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示篇1
财产公示制度好像颁布很久了
怎么不实行了呢
这个制度多好啊
可以公开、透明
不实施
原来是有的人反对啊
那反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为什么反对啊
他们有什么秘密吗
我想一定有什么隐情吧
我觉得财产公示好
这样可以得给人看你没有搞昧心钱啊
财产公示好像把房产也要公示吧
好像有的人有很多房产啊
他们也要公布出来吗
那要填很长的单子啊
他们可费事了
我们的可好填了
只有几个字
还有存款这些也要说吗
可以的，我的可以说啊
有的人太多了
可能不好说吧
他们还用假名字到处存钱
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是我，才没那么麻烦呢
还有就是子女留学的事情
一般的人都出不起那个钱
这些也要说吗
我不太清楚
所以要问你
有的人成绩很差的也出国留学了
听说
不是成绩好的才可以留学吗
这都怎么回事啊
那车子也要说吗
我没有
有的人有车锃光瓦亮的呢
好几部
好些是进口的
二奶的事情就不说了吧
有的人有
不过他们说这些也怪难为情的
财产公示制度
是很久以前就要做的事情了
怎么回事呢
好像不实行了吧
不知道
好像不实行了
财产公示篇2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再次提交了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书面建议。自2006年首次就该问题提交议案以来，连续七年，他从未间断。
基于近年相关部门对该建议的办理意见的变化，韩德云表示，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出台，他感到相对乐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6年第一次提交该议案，全国人大内司委曾给出书面答复，认为“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研究”；2007年，表示“存在困难”；到了2008年，监察部负责人亲自打电话给他，表示正在积极开展工作；2011年，中央纪委首次明确表示，正在加大调研力度，将尽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进程。
自2009年以来，部分地区也曾就此制度进行试点。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地区县(处)级干部首次财产申报工作开始实施。此后，在四川、湖南、上海、浙江等地，都有不少基层试点。
记者近日一一回访了上述5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试点地区，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和宁夏青铜峡三地的回复都是“零投诉零异议”，湖南浏阳方面则谢绝了采访，新疆阿勒泰地区则由于推动者、阿勒泰市前纪委书记吴伟平的病逝而停滞。
两年前的9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委组织部官方网站的点缶量突然猛增，这一天，该市拟提拔6名干部的个人相关事项被“晒”在了网络上——“市委常委会议参加常委10人，×××得同意票10票。其现有住房1套，位于康泰花园，无营业房。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随后一周，据称为”顺应老百姓的呼声”，青铜峡纪委又决定将房产收入、婚姻状况及生育情况等加入到这次“晒新官”的内容中。
但时至今日，青铜峡市干部个人事项的公示内容在2010年的基础上却再也没有添加任何新的内容。记者日前致电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他表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当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事项、方式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效果很好”。
陈雪松解释“效果很好”说：“一年多以来公示的所有拟任干部信息，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不论干部群体还是外界对于此举均没有不好的反响。”
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认为，这一现象正是“效果不好”的表现，“说明现在所实行的公示方法有问题”。
实际上，青铜峡市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自2009年1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纪委前后把近千名官员的个人相关事项“晒”在了网上，而且这份单子比青铜峡市“晒”出的内容更“敏感”：在公示网站上，我们能看到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工资收入21036元/年，各类奖金津贴等24835元/年，以及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无。
在公示领导干部个人相关事项的同时，这一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文件起草者一阿勒泰市纪委书记吴伟平还开始了他的“巡回演讲”。路线遍及六县一区。这一被吴伟平称为“纪委书记廉政讲堂”的演讲由他亲自上课，讲课内容包括“贪官警示录”“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等。
吴伟平坚定且全方位的廉政措施在阿勒泰掀起了一股“反贪旋风”。据称在那段时间。阿勒泰的官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当众抽中华烟的。吴自己亦称“目前为止相关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但看似前景光明的反腐形势却在1年多后急转直下。
2010年8月，吴伟平这位年仅51岁的“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因病不治逝世。这项被他称为“没有阻力”的反腐政策也随着他的离世而停顿了。阿勒泰纪委去年年底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试点已经不再搞了”。具体情况未作回应。
公示官员个人相关事项的阻力不光来自于这些要被“晒”的领导干部。
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是《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该规定于1997年下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2次修改后于2010年印发，目前执行的就是2010年印发的这个规定。
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1997年及2006年的这两个版本中，都有“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条款。但在2010年颁布实施的版本中，这一条却不见了踪影。
对这条消失的条款，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吉占认为是由于在各地开始的实践与摸索中，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有效的办法。
自2009年以来，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地已先后开展了官员个人相关事项的公开或公示。各试点地区的公开方法也不尽相同，最早试点的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项目详细，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礼金、大额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牧人情况及资金来源等，但只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在网上公示。而湖南浏阳市则将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公示。
与宁夏青铜峡市和新疆阿勒泰市做法不同。浙江省慈溪市和宁夏银川市则采取了在内部进行公示的方式。
不同的公开方式，却走向了同一个结果——零投诉零异议。
老百姓真的没有意见吗?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表示，老百姓对于官员公示的数字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往往很难看出其中的问题。
林喆表示，申报体系中第一个环节就应该是调查，对于官员申报的相关情况，要有一个由群众代表、财务部门、银行和记者共同组成的小组核实。接下来的环节才是公示、惩治及记录在案。林喆认为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可以开展这些环节的工作，但相关措施至今都没有启动。
官员财产公示，又有了新的试水者。从2010年起，江苏省无锯市北塘区要求新提任副科级领导干部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本人如实填报财产申报表，并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监督。目前已有4人申报并公示，今年还将有12名新提拔干部进行财产申报。无锡市纪委称有望以后在全市范围内，甚至在更高级官员中推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官员财产公开，民众一直翘首以待，但是现实的推进显然不尽如人意。无锡的这一“新政”甫一曝光，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质疑——既然要搞公示，为何只是推出这些副科级“芝麻官”?
民众有这样的反应也很正常，毕竟，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上，民意期待了太久，自然希望看见更为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过，正因为官员财产公示落实起来艰难，也才有赖于各级地方政府持久、有恒的尝试。所以，即便无锡官员财产公示的“起点”不高，相关的配套制度也不健全，但无锡市积极“破题”也总比观望等待强。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国内并无成熟的做法，因此，也就格外需要地方政府摸索前进，并取得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公示探索，都是从新晋副科级干部开始。无锡市北塘区是这样。辽宁锦州市古塔区也是这样。看上去，这似乎是在拿“芝麻富”开刀，不过，客观上讲，这样的路径未尝不是一种阻力最小的选择。如果“新官”上任皆能公示，推而广之，一样可以在减小阻力的情况下，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所以，值得担心的并不是财产公示的官员级别低，而是这样的努力浅尝辄止，不能持续下去。此前，很多地方推出的官员财产公示努力，往往在舆论的旋涡中没有坚持多久就无声无息了。比如，前几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千名官员公示财产的新闻也曾轰动一时。只是很快就沉寂下来了，不知道后续效果如何。
这一次，无锡表态可能在全市、觅高级别官员中推广，也使得公众对于当地的制度创新多了一点期待。为了保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真正起效。无锡还应该不断尝试新的做法。比如，不能只是在提拔之初公示，而是要定期公示；不能只是要求新提拔副科级干部公示，还可以扩展到更高级别的新提拔干部等。
去年6月份，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新闻会上也表示，财产公布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是有效的，我国对此也抱积极的态度。去年9月份，温家宝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再次表示，要“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
财产公示篇3
全体官员一起公示最理想，但阻力大；领导干部带头公示最合理，但难度大；一般干部先公示最容易，但不公平。而从拟提拔干部开始公示财产，则比较合理。想升官就公示，不公示就别升官。这也符合法的契约关系，想升官是“要约”，公示财产是“承诺”，属于充分的自由合意，不强加于任何拟提拔干部。它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法理之中，是解决官员财产公示的突破口。2009年，全国对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进行了大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这一建议。
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的好处
首先，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能够防止干部“带病后备”、“带病提拔”，这不仅可能使所选干部“无病”，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官员财产公示找一个突破口。其次，先让拟提拔干部而不是所有干部公示财产，如此可以保持干部队伍自然稳定，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阻力。这么做既能打破官员财产公示的僵局，又能避免由此引发的干部震荡。同时，对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被提拔的干部来说，率先公示财产，接受群众监督，是理所应当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请他们率先公示财产，让他们接受新的清廉官场文化和规则也最为合理。经财产公示后选出来的干部，既会给群众以新的形象，也会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对人民群众来讲，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公示，能迈出这样一步，他们看到了希望，肯定是高兴的。
另外，廉洁干部竞争不过贪官，在现实中已不是个别现象，“想升官就公示财产”这一招，可让贪官知“险”而退。这不仅可以堵住贪官继续升迁的管道，为廉洁干部上升腾出职位，而且还有利于发现那些看上去升官条件具备而不敢参与竞争的贪官。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是我党传统的政治智慧”。对“新人”严，对“老人”宽，甚至对有一般问题的“老人”可以网开一面。只是他不再升官、不去滋事、不被举报，就可以平安过渡了。
这样，来自“老人”方面的阻力就可以化为乌有。鱼缸里有一两条死鱼，可能是鱼的问题；如果几十条鱼都死了，肯定是鱼缸出了问题。当今这么多干部腐败，这么多官员落马，说明不仅是干部队伍出了问题，更主要是制度出了问题，是制度产生了腐败、制造了贪官。所以，不能把制度缺陷造成的恶性后果全由个人来承担。反腐败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总体上奉行的是渐进式、增量改革的战略。政治改革，尤其像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难题，也可以走这样的路径。一个干部只要被确定为后备干部、拟提拔干部，你就进入了公示财产的干部行列，以后年年公示，直到退休、离职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示财产的干部逐日增多，同时，没有公示财产的干部因退休、离职等逐日减少，一增一减，扩大了公示财产干部的增量，减少了不公示财产干部的存量，不公示财产的干部就越来越少。加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干部自愿公示，这样一来，用不了多少年，全面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在平稳、有序中建立起来了。让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强迫任何干部公示财产，凡公示的都是自愿的，从而把公示财产的阻力减到最小甚至为零。即使不再升官的干部，如果他享受的生活水平或拥有的财产与其薪金收入明显不符，差额巨大，照常可以被揭发、被查处。
全面推行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的条件已经成熟
推行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这项建议，在2009年已被列入中共中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纲要将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列为今后10年党政干部制度改革重点突破11个项目中的第9项。中央要求，2012年前进行试点，条件成熟后逐步推行。截止到2013年1月30日，全国试点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和公示财产的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江西省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其他省份的13个地级市和58个县（市、区）在各自辖区内实行。群众对此反映积极、寄予厚望，推行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建议中央今年在全国全面推行这一做法，让拟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以此为突破口，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向前推进一步，给人民以希望和信心。拟提拔干部既包括一般干部提副科，也包括副市长提正市长、副部长提正部长等。为加快壮大公示财产的干部队伍，后备干部和拟提拔干部首先进入公示财产的干部行列。今后凡新录用的公务员，一律进入公示财产的干部行列，拟录用人员同意入列就录用，不同意入列就不录用。鼓励干部自愿公示财产，一经公示，自然入列。对自愿公示财产且没有问题的干部，要给予不同形式的表扬或奖励，包括适当时候的提拔重用等。
公示财产必须实事求是
美国法律规定，故意申报虚假财产信息的官员，可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香港特区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财产申报或者未如实申报财产，将被革职或勒令退休。拟提拔干部和进入到公示财产行列的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地公示财产。如果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被推荐资格，或将受到撤职、开除等处分。建议我国适时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家庭财产公示法，对官员家庭财产公示作出规定，为反腐倡廉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链接
财产公示篇4
反腐成为十之后媒体和公众热烈关注的话题。部分乐观者甚至想象出早些年新闻中看到的某些国家在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之后，楼房、汽车、股票、古董和孔雀、大象等野生动物无人认领的喜剧场面在我们身边发生。这些乐观的场面，与某些专家急火攻心似的大谈“公示财产侵犯官员隐私”和“为犯罪分子偷抢提供信息”等反对观点在网上交相辉映，形成一道热闹的风景。
但《中国青年报》披露的这个调查结果，却给这热闹场面大大地降了一下温。从数万条新闻跟评中我们可以看出，持不信任态度最多的，是公众对制度的真实硬度没有底，这并不是说民众对国家的制度已完全失去了信心，而是他们对某些官员们钻政策漏洞的“变通”能力和当下政策中具有的太多的可钻漏洞充满了疑虑。这不怪老百姓变成“老不信”、此前有多少听起来铁骨铮铮，执行起来却不断变形走样的政策和法规，让大家信心受挫。
除了对执行严格度不够的担心之外，还有一大批人，对执行的技术难度表示怀疑，而这种怀疑的焦点，就在灰色收入这一敏感地带。明眼人都知道，某些官员，如果要想过上现在他正在过的生活，就是预支十辈子的工资也未必能实现。但问题恰就在，这只需要小小的常识和稍稍的“明眼”就能看穿的问题，却被纪检和监督部门看不穿，还得劳烦网民们凭着香烟手表和皮带，去推测他们的清廉程度。这样的监督力度，又如何让民众充分信任？
财产公示篇5
2012年8月26日凌晨，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致36人死，2人重伤。余波还未了，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开心嘻笑的照片又引轩然大波，一夜之间成为了舆论的矛尖所向，“微笑局长”“、表哥”一时间成为了网络搜索的热词。从杨达才在重大事故现场的一个微笑开始，无数网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令民愤激荡的曝光：在不同场合下佩戴过十余块价格不菲的名表、价值十多万的眼镜、名贵的腰带……事故现场的“笑脸”照片和个人戴“名表”的照片在网络上被曝光发生之初，陕西省纪委就高度关注事件进展，并立即安排相关部门开始了调查。杨达才被双规以后接受调查，人民网消息，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撤职后被双规，并传查出名表至少83块;双规期间，纪委在杨达才个人账户发现存款超过900万元，在杨家中和私人场所发现现金至少700万元。共超1600万元。
在“微笑局长”引起民众声讨之时，湖北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致信陕西省财政厅及陕西省安监局要求公示杨达才的个人工资情况，并在遭到拒绝之后分别向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和新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确认陕西省财政厅及安监局两机构的行为违法，判令其作出回复。刘艳峰称，既然杨局长一直声称那些块手表都是利用其合法收入所购买，那么杨局长就应该勇敢公布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打破那些质疑杨局长买表能力的传言，相关部门更应该主动公开其工资，以消除网络流言对政府机关的抹黑。刘艳峰认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相关信息都应该公开。官员工资取之于民，与每个公民都有着密切利益联系，因此官员工资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二、矛盾的焦点
整个案件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惹人注意。论文格式然而从杨达才被双规、刘艳峰申请公开、提起行政诉讼等等这一系列活动当中，却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和思考的法律问题。首先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杨达才的工资状况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规定的信息公开范围?其次，为保持官员廉洁性而公示其个人财产状况与公民个人隐私权益不受侵害之间的矛盾应当如何解决?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关于应当和允许公开的事项，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第九条中(除第四项兜底款项以外)，列举规定了三个涉及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的事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另第十三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禁止公开的事项规定在了第十四条第四款，即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
就本次事件而言，杨达才的个人工资是否在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之内，就目前而言很难予以认定。首先刘艳峰并没有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其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规定不予提供，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如果刘艳峰的申请属于公开范围内则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公示申请。这些都可能成为否定杨达才个人财产收入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的因素。
从立法一般习惯上来说，没有被禁止的事项就理应可以公开，即“对不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只要不属于秘密或隐私，都属于依申请公开的范围”.但是在实际案例中由于《条例》制定得比较晚、立法比较薄弱，加上使之切实运行的社会背景、经验及准备心理都有所不足，所以经常会出现法院一概性地认为属于历史信息、内部信息、过程信息等而不在公开范围之列。因此真正能够公开的内容少之又少，可以说公开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般人不明白、不关心和没有用的信息。
现有立法对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规定的欠缺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多数学者都认为在保有部分特定例外情况禁止公开的前提下应当适当地扩大公开的范围，其中也包括公示官员的财产收入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形成对政府运行过程的完整监督并促进官员个人廉洁性的提高。这不是学者们的片面之声，而是民意所向和潮流所趋。
四、冲突的平衡
近几年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通知，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至少在官员财产公示方面已经开始走向实质性的行动。但是该规定存在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目前的个人财产申报属于内部申报而非对外公示;二是申报主体限定为领导干部而非所有公务员;三是该规定并非法律、行政法规，效力层级较低，实际上这份规定可以理解为过渡到法律阶段的前兆，预示着从申报走向公示。
在这种公示已经渐渐变得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与隐私权保护相互冲突问题也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享有知情的权利。公众作为政府权力的授予者，有权知悉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和背景资料，有权知道自己所选举或由政府任命的公务员是否服务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参与公共决策和政府监督，故财产公示是必然的选择。
虽然处在公务员的特殊角色上应当在个人隐私上有所限制，但并不能因此就完全忽视作为公民的隐私保护问题，否则“建立如此的财产申报制度不仅无法得到公职人员的认同与支持，反而可能危及政府管理的有效运作”.目前我国正逐步推行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财产公示相较于财产申报对申报人隐私权的限制更为直接和严厉。如果不能在制度中充分考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给予足够的尊重并设定必要的保护措施，那么这一制度的推行必将引发公职人员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而无法真正运作、实施。因此，如何在制度中实现隐私权限制与保护的平衡，是未来顺利推行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重要前提。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不仅需要明确隐私权应受限制的原则，同时也必须设定隐私权受限制的界限。
五、立法的缺陷
财产公示篇6
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听起来十分遥远的字眼,突然降临在这个中部贫困县城19名科级干部身上。如同一块外来的石头,砸入黎川县城的风平浪静的水中,官员财产公示的政治冲击波,对这个县城的政治生态有何影响?
操刀者:常规工作外,怎么体现地方特色?
“你是我接待的最后一位记者。”5月8日,黎川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杨应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担心舆论绑架政府。”杨是财产公示的操刀者之一。媒体跟进后,一些评论令杨应庚始料未及。
去年底,黎川县纪委讨论下一年的工作时,当时考虑“除了常规的工作之外,怎么体现地方特色”。纪委书记姚英华首先提出了科级干部财产公开的想法,得到了大家赞同。
“中央有精神,社会有呼声,虽然上面没有要求,但我们可以形成小环境。”杨应庚说。
姚英华将这一设想向县委其他领导报告,得到了黎川县委书记韦萍的大力支持。黎川纪委也曾考虑,要不要在全县推行。最终商量的结果,还是稳重起见,在新任科级官员中展开。
今年春节后,这一设想得到抚州市纪委肯定,并决定把黎川县作为试点。
4月初,19名新任科级干部陆续上岗,4月16日,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160份《黎川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办法(试行)》。
3天后,新任科级干部座谈会在纪委举行。目的相当简单:“说明我们不是硬推,而是友情操作,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杨应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多数人认为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少数人心里有疙瘩:“那么多人,为什么先从我们开始?”
新提拔的19人中有两个是纪委干部,黎川县纪委书记姚英华要求他们先带头。杨应庚对新提拔的纪委副书记胡骁说:“你有个私家车,别忘了填啊。”
4月20日中午,材料陆续收到,杨应庚相当满意。他原先以为只有三四个人有两套房子,结果有10个人有两套房子,而且也不止胡骁一人有私家车。
这个消息以内部材料的形式上报江西省纪委,被嗅觉灵敏的江西本地媒体得知。杨应庚觉得公示的时机到了。
4月27日,黎川县政府大楼旁的公示栏里被红纸贴满,上面用黑字印着19名科级官员的财产。
被公示干部:想贪污都不行
黄峰(化名)是这19个干部中的一个。公示后的一天,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哎呀,你把家底都贴出去干什么?”
在4月19日的座谈会上,坐在台下的黄峰心里“不知怎么,很不自在”,他向本报记者回忆:“我们这个级别的官员想都不行。”
在公示的19名干部中,月工资最高的也不过1400元,一年津贴最高的也不过1.4万元。“工资跟全国比都差不多,但津贴几乎处于全国最低水平。”48岁的李海峰说。
李海峰在黎川县统计局副局长位置上干了19年,但津贴只有1万元。而在抚州市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起码能翻倍。
黎川位于赣闽交界处,即便在经济欠发达的江西,也算是穷县。这个总人口25万的县城,2009年财政收入只有3.2亿,“我们属于‘老边穷’地区,很大一部分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黎川县财政局党组书记邱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位被公示的干部一直没有买房。他对记者抱怨,以他现在的几万元存款,连首付都付不起。几年前,黎川房价飙升。2005年不过600元一平米,现在最贵的地方达到2800元。
19名被公示者不仅收入低,有的人还债务缠身。其中,黎川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周建英欠债最多――贷款5万买房,因丈夫患肺癌,借了亲戚18万。
财产申请表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县城干部的实际情况,表格中列着一些县城科级官员见都没见过的财产――“贵重物品如名人字画、文物等”,“股票、证券等交易收入”……
还有被公示干部对隐私产生疑虑:“为啥老婆孩子的情况也要公布?固定电话、地址都公布了,万一有人骚扰怎么办?”
32岁的颜红印则看到了财产公示的另一个作用――还干部清白。这位共青团黎川县委书记,之前一直在乡镇工作,当时经常听到群众在背后说:“当官的不仅挣得多,还天天吃公家的。”颜说,“公示之后,可以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
不过多位被公示者表示,纪委并未提及,如申报不实,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理论研究者想法过于天真”
事件经网络披露后,引发不少媒体报道,但出人意料的是,黎川官场和社会的反应“相当平静”。
很少有人对公示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官场之外,许多老百姓对此事更是闻所未闻。虽然公示栏里至今还贴着官员们的财产申报表,但因为地处新城区,很少有人过来观看。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民说,科级干部公示很温柔,“要想反腐廉政,必须监督一把手。”5月9日下午,老城区一位被公示干部的邻居说,“我们老百姓混得好的比他们过得还好,关键要公开那些大领导。”
他们的想法与一些评论不谋而合。“不能仅限于新官”,而应该“扩大到全县,县委书记带头”。但杨应庚却不以为然:“这些理论研究者想法太天真了。”
“在中国,很多事情只能渐进,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一开始就一步登天,那样很可能以后永远登不了。”他说。
黎川县税务局副局长孔跃成也赞成从新任干部开始公示财产。“新人进来,老人退休,慢慢地就全面推广了。”
财产公示篇7
中纪委网站近期载文提出，推行新提拔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观察家认为，文章所指公开的对象，锁定在新提拔领导干部，以期通过试点示范，突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瓶颈。
操作中的尴尬
新提拔领导干部公开财产，算不上新鲜。
2009年，银川市就要求新提拔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财产申报，至今已有323人申报了财产。申报内容由新提拔处级领导干部如实填写，采取有限公开的原则，张贴在本单位政务公开栏内，公示期不少于7天。
但翻看2012年3月23日至9月25日银川市102名新提拔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表，多数人的个人家庭存款、购买私车、参加集资建房及购房情况一栏里都填写“无”，仅有20余人的存款在10万元以上。
多数官员没有存款的情况是否属实？银川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至今，还没有接到公示期内举报官员财产问题的电话。根据当前规定，无人举报便做“无错推定”，他们没有权力进一步调查核实。
银川的实践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纪委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核实，加之申报内容仅限于在本单位公示，老百姓很难了解信息，并进行有效投诉，“无错推定”成为无奈之举。这显然违背了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的宗旨。
2012年5月17日，江苏省灌云县出台了《新任科级干部财产申报办法（试行）》，新任科级干部申报的个人财产情况，将通过灌云廉政网面向社会进行公示，并对不低于30%的人员的公示情况进行抽查。2013年1月18日，该县公示了新提拔的33位科级干部的个人财产情况，33人中17人有债务，所欠基本上是房贷和车贷。
官员的态度
贺强是灌云县被公示的新任科级干部之一，他表示：“个人财产面向社会公开，接受老百姓监督，对我们形成约束的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新任灌云县侍庄乡乡长高杭举认为，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可以改善干群关系，“以前老百姓总觉得当官的很有钱，很多都是见不得人的灰色收入。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后，老百姓可以了解我们真实的财产情况，对领导干部形成全新的认识，从而更加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他还表示，群众要理性看待官员的财产公示，“应该将家庭财产与家族财产进行区分，不能一概而论”。
2013年初，广东省的珠海、韶关等地开始了新提拔干部的财产公开试点。有纪委干部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如果只拿新提拔干部“开刀”，而对老干部“既往不咎”，那对遵纪守法的公务员很不公平。一名副主任科员则认为，新提拔干部公开财产是一种制度化要求，但如有干部自愿公开财产，在提拔时就应该优先考虑，从而发挥主动、能动、带动作用。
当然也有坚决反对财产公开的声音。广东省人大代表、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智说：“官员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就像医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隐私，需要保护。我提倡可以向组织申报财产，但不一定对公众公开。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他建议，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公开官员财产，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摇号”的办法。
再者，官员财产“隐私论”是否成立？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日认为，官员的家庭财产等信息很可能牵涉到公共利益，所以不属于个人隐私。官员如果不愿意尽义务公开财产，那就应该辞职。
为何拿新官“开刀”
1987年，我国首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26年过去了，却未有实质进展，概因财产公开势必触及部分官员的根本利益，遭到抵触在所难免。
推行新提拔领导干部率先公示财产，被有关专家认为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突破口。“相比过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哪些职位需要公开财产，公开的步骤是什么，公开以后如何接受社会监督等事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刘日也认为，以新提拔领导干部率先公开财产为契机，有望进一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新提拔领导干部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重要的是，对于想要‘更进一步’的领导干部而言，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率先公示财产，阻力会更小。而经财产公开后选出来的领导干部，既会给群众以全新的形象，也会更加注意约束自己。”
财产公示篇8
一、信托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
依我国《信托法》第29条的规定，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以及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但何谓“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该法却没有明文规定。不过，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18条关于“信托计划成立后，信托公司应当将信托计划财产存入信托财产专户”的规定可知，对集合资金信托而言，设立信托财产专户即为受托人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方法。至于单一资金信托和以资金以外的其他财产设立的信托，受托人如何分别管理信托财产，在我国信托立法上无明确规定。
考察两大法系的信托法，关于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存在着差异。在英国，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意味着受托人应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以及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相分离和为必要标示，除非其获得授权，才可将信托财产与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相混合而置于一个独立的资产集合中。①在美国，《统一信托法》第810条第（b）、（c）款规定：“受托人应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分别管理。”“除非依（d）款另有规定，受托人应标示信托财产，使信托利益在可行的范围内呈现于受托人或受益人之外的第三人所持有的记录上。”《信托法重述》（第三次）第84条更明确规定，“受托人负有指定或标示信托财产的义务，并应使信托财产与自己的固有财产分离且在可行的范围内，对该信托财产与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加以分离。”可见，英美信托法上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包含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以及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相分离、将信托财产为标示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在日本新《信托法》中，依第34条第1项前段规定，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是指“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及与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之间，应依财产之区分而分别管理。”至于受托人如何分别管理信托财产，该条还进一步作了如下列举式的规定：（1）对应为信托登记或登录的财产，分别管理的方法为该信托的登记或登录。（2）对不能为信托登记或登录的财产，若其为动产（金钱除外），应以外观上可区别为属于信托财产的财产、固有财产以及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之方法为分别管理的方法;若其为金钱或上述所列动产以外的财产，以促使其计算更加明确清楚的方法为分别管理的方法。（3）对法务省令规定的财产，以法务省令规定的方法为分别管理的方法。②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在第24条第1项则对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作了规定，即“受托人应将信托财产与其自有财产及其他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信托财产为金钱者，得以分别记帐方式为之。”可见，该法仅对金钱信托设定了分别管理的方法，而对其他财产设立的信托，受托人如何分别管理信托财产，并无明文规定。
相较而言，英美信托法上将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确定为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以及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为分离和对信托财产为标示两个方面的内容，有利于确保信托财产独立性这一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之立法意旨的彻底实现，值得肯定。但其未对受托人如何“分离”和“标示”信托财产作详细规定，而仅用“必要”或“可行的范围内”加以概括，则不利于客观地判断受托人是否善尽分别管理义务。日本旧《信托法》与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关于受托人分别管理信托财产方法的规定相似，除以分别记账的方式标示作为信托财产的金钱外，对其他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方法未设具体规定。在学界，有学者主张如信托财产属于非代替物时，因在交易上系注重其物之个性，无法以同种类、同品质、同数量之他物相代替，自不需有特别的分别管理方法，而如信托财产属于代替物时，因在交易上仅着眼于该物所属的种类，得以同种类、同品质、同数量之他物相代替，故必须与其他财产为物理分离而保管之，或于信托财产上打刻其为信托财产之标记。③也有学者认为分别管理义务并非信托制度本质上的要求，只不过为期能达到保护受益人利益的目的，始特别予以例示，因此，在判断受托人是否善尽分别管理义务时，应依信托目的及当时社会的一般观念，加以综合判断。④但日本新《信托法》则如上所述区分不同的信托财产，明确规定受托人分别管理的不同方法，显然有利于受托人善尽分别管理的义务，以杜疑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信托法》可参酌英美信托法上关于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将其界定为受托人应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以及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相分离和将信托财产为标示，同时采鉴日本新《信托法》有关受托人分别管理信托财产方法的规定，根据信托财产的不同类型，分别规定受托人分别管理信托财产的方法。
二、信托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与信托公示的关系
所谓信托公示，是指于一般财产权变动等的公示外，再规定一套足以表明其为信托的特别公示。质言之，在制度构造上，可谓其系在一般财产权等的公示方法之外，再予以加重其公示的表征。⑤我国《信托法》第10条关于“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即为对信托公示所作的规定。尽管该规定与日本新《信托法》第14条、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4条有关信托公示的规定内容上有所不同，例如，日本新《信托法》第14条规定：“以不登记或不登录就无法以权利的得失或变更对抗第三人的财产设立信托的，不为信托登记或登录，不得以该财产为信托财产对抗第三人。”但这些信托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在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之外，再设计一套信托公示制度，换言之，将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与信托公示予以分别立法。考其立法意旨，不外乎为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法设有诸多强行规定，例如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的破产财产、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等，这些规定均关系到交易上第三人的利害，因此，为保护交易安全与第三人的利益，设计了一套信托公示制度。⑥
不过，在英美信托法上，却未如同大陆法系信托法在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之外，另行设计一套信托公示制度。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规范，使受托人可以清楚地向第三人揭示其财产管理人（即受托人）的地位，且第三人仅可以所指定或标示的信托财产之外的财产作为受托人个人债权的担保。⑦如受托人违反将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规定，信托法将科以相应处罚。⑧因此，一般受托人多会遵守这些规定。受托人如切实遵守，对潜在的债权人而言，受托人所持有的财产哪些是信托财产，哪些是可以满足其债权的责任财产，债权人自得以区辨，而仅就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来评估交易所生信用风险。⑨此外，现代市场中商事信托的普遍性已逐渐超越传统信托，而商事信托多以金融机构（如银行或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这些受托人不但财务状况佳而不易破产，而且金融主管机关对其有严格的监管机制，包括信托账户与账册的分别管理，因此，与其交易的债权人多可轻易核查其财产状况。⑩
笔者认为，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具有信托公示的功能，信托法在此义务之外，另行设计信托公示制度显得多余。因为从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而言，英美信托法将其确定为将信托财产为分离和将信托财产为标示两方面的内容，而“将信托财产为标示”实质上是对信托财产予以公示。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英美法上虽未明确强调信托财产的公示，似有透过分别管理义务的落实，而实现信托财产公示的目的。”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上，虽然课以受托人分别管理的义务，但此义务的践履却需借助于另行设计的信托公示制度，如日本新《信托法》第34条所称“应为信托登记或登录的财产”包括哪些财产，则应依据该法第14条有关信托登记或登录的规定加以确认。而这种信托公示制度本身却仅对少数信托财产（如不动产、船舶、航空器等）的公示及其对抗效力作了规定，并不包括所有的信托财产。因此，对未定公示方法的信托财产，有无独立性、可否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学界和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大。而此种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便在于这些信托法将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与信托公示分别予以立法。难怪有学者不无疑惑地指出，如何将分别管理与信托公示加以有效的结合，为必须考量之课题。若从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包括对信托财产为分离和标示的内涵出发，对信托财产的标示作具体规定（实际上日本新《信托法》第34条已有此种规定），则既可避免另行设计信托公示制度所带来的争议与疑惑，又可以节约立法成本。
总之，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能够实现信托公示的目的，信托法在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之外，不必要另行规定信托公示制度。我国《信托法》未来修改时，宜删除第10条关于信托公示的规定，而完备第29条有关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规范。
三、信托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排除
信托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可否以信托文件加以排除，这涉及到此义务属于强行性规定抑或任意性规定的问题。从我国《信托法》第29条的规定来看，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不得以信托文件排除适用，应为强行性规定。但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2条关于“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和第3条关于“信托计划财产独立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信托公司不得将信托计划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的规定，在集合资金信托情形下，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能否以信托文件排除适用不能一概而论。即对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与信托计划财产分别管理而言，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为强行性规定，不得以信托文件加以排除;而对信托公司管理不同委托人的财产而言，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为任意性规定，可以信托文件排除适用。
在两大法系信托法上，对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排除存在不同的态度。在英国，信托财产必须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分离，但受托人在获得特别授权的情形下，可将信托财产与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相混合而置于一个独立的资产集合中。可见，英国信托法上仅信托财产与其他信托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可以排除适用。在美国，《统一信托法》第810条关于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规定属于该法第八章“受托人的义务与权力”的规范，而该法第八章一开始即指出“本章规定除非是关于受托人应向受益人报告其管理状况的义务，以及受托人应依信托宗旨和为所有受益人利益而诚信行事的基本义务外，均可因当事人信托条款另有约定而被排除”。但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是否属于上述“依信托宗旨和为所有受益人利益而诚信行事的基本义务”，进而可依信托文件予以排除，在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存有争议。不过，该法第810条（d）款规定：“若受托人的记录明确指出个别受益人的利益，受托人可将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信托财产作为一个财产整体进行投资。”由于财产组合投资比单一财产的投资更为经济和减少风险，因此，即使此种行为违背传统的信托财产分别标示规则，也为法律所允许。而《信托法重述》（第三次）第84条的注释则指出，“信托条款可允许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混合”。“同样地，信托条款可授权以受托人名义控制信托财产而不指出特定的信托，或者甚至根本不表明该财产属于信托财产”。“惯例或信托的特性也认定一项信托财产与另一项信托财产相混合是恰当的”。据此，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应属于任意性规定，可以信托文件甚至惯例加以排除。
在日本旧《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上，受托人分别管理不同信托财产的义务为任意性规定，而分别管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的义务则为强行性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24条第2项规定：“前项不同信托之信托财产间，信托行为订定得不必分别管理者，从其规定。”即明定受托人同时或先后接受两个以上信托时，关于信托财产间的管理，可由信托当事人以信托行为约定排除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但依日本新《信托法》第34条第1项后段关于“但是，信托行为中有特别订定的，则承认之”的规定，该法已将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修改为任意性规定，无论受托人分别管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的义务还是分别管理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义务，均可以信托行为加以排除。
笔者认为，对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能否以信托文件予以排除，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形分别对待：对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而言，应为强行性规定，不得排除适用;对受托人将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而言，应属任意性规定，可以排除适用。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信托制度的特质而论。信托制度的特质在于就信托财产，受托人享有“形式上之所有权”，而受益人享有“实质上之所有权”。然信托财产一旦消失，“实质上之所有权”即为消灭，受益人将不再享有信托法之特别保障。信托财产消失固有可能出于物理原因，但最大可能是受托人出于故意或疏忽未能保持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的分离独立，致无人能辨识何者为信托财产。因此，信托法对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应作最为严格的要求，不允许当事人以信托文件排除适用。而允许当事人约定对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混合运用，如将不同信托的资金进行集合投资，只要在信托账簿上载明每一受益人享有的份额即可，不会影响信托制度的特质。相反，此时有利于实现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显现信托制度的弹性与效率。
其次，从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规范目的角度观之。法律规范强行性与任意性的界定，必须考量规范的目的，即该规范背后所隐藏欲保护的利益性质，加以区分。倘若规范背后仅涉及当事人利益，自可由当事人加以取舍处分，反之，若尚涉及当事人利益以外之公益或第三人利益，则不能由当事人以约定排除规范之适用。如前所述，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具有信托公示的功能，而为此公示之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若允许当事人以信托文件排除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将使与受托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判断何者为信托财产，恐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因此，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应界定为强行性规范。而信托财产相互之间分别管理的义务，不涉及公益或第三人利益，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如当事人另有约定不必为分别管理，应尊重其意思。
再次，从法律政策层面考量。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忠实义务是为达成信托目的的关键所在。由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有管理处分的权限，如不针对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时，自己或第三人与受益人有利益冲突的情形加以规范，将有害于受益人的权益，并违背信托的宗旨。因此，在受托人的义务群中，信托法最强调忠实义务，要求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时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唯一的考量。不过，受托人于信托关系中，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及对信托事务的熟悉均远胜于受益人。故而受托人利用此种不对等的地位，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相混淆的诱因极大，为防免受托人因此违反忠实义务，实有必要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确定为强行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以信托文件排除。而受托人将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相混淆的诱因，远低于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相混淆之诱因，所以对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义 务，在法律政策评价上，宜和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有所不同，可允许当事人以信托文件加以排除。
四、信托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法律效果
依我国《信托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受托人违反将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义务产生的法律效果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和赔偿信托财产的损失。但若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相混合而获得了利益，对此利益应如何处理;受托人违反将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义务的损失赔偿责任，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受托人违反将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法律效果又将如何，该法均未作明确规定，《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亦未规定。
两大法系信托法关于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法律效果规定有所不同。在英国，若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则于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或财产上产生拟制信托;对未经授权的行为造成的信托财产损失以及因其违反义务所致信托财产价值的减少，承担个人责任。依美国《统一信托法》第1001条第（b）款的规定，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时，法院可以“（1）强制受托人履行义务;（2）制止受托人违反信托的行为;（3）强制受托人以赔偿金钱、恢复财产或其他方式予以救济;（4）要求受托人记账;（5）指定一个特别的受托人控制信托财产和管理此信托;（6）命令受托人暂停职务;（7）根据第706条解任受托人;（8）减少或拒绝对受托人补偿;（9）在遵守第1012条情形下，使受托人的行为无效，或强制在信托财产上设立优先权或拟制信托;追及被错误处理的信托财产并恢复此财产或其所得收益;（10）命令为其他适当的救济。”关于上述第（9）项的内容，该条的注释特别指出，“法院撤销受托人的错误行为不得损害根据该法第1012条受保护的善意买受人的利益。”而在日本，根据新《信托法》第40条第1项、第4项规定，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导致信托财产受损失或产生变更时，受托人应负损失填补或回复信托财产原状的责任;该责任除非经证明为分别管理却仍产生损失、变更，否则不得免责。在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24条第3项、第4项对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效果作了规定，即“受托人违反第一项规定获得利益者，委托人或受益人得请求将其利益归于信托财产。如因而致信托财产受损害者，受托人虽无过失，亦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受托人证明纵为分别管理，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在此限”。“前项请求权，自委托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事实发生时起，逾五年者，亦同”。
比较上述立法例可知，两大法系信托法关于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法律效果均规定了受托人负损失赔偿责任。不过，对此责任的归责原则，日本新《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显然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而英美信托法虽未明文规定受托人因过错违反分别管理义务时才承担赔偿责任，但从这些信托法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判断其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例如，英国信托法上，受托人诚实、合理地从事管理信托的行为，属于法院免除受托人个人责任的事由之一。美国《统一信托法》第1010条第（b）款则规定：“受托人对管理信托中的侵权行为，或者违反由信托财产之所有或控制所生的义务，包括违反环境法的义务，仅在其有过错时才承担个人责任。”在我国《信托法》上，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损失赔偿责任采取何种归责原则不明确，学界一般主张对此种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笔者认为，对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损失赔偿责任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过于严苛，将会导致担任受托人之意愿降低，不利于信托事业的发展。而对此责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又会加重受益人的举证责任。鉴于此，我国《信托法》对此责任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妥当。
在英美信托法上，成立拟制信托是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法律效果之一。拟制信托是英美法对于某人自他人收取财产，若由其保有会发生违反公平的结果之情形，为维持衡平起见，引用信托法理所采用的救济方法。即常在一人因欺诈、胁迫或不当行为自他人获得财产以及受托人违反信赖义务取得财产之情形下，法院为保护受害人利益，强制财产取得人成为受害人之受托人，而受害人仍可享受其财产上之利益。据此，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时，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将无法体现，为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在受托人因此而取得的财产及获得的利益上产生拟制信托意味着此财产及利益仍归为信托财产，受益人对其享有受益权。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上采取恢复信托财产原状，将受托人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的态度，也同样达到了保护受益人利益的效果。不过，我国《信托法》第27条第2款仅规定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固有财产时，应恢复信托财产原状，而未明确受托人因此获得的利益归入信托财产，以及受托人违反将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义务，也应产生上述同样的法律后果，对受益人利益的保护确有不周，将来修法时应予以补充。
此外，若受托人未对信托财产为一定标示，依美国《统一信托法》第1001条第（b）款第（1）、（4）项的规定，将产生“强制受托人履行义务”、“要求受托人记账”的法律效果。而依日本新《信托法》第14条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4条关于信托财产公示制度的规定，此时将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我国《信托法》第10条则对此种情形的法律效果作了信托不生效的规定。笔者认为，信托的价值取向在于扩张自由和提升效率，为了使信托能够有效运作，需要信托法为当事人提供较其他法律更大的弹性空间与更为切实的保障。如果当事人之间设立信托关系，对第三人的利益影响无关，于社会公共利益也无不利，从实现信托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出发，似不必强求信托财产公示之生效效力。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我国《信托法》可将受托人违反将信托财产为标示义务的法律效果，确定为委托人或受益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标示义务，若未对信托财产为标示的，不得以该财产为信托财产对抗善意第三人。
五、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供我国将来修改《信托法》时参考：（1）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内涵包括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以及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相分离、将信托财产为标示两方面内容， 而受托人分别管理信托财产的方法，应区分信托财产的不同类型，分别加以规定。（2）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能够实现信托公示的目的，信托法在受托人的此项义务之外，不必另行规定信托公示制度。（3）对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而言，应为强行性规定，不得以信托文件排除适用;对受托人将不同信托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而言，应属任意性规定，可以信托文件排除适用。（4）对受托人违反分别管理义务的损失赔偿责任，确定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受托人违反此项义务时，委托人或受益人应有权请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若受托人因此获得利益的，委托人或受益人有权请求将其归入信托财产。受托人未对信托财产为标示的，委托人或受益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标示义务，但不得以该财产为信托财产对抗善意第三人。
财产公示篇9
长期以来，遏制腐败是古今中外权力监督的普遍难题。人们进行了诸多尝试和探索，如强化制度约束，实行权力分立制衡，鼓励社会公众监督，培育廉洁文化氛围，等等，但往往都难以根绝腐败。由于官员腐败行为常常伴随财富存量的非法增加，通过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并与其收入匹配情况进行比较，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可以达到监督官员和预防腐败的目的。因此，与其他反腐措施相比，财产公开制度也被视为遏制腐败的“封喉一剑”，它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难以落实、权力得不到监督以及自我约束力弱等难题。
本文通过报纸和互联网公开报道，收集了从2009年初至2012年末全国各地官员财产公开的案例，选取标准为政府推动、并已进行了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经过以上原则得到20个样本，分别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重庆黔江区、湖南浏阳市、湖南湘乡市、湖北掇刀区、宁夏银川市、宁夏兴庆区、宁夏盐池县、江西黎川县、宁夏青铜峡市、安徽青阳县、安徽庐江县、江苏北塘区、辽宁古塔区、江苏贾汪区、浙江象山县、江苏泗阳县、江苏淮安市和浙江磐安县。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试点样本与“财产申报”的最大不同，是从“个人申报、组织监督”，转向“个人申报、社会监督”，通过新闻报纸、互联网等形式向社会公布官员财产，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公开层级上，官员级别较低，科级干部成为财产公开主要群体
目前我国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层级不高。从我国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政府层级来看，80%是县级政府，仅有20%是地级市政府，尚未出现省级试点。在20个试点中，地级市试点仅有4个，它们分别是阿勒泰地区、黔江区、银川市和淮安市，其余的16个试点都为县级试点。试点单位的行政层级也直接决定了试点官员的行政级别。由于试点多为县级单位，其人事管辖权限于科级干部，所以科级干部成为财产公开主要群体。在全部试点中，85%（即17个）的试点把科级干部作为公开对象，而进行处级干部财产公开的试点只有6个，分别是阿勒泰地区、黔江区、湘乡市、掇刀区、银川市和淮安市。公开对象中既有处级干部又有科级干部的试点有3个，它们是阿勒泰地区、掇刀区和淮安市。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层级低，证明了这一改革的敏感性和艰巨性，改革只能先易后难，先下后上，先试点观察，再看情形而定。
拟提任干部是试点单位财产公开的主体，80%的试点以拟任干部为公开对象。在20个试点中，有16个试点要求拟任（即初任或新提拔）干部作为财产公开的对象。只有阿勒泰地区、慈溪市、湘乡市、掇刀区、贾汪区和象山县，要求现任领导干部公示财产，其中只有阿勒泰地区要求退休3年以内的干部也要进行财产公示。试点单位将新提拔干部的财产监督，作为严格干部选拔纪律，避免“带病上岗”现象的举措，有助于提高干部选任的公信度。
公开范围上，试点公开规模较小，公开内容集中在领导干部个人
试点公开规模小，60%以上的试点公开人数在100人以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个试点中可查到具体公开人数的试点有19个（泗阳县数据没查到），总共公开了4466名，平均每个试点公开官员235人。此外，在19个试点中公开人数100人以下的试点就有12个，占60%以上。公开人数排在前五名的依次为新疆阿勒泰地区（1109人）、浙江象山县（738人）、浙江慈溪市（700人）、江苏贾汪区（600人）和湖北掇刀区（479人），它们的共同特征之一是，都要求了现任领导干部公开财产。
绝大部分试点地区将公开对象限定在党政部门官员。在党管干部体制下，国有企事业的干部显然不在此列。从实践来看，只有少数地方将公开对象从党政官员向其他部门干部延伸，如慈溪市把国有企业负责人纳入公示对象，湘乡市把市委常委、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等现任县处级干部纳入公示对象，庐江县把公示对象扩展至党政机构、人民团体和所有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淮安市把事业单位领导人纳入公开对象。
从公开范围来看，当前试点地方公开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领导干部个人，不包括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并且多数试点地区仅限于某一对象，或是某一内容。如阿勒泰地区只公开官员个人的各类收入，而不涉及本人及家人的财产状况，因此属于个人收入公开，而非家庭财产公开；湘乡市只公开69名处级干部的住房信息，而不涉及他们的其他财产信息；只有黎川县把公示者的父母的收入和财产情况纳入公示范围。由于公示对象有限、范围狭窄，不能真实体现官员的家庭财产状况，可能导致官员将一些非法所得转移给自己的父母、子女或其他亲属，或者转换财产保存方式，从而规避了上述规定。因此，总体上难以取信于民。
公开方式上，以内部公开为主，网络手段被很多试点摒弃
在公开方式上，尽管试点单位采取了各种公开方式，如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单位公示栏、会议公示、手机短信等，与既有的“财产申报”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主渠道仍然限于单位内部。并且，尽管公开方式多样，但70%的试点采取单一的公开方式。在20个试点地区，有16个试点采用单位公示栏进行公示，高居榜首；有8个试点采取在政府网站上公示；有2个试点采用广播电视进行公示；采用手机短信、会议公示、报纸的试点各1个。
从方便公众监督的角度来看，通过网络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来公示官员财产，要比单位公示栏公示更为有效，但网络手段却正被很多试点所摒弃。2009年有4个试点（阿勒泰地区、浏阳市、湘乡市和掇刀区）以网络作为公开方式，其后三年采用网络来公示的试点总共才4个，即青铜峡市（2010年）、庐江县（2011年）、贾汪区（2011年）、磐安县（2012年），试点公示正从社会公开转为内部公示。
此外，从公开时间来看，过半试点公开时间不超过10天。这一做法可能还是担忧社会围观，而申报的内容未必真能经受得了深度核实。
公开监督上，缺乏对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内容的严格核查
试点单位财产公示内容还比较粗略，明细程度不高。如青铜峡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内容包括“收入主要来源、个人房产、婚姻和生育状况与民主推荐票数”4个方面。但在“收入主要来源”一项，只需写明是经营性收入为主还是工资性收入为主即可，并不需写明具体数字；在“个人房产”方面，只需写明有几处房产即可，无需写明房产的面积等信息；更无需公示干部的工资、存款、房产面积、家庭成员等信息。湖南省湘乡市仅公开领导干部住房的套数、性质、位置、建筑面积、房屋价格、产权人姓名与公示人的关系，也不涉及其他家庭成员及其收入和财产。
此外，试点单位缺乏对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内容的严格核查。虽然每个试点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对申报和公开材料进行审核，但实践中公开内容的真实性主要靠官员自觉程度，缺乏权威核实。阿勒泰地区、浏阳市、慈溪市、青铜峡市等地在官员财产公开后都是“零投诉零异议”，有些地方甚至存在单位领导公开的工资低于下属的现象，这引起民众对官员财产公开真实性、有效性的质疑，而质疑的背后反映的是财产公开审查机制的缺失。
公开时序上，呈现断续和衰减趋势，试点单位存在“昙花现象”
从改革试点开始的时序来看，试点数量、公开人数及公开级别都呈现衰减趋势。首先，新试点数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进行首次公开的改革试点数量分别为6个、5个、6个、3个。
其次，每年公开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根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是我国公开官员财产人数最多的一年，达2489名。2010年只公开了203名，2011年数量回升到1639名，而到2012年却降至135人。
再次，公开财产的官员级别也呈现递减趋势。无论从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单位数量，还是从公开的处级官员人数来看，都呈现出明显的衰退之势。2009年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有4个，即阿勒泰地区（99%的处级干部）、黔江区（57名）、湘乡市（69名）和掇刀区（四大领导班子）。在2010-2011年间，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只有2个，即银川市（63名）和黔江区（68名）。而到了2012年，全年里没有试点单位把处级官员纳入公开对象。
此外，从试点单位来看，也存在断续性特点，形成“昙花现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一半左右的试点在初次进行官员财产公开后还会持续，包括浙江慈溪市（4次）、江西黎川县（3次）、重庆市黔江区（2次以上）、新疆阿勒泰地区（2次）、湖南浏阳市（2次）、宁夏银川市（2次）、宁夏盐池县（2次）、安徽青阳县（2次）、安徽庐江县（2次），另一半的试点地区也就是探索一次就偃旗息鼓。由此可以看出，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并没有呈现逐步扩大、升级趋势，而是呈现衰减趋势。这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试点是一个敏感性较高，牵涉面较广，阻力较大的反腐战略，推进速度缓慢，在民众中饱受诟病。
我国官员财产公开的约束因素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央的决心，而腐败存量、官员阻力、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态，是影响中央对其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因素。
腐败存量因素。腐败存量是指已有腐败行为但尚未被查处的官员数量。无论是从近年来贪官的查处规模、学界推测，还是民众日常感受来看，我国的腐败存量都已不小。较大腐败存量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推行反腐败举措的阻力、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公信力、恶化社会舆论生态、降低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导致贪官完成了对反腐政策的“捆绑”，反腐政策被腐败所挟持。如果强制所有官员公开家庭财产，在使贪腐官员就法的同时，必然也使体制付出合法性受损的代价。
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宣传与官员拥有财产现状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国长期宣传党政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身利益的公仆；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实际上又是由具体的个人所构成，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且已积累不少家庭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如贸然推进，一是会削弱传统意识形态宣传说服力，降低体制的合法性；二是在贫富差距大、仇官情绪重等环境下，一时难以接受的民众可能会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引发社会动荡。
官员群体阻力。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实施意味着官员权力和利益空间的压缩，本质上与官员自身权力扩张和自身利益维护相悖。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官员的担忧和恐惧都会变成对此制度或隐或现的抵制上来。在我国，官员同时扮演决策者和执行者双重角色，如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无疑是最典型的“自我革命”。在官员普遍抵触的情况下，如果强力推行，既可能会遭遇官员选择性执行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又可能会导致政治动荡或大规模财产转移等“副产品”。
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改革建议
其一，继续保持高压反腐态势，通过治标为治本换取时间。首先严格把好晋升关，让有贪腐行为的官员不能得以晋升（最低层次要求）。其次，在一定时间段内通过“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惩治腐败的举措来抑制新的腐败行为和剔除贪腐官员，例如可探索实施“软特赦”以消解腐败存量。“软赦免”，指在必须公开家庭财产的时限前，事实上允许官员以提前退休、个人健康原因等体面的理由而退出公职。退出公职后就不再是官员，当然不必公开家庭财产。退出公职前必须接受严格的离任申报，如有贪腐行为，就将非法收入全部没收，但不追究法律责任、不搞秋后算账。
其二，由高到低，由浅入深，适时提出财产公开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确定整体规划布局、推行主体、责任落实、总体目标任务、阶段性目标、关键步骤、关键时间节点等内容，真正将其纳入高层政治议程和推上制度化的轨道，为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提供规划、引导和支持。可以以新提拔干部为突破口，凡是新提拔领导干部任职前都必须向社会公开家庭财产，不公开者不能任新职。在全国范围内可授权进行试点（建议试点以省为单位），以探索新提拔干部任前公开事项，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
其三，细化财产公开的范围以及惩处规则。规范“领导干部”所包含的职务岗位及其家庭成员范围，明确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都要进行家庭财产申报（包括任前申报、日常申报及离任申报），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要进行家庭财产公开。纪检监察部门要定期对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申报材料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与此同时，民众可以根据一定的合法程序申请查阅。可以考虑在县级及以上各级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换届会上，公开各种政治性职位候选人的家庭财产。
财产公示篇10
官员财产申报；研究评述；立法困境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3）04-0026-04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建立官员（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我国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的一部分。近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表哥”、“房叔”、“房妹”等现象，使得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一步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学术界也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现状以及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经验借鉴等方面。本文对此展开综述，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源与作用研究
（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源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喻为“阳光法案”，是以立法方式设定公职人员的义务，强制其如实申报个人财产、来源及各种投资活动。[1]这项制度最早起源于240多年前的瑞典的家庭财产收入申报制度。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并不断完善，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目前，世界上已有英国、美国、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墨西哥、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作用
学者们对目前世界上以立法的形式实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研究后，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形成了共识。实行国家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被公认为是防止利益冲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2]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着眼点虽然是防范公职人员的权力不正当运行，但意义又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还是增强政治透明、促进政治民主化、公开化的重要标志。[3]而且官员申报制度有力地保障了政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成为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及政府合法性、合理性的重要基础。
二、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现状研究
（一）中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研究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学术界对中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对比研究，重点关注了中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异同点。
相同之处主要有：一是目的相同。腐败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难题，各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均是监控官员的权力运行，抑制腐败。把官员的财产状况置于监督之下，通过掌握官员财产变化监控官员的权力运行，保障官员正确行使权力，预防腐败行为。二是申报主体相同。各国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都根据各国国情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范围不一，有的国家分级别职务限制，有的国家不分级别职务限制，但各国财产申报主体基本都涵盖了各国主要的官员。三是申报内容基本相同。国外财产申报主要包括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礼品馈赠、招待费以及可能影响官员道德操守的各种经济利益等。我国当前的政策文件对干部申报财产的规定与国外有所差别，但基本上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4]
不同之处主要有：一是受理机构的独立性上存在差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都设立了受理机构，受理机构是专设还是挂靠于相关机构，各国情况不同，但为了保证官员财产审核公正有效，大都赋予了受理机构一定的独立性、权威性，在其发现官员可疑财产时可以独立地展开调查工作。而我国的受理机构主要是组织和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依据一定程序对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组织、人事部门没有独立的监督职能，纪检监察机关虽有监督职能，但由于受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限制，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二是查阅范围的大小存在差异。国外官员财产申报之后，一般都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或公示，以接受监督。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采取公开原则，所有申报材料都可供查阅，特别是少数高级官员的申报材料定期刊载于公报上，公众无需申请即可进行查阅，如韩国、格鲁吉亚、法国等；第二种采取保密原则，申报材料由接受申报的机构掌握，不公开也不允许查阅，但特定机构（如检查机关、公职人员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确认申报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如新加坡、泰国等；第三种采取有限公开原则，需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查阅，而对担任要职的公职人员的申报材料在报刊上公开，同时对公开范围和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5]我国官员的申报材料由组织、人事部门保管，不向社会公开，只有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程序可以查阅。与国外相比，我国官员财产申报情况查阅范围非常小。
（二）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的弊端
由于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建立在政策文件之上，有学者认为这些政策文件不仅在程序规定上粗疏，而且在执行保障方面缺乏力度，更没有确立司法追究制，可以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完全流于形式。[6]学者们认为其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申报主体范围窄。我国现有政策规定的申报主体包括党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不包括军事机关的领导干部、县（处）级以下领导干部，范围明显过窄，不能适应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
二是申报内容不全面。只要求申报官员个人财产而未规定申报其家庭全部财产，结果是许多腐败行为根本无法揭露。因此学者认为申报的财产，必须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
三是法律权威性较低。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政策来推行，缺乏专门完善的成文法，刚性不足，不具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实践中摆脱不了形同虚设的走过场尴尬境地。
四是财产申报机构设置不科学。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接受干部财产申报，并报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受理官员财产申报不具有公正性、独立性、权威性，很难承担对申报财产的稽核任务。
五是财产申报时间设置简单化。只是规定了一年两次日常申报，而没有规定初任申报和离任申报。这样就不能全面揭露腐败问题，因为很多腐败问题是在其调任或离退休后被揭露的。
六是申报主体责任过于简单。对申报主体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的责任处罚只是批评教育或一般的党纪政纪处分，力度过轻，承担责任形式过于简单，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
七是相关设施和制度不配套。与申报相配套的公示、监督和问责制度不健全；公民身份信息数据库更新不及时；各相关部门之间及部门内部的信息相互封闭。
（三）我国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存在的障碍
实践证明，如果不对官员财产申报进行公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也就不能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近些年披露的官员贪腐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显示出我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紧迫性。然而，在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却阻碍重重。
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有效实行必然要求官员利益暴露于公众面前，并将不合法利益剥夺，面临罢官失财、锒铛入狱的命运。另外，中国公务员人数庞大，官员财产申报具体操作起来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7]
二是心理障碍。心理障碍主要有藏富心理、保护个人隐私权心理、担心收入减少心理、害怕腐败行为暴露心理、时机不成熟的风险担忧心理。治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心理障碍解决之道有，加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舆论宣传，使官员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关法律，使官员对其树立正确的态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配套制度和技术，减少官员对其风险的担忧。[8]
三是官员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官员很大程度上以保护隐私权为由反对财产申报公示，认为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完全是个人隐私，不应当公开。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这是法学界的共识，认为官员的隐私权必须为社会民主制度建设牺牲一部分，以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否则就不必担任公职。只有在个人财产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情况下才属于隐私权，其权利受到法律保护，而官员财产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共利益需要优先保障，因此隐私权也应受到限制。[9]这也可以叫做公务员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正是这种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为公务员财产申报奠定了合法性基础。[10]同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必须充分考虑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需要，对财产申报制度设定合理的界限：在申报主体范围上，应以职位与公众有密切关联的“公共官员”为限；在财产申报内容上，应以个人与外界公共场合发生广泛的“社会领域”为限；在财产申报公示上，应对财产申报材料的查阅或使用加以限制，防止财产申报资料的不当利用与传播，减轻申报人因个人信息被过度曝光导致的隐私忧虑。实现财产申报制度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才能打消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示的隐私权顾虑，让财产公示变成现实。[11]
四是民众观念偏差与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我国普通民众偏好通过严惩贪官来反腐，忽视预防腐败发生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即使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有民众对其期望过大，认为只要一公开官员财产，就能让所有腐败分子统统现形，进而开展一次严打行动，就能严厉打击惩治所有的腐败官员。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网络参政积极，但总体而言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依然不强，政治冷漠普遍，而且中国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乏执行力，对检举举报人的法律保护不足，公民一旦举报某位贪官，自己也很可能被报复，被劳教。这些都大大影响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实行的效果。[12]
五是相关配套制度和法律不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和法律不健全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技术障碍。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如，美国有《道德改革法》《政府道德法》，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公务员纪律条例》，俄罗斯有《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法国有《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法》等。[13]我国相关配套法律、措施不健全，主要是身份证的管理混乱，金融实名制度不完善，导致财产核查困难。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没有建立起防止资金外逃的制度，我国在国际反腐合作中存在制度和法律的衔接问题等。[14]
三、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申报、公示、监督和问责四个环节，其中申报和公示是最核心的环节。目前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只是发展到申报环节，缺乏后续的公示、监督和问责环节。西方各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践依据证明该制度是一项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我国走向制度反腐的道路之后，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在我国建立更为健全和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当前在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重点是对官员财产申报进行公示。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官员财产申报法》或《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同时建立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配套的组织机构、法律制度、执行制度，这是学界的共识。研究的重点主要有：
（一）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法律依据
学者们研究认为，在我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从《宪法》来讲，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为了进行增强的透明度，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权利成为可能。从《刑法》来讲，我国刑法规定有巨额财产，这一规定确立了国家公务员有说明财产来源的义务，这是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直接法律依据。从《物权法》来讲，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公务员取得合法财产所有权的前提是依法进行财产公示。[15]
（二）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内容的研究
关于申报主体，总体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财产申报主体与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的主体范围保持一致，即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均必须申报财产；二是将申报主体扩展到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在具体限定申报主体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限定范围：其一，将申报主体限定为国家公职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二，根据腐败可能蔓延程度等参数限定行政级别，应当将一些级别虽然不高却占据敏感职位的公务人员纳入申报范围；[16]其三，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申报主体的范围，现阶段可界定为担任实际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3-5年的实践，再逐步扩大其范围。[17]另外，学者们一致认为还必须申报主体的配偶、子女以及父母的财产。
关于申报内容，学界认为必须根据我国案件中所暴露出的官员非法财产对申报财产进行界定，即申报财产不仅包括所有以金钱形式体现出来的收入或财产，还应包括任何无形资产、在企业社团担任的兼职、所亏欠的债务、收受礼品以及对于一切支出的报销所得。
关于申报时间，根据我国官员贪腐案发时间以及国外实际经验，应当确定三个时间段：初任申报、年度日常申报、离职申报。[18]
在受理机构上，学者们提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需要重新整合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在现有的政府部门当中确定受理机构，确立以监察部为主的上下左右延伸的官员财产申报受理机构。[19]第二种观点是另起炉灶，增设一个高级别的专门机关，这样最为简捷。[20]
在违反申报的责任上，学者们认为除了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以外，还必须引入法律处分，主要是刑事处罚，对拒不申报、申报严重不实、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纳入刑事处罚范围。[21]
（三）关于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建议
官员财产公开不能一蹴而就。从西方国家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发展来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推行这一制度从1965年到1989年用了24年。在我国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必须要考虑到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应当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逐步推行官员财产公开，而绝不能采取激烈的手段。学者建议，先选择一部分官员进行公开，然后再扩大到全体官员；公开财产范围从官员个人全部收入逐步到家庭财产；公开方式从所在单位内部或局域网，再到新闻媒体、互联网等。[22]
上下合力，共同推进。针对当前我国一些地方试点官员财产公示主要集中于科级干部试点，有学者指出官员的财产公示不能总是自上而下，而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腐败的风险上，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比科级干部的风险大得多，更加需要推进财产公开。[23]
有条件赦免腐败官员。为消除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阻力因素，国家应有条件赦免腐败官员，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24]这也是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消除阻力因素的一项策略和常用手段。
参考文献：
[1]张兆臣.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现实性分析[J].学海，2002，（6）：80.
[2][5]彭美.中纪委：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将及早列入立法规划[eB/oL]，凤凰网转载自中国江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