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1
【关键词】法治现代化公民法治意识培育路径
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国家法治现代化关系密切，公民法治意识在国家法治建设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则能更好地推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法治意识决定了法治建设的未来，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了快速推进，法治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依法治国”也逐渐从口号和愿望转变为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的现实实践，这些都得益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逐步提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虽然在总体上有了巨大提高，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公民法治意识的继续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对公民法治意识的发展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利于对法治建设进行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的总结，有利于不断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公民法治意识及其社会功能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首次对法治的含义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所谓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①英国法学家戴雪在其出版的《英宪精义》中，也对法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法治是法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公民对国家法律绝对的服从，同时，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践必须以宪法法律为基础。除此之外，英国哲学家、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法治社会和政府的依法行政问题进行了论述，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分权制衡思想，这些理论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内涵更加丰富，不同的学者专家和相关组织对法治作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国际法学家会议”于1959年在印度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中对法治原则进行了概括，指出法治的原则一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二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三是法治状态下必须维护律师的自由和司法独立。我国宪法学界学者周叶中认为，法治包含了法律至上、国家依法治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笔者认为，法治是以自由、平等、秩序为原则的形式存在，其具有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通过法治的形式对权力进行制约，实现人民群众的权利，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法治的现代化。
法治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较于法律意识而言具有更加显著的主观能动性，法律意识是指依法办事、依法行使权力和权利、依法履行义务等，具有相对的被动性，而法治意识要求人们不仅遵守现有法律制度，同时还要求人们对现存的法律进行判断、分析和完善。为此，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成为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法律词典》认为：“法治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形态，是人们对法现象的观念、心态、认知和对社会法制体系认同的主动性的统一意识。”笔者赞同《新编法律词典》对“法治意识”的解释，认为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功用的全面认知，体现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公民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履行义务，法治意识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责任和态度，包含了正义观、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法律素养和法律权威意识等要素。
公民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第一，公民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建设的思想观念前提，公民法治意识具有法律创制功能。在创制和应用法律过程中，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不仅是“依法”之治，而且是“良法”之治。实现法治的前提是以“善良之法”为基础，能否创制出“善良之法”和立法者的观念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实现“良法”之治就必须以法治意识为思想观念前提，在法治意识指导之下，才能创制更多的“良法”，为“善治”提供思想基础、法律基础。所以，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以此提升现代法律的价值，弘扬法治精神，最终促进更多“善良之法”的创制，实现更加和谐与民主的法治社会。
第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法治意识具有法律运作功能。所谓法律运作功能，即公民法治意识对法律的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公民法治意识影响下，“善良之法”就能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对一切经济社会进行调节的功能作用。反之，如果缺乏法治意识，即便制定再多的“善良之法”，也难以保障能够发挥良好的实施效果。培育并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能够为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观念与认知方面的规范指引作用，同时也能为制定“善良之法”提供重要价值引导。法国学者卢梭曾经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国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由此可知，无论如何先进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之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运作效能，公民具有较高的法治意识是保障“善良之法”发挥作用的内在构成因素，培育公民法治意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而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能够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运作功能。
第三，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意识具有道德建设的保障功能。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文化的范畴，是适应现代政治文明而兴起的法律文化分支。法治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权力制约、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公民民利、公民人权原则、依法行政等构成了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而让公民认同法治文化，其前提也依然是民众必须具有法治意识，具有按照法治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意识。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会天然产生，而是通过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承继、冲突与借鉴的结果，人们的法治意识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迄今为止在法律制度、法律之治方面最为先进的意识。“法治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观念。”②也就是说，实现法治必须以社会成员具有法治意识作为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民众的法治意识能够最为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与精神状态，形成法治意识的群体才能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平，法治文化建设才能对道德建设提供保障功能。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国家法治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而法治意识则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公民是法治国家的主体，公民法治意识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对国家法治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为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指引。国家法治现代化的主体是公民，人是国家法治现代化中最为内在和重要的因素。而要实现现代化，不仅包括要实现知识的现代化、能力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公民的法治意识的现代化是公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代表着一个人的观念转型和成长。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的过程是实现公民个体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能够让公民以“尚法”的精神信仰投入到社会实践当中，从而更好地融入到现代化社会当中。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是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法治是现代政治运作的原则规范体系，但是如果失去对公共立场的考量，单纯以所谓“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是难以收到满意效果的，实施法治必须以公民对法治的认知判断作为基础和保障。公民的法治意识，是一种先进的对“法律之治”的价值判断，培育公民法治意识能够全面而深刻地对国家法治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为人们在一种公平的秩序之下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平台。人们在法治意识得到培育与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道德品质的提高、诚信行为的形成，这就是国家和社会正常有效运行的一种良好的资源，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诚信，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主体性意识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为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状态会反映在法律制度的变化当中，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也是复杂多样的，是人们多元文化观念融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传统观念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儒家“礼法”思想对我国民众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儒家“礼法”思想当中，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界限与关系纠缠不清，这也给人们对法与道德的价值判断带来了困惑。与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国家法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具备了法律技术化的较高程度，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较为清晰。国家法治现代化要求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法治理念推崇实施“法律之治”而非“人之治”，但是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却注重“礼法结合”，认为“人之治”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正确路径。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们对儒家思想中的“礼法并举”思想有着更为正确的认识，社会民众的法治意识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儒家“礼法”思想仍然在部分民众中无形地产生着影响，这些传统封建的、落后的、儒家的传统观念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了严重障碍。
公民态度的冷漠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公民的积极参与十分重要，公民形成的法治意识对国家法治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远比法律的强制重要得多。因为，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意味着法律能够得到人们源自内心的遵守，人们对法律高度信赖，法律无须在被动的情况下运行，法律能够更好地彰显其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效果。“法律之治”的生命动力源自公民内心深处的高度认同与遵守，仅仅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实施无法保障法治的成效，这在我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当前，虽然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得到了顺利推进，但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目前依然十分淡薄，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甚至许多公众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毫不关心，公众对法律相关问题的冷漠态度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了严重障碍。
依法而行的能动性不足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③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较为健全完善，但民众的法治意识依然不够成熟。国家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法治观念，使许多民众知晓法治观念，但却缺乏通过法律意识规范自身行为的自觉性，虽然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国家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却在一定程度了忽视了法治进程的具体实践过程。除此之外，我国不同地域之间公民法治意识的发展也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较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治意识；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较弱，依法而行的能动性严重不足，法治意识较为薄弱，这给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
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路径
当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人治”观念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中仍有巨大市场。为此，我们必须采取各类措施，多角度、全方位入手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使公民法治意识和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提升立法质量，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要在目前法律制度已经得到健全完善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立法质量，不断健全完善立法体制机制，逐步树立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权威。增强立法的民主化，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途径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尝试立法项目外包至高校、科研机构甚至个人，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直面立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在法律文本中尽量减少“……问题，由法律另行规定”的模式，勇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提升执法水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升执法水平，严格执行现行法律，避免“选择性执法”，避免给法律权威造成损害。同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司法改革的决定，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其职权，尝试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体系，避免司法工作的地方化现象。健全和完善司法工作者职业保障机制，适当提升法官、检察官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减少司法人才流失的问题。规范上级司法机关和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改革检察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办案负责和追究制度。
提升普法层次，加强对公民的权利义务教育。目前，我国司法行政等部门开展的普法教育通常将普及一般法律常识作为其工作的主要内容，而公民普及法律常识未必能够树立法治意识。为此，必须针对不同的民众进行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提升普法的层次，对那些已经普及了法律常识的公民继续深入开展法治意识教育。切实加强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让更多的公民积极主动地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按照以往“万能型政府”模式下，政府包管一切国家、社会事务，则不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政府必须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将“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通过政府更好地、更多地发挥服务职能，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公民个人价值的有效实现。通过政府服务职能的有效发挥，提升政府公信力，让公民更加信赖政府，让政府更具行政效能。
（作者为聊城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涛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
②刘海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2
【关键词】民族自治区；领导干部；创新能力；提高
民族自治地方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区域。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是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因此，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提升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是指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卓越的创新才能，其实质就是能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判断形势，敏锐发现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矛盾，破解难题，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1]。领导干部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对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这些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领导干部创新能力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权以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稳定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发展经济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目标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除了个别年份，建国以来的GDp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十分广泛，共建立了155个自治地方，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民族自治地方资源富集，草原面积、森林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以及天然气等基础储量均超过或接近全国的一半。全国的部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中民族地区占到85%以上，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经过60多年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如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2008年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7元增加到13170元，增长了30多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3389元，增长了19倍；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5.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9008.6亿元；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1.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7104.2亿元；卫生机构、病床、卫生技术人员由1952年的1176、5711、17877增长为2006年的15463、425361、485766。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最为突出的是贫困问题严重，目前仍有770多万贫困人口；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少，大多数还是“吃饭财政”，发展经济的渴望很强烈。可见，民族自治地方良好的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发展优势，需要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其创新能力，创造性地使用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充分行使法律规定的自治权，即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自主发展各项文化社会事业。
但是，当前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创新能力还不足，严重制约着自治权的落实，如创新意识不强，有的领导干部主观上安于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认为原封不动地执行上级指示是对上级的尊重；有的只说不做，空喊创新，缺乏创新方法。许多民族自治地方领导提不出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战略思考和方案设计。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足。
二、提升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创新能力的途径
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是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综合反映，由多方面素质综合而成，在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发展中，领导干部要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思维能力，营造创新条件与环境。
1、增强创新意识
思想和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创新意识在领导干部创造性活动中居于影响全局的关键地位。创新意识是创造的激情，是热爱科学、迷恋事业、追求真理、争作贡献的强烈情感，是以发现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为目标，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增强创新意识，首要的是要有危机感和使命感，只有当人们有了忧患意识，才会有创造、创新的要求。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不仅是保障各民族发展权益的体现，而且也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主观上增强了创新意识，才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为行使自治权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创新意识其实是一种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只有意识到不发展则会落后、会丧失权益的危机感，才能激发创新的意识；只有意识到不发展就是一种失职和失责，就会从为民族权益负责、为党的民族政策负责的高度重视创新，重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只有增强创新意识，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才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有效调整各方利益，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的多赢。
2、提升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核心和支柱。人类所有创新都是创新思维的物化。创新思维是在一定知识、经验和智力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思维方法，创造新的思维成果的活动，是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提升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的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求领导者做“有心人”，善于学习，学习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学习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勤于思考，对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关问题进行探索，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到实际中去验证，以修正缺陷和不足，达到更加完整和完善。在领导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中，领导干部要充分运用发散思维、变通思维、逆向思维、联想思维、超前思维等，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新的整合，从而创造出新成果。
3、营造创新环境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3
一、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的理论蕴涵及实践意义
公民权利是指为公民所拥有、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合法权利。公民权利意识主要指公民对公民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的公民权利意识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公民所应有的对自己法定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二是敬畏意识和责任意识。所谓敬畏意识体现为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地位，坚持公民权利本位的价值旨归，对权力行为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时刻保持慎独之心。所谓责任意识具体体现为对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法律义务的高度自觉和勇于担当；对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宪法精神的坚守；对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与实现人民利益内在同一性的深刻认知。在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内涵中，后一方面更应该被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所重视。这是由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所决定的，是由他们所遵循、坚持的宗旨和理念所决定的。
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现代社会治理条件下，公民权利是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法律规定、现实载体，贯彻党的宗旨制度化、法治化的途径就是实现公民权利。党的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坚持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民基本权利问题是我国宪法的核心问题。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权利集中体现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坚持依宪执政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遵循。保障公民权利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重要路径，是坚持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和时代要求。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是贯彻党的宗旨的重要认识前提和思想基础。真正实现人民利益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强化公民权利意识，坚决维护公民权利。
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公民权利意识是加强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践表明，法治的重要文化基础是权利文化。权利文化欠缺，是法治表层化的重要客观原因。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其中关键环节之一是培育公民权利意识。普遍的公民权利意识会有力地推动法治化的进程。党员领导干部作为依法执政的重要主体，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强弱不仅关系到法律实施的程度，而且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理念倾向往往会对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起导向作用；他们有无公民权利意识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程度的高低会对普遍的公民权利意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深刻影响法治化进程。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培育，有利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平，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文化基础的发展，从而不断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实施。
二、用党内法制教育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势在必行
从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现状来看，随着现代治理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公民权利意识已经大大提高，但仍有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远远落后于实践要求，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实践能力都亟待提高。
对公民权利认识和实践方面的偏差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权力本位意识浓厚。确立权利本位价值是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的内在要求，其中关键是正确认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仍存在着很强的等级观念，不能正确看待与合理解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甚至不断放出“雷语”，引起社会和网民的热议。在雷人言辞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些党员干部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他们强调权力和自己的权利，甚至认为民众的法定权利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予以随便干涉。还有个别领导干部自诩父母官，把为民造福、为民做主当成口头禅和现代观念宣传与提倡，表明他们并没有理解和把握法治精神的要义。
二是公民权利意识淡薄。一些领导干部往往看重法律对公民义务的强制性规定，而忽视了对公民权利保障方面的规定。这种认识偏差导致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相关工作实践中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影响依法执政成效。譬如，在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有些基层干部在潜意识中甚至把公民应当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利当作一种恩赐。尤其是选择和核定救助对象环节，存在利用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来选择救助对象的现象。
更加重视以法治方式维护人民权益，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能力。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践中存在的错位现象，对多数人来说，主要与自身能力不足直接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突出，消弭冲突亟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但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尚未完全树立，少数党员干部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甚至把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甚至成为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部分诱因。在现代治理过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党员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更是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党员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能力不足，是党内法制教育应当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培育的着力点
造成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应当从管党治党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党内法制教育而言，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宏观规划的制定、教学体系的调整、培训力量的形成，构建有利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的长效机制。为此，应该从以下方面着力。
首先，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认识能力。
在党内法制教育中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首要目标在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认识能力。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公民权利教育在党内法制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把公民权利意识教育作为党内法制教育的重要课题，从而奠定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观念基础。党员领导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认识能力主要指党员领导干部运用公民权利理念的思维能力。而党内法制教育成效对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应当看到，在这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需要加强和改进。为了了解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互联网对近年来党校系统的教学专题设计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搜索。从我们的初步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总体教学规划还是微观教学活动安排，公民权利意识培育并没有成为教学设计重点，主要表现是涉及公民权利的教育课程稀少。党校是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在党内法制教育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上述情形表明，党内法制教育在对党员干部公民权利意识培育方面还有待强化。应当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加强“顶层设计”，以创新思路推进党内公民权利意识教育。针对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大党校法制教育特别是公民权利意识教育的培训力度。新形势新任务对党校法制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新课题，仅设置有限的必修专题远远不能满足学员对法律知识学习的要求，不能帮助学员走出公民权利意识不足的窘境。因此，各级党校应审时度势，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理论探索，增加法制专题课程及原理课程的设置，帮助党员领导干部增加法律知识储备。特别是增加公民权利内容的教学专题，加大公民权利知识体系的教学分量，形成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公民权利意识教育的长效机制。
其次，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践能力。
在党内法制教育中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必须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践能力统一起来。强调，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或职责，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需求调研。应当把需求调研作为开展党内法制教育的首要环节，做到不调研不立项、不调研不培训，注重以问题为导向，突出组织需求，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大局，着眼解决当前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培训。通过培训，让党员领导干部了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最新精神，把握宪法和法律基本原则，明白在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样解决现实问题。
二是整合培训资源。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运用能力，需要长时期研习和应用法律的训练和经历。因此，公民权利意识培育具有很强的实效性要求。为了弥补现有培训资源的不足，应当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所谓“走出去”，即组织学员进入相关工作部门和工作现场，通过实际体验，不仅能够深化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利于提升实际操作能力。所谓“请进来”，即调整和优化培训资源。通过选聘司法部门领导干部、知名法律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担任兼职教师，让社会优秀法学人才为党内法制教育贡献才智。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4
今天这个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六五”普法启动以来，我市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经验教训，安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法治环境建设工作。刚才，茂明主席宣读了《关于我市各县区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在全省调查结果的情况通报》，保斌主任宣读了全市法治环境建设目标任务分解方案，长根书记安排部署了我市当前法治环境建设工作。这些意见是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的，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不断把我市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提升到新的层次，为全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氛围。下面，就全面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我再强调几点。
一、高度重视法治环境建设
从刚才通报情况看，我市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在全省排序普遍较差，10个县区得分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没有一个县区达到满意分（80分）标准，而且有几个县区排在全省后几名。调查涉及的八个方面内容，我们有6项指标在全省排序靠后，特别是依法保障投资经营环境在全省排序倒数第一。这个结果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也给我市带来了很大压力。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基层基础工作抓得不牢，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群众还不太满意；另一方面说明，有些地方对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测评重视不够。各级各部门必须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切实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法治环境建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理念。
第一，法治环境建设事关发展大局。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法治程度决定一个国家57%的无形资本价值。芬兰、丹麦等北欧诸国及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长期维持社会福利财政政策，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透明对称、公平竞争、政府高效和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近年来，我市围绕大局、服务中心，依法治市工作扎实有效，很多工作获得全省先进，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和好的气势，这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从此次满意度调查结果看，说明我们的工作与发展需求和人民期盼相比还有差距。我们一方面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这些问题。当前，我市正处在深入贯彻落实省九次党代会、市四次党代会和今年省市“两会”精神，加快推进新型“三化”协调发展，全面提升魅力建设水平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昨天上午，我省又召开了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议，这对和其周边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对更是如此。规划初步明确了中原经济区版图，范围包括以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皖5省30个地级市和两个县。从地理位置上看，18个省辖市在中原经济区中的的区位优势尤为凸显，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中离东南沿海最近，这样一个前沿优势，为我们招商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是法治环境如果不好，不能为投资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即使面临的机遇再好，也不可能招来大商，招来了大商也不可能在扎根生长。最近，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和实际，我们组织了几次招商活动，我跟投资商最先讲的就是的投资环境，如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如何亲商、重商、安商、富商，而且我们还向投资商郑重承诺，到投资创业，企业家能够成就的发展，能够成就企业家的未来。尤其是正在全面建设“一市一区两枢纽一基地”，“一市”，就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一区”，就是部级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两枢纽”，就是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枢纽；“一基地”，就是中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依靠的自身积累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借助外力实现跨越发展，更需要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把法治环境建设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作为基础性的工作来抓，作为提升现实软实力和长远竞争力来抓。
第二，法治环境建设事关和谐稳定。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在依法治理的工作理念、制度、机制和载体上积极创新，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不断健全，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自觉性不断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保持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市还远未形成法治的浓厚氛围，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虽然经常强调“依法依规办事”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树立尊崇法治、敬畏法律的观念，还有一些同志不善于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本方式。近年来，我们在法制宣传教育、公众法治环境建设等基础工作上，每年投入的财力和精力都很大，很多工作我们也做了，但成效还不尽人意，群众还不太满意。我们的各级政府、政法机关、司法机关，都要冷静思考，分析原因，寻求对策，切实把我们的基层基础工作做好。特别是面对各种利益主体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我们必须充分运用法治手段来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现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法治环境建设事关民生改善。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导向和要求，更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连续两年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也充分说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收到了显著效果。当前，随着依法治市的深入推进，全社会法治意识普遍提高，民生领域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法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等，都与不依法办事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制来规范，运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只能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总之，法治环境建设事关全局、事关民生、事关稳定。特别是今年，卢展工书记在全省依法治省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依法治省工作面临的五项挑战。这五项挑战，就是来自于民主法治进程中全社会对法治建设越来越高的要求，来自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来自于构建和谐社会基本内涵的要求，来自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来自于加快党委领导方式转变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卢书记的重要指示，对依法治市工作始终保持科学认识和清醒分析，积极制订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将全省法治环境建设满意度调查涉及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逐一整改到位，不留尾巴，不留盲点，扎扎实实推进全市法治环境建设，全面提升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
二、积极推动法治环境建设
当前，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快依法治市进程，持续提升法治环境建设水平，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按照上级的要求和部署，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积极推动法治环境建设。
（一）围绕重点工作来推动。一要以法治环境建设促发展。当前，我们的发展任务很重、要求很高，大事多、急事多、难事多，特别是在推进城乡统筹、产业集聚、招商引资、农村改革试验、项目建设、机制创新、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等重点工作中，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来保障。比如我们的电子信息、新型建材、绿色食品、商贸物流等主导产业，现在发展势头很好，但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一方面需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产业配套和产业集聚，另一方面需要提供更好更优的服务环境和法治环境。当前在法治环境建设上，凡是法律能够解决的，各级各部门必须依法提供保障；凡是法律没有明确的，就要通过制订规范性文件和政府规章来解决，能够上升为法规的，要积极上升为法规。在这方面，《省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促成省人大立法，就是成功的先例。二要用法治环境建设惠民生。我们要坚持以法治惠民为目标，不断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依靠法治途径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问题，特别是在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建设等问题上要充分集中民智、尊重民意，在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充分维护民利、保护民安，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三要靠法治环境建设保稳定。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先决条件，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保持稳定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实行法治。因此，我们必须把法治环境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做好基层和基础工作，确保法治环境建设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良好基础。
（二）突出司法公正来推动。司法公正是构筑法治环境的根本要求。只有提升司法公信力，才能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一要健全司法保障机制。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和创新司法人事管理和跨区域司法机构设置，减少和排除影响审判和检察公正的体制和不合法干扰。要健全程序保障机制，规范司法程序，通过程序公正实现结果公正。二要完善司法公开制度。要坚决按照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司法公开范围，促进和落实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三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切实加强人大对“两院”的监督，加强政协和派的民主监督，加强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加强司法内部监督，建立健全监督联络机制，畅通监督渠道，提高司法公正。
（三）强化法治建设来推动。一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加强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进一步增强全市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法律素养，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二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整合法律服务资源，积极为重大工程建设、招商引资、经济结构调整、、民生等领域提供法律服务。加强法律服务接受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服务质量纠纷调处机制，切实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要严格实行法官、检察官的准入制度，优先从具有法律资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中公开选拔考核，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干部队伍。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实行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评定，提高法律服务队伍素质。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升公务员队伍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四）严格权力监督来推动。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要加强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促进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一要完善法治监督体系。要加强权力机关监督，强化以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和党内监督为一体的监督体系建设，建立行政执法的长效监督机制，提升行政层级监督的效能。各级政府和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制机构，各级监察部门和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监察机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协助，形成合力，确保法治建设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二要强化社会监督管理。要将有关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人员、执法程序等内容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要加强人民政协以及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监督；加强和改进举报工作，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渠道。三要严格行政问责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我市《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决定》、《关于建立产业集聚区四集服务制度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建立问责长效机制，将事前教育、事中监督、事后问责在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导致重大责任事故的，要严格问责，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三、合力保障法治环境建设
法治环境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求严、标准高、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强化责任，形成合力，确保法治环境建设顺利推进。
一要加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列入议事日程，纳入工作计划，常抓不懈，落到实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要切实承担起责任，推进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定期听取汇报、研究问题、部署工作。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自己的职责，按照职责要求开展工作，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一抓到底，务求实效。
二要合力推进。法治环境建设不仅仅是一两个部门和单位的事，全社会方方面面都有责任、都有义务。各级各部门都要增强责任意识和作为意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把法治环境建设同依法办事、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使其真正成为一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重要工作。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5
现阶段，渔政管理部门全面落实“两学一做”，将学习教育常态化与制度化，全面部署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能够做好渔政管理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干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面推进，发挥干部带头作用，以落实思想政治工作。
1以人为本理念概述
渔政执法工作的开展，主要是为了加强渔业资源保护，规范化管理捕捞工作，需要渔政管理人员深入到基层，严格执法检查，做好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渔民角度出发，依法执法，落实各项工作，践行渔政执法的理念，服务渔民。
2渔政管理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2.1渔政管理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引导
新时期下，渔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渔政管理的客体随之增加，渔业经营人员构成较为复杂，部分人员的文化知识相对较低，自我利益意识较强，缺乏法律意识。在渔政执法的过程中，难以使所有人员心甘情愿的服从管理，并且接受处理。基于此，若采取强制执法的方式，极易引发冲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与不利影响，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来引导教育渔民，从渔民的角度出发，提高渔民的思想认识，以提升管理效率。这需要做好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干部人员的服务意识[1]。
2.2渔政管理干部素质水平提升的需要
渔政管理干部人员的素质水平不同，部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主要体现在法律素养与政治素养等方面，在正常工作中难以有效的落实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未能正确的按照法律法律知识，运用管理技能，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执法过程中出现执法不严或者作风生硬等现象。为此，做好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必要[2]。
3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策略
3.1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开展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政工作，要做到与时俱进，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将此项工作常态化，以坚定渔政管理干部政治方向，坚持思想建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时，除了做好规章制度宣传外，还需要结合渔政执法工作实际，做好渔政管理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渔政执法工作目的并非增加非法捕捞整治次数，而是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这需要渔政管理干部能够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够准确定位自己的作用，提升服务水平。譬如：某?o政管理站，开展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渔政管理干部体验渔民生活，让渔政管理干部深入到渔民群众中去，感受生产经营的不易，了解渔民所需，总结渔民所需的问题，利用专业知识，帮助渔民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在禁渔宣传期间，开展多次宣传工作，出动宣传车，发放相关法律资料，并且与渔民面对面交流，帮助其解答相关问题，在帮助群众提升环保意识的同时，强化自身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
3.2依托互联网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新时期，渔政管理干部学习教育的开展，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既要做好日常工作，也需要落实渔政管理干部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均衡工作与学习，而互联网的引入，为此项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具体利用时，要注意避免形式化问题，鼓励渔政管理干部多学多干。因为渔政管理干部是国家相关政策与制度的落实者与执行者，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做好岗位工作，创新岗位服务，这需要其不断地学习，丰富自己，开阔视野。可以利用互联网，构建学习平台，譬如：构建微信学习小组，组织渔政管理干部，学习渔业法律法规、海洋与水产基础知识等，采取在线考核的方式，促使渔政管理干部能够及时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架构。利用各类社交平台，发挥政工人员的作用，从各渠道开展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政政治工作，潜移默化影响渔政管理干部，同时扩大思政政治工作范围，实现教育对象多元化，除了教育渔政管理干部外，也将渔业生产者作为教育主体。
3.3强化渔政管理干部的“以人为本”意识
渔政管理干部学做“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重点在于提升渔政管理干部的以人为本意识，使其能够在日常工作中将渔民放在主体地位，为渔民服务。这需要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让身边人引领身边人，用先进的典型感动周围的人，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要注重宣传与倡导年轻干部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鼓励青年干部承担时代责任。除此之外，需要加强实践磨炼，以提升渔政管理干部的能力，让青年干部深入到最艰苦、最锻炼人的地方，经受实践考验以及群众的检验。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公民公民素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出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公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从公民自身,公民与公民、社会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看,公民素养就是对所有公民的一种普遍要求,即遵守社会基本规范和准则。具体为,公民以天生禀赋为基础,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已习得的知识、能力对自身、他人以及国家予以正确定位和认知,在参与社会生活中,正确行使权力和自觉履行义务,不断提高政治法律修养和文化道德素质。公民素养影响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公民素养无疑是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前景。在发展关键、改革攻坚、社会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公民素养的培育与提高成为进一步挖掘我国发展潜力的一项重大举措。
1、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素养现状
“社会转型期”指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是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结构转换、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各种利益调整及社会成员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明显变化,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铺路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期间,我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公民各方面素质较以前有了较大进步,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集体意识、法制观念得以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强音,但不置可否的是各种社会矛盾高发、多发、频发,各种无视准则,曲解规范,亵渎职责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公民各方面素养没有实现全面均衡的发展,正常的社会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1.1公民政治参与水平较低,法纪意识淡薄
首先,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公民参与热情普遍提高,但总体上,公民参与水平仍较低。一方面,由于已充分认识到政治在利益分配中的权威性地位,有些人迫切参与政治的愿望实为一种畸形的功利主义崇拜,如基层选举中的盲目和不公平竞选,公民消极、无序选举,虚假被动参与政治的情况较为严重。这种对民主法治的认识及参与技能的缺乏,终难以确立正确的行政方式,达到有效地参政效果;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民往往把自己当做国家和政治的附属物,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认知水平的低下,如许多弱势群体缺乏财力物力的支持去追求温饱之外的精神提升,久而久之,政治冷漠会不同程度显现,政治认同感不断下降,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日渐疏离。
其次,目前我国公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制约着公民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一方面,很多人将法律当成教条式的范本,抱怨法律条文的繁冗和晦涩难懂,难以轻车驾熟,所以抱着侥幸心理干脆不予理会,当突然事件发生需要法律支持时却又因缺乏法律常识而手忙脚乱;另一方面,部分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深知法律在法治社会的重要性,但除了法律及相关专业以外的人对法律知识、程序等的了解和学习仍处于浅显层面,甚至有人认为法律只是企业、媒体、政府回避监管,以及糊弄大众的武器,而平民大众只会成为法律的牺牲品,这完全是一种对法律消极抵触的态度,曲解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
1.2公民主体意识模糊,主体判断能力弱化
首先,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调整和冲突,把公民义务囿于对国家、民族、政府的单纯服从意识已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的是唤醒公民主体意识,使之上升到关心社会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的高度,并寻找更广阔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如通过网络平台监督政务公开,对各项政策的实施予以评价和建议,从而实施和发挥公民主体能力,切实成为建设性公民。
其次,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提高主体判断能力有待提升。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关系本位”、“人情先行”的泥潭,“走后门”等各种潜规则行为完全失去了主体自愿追求自由的权益;企业的不成当竞争,偷税漏税,“投机倒把”,打着创造社会效益的名号至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于不顾。这些追随错误价值取向,公正立场动摇,物质贪婪极度夸张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行为严重威胁了公民个人理性的形成。因而激发公民的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的不怯懦的运用理性判断是非曲直,从而提高公民素养,维护公民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3公民社会责任感下降,社会公德意识淡化
首先,当前我国公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软肋”。有人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扔烟头和果皮纸屑;在公共汽车上无视老弱病残;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不顾他人安全;在公共领域大声喧哗,满嘴粗话,甚至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这些都违反了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小悦悦事件”中十八路人对生命垂危的一岁女童视而不见,若是大多数人都畏手畏脚,怕遭“碰瓷”,只“围观”而不作为,把无奈当做泯灭良知的借口,社会信任和公共善意必将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有相当部分公民缺乏公德意识,对他人的财产和权利不予尊重。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论公德》中就指出:“我国国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如今,在公交车上驱赶拾荒老人,歧视农民工,忽视起码的公共善意,难以恪守公共良序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只把道德行为限于血缘与地缘的环境中,只对家人,朋友,熟人等施以“真善美”,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就把作为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使命抛之脑后,甚至有人明知故犯,肆意破坏公共秩序,挑衅公共准则和规范。
1.4公民科学文化素养和心理素质偏低
首先,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气略显浮躁,人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不注重个人修养和内省精神,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践行出现脱节。日本“80后”作家加藤嘉一在其新书《中国的逻辑》中写道:“中国的知识非常廉价,中国人不把读书当回事,一本书的价格还不如星巴克的一杯咖啡贵,中国的物价、房假都在涨,独书价不涨,只要中国人不爱书,不论经济怎么发展,都是可以小瞧的。”这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样的当头一棒让我们不禁深思,我们公民的文化修养亟待提高。再如当前有的大学生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片面追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学习动机不明,专业基础不牢,长时间处于麻木状态,不注重精神充电,舍本遂末,为以后就业和深造埋下了隐患。
其次,从近年来,我国部分公民在危机和灾难面前的表现来看,公民心理素质偏低。03年“非典”时期,人们疯抢板蓝根,04年松花江出现10公里化工污染带时,人们哄抢饮用水,日本发生核危机时,有人比日本人还紧张,引发了全民抢购碘盐风潮。这种恐慌说明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的不足,缺乏对病菌传染、环境污染及大气辐射的常识,且心理素质较差,在灾难危机面前没有正常的心态和正确主观判断能力,容易受谣言蛊惑,缺乏对社会和国家的信任。
2、公民素养现状原因分析
2.1受封建思想影响深重,文化传统消极方面制约公民教育的发展
一方面,我国封建社会存在时间较长,许多封建保守思想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君臣民”“官本位”等封建等级文化思想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蛀虫。我国经历过艰难地战乱、革命时期,使文化传统元气大伤。在当今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压力大而疏于关心社会和他人,人际关系日渐复杂,不满、焦虑、挫折和怨恨等负面情绪随之产生,很多人选择“冷漠”作为为自我保护的屏障。“物质匮乏导致对生活的甚至生命的威胁,带来的恐惧超越了任何一种文化。”[1]所以,“非典”,核危机时的抢购风潮,除了把这种恐慌归咎为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缺乏的同时,背后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另一方面源于公民教育偏重理论,缺乏主动参与和实践。在升学率的压力下,素质教育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对于公民教育的内容往往浮于表面,难以系统内化传统文化的精髓,且只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简单见解,常忽视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因此,公民主体意识和政治法律等知识难以内化为公民的自身素养。权利和义务被架空,国家主人翁地位不能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对青少年缺乏心理疏导,影响健全人格的形成,进而难于融于社会和培养社会责任感。
2.2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与集体主义道德相矛盾
市场经济提高公民开拓进取的积极性,激发了公民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同时,由于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内在缺点对我国公民素养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有人迷失在“物欲“的漩涡中难以自拔,以“利益最大化原则”替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在价值评价上以金钱为尺度,以成败论英雄,导致不正当竞争,非法牟取暴力等行为持续上演。在生活上,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扩张和蔓延,人情冷漠,尔虞我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往往被过分的曲解并深入到各个领域,使人们形成了斤斤计较,按酬付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是受西方利己主义侵入的巨大冲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化及各种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互联网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汇聚交织。部分公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异域文化时缺乏辨别能力,盲目追求所谓的“时尚“,这种科学思维的缺乏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漠然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优厚的社会福利和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使很多崇尚西方价值观,片面相信西方“人权”和“民主”的说教,有人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产生了极大的信仰和社会信任危机。
3、公民素养提升路径浅析
塞缪尔·斯迈尔斯说:“如果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她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和公正的美德,她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2]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素养参差不齐的情况,必须充分利用行政、舆论、教育等手段,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的特殊影响力,调动各种公民群体提升素养的积极性,从而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3.1根据转型期公民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努力构建公民素养提升新体系
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公民素养才能有更大的培育和提升空间。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兴国战略,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另一方面,要辅以政府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市场监管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给公民素养提升培育肥沃的社会土壤。
其次,政府要积极引导,为公民素养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在文化多元化和缺乏统一价值观的社会转型期,各级政府在社会转型期要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明确政府权力规范,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切实完成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转变,在公民政治参与,形式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给予积极引导,予以公民政治和法律素养的提升正确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保证。一方面,要通过媒体、网络等各种形式做到政务公开并广泛接受公民监督和批评建议,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优化民主选举形式,实现公民政治意愿,提高其政治参与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具有强制性的公民文明规范,用法律约束少数不自觉公民养成文明习惯,依法开展普法教育,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鼓励和鞭笞结合起来,促进扶正却邪、惩善扬恶的社会法治氛围的形成,防止和避免价值取向误导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再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等教育阵地,对公民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之保持政治立场的坚定,增强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再次,要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公民素养的提升提供有效社会支撑。社会组织是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粘合剂”。一方面慈善团体、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社会组织对于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给公民提供政治参与的锻炼平台和机会,进而提高公民素养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这比政府直接组织有更好的效果,如在赈灾救灾、扶贫济困、帮助妇女儿童和老弱贫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都得到了广泛响应并持续开展。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资源,往往人才集聚,能够充分发挥其人才优势,给大众提供咨询、服务、又可使其科学成果或专利技术得以推广和应用,推动了科学技术、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在协调好组织内部事物的同时,能有效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促进人际和谐,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利益整合重要机制。
最后,要发挥大众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为公民素养的提升创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大众媒体在舆论导向、对公民、社会及政府监督等方面发挥着“喉舌”作用,是折射公民素养的“镜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台、报刊、杂志、网络等传播媒介,宣传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和科学理论,将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公布于众并呼吁社会遵守,给公民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正确引导;另一方面,各种媒体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对违法乱纪、,文明示范等不和谐现象予以曝光和批评,从而引起社会关注,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从而对公民及社会有效监督和制衡;要宣传精神文明新事物、新典型、讴歌人民群众的高尚风貌,如可采取“公益广告”“微电影”等形式,强化影视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激起公民参与自我提升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各种主题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使自身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
3.2根据转型期公民主体的时代性特征,不断开拓公民素养提升新领域
首先,要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塑造党政人员新形象。党风不正会导致严重的公民个体叛逆。一方面,党政人员必须严于律己,依法行使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自觉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规范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公生明,廉生威”,另一方面,党政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爱民、为民,向杨善洲、沈浩等许多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先进典型学习。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各种利益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要牢固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淡泊名利,廉洁奉公,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进攻。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争做先锋模范,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同时,要深入群众,身体力行,要重视提高业务水平和办事能力,树立在公民心中的崭新形象,为公民素养提升起榜样带头作用。
其次,要致力于人文关怀和引导,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的素养提升。一方面,给予弱势群体以足够的人文关怀,尊重、理解和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其树立信心和增强自助能力,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心理健康,增强其思想道德素质和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就业和再就业工程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办法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再就是要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弱势群体的在各项决策中的参与权利,增强其政治法律意识,使其能够正确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以调动弱势群体公民提升素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再次,要倡导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创新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已成为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实选择,也是影响公民整体素养,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公民要正确对待“学历”并且注重“学力”的提高,即在不同环境中获得知识、进行创新、与人沟通的重要能力。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服务,把提高知识水平与训练思考与分析、判断的能力向结合,以及注重个人内涵和精神层面提升。另一方面,要改进公民教育方法,创新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校教育要注重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来规划和实施公民教育,不要拘泥于思想政治教科书,要通过各种媒介和环境进行公民素养宣传,坚持知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全面提高学生公民素养。
最后,要始终坚持兼容并蓄的开放理念,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经验。社会转型期,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具有广阔胸襟和国际化视野,放眼全世界,站在新的立场去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养成正确的公民行为习惯,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充实和丰富公民教育的内容,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如学习日本坚持在国民素质教育中防患于未然的灾难意识教育,向西方国家学习,高度强调国家意识和社会统一,突出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制意识。只有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要共同努力,形成深入持久、实事求是的立体系统教育,且大力倡导“终身学习”,我国公民素养才能迈向新高度。
“欲新国,必新民”,“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3]社会转型期,公民素养的提升与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左膀右臂,全体公民必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和视角对待我国社会转型,培育平和包容、文明健康的社会心态,全面提高文化道德素养和政治法律素养,为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共同努力！
注释
[1]李大光.日本核危机引发公众恐慌的思考[J].科普研究,2011(3):60.
[2]宋景堂,刘曙光,刘志明译.塞缪尔·斯迈尔斯(英).《品格的力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1.
[3].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7日.
参考文献
[1]林世选.国民素质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国民素质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7
关键词：法治价值观；法治共识；固本纳新；法治权威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97-05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围绕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价值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法治”本身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元素外化，内含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导向；法治中国的建设对于“法治”价值本身又不断提出新的现实要求。从两者的互动关系不难看出，法治价值观的凝练逻辑是促使法治价值由理论符号具象化为行为准则的首要前提。
一、法治价值观凝聚的现实前提：法治共识
法治中国的建设是现代法治的时代要求和实践导向。从主客二体的角度看，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1]。法治共识体现了国民的法治认同，凝聚着国民核心的价值诉求，是法治自信、自立、自强的前提与基础。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共识即国民认同性的法治，必然是意识形态的精髓，是国家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必然是具有一定超越性的理念而不是战略手段性的工具[2]。国民认同性的法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推动了法治由治国方略到指导思想体系的提升和角色转变。当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导向的法治共识，也助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首先，实现了法治由“工具”性手段到价值性目标的升华。历史实践证明，法治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政治建设之中，其扮演的角色亦都是战略技术性的、工具性的，对于国家建设有着双重性的作用。譬如，《商君书・定分》提到“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子・难三》对“法”阐释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与官府”，《韩非子・有度》“以法而治国，举措而已矣”等。这些思想适应了时代需求，对于推动封建大一统、维护政治稳定发挥了关键性的统治工具作用。又譬如，“统治阶级工具论”，法律被看作是简单的管制工具并一度废置，由于对其本|的片面、僵化理解，造成了长期以来的唯长官意志倾向、官僚专断倾向等[3]。社会主义法治共识的凝聚改变了传统的法治认识，因为法治共识作为社会层面的国家制度价值取向体现，是基本的价值认同，它因民主认同而产生，促使法治蕴含于民主制度之中，并成为有别于其他次生价值的持久性价值。“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4]，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摆脱了传统的专制法治束缚，法治成为了人民表达自身权利、维护共同利益的手段。对法治的共识性认识使其内化为国民的价值追求，体现为法治共识使得法治超越了一般的社会诉求，内化为超越性的价值理念，进而集聚人心，形成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站在历史的发展的道德制高点上引领方向。
其次，实现了法治由治国方略到核心价值思想体系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于法治建设从未懈怠，从“依法治国”方略到“法治”核心价值的深化，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中国战略的最终谋定，法治共识都扮演了价值凝聚的角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法治状况关系到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培育与践行。作为国家法治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法治以价值理念的形式内涵了现代公民的法治意志、精神观念、价值目标，并包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治国方略的内在意蕴，并具体外化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公民普法等。值得注意的是，法治共识必须要着眼于人民实际，切实体现“良法”价值。以法制为例，“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5]法治不仅是一个价值考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引领的问题。法治共识是公民法治意识、法治素养的凝结，它是法治价值由外入内、濡化践行的必经阶段，有利于“使法成为生活的因素、行为的尺度以及人民心灵的力量”[6]，有利于实现其战略性方略向核心价值体系的转变，推动法治创新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最后，助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美、英、德、法等世界成熟国家的法治历程来看，尽管它们因现实国情、历史文化等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差异，但是，总览其法治建设规律不难发现，这些成熟国家一开始都是以政治口号宣传、价值观念生活渗透、价值理念法制化等形式构筑法治共识为开端的[7]。通过养成法治共识以强化价值观念的方式不仅是国际上通行的范式，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中亦有章可循、有迹可考。办学兴教、奖励名节、铭规制法等集中体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法治共识养成的重视。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变革的洗礼，传统的价值观念亦受到国内外多种思潮冲击，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法治本身寓含着其特有的人文关怀和权威规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培育提供着导向、保障、强化等多重性价值。“在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应该着眼于推动意识形态法治价值认同的问题”[8]，通过确立法治共识有助于激发法治主客体的内在动力，增强全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法治素养，增强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的公正性与效率性，有助于促使法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确保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法治价值观的凝练导向：固本纳新
对于正在迈进法治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我国的法治必然体现一定的阶级属性和制度属性，必然要求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进而才能谋求法治的全球话语权。然而，仅仅依靠国民的法治共识、法治认同是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这就需要深入挖掘“法治”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内涵，吸收现实法治建设中的种种经验，需要从历史养成和现实创新中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其一，根植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法治价值观的内涵。法治价值实现的根源在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即传承、诠释、生成法治文化中符合现实需要的价值思想，实现由静态传统文化到动态法治实践的转化。重新审视中华法治文化的流，可以发现其主要经历了以法为本（商鞅）、重德轻法（孟子，董仲舒）、礼法合流（唐太宗）、天下之法（黄宗羲）等思想的演变，这些思想是从春秋到晚清时期我国几千年法治筑建凝结的土壤，侧面流露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法治积淀和自信。尽管这些法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其寓含的价值目标、主体导向与现实也具相悖面，然而其思想的精髓亦能为现实社会所“嫁接”、改造、丰富、升华。如，《商君书・修权》曰：“谚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鞅关于统治者选官用吏、廉洁法治的论述对于当代廉政法治有颇多反思价值，与当前国家主导的反腐倡廉、廉政建设亦有相得益彰之相。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9]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治只有深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才能够变法治自信为法治自觉，真正做到强基固本。
其二，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法治”价值观的时代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并无有关“法治”的专门论述，其主要观点散见于相关著作和实践之中。《德法年鉴》时期关于林木盗窃法的问题以及摩塞尔农民状况与莱茵省政府的官方论战等经济利益问题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对于“法治”着重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理论阐发。他们指出，法律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并以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意志的形式而出现。它在履行暴力工具职能的同时，也发挥着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面对蒲鲁东、巴枯宁、杜林、拉萨尔等对于“法治”上层建筑理念的歪曲和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就道德、法律的绝对主义与超阶级论、暴力统治决定论、“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等“国家精神和道德基础”进行了批判。区别于以往的法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揭示了法律的唯物性、历史性以及阶级性，并提出了真正法律的衡量依据――“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10]。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者，列宁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理念，明确强调了宪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强调“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11]。此外，列宁对于法制建设、法制监督、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等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对于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历史性的启发借鉴作用。
其三，着眼中国的现实境遇凝练创新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埃尔哈特・丹尼格提出，法治有着基本的底线维度、价值指向，即“只有被治者基本上是自由的，‘法治’才有意义”[12]，确切地说，公权力应同受监督、公民权利合法保护。然而，综观我国的法治体系总体，其满足民主需要的价值亟待加深，制度完备仍待进行。我国的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以及普法制度等依旧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提升空间，单一领域的改革创新并不能带动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也就难以渗透影响，最终背离了法治价值指向性的法治设计初衷。如政治学者杨光斌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呈现出的权力监督不力、司法“人情”困扰、城市管理部门重叠交叉等问题，需要多部门协调的有机法治体系来破除。美、英、法等国以法治建设推动民主的成功实践与俄罗斯民主转型失败的例证，亦指出了大国治理的内在逻辑在于先确定国民核心价值指向性的法治体系以保障民主的实现[13]。由此，我国立足本国实际和借鉴西方经验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必须指出的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前提在于以法治价值观寓于治理的情境、导向、目标、治理之中，实现法治制度的革新与重构。可见，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的凝练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理论建构问题，而是体现国民意志的价值引领问题、是在现实境遇中实践体验、升华、验证的问题。
三、法治价值观的基本诉求：重塑法治权威
西方学者拉兹提出，法治的内容至少要有两个部分：一是人民遵守法律、接受法律的宗旨；二是法律必须发挥其指向性作用[1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亦多次强调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作为国家意志即人民意志对于人民的规范、导向、保障作用等。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实现了由静态法制到动态法治的升华，弥补了传统的法治认识短板，确立了社会层面的法治核心价值观。现代法治要实现其“良法”的价值，践行法治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在于制度制定的科学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以及国民普法的自觉性，概而言之，即树立法治的权威。
首先，健全法制体系实现制度的法治价值注入。法治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其“基”在于由宪法、法律、法规等构成的“良法”体系，其“魂”在于以制度形式涵养的以宪法为根、法律至上、公平正义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观，两者互存互促，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瞩目成就，法律规范日益严密，交错互补，为国家稳定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细则规范、法律适用、立法监督等诸多方面仍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弊端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以《条例》（2005年）为例，该条例是总结建国初期经验而制定的，是特定时期制度的凝结。然而，览窥近年来的状况，诸多矛盾性问题呼之欲出。《条例》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仅不能以法律形式承担工作重任，更不能明确定位其工作职责，其结果是职责混淆、行政效力低下。由此，规范立法、到位监督以及法规调整等再次被提上日程。美国学者诺斯就规则提出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概念。这里，“正式规则”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非正式规则”可以看作习俗。面对两种规则的冲突，我国各种法律制度的制定、修正应充分考虑非正式规则的反作用。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重要调整应该始终贯穿着法治核心价值观，符合广大人民的价值定位，这样才能在增强“正式规则”生命力的同时，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做到凝“魂”固“基”。
其次，建设法治政府助推法治价值观的实践转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法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秩序价值、公正价值、人权价值、效率价值、和谐价值等，提供了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公正治理的“善治”机制。其中，居于“善治”中枢地位的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法治权威的体现和践行，是“不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始终坚持以法治价值观为指导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始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透明行政。在我国，法治政府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是国家职权的履行者，始终坚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准绳。为了保障民主、民生，法治政府通过严格执政实现法治价值的传导、外化，包括政府本身的执法修养塑造、执法过程的法治价值传导以及和谐民生环境价值外化构筑。国家法律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法治政府的建设中，而且体现于司法部门的变革中。司法公正是法治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它与依法行政互相呼应，共同助推法治价值的实践转化。司法公正的实现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而巩固这一前提的根本性措施在于制度设定，在于以制度的形式强化权力监督，切断司法、行政间的“人情”链条。
最后，培养公民意识促进法治精神的实践养成。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个体内化，是法治共识养成的直接结果。黑格尔指出，“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因为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的材料”[15]，这里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是国家主体性的自由。在我国，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非公权力的掌权者，法治主体的精神建构即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公民意识的养成是其法治r值的认同、濡化以至自觉践行的过程。通过社会耕植、公民教育以及文化熏陶等良法善策，有助于实现公民个体及群体的价值濡化，促使法治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实现从法治认同到法治自觉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工作应该把握好长期性与针对性的统一。所谓长期性，就是注重法治公民培养的过程，注重阶段性舆论引导与长期性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所谓针对性，就是根据依据对象的修养状况、教育水平等开展公民教育，适时、适地注入法治价值观，从而促使人们对于法律长存敬畏，对于法治长存自信。关于公民意识的培养，除了基本的外化策略外，更应注重个体的法治精神激发。聚焦国内外环境，人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日益泛化，法治核心价值的导向对于激发个体内在的价值共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法治是时代的潮流，中国法治的出路也在于法治的现代化。法治价值观作为国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结语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实的抉择、历史的必然，是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升华。这里的法治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它是公平正义、民主平等、法民和谐的法治，是与国际法治求同存异、谋求全球话语权的法治，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统一。法治中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良法”与“善治”的结合，其逻辑前提在于法治价值观的养成与认同，基本途径是法治价值观的固本纳新，逻辑终点是重塑法治的权威。这种基于国家顶层设计的法治逻辑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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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8
刚才，X同志传达了平安XX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分析了全县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安排，三个单位分别做了交流发言，讲得都很好，大家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下面，我就这两项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关于平安建设工作
关于平安建设，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要深化思想认识。平安建设是一项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任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一，这是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现在平稳和谐的良好局面和幸福安宁的美好生活，都是通过长期抓平安建设换来的。但过去安宁不等于持续安宁，今天安宁不等于明天安宁，要确保长治久安，必须持续深化平安建设。第二，这是民生保障的需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基本需求，平安是人民群众最底线的民生愿望。近年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有力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持续提升。但平安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持之以恒地抓下去。第三，这是持续发展的需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但发展的前提是平安，没有平安的环境，就没有更好的、可持续的发展。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做到两手抓、两手硬。第四，这是执政的责任所在。为官一任，主政一方，就要牢牢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否则就会失去民心、丢掉初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以赴抓好平安建设，确保X安宁和谐，确保实现更好地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要注重标本兼治。平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才能确保长治久安。首先，问题导向治好标。要紧盯“五个不发生”（即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不发生非访群体事件、不发生命案、不发生暴恐事件、不发生危害政治安全事件）目标，把解决已然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抓实抓好，切实做到出现一个、化解一个。第二，注重源头治好本。什么是源头?抓源头干什么?源头就是引发已然问题的症结所在，抓源头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症结，达到不出事的目的。重点在六个方面下功夫：要抓早抓小，通过抓实书记民情“三本账”等有效渠道，第一时间收集信息，然后分类施策，强化沟通引导，把问题消化在萌芽状态；要及时研判，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判趋势、找问题、查隐患、抓源头，强化系统施策，做到防患未然；要科学应对，运用科学思维，尊重规律、尊重法律、尊重民意，研究深层次规律，找准主要矛盾，科学施策把问题解决好；要果断上手，对于风险和苗头性问题不要等、不要拖，必须果断上手，早上手、早解决；要依法依规，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和人情等手段，积极稳妥回应群众诉求，依法依规解决矛盾问题；要堵塞漏洞，认真研究每一个问题背后的漏洞，从源头着手建章立制，最终铲除问题隐患和滋生问题的土壤。第三，立足长远建好制。主要是法制和机制，关键是把现有法律执行好、用好，把根据实际、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的操作层面的有利于社会治理、有利于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健全好、落实好，实现隐患和问题“减存量、防增量、控变量”目标。
三要强化组织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担当意识，主动作为、超前作为、务实作为，促进平安建设上水平。第一，书记民情“三本账”要抓实抓好。以落实书记民情“三本账”为切入，充分发挥县镇村三级书记“关键人”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期盼的“关键事”，推动形成“群众说事、书记接事、组织办事、安宁无事”的良好局面。第二，综治维稳机构要强化统筹。县委政法委、综治维稳中心、信访局（联系办）要切实发挥好综治维稳专门机构的组织、协调、督导、考核、问责的职能作用，强化工作统筹，敢于较真下茬，推进平安建设深入开展。第三，部门责任要落实到位。各部门要扛牢压实平安建设政治责任，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平安建设工作任务落实落细，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第四，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镇村（社区）基层组织要以“三本帐”为引领发挥好保一方平安的作用，要持续深化镇村工作一体化机制和基层治理“三共六制”机制，着力提升执行力、公信力，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推动平安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关于依法治县工作
近年来，我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坚持法治X、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扎实推进“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县”“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县”创建，营造了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共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依法治县整体水平的提升。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强调五个方面。
一要强化意识。多次强调，要强化法治思维，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总书记还强调，要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政法机关各级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在全县营造尊法崇法守法的浓厚氛围。
二要提升能力。法治意识强化了，没有法治能力也不行。当前，政府部门、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存在法治能力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是“不学、不钻、不用、不究、不考、不评”“六不”造成的。要切实增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懂法用法，干部提拔时要把考法律与考纪律结合起来，行业部门更要多钻研问题、多研究法律，不断强化法治实践、提升法治能力。
三要营造环境。依法治县需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当前，法治环境主要存在法治文化不张、法治合力不足、法治效果不佳的问题。法治文化不张，就是法律至上、忠于法律的意识和遇事用法找法靠法的意识还没有树立起来；法治合力不足，就是党委政府统筹不力，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执行不力，遇事踢过来踢过去，没有形成法治合力；法治效果不佳，就是群众满意度低，甚至不相信法律，这是个可怕的问题。党的五中全会依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最基本的治国方略，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县全过程，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执法、公正司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四要树立导向。要切实增强法治效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法治意识，形成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和鲜明导向。干部层面，要综合运用考核考评、监督问责、干部任用激励机制等手段，解决不学法、不用法等“六不”问题；社会层面，要强化示范引领，把凡是能用法律渠道解决的事情和问题都引导到法律渠道来解决，树立一批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典型，依法严厉打击一批缠访闹访问题。同时，用好行政执法评议、司法评议等制度，强化依法治县工作考核，不断提高法治能力和法治水平。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9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建设；法律素质；基本要素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6-0090-06
法治作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绝不仅限于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它更是一种人的主体活动，要以全民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作为基础和保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①可见，人民群众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否具备知法、信法、守法、护法的法律素质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全民法律素质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我国法治工作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民法律素质是指公民所具有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以及运用法律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综合因素条件，是公民素质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的必备素质。”②经过30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已明显提高，但从现实层面看，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整体状况与法治中国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不少公民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人情高于国法的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缺少对法律的敬畏与崇敬，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现象时有发生，法律信仰尚未在民众心中真正建立。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提升公民法律素质的基本要素进行深入探析，寻求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有效方法，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夯实民众基础。公民法律素质的基本要素及其提升路径至少应包括法律认同、法律信任、法律敬畏、法律践行能力四个方面。
一、法律认同：法律素质提升的前提
法律认同是指公民在一定法律认知的基础上，基于理性思考而对现有的法律价值、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治理念等法律要素产生的认可和赞同。值得一提的是，法律认同根本上并不来自于国家暴力的强迫抑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是人们经过理性分析之后产生的一种主动的、心悦诚服的心理状态。法律认同是提升全民法律素质的前提，只有民众接受法律、认可法律，才会真正从内心信任法律、依赖法律、敬畏法律，提升法律素质的心理基础才会逐步形成。
1.法律认知是法律认同的基础
法律认知是人们形成法律认同的基础，一个人只有首先学习法律、懂得法律，然后才能谈得上对法律的认可和接受。“所谓认知，包含着人认识和知道之意，人必先认识客体，然后才能了解客体。法律认知的客体就是社会中法律的相关内容和实施情况。”③因此，法律认知是指认识主体对法律知识及其所反映的法律F象的认识、知晓、熟悉和掌握的主观状态。认知是行动的先导，通过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可以充分使其了解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自己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从而最大可能地保证行为的合法性。
法律宣传教育是增强全民法律认知、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一项直接而有效的基础性工作。我国从1986年开展全民普及法律知识（简称“一五”普法）到“六五”普法收官，全民普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经过6个五年普法规划的实施，全民的法律意识从无到有，法治观念由弱变强，全民整体的法律认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的普法工作仍存在教育形式单一、宣传方式落后、开展范围有限等问题，民众的接受程度和认知水平还很有限，因此有必要对法律宣传教育工作进行改进和深化。
第一，创新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的形式。在普及法律知识上，我们应该思考哪些方式更容易让民众接受和记住。例如，可以选取典型案例，分别组织党员干部、公务人员、普通群众旁听案件庭审，以鲜活的真实案例开展法治教育，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普及法律知识，以法释惑，提高震慑力。另外，普法的语言一定要通俗易懂，简洁明确，这样不仅利于执法人员掌握法律、宣讲法律，而且有利于广大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
第二，普法宣传要积极吸收互联网思维，借助互联网之力，乘势不断开拓新媒体传播渠道。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关注度都在互联网上，因此普法工作绝不应忽视互联网这样一个大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创建普法宣传的专门网站、开通普法宣传的官方微博、创建普法微信公众号等，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掌中”就可以学习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使其在日常生活中便能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
第三，在全社会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必须抓住培养青少年法律认知这个核心，即要把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专门的法律知识课程。人的认知的培养和观念的成熟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对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培养的法律认知，相对来说会印象更深，影响更深远。
2.法律认同离不开良法的制定
立法是法治的首要环节，良法是民众法律认同的基石。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④可见，只有从源头上提供良好的法律，才有可能使其赢得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正当性基础。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一部良法应具备以下条件或标准：一是良法在价值上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律是否体现正义是衡量其是否为良法的关键。二是良法在内容上必须反映客观规律。法律应该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三是所立之法必须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体现在每一项立法之中，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工作的有效展开，在提高我国立法质量的同时也增强民众的法律认同感。
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我国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来说，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基本上都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或是借鉴国外的，因此，这些法律所镌刻的是他国的历史，所寄托的是他国的民族感情和道德精神，这就难免使法律沦为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而难以为我国人民所认同。正如梁治平教授所忧虑的那样：“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⑤我们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不应全盘引进吸收西方法律条文和制度，那样可能会导致法治的“水土不服”，比如，我国传统上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民惟邦本、政得其民”“法不阿贵”“矜老恤幼”等思想精a，都能给人重要启示，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如此，才能实现与本民族文化相一致的法律现代化和法治，法律也才能真正深入人心，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二是要提高法律的便民性和人文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关心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物，或者说更容易认可那些能迅速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如果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可以为他们提供便捷的服务，帮助他们迅速解决问题，那么，他们自然会感受到法律的好处，从而真心地接受和认可法律。因此，要继续提高法律的便民性，根据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需求的变化，及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时效性的法律，使民众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第一时间在法律中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另外，要提高法律的人文性，即法律不仅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体现出人文关怀。一部好的法律应当是情与理的结合，当然，这里的情并不是指为了一己私利的私情，而是指人之常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情味儿”。由于法律的实施者是感情动物，法律所面对的也是现实中真实的人，因此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对情的包容和融合。例如，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突发疾病，法律就允许法官酌情休庭，先看病然后择日再审，这就是法律具有“人情味儿”的一面。
二、法律信任：法律素质提升的精神动力
信任是相信并敢于托付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往往是两者之间构成稳定关系的重要情感基础。提升全民的法律素质，构建法治社会，不仅需要良法善治，更需要民众对法律的心理信任，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遵照法律设定的行为规范去行动。法律信任是指社会成员基于法律制度公正性的前提条件，在对法律运行规则的内容以及法律规则运行的有效性获得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于法律制度产生信心，相信法律能够按其预测发生效力，并且相信其他社会成员也与其持有相同的预测，从而自觉地将其自身资源置于法律控制之下，自愿接受法律作为调整其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行为。⑥相对于法律认同，法律信任在程度上更进一步，是在认同的基础上对法律的一种更稳定、更持续的心理依赖状态。因此，培养民众的法律信任对于法律素质的提升有着更深层次的决定作用，是推动全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精神动力。但是反观当下，我国的人治传统仍旧深厚，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甚至“畏讼、厌讼、耻讼”，可见法律信任的缺失仍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难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⑦。从古至今，我国民众对法律信任感的确立不仅仅来自于法律如何规定，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法律怎样被执法部门尊重和严格执行。因此，政府守法以及执法的程度是影响民众法律信任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民众法律信任难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存在有法不依、越权执法、徇私枉法等现象，这不但侵犯了民众的合法利益，更削弱了法律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和神圣地位，自然不利于法律信任的形成。另外，目前，“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的执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承担”⑧，所以，行政部门是否依法办事，能否做到严格执法，直接决定了法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为此，我国的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制度，强化行政执法程序，严格执法标准，做到各项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执法不公、随意执法等行为，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民众的法律信任。
此外，我们还应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这是提升民众法律信任的核心环节。党的十以来，中央出台和落实了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使我国司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首先想到的还是找有权有势的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这显然是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用制度保证司法的公信力。例如，建立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等，用制度将司法活动的方式、范围等内容确定下来，并使这些制度具有协调性、规范性和一致性，不因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机构的意志而改变，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司法的公信力。二是要不断完善司法队伍建设，不仅要注重司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化水平，还要加强司法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司法人员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试想如果连司法人员自己都知法犯法，又怎么能保证司法工作体现公平和正义？三是要坚持司法公开，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努力做到大案要案公开审判，使民众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整个庭审过程。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还可以有效遏制因司法腐败导致的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而司法不公本身便是法律信任的巨大障碍。
三、法律敬畏：法律素质提升的核心
人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往往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无法无天，最终只会自食其果。法律敬畏就是要将法律视为一种信仰，体现为对法律发自内心的敬仰、畏惧，并且自觉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坚守法律这条“底线”“红线”。“敬畏心是产生崇敬感的前提，是产生法律信仰的基础，也是法律得到自觉遵守的原动力。”⑨没有对法律的敬畏，就不会产生法律信仰；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不具备健全的法律素质。对于一个人来说，即使他学习了大量的法律知识，拥有很强的法律能力，但是如果他没有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一旦面对利益的诱惑，难免会动摇，从而出现藐视法律甚至践踏法律的行为。因此，提升全民的法律素质要以培养民众对法律的敬畏为核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我们国家并不缺少法律，真正缺乏的是民众对法律的敬畏之心，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目无党纪国法，贪污腐化、肆意妄为，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无形中在社会催生了“权大于法”的不正之风，影响了民众法律敬畏心理的形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⑩。因此，培育公民的法律敬畏之心，首先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其引领作用。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的法律修养，树立法律敬畏意识，把法律作为悬在头顶的“三尺利剑”，不仅在公开场合和集体活动中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紧绷法律之弦，保持头脑清醒，时时刻刻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真正将“法律”二字融入内心，做到法律修养中的“慎独”。另一方面，要加大α斓几刹课シ乱纪、徇私枉法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做到该处分的坚决处分，该没收的坚决没收，该移交司法部门的坚决移交，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用严格执法让违法者付出巨大代价，从而使其产生对法律的敬仰和畏惧心理。
另外，要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营造全民敬畏法律的文化自觉。在我国，由于受长期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人治”思想长期存在，法律一时还难以被所有人敬畏。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难办的事，第一反应是托关系找熟人，希望通过“关系”“人情”来打通关节、解困排忧，这样的思维在当下社会中几乎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法律往往成为人们最后和无奈的选择。“‘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运行规则大大弱化了法治的功能，它以关系代替规则，以关系的情面代替了法律的威严，使得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在人情的左右下常常倾斜。”B11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多元化、贫富差距加大等因素不断冲击人们现有的价值观念，个别人受金钱权力至上等扭曲价值观的影响，敬畏法律意识淡薄，甚至藐视法律，所以当矛盾冲突和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能客观对待，不愿寻求合理正规的解决渠道，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要瓦解盘根错节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在整个社会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使人们形成敬畏法律的文化自觉。要通过强化人们的规则意识，让人们适应法治社会中的法制化生存，消除人们羡慕、寻求、构建关系社会的惯性心理，引导群众正确理解法律、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当一个人面对矛盾和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法律而不是关系的时候，法律才能真正被敬畏和信仰。
四、法律践行能力：法律素质提升的落脚点
法律践行能力是法律素质结构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法律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法律素质提升的落脚点。人们的法律素质不能仅在法律意识或心理层面“悬浮式”地存在，还应当通过包括人们法律践行能力在内的各种法律能力去完成和体现，这样才谈得上良好法治秩序的实现。法律践行能力，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层次递进的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守法能力上。要使公民养成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这是法律践行能力的基础性要求。二是表现在用法能力上。即公民运用法律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三是表现在护法能力上。公民不仅要遵守法律、善于运用法律，还要敢于阻止他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同违反法律的行为做斗争，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捍卫法律的尊严。下面分别针对以上三个方面能力的提升展开具体讨论。
1.提升守法能力
指出：“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B12可见，守法的基本含义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使法律权利，自觉而忠诚地履行法律义务。要提高人们守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健全守法的奖惩机制是一条有效的路径。要使民众在直观上感受到法律的遵守与否跟自己的利益得失息息相关，从而自觉地依法行事，养成遵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奖惩并举的方式来督促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典型的例子就是信用制度原则的确立。《决定》指出，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B13。对自觉守法的公民要赋予法律上更大的便利，比如，实行优先解决问题、简化处理程序的“绿色通道”等支持性政策。对漠视宪法和法律权威、屡次违法者建立不良行为监控机制，比如，实行失信者实名制度和失信者黑名单制度，建立多部门、多层次、跨地区的联合机制，通过医院、学校、银行、交通部门、社保部门等机构建立相互协调、信息共享的个人诚信记录体系，健全守法义务与守法责任相统一的公民守法体系。
2.提升用法能力
守法和用法同属法律行为的范畴，都是法律践行能力的构成部分，不同的是，相对于法律遵守，法律运用的主动性、目的性更强，通常是主体自身或他人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主动寻求法律帮助，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尚且可以做到遵守法律，但却未必具备合理有效运用法律的意识和能力。比如，在商场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产生消费纠纷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自认倒霉，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具有维权意识，但缺乏正确的处理方法和途径，甚至出现“以违法治违法”的情况，最后不仅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惹出了更大的麻烦，这些都是我国民众法律运用能力不足的体现。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众法律运用能力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能够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一个具备良好法律素质的公民，必然也是法律运用能力突出的公民，当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求助于法律。
要提高民众对法律运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除了要加强宣传教育的引导，培养人们的用法意识，还要在客观上提供保障，解决民众依法维权的现实困难。比如，通过建立完备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民众运用法律解决问题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特别对于偏远的欠发达地区，由于民众缺乏对法律的了解，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较为低下，因此要加大政策支持，通过法律资源的引入，引导和帮助他们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要通过建立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在完善举报、投诉电话等传统诉求表达渠道的基础上，用制度形式固定电子政务、公众论坛、民意调查等新型民意表达渠道，认真对待、主动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真心实意地予以解决，实现民意表达的多元化、便捷化和低成本、无障碍，使民众话有处说、话有人听。此外，要科学引导和疏导民意，规范民众表达诉求的程序，使广大人民群众敢于表达诉求，敢于维护权利，消除民众“畏讼”“厌讼”的心理，增强民众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愿望；同时，也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走上理性、有序、依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轨道。
3.提升护法能力
现实生活中，每个公民不仅要懂法、守法、用法，还要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捍卫法律的尊严，敢于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一般来说，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难免会存在违法犯罪现象，法治秩序的好坏，并不在于它有没有违法现象的存在，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防止违法现象的发生，以及是否具备及时有效地矫治违法行为的机制和手段。要实现这一点，除了法律制度的制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全体公民都要形成自觉的护法意识和护法能力，因为即使法律制度再健全，执法力度再大，都难以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还是要靠每个公民的努力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违法犯罪分子处于全民的监督之下而无处藏身。
要使民众自觉地维护和捍卫法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积极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只有引导民众将法律上升为一种信仰，才能真正产生对法律的敬畏感和依赖感，自觉将法律奉为至上的行为准则，并且愿意为之献身。法律信仰并非强调对具体法条的信仰，而主要是指公民对法律权威的尊重或尊崇，对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的敬重和笃信，养成守法所必需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在此基础上把法律作为人生实践的准则和行动指南，并且自觉地维护和捍卫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当前，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将构建法律信仰放在民众法律素质提升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民众信仰法律，才能发自内心地认可和接受法律，这样自觉尊法、守法、护法也才会成为可能。
注释
①⑦⑩B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②B11侯书生等：《法治的力量》，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110、116页。
③杨心宇：《法理学导论》，上海出版社，2002年，第553页。
④[古希D]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⑤参见梁治平先生为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书所做的代译序《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
⑥欧运祥：《法律的信任――法理型权威的道德基础》，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怎样推进严格执法》，《光明日报》2015年2月9日。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篇10
关键词：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提升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层组织，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事关一个城市的安全有序运行、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城乡形态、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基层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为整个区域及国家的应急治理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撑。但与此同时，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中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应急治理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一、基层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虽然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仍有不少短板亟待解决。1.应急防控体系不完善，居民协同联动和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突发事件事关社区居民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整体的平稳运行，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协同解决。由于社区群众参与社区应急管理的体制有待完善、居民对自身作为社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晰等，人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不高、意识不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能迅速融入协同联动的应急事件处置机制中。这要求我们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健全社区组织的参与机制，着手完善与社区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激发居民自治活力，提高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挑战。2.基层社区人员的应急能力不足，应急人才缺口大。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迫切需要专业的具有高水平、高素养的社区管理人才。当下，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学习能力较低，公共服务意识欠缺，不能为居民提供精细化服务，面对突发事件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应急人才短缺导致基层社区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此外，某些社区工作人员还存在着亲和力差、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方法不恰当的情况，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3.基层社区应急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应急演练开展不够扎实。社区宣传是民众了解突发事件处置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的重要举措。就目前来看，基层社区针对居民参与社区突发事件处置的政策宣传力度还不够，致使许多民众对政策缺乏了解、对应急治理的内容把握不清晰。此外，由于基层社区针对应急突发事件制订的预案以综合类和消防类为主，因此，当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基层社区难免出现应对不力的局面。与此同时，社区民众在应急演练中的参与度不高，导致某些应急预案演练往往停留在方案阶段，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基层社区提升应急治理能力的途径
1.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立稳应急治理的核心。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社区处理应急事件的根本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重大突发事件的制胜法宝。在处置应急事件的过程中，基层社区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员应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认清自身责任使命，这是提高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的关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p4）基层社区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必须办事关人民生活的实事、做解决燃眉之急的好事、解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难事，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全面履行应急治理职责。二是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培养高效精准的应急执行力。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2]基层社区要有责任意识，做到精准发力。基层社区干部是社区应急治理的关键力量，因此，要努力培养更多既懂管理、又懂专业、还能应急的复合型领导干部，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应急处置的预判能力、决断能力、执行能力，确保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社区干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用好科学的方法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迅速理清思路，找到重点，按照科学防治有效联动的模式制订出合理有效的举措，实现应急事件防范化解与可持续化发展的一体化[3]，绝不能自己先慌了手脚。三是提高社区公共决策民主化水平，构建广泛参与的立体式应急机制。基层社区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一定要发挥强大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将各方力量汇聚起来。坚持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前端化解；坚持以网格化、结构化的管理模式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坚持强化组织力量，合力化解矛盾危机，构建党统一指挥、人员结构合理、社区功能完善、应对反应灵敏、工作协调有序、运转快速高效的社会运行秩序和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还应通过理念引领、政策倾斜、财政奖励等措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管理，完善多主体间协同参与应急管理主体体系。[4]2.坚持文化自信，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区民众共识。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古人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力量比较有限，因此，提高治理能力成为古人应对突发事件最核心的要义。基层社区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治理智慧，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二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凝聚社会共识。基层社区要运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开展家风家教宣传，使社区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的未来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基层社区可以凝聚社区群众的共识，在基层社区中产生共同的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唯有如此，基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进而统一战线，以最快的速度、最协调的行动投入到突发事件的处置当中。三是依法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在形势不明朗、事件走向缺乏把握的境况下，民众会渴求获取更多的信息，这导致话语生产、传播与交流的频率显著提高，进而引发各种不同话语的“大爆炸”。其中的危机话语会持续地造成人们情感、观念和认知的激烈冲突和深刻矛盾[5]，使民众产生恐慌心理。基层社区要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做好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要公开、及时、准确信息，回应群众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情；要坚决依法制止和澄清各种谣言，以稳定社会情绪、增强民众的信心、防止人们焦虑恐慌。3.强化科技赋能，优化治理结构，创新基层治理举措。一是构建应急医疗物资保障体系。要加大公共卫生防控建设投入，优化医疗救治体系；要加强公共卫生学科和专业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健全医疗应急机制，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同时，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加强基层社区体系保障，搞好统筹协调。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强化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的科技赋能。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局限，是基层社区提高应急治理能力的有力武器。要建设智慧社区，进一步将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到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中，为基层社区研判潜在风险、制订精准的防控措施、优化资源调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提供有力支撑，实现智能化响应、可视化指挥、闭环式处置，提高网格管理的精度、拓宽社区宣传的广度、提升应急治理的速度。三是提高物资储备效能，建立物流应急体系。按照社区集中管理、物资统一调拨、做好平时服务、突发事件应急、采储有机结合、运转便捷高效的原则，通过实体储备、协议储备、能力储备等方法，健全统一高效的国家和地方应急物资分级储备保障体系，构建应急物流系统，打造应急电商物流平台，关键时刻调得出、供得上、保障好。四是扎实开展基层社区应急演练。基层社区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采用更直接、更有效的方法，模拟灾害发生时的真实情境，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居民参加应急演练的积极性和获得感，带领居民学习并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提高居民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应急知识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防灾救灾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以期在灾害来临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孙彩红.地方政府危机治理的系统与联结机制分析——从疫情防控视角观察[J].兰州学刊，2020，（5）.
[3]马彦涛，于永达.中国应急管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挑战与实现路径[J].学术探索，2020，（4）.
[4]张海波，童星.应急能力评估的理论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