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平的作文篇1
一、好读书，读好书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孩子变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而是阅读，再阅读。”作文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学生的读书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写出好文章，必须广泛地阅读，养成广泛阅读各种书刊报纸的习惯，不断获取新的信息，吸收新的知识。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要强调读原着，也可以通过看电影、看电视、看连环画来增强对文本的理解，激发对文本阅读的兴趣。有了兴趣，学生就会把读书当作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用读书来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坚持每天30分钟课外阅读，可以利用晨读、入睡前的这些时间，也可以把时间分散，关键是要做到持之以恒，要像刷牙洗脸那样成为一种习惯。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阅读室、宣传栏、板报和班级图书角、班报等阵地的作用。教师和学生一起阅读，一起写读书心得，交流读书体会，学生之间可以开展阅读竞赛。教师的身体力行能带动学生的读书活动，能把读书计划进一步落实。随着学生读书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写作水平自然而然就能提高。
要读好书，书的质量必须得到保证。书籍浩如烟海，种类繁多。如今的孩子大都很喜欢看书，我们经常在学生的课桌中发现一些校园小说或网络小说之类的快餐文学，读这样的书有些时候会有消极影响。别林斯基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我们必须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这就要求学生有选择地读书。除了发挥语文课本的功能外，教师可以开列必读书目，指导学生购书，读小说名着、名家散文、古典诗词、历史典故等。多读多背、熟读成诵，不断扩大阅读面，细细品味可以让学生的感情更加细腻，在细节中注重点点滴滴的情感，美与丑的对比，善与恶的体察。学生在阅读中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在遇到话题时便能自然而然地表达出内心情感。只有博闻强记才能使日后的写作变得游刃有余。
二、勤动笔，抒真情
读是写的基础，先读后写，在读范文的过程中学习写作，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古人读书时往往边读边加批注，真正做到读和写的有机结合，有了这一基础，他们在写作时游刃有余，观点鲜明，感情真挚。如今的中学生除了老师布置的任务，真正自己主动动笔写作的很少，老师课堂上过多强调写作的技巧如开头、结尾等，忽视了选材，使得部分学生提起笔就是“旧事重提”，行文中不能抒发真情。优秀的作文必定思路清晰，观点积极向上，抒发的感情浓烈又能引起共鸣。如何做到这些呢?
1.善于整理自己的思维
学生学写文章，从某种意义讲是学“想”，想得正确，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当下很多学生作文思路不清，虎头蛇尾或是头重脚轻，详略失当。下笔前仅仅考虑了写什么，而忽视了怎么写，怎么表达生动的问题，致使行文随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的文章自然入不了阅卷老师的眼。那么，如何整理自己的思维呢?写记叙文，要确定好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顺序，还要注意伏笔、照应和过渡。可简要列提纲，按照提纲写，思路定不会混乱。比如，中考满分文《我因生活在江南而自豪》，作者化用古诗词用“小桥”、“流水”、“人家”三个小标题，从桥到水再到人，层层深入，文章层次递进之时，读者的情绪也被逐步带人。再如，《云散天蓝》，作者按照故事情节，分别用“起风了”、“下雨了”、“云散了”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词展现情感发展的轨迹，使主题更加突出。
2.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位老师说“会说话就会写作文”。其实际意思就是要求学生们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在说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说话的条理，精炼说话的内容，努力把说话的内容转化成文本，这就是写作。所以，作为教师，要为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我们可以做到以下几点:(1)读书笔记。每周2-3篇，规定篇目，教师多找些感情真挚或富含生活哲理的文章，中考记叙文或散文就是不错的选择。(2)续写故事。如课本中《窗》、《孔乙己》、《我的叔叔于勒》等。学生通过续写，一方面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对人物的独到体会写出来，我们在批阅这些作文时，定会看到那些让我们感动的文字，并引起我们内心的共鸣。(3)对生活中热点问题进行评说。教师可以利用报刊、电视等媒体，针对某个问题，让他们有话可说。只要我们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指日可待。
3.努力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情感
关于和平的作文篇2
档案工作的平安管理不只要落实于平常，特别是在严重灾难和突发状况降临前，更要增强管理和维护，争取使毁坏性降至最低，维护绝大多数档案以及重要档案文件的平安。针对档案平安问题，详细要做到两点：
一、进步档案平安防备和自我维护认识
制定档案平安防备和维护制度，防患于已然，各立档单位或部门要增强科普应急宣传等工作，将灾祸预防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且将其视为档案平安工作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之一。进步平安认识和自我防护认识，做益处置档案突发事情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对已有档案文件信息要增强平安和失密认识，完善工作体制，强化平安管理。比方，平常做好档案平安的应急演练工作，的确进步应对灾难的紧急处置才能。要确保档案信息应用平安，正确处置档案开放与失密的关系。制定档案开放方法，严厉控制开放档案的内容、档案复印件和局部档案记载的内容在各种媒介以及公收场合的。
二、树立和完善重要档案的维护机制
许多重要信息一旦被毁或者失去，就很难再取得。关于一个机关，一个企、事业单位，重要档案信息是其在危难关头继续维持运作的关键。因而，关于重要档案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妥善维护。
1、对纸质文档的维护
关于纸质档案文件来说，它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详细来讲，温湿度、灰尘、外来磁场、机械震动、光线和有害气体，都不利于纸质文件的保管。一旦被毁，将不复存在，对它们要采取特殊的防灾措施。普通的办法是停止复制。复制包括在场寄存和异地寄存。在场寄存是把拷贝过的文件放在办公地点，对其采取特殊的防灾措施，如运用防火、防盗性能更强的装具等。异地寄存是把拷贝过的文件放在办公地点以外的中央，由于灾难普通不可能在不同的中央同时发作，这种办法能有效避免消灭性打击。
2、对电子文档的维护
相关于纸质档案文件，电子档案文件最常用的办法是对其停止电子备份。若遇到突发事情，能够从数据存储系统中取回数据，恢复系统。
随着信息化时期的开展，档案文件逐步由纸质文件开展到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制成后要及时积聚、及时搜集及归档，能够避免信息损失和变动。⑴归档时应对电子文件停止全面、认真的检查，电子文件与相应的纸质或其他载体文件的内容及相关阐明能否分歧；在内容方面检查归档的电子文件能否齐全完好，真实牢靠；软件产品的源程序与文本能否分歧等。⑵检查归档电子文件载体的物理状态，有无病毒，读出信息的精确性等。⑶归档电子文件应运用光盘作为存储介质存储，对一切归档的电子文件应做维护处置，使之置于只读状态。⑷对电子文件要定期停止平安性、有效性检查，发现载体或信息有损伤时，应及时采取维护措施，停止修复或拷贝。⑸为每一份电子文件树立必要的记载，记载文件的构成、管理和运用状况。对电子文件的信息记载要具有实时性，要随时将需求保存的信息记载下来。这种跟踪记载的信息具有原始性，能够成为证明电子文件真实牢靠的有效根据。⑹在档案信息存储平安方面，加强档案信息平安和网络平安认识，并采取实在有效的技术手腕和管理措施，做好身份认证和密钥管理，增强对档案管理系统的监控；保证在线管理系统的平安，对网络设立信息系统防火墙、密码访问控制，装置失密隔离卡，树立备份与恢复系统，不时完善档案信息系统平安管理制度。同时，在管理上树立了电子文件归档制度和文件管理的记载系统。存储档案信息的设备要加装有效的防毒软件，内部局域网要与一切外部网实行物理隔离；各种数据库要及时停止备份，确保档案信息的平安失密和系统运转平安牢靠。⑺在应用平安上不能只强调应用而无视失密，也不能只强调失密而限制应用，应坚持应用和失密并重的准绳。严厉执行管理制度，从技术请求和管理措施两方面有效保证档案数据库和电子档案的平安保管工作，确保档案信息的平安。
关于和平的作文篇3
关键词：组织公平；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实践；情感承诺；员工创新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4）01001506doi：10.11847/fj.33.1.15
1引言
组织公平是西方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后一直受到中国管理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关注。国内目前有关组织公平的研究包括了领导成员关系，组织支持，员工绩效，心理资本，组织和职业承诺，离职倾向，组织公民行为以及谏言行为等[1～3]。深入对比分析后，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基本以国外管理研究提出的关键构念为焦点，构建其与组织公平的概念模型，鲜有研究结合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国情，探究组织公平与中国文化现象之间交互作用对员工工作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实践作为传统文化中关系取向在企业经营中的典型性表现之一，分析其与组织公平的交互作用对员工情感承诺与创新行为的影响。
情感承诺代表组织对员工的最深期待，即“忠诚”，不仅能高度预测员工留职意愿，而且与组织认同和工作卷入等密切相关[4]，尤其在目前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对保持组织核心竞争力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是众多工作态度构念中最经典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员工创新行为不仅是个体兴趣和能力相结合后最佳的工作状态，更能推动组织层面的创新和变革能力。特别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中，员工创新能力更是不可或缺的微观力量。因此，本文选择情感承诺和员工创新行为作为结果变量，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更具有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
2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2.1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
组织公平是组织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公平合理的程度[5]，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前者是组织通过不断完善各种制度规范所期望达到的绝对意义的组织公平，后者侧重于员工对组织公平的主观感受。因个体在公平认知方面的差异，故不存在公平的统一标准。目前组织行为学领域对公平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组织公平感，因此本文采用感知到的组织公平，即员工对组织内与个人利益有关的组织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总体公平感受。
已有研究表明，感知到的组织公平对工作态度和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前者包括工作满意度，留职意愿和领导成员关系等，后者包括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建言行为等[6，7]。组织承诺是众多结果变量中受到更多关注的一项[8]。本文聚焦于组织承诺三维度中的情感承诺[9，10]，即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和卷入[11]。本文认为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在理论层面存在以下关系：从工作选择的角度出发，当个体因工作与自身匹配进入组织后，对组织各项分配结果，互动过程和执行程序都感知到公平时，则总体的组织公平感会强化其之前的选择，增加个体对组织的信任感[12]，提升两者之间的心理联系，情感承诺得到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公平对其情感承诺有正向影响。
樊耘，等：组织公平与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实践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Vol.33，no.1预测2014年第1期2.2组织公平与员工创新行为
研究者们大多从过程性的角度定义员工创新行为。Kanter将其界定为三个阶段，从个体对问题认知和创意产生开始，经过寻求帮助和结盟，最终通过商品化的产品或服务实现创新性[13]。Scott和Bruce认为个人创新始于问题确认，同时包含创新构想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其次寻找创新支持，最后将创新想法产品化[14]。Kleysen和Street在其研究中将创新行为归纳为五个阶段：机会探索、想法生成、形成调查、支持拥护以及应用[15]。本文认为，创新行为三阶段过程的观点不仅完整包括了各个关键节点，且便于概念的操作化，因而大多数研究均采用该观点，故本文将员工创新行为定义为：员工为组织发展，产生创意并通过寻求支持实现新的、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
员工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含三方面，创新个体自身特征，如创造潜质等[16]；创新个体的认知及信念，如创新自我效能感等[17]；社会和组织的环境因素，如组织创新氛围等[18]。本文关注的组织公平属于社会和组织环境因素。基于员工对公平的心理反应，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通过组织公平实现的高水平社会交换关系会促进员工的积极回报意识。为维持内在的公平感受，个体会通过提升工作质量和数量实现对组织的有效反馈[19]。其二，分配，互动和程序的对象是组织的稀缺资源，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感知会降低各种工作投机行为的动机，引导员工聚焦于本职工作绩效，激励员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回报。以上两方面都有利于提升员工创新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公平对其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
2.3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实践与情感承诺和员工创新行为关系实践指利用社会关系进行交换，产生助人的行为或自主完成任务[20]。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实践指组织在人员招聘、晋升、薪酬、工作分配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受私人关系影响的表现。已有研究表明，在中西文化情境下，组织管理者如果在分配资源或进行决策时更多考虑自身利益，或为与自身有私人关系的对象谋取利益时，会降低员工感知到的程序公平和对管理者的信任水平[21]。
然而，当仔细考察个体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时，中西文化其实存在差异性的表现。在西方文化中，个体将自身定义为脱离社会角色关系的抽象自我，认为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对所有人的要求具有一致性。西方管理理论强调的组织公平源于人们对“公平”这一抽象实体的信念和追求。他们认为公平法则适用于一切行为主体。因此，如果西方组织中出现影响组织公平的HRm关系实践，员工对其的感知和评价应具有程度的趋同性。在中国文化中，个体根据社会角色定义自我，将他人与自身的关系按亲疏不等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适用于这些关系的交换法则分别为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前两者往往运用于亲情冲突和人情困境，只有公平法则运用于客观决策[22]。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个体更倾向于对与自身关系最疏远的人采取理性公平的法则。在组织环境中，个体与同事的关系也可划分为由亲密到疏远的不同程度，所以个体对每一个群体的评价标准也不同。当组织内每个员工都拥有自己的“圈子”概念时，员工对同一HRm关系实践现象的感知和评价程度就会出现明显差异，因为这些现象中的“主角”处在每个员工圈子中的不同位置。基于此，本文认为采用个体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更能反映中国文化情境中的管理现象。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对信任对象给予更多正面评价[23]，而且信任也可被理解为个体对目标的一种依赖关系[24]。本文认为：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会降低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水平，更进一步削弱其对组织的心理依附，降低情感承诺；另外，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会使员工产生被忽视感，进而降低员工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并可能对工作行为的内在动机带来直接的消极影响。尽管创新行为是一系列的工作过程，然而该过程的动力主要来自内在动机。因此，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会降低员工创新行为的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和假设4：
假设3员工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对其情感承诺有负向影响。
假设4员工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对其创新行为有负向影响。
2.4组织公平与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实践
HRm关系实践毕竟不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导思想，而是关系取向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片段式表现。员工面对这种客观现象时，会在认知层面因受传统文化影响程度深浅的不同做出差异性的判断。个体层面判断的集合又会形成感知这些事件的群体氛围。组织公平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实施和被员工感知。因此，本文将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作为组织公平与结果变量间关系的调节变量。
如何理解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影响着如何理解HRm关系实践的作用。接受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企业，其员工与组织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西方管理制度隐含的假设。个体与组织是相互独立的抽象主体，两者间是直接的经济性和社会换关系，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会降低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和程序公平感。二是中国文化中关系取向的诠释。个体的存在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组织只是产生角色关系的一种情境。个体可能将组织当作人际之间建立、发展并保持私人关系的平台和媒介。在这种认知法则中，HRm关系实践更会强化组织的情境性地位，使得个体将组织理解为人际之间“礼尚往来”的一种场域，为实现组织目标工作以获得报酬只是理所应当的附属。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强调的公平本能够部分突破人际之间因关系取向建立的壁垒，增强个体之间直接的互动关系，从而逐渐树立个体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职业化工作行为，但如果出现HRm关系实践，就可能会触发个体价值观中传统文化的关系“基因”，使其降低或放弃对组织作为抽象实体地位的认知，更将此种关系现象归因为正常，并最终降低组织公平对工作态度和行为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论述，结合前文有关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和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本文提出假设5和假设6。
假设5员工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对感知到的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6员工感知到的HRm关系实践对感知到的组织公平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3研究方法
3.1被试
本文以企业员工为对象，在西安和常州等地选取9家企业，采取现场发放后回收和电子邮寄填答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420份，收回有效问卷372份。总样本的部分人口统计学信息如下：女性44.4%，男性55.6%；30岁以下57.5%，31至45岁32.3%，46至55岁7.6%，56岁以上2.7%；中专和中专以下10.8%，大专32.8%，本科52.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4.1%。
3.2测量工具
组织公平感（perceivedorganizationalJustice，poJ），采用niehoff和moorman在1993年编制的量表，共5个项目。如“总体来说，我得到的奖励很公平”[25]。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实践（GuanxipracticesinHumanResourcesmanagemen，HRmGp），采用Chen等在2004年编制的量表，共5个项目。如“有些人是因为私人关系进了企业”[21]。情感承诺（affectiveCommitment，aC），采用meyer和allen等在1993年编制的量表，共6个项目。如“我很高兴在这个企业中度过我余下的职业生涯”[26]。员工创新行为（employeeinnovativeBehavior，eiB），Scott和Bruce在1994年开发的测量个人创新行为6题项量表更多用于员工对自我的评价[14]。本文采用蔡通在2006年对Scott和Bruce原始量表修正后的量表，仍包含6个项目。如“我喜欢寻求新的科技、过程、技术或产品等想法”[27]。
4数据分析
4.1信效度分析
本文所用总量表信度系数为0.732，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如下：感知到的组织公平是0.824，情感承诺是0.682，员工创新行为为0.738，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实践为0.775。Hair等指出：测量题项不多于6个时，Cronbachα系数大于0.6说明量表是可靠的，由此支持了本文量表的可靠性[28]。
本文总量表的Kmo球形检验结果为0.794，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呈较好线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变量验证性因子的分析结果中绝对拟合指标和相对拟合指标都在0.90以上，RmSea值都在0.08以下，χ2/df的值在2和3之间，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本文采取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CmB），第一个主成分是22.615%，并没有占到多数，所以同源偏差并不严重[29]。
4.2假设检验及分析
由表1可知，poJ对aC的影响系数为0.449，对eiB的影响系数为0.214，两者都在0.01水平下显著，因此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检验5一列HRmGp的系数为-0.207，检验10一列HRmGp的系数为0.153，两者都在0.01水平下显著，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假设4未得到验证。检验4回归方程的ΔR2为0.02，其F值检验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检验4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比检验3有显著提升。HRmGp×poJ的系数为-0.144，显著性水平为0.01，因此，假设5得到验证。检验9回归方程的ΔR2为0.003，但其显著性未通过检验。另外，HRmGp×poJ的系数为-0.06，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假设6未得到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表1中检验8和检验9中HRmGp的系数分别为0.197和0.203，且都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即使控制组织公平的影响，感知到的HRmGp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程度较强。
按照态度影响行为的逻辑，HRm关系实践很可能会减弱员工的工作动机，进而使其创新行为水平下降。然而事实上，HRm关系实践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可能与其对工作态度的影响路径不同。上文指出，HRm关系实践包含晋升，薪酬和绩效评估等内容。组织中能够被“关系化”对待的员工毕竟是少数，这些少数通过非竞争性方式获取稀缺资源中的一部分，使得竞争更为激烈。大多数员工尽管其情感和认知受到了关系实践的影响，但在工作行为中不得不通过更加努力以跻身获得稀缺资源的行列。组织最看重的是员工创新行为，因此HRm关系实践间接地促进了员工创新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HRm关系实践对创新行为有“激励”，但这是以牺牲员工的情感承诺和信任为代价的，而且员工此时的创新行为也不是内在动机，而是外在动机。因此该种促进作用并非组织发展的长久之计，一旦员工获得了他们期望的报酬或更为公正的工作机会，很可能就会离组织而去。
本文绘制的组织公平在HRm关系实践不同水平下与情感承诺关系变化的交互效应如图1所示。当回归方程中未加入HRm关系实践时，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的关系是参照组的直线；当HRm关系实践较低时，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之间正向关系的斜率明显增大；当HRm关系实践较高时，组织公平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不仅强度发生了改变，方向也由正向变为负向。以上变化过程说明，HRm关系实践确实会对员工理解管理政策的角度产生影响。组织内HRm关系实践越低，员工越倾向于将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相互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互信互赖，此时组织公平感越强，情感承诺水平越高；组织内HRm关系实践越高，员工越倾向于将组织理解为私人关系实现彼此交换的社交场域，并因此可能对组织内实际上是公平的政策也产生“关系性”的联想和归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平感很可能是一种人际关系亲疏与工作角色要求混杂在一起的复杂公平感，个体感知到的公平感越强，事实上代表的是该社交场域中彼此遵守关系准则的程度越高，而组织这一抽象实体的角色则会越淡漠，因此员工的情感承诺水平也越低。
本文绘制的感知到的HRmGp在组织公平不同水平下与情感承诺关系变化的交互效应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发现当回归方程中未加入组织支持时，HRm关系实践与情感承诺的关系是参照组的负向关系，当组织公平较低时，HRm关系实践与情感承诺之间关系的负向斜率明显增大，当组织公平较高时，HRm关系实践与情感承诺负向关系的斜率继续增大。以上变化过程说明，组织公平会增强HRm关系实践与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尽管这一结果有悖于常理，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结果恰恰说明员工会因HRm关系实践对其感知到的公平产生关系性的归因和理解，尤其是在高水平组织公平下程度更深，其原因可能是高水平组织公平感下的HRm关系实践更会让员工感到组织的表里不一，此时如果将组织看作抽象实体，个体会因其表现具有的不一致性而经历矛盾的心理体验，为达到认知平衡，个体会更倾向于将组织看作一种关系场域，所以其情感承诺会随之降低。
5结论
（1）组织公平在现有的中国管理情境中可被解读为两种不同内涵。一是随着经济发展被引进的西方管理文化中强调一致性对待的法治公平理念；二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中，被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维持整体和谐的规范性权变式公平。前者对传统文化中基于关系取向的“圈子”具有一定的突破作用，有利于构建组织作为抽象实体的独立地位，并使员工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朝平等尊重互赖的方向发展；后者则是对传统文化差序格局观念的回归。
（2）在组织公平和HRm关系实践对情感承诺的交互作用中，HRm关系实践的负向作用更强，其原因是HRm关系实践会触发个体价值观中传统文化的关系“基因”，倾向于将组织看作私人关系实现彼此交换的社交场域，并因此可能对组织内实际上是公平的政策也产生“关系性”的联想和归因，最终降低或放弃对组织作为抽象实体地位的认知，使得情感承诺水平下降。
（3）HRm关系实践的本质是私人关系对组织公共资源的非竞争性占有。在情感和认知层面，它会伤害员工与组织间的交换关系，降低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公平感和情感依附水平。在行为层面，虽然会变相激励员工的创新行为，但无益于员工内在工作动机和对组织忠诚感的培养。
本文着眼于西方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冲突与融合的社会背景，以组织公平和HRm关系实践对情感承诺和员工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为焦点，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并揭示了组织公平和HRm关系实践对员工态度和行为不同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个体对组织公平内涵的理解，指出HRm关系实践在触发个体对组织政策理解方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管理实践中，本文认为应格外关注员工对组织公平内涵的理解和感受，尤其应当鉴别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组织公平的不同解读。在全面反省传统意义中关系平衡式组织公平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管理中尊重员工平等地位的思想，防止私人关系对组织公共资源的侵犯，为组织在文化交融中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人力资源的基础。
研究局限：第一，采用自评法测量员工创新行为，后续研究可采用主管或同事客观评价的方法。第二，样本选取为方便抽样，后续研究可扩展样本所在的行业和地区以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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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的作文篇4
引言
在现代社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企业为了更好地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广告宣传。对于广告行业来说，平面广告设计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同时也是一种具备较强视觉冲击力和信息传播力的形式。平面广告作品本身画面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可以更好地对视觉信息进行传达和交流。平面广告设计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同时也涵盖了艺术美和文化性的特征。在平面广告设计中，对于传统文化要素进行融入，可以更好地体现我国传统文化气息，并且具有独特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达到不同的文化传播效果。
平面广告设计中传统文化因子的应用的必要性
每个民族自身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历史的差异性存在，这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多元的文化。我国传统文化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具有包容性、独创性、保守性、统一性的文化体系，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源于过去，同时对于现在和未来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在新理念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应用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发展。平面广告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从业者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本身会受到多种文化思想和文化氛围的影响，而传统文化正是众多影响中较为重要且深远的一个影响。传统民族文化涵盖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在平面广告设计中进行应用，可以更好地对于广告表现形式进行充实，同时也可以对于平面广告的内涵精神进行更好地丰富。
对于传统文化观念进行合理应用
在平面广告中对于传统文化因子进行应用，要结合当前我国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特点，并且对于传统文化中和人们心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和联系进行深入的探究和精准的应用，这样才能对于传统文化的特色进行体现，同时也提升广告作品的受认可程度，提升传播效力。在平面广告设计的过程中，要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底蕴进行不断地渗透，并且设计者同时也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断地探究和分析，结合当代平面广告设计的特色，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进行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从而达到提升平面广告作品影响力的目的。对于优秀的平面广告设计的作品来说，其本身必须要具备特色，这样才能引发更加深度的认同。平面广告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因子进行应用，可以更好地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和观念进行体现，同时让欣赏着产生对这种价值的认同，这样才可以实现下一步对商品进行关注的意识。优秀的广告设计理念下，传统文化因子的应用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进行体现，这样可以更好地淡化商业色彩，让广告本身富有文化和内涵，提升视觉审美效果。
传统文化因子的影响分析
第一，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平面广告设计中，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情感的体现上，并且通过色彩来展开象征。这种色彩的应用上，需要从形象以及心理方面来进行融合和塑造。例如，在京剧海报设计中，要根据人物的品行和性格，对于色彩进行应用，背景色则大多采取黑色。颜色本身的象征意义，其通过传统文化进行展现，可以从形象、心理等多个角度，对于涉及理念和思路进行展现。
第二，道家文化的影响。道家文化理念，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重视清静、优雅的美感，这种设计思路需要更加关注对此类理念的实现。在理念下，黑色的色彩观念是周光耀的体现之一。例如，在山水画设计中，很多平面设计与之相关的内容，都采取这种黑色的色彩观，更加突出对自然美的追求。
第三，民间观念的影响。对于平面广告设计来说，其色彩观念也收到不同民间设计观念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其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同时历史的演变也存在差异性，因此不同的民族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观念，这也应该体现在平面设计当中。在进行平面广告设计的过程中，要对于民族色彩观念进行认同，同时这也是提升作品的认可程度的重要举措。只有对于民族色彩观念进行正确地对待和尊重，这样才能提升整个设计作品的最终价值。很多优秀的设计师，都已经深刻认识到民间色彩观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意义，以名族色彩观为依据，设计出具有民间风格、又象征现代文化艺术的优秀平面广告作品。
结束语
关于和平的作文篇5
关键词：公平偏好；公平关切；生鲜农产品；质量投入；批发价格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4.27
中图分类号：F323.7；F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122-06
abstract：thispaperbuildsupthetwostagesupplychainofagriculturalproductsconsistingofcooperativeandcoreenterprise，whichconsidersthattheyownafairpsychology.andthen，itexaminesthequalityinvestmentofcooperativesandthewholesalepricingdecisionofcoreenterprise.Resultshowsthatwhilethefairnesspreferencebehaviorofcooperativecontributestoenhancethepricinglevelofcoreenterpriseandthequalityinvestmentofthemselves，fairnesspreferenceofcooperativeputinhibitiononthecoreenterprisewhichconcernsfairness.meanwhile，theorderquantityofcoreenterprisehasvariouseffectsonpricingandqualityinvestmentunderdifferentfairpsychology.influencedbyvarietyoffairnesspreference，thedegreeofsupplychainleaguerchasingforprofitandfairnessutilitywillaffecttheprofit，theutility，andtheproductqualityofthem.
Keywords：fairnesspreference；fairnessconcerns；freshagriculturalproducts；qualityinvestment；wholesaleprice
1研究概述
r产品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某个运营环节或具体产品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农产品供应链的全面性、整体性竞争[1]。研究表明，农产品供应链中利润分配的不公平，最终导致以分散农户为成员的农产品合作社出现公平缺失，由于合作社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往往采取降低成本来实现更大的利润和公平，即在质量投入水平方面采取投机行为[2]，这将严重损害终端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生鲜农产品的新鲜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3]，而保鲜可以延缓生鲜农产品新鲜度衰减速度，从而促进消费者增加购买[4]。当然，本文探讨的是新鲜度提升与产品质量正相关的情况。现实中，生鲜农产品新鲜度会随时间、温度等因素逐渐衰减，由此，要保证产品新鲜度满足顾客的需要，则必须对产品进行保鲜投入，从而使得农产品从采摘到终端市场之间质量衰减程度最小，最终能够以较好的产品质量获得较高的市场需求，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由此，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应该充分考虑到合作社由于公平缺失所引起的质量投机行为，在批发价格制定和订货策略上要考虑公平的问题。
本文将从公平偏好的角度出发，探究合作社与核心企业存在公平心理时，如何通过批发价格激励质量投入，并且研究质量投入水平与批发价格制定策略对产品质量、双方利润、效用以及合作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2文献回顾
在传统的供应链优化研究中一般都基于理性人假设，行为主体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但大量的博弈实验数据表明，人的公平偏好是普遍、客观存在的。由此学者们开始将公平偏好引入模型中进行研究。
tonyHCui[5]研究了零售商考虑公平时，两部定价契约、数量折扣契约能够在供应商提供满足零售商公平期望的批发价下协调渠道。pavlovandKatok[6]在原来公平偏好契约的基础上扩展了非对称信息下，拒绝率对契约协调效率的影响。而后Valerypavlov，elenaKatok[7]考虑非对称信息和有限理性下，为了协调供应链，契约参数的合理设定。而其他学者也在公平偏好下研究批发价契
约[8]、收益共享契约[9]、两部定价契约[10]等对供应链的协调问题。
针对产品的质量研究，YiyanQin[11]考虑了在农产品质量和数量同时衰减时的价格和库存策略，设定了基于温度的质量和数量衰减模型，发现温度引发的衰减会影响零售商的补货周期和补货量。在质量投入的研究方面，但斌等[12]通过建立成本分担与收入分享合同激励物流服务商提升保鲜努力水平。许民利[13]运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惩罚“搭便车”行为，并且对于质量投入水平产出比较低的成员给予补贴，能够激励成员加强质量投入水平。
中外学者在公平偏好问题的研究方面，从方法上看，大多围绕公平感知对契约签订、订货量和定价的影响展开讨论，鲜有探讨从公平的角度如何激励和提升质量投入水平的问题，并且也并未深入研究质量投入水平与定价之间的关系。
3研究方法和假设
本文构建一个由合作社、核心企业组成的二级农产品供应链，探讨合作社的公平偏好对于其质量投入水平的影响，同时，核心企业存在公平关切时合作社的质量投入水平最优决策以及由于质量投入水平变化导致的定价变化对供应链成员利润和效用的影响。在此做出如下假设：
H1：在“合作社+核心企业”的二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中，合作社以单位成本C生产产品，核心企业制定批发价格w和实际订货量Q。合作社在生产中的质量投入水平ρ依赖于历史批发价格，核心企业根据交割时产品生鲜度θ制定当期批发价格。
H2：核心企业订货量大于市场需求，即Q>D，不存在缺货情况。核心企业的利润大于合作社利润，即πm
H3：本文借鉴GurnaniH对质量投入成本的假设，认为合作社的质量投入成本由质量投入水平ρ以及产品初始新鲜度θ0的函数关系表示为Cρ=1/2×ρ×θ0。
H4：合作社公平偏好函数采用F-S不公平厌恶函数，在实际情况中，合作社常处于弱势地位，由此本文仅考虑其不利不公平厌恶的情形，由此，效用函数表示为Um=πm-α（μπd-πm）。同时假设核心企业具有公平关切行为，则其效用函数为Ud=πd-λ（πd-πm），其中，合作社公平参数α与贡献率m满足[0，1]，核心企i公平关切参数λ满足[-1，1]。
H5：不考虑订货提前期。
本文将运用F-S不利不公平厌恶模型、公平关切模型，利用效用函数和利润函数求解出在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下质量投入水平的最优解，并通过仿真算例探究质量投入水平、公平参数等对于利润以及效用的影响以及变化趋势。模型建立中参数含义如下：
Cd核心企业的成本
0产品采摘时的初始新鲜度
ρ合作社的质量投入水平
q核心企业的计划订货量
Q核心企业的实际订货量
a市场规模
p零售价格
k价格弹性系数
πm合作社的利润
πd核心企业的利润
Um合作社的效用
Ud核心企业的效用
α合作社公平参数
μ合作社的利润贡献率
λ核心企业的公平关切参数
ρ0合作社考虑利润最大化下的质量投入水平
ρ1合作社效用最大化下的质量投入水平
ρ2μπd>πm时的质量投入水平
ρ*核心企业具有公平关切时期望的质量投入水平
w1双方利润最大化下核心企业制定的批发价格
w2μπd>πm时核心企业制定的批发价格
w3合作社效用最大化时，核心企业制定的批发价格
w4核心企业公平关切下制定的批发价格
在下文中，将构建数理模型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展开进一步论述，运用解析和仿真对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做出推导和论证，最终得到结论。
4模型建立与分析
该部分将探讨合作社与核心企业完全自利、合作社具有不利不公平厌恶、合作社与核心企业都考虑公平三种情况下，合作社的质量投入水平变化以及核心企业的定价策略，从而探究如何通过合理的定价策略提升农户的公平感，从而激励其提升质量投入水平，实现合作社与核心企业合作关系的稳定以及双方乃至供应链整体效用及利润的最大化。
4.1核心企业与合作社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下的质量投入水平
在该情况下ρ*
由此可知，α+1（1+α）-αμ作为核心企业期望质量投入与合作社最优质量投入关系的衡量指标受到合作社公平偏好系数以及贡献率的影响。
由上式可得，若核心企业是吝啬的，则其总是期望合作社进行更高的质量投入，这将使得其利润提升加快，并且加大与合作社的利润差距，这说明吝啬的核心企业并不关心合作社的利润缺失，反倒以利润差距为满足自我效用的标准。此时，合作社在公平效用最大化下的最优质量投入水平并不能满足核心企业的需求。
但是即使合作社具有慷慨行为，也并不意味着核心企业就会降低对质量投入水平的要求，其受到合作社公平程度以及贡献率的影响。当核心企业公平关切系数满足λ∈[0，α+1（1+α）-αμ]时，若合作社公平程度较高，则随着核心企业公平关切系数的增加，其对合作社的质量投入期望越高，而当公平关切系数满足λ∈[α+1（1+α）-αμ，1]时，核心企业质量投入期望度下降。
由此可见，当核心企业具有吝啬心理时，能够实现合作社公平效用最大化，但不能满足核心企业的公平效用，不过，此时若合作社在公平效用与利润之间存在不同偏好程度，则有利于激励合作社提升质量投入；当核心企业具有慷慨心理时，是否能满足双方的公平效用，主要取决于合作社的公平程度，而核心企业慷慨程度越高，其对合作社质量投入要求越低，从而对质量投入激励效果相对较低。
5不同质量投入水平对于核心企业定价决策的影响
双方在利润最大化下的定价决策前文已论证，此处讨论如下两种情况：
5.1合作社为不利不公平厌恶，核心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时的定价决策
由式（23）可得w3大于w2，即说明核心企业在合作社利润最大化时的定价比公平利润缺失发生时的定价高，并且随着质量水平由ρ2提升到ρ1，批发价格也由w2增加到w3。由于质量水平、批发价格与核心企业、合作社的利润正相关，所以该阶段双方利润都增加。
在合作社具有公平偏好而核心企业完全理性的情形下，核心企业的最优批发价随着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以及贡献率的增加而增加，可见，合作社公平感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核心企业的批发价格。同时，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对于核心企业定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贡献程度，说明公平偏好系数的提高会使得核心企业提高批发价格以维系合作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核心企业计划订货量的提升，批发价格将会出现回落的情况。
随着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的增加，核心企业的批发价格随之上涨，这是为了迎合合作社的公平诉求，否则在公平效用较低时合作社将会产生质量投机行为，同时，若合作社贡献率较高的时候，批发价格更高。并且在公平偏好程度低于0.4时，不同贡献率下的批发价格涨幅不大，但超过0.4后，贡献率较高的情况下，批发价格涨幅较为显著。
接下来将探讨核心企业同时存在公平关切下的质量投入以及双方利润和效用问题。首先，探讨不同订货量下的批发价格决策，并且在不同的公平关切以及公平偏好程度下进行研究，如图3、图4。
从图3、图4可以看出，核心企业具有慷慨行为时，其定价整体高于吝啬情形，但是在计划订货量接近市场规模时（q=a=100），仅在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低于0.4时，吝啬心理下的定价高于慷慨心理，但随着订货量的增加，虽然两种情况下的定价都在降低，但是吝啬心理下其降价更快，由此可见，在核心企业也具备公平关切时，随着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上升，定价逐渐下降，但慷慨心理下定价高于吝啬心理。
在相同的订货数量下（q=100），核心企业公平关切程度上升则定价与合作社质量投入都会增加，双方利润会下降，但是双方公平效用随着公平关切程度的提升而提升。由此可见，核心企业的慷慨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双方的公平感，提升定价以及增加合作社质量投入水平，但是利润并没有得到提升，虽然增加订货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双方整体利润，但是由于双方公平偏好的影响所致的决策投入量降低情形并未消减，同时，合作社公平偏好的提升在核心企业具有公平关切时并未有效提升批发价格以及质量投入。
6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合作社和核心企业构成的二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实际订货量受到产品新鲜度以及合作社质量投入水平的影响。考虑合作社具有公平偏好下的决策，继而讨论核心企业具有不同程度公平关切时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合作社在公平效用实现最大化前，提高质量投入水平有助于提升效用以及利润，但此时与核心企业的利润差距将逐渐变大，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后继续提升质量投入虽公平效用会降低但利润将持续增加。因此，现实中若合作社对于利润与公平的追逐程度不同，合作社可能会为追逐利润而降低效用，但此时质量投入更高，或者追逐效用而降低利润，此时质量投入较低。
第二，合作社具有公平偏好时，若此时核心企业完全理性，则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以及贡献率的提升将会促使核心企业提升批发价格，合作社质量投入水平也将得到提升，而双方利润以及合作社公平效用将有显著提升。
第三，当核心企业具有公平关切时，核心企业的慷慨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定价水平以及质量投入水平，而订货量的提升仅能在慷慨行为下促使定价水平提升，但在吝啬行为下定价水平将大幅度降低。同时，公平关切程度的上升能够提升各项决策指标，但是如果在相同的公平关切程度上，合作社公平偏好程度对决策指标具有反向作用。
由此，本文发现核心企业考虑公平关切时并不一定能激励合作社提升质量投入水平，这不但取决于成员自身公平心理的倾向，同时还受到其对效用与利润权衡选择的影响，即成员并不仅只是单纯地追求效用或者利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找到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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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的作文篇6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为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做好新形势下公安执法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一、准确把握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深刻内涵
（一）关于理性执法。“理性”不仅要求有非常高的法律意识，而且要有强烈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有很强的群众工作能力，能够理性地把握和
处理公安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执法工作特别是行政执法工作中，要充分考虑执法的社会效果，真正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理性思维
去分析矛盾、化解矛盾，真正地融法、理、情于一体。让群众通过案件的办理、事情的处理，切身感受到公安机关的关爱、温暖。
（二）关于平和执法。“平和”就是要求以平等谦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冷漠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要以公心、诚心和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疏导和化解社会
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着力解决执法宽严失度的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及时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同时，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要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三）关于文明执法。“文明”就是要改进办案方式方法，坚决纠正简单执法甚至粗暴执法的问题，用群众信服的方式执法办案，使人民群众不仅感受到法律
的尊严和权威，而且能感受到公安队伍的精良素质。要加强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完善警务公开制度，推行执法告知制度，提高执法工作透明度，大力推行执法
责任制。
（四）关于规范执法。“规范”就是要在完善执法管理上下功夫，细化办案流程，完善业务流程，规范办案环节，力求使每个执法环节都有章可循。要健全执
法程序，着力解决随意执法的问题，紧紧抓住执法执勤活动中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程序规定和操作性强的标准规范，最大限度
地减少和杜绝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的发生。
二、认真解决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存在的问题
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对公安机关的明确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做好公安工作的基本要求。当前，全国
公安机关按照党中央“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要求，尤其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部署，全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力维护社会
持续稳定。新形势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了更多期待，做好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必然要求我们更新执法理念。执法理念往往更带有根
本性，理念决定认识，理念端正态度，理念指导实践。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是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的现实要求，对于维护公平正
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当前，公安机关要立足主动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为公安执法创造良好环境。
（一）解决公安执法工作定位问题。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把公安执法工作作为维护稳定、保障发展、保障民生的重要工作来做，把公安执法
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益保障工程来抓，借助党委、政府的“推力”来加强公安执法规范化工作。
（二）解决公安执法工作保障问题。建立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增强财政支持，使经费保障与公安罚没收入彻底脱钩，减少“为钱执法”行为的发生，让公
安机关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认真研究执法工作、服务最广大群众发展权益上。
（三）解决公安职责模糊问题。切实增强公安机关的“主业”意识，从与公安执法活动无关的非警务活动中解放出来，切实发挥社会矛盾调节效能，最大限度
发挥社会矛盾消融器职责。
（四）解决社会治安考核评价问题。要尊重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的现实问题，认真研究当前社会治安现状，增强考核评价导向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增
强公安机关正确面对并积极化解社会治安问题的自信心、责任心。
三、深刻理解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重大意义
（一）新理念提升执法新境界。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以前，我们谈文明、规范执法多一些，谈理性、平和执法
相对较少。文明、规范是执法的应有之义，但仅有文明、规范执法还不够，理性、平和则是对执法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法”是根植于自然的最高理性。与理性执
法相对的是感性执法、感情用事，我们要防止冲动，摒弃情绪化，讲政治、讲大局，严格依法办案。平和是执法的珍宝，它蕴含着博大的力量。平和执法以平等、
文秘站:客观、审慎、谦和为要义。唯有平和，才能厚德载物，才能衡平如水，才能客观理性。当我们把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必将达
到一个更高的执法新境界。
（二）新理念推动工作新进展。公安机关要把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贯穿到执法办案全过程，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坚决克服就案办
案、机械办案的倾向，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执法想到稳定，办案想到发展，切实做到依法办案与服务发展相统一。要针对当前执法活动容易发生问题的环
节，进一步细化各类执法标准，严密执法程序，规范执法环节，切实从源头上减少和杜绝执法的随意性，推动各项公安业务工作取得新发展。
（三）新理念构建和谐新图景。要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善于用和谐的思维来化解矛盾，用和谐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对嫌疑人坚持无罪推定，对上访人实行有
理推定，使执法工作最大限度地合乎法、理、情，体现人情味，展现法治美。要积极适应执法环境的新变化，设身处地考虑到当事人的切身感受，感同身受地体谅
困难群众生活的不易，主动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疏导群众情绪的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要及时依法解决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着力化解涉法涉诉重信
重访案件，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关于和平的作文篇7
一
在和平年代，战争文学何以能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主题研讨又如何能推动理论与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是本次会议研讨的出发点。与会代表一致认为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灵，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仅在战乱时期涌现了许多战争文学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文学创作一度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主旋律。进入新时期以来，除了“军旅”文学的繁荣外，重写革命史或重述战争史的文学思潮已然构成了当代文学整体创作中的前沿课题。与会代表们充分肯定了中国新文学战争文学的实绩，尽管相比世界文学而言，中国经典战争文学的代表性不够突出，但进一步拓宽战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研究视域，相信能不断推动战争文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主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经历了战争，也见证了和平，为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中华民族需要和平发展的思想理念，本次会议的召开显然对于拓展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研究视域，构建良好学风交流平台，增强人们的和平理念，推动我国和平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庆生（华中师范大学）强调，战争既是一个古老和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和实际意义的话题，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铭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弘扬珍爱和平的传统，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永驻人间是每个人的期望与责任。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则从新文学整体研究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新文学战争书写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从北伐战争开始，谢冰莹《从军日志》，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拉开了新文学战争书写的序幕；第二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到到结束前期；第三个时期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认为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悲欢交响曲。刘绍峰（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出，我们既需要透过战争文学思考战争的根源，倡导和平，也需要通过探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探究具有现代品质和精神的和平文化。熊元义（《文艺报》）则站在当代学术批评的前沿，认为反思战争文学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中华民族应有的世界地位。那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拘囿了学术思维，我们讲的是对世界作出贡献，而事实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外置于世界，所以，应该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优秀作品才是世界的。只有通过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观来反思战争文学，反思当代文学，推动文学的发展，这样中国的文学才是更有希望的。
二
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基点又在哪里？从和平文化的新视角研究战争文学又如何展开？这是本次会议研讨的核心问题。谭伟平院长（怀化学院）介绍了本次研讨会召开的缘起，怀化学院将其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芷江和平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建设学科平台对接，借助于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会，顺应由芷江抗战文化转化而来的和平文化研究趋势，搭建起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桥梁。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进行对接是怀化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建设学科与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从不同学科、不同视野、不同维度来审视近百年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创作必将带来新启发、新突破。就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关联性而言，至少存在创作和研究两个层面的关系。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学的研究属于最纠结、最复杂的研究课题。虽然和平文化特质的含义与战争文学特指的意义对于研究和创作的影响、价值到底有多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把和解、和睦、和合、和缓等文化价值理念与人性、人情、人道、人文等文学关键词结合探讨，无疑可以把这一文化研究具象化。王智新（日本早稻田大学）《关于日本文学如何反思侵略战争》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他认为，在战后的日本社会，虽然和平意识已经紧紧地在国民之间广泛地扎根，但这里的和平意识在他看来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纵观日本战后文坛，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大浪裹挟，泥沙俱下，反战文学和歌颂、美化侵略战争的文学同行并存；二是战后日本反战文学的反战观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暧昧性。由于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反战文学”缺乏对战争和平性质的认识，所以，他们不可能达到人类对和平理想境界追求的高度。他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战争的内在原因；如能对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将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影响和巨大推动力量。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董正宇（怀化学院）充分肯定，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由战争文化向和平文化的转向，为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张益伟（武汉大学）则从和平文化理念出发，具体展开对新世纪日华文学灾难叙事的研究，认为日华灾难文学在和平理念的观照下打破意识形态的重重壁垒，在生命认知和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等多种层面都有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开拓。贺玉庆（怀化学院）从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战争的血腥描绘中反观生命的珍贵与美好以及对稳定和平社会的渴望，从而彰显出当代战争叙事的新变。从域外的视角，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铭（加拿大诗人）以加拿大把和平提高到国家第一要务来抓为例，谈论华人对加拿大文学、历史学方面的贡献，在会上提出了希望加大“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史学研究”的期望。华纯（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则以日本当下战争文学创作为例，着重分析了日本战争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通过浅析日本战争文学中过度的“被害”意识，揭示当下日本社会为何存在战争认识的误区。他用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坂上之云》和日本战后派作家本多胜一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司马史观”（司马辽太郎关于战争和历史的观点）是以过度的“被害”意识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人对历史战争的暧昧认识与模糊不清，甚至会为右翼分子利用，借以篡改历史教科书，这种倾向值得注意。同时，华纯还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两国文化知识分子要做的工作，就是珍惜和平时代，珍惜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林宛莹（马来西亚）以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小黑（原名陈奇杰）为例，通过其创作轨迹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在抗战时期为了坚持理想的追求而作出的身份选择，他们为了政治理想不惜走入森林而放弃正常的生活方式，于是“森林”便成了“伦理身份”的分水岭，而身份的追求正是与他们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理想也正是他们的“家园意识”。
三
怎样梳理和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战争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理特征？是与会专家们研讨的又一共识性的问题。樊星（武汉大学）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到《大国之魂》等作品所展示的当代国军战史叙事面貌，认为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肖向东（江南大学）指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创作经历了从“十七年”“政治性”主题审美规范下“人性”的遮蔽，到“”“神魔斗争”模式荒谬演绎中“人性”的扭曲，再到新时期“民间化”写作取向对“人性”深度发现的过程。林凌（华东政法大学）通过分析文化话语与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了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集体性创作选择。刘安海（华中师范大学）认为战争文学中的规避性表现为规避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死亡，规避战争中的战场场面，规避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规避拼搏冲杀，添加文化生活元素，甚至规避文学的特性与艺术手法等。李奇志（武汉工业学院）考察了40年代以丁玲、草明等为代表的满溢民族精神、国家观念的战争书写，以陈敬容、郑敏等为标志的注重对硝烟现实凝思玄想的战争书写，还有以张爱玲、苏青等为主的专注战乱日常生活的战争书写形态。王泉（湖南城市学院）则着重谈了中国当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中的书写，认为当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自觉地把民俗的朴实与藏传佛教的神秘，底层人民的心声与历史的进步性结合起来。房福贤（海南师范大学）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从中国抗战文学大国到抗战文学强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正确处理好正义战争与战争正义的关系；其次是要打破传统历史观念，在历史的情势与结构中寻找战争之外的意义；再次，还要打破单一的人的观念，在战争与人的广阔空间中突显人的命运。从文学大国到文学强国的路有多长？这取决于当代中国作家的使命感、责任心、创造力。陈思广（四川大学）则从1942-1944年间《国民杂志》两次长篇小说征文谈起，他对既往的历史素材融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第一次征文获奖的两部小说《生之回归线》与《新生》虽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总体上主题虚假先行，思想媚日反动，是典型的“汉奸文学”；第二次长篇小说征文的获奖之作《牛》寓意虽可取，但作家对这一寓意的艺术表现并不到位，使得《牛》的艺术成就并不高，由之也可见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贫乏与荒芜，平庸与苍白。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对于战争文学的研究，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发掘并且有所研究，也确实体现出了当下的一个思想高度。相比建国初期对于战争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模式，现在的确进步了很多，他认为这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作家写作的问题。在近代创作方面，由于作家本人的体验和经历有所欠缺，对于战争问题的思考或者说是思想背景有所欠缺。客观地说创作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若再上升到一个更加多元多角度的思考层面，相信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四
怎样看待当下战争题材网络、影视作品的发展趋势，有何特色以及存在问题？也是与会专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认为，新世纪以来《亮剑》《雪亮军刀》《遍地狼烟》《抗战狙击手》等抗战题材小说的生产与网络媒体密不可分，带有鲜明的“网络特色”，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艺术旨趣。曾耀农（湖南商学院）从西方电影《战马》的解读入手，透析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反战情绪，并通过战争电影的演变和它们出现的意义分析，揭示西方战争题材影片的和平主题。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以影视剧《出关》为例，分析其沿着激情的主题立场与沉静的表现风格追寻“走出战争”的主题追求。曾庆江（海南师范大学）则认为新世纪前后诸多国产战争片中的“他者”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体现为人性化的人形象、英雄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化的异国人形象等。李丽（怀化学院）基于和平文化视角提出了“被战争的人”新说法，认为和平文化视阈下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体现出回归本色、不同而和、走近人性的特点。江腊生（九江学院）先是肯定近年来包括《亮剑》在内的战争题材剧往往与现实人生之间具有会心的息息相通之处，同时，指出这些电视剧在一系列战争文化与英雄情结的表现中，呈现出明显的粗鄙化倾向。潘桂林（怀化学院）则以具体电视文本《壶道》为例，着重谈论“和”文化在文本中的构成及转化。可以说战争题材网络、影视作品的研讨，成了本次会议上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
五
与会专家学者们对战争文学中有代表性的文本和典型的文学样式进行了相应的深入解读与分析。张钧（中山大学）对红色经典小说《保卫延安》进行了细致的史实考释，他通过史料考证，认为《保卫延安》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值得商榷。王再兴（怀化学院）则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学讲述进行了文本细读分析，认为这部小说真正要讲述的其实是顾涌的故事，而并不是钱文贵的故事，故事背后隐藏着关于当年“阶级”划分、暴力、以及农民解放等复杂话题的深层纠结和相关的文学问题。龙长吟（湖南省作协）认为《艽野尘梦》出版于1937年2月，早丘东平的《第七连》将近一年，是一部充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小说，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张建安（怀化学院）认为湘西作家屈国新的《古道西风》和《夕阳黑田铺》生动再现了历史上大湘西土匪的血性、兽性以及人性等活动，通过对人类匪事现象的文化解读与批判从而实现了蛮地文化的传奇重现。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认为《武昌城》的作者试图站在不同方位，变换不同角度，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从不同文化的交汇或碰撞中来认识革命，看待战争，使小说思想上达到了当下革命历史叙述的新高度。郭剑卿（山西大同大学）以张爱玲作品为例分析了女性视野中的现代战争书写，认为张爱玲创作均涉及现代（20世纪40年代）都市（沪港）中的个体，展现的是现代战争中以都市个体为代表的普通人的“常”与“变”。郭景华（怀化学院）则拾起了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失踪者向培良，以向的《民族战》和《彪炳千秋》为例，认为他的抗战剧和“戡乱”剧弥补了现代主流文学的一个不足。
关于和平的作文篇8
一、“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名字常常是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联系在一起。1918年底与1919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他从个性解放和反对封建旧文学的要求出发，提出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理论主张。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虽然在表述上存在着一些不十分明确的地方，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本质上厘清了新、旧文学的标准。文章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认为封建的旧文学中那些妨碍人性生长的非人的文学，应当排斥；有助于人性发展和人的健康的精神生活的新文学应该提倡。文章还明确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提倡基于一种对人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认识，他首先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与别的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他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但又指出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因而他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但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他这种灵肉一致、兽性与神性合一的人生观，吸收了欧洲自15世纪以来的人文思想的成果，希望中国人睁开眼睛认识自己，重新发现人，“去辟人荒”，进而“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同时，周作人还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本着这种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以“平民文学”的口号。在《平民文学》中指出，“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也便是我的事。”在文中，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而且从那个时代需要出发，提倡更关心普通人，关心普通人的精神与心理。
周作人所提出的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成为文学革命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的理论口号。他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人的文学”这个中心观念，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各种流派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推动力。
周作人“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还有着鲜明的人文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之所以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是“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在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强调“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学”观念的两大支柱，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思想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几百年来“人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它强烈地反叛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儒学思想而把文学引向对于人或人生的关怀与描写，使得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人文关怀的道路。
二、国民精神与个体情趣
虽然人们普遍注意到周作人在“五四”初期率先提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却很少有人能将其理论与其散文创作联系起来，从理论倡导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探究其中的人文关怀，探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真切地实践着这种艺术主张，表现心中真切的人文关怀。
在笔者看来，周作人散文中对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群体层面，即对国民精神的关注，一是个体层面，即对个体人生情趣的重视。这两大层面的存在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因素同时共存是密切联系的。这两大层面在他的散文中大体呈现出既历时性变化，又互相交融的特点。在早年的散文中，他注重的是对群体的关怀，着重关注的是国民精神人格的重塑，主要表达的是对全体国民精神心理的人文关怀；而越到后来，主要是在平淡冲和的外衣下关注平常的人性人情，特别是个体的人生情趣。
首先看其对国民精神的深切关怀。周作人在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参加到新文化运动中，除了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从理论上积极提倡“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外，他的其他的大量的散文，与他的兄长周树人的杂文一样，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思想体系，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层面关注国民精神心理与理想人格的建构，深沉关注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针对当时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不是单一地提倡白话，而是十分深刻地看到白话文也可像文言文一样宣扬“纲常名教”“忠教节烈”，因此，“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等于“换汤不换药”。他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并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从初期的着重文白之争，推向对人的现实境遇与精神心理关注。
周作人的散文对妇女有着较其他群体更为深切的关怀。他那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面对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妇女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他还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而其原因又在于思想之不通彻，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
周作人意识到经过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不断精心培植的旧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对此，他作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周作人对旧道德的批判是坚决的不妥协的，同时他又忠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他认为只有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和艺术的修养，才能改变国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他说：“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精明，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周作人创作了大量的这类极具批判性与战斗性的散文，体现了“五四”文学对中华民族群体精神心理的关注，与其兄鲁迅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立人”的文学。
再看周作人散文对个体心灵的关怀。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有一系列描写草木虫鱼，抒写个人生活情趣的闲适小品，而且他自己则是越来越有意识地去追求。著名的《喝茶》《乌篷船》便是这类文字的代表。他的这类散文无明显的社会意义，常在描述日常生活琐事或回忆往事或谈天说地、谈论花鸟虫鱼，表露自己的心境和情致，过去常常被人批评。其实这类文章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个体的人，侧重的是个体人生情趣的表达与关切。
如著名的《喝茶》，文章将“吃茶”升华为了一种人文关怀。文章推崇日本“茶道”，并以“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八字概括，认为喝茶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表现出对“茶道”的优雅的情态与精神享受的推崇。文中还提及作家自己的喝茶之道在于“赏鉴其色与香与味”，而且特别崇尚其“自然之妙味”，这就将“吃茶”与人生，与人生情趣的获取与品味联系起来，从而升华为一种人文关怀。
三、借鉴西方与延续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是经过中西文化的双向选择而创造的民族新文学。周作人的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部分，有着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同的特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所谓中西文化的双向选择即是借鉴外来文化使之民族化，继承本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周作人散文中的人文关怀也是20世纪初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
人文关怀是现代学人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现代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性质，决定了现代文学对于作品的人文价值会给予特殊的重视。在对中西文化的继承与借鉴中，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文关怀话语呈现出在交流与碰撞中借鉴吸收与融会贯通的特点。据学者考证，中国现代文学上使用的“人文”一词，有明显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它首先是由学衡派主将胡先啸提出来的，是他“在1922的评论胡适的《尝试集》时，根据英文Humanism一词，再加上日译词尾——‘主义’——词译定的。梁实秋间或用作‘人本主义’（《现代文学论》），但更早也更普遍的用法，是译作人道主义，如周作人《人的文学》（1919）”。而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以个性与人权（自由）作为其中的核心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全面引进了西方的人文观念，以个人价值为中心，关心个人，尊重个人，张扬个性，崇尚自由，歌颂叛逆，反抗专制，确立了对群体的人与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心理的全面关怀。但在确立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中西两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与碰撞。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文”重群体，强调人伦，西方的人文较强调个性自由。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文化与文学斗争，其中往往包含了两种人文观念的对立与抗争，如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阵营对自由主义思想与尊孔读经的批判等。总的来说，新人文观因为顺应了时代要求，明显占有话语优势，但中国传统人文观念，仍潜藏在国人心灵的深处，因而，现代文学在人文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中和，两种人文观念由对抗趋向对话，由原来激烈冲突趋向于互相交融。于是，现代人文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与本土传统的人文话语在交流碰撞中生发出一种新的现代人文价值观。
在他具体的创作中，他实践着融通后的人文思想与艺术主张。从其散文的题材内容上看，就是越来越趋向对个人情趣、民间生活的关切。
周作人的文章有许多是谈民间饮食的。在民间饮食方面，像《卖糖》中关于绍兴夜糖、《喝茶》中南京茶馆中干丝，《谈油炸鬼》中故乡的麻花摊、麻花粥、羊肉粥之类等的描写，都让人在细细咀嚼中感受到人间的情趣。除了民间饮食，周作人对草木虫鱼方面也有特别的兴趣。30年代之初，他曾宣称今后专门谈草木虫鱼。他在文中谈苍蝇、鸟声、金鱼、秋虫的鸣声等，这类文字都给人以亲切温暖之感，给人的是心灵的抚慰，是对读者精神的关怀，是其作品人文关怀的曲折表现，融注着浓浓的人间情怀。
周作人的这类以平淡闲适为主要特点的“言志”的散文小品，抒发个人真情实感，表现生活的情趣，追求隐逸的风致，显示博览的杂学，采用平和的絮语的散文小品具体地实践着“言志”的艺术主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周作人等强调晚明文学的个人性，随机性，世俗性，并且成功的和小品文创作结合起来，其正面意义在于：以传统的文化与市民大众便于接受的文体，维护乃至扩大了以个性解放和个体发展为终极目的价值观，既威胁着30年代的政治高压，同时也抗拒着多数人的‘一道同风’，当时他们人数很少，势单力薄，注定为各方所不容，也成不了大气候。但几十年后，拉开距离，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其价值取向在现代人文价值建设中的意义是不容略的。”
关心人、尊重人，不仅关心群体的国民的精神灵魂的健康，也关心抚慰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意趣，是周作人散文人文关怀的重要特征。周作人对人既从群体的角度予以思考，关心民族精神心理的重构，又从个体的角度去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关注人的个性情趣，以他的散文为代表的现代小品散文呈现出西方人文关怀向本土传统人文关怀回归的趋势，使得现代文学上的人文关怀由原来重群体转向重个体，更加的世俗化、民间化，消除了现代文学初期借鉴西方话语带来的与本土话语之间强烈的碰撞，表现出“借鉴外来文化使之中国化，继承本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充实完善了现代文学的人文关怀，使现代人文关怀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关注人，尊重人，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周作人散文中蕴涵的人文关怀，值得人们去作更加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2]周作人：《思想革命》、《知堂小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周作人：《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知堂小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4]周作人：《狗抓地毯》，《周作人集》上册，花城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5]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知堂小品》，太白文艺出版，1999年1月第1版。
关于和平的作文篇9
［关键词］“和合”文化外交政策和平崛起
当今不少学者积极吸取文化研究方法，把文化作为其研究考虑的变量之一，认为文化是构成一个国家特性的一部分，是影响这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民族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和合”文化对于我国外交理念具有重大的影响。
一、“和合”文化影响国家外交的表现
关于“和合”这两个字，近年来考古发现表明，“和”的本意是声音相应，“合”的本意是上下唇合拢。后来随着文字的发展，“和”演化为和谐、和睦、和善等意义。“合”演化为汇合、融合、联合、合作之意。“和合”属于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范畴和价值判断标准。和合，就是认可了世界万物的和谐的本质，以和平合作的手段谋得利益，达到一种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
1.天下为公孕育了和平主义。“天下”是中国所特有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既确定又不确定，既绝对又相对，既稳定又不稳定。比如，“普天之下”到底覆盖了哪些地方，这只能靠自己去想象了。正因如此，它失去了地理上的明确意义，上升成为了文化概念。“天下”就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的地区而已。《礼记·礼运》当中的“大同”社会是这种文化概念上的“天下主义”的生动写照，在“大同”世界中，“天下为公”的思想令我们感受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主义的世界主义情怀。这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活动有时候是民族界限模糊的，使得古代各个民族以惊人的融合力闻名于世。它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即和谐。“协和万邦”“天人合一”所主张的社会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以期达到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普遍和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关于社会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观念——和平主义。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其中的和平主义、理想主义成分很大。在这一思想中，相信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天下的本原应该是处于和谐状态。根据郭树勇的观点，由“和合”观念所产生的和平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主要有三个，它们是“慎战”“礼战”“和为贵”。前面两点主要是讲要谨慎使用战争，并且要坚持战争的合法性。
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对外决策几乎是非进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合”思想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战争，都是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已经对中国的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时候，被迫加入战争的且都没有超出周边地区，是小规模的防御性战争；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进行军事占领、驻军或者是变相军事占领，而是撤回军队，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进行谈判。中国的和平主义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且也建构了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它不是扩张主义的或实力主义，而只能是和平主义。
以“和为贵”是指处理任何事情要以和为贵，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中国政府向来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注重依靠国际力量和国际组织来实现所谓的“天下太平”。主张“天下太平”的观点我们可以从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和谐世界”看出，我们要携手共同建立一个繁荣发展的和谐世界。对于国际局部战争，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例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我们都谴责使用武力，即使在中方大使馆被轰炸后，我们还是冷静下来，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件事情。最近几年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突显了中国“和合”的思想，主张矛盾各方坐在谈判桌前来协商，解决问题，从而维护了东亚的稳定，防止了美朝双方因擦枪走火而导致战争。这些例子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天下主义”的和平观。
2.“中和”思想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和合”文化传统当中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中和”的思想。在《中庸》里对中和的阐述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明中和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准则，要保持一种和谐状态，万物才能够生存发展。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和思想的内核之一，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它最早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而将其推而广之，就是要协调各种各样的矛盾，使矛盾向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转化，而不是激化矛盾，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新中国的领导人正是把这种“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运用到国家之间的处理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价值观，主张各个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应该和睦相处，正如所说的“大千世界，丰富多彩。事物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的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最生动的应用就是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此处的“同”就是“和”之意，因为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承认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能够坐下来共同讨论国家共同发展，“存异”又加在“同”之上，更加说明了此处的“同”是“和”之意。强调要协调所有“异”的各个国家，展示了中华大国的“和合”的外交魅力。在当时，亚非拉国家正是本着“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发展了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后来扩展为世界的普遍的外交思想。
另一方面，“适中”思想就是中和思想的“度”的问题。“度”在哲学上就是保持事物稳定的那个关节点，做事情要适度，控制在质变的范围内，保持事物的和谐；如果超过了“度”事物就发生了质变。在国际交往中，更需要这样的适中的原则。我们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有时候让一步，有时候进一步，就是在不平衡中寻找这种平衡，寻找这个“度”。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就生动体现了这种思想。
中美关系“尽管麻烦不断，但是总不至于破裂；而中美关系取得新进展的时候，又往往冒出新问题”。有时候，两国关系好的时候，或者我们称之为“蜜月期”，我们不能太过于乐观，而要多想想两国存在的矛盾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当两者关系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消极悲观，因为中美两者是“利益攸关方”，有很多利益切合点和贸易往来，不能只见政治，不见经济，只见矛盾，不见合作，要注意发现中美两国之间的积极合作的因素。中美关系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关系。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内建设环境，必须依靠美国。当两国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向来都很好地把握了“度”，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最典型的就是2001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是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政府做了最强有力的谴责，甚至用上了比较刺激的字眼，迫使布什政府公开道歉，即便如此，这件事也使中美关系一度降到“冰点”。事隔半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建国以来本土受到的最大的恐怖袭击，中国国家主席是全世界第一个打去电话表示同情和理解的国家元首，并以支持反恐作为契机重新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2001年的这两件大事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合理把握了斗争与合作的“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政府的整体利益和中美关系的大局。
二、文化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限度
1.确定文化影响因素的发生范围。笔者认为，文化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是在任何环节都能起到决定性的或者说是明显的作用。从发生学角度来说，文化因素对哪个环节最能够产生影响呢？笔者认为是对外决策的过程。对外决策是指国家在具体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于行动目标与手段的分析、判断和选择的过程。笔者认为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谈文化因素的影响才最有意义。任何外交活动和实践都要在一定的外交决策指导下进行的，没有外交决策指导的外交活动是不可能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而且很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作出这些外交决策的人是应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人。
一个国家历史上长期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它特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信仰、基本思维、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这些范畴将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在决策中肯定会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现出来，使本国的外交政策不同于别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例如，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屈辱记忆，促使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对外决策别强调不能干涉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
2.文化因素解释功效的局限性。文化概念虽然难以界定，但是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稳定性、普遍性、两面性和非强制性。文化的非强制性决定了其解释功效的局限性。尽管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文化非强制的特性，就决定了其影响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就不可能有太多的闲暇时间去研究什么文化或是娱乐。在冷战时期，经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冲突范式都能够解释外交政策或者外交关系的时候，文化因素就很少被提及。如今在旧的范式不足以解释外交政策的时候，文化因素才开始被重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化因素的作用，例如亨廷顿的文化决定论就片面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有人针对李光耀把儒家文化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如果文化因素是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为什么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发展。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而不断迅速作出调整的，因地因时而随时调整，甚至领导人在一个公开的外交场合的一个细微动作都会是某一特定的政治信号。
因此，笔者在上一点的阐述中，将文化的发生范围更缩小一点，只限于决策当中。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而远非决定因素，它和其他的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外交政策分析要强调从多元的角度分析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和分析外交政策，只是为外交政策的研究增加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丰富对外政策的研究而不能代替其他因素。
三、“和合”文化影响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
1.在全世界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人民向来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研究中国战略的学者和战略家们都清楚地知道，离开了文化理想主义，离开了儒家思想，离开了和合文化传统，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中国战略，甚至不能把握中国几十年的外交史。受和平主义的天下观的影响，中国历任政府都主张“和为贵”“礼战”“慎战”的战争和平观，用现代的国际交往的话语来说就是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上的争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一定要坐到谈判桌前进行协商谈判，谈判各方在保证各自的利益情况下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让步，争取达成共识；谨慎使用战争手段，争取使用政治上的接触来解决问题，不到万不得以，不首先使用武力，只有在本国的切身利益受到武力威胁，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被迫使用战争；坚持战争的合法性，就是卷入了战争，也一定是符合国际公约的，战争一定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御性的，在确认国家和领土完整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主动的撤军，决不在任何别国的领土上驻下一兵一卒，决不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军事占领，再回到谈判桌前进行协商谈判。新中国政府早在成立初期，就已经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进行交往，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后，更是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历来主张世界要和平，摒弃穷兵黩武的战争手段，各个国家应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国向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批驳“中国”。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国内政治安定、社会繁荣，因此就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发展了经济必然学习西方进行对外扩张和侵略，因此他们总是鼓吹“中国”，总是为了遏止中国崛起做点小动作。这些人的幼稚之处就是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合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永远摆脱战争的困扰。因此，中国政府在崛起的过程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的生动体现。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要成为地区性的大国和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不可能走西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依靠武力崛起的老路，必须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这个时代性的特点使中国的和平崛起由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使其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的条件。我们要争取到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都没有主动发动过对外战争，也没有任何对外战争的威胁，这就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没有必要为中国的崛起而感到害怕。只要不出现下列情况：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国内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民族分裂势力企图分裂中国；分裂势力进行全民公投，造成法理，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一定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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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树勇.战略演讲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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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的作文篇10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并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力军。但是，一直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诸多方面依然面临严重的瓶颈和制约，其中信贷歧视便是极为突出的问题。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和制约，民营企业积极寻求一些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支持企业的进一步发展(allenetal．，2005)［1］，其中政治关联就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机制。据2013年胡润富豪榜统计，上榜民营企业的管理层构成中有15.7%(160位)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分别为89位和69位。前10名中，有5位企业家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有1位是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前50名中，有30%的企业家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人大代表有5人，政协委员有10人，党代表有2人①。可见，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与政府建立联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我国特殊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是一种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政治关联可以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如获得融资优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政治关联可能沦为政府“掠夺之手”的工具，造成降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加强管理者壕沟效应［8］、支付更高的薪酬成本［9］等负面影响。可见，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且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决策中风险选择的影响。因此，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从现实和理论的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同时，区分政治关联级别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层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1)已有文献主要关注管理者特征、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外部宏观市场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特殊的转型制度背景，从政治关联的视角为企业风险承担提供新的解释。(2)现有文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融资约束、投资决策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则主要关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风险选择，从风险承担角度细化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文献回顾风险承担(Risk-taking)反映了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投资项目的选择，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风险承担行为事关企业成败［10］，而作为经济环境中的一个盈利性组织，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难免受到来自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现有的文献研究表明管理者特征［11］［12］、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16］［17］以及外部宏观市场环境等对企业风险承担都有显著影响，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广泛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较少文献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直接影响，仅钱先航和徐业坤［21］和Kostovetsky［22］从间接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钱先航和徐业坤［21］研究发现官员更替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强化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能有效缓解官员更替导致的不确定性，从而弱化其对风险承担的作用;Kostovetsky探讨了金融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金融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财务杠杆，并且股票波动性也较大。本文基于钱先航和徐业坤(2014)和Kostovetsky(2015)［22］研究的基础上，从两方面进行深入和拓展:(1)直接关注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政治关联级别，考察政治关联层级对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2)主要考察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具有资源效应［3］，能给企业带来诸多的好处，如获得融资优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权保护、行业准入等。与此同时，由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民营企业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关联成本”;由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根据寻租理论，“寻租活动”是特定利益集团为了谋取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官员开展游说的非生产性活动，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3］。由于“寻租活动”会导致企业资源投入非能力建设领域，浪费了企业稀缺性资源，进而可能导致企业缺乏进行自身建设所需要的资源，最终被迫放弃更多净现值为正且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体来说:首先，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有着天然的关联性［24］。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决策往往较易受到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其投资决策更容易受到政府各种关系的影响。政府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干预民营企业，且相对于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政治家干预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干预成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会向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过度投资、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雇佣更多的员工、捐赠摊派等。同时，政府向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寻租”所付出的寻租成本要比向非政治关联“寻租”所付出的成本低。由此，政治关联会增加政府向企业“寻租”的可能性。由于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资源被政府直接掠夺或间接占用，一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被迫放弃。此外，考虑到政治资本的“取之不易，失之容易”，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会有很强的动机维系已有的政治关系，结果可能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导致投资决策行为扭曲。因此，政治关联可能降低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其次，政治关联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作用，而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因素［16］［17］，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根据杜兴强等［25］的研究，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聘任现在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政府官员担任企业的高管或党组织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在选择企业管理者时，为了实现企业的政治诉求降低了聘请更称职的经理人担任高管的可能性，从而弱化了公司治理效率。此外，政治关联企业往往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形成特殊的公司治理机构，进而对企业的组织、激励机制和文化建设等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26］。因此，政治关联弱化了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再次，现有大量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多元化资源［27］，从而提高多元化程度。然而，企业过度的倾向参与多元化，会减少企业的风险承担［19］;由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资源效应”，诱使相当一部分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进入了非核心业务领域，导致了过度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企业在不熟悉的行业和项目上耗费了大量稀缺性资源，扭曲了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风险选择行为，企业不得不放弃净现值为正且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能承担更少的风险性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设1:H1: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低于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虚拟哑变量的方法对政治关联进行度量，即研究公司高管是否具有政府背景，若具有政府背景则认为该企业是政治关联企业;反之则不具有政治关联性。但是如果仅仅采用哑变量的方法对政治关联问题进行研究，未免太局限。为了更全面和详尽地分析和探讨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有必要对政治关联层级进行划分。吴文锋等(2009)［4］将政治关联层级划分为中央政治关联和地方政治关联;邓建平和曾勇(2009)［28］按全国、省、市、县及非政治关联层级，将其划分为五级。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政治关联层级划分为中央、省级、地方及非四个级别，研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政府向民营企业的“寻租”成本会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动机就会加强，政治关联层级越高的企业资源被政府掠夺和侵占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为建立和维系更高的政治层级，要付出更多的政治关联成本。由此，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民营企业越可能被迫放弃更多的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表现出更低的风险承担水平。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H2: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我们仅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并将民营上市公司界定为最终控制人是个人或家族的上市公司。根据民营上市公司的界定标准，选取2009－2013年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全部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并为了保证数据准确性、客观性以及完整性，本文对初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观测值;(2)剔除St、*St上市公司的观测值;(3)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的观测值;(4)剔除资产报酬率(Roa)在3年(t年到t+2)内不连续的上市公司观测值;(5)剔除ipo当年上市的公司观测值;(6)剔除财务数据缺失或异常的上市公司的观测值。最终得到1231个样本，分别为2009年340个、2010年410个、2011年481个。
(二)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1．被解释变量风险承担反映了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决策，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意味着企业具有更多的长期性、价值型的投资。收益的标准差是风险的传统衡量指标，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企业盈利的标准差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此外，Colesetal．(2006)［16］采用企业年度资本性支出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Faccioetal．(2011)还采用观测期收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额作为风险承担水平的替代指标。由于更高的风险承担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人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盈利的波动性被最广泛地用于衡量风险承担(余明桂等，2013)。因此，本文也主要采用企业每一时间段(3年)Roa(息税前利润/期末总资产)波动性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了剔除行业异质性带来的影响，本文先对企业每一年的Roa采用行业平均值进行调整，然后再计算企业在每一个时段内经行业调整的Roa的标准差，从而得到一个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干净值(Faccioetal．;2011)。2．主要解释变量现有诸多的文献已经证实了政治关联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其对企业影响也得到了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论证。通常而言，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利或者政治背景的个人或政府机构之间形成的隐性关系。本文用企业的核心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曾任或现任党政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协常设机构任职经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衡量政治关联。根据现有文献研究基础，分别采用虚拟变量法［28］［3］和赋值法［29］进行度量。在虚拟变量法下，如果上市公司核心高管至少有一人曾任或现任党政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协常设机构任职经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企业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为0。为了度量核心高管政治关联强度，本文釆用赋值法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中央、省级、地方及无四个级别，级别越高，政治关系越强。具体来说，如果企业核心高管无政治关联，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核心高管曾任或现任地方(包括市和县)党政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协常设机构任职经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企业有地方政治关联，赋值为1;如果企业核心高管曾任或现任省级党政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协常设机构任职经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企业有省级政治关联，赋值为2;如果企业核心高管曾任或现任中央党政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协常设机构任职经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企业有中央政治关联，赋值为3。本文中核心高管的政治关联数据主要通过手工搜索得到。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首先查阅腾讯网、新浪网以及凤凰网财经板块中披露的公司高管人物介绍，然后辅之以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核实数据。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Size):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2)企业成长性(Growth):使用企业年销售收入增长率衡量企业成长性;(3)资本结构(Lev):该指标用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衡量;(4)上市年限(age):该指标用企业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5)盈利能力(Roa):本文采用资产报酬率衡量该指标;(6)所有权(ownership):本文采用企业第一大股东年末持股比例衡量该指标。主要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此外，文中使用的企业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和CCeR。对于数据库中有遗漏的数据，通过查询公司年报、数据库、各类财经网站等方法加以补充。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样本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均值为0.0262，中位数为0.0187，这与余明桂等(2013)［15］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48和0.037。这反映出，样本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要显著低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样本中有50.93%的民营上市公司有政治关联，说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与政府建立联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企业规模来看，样本企业总资产取对数后均值在21.471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4.2382和19.6627，标准差为0.9658，反映出样本公司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从资本结构来看，民营上市公司Lev的均值为0.4456，说明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但是Lev的最小值为0.0467，最大值为0.8329，这反映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成长性指标(Growth)的均值为0.2398，折射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Growth的标准差为0.4492，说明样本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公司的发展速度不尽一致。企业业绩方面，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Roa)均值为0.0736，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这与现有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文献(余明桂等，2013［15］;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14］)接近。从所有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值为0.3264，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表3列出了本文所要考察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从表中可以看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Std_Roa)与政治关联虚拟变量(pC)和政治关联层级(pCD)均呈负相关，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初步得出了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低于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并且政治关联层级越高，这种风险承担抑制效应越强，具体线性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企业年龄(age)等控制变量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系数也十分显著，表明本文在研究中控制这些变量影响的必要性。
(三)单变量分析表4列出了政治关联和非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差异。我们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政治关联组和非政治关联组进行对比检验。从均值检验来看，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为0.0224，而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为0.0300，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比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高出0.0076，且这种差异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从中位数检验来看，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为0.0174，而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为0.0206。中位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差异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不管是均值检验还是中位数检验，都可以反映出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比非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显著较低。我们将在后文多元回归分析中进一步检验这一假设。
(四)多元回归分析表5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借鉴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14］的检验方法，本文在进行回归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年度、行业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检验，以观察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1)中，本文只将政治关联虚拟变量(pC)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p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估计系数为－0.0076，这个结果与前面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单变量分析的结果保持一致。本文在模型(2)和模型(3)中，逐步加入了控制变量，以及年度、行业虚拟变量(控制年度、行业效应)，结果显示，pC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可能放弃更多净现值为正但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对此，本文认为，一方面，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政治关联可以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如获得融资优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另一方面，由于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政治关联可能沦为政府“掠夺之手”的工具;当“政治关联成本”效应显著大于“政治关联资源”效应时，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价值的提升。总的来说，以上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此外，为了考察不同级别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同样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年度、行业虚拟变量的检验方式对政治关联层级(pCD)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行检验，表5中模型(4)到模型(6)为其检验结果。同样，在模型(4)中，本文也只将政治关联层级(pCD)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pC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本文在模型(5)和模型(6)中，逐步加入了控制变量，以及年度、行业虚拟变量(控制年度、行业效应)，结果显示，pCD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效应更强;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民营上市公司寻求更高级别的政治关联所付的成本和代价更大，而且政治关联级别越高，政府干预能力和力度也会越大。因此，政治关联级别越高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这一实证回归结果，有力的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五)稳健型检验为了检验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借鉴Johnetal．(2008)［18］和余明桂等(2013)［15］的做法，采用企业每一个观测时间内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除以期末总资产的波动性(Riskt)衡量风险承担水平。(2)本文在原模型中加入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高管薪酬以及设立委员会个数四个反映公司治理的控制变量重新回归。(3)根据Boubakrietal．(2011)［13］和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15］的方法，本文以四年作为一个观测时间段，重新计算Roa波动性，用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进行了以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实证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研究结论具有稳定性。
五、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