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1
关键词儿童暴力侵害法律保护
一、我国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特点
(一)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特点
目前，中国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例还很多，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因此受到极大威胁，生命权没有保障。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侵害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1.暴力案件多发生在继父母、养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家庭。
2.被虐待儿童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三到十岁间，大多数被虐待的儿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体力方面与监护人相差悬殊。
3.从虐待持续的时间看，由于中国缺乏强制举报制度以及传统观念如“棍棒出孝子”、不管家务事等的影响，虐待行为通常持续时间很长而不会被外界制止。
4.从案件的发现渠道来看，多半是其他亲属或邻居实在看不下去才会报案，再由警察实施解救。
(二)遭受学校教师体罚侵害的特点
从媒体报道和相关案例看，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或变相体罚表现出以下特点:
1.很多老师或学校负责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并不重视体罚问题，在发生了纠纷后，不肯承认错误。
2.体罚多发生在中小学，乡镇或县城一级的学校最为普遍。中小学的学生与老师在体力方面存在较大悬殊，乡镇一级的学校，师资配备质量不高，老师、家长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意识方面相对欠缺。
3.体罚、变相体罚或侮辱的方式多样。有老师直接对学生施以暴力的，也有的是老师让学生相互惩罚。除体罚外，对学生造成伤害的还有变相体罚和语言暴力，可能对学生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4.纠纷处理上中学校态度强硬，结果扩大了损失范围。体罚或变相体罚后，很多学校往往态度强硬，采取措施强迫其他学生作伪证和孤立被体罚的儿童，这也导致被体罚的儿童产生精神疾病。
(三)遭受报复社会型无差别暴力侵害的特点
从最近接连发生的几起校园血案来看，儿童遭受无差别暴力侵害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凶手多因为个人遭到或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以砍杀儿童方式报复社会。
2.受害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没有及时作出反应行为如奔逃、呼救以引起更多警觉等。
3.儿童与凶手体力差距悬殊，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4.学校安全保卫薄弱，在儿童遭受人身伤害时无法及时给予保护和救助。
二、儿童暴力侵害案件多发原因
(一)现有未成年人家庭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在实际生活中，对儿童实施家庭暴力、伤害儿童人身权益的案件屡有发生。究其原因，施暴人思想认识落后、法制意识淡薄是根本因素，但是，反对家庭暴力专门法律欠缺、儿童权益保护制度不完善等也是重要因素。
1.对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暴力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缺乏及时发现的有效渠道。针对举报义务主体，不举报的法律后果，举报渠道，接受举报单位反馈等问题，并没有具体实施的规定。
2.对于生命健康权益受到威胁的儿童，缺乏制度性救助程序和临时安置机构。对于立法没有对救助机构以及可采取的措施作出规定。
3.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没有明确禁止家庭内体罚，同时对施虐监护人应承担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规定不明确。
4.现有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不利于被虐待儿童获得司法救济。整个法定人制度的设计是基于父母子女利益一致的假设，这导致父母侵犯孩子利益产生诉讼时，没有人在法庭上代表孩子的利益。
(二)现有儿童校园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1992年1月1日生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已明确禁止校内体罚或变相体罚。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这一条规定是无法得以有效实施的。
1.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明确要求把法制课作为教师进行在职培训或再教育的必修课。很多老师正是由于缺乏基本法制意识，才导致了体罚的发生。
2.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幼儿园的监督管理还有待于强化，尤其是没有将学生投诉制度明确化。很多案件中，如果教育行政部门能够接受投诉并及时开展调查，很多案件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解决。
3.对于责任人的处理方式，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只规定“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应给予相应处分”，至于如何具体操作法律并没有规定。
4.最近的几起校园血案的发生让人们认识到校园安保机制、安全教育立法的缺失。
三、对策研究
通过检视现有儿童保护立法、执法和司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将儿童安全保护状况堪忧的原因分为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或立法本身存在技术问题等类别，不能真正(下转第90页)(上接第86页)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现针对这些情形分别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现有法律框架内的儿童保护措施建议
1.预防家庭中的儿童虐待案件方面:
(1)未委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居委会(村委会)、派出所和妇联可以联合构建一个基层家庭虐待防护网，建立及时发现案件的有效机制。
(2)重视家庭问题的及时解决来预防家庭内儿童虐待。家庭内虐待儿童事件，往往是家庭问题的折射。要防止家庭内儿童虐待事件的频发，必须对有未成年子女的特殊家庭给予特殊关注，通过及时解决家庭问题来防止儿童虐待事件。
(3)采取推动儿童保护社会工作事务的发展，推动儿童保护民间组织的建立，建立受虐待儿童庇护机构等综合措施。
(4)未委会或妇联可以支持儿童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严重虐待行为，对于的确不适合做监护人的父母，法院可以判决剥夺监护人资格，该由其他亲属担任监护人。
2.关于教师体罚儿童的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法》已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主管部门和学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保护:(1)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法制培训形成制度，每年定期组织培训，要将法制课作为教师进修课程中的必修课。
(2)要建立教师的定期考评制度，对于体罚手段恶劣且对学生造成重大伤害的老师，要及时转岗或解聘、辞退。
(3)主管部门应设立面向学生或家长的举报电话，及时了解发生在学校内的体罚案件，并全程监督学校对体罚案件的处
(二)立法建议
1.关于预防或处理儿童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律:
(1)规定邻居、老师的强制举报制度，在各级未委会设立举报电话以及立即开展调查的制度。
(2)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被虐待儿童的紧急救助程序和各级政府要设立儿童避难场所。
(3)改革法定人制度，设立儿童诉讼监护人制度，从国家层面改变现有的法律援助申请制度，允许儿童本人或其他组织帮助儿童申请法律援助。
(4)明确规定监护人监督和培训制度。对于严重侵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应明确设立监护人资格中止制度和撤销制度，并明确监护资格撤销后，被撤销资格的父母要承担的责任和新监护人的担任资格和指定程序。
2.关于预防和处理教师体罚学生案件的法律:
(1)法律应规定，发生教师体罚学生案件时学校向教育主管部门及时汇报的制度。
(2)明确规定将法制培训列入学生和教师培训的必修课。
(三)针对无差别暴力侵害儿童犯罪的实时举措建议
1.全面强化易被侵害单位的安全防范措施。政府应组织对学校等易发生暴力侵害案件单位的安全检查，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各项措施。公安机关要迅速组织开展学校及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常态化治安巡逻。学校等单位要配足配强校园安全保卫力量，以有效应对各种突况。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2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260-02
在我国教育事业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为了进一步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保护在校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益，在教育领域设置补充责任制度使校外人员侵害在校学生的问题迎刃而解。学校以外的第三人侵害校内学生，学校有过错的应负相应的补充性赔偿义务现已被明确规定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中，这为处理在平日生活里发生的学校以外的人员伤害在校学生的问题提供了司法依据。这一制度虽已被法定化，但其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定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说福建某校发生校外人员对校内学生实施的砍杀行为，司法实践中对学校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和学校以外的人员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即如何进行责任分配的问题并没有明朗化和具体化的司法依据。
一、教育机构侵权补充责任综述
（一）教育机构侵权补充责任的含义
教育机构侵权补充责任的内涵十分丰富，从广义上讲它可以指校外人员造成在校青少年、儿童人身权方面的损害，由学校以外的人员负直接赔付义务，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观过错的，负一定的补充性赔偿义务；也可以指校内的青少年、儿童互相侵害对方的人身权益，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负赔偿义务。对于前者，教育机构所承担的是一种补充性义务，而后一种情况主要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前一种情况。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主要针对未成年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18岁以下的人为未成年，在这里就是指在学前班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以及在学校接受教育的18岁以下的学生。如果受到侵害的不是未成年人，则另当别论。
第二，它主要针对的是人身方面的损害。未成年人大部分没有自我保护手段，其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很容易受到侵害，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保护他们人身方面的权益，再者是因为青少年、儿童大部分都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其自身拥有的财物或金钱并不多，因此在目前没有必要规定教育机构对其财物或金钱的损失负补充性赔偿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未成年学生的财产损失置之不理，随着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在以后的教育事业发展中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二）教育机构侵权补充责任的性质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讨论过教育机构侵权补充责任的性质，目前比较权威的学说主要有连带责任说、限额责任说、补充责任说等学说”。国内多数法学研究者认可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这是一种较为准确的说法。对于相应的补充责任，何为“相应”，在法学界产生多种分歧，相应责任即为一定范围的定限责任，下面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我们强调教育机构所负的是一种补充性的赔偿义务，目前相关法律虽对此作出规定，但并没有具体规定何为相应责任，此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相应“到底与何种因素相关，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我们可以从作用力上分析，在发生校外人员侵害校内学生时，要看主要是由于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还是因校外人员的过错，哪一方的作用力大些，哪一方就应当承担多一些的责任。
第二，我们可以适当考虑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在发生校外人员侵害校内学生的案件时，虽然行为人为直接加害人，但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不佳，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全部的责任，此时可以酌情让教育机构多承担一些责任，这也体现了民法的公序良俗精神。
但是这两种标准都有其各自的缺陷，原因力说的标准是分别考察校外人员和学校的原因力，再从原因力的大小方面来判定双方对损害后果各自的主观过错程度，依据各自的过错来分配责任。这样做虽然较为合理，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好操作。因为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在校外人员对在校的青少年、儿童致害的案例中，学校以外的人员和学校所起的原因力是同等的，在此情况下就很难用原因力来判断了。而经济状况说考虑的是双方的经济情况，这对于谁的过错由谁承担责任的民法精神有所忽视。
以上，可以认定教育机构承担补充性赔偿义务的性质为“相应”的补充责任并且分析了教育机构承担责任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可以成为现实生活中解决司法难题的一些参考。
二、校外人员侵害校内学生的情况分析
（一）研究背景
在教育领域引入补充责任制度也使未成年学生在遭受校外人员的人身侵害时有了双重救济的保障，即学校和学校以外的人员对受害的青少年、儿童共同负赔偿责任。其次，补充责任的法定化有助于直接侵权人和教育机构双方责任的明确化。在以往，家长及社会对学校的责任要求过于苛刻，认为学生受到的任何损害都应归因于学校，而在教育领域引入补充责任后明确了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使教育机构承担补充性赔偿义务变得明朗化和确定化。再次，在立法上有助于归责原则的明确化，并促进了归责原则的进步。最后，教育机构侵权补充责任制度克服了以往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但目前立法规定的单一归责原则体系不能充分救济受害人的权益，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这类案件的处理虽然有了法律依据，但法律的制裁并不能完全防止校外人员对校内未成年学生的侵害，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各方面努力以进一步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益。
（二）校外人员侵害校内学生的现状
大部分的学生对学校的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制度不甚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校没有对未成年学生尽到特殊保护义务，这给在校学生受到校外人员人身侵害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带来很大困难。学校在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应将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学校拥有的安全设施告知学生。
父母将其子女送往学校接受教育，学校应对其子女负责，这毋庸置疑。但学校并不需要对学生受到的任何伤害都承担全部责任。在实际生活中，60%以上的父母认为其子女受到侵害后应当让学校承担全部责任，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不合理的，学校只应承担其过错范围内的责任。父母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他们把孩子送往学校，学校就应对其子女全权负责，为此，应加强法律宣传力度，使更多的人了解教育机构补充责任这一制度。
在学生受到校外人员的人身侵害时，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学生懂得一些逃生手段，几乎没有学生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这给其后的赔偿带来很大的困难。原因是在日常生活里，很多学校都没有对学生进行过专门的逃生训练，也没有为学生开设适当的法律课程，致使学生没有足够的逃生技能，对证据方面的知识也知之甚少。
对于父母来说，应进一步加强对其子女的安全教育，这对于防范校外非法人员对其子女的侵害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对学校是如何处理校外人员伤害校内学生的事件，将近100%的学生都不清楚，说明学生对这一问题漠不关心，原因是很多学生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对此类事件毫不关心，当然这也与很多学校不将此类事件公开有关系。
三、防止校外人员侵害校内学生的建议和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应从学校、社会、未成年学生父母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等各个方面加强对在校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保护，防止校外人员对校内青少年、儿童的侵害。
（一）完善校内安全管理体制
近几年来，在教育领域实施补充责任制度，有助于教育机构完善安全管理体制，也有助于在第三人侵权时合理分配双方的责任，这对我国教育事业面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校应如何完善安全管理体制，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对于认知能力非常低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教育机构应采取特殊措施保护其人身安全，而对于认知能力稍高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学校应授予其一定的自我保护手段，比如一定的逃生手段，以应对特殊情况下校外人员的侵害。
第二，学校对校外人员进入学校应进行严格登记，并配置专业保安维护校园安全以及配置监控仪等安全设备。
第三，教育机构应当开设安全教育课程，加强未成年学生对不法人员的防范意识。有必要的话，学校还应当增强在校学生的证据意识，这主要是指校外人员侵害校内学生时，要提高青少年、儿童的保存证据的能力，比如认清周围的目击者等。对于校内的青少年、儿童来说，应加强自身的危险防范意识。
（二）完善相关法律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方式
在任何案件中，受害者相对来说都处于弱者地位，而法律的目的在于能充分救济受害者，而要充分救济受害者就必须明确各方责任主体对受害者应承担的责任。因此立法上有必要在教育机构补充责任中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以完原善过错归责原则的单一归责原则体系，明确学校和直接侵权人的责任。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3
2018年是区妇联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妇联改革精神之年。区妇联将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大、系列讲话和各级妇联改革的重要指示，以增强“三性”、克服“四化”、大力推动妇联改革为强大动力，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基层、服务妇女为基本职责，聚焦重点、狠抓落实、开拓奋进，推动各项工作在改革创新中实现整体提升。新的一年，区妇联计划做好以下妇女维权工作：
一、做好源头维权，推动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推动政府和相关部门通过行政、法律、社会工作等多种渠道，解决家庭暴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女童受侵害等妇女维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争取公安机关加大力度打击性侵女童、虐童等侵害妇女儿童人身权益的犯罪行为。同时，增强未成年女孩家长的保护意识，不断推进留守妇女互助、流动妇女和外来女工的维权工作。
二、深化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围绕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创建平安江北的部署要求，继续推动普法宣传、文化科学、道德教育、安全知识、帮扶帮教进家庭，着力提高家庭防拐卖、防盗窃、防抢劫、防隐患、防欺诈、防艾滋的能力，努力实现家庭无毒品、无、无纠纷、无邪教、无暴力、无犯罪，加大力度深化“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配合省、市做好对各区县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工作的督导和考核。
三、加强基层维权工作网络建设。区妇联要定期到街道（镇）妇女维权站管理和指导，完善基层妇女维权站的工作管理制度，加强与综治信访三级平台的合作，及时总结经验和好的做法，要充分利用“妇女之家”的网络开展维权工作，组织“妇女之家”等基层维权干部参加教育培训。同时，要针对当前涉及或将来可能涉及的妇女权益的突出问题，如“出嫁女”权益维护、土地承包确权、留守女童性侵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议案、提案、调研报告、信息报送等形式及时向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有关部门呼吁反映，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切实将源头维权落到实处。
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要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教育，用好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载体平台,深入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其他有关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努力营造促进妇女儿童发展的良好氛围。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4
如果是以牺牲孩子们的善良、他信、自信、安宁的心绪为代价,
我不知道哪一个失去的更多?
如果全社会没有一扇门能被敲开,
那么这样的社会是不是也是冷漠和可怕的?
“六一”儿童节,同事小琴将女儿童童带到单位。安置好女儿,小琴急急忙忙地去其他部门办事,剩下我和童童在办公室。看着童童百无聊赖的样子,我就跟她搭讪:“童童,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啊?”谁知,童童抬眼看了我一下,没有吭声。我以为她没有听到,又问:“童童,今天你演的什么节目呀?”童童这次没有抬头,仍没有理会我的问话。
我想看看她到底接不接我的话,又继续和蔼地问:“童童,阿姨的话,你听见了吗?你不想回答阿姨的问题吗?”
童童抬起头,警惕地说:“妈妈说了,不让我和陌生人说话!”
我恍然大悟。
晚上打开电视,又看到一档儿童节目,节目是面向小学生及家长的儿童侵害防范意识比拼的内容。情节是编导预先设计好的,但参加的孩子却被蒙在鼓里。孩子单独在家时,由群众演员饰演“叔叔阿姨”,借口是孩子父母的亲戚、同事、朋友,敲门跟孩子说: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路上出了车祸,让我来家里拿钱,带你一起去。
我是你爸爸的同事,他住院的钱不够了,我替他来取。
我是你的远房亲戚,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请打开门。
你妈妈在超市被扣,我来取她的证件。
我是管道维修工,请打开门让我检查一下暖气管。
我是送水工。
……
演员软磨硬泡,以情动人,施以小惠,目的都是让孩子开门。
对于孩子们的表现,电视台全程隐蔽拍摄,并在节目现场播放,分别由法律专家和父母来打分。死活就是不开门的孩子,被评为警惕性高,获胜;开门越痛快的孩子,得分越低。节目似乎要让孩子认识到:敲门的陌生人或“半熟人”都是坏人,他们花言巧语骗人,目的是为了抢劫、偷盗、杀人、劫持、拐卖儿童等等。节目还插播了动画片《小红帽》的片断,敲门的大灰狼形象又一次让孩子们提高了防范意识。
节目中,专家不厌其烦地对孩子说着“有人敲门不要开、有人说是父母的同事不要信、有人问家里的电话号码不要说”之类的话。
于是,家长纷纷效仿,教育孩子“不要为陌生人开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然而在教育孩子“防范意识”的同时,家长是否注意到,这样的教育究竟会在幼年的孩子内心留下怎样的印记?
幼年、童年时期,正是社会化、秩序感形成时期,也是形成性格倾向的时期,孩子们的自信心、与人交往的能力、社会交往模式也会呈现最初的萌芽。如果在这个时期,强化孩子的怀疑心理,告诉他陌生人都是不可信任的、都有可能是坏人,要时刻提防,就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根植怀疑、防范的种子。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对社会、对他人都会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他们的心理有可能是动荡的、不安定的,他们的性格有可能是多疑的、忧虑的。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吗?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5
关键词：儿童；人身权利；宪法保护；法律救济
近年来，国内媒体曝出了许多儿童人身权利遭受侵害的事件、案件，如实习护士虐婴事件、温岭幼师虐童事件，各类贩卖、拐卖儿童案件，利用儿童进行扒窃、乞讨、卖艺、等违法犯罪案件，这些事件、案件的发生及后续处理反映了目前国内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相对薄弱的现实。由于儿童人权具有的特殊性，如权利的主体易受伤害，权利的享有需要由成人加以保护，行使权利的能力受到年龄限制等等，探讨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尤其是作为人权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的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和权利救济，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
一、现行法律未能对儿童人身权利提供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儿童权利具有诸多不同于成人权利的特殊性，如权利主体的身心特殊性、权利内容的特殊性、权利行使的不可选择性、权利实现的依赖性、权利的易受侵害性及权利保障的特殊性等。”因此，法律对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为其他权利主体设置义务并履行来体现的。例如儿童受保护的权利是通过规定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等监护义务来实现的。儿童在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学习时，其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等权利的保护，是以设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教职工应当建立安全制度、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等管理义务来体现的。对相关政府部门设定诸如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抚养，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等监管义务来实现对儿童的社会保护。然而，现行法律对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是不完善的。（一）尚未形成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围绕着宪法保护儿童的基本原则，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但是并未形成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的组织法、实体法和程序法，有关儿童生存、发展和教育的一整套保护儿童的法律体系尚有待完善。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主体的专项法律，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三部，其他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规范分散于以成年人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之中，如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母婴保健法、收养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尚停留在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及福利政策上，立法和执法总体上失之“宽”和“软”，亟需构建从立法到司法的完善的儿童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以成年人视角和标准为儿童制定的保护规则，很难全面体现儿童自身“不具有充分行使权利之能力，不仅在权利能力上与成人间存在差异，且在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之特点，加之行政职能部门监管的疏漏，执法和司法部门未能穷尽救济手段，立法机关的慢作为，以及行为人违法成本的低下等种种因素，致使很多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案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置。（二）现行法律对儿童人身权利之救济存在不足1.公权力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普通法律未能给予有效救济：一类是公权力主体履行职责过程中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公权力主体履行义务的条件、程序、法律责任等等，但是因疏于或者懈怠履行职责而使得儿童受侵害的人身权益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如2015年合肥儿童福利院寄养家庭虐待残障儿童事件，尽管民政部出台了部门规章《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对家庭寄养制度进行规制，但是具体到该案，谁来追究施虐者的法律责任？对受虐的寄养残障儿童的人身权益如何进行有效救济？代表国家对收养的儿童行使监护权的公权力主体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又该如何惩处？寄养家庭的道歉和福利院会加大监管力度的答复恐怕不能抹去其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更难以弥补受虐儿童的身心伤害。又如儿童的出生登记权，“出生登记是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的基础，也是儿童实现获得社会福利和国家保护的基础，”可见出生登记对于儿童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保护之重要。但是现实中各种微观因素影响着儿童父母登记行为外，管理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也影响到了出生登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曾长期运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与落户、入托、入学、低保等相挂钩的简单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侵害了儿童的出生登记权，进而影响到其基于户口出生登记之上附着的教育、社保等种种社会福利，最终损害的仍是儿童的人身权益。一类是公权力的缺位损害儿童人身权利的情形。这在“事实孤儿”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上显得尤其突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属于因父母一方或双方重度残疾、服刑、患严重疾病、失踪、弃养等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职责，导致事实上无人照料和抚养，基本生活和成长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儿童。2013年南京饿死案中，当作为儿童监护第一责任主体的两名的父母早已丧失抚养监护能力（父亲入狱，母亲吸毒无经济收入）时，国家本应当承担起监护儿童的责任，但由于当时的法律规范一直未对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撤销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之“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作出明晰的规定，具体干预措施的缺位和关于未成年人监护规定的不易操作，使得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面对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监护人合法权益事件时无据可依，难以处置。而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的七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失当情形，未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完全纳入其中，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也未将“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纳入孤儿群体，那些父母一方或双方重度残疾、患严重疾病、失踪而处于困境中的“事实孤儿”难以享受国家的相关救助，更不能被收养，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2.私权主体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普通法律难以给予及时救济：一类是义务主体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其侵权行为与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相称的情形。义务主体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对儿童人身权利造成损害，但是该损害后果是以成人为标准来衡量的，忽略了儿童与成人在身心上对损害结果的承受能力，如2012年温岭幼师虐童案，引发社会关注的是性质如此之恶劣、社会影响如此之坏的案件，以涉事教师承担与其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不相称的较轻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告终。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中国虽然出台了很多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规定，但是对于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定性并不清晰，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忽视、侮辱儿童的行为属于虐待，刑法中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与虐待儿童相关的罪名主要集中于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四个罪名，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虐童行为尚未纳入刑法规制中，温岭幼师的虐童行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要件，无法入罪。且虐待儿童的行为没有造成死伤后果的，很难追究虐童者的刑事责任，即便这种虐待儿童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给幼童造成的痛苦程度可能远甚于给成年人造成的轻伤，况且对幼童实施虐待行为，其主观恶性可能比对成年人实施伤害行为的恶性深，年幼时的这些伤害行为可能带来的心理伤害，较之于成年人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造成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其后果更为严重。因此，立法中幼童和成年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一律平等，其实质是不平等”。立法的漏洞和空白使得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用行政处罚来代替刑法罪名，义务主体的违法行为与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实则不相称，不但难以修复弥补儿童人身权利所受到的伤害，也未能起到警示教育和正面引导的法律效果。一类是未成年人行为失范而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情形。侵害人和受害人都是儿童，且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亚于成年人作出的情况下，一方面以成人标准来界定儿童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但是对侵害行为的处罚上又强调成人与儿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以儿童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不同于成人而不适用成人的法律、当作成人案件审理和按成人标准来处罚，而给予较为宽松的处理，且立法和司法上又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和救济手段或者规定较为原则、缺乏操作性，使得对儿童侵害人的失范行为的管束和惩治处于模糊地带，受害儿童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和救济。如重庆女童摔打男婴案件，因施暴女童未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从披露的案情来看，该案从性质上而言是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但是却以犯罪嫌疑人尚未达到法定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不进行刑事处罚并放任其远走异乡而不了了之。中国虽然出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却没有配套的程序法，也没有针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行为失范问题的教育和干预机制，导致未成年人在具有不良行为或实施严重不良行为造成大的社会危害时无法被及时有效的矫正。这一案件也引发了“降低刑责年龄”的又一轮争论，在刑责年龄降低尚难可行时，作为未成年侵害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该承担怎样严格的监护责任，法律应当给予幼弱的受害男婴的人身伤害和精神创伤怎样的权利救济？又如国内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霸凌事件中，受害人往往对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反而是施害方将视频上传到网络才引发了关注，由于事件本身的隐蔽性和年龄等问题，以及我国法律尚未对校园暴力作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惩戒规定，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暴力却不会受到惩罚，学校最多也是批评了事，很多事件最终不了了之，这也容易使未成年施暴者形成“藐视法律”的心态，受害的儿童也很难感受到法律对自己的保护，这些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是极其不利的。总体而言，普通法律中涉及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的规定，未能提供多样化、系统化的权利救济方式以及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着瑕疵。
二、保护儿童人身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之所以将儿童人身权利保护提到根本法——宪法保护的高度，一方面，是因为人身权利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儿童的生存、发展和保护是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其生命健康的权利、人格尊严的权利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话，更遑论其他权利的保护，可以说儿童人身权利是基本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保障儿童人身权利是宪法最高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保护儿童权益尤其是儿童人身权利是收入分配、性别平等之外关涉社会正义的重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成人往往因为儿童的依赖性和从属性，不知不觉地忽视甚至剥夺了这些基本权利，儿童被遗弃、被家暴、被残害、被拐卖、被参与、被游戏、被娱乐等现象层出不穷。儿童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是基于其特殊身心需求所享有的一种有别于成人的权利，如若不对其予以全面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无法实现的权利是纸上的权利，缺乏救济的可能性。因此，需要从宪法的高度重新定义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儿童具有不同于成人的诸多特点，如儿童的幼弱性与成长性、依赖性与相对独立性、不成熟性与可塑性以及易受侵害性与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性等。”保护儿童权利，尤其是儿童生命身体健康的权利、受保护和教育的权利，表面上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实际上与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息息相关，更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我国五四宪法中，关于儿童只作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96条第2款）极为原则的规定，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并无变化。八二宪法经过四次修宪，除了增加关于人权保护的条款（第33条第3款），强调“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外，还增加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49条）的规定。可见，宪法将儿童视之为与老人、妇女一类的弱势群体而独立的受到宪法的保护，且宪法还指出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有培养并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因而如果儿童的人身权利受到了侵害，但是普通法律中，欠缺宪法已确认的儿童基本权利之具体规定，或是相关规定较为原则不易操作，无法通过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诉讼来获得救济，或者通过现有的救济途径对受损的权利难以及时有效救济时，就需要借助宪法的地位和效力，对受到侵害的儿童基本权利进行最后的宪法救济，修复或者弥补受损的权益，以此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
三、对儿童人身权利进行宪法保护及救济的途径
基于上述，笔者提出以下公私权领域儿童人身权利侵害案件的宪法保护及救济途径：（一）进行修宪或者宪法解释，使之于法有据1.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的条款单独、集中列出，并扩大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的内容。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应当在宪法中明确儿童权利保护的四大基本原则，保障每个儿童理应享有的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例如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将儿童权利纳入宪法之中，在宪法中新增了以下条款：“保障每个儿童受到保护和照料的权利；奥地利公共及私营设施中所有与儿童有关的措施都须优先满足儿童的身心舒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权与父母保持直接接触。儿童拥有与年龄相当的参与权、残疾儿童有权得到相应的特殊保护和照顾以及禁止童工和虐童行为等条款。”虽然有评论说法案的内容并不完善，在保障儿童健康权、教育权、娱乐权和生活质量以及在消除儿童贫困等方面都显欠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笔者以为毕竟这是从宪法的角度明确提出对儿童权利的各项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其次，借鉴国外在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经验，适时制定我国的儿童福利法、儿童法院法，并将其上升为宪法性法律。儿童福利法主要涉及对儿童救助的法律问题，包括确定儿童福利保障对象、实施主体、保障方法和保障水平、保障资金来源等内容，避免诸如饿死、虐待等恶性儿童受侵害事件的发生，且通过对儿童的生存、发展、教育、庇护等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减少或防止儿童因不良境遇而产生不良心理和不良行为乃至犯罪的情形。儿童法院法则是一部涉及18岁以下少年儿童的集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通过设置独立的审判组织，对涉及儿童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适用不同于成人的程序，配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儿童司法机构人员等等，来构建属于儿童的特别法体系。2.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之原则，基于目前儿童人身权利救济之现实困境，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宪法解释权之外确立最高人民法院有限宪法解释权的宪法解释模式，并就两种机关的宪法解释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在有关宪法权利案件中，两类宪法解释可以直接引用，具有法律效力，使宪法中关于儿童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司法适用的效力。且基于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天然的弱势地位，还应当在程序上保障儿童享有以下权利：（1）申请宪法权利诉讼的权利；（2）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构建宪法司法救济制度，使受损的儿童人身权利尽可能获得补救和修复司法救济是保障儿童宪法权利的必要途径，也是最有效的宪法权利救济措施。1.适当扩大宪法司法适用领域，公域和私域并行适用。宏观上可在以下两个类型的行为领域展开宪法司法保护：一是公权力侵害儿童的人身权利的行为。二是私权主体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2.界定司法机关适用宪法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的情形：一是扩大检察机关的公诉范围。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应当对受害儿童无力自诉的案件提起公诉。目前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设立自诉制度的初衷，虽然是为了避免对某些轻微犯罪刑事打击的扩大化，但是具体到受害对象——儿童时，应当考虑儿童自身的行为能力或者说是自诉能力，尤其是低龄儿童，如何通过自诉这一手段和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显非易事。《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了“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告诉或者代为告诉，并通报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规定“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自诉案件，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人、近亲属没有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这意味着检察院只有在受害儿童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前提下才或者可以告诉，如此规定虽然出于尊重被害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害人自诉权之目的，但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方式，还是成为现实中受害儿童维护自身权益的巨大障碍。建议针对儿童的刑事案件不再区分自诉和公诉，一律由检察机关提告追究。二是确立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儿童人身权利的条件。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有条件的适用宪法来审理关于儿童人身权利的案件。即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关于儿童人身权利之规定审判具体的案件，而在必要时则可直接适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之原则审理案件。也即侵犯儿童人身基本权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普通法的规定给予司法救济，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即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保护。但是：第一，虽然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的规定进行保护，但是当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儿童人身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对儿童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之规定进行审理。如重庆女童摔打男婴案件，对儿童侵害人的监护人，应当援引宪法规范追究其最严格的监护责任。上文提及的温岭幼师虐童案，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以前，依据罪行法定原则，涉及刑事审判只能直接适用刑事规范，不宜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但是对类似普遍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对儿童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刑事规范进行惩治前，仍可引用宪法规范对受虐儿童的权益进行深度保护。第二，在法律没有将宪法具体化的情况下，也即宪法规定了儿童人身权利，但是法律对此类侵害儿童人身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被侵害的儿童人身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或者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上的儿童人身基本权利之规定来审理案件，以更好的实现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如对青少年霸凌案件和校园暴力案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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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6
家有女儿的父母，普遍比家有男孩的父母对孩子的安全多几分担忧。
来自2013年中期的数字显示，我国有3.67亿未成年人。如果按接近1：1的比例计算，全国至少有1.8亿个未成年女孩需要予以特别呵护。在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对这些花季女孩进行保护的同时，我们更要对这些女孩说，学会防范犯罪比接受他人保护更为重要。
学校不能只教孩子数理化
“学校不能光教孩子数理化，还要教孩子怎样面对社会。”十几年前，一位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她不满10岁的女儿是当时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一所小学的“禽兽教师”事件的16名受害者之一。在得知女儿受害的消息后，她勇敢地站出来报警并发出了前面的呼吁。
在这位母亲发出呐喊的时候，网络远没有现在发达，很多坏人没能像现在这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时，一方面很多被害人没有渠道了解如何绕开坏人的常识；另一方面公众对受害者的态度不是宽容和同情，而是嘲讽或鄙视。也正是从那时起，“被害预防”理念开始被学者和警方引入普通人的生活。
一位名叫何军的警察，供职于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研究室多年。一旦有典型案件发生，他常常会到现场采访。在30年的警察职业生涯中，他目睹过数不清的被害人的惨状。早在他20多岁刚当上警察的时候，每次目睹被害人的悲剧，他都在想：“如果案件不发生呢？怎样才能不发生？”在无数次为受害者设定了“假如……”的情景后，他开始研究被害对象。但在当时，“被害预防只有法学教科书里为数不多的一点儿介绍”，何军所能参照的理论很少。
被害预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作为犯罪学的—个分支，它的出现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十几年前，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和王大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由于缺少理论坐标系，当年何军艰难地从案例中提炼被害预防理论。
一开始，何军选择了出租车司机作为被害预防的研究对象。经过深入调查和感悟，他把被害预防分为被害前、被害中和被害后三个阶段。关于“被害前”，他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在侵害行为发生前进行预防，是最积极有效的预防。但往往因为受害者的防范意识不强，本该有效的防范被忽视了。在“被害中”，要有智有谋，如果遭遇侵害，被害人应以谋为主，视情况巧周旋，以图智救，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失误而丧失可解脱的机会。“被害后”是指遭遇侵害后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即配合警方及时抓获坏人，预防自己和他人再度被侵害。
何军认为，被害后预防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快速报案，二是保护好现场（尽可能地向公安机关提供有价值的人证、物证等证据），三是总结自身在防范上存在的问题。
何军也许并不知道，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理论界。学者们担心自己的被害预防研究是“无源之水”。当时的一项对被害预防的调查表明，公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被害预防。而关于未成年女性抗暴御辱的教育，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为许多青少年包括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对青少年的伤害来自哪里，也不知如何自我保护。”青少年法律与心理问题专家宗春山说。
正是由于在“被害前”孩子们没有从学校和家庭获得相关知识和能力，在遭遇侵害时的“被害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应对。
由于除犯罪侵害外，还有车祸、火灾和地震等灾害潜藏在人们的生活里，所以，公众对“性侵害的防护培训”等获取知识和能力的渠道充满期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在北京一所大学讲授“被害预防”常识时被学生团团围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被害预防知识的缺乏和渴求。
如今，由于学校的传导和网络的传播等作用，城市中的教师、家长已经初步具备了帮助女童防止性侵害的知识。但在乡村，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太大改观。这也正是少女被侵害事件发生的根源。
专家认为，要改变目前女童性侵害救助现状，既要对女童普及自救、自助知识，教会她们怎样保护自己，社会也必须改变贞操观念，对被害女童同情、尊重。当然，法律也要及时介入。
防色狼的六点提示
从犯罪学角度看，少年儿童、青年女性、老年体弱人群、智力低下或精神有缺陷的人群是易受害群体。
长期从事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的佟丽华认为，司法保护带有“亡羊补牢”的含义。相比之下，把预防性侵害的知识和手段教给孩子更为重要。李玫瑾教授建议，家长和学校、幼儿园的教师都可以选择一种适当的方式告诉孩子这样的知识，如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告诉孩子身体的哪些部位是别人可以碰的，握握手是可以的，别人把手伸进你的衣服触摸某些部位就不可以。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警官卢正来曾给少女提出六点防色狼提示：
1．防备身边的人。针对未成年女孩发生的性侵害案件，色狼大都是老师、邻居、同乡甚至父亲。针对受害人年龄小、在性知识方面懵懂无知的状况，家长和老师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性”，并对身边最亲近的男性有所防备。
2．防止孩子被“骗暴”。色狼会利用孩子信任老师和思念亲人的心理，把孩子骗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施暴。老师和家长应告诉孩子，如果不是老师和家长面对面交代任务，孩子应该拒绝接受他人的邀请。
3．出租屋要防“狼”。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租住在出租屋的流动人口大多会因忙于生计而忽视孩子的安全，有的人会让孩子单独留在出租屋里。由于孩子缺乏防范能力，受害的概率比较大。
4．少女单身慎夜行。少女在夜间单独出行非常危险，家长一定不能让女孩子在夜间单独行动。在路途遥远或者道路复杂的情况下，女孩子出行一定要有人接送。
5．百倍警惕“老色狼”。女孩子和家长的心目中要有“老色狼”的概念，对年纪大的男人同样要警觉。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某些不适或精神不振等情况，一定要耐心地问清楚情况并及时报警，以免孩子受到再次伤害。
6．识别色狼有方法。色狼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会用甜言蜜语，甚至不择手段。女孩子必须多一个心眼儿，识破他们的阴谋，不被他们的任何诱饵所诱惑。
对付色狼的四种招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告诉女孩们，可以用四种招数对付色狼：
第一招，“二龙戏珠”。用两根手指头直捣犯罪分子的两只眼睛。同时，把膝盖抬起来，顶犯罪分子的下部。
第二招，预备石灰面和辣椒粉。一个女孩子单独住集体宿舍时，可准备一些石灰面和辣椒粉。如果遇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可把辣椒粉撒向犯罪分子的眼睛，然后再来个“二龙戏珠”，保准万无一失。
第三招，在家中备暗器。如刀、铁棍、监控设备等。刀或铁棍放在顺手拿取的地方，一旦犯罪分子侵入住处，在危急关头可使用。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7
：家庭暴力。儿童人权。反家庭暴力法
。家庭暴力不同于社会暴力。根据它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其肇事者和受害者都有婚姻、血缘或法律上的亲密关系。尽管家庭暴力属于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但它仍然对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构成巨大威胁，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家庭暴力”一词显然是中性的。它没有澄清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还是女性对男性的暴力。然而，无论是基于官方还是学术调查和研究，家庭暴力几乎总是一种反性别犯罪，受害者大多是妇女，犯罪者大多是男子1]各国和国际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主要在于保护妇女权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儿童在家庭暴力中所遭受的损害不容忽视。父母有监护和教育子女的义务，但现代国家决不会赋予父母伤害子女的权利2）
的儿童家庭暴力与一般社会暴力有不同的原因。首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地位不平等。孩子是由他们的父母出生和抚养的。父母的物质和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对子女的贡献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子女对父母有很强的依赖性和顺从性，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地位。第二，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管教权力。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作为主导方，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家庭事务，照顾未成年子女。因此，许多父母以此作为家庭暴力的借口。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家长也会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忽视对子女人权的保护。最后，儿童权利的保护程度和社会宣传力度薄弱。目前，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关注焦点和主要调控方向仍然是维护妇女权益，儿童权益的代言人较少，社会影响力较小。由于缺乏法律宣传和教育，人们还没有形成法律意识，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对儿童的不当暴力实际上是对人权的侵犯3）儿童家庭暴力的根源涉及家庭结构、传统思维方式、，法律宣传等理论。儿童家庭暴力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普通家庭暴力的伦理问题。如何在社会伦理和法律体系中找到解决儿童暴力问题的机制，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家庭暴力严重侵犯了儿童的人权。为了保障儿童幸福健康的生存权利，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加大了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力度。
（二）关于在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人权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为了加强对儿童人权的保护，联合国大会大学于198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CRC），并于次年生效。目前，已有196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1）《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确提出了儿童精神病的概念人权第一次。所谓儿童人权是儿童作为人自然享有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源于儿童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也就是说，儿童人权将儿童视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儿童自身的尊严和价值是权利保护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外在内容4。根据该纲要的规定，儿童享有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家庭暴力的肇事者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和健康权。他们不仅对儿童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对儿童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观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公约公约》第一部分规定了保护儿童权利的一般原则，主要体现在第2、3、6和12条中。根据对这些原则内容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保护儿童利益的非歧视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障生命的原则、生命与发展的原则。确保儿童表达观点的原则。关于保护儿童免遭家庭暴力的规定主要反映在第19条中[5]尽管公约地区没有明确指出儿童目前遭受的暴力、虐待或伤害属于家庭暴力，但它已将注意力扩展到儿童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认为政府的责任有限，不应过度干预私人家庭关系领域。然而，由于家庭暴力严重侵犯了个人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和健康权，国家责任可以而且应该在必要时扩大到私人亲密关系，以确保儿童的人权，因此《儿童权利公约》还规定了国家救济的原则。[6]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只对公约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规定。方案的制定、如何采取相关的救济和调查措施、司法部门何时介入等都留给缔约国制定更详细的制度。
除了
的《儿童权利公约》外，还有其他公约规定了基本人权和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侵害。作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努力的结晶，《世界人权宣言》对基本人权的含义和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可以看出，人权包括人身安全和免遭暴力或不人道行为的权利。《人权宣言》对基本人权的定义也是儿童人权的基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7条规定保护儿童权利，儿童享有平等的保护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10条也规定了儿童享有平等保护的权利，第12条规定了儿童健康成长的权利。
（三）其他国家关于对儿童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
·
1。挪威儿童监察员制度
挪威儿童监察员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议会通过的相关法令。监察员具有中立和独立的监督地位，独立于利益关系和各方。虽然儿童监察员隶属于政府，但他的工作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以保障儿童权利。为保障申诉专员地位的独立性，其经济支持主要来自财政收入，不接受公司赞助或支持，以防止业务影响其独立性。
儿童监察员的工作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保障未成年人的政治和言论权利。由于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监察员作为未成年人的声音代表，可以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认真履行《儿童权利公约》原则规定的义务。第二，申诉专员在对某些案件作出判决后发表自己的声明，通过发表声明，申诉专员实际上担任儿童发言人，引起政府和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例如，近年来，儿童监察员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就儿童犯罪、贫困儿童、对儿童的暴力、少数民族背景的儿童和学生午餐发表了声明，监察员通过发表声明提高听众对保护儿童权利的认识，这对于防止类似侵犯儿童人权事件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监察员的第三项任务是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和联系，及时确保未成年人表达自己的情况，并寻求保护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途径。
总结了挪威监察员的做法。由此可见，在建立申诉专员制度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挑选监察员的能力要求很高。由于儿童监察员不能像行政或司法部门那样命令和作出决定，他需要在工作中有高度的协调和工作能力来完成他的个人工作。第二，确保儿童申诉专员制度有效性的基础是必须有独立的地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独立性是儿童监察员工作的先决条件。最后，儿童监察员必须深入儿童，他应该扩大与儿童的沟通渠道和渠道，最大限度地掌握儿童信息。
2。英国反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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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中，严重伤害受害者和儿童。为了维护英国家庭的社会稳定和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英国议会制定了许多制度，采取创新措施，有效预防和干预家庭暴力的发生，为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护。[9]在1989年《儿童保护法》中，英国制定了对保护儿童具有重要意义的看护令、评估令、紧急保护令和监督令。根据该条例，法院向被拘留的儿童发出照顾令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伤害，且其父母未根据相关申请提供照顾。在向相关儿童发出本命令后，相关主管当局有义务接收和照顾该儿童。儿童评估令指的是法院的评估儿童健康和发育的命令，以确定儿童是否正在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伤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英国了《家庭暴力与犯罪与受害人法2004》。其中，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故意或者过失杀害儿童，属于犯罪，当事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条规定确立了起诉家庭暴力犯罪各方犯罪行为的刑事程序。
。其中，《南京虐童案》中的养母被判处故意伤害罪监禁六个月。“虎妈”和“蒂芙尼早餐”的形象词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人们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到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人权的问题上。我国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实践主要从缔结国际公约和制定国内法两个方面进行。在国际公约方面，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制定工作，先后制定了《纲要：九十年代中国儿童规划的发展》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在国内立法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和其他法律为指导的体系。《宪法》第49条规定，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虐待儿童，这是中国保护儿童人权最有效的规定。婚姻法与家庭暴力司法解释指定并解释了力及其行为类型。（2）刑法还将滥用监护人纳入了监管范围。（3）基于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中国于2015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相关事宜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对相关机构的工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工，并首次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合并报告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中儿童人权的保护，中国已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儿童暴力行为，并加强对儿童暴力行为的研究。国务院在2003年7月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公约》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省、市、县设立了3268个法律援助机构，中国对家庭暴力和学校暴力采取了积极的司法干预。许多公安派出所大学都设立了“家庭暴力报警点”，并收到了求助警报，即迅速反应，及时制止暴力。200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10个试点基层法院，通过颁布《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等司法手段预防和控制家庭暴力。为了更好地维护儿童权益，中国还在有关组织或部门设立了热线电话。
（二）中国反家庭暴力法
儿童人权保护问题通过了解各种媒体渠道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儿童家庭暴力现象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十分普遍（或在移徙工人家庭内）。一些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没有抵抗力，不敢抵抗。一般来说，周围邻居会报警，家庭暴力事件会浮出水面。同时，许多家庭暴力事件因惩罚或警告父母而得以解决。基层组织能否随时回访或监督，能否切实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以及家庭暴力再次发生时如何保障儿童人权，都是现实中的难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对家庭暴力中儿童人权的保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现行立法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没有关于保护儿童人权的特别立法，也没有关于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人权的独立章节。根据对中国法律实践的分析，《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保护未成年人最有效的专门法律，但仔细分析该法律表明，它只规定了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则。因此，目前中国在维护儿童人权和其他福利方面缺乏专门而完整的立法第二，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对儿童家庭暴力仍然缺乏有效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法律惩罚措施。虽然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临时避难所、救援管理机构和福利机构，但临时避难所和其他救援机构的建立、标准化和完善仍需进一步落实。在法律惩罚措施方面，犯罪人很难得到有效的教育和惩罚，[12]只能得到一些警告或教育工作。这些惩罚措施是否能够防止家庭暴力仍有待考虑。
，主管当局也不清楚。根据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我们只知道负责儿童家庭暴力的机构的效力水平在县级以上。但是，它是民政部门还是独立的监督部门？但是，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导致行政监督主体的模糊性和法律规定的虚置性。最后，在
，保护儿童人权的法律意识需要提高，大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庭，仍然遵循《棍棒出孝子》的传统思想，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由于中国没有开展相关的反家庭暴力教育，儿童能否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暴力侵害了自己的人权并寻求救济，也反映了儿童人权保护意识的问题。此外，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一再提到工会、妇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群众组织或公益组织的救济和预防作用需要改进。
（一）完善法律规定与反儿童家庭暴力有关，为了进一步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进一步促进对儿童人权的保护，中国应借鉴国外儿童保护特别立法的规定，加快制定保护儿童权利的特别立法。儿童福利的立法应涵盖多维度对儿童人权的保护。[同时，中国应改善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联系。根据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条例由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因此，应当在刑法中明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这两种行为的具体对应罪行，因此，我国刑法应当明确这两种行为的具体对应罪行为了保证法律规定不枉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属于虐待罪，但刑法规定虐待罪属于事后告知的处理罪，笔者认为，该罪的规定是不成立的d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处罚应由自诉改为公诉，以提高刑法对家庭暴力的控制和警示作用，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人的惩罚和警示作用，有利于保护儿童人权违反安全保护令的罪行应当在实施细则或者刑法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此外，还应明确刑法中关于虐待罪定罪量刑的规定。根据刑法规定，虐待罪只有在情节恶劣时才属于刑事定罪的范畴。在实践中，由于许多司法机构对家庭暴力的结论属于轻伤，因此排除了构成虐待罪。笔者认为，在儿童家庭暴力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身体伤害的严重程度，还要考虑家庭暴力的数量和对儿童的心理和精神创伤。
（二）完善反儿童家庭暴力救济机构的规定
的儿童家庭暴力具有不同于妇女家庭暴力的特点，因此应设立一个单独的反儿童家庭暴力主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全国妇联设有办事处。目前，地方一级没有全国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一般有两个保护儿童权利的综合协调机构，即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两个地方综合协调机构的办公室也主要与群众组织和社团的工作挂钩，缺乏相应的权威和执法权力。因此，中国应该逐步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从儿童人权的特殊性出发，管理儿童家庭暴力。在
，中国可以借鉴挪威关于独立监察员的规定，为该地区建立独立的专门机构保护儿童权利，从而有效地保护儿童权利。但是,借鉴挪威的儿童监察员制度,赋予中国保护儿童权利的专门机构一定的行政主体地位,以确保其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干预权限,，我们还应该使这个机构独立于其上级领导部门或社会利益集团之外，其最大目的是代表儿童发言。目前，中国儿童反家庭暴力的主管部门主要是乡镇人民政府，与之合作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主要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学校等。在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他们可能难以从这些组织中寻求救济和心理上的尴尬，此时，一个顺畅、独立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这一问题。设立独立监察员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和了解保护儿童权利的现状，因此它更专业，日常监测工作更详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可以通过定期活动或自己的网站为儿童提供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接听儿童的电话和为儿童的隐私提供空间。与此同时，专门机构还应加强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备案、登记和日常监测。发现家庭暴力家庭后，应建立日常回访或临时检查制度。如果仍然发现儿童家庭暴力，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干预权力，将儿童转移到安全地区。
（三）加强预防家庭暴力以及维护儿童人权的保护意识。
·
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体系，而且增强了家庭和社会的人权保护意识。就像婚姻暴力的受害者一样，离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儿童家庭暴力中，儿童离家出走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许多儿童来说，亲属关系在他们心中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和依赖的关系。因此，对于儿童家庭暴力，最重要的是要注意预防，提高人权保护意识。在预防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预防家庭暴力侵害儿童的做法，建立相应的行为禁止和保护令，将受伤儿童转移出受伤地点。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警察和机构对儿童的日常保护负有高度的责任，司法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其中，为预防家庭暴力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帮助。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规定了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保护令，该法令对管辖法院和申请要求也有更详细的规定。然而，提交人认为，由法院执行安全保护令的规定是不适当的，因为法院是一个司法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始终难以处理这一问题，因为它起着监护作用。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公安机关等日常生活管理者应当承担更大的监督义务。此外，应注意保护儿童人权的社会宣传。虽然孩子的教育属于家长的管理家庭内部事务、侵犯和保护儿童人权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开展与保护儿童人权有关的公益活动，通过公益广告、报纸和其他新媒体向社会和家长传达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同时承认儿童的尊严，管理儿童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应加强其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主旨，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并向儿童介绍家庭暴力后他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当一些律师事务所就处理家庭纠纷提供法律咨询时，也有必要适当地向父母灌输一些法律意识，例如保护儿童人权。在法律背后，需要道德价值观。只有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的公众意识（或转化为普遍的公众意识）的支持，法律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引导和限制人们的行为17]因此，通过对家长进行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教育，父母应该意识到儿童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通过一些社会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儿童的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反家庭暴力法公约在中国的有效实施。
人民或家庭成员不应通过暴力行为侵犯儿童的人的尊严、人身安全和健康权利。在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的人权需要国家、父母和儿童的共同努力。首先，父母有权管教子女，但这种权利不能过分，不能损害子女的人权。家长应注意转变观念，尊重子女人权，提高法律意识。第二，只有当父母的行为严重危害儿童人权时，国家才能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国家具有公共权力的属性。它应尊重私人领域争端的解决，不应随意干预私人权利领域。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和其他手段谨慎干预家庭内儿童的管理。最后，群众组织和社会援助机构应在保障儿童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儿童权利的保护不仅需要完善立法，还需要完善相关群众组织的工作，建立监督评价机制。因此，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加快发展中国家庭暴力中的儿童人权保护。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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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vs[7]吴天昊。儿童监察员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挪威的经验[J]。青年研究，2008，（2）：32.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8
其实，早在法国发生恋童癖事件以前，英国政府就发表了他们对本国儿童被侵犯情况的调查报告。结果表明，北威尔士多家儿童收容院都发生过儿童受犯和虐待的事件。另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类似的报道也比较多。
事实上，国内的“恋童”现象也不鲜见。只是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受害人的家长往往“为了孩子的前途”而不愿声张而已。
山东某县就发生过一起此类事件。一小学校长利用职务之便，以安排女生打扫卫生、到其家中帮忙等为由，并以送水彩笔、杂志、食物等为诱饵，先后奸淫未成年女学生9人22次，猥亵女学生2人3次，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年龄最大的13岁。此人已被处以极刑。
国内类似的报道还有一些。可见，恋童癖患者造成害并非只是国外的事。所以，做好对孩子的保护及教育工作是家长以及全社会都不应忽视的问题。
只有陌生人会侵犯儿童吗
大多数人凭直觉认为，只有陌生人才会对儿童进行犯，所以他们常告诫孩子“要注意，小心陌生人”、“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等。但事实上，恋童癖者的性对象多为较熟悉的儿童。有资料显示，仅有10%~20%对儿童施行的人是完全陌生的人（这一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基本相同），其余80%都是孩子所认识的人。这些“熟人”可能是父母亲的朋友、邻居，但最可怕的是，这一部分人只占了40%，另外40%都是与小孩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包括父亲、哥哥、叔叔、伯伯、祖父、舅舅……所以，如果不多加注意，实在很难防范。同时，很可能因为情感方面的原因，孩子也常常委屈自己，而不向其他人讲出实情，结果就被长期侵犯下去。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人家族伦理观念实在淡薄。而且，不少影视节目喜欢渲染对的放纵，却未曾引导观众探索由此所付出的代价，没有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近亲间的害增加。
什么情况下儿童易受害
潜在的侵害者出现时侵害者可能是仇视女性，或者是个极度没有自信心的人。他企图从侵害儿童的过程中得到自信，显示自己的力量；要不他本身就有暴力倾向。另外，对情感、欲望、情绪缺乏控制能力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潜在的侵害者。因此，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在某些场合会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形时，你应该适当地多一点戒备之心。
环境“外控力”太弱时最主要是社会道德观念的薄弱。父亲害自己的孩子，一定是找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下手，因为“外控力”不在了，失去了监督。因此，为保护孩子，最好不要将他单独留在家中，或让他单独外出，尽量结伴而行。
孩子的反抗被瓦解时侵害者会用糖果、玩具、小人书、电子游戏引诱孩子，甚至使用武力、刀枪、棍棒逼迫孩子，孩子通常都无法抗拒。因此，家长应事先教导孩子在面对诱惑时要勇于拒绝；面对武力胁迫时要以柔克刚，保护好自己，并且教给他在危急时候的求救方式。
请保护好孩子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9
为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等关于维护妇女权益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宣传贯彻宪法、民法典、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和维权关爱服务，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妇女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积极参与平安**、法治**建设，为家庭平安幸福、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巾帼力量，我镇在“三八”之际，在辖区内开展了“巾帼在行动，送法进村社”普法宣传活动。现将法律维权周活动总结如下：
一、活动宣传知识落到实处
我镇采取临街放放宣传资料、进村进行普法宣传、有奖知识竞赛、以及借助腰鼓队游街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宣传，累计发放宣传资料各类宣传资料2000余份。
二、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有富有实效
1、举办“妇女维权法律知识讲座”，各村社结合“三八”活动，自行组织了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维权知识突出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面与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
2、推进安全宣传“进家庭”活动。面向辖区村（居）民宣传安全法规以及文明祭祀、森林防火、烟花爆竹、取暖用电用气、交通等安全知识，做到清零家庭安全隐患，明白应急用品使用方法，熟知避难逃生路线、熟知家庭安全常识、熟知居家周边安全环境。通过提升家庭安全素质、普及家庭安全常识、培养家庭应急技能、加强家庭安全保障，全面提升广大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应急避险的能力和水平。
3、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活动。面对新仍然严峻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充分发挥妇联干部、执委、巾帼维权志愿者作用，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疫情防控制度法规的宣传，累计发放《疫情防控指南》300余份，增强了广大妇女儿童和家庭防控意识。
儿童防侵害安全教育篇10
关键字：校园侵权，表现及原因分析，防范措施
2010年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的惨案使学校和学生的安全问题再度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而后各地伤害学生事件的不断发生，学生安全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学生伤害事故还只是校园侵权的一类表现，面对来自各方面对学生的侵害，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相关对策及措施，力求最大程度的保护学生的权益。
一.校园侵权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校园侵权的表现
根据过错责任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校园侵权做以下划分：
1.由于学校的过错造成的校园侵权行为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里列举的学校过错的侵权行为，主要有以下情形：一是教师履行教学管理的义务期间所产生的对学生利益的侵害，如体罚、殴打、辱骂学生所形成的伤害后果，幼儿园幼师虐待儿童便属于这一类的侵权行为。二是学校在进行教学、监督、管理活动中对学生利益所造成的伤害。
2.由于受害学生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校园侵权行为受害学生因自身的故意和过失等行为引起的财产和人身权益的损害，如学生在遭遇挫折后而自伤和自杀造成了自身权益的损害，或者一些学生因为吵架最终互殴而受伤致残的行为。
3.由于第三人加害所造成的校园侵权行为这种校园侵权行为包括在校其他学生的加害行为造成的校园侵害和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害行为所造成的校园侵权。各地频发的校园伤害学生事件就属于来自外部第三人的突发害行为。
4.由于侵害主体和受侵害主体的混合过错造成的校园侵权行为比如说学生违反学校的安全管理规章同时学校也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样由于混合过错导致校园侵害发生。
（二）校园侵权的原因分析
1.学校方面的原因：
（1）教育设施陈旧或使用了劣质不合格产品，比如学校的校舍、场地及其他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或者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食品不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学生因为学校设备缺陷而受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2）学校的规章制度不严格，没有尽到完善管理的责任，比如学校的安全保卫及消防等设备的管理制度有明显的疏漏存在重大隐患而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近年来学生在校园内外被校外人伤害事件的不断发生，也和学校没有做好安全保卫等管理工作有重大的关系。
（3）学校的安全保护措施不力也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比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校外活动但没有在活动前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也没有在学校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4）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未履行相应的职责，比如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受到伤害，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发现但是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导致不良后果的扩大，或者发现学生的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没有进行必要的告诫制止导致发生伤害的。
2.学生方面的原因学生的危险行为引起的事故，比如学生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实施其应当知道的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老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不改并再犯的。
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经过调查，学生权利受侵犯现象大多发生在经济落后地区，学生父母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也很淡薄，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自身权益保护的意识及法律维权意识。因为"有学者作过调查，当人均收入在200-2000美元之间，公民所需要增加的一般只是经济利益而非政治利益。相应地，此时公民要求实现的是与经济利益有关的经济权利。"法律意识水平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关心更多的是丰衣足食，至于如何教育孩子保护自身权益及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父母是没有精力关心的。学生在学校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在家里也没有父母的理解和关心，自身是无法形成自己的权利意识的，所以在贫困地区被侵害学生往往遭受多次侵害甚至持续性的侵害。
其次，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迫使大多数学生的父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大多数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孩子更易受到各方面的侵害而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而且在受到侵害后身体和心理也更难以快速痊愈。
再次，经济落后地区，家庭收入低下的人们生活的比较艰难，一些人就容易产生各种厌世和报复社会的心理，他们在失去理智的时候就将魔掌伸向了无辜的学生。各地发生的砍杀学生事件的恶徒很多都是感觉生活无望才做出如此恶行的。
二.校园侵权的防范措施
校园侵权的发生，给孩子们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同时也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并加重了学校的负担，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尽量避免和减少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预防是关键。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做好内部、外部的防范工作，切实把防范工作做全面、深入和扎实。
（一）健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
在我国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校园安全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只有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校园安全防范措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亟需加快完善校园安全防范方面的法律，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同时学校也要制定相对完善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应对的规章制度，切实保护好学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二）学校要强化管理，建立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体系和学校事故应急救援机制，有效避免和减少校园侵权事故的发生。学校教育和管理应该科学性和规范性并行，如完善学校门卫制度，避免因为校门口安全管理不严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的再次发生，还要完善学校食堂卫生管理制度让学生吃上卫生、安全的食物，完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和学校医疗卫生用品管理制度，为学生在校园内学习生活营造安全的环境，有效防范校园侵权事故的发生。
（三）加大教育投入，改善落后地区的教学条件，严把教师入口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学水平落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师队伍素质不高，教师侵害学生的事件经常发生，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幼师虐童事件也多次发生，所以从源头上严把教师入口关很有必要，同时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教师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法律素养的考察。
（四）更新教育观念，注重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的教育。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使其在遭受权利侵害时可以大胆说出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胆怯退缩继续遭受不法侵害。
（五）积极探索出与侵权行为法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使赔偿责任社会化。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在第三人侵害学生权益时的有过错的补充责任，当第三人侵害学生的事件发生时，如果第三人没有能力赔偿并且学校也有过错那么学校就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样在近年来校园侵权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无疑加重了学校的负担，而且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学校也没有能力承担责任，受侵害学生往往得不到赔偿。所以我国不妨借鉴加拿大等国的保险制度把学校办学活动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使学校事故的赔偿责任社会化，这是解决当前学校事故问题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路。这样不仅可以使受害学生及其家庭可以得到有保障的赔偿，而且减轻了学校的负担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