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的规划篇1
关键词:反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安全;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23-0099-02
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如过度开荒、乱砍滥伐森林、城市的无序扩张、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等,不但造成了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导致了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等承载因素的破坏,危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由于19世纪30年代盲目的开垦西部土地从而酿成1834年的黑风暴和苏联由于20世纪50年代不合理开垦中亚处女地而引起的1963年黑风暴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一些新兴前沿研究如土地生态学、土地伦理学、土地可持续利用等也不断展开。但是合理利用土地、科学管理土地的现实手段和方法就是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就目前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的过程和方法而言,土地利用规划追求单一的社会经济目标,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效益未达到最佳,而城市规划中的“反规划”理论为我们拓展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一、“反规划”理论
(一)“反规划”理论的提出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加速,城市二、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也不断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人居环境的适宜性逐渐降低等。为了寻找解决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于2002年在《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一文中首次提出“反规划”(anti-planning)的概念,它是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专门针对以往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对自然系统缺乏认识和尊重,以牺牲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安全、健康为代价的城市化途径而言,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即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
(二)“反规划”理论的内涵
“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反规划”强调的是一种逆向规划过程,负的规划成果是对传统规划的一种校正,而不是反对传统规划,其规划的思维是辨证的思维,是反思的思维,是可逆的思维。“反规划”强调城市发展必须以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为基础,即是指区域和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是将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包括涵养水源、旱涝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乡土文化保护、游憩与审美体验等整合在一起的关键性的网络状土地空间格局。其基本要义是: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应打破传统思维,变“城市与环境”之“图与底”的关系为“底与图”的关系,以环境为图,以城市为底,着重在规划和设计“不建设用地”上做文章,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
(三)“反规划”理论的工作方法
“反规划”工作方法应该从区域非建设用地入手,优先规划和设计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即先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控制起来,不因城市的发展扩张而减少和损坏,从而使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延续和发展。
规划和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过程,就是建立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过程,它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指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按照一定规律在空间上的有序排列,它包括:(1)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2)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3)维护和恢复河流和海岸的自然形态;(4)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5)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6)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7)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8)开放专用绿地;(9)溶解公园,使其成为城市的生命基质;(10)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11)建立乡土植物苗圃基地。
二、“反规划”理论下的土地利用规划
(一)“反规划”理论下的土地利用规划理念
1.土地利用规划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导致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以最能从土地上获取财富的方式来决定其用途。这种价值秩序将导致非建设用地被大量蚕食转变为建设用地,这种土地用途/覆被变化造成了不可恢复的土地景观生态系统的改变;同时在土地利用空间配置上,未考虑充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关系,忽视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对诸多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的影响,忽视了对土地景观斑块之间空间关系的适宜性,也没有涉及保持土地利用系统较高生物生产性能、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给人以艺术和美学的享受,导致区域生态格局和人文格局的分割破坏。“反规划”理论就是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和人文危机中提出,要求关注土地开发的外部性影响,要求重视和尊重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重新审视现有土地利用价值标准与判断问题,重构土地资源利用价值体系,尤其是土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2.土地利用规划的思维方式。“反规划”理论强调的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规划过程,开拓了一条新的规划思维,改变以单一价值主体主导的思维方式为多种价值主体的思维方式。在目前的土地利用规划实际编制过程中,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的习惯性思维是先确定城镇建设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而对于城镇建设用地内部或者周边的非建设用地,往往因为城镇发展的需求被抢先占用。“反规划”思路提倡的规划程序“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城市土地开发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将规划主体的偏向由重建设用地、轻非建设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均视,首先确定强制性的非建设用地范围域(即先构建生态基础设施),初步定义未来城市空间形态,然后在此基础上落实城市建设用地布局。
(二)土地利用规划的角色定位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统领,可以说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对区域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布局规划,而且对不同的区域间土地利用方式也存在规划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利用规划就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而进行公共干预的具体手段之一,已经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它涉及到各种社会利益的调节及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反规划”理论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引入有助于提升规划价值观体系完整性和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合理性,倡导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尽可能弥补市场行为的负面影响,关注公共与私人行为的分布效果,努力弥补基本物品分布上的不公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保障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
(三)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选择
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计划和安排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强度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但由于非建设用地利用具有生态与社会效益的正外部性,其发挥具有潜在性和滞后性,而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仍以传统狭隘的直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考虑不足,更缺乏对土地利用对远期的生态、社会影响后果的考虑,规划目标单一必然导致其他效益的损失。“反规划”理论立足于对非建设用地规划,优先考虑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生态过程和人文景观的保护、模拟和规划,强调了时空上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建立在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标准体系,同时要求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和措施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要求,提供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因此,“反规划”理论的引入改变了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不对等地位,确定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为核心的多目标规划模式,才能使得环境目标、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三者能够取得协调,保证资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流程
“反规划”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借助GiS技术,对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进行模拟分析,用以判别不同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Sp),综合叠加不同过程的安全格局即可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将“反规划”理论运用到传统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时,通过模拟区域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形成专项景观安全格局,这既包括具体土地利用景观单元的研究,也包括确定这些单元区位的廊道和网络来实现各区之间的水平联系,然后得到这些关键性生态系统和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生态基础设施,与传统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得到该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分区、落实土地利用布局,最后形成该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图1)。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流程实质是“反规划”理论对传统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的一种校正和补充。
三、结语
在生态保护、伦理思想、科学发展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人们对土地利用也提出不同的要求,实现土地合理利用的目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为中心,而是取得土地利用的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此时,“反规划”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意义,将其与传统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形成尊重自然生态过程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使土地利用规划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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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孔坚,李迪华,韩西丽.论“反规划”[J].城市规划,2005,(9).
土地利用的规划篇2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发展；调控
国家城市化发展号召下，各地城市加重对自身基础的重新定位，大力发展现代化城市，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开发房地产等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由于缺乏对城市发展的有效引导，导致多数城市土地问题日益加剧。城市无度蔓延下耕地面积的减少，用地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急需有效的手段来处理。土地利用规划是空间规划的组成部分，作为国家保护耕地、调节土地配置的主要手段，土地利用规划对优化城市体系的结构布局，促进城市的合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对我国土地的合理集约利用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利的影响。
1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土地问题
1.1耕地面积减少
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近年来由于城市的告诉发展，我国的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减速惊人。耕地面积是粮食产量的保障，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粮食需求已不能自给自足，每年都需大量进口粮食。另外，城市的高速扩张引发各种形式的耕地占用，“以租”等新的违法占地现象的出现大大加剧了耕地面积的缩减幅度。
1.2城市土地资源闲置浪费和违法占地现象普遍
专项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147万亩的闲置土地，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6.9%。近几年城市“开发区“热度下，国内各大城市开发区总体数量多，且规划面积大，但是大多数开发区的开发程度远远不够，土地利用率低，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闲置土地资源，土地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另外，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为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视土地利用规划规定，拿土地换项目等违法占地现象屡见不鲜，城市扩张陷入无序状态，进一步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其次，房价热的带动下，开发商囤积土地现象也十分常见，国土资源部虽然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的规定，但由于违约金的数目与土地价值增长的明显差距下，此法规也收效甚微。
1.3城乡结合部环境恶化
城乡结合部作为城乡过渡的特有地域，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矛盾十分集中，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交错下的规划混乱，以及政出多门下无人治理，类型复杂多样土地利用状况最终导致该区域环境恶化严重，也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2土地利用规划调控城市土地失效的原因分析
2.1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基础不牢
以土地换项目的做法使得部分地区的经济短期内得意高速发展，GDp的快速增长与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下‘性财之道”逐渐衍生，加之农产品价格日益低廉，农民放弃土地进城打
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土地是国之根本，农村土地价值的普遍下跌以及国内土地违法现象屡教难改的局面最终导致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基础不牢。
2.2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缺乏科学性
目前，我国土地利用的规划编制技术落后，缺乏科学性，专家和政府的纸上谈判规划可操作性欠缺。土地利用规划偏重“刚性”缺乏“弹性”，用地严重超标致使耕地紧张后的补救措施又过于严苛不够应变，又导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超标，恶性循环下使得土地利用规划刚性日甚，不仅不适应社会发展，也使土地规划形同虚设。
2.3缺乏系统的有效协调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承载体，土地利用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农用地规划、水利设施规划等都有关联。所以，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但是各部门都隶属于不同的主管体系，部门间的各自为政或利益博弈导致不同部门在城市规模的确定和结构布局上的安排并不能完全一致，而国内目前尚无合适的解决办法。
3城市和谐发展下土地利用规划的变革
3.1规划理念的革新
规划理念的革新首先要求土地利用规划应以市场理念和全球化理念为基石，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市场经济主导下，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的调整应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全球化理念下的市场变化影响国家和个人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这就要求土地利用规划决策者需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高度不断的调整土地利用的发展战略。自我国加入wto后，国家实施开发的“西北建设”、“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得以有序的实施，正是决策者全球化市场战略下从国内国际市场的角度、区域经济的比较等不同的方面进行协调的红利。土地利用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建设美好家园和谐社会，因此应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变革理念，规划应以民众的切实需求为重要方针。不断的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开放规划的理念，借鉴国内外、不同地区的规划经验教训，集思广益，根据时代的发展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理念。
3.2合理配置土地以引导城市的理性扩张
我国最初编制土地利用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各部门用地，协调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实施，资金技术管理的落后已不能很好的解决城市膨胀带来的诸多负面信息，“摊大饼”式的城市推进方式极大的浪费土地资源，加上城市功能配套不能有序的设施，加剧土地利用规划的问题。当下，土地规划的合理利用既要保护耕地、控制城市规模，又不能单纯的限制城市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应对城市的增长进行合理的控制，恰当的调节城市外部扩张和内部结构所表现的作用引导其动态发展。在城乡结合的特殊地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方面应该体现城乡协调发展，综合布局，从更高层次多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编制符合社会发展的土地利用规划，引导城市郊区的发展有序，有效的解决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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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的规划篇3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建设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急需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来满足现代土地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3S”技术即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l，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System，GpS)，是土地规划利用研究中的高新技术。随着国土资源部信息国土工程的推进“3S”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国土资源规划与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
一、“3S”概述
1.GpS技术是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历时20年耗资200亿美元于1994年3月完成其整体部署实现其全天候、高精度和全球的覆盖能力现在GpS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使得测定地球表面三维坐标的方法丛静态发展到动态丛数据后处理发展到实时的定位与导航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载波相位整分法GpS技术可以极大提高相对定位精度。在小范围内可以达到厘米级精度。该系统由地面控制、空间和用户装置等构成，其主要优点有：全天候、全覆盖、高精度三维定位定速定时和快速省时高效。GpS现已广泛用于航天器定位、全球授时、地形测绘、国界测定、海岛与礁石联测、山体测高、测量板块和地壳运动、交通管制和工程建设等。特别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GpS(RtK)技术，以实时定位、厘米级定位精度、作业时间短和效率高等特点逐步在资源调查和土地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2.GiS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系统。GiS技术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数据获取与管理。应用各类遥感技术，通过遥感图像和航空照片的解译和校正。获取大量基础数据，并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数据的集成。(2)数据的传播。通过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来实现。(3)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主要包括空间查询、分类、叠合、网络分析、三维数据分析等几大类功能。GiS已在城市规划、交通运输、资源调查、环境评估、灾害预测、邮电通讯和公共设施管理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土地行业。利用GiS可快速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将空间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完整地结合，确保图形与数据的一体化，实现对土地利用的数据建库、数据分析、数据管理和成果输出等。
3.RS是一种远距离、非接触的目标探测技术和方法，通过对探测目标来获取目标信息。然后对所获取的信息加工处理，从而实现目标的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描述。遥感技术和GiS的结合即是在遥感影像的基础上对地物进行判读、分类、提取信息，再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对之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对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动态观测，使信息的管理层更加方便快速地管理与更新数据。遥感影像是国土资源规划与管理的主要数据来源。传统的地面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在南方山区等条件困难的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调查更是难度大、周期长。而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国土资源调查。可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近年来，随着对地观测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遥感技术可以获得多时相、多平台、多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为我们准确研究小范围内国土资源利用特征、空间结构变化提供了便利。
4.3S技术集成是指三种技术与其他相关技术有机地集成在一起。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在线的连接、实时的处理和系统的整体性。GpS提供实时而准确的定位信息，对于空间数据的确定有特殊意义，RS技术利用某些仪器设备。在不与被研究对象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收集其数据，通过处理分析，最后提取和应用有关对象信息。是一种高效的信息采集手段，具有极高的空间时间分辨率；GiS是利用现代计算机图形和数据库技术来输人、存贮、编辑、查询、分析、决策和输出空间图形及属性数据的计算机系统，它能够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信息有机地与反映地理位置的图形信息结合在一起，可根据查询与分析将信息真实、图文并茂地展示在用户面前。也可将分析决策模型处理结果提交各级管理部门作决策参考。3S集成系统不仅具有自动、实时采集、处理和更新数据的功能。而且能够智能式地分析和运用数据，为各种应用提供科学决策咨询，并回答用户可能的各种复杂问题。在这个系统内，GiS相当于中枢神经。RS相当于传感器，GpS相当于定位器，三者的共同作用收集和处理地球能实时的变化。使其在资源环境与区域管理等众多领域中发挥巨大作用。
二、“3S”技术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的规划篇4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项建设项目的土地需求量日益增加,土地利用的供需矛盾与结构性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正确看待两者的关系,在具体实施中要做到对两者有效的协调与衔接。本文通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差异的对比,提出了两者衔接的方式。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各项建设项目的土地需求量日益增加,尤其是耕地面积的迅速减少,使土地利用的供需矛盾与结构性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为了加强对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科学、可行的修编,土地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部署并开展了两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土地规划在用地分类、编制体系及审批权限几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两者衔接的核心工作是做到用地布局与建设用地规模两方面的衔接。如果建设用地与基本农田的布局不能做到充分的衔接,则规划实施中必然要对两个规划进行频繁调整。可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有着很高的关联度,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正确看待两者的关系,在具体实施中要做到对两者有效的协调与衔接,为两个规划各自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差异
1、指导思想的差异
自1986年至今,我国先后开展了两轮关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土地资源供给为出发点,依照上级所下达的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指标为限制,按计划进行的土地规划编制,其指导思想是制约供给和引导需求,重点在于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上。城镇规划是对社会发展、经济状况、产业政策及人文因素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依据市场经济下城镇的客观发展规律与社会需求进行编制的规划,其指导思想是以满足需求和方便生活为出发点,重在发展。
规划目标的差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规划期的耕地和其他主要农用地的保有量、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及控制规模、土地的开发,整理及复垦规模、总体布局要求及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的提高等方面为主要目标。城镇规划则主要目标则是在城镇的性质、规模及发展方向确立的条件下,对城镇的规划区范围及拟定分期建设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进行确定。
规划部门的差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分别由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和土地规划建设部门来编制实施。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土地资源也从过去的无偿使用发展为有偿使用,这同时就客观造成了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间的矛盾。
规划时间、层次及人口统计口径差异造成的矛盾
土地利用规划有一个重要原则,即“一保吃饭、二保建设、三保环境”,而事实上很多城镇却是先有城市规划后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种现象导致总体规划反而服从城镇规划的结果。城镇人口的统计途径和统计范围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有些按行政区域进行统计,有些则按非农业人口数量确定人口规模。这种“以地定人”的城镇规划和“以人圈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也是导致不同矛盾的根源。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衔接的原则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衔接应遵从以下原则:第一,从全局出发的整体性原则,要求以提高土地的总体利用效益为基础,对不同区域、用地部门及产业之间用地的需求进行全面考虑,协调好各区域、部门及产业间的用地矛盾。第二,保护与保障并行原则,在加强对基本农田保护的基础上,推进耕地保护从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及生态建设的全面平衡转变。加强对土地的整理力度,控制建设用地占地规模,建立保护耕地的激励机制,才能使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第三,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原则,在规划建设中要将土地的开发、整理、利用及保护结合起来,重视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对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进行合理安排,使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统一协调,实现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的衔接方式
1、强化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规划部门间的协作
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建设规划部门都要对城市用地进行统一的管理,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切实做到土地规划、征地、开发、建设的统一管理。同时要强化实施两个规划后的监督检查工作,对于违法用地和建设的案件要严肃查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衔接的重点是城镇建设用地的范围和界限,而建设用地区的土地利用则按照城镇建设规划进行。
城镇规划要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
城镇规划制定的发展用地的规模及控制范围不可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控制指标。同时,城镇建设用地要严格符合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要求及土地用途的管制要求,努力提高耕地的质量。对于不合理的建设用地,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具体要求进行局部调整,做到科学、合理地用地。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与个人的建设用地都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建设规划的要求。
走集约型的城镇建设道路
城镇建设规划应从过去的粗放式建设方式转变为充分发挥城镇可利用空间的集约型建设方式。城镇规划要树立建设用地紧张的观念,对土地进行更加科学、精密、详尽的安排规划,对城镇空间充分利用,适当提高建筑的密度、高度及容积率。当前许多城镇建筑的密度与容积率都比较低,有着很大的开发改造潜力。同时也可通过加强旧城改造,提高旧城用地在布局、结构及功能方面的紧促性与合理性来提高旧城土地的利用效率。另外还可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压缩农村的居民点及村镇企业用地,以达到节约用地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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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的规划篇5
摘要：在我国对于土地可持续利用，要求土地资源配置在数量上具有均衡性，在质量上具有级差性，在时间上具有有长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全局性，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问题是如何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仍是当务之急。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如何摆脱地方主义倾向，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土地管理与利用的有关规定，那么我国的土地资源利用将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方法规划质量
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确定为21世纪初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而土地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实施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耕地安全体系，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如何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来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键所在.
一、我国土地利用的现状
1.规划的科学性较差。在过去两轮规划编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领导重视不够，认识不到规划在土地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影响规划的科学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土地管理基础工作薄弱，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变更调查跟不上土地的客观变化，土地利用现状家底不清等。第二，在过去两轮规划编制过程中，部分存在着信息搜集不全的问题。一是信息收集具有局限性，往往把规划编制的信息收集局限在政府及其部门，单一靠政府部门提供用地信息远远满足不了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需要；二是信息互通不充分，即土地供给与用地需求信息对接不好，预留的建设用地无人看好，企业要用的没有预留，如果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就会由规划的主动调控变为频繁的被动调整。
2.土地规划人员混杂，规划质量参差不齐。编制土地规划涉及用地的方方面面，需要有广泛知识的科技人才。但由于编制规划工作量大，而往往又要求在数月内完成规划(实际上又是一拖几年才完成)编制任务，就只能临急组织规划队伍，参加人员复杂，除部分为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外，还有大专院校师生，也有国土部门机关干部和社会人员。一些国土部门因编制规划有钱挣而自己干，有的地方没有经费则自己顶着干，不少规划人员缺乏规划专业知识，只好依样画葫芦，造成规划质量参差不齐。新《土地管理法》出台之后，又出现一刀切的机械规划方法，尤其是强调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实际上变成上级定数据，下级依数字填充，“依葫芦画瓢”，使规划质量难以恭维，有人戏称之为伪科学，并不为过。
3.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威性不强。只有严格按规划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才能有效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按照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各部门都必须按照总体规划的安排使用和分配土地。但是在一些地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无视规划的土地利用布局，造成用地布局的混乱，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虽然新的《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但目前国家并未出台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专门法规，从而难以对土地利用活动进行有效的规划管理，土地规划的“龙头”地位无法落到实处。
二、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措施
1.组织高素质土地规划科技队伍，保证规划质量。土地规划的编制并不是土地利用数据的凑合。土地规划编制必须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和自然环境容量等考虑建立农业的合理用地结构、城乡的密切结合、城镇的合理规模和布局、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协调等问题，总之，广泛涉及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各种问题，还涉及有关的各种法律。因此，只有熟悉各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科学地编制好规划。近年来，编制规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除了体制上和党风不正之外，有关规划编制者和领导者根本不懂编制规划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为科学地编制好规划，应组织和培训一支高素质的规划科技队伍。在编制规划工作中应以规划专业人员为骨干，并带领一批从国家到地方国土部门的专业干部协同作战：使之熟悉区域情况和部门用地规划，以保证将来土地规划的实施。
2.完善土地管理法规，并从组织上建立有效的土地管理监督机制。为完善土地管理法规，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仅限于城镇国有土地，不容许在农村和利用农业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应从土地买卖中解脱出来，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加强土地管理和保护的实施者。为此，应建立相应的土地管理监督机构，搞好对土地利用和管理的监督。
3.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树立规划的权威性。严格按照规划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的重点和核心。针对当前实施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规划用地，切实增强规划意识，提高按规划管地用地的自觉性，树立起“执行规划就是执法、违反规划就是违法”的观念；力争做到规划调整、修改工作细化、科学化。进一步明确规划修改调整的条件、类型、审批权限、阶段、程序和修改调整方案内容要求等等，制订相关实施意见或办法，使规划调整、修改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树立规划的权威性。
4.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由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实施涉及大量的指标、图件等空间数据的维护和更新，对规划成果和管理的时效性要求较高。如果在管理中采用传统的手工方式，不仅人力物力难以保证，工作效率也不高。所以必须加快信息系统建设，引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化工作，才能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管理水平和效率。因此必须明确要求新一轮规划修编要与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同步进行，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成果可作为规划修编成果之一进行验收审查。
土地利用的规划篇6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厘清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法律属性涉及到将政府行使规划权力的行为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中，也涉及土地利用规划法治化路径的选择问题。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在宏观层面属于宏观调控权，在微观层面属于市场规制权。土地利用规划行为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具有契合性。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经济法属性有助于维护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协调土地资源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及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我国应当从经济法视域下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模式设计。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经济法；法律属性
中图分类号：D922.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93－06
收稿日期：2015-01-12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法律制度创新研究》(12BFX092)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农村发展与农民财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土地整理为背景》（11BFX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宁（1980-）,女，辽宁沈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法、环境资源法。
近年来，随着国家建设的加速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到国家战略，小到一个城市街区、一座村庄、一个项目的建设，哪被规划了，哪就往往成焦点，成为公权和私利纠葛的战场。但这焦点也有两面性，科学论证、一以贯之的规划利国利民，而头脑发热、朝令夕改的规划劳民伤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利用规划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动城镇化的实践，使规划过程容易受资本和权力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地方政府滥用规划权力以新农村规划建设、城镇化建设为名将集体土地变性为国有土地，进而出让获得土地出让金，这些行为有损社会公正，也涉及到因侵犯集体土地权利而产生的征地拆迁纠纷进而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稳定问题。那么土地利用规划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土地利用规划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该权力的内容如何？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在保障该权力正当行使的同时防止其被滥用？在中国尚未制定专门调整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制度背景下，土地利用规划政策仍然是当前土地利用规划部门行使规划权的主要依据。土地利用规划权力法治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法律属性，并将其规定在宪法和法律法规之中。该问题的解决会影响到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准确配置、土地利用规划手段法定化的实现、法律责任的确定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法律关系的规范化。
一、土地利用规划权力法律属性的研究现状梳理
对我国土地利用规划权力法律属性的界定在理论上尚存在分歧，各种观点及理由纷呈已影响到土地利用规划法治化路径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此认真加以研究探讨。关于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属性我国法学界主要形成“行政法权”说和“经济法权”说两种观点。目前主流观点将土地利用规划管制定位为行政行为，即认为土地利用规划管制性质是一种行政管制行为，是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运用行政权力对土地利用人所实施的一类行政管理行为[1]。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土地利用规划在本质上属于行政规划。行政规划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为多元利益之间的博弈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平台。[2]还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利用规划制定是一种行政立法行为，或曰抽象行政行为。例如，刘飞认为城市规划是一种规范性文件，制定城市规划的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3]持经济法权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具有经济法权力属性，指出土地利用规划权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一种工具，是在市场活动中的宏观调控权[4]。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国家对于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主要应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完成，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具有“宏观调控权”性质，而土地用途管制权与土地征收权应是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两项管制工具，具有市场规制权性质[5]。全国性土地利用规划属于宏观调控性规划，其他规划属于调节性或实施性规划[6]。有效的规划控制方式首先应改变土地利用规划的行政法或民法调控的思维定势，确定规划的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属性；其次通过配置经济法律规范，优化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控制机制[7]。
二、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内容
（一）土地利用规划宏观调控权
土地利用规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未来对土地和建筑空间需求与未来土地和建筑空间的供给匹配。市场机制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如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获得依赖政府。为此，管制型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权要对财产拥有者造成一定负担，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土地将有一定限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从供给角度考虑：通过指定土地是否开发、进行土地利用区划、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保护特殊用地，以及将不同用途分配到不同地块上，来满足对土地的各种需求。这些土地供给角度的政策必须平衡补贴土地利用用途之间的相互竞争，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活便利设施的需求和一系列经济需求[8]。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例，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政府通过组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对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分析整合，对未来发展空间进行分析预测；通过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利用规划把发展战略落实到空间布局，行使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职能；[9]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政府对市场失灵而进行公共干预的具体手段之一，已经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工具，它涉及各种社会利益的调节及效率和公平的权衡。
在我国，宏观层次土地利用规划可视为国家和省级规划，是战略性、政策性、导向性的规划，为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调控提供依据。规划的效力主要体现在行政上，一方面它要求下一级规划必须在该规划的控制下进行，另一方面该规划的实施需要通过下一级规划的落实来反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第16条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评估；规划背景与土地供需形势分析；土地利用战略；规划主要目标的确定，包括：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规模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安排等；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和节约集约用地的优化方案；土地利用的差别化政策；规划实施的责任与保障措施。第17条规定，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重点突出下列内容：部级土地利用任务的落实情况；重大土地利用问题的解决方案；各区域土地利用的主要方向；对市（地）级土地利用的调控；土地利用重大专项安排；规划实施的机制创新。由此可见，宏观土地规划权的内容是从全国或全省范围人口的合理分布、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的合理布局、经济的均衡发展、食物的安全供给以及环境的良性循环出发，提高土地利用的战略目标，制定土地利用政策，保障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下达土地利用控制指标，协调跨区域中的项目用地布局。实质上，土地的宏观控制规划重点在于指标控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依据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模式发展到现在政府正在退出土地市场，只进行宏观调控。
从对土地所有权限制的视角来看，土地利用规划意味着国家作为国民经济的合同管理，这对土地所有者的产权作一定的分割。这种分割的本质必须对土地宏观管理权究竟是财产权还是政治权力做出判断。对此，著名土地学学者周诚教授做出如下分析：第一，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与直接依靠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征税、征用土地等政府行为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当然，土地宏观管理者之所以拥有宏观管理权是由于它掌握政治权力。因此，应当区别“土地宏观管理权”和“土地宏观管理者产权”——土地宏观管理者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分割而来的土地产权。[10]第二，代表国有土地所有者的政府部门，通常是土地管理部门，而代表土地宏观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则包括规划、计划、土管、物价、税收等多个部门。第三，依据某种产权理论，国家拥有土地的“高级所有权”，即“上级所有权”——土地的大部分支配权和管理权；个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称“下级所有权”——土地的大部分使用权和收益权。就中国的条件判定二者是独立的可能更切合实际。
（二）土地利用规划市场规制权
1.土地用途管制权
土地用途管制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协调，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域，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使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用途利用土地。各国在土地用途分区管制上的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分区及实施，引导土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免受土地利用外部不经济现象的发生，从而提高人民居住和生活的环境水准，确保健康、安全等目标的实现；有效、有序控制土地利用及开发速度，确保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平。土地用途分区管制不仅规范了土地利用和开发活动的区位和类型，还可限制土地使用的规模、强度及控制人口密度，从而使整个土地利用及经济发展得到有效的控制，也使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准得到有效保障[11]。从域外有关国家的情况看，日本地域地区制是非常典型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日本《都市计划法》第8条规定了地域地区，其中包含十种类不同的使用分区管制，可再分为用途类、利用密度规制类、景观类、业务交通类、防灾类及事业促进类等六种土地使用管制分区。地域地区都市计划部分属都道府县都市计划，其余属市町村都市计划，为日本土地使用管制最核心之部分[12]。该制度为增进维持都市之高度机能与良好环境，于都市计划区域中设定一定范围内之土地为一地域或地区，于其中对建筑行为等土地利用行为设定一定之土地利用管制。
2.开发控制权
开发控制是各国土地利用规划权行使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控制方式与法定规划相关。在美国、德国和日本，法定规划是作为开发控制的唯一依据，规划人员在审理开发个案时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只要开发划定符合这些规定，就肯定能获得规划许可。这种开发控制具有明确性的优点，但是灵活性较差。在美国，地方行政区通过实施土地利用管制来影响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这一做法通过规定开发区位和用地类型从而间接的起作用。例如在湿地和泛洪区建立限制开发的土地利用分区；通过对特殊许可证、有条件开发、低影响开发标准的要求从而对开发地点和开发方式进行管制；通过建筑集群分区和细分管制来影响商业和住宅开发的空间分布；利用城市增长边界来限制开发和降低对城市边缘资源的影响[8]。在英国和新加坡，法定规划只是作为开发控制的主要依据，规划部门在审理开发申请个案时，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附加特定的规划条件。相比之下，这种规划许可制度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与回应性。
3.建筑物用途管制权
建筑物用途变更会影响城市的各个方面，因而许多国家对建筑物的用途管制也有相应的规定。依据德国《建设法典》，营建规划所设定的建设类型、规模、运行建筑的基地面积等指标是确定时，营建规划原则是约束着建设开发行为，也就是设定了土地所有权者如何使用土地的秩序、规则；违反了这些的秩序规则将无法获得建筑的许可。在营建规划之外的建筑许可中，对于建成区的建筑许可的主要原则是必须与周边的环境特质相符合；在地区的许可则有比较多的限制，考量的标准主要是不能违反公共利益，限于一些非工业的相对低强度的特定使用用途[13]。在美国建筑量体管制有关的规定有建蔽率、容积率、高度限制、建筑退缩、前后侧院临栋间隔、最小地基规模、容积奖励、停车数量、装卸货等。
4.建成环境控制权
对建成环境的控制权行使是要控制环境的污染和达到一定的建成环境的质量。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严格的环保法律，在法律的约束下环境控制很严格。这一过程也体现在规划管理的过程中。概括国外对环境控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建设前的环境评估报告、区域协调方法、设计审查和用途管制[9]。例如在荷兰，市政当局分区规划的制定必须通过一些专门审查，比如说噪音、污染等方面的审查，从而确保该规划不会有损环境保护。荷兰法律依据在这方面制定了全国性的相关标准，分区规划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否则就必须修改[14]。
三、对土地利用规划行为经济法属性的论证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土地利用规划是对私人土地资产开发权的限制。土地利用规划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发展权的重新配置、克服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和提供土地公共产品，这与经济法权力属性具有契合性，即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具有经济法权力属性。
（一）土地发展权的重新配置
土地利用规划是一项旨在部门间、区域间合理分配土地和组织土地利用与保护的政府干预手段，在其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涉及土地发展权的界定、确认和利用，如将农地规划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从土地权利角度分析，土地利用规划的实质是土地发展权的配置。土地利用规划将导致一定区域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增减变化以及具体地块的土地利用方式和与此相关的具体地块的收益的改变。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借助经济手段对土地发展权配置的调整和弥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规划上[15]。西方国家的成功尝试和运用证明，这项制度在明晰土地开发权利以及归属、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保存古代建筑物、提供开阔空间、消除因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权益不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从空间宪政的角度，土地发展权的设置就是空间资源的配置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价值冲突和价值判断的过程。土地发展权的调整与配置反映土地开发的相关社会关系，包括土地开发空间与利用秩序，开发各方当事人利益关系。
（二）克服土地利用的外部性
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如果土地利用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其它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则称为外部经济或正外部影响；如果是消极的影响，则称为外部不经济或负外部影响。在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度设计中，有助于克服市场外部性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制度：
1.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对规划与建筑项目进行评价，以事先预防的方式评估各种土地使用行为的外部性，界定环境污染的成本，并通过法律经济手段限制环境污染。[17]例如，在美国基于城市公共环境品质的保护需要，各项土地利用使用规划、开发规划以及城市设计都必须对自然景观、城市交通、历史文化等因素提出环境影响评估。
2.负外部性制造者付费制度。土地开发之结果若造成“外部成本者”，土地使用之外部性，概可区分为开发量拥挤外部性及开发强度外部性，此会造成公共设施的不足与环境的恶化，在土地使用与管制上，由于双方当事人（政府与开发商两者之间）对于土地外部效果存在不同立场，质言之，政府一方欲以增加土地开发之外部效益，使该开发地区之居民将得以“雨露均沾”，但此举却会增加土地开发者之开发成本。因此主管机构必须设法与土地开发者好好进行协商，以解决其外部性问题，并避免土地资源之不当使用[18]。美国一些州征收冲击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城市法令：当一个新的建筑建成后，每个房屋都要承担为公共服务的固定捐助。开发商欲开时所必须付的冲击费可被解释为法规。其将地主的发展权转移到市府或服务设施提供者，并出售这些权利给开发者。这些费用的法律合法性在于其能显示所征收的费用及区位是与使用这些经费所提供服务的成本密切相关的。[19]
3.正外部性受益者交费制度。即因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使临近的土地业主受益，土地价值因正“外部性”而提高。政府可通过地产税（土地价值提高，地产税也相应提高）收回基础设施的部分回报。新加坡政府通过“开发收费”收回部分因为容积率提高而提升的土地价值[20]。
（三）提供土地公共产品
在市场配置制度下，市场不会主动提供公共品用地，所以需要政府使用最强有力的干预，征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由国家确定其土地用途。为此，管制型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权要对财产拥有者造成一定负担，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土地将有一定限制。规划权力具有公共利益特性，应当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体现一种公共利益。土地利用中的公共利益应当包括经济公益、环境公益和社会利益。[1]规划权力应当协调来自社会各方的利益，保障规划朝着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前进。因此，土地利用规划权行使必须坚持社会本位，按照居民公共服务所付出的费用最少、使公共设施利用率最高并以最大限度的公平原则来布置公共设施，并通过法律、法令予以确保。
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1）粮食安全。一定数量的农地是有效保证粮食安全的物质条件，而有效的农地资源利用机制与农地转用的约束机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粮食安全必须保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政府确定的18亿亩耕地面积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所以保障可耕农用地的面积作为粮食安全的警戒线，亦是作为土地规划管制公共目标之一。（2）生态环境保护。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而对生态用地土地使用权所施加的过度限制应给予合理补偿，以使生态保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保证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对生态用地内居民由于土地利用受到限制甚至准征收而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充分的补偿，不仅使居民破坏生态用地的冲动大大减少，而且还会引导个人力量向积极方向对生态用地加以保护。（3）基本居住权的保障。2013年两会提出，强化规划统筹，从城镇化发展和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等实际需要出发，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城市发展充分结合起来，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住房建设等规划中统筹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住建部《关于做好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应。加大配套设施投入力度，做到配套设施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期建设、同时交付使用，确保竣工项目及早投入使用。
四、确定土地利用规划行为经济法属性的意义
（一）维护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中规定，坚持需求引导与供给调节，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时序，从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体规模；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严格划定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当前，在农村经济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农村土地往往被视为城市扩展的预备用地。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占用农田和生态用地的现象层出不穷。一旦农村地区出现城市化的诱因，如道路的开发、资金的入驻以及土地开发造成土地用途的改变，将诱发相邻土地用途的改变。对社会来讲，这意味着土地在用途管制过程中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大量损失。规划控制通过合理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消除或限制“负外部性”，并增强“正外部性”。同时利用活动提供奖励，可以发挥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稳定有效的土地利用秩序[21]。土地利用规划以“土地开发时间先后有序”为目标，就是要做到有计划地安排土地什么时候开发，哪些地区优先开发，哪些地区暂缓开发，依此构建合理的土地利用时间运行模式[5]。土地利用规划不仅可以引导土地有秩序、有效率的开发，更能确使公共设施的提供发挥使用上的效率。
（二）协调土地资源的利益分配关系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政府部门必须参与土地的分配，在再分配过程中对近期和远期的要求进行平衡，对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平衡。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家为了约束不当的私人土地开发行为，平衡私人与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指导土地最佳利用，对土地资源利用进行干预的制度[22]。强调土地利用的社会目标是因为个人为了谋求最大纯收益而利用土地，并不总和社会利益一致。因此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运用国家干预通过经济杠杆和政权、立法等手段，以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目标：财产的生产和分配的均衡；保护自然资源；增加土地给人们带来的生活乐趣[23]。可见，土地利用规划不再仅仅是对空间利益进行分配的机制，而是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其他领域的利益的分配。
（三）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市场本身无法产生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土地使用机制，无法做到既能在短期内解决对空间合理的要求，又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长期需要。国家对土地利用的适度干预就是基于存在市场失灵的考虑，尤其是对资源环境这样一些“公地”保护不足。经济法对社会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关注主要借助国家的“有形之手”，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建立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进而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与环境保护二者的有机结合与共同发展。[24]为了避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原始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土地利用规划中的首要目标已成为世界土地利用规划立法的发展趋势。例如，韩国的“限制发展区政策”政府为了让公众了解规划的重要性，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并归纳了规划中可持续发展的五个原则：自然环境的保护、经济增长中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最小化及减少废物产出量、地方经济充满活力和多样化、满足人类的需要和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含代际公平）。[25]对此，英国在《规划与强制收购法案》中声明规划裁量权必须为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实施，从一般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导中的最重要法律考量就是“预防原则”。
五、余论：经济法视域下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作为地方政府重要权力的规划权关系到国计民生，其授权和行使应相当谨慎和理性。以行政权力配置土地资源的方式让位于以市场手段为主进行土地资源配置，政府对土地利用规划手段从原来的单一的行政手段，变为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法中治理与善治的目标在于实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与互动。要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培育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体，市场及社会公众力量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我国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应当从传统行政法的行政命令控制模式向现代经济法的激励性管制模式转变，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框架。首先，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立法的理念应当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由行政权力主导向多元利益均衡转变，将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纳入到规划管制的制度结构中。其次，规划权力运行应遵循合理比例性原则、确定性与灵活性平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与利益衡平原则。最后，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制度设计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政府有限干预模式，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度、动态规划管理模式、多元化土地规划权主体制度、确立土地利用规划地方分权规则；二是根据激励性管制原理，健全土地开发权指标交易制度、赋予利害关系人因规划管制的利益补偿权；三是按照规划的协商民主模式，建立开发管制的规划协商制度和公私合作规划制度；四是依据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行政监督、公众实质性参与、立法机关监督与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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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的规划篇7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理论；运用
中国的规划事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仅在最近三十年间才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引进、学习前苏联的规划理论和技术，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成为分立的学科、实践中开始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其影响和使用一直沿用至今，即分属于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管理部门。
现代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理论和方法是在与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中逐步得到发展的。其中对现代土地利用规划影响最大的系统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在不断渗透、交融中逐渐构建起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土地利用系统论和非均衡经济下的土地资源配置理论。
一、土地利用规划理论研究背景
土地资源合理有效的规划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对于实施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土地利用规划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用地的需求，而且协调人与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土地利用规划研究的核心，也是土地利用规划产生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1986年-2000年，1997年-2010年)。无论从规划的理论、规划的内容、体系、实践以及规划的手段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从规划的实践来看，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改善。主要表现为：规划方案难以承受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规划方案编制的对象是区域内各类土地，忽视了对用地主要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的研究：重视指标分配，缺乏对利益的协调：缺乏与其他规划的充分协调：各级规划分工不明确等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现有的规划理论和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基于各种理念的规划方法和模式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积累，特别是近几年，正在进行的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2006-2020)的促进，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大大小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他们更多地是从规划涉及的技术，以及人与地之间的用地关系层面分析和解决规划问题，很少从规划涉及的主体的利益及其关系方面考虑。我们知道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一项技术活动，而且是社会公共决策过程。现阶段，土地利用规划在很多情况下，没能充分考虑对各个主体的利益进行有效地配置和协调，只是一味地追求在技术层面上的可行性，最终导致规划与实际需要不符或规划跟不上变化等情况，进而导致规划频繁调整或修改。
二、土地利用系统控制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系统思维方式和系统方法已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成为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土地利用规划的研究对象毫无例外地都是土地利用系统，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按照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组织。因此，董祚继先生指出“对于具有跨学科性质，特别是人文学色彩浓厚的土地利用规划学而言，没有十全十美的理论和方法，相对而言，系统控制论更有可能成为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布瑞?麦克劳林和乔治?查德威克提出系统规划理论，其核心是将城市看做与区域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规划寻求对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规划和控制，达到坏效益的最小化，按照规划的广泛目标和特殊目标，促进良好物质环境的实现。成为了土地利用系统论在区域规划中应用的开端。随后陆续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也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从系统科学角度看，可持续土地利用规划代表了系统理论应用于土地利用规划的最新进展。土地利用系统具有一般复杂系统的共同特征即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研究需要系统理论特别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的指导。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可持续土地利用规划的方法论基础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体系"，研究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科的知识，同时，还要综合、整体、系统地考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协调发展。
三、非均衡经济下的土地资源配置理论
土地利用规划是约束和调控土地利用行为，促进人类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合理布局与分工协作，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效益，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重要公共管理手段。土地资源数量有限与其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在客观上产生部门间、用途间合理分配土地资源的问题。土地供需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提高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利用行为的约束和调控就主要表现在对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的综合平衡与管理上。
在非均衡经济条件下，土地总供给与土地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性是经常发生的，由于土地资源数量的有限性约束和土地需求的无限性，常常表现为土地的供不应求。如何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只要经济处于非均衡状况，在市场调节之下，通过优先原则或垄断原则所实现的配额均衡总是同不完全竞争下的交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调节。政府调节可以按照平均原则、目标原则和历史原则来达到配额均衡。所有这些都是在不完全竞争下的土地交易。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互补均表现为各种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土地交易互补，而不是不完全竞争形式对完全新形式的补充。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并存的土地资源配置下，已经显现出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即在“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随着土地资源供需缺口的增大，表现为市场调节的地位必将降低，而政府调节的地位愈显重要"的情况下，政府能够按照平均原则、历史原则对土地利用以及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调节，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参考文献
[1]张春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理论体系研究[J]．行政与法，2011．20(1)：76-77．
土地利用的规划篇8
【关键词】新农村土地利用编制实施
一、当前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不合理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用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在分配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土地的质量、好坏搭配均匀，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公平性，然而分配的结果是整块的土地被分割，农用地呈现零散不集中、单位面积狭小的局面。
（二）耕地的面积锐减、质量下降且污染严重
近年来，农村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同时，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过度追求耕地的产量、盲目开发和过渡垦殖等，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出现了土地沙化、盐碱化和荒漠化现象，导致耕地质量下降，且耕地退化严重。在土地耕作的过程中，过多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对耕地和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造成了严重的耕地污染。
（三）农用地闲置抛荒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农民对土地的投入热情渐渐降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正在高速发展中的第二、三产业，对土地的投资减少，粗放经营乃至弃耕撂荒。现阶段，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有的乡村村民甚至举家外出，丢下责任田不管，使土地长期处于粗放和低效利用的经营状态，抛荒面积不断扩大。
（四）建设用地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规模小、投资分散的特点，中央政府一般不能直接加以控制，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
（五）农村征地问题重重
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机制不健全，当前的征地普遍采用的是年产值倍数法的补偿方式，存在着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农村征地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村干部利用职权“低征高出”、土地征用后圈而不用的现象。
二、新农村土地利用的规划
（一）建立土地利用分区，合理布局
乡村土地利用规划必须从用地的合理布局入手。为避免不同功能用地之间的混杂而相互干扰，协调用地的矛盾，保护农用地，限制不当土地使用和开发行为，应进行合理的土地利用分区，将农业区与农村建设用地区有效地分隔开来，并进行相应的用途管制。
（二）保护农用地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应合理地控制农用地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注重对建设用地的规模控制，要加强土地的用途管制，加强对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批，在法律上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对农村建设用地的基础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
（三）提高乡村土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程度
在乡村土地利用规划中，要对土地利用实施严格的用途管制，加大对闲置抛荒的惩罚力度。适当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用市场的手段来调节供给。同时，要将新农村建设与旧村改造相结合，充分利用闲置的宅基地、荒杂地、空闲地，进行新的土地利用和建设;严格控制新区启用所需的耕地。
（四）加强公众参与，广泛听取意见
制订乡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转变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思维，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土地利用规划的起草和编制均应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上，经村委会充分论证以后确定，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后应上交县、乡级主管部门，并及时公布，以接受村民的监督。公众参与对于乡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加强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支持和法律支持
加强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支持，实行规划的信息化、科学化，可以及时了解各种土地信息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适当地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使规划达到实时与高效。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的执行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乡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必须强化执法概念，这在目前土地规划体系的法制还不是很健全的条件下尤其显得必要。
三、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在对新农村土地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之后，应该对土地的规划进行的实施，而实施的有效性，主要依靠相关的保障措施来保证。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保障措施是确保土地利用规划全面有效实施而制订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行政、经济、社会、科技等综合手段和配套措施。
（一）法律保障
村土地利用除严格遵循村级规划外，还应符合国家其它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规实施规划。
（二）行政保障
加强领导，建立和完善规划管理制度;以规划为依据，对农用地和非农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耕地、基本农田、建设用地等硬性指标管理目标责任化，建立规划公示、听证制度。
（三）经济保障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继续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培育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保护耕地，集约利用土地;重建农用地经营价值和用途转移价值核算体系，显化农用地经济效益，保护农民利益;多渠道融资，让企业参与土地整理。
（四）技术保障
引进、推广先进技术，加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体系的建立;建立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提高遥感系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技术手段在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中的应用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城市土地配置利益博弈及其法律调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
[2]欧海若等编著.土地利用规划模式选择与模型应研究[m]（第1版）.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5.
[3]鲁成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十地利ffl规划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土地利用的规划篇9
关键词：土地利用；可持续利用；生态经济规划
自从1987年开始，“可持续发展”这个词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并且受到各国的一致认同。“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的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在合理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下进行。尤其是土地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人们只能通过有效的保护措施，来保住人类这一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被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样，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是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积极进行生态经济的规划，以期可以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一、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的原则
在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规划中，讲究生态的适宜与经济效益的获取，同时还要兼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1．以“可持续发展”为规划指导思想的原则
在土地的生态经济规划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始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规划的指导思想。在此指导思想之下，工作人员所做的规划才能始终全面考虑土地的利用，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样，还要后代人留下足够生存、发展的土地资源。这样的规划，将会形成工功能良好、布局合理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规划布局，将真正实现土地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真正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2.生态适宜、经济效益获取与人类社会发展三者结合统一性原则
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的发展所需，还要重点考虑在规划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效益的获取问题，这样，将三者综合起来考虑，才会在土地的利用规划中，合理开发、使用土地的过程中，保护环境，将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保护工作重心，同时，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使土地资源所产生的价值能达到最大化，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规划原则，是人类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获得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是适合我国国家发展的土地资源利用原则。
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的策略
在进行土地资源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经济效益的整体性，要对土地资源进行整体规划，进而获得整体的经济效益；其次，在进行生态规划时，要注意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便可以在满足当代人需求之后，同样满足后代人的土地资源使用的需求；最后，要注意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地环境的保护问题，力求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真正实现。
1.合理建立经济开发带
在土地的利用过程中，要考虑到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所以在地区的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策略中，首先应该考虑根据当地土地的具体情况，建立经济开发带，以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经济开发带建设：一是种养产业相结合经济开发带：这种类型要求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集约式管理，以地区发展优势，将种、养、加工、销售等统一起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二是林果专业经济带：在林果植物中，有很多可以在同一片土地生长的，比如苹果树下种植草莓，提高单位土地的利用率。
2.科学建立综合园区
综合园区主要是指附带旅游资源的园区建设。这种土地规划的方式，也可以将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到最大化。结合本地区的自然生态特点与土地利用程度等因素，开发集旅游、科技、工业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园区。在此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工作的重点内容，所以在建立综合园区的过程中，应该扩大资金引进渠道、加快新型项目的建设、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综合园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同时，在科学建立综合园区过程中，不仅使土地的利用可持续化，而且在对城乡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上，也可以贡献一份力量。
3.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环境保护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规划中，同样需要政府的支持。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的宣传力度，帮助人们建立土地资源利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一体化发展的意识；其次，严格规划和基建程序，以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进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规划，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严防违章建设、破坏建设事件的发生；最后，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防治一切不良行为所产生的破坏，杜绝各种污染的发生，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打下自然生态基础。
结束语：
在土地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应该始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规划、利用的指导思想，工作人员要着力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经济与人类的发展三者统一起来，作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的重要原则，为我国的土地资源的利用，提供有利的保障。同时，在满足当代人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后，还满足了后代人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真正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标，真正优化“自然-空间-人类”这一可持续发展系统。
参考文献：
[1]王海平.浅谈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J].科教文汇(下半月),2006,(02).
[2]黄天元,张殿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规划[J].经济地理,2004,(04).
[3]赵哲远,吴次芳,顾海杰,徐再敏.关于土地生态管理的探讨[J].浙江国土资源,2003,(06).
土地利用的规划篇10
关键词：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
1.基本概念界定
1.1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英译有politicalparticipation，publicinvolvement等，起源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本文中的公众参与是指在社会分层、公众需求多样化、利益集团介入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协调对策，强调公众对社会活动过程的参与、决策和管理，反映的是一种基层群众被赋权的过程。
1.2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
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是对客观物质、社会及经济诸因素做出系统的评价，即鼓励帮助土地使用者在增加其土地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及满足社会需要方面做出选择。
2.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产生与发展
2.1理论演进
20世纪60年代，Davidoff的“倡导性规划”开辟了公众参与规划理论发展的局面，使得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步入了社会发展规划阶段。随后，Lindblom的渐进式规划、Heinemann的交往式规划、amstein的市民参与梯子理论、Dienel的规划单元理论、Smyth的电子参与阶梯理论推进了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演进。从其发展演进来看，理论方向越来越偏重于参与层次、参与程序、参与手段等具体操作。
2.2实践探索
基于美、德、英三国关于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实践，西方经验值得借鉴之处：①完善的法律确保了公众参与的合法性；②组织层面的参与确保了公众参与的有效性；③多样化的方式确保了公众参与的全面性；④参与面广加深了参与深度等。
3.中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研究现状
3.1理论研究
中国对于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①外文翻译与书评；②国外经验介绍与借鉴；③外部因素与发展建议；④个案分析与微观管理等。
3.2实践进展
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最早仿照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大部分局限在具体的设计与操作方法上，强调物质环境的设计，属于物质性规划。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加强，政府对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认知不断加深。“民主参与”、“以人为本”等理念也逐步融入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3.3经验与不足
从中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其理论框架和制度框架正在逐步形成，但还不完善现阶段。在其理论发展方面，中国关于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虽然已经有大量文章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主要还停留在译作、书评、相关经验借鉴上，表现出过度参照国外的研究成果，自身的创新不足的特征。在其实践发展方面，其主要还处于较为初级的法律制度的建立阶段，此外，公众实际参与层次所处地位仍较低。而中国也获得了许多经验与启示：除了要做到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与完善理论与实践框架等以外，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还应加重对参与途径、参与组织形式、参与层次等更基础、更微观的研究，以使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落到实处。
4.关于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趋势
4.1多途径的公众参与
在中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一般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途径相对单一。而无论是Smyth的电子阶梯系统，peter.C.Dienel的“规划单元”，ppGiS，还是GayathriDeviSadagopan博士的基于网络的公众参与式GiS系统的螺线形设计模型，都表明了GiS在公众参与中的使用正被广泛研究。随着技术的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觉醒，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途径更加多样化，参与效果更好。
4.2丰富的组织形式
在美国，市民在规划制定阶段可以通过公众咨询委员会、街区规划委员会、问题研究会、邻里规划会议和机动的小组，或通过其他一些机构来表达意愿。此外，政府还会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民意，任命或选举市民到官方机构中服务等。各州政府还设立了小区的“现场办公室”、“市民规划委员会”、“住房与规划理事会”、“特别目的规划组”等。德国也设立了咨询委员会来维护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运动。在土地利用规划中，政府、企业、专家、民众等任何一方都是无力承担土地利用规划的全部责任，所以建立合作制度是一种必然趋势。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参与规划的组织形式单一。而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会朝着多样化发展，基层组织也会越来越多。
4.3公众参与层次的提升
中国的公众参与处于“象征性的参与”。与“有实权的参与”相比，中国的公众还处在被告知与接受的地位，还未进入合作性、代表性、决策性的实质性参与阶段。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有实权的参与”可分为“市民控制”、“权”、“伙伴”三层。要达到较高的层次就必须提高市民的素质。实践表明，市民直接控制会使公共事务操作的效率低下，较为普通参与方式是公众与政府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中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层次应朝着公众与政府间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的方向努力。各国也会根据历史文化经济背景的差异，科学地提升公众参与层次。
总之，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很多我们研究的成果与经验，也将对在各社会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朝着正确的方向而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未,黄贤金.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J].中国土地科学,2005(2):17-22.
[2]胡毅,张京祥.论网络语境下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J].规划师,2010(6):7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