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医药经济 发展
2011年8月1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2.21亿，占全国人口16％。由于过去特殊的人口政策，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呈加速增长状态。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激增，老龄化社会问题特别是健康问题将成立社会焦点问题，同时，这将推动老龄化产业特别是给医药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人口老龄化与我国人口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1年6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已达13.7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年上升6.29个百分点；与1999～2000年对比，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了1.77个和1.45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加速增长趋势，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2025年将超过3亿、到2045年将达到4亿人。
二、老龄化人口疾病特征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各项生理机能逐渐降低，患病几率也逐渐增高。在人一生中，大约80％的医药消费是在最后20年产生的，在医药市场，老龄化人口医药消费占了医药消费总额的50％以上。
据调查，我国老龄健康人口(无重大脏器疾病)占老龄总人口的20％～25％，约82％的老龄化人口均患有慢性疾病。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大多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且所患疾病常不只一种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甚至有的患病多达七八种之多。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多为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抑郁症等。这些疾病都具有疗程长、费用大、难以痊愈等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降脂减肥、维生素、提高免疫力等保健品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但是我国的医疗保健品市场发展并不规范，很多保健品还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国家规范保健品市场，同时医药企业加大科研力度，开发出更多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品。
三、人口老龄化给医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老龄化人口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医药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已超过老龄化人口的三分之一，并且致死率已超过恶性肿瘤位居第一，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老龄化人口第一杀手，其治疗药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销售规模约占全国药品总销售的15％。
老龄化人口的第二杀手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之一，目前全世界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约在500亿美元左右。中国抗肿瘤药物的消费也有500亿元的市场份额。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是如此，其它老龄人口用药的市场份额也相当地高。
过去几年，生物医药连续实现了超过4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并且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未来医药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生物制药领域，特别是新特药，如多肽蛋白类药物、抗肿瘤药物、抗心脑血管病药物，预防和治疗类的疫苗等，都具有不可想象的空间。随着老龄化人口的逐年增加，医药消费也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给医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将有力地促进医药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医药经济腾飞之路
1 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全新理念
以老龄化人口数量激增为契机，改变过去那种只顾生产、不顾研发，只管销售、不管服务的传统观念，打造研发、生产、流通、消费、服务一条龙的医药经济新理念，从整体上把握市场，发展特色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医药经济快发展。
2 重视新产品研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类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性疾病正逐步被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症所代替，这给我国传统医药也提出了挑战。我国医药行业生产药品很多都是仿制品，真正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使企业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避免同质化价格竞争。
3 抓住机遇，促进发展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2
1.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是指某个人年龄大、寿命长，而是人类整体偏向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又分为绝对老化和相对老化。绝对老化是指老年人口数量多，占总体人口的比重偏大且不断增加。相对老化是指当生育率降低总体人口不断减少时，老年人所占比重相对增大。
2.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简称延退，是指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社会养老的承受能力状况以及劳动市场的就业环境，借鉴国外有关提高退休年龄的相关政策及实践成果，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综合考量我国应当采取的延迟退休政策。
二.我国退休现状及待遇
1.事业单位公务员的退休待遇
公务员的退休后的工资待遇取决于其在职时的职务，具体说是按照公务员的职务工资与级别工资之和乘以一定的比例计算得出，如表2-1所示：
2.事业单位机关技术人员与普通工人的退休待遇
事业单位机关技术人员的退休待遇是按照其在职时的岗位工资与技术等级工资之和发放，普通工人的退休待遇是按照其在职时岗位工作的一定比例发放，如表2-2所示：
3.企业单位员工的退休待遇
企业单位员工的退休待遇的发放方式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有所不同，国家关于企业员工退休待遇规定：在国发[1997]26号文件①实施后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当其缴费年限满15年退休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根据所在地上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及本人指数化平均工资的平均数确定，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员工在职时个人账户所积累金额来确定。
三.延迟退休的原因分析
1.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老龄化相比之前发展势头更加强劲，使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拉伸。在退休年龄不变或者变动很小的情况下，职工的退休期限相比之前将会延长面。同时，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财务机制下，在职一代难以承受退休一代的养老压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会陷入困境。对于制度转轨前的职工来说，缴费年限不足15年或者没有缴费，养老负担会进一步加大。
2.减少人力资本的浪费
人力资本投资是当前教育、企业发展的重大投资，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在未来带来高收益的投入。在当前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条件下，劳动者退休时正值工作经验丰富、技能娴熟的时期，此时退休会降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管对企业还是劳动者个人而言，都是人力资本的浪费。因此，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对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有利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3.应对养老金支付压力
按照当前制度规定，劳动者退休时其养老金由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支付。社会统筹部分实行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由在职一代缴费退休一代享受待遇，但是老龄化的加剧和生育率的降低使得养老金支付面临巨大压力。个人账户部分由劳动者在职时的缴费积累负担，部分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迟，意味着个人账户积累少退休期长。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难以承受老龄化背景下巨大的养老压力。
四.延迟退休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1.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在老龄化的现行条件下，国内对于延迟退休年龄颇为关注。对与公务员队伍而言，延迟退休对该群体有重大影响：
第一，在我国公务员实行旧时规定一旦进入岗位就不会退出，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很庞大，延迟退休会使公务员队伍进一步膨胀，国家财政负担加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第二，公务员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场所，经常出差在外，这一职务对于公务员体力和精力要求极高，延迟退休会使部分工作人员难以胜任。第三，公务员队伍内部分为若干级别，延长公务员退休年龄会延长各级工作时间，不利于职业晋升。第四，在反腐倡廉的政治环境下，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要公开透明，坚持政务公开，同时要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延长退休年龄会使各层级工作年限延长，加大监管难度。第五，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体制坚持垂直管理，其工作创新动力在于上层，然而上层管理人员大部分年龄过大，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如年轻人，所以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创新。
2.企业单位人员
延迟退休年龄对企业单位人员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企业希望增加新鲜血液，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引进年轻员工可以迅速适应社会变化，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第二，在企业里，年长员工的薪酬一般要高于年轻员工，企业为年长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也高于年轻员工，退休年龄的提高会使职工缴费比例增加，严重时是企业发展停滞。第三，在退休年龄不变时，职工退休后，企业在需要时可优先召回退休职工，不但可以迅速加入工作，还能够节省养老保险费的缴纳。（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3
从人口流动和分布特征来看，中国今年将进入城镇人口过半的城市时代，城镇化既是重大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城镇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应对2亿多农民工构成的“半城镇化”局面。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城镇化率近50％，高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今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就将超过一半，进入城市时代。可见，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速城镇化发展阶段。
高速城镇化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可以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能够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的服务化；有利于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中国的城镇化对基础设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车等的需求，是中国能够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也面临着“半城镇化”挑战。此次公布的普查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6亿。城镇流动人口只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还戴着农民的“帽子”，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质量。
为此，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一要实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均衡城镇化战略，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二要推行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流动人口在地域、职业、身份上的“三同步”转换，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三要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与市民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上逐步平权，穿上五件“衣服”。
从人口结构变化特征来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还面临“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及高龄化和空巢化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发展老龄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另―方面又要通过市场引导发展老龄产业。
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1.78亿，占比已达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态势。而且，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境地。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虽然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刚突破了4000美元，刚刚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另一方面，老年人中高龄化和空巢化加速。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80岁以上老人、城乡空巢家庭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比重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4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老年护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c）-0-01
1健康老龄化的提出与含义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身体、心理智力、社会和生活等五种功能方面能保持应具备的正常状态，使老年人能较长时期参加有价值的社会活动。健康老龄化不仅要求寿命的延长，更重要的是生存质量的提高[1]。
2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2.1大力发展学历教育
2.1.1增设老年护理专业
随着我国政府对老龄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2006年2月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要加快培养老年医学、护理学、营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要有计划地在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这无疑为“老年护理”专业的开设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因此，各级各类卫生职业院校，应该审时度势、抓住发展机遇，从根本上改变现在还没有老年护理专业的现状，增设老年护理专业，并围绕老年相关的生理、病理、临床特点和护理具体要求组织安排课程，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配备专门的卫生部正规教材，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建设专门的老年护理实训基地等。通过这些有效措施来推进老年护理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育工作。
2.1.2发展老年护理高等教育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经正式批准护理学专业成为i级学科，这也为我国老年护理学专业申请成为二级学科提供了可能性。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加快我国老年护理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项目的申报和建设。这种高层次的老年护理教育势必起到学科引领、导向作用，对全社会老年护理观念的更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老年护理事业、为其它层次的老年护理专业学生点燃希望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2多元化补充非学历教育
因正规的学历教育周期长，为缓解当前老年护理人才供需矛盾，应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拓宽办学门路，大力开展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正规教育的补充，为社会培养急需的老年护理人才，以解应急之需，提高我国现有的老年护理事业整体水平。
2.2.1养老护理员培训
“养老护理员”是顺应老龄化社会的一门新兴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制定出台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规范了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内涵、分类等级、申报条件、培训要求、鉴定方式等关键性问题，对规范“养老护理员”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职业门槛低、培养周期短、市场需求大、发展前景广，使之成为社会目前培养大量养老护理人员的主力军。
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从业人员大多是下岗工人或进城务工农民，基础知识薄弱，综合素质不高，而且大多是本身年纪偏大的中老年妇女，精力体力有限，再加上收入低，社会重视不够，人员流动性大，导致整体情况令人堪忧。
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应充分考虑广大从业人员目前的实际状况、关联行业认可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科学制定养老护理员队伍发展规划、妥善解决养老护理员职业待遇保障、着力改善养老护理员社会形象地位、积极推进养老护理员职业化建设等。
2.2.2临床护士转岗培训
随着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将有更多的老年人健康保健服务从医疗机构中独立出来，转向社区和机构养老部门。临床普通护士需求将趋于饱和，甚至下降，而老年护理这种“专科护士”将需求剧增。再加上临床护士有比较好的专业基础和工作背景，能够经过短期培训，快速、较好的适合这份工作。这也是顺应国家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突出专科化护理的时代要求。
2.2.3大兴在职继续教育
为在职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老年护理继续教育活动，如采用集体授课、小组讨论、网络学习等形式进行培训。培训后发放相应的培训证书，作为护士继续教育的学分证明或者护士进入老年护理相关机构工作的准入标准之一。另外，进入部级、省级《老年护理》精品课程网页，使用某些与老年护理相关的专业网站也可以为护士的继续教育内容提供相应的补充。
2.2.4社会护理技能普及
在社区对老年人、其子女及家庭保姆展开健康教育和简单技能训练，提高防病急救意识。老年人的很多健康问题症状隐蔽、发病急骤、预后较差，如果能够及时正确处理，将会对疾病有巨大的帮助。加强这方面知识的普及，能够为老年人的安全保驾护航，也能增加老人的自理能力，让子女孝心得以实践。
2.2.5引入时间储蓄概念
借鉴义务献血的用血机制，时间储蓄可以支付自己及直系亲属的护理需求。例如，德国年满18岁的公民，可利用公休日或节假日为老年公寓或老年病康复中心服务，不拿报酬，将来年老或需要护理时，可以获得同样时间的照顾[2]。对参加护理的非专业护理人员，包括家庭成员、义工，由社区计量考核计入护理服务时间储蓄，将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运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养老氛围。
3结语
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3]。“十二五”期间，人口老龄化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些困顿，但也为“老年护理”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和挑战，而人才的培养又是重中之重，树立正确观念、保障师资队伍、从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层面全面渗透，逐步推进老年护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实“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目标，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全球
战略。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妇女生活
一、相关概念简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我国老龄化现状
第六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l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
而且女性老龄人口在总老龄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北京市2013年做的一次老龄人口普查为例：在百岁老人中，性别比例相差非常悬殊，其中男性仅190人，女性399人，男性不到女性的一半。而在60岁以上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92.7：100。事实上，80岁以上老人中，男性就已经只有大约女性的一半。除了复杂的性别基因等原因，有健康专家分析，男性压力普遍大于女性，男性更加不注重健康养生，也导致高龄男性大幅少于女性。
三、老龄化趋势下妇女生存发展状况
妇女作为老龄化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理和文化传统等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城市老年妇女的弱势现状备受关注。同时，年轻的妇女其生存发展状况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也讲遭受严峻挑战。
（一）老年妇女的生存发展现状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老龄妇女的数量也不断上升。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这些年老的妇女习惯了之前的忙碌与操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为家庭和儿女忙碌。妇女区别于男性的心理敏感性，使得他们更易产生自卑心理，怕给儿女添负担。所以，这些老年妇女的心理压力相对于男性老年人口而言会更大。
老年妇女对亲情和情感的要求更高。所以，她们更多的关注子女的生活和工作，有更强烈的意愿想融入到子女的生活中。但是，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尤其是在婆媳相处过程中，更易产生冲突和家庭矛盾。之前曾经有关很多案例，甚至因为家庭矛盾和婆媳关系最终导致命案。
（二）已婚青年妇女的生存发展状况
妇女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中的地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那就是：这些已婚妇女既要工作，还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同时要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
而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加之目前很多青年人都是独生子女，往往一个家庭就形成了“一、二、四”的结构：上面有双方的4名老人需要赡养，下面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家庭中的男人一般只负责在外打拼，而赡养老人和扶养子女的重任便落在这些青年妇女身上。
来自家庭养老扶幼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会使得这些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而又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指导和宣泄。所以，这些青年妇女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不断上升，女性癌症患者的比率也不断攀升，生存现状堪忧。
（三）老龄化给妇女就业带来的机遇
人口老龄化使得需要照顾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多，为老社会服务需求不断攀升。而女性细腻的情感和内心，以及天生容易取得老年人信任的特点，使得妇女在老龄人口服务工作中十分受欢迎。
当今，对老年人的家政服务逐步兴起，而且市场需求逐渐火爆，工资收入也很可观。但是很多老年人的家政服务岗位主要招聘的是妇女。如针对老年人生活的护工岗位、老年社区服务人员、老年大学工作人员等都比较偏向于女性工作者。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为妇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有助于实现女性的人生价值。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6
关键词：延迟退休年龄；退休制度；养老金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问题，这给养老金支付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一些国家为了改善养老金支付问题，通过调整延迟退休年龄，有效缓解了养老金支付压力。我国人口众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承担的养老金压力越来越大，且当前我国养老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难以承担数额庞大的养老金。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延迟退休的经验，缓解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促进国内社会和谐发展。
一、目前有关退休年龄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退休年龄制度是在新中国刚成立阶段，当时人们参与社会劳动的平均年龄较低，且平均寿命也较低，退休年龄制度是结合当时经济状况和人均寿命等所制定，退休年龄远远高于当时人口平均年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逐渐提高，我国人口平均年龄已远远高于退休年龄，这会导致有很多老龄人在未来不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长期享用社会保障，给我国养老金支付带来较大的压力。而此时很多退休人口依然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在享用养老金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再就业的形式，提高自己的经济来源，但却占用了社会人力资源，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让退休人口劳动，则会让其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影响退休人口晚年生活。
目前我国还存在非正常退休制度，即没有到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制度，一般主要是从事特殊工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劳动者可以申请提前5年退休。另外，国有企业也制定了退休前5年可以申请内退的制度，国有企业该种制度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但却增加了社会养老负担，而且很多劳动者会利用该种制度提前退休，使正常退休的劳动者处在不公平待遇中。我国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不同，男性退休年龄高于女性退休年龄，但女性预期寿命却高于男性预期寿命，这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所采取的退休方案不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主要是由国家政府承担，具有保障性，而企业养老金则主要是由自筹账户支付，待遇普遍低于机关事业单位。
二、影响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因素
根据人口普查，目前很多国家人口平均年龄和人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增长，一般将65岁和60岁作为判断人体是否进入老年期，而且很多国家也是将此年龄作为退休年龄。但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如果不延迟退休年龄，人们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没有高额经济来源的状态中，因此需要提前储备更多的财富用以养老。对于没有足够财富养老的退休人员，需要通过再就业的形式，避免自己的老年生活过于窘迫，而且我国很多老龄人身体能够继续在岗位上创造价值。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接受教育的年限越来越长，目前人们进入工作阶段的年龄普遍提高，相对应能够创造价值的年限却在缩短，不能够发挥高素质的优势，因此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工作年限也应当增长。
目前我国存在就业压力大的问题，通过降低退休年龄可以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根据调查可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在逐渐降低，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我国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延迟退休年龄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益处是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养老保险金是为了保障老年人在退休后，依然可以支付一定生活来源的资金，随着人口寿命的增长，人们需要更多的养老金维持老年生活，从而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处于紧缺的状态中。通过延迟退休年龄，让老年人在继续创造价值的同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可以有效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
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受教育人群进入社会劳动的年龄也不同，大部分体力劳动者和只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会在16岁左右就进入社会进行劳动，而接受完善系统教育，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其基本在22岁以后才能够进入社会创造劳动价值，特别是博士生接受教育时间非常长，几乎到30岁才能够进入劳动市场，因此不同人群的工作年限存在较大的差距，高尖端人才的工作年限仅仅只有30年，远远低于基础教育人群，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人才浪费。因此，需要针对高素质人群延迟退休年龄，为社会和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通过调查和研究所知，我国将会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给社会养老负担带来非常沉重的压力，我国很多老年人并没有足够的储备资金养老，几乎完全需要依赖养老保障。因此，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缓解我国老龄化危机。另外，我国退休年龄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养老统筹基金，从而改善我国养老金支付难的问题。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本就存在就业压力大的现象，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将会造成更加严重地就业压力。从其他角度分析，老年人与年轻人就业岗位存在不同，因此老年人即使退休，其岗位也不是年轻人可替代的。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很多退休人员依然可以再就业，主要是老年人与年轻人所需岗位不同，没有竞争压力。通过促进老年人退休，让年轻人填补岗位的就业形势，不利于社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当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国存在就业压力大的问题，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在未来会进入劳动力短缺现象，通过延迟退休则可以促进我国劳动力持续增长，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
四、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建议
1、渐进策略延迟退休年龄
为了避免延迟退休年龄制度的实施遇到过大的阻力，可以采用渐进策略的方式缓慢延迟退休年龄。我国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时，要借鉴其他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经验，可以发现其他国家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如法国在进行退休年龄改革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此，我国需要吸取国外的经验，在制定整体目标的同时，采用逐步实施的方法，让社会各界人群有一个可以接受和准备的心理时间，从而降低实施阻力。另外，国家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延迟退休年龄益处的宣传，让人们认识到延迟退休年龄的重要性，从而提高群众对延迟退休制度的接受程度。
2、弹性策略延迟退休年龄
由于不同工作行业人群、不同受教育人群等对退休年龄制度有不同的看法，很多经济来源较高的工作行业人群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会希望延迟退休年龄，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来源。因此，我国可以采用弹性选择的策略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即可以让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和方式，从而让达到年龄退休的人群正常退休，不愿意立即退休的人群可以继续在岗位上工作，保障延迟退休年龄制度的实施，促进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3、提高女性退休年龄，提高缴费年限
我国女性退休年龄偏低，但女性平均寿命却高于男性，因此女性领域养老保险金的年限也会高于男性，形成养老金支付压力。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可以通过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的措施，实现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平等，保障社会公平。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以实施延迟女性退休年龄的制度，但当女性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愿意申请退休的女性可以退休，愿意继续工作的女性可以在岗位上继续创造价值，从而避免延迟退休制度受到较大的阻力，并起到缓解养老金压力的作用。
目前我国最低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15年，即当劳动者缴费养老保险超过15年便可以领取养老金。我国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且我国养老保障基金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时长也相应增加，这给我国带来更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通过提高缴费年限，在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增长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推动延迟退休制度的实施。
4、激励措施鼓励延迟退休年龄
为了确保延迟退休制度的实施，可以采用奖励措施。如对于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可以给予一定的退休金补助，对于提前退休的劳动者，要采用扣减养老金数额的方式，从而促使劳动者选择延迟退休。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对于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每年退休金增长7%；对于提前退休的劳动者，每提前一个月养老金扣减0.5%。针对我国国情，制定相应的鼓励延迟退休制度。
五、结束语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虽然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有效改善这一问题，但由于涉及因素过多，如果强行实施延迟退休制度，将会危害社会和谐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实施延迟退休制度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采取渐进策略、弹性策略等，并以激励的态度让人们选择延迟退休，从而保障我国延迟退休制度的完善实施。
参考文献
[1]赵青：关于我国高校教师延迟退休问题的研究――以北京某高校为例[J].经营管理者，2015（11）.
[2]邹铁钉、叶航：普遍延迟退休还是分类延迟退休――基于养老金亏空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效应视角[J].财贸经济，2015（4）.
[3]张蒙恩：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的法律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5（23）.
[4]殷晓彦、马堂慧：我国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调查研究及建议[J].新西部（理论版），2015（19）.
[5]王克祥、于凌云：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16（1）.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7
在老龄问题及应对方面，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前列。自1850年法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陆续进入老龄社会。2015年，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3.5%，预计本世纪中叶，将普遍超过三分之一，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老龄化程度更高，将达到40%左右。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应对举措更为健全，经验更为珍贵。
一些国家面临的老龄化挑战
一是人口规模萎缩危及国家安全能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趋势，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到2030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出现停滞或缩减的态势。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总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则，到本世纪末，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将会减半。目前，俄罗斯平均每位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子女，使得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适度规模的人口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口规模萎缩趋势将威胁和破坏发达国家维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续。
二是劳动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叠，劳动力面临长期短缺。人口老龄化还意味着劳动力老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与预测，1980年，西欧和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4.5岁和32.6岁，到2030年，假设生育率不变的话，这两个地区和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飙升到45.6岁和51.6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将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年龄大于正式退休年龄。此外，当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趋势。这两方面的趋势共同推动劳动力供给日益降低，劳动力长期短缺现象逐步凸现。
三是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下降，速度放缓。一方面，全社会用于养老的经济支出加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负担，对经济增长形成外生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给经济增长带来内生性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欧盟的预测显示，在当前老龄化趋势继续延续且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欧盟25国的平均GDp年度增长率将从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维系，公共财政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健康保健、护理费用大幅增加。欧洲委员会预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度相关，预期寿命每提高1岁，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来，英国养老金已经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与此同时，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医疗费用和长期照护费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为例，1980年到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1/4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财政负担沉重。
五是老年群体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政治压力群体。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例如，德国灰党、乌克兰养老金领取人党、俄罗斯养老金领取人政党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压力群体，也成为选举制国家各大政党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保障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普遍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适度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延长缴费年限、加强待遇与缴费之间的精算联系、发展职业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开发治疗老年疾病的低成本医疗技术和药物、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提高个人付费比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补充医疗保险、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提供成本等措施，缓解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财政压力。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有效分担了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德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激增、医疗保险支付难以为继的问题。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迟退休年龄。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提出“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思想。如美国从2002年开始，对不同出生队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把退休年龄逐步由65岁延长到67岁。英国计划先将女性退休年龄用10年时间逐步延长到65岁。德国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5岁升至67岁。
除提高退休年龄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延后领取养老金。一是奖惩并举。比如，德国现在规定，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每提前1年减少3.6%的养老金给付，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领取，每年增加6%的养老金给付。二是增高提前领取养老金的门槛。比如，意大利原来规定只要缴纳37年保费，到54―56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现在则改为需要缴纳40年保费，最早到57岁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持续增长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障。为此，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资本。欧洲设立的2010年就业指导目标规定，要使85%的年轻人完成高等职业教育，25―64岁人群终身学习的参与率要达到12.5%以上。日本颁布了《促进终身学习的相关法》，为个人终身学习提供便利和激励。同时，一些国家还非常重视研发费用的投入。瑞典和芬兰在欧盟国家中研发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5%。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面对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机构照料服务成本增高、政府负担日益沉重的现实，发达国家大多倡导老年人回归家庭，实行居家养老，并给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种支持。美国、德国、日本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减轻他们的压力，给他们休息调整的机会，并对照料提供者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此外，还包括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给予照料提供者税费优惠和现金补贴。比如，韩国政府对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实行遗产税和收入税部分减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贴，使家庭照料老年人这一传统得到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顾70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减税优惠等。德国在2012年实施了《家庭护理休假法》，该法规定，被护理老人的家属可以享受护理休假，确保能够安心护理亲人。家属可以获得的护理假期最长为2年。
五、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发达国家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从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各国实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弹性工作制、实行带薪产假，减轻女性在工作与家务间的冲突。比如，韩国政府规定，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日本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二是通过提供生育津贴、税收优惠等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如西班牙政府规定，劳动妇女所生的子女在3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100欧元补助。如果这个家庭生育第二胎，对于第二胎子女给予每年3000欧元补助。第三胎子女将获得每年6000欧元补助。三是给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誉奖励。如，2008年5月，俄罗斯向多生育的妇女授予“父母荣誉勋章”。四是对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诸如免费或低费的托儿服务、保姆训练等服务。瑞典规定，幼儿园收费与家长的收入挂钩，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总收入的3%的托育费。
发达国家虽然在鼓励生育方面开出了种种优惠，但总体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仍不断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生育率从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六、吸引国际移民，补充劳动力资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许多国家采取了吸纳国际移民的政策，特别是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高的素质型人才。比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接收技术型、技能型、商务型和学生移民。国际移民对发达国家起到了“一石数鸟”的经济社会效果，既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增添了其人口增长活力、节省了人力资本培育投入。但也带来了文化、族裔、、收入差距、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比如，2016年2月，在德国“抵制西方伊斯兰的爱国欧洲人”组织和欧洲其他反伊斯兰化组织的共同发动下，欧洲10余国同时爆发反伊斯兰反移民游行示威。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8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于转型中的各经济体至关重要—考虑到劳动参与率较低、老年人依赖年轻几代人的赡养，以及新型或新发疾病，老年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均显脆弱。不过，面对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印度已经出台重大政策，只是困难和机遇并存。
人口老龄化原因何在？
老年人口的增长亦是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60年印度人预期寿命的稳步提升。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印度人，预期寿命只有37岁，而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升至65岁，预计到2030年会升至70岁。如今，60岁的印度人平均还有18年寿命，70岁人平均还有12年寿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年龄段平均还有18～20年寿命相比，差距已不明显。预期寿命的延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去一百年印度卫生状况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导致年轻人体弱力衰、高夭折率的疾病已被消灭。
生育率下降也是印度社会老龄化的原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印度妇女平均生育约6个子女，现在这个数字不到3个。家庭规模的缩小，反映了印度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大多数印度人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他们不再需要背靠大家族或必须多生养子女—这逐渐改变了印度的年龄金字塔，年轻人口不断缩减（图1）。此外，还出现了一个逐渐走强的趋势：年轻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将老年人留在了乡村。其结果是，需要照顾和赡养的老年人的数量，要多于能够提供这种照顾和赡养的年轻人的数量。
印度政府在行动
与众多传统型社会一样，家庭不仅是印度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中心，更是老年人的主要赡养源。但在过去十年，家庭对老人的赡养状况呈现下降趋势。印度政府已经出手干预，实施了一些重要举措，以确保老年人的福祉。
1995年，印度政府推出了“国家养老金计划”（noapS）。该计划属于“国家社会救助计划”（nationalSocialassistanceprogramme）的一部分，是向一部分被认定为贫困或残障的老人每月支付300卢比（约合7.5美元）。2011年，推出“老年人国策”（nationalpolicyonSeniorCitizens），拟将每月养老金提升至1000卢比，该政策目前尚处在辩论过程。印度各邦政府也承诺向老年人提供资金和实物帮助，北方邦自1957年始即率先实施。由于各邦对类似行动的资助力度有霄壤之别，导致不同邦之间老年人的健康和福利待遇亦差别极大。
为了更有效地向为人父母者和老年人提供帮助，印度政府在2007年通过了《双亲及老年人赡养与福利法》。根据该法，子女和财产继承人有义务照顾和赡养双亲和老人，为重树家庭赡养体系从法律上提供了解决方案。该法还鼓励各邦政府建立养老院，为急需的贫困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设施。印度公共医保需求巨大，目前供应仍严重不足，但该国仍将老年人医保摆在了重要位置。不过，这项政策相对于其他公共医保行动，例如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及控制传染病，所享受的优先地位到底有多高，目前尚不清晰。
印度的“人口红利”
不过，老年人医保比例增加，给政府预算带来额外压力将不可避免。倘即将迈入六七十岁的人较上辈人在同样年龄时更健康，对医保的需求将不那么严峻，许多人都还能够继续工作，他们对家庭和国家经济的贡献将超过上辈。而另一方面，如果这部分人群的健康因慢性病负担加大而变差，他们将不得不忍受医保成本高昂和更长时间的贫穷。如何为这部分逐渐老去的人群提供足够的福利，不仅会对政府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家庭负担亦不会小。
因此，了解预期寿命的延长是否伴随着“发病率缩小”（morbiditycompression）非常重要。印度人寿命的延长是否真的代表他们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这一点人们迄今仍所知甚少。此外，许多现行研究一直忽视关注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医保成本、医保使用、疾病流行程度的精确测量，以及这部分迅速增长的群体的特定经济活动。大多数文献资料都专注于研究发达国家，认为发病率缩小确有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寿命长了，也更健康了。不过，相关的科学证据最近在印度开始出现，一项新的纵向研究—“印度老龄化纵向研究”（LaSi）将为全球决策者和研究界提供他们急需的科学数据。
有了这些精确数据，一个重大问题急切需要回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会给逐渐减少的年轻人带来多大的“负担”？一个被称为“扶老比例”的指数可供参考—即老年人（65岁及以上）的数量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数量的比例。人们常常用这一指数对未来老年人的供养负担进行更为量化的分析。印度的“扶老比”迄今一直稳定在7%，即每100个劳动年龄者需要供养7位老年人，但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约11%。相比其他国家，升幅仍不算大。日本的“扶老比”为35%，居全球最高，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50%以上。目前，日本每三个劳动年龄者需要供养一位老人，到2030年，每两个人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中国“扶老比”的提升要快得多，到2030年将从目前的11%升至24%。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老年人的供养负担并不算重。
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如果这部分人群可以充分就业，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例如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与受抚养人口（包括老年人和15岁以下儿童）比率的变化，会带来“人口红利”，一次性推高人均GDp。在印度，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在上升，几十年之后才能看到人口老龄化对大幅降低这一比率的影响。印度将迎来“人口红利”的一次性机遇，考虑到健康的老年人也能为经济做贡献，其增长潜力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我们对印度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所知甚少
在印度，人口老龄化不仅代表着挑战，还意味着机遇。但是，要想推出有效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老龄化社会的潜力，首先得了解当前及下一代老年人目前的经济、社会和健康状况—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重塑着不同年代老年人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9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
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篇10
关键词：建立综合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同时，人口老龄化的过快发展，会导致老年人抚养系数升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一、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保费欠缴的情况非常严重，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二)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
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由于一些企业破产倒闭，经济效益不好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拖欠养老金问题特别严重。
(三)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却形成了一种在资金流程上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空账”运行机制。1997年《决定》指出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这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退休职工养老金之需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
(四)退休年龄偏低，且男女性别在退休年龄上差距太大
退休年龄的高低决定着领取养老金时间的长短。而退休年龄越低，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长，即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基金需求就会越多。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传统理论的冲击
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私人养老保险市场成为不完全市场，而强制性政府公共养老保险能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公共养老保险还能解决私人保险市场不能处理的通货膨胀等风险，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各国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老龄化使得世界各国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引发了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在养老保险提供中各自承担作用的探讨。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减少了人均GDp的数量，也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这些因素与老年人口增加相结合，自然影响到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1.人口老龄化首先体现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年轻的工作人口日趋减少，也就是说，工作人口负担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不管今天的老年人以什么渠道获得资金来源，老年人消费的是现在工作的人所生产但不消费的产品。大量老龄人口的存在势必对整个社会生产出的经济资源提出挑战，也势必造成人口跨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和跨代之间的不平等。从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看，15至54岁年龄人口数量2015年后将显著下降，55至59岁和60至64岁人口将成为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世界平均老年人口赡养率相比，我国在今后50年的老年抚养负担增长速度更加明显。
中国的老年抚养指数超出了在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的老年抚养指数的国际平均水平，意味着中国所要承受的老年抚养指数超出了国际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它国家，或者说，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早在老年人开始消耗大量国家资源之前就实现了繁荣，而中国在没有实现经济的繁荣之前就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养老对社会提出的压力更大。
2.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领取养老保险金，带来了养老保险资金预算的压力。1989年全国离退休人数为2201万人，到2005年增至5088.2万人，增长了131.2%。领取的退休金从327.96亿元升至5308.77亿元，增长了16倍多。现在离退休人数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养老保险资金收入小于支出，存在资金缺口。
三、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不断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建立综合养老保险制度，才能应对养老保险供不应求的社会矛盾。
(一)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养老仍是目前养老的重要方式，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及我国传统的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增多，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养老也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家庭养老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使养老服务社会化。
(二)扩大基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
(三)积极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即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强化个人自保的意识，加强企业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使得养老保险的各个支柱都得以发展和完善，为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打好基础，为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促进个人账户实账运行创造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四)逐步做实个人账户，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1.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
2.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确保其保值增值。
(五)鼓励个人缴费与退休待遇挂钩，实施积极的促进劳动和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