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1
关键词：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现实生活；联系
伴随着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展开，素质教育成为当前教育的核心，它更加注重对学生思想素质与能力的教育与培养。初中生作为成长中的青少年在思想上正在逐步发育走向成熟，为了能够积极健康成长就必须了解并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才能利用法律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难题。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教学的开展，需要将理论教育与现实实例结合起来，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教学的意义
1.教授法律知识能够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当今充裕的物质条件提高了学生的生活质量，学生在家长的庇护下成长，缺少约束与教育，使得更多的初中青少年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性格，甚至出现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积极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对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受到法律的约束，进而约束他们的行为，提高他们的自制力，从而形成正确的守法理念。
2.法律知识教学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
初中生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力与判断力，然而由于家庭环境、接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认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法律知识，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通过列举案例来为学生解释一些违法现象，解说一些法律常识，学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产生正确的是非观念，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律的角度产生独到的想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法律知识教育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的方法
1.教师主导，解答式教学
政治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与价值观的引导，具有一定的说教、引导特征，特别是法律知识由于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权威性、强劲的理论性，需要教师发挥必要的主导功能，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与引导，侧重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解，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内容与特征，从而收获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积极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要采取解答式教学方法，也就是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对学生的问题给予及时解答，这样才能有效解除学生疑惑。
2.结合案例，引入学生现实生活
法律知识相对理论性强且抽象，单纯的法律条文或理论的灌输难免会使学生感到难以接受，这样就必须结合生活案例，引入学生现实生活，将法律知识教学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时，教师也要本着兴趣引导的原则，注重案例的生活化（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并将案例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的语言等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评说案例中的是非，自由发表看法，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学生用更加犀利的眼光去理解生活、观察生活，从法律的角度正确分析现实生活，使学生通过实际案例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达到形象化教学的目标。
3.丰富教学形式，社会实践引导
法律知识教育教学不应该局限于教学课堂中的理论灌输，因为学生即使熟背了法律理论知识也不意味着就能够科学地运用法律，因此，要适当丰富创新法律知识教学形式，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法律知识学习。例如，可以邀请专业的法律人员来校进行讲座，为中学生输送必备的法律常识；组织学生亲临开庭现场，旁听法庭审理与宣判；鼓励学生参加法律宣传活动，从思想与行动上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在掌握法律理论常识的基础上提高自身能力，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法律知识学习的乐趣与积极意义。
此外，法律知识教育并不意味着将学生约束到一定的条条框框之内，而是要积极开拓、创新思维，在牢固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自主发挥自身能力，能够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法律，积极理解并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养成的处事风格，也就是要将法律教学同学生的特点结合起来，力争实现对每一名学生的正确法律教育与积极引导。
总而言之，初中政治课法律知识教育必须同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利用生活案例来解说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效率，带来良好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潘毅鹏.书本知识要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初中生之友，2011（12）.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2
通讯作者：李会民
【摘要】目的了解护生对潜在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情况。方法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表，对85名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护生对潜在护理法律问题认知度较低。结论护生的护理法律意识有待提高，应重点从学校基础教育与临床带教两方面抓起，从而满足护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护理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护生；法律问题；护理
目前，随着我国法律建设的不断完善，各项新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正在迅速提高，增加了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的医疗责任风险。护生从法律角度讲只能在教师或护士指导下，严格按照护理操作规程，才能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为了解护士对潜在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程度，现对笔者所在医院2009～2010年临床实习的护生进行调查。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09～2010年在临床实习的护生85名，其中男11名，女74名，年龄20～25岁，中专学历32名，大专学历39名，本科学历14名。
1.2调查方法与内容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方法，内容为护生对潜在护理法律问题的认知、对护理法律知识的态度以及护生的法律知识来源，2次发放问卷共85份，收回有效答卷85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2结果
2.1对护生潜在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调查结果见表1
表1护生潜在护理法律问题的调查结果
2.2护生对法律知识态度及知识来源的调查结果见表2
表2护生对护理法律知识态度及知识来源调查结果
3讨论
3.1调查表显示护生对临床护理工作中潜在的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率为30.6%，了解护生具有法律身份的占15.3%，大部分护生认为在实习期间个人不具有法律身份，这表现在实习后期，护生认为自己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擅自进行护理操作或自作主张处理一些技术性操作，没有认识到若给患者带来损害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护生对国家法律法规认识不足，表现在护生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的了解率分别占41.2%、24.7%，均不超过50%，对新形势下举证倒置了解率仅占10.6%，大部分护生缺乏对法律法规的了解，不知道护生的护理行为受法律法规制约，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护士有依法履行职责的权利等，缺乏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
3.2原因分析护生对潜在护理法律问题认知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调查表2显示，护生重视法律知识的占49.4%，大部分护生对护理法律知识重视程度不够，学校课程设置中虽已设置了法律基础，但未设置有关护理的法律法规课程。护生进入临床前进行岗前培训护理法律知识的仅占43.5%，且临床带教中涉及护理法律知识的仅占40%，大部分带教老师把重点放在护生基础理论与技能操作方面的培训上，忽视了法律知识的传授与考核［1］。
3.3对策
3.3.1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应把护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作为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之一，切实贯彻和渗透到各类课程中去，无论是基础课程还是专科课程，无论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均应贯彻其中或独立为一门必修课。如《药理学》中毒麻药品管理的法律依据，《护理学基础》中三查七对执行医嘱，技能操作中的言行等均应有相关法律知识的表达或以独立课程设为《护理法学》，并根据学科综合性指导思想制定一定比例的授课时间和课时量。
3.3.2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岗前培训护理部在护生进入临床前，采取对护生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培训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生必须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等，重要的是使护生明确自己的法律身份，培养和提高护生的法律意识，引导护生学法、懂法、知法，依法行护，正确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4］。
3.3.3提高临床带教老师综合知识水平带教中贯彻法律知识的讲解，临床带教老师除具备专业知识，精湛娴熟的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法律法规知识［2］。护理部应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法律知识讲座，提高带教老师的综合知识水平，使带教老师熟悉与护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带教过程中结合实际讲解护理操作、护理记录、健康教育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提高护生的安全防范意识［4］。让护生真正明白学法、懂法、守法不仅是保护和尊重病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3.4护理法律知识来源多样化医院应定期开展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讲座，举办多种形式的法律知识培训及法律知识竞赛，放映一些与护理法律知识有关的电影、电视剧，制作护理法律知识宣传册以供护生学习，另外出科考试应涉及有关护理法律方面的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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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3
关键词：建构主义；法制教育；理论融合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98一03
党的十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高校作为大学生接受法制宣传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发展经历了由普及法律常识到增进法律意识再到提升法律素质的奠基阶段、巩固阶段和发展阶段。作为高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提升法律素质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实践过程，是在制度化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生成途径中形成的，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遵循基本认知规律对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理论、加强和改进高校法制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主义是增强高校法制教育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目前，高校大学生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的教学和极少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效果甚微，实效性不强，很难满足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渴望。现阶段，高校法制教育重在提高法律素质，培养法制观念，需从建构主义视角加强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意义性和情境性，并以此理论观点为支撑，应用于高校法制教育实践的各个环节。
（一）建构主义创新高校法制教育认知方法，增强法制教育实效性
法律知识作为一般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都是大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组织部分，是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重要前提。我国高校目前的法制教育存在重知识不重理念，重课堂不重实践，教育内容宽泛，教育手段单一、教育环境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法律知识的获得，导致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薄弱，制约和影响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而建构主义尊重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注重大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的主动性，提倡自身在原有经验基础上自主建构“法律体系”，优化法制教育内容、剖析案例实质、培养法制观念等，提出许多有效教学方法，对现实法制教育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二）建构主义促进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的正迁移，促进法律素质的提高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在原有经验基础上的主动性、意义性、情境性建构。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大学生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有经验基础，在法律素质培养中借鉴道德认知，在道德规范基础上主动建构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张会峰认为法律基础教育是“介于‘问题’（知识教育）与‘主义’（价值教育）之间的教育”，“主义”教育是法律基础教育的终点。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必须有效结合，因为二者在促进人的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过程中，具有他律与自律、惩罚与激励、普遍性要求与层次性要求、现实性规范与理想性追求的功能互补性。加涅的智力技能层次理论认为知识的学习过程分为三步：辨别学习一概念学习一规则学习。在法制教育中，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就应该遵从此条规律：道德与法律的正迁移一法律基础的学习一法律素质的提高，只有遵循这样的规律，才能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建构主义理论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应用的最新成果
“六五”普法规划明确规定，要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公民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高校法制教育要根据这一目标，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过程，推动法制教育活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要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的需要不断地更新具体的法制教育目标，以适应将来社会的发展需求。
二、建构主义发展和完善高校法制教育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知识学习的主动建构性，它所倡导的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和教师观对高校法制教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障。建构主义视角下发展和完善高校法制教育理论，必须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和教师观。
（一）以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治观念为目标的知识观
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治观念是高校法制教育的最终目标，法律素质的提高源于法律知识的了解运用，要求大学生法律基础学习具有主动性，通过原有法律基础知识的内部建构，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具体问题，将具体的法律基础知识内化为法治观念，进而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因此，高校法制教育应侧重于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治理念的教育，只有这些才是把握法制教育的尺度，教育主体应该树立正确的知识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在现有道德水平的基础上加强道德与法理的学习，通过道德与法理原则的结合，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法律素养，进而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二）以增强法律运用能力为目标的学习观
高校法制教育中的知识观决定着法制教育的学习观，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有什么样的法制教育的学习观。建构主义视域下高校法制教育学习观与其他理论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它更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意义性、情境性，以期在实践中增强法律运用能力。
1.法律基础学习的主动建构性
法律基础学习是对法律体系的主观系统建构，要求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主动探索、主动发现，不仅要接受客观知识，还要积极主动地建构对知识的理解，变知识的单向传输为双向活动转化过程。法律具有稳定性，法律基础学习无论是自我学习还是单向的灌输都要求学习者主动地记忆，学习者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利用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去诠释、认同新知识，赋予其一种新的意义，将其内化为“原有的经验知识”。法律素质的提高不仅要求法律知识的增多，还需要在客观的“原有的经验知识”基础上主动建构对不同法律规范的理解，增强自身法律素质。
2.法治理念培养的意义性
意义学习的主动建构活动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法制观念、法律素质的培养不同于法律规范学习，学生应把握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复杂性，能从法的价值去分析、思考问题，并能在实践中维护自身及他人合法权益，真正理解践行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高校法制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高校应该转变教育观念，让学生在原有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理解法的精神，运用法律思维，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
3.法律规范学习的情境性
法律规范存在于一定的假定条件中，法律条文的适用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中有所不同，假定条件作为法律条文的要素之一，相当于现实情境，是大学生理解法律条文、诠释法律意义的重要因素。社会现象千变万化，具体的情境对大学生理解法律条文、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条法律条文可能适用于多种情境中，一种情境也可以适用多条法律条文。高校案例教学是学习情境性的最好诠释，从最真实的案例中、从两难的情境中建构法治精神，增强法律意识，贴近实际、易于理解是大学生建构自身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最好途径。
（三）注重自身培养的学生观
认知主义者乔森纳认为，受日常生活经验和过去学习的影响，学习者的头脑中会形成一定的知识经验，即先前经验，每一位学习者在面对新的信息时总是在自己的先前经验的基础上以特殊的方式来建构对新信息、新问题的理解，从而形成个人的意义。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只有大学生个体主动地建构与理解法律知识，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他们接触道德观念总是先于法律知识，将社会道德具体化到个人身上就成了大学生独特的品德。因此，学生应该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通过意义建构和系统建构加强法制观念的培养，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质。
（四）以帮助和引导为职责的教师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法律基础学习的主体，通过法律基础知识主动地理解与运用提高法律素质，即借助教师和同学等“专家”的帮助，通过对必要的法律知识的意义建构获得。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下，教师的作用已不在于给予真理，而是在确定的经验领域里，在概念建构上给予学生支持和控制。高校法制教育中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教师观，要成为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的引导者和帮助者，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强化大学生“基础课”学习，成为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过程中苏格拉底式的“助产士”。
三、建构主义视域下加强高校法制教育的对策建议
加强和改进高校法制教育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尊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意义性和和情境性，并重视学生的观点和经验，要求教师在“基础课”教学中应该遵循“少而精”的原则。针对以上原则，笔者结合建构主义相关理论主要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优化高校法制教育内容，提倡随机通达学习
高校作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阵地，其主要途径是“基础课”教学。目前，高校“基础课”教学执行"05方案”，法律基础知识部分主要分布在第七章“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第八章“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两章中，内容庞杂，教学课时短，严重影响法律基础部分教学的效率和成效。因而，需要有效地利用时间，整合法制教育内容，将高校法制教育的内容分为不同层次、不同模块，实现模块化教学，以节约课时，提高实效性；需要探索和创新教学策略以适应“05方案”的要求和教学方式的改变。随机通达学习的教学方式以其鲜明的认知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有利于促进高校法制教育中大学生法律基础学习的正迁移。
（二）采用支架式教学法，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
建构主义者认为支架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起点知识应该高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教师必须对学生的现有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有充分的了解，通过课堂教学设置学生应该达到的目标。从支架的表现形式来看，常见的学习支架可以分为范例、问题、建议、工具、图标等，通过支架式教学可以对大学生法制素质培养提供有效帮助，使其能够顺利解决遇到的法律困惑，提高学习的兴趣，促进其主动学习，并能在学习过程中将外部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提高法律素质。它为学习者提供了有效的学习方法，有利于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促进大学生的意义建构。
（三）提高教师自身法律素质，发挥认知学徒制教学方法的作用
教师是大学生法律素质提高的帮助者和引导者，教师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制观念等对学生具有示范作用，能通过示范、指导、清晰表达、反思、探究等方法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记忆，教师只能通过灌输的方法传授僵化的法律知识，但对法制观念的提高，学生跟随教师从多个角度观察、模仿“专家”在解决问题时所外化出来的认知过程，从而获得可认知的法律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法律思维，从而逐步提高法律素质。
（四）强化实例教学，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高校法制教育强调实例教学旨在增强大学生法律知识认知的真实性、具体性和实效性，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问题情境中，通过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反思，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校法制教育过程中创设具体的问题情节，基于问题的分析方法，对具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问题进行学习，即创设问题、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学习。要求学生完成对所学法律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让学生掌握对具体案例所反映的法律知识的要点、本质、精神的深刻理解，在真实的环境中去感受、领会，通过聆听或讲解所获得法律知识的适用原则、规则和法的精神实质，培养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小结
高校法制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高校法制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保障，是大学生更好地适应法制社会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建构主义视域下的高校法制教育要求学生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在原有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整合教育内容，建构法律知识系统和意义系统；提倡随机通达学习、支架式教学、认知学徒制、抛锚式教学等有效教学方法；有助于改进和完善高校法制教育教学实践，促进“基础课”改革，增强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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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4
关键词：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6401(2016)03-0045-01
一、法律意识及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含义
首先，法律意识的含义。从词面理解，法律意识是指个体对法律规范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认知，包括对法律本身与法律适用的评价、理解与解释和对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其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含义。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建设者，他们是否具备法律意识，将直接影响到法治社会的建设。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构建应该是从大学生层面出发，能够反映当代高校学生对法律规范的认知程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理解、应用与期待。
二、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意义
民主法治的完善需要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法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强化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需要大众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能更好地推进法治理念的落实和贯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三）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角色的社会化
大学生是具有社会化特征的群体，他们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能让大学生对自己的社会化角色有清晰的认识，在毕业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三、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应注意的重点
依据法律意识培养的主体需求和法律的性质，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必须从两个层面入手。
（一）法治主体意识的培养
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我们每个人都是法治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执行者。大学生更需要积极地学法、守法、用法、执法和护法。培养大学生的法治主体意识就是要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是依法治国的主体。
（二）法律至上意识的培养
俗话说“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的权威性不容任何人质疑，它凌驾于任何道德标准之上，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作为法治社会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大学生需要时刻把法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意识。
四、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笔者认为大学不仅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法律环境，还需改革法制教学，多方位来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具体的方式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改进高校法制教育理念
在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方式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种是法制教育。高校务必对如今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引起足够重视，联系社会实际，改进教育方法。以前，老师几乎都把法制教育当成一门简单的法律基础知识课，注重法律知识的讲解，现在亟需改变这种观念，重点在于法律思想的浸润。教师可以联系当下涉及法律知识的热点新闻，或者学生关注的问题来授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二）坚持依法治校
任何意识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氛围，高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当下正是依法治国政策的施行阶段，高校需要按照规章制度办学和管理，坚持依法治校，让校园充满法治气息，让学生在法治校园环境中不断提升法制观念。1.完善校园规章和制度。大学校园的规章和管理制度务必要以我国教育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为准绳，保持法律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应该采纳学生的建议，尊重每一个人的法治主体地位。2.严格执行校园规章和制度。校园规章和教学制度需要按章执行，严格打表。“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同样适用于学校的每位成员，做到师生平等，照章办事。
（三）加大校园普法宣传
营造良好的校园法制环境，把普法宣传融入到校园文化的宣传之中。高校也可以利用校园广播讲解与大学生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经典案例，如在校报上开设校园法制专栏，充分宣传法律知识；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竞赛，加大普法力度，让法治精神浸润校园。五、结语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大学生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力军，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正确、客观地分析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状况，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5
关键词：法律运行观念法模式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法律失去运动，将会怎样？
“法律贵在运行，否则不如无法，这是法制的一条公理。法律无法运行那么即使它自身具有信用性，是善良的法律，在实践中也只能获得无信的名声。”法律的目的不是存在，而是发挥作用，法律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法律的运行过程，或者说是法律运动的过程。法律的运动过程一般是：社会生活的促使国家的管理者来制订相关的法律；国家机关通过立法程序直接制定或认可习惯规范而形成法律；经国家的权威颁布后，社会公民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做事；国家管理者运用制裁方式来维护法律的权威以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这样，法律就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运行。在我们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法律运行实际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国家按照“社会需求”“生产”法律，第二个过程是法律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人参与社会实际的活动中构成实际的法律秩序。在我们描述的法律运行过程中，如果国家颁布的所有法律均合乎善（good）的原则，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遵守的话，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满足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而公民所遵从的法律又是制订良好的法律。
虽然理想的法律运行状态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通过法律运行的，寻求适当的方式来改善、控制法律运行，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却是有可能的。此种研究中我们根据法律运行中基本要素的逻辑关系构筑法律运行的框架结构，运用此种基本框架来发现，并解决问题。
一、基本概念界定。
在讨论法律运行时，首先界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运行。关于法律运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它理解为法律实施；二是把法律运行理解为包含法律实施和立法。我们认为就语言的角度考虑第一种用法就是不的。运行一般指事物的一种不断往复的运动过程，在这种运动中，事物不断发展。而法律实施仅仅指的是法律从颁布到实施的过程，包含执法和法律的适用以及公民对法律的遵守。法律实施不能反映法律运行的全部。法律运行不但包括法律的实施，而且包括法律的制定过程。因为只有法律从制定到实施，从实施到制定，两个方面都包含，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只有法律往复的循环运动才可以说是法律的运行。
第二个问题是法律运行讨论中用到的特定用语。这些词语涉及到，我对法律运行状态的基本认识，所以这里先做一个交代。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法律能不能直接决定人的行为。第二个，法律的制定是不是由立法者主观决定的，有没有其他的动力在主导立法者的意识。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确回答不能。原因在于，任何社会，法律实际都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它必须借助于人。法律要得到人的遵守，必须有人的主观意识的间接作用，法律的作用才可能发挥。那么促使人去做合乎法律规定的行为是什么呢？是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我把它叫做观念法。这种观念法不同于法律观念，它除去无法律行为人以外任何人都有的一种指导人为法律行为（合法）的观念。这种观念必须是表现为主体认为是法律规则的东西。对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很清楚，立法者仅仅是表述法律，法律绝不是由立法人员主观决定的。主导他们立法意图的是社会基础的需要，直接地说是社会的人对法律的设立和变革的要求。我把这种社会上人对法律设立和变革要求也作为观念法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法主要是由于人们根据自己的第一种观念法指导实际的行为在社会中为法律行为而形成的。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为行为时，就会从各自的不同的认识感觉到法律的不足之处、法律的优越之处，形成对法律的评价。评价继续升华就自然形成了对法律设立和变革的要求，这就是第二种观念法的形成。为了便于详细的区分，可以把第二种观念法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法律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情况的评价，诸如法律何处不合理，何处优越。第二种就是立法要求。这样完整的观念法就清晰了。它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对法律的理解，一是对法律的评价，一是立法要求。
相对于观念法还有两个概念，成文法和实际法。所谓的成文法是指一切国家认为是的法律，包含制定法和国家认可为法律的习惯以及其他国家认可的学理等等。而实际法是指成文法在生活中形成的法律秩序。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in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inaction）来理解成文法和实际法的概念。而对观念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lawinmind。
二、法律运行的新模式
法律运行的整体过程就是成文法、观念法和实际法的法律形态转变过程。图解如下：
公布认识理解
成文法社会人观念法1（对法律的理解）
（1）
（5）
（2）
实际法观念法2（对法律的评价）
（3）
观念法3（立法的要求）
立法者（4）
上图所表示的就是我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勾画的基本图。图主要反映了法律从成文法的颁布到社会人根据法律而具体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把文字变为活生生的法律实际的过程。图中的（1）表示社会人实际参与社会生活，这种参与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去参与的，即根据观念法1。（2）表示在实际参与法律的过程中，主体的人对法律在实际社会所起的作用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组成观念法2，即对法律实际效果的正面和负面的评价。（3）表示在实际参与法律实践的过程中，主体把对法律的负面的评价，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作出的上升，即产生立法的要求——观念法3；（4）表示实际的社会法律参与者，把观念法2和3反映到立法者那里，（包含立法者主动的了解）；（5）表示立法者把观念法2和3经过法律技术处理后，通过重新制定和修改法律，使法律更合乎实际的需要。
理解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对三种观念法的理解。观念法1——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首先，理解是和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密切联系的，没有认识，就没有理解，认识的水平同时决定着理解的水平。在此我把人的认识水平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文字根本没有认识能力，自然无法理解成文的法律；二是对文字有认识能力，但是理解能力只能是普通的理解，无法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三是对文字和法律都有很好的了解，所以能够全面的理解法律。对第一个层次，我们说他对成文法没有认识和理解能力；第二种，是对成文法有相对的认识和理解能力，第三个层次对法律有完全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对第一个层次的人参与法律实践，主要不是依据成文法律，而是道德伦理规则以及经过别人思想加工的法律；对第二层次的人，他们参与实际主要是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第三层次的人，则是完全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参与社会生活的。
对观念法2，我们也需详细。对第一层次的人而言，他们的评价是直观的依据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使用标准评价，很难比较理智化的分析。譬如，一个完全没有接受文化的人，自己希望把家里的菜带到城市去卖，当到城市的时候，有人问他收各种费，他可能就会埋怨“国家怎么这样对待农民呢，要是什么费也不收多好啊”。这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负面评价。对第二层次的人而言他们对法律会有比较理智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也受到了伦理道德的限制，很多是从实用和社会的角度考虑，同样是上边提到的卖菜的事，他可能就能够理解收受各种税费的合理性，但是当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不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他可能就会说“法律对我们老百姓有用，对执法者却是要求不够，法律要是能够严格规定执法的程序就好了”。对第三层次的人，他们可能对法律的评价就是更深层次的了。同样说上边我们谈到的事，如果是一个法律专门人才，他可能就说“法律应该追求实效，应该注意对执法的监督和控制，不过再好的法律也是需要人执行的，这种情况只可能改善不可能完全杜绝的”。
对观念法3，他们同样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类似对法律的评价的不同。即，第一到第三层次的立法要求，和他的法律评价是相联系的，体现了不同的对法律的理解层次。认识了三个层次的观念法，也就基本了解了法律从书面到人再到社会的运行过程了。
中的如果按照上述描述的方式在运行，那就是我所设想的法律的完美运行状态。这种完美的运行方式，甚至可以解释法律的产生以及他的消亡。法律的产生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描述，是运行的要求，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是比较深层次的，或者说是较间接地来理解法律的产生。如果把这种分析直接化，我们可以说，法律的产生是社会人对社会的要求。而法律的灭亡也是社会人对社会的要求。虽然实际当中的法律有时是不合乎大部分社会人的要求的，特别是在奴隶和封建社会。其主要原因是法律是“恶法”，即从观念法2和3上升到立法者意志的时候，决定如何改变是立法者的权力，立法者不是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少数享有实际权力的人的意志。不过这种恶法在当今已经变的越来越少，多数的国家政府都在考虑法律如何体现正义，如何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关于法律运行过程，最后要讨论的一个是，从观念法2和3上升到立法者意志，直到法律的产生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我们认为这种上升的过程决定于观念法表现出的立法要求的强度。如果立法要求很强，表示社会人对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很不满意，立法的紧迫性就较强，立法速度就会慢；相反，立法的速度就会慢。当然，从法律的特性分析，任何法律都存在一个立法要求强度的不断加大过程，最后导致法律的修改——没有永恒不变的法律。同样，无论这种立法要求有多强，法律的稳定性又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须维持自己适当的效力时间。
三、法律运行的合理控制。
是为实际服务的，没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理论，我们设计法律的运行图，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认识法律的运行过程和运行不能完美化的原因来控制法律。下面我们就从三个环节来分析：
第一个环节是从成文的法到观念法1。在这个环节的正确转化是法律正确运行的基本前提。如何正确转化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二是社会人对法律的信仰问题。对认识和理解问题，我们在文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了，这里我们主要要说的是法律信仰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法律如果给人的信任度高的话，人们才愿意去了解法律。人们能“理解”法律的“苦口婆心”，才能正确的去认识法律，也才会根据法律来行为。而这种法律的信仰又是建立在法律按照社会人的要求，能够适时的立、改、废的基础上。所以，控制好成文法到观念法的过程，需要我们大力进行一般文化和法律教育，提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同时，在立法、司法中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增强法律的合理性，严格执法，使人民信任社会会按照成文的法律运转，而不是让人民认为：立法的好坏和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再好的法律也没有用，因为执法不是按照法律而为的。这也正是我们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执法水平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环节是从观念法1到实际法的过程。好的法律有好的遵守，才能合乎法治社会的要求。控制好从观念法1到实际法是法律运行控制的关键。假设我们社会的人对法律都有很好的理解和高的法律信仰的话，我们控制这个环节的关键就只有两个：一是行为的偶然性问题，二是执法和司法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讨论是比较多的，特别在刑法中关于犯罪的偶然性问题，我们这里只是照搬偶然性理论——人在好多的时候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实际的结果却和自己的本意相反。譬如过失杀人问题，行为是违背人的本意的。即使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在犯罪时和犯罪后其认识的不同也体现了偶然性，如一时冲动去杀人，如果我们去探求其内心，也会发现犯罪人即使在犯罪的当时也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而情感战胜了理智，导致自己本来不愿意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是比较多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当然偶然性问题属于不可控制的因素，我们认识到了，却无法控制，我们主要要控制的是第二个因素——执法和司法。法律的不合法执行和司法的不公正会导致人的行为变形。譬如，有人开车过收费站，本来此人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他会按照规定交纳100元的费，向执法人员要发票。可是如果他人不要发票只要交50的话，此人对法律的理解就会改变，他也会象别人一样不要发票而交50元。这样就会改变他对法律的信仰，在为其他行为的时候一样不按照法律本身的规定，在实际参与法律时，把法律变形。由此而产生的对法律的评价和立法的要求都变形，甚至在认识法律的时候即使自己有认识法律理解法律的相对能力，也不去主动认识理解，而是用伦理和自己的“社会经验”参与实际的法律实践。
第三个环节是从观念法2和3经过立法者的技术处理，变为成文法，完成运行的整个过程。显然这个过程和第二个环节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观念法2和3是行为人按照法律规定实际参与生活，执法者也严格执法的情况下而得到的，立法者要做的仅仅是把这种不同的意见分类处理，加以技术化就可以转化为成文法的。但是由于实际的情况不是如此，这样就对立法者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实际参与社会了解民意的能力，二是鉴别意见的能力，三是按照合理的立法程序立法。当不同的立法要求到了立法者的时候，立法者不是简单的去分类处理，而是到实际中去调查各种意见的形成原因，和实际反映的是法律本身的还是执法和司法的问题。进而鉴别各种意见，经过合法的程序来制定成文法。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合理控制法律运行归根结底是要控制执法者和守法者的观念。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设计如何合理，其最终的执行效果都取决于为有没有高素质人的执行。所以，改善法律运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文化和普法力度。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文字法律在法律渊源中是主流。成文法有明确的优点，却因为文字以及文字表述本身而变得难于为社会大多数人理解。在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方面，国家已经采取了各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措施；普法方面也力度很大。但是由于在普法的方式主要采取发放法律读本、广播宣读法律条文的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其实，对公民的法律教育如同对学生的法律教育一样，一味灌输是没有作用的。法律教育中必须采取适应需求的、能够调动被教育者兴趣的方式，譬如针对地方或者全国大的公民比较关心实际案件宣讲法律，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法律。其次，正确引导公民对法律的评价，多渠道接收立法建议。任何评价主体都基于自身的价值观而评价，引导公民对法律的评价实际就是改变公民的价值观。当前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际就是对公民价值观的一种改变，相信此类举措一定会起到改变公民法律价值观变化的结果；立法意见的收集应该是多渠道、常时期、系统化的。当前，对法律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法学家，来自普通公民的比较少，收集公民对执法者批评意见的途径多，收集对法律本身批评意见的途径则很少。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生活中，公民不是批评脱离实际的法律而是批评执法者和守法者。执法者为了减少自身的压力变相执行法律，守法者变相守法，执法者养成了“违法执法”的习性，守法者习惯了“违法守法”的方式。在收集立法意见的时间上，一般在法律制订前收集意见，立法完成后就万事大吉。立法机关对国家主要的法律没有一个系统的跟踪、反馈过程，仅在法律修改时将意见云集一起，对原有法律“大动干戈”，以此达到适应社会的目的。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存在，但是没有及时感触立法要求，等到法律不得不改时才改动，而不是在“不得不改”之前改动法律，使得法律权威性降低，公民的法律信仰度下降。当然，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最难控制的，改变观念法是一项规模宏大、时间绵长的任务，其变化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长时间努力才可以完成。但是，可以肯定关注人的观念、通过改变观念法来改善法律运行要比纯粹就制度改善制度更能促进法律的良势运行。
四、正确认识法律运行模式
我们在设计这种新的模式来法律的运行过程时，其建立的基础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其基础理论仍然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运行导致了法律的运动。只不过，我们是从更直接的层次来认识这种法律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法律的运动，更好的服务社会。这种模式的提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运动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的深化和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控制观念法的三个层次是理论的核心，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控制需要的是我们的法律教育和执法、司法的加强。
〔〕：
谢晖：《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们出版社1997年版，页84。
沈宗灵：《法》，高等出版社1994年版，页340。
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89。
成天柱：《观念法论》，载《社科与信息》2001年第2期，页38～40。
沈宗灵：《西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09——328。
由于分类本身是无法穷尽的的特性，相对实际而言我们在此做的这种分类很粗略，无法精确反映人的认识水平。
刘作翔先生在论述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包含的三个层次时将三个层次划分为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我们这里的分类类似于刘先生的论述。详细可以参阅刘作翔：《法律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谢晖先生有关法律信仰有专门的论述，详细可参阅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abstract〕:existenceofanyLaw(oranylegalsystem)isbasedontheoperationof
law.thewholelegalprocessisformedthroughthemovementandinteractionamongthethreekeyelements:lawinbook，lawinmindandlawinaction.andamong，thelawinmindplaysanimportantrole.itistheideologicalsourceforanylegislationandthecauseforlawinaction.throughindepth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threeelements，
thisthesis(essay)willsetoutto:
-constructanewlegaloperationalframework
-identifytheconditionsforsmoothlegaloperationsandreasonsforlegal
breakdowns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6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后现代性。语言。权力
“法律与文学”运动扩展了国际法学界和文学界学术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方法，新范式，尤其在语言和权力等方面的争论和研究更具反叛性，表现出深刻的后现代特点。
一、“法律与文学”的内涵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是法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和法律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即用法学的眼光和方法看文学的内容(与法律有关的)，用文学研究、评论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其实质是一种研究方法。从研究内容上看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中的两个研究方向：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文学中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学经典名著中的法律问题，即“对小说中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它用分析文学名著的方法来增强对法律的理解，尤其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可以说，“文学中的法律”研究的并不仅仅是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实际更多的是借助文学这个载体来注重文学作品中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实质是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洞见来帮助阅读和理解法律文本、特定司法判决”，它对语言和解释的方法和运用给予极大关注。诚如J.B.white在《作为司法的翻译》中所述，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法律文本，其阅读都是话语之间的“创造”和。翻译”活动，文学手法可以适用于法律文本，这意味着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比较，文本处在一种与文化的不断互动之中，这使得文本的意义完垒成为偶然，因而，进入作者意图是不可能的。他为法律学者获得意义的方法重新设定了方向：作者产生文本，读者产生意义。因而，按照所运用的方法，有人把“作为文学的法律”进一步分为“叙事法学”(narrativejurisprudence)和“解释法学”(interpretivejurisprudence)。
二、“法律与文学”的后现代性
从方法论上看，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从世界观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彻底的多元化、多样性，它没有确立一个理论支点，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反叛和背离现代主义的情绪上进行的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在《后现代哲学与法》一书中，李托维茨把后现代法学的特征归结为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从本质上，“法律与文学”运动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是后现代法律运动的一支，具有强烈的反基础主义、反内部视角等倾向。
福柯、德里达、萨伊德等对社会批评的理论贡献，如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为“法律与文学”运动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法律和文学”就是打破原有的研究方法，在对话、穿梭、比较中作出勾连，反对知识存在共识的思想，对传统的哲学家所信奉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普遍性提出了挑战。所谓视角的“外转”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多元话语理论的发展，打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且推动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法律与文学”运动通过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表现出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对当前法治模式的挑战：挑战法治话语，解构基础词汇，开辟新的概念和术语，否认法律的确定性，不在乎法律的结果，而在乎揭示法律过程的不确定；挑战理性至上，诉诸个人的感受，认为对情感的重视就是对法律背后的理性的重视。挑战法律的神圣，否定跳跃性的法治至上口号，呼唤法律的平民化。
三、“法律与文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带来的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之社会现实为后现代法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后现代哲学和文学则为后现代法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上看，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nietzsche)的“解构式”怀疑思想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法学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尼采认为：词语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凝聚的效果，使得本来丰富的意义内涵被固定下来，并且支配着思想，所以语言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因此，语言不仅不能完全表达出思想和意义，反而起到了遮蔽的作用。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话语权力理论。他认为必须在考察法律问题时清除掉先验的主体观念，从来没有离开权力强制的个人(个体)，而只有权力制造主体。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把人(humanbeings)制造成主体(subject)的历史。”他通过研究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规训机制，指出：“个人无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同时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可见，被当作法律主体的“自我”在福柯那里被彻底瓦解为现实的权力关系。在他们看来，任何法律语言和法学话语都必然浸染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
从文学上看，法国文学批评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文本阅读理论、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德曼的“解构”主义文本观，是颇为重要的。比如，罗兰・巴尔特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揭露了另一种“人之死”。他否定传统文学理论中作者的权威地位和读者的从属地位，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内，谁都没有特权赋予文本以终极的确定的意义。巴尔特赋予读者以更自由的阅读方式，在击落作者权威的同时，激活了读者的创造性，他的名言就是“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在传统的法律解释中，法律文本及立法者是至高无上的，解释者、适用者只能遵循它给出的原意。然而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文本的作者与文本的解释者的知识状况必然发生分化，所谓作者的原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因此要弥合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就必须摧毁作者的权威，赋予读者以创生意义的权利。这样，作者之死与读者之生带来了一种政治逻辑的转换：读者参与了意义生成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复调阅读”(巴赫金语)过程、作者与读者共鸣的结果。所以在躺构主义学者看来，一个法律文件、一个契约文本没有什么作者的“确切”意图，只有尊重读者对文本阅读的结果。
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发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这样就打破了封闭，走向开放。当然，如德里达所言，解构主义“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法律与文学”运动也旨在建立一种多元的、宽容的、开放的方法论体制。
四、法律、文学与语盲
法国当代的解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符号权力”(smb01icpower)社会学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布迪厄将法律语言视为“有关命名和分类的一种凌驾于一切的符号暴力形式，这种命名和分类创造了被命名的事物”。他指出，法律语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复杂的斗争、进行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的结果。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争夺对事物的命名权其实就是权力的斗争，整个法学话语系统都和现实的权力结构相对应。
后现代学者对于语言的认识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意义的不确定，强调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二是强调语言文字的政治属性、伦理属性，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认为，法律话语并不能够反映社会事件的真实意义，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着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另外一些学者将语言、文本与具体的社会过程、历史、意识形态等背景结合起来。巴尔特认为，权力寄寓于语言之中，语言具有伦理和历史性质，语言受着伦理、政治等的支配，包含着价值。这些观点都表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种意识形态”这些后现代的观点渗透进了“法律与文学”，通过语言将法律与文学联系起来正是“法律与文学”运动者的目的，而对语言的理解的多义性和对伦理价值的重视也正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不仅是文学、法学之间的结合，而且也与哲学、解释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而将所有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只能是语言文字。后现代以来的理论思潮，基本都将语言研究作为理论资源。余虹说，“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这句话也道破了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主要支点就是语言学模式带来法律上的文学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研究中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即用法”，抛弃了前期从逻辑上判断语言意义的主张；他炮制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将语言游戏发展为解决陈述与所指“现实”的关系的措施，或者是为了解决话语及其“外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的措施。他建议把“知识”和“真理”看作特定语言游戏的内在特性。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导致了对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对立，从而也带来法律文本阐释的多样性。
弗雷德里克看到了语言、文学与法律的内在联系。语言制造着文学，通过法律展现出一个特定时代的话语，而特定时代又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弗雷德里克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叙事艺术是人类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方式去了解历史，形成历史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因为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文化制品和叙事形式本身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一叙事一历史一存在方式一意识形态一文本，层层相扣，文学作品就是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意识底蕴。在后现代法律派看来，把“法律作为文学”是可以的，那么法律文本和诉讼程序也就成了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
从以上“法律与文学”运动关于语言与法律，文学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一是认为法律和文学语言的意义都具有不确定性，二是认为在语言背后，隐藏着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政治文化背景。这样就导致了“法律与文学”运动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首先在语言这个问题上就很不统一。
五、法律、文学与权力
“作为文学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法学家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技巧对法律文本进行内部解读，将法律当作一种“解释”。我们从语言层面上对法律与文学阐释时，发现法律与文学内部的不统一首先就是由于语言意义的歧义性、多义性。但隐藏在法律与文学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政治－权力”)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法律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力，而文学的作者可以“隐藏”在文本背后。法律人与文学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多集中在文本、作者、读者三者的权威地位上。如果文学要排除作者的主体地位，法律就要保证法律文本的作者――代表某一统治阶级的当权的国家机关的权威地位。法律中作者的地位如果削弱，就会影响到法律的执行力。而在某些文艺理论领域，不少学者就主张削弱或者干脆取消作者在理解文本中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就提出零度风格，“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他们认为作者是对文本的威胁，对读者的威胁。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从“作者――作用”角度进一步削弱了作者的地位。他一再强调文本和历史的关系，认为作者是“话语的一种作用”，作者的作用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由此，文学就不应该试图从一些符号后面寻求真理和意义，而应当视文本为一种话语时间，这一实践既非作者的行为，也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是权力扩散的结果，他关注的是权力在知识中的弥散。
其次，法律作为一种权力，规定一种应有的社会秩序，而文学提出理想的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所有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视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权利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对已建立的合法程序的遵守之中，由掌握权力的人们来规定什么是法律性，什么是合法程序。道德的缺失使法律更加的细化，而法律细化，使现代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得不转向求助文学，由文学来宣扬一些美好的道德伦理。而文学对道德的歌颂和反映更为普遍，也最能激起公众的认同感。而且。法律化”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物化”，使现代人渴求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文学性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学高于了法律。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7
但是，学生虽然很喜欢学习法律知识，但又感觉法律知识太难学了，许多知识既难懂又难记，学起来非常吃力。学生在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怎么还会觉得法律知识难学呢？作为教师，应该反思我们的教学，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对策。
一、初中法律知识教学中存在四大问题
（一）教师理解《标准》欠准，容易导致教学中舍本求末
课程标准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行动指南，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基本载体。教学活动前应充分研究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以及教材的基本情况，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活动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这样看来，教师对课程标准的理解是否正确、全面和充分，会对教学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
从《标准》中有关法律知识教学目标的表述来看，其对法律知识部分的教学要求是重在培养学生们的法律意识，而不是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而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由于对《标准》研读不透，未能准确领会和掌握《标准》的意图和宗旨，从而导致教学导向上的错误，使得他们在教学中过于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教师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教学需要难以满足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似乎是每一个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最熟悉不过的话了。当然，这里的“学高”不应该指单纯的学历“高”，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教师的知识储备应该比学生更丰富，知识面应该比学生更广。
俗话说：“大河涨水小河满。”作为教师，“要想给学生一碗水，那就要有一桶水”。现实中的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师队伍中，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的大有人在，加上近年来，我国法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修正和完善以及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教师已有的法律知识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三）授课时间较少，教学活动难以深入展开
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学校的课堂教学活动尤其需要得到时间和空间的保证。人教版《思想品德》中的法律知识主要集中在八年级下学期，该学期一般只有4个月的教学时间，相对于八年级上学期少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使得该学期的教学时间相对紧张，而初中思想品德课授课时间就更显得捉襟见肘，受整个知识体系的制约，法律知识教学时间就显得十分少了，许多法律知识不能深入学习，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时间更难保证，使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困惑较多。
（四）学生法律知识匮乏，课程教学难度较大
在教学中，现在的教师越来越重视对“学情”的分析，重视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进行备课，设计教学过程。在“学情”分析中，学生对即将要学习的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初中法律知识教学中，教师常常面临“学情”的困惑。初中学生有着较强的法律意识，遇事动辄就是“我上法院告你去”。但是，他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却十分少，头脑中的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有的只是模糊、笼统的认识。因而，在法律知识教学中，经常都是“零起步”，经常得从“启蒙教育”开始，并且由于学生认知水平有限，对一些法律的专用术语难以理解和领会，于是觉得这些知识既难懂又难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课程教学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二、解决法律知识教学问题的有效办法
（一）教师应潜心研读《标准》，准确理解《标准》的宗旨和要求
《标准》是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必须遵守的总法则，脱离了《标准》要求的教学是盲目的教学，教学中容易对教学内容进行“随意化”，就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因而，教师应潜心研读《标准》，准确理解《标准》的宗旨和要求，在课程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当然，在理解《标准》的过程中，或许会遇到一些困惑，这时应积极向专家、同行请教，以达到最准确的理解，使教学目标得到较好地落实和完成。
（二）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系统并优化知识结构
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的速度之快，令人乍舌。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学习。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应该努力克服惰性，坚持学习，不断补充新知识。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求上进，在教学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应付差事，得过且过。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储备，努力为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就能在课程教学中
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三）教师应对教学内容作适当处理和合理安排，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几乎所有的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师都有同感：法律知识教学内容多、时间少。在不能增加教学时间的前提下，教师只有通过潜心研读《标准》，在准确把握法律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精心筛选教学内容，利用典型的案例进行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做到精讲、精练，提高课堂效率。
此外，课堂效率的提高，还有赖于我们对课堂教学过程的控制与把握。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逐步提高并不断完善的基本技能。
（四）学校可以借助多种途径增加学生的法律知识
对于初中生而言，课堂教学是法律知识学习的主要途径。但是，学校也可以在更多、更广的途径上，增加学生的法律知识储备，为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生成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8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意识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表现
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关于法的理性、情感、认知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从认识过程角度来看，法律意识既包括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心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等，又包括属于理性认识范畴的法律观念、法律信仰、法律理论体系等。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要求大学生既要有健康的法律心理，又要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既要有正确的法律观念，又要有坚定的法律信仰。近年来，随着我国普法教育顺利开展，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不断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我们通过对濮阳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所大学的1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法律意识现状调查”发现，现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偏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心理的偏失。法律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现象的表面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是法律意识形态的初级阶段。虽然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接触到的法律、法律现象日益增多，也都有自己的法律心理，但相当多的大学生的法律心理是不健康的，存在偏失。调查显示，被问及“与别人发生纠纷时，你首先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时，有64％的被调查者选择私了，只有12％的被调查者选择采用诉讼的方式，这说明有一大部分学生仍然抱有传统的、与法治国家格格不入的、无诉是求的心理；当被问及“你认为我国现实生活中是权大还是法大?”时，有46％被调查者认为权大于法，说明部分学生看不到法律的作用，对我国法律存在不信任的心理。
2 法律认知偏差。法律认知是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制度等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它是形成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的前提。当前，大学生的法律认知状况从总体上看存在较大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仍然比较贫乏。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法律的基本概念不理解或是理解不准确；对法律的本质、价值、法律关系等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对各个部门法更是一知半解；对法律与道德、与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的联系与区别分辨不清；对法律实现的途径和形式也了解不多。对在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显示，对法律基本概念回答的正确率仅占67％，对法律基础知识回答的正确率是59％。上述数字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法律基础知识薄弱，法律知识水平不高。
3 法律情感淡薄。法律情感是人们对法律制度及规则所持的直接情感体验，是人们依据现实的法律制度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喜好和厌恶的心理态度。我国大学生的法律情感比较淡薄，具体表现在：第一，大学生对法律缺乏亲近感。调查显示，虽然有66％的学生喜欢收看法制节目，但也只有18％的学生平时能自觉地学习法律知识，多数学生对法律不是很喜欢，缺乏亲切感。第二，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不强，前已述及，在发生纠纷时，只有12％的学生选择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而有88％的学生选择采用私了或其他方式。第三，部分学生认为，法律作为统治工具是为掌握权力的人服务的，是管理老百姓的一种手段，因此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第四，有些学生认为，法律主要是规定人们哪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是限制人们自由的，因此对法律产生厌恶情绪。在问他们权与法的关系时，只有少数大学生认为法比权大，绝大部分人对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持怀疑态度，这显示出有些学生对法律的不信任，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第五，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和信任感不强。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信任感最直观的认识来源是对司法公正的认识，当对1000名在校大学生调查关于“你发现亲人犯法时，你劝其自首吗?”的问题时，回答“不劝”的占28％。这里的“劝”与“不劝”说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度。缺乏信任就对法律的依赖感也不强，大学生很难对法律现象及法律制度产生一种归依。第六，大学生法律责任感方面缺乏。当问及“您在平时生活中是否使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回答“很少”或“没有”的比例竟达到88％，这反映了大学生在遇到法律问题时不是以一种法律的责任感去对待，不能勇于承担相應的法律责任。
4 法律评价失当。法律评价是人们对于法和法律现象所做出的评论。法律评价是建立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自己已经形成的法律观念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大学生的法律评价主要是基于对法律现象的一般认识和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很多大学生对我国的法律现象评价显失允当。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的错位，部分大学生对我国的法律评价不高，认为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有些学生过分夸大法制建设的困难和法律本身不健全的一面，从思想深处藐视法律的作用；有些大学生对现存的法律制度的态度不明确；也有少数大学生片面夸大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认为“一法就灵”等，所有这些对法律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因而也都是错误的。
5 法律信仰缺失。“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祟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所抱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信仰表示的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姿态，是对法律的忠诚，是对法治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在法律意识结构中居于最高理性层次。然而，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状况却令人担忧，主要表现是：第一，部分大学生对法律规范不信任、不尊重和不服从。第二，部分大学生对我国的执法和司法状况有普遍的失望和不满，这种失望和不满反映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态度，反映了大学生对法律的疏远、怀疑、排斥的心态。第三，虽然大多学生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但究其原因或是因为道德的要求，或是因为对法律的畏惧，对法律远远没有达到热爱和信仰的程度。第四，调查显示，52％的大学生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作为行动的指南，21％的大学生把模范人物作为行动指南，仅有27％的大学生把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
6 权利意识薄弱。权利意识是人们对自我利益和自由的认知、主张和要求，以及对他人认知、主张、要求、利益和自由的社会评价，它包括权利认知、权利主张和权利要求等因素。由于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大学生的义务观念得到了强化，但是大学生权利意识却相对薄弱。第一，权利认知模糊：部分学生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享有何种权利，也不知道行使权利的途径和方式。第二，对群体权利的漠视。相对而言，大学生们比较关心的是个体权利，而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第三，大学生的权利主张和救济存在不合理性。有的大学生不敢维权。特别是面对学校侵权时，觉得自己无法跟学校抗衡，忍忍算了。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原因分析
1 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样，其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效應，更主要的是负面的影响。首先，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人治”等法律制度和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传统的“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这种思想至今仍残留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影响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这使大学生难以产生法律情感，难以形成法律至上的观念，难以确立法律信仰。其次，在传统的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下，人们重德轻法，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主要的手段。这种思想严重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使大学生对法律的评价失当。再次，我国古代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强调人们对国家、对统治者的义务，而不是人们的权利，并且权利和义务是完全分开的。由于人们不具备基本权利的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与非。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的影响致使大学生权利意识淡薄，极易使大学生对法律产生厌恶、排斥等不良的法律心理。最后，传统厌讼、惧诉的观念使人们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对法律缺乏信任感和依赖感，影响了大学生正确的法律观念的确立和法律信仰的形成。转贴于
2 不良的法治环境消极影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无法可依的现象已基本结束。但法律完备并不等于建成法治国家。我国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时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有法不依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问题时有发生；违法不究的现象屡见不鲜；权大于法、情大于法、钱大于法的问题比比皆是；等等。这种不良的法治环境势必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感，极易产生对法律的失落感，影响大学生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情感，进而影响大学生的法律评价和法律信仰。
3 高校法制教育缺陷的不利影响。首先，高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重视不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虽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但学校一般会作为考查课，且学分相对较低，多数学生不重视。正是由于高校对法制教育重视不够，使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同时也不重视法律，势必影响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和法律评价。其次，法律教学内容的偏失。在法律课堂上，教师往往只侧重于某些法律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过多地强调学生應遵纪守法、履行义务，而忽视权利教育。这种教学内容的偏失不利于学生权利意识的形成和正确的法律观念的确立，同时也影响了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再次，法制教育的途径单一，教育手段相对落后，教育方法比较简单。法制教育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教育，而高校法制教育仍普遍局限于传统的“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模式，侧重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践性教学环节。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最后，法律课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高校大部分法律课的教师由社科部、学工处、德育处、团委或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承担，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相对较少，他们的法律素质必然会影响大学生正确法律意识的形成。
三、匡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
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指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培养。”“高校对培养和匡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仅从高校的角度人手，分析匡正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途径。
1 法制教育應当常态化。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是依靠不足半学期的法律课程。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必须有足够的法制教育时间作保证。所以，高校一方面應当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开足法律课程，保证法律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應加强对大学生的日常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法制讲座、考察法制教育基地、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建设法制教育网站、定期播放法制教育节目等多种形式，使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常态化。
2 强化法律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不会自发地形成，也不是靠灌输形成的，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体验逐步确立的。法制教育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所以，高校法制教育不應局限于法律课堂教学，而應当更注重法律的实践教学。高校可以举办观摩庭审、模拟法庭、法律进社区等多种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大学生深化对法律的理解，感受法律的价值和权威，提升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强化对法律的情感，从而形成坚定不移的法律信念，最终确立法律信仰。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9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律基础知识课应用
法律基础知识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旨在对中职学生进行相关法制教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提高法律素养。而中职法律基础课在培养学生自觉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因此如何提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效果，是使之真正发挥主渠道作用的重要环节。而案例教学对提高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是普遍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安排并应用案例教学。
一、案例教学法释义
所谓案例，就是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发生的典型事件，是围绕事件而展开的故事，是对事件的描述。所谓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
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
（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法律基础课的学习兴趣。
知识的获得依赖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师所创设的教学情境。案例教学适时地引入案例，可以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这样会使学生感到回答法律概念和条文比较枯燥，但学起来并不乏味，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之由被动的接受型学习状态转为主动进取型学习状态。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产生新鲜感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跃丰富。
（二）案例教学法符合一般性的认知规律，有助于学生对法律的理解。
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案例教学以具体的案例进行教学，使得抽象的规则具体化，原则的法律生动化。课堂上运用的案例有助于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使学生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这也恰恰为学生理解法律提供了基础。因此，案例教学符合认识由感性到理性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
（三）案例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
法律基础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法律知识，是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处理和判断有关问题时，能够活学活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在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使学生了解了法条指定的初衷，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
三、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选择
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要在吃透教材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选择案例。一般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围绕教材所阐述的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
教学实践中,教师不应为迎合学生的心理、提高学生的兴趣片面选择一些热点问题或现实性、针对性强但却脱离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案例,防止偏离教材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的现象。应当在教学基本要求的指导下,选择成熟、典型、针对性强的案例,尽量避免选择尚不成熟或自己把握不准的案例,以免误导学生。
（二）贴近现实生活。
许多学生对法律基础课兴趣不大。老师讲到的案例大多成了调剂学生情绪的平衡器,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其原因之一就是贴近现实生活不够,导致学生在心理上缺乏亲切感。法律是在动态中运行的,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选择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包括发生在学生自己身边,哪怕是很小的事件都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他们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三）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法律是一个以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为主线,各知识点和各基本原理相结合的知识体系。所以教学实践中,选择案例应注意知识点与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结合。
四、案例教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对法律意识的理解篇10
关键词:法律意识;高职院校;法律价值;法律信仰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277－03
法律意识总的来说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高职生素质教育的一大举措。但由于目前我国传统人治观念遗留，社会腐败问题频发，加之法制教育缺乏实效，学生思想功利化趋势严重，导致目前不少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十分单薄，缺乏对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法律价值的重视。这不仅不利于校园及社会安全稳定，而且给高职生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针对这些问题，高职教师应深入分析成因，并探索培养高职生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一、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状况
随着我国对高等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高职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到高职校园接受系统的教育。这有效提高了高职生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公正平等思想，更趋向于借助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部分高职生法律知识积累少且责任意识淡薄，无法在实际中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出现违反犯罪行为。
(一)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
现阶段高职生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具有模糊性和浅层性。其中非法律专业的高职生只能通过公共课学习法律知识，主要目的是完成考试任务而非重视和应用法律知识。这导致高职生普遍缺乏对法律知识的深入了解，对民法、婚姻法、刑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认知模糊，加之近年来我国对部分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而高职生没有及时更新法律知识，导致法律知识积累落后甚至错误。
(二)缺乏对法律价值的深层理解
不少高职生认为法律是对人们社会行为的约束，是制裁违法犯罪行为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强制手段。这种法律认知存在一定的偏颇，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部分学生甚至认为法律是维护强权的手段，对法律存在错误认识。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部分高职生对法律缺乏基本认可和信任，认为遵守法律只是为了顺从国家及学校，而没有从心底真正重视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导致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三)缺乏对法律责任的认知
近年来，高职生群体仍不时出现违法犯罪行为，部分学生因为学习和生活中的小摩擦而与同学打架斗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高职生自我为中心、缺乏行为约束的问题，而且反映了他们法律责任意识的不足。也有部分高职生则存在“权大于法”的思想，认为在权力高压下法律难以保护弱者的权益。因而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只能自认倒霉，部分高职生不通过学校制度和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是借助个人或小团体的暴力行为，不仅不能及时有效地维护权益，反而导致事件的恶化。
二、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因素:人治观念深厚不利于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我国长期以来受“人治”思想的影响，对民主化的“法治”缺乏重视和认识，导致人们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我国在政治方面执行封建君主专制，在经济方面推行农业自然经济，过分强调人治思想、阶级思想和特权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数十年的民主法治建设仍然难以彻底纠正传统的人治思想。这些历史因素所营造的消极氛围不利于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社会因素:社会腐败现象削弱了学生对法律意识的重视
高职生仍处于价值观塑造的阶段，心智仍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受社会腐败行为的影响。例如，部分高职生在校积极参与学生工作，但目的并非为同学提供服务及锻炼自我，而是为了增加关注度、强化权力以及“美化”简历，为毕业后应聘增加“筹码”。同时，近年来自媒体发展迅猛，部分学生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传播功利化思想，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形成消极的舆论氛围。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学生越来越注重自身利益，功利心过重，难以正视社会公正和平等。而目前社会存在的司法腐败行为则加剧了学生对法律价值以及社会公平的怀疑，在客观上淡化了高职生的法律意识。
(三)教育因素:法制教育低效不利于学生法律知识的积累
目前我国所执行的法制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高职生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培养缺位。其中，学生在小学阶段所接受的法制教育较少，且集中在常见的法律规制上，具有浅层性和狭隘性;中学阶段的学生面临沉重的升学压力，缺乏时间和精力接受法律知识培训，导致法律基础薄弱;而高职阶段的法制教育体系则存在一些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育与法律教育界限模糊，部分高职院校甚至将德育课和法制教育课混合在一起，削弱了学生对法律性质的认知;二是法制教育课程时间短且分散，难以向学生系统传授法律知识，不利于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三是法制教育课的教师缺乏专业性，部分高职院校抽调思想政治教师任教法制教育课，导致教学专业性较低，难以有效强化学生的法律知识积累和应用能力。
(四)自身因素:学生思想功利化不利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部分高职生过分重视考试、考证以及实习，而忽视对自身法律意识的培养。尤其是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部分高职生在求学上出现了极端功利化的现象。例如，部分学生为了考英语证书而主动每天背英语单词和语法，而不愿意看法律相关的新闻和书刊;一些学生在法制教育课上做其他学科的作业，甚至逃课参加学生工作等。此外，部分高职教师重视学生其他主修专业的成绩而忽视学生在法制学习上的表现。这进一步削加剧学生的功利思想，弱高职生对法律学习的重视，不利于高职生的法律意识培养。
三、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培养策略
(一)加快民主法治建设，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
2014年，在讲话中提出，有的群众说“老虎”离得太远，但“苍蝇”每天扑面。这就告诉我们，必须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15年，中纪委专门印发《2015年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要点》，将“拍蝇”工作推向高潮。这些强硬有效的反腐工作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拔除专制思想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将净化社会法治氛围，从整体上调整社会对法律的认知，为高职生培养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完善法制教育体制，强化学生法律知识积累
1．优化高职法律教材，完善法律教育体系。有关教育部门应重视高职生的法律意识教育，主动承担起高职生的法律教育责任，对传统的法律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加以推动和落实。高职院校也应转变功利化的教育思想，提供对法律教育的重视，深入调查和了解本校学生的法律基础和法律意识，结合具体学情制定具有校本性的法律教材。近年来“依法治国”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知法、守法、用法对学生的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应单独开设法律基础课，以科学的教材、适量的课时作保障，引导高职生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为培养法律意识奠定基础。2．改革法律课堂教育，提高法律教育实效。高职院校应从课堂着手，全面提高法律教育的实效。一是提高课堂教育者的专业素养。随着立法的工作的不断深入，每年法律知识更新太多，作为授业解惑的教育者应首先受教育，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和修养，这是增强高职生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应配备专业的、高素质的法律教师来担任法律教育教学，并不断通过教师培训等方式提高法律教师的法律修养，从而从源头上提高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效率。二是调整课堂教育的侧重点。教师应针对当前高职生对法律知识、法律价值和法律责任缺乏重视和认知等问题，调整课堂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引导高职生重新认识法律价值和法律责任。其次，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应对课堂教育内容进行提炼，力求“少而精”，其中，法律教育内容应与高职生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将来工作需求以及时事热点等联系起来，提高法律知识的趣味性和实用性，以具体生动的案例和细微深入的讲解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三是优化课堂教育的方法。教师应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以多样化、趣味化和互动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反思法律价值，重塑法律观念。这些教学方法应符合高职生的学习习惯和特点，例如鼓励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在课堂分析法律案例，结合课堂法律知识评点部分时事人物的做法并提出法律解决办法，反思本校学生身边发生的违法事情并分析法律责任，等等。这不仅能够提高高职学生对学习法律的主动性，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从行为上强化法律意识。3．建设法治校园环境，强化学生法律意识。高职教师应注重“言传身教”对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作用，对校园管理机制及学生工作制度等进行深入改革，削除以往的具有“人治”色彩的管理方式，建立“法治”、“民主”的新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同时，高职院校应严格遵守和执行教育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来开展学生工作，并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按照规章条例办事，不因人而异，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此外，学校还应定期举办各类形式的法律教育活动，例如模拟法庭、法律演讲比赛、法律知识辩论赛、法律时事案例分析、法律心理辅导等，在校内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现代法律意识。
(三)激发学生法律学习自觉，强化学生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在对法现象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认识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如果高职生没有法律信仰，法律规范及法律价值就难以内在化，无法落实到高职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行为中。高职院校应激发学生法律学习自觉，强化学生的法律信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使学生发自内心地对法律产生认同。这种认同感能推进法律信仰的培养，使得高职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高职院校在引导学生树立法律信仰时，应尽量引导学生使用现念来理解法律规范和条文所体现出的法的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以真诚的态度加以引导，逐步纠正。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及时发现高职生内心对法律认识的偏离，引导学生调整对法律的认知，树立稳固的法律信仰。此外，教师在课堂教育中应重视榜样的作用，借助公平、正义的积极事例，使法律信仰实体化，推动高职生内心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与对法律的信仰结合起来，最终强化法律信仰，升华法律意识。总的来说，高职生对法律知识、法律价值和法律责任缺乏重视和认知，导致法律意识的培养受到阻碍。高职教师应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历史因素、社会因素、教育因素以及学生的个人因素等进行分析，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优化高职法律教材、改革法律课堂教育、建设法治校园环境等，为学生强化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教师也应从学生的根本信仰着手，引导高职生将内心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与对法律的信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意识的内化和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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