个关键点是虚无主义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神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极端二元论。在约纳斯看来，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类似性是不可否认的。两者都表达了意义的严重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所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产生于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之中，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的曾经失却了的联系。在诺斯替主义里面，反宇宙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自由反纵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既然律法只是适用于污秽的世俗生存的层面，那么粗暴地违反这些律法就被认为是直向更高层面的道路。正如约纳斯解释的：“有一种极积的责任去行各种事，不要留下未做过的事，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自由未曾实现，以此来适当地对待自然，并穷尽它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从轮回圈中解脱出来”。10）现在虚无主义表现在政治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之中，它们企图恢复在现代性的支离破碎中失去的整合状态。政治弥赛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都表现出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它们允许使用非道德的手段来加快政治解放的目标的实现。
在《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把现代虚无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古代的宇宙论中，没有把人从自然世界分开的本体论鸿沟。在基督教里面，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人的更高级的自我是属灵的，尽管堕落的自然也是神的创造，而原初的和谐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世俗的生命毕竟是一张支离破碎的幕。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的重新和谐的期望就永远地被搁置了。自然被人们透过工具理性的眼镜来观看：成为一个控制、剥夺、操纵的目标。在笛卡尔那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痕迹消失了，自然贬低为“广延的物质”。与此相反，人则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上的鸿沟深刻而永久。约纳斯是这样来理解笛卡尔的哲学遗产的：“人之优于一切自然物的东西，即他独具的心灵，不再导致他的存在与存在总体的更高级的整合，而是相反，却标志着他自己与其与存在的不可弥合的鸿沟”。11）有了这样的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家可归感”就可以理解了。一旦宇宙被如此彻底地剥去内在的意义，价值就失去了它们的本体论基础，孤独的人就面临可怕的前景：不得不完全地从内部创造价值——也就是人为地制造价值。正如约纳斯所看到的，“漠不关心的自然是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关心着，在他的有限中面临着死亡，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偶然性以及他自己的制造的意义的无意义性，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12）达尔文主义完成了这种觉醒。根据传统的观点，自然是按目的论行事的，它是最初原因或目的的储存所，是注定要走向成熟的。但是所有这一类的确信在进化论的后果中是不存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了偶然的变异与自然的选择，完全地把目的论赶出了自然。目的在生命之中也变得多余，因而完全地退到了主体之中，也就是退到了虚无主义之中。
正是出于对虚无主义之根源的这种诊断，约纳斯着手建立克服二元分裂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关于人的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重新呈现出来。他的任务并不时髦，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不平凡的。与他的那些畏惧科学世界观之暴权的同时代人不同，约纳斯拒绝退回到业已由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经验标准之后。他并不反动。他不想否认科学在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时的严格性。不过，在现代物理学与生物学得出结论，说这个宇宙与地球上的生命根本上没有什么内在意义的时候，约纳斯大胆地承负起恢复这些意义的使命。
四、
约纳斯通过攻击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在《生命现象》一书中完成了他的旅程的第一步。约纳斯认为他的老师的生存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表达，他一方面承认《存在与时间》是“生存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宣言”，13），另一方面又把海德格尔面对纳粹时的软弱追溯到处于根本本体论核心的伦理真空。
生存主义的思想工具曾经使得约纳斯能够进入到诺斯替主义的世界之中，现在，他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又使他能够摸索到当代生存主义核心的虚无主义思想模式，因为这两种哲学运动尽管在时间上相隔遥远，却都具有两个根本前提：（1）否认宇宙是为了善而安排，（2）相信一个超验的反宇宙的自我。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那样，“真正切己的个我”是超越于任何律法或规范之上的。然而，切己的个人不信仰超验的上帝，因而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超乎善恶”的视野自由地创造价值——着眼于开放的未来，但并不指向一个永恒的尺度来稳固当下。在《责任的命令》一书以及瑞士电台一九八七年所作的访谈录中，约纳斯提出了同样的批判，把海德格尔的真正切己的个人的坚毅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的反律法主义的自由联系起来。灵之于魂就相当于真正切己自我之于非切己的缘在（dasein）。约纳斯把海德格尔的“滑入”纳粹阵营归因于他的“决定哲学的绝对形式主义”，在这种形式主义中，“人不是要决定为了什么或反对什么，而是决定成为真正切己的存在的切己的标记”。14）
约纳斯指出，海德格尔对暂存（temporality）的本体性描述预设了对自然的现代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其中没有永恒，只有时间的流变。在约纳斯看来，这个流变缺乏真正的当下(present)，因为真正切己的缘在在作决定的瞬间是没有受任何永恒尺度的指引的，也因为缘在没有被视为“自然整体的客观的本质秩序”中的一个部分，而只是一个“超越本质的、自由构思的生存”，除了流变的历史土壤之外，它只能在虚无的基础上创造价值：
“缺乏永恒是缺乏真正的当下的原因……如果价值不是被视为存在（如柏拉图的善与美那样），而只是在意志的构思中被设定，那么生存确乎总是托付给未来，死亡是它的终点；一个纯粹的形式上的决断(resolution)，由于没有决断的规范，就成了一种从虚无到虚无的构思……意志取代了远见；行为的暂存性驱逐了‘本质上的善’的永恒性”。15）
在约纳斯的解读下，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虚无主义处境的形而上学背景：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自然无目的、对人的目的漠不关心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寻求。我们不再能够在创造的神圣秩序中，或是在包含了自然整体的客观本质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不仅失去了宇宙虔敬的根基，而且也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本性的稳定的形象，乃至于不相信我们自己有什么本性。约纳斯写道：
“那个自然丝毫也没有烦虑，是一个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在烦虑着，在他的有限性中孤独地面对死亡，他的偶然性、他的意义构画的实实在在的无意义，这是一种真正前所未有的处境……作为漠不关心的产物，他的存在也必然是漠不关心的。那么，在面对他的必死性时，只会认可这种反应：‘让我们吃吧，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必须死。’去关心那些背后没有任何创造之意图的东西是根本不值得的”。16）
换言之，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好的理由去为后代或地球的长远命运着想。
由此可见，生存主义是对由现代信条的两个关键性假设所导致的“伦理真空”的最完整的表达：（1）责任观只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基于本质上善的客观存在的发现；（2）其余的存在对于我们的责任体验漠不关心。17）约纳斯的整个哲学旨在提供一个与现代科学相和谐的合理的解释，用以阐明：我们如何去对待自然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从中出现、并依赖于它的这个有生命的自然在本质上是好的，是值得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它是为了它的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人类，可以得以继续生存。
约纳斯不是通过完全拒绝海德格尔的路线，而是通过扩展他老师的范畴，产生“一种对生物现象的生存主义解释”从而克服虚无主义的。约纳斯对付虚无主义的第一个回合是巅覆性的，因为他运用了海德格尔自己的生存主义范畴驳斥了人类是一切自然物之价值的来源的现代信条。他不仅把“生存”归于人类，而且也归于一切有机物，从而挑战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偏见，并开始为超越一切真正切己状态的他律（heteronomy）奠定了基础。虽然只有我们人类能够考量整个人生、反省生存的本体论结构、并专门地意识到死亡的问题，但是一切有机体都表现出它们对自己的生存的关心，并在世界中活动以避免自己的消亡。唯物主义者当然会认为那些在自然存在物之中注入目的的人是过于形而上学了。但是约纳斯认为，如果没有在“事物本身”之中找到目的，就无法给有机物的存在方式提供一个现象学的描述。
约纳斯说，生命通过对自身的执着而认可自己。18）只有在与始终存在的非存在（not-being）之潜在可能性的对抗之中，存在物才会感到自己的存在、确证自己的存在、以自己为它自己的目的。通过否定非存在，“存在”（tobe）就转变成了“生存”（existence）。由于所有的生命都是关系，而关系意味着超越，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存在与非存在、自我与世界、形式与物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对立甚至也可以在最原始的生命形态中看到。生存性范畴——关心、超越、自由、可能性、世界、非存在等，在描述一切生命中“客观可见的”心灵力量时都是必须的。生命世界的一切层面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心灵”（或“主观内在性”）和“自由”。
一旦我们认识到机械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而不是对于物理世界的中性描述，我们就可以生存性地来解释生物事实，并意识到独立于我们的价值实在，因为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它们自身的目的”，都珍视一切有助于它们的生存与幸福的东西。只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情况才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它们是在凭它们自己的能力繁荣或受苦。约纳斯回应虚无主义的关键一步就此达到了，有人会想不再有许多事要做了。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不是唯一的中心，更不是自然界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我们就会被视为处于一个位置，要承担起有生命自然界的护卫者的责职。但是如果我们对自然的技术性侵犯注定要打破生态环境，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物种，那为什么我们不给自然行行好，把我们自己从自然图境中移出呢？即便自然中除了我们之外还有目的的中心需要我们敬重，那也没有表明在演化过程之整体中有支配一切的目的，我们在其中有关键性地位，并据此拥有一个责任，去确保人类始终存在于地球的大家庭之中。
与现代思想中的缩减倾向相反，约纳斯没有把复合体缩减为最简单的部分，他在亚里斯多德、黑格尔、达尔文的综合体中，在低级事物中找到了高级事物的萌芽。“实在，或自然，是一个整体，并在它允许从它产生的事物中表现自身”。19）把心灵延伸到整个有机物世界，这使得约纳斯能够在《生命现象》中做出几个思辨性、形而上学性的宣称，这些宣称不能被证明，却与生存论解释的生物事实相一致：（1）物质自我组织的行为证实了存在深处的一种潜在的有机物倾向；（2）人类心灵的出现并不是在自然界中划了一条鸿沟，而是发展了潜在于一切有机存在物中的东西。20）这两点就导致了具有重大的伦理后果的第三个思考：有赖于我们在知识中反思自身的能力，我们把自己视为“原始质料的苏醒”，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我们自己，受自然，我们的自身的本源的召唤，成为自然的护卫者。21）通过把生存范畴扩展到一切有机物，约纳斯使得现代思想发生一个激剧的转变成为可能：“一个伦理原则，最终既不是札根于自我的权威或是社会的需要，而是奠立在自然事物的客观安排之中”。22）
五、
但是相对于《责任的命令》的伦理任务而言，《生命现象》只是一个预备，因为从自然中透露出来的价值还不足以为未来典定一个责任感的原则。约纳斯认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可以承认存在之中有主体性价值，可以承认有机体有生存的欲念，但是他仍然会怀疑“这整个劳累可怕的剧本究竟是否值得关心”。23）约纳斯担心，我们虽然已经表明了自然寓有价值，寓有目的，绝不是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参与它她的“价值决定”（value-decision）是出于随意还是出于责任的约束。然而约纳斯承认，一旦目的在自然中的内在性得到了显明，“伦理理论的决定性战争就已经取得了胜利”。24）
约纳斯回应虚无主义的第二阶段所需要确立的是价值的客观实在——善本身（good-in-itself）——因为只有从善本身才能得出护卫存在的约束性的责任。约纳斯在《责任的命令》第四章“走向未来伦理的本体论基础”中总结了该书的核心论证。他试图证明，善不是与既存主体的目的相对的，相反，自然中一开始就具有的目的本身就是善，“具备目的这样一种能力，它本身就是善”。25）约纳斯承认，从经验上来说，生命中痛苦的数量远胜于快乐的总和，不过，苦难很少会摧毁有感觉能力之自我的生的愿望。“人类的苦难史告诉我们，对真正自我的偏爱不可抵挡地敌住了痛苦与快乐的衡量，并拒绝我们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对于生命的内在之善的形而上学判断不能够立足于享乐主义的基础之上。
生命中的那种目的性是绝对地、无限地优越于存在中的无目的性，基于这种“直觉的可靠性”基础之上，约纳斯得出了这个“本体论的箴言”：“这种目的就是它在存在物之内的自身的任务”。26）存在是“为了自己”；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即存在支持着目的性的最大化与强化。从这些充满价值论意义的本体论的前提出发，约纳斯得了这样的伦理结论：有目的的自然由于本身就是善，无论在何时其意志遇到意志的拘束时都会提出一个“应该”（ought）。虽然这样的一个意志一定被责任感所充满，受到驱使它的目标的驱动，它必然会把自己体验为对于超验的召唤的回应，使得道德情感“在它自己看来不只是纯粹的冲动”。27）
约纳斯认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本体论层面的：
“由于在人里面目的的本能达到了最高、最危险的顶峰，有设定自己的目标的自由，并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因此他自己就在这种本能的名义下成了他自己的责任的第一对象，这表达在我们的‘第一条命令’之中：不要通过滥用去摧毁（人完全有这种能力去摧毁）自然已经在人身上达到的东西”。28）
人类理念根本性的一点是责任的能力。确保人类未来之生存的责任包括了维持他的本质的责任。在约纳斯看来，当下是受到永远维持人的本质这一命令的统治的，这是由于我们的本质是一个好的自然过程的结果。我们的根本责任是针对那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的自然本身的。
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缺乏真正的当下，约纳斯已经提供了他所宣称的弥补海德格尔的这一缺撼所必须的永恒吗？约纳斯是一个现代人，他不能仰仗柏拉图式本体论的垂直向度，在变幻之中发现永恒，在生成变化中找到纯粹的存在。约纳斯提醒我们，为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重新结合提供可能性的应当是生成变易的自然而不是不变的自然。如果所有的生成变易只是自然内部的变易，而不是自然的摧毁，那么，我们对于环境的糟蹋甚至集体自杀怎么会构成对自然的亵渎呢？“我们必须在变幻自身当中找到不变。在这个背景中，责任才能在道德中成为主导因素……人们只能为了可变的、会毁灭的东西承担责任，为那些受到腐朽之威胁的东西负责”。29）善本身就是活的自然，它包括了作为自然之目的性的最高级表达的人类。与柏拉图本体论中的永恒的、不可摧毁的善不同，约纳斯的善，我们所特有的、处于自然总体之娇贵之处的善，则是受我们的行动的影响的。由于我们成为什么具有“宇宙重要必性”，是“存在自身的一个事件”，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存与本质对于存在是很重要的。
约纳斯已经为未来的责任原则揭示了本体论的基础。他的本体论原则——（1）存在之中存在着目的性，这意味着存在比不存在好；（2）人类理念对于存在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它的潜在目的性的最大的实现；这两个本体论原则构成了伦理原则的基础：“人的生存或本质作为一个整体绝对不能受到行为的威胁。”由于科学家没有确定的能力预测技术对自然之侵犯所造成的长远影响，约纳斯的伦理原则产生出了一个“实践的规范”：我们要谨慎，并只追求中庸的目标，在受到福祉之预言的吸引时，也要注意灭亡的预言。约纳斯指责乌托邦，说它比灭亡的预言还要悲观，因为完善人类的盼望预设了我们的本性在本质上没有达到足够的善。为了达到完美，他们会使善遭受威胁。在促成“不切实际的完美伦理”的盼望之中隐藏着对自然赋予我们的状态的轻视。与乌托邦不同，约纳斯倡导更“严格”的责任伦理——一种改良论，旨在适度地改善我们的命运——出于对“人的形象”的尊敬以及害怕在进步的名义下会失去什么。虚无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在于缺乏对人类形象的敬重，从而失去了这个“简单明白的真理的”所指向的“真正的当下”，这个真理就是：“真正的人一直已经在那儿，已经在已知的历史之中：在他的顶峰与低谷、在他的伟大与卑微、在他的幸福与痛苦、他的正义与罪恶之中——总之在与他的人性不可分的一切模糊之中”。30）
约纳斯的形而上学削弱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他想，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活的自然本身是善，令我们敬重，所有的有机体都参与了这个善，是值得敬重的，其内在目的展示了它们对自身存在的关心，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具有特别的尊严，因为我们的意志能够回应超乎我们自身之目标的目标。约纳斯写道：“只有人类的自由才能够设定并选择目标，并有意地把他们的目标包括在直接的自我目标之中，以至于完全地致力于使它们成为自我的目标”。31）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要维持道德责任在自然中高贵地存在，维持能够认识善本身的一个存在高贵地在场。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然的其他部分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仅仅把它视为出于我们的利益而需要加以掌握的工具或资源。我们不能够基于自己与自然的极度不同而看重自己，而是为了“自然在我们身上所达到者”而看重自己。32）我们在类上的独特性根源于我们与其余生物社会的连续性，与其余享有生命之善的生物的连续性，无任它们是否用以满足我们的关键性需要。所以我们的自尊要求有一种“宇宙虔敬”（cosmicpiety）：对我们作为其中之一部分的这个整体的敬畏。我们对于人类之未来的责任不是基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然的偏见，而是基本客观的存在的“安排”，以关照我们从中产生的这个娇柔的生命之网。在约纳斯看来，“生命世界的丰富性受到了威胁”，这发出了“沉默的恳求，以保护它的完整”。33）这个对我们的呼召“不仅仅是一种我们想沉浸多深就沉浸多深，能担就承担的情绪”，而是一个命令性的范畴，从存在中流溢出来，“显示在不受自私之掩盖、不因愚钝而暗弱的视线之中”。34）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应该没有重要的分野，在把自己尊为自然的监护者与对生我们出来作为它的保护者的“自然母亲”的敬畏之间没有重要分野。
六、
我们已经分析了约纳斯回应虚无主义的前两个阶段。虚无主义者问：“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人类与这个行星的遥远未来？”约纳斯在生存主义阶段确证了“主体的内在性”——心灵、自由、价值与目的——存在于整个有机物的王国。我们并不是在无生命的机器中出现的外来者，而是充满生命的生物社会的成员。但是虚无主义者也许还会问：我们怎么知道主体性价值在整个地球环境中的存在是客观的善并真的值得保护呢？不仅仅只是“一个白日梦毫无意义呢”？35）约纳斯在第二个阶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阶段，提供了一个生命的客观之善、以及我们保护进化之最高成果（即人类）的生存与本质的伦理责任的基础。如果约纳斯这一步成功了，那么虚无主义者还能说什么呢？
虚无主义者也许会相信，为了确证人的生命值得保护，还需要最后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是一个仁慈的上帝的创造物。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虚无主义者会大声说，我们只是一个黑暗中的火星，我们的祈祷在沉默的宇宙中最终得不到回音。约纳斯认为，生命形成的原因是与生命应该如何的问题无关的。他反对神学意志论，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值得尊敬的神创造的，那么这个世界的内在的善必须已经有一种他之所以创造它的在先的、独立的原因。如果这个世界不能依靠它自己在我们的知觉中称义，那么预设创造主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理由来判定这个世界的善。神学意志论冒着滑入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的危险，在诺斯替二元论中，信仰是指向一个完全不能在它的创造物中得到感觉见证的神圣意志的。由于约纳斯把善本身置于比神的意志优先的位置，这就是使得生命的创造者是谁这个问题与善的问题无关，从而把为伦理学典定基础的任务让给了形而上学。36）约纳斯的神学只是“理智的奢侈品”，用以补充他的自然主义本体论。
约纳斯提出一个“试验性的”神话，按照这个神话，上帝为了使这个世界充满可能性、“成为它自己”，而从他自己的创造物中隐退了。约纳斯想象，神只是在久久等待，在偶然出现了生命之后、在出现了珍视自己的生存反抗死亡之威胁的生物之后，才宣称创造是好的。在知识到来之前，神的目标是不会走错的，因为生命还保持着单纯无知的状态。最后，随着人类的进化，生命达到了它自身价值的最高级的强化，人类的知识与自由的能力代表了“超验的自我沉醒”。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代价，随着知识与自由的到来，我们就有了意志力与做恶事的能力，这种力量在我们有能力摧毁自己的这个技术时代成了绝对的力量。而且，道德责任感是我们是“作为”神的形象造出来的一个标记。在地球的历史上，只有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行为的超验的重要性：我们是“不朽的本原的会死的托管者”。我们要感谢神的自我限制，因为神的自我限制使我们享有自由，通过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来帮助他。
约纳斯的这个神话并没有提供个人不朽的传统观念的安慰，因为他对超验的形象的解释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什么关系。行为的不朽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关心神圣本身，以便让他影响我们如何过我们的日子。但是只有当一个人能够体验到反映在创造物之中的内在的善之中的神的善时，才会有理由去关心神的命运。
在这个他一开始提出来用于解释“行为的不朽”的试验性的神话中，约纳斯找到了能够回应恶的问题的神学含义。他认为，在他的神话中描绘出来的受苦、生成、以及关照的神是与旧约传统相似的，但是这些品质要求否定犹太神学中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神的全能。我们必须认为神是智慧的与善的，但他在力量上是有限的。这正是约纳斯神话所隐含的意义，在创造的瞬间，神放弃了干预物理过程的能力。约纳斯甚至远离古老的犹太学说，认为神的沉默不是因为他选择了不干预，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干预。但是这种局限性是为了宇宙的自治而自愿承担的。神的隐退使得自然能够按照它自己的可能性展开，并最终给予人类以把神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的自由。神在物理世界中始终是无能的，但是他通过创造物的善默默地不懈地向我们诉说他的未完成的目标。
约纳斯发现，卡巴拉（lurianickabbalah）关于神的自相矛盾观念乃是他的自我限制的神观的先驱。但是他比卡巴拉学说走得更远，认为就物理能量而言，神的矛盾是完全彻底的。他的想法也得到了荷兰的犹太姑娘海勒申（ettyhillesum）的印证。她志愿前往威斯特伯集中营（westerborkconcentrationcamp），去“医院帮忙，分担她的人民的命运”。她的日记在她死于奥斯维辛之后四十年后才发表，其中显明了她的殉道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创造物了，现在到了我们回报他的时候。她说，“你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反过来我们要帮助你，保卫你在我们里面的居所，直到永远。”象约纳斯那样，海勒申对于恶的问题的回应是诉诸于神的能力的缺乏，而不是诉诸于神的能力的丰盛。但是这种极端版本的神的自相矛盾学说是一首赞歌，而不是绝望之歌，因为神与牺牲于不义的人一起受难，把责任交给我们，让我们去成就他的事业。37）
虽然约纳斯提供了解决恶的问题的一个途径，但是它会显得，他的神是如此自我谦避，以至于我们实际只得到了自然主义观点的等价物。神在历史中的作用被局限于生命从中演化出来的最初的质料，局限于在创造物中的灵性存在。但是约纳斯承认，既使神不存在，一个完整的自然本体论也足以为针对自然的伦理典定基础。不过，在“信仰还有可能吗”一文中，约纳斯在原则上承认了神对历史进程加以干预的可能性。在约纳斯看来，神的作为不必表现为可见的形式，即破坏自然规律的可见的神迹，相反，它能够影响蒙选个人的抱负。正如自然规律并不能排除我们对外界施加作用的自由那样，心理规律也不能阻碍超验者进入到我们的内在生命之中。
约纳斯的神话为创造的无把握性，也即在宇宙事业中的冒险因素留下了余地。神的事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上，负责的生命在宇宙中的演化把一种宇宙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关照、受苦、生成的神的助手，确保在未来的世代有人能够充当神的形象。
约纳斯的神学与黑格尔的神正论有些相似之处，把历史解释为神之善的日益的实现。在宇宙论证据的基础上，他认为物质拥有一种前定的形成生命的倾向，随着生命的出现，自然提供了它自己的善的内在的见证。而且，进化论的证据支持了这个推想，即生命寓有一种形成更复杂的主体性能力的倾向，其顶点是一个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事物整体构架中之位置、并为维持自身的生存条件负责的心灵。最后，人类学的证据认可了这种思辨，认为“睡眠之中的心灵”的第一因是“心灵的苏醒”：一个超越于自然的心灵创造了宇宙物质，这种宇宙物质产生了自然中的心灵。但是历史的证据嘲弄了黑格尔把创造视为神之善的必然实现的观点。自然进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避免的受苦与恶的严酷事实见证了神的能力的限度。
对于约纳斯的无助的神的最有名的、最根本的反对意见是由雅各布（louisjacobs）提出来的，他认为这个自相矛盾的神太软弱，不足以赋予生命以意义。38）一个不能以“强有力的手抻出手臂”回应以色列人民的呼告的神不是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祈祷的那位活的神，而只是一个哲学家的抽象。由于约纳斯在创造主与他的创造物之间划出如此广阔的一条鸿沟，他不经意间又重新提出了一个他如此剧烈地反对的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的版本。神，万善之源，远离我们向他的呼告，因此创造物似乎被交给了黑暗的力量。
约纳斯当然不同意雅各布的异议。海勒申的例子就说明了有些人可以在奥斯维辛发现一个无能的上帝的意义。但是何以这样一位神会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不只是让我们感到绝望和被抛弃？约纳斯认为，唯一值得我们献身的神，在此世的广大的恶当中，是一个关照的、受苦的、和生成的神，它无助于阻止邪恶。尽管这不是传统的神正论，但他也不是诺斯替的隐蔽的神，对这位诺斯替主义神的信仰意味着逃避这个恶灵的世界。在约纳斯看来，创造物确实把自己彰显为足够的善，地上的生命值得我们热爱，值得我们负起责任。
如果我们既不能指望这位神来帮助我们，又不能因设想凡事都必将带来长远的好处而感到安慰，那么这个神的善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应该为生命而感恩。其次，我们应该欣赏存在之链中人类生命这一特殊环节，因为良心的体验证实了神创造人作为他自己的形象，并通过把他的话印在我们的心里从而知道什么的善的这一观念。用本体论的话语来说，这意味着责任的客观命令，是根植于活的自然之中的善本身，是与我们能够感受到有责任保存这种善的主观能力相应的。我们对上帝的信赖在于感谢他出于爱把一个足够好的世界交给我们：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世界，比任何“确保成功的故事”都要好，因为神的能力的有限性让我们有自由去回报他、帮助他。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存在主义、形而上学与神学这三个阶段回溯了约纳斯的思想历程，显明了他的学术使命在于克服在诺斯替主义研究中发现的二元论以及由二元论必然导致的虚无主义，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的对照研究是约纳斯终其一生的学术活动的出发点。我们发现约纳斯对于“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人类与这个行星的遥远未来”这个问题的回答无须依靠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无须依靠神学。同时，他的回答具有形而上学的坚实基础，远远不只是象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样只诉诸于害怕我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或者害怕留给子孙后代一个不适于居住的环境。
注释：
1、jamesm.robinson,<灵知派经书导论>,见《灵知派经书》卷上（杨克勤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28；elainepagels,《诺斯替福音》（thegnosticgospels，newyork,vintagebooks,september1989）的导言部分；hansjonas,《必死性与道德——奥斯维辛之后对善的寻求》（mortalityandmorality—asearchforthegoodafterauschwitz,ed.bylawrencevogel,evanston,lllinois: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6）中lawrencevogel撰写的导言<约纳斯的出埃及：从德国生存主义到大屠杀之后的神学>；等等。约纳斯在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地位是学术界普遍地公认的。
2、转引自hansjonas,《诺斯替宗教》（thegnosticreligion,2ndedition,boston:beaconpress,1963）的后记<诺斯替主义、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gnosticism,nihilismandexistentialism)。也见richardsmith,<后记：诺斯替主义的现代意义>（afterword:themodernrelevanceofgnosticism），见jamesm.robinson,(ed.)《英文那戈．玛第文集》（thenaghammadilibraryinenglish，harper&row,1988），页544-545。
3、hansjonas,《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thephenomenonoflife:towardaphilosophicalbiolog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
4、hansjonas,《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theimperativeofresponsibility:insearchofanethicsforthetechnologicalage,translatedbyhansjonaswiththecollaborationofdavidher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
5、reinerschurmann,<约纳斯生平>(hansjonas),见socialresearch,spring93,vol.60issue1,页1-2。
6、christineschutze，<约纳斯的政治与学术影响>，同前，页41。
7、lawrencevogel，<约纳斯的出埃及：从德国生存主义到大屠杀之后的神学>，同前，页4。
8、jonas,《责任的命令》(theimperativeofresponsibility:insearchofanethicsforthetechnologicalag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页22。
9、根据约纳斯《诺斯替宗教》一书中的有关论述编撰。
10、jonas,《诺斯替宗教》，同前，页274。
11、jonas,《诺斯替宗教》，同前，页323。
12、jonas,《诺斯替宗教》，同前，页340。
13、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29。
14、jonas,<海德格尔的坚毅与决定：访谈录>，同前，页201。
15、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15。
16、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33。
17、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83。
18、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81。
19、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69。
20、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4。
21、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84。
22、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83。
23、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49。
24、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78。
25、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78。
26、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80。
27、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86。
28、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130。
29、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125。
30、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200。
31、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235。
32、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129。
33、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8。
34、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90。
35、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50。
36、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