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篇1
关键词：人口普查；城镇人口统计；探讨
一、中国城镇人口数据的统计口径
由于市镇设置与市镇统计相脱节，市镇设置单兵突进，没有与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城乡划分等统计问题，所以我国市镇统计极为多变、混乱。仅《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城乡分类口径就有七八种之多。城乡划分标准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统计工作。
（一）人口普查资料分城镇人口、市人口、镇人口。其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而且有丰富的城镇人口的地区分布，规模分布的统计数据，有利于分析城镇化的地区差异、城市化规模结构变化。但应注意五次人口普查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是有差别的，某些指标并不具有衔接性。
（二）城市规划统计主要按建成区、边缘区、郊区、农村将人口从地域上分成几部分，它主要是为城市建设和规划提供人口基础数据，由城市建设部门进行统计，目前还缺乏通行的划定标准，尤其是城市边缘区的范围还处于理论界的探讨阶段，而且镇一般都没有城市规划统计数据，大中城市的统计资料多见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缺乏全国的统一资料。
（三）行政管理统计主要以行政区划的城市建制为依据对城镇人口进行统计，分市镇总人口、市区人口、镇人口。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将行政区域的城镇人口称作城市地区人口。建国初期，因统计资料的缺失，多用这一指标表示城镇人口，后随着城镇行政建制的变化，这一指标逐渐偏离了城镇人口的本质含义，尤其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乡改镇、县改市（区）、市管县”的推行，使1982年以后的建制城镇人口已完全失去了人口城市化的指示意义。
二、影响城镇人口数据统计准确性的几个因素
（一）城镇建制标准的变化
不论人口普查，还是行政管理，城镇人口的统计都是以建制城镇作为基本统计单元，因此城镇行政建制的变化对城镇人口统计数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一共颁布过五次城镇建制标准，每一次都对城镇人口统计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户籍政策
1958年以前由于没有严格的人口流动调控措施，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户籍对城镇人口的统计影响不大。1958年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城乡人口自由迁移，自此户籍统计成为获取城镇非农业人口的重要渠道。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决定》，基本原则是限制行政级别低的城镇人口向城镇级别高的城镇迁移。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八十年代以前的户籍统计城镇人口与城镇实际人口偏差不大。
1984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人户分离”现象开始大量出现。1986年我国部分大城市试行“蓝印户口制度”。户籍政策的放宽使户籍统计的城镇人口难以涵盖城镇中大量异地户口的非农业人口。
（三）流动人口的变化
解放初期，国家无力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农民分到了土地，因此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很少，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日益增多。1980年以前的人口迁移主要由国家政策主导。统计部门可及时掌握城乡人口变化。
80年代以来的人口流动具有非计划性的特征，尤其是在我国放宽对农村居民户口迁移的限制以来更为明显，我们可以推算一个较窄口径的人口流动数。
人口迁移规模在不断增加，但1985-1991年户口迁移规模有所下降，这主要是1988年的经济调整带来的。90年代人口流动无显著变化，迁入迁出人口一直在350万左右，总迁移率一直在30‰左右。如1992年，迁移人口为358万，迁移率为31.1‰，1994年迁移人口366万，迁移率31.3‰。但非农户口迁移的人口流动增长速度较快。
尽管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城镇之间的人口迁移，但其变化趋势仍能说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自1980年以来在迅速增加，尤其是镇流动人口，非农户口的迁移比例更大。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为城镇人口的准确统计增加了难度。
三、城镇人口数据整合的思考
许多学者试图从工业化的角度，建立人均GDp指标与城市化水平的拟合方程，依据城市化的“世界平均模式”来衡量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水平。城镇人口虽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在中国更应考虑政府行为对人口城市化的主导性，应当综合分析不同的时期各因素对城镇人口统计的影响。城镇人口数据整合应以人口普查统计为基础，参考1982年以前的行政辖区统计，1982年以后的非农业人口统计，综合考虑城镇建制标准演变、城镇流动人口增长等因素，重构城镇人口数据。
（一）城镇名称表述的规范性
我国"市"的概念远远偏离了"城市"的概念，"镇"的概念远远偏离了"小城镇"的概念。现在"设市标准"里讲的是"市"并不是"城市"，按照1993年标准，一个县级市的非农产业人口至少要达到30%，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区域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而且五普将集镇纳入乡村的统计范畴，这与习惯称谓似乎有些不同，是否科学，值的商榷。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应尽快建立不同空间尺度的相互衔接的城市地域概念，形成规范概念表述：市中心―城市建成区―城市地区（城市实体地域概念）―城市经济统计区（类似于国外的大都市区）―城市行政地域（含辖县）。
（二）城镇建制与城乡划分标准的相对稳定性
市镇设置标准要把握的总原则是"三要"：要稳定少变，要简明扼要，要抓住本质。
因此本文建议：①统计上的城市是指设区市的城区及近郊区和未设区市的市政府所在地。对于设区市的远郊区应该另行划分统计上的市、镇和乡村。②统计上的镇是指政府所在建制镇的镇驻地，包括镇政府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与居民委员会相交错的村民委员会。③此外，我国大量存在着未设建制镇的工矿区、旅游区，还有很多非农业经济已经高度集聚，而且很发达的村，它们不在镇驻地范围内，但规模已达数千人，完全是一个实际的城镇，这类情况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牵头，民政部、建设部、公安部、农业部、财政部参加，联合制定了统计上使用的城乡划分统计标准，经第五次人口普查使用后，应尽快修订，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统计标准。
（三）户籍制度改革出新政策，创新人口管理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现提出以下意见：（1）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2）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3）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4）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5）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
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对城镇人口统计的几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浅的探讨，对于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人口管理与城镇人口统计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钟玲，赵兴兰.四川城市化道路探析[J].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06-30
城镇人口篇2
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分析2000－2013年的新疆人口、经济发展数据，应用变异系数赋权法构建新疆城镇化水平测度体系，最后基于时间变化计算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利用空间分布图直观表征新疆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结果表明，新疆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性，整体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理分布特征．而新疆南部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与北部和东部地区相比在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上的落后性值得深思．该研究或对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时空变化；新疆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西班牙工程师塞达1867年首次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提到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流行，学者们将其译为“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等多个版本．周一星认为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1］．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2－3］．不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区域差异大的发展中大国，顺利推进并完成城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世界范围来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具有现代城镇特征演化的历史进程，它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空间城镇化等综合过程［4－5］．中国的城镇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截止2013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6］．而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交界邻国最多、陆地边境线最长的边疆省份，有中国最大的沙漠和最长的内陆河，占总面积8．7％的绿洲仅分布于盆地边缘和干旱河谷平原区，且有着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稀少、蒸发强烈，年均降水量154．4mm．截至2013年末，全区辖有14个地州市，生产总值达到851×10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人均生产总值3．78×104元，比上年增长9．7％．总人口2264．3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1006．93万人，占总人口的44．47％，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疆总人口的60％．所以新疆的城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民族和睦及祖国领土统一等问题．而新疆南部由于其复杂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明显的地缘优势，它的城镇化问题对新疆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都有较大影响．数据表明新疆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在2010年首次超过40％，截止2013年末已达到44．47％．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0年末新疆共有城镇273个，其中新疆南部城镇数占总比重的41．39％；而到2013年末新疆共有城镇368个，同比增长34．80％，新疆南部城镇数占总比重的43．48％，同比增长41．60％．由此看出新疆南部的城镇数增长速度较快，可见政府对新疆南部的城镇发展非常重视．城镇的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正步入快速发展时期［7－8］．虽然学者们对于城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仅仅采用人口城镇化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不能够全面的反映城镇化的真实水平［9－10］，以至于出现“虚假城镇化”甚至是严重的“城市病”，在城市的健康发展过程中存在隐患．城镇化的划分中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内容，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内在动力，两者之间的量化关系是区域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决定了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基本走向和经济效益［11］．直接以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还较少，但这二者一直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领域［12－13］，且目前对新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及新疆南部较其他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差异较大的原因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匮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本文从人口和经济两方面的对比分析入手，研究西北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此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快速高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和理论基础．
1内涵概述及研究方法
1．1内涵概述
1．1．1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从而农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同时也是指人口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非农化的过程．文中以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百分比作为测算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1．1．2经济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主要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经济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如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向城镇的转移，即经济城镇化是指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由于城镇主要是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而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的生产，所以文中选取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测算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1．1．3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关系
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12－13］，由此文中提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链条式”影响与反馈机制（图1）．①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经济城镇化则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动力．②一方面，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会引起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二三产业的发展会引起其就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口城镇化的发展．③通过经济城镇化的变化反馈在人口城镇化上，使得人口城镇化在消费、技能、户籍和社保等生产生活方面发生变化；通过人口城镇化的变化反馈在经济城镇化上，使得经济城镇化在速度、质量、规模和结构等方面发生变化．
1．2研究方法
1．2．1指标体系的构建
传统的新疆城镇化分析多是定性分析，且局限于对人口城镇化的分析，不能全面反映新疆的城镇化状况．因此本研究基于人是主体和核心，经济是前提和主要动力这样的城镇化内涵，遵循指标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及层次性原则［15－16］，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便于量化的角度，从人口和经济两方面定量分析新疆城镇化的规律特点，建立新疆城镇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1）．
1．2．2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人口和经济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1－2014）、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新疆城市（县城）统计年报（2001－2014）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其中，人口数据资料与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进行校正，部分异常数据经过计算处理得到．
1．2．3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该方法可用来消除单位或平均数不同对两个或多个资料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进而客观赋权，便于对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综合分析．具体步骤如下：1）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①首先进行数据标准化：为了排除由于量纲以及数量级大小不同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公式为：Di＝xi－xσ（1）式中：Di是第i个数据的D分数；xi是第i个数据（i＝1，2，…，n）；x是数据的平均值；σ是数据标准差．②利用变异系数法求解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式中：CVi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wi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各指标的权重．经过处理的w越大，则表示其起的正向效应就越好．2）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及其吸纳人口就业的能力相适应，否则会因城镇经济承载力不足而难以吸纳农业人口的顺利转移，或因为人口城镇化发展过快导致城镇体系的瘫痪，最终都不能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耦合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性优劣的定量指标．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定义为公式（4），由此判断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情况．耦合协调度式中：Cpe表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p为非农人口增长率，e为非农产业GDp增长率．由公式（4）可以看出，0≤Cpe≤1．当p、e同为正值或负值时，Cpe＝1，表示此时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最为协调；当p、e符号相反且绝对值相等时，Cpe＝0，表示此时二者的发展最不协调；其他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表示当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匹配时，协调度越高．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类（表2）参照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性分类［17］．
2时间变化分析
2．1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类，结合2000－2013年的非农人口和非农产业GDp的基础数据，得出2000－2013年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判别其所属类型，得出下表3．由表3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70％以上都小于0．8，处于不协调状态；而只有2009年耦合协调度接近于1，处于协调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最接近，此时二者的差距最小，所以协调程度最高．
2．2新疆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分析
文中利用2000－2013年新疆的经济城镇化率减去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来测度各年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城镇化的程度，由此得出图2．由图2可知：从新疆各地州市和时间变化来说，从2000年到2013年，新疆90％以上的地州市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有所降低，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新疆各地州市的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朝着协调的方向发展；而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却呈增加态势，这是因为乌鲁木齐市从2000年到2013年经济城镇化的增速快于人口城镇化，所以其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有所增加．
3空间变化分析
3．1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析
利用arcGiS10．0软件对2013年新疆各地州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得出图3．由图3可以看出，新疆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大体上是以克拉玛依市和乌鲁木齐市向周边逐渐递减的带状结构．总体来说新疆北部的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南部；而经济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略有不同，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乌鲁木齐市周边的塔城地区和昌吉回族自治州，这两个地州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并没有遵循首府的辐射效应，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个地区重工业较少，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而近几年新疆的旅游业下滑幅度较大，它们的城市影响力也没有乌鲁木齐市大，所以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3．2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速度的空间分析
利用arcGiS10．0软件对2013年新疆各地州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和经济城镇化速度进行空间分析得出图4．由图4可以看出新疆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和经济城镇化速度与图3对应的发展水平有关，图3中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可以发展的空间就越小，图4中的发展速度就越慢；相反图3中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发展空间就越大，图4中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由此可以明显看出除首府及东部地区外，新疆其他各地州市的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有待提高；而南北部较偏远的地区的经济城镇化速度亟待提高．3．3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空间散点坐标分析将2000年与2013年新疆各地州市人口城镇化率与经济城镇化率的散点回归模型绘制成图，以各年对应的人口城镇化率和经济城镇化率的平均值作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坐标原点，再以人口城镇化率为横轴，经济城镇化率为纵轴绘成图5．由图5可以得到以下结论：①2013年和2000年相比，坐标原点的X、Y轴的值都提升了约10％，即新疆在这14年中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以年均约0．72％的速度在增长；而2000年和2013年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水平处于最低点的都是和田地区，其次是喀什地区，而最高的都是克拉玛依市，其次是乌鲁木齐市．②2000年新疆各地州市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水平多集中于二者水平都最低的第三象限，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州相距较远且多处于最高或最低水平的两极状态；而2013年各地州市的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水平分布比较均匀，各地州市接近于平均分布于各象限中，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州之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正随着时间变化逐渐缩小．③回归直线左上方的地区相对于人口城镇化而言，其经济城镇化水平偏高；回归直线右下方的地区，相对于人口城镇化而言，其经济城镇化水平偏低．由以上空间变化可以明显看出新疆南部在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中的落后性，由此归纳出新疆南部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落后的原因是其发展陷入了“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城镇人口发展缓慢”的恶图6“环境－经济－人口”的恶性循环性循环中．首先新疆南部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大部分为戈壁，水资源匮乏，环境条件恶劣，因而吸引资金和就业人员的能力低；其次这里的居民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产品深加工技术和条件不足，而初级产品收益又较低，进而造成了当地落后的经济现状，经济城镇化的落后导致鲜有人迁入此区域，且由于上学或外出打工迁出的人口较多，导致人口城镇化的落后，条件的恶劣加剧人们开采原有的石油等其他不可再生资源，进而导致环境的继续恶化，经济的持续落后，人口只见迁出不见迁入等一系列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图6）．
4结论与建议
文中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分析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变化情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链条式”影响与反馈机制，指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受经济城镇化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城镇化的发展．由新疆城镇化水平测度体系可以看出经济城镇化对新疆城镇化的贡献大于人口城镇化，这也证明了经济城镇化的动力作用．新疆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不均发展态势，这种态势的形成具有历史性，且受环境条件限制较大．总的来说新疆南部城镇化较其他地区落后较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北部和东部地区自身环境和产业分布优势明显及南部地区环境和资源劣势较大造成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自然环境优于南部地区，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跨境经济贸易区等产业区均分布于北部和东部地区，而南部地区则陷入了“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城镇人口发展缓慢”的恶性循环中．所以解决新疆城镇化问题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解决新疆南部的城镇化问题．基于以上结论，为保障新疆南部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进而推进新疆总体城镇化的发展，现提出以下建议：①继续坚持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天然林防护、荒漠植被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同时大力投入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上，做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提升．②抓住“一带一路”建设为新疆和南部地区发展创造的有利机遇，坚持对外开放、对口支援等政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旅游业、产品深加工等高收益产业，再根据新疆南部现有的资源开发出新的产业园区，弥补产业分布在此处的空白；同时在南部地区开发更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或旅游城市，增强国内外知名度，改善交通条件和民生状况，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者的进驻．③由于新疆特殊的地域性，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需进一步加强，应相互学习语言、风俗及技术，以达到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目的．对新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研究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但文中的实证研究只做到了新疆14个地州市，对新疆各个城市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且文中指标的选择虽然是利用德尔菲法，但是结合了数据的可获取性进行少量筛选，所以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对于以上所存在的问题有待今后的继续深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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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北京市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J］．城市规划，2012，36（5）：38－45．
［3］程莉，周宗社．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和互动关系研究［J］．理论月刊，2014（1）：119－122．
城镇人口篇3
>>涪陵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对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城镇化四维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协调发展评价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长江经济带中部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新疆新型城镇化协调性发展评价贵州乌蒙山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呼包鄂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对郑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城镇化与产业的协调发展保定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关系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土地流转协调发展问题探讨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问题研究许昌市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初探湖南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农村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新型城镇化引领新乡市“三化”协调发展柳州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探索与思考兰州市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机制分析兰州市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fromid=61401，2013-04-20.
[14]咸宁市统计局.2012年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zlm/tjgb/ndtjgb/xns/xns/96543.htm，2013-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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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篇4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能否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决定了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城镇化质量，核心是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关键在城镇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公共治理的城镇化。
把人口城镇化作为创新城镇公共治理的基本目标
人口城镇化本身是城镇公共治理制度建设的过程。城镇治理是一个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所形成的治理网络，按照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机制来解决城镇发展中的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从城镇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来讲，有四点最为重要。首先，要明确城镇居民是城镇化治理的主体基础。这里的城镇居民不仅包括城镇户籍人口，而且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第二，公共治理的范围不仅包括城市和城镇，而且包括农村的城镇化改造，使城镇化社区治理模式扩展到农村，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第三，城镇公共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为全体城镇居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第四，城镇公共治理的基本保障是建立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制，进而形成多元化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公共治理相对滞后成为人口城镇化的突出矛盾。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带有规模城镇化的某些特点。第一，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8.2倍，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5倍。2008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为16255亿元，到2011年增加到41545亿元，三年间增长了2倍多。第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工业化率达到46.8%，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即使包括“半城市化”的人口，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应该达到的均值（60%），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导致严重的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第三，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2011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达到51.3%，但实际人口城镇化率约为35%左右。有1.6亿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镇化之外，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为“半城市化”、“伪城市化”。
客观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城镇化本身不能划等号，根源在于城镇公共治理体制机制的扭曲。例如，饱受诟病的“土地财政”、“土地红利”的根源在于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中央地方关系、征地制度、用地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释放人口城镇化潜力，关键在于打破城镇治理体制的“藩篱”，建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城镇公共治理体制。
城镇治理模式重在实现“三大转变”
未来5到10年，随着我国城镇化面临的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摊大饼、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建立起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红利的公共治理模式。
第一，实现城镇化治理模式由生产主导向生活（消费）主导的转变，把城镇化发展转型的目标聚焦到提高中小城镇生活品质和积聚人口上来；第二，实现城镇化治理模式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通过大力发展生产业、生活业，扩大城镇就业容量，实现城镇化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机结合；第三，实现城镇化治理模式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更加注重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现城镇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有机结合。
创新城镇公共治理的“重头戏”是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成为当前城镇公共治理机制扭曲的集中体现。农民工长期融不进城市社会，长期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风险。目前，我国2亿多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其中外出农民工已婚者达到58.2%，但近80%的农民工是单纯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迁移。这种单纯劳动力迁移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农民工自身缺乏幸福感，留守儿童教育、心理、安全等问题突出。可以说，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成为衡量城镇公共治理转型成败的基本标准。
农民工市民化总体上不是财力问题，而在于城镇公共治理体制创新。初步测算，即使按照最高人均10万元/年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计算，通过构建国家财政、农民工自身收入、土地财政和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分红以及社会资本为主的财政分摊机制，财政每年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支出也不到财政总支出的10%，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应该是有条件做到的。也就是说，财政成本不是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关键在于创新城镇公共治理体制机制，消灭我国独有的“农民工”制度。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战略判断和政治决心。应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用2～3年时间，初步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3～5年时间，通过放开户籍制度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基本解决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用8年时间，即到2020年总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初步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格局。
推进人口城镇化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
创造条件逐步取消传统的户籍管制制度。适应人口城镇化发展趋势，应以去利益化、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突破户籍、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将户籍与福利脱钩，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让传统的以人口管制为目的的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一体化，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具体来说，第一步，1-3年，完善体系，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第二步，3-5年，实现区域间、不同社会群体间公共服务转移续接；第三步，5-8年，逐步提高水平，基本实现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的联动改革，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赋予和尊重人口城镇化后的财产自主处置权，改变“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
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由行政控制向公共治理转型。一方面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成为基本趋势，但社会治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行政管制的方式。要在社会转型中推进社会进步，除了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外，恐怕没有其它更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按照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以扩大基层自治为重点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公共治理。
城镇人口篇5
关键词：城镇化湖南人口区域发展
一、湖南城镇化与人口区域发展现状
湖南人口密度很大，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省区之一。据统计，湖南省2006年末的人口密度为320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水平的2.34倍；湖南省土地面积居全国第十位，而总人口居全国第七位。按照国际标准，除炎陵县、双牌县、城步县外，湖南其它县市区均属人口密集区。
1、城镇化发展起步较低，进入新世纪后加速发展
2000年至2008年，湖南城市化水平在中部六省排在湖北和山西之后居第三，但2005年至2008年城市化发展年均增速为1.72个百分点，居中部首位。湖南是传统农业省份，1949年城市化水平仅为7.90%。2000年城市化水平为29.7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47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后，全省城镇基本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城市化进程加快。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城镇人口年均增速为5.00%，高于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55%的速度；城市化率年均上升1.5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年均上升1.19个百分点的速度。2008年，湖南省的城市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由2000年的6.47个百分点，缩小为3.55个百分点。
2、城镇人口地区分布不均，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湖南省城镇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区域间城市化水平差距较大，大中城市主要分布在重要的交通节点上，中心城市大都沿主要交通线路分布。在14个市州中，湘潭市人口密度最高，为582人/平方公里；长沙市次之，为532人/平方公里。张家界市最低，为17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湘西自治州，为175人/平方公里。在全省101个人口发展功能区划单位(县、市、省辖市区)中，土地面积最大的是沅陵县，达5825.5平方公里，其次是浏阳市和安化县，土地面积分别为4998.7和4948.1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最小的是韶山市，只有210平方公里，其次是嘉禾县为696.2平方公里。长沙市区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达3858人；人口密度最高的县是邵东县，为每平方公里673人，最低炎陵县，为每平方公里88人，其次是双牌县和城步县，分别为98人/平方公里和99人/平方公里。湖南省2006年人均GDp为11815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5973元/人的70.89％，在全国排名第20位，居中下水平，市、县相差悬殊：长沙市人均GDp最高，达28609元/人，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54倍；邵阳市人均GDp最低，为5487元/人，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8.66％。2006年人均GDp最高的长沙市区达50088元/人，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4.44倍；人均GDp最高的县是长沙县，为30649元/人，为全省的2.72倍；最低的永顺县为3268元/人，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28.98％，只相当于长沙县的10.66％。
3、城镇经济实力偏弱，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
从城镇化进程来看，2008年湖南省城市化率为42.15%，非农产业占GDp的82.0%，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城市化与就业结构的关系来看，2008年，湖南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56.0%，相对应的城市化率应为49%左右，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就业结构的转变。湖南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相当大，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湖南城市化率1980年只有12.7%，低于全国18.6%的5.9个百分点；2000年为29.8%，低于全国36.2%的6.4个百分点；2006年虽达38.7%，低于全国43.9%的5.2个百分点；到2009年城市化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省101个人口功能区规划单位中，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8%)的市区有12个，县市区中只有津市、资兴、冷水江3个；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市区14个，县市区还是只有津市、资兴、冷水江3个。
4、中心城市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平均规模偏小
截止2008年，各地级市中心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的只有长沙1个，而且中心城市非农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普遍偏低，中心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对城市群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制约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
5、县域城镇化率普遍偏低
2008年全省72个县的人口总数为4457.9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5.12%，但其中城镇人口却只有1356.26万人，占全省城镇人口的48.32%。平均城市化率只有30.4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73个百分点。县域城镇发展滞后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二、影响湖南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等方面都影响城镇化发展，人口区域发展也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城镇的发展基础和时空发展环境千差万别，因而获得较好发展条件的城市化内部成分会得到优先发展，反之，则发展缓慢。这就造成城市化内部成分发展水平不一，显现出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城镇化的滞后导致土地使用不经济。据统计，湖南省2006年末城镇居民建设用地共22.64万公顷，人均建设用地90平米，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建设用地的78.46%。而农村居民建设用地达814.84万公顷，人均建设用地192平米，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13倍。若计入生产用地，则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用地177平米，农村居民人均用地1086平米，相当于城镇居民的6.14倍，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不利于湖南人口区域发展。
1、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减弱了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阻碍了湖南城镇化发展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湖南重点发展以粮食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的进入，轻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湖南重工业特征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湖南省是传统的农业省，工业基础薄弱，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只有坚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才能为城市化不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原有的户籍管理政策将广大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上，延缓了湖南城镇化进程
历史上湖南就是农业人口大省。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严格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离管理的制度，农民进城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客观上将广大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上。改革开放以来，户籍管理改革不断深化，但依附于户籍上的一些福利政策依然存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城市和农村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福利、保险等领域，都存在着政策差异，阻碍了湖南城镇化进程。
3、地理气候条件导致有些地区人口容量较小，城镇承载力较弱，不利于城镇化发展
气候、水源等自然环境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影响城镇承载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湖南省大部分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土地类型多样，以山丘为主，平原狭小。湘西、湘东、湘南的山地地区由于山高坡陡，可耕地少而分散，耕作条件较差，且交通不便，因此这些地区人口容量较小，城镇承载力较弱，不利于城镇化发展。
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加剧了湖南人口分布在总体上的东密西疏格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以湖南省会长沙为代表的长株潭地区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省工业化程度最高和经济发展环境最好的地区。大湘西地区由于历史基础、区位条件和人文环境等原因，在总体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不仅与长株潭地区，就是与中部地区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这种差异，反映到人口分布上，就是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度提高。
三、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促进湖南人口区域发展
湖南城镇化发展必须遵循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施多元化城市化战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宏观上讲，人口集聚区要提高人口密度、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实施“扩大人口规模、增强吸纳能力、推进产业集聚”的政策。人口稳定区要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实施“稳定人口规模、强化人口集中、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人口疏散区要建设湖南生态屏障、缓解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实施“引导人口迁出、鼓励人口集聚、点上集中发展”的政策。人口限制区要建设湖南生态屏障、提供省域生态服务，实施“禁止人口迁入、有序组织迁出、全面保护生态”的政策。
1、搞好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强化规划的统筹协调作用
根据各区域人口规模、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特点，明确定位，整体统筹。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就是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口分布作为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环境改善、福利安排等的主变量。坚持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将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持久动力，把公共资源优先安排到人的发展上来，使更多人享有和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可持续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就是要和主体功能区规划融合，又好又快地、相对节约资源地发展人口集聚区的经济、社会，让更多的人们集聚到该区域享受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成果；在人口疏散区减少居民居住，在人口限制区禁止居民居住，建立生态屏障，保护好生态环境，防止自然环境恶化，让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得到落实。
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就是要调节不同区域的人口分布，让人们聚集到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相对进步、基础设施较全、交通通讯方便、人居环境适宜、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人口集聚区居住，将使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得到极大提升，个人的视野、需求、素质、能力等方面也会得到大幅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将随之提高。
富民强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湖南近期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选择适宜居住、利于发展的地方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共同目标。在人口集聚区加快产业开发、发展经济，可以大幅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减少运输、凝聚市场，利于集约经营和科技创新，既能符合“两型社会”的又好又快建设，更能加快富民强省的步伐。
2、以人口集聚促进产业集聚和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相结合，提高城镇化水平
根据各区域特色，发展优势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人口分布不仅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就是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不同区域的人口分布加以调节，通过产业集聚、城镇发展和人口政策，吸引人们向人口集聚区集中，促进土地等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相对扩大我省的整体生存与发展空间。
3、落实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政策措施，完善流动人口管理
分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完善流动人口管理。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为目标，形成促进人口功能区建设的人口布局政策体系。
促进向外流动的政策，解决“流得出”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建立向广大民众提供主体功能区中优先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产业动态、就业动态、人口动态等信息系统，及时向社会人口流动的导向信号。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要着力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让农民放心地离土离乡。特别是对禁止开发区的居民，要树立新的移民思路和安置政策，积极探索创业移民和就业移民的路子。
鼓励进城创业的政策，解决“进得来”的问题。主体功能区中的优先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撤除障碍外来人员进城的不公平二元政策，简化进城的行政许可条件和环节，营造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平等生活、工作和交往的社会环境。打开“城门”，让农村的创业者顺利地进城。
吸引人口定居的政策，解决“稳得住”的问题。要加速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破除城乡户籍二元体制，改革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体制，促进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统筹疏导规划和补偿政策，并注意政策的长期稳定，如在搬迁和流动人口就业与培训、购买与修建住房、生产转型、税收、土地、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方面，使迁移与流动人口不仅享有与迁入地居民同等待遇，且在迁移的最初几年能有更优惠的政策待遇，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配套政策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增加。
4、建立完善的城镇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户籍限制的同时，更加关注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福利措施。
城镇人口篇6
关键词：黔东南人口就地城镇化
黔东南州因历史和现实原因，产业化水平不高，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偏低。因此，要突破地域、民族山区贫困弱势，加速城镇化建设，必须发挥民族山区资源、地域特色优势，实现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产业化促进人口就地城镇化。
一、发挥黔东南六大特色产业优势，解决人口就地城镇化问题
从黔东南州城镇化的实践看，在贵州省九个市州中，无论是发展阶段、区域布局，还是人口素质及城镇扩张方式等都有着不同于其它八个市州的特征。因此，黔东南州解决人口就地城镇化问题，不宜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应探索一条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城镇化之路。党的十以来，黔东南州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探索，积累了民族地区人口就地城镇化的相关经验：
一是大力发展特色食品加工业。充分发挥洞藏青酒品牌作用，青酒集团加快了扩能改造，2017年白酒生产能力预计可以达到5万吨以上；同时，着力打造黔东南白酒品牌，制定地方白酒标准，力争到2017年米香型白酒生产能力达到1万吨以上；做大做强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市场潜力的食品加工业，大力发展以酸系列、道菜、茶叶、腌制食品等产业，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打造特色食品品牌。到2017年，黔东南特色食品加工业生产总值预计可以达到8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30亿元，解决就业2万人。
二是大力发展民族医药产业。整合民族医药研究所等科研力量，加大新品种引进和良种培育力度，以万潮对台合作药业园区、碧波工业园区药业园区、凯里开发区药业园和黎平天香谷等为重点，扶持现有制药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一批药业品牌，力争2017年培育上市企业5户以上，形成以民族中成药生产为龙头、带动中药材种植、加工、药品辅料生产及医疗器械生产等相关产业发展的民族药业产业体系。到2017年，黔东南民族医药产业生产总值预计达到20亿元以上，实现工业增加值5亿元，解决就业0.5万人。
三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和旅游商品制造业。充分利用我州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依托现有的文化产业园区，积极引进文化创意团队，着力提高旅游商品设计和加工水平，建立和完善地方标准，扩大销售规模，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建立集设计、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旅游商品产业体系，促进旅游商品规模化、品牌化。通过三年的努力，到2017年黔东南每个县市培育扶持旅游商品制造企业100户左右，一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解决就业1万人。
四是大力发展有机农产品加工业。学习借鉴台湾农会经验，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园区，以“有机、绿色、生态”为品牌特色，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肉禽加工、精品水果、优质蔬菜等农副产品加工技术水平，培育一批产业链条长、市场份额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到2017年，有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3亿元，解决就业0.5万人。
五是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业。积极推动纺织业向服装制造延伸，形成原材料、织造、针织、印染、服装的产业链，加快发展无纺布、羽纱、粘合衬等辅料产品，实现上下游产业配套，延长产业链。到2017年，黔东南纺织服装业总产值预计达到4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8亿元，解决就业2万人。
六是大力发展林产品加工业。着力提升林产品精深加工水平，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基地林，加快推进苗侗民居工厂化建设，支持全成木屋、章氏家具、园方林业等重点企业发展，大力发展以优质木屋别墅、生活家具、食品级医药级活性炭等为重点的终端产品。到2017年，黔东南林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60亿元，解决就业1.5万人。
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黔东南民族地区产业化只能依靠地域、土壤、气候等特色条件，依托自身资源，大力发展资源性的特色产业，解决人口就地城镇化问题。
二、探索梯次转移方式，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山地特色城镇化发展，实现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
黔东南州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可以探索梯次转移方式，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实践证明，为了城镇化率而城镇化，靠政府将全部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不仅不可取，而且不可行。部分农村人口搬迁到城区后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将难以在城市生存下去，城镇化往往不可持续。必须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政府扶贫搬迁，将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人群，梯次转移到产业基础、城镇软硬环境配套的中小城镇，让他们搬得来，留得住，能致富。
黔东南州炉山镇的农村人口梯次转移实践，就是针对山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环境差距大，其整体水平不高所做出的现实选择。梯次转移可以探索实施不同的方式，比如以地域差异或以年龄结构不同的梯次转移。对于有较强自我发展能力，自愿搬迁到城镇或条件较好区域的农户，先转移到城镇。同时，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农民搬迁意愿不同，实现梯次转移。民族地区的贫困山区因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未能发挥规模效益。农业生产主要采用传统生产工具，如犁头、耕牛、锄头等，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捆绑在农业生产上。因此，民族地区城镇化道路必须是以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基础，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所以，农业必须在产业化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武装，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促进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这对民族地区的贫困山区实现农村人口梯次转移，提高城镇化水平尤为重要。
三、结语
“十二五”以来，黔东南的城镇化率得到了较快提升，从2011年至2013年，全州城镇化率从28.2%提高到33%，新增城镇人口12万人以上。当前，黔东南城镇化进入关键时期，黔东南要根据自身特点、资源优势，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链，逐步实现人口、资源、资金、技术集聚，使人口就地城镇化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得到健康持续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产业化的进一步升级。
城镇人口篇7
丽江古城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西部，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的主体原住居民为纳西族。因此，与内地的历史城镇相比，它的原住居民对它的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具有更加突出的价值和意义。自1997年以来，旅游业的发展使丽江古城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置换。根据各方统计的大研古城人口数据，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经历了初期大幅替换到后期趋于平稳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大幅置换的阶段是1997—2005年。这一阶段丽江古城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逐渐成为旅游热点地区，显示出较大的市场投资价值。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6年有原住居民3万多人，但到1999年底，已有1527户计5001人迁出丽江古城，并有1350户4051人迁入，而居民数仅剩4156户14477人；到2002年迁出人口达到了6000多[2]，之后外迁不断加剧，至2005年时就仅剩下6000多原住居民人口。根据杨福泉对更长时段的数据统计，1986—1999年间平均每年有117.5户385人迁出丽江古城，同时每年又有103.8户311人迁入，出现了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大幅对流（表1）。第二个阶段为2005年至今。这一阶段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速度幅度有所减小，外迁人口减少，在籍居住人口总数稳定在7000户2.5万人左右，如2011年为7371户23829人。但是，从2007年和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人口置换并未停止，且置换幅度也未大幅缩小。在籍总人口和纳西族人口的显著减少，总人口由2007年的24637人减少至2011年的23829人，纳西族原住居民由2007年的14940人减少到2011年的14384人，流失了556人，同时2011年一年内有271名外来人口的迁入（表2），显示出人口置换依然是丽江古城保护中的一大问题。上述数据显示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验证了杨福泉、李伟、卫跃平和高宇等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证实人口置换确实已经成为了限制丽江古城保护的一大关键问题。
2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成因分析
作为一种双向的人口迁移，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成因极为复杂。根据它本身所具有的人口流动特征，我们可借鉴人口迁移理论对此进行分析。Heber⁃le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推力和拉力引起的。Ranis等指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Sjaastad提出人口的迁徙与成本收益有关，ClarkwaV等人发现家庭净收益是家庭迁移的动力，当家庭迁徙的收益超过费用，就会产生家庭的迁移，由此提出了家庭迁徙理论。Stark等发展了家庭迁徙理论，认为家庭迁移不仅仅是为获得预期收入，也是为了减少家庭收入风险。ClarkGL等发现资本的增长使移民出现了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流动的现象，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进行分析，总结出人口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的结论。Schierup等人认为移民与国家的公民身份和福利制度有关，将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添加到了人口迁徙的诱发因素中。国内学者也对人口迁徙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杨云彦认为人口迁移是人口流动性和社会活跃度的主要标志，王桂新、顾朝林等人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是影响人口迁徙的主要影响因素，张苏北等人认为区域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其流动人口迁出“推力”和迁入“拉力”大小的两大关键变量。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有：①生产方式的变化；②迁徙的成本和收益；③风险的差异；④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使发展机会不同；⑤制度环境的差异；⑥生活环境的变化等。以此与卫跃平等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提及了四个方面的人口置换影响因素，事实上却只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原住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和居住环境恶化，原有狭窄的道路无法满足原住居民的当代生活诉求；②制度环境的变化，如交通、商铺的经营内容、民居修缮改建管制导致生活不便。没有全面梳理出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推力”和“拉力”，特别是没有对外来人口迁入原因进行分析。
因此，为全面厘清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问题的根源，笔者根据卫跃平和高宇的研究轨迹，再次对其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2012年1月—4月），收集一手资料，试图据此全面厘清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的原因。结合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视角对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影响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丽江古城区域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原住居民的适应性外迁和外来产业开发者的投机性内迁。根据RanisG和FeiJCH的观点，生产率对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有着巨大的影响，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虽然不能算是一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动，但是却蕴含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产业文明演进的潜在变迁。在1997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之前，丽江古城的原住居民多为农民，大多以从事农业耕作为生，包括现位于大研古城保护中心区域的5个社区，而祥和街道办事处的义和、八河社区和西安街道办事处的义正社区更是不必赘言。即使是到了2012年，在笔者随机访谈的417名原住居民样本中，仍有210人自称为农民，占据了访谈对象的50.4%。（案例1，男，39岁，东北人，导游兼酒店老板，2003年到丽江创业）丽江古城发展很快，当时我到丽江古城的时候是2003年，当时的商铺就四方街、新华街一小段等地方有，其它地方都是农田；酒吧就只有河边上几家，规模也很少，只是几个游客歇脚的小地方。古城里面只有三分之一是商铺，三分之二住人。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它的经济价值被充分开发，大量的农地被征用为城市用地，大部分古城原住居民成为失地或少地农民，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强制性变迁，职业开始转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古城的就业人口容量本身受到限制，除了少部分从事旅游服务业和附属产业的原住居民，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地点都转移至丽江古城外的新城区。与此同时，丽江古城因世界遗产而声名鹊起，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服务业及其配套产业成为了丽江古城的主要行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经商人员和务工人员。根据李伟的调查，2005年丽江古城共有1127家商铺，其中原住居民经营的比例占40%，外地人占60%，而在商业聚集区内的原住居民店铺就更少，以东大街为例，它共有商铺126户，但是丽江古城本地经营者仅有48户，只占38.1%，来自福建等地的外来商户则有78户，占了总数的61.9%。第二，丽江古城原社区的生活成本提升，变相地增加了迁徙的收益。按照SjaastadLa和ClarkwaV等人的观点，人口是否会发生迁徙与它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两大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发生人口迁徙。卫跃平和高宇观察到了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生活成本提高因素，但是未考虑收益因素的影响，而收益却是制约原住居民外迁和外来人口内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大量的游客形成了巨大的旅游商品消费市场，大大增加了商家的收益，对他们的迁入形成了激励；同时商家的大量迁入也增加了对古城商铺和民居等建筑物的需求，使古城的地租和地价不断上涨，提高了原住居民的居住成本，变相地提高了原住居民外迁的收益。（案例2，男，导游，28岁，原住居民）丽江古城物价上涨很快，房租60万左右一年一院。古城保护区内原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修缮、不允许商用的20多院民居，现在大部分都出租商用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前40万一年的房租在大研古城租了房子，现在涨到70万，租不起外迁了。在此情况下，原住居民自身如果没有能力充分开发住宅的长期商业价值，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择——出租或者出售古城内的住房获取较高的租金和房价收益，自己搬到到古城外的新城居住。（案例3，男，公务员，31岁，纳西族，原住居民）古城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迁了，除了一些比较念旧的老人家、做生意的和在边缘地带的。不搬也不行，你想你到底是要一年拿七八万甚至几十万的房租到外面好好买栋房子生活，还是要住在里面，又不方便。第三，传统产业的急剧转型增加了原住居民家庭的收入风险，导致原住居民规避性外迁。根据Starko和BloomDe的研究，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为获得预期收入，也是为了减少收入风险。丽江古城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部分丽江古城原住居民的职业进入了转型调适期，纷纷由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转变为了现代产业的工作人员，但是由于大多未受过现代化的职业教育，转型时间也较短，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旅游业附属产业，因此抵抗职业风险能力低，收入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而外来商家和务工人员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大多拥有较好的商业经验和管理技能，因此迁至丽江古城经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占优战略。
（案例4，女，60岁，纳西族，丽江古城七一社区原住居民）丽江古城以前的农田菜地被开发了，传统的农作没有了，如果旅游业崩溃，古城纳西居民失去了退路。在丽江古城的开发利用方面，本地人不如外地人，在公房外租的竞争中，虽然说对丽江人有优惠政策，但是一个本地人都没有得到。在此情况下，原住居民和外来商户很容易达成交易协议，出现人口置换。第四，丽江古城新区和老区的发展不平衡，新城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导致了原住居民的诱致性外迁。根据ClarkGL、Gertlerm和BallardKp等人的研究结论，人口的迁徙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在此层面看，对于大多数原住居民而言，丽江古城内的产业虽然可以带来较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可以从事的职业类型和岗位数量极为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极为不便。而新区则不同，拥有比较发达的产业集群，较为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和基础设施配套，良好的教育条件和商业服务区，工作和生活都极为便利，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外迁动力；而对外来人口而言，丽江古城发达的旅游业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江古城形成了发生人口对流和置换的良好条件。（案例5，男，39岁，东北人，导游兼酒店老板，2003年到丽江创业）后面2003年底，游客一下子猛增，旅行社、酒店、汽车公司、饭店都没有准备好，到处排队买票、吃饭住宿。人们看到这样，觉得很有搞头就开始大搞建设，好多民居上周还在住人，下周已经装修完毕开始卖货了，以前的房子外面都是墙，都被打通了改成门窗，改成铺面。酒店也是，刚开始只有很多青年旅社，10块钱一个床位，是三张床，一个房间住十几个人，男女混住，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给人放包。后面开始大搞装修，开始是改标间，没有卫生间，40块钱一个晚上。后面越搞越繁华，房价节节上升，几百几千一个晚上的都有了。第五，随着政府对丽江古城保护性规制的加强，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原住居民居住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迫使原住居民作出更符合理性的居住地选择。根据SchierupCU和Hansenp等人的制度迁徙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丽江古城保护的加强和制度的健全是原住居民外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卫跃平和高宇对此有一定的阐述。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的保护性管制制度在保护了古城物体性的民居建筑的同时，减少了原住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增加了他们的居住成本。一是住房的修缮、改造受到严格的外观和布局的限制，并有复杂的审批程序；二是古城内限制使用太阳能等影响其传统风貌的现代生活便利设施；三是古城内禁止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等交通工具通行，自行车也只能推行；四是古城内限制大规模发展现代教育设施。这些完备的保护性制度设置，一方面减少了丽江古城经营环境恶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加了原住居民的居住成本和发展成本，双双诱发了他们的迁徙心理。
（案例6，男，31岁，玉龙县人，公务员，在保护区工作）古镇的五分之四的人都在外面买了房子给子女住，老房子只有来人居住。因为外面的居住环境更有利于孩子们将来的发展。第六，旅游业的发展给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恶化了原住居民的人居环境，产生了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互补性置换。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丽江古城由原来的居民社区变成了现在的商业区，游客的涌入改善了古城的商业经营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改变了原来的熟人社区面貌，增加了居住的安全风险，使原住居民产生了应激性的迁徙心理。（案例7，男，导游，28岁，原住居民）古城黑社会很多，也出过凶杀案。还有古城孤儿院，原来在大研古镇保护区里面，政府说环境太吵，要求外迁也搬迁了。（案例8，男，68岁，原住居民）丽江古城太吵了，白天到处都是人。四方街、新华街附近的酒吧街，晚上很吵，政府虽然规定他们营业的时候音响不能开太大，但是管不住，打电话举报，过来看的时候声音关小了，走了又调大了。所以，发达的旅游业产生了对外来商家的吸引力和对原住居民的排斥力，在此作用机制下，大量地“拉”入外来人口，“推”出原住居民，在这两个“推”、“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置换也就顺理成章了。总而言之，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的原因极为复杂，并不能用卫跃平等人所述的用环境和制度的变化来简单地进行解释。
3结论与对策：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调适路径
丽江古城是当前我国历史城镇人口置换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它集中反映出现阶段同类历史城镇在传统社区文化保护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经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史城镇人口置换问题的产生与当代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及其相关的人文休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传统农业占据主流的时代，历史城镇的人口结构通常是较为稳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历史城镇作为一种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观光资源，其旅游业往往可以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城镇存在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它们社会人口上层建筑的同步变迁，由此产生了历史城镇特殊的人口置换现象。第二，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本质是原住居民和外来商家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种互补性适应反应。丽江古城等这一类历史城镇在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为之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开发人员，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又导致原住居民与当地社会变迁的不同步，由此对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全面的冲击，使原住居民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断裂”，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从而导致历史城镇的人口置换。第三，历史城镇的人口置换具有特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事物本身即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社会变迁所需的时间缩短，频率加快。
城镇人口篇8
关键词：出口贸易；人口红利；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2
一、我国的人口特征与城镇化进程
1.特殊的人口条件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给社会资源的分配造成了压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生产力落后，我国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还比较有限，总体上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率比较低，且社会生产力还不高，两者结合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从人口转变理论看，我国的人口结构也经历了阶段性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口结构总体上变化不大，基本处于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期。也就是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被大大压缩，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口红利不会长期存在。
2.城镇化的起步与进展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的配置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城市农村一个样，城镇化几乎是停滞的，可以说，我国的城镇化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之后，城镇化进程才显现出来。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对市场的认识不清，以及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为主的历史传统，城镇化一直举步维艰。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不仅起步晚，而且发展缓慢。然而我国的工业由于外资、技术的引入，呈迅猛发展趋势，市场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与城市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二、人口红利、城镇化与出口贸易
在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低价劳动力是经济增长一个关键要素，人口红利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带来廉价劳动力。它还带来了高储蓄率。面对数量大幅减少的下一代，劳动力人口需要提前为将来的养老做好准备，储蓄往往是最佳选择，这就意味着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反过来说它促进了产品出口。此外，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阻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迫使厂商将商品出口到国外来实现利润。所以说，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人口红利和低城镇化水平条件下的自发选择。
三、计量模型验证
1.模型设定
Y代表出口总额，因变化范围比较大，故取对数值；X1为人口红利指标，选取的是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同样取对数值，与出口相对，便于结果分析；X2为城镇化指标，按照传统来说，一般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但是为了体现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特殊性――与工业化不同步，在这里我们选取“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X3为增加的控制变量，选了两个指标，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二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理论上看，它们都会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因此增加进来丰富模型，但对其检验结果不作详细分析。样本采取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选择1990年到2013年。
2.模型检验与结果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问题
时间序列分析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问题，因此在参数估计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以上变量都存在一个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接着观察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性。经过尝试，发现以上序列都满足一阶单整，并且经过协整检验排除了虚假回归的可能性。
（2）模型参数估计
我们先直观感受一下人口红利和城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人口总抚养比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解释变量，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估计方法就用最小二乘估计。
这个结果是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的，总抚养比与出口呈显著负相关，非农产业就业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首先，当总人口抚养负担不断减轻，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时候，国内生产力会大幅提高，供给增加，但是同时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带来劳动力价格的低水平陷阱，增长缓慢，因此出口贸易呈现相反的上升趋势。其次，当非农业就业人员比重越大，即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上升的时候，城市工商业发展越好，出口额越大。
在此基础上，先后把外资和汇率因素放入模型，人口红利指标和城镇化指标依旧具有显著影响力，但是外资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而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未来政策建议
近几年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出口产品的优势逐渐丧失；其他发展中国家崛起分割国际市场；经济危机、人口老龄化等等问题不断加剧，我国的贸易条件已经明显恶化。为此，要采取如下措施：
1.把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为经济增长、出口扩展提供持续动力。第一，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储备人才；第二，政府投资为一般劳动者提供更多培训机会，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第三，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进行创新活动，带动企业员工专业技能的提升。
2.在国际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目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速度要适当放缓，利用这一契机，我们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大二三产业就业；逐步改革农业经营模式，扩大城镇就业，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为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松，刘海云.人口红利、城镇化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3（6）.
城镇人口篇9
一、贫困现状
xx位于延安市南部，属省级贫困县，总面积4182平方公里，辖8镇2乡1个街道办事处3个社区服务中心、240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2万人。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9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农村贫困现状
按照省定16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约2.4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19687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2.6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21090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非重点贫困村中的贫困人口约4910人。
我县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这些地区生存条件较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扶贫难度很大。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占全部经济收入的90%以上，从事种植业的贫困人口约85%以上;养殖业占全部经济收入的2%、从事养殖业的贫困人口为5%;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经济收入的7%，其中从事服务业的占3%，外出务工人员占7%。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占24%、45岁以上占48.3%、18岁以上占88.4%、16岁以上的89.3%.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占5.7%、初中学历占38%、小学学历占37.3%、文盲19%。
农村贫困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险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XX年以来，移民搬迁35处、931户、4291人，脱贫2.152万人。
2、城市贫困现状
按照生活保障线标准，我县城镇“三无”人员166人;有一定劳动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居民2665户6653口人，下岗职工370人，失业人员436人，零就业家庭46户，分别占贫困人口5.6%、6.6%、1.7%，因灾、因病生活困难的家庭292户，城镇贫困户中经营性收入26.5%，工资性收入73.5%。无住房户居民633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XX户，5240口人。
3、贫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县城乡贫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我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区域。这些地区资源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形成主导产业，有近30%的农户用水、吃粮、花钱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暖而复寒、饱而复饥的情况也较为严峻，刚刚脱贫不久的群体抗灾能力弱，稍有变故就可能重新返贫。二是贫困人口多，整体素质差。贫困人口由于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低，现代科技意识、商品意识不强，自给自足思想严重，再加上大多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弱，外出务工受限，发展产业项目受限，创收门路非常有限。三是财政投入强度偏低，扶贫成效巩固较难。国家扶贫项目覆盖面偏小，资金投入较少，如今年连片开发的三个贫困村，每村100万元的资金量，50%用于贫困户的产业扶持，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用于村容村貌整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资金只有50万元，只能用于贫困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年的扶贫结束了，扶贫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支持，现有的成果将很快恢复原状，更难以巩固提高。
城镇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部分企业倒闭，下岗职工增加，并且这一群体大多年龄偏大，职业技能不符合社会需要，再就业难度大，无收入来源。二是城区失地农民，从业难，生活无来源。三是部分家庭因灾因病致使家庭负债，生活困难。
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来，县委政府十分重视贫困人口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对城乡贫困人口扶贫优惠政策，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贫、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农村扶贫开发工作。XX-XX年，全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793.08万元，共启动实施扶贫重点村72个，农村安全饮水9处，集雨窖灌3394眼;组织实施贫困人口搬迁931户4291人、危房改造78户355人;投放扶贫贴息贷款6390万元，建立互助资金协会11个，投入社会扶贫资金3146.84万元;组织培训转移输出贫困户剩余劳动力1036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4万多人次，这些有效地改善了贫困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全县贫困人口由XX年的2.63万人下降到0.478万人(按1196元贫困标准)。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镇居民截至目前共有XX户，5240口人纳入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占城镇人口的3.1%。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23.8万元，实现了困难居民保障全覆盖，做到了应保尽保。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救助工作，临时救助126人，发放救助金41.8万元，大病救助121人，发放救助金72.2万元。积极组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家政培训，组织引导无业居民再就业。
三、意见和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着力改善农村基础条件。自然条件差是我县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决策、安排资金项目时，首先要优先照顾到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路综合治理，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加快发展老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整体水平，这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保证。同时，加大小额信贷、互助资金支持力度，重点解决贫困人口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题。
2、实施移民扶贫,改善恶劣生存环境的人口居住条件。对那些自然资源匮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人口实施移民搬迁。按照市上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移民搬迁必须向县城、重点镇、社区集中，而我县重点镇、社区主要集中在塬面乡镇，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乡镇，计划在洛河峡谷地带规划一些社区，把移民搬迁的重点向川道社区辐射。
城镇人口篇10
[关键词]：土地轮转；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人口转移
一．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如何建立农村土地资源的轮转制度
近来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多数意见认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明确土地所有权并容许土地轮转并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是多数农民不知道该如何在商业化社会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大量手头缺少现金、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而在出卖土地一段时期之后并不能保障自身生活条件的长久改善，这样农村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我们说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中国国情对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
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农村的劳动力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农业群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没能得到社会的恰当评价。这牵涉到依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能力的问题，涉及到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相同行业在国家中地位的价值判定是否应该依据相同标准的问题，它的解决涉及到是否要依据自身情况而突破传统理论的问题。
我国农业成本的低廉不是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的成本低廉，而是建立在我国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基础上的农村和城市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过大造成的相对的低廉。这种低廉是与我们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相违背的，也是诸多农业问题的根源，急需改变。
参照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集中是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根本途径，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大国土地的集中是需要十分慎重的，如果措施不得力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如前所述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土地集中以及农民与土地分离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承认农民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使用权就可以作为土地轮转的基础，依此以农民现实承包土地为基础在乡镇范围内进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确认，颁发法律凭证。容许农村现有资金以及城市资金注入成立大型的农业公司，从事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公司依据法律程序向自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征收土地，采取每年或者每月给与一定现金补助的形式把土地征用款发放给农民，在农民进城时作为基本生活保障。
农民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转让和收回土地使用权，但对于种植业这样有一定周期性的行业，随时交换土地使用权时不现实的，可以采用适当的形式如每年可以在一个特定时间段进行轮转，或者采用农业公司留取一定机动土地进行轮转的方式即可。公司在一定时期后对于已经在城镇安居的农民可以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得到土地长期使用权，政府和农会共同对此行为进行督管。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公司进行扶持或者补助，以及针对其主体部分对于城镇化的具体措施采取微调以配合整体战略的实施。
采取这种方式的优势是：⑴实现了土地集中，为现代化农业的实施打下了基础，给中国农业生产力成本的真正降低创造了条件。⑵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争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不参与对其产业利益的分配，产业利益的分配只在原有使用者和现有使用者之间进行，操作层面仅仅存在土地使用权的转换。⑶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可能带来的农民抛售土地后失去长期保障的现象。土地使用费阶段性发放无论是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还是继续在农村的农民都相当于一种社会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比较低的，仍然需要农民在进入城镇后谋求新的职业。⑷给农业人口城镇化在农村方面的进行打下了基础，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为农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改革问题
我们说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这是从社会角度来说的，它需要我们首先能够认清社会现实、了解社会需求。在我国现阶段需要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要求可以从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层次两方面入手。前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增加企业数量，后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构建新的就业形式。我们在对人才成长的研究中发现这些能力的产生需要以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为基础。针对于此要求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调整为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方面让学生能够更迅速更清楚的看清所处环境的结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让学生能够在具体操作中达到知行统一。那么现阶段教育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重新构建教育的评价体系，增加教育层次，增加教育和社会就业的联系程度。
现有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并不是说高学历的人太多了，更多的是大学生本身和家长没有从以往人才培养的意识下走出来并忽略了社会发展现状，从而对大学生能力的认可程度过高。本科多了读硕士，硕士多了读博士，似乎高学历成了保障，事实上这种考试和评价制度下很多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都不高。这就需要改变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
⑴在社会舆论方面引导整个社会重新认识教育的目的，把大众从高等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的意识下唤回，而真正认识到教育仅仅是社会成员自身丰富并获得一定认识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一个过程。而在人才选拔上丰富各方面人才的选拔评价方法，甚至设立专门的人才评价机构。
⑵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方面增加教学科目设置，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增加教育的深度，特别是把教学科目和现在的科学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前沿相结合。这就为就业层面的丰富打下了基础。同时以学校带动图书馆，带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接纳和承载更丰富层面的供给打下需求的基础。
⑶增加教育和社会就业的联系程度，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建立高效创业实验园区，由城镇与高校相结合，社会各方出资构建一个产业链的龙头，采取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方式架构这个产业链条。实验园采取实验组，孵化器，保障机构以及评审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计划创业项目，报送评审机构审核，通过审核则启动孵化器进行创业，实验园的保障机构给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辅助，多方共同获利。
这些措施让学生所学是自己所向往的方向，并且能在学校直接和社会相接触，避免了教育同社会、同就业的脱节，并且为社会生产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高校创业实验园与城镇的合作避免了科研对大城市偏重的现象，更大程度调动了资源。也由于研究成果当地实施的原因，对当地经济发展，就业问题解决，整体人群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等问题的解决都有利。
三.资本的启动和转移问题
在中小城市和城镇集团建设过程中，项目启动资金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我们看到，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并不是没有资金，而是我们没有对这些资金的投资加以很好的引导。我们看到部分省市已经开放民间资本对大型项目的投资，这是一种引导，但是我们说对于城镇化这样需要大范围、全方位投资的建设来说这是不够的。
我们说一方面进行农村和小城镇的金融改革，一方面增加城市金融机构的投资范围，规范投资方式，引导资本向农村和小城镇方向流动是很必要的。除了金融机构还可以放开和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的投资，并给与一定的政策倾斜。对于农业相关产业减免税收和其它费用，利用金融机构开办针对优质农业项目投资的基金，深入研究信贷基础，在增加监管力度的基础上加大放贷力度。政府拨款筹建大型工、农业项目，发展战略性投资项目，发展军工项目，从而带动所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让一个项目带动一个地区，这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增加融资手段，建立民间融资机构，使企业闲置资金可以进行自主的投资项目选择，得到更高的增值空间。
四.农村，小城镇金融改革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以来它的操作都不是十分规范，这就带来了很多争论。我们看到多数争论的焦点都在在我国是不是要走合作化道路上。有意见认为应该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农村信用合作社，另有意见认为应该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双方都是以现有的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为依据。在我国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就是用某种理论来规范行为，而没有意识到理论的存在仅仅是对现象在某个时空条件下的解释，拿出一种理论，哪怕是一种在发达国家百试不爽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也可能是根本没有借鉴价值的。所以我说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不在于“合作制”要不要存在，因为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释、解决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本身就是有待研究的，所以我们说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不在于用如何现有的理论来指导，而在于用什么具体方式解决农村金融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走中国特色道路思想的根本所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金融领域也表现出一些特征。那就是金融总量的扩大，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体制的市场化。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金融总量的扩大在很多农村地区并不是建立在更好地为农民服务的基础上的，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利益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还是显得很遥远的，而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意识，是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根据用户需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的向市场化方向靠拢。因此我们说在城镇化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对自身利益的定位进行一些调整，要把长远利益的眼前利益相协调，把胆子放大，工作做细，从具体的运作方法上回避风险，这就要求在市场化的同时更多的为城镇长远发展建设服务，使服务种类和数量与当地的实际经济需求相适应，在一定时期内淡化某些指标的概念，把城镇化的金融保障工作做的深入、切实。还可以一方面对信用社进行改革，一方面引入新的大型金融机构，这就从内在改变原有金融机构的结构，又从外部引入了竞争。让它在新的思路下运作，又在新环境下学会服务的规则，自然而然的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这样既改变结构又构造环境的方法正好是针对旧有金融机构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刀，所以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根据各地自身情况，对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采用把信用联社改造成为服务性农业银行的方式，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可以采用组织较高级别的农村信用联社的方式，便于更好的控制风险，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资源。总之是以为农民、为将要构建的大型农业企业、为城镇化提供更好的、更周到的服务和保障为前提，有利于这个前提怎么样行式的改革都可以。这就是解决方法从单一模式向多元化的转变，这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仅仅要容许组织形式上的多元化，也要容许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容许城市资本、民间资本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注入，在各地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机构。一方面为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带来了更多的资金，一方面也是构建环境利用市场手段对于闲置资源的有效调动，是为金融领域的市场化转变营造了大的环境。形成一系列的农村合作联社，一系列的城镇商业银行，让他们更多的针对个体服务，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以后可以把这种针对个体服务的金融机构组织起来形成一两家新的农业银行。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初期要对这些改革后的金融机构加以保护，对其在市场环境下的不利因素加以控制，在某些方面减少大型银行对它的竞争威胁；金融机构的自身定位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更偏重于服务性，让它能够在农村城镇扎根并长期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紧密联系，更好地为城镇化服务，在一定时期以后，城镇建设初具规模，政府逐渐与其脱离；尽量做好基层工作，对于大项目最好移交大型银行运作，避免资金上的紧张。
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信用问题，特别是针对农民个人的贷款，经常是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敢放贷，很多地方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花样百出。总的来说是现有的信用基础有问题。片面的强调自由和法律的作用并不能解决信用基础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既然承认劳动的价值，既然在农村和小城镇又有那么多需要做却没有人做的事情，可不可以采用金融机构投资做劳动密集型公益事业的形式来解决？就是说容许金融机构运作一些有长远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和城乡建设项目，这样由于项目本身的盈利性能保障金融机构的收益，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可以对无力还贷的贷款者优先雇佣，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以其劳动余额偿还贷款。这样就达到了建立放贷信用基础的效果，缓解了个人贷款中出现坏账的压力，并且给小型金融机构以稳定的收益，而且还能建设一部分公益事业，这是四全其美的事情。在这样的金融改革过程中，要加大监管力度，特别是对于基层银行和信用社的内控机制的监管。一方面是保证对于农业和城镇化的投资方向，一方面是保证资金运作的安全性，一方面是抵制新的腐败滋长。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日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驱除障碍、构造环境。
五.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过程，一方面是大城市人口的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前者的转移在数量上是主要的，这个过程对于接纳城镇来说是总的需求增加的过程，是我们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后者在数量上并不是主体，他主要给城镇带来技术，思路，方法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以扶持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对于接纳城镇来说是一个总供给能力增强的过程。对于人员流动的具体的环境构建可以从以下一些层面进行运做：
⑴大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转移。
大中城市低收入群体及老年群体转移问题主要针对人群大致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离退休职工，他们有一定财产，有一些技术经验，能吃苦对生活要求不高；一部分是初高中毕业闲散人员，没有什么财产或者家庭可以提供一些小额投资，有一些知识或技术和再学习能力，向往好的生活，不适合大城市激烈竞争；一部分是有一定能力不喜欢大城市紧张生活的人员，有技术可以独立创业，有一定经济基础，喜欢平淡的生活。这三种人在大城市中基本属于活力相对不足的人群，但是只要给他们适当的环境就可以开发出他们的潜力，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并为社会建设出力。
大中城市人员向小城镇移动的益处是可以解放大中城市中无活力人群对城市资源的占用，降低其生活成本，比如住房交通等，由于他们的让出使城市能够更大程度接纳农村能吃苦的年轻劳动力，和一部分高学历就业，提高城市活力，进而加大城市用工需要，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同时带动乡镇发展，相当于一部分知识技术资金投资，为农村人口城镇化增加接收能力，同时也能相对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城乡交流。
相应措施在城市方面要多方式启动移民工程，拿出多种针对不同情况人群的具体的操作方式，从生活环境改善和就业机会增加上引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转移人口给予优惠政策，养老保险等按期拨付；开辟固定财产主要是房产转让市场，甚至可以政府接管一些，促进其流动；进行正确的宣传引导，组织考察团等形式的组织让有移动意向的群体真正知道好处；开放户籍制度。在乡镇方面提供足够的房屋，良好的置业政策；提供小额创业贴息贷款；按照自身发展需要引导就业；尽量稳定其工资待遇，解决子女教育等问题。构建良好的交通设施，便于往来。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人民群众的城乡差别观念——可以通过宣传和引导将移动人口实地考察来改变；传统的赡养关系观念——可以通过制度保障，说服来改变；故土难离的观念——可以用实际的生活水平提高作为主要引发点，并采取就近安置，提供便利交通来引导；与政府现有经济政策有抵触——可以做战略上调整；资金困难——可以启动一部分民间资本，改造城镇级金融服务项目，政府做贴息贷款等来实现。
⑵建立高校创业实验园区。
在高校教育改革方案实施的基础上，采取高校与小城镇合作创办创业实验园的方式，把地方硬件和资金，市场资源直接提供给高校使用，把高校的学术和研究资源直接通过这种形式引入到城镇建设中。让就业和社会直接联系起来。一方面对于学生相当于在就业前直接接触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将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大大缓解就业难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城镇总将有一部分学生留在城镇居住工作，这相当于为城镇留下了人才，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校创业实验园区的建立还将附带很多相关的科技文化研究成果，这些将有利于产业多元化和就业层次多元化的实施，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为进入后工业时代打下基础。
⑶招商引资及建设老教授再创业机制。
招商引资就是继续依靠自身自然资源和构建的资源等条件吸引外来商业投资的过程，这里城镇的引资主要是在前期以自身自然资源引资，在中期依靠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时规划而得来的资源优势，以及本地高校实验园研究成果等来吸引投资者。这主要是一个自身经济环境改良的问题。发动大企业参与到小城镇建设中来，小城镇的建设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问题，不仅仅是移民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是中华民族能不能持久维系的问题，是党的战略规划能不能实施的问题，是共同富裕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企业投资与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把对口支援与扩大西部市场相结合，把企业投资和解决城镇就业相结合，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和企业长久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经常在城市的公园，茶舍看到很多离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赋闲在家并不觉得舒适，反而喜欢去思考，喜欢融入社会，并且他们往往有独特的视角，更高的认知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经验，如果能够在大城市人口移动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在城镇养老，并且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无疑是给城镇增加了很大的社会资源。当然对于这一部分老人有身体上和精力上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组建适当的组织结构的形式来弥补这些，并给与一定的项目启动资金，特别是致力于城镇社会保障方面的项目要给与扶持。本着自愿的原则，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基础上更大的开发社会资源，为城镇建设服务。
⑷创办政府或金融机构督管下的创业投资咨询公司以及资金上的保障。
很多民间项目无法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对市场清醒的认识，这样也就没有办法做投资前景分析，甚至很多小本生意都让投资者由于彷徨。而民间的投资咨询公司很少针对中小投资者，能够疏导的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导，这也是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一个原因。
建立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督管下的针对小型投资者的咨询公司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由于从业人员的眼界和专业分析能力能够对小型投资者的投资给与保障，又能够适时掌握城市各行业的整体情况，甚至可以指导性的调整，这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十分有利的。在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的督管下才能保证真正的为中小投资者服务而不是谋求自身利益，并且可以和金融机构在城镇化过程中为投资者提供的其他服务相协调，能够更好的保障贷款的安全性。
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在加大监管和建立指导性投资咨询公司的基础上放宽放贷条件，对有前景和有战略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给与政府保障或贴息的贷款。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开展相似的高监管力度下的投资性贷款。
⑸构建商务信息平台。
小城镇经济生活的不活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很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不能够给居民提供很好的信息渠道，不能够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息。如果各城市能基于自身情况构建一个电子化商务信息平台，并在一定区域内达到对各城市信息平台的连接，那么他就将成为城市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同时使城市的整体商业环境的建设得到一个提升，也为本地企业走出去做好了基础工作，为日后创业园的产业化打下伏笔。
⑹建立区域经济合作联盟制度，促进区域内商品流通，打造区域性品牌。
在建设城镇集团的指导思想下，依靠区域联网的商业信息平台，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内的商品流通，并在此过程中打造区域性品牌，以优质优价以及地域性优势占领市场。地区各行业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让本地区供求尽量在本地区解决，加快产品流通速度和数量，达到资本的本地积累本地化。从城镇小而全的产业结构向地区大而全的结构转变。一方面合理保护了本地产业，一方面达到资本积累，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⑺居住和文化方面。
在城镇建设问题上要重视本土文化的延续，各地域要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不要都按照大城市的建设方法拉建设。重视生产与环境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为进一步吸引城市和农村人口创造条件，做到“引其来、使之安”。并且加大城乡道路建设，便于城乡交流。
对于个人购房贷款进一步放开，采取多种形式为城市和农村移民在城镇的定居提供便利。对于农村移民可以由政府和企业来投资进行一部分移民的房屋建设，可以借鉴三峡移民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对于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合问题，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项政治工作来作，细致到街道、居委会。加大对各地区历史文化的深度发掘和宣传教育工作，在教育学习和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各地于自身的新的文化特质。重视对这种新型文化积累的记录、分析、整理工作。以居住的小区域为基础使之成为文化交流的基层载体。
六．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看到农民主要是靠土地、靠子女或者靠自我积累为自己提供保障。这种保障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在历史上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当前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保障体系在保障能力上就显得捉襟见肘。诚然它为我们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时间，减小了压力，但是这是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违背的。所以在当前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的时候就需要着手对它进行改变。
社会保障的作用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维持社会的稳定并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我们看到我国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就要求在具体实施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不要把社会保障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模式化。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考虑到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长远发展因素，照顾到社会承载能力等问题来实施社会保障。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坚持采取城市和乡镇分制的原则，对于城市和部分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镇应该尽量把社会保障的相关事务交给市场来运作；对于农村部分根据土地流转的具体办法将一部分保障资金以农业公司土地租赁款的形式发放，对于进城的农民再由当地政府扶持就业，这就有了生活保障，当经济条件逐渐转好的时候可以把这一部分人的保障交给市场来运作。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一部分将进入农业公司工作，社会保障由公司承担，国家可以给与一定补贴和政策上的优惠；一部分将仍然作为个体农户存在，但是将由于整体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使收入增加，这一部分人可以采用联保的形式，再由国家补贴一部分作为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灾害与事故保险四个方面。对于养老部分在这个时期应该依然采用社会和家庭相结合的形式，这样不会给社会造成过大压力，也由于对亲情的提倡利于整体社会的整合。医疗保险可以采用国家补贴，群体联保的形式来作为过渡。对于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由于经济能力原因可以暂时搁置，只对于个别无劳动能力的进行救济，在整体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再进行规划。灾害与事故保险要以保险公司为主，大面积铺开，这需要政府的政策参与和支持。我们看到上海周边地区的农业投保率是比较高的，其中不乏经济情况好的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灾害与事故保险事务中借鉴。
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府的退出
我们说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更多的利用政府的指导、调配作用，能够更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营造环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能忽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这就要求政府意识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经济行为主体独立化的过程，给生产者，消费者更多的自主性，让经济行为主体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对制度改善的参与。要求政府的经济决策分散化，从微观决策领域退出，只在宏观领域起作用。要求政府引导所有制形式向多元化转变，要求政府逐渐退出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定价过程，要求在政府的监管下使经济行为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秩序化、信用化。
我们看到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者都对城镇化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多看法都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对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一定价值的。而城镇化进程的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者对问题的认识不足或者顾虑太多而带来的实施力度不够造成的，这就需要进行一次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思想梳理，使实施者通过这个学习、交流和再认识的过程了解到城镇化问题的实质和具体运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