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简介篇1
1、《西厢记》讲述了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故事，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2、该剧文辞华丽、故事曲折、情节跌宕起伏、文笔细腻、人物传神，堪称绝世经典，并有“花间美人”的雅称。
3、因其在艺术上的近乎完美，故又被选为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冠，有“西厢记天下夺魁”、“古戏扛鼎之作”和“北曲压卷之作”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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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简介篇2
[关键词]影响比较人物主题
《西厢记》之于中国,与《广寒楼记》之于韩国一样,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且随着两国文学交流的加深,两部巨著对本国文艺创作界的影响也扩散到了整个世界范围。那么,同样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源泉的中国与韩国,在相似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两朵奇葩又有何异同呢?本文旨在通过对两部巨著主题,人物,艺术特色的对比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主题
《西厢记》与《广寒楼记》一样,其故事并不是来源于单纯的文人创作,而是作家对久经广大人民传诵的故事的创作再加工。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很多文人以诗歌等形式表达对《莺莺传》的热情,到金章宗时人董解元编写《西厢记诸宫调》,增加新的内容改变了主人公原先的悲剧命运。《王西厢》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叙事体的讲唱文学,改成了近言体的戏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趋于完美。后世所说的《西厢记》一般是指王实甫著,金圣叹评点本的《西厢记》,以下简称《西》。
《西》提出这样的口号: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五本四折[清江引])。这是《西》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这个口号,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春香传》作者、年代不详,一说为山西赵庆男所著。小说的异本有120余种,名称也因版本不同而异,不是一本单一的作品而应称作“春香传群”。既有由潘骚里说唱艺术创作而成的小说,也有文学界小说,另外,还有汉文本的小说。在这里,我们将要讨论的就是汉文本小说《广寒楼记》。这部小说可以称作韩国文学作品中传播最广,最受欢迎的小说,人们在各个方面对他展开了广泛研究,以下简称《广》。
《广》突出表现了春香想要摆脱妓生身份,和对此予以阻挠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把身为妓生的春香对自由、平等、解放的追求和社会规范的束缚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时代伦理和旧时代伦理的矛盾。其主题可阐述为:(1)烈女不事二夫;(2)摆脱身份控制的人类解放;(3)庶民意识。即身为妓生的春香坚守贞节,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上升。
《西》与《广》的主题思想是相似的。从两部巨著都可以看到庶民意识的觉醒,《西》中莺莺不顾张生的白衣身份积极追求爱情,而《广》中春香和桃麟摆脱春香的妓生身份相爱,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也有其差别。《西》强调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广》则突出了烈女不事二夫的主题。
二、人物
不论是戏剧,还是小说,其成功必然是建立在对人物成功刻画得基础上。《西》、《广》虽然文学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刻画人物上,都有其成功之处,下面将予以简单介绍。
崔莺莺和春香,一个是相国小姐,一个是退妓的女儿,虽然身份悬殊很大,但是她们追求爱情的心意是相通的。但又因其身份的差异;其对爱情追求过程中的表现又是不尽相同的。
莺莺一出场便以一个伤春怨女的形象出现(已许婚郑恒,未婚夫将至,却无兴奋,对亲事不满),当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家去时。她回顾张生不愿离去,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是含蓄的,又是大胆的。而春香,相较而言,对待桃麟虽然也矜持有清醒的认识:“公子青年尚未冠首一番寄情之后弃掷而去,则贱妾一生宁不可怜。”但是,当夜当桃麟翻墙而入时,却没有莺莺那般犹疑不定,这也是两人身份差异使然。
三、艺术
1.矛盾冲突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但是戏剧冲突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人物性格的基础上,构成真正的性格冲突,人物的不同性格决定着戏剧冲突的发展,在冲突的发展中展示人物的情感和命运。
《西》的戏剧冲突主要集中在两条线上:一条是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一条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西》中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斗争,关系着事态的发展方向,造成戏剧冲突的洪涛巨澜,决定着戏剧的主要故事情节。
《广》中年轻男女的相逢,搭讪和爱情,离别和痛苦,出仕和救出等都成为小说戏剧型的要素。主要戏剧冲突集中在两条线上:(1)和新官员的斗争;(2)春香和桃麟之间的冲突。故事环环相扣,戏剧冲突迭起。
2.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喜剧结局
两者最初的故事都是悲剧结局,而《西》与《广》都是喜剧的大团圆结局,这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女主角的同情和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渴望。另一方面,这种结局也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在《西》与《广》中,张生和桃麟从初始用情,都不是抱着玩弄女性的目的,他们对女主角的追求都是热烈而真挚的。
3.语言艺术
《广》第二回“探香”中,“广寒楼之文与西厢之文有三同而二异,西厢之文如雨洒巫峡,广寒楼之文如月映湘江;西厢之文以文行情,文过于情,广寒楼之文以情行文,情胜于文。所以异者二也,其所以同者,则西厢之文奇而广寒楼之文亦奇;西厢之文精而广寒楼之文亦精;西厢之文华丽而广寒楼之文亦华丽,此三同也。”由此可以初步窥见,在语言艺术上《西》和《广》的异同。
《西》有个性化的语言,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以及丰富的潜台词的语言,表现人物的个性;充分利用方言,语言富有文采。《广》语言简练,正如其所说“以情行文,情胜于文”,但并不是说其文没有文采,它的妙语也是随处可见;符合人物性格,即为个性化的语言。
一部文艺作品,单有好的人物,戏剧情节还是不够的,言以载文,必须有好的语言才能称其为是成功的作品。总体来说,《西厢记》和《广寒楼记》在语言上是成功的。
四、影响
元人宫天挺的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中,王仲略说:“小生不曾读《春秋》,敢是《西厢记》?”人们已经拿《西厢记》和《春秋》作比,可见其影响之深。明人单宇《菊坡丛语》也说“《西厢记》人称为《春秋》”。《西厢记》在思想艺术形式上,直接影响后世的戏曲,至明清以来的爱情小说,大都受它的影响。《西厢记》早在16世纪初就已经传入朝鲜(当时称朝鲜),对朝鲜(当时称朝鲜)的喜剧创作,小说及批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广寒楼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体例上看,《广寒楼记》采用了评点本的一般体例,特别是金圣叹首创的《读法》体例。另外,《广寒楼记》中多次提到《西厢记》,并与之进行比较。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贯通时空的生命力。在今天,我们更要挖掘其符合我们时代特色的新的意义。我们通过对《西厢记》与《广寒楼记》在主题,人物,艺术特色及其影响上的对比研究,可以初步了解两部巨作及其相互间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
[2]陈德芳.金圣叹评《西厢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3]霍松林.《西厢记》简说.作家出版社,1957.
西厢记简介篇3
关键词：才子；多情；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J8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0-0042-01
《西厢记》是四大元杂剧之首，又名《莺莺传》。宋金时期，董解元改写《莺莺传》为《西厢记诸宫调》，以圆满团圆的结局收场。到元代，被王实甫改编成戏曲。《西厢记》同情封建叛逆者，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幸福的摧残，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并歌颂青年男女为爱情而斗争的胜利。此爱情故事流传于民间，经过元曲大家王实甫的编撰，使其故事情节细致婉转，文词优美动人，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董解元在《西厢记》中塑造的那个英俊潇洒的多情才子形象张生，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多情才子张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婚姻观是才子配佳人，《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佳人形象，出身名门，相府千金、大家闺秀，并拥有倾城倾国的容貌；而张生才华出众，风流倜傥。因此崔莺莺配张生是一种美满的姻缘。张生与崔莺莺在佛殿初次相遇，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吸引了崔莺莺的眼光。在崔莺莺夜晚烧香时，他隔墙吟诵“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这虽然是一首即兴诗，但却巧妙的向崔莺莺倾诉了他的爱慕之情。细细品味这首诗，文字清雅别致，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才华横溢，让崔莺莺赞叹不已。之后又加上“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此句来应和，更表现出张生的才华。这些话更加强了崔莺莺对张生的美好印象，认为张生是一个有内涵的俊男才子。莺莺大胆的与张生月下吟诗，并在红娘的催促下含情脉脉的回应张生，把张生引逗的心神荡漾。
张生是个多情种，在无意中所邂逅的莺莺一眼定情。并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考去罢”，不去在乎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将爱情放在第一位，并对莺莺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先是借住寺中“温习经史”，以来跟莺莺更加的亲近，然后再跟莺莺的贴身丫头红娘自我介绍，“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生，并不曾娶妻”，紧接着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吗？”等等的行为，一个在爱情的冲动下痴迷、冒失、挚诚、钟情、傻气栩栩如生的张生形象表现出来，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疯魔汉”，让人在捧腹之余，更为张生的多情不自禁而动容。
张生又是专一的。自始至终他眼里只有莺莺一人。夺得状元后，对莺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自离了小姐，无一日心闲”，快马加鞭地赶回莺莺身边。这一形象跟往常戏剧中背信弃义的男主人公是完全不同的。张生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执着追求自己的爱情，他逃离世俗的眼光，从未放弃，老夫人的毁约并没有拦住他追求爱情的脚步。在“男儿膝下有黄金”的社会中，他可以为了爱情，向一个丫环下跪，以自己的志诚得到了红娘的帮助，最终姻缘得成，谱写了一段千古佳话。
二、市民化的张生
张生对爱情的忠诚、执着符合了大众对爱情的向往，他将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他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与市民内心的人生观念不谋而合。生活中很多不能实现的愿望，就在作品中一一都能实现。因为谁也不愿意看到悲剧的重演，所以在作品创作之初，作者就赋予了张生的市民化知识分子的特性。张生虽是一介平民，但他却有着担任礼部尚书的荣耀的祖先，这颇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现在不如你，但我的祖先比你的祖先强”，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小市民思想。到了作品最后，张生一举夺魁，又抱得美人归，可谓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能有这样的幸事，真是夫复何求！所以这也体现出了小市民的心想事成。
但是，张生又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他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也有不理智、庸俗等语言和行为，如“若和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怎舍得她叠被铺床”等等。除此之外，他的身上还兼有软弱、轻狂的不良习性，一见到红娘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上前打听情况以及老夫人赖婚之后他就一病不起等等，从这些事情中则能清楚的看出，这同样也是张生的性格缺点。
当然，完美的形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是在作家的作品当中，作家也不会为读者展现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因为任何凡人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的一面。所以作为《西厢记》中的张生，这样一个主人公，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世俗的人，一个可信的人。他的一切言行都是发自于内心的真情流露，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体现着他的真性情，他的形象拥有着人性的光辉。张生是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形象，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凌景埏.董解元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王季思.张人和集评.[元]王实甫.集评校注西厢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季国平.元杂剧发展史[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4]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西厢记简介篇4
20世纪的《西厢记》研究颇有成就颇丰，特别是在对《西厢记》的评价以及对元杂剧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来，《西厢记》研究已经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长足进步，特别《西厢记》的接受和传播，以及在对《西厢记》研究的再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关键词】
《西厢记》；研究；十年综述
《西厢记》研究是古典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有关《西厢记》的论文、论著多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出现的，不同专题的研究力度不平衡，对《西厢记》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进行学术梳理与论考，特别是对前人关注较少的领域加大研究力度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回溯20世纪，对《西厢记》的评价以及对元杂剧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方法的更新及视角的转换，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无论是对微观问题的深入探索还是对宏观问题的准确把握。都取得了斐然可观的研究成果，元杂剧的研究已步入成熟期。进入21世纪也别是2002年以来的十年，《西厢记》研究的取得一定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在对《西厢记》《西厢记》的接受和传播方面，以及对《西厢记》研究的再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一时期，多本专著及多篇硕博论文的出现，使《西厢记》的研究资料更加丰富多彩。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明清时期《西厢记》传播和接受等研究十分重视，凸显了研究者对西厢记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影响的高度重视。
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拓展，在研究领域另一个最明显的特色是对《西厢记》传播的研究及接受史研究，2002年以来的《西厢记》研究，更加注重这两个方面，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西厢记》研究是古典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有关《西厢记》的论文、论著多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出现的，不同专题的研究力度不平衡，对《西厢记》的全面传播和接受情况进行学术梳理与论考，特别是对前人关注较少的领域加大研究力度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2005）、韩梅《〈西厢记〉对韩国文学的影响》（2002）认为《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崔霞《20世纪〈西厢记〉文本传播与接受述论》（2006）认为20世纪的《西厢记》文本传播与接受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建国前。建国至前，后至20世纪末。前两个阶段重在对《西厢记》的历代刊本进行发掘和重新刊印，第三阶段则转向对历代刊本的研究；三个阶段都出现了不少的《西厢记》校注本，但不同阶段的传播接受又各有特点。传播与接受方式随代际递承而丰富多变，除刊印方式之外，还出现了教科书传播、报刊传播、专著传播、选编和改编传播等新的方式。这些作者从传播的角度，在观照《西厢记》对戏曲、小说、诗歌、说唱文学等文艺样式渗透的同时，对改作、翻作、续作、仿作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更可谓独具匠心。
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赵春宁，她的《论〈西厢记〉插图版画》（2002）论述版画的流传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舞台演出的借鉴与指导价值；其专著《〈西厢记〉传播研究》（2005），对《西厢记》的各种抄本、刻本、选本，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梳理，考辨颇见功力；作者对于《西厢记》的演出，从形式、声腔、地域、观众等多个侧面作了清晰的勾勒，视野也非常开阔；作者还从传播的角度，对《西厢记》的改作、翻作、续作、仿作，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更可谓独具匠心；至于作者在观照《西厢记》对戏曲、小说、诗歌、说唱文学等文艺样式渗透的同时，还探讨了其对书籍版画和年画的深刻影响；在考论《西厢记》的批评传播时，特辟了禁毁一书；亦都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论著正是凭借了十分翔实的资料，以及作者对史料所作的许多别出心裁的阐析，对《西厢记》的传播，从文本到舞台，从批评到改编，从影响到移植，从常态到殊态，进行了系统而又较为深入的探索，从而在前人基础上，为《西厢记》研究作出了新的有意义的开拓。
徐大军《〈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杂剧资料析论》（2003）、史小军《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2006）通过对《金瓶梅词话》中有关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资料的详细梳理，可以见出《西厢记》杂剧对当时社会习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为我们勾画出当时社会生活中有关《西厢记》杂剧传播的图景，而且，由这些资料亦可见出当时市井阶层对《西厢记》杂剧的解读角度和接受视角。
而伏涤修的几篇研究论文和专著，可以成为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明代人对〈西厢记〉体例的改易》（2005）从明代戏曲南曲化的演唱、传播大势着眼，从《西厢记》明刊本是否被取消分卷、是否还具有题目正名、是否被加上折目、剧中人物角色是否被予以传奇化标注、是否入传奇化曲唱安排及曲牌组合运用、是否有开场词和下场诗等方面，详细考述了明代人对于《西厢记》体例所作的改易；他的《明清时期北〈西厢记〉的演出情形考述》（2006）《明清时期北〈西厢记〉演唱样式变化考述》（2007）则从明代戏曲南曲化的演唱、传播大势着眼，论述《西厢记》在明代实际演唱中的传播。前者对明清时期文人笔记记载的《西厢记》演唱资料进行了勾勒，对戏曲选本收录《西厢记》、文人及曲家们所制订的《西厢记》曲谱与演剧本、文学作品中有关《西厢记》演唱情形的描写进行了论列，从而说明，虽然明清时期北《西厢记》的演唱逐渐衰退，不过它并没有从清唱、演出场上完全退出，北《西厢记》的演唱始终不绝如缕地存在于厅堂及场上；后者认为明清时期北《西厢记》虽然时有演唱，但不同时期它的演唱样式却各有不同。明清时期北《西厢记》除了有弦索唱法外，还有昆腔唱法、弋阳腔等地方声腔唱法，不同的唱法在演唱音乐曲调、行腔吐字的方式、所用的伴奏乐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另外即使同为弦索唱法，也有
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和以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的两大类型：即使是作为元代对《西厢记》的古代研究北曲遗音的弦索唱法，在明代实际演唱中也出现了北曲南唱的变形。
2008年，伏涤修的《西厢记接受史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是伏涤修在搜罗汇集《西厢记》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西学”（“《西厢记》学”）的体系建构，撰写了《〈西厢记〉明清接受史研究》这一书稿，对《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接受情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学术解读。全书理论框架周密合理，比勘考论细致有据，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及理论建构的能力。具体而言，本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首先，作者视野开阔，对《西厢记》在明清两代的接受情况作了全方位的解读研究。《西厢记》的接受史不仅包含《西厢记》研究史，其文本传播、舞台演出、仿效改作、各种文艺样式的咏唱也都属于其接受范畴。如明清时期《西厢记》的全刊本形态多种多样，不同的刊本其剧本体制、曲白文字、附录与插图、题评考订等各方面均存在不同，这些不同不仅仅是传播形式层面的不同，同时也是人们对《西厢记》不同接受态度的反映，通过这些不同可以见出人们对《西厢记》不同的接受心理。黄季鸿认为，《〈西厢记〉接受史研究》是一部对《西厢记》选本与曲谱收录予以系统深入探讨考述第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他以现代接受美学理论为视角，对《西厢记》的各类改、续之作所做的材料搜集与研究，较之他书用力最勤，是集大成式的总结，在《西厢记》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学术价值。
进入21世纪，对《西厢记》的考证和综合性研究大大拓展了新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对明清时期《西厢记》的研究研究上。传播过程中，随着相关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增多，对《西厢记》的研究之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研究评点本，实际也是从早期研究中探析《西厢记》的影响，也可谓研究之研究。2002年以来，这方面有影响的成果也不在少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的文本的研究，主要是作品的语言、主旨、人物、情节等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西厢记》研究，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西厢记》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传播和接受研究上，主要的研究作品，多出自蒋星煜、宋瑞芳、伏涤修、张春宁等该相关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因而，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者群体还需进一步拓展，才能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而推动戏曲研究的不断发展。
西厢记简介篇5
蒋氏故居导游词一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姓张，大家可以叫我小张。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溪口镇的著名旅游景点蒋氏故居丰镐房。
丰镐房原是老蒋的祖传老屋，六问。1928年，老蒋对这里进行了扩建，迁走25户邻居，发展成占地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50平方米的现有规模。
丰镐房整个建筑为传统的前厅后堂，两厢四廊的格局。大家看，这楼轩相依，廊庑回环，确实是富丽堂皇。前庭及左右还有三个花园，均有月洞门相通。中间小天井，两边有金桂银桂各一棵，是宋美龄亲手所栽。两旁的东西厢房，东由宋美龄居住，西为老蒋元配毛福梅的住所。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来欣赏丰镐房里的布局吧，从这里面可以反映出老蒋的许多思想内涵。先到前厅，请大家抬头望屋顶正中的雕塑，中间是“福禄寿”三星高照，两边是“双龙戏珠”。继续往前走，来到中堂，也是丰镐房整个建筑的中心，叫“报本堂”，这是蒋家祭祖宗、拜天地之处，里面供有蒋家四代宗位。堂门外走廊上有匾一块，上面书有“寓理帅气”四个字，是老蒋为儿子蒋经国40岁生日所书，以鼓励他能继承父业，以理服人，统帅万物。两边楹联是老蒋的手笔：“保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厢房走廊上的雕刻。(小学生作文)东厢房走廊上雕刻的内容是“精忠岳传”，有“汤阴大水”“拜师周侗”“操场比武”“岳母刺字”等画面，反映了宋朝一代名将岳飞的成长过程。两厢房雕刻的是八洞神仙的群像，有神态怪异的铁拐李、潇洒飘逸的吕洞宾、持笛横吹的韩湘子、手执花篮的何仙姑等，栩栩如生。这里既反映了老蒋对这些历史题材的爱好和祈求飞黄腾达，吉祥如意的愿望，也反映了我国民间艺术的高超造诣。
各位游客，刚才我把丰镐房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介绍，现在请大家自由地转转，再去品味品味。厢房里还有一些历史照片，也可以让我们重温历史。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收获！
丰镐房极尽精美，确实是民间建筑艺术的结晶。小导游重点介绍了富丽堂皇的回廊和精美雕塑，真是“看似一祖房，雅致不寻常”啊！
但是，作为介绍历史名胜的导游词，其吸引人的，不仅在于建筑本身的魅力，更在于其历史价值。如果小导游在文章第二段能够围绕丰镐房的来历，再简述一下历史，那这个景点就更有“看头”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文章第二至第四段，虽然抓住了不同的特点，但是要关注这些特点的内在联系——精美至极。布局精巧、雕塑精致、文化精雅，都落脚在一个“精”字上。这样，特点更加鲜明，游客们会印象更深，兴致高涨哦！
蒋氏故居导游词二
文昌阁位于武山南端潭墩山上，四周古木垂荫，临溪碧潭如镜。清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初建，起初规模很小，是溪口“文昌会”、“文武会”、“锦溪书斋”诸会文人学士聚会的地方，里面有“文昌帝君”像，故取名“文昌阁”。1924年清明，老蒋从广东回乡扫墓，见其楹栋欹斜，请蒋介卿负责重建，次年建成。建筑楼房500平方米。块石垒台，青砖砌墙，飞檐翘角，梁架雕人物花鸟，廊饰花窗，阁顶悬红木宫灯。老蒋改其名为“乐亭”，写有《乐亭记》以述其胜，回乡时常居此。但溪口人仍习称为文昌阁，而称东北侧的两层方亭为乐亭。登阁观景，满目青山、烟市，风景分外迷人。
清朝有位蒋氏宗人蒋廷秀，来到溪口文昌阁，凭栏远眺，口占一首：“巍巍百尺峙山邱，赢得奎光射斗牛;文薮由来锦溪胜，争看多士踏鳌头。”，写出了文昌阁的壮观、秀丽。
文昌阁里供奉“文昌帝君”像。文昌帝君熟读诸子百家，酷爱书籍。日夜手不释卷，苦读攻书，成为人间文人的偶像，冠名“奎星”。所以。文昌阁又被称为“奎阁”。溪口文人常到阁里聚会，叩拜文昌帝君。讨个吉祥，指望日后进身仕途。老蒋的母亲王采玉望子成龙心切，且又信奉佛教，所以，常带儿子到文昌阁，跪在奎星前叩拜。老蒋对文昌帝君十分崇敬。就在他第一次离家乡前，还跪在文昌帝君前祈求文韬武略。
老蒋在外闯荡了几年，从一个不起眼的平头百姓，竟然跃居高官。当上了孙中山大总统的参谋总长，俨然成为左右风云大人物。1924年春，重回故里，登上文昌阁，对着“奎星”纳头便拜，弄得边上人好生奇怪。站在边上的蒋介卿笑道：“瑞元，溪口多少名土，只有你对文昌君如此虔诚，故有今日发迹。”老蒋答道：“兄长，对佛，心诚则灵。诚者，信也;既信而不可变易。佛以不变而对人间万变。姆妈一生信佛，我岂能变易?”蒋介卿肚皮里没多少墨水，也没听出个所以然，只得点头称是。兄弟俩走走停停，见文昌阁栋梁歪斜，必须立即修理。老蒋向蒋介卿交代，马上修理、扩建，要他担任督工，资金全由老蒋拨款。蒋介卿提出异议：“文昌阁为溪口人活动场所。要修理应当分摊经费，为何全由我蒋家尽担?弄不好吃力不讨好的。”老蒋道：“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蒋介卿见弟如此坚决，欣然破土动工。
翌年竣工。老蒋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并亲自撰写《乐亭记》。他为什么要更名呢?他在乐亭记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岭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水潆洄，游鱼可数，牧童渔夫徜徉其间，乐且无穷，其幽静雅逸之景象，窃比世外桃源无事他求矣。而隔溪绿竹与岭上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其有岁寒君子之逸致乎……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徜徉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乃取其义而名之曰：乐亭。甚愿吾乡间同志，朝夕游乐，顾其名而思其义，因观感而有所兴起，卓然自立也，庶不负今日改造斯亭区区之意也夫。”老蒋对文昌阁的修建、更名说得十分透彻。
到了l927年，他跟宋美龄结了婚，两人到溪口，住在“乐亭”。文昌阁自然成了蒋宋在溪口的私人别墅和藏书楼。“甚愿吾乡同志，朝夕游乐”成了空头支票。每当老蒋夫妇住在文昌阁时，四周岗哨林立，谁还敢去阁内走动?西安事变后，老蒋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担任xx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赶到溪口看望老蒋，被安排在文昌阁居住。
1937年1月13日夜，一张竹筏载着一个军人和两名随从赶到溪口，被老蒋的亲信戴笠带进文昌阁住下。此人就是抗日将领张学良。张学良走进文昌阁已是夜深人静，在神不知鬼不觉的黑夜里，四面布满便衣，溪口当地名土和文人不敢到文昌阁“朝夕游乐”了。文昌阁倒成为张学良幽禁生活的起点。他住了十天后，被送往雪窦寺招待所。
西厢记简介篇6
关键词：西厢记；爱情；礼教；才子佳人小说
作为我国戏剧艺术的历史上的明珠,《西厢记》、《牡丹亭》与《桃花扇》、《长生殿》一起被列入中国古典四大戏曲，一直为人们推崇备至。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王实甫《西厢》曲之最工者也。”这在于它走出了前人创作中爱情婚姻的圈圈，塑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崔莺莺这个伟大的女性形象。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不断深化。同时,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促使当时和更多的人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也促使人们去关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
《西厢记》是一部现实主义剧作，它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逻辑,遵循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表现剧中的人物、事件，力求表现出现实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王实甫用现实主义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官宦少女的形象。她是情窦初开的大家闺秀，既有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气，又有初识情滋味的羞涩与矜持；既有不满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无视封建礼教的一面，又有与封建束缚和压迫妥协的一面。这都是现实中的花季少女应有的女儿情状和矛盾思想，也是极为真实的。莺莺热烈的感情，犹豫的心理和勇敢的追求都是现实性的体现，也都加深了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闷。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的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娴静、“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教约束下，她只能生活在寂寞的深宫院墙之中，她的命运同其他官宦女子一样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接受了多年的封建教育，崔莺莺知道，她的父亲生前为她定下的婚约是她“礼”应尊崇的。但是，莺莺是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少女，既已确定的生活之路无法与她萌动的青春相适应。“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是她女性意识萌发的反映。而当她在普救寺与张生一见钟情，深深喜欢上他时，她就陷入极度的矛盾与苦闷之中。于是,拥有自主的爱情成为莺莺生活的梦想,也成为其忤逆封建规矩的原动力。
莺莺在对自己爱情的追逐上主要表现为对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在崔莺莺的眼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形成的“门当户对”,“夫贵妻荣”传统观念以及“一夫多妻”等婚姻现状,是让她厌恶、痛恨的，她追求的是平等、有尊严的爱情婚姻。她的婚姻观是以个人情感为基点的,没有传统的门第观念。莺莺是相国小姐，张生虽是尚书后代，但当时已沦落为穷书生。他们之间已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条件,而她却能“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袭,死则同穴。”向往“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爱情理想。莺莺的爱情超越功名利禄，她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视功名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一再叮咛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同老夫人“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她追求爱情专一性，对张生“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的叮嘱,长亭送别时对未来的清醒认识和担忧等都反映了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崔莺莺在对爱情的追逐中表现出的与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的思想的抗争,让我们感受到在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的痛苦。莺莺与张生一见倾心的恋情自其发生的那一时起就处在与礼教信条、门第婚姻观念无法调和的对立位置上。经过多次的犹豫和徘徊，在艰难的自我超越之后,莺莺终于冲破了礼教的羁绊和心理上的重重障碍,在红娘的帮助下,抓住了自己的爱情。
《西厢记》所处的元代初期，蒙古族自塞外游牧地区而来,他们的婚姻观念都比较自由开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虽然也为统治者所接受，但远已不如从前那样受到尊崇，礼教在元初只是仍以惯性继续运行,但人的思想和观念已有所松动。这表现在崔莺莺的社会空间的相对自由、还存在与张生现实生活的基础，所以莺莺才能私会张生，事发后老夫人为遮丑而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使崔张最终修成正果。但是礼教对元朝的影响并非完全不存在。《西厢记》的结局以崔莺莺妥协于老夫人，张生金榜高中脱去白衣的身份，使崔张门当户对而最终实现团圆。王实甫在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时，却找不到实现它的正确途径，仍不免按照封建惯例，以“金榜题名”来实现“洞房花烛”，体现出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一种妥协，表现了当时的局限性。
《西厢记》对后世的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厢记》已经具备才子佳人小说所要求的全部要素。首先张生是尚书后代，崔莺莺是相国千金;其次，莺莺才貌兼具，聪慧过人。张生英俊素雅，学富五车；第三，普救寺邂逅并一见钟情；第四，老夫人反对，郑恒添乱；最后，张生及第，奉旨完婚。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都是按照这一套路来讲述故事、组织篇章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核心桥段，如因才相慕、历经万难、夫妻团圆等情节模式，明显受到戏曲中“后花园私订终身，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模式的影响。
《西厢记》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体现出一种向往团圆的美好愿望。才子佳人小说具有浓郁的喜剧意味，这种喜剧风格表现在它的大团圆结局上。这也受到了古典戏曲的影响。从上古神话到明末拟话本小说，都没有一味追求大团圆的结局。而唐传奇、明代拟话本中的很多作品都以凄美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才子佳人小说一出现就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趣味，篇篇中举，部部团圆，可见戏曲对其影响深远。
虽然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不可胜数，但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能够在思想或艺术上有过重大的突破的却是不多。《西厢记》是我国戏曲艺术上的丰碑,它们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们的进步思想倾向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对《桃花扇》、《红楼梦》等戏曲小说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全元戏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西厢记简介篇7
摘要：唐有传奇，元有杂剧，唐有《莺莺传》，元有《王西厢》。《莺莺传》是开始，《王西厢》是巅峰。在二者面世以来，不断有人将它们进行对比。很少有作家对书中的多个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因此在多次阅读这两部著作以及一些名家的相关作品后，根据个人理解将《莺莺传》与《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对比，并对于这些差异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莺莺传》与《西厢记》的差异；原因
引言：唐传奇《莺莺传》又称《会真记》，作者元稹。讲述了一对相爱的男女在封建社会压迫下进行勇敢地反抗，最终选择屈服的爱情悲剧。《莺莺传》一经面世便被广为传诵。北宋时代，莺莺的故事更加流行，士大夫们常把崔张故事当作谈资，同时出现了许多歌咏此故事的佳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秦观的《调笑令》和毛滂的《续调笑令》。至金章宗时《董西厢》将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悲剧改编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而后王实甫以《董西厢》为模版创作出西厢记的巅峰之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一、有女神变为女人的女主角――崔莺莺
（一）不同之处
之所以说崔莺莺由女神变为女人，是鉴于在《莺莺传》中的莺莺是一个在有着高贵出身、活泼开朗、多才多艺、渴望自由的单纯女子。她带给读者的是高高在上，贵不可攀，是一个理智聪明的女子。在热恋时极为理性的预见自己可能被抛的结局；在被抛弃后，还能理性的劝告张生，这样的人称之为女神。而《西厢记》中的莺莺塑造的比《莺莺传》中的要真实得多，她时而勇敢时而软弱；时而反抗时而退缩；渴望自由的爱情却又担心父母之命，害怕被情人抛弃。充满了矛盾却更具人性化。
（二）原因
（1）据说《莺莺传》是元稹根据自身的真实故事所编，而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元稹的初恋情人。正所谓初恋终是美好的所以元稹所描绘的莺莺应是作者自己心目中的情人，总是带有一定的朦胧美。
（2）作者的地位不同。元稹作为一个贵族公子所接触的女子大多是精致的闺阁女子，他所受的教育、生活的环境决定他眼中的闺秀必是貌美端庄而又聪慧。而元朝时的读书人地位较低，王实甫作为杂剧家更是混迹于瓦栏勾舍中，对各种女子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因此《西厢记》中的莺莺才更加真实。
（3）写作目的不同。元稹写《莺莺传》的目的只是供自己娱乐，而王实甫作《西厢记》却是为供世人观看，因此这也决定了莺莺需要从天上降到人间。
二、由王子变骑士的男主角――张生
（一）不同之处
作为男主角的张生由翩翩君子变成了一个落魄书生。在《莺莺传》中的张生是一个“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的绝世公子，是一个品德高尚，有勇有谋，见多识广，能克己复礼，理性睿智，颇有游侠之风a高雅君子。同时《莺莺传》中的张生也是一个无情，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仕途不惜弃自己的恋人如蔽履的冷酷男子。而《西厢记》中的张生无父无母，无权无势，无功名无利禄，居无定所，作者对于他的相貌品行也未有过多的刻画。但他也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傻角”，张生为掳获佳人芳心甘愿去用尽心机，为抱得美人归愿意去考取功名，即便后来事业有成也不忘发妻，对莺莺不离不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情圣。
（二）原因
（1）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唐朝关于书生与美女的故事极少有结为良缘的，他们大多是与女子欢恋数月后便独自离开。这大概与唐朝当时社会风气也脱不了关系。而王实甫笔下的痴情张生是因为世人不愿看到莺莺被抛弃的不幸结局，深深同情与怜爱着不幸的莺莺，渴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中国自古就喜欢大团圆的美满结局。结合种种因由便塑造了一个痴心不改的张生。
（2）作者的身份不同。王实甫只是一个从未涉入官场的纯读书人，而读书人总是保留着一定的天真与单纯。他们最渴望拥有的大约就是能有一花容月貌出身高贵知书达理的女子红袖添香，相伴一生。而元稹却在宦海中浮沉数载，所以在他看来爱情或许并不那么重要。因此，两书中张生的选择也就不同。
（3）面向的读者群不同。《莺莺传》所面向的是文人墨客所以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男子必是温润如玉。《西厢记》却是要写给市井平民观看，所以“接地气”是他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由幕布转变为剧中不可缺少的女配角――红娘与郑氏
（一）不同之处
《西厢记》改变最大的便是红娘与老夫人郑氏了。《莺莺传》中的红娘毫无出彩之处，不过是此故事中的路人甲。而《西厢记》中的红娘则是此剧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有情有义，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她伶牙俐齿，妙语连篇，心直口快，活泼开朗；她聪明机智而勇敢泼辣。
至于老夫人，在莺莺传中戏份不多，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世家夫人。在《莺莺传》中，张生在救过崔氏一家后，郑氏主动宴请张生并让自己的子女来拜见恩人。莺莺推辞时，郑氏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而《西厢记》中的郑氏视家族名誉为天，家族利益高于一切，亲情淡漠，出尔反尔，冷酷无情。在莺莺愿意“与贼汉为妻”时，老夫人不为女儿的委曲求全而哭，却是怕“辱没了家谱”而泣。这样的母亲着实让人寒心。
（二）原因
红娘之所以在《西厢记》中能够大放异彩，这与她在此剧中的作用有着重大关系。在《莺莺传》中作者重点讲讲述在社会伦理的压迫下渴望摆脱束缚，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悲剧爱情故事，而红娘不过是张生接近莺莺的一座桥梁，张生目的达到了红娘的作用自然就没有了。而《西厢记》中的红娘则是此剧中的重要角色，相当于文章中贯穿全篇的关键词。如果没有红娘，崔张二人或许无法相知相恋；而二人的爱情就更难相守了。作者增加红娘的戏份不仅是为崔张爱情添油加火，也是想通过红娘说出他的宣言。在《草桥店梦莺莺杂剧》中的“拷红”一折中，作者借红娘之口对封建社会大胆的说出了他的愤懑与不满。
王实甫将老夫人放在崔张二人的对立面，将《莺莺传》中阻碍张生与莺莺的大石实体化，便是使崔张终成眷属成为可能。《莺莺传》中莺莺与张生需要对抗的是整个封建社会，敌人过于强大，二人若想要最终在一起的希望大多会落空。因此王实甫为了使故事圆满，便把阻碍崔张二人的大石变小，为莺莺与张生在一起创造了条件。
四、别有深意的男配角――惠明与郑恒
（一）不同之处
《西厢记》中添加了两个角色，即惠明与郑恒。惠明是一个遗世独立、坦率正直、从不看经礼忏的出家人，他不屑与世俗中的僧侣同流合污，大胆喊出自己的宣言，是《西厢记》中唯一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至于郑恒，应是作者为了凸显张生而创造出的一角。郑恒属于高官之子，家中有人在朝为官，而自己却属于无才无能的二世祖。作者通过这个形象来凸显张生的痴情与高大的形象。
（二）原因
惠明的出现是作者借惠明之口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反叛。而敢于说出此等话语的有识之士却是个世外之人，或许也是影射真正的有识之士面对如此的社会，是不屑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
王实甫通过张生与郑恒之间的对比，表达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以及自己怀才不遇，无处施展自己才华的苦闷。此外，张生与郑恒之间的冲突也是贵族与平民之间不可磨合的矛盾的倒影。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为增加杂剧的冲突性、曲折性而特意做的安排，正是为响应“好事多磨”这句话，愈是得不到的愈是珍贵。
因此，《莺莺传》与《西厢记》人物形象的不同究其原因不外乎：作者的自身原因、受所处社会的影响以及读者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一些皮毛，相信孜孜求之会有共多的发现。（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西厢记简介篇8
“高衙内”的“衙内”，根据国学大师吴梅先生的考证是一方言。吴梅先生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考证《董西厢》与《王西厢》，即董解元与王实甫的《西厢》时说：
“余谓解元之称，为金元人通称，凡读书应举者，皆以此呼之。如《鬼董五》卷末，有泰定丙寅临安钱孚跋云：‘关解元之所传’，是汉卿亦称解元也。又王实甫《西厢》第一折云‘风魔了张解元’，是君瑞亦称解元也。此等称谓至多，如公子称衙内，夫人称院君，和尚称洁郎，盗贼称帮老，概为一时方言，不必狃于旧习，以为乡举首列者为解元也。”
由此可知，高衙内，即高公子，衙内，公子的意思，它既不是高逑儿子的名，也不高公子所处宋代的某一官名。这个词演变到现在，我们兴化北部仍在使用，称儿子为“衙子”，也写作“迓子”“牙子”（读作yázi）。
有人会问，为什么在《水浒传》独独称高逑的公子为“衙内”呢？
这还要从五代时说起。衙内，一说应作“牙内”，是五代时“牙内都指挥使”的省称。这类官职一般都由亲贵子弟担任，后来就把亲贵子弟称作衙内。如关汉卿的《望江亭》中有杨衙内。旦谭记儿：“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武汉臣《生金阁》中把“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的庞绩称为庞衙内。可见“衙内”一词在复杂的历史演变中，由官名演变为贵胄子弟的代称，继而变为作恶公子哥的专用名词，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
西厢记简介篇9
古往今来又何止一个崔莺莺，大家所熟知的就有梁山伯祝英台至死不渝的爱情，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厢记优秀读书心得感想2021，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西厢记优秀读书心得感想1在《西厢记》这本杂剧里，王实甫的功绩绝不止是将讲唱文学改变成了代言体的戏剧，使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在崭新的艺术形式里获得了新的生存基地。王实甫充满创新精神地使崔张故事各方面都趋于完美，符合大众的审美观点，从而具有了从《莺莺传》到《董西厢》、一系列歌咏崔张故事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永老无离别，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张君瑞与崔莺莺应当成为夫妇，也不限于《董西厢》里所说的“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而是愿“普天下”的有情人，都毫无例外地应当成为眷属。莺莺与张生从佛殿初遇时起，就开始了感情的交流，经过月夜联吟、斋堂互视，就更加深了这种感情，由最初的互有好感，发展到倾心爱悦。张生对莺莺从一开始就爱慕的神魂颠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而莺莺说：“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从一开始的一见倾心，到了普救兵乱、白马解围时，这种感情就已经发展到难解难分的程度，莺莺在白马解围后满以为婚事将成，不禁吐露真情：“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可如果不能成合，岂不就明明白白地成了：“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难较可”吗?然而，老夫人当下就反对二人的爱情：“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并提出要张生进京赶考，如果他不去或者落第就甭想得到莺莺。封建家长制鄙弃的是爱情，可男女主人公所重的是爱情，剧作家所肯定的、支持的也是爱情。
那么爱情是抽象的吗?当然不是。爱情作为男女之间互相爱慕、互相吸引的感情，从来都是具体的内容。张生眼里的莺莺是：“比着那月殿里嫦娥也恁般撑”，“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那语句轻，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莺莺”。而莺莺说张生：“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和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念心儿里印。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他们俩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敢于逾越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如此惺惺相惜，也是爱情的思想基础。爱情是美好的，既然有情人应当终成眷属，那么当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时候，当这种爱情收到阻挠的时候，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这种痛苦是如此缠绵，难以排遣，甚至可以为之而生，因之而死。当老夫人赖婚的时候，张生眼看姻缘无望，竟一病不起，在这个视爱情为妖物的年代，这种情况是可耻的。莺莺虽不像张生表现的那么严重，但渴望爱情的青春之愁与百花凋零的暮春之愁，交织在一起向她袭来，只消“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春恨压眉尖······”。
美丽的爱情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合法的，要想得到它，就要男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坚韧执着的抗争，而不能坐待封建家长的“恩赐”。张生和崔莺莺不仅要同以老夫人为代表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而且要同自身所受的封建教养和封建习性进行斗争，只有冲破重重的束缚他们的封建罗网，才能自由的享受爱情的甜蜜。莺莺和张生是这样做了的。佛殿初遇，目惹心招，是他们的第一次反叛行为;墙角联吟，以诗传情，是他们的第二次反叛行动;斋堂互视是以目送情，月夜听琴是以声传情，诗简往来则是情不可遏，在孕育着更大的反抗、叛逆行动。果然，他们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幽会偷欢，把这种反抗行动推上了顶峰——他们终于摆脱了封建罗网的束缚和支配，要在婚姻这个具体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支配自己了。结局当然是动人心魄的爱情战胜了无理可言的礼教，张生取第之后跟莺莺永远地在一起。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世间任何一种感情都要对爱情颔首低眉，顶礼膜拜。但得一个并头莲，你情我愿;且留君瑞在闺边，影儿般不离身。此谓莺莺之声，愿天下所有莺莺者，能够与君盟。
西厢记优秀读书心得感想2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
一个是闭月羞花貌，一个是恭俭温良相。为何要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明明是郎有情来妾有意，为何，总有隔天的银河，不做美的蓝桥水呢?
那一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唱出来容易，做出来又会怎样呢?长亭外，古道边，情绵绵，意切切。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息。
你我不再受那相思苦，只愿真爱无绝期。是月下暗表情意的古琴音，更是那隔墙对吟的动情意：月色溶溶液，花音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料想春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我不惧世俗之言，不喜那蝇头微利，只盼心中的意中人，别把我的真心丢弃在那荒野中…我岂无意，怎奈久居深闺的莺儿振不开那腾云的翅膀…也许该去歆羡那空中的比翼鸟，水里的双鸳鸯。爱自可相爱，莫问，有谁可阻挡。
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不要负了这番真情意，待到相逢话别离。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进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留不住的黄昏，赶不去的思念。意似痴，心如醉，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谂知，这相思，抵过往日…暖融融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化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哀柳长堤。
不是天公不做美，美总是要人去勇敢追逐，不管眼前是什么在阻挡，也要坚信你爱的人还在等待着你。因为有你，所以我坚持，为爱坚持，只是愿天下有情的终成了眷属，就是是非纷扰也无法拆散的鸳鸯，永沐爱的湖中…
西厢记优秀读书心得感想3今年春天，借着适宜的气候，读了几本书。同时也趁着明媚的阳光出去疯玩了一个春天。所以把读后感一拖再拖。
《西厢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邂逅，一见钟情，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
《西厢记》是部浪漫的爱恋书。我很羡慕书中的崔莺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婚姻缔结的基础应当是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而不在于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寡、权势的大小、容貌的丑俊、才情的敏拙。可见，它所表达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呼声，而是世世代代人的理想和愿望。
读《西厢记》，有感于莺莺与张生的真挚爱情，欣赏他们冲破封建礼教的勇气;有感于红娘的聪明机智，敬佩她的胆识和智慧。
《西厢》剧情布置巧妙，情节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展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她格外动人：以眼游幸，满口余香。
“……频祝愿：普天下心厮爱早团圆。谢天神，教俺也频频的勤相见。”“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这一祝愿是在大团圆喜庆的气氛中由主角的幸福而推及“普天下”，所以格外令人感动，这一主题也是就几乎成了《西厢记》所独有，从而使后世不知多少才子佳人在咀嚼这句话时，似痴如醉，无限向往!
有人说《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说“《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我只是做完了家务而读之，只能是粗读与浅见之。究竟怎么读，尽自己的体会。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西厢记优秀读书心得感想4关于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可以说广为流传的。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想认认真真的看过。这周老师给我们讲《西厢记》，我才从心底里觉得我应该认真的看，而不再是囫囵吞枣的阅读。
剧本塑造了崔莺莺和张生两个形象，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向往爱情，追求幸福。他们互相爱慕，可是他们的地位悬殊：一个是相国之女，处在母亲严厉的家教之下;一个是书生，地位远远不及相国之女，在封建社会里，门当户对是婚姻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所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注定要通过反抗封建传统观点、反抗封建礼教，并要求两个人能够始终真心相爱，才能够取得胜利。故事就是围绕他们为爱情而反抗封建、以及他们面对重重考验时对爱情是否执著而展开的。
《西厢记》之后我觉的这样的爱情史完美无缺的，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有现在难得的一见钟情，有经历各种社会给予的磨难，有来自双方家长的阻扰，他们之间的爱情可谓是越演越切，在我们看来可谓是天作之合。
这个故事的结尾以中国似的大团圆给大众一个交代。而我却不太喜欢这样的结尾，我觉的过于通俗化，所以有时我会去看一些国外的经典电视及作品，我觉得他们的结尾都会留下一些空间让观众自己去细细品味，我觉的这样才让作品更有意义，才会促使人们去回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或直接不用想就可以猜到的结尾，所以我不怎么喜欢看韩剧结尾不是女主角得不治之症就是大团圆。
结尾在看一下他的正文，你是否觉得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是否太过于完美了呀?好像他集聚了所有经典爱情的必要情节于一身，就一见钟情而言，现在科学家研究机率很低，况且在古代女子足不出户，所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开始就有点梦幻般的感觉。后来又经历了社会的考验，为心爱的女子于权贵做斗争，可谓是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壮举，验证了爱情史盲目的。在后来来自父母的阻扰，就想现在的父母一样有爱情还不行没面包我的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一介书生张生为爱情上京赶考，得到上天眷顾荣归故里娶了崔莺莺，这好似现代大多数人的爱情观鲜花于面包不可兼的，就会放弃爱情。也许这就是现在的人喜欢这样的结局的原因吧。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只有靠戏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一段爱情流传至今，可能是因为它留给了人们对心中美好爱情一方净土吧!所以一直被后人推崇，但是这样的纯净的爱情在此时物质横流的现实社会中还剩多少?
西厢记优秀读书心得感想5《西厢记》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主要讲述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两人为了爱情而敢于与命运，封建制度等抗争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河北安平安葬，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崔莺莺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生。张生见到莺莺容貌俊俏，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住进西厢房。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他来到后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张生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但崔老夫人在酬谢席上以莺莺已许配郑恒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使张生和莺莺都很痛苦。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晚，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急欲与小姐相见，便_而入，莺莺见他_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誓再不见他，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_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西厢记简介篇10
清代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末代王朝，在总结历代分封侯国之流弊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对王公贵族采用了封爵不封土的政策。清初随着蒙古各部陆续归顺清朝，清廷针对蒙古各部实行盟旗划分制度，设置盟主进行管理，并对蒙古首领及亲属大肆封爵，其地位等同于满族王公。最初蒙古王府皆设于毡帐之中，清后期各部开始兴建砖木结构的固定府邸，与封爵的满族王公府邸不同之处在于满族王公府邸大都集中分布于北京内城，而蒙古诸王府则各自在所辖旗内择地而建，蒙古王爷府成为体现蒙古王公贵族文化特色与历史风貌的重要载体。准格尔旗贝勒府即为其中组成部分之一。
历史沿革
准格尔旗贝勒府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仿满洲八旗制度在蒙古地区施行盟旗制，将蒙古鄂尔多斯部编为左右两翼六个扎萨克旗，分别为左翼中旗、左翼前旗、左翼后旗、右翼中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其中的左翼前旗即为准格尔旗。康熙三年（1664年），鄂尔多斯六旗第一次会盟于达拉特旗王爱召，成立伊克昭盟。乾隆元年（1736年），又复增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七旗会盟于苏泊罕大草原，具体明确划定了各旗旗界，形成伊克昭盟七旗的盟旗局面。
清入关前于崇德元年（1636年）将宗爵位定为九等，依次为：和硕亲王（亲王）、多罗郡王（郡王）、多罗贝勒（贝勒）、固山贝子（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清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再次修订封爵制度，由九等升为十二等。涉及鄂尔多斯七旗王公的爵位有六等，分别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顺治六年（1649年）鄂尔多斯部落王公受封爵位时，除部落首领额U臣被封多罗郡王外，其侄儿们均获爵位，被封以贝勒、贝子，任各旗扎萨克一职。其中额U臣侄儿孛儿只斤・色棱受爵固山贝子，任鄂尔多斯左翼前旗扎萨克，驻扎拉谷（今沙圪堵镇贾浪沟），准格尔始建旗制。建旗始初，以驻扎的毡帐作为扎萨克官员办公休息之所，蒙古语称为“陶劳乌日都”，意为“七座毡帐”。扎萨克一职，父死子袭，世袭罔替。咸丰二年（1852年），扎那嘎尔迪袭扎萨克位，是为准格尔旗第九代扎萨克。同治元年（1862年），任伊克昭盟盟长，执政期间视布尔陶亥为风水宝地，遂移驻布尔陶亥，开始兴建砖木结构的办公府邸。同治四年（1865年）扎那嘎尔迪由于统帅伊克昭盟骑兵参与镇压西北回民叛乱有功，被清廷封为“御前行走大臣”，授贝勒衔，又将皇室宗亲的两个姑娘下嫁于扎那嘎尔迪的三子、四子，经清廷批准，请内地工匠在旧府东北百余米处筹建新府，历时六年建成占地100亩的贝勒府，规模浩大为蒙地仅有。
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退位，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宣布清廷对待蒙古实行的种种政策继续生效，伊克昭盟的盟旗制度继续执行，七旗行政区域划分没有明显变动。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成立，蒙古地区仍袭清制，因此准格尔旗贝勒府建成后，共世袭五代扎萨克及贝勒、盟长，延续到民国末期，该贝勒府一直是准格尔旗扎萨克府邸，也曾是伊克昭盟的盟府所在地。
大营盘王府原有建筑群概况
据记载，历史上准格尔旗王府建筑群包括扎萨克府（衙门）、贝勒府（王府）、花园、家庙、白塔、土城等多处建筑（图1、2）。
扎萨克府为最先建造的建筑，即前文所说之旧府，座北朝南，分前、中、后三进院落，其中前、中两院建有东西对称的厢房，后院建五间起脊挑檐瓦房，作为当时衙门办公之所。衙门西建有一单独小院，为王府役仓（即兵器库）。
贝勒府是王府建筑群中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建筑，座北朝南，分内、外两院，院落采用中轴线布局。府门设两重，院落中设甬道，自南门起直线贯通内、外两院。外院正面设客厅，与内院过厅相联，两侧设兵舍、伙房、马号，其中西南角为伙房，西面是马号，东面有五间兵舍。内院东西方向并列东、中、西三处院落，每处院落皆有正房、耳房和东西厢房。中院为贝勒住室，东院为贝勒儿媳住室，西院为东、西协理等官员办公处，三院相通。王府门前有一丈多高的影壁一座，并留有大面积空地作为演兵教场，建有敖包一处。
王府以西有王爷家庙，由旗里喇嘛轮流供奉香火，家庙后有两丈高白塔一座。家庙及王府四周筑有方形土城，城墙四面等距，周长三里，高两丈，东西各开一门，城门皆筑有城楼，城墙上筑有十二座炮台，由于城内养有兵卒，旗民称之为“大营盘”。
土城西门西北约一里处建有小花园一座，具有江南园林幽雅、恬静的特点，专为扎那嘎尔迪寻欢作乐所建，花园分内、外两院，外院大多为平房，内院则亭台水榭，依次分布有十间厅、五间厅、七间厅，厅间有鱼池相隔，池上小桥弓曲。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此成立旗公署财务处，因此又称“公署”。
现存内院中路建筑艺术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二十七年（1938年），王府遭到马占山的挺进军骑三师和蒙军骑兵十二团的抢劫和破坏，建筑多处被毁。解放后，整个王府建筑坍塌殆尽，贝勒府的外院与内院的东、西院用地改为他用，只存内院中路部分，即今日看到的准格尔旗贝勒府建筑遗存部分。
现存内院中路建筑院落中设甬道，房屋呈中轴线对称关系。正房、耳房皆为汉式硬山建筑，建于高台之上，正房五开间，两侧耳房各一间，耳房从高度、进深都低于正房。东西厢房为平房，带有西洋建筑特征。1984年准格尔旗上级有关部门曾拨款将现存建筑彩画一新，后期涉及旅游开发，亦有修缮。该院落在整个王府建筑群中只占很小比例，但却是精华核心所在，虽然遗留下来的历史信息不多，但仍可通过现有遗存建筑推断出建造之初的一些风貌，对清代后期蒙古王公府邸建筑特征研究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自清顺治帝起就对王府营造实行定制，要求各地兴建王府悉遵定制。《大清会典事例・工部》中载“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和《会典事例》中对贝勒府均有营造要求。《大清会典》规定“基高二尺②，正门一重，启门一。堂屋五重，各广五间。筒瓦、压脊，门柱红青油漆，梁栋贴金，采画花草。余与郡王府同。”《会典事例》规定“基高六尺，正门三间，启门一。堂屋五重，各广五间。压脊二，狮子、海马。”从现存修缮后的正房、耳房建筑情况看，贝勒府正房、耳房台基符合“基高二尺”的记载，筒瓦屋面，但压脊小兽数量多于狮子、海马，脊用螭吻，正脊装饰兼有琉璃花砖，从现存各盟旗的蒙古王府遗存建筑看，较之级别更高的郡王府邸建筑屋脊亦未采用过琉璃装饰。《大清会典》中规定贝子府制“基高二尺，正门一重，堂屋四重，各广五间，脊用望兽。余与贝勒府同。镇国、辅国公府制亦如之。”其中明确指出贝子府“脊用望兽”，从现存内蒙古地区的伊金霍洛旗郡王府、四子王旗郡王府的正房建筑看，其脊亦用望兽，而非螭吻，从以上现象推断贝勒府屋顶修缮存在疑问。正房门柱饰以红漆，彩画亦有花草为题，但在正房檐廊柱上、窗上绦环板上皆有龙纹绘制，而清朝府制规定亲王府“门柱丹o，饰以五彩金云龙纹，”亲王世子府、郡王府“梁栋绘金采花卉、四爪云蟒。”贝勒、贝子府“梁栋贴金，采画花草。”贝勒府制在彩画方面并无交待绘以龙纹之说，此处又有疑问。正房柱上不设斗拱，亦无补间斗拱之说，从现存王府建筑实物反映，亲王府、郡王府可置斗拱，其余等级皆不置斗拱，此处印证此说。正房入户门形式独特，为单开门形式，门上方设有帘架（图3）。花窗、隔扇心屉有正搭正交、正搭斜交、步步锦等，在心屉纹样中，有意识的融入蒙古族纹样（图4、5），体现出民族特征，这一点最初应该还在其它装饰方面有所体现。总之正房、耳房修缮后的现状与定制多有出入，还待细考。
内院中路建筑的东西厢房具有西洋特征，打破了传统汉式厢房硬山式的建筑模式。清代中晚期，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西方的文化思潮随即流进中国，受之影响，在一些地区建筑上出现了中西合璧的特征。蒙古王公多行走于京城，对这一时尚现象不能不知，准格尔旗贝勒府东西厢房的建筑形式在伊金霍洛旗郡王府内院的东西厢房建筑上亦有体现，二者形制相同，只是细节有别，具体特征：皆为平房，立面以欧式简柱分割，门窗皆以券形，女儿墙、门楣、窗楣皆饰以装饰性纹样砖雕。准格尔旗贝勒府厢房女儿墙部分以砖雕角线水平封边，结合垂直欧式简柱形成长方形装饰单元，根据单元长度在其中饰有砖雕卷草纹样或卷草与团寿组合纹样，但在厢房居中房门上方的女儿墙部分则处理成拱券形，内饰四字吉祥语。“”中文字皆被铲平，连同砖雕花饰部分被水泥覆盖，后世修缮时剔出，从痕迹可辨西厢雕“承前启后”字样，东厢雕“正通人和”字样，此外在每根宽约0.4米的欧式简柱中心内凹处也曾雕有文字，但今已无法辨认，推断应是楹联佳句。
结语
准格尔旗贝勒府属第三等级王府，1996年5月28日获批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文保单位。通过对其建筑遗存调研，其内容基本符合《大清会典》、《会典事例》中对贝勒府建筑形制的要求，对研究内蒙古地区清代王府建筑形制及文化内涵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王府建筑群落形制本身已不完整，只有内院中路建筑形制得以保存，因此学界并未对其重视，地方政府也未给予大力保护，使得保存现状令人堪忧，虽经修缮，但很多历史信息已经丧失或出现错误，现有府门部分皆为后造，与历史记载不符，门前有东西方向公路一条，在公路两边建造了大量劣质仿古建筑，将王府入口夹于闹市之中，不为醒目。作为鄂尔多斯市（原伊克昭盟）近代史上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盟旗王公府邸之一，笔者强烈呼吁地方政府在忠于历史、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合理开发旅游产业，保护好具有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遗迹，深度挖掘其内在文化内涵。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鄂尔多斯地区民国府邸‘西化’建筑艺术特征研究”（16B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