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篇1
摘要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货币问题,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我们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深入领会。
关键词货币哲学经济学现象学
一、货币哲学的基本观点
“货币哲学”最初是由西美尔提出来的,他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desGeldes)于1900年出版于柏林。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性的影响会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也让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起来。
西美尔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他同时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去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因此,应该让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米德认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现象的内容。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力图超越对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货币经济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学的关注,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文化哲学和一种关注日常世界的生活形而上学。“《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①。”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认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②。”货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像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之事物相互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令得它们的存在和如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③。”
二、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理解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反比。本文不对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进行展开,仅仅关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角度,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一旦考虑到效用,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效用是什么,通过我们最终的考察发现,效用是与价值相关的。首先,我们考察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f(p,rb-1/rb•drb/dt,re+1/p•dp/dt-1/re•dre/dt,1/p•dp/dt;ω;Y/r;u)④
其中,m是货币需求总量,p是价格水平,rb和re是两种特定的资产利率,即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rb=re+1/pdp/dt表示“货币”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价格变动的百分比。Y可以被解释为包括所有财富形式的收益,包括由最终的财富所有者所直接持有的货币与实物资本商品。ω被解释为来自于非人力财富的总收入与来自于人力财富的收入之间的比率。(1/p)•(dp/dt)被解释为价格变动的某种平均预期率。Y/r被解释为一个总财富的估计值。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其次,弗里德曼眼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货币是一切经济波动的根源,并用这个观点阐述有关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研究货币必然要从研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开始⑤。”而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同价格一样,是由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社会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数量和所能供给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便确定下来。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货币本身是什么,如果它只是一种资产的话,那么资产又是什么,这样不断追问下去,必然要遭遇到货币的本体问题。
三、从现象学角度看货币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看法,其中都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它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及货币现象?韦森教授认为,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去思考对货币的定义,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⑥。西美尔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去讨论货币及货币的本质,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货币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特质,货币的形而上学特质是超越货币的任何一种特殊用途,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⑦。弗里德曼却从经济学本身去考察货币问题,并且他将货币问题归结为一个财富持有形式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⑧。通过对这两位思想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到对货币的理解: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性质、货币的功能;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否它们在“共通―中―存在”呢⑨?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问题的提出也就是:价值是什么?我们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角度对价值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达到对货币问题的明察。
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相应的货币理论。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如西美尔,则认为价值自身“并不出自于现实性”⑩,“使它得以进入价值圈子里的正是它整个的已被确定的存在”,由此西美尔也从价值与货币的关系并开始了对货币问题的展开。但是,货币的最基本问题是个价值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价值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货币。不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其实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正如特纳所言:“货币是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值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价值问题的明察,从而较好地理解货币。怎样从现象学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明察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价值不是“关系”,不是附加给像“相同”、“相似”、“不同”这些关系上的关系,“价值可以构成一个关系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关系”。价值是对事物的原初体验,但这是对事物价值本身的体验,而不是对关系的体验。价值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不是经验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交换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为了某种便利,产生了货币,但是,交换的本质却在于,两个事物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同样确定的价值,对于交换者来说,这个价值是“被给予的”,通过交换同时被给予交换者的是价值本身,价值本身才是事物价值的基础,因而也是货币的基础。第二,价值是一种质性,它不能表示为一种关系。既然价值是一种质性,它就必须原初地是在对某物的感受中变成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是更本原的,它具有被给予性。货币的价值产生并不是由于货币质料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成为了在两个事物之间交换的量度,这种度量功能之所以成立,在于价值本身的被给予性。所以,像贝壳、布匹、石头之所以具有货币的功能,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通过这些载体有更本原的载体――价值在起作用。第三,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质料的质性,它们具有一个在“高”和“低”方面的特定秩序。货币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货币这个载体把握到价值质性。
四、结论
所以,对货币本身的思考,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通过我们的思考发现,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上的问题,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一种深入领会。
注释:
①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3.
②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5.
③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64.
④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⑥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1.
⑦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15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5.
⑩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4.
马克斯•舍勒.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三联出版社.2004:293.
参考文献:
[1]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2]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2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 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 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 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 the present 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 the past 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 the new century,the 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 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 brief and 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3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含义;理论;世界意义
一、东亚共同体的含义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文莱的“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研究报告,名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陈岩(1999)就指出了东亚应团结起来,实现和平、繁荣的再崛起。再早则有1990年,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一个东亚的经济论坛。
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含义,首先从区域来看,东亚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盟组成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是处于一个相邻的地理位置的东亚上,其次从经济内容来看,东亚共同体第一步要求商品、服务、资本、熟练劳力在这个区域范围的自由流动,第二步要求在这个区域实行共同货币。要使得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近乎单一的大市场和大的经济体。它是一项制度安排,是东亚长久和平和繁荣的保障之一。现在对东亚共同体有一种包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观点,我们认为近期对此不考虑为宜,因为一方面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与apeC冲突。
二、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包括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和过程理论。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现在主要是其经济决定理论,可以分为贸易、直接投资和共同货币理论(陈岩,2001)。
东亚共同体货币理论可以先考虑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理论,他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蒙代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蒙代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和凯南(1969)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最优货币区分析。佛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Rose,1998)提出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假定。但肯恩(Kenen,2000)认为其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凯恩斯模型中尽管两国产出变化的相关性的确随贸易关联的集中而增加,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对称冲击的减少。此外,拜由密和意晨格林(Bayoumi,eichengreen,1997)提出了最优货币区指数,并对欧洲国家的最优货币指数进行了说明。
我们在这里提出东亚共同货币的交易成本理论。这里所提出的共同货币或货币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主要是将共同货币看作是一种交易成本节约的共同货币安排。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阿罗(1969)把交易成本定义为运行经济系统的成本,巴泽尔(1974)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成本。爱格斯顿(1990)观察到在通常的术语中,交易成本就是那些发生在个体之间交换经济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并且执行这些排他性权利过程中的成本。菲吕伯顿和瑞切特(1997)认为交易成本包括那些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资源的成本。当考虑到存在着的财产和契约权利时,交易费用包括界定和测量资源和索取权的成本,并且还要加上使用和执行这些权利的费用。当应用到现存财产权的转移以及契约权利在个人(或法律实体)之间的建立和转移时,交易费用还包括信息、谈判和执行费用。我们这里要进一步探索东亚货币一体化的交易成本理论。
鉴于交易的广泛性以及东亚货币联盟金融货币交易的交易本性。我们认为交易成本理论适用于分析东亚货币联盟的分析。东亚货币联盟内的金融货币交易金融交易是东亚人与人之间金融货币资产权利的交换关系。东亚金融货币资产是对东亚企业、居民或政府单位的收入或财富的索取权,通常以纸币、凭证、收据或其他法律文件表示,不同东亚金融货币工具的交易形成不同类型的东亚金融货币市场,形成不同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可以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纵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可参照康芒斯对一般交易活动的分类方法,分为:买卖的交易,体现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如金融货币产品的买卖交易集合;管理的交易,表现为长期契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配额的交易,表现为法律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有3种方式: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分别从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配额的交易或从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来考虑。广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整个金融货币制度运行的费用。关于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可以看作是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费用、信息费用、实施监督费用等的和。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的费用是使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得以有效进行的必要的成本,东亚金融资产的交易都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信息费用的产生,源于东亚市场的不确定性,受交易环境所制约,同时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所产生的信息搜寻也是信息费用形成的原因。实施监督费用是在东亚金融交易双方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防止对方投机取巧不履行合同,就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监督。如果我们着眼于东亚货币联盟,由于它是不同国家结成的东亚货币联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东亚不同国家的货币变成了统一的货币,这样东亚货币之间兑换的费用就可以减少,但是由于这也对应着银行货币兑换费用的减少,因此,从银行兑换货币的层面来看,这里总体交易费用在交易量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变化,但是从现有的实证来看,统一货币会增加相邻区域东亚国家的交易,这样就银行兑换货币层面而言,总体的东亚交易费用也会出现减少,当然,这里如果考虑东亚交易成本节约的分配效应,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广义意义上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的节约,从总体上还在于东亚单一中央银行、单一货币、同一货币联盟金融货币制度对多个分散的东亚国家相应中央银行、货币、金融货币制度的替代,而产生的统一市场的交
易费用的节约,会使得影响东亚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交易费用减少。
三、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可以初步考虑包括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我们可以考虑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动态博弈等理论。本文主要提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或共同货币的制度变迁理论初步地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东亚共同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其主要特性在于它是一种跨越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的一种货币联盟货币决定的货币制度。第二,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各自单独的货币到这些东亚国家采用共同货币,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变迁与转型。第三,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可以表现为决定东亚货币联盟经济绩效的一个变量,而东亚货币联盟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等变量的函数。第四,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可以节约货币联盟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五,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要求严格界定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一种货币制度安排。我们将此研究称作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分析。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是东亚共同货币联盟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共同货币使用的权利,它实际上界定了东亚经济共同体成员是否采用共同货币,是否放弃原来的成员本身所使用的货币,它决定人们如何通过共同货币受损或如何受益。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权的产权结构是为了克服东亚货币联盟内部各成员之间在货币协作过程中的偷懒、搭便车和掠夺性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产权结构表现为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界定是应用东亚共同货币的市场交易的前提。第六,对于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制度变迁,可以考虑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主要行动主体、辅助(跟随)行动主体、制度装置、制度变迁的方式等。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东亚共同货币的规则;支配行动主体选择、货币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东亚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构成,这要通过一份成文文件、法律规定等来形成。共同货币的制度安排,是支配货币联盟共同货币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一般而言是正规的,也包含一些非正规的要素,它应该是比较长期的,但并不排除短期的可能;这种货币安排可以使得货币联盟成员获得在此安排外能获得的一些福利,可以提供一种与其他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主体竞争的一种不同的可以增强市场势力的方式;这种安排可能包括东亚中单个人倡导或推进,一些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东亚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单个或多个东亚政府或区域组织自愿的或强制的倡导或推进。主要行动主体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和领导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东亚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主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主要行动主体的东亚成员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东亚行为主体启动了东亚安排创新的进程。东亚辅助(跟随)行动主体,也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是要辅助或跟随主要东亚行动主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的。制度装置是东亚行动主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东亚行动主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东亚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因东亚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东亚个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政府倡导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是有所区别的;参加制度变迁的东亚主体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被强制的,是合作的,还是冲突、竞争的;变迁的方式也可以从变迁的过程来看,是渐进,还是突变,还是渐进与突变结合的。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变迁往往对应的是东亚货币制度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要求获得一些在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福利,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这种共同货币制度安排会被创新的可能性将增强。
四、理论的世界意义
应用上述东亚共同体理论分析,它们对于东亚共同体政策含义首先在于东亚共同体应该作为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目标。根据东盟2020年共同体的目标与东亚目前“10+3”的机制,我们将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时间初步确定为“2020+3”年,并且此时间可以根据东盟的时间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其次在于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可以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来分层、综合推动。最后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要做比较系统地把握,做好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是美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将重塑亚洲和世界,使得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岩.东亚再崛起[m].人民出版社,1999.
2、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1.
3、陈岩.国家金融战略[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4
关键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货币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83-02
一、货币星云学说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
货币星云学说是世界货币体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学说的创立者蒙代尔教授受天文学上日心说形成过程的启发：认为货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演化过程，首先各种货币产生于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随着各地区经济交往的深化和广化，以及各种货币之间的竞争，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就会形成货币中心，该地区的货币就成为核心货币，其它货币则变成货币，像各行星围绕在太阳周围一样，货币也围绕在核心货币周围。这个理论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有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大约生成了1.7万余种货币，而现在只剩下几百种，且少数货币具有霸权地位。美元就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元又是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很多国家要想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就必须储备美元，美元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历史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通过国际合约的形式将美元确定为世界货币的核心。虽然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欧元的出现，动摇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很多国家选择了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施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如果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东亚国家，美元仍是核心货币，为了规避世界贸易中的风险和增加出口，仍然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货币锚。因此有学者就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①可见货币星云学说揭示了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逻辑，在发展的任何时期国际货币总有核心和之分。同时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数据验证
从两个方面可验证美元的核心地位，首先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是形成核心货币的基础。根据mcKinsey(2008)的研究，美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为21%；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价值为5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30%。②其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起到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4/5以上的外汇交易、60%以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虽然欧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成立时的17.9%增加到2008年的26.5%，同时美元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就逐步下降，但相对于欧元的26.5%、英镑的4.1%和日元的3.3%来讲，2008年美元仍占有64%的比重。③综上所述，美元有着其它货币不能取代的地位，美元绝对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
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人民币作为货币的数据验证
根据上文分析，当前的货币国家有着以下特点：出口是这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了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和刺激出口，这些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大幅度低估本币价值。由于长期稳定的汇率和贸易顺差，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较高的外汇储备。
中国具有和大多数货币国家相同的特点，首先，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2000―2010年的10年中，除2001年、2009年和2010年受外部影响导致贸易顺差减少以外，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43.5%，2008年贸易顺差为436107百万美元。其次，与美元长期稳定的汇率。虽然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中，但是从2000―2010年的升值幅度不大，从2000年的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到2010年的6.67元人民币。最后，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从2000―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0.8%，2010年达到28473亿美元。以上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是货币国家。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面临的问题
1.丧失铸币收益。所谓铸币收益是铸币行业除去铸造成本后的正常所得。④铸币收益自古就有，在古代人们将黄金送到铸币处，铸币匠将黄金扣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形成铸币收益。虽然铸造成的金币含金量下降，但是不影响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把这套规则应用到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当前，则可发现铸币行业具有超额垄断收益。铸币匠不再需要别人送来黄金，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创造纸币，每一张纸币直接形成铸币收益。现实中的铸造匠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时收益归国家所有。在世界贸易中，美元是结算货币，美国作为核心货币国家会享受铸币收益，货币国家中国对美国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也为其获得铸币收益创造条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公平，中国在为是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铸币收益。
2.通货膨胀风险。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可以向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人民币要保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其运行机制如下：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假如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市场利率降低，市场利率下降进一步造成美元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人民币资产回报率相对上升，投资者就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外汇市场上抛美元、要人民币，导致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国政府会在外汇市场上抛人民币、收美元，其结果就是人民币的供给增加，中国出现了通胀压力，美国通过刺激政策向中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调控有四大目标：控制失业、稳定通货膨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美国给中国带来的通货膨胀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在这个货币体系中受到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与布雷东森林体系不同，当前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是自愿行为，而这种自愿行为会面临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更大风险，因为在布雷顿森理体系下，美国还会顾忌自己的承诺，维持1盎司黄金对35美元。但是当美国对世界没有这种承诺时，可以更加自由的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国输出的通货膨胀。
3.外汇储备风险。上文提到货币国家会储备大量核心货币，当前中国就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中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最常见方法是将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但这会存在很大风险。
本文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科技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持，而美国则利用美元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外流；一方面又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顺差国家将美元投资于美国，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无论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还是出于对美元储备风险管理的需要，都会不断地将储备的美元回流到美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美国的“准银行”。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脱离，导致这之间存在很大风险。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美国的资产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本文不同意阴谋论的说法，因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与美国整体的资产相比很小，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最严重，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来源于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而中国之所以陷入两难困境就是因为现行的储备体系。
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建成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为核心的多元化储备体系。而当前学术界提出的建立超货币和亚元制度都不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1.超货币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能性。斯蒂格利茨和周小川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创建超货币的思想。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国家为获得必要的国际储备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核心货币国家不希望出现等量的经常项目逆差，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就会减少。因此，现行储备货币制度对世界经济存在紧缩作用。创设全球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方法之一是大量增加SDR的发放，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就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国际储备积累的需求。⑤周小川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会造成核心货币国家与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只有建立超货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建立超货币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无法协调当前国家间的利益：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支持SDR常年的增发，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充分的国际清偿力，他们不必要持有特别提款权。反而增发会导致国际通货膨胀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其次，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增发SDR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和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国不会任其损害自己的利益。⑥最后，超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有市场，即人们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超货币进行交易，而转换交易货币对买卖双方而言都存在着转换成本。
2.亚元制度的建立和现实的不可能性。国内有学者提出以东盟和中国为基础建立亚元制度。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欧元区建立的启发，但是东盟和中国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首先，建立最优货币区要求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只有这样新的货币才能很快地被成员接受，体现出增加货币有用性带来的好处，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东盟和中国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其次，建立最优货币区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一定程度上限制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各国对这种问题十分敏感，这给建立亚元制度造成了政治阻碍。综上所述，成功建立亚元制度的可能性很小。
3.逐步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优选择。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和区域性统一的货币都具有不可能性，所以只能从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出发，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人民币转变成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列的国际储备货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需要逐步展开，包括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开放资本账户等等。要实现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各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协调配合。本文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优选择的观点下，忽略了对这些长远问题的探讨，把视角转向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即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下面从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推进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的问题以及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四个方面论述。（1）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有资料显示：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日本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北美也有几百亿的人民币。这个资料说明，中国政府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民币流通到了国外，并且被外国人储藏了起来，不论这种储藏的动因是由于人民币预期升值造成的，还是由于外国人认为人民币就是硬通货，结论都是一致的：人民币在海外的数量越多，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就越具有可能性。（2）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首先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企业和外国的出口企业，对于我国的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有利于优化汇率风险管理、节约向银行结汇时的汇兑成本，同时对于采用外币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汇率风险的企业，以人民币结算可以节省外币衍生品交易费用。对于外国的出口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虽然丧失了节省汇兑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是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投资于人民币，这会给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带来收益。其次，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和外国的进口企业，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的防范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就会有利于企业创造稳定的收益，促进我国企业的出口。对于外国的进口企业来说，由于这些进口企业所在国货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有多种金融工具可供企业选择，因此这些进口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汇率风险管理或外汇套期保值。同时外国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和中国出口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出口价格上获得折扣。总之，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3）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不需在银行结汇，外汇储备不必增加；另一方面，原先以美元结算的非美国经济单位的出口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明显降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例。（4）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美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结算范围的相对缩小，必然要触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会受到来自美国的阻碍，所以更需要中国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体系，中国作为货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核心货币国家的损害，中国要想消除这种损害，必须在国际经济中提高自己货币的地位，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而当前的第一步改革应是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当前中国具有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条件，而且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但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有利于世界的选择，建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对繁荣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着积极地作用。综上所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最优选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J].金融发展评论，2010（3）
②朱小梅.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4）
③袁志刚，邵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力量来自何处[J].世界经济研究,2010（5）
④曹和平.20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21世纪世界货币体系和亚元建立设想[J].北京大学学报，2003（7）
⑤施建淮.现实的选择：力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J].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9（5）
⑥黄范章.G20集团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金融研究，2010（2）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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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篇6
关键词:亚洲货币合作文献综述发展现状
本文受“中央财经大学2009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过剩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项目编号:2009004)
■一、导言
发端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亚洲地区也难逃此劫。由于亚洲各国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实体面的下滑似乎在所难免;但如果深层次地考虑货币层面,问题也许更严重。亚洲区具备同美元区、欧元区相近的贸易规模,但货币一体化程度很低。这样一方面使亚洲区承担了美元或其他货币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失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加快。由于对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在对待亚洲发展中国家危机救助措施的不满,亚洲各国随后就开展了各种危机救助合作。时至今日合作已初具规模,但距离货币一体化或者亚元的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亚洲货币合作涉及的内容很多,学界一般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余永定等(2002),李晓等(2002)研究后指出,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政策协调会降低国家之间政策的外部性;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能更好的化解危机;汇率的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也是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
目前实际的合作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目前的主要成果如“清迈协定”及后来的多边化、外汇储备池都是作为一种流动性危机的救援机制。虽然在实践中也提出过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但并不成熟。而学界的研究热点是亚洲货币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即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本文试图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找出其发展脉络和理论依据。首先对亚洲货币合作目前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然后从理论上对其未来的前景进行分析;最后对其阶段性战略的实施进行展望。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被提出后,合作逐步深入。体现在参与的国家逐步增多:由东亚内部、东盟内部的合作转向东盟10+3之间的合作;合作规模逐渐增大:最新的建议提出的储备池规模为1200亿美元;合作框架日益合理:体现在清迈协议之外加强政策协调保障、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并讨论如何引入亚洲货币。
(一)亚洲货币合作的提出与初步发展
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由日本首先提出,其萌芽源于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亚洲国家对国际组织如imF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不满,于是日本于1997年9月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但这并不能阻挡亚洲进行货币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发展主要包括:新宫泽喜一构想(newmiyazawainitiative);东亚货币基金(eamF);东盟10+3监督进程;亚洲借款安排(aaB);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余永定等,2002)。这些措施侧重发展危机救助机制。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清迈协议(Cmi)
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这在学界得到了认同。余永定等(2002)认为,清迈协议把亚洲货币合作从构想转变为现实。Henning(2009)认为,清迈协议具有重要意义,是后续政策措施的基础,下一步东亚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官员将讨论如何将“清迈协议”转变成共同区域基金,类似于原来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
(三)清迈协议后的新进展
首先,在流动性救助方面,Henning(2009)回顾到,清迈协议后的主要进展包括:2006起探讨的货币互换多边化途径(Cmim);2007年建立的作为货币互换多边化形式的外汇储备池(reservepool)。今年2月,东盟与中日韩特别财长会议通过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储备池规模由800亿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计划一个独立的地区经济监督机构,以监督基金和地区经济运行。5月,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池将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中日韩三国的出资额分别为32%、32%和16%。另外20%由东盟10国承担。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emeap)推出了两期的亚洲债券基金(aBF),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再次,在汇率合作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的设想。可见,流动性救助措施已日渐成熟,但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亟待加强。
■三、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尽管在实践中亚洲货币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理论上对固定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的讨论已经比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建立一种固定汇率区。余永定等(2002)在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时提出了加强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他认为,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固定汇率区内钉住货币的选择上,实证检验上结果表明目前的钉住货币仍以美元为主,但多数学者认为钉住货币应由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
(一)东亚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联动机制
东亚各国在事实上是钉住美元或准钉住美元的,即“东亚美元制”(theeastasianDollarStandard)(mcKinnon,1998、2000)。对于“东亚美元制”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浮动恐惧论”(Calvo&Reinhart,2000)和“原罪假设”(eichengreen&Hausmann,1999)。Calvo和Reinhart(2000)指出,东亚国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offloating)。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运用“原罪假设”(originalsin)指出,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本国是不愿意使本币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对东亚国家和经济实体来说成本较低。陈虹(2000)认为东亚采用篮子货币制度,既能避开浮动汇率制对国内经济稳定造成的压力,又可以稳定区内贸易的发展。
(二)亚洲各国货币钉住方式的计量检验
计量检验的结果印证了亚洲各国事实上钉住美元的结论。mcKinnon和Schnabl(2004)采用Frankel和weiShang-Jin(1994)提出的计量方法检验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汇率波动性以及估计货币篮子的组成,得出结论:在新的千年,美元在亚洲国际货币篮子中仍然保持其支配性权重。ogawaeiji和taiyoYoshimi(2007)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在韩元、新加坡元、印度尼西亚卢比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比危机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与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相比,这些货币依然与美元有密切的联系。周继忠(2009)对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了定量检验,发现美元在人民币参考货币篮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运用移动窗口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人民币参照货币篮子的稳定性存在下降的趋势,美元权重缓慢下降,人民币相对货币篮子整体持续升值。
(三)汇率联动机制中钉住货币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钉住美元对于亚洲各国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而应该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Kwan(2000)认为,亚洲国家钉住美元制有着内在缺陷,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并提高日元在篮中的比重有利于克服这些缺陷。河合正弘(1999)指出,东亚钉住美元汇率制是金融危机的触发器,稳定汇率目标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减少美元比重,加大日元比重的货币篮子。伊藤隆敏等(1999)在1998年对钉住货币篮中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算出篮中各货币的最优权数。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看法,余永定(Yu,2001)认为东亚要建立起汇率合作机制,就必须选择某个货币作为驻锚,使用美元作为地区共同钉住的货币存在矛盾,因此东亚应就日元的作用达成协议。
(四)采用单一货币区方法
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成功启动引起世人普遍关注。mundell(1961)提出的最适度通货区是理论基础,他指出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随后的研究,如mcKinnon(1963)和Kenen(1969)都采用mundell提供的分析框架。多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随之不断得到修正和扩展,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如DeGrauwe(1997)、Dupasquier和Jacob(1997);以及参加货币联盟国家需要有哪些经济特征,如ishiyama(1975)和tavlas(1993)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如Frankel和Rose(1996)、eichengreen(1992)、Krugman(1993)和Kalemli-ozcan等(2003、2004)。对于亚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潜力,高海红(2007)通过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G-ppp)模型分析到,亚洲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潜力远超现实。范小云和邵新建(2009)认为,港元和人民币具备最优货币区的一些特征,双方应进行更为高级的货币合作。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的关系
人民币近期开展了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并与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又积极参与到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设中。对这个问题,高海红(2009)分析到,现阶段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分别签署双边救助互换协议,这可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而清迈协议多边机制是人民币区域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如何以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选择。
■四、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可行措施
亚洲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如同欧元的诞生一样,“亚元”的产生也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欧元诞生的过程中,“德洛尔报告”和《马约》等所制定的步骤保证了欧元的顺利产生,亚洲货币合作的顺利发展也应该考虑分阶段实施相关战略。
(一)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
对于正在进行的亚洲金融合作,很多分析者主要从政策协调和解救危机的机构方面讨论遇到的困难。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Lewis(1999)等分析了合作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各国间缺乏相互信任;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距;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Henning(2009)指出,多边化货币互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仍需讨论,如:多边化互换的实质、基金的规模、会员国的选择、会员国的出资额、双边互换是否退出、共同基金是否与imF相联系等等。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措施
1、政策协调机制和清迈协议短期可大力发展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政策协调需加强。吴晓灵(2007)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亚洲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和整合,提高合作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及区外金融组织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清迈协议”是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基础,短期内仍应大力发展,争取早日把“清迈协议”发展为“亚洲货币基金”。
2、亚洲债券市场要逐步发展
高海红(2008a,2008b)通过对亚洲金融体系的分析,指出当前的亚洲金融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由于路径依赖,美元在东亚持续占据支配地位,这将延长在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储备中从依赖美元转向使用本地区货币的进程。因而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可以改进投资基础设施为扩大本地区货币的使用创造基本需求,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
3、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与亚洲单一货币构想是长远目标
李晓和丁一兵(2008)认为,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制度化的汇率合作机制应对缓行。作为对汇率合作机制的准备工作,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汇率政策协调、加强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将多边化Cmi机制建设为多国合作的金融投资基金。
■五、总结
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协商,亚洲各国可以增进贸易一体化程度、深化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经济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也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深入,还有助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当亚洲货币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限制一定的国家,可能有碍人民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货币。所以,密切关注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对国家的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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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篇7
从历史的具体中抽取无时间性的社会静态的分析方法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特征，在西美尔视域中的货币绝对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在目的论序列中，货币的手段特权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使货币从一种相对性的手段变成一种心理上绝对的目的，导致货币幻象的产生，使内在世界的固有价值被剥离并消融于货币的量中。尽管西美尔对货币进行大量的哲学修饰，但是却始终无法认清货币的真正角色是阶级压迫的迷惑性工具，因而无法成为解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关键词：西美尔；货币；目的序列；货币幻象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15705
德国哲学家西美尔于1900年出版了代表作《货币哲学》，成为理论界研究社会交换关系的经典作品。面世百年之后，国内学术界再次掀起研究该文本的新高潮。在既有成果中，有的涉及西美尔货币哲学的思想来源[1]，有的直接比较西美尔与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异同[2-3]，又或者用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反思当下社会现实的经济异化状态[4]，等等。但是鲜有人注意到，西美尔对货币哲学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学构建过程，而这对于理解原本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货币究竟如何能够影响人的心理，进而在现今社会中扮演真正的“社会调节者”这一话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将分别从货币的本质、货币对人的心理操控机制和货币造成的人的心理扭曲三个角度，对《货币哲学》进行深入解读，并分析该理论的根源性缺陷。
一、货币：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
所谓货币是“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是指货币能够衡量人类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动机和行为特征。当我们正式探讨这一概念之前首先需要注意，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现象中的货币，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货币。他在前言里直言这部论著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来阐述货币对个人内在的生命力、个体的命运以及个体之外整个文化发展的态势，进而揭示人的在体性的命运。所以，外在的、社会性的问题并非是西美尔货币哲学密切关注的落脚点，究其研究的宗旨应当是由外而内进入人的精神世界，聚焦精神内在性的问题，即作为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的货币转变成一种绝对的终极目的，这对人类的自我理解究竟有着什么意义[5]（编者导言第8页）。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交换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劳动（一定的社会关系）―价值（类关系）―货币（物化关系）―资本（生产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形态的历史演变，并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的本质，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辨证统一，所以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推进到什么程度，他的价值理论就会进展到什么程度”[6]10。在此，马克思也正是运用对货币的历史性分析把对货币的工具主义批判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历史层面的高度予以解读，实现了话语批判语境的历史性变迁，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解剖，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历史性语境，彻底地撕破了粘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那种永恒存在的虚假的面纱，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建构。这也是货币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所独具的意义。
但这种历史性分析对西美尔来说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种对货币“是在哪些前提条件下――它们被置于精神状态、社会关系、实在与价值的逻辑构造之中――获得意义及其实际地位”所做的探讨，是对货币源起的探讨，这种论题属于历史问题的范畴，而西美尔对此类问题却毫无兴趣。那么，西美尔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阐述货币对人生命的内在性影响；那又以何种方式来把握这种阐释呢？西美尔认为只能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把货币放到哲学的普遍性的高度，将其完全纳入人类的生命活动中。由此，西美尔认为马克思对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的关注恰恰是不够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也永远无法达及普遍性高度。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美尔将马克思称为“蹩脚的哲学家”。因此，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一种拒斥，他对货币所做的探讨决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追问，而只能是一种社会静态的非历史的无时间性的探求。这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特征。立足于此，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最终滑向文化批判的深渊，而非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批判自然就不言自明了。
正是由于上述方法论的症结，所以，西美尔视域中的货币决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种非历史的定在。在此，货币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它本身的范围，而成为一种世界关系的符号象征：“货币是存在惟一名状的统一体的象征，世界就从这个统一体中流溢出来。”[7]407在这里，世界被高屋建瓴地看成是一个庞杂的市场，每一事物的意义只有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才可能被理解，而惟有货币这样的经济现象才在其整体中展现出世界的表象，因为货币就是这个世界的尺度，其他事物只有与货币发生关联才有存在的意义。“货币就像中央车站一样，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它们都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7]310货币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公式，将事物间相互联系，并反映在人类面前。
那么，为什么货币能够成为世界图景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呢？西美尔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西美尔看来，交互作用不仅是世界的本质，它更是“支配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原则”，任何事物的意义只有在交互作用中才可以理解。“一切实质、绝对永恒的东西如今都历史性崩溃了，变成万物的流变、历史的无常和心理的现实中，在我看来，要不沦为无休无止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惟有以因素之间的活生生的交互作用来取代所有实质的固定价值――说到底，实质、绝对、永恒的东西的融解，其实就是交互作用”[5]227，这就是经济生活的本质。只有这种纯粹的交互关系投射于一种特殊的对象之中时，这时的世界图景才变得更加明了。而货币作为一种最纯粹的最具体化的形式，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类一切交换关系的自主表现。这是货币能够充当世界图景之象征物的可能性原因。第二，因为货币的本性与世界的动态特征具有一种巧妙暗合性，这是其充当世界图景象征物的现实性原因。货币体现了一种动态的世界状态。在货币的的运动过程当中，它的意义就在于被当做货币被花掉。可以说，一个不能被花掉的货币完全没有体现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因此，货币承担了一种运动的载体，连接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同时，货币也兼具不受空间因素干扰的独特能力，因为它是一种纯粹的行动。对它来说在哪一点的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处在不断流动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地摆脱和获得，因而内在地展现了世界的动态特征。
总之，在西美尔的视域中，货币绝对不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而是一种非历史的定在，它客观地构建成一种象征行为与历史世界相互连接，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状态。“社会生活越是受金钱经济关系的支配，世界存在的相对主义特征在有自觉意识的生活中就越是起作用，越是明确；因为货币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体现经济对象的相对性的一种构形物”[7]420。解读于此，所有的语境都已明了，西美尔这些言说除了与其非历史的方法论有关以外，起到更深层影响的是其表面文本背后的相对主义世界观，其对货币本质的界定，只是西美尔作为一位相对主义者所作的理论告白。
二、目的论序列：手段对目的的僭越
货币是一种隐藏在人的主体性背后的心理力量，在其只是作为手段而出现的时候，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当这种潜在力量被激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时，货币也就实现了其质性的变革：由手段一跃成为人们生活的目的。这就是心理学的本质特权，即“把相对的东西从心理上变成绝对的东西”[7]408。货币手段对目的的僭越，是西美尔货币哲学分析的底基，缺少这一点，其他的一切分析都将会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所以，西美尔重点分析了货币质性变革的过程。通过解读发现，西美尔对这一变革过程的分析采用了心理学的逻辑，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目的论序列的分析中。
西美尔首先从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开始其讨论，即“所有经济贸易都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我需要某人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如果我提供给他某种他正需要的东西，他就会愿意把此物转让给我。”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这一模式在现实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我需要甲所拥有的事物，但是甲却对我提供的事物不感兴趣，结果双方交易无法实现，因此，西美尔说：“在我们获取目标的过程中，在目的链中引入一个中介环节是极为重要的。”那么这个中介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它必须是一种纯粹的手段，而且要具有无限的可交换性。货币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最合适的工具，“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它完全由目的序列所决定，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其他序列的影响；其二，它又被限制为与特定目的相关的一种纯粹手段和工具，从而没有它自己的目的，而作为目的序列的中介一视同仁地发挥着功能”[7]140。它是一种最纯粹的抽象的工具，是脱离任何事物的特性，打破定在时间和既定空间的一种纯粹的符号形式。货币的这种特征赋予其神奇的创造力，使它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兑现成任意一种物质价值，也就是说，它拥有能够将观念当中的东西转化成为感性的现实存在的超能力。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8]144―145。正是由于货币的特权使它从一切价值中凸显出来，成为所有价值的代表。换言之，所有的抽象的价值都能够与货币发生联系并反过来必须通过货币来进行和完成承载着价值的物质的交换。这就意味着“我想要实现一个更为遥远的目的，我的活动和所拥有的东西也必须采取货币价值的形式。在上述范畴中，货币是一种制度或习俗，通过它个人可以把它集中起来以便取得他不能直接取得的目标”[7]140。结果，货币成为了“各种目的的交汇之点”，成为人和价值进入社会的唯一凭证，并以此作用于人们的的心理，导致人们心理认识和心理依附重心的便移。这时，货币的魔术开始上演了：人们逐渐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于实现目标的货币手段上，并采用一种心理的方式把相对性的货币变成了绝对性的货币，永恒的存在着，使人们深陷于货币心理的迷宫之中，并由此遗忘了生活的最终目标。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货币作为工具的纯粹的潜在性被提炼为一种一般的力量和意义的概念，对货币的拥有者来说，这种概念就像真实力量与意义一样地发挥着作用”，由此实现了货币手段特性到目的特性的意象转移，把实在层面上的手段货币变成了心理层面的目的货币。西美尔认为，货币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它的意义完全在作为手段时才得到体现，而一旦进入物质运动过程当中它的价值就转化为一种”绝对的心理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在作为手段的层面上，货币是以一种绝对价值在发挥效力，在这个过程中目的自身被抽象成为货币自身的内在能力。西美尔言简意赅地说：“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其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其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7]161―162货币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了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成了世界的世俗之神。
在西美尔看来，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向“绝对的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入发展必然的逻辑产物。但是，货币的这种僭越带来的后果却是现代生活的全面性颠覆，致使生活的内在价值被逐步外在化。此时的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人类自身的完善，而是外在物――货币――量的积累。曾经作为手段的货币已经变成人们竞相追逐的目的，控制、歪曲人的内心世界。在人们日益增长的丰富的物质背后掩盖的是内在心灵的焦虑、烦躁和空虚，人类生活的意义和终极关怀将不复存在。此时，人们便会发现，金钱只是作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当目的实现后，它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
三、货币幻象：量对世界固有价值的剥离
货币这种特权对人性的侵蚀，使其在人们的心理中彰显出过溢的权力，迷惑了人们的判断力，使人无法真正把货币的量值符号同真实世界的量值区别开来，并开始用观念意象中的货币符号来指认真实世界的固有价值，从而实现对世界内在价值的剥离。这是货币的魔力所产生的一种虚假的幻象，但它却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行为。“只要它们仍然站立在我们面前而未被获取，那整个货币特质的类属就时刻吸引着我们，以致我们会经常在一种幻觉下劳作着，这种幻觉就是：最小数量的货币也一直会使我们感到满足，因为它所代表的是我们所欲获取的对象和概念……因为货币只是我们惟一关心的重要的且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货币的这种特质或无特性最先在其全部的心理纯粹性中表现出来，但这必须在货币已经被获得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只有在货币被转化为积极价值的时候，量成为惟一决定货币意义的要素，这一点才变得明朗，即货币的手段也就是它的力量……货币的质惟独由其量而定”[7]188―189。这种幻觉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灵魂深处，致使人类的精神世界从一种“观念形态”走向了“幻象形态”。它从世界观这一根本层面控制着我们，对数量价值的要求胜于对品质价值的要求，从而量化了生活与生命的方方面面。因此，用观念中的货币来剥离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这是货币幻象的最根本的本质。
第一，货币对事物质性价值的颠覆。特性就是事物的质，它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标准。而货币最独特的特征就是无特性，这本身就意味着对特定质的一种否定。货币与事物价值的通约性就是这种否定的完成：把事物的内在质性转化为无特性的货币量。这一否定形式在货币幻象的作用下达到了极点：货币成了所有价值的代表，而其他所有价值都被消融于货币量的运动中。货币成了事物价值万能的价代表，它消抹和平衡了事物间的差异性，只是将它们以价格的形式在我们的观念中再生产出来。这样看似中立、无差别的立场使得货币成了“平衡者”和“调节者”。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事物本身的特性被扭曲了：“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浮，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大小的不同。”[9]265―266质的规定性完全被简化为量的规定性并被消融于其中。所以，此时人对物的质的需要会屈从于形式的货币的量的需求，在观念当中把对物的积累变成了纯粹作为符号的货币的积累，“纯粹货币占有是事物占有的一种特殊的浓缩、抽象和预示”[7]252，货币成了人的唯一的需要。所以西美尔从横向历史的角度认为，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与这样一种现象相关，即“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5]8。
第二，货币对人本质的颠倒。“人的经验存在之中的一切细节、相对性、特别力量和表达方式都足以立身为人，他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人的价值不可能以任何量的标准来衡量，不可能仅仅凭借另一种价值或增或减就可以得到补偿”[7]282。在西美尔看来，人的价值具有至高无上性，它与货币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货币的幻象却打破了这种不可通约性，“不仅使货币成为人的尺度，而且使人成为货币的尺度”，结果人的价值在货币面前被连根拔起，被集结于货币的量中。货币成了个人的人格和本质力量的化身，“货币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和本质力量”[8]143。这就意味着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像其他事物一样可以转换为货币。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具体货币的感性形式才能体现个人取得社会的权利和价值，真实地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直接导致货币的存在和价值凌驾于人的存在和价值之上。“生活中存在着不胜枚举的不公正和悲剧，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在货币被提供给各种个人价值之际，而个人价值不可能由货币来平衡或者等价于货币”[7]325。
货币对目的的僭越，使现代人不再满足于事物的自然魅力，反而屈从于对各种各样感官的刺激追求，他们无暇思考自己的灵魂拥有什么，自己的生命感觉如何，而是以外在性的物质符号认识自己和他人。这才是西美尔意义上的异化：“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空洞和无谓。”现代人的困境正是在于，似乎一切唾手可得，但在追求理想时不断地失去意义与内容，物质上富有却又倍感灵魂和生命的稀薄，人的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当作自己灵魂无可质疑的财富[5]（编者导言13―14）。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哀，也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终的落脚点。
四、结语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现象学延伸和主体性深化。他从货币的实际角色，即作为一种世界相对性特征的象征物出发，挖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在货币交换过程中表现出的动机，并分析货币对人的异化作用，以此更加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物异性的思想。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西美尔完成了他对货币进行全方位哲学性审视的初衷。但是，这部书果真如西美尔所说，能够“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吗？[7]前言p3本文对此持质疑态度。西美尔虽然对货币作为载体之下的人类主体活动进行了异常精密的构建，但是，他始终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货币角色的真正定义：它只是资本家用以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劳动的带有迷惑性的工具性票据而已[10]655。虽然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不断使用马克思的各种经济话语，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家”，但是，一旦脱离了阶级分析，他口中的货币哲学便无法成为透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理论武器，而他所使用的哲学方法也只能成为覆盖在其货币理论上的一层迷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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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篇8
关键词: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东亚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88-0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深刻反思,决定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区域资金救助机制,以避免危机发生时的措不及防。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亚洲国家感到了进行货币合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学术界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最优货币区”基本理论
最优货币理论是在关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该理论研究了一组国家可以组成货币区,并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应当具备的条件。这一学说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首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后又经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人不断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目前,该理论已成为国际货币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
1.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他将要素的流动性作为一个最优货币区域的重要属性。他认为最优货币区域是根据内部的要素流动和外部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来定义的,当要素在该区域内自由流动时,那么对实际波动的调整不会在成员中引起巨大的、破坏性的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蒙代尔认为需求转移是引起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最优货币区域的讨论始于研究各国如何最好地对需求转移作出调整。蒙代尔认为组成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是要素的流动性,即那些彼此间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一个货币区。各成员货币间实行固定汇率或采用共同货币,对区外的其它货币实行浮动汇率。
2.继蒙代尔对最优货币区标准问题的研究之后,英格拉姆、麦金农、凯南、哈伯特和弗莱明等经济学家也参与到“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当中来,完善了对“最优货币区”所需充分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
(1)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蒙代尔(1961)和英格拉姆(1962)认为,如果一个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就能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从赤字国向盈余国的转移,促进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外均衡。因此,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
(2)经济高度开放。麦金农(1963)认为,较高的内部经济开放度是组成货币区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汇率稍有变化,就会引起国内物价的剧烈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产生严重影响,但对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却相对较小。
(3)经济多元化。凯南(1969)认为,经济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才是货币区的理想参与者。因为,经济多元化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可以降低商品受外部市场冲击的风险,并能以商品为纽带,在区域内编织相互依赖的国际经贸网,结成经济共同体。这样,一方面能承受实行固定汇率后损害本国经济稳定性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最优货币区”提高货币效率。
(4)通货膨胀偏好相似。弗莱明(1969)认为,物价稳定是“最优货币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相似的通货膨胀率是实行共同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如果通货膨胀率差距过大,则高通胀国家要求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低通胀国家可能希望维持不变,而通货紧缩国家可能要求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从而无法实现政策的一致性,也就很难维持货币区稳定。
(5)政策一体化。基于对宏观层面趋同条件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英格拉姆,1969;凯南,1969;哈勃勒,1970)先后提出了构成最优货币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即各成员必须对其货币、财政及其他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
(6)金融一体化。英格拉姆(1973)在其后期的研究中指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最佳标准。因为在金融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利率的任何微小波动都会导致资本的跨国充分流动,而货币区可以避免利率波动对汇率的冲击。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
1.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东亚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发达,各国之间有较强的依存度。东亚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投资往来十分发达,其相互依存关系也十分紧密,并且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的复苏,东亚新兴工业区逐渐成为区域内国家的最大投资者。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表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亚洲经济在逐渐走向自立,这给亚洲货币合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东亚经济体的开放性很高。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共同货币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越大。我们采用传统的指标即本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比率越大,建立货币联盟的可行性越强。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对外开放度是比较高的,均值都在100%以上,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由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属于开放型经济,对汇率的波动十分敏感,对汇率市场的高度依赖需要汇率的稳定,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货币合作来稳定汇率。对比欧元区货币合作前各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度,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经济开放度基本接近欧元区,这说明东亚地区与欧元区一样,符合建立货币联盟的某些特征。
3.区域内部贸易关系紧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额越大,区域的经济整合度就越高,区域内的货币合作收益也就越大。区域内贸易关系的紧密有利于形成货币合作区,它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
2004年东亚主要经济体区域内贸易额占区内GDp的比重均比较高,可见东亚各经济体的区内经济整合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内投资比例已占到其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4.东亚地区具有劳动力优势,工资价格弹性大。东亚国家在向工业化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东亚各国没有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由于东亚地区工资具有充分的弹性,于是货币工资的提高、降低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经济恢复均衡,从而使汇率的调节作用不再重要。这样一个区域组成货币联盟,其放弃汇率的成本不大。相比之下,欧盟各个成员国由于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较高,使得其工资刚性较强,失业率再高,也不会使名义工资下降,对于调节国内经济失衡有着较大的阻碍作用,这就是欧盟成员国失业率问题一直不能得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5.经济增长同步性。2000-2007年,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显现出很高的同步性。中国与亚洲国家中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同步性不是很强,这是因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经济总量较大,产业结构也较完善,并且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所以中国的经济一直能够高速、稳定、持续地增长。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这些欧洲货币合作初始国家,在1993-2000年期间的同步性情况,我们发现除了爱尔兰经济增长一直高于其他国家外,这些货币合作国家的经济增长周期呈现很强同步性。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东亚国家的同步性虽然不及欧盟强,但也达到了比较强的程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6.东亚各地区通货膨胀指标具有相似性。各国通货膨胀的差异不仅会通过影响汇率而影响国际收支基本账户的失衡,还会通过影响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的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的失衡。如果货币区内各国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就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带来的风险。
2003-2007年东亚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通过对东亚地区一些国家最近几年通胀率计算得出东亚地区各国通胀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各国近年来的通胀均值都不是很高,标准差也相差不大。进一步,我们也可以求出总的通胀率均值为3.3398,平均标准差为1.478259,而关世雄(2003)计算得出1982年一1999年,欧洲12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为5.4,标准差为3.5。通过比较,东亚通胀率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值都要比欧洲低,可以说,存在着与欧盟一样具有最佳货币区的某些特征。
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通常货币区内成员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高,说明大多数成员的经济发展目标更趋于一致,那么货币联盟实施的成本就会减少,共同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更明显,从而更好地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参加国之间相关系数低,甚至为负的话,那么组建货币联盟后,实施同一经济政策后必将会对相应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各成员国经济发展。
在统计学上,相关系数在0.3-0.5之间是低度相关,在0.5-0.8之间是显著相关,在0.8以上是高度相关。表6反应的是2000-2007年东亚国家的相关性,所列的国家中,基本都为正相关,除去相关性为负的3组关系,显著相关和高度相关比例占到54.55%;与表7欧盟国家经济增长相关性相比,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显著和高度相关所占比例为50%。东亚国家还略高一点。说明东亚国家在相关性方面,东亚国家与欧盟一样具有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不利因素
1.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平衡性。东亚地区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是地区大国,其经济总量占据主导地位,被看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而其他国家从经济总量上与之有相当大的差距。从人均GDp看,除日本是发达国家外,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欧盟国家相比,亚洲各国人均GDp不仅居于不同层次而且各层次相差较大。比如2007年日本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15.96倍。亚洲各国发展状况的悬殊差异会使经济目标和政策不一致,从而阻碍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2.区域内经济结构的类似。在“10+3”区域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区域内国别经济之间竞争性强、互补性弱,这必然会导致在国际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并且共同具有对区域外国际市场依赖性的特点.该问题很难协调和处理,极容易产生矛盾,这必将会成为今后一体化进程的绊脚石之一。
从表1可以看出,从三大区域组织的内部贸易比率上看,东盟比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都要低得多,基本上只有这两个组织的1/2或者更少。这从一个方面反应了东盟成员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经济结构相类似,出口贸易竞争性高于互补性。
3.政治制度方面的阻碍。东亚各国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战争、文化传统、领土纠纷等等,各国国家民族意思很浓,意识较强。日本由于拒不承认战争犯罪和清算历史问题及领土纠纷,尽管是区内第一经济实体,但几乎和区内所有国家都矛盾重重。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异性增大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信任的难度,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增加了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
4.难以选定货币一体化的初始国家。目前亚洲缺少强势货币,没有一种货币能承担起核心的责任。由于货币一体化对于大国而言是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有利条件,各大国都想把握主导权,同时又相互排挤对方的影响力。对于小国而言,则是慎重面对,避免沦为大国的经济附属国。因此,目前主要表现在各主要大国积极制定和扩张自由贸易区,小国则结成同盟谨慎面对。同时,随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脱欧入亚”,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的行动,也为初始国家的选定增加了变数。
四、结论
东亚货币合作在经济开放度、通胀相似性、经济增长相关性等方面基本达标,具有最优货币区的某些特征。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困难是暂时的,也是可以克服的。随着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各项基本条件的成熟,东亚货币合作的构想终有实现的一天。而中国作为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积极参加和促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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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篇9
【关键字】欧元泰勒规则最优货币政策新凯恩斯模型发展及对策
【abstract】thisarticlefromaneurostartedateurosectorfinancesystemvicissitudeandtheeurosectortaylorruleutilizationtotheeuropeancentralbankpolicy-makingformulation,throughdetailedthoroughlyanalyzesthetaylorrule(tocontainatthebeginningofeuropeanunionintheeurosectorapplication-unificationmonetarypolicydecision-makingthemonetarypolicybackground,theutilization"thetaylorprinciple"analyzes1970-2006beginningoftheyeareuropecentralbankthemonetarypolicydecision-makingtendency,pointedoutmovestowardsthenegotiablesecuritiesalongwiththefinancialsystem,theinternationalization,theformulationandthecurrentpoliticalsituationadaptthemonetarypolicyisinevitable.thenapplytheorytoreality,conductsthekeyresearchinmacroscopicandthemicroscopictwostratificationplanes,andusesthenewestmeasurementeconomicaltechnology,appliedthenewkeynesmodeltoreviseaftertotheprocessthetaylorruletocarryonbasedontheeurosectordatarealdiagnosisresearch,thoughttheeurosectorfinancesystemtheunificationandtheconstitutivepropertytransformedwiththeeurosectortaylorruleimplementationhascreatedthemacroscopicfinancialcondition,andfromonmicroscopiccarriedontheprooftothemostsuperiormonetarypolicy.studiestheinspirationwhichthetaylorruleandthemostsuperiormonetarypolicybringsis,theeuropemonetary policychangehasitsrule,andreceivesthemacroscopicfinancialconditiontherestrictionalsoneedsthemicroscopicfinancialstrategythesupport.finally,woodenwentakezuithesuperiormonetarypolicyrealdiagnosisasafoundationunifiesourcountrysocialismcharacteristicmarketeconomyunderthefinancialglobalizationbackgroundintheactualsituationtodiscussourcountrymonetarypolicythedevelopmentandthecountermeasure.
【keywords】euro；taylorrule；mostsuperiormonetarypolicy；newkeynesmodel；developmentandcountermeasure
第一章绪论
1.1论文研究背景
2002年1月1日零时，随着布鲁塞尔皇宫设置的欧元倒计时钟钟声的敲响，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欧元区12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芬兰、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和希腊缔结的空前的货币联盟正式开始运作，标志着欧洲甚至全世界己不可逆转地跨入欧元时代。在资本主义发源地、发达国家聚集的欧洲，各主权国家让渡货币发行权而发行统一的区域货币，并建立区域性货币的超国家统一管理机构—欧洲中央银行，这是人类货币金融史上的首次勇敢尝试，必将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作为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欧元从诞生几年来的运行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欧洲中央银行调控欧元的能力大大增强；欧元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欧元区经济整体运行良好，虽然欧元诞生后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并不稳定，但欧元所以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不应为人们所忽视。
1.2论文研究内容
欧元的诞生，使欧盟国家货币单一化取代原来欧洲复杂多样的货币制度，这是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欧元极大的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成为能与美元分庭抗争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欧元诞生的最初，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先是一路走低，又持续升高，使得人们对欧元的稳定性不禁又产生了疑问，欧元日益成为大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总体而言，前人对于欧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货币同盟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对于欧元的稳定性的分析。而本文则是本着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深入思考，探讨泰勒规则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对据此分析得出的最有货币理论进行实证。
1.3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研究了欧元启动后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变迁及欧元区泰勒规则的运用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通过详细深入的剖析泰勒规则在欧元区的应用,提出“随着金融体系走向证券化，国际化，制定与时局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这一观点。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a阐述了最优货币政策，以及在通货膨胀中的前瞻性。
b运用欧元区泰勒规则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进行了分析，使用平滑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理论与实例的分析，建立具体模型。
c论述了泰勒规则对提高利率的作用及实现过程。
d给出了本实验的部分关键性技术：
（1）建模方法
（2）实证分析法
e本论文主要研究工作：
(1)建立了泰勒规则具体模型，归纳国内外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及经验。
(2)使用实例分析法对最优货币政策开展实例采集与分析，对泰勒规则在利率波动方面进行讨论；
(3)介绍前瞻性泰勒规则的理论原理和通货膨胀分析；
(4)对利用实例分析结果进行图文说明，进行展示；
(5)对利率平滑进行实证分析。
（6）加入货币政策改良方面的新理念，描述泰勒规则的溶入和引用，展示货币政策中的创新思路
本文对欧洲及我国货币政策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1.4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四章。其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实验研究的背景，包括泰勒规则运用的发展。说明本文研究内容的技术支持和时代背景，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对欧元区泰勒规则进行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析，进行图文展示并具体说明在提高利率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对货币政策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通过前瞻性分析，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总结。
货币一体化论文篇10
摘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有关于货币理论的教学内容。文章认为，可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讲授货币理论内容，使学生了解不同的经济学家如何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经济现象，解释现实经济问题。通过分析比较，促使学生认真思考，发展学生的鉴别评判能力。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比较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货币理论的教学内容。货币理论是经济学当中最富有争议的领域之一。从货币的本质与作用到货币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等，这些内容都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说明了货币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而且阐明了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下货币作为资本职能被虚拟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货币数量理论重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深入研究货币数量作用于物价水平、国民产出之间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货币理论的差异？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货币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使学生对货币理论的相关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政治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
（一）货币的产生与演化
对于货币的形成和诞生过程，马克思始终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展开。商品的内部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表现为两种商品的外部对立。作为商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而且价值是商品最本质的特性，但是它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使用价值，它表现不出自己的价值，这就构成了矛盾。商品的价值形态只有通过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才能得到表现。由此，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
价值形式演变历史，就是货币产生的历史。货币本质上就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是从商品界逐渐独立出来的。马克思揭示货币产生历史过程背后的逻辑，又通过逻辑关系的分析再现历史过程。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它们共同体现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所谓“一般等价物”，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前者是表现商品的价值，后者是实现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可以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可以买到一切商品，它就成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具备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货币在发展中逐渐脱离贵金属转化为信用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使得货币脱离开金银成为一种可能。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在人们手中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所以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货币足不足值，而是利用这个货币能否买到其他商品。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可以用贱金属代替贵金属，甚至用没有价值的纸币代替有价值的贵金属作为流通手段。交换当中不需要真正的足值货币，于是就产生了纸币。
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也是信用货币产生的基础。货币的支付手段使得人们只要保证这个票据支付的可靠性，这时候用票据代替货币流通也是可以的。因此，在支付手段的基础上产生了信用货币。
（二）货币资本与资本主义信用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货币还执行资本的职能，也就是说作为价值增值的手段执行的职能。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货币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互分离，货币可以购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这个时候它才转化为资本。任何一种资本最初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总是以一笔货币的形态出现，所以称为货币资本。由于资本和利润之间有一种稳定的联系，即等量资本要带来等量利润，而资本的第一形态是货币，这样就使得货币获得了一种新的用途，即为它的所有者带来额外收益的用途。因此，货币就具有了借贷资本的职能。
货币的借贷资本职能是现代银行业及各种金融业的发展基础。在借贷资本运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信用活动和信用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货币和证券等信用工具的交易使资本有了二重存在形式。一重是以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形式存在于职能资本家手中，另一重是以所有权资本或信用工具的形式存在于借贷资本家手中。有价证券也能为持有者带来收益，所以这也是资本，是虚拟资本。由于在经济当中存在信用工具，存在虚拟资本，就产生了围绕虚拟资本运动的活动，即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没有价值基础的经济活动，它们可以在没有实体经济相应增长的条件下，仅靠虚拟资本价格的上涨而得到扩张。如果虚拟经济的价格普遍被高估，就会出现泡沫经济。
（三）货币流通规律与通货膨胀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流通是保证和促进商品流通的必要条件。因此，为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在流通中要有一定的货币量。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是交换的媒介，所以货币量首先取决于商品的价格总额。另外，在一段时间内货币要完成多个商品的交换，所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等于商品的价格总额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如果用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用Q表示商品数量，p×Q就是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用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则流通当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可以写为：G=（p×Q）/V。
当货币由金银变成纸币时，货币创造起来很容易，纸币的发行量有可能超过流通当中所需要的真正的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纸币贬值使同样商品的价值表现为更多的纸币数量，出现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产生通货膨胀。
在资本主义证券市场发展的条件下，纸币不仅充当流通手段媒介商品流通，而且用于进行证券买卖。因此，需要对货币流通公式做出调整，用m代表所发行的货币（纸币及其他形式）数量，Q■表示金融资产的数量，p■表示金融资产的价格，用V■表示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流通速度，用V■表示金融资产的货币流通速度，则扩展的货币数量公式可以写为：m=（p×Q）/V+（p■×Q■）/V2。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虚拟经济的膨胀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公式中，等号右边第一项属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膨胀起来不容易；第二项属于虚拟经济，这部分膨胀起来非常容易。如果虚拟经济部分发生膨胀，货币当局就需要增发货币满足社会上交易有价证券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给随着虚拟经济的膨胀而增加，当这个泡沫破灭时，这些货币仍留在流通当中，这时货币量就超过了商品交易当中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因此，泡沫经济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
（一）早期货币数量理论
20世纪30年代之前，货币数量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理论。早期的货币数量论用来解释经济体系中名义变量的决定。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数量论形式，第一种形式与欧文·费雪有关，第二种形式马歇尔和庇古的剑桥方程式。
费雪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把货币视为交易的媒介，从而探讨为完成一定的交易量，需要多少货币支撑。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可以表述为一个交易方程式py=mV，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y为一国的实际国民收入，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其中V是由公众的支付习惯、使用信用范围、交通和通讯的方便程度等制度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变化不大，所以V不变。Y是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的国民产出，短期内它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V和y可以视为常数。这样的话，均衡的物价水平就取决于货币数量。
与费雪强调货币交易媒介作用不同，剑桥学派把货币视为人们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认为货币不但具有随时购买商品的能力，而且可以存储起来延期使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剑桥方程式”：m■=Kpy。其中，m■表示持有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K为经济行为人希望以现金余额和存款形式持有的货币占国民收入（py）的比例，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y是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国民产出。为了解释一般物价水平的决定，还需要引入货币供给。假定货币供给m■是由货币管理当局决定的，那么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m■=m■，将货币需求方程代入均衡条件得到m■=Kpy。由于K和y是不变的，因此m■决定p。这样的话，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
（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在《通论》中首先批评了古典经济理论的充分就业假说。古典理论认为市场的调节机制能使国民经济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这种看法成立与否主要取决于古典利率理论是否成立。在古典利率理论下，货币利率取决于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可贷资金的供给也即储蓄，可贷资金的需求也即投资，只要利率恰当，储蓄就必然全部转化为投资。
与古典利率理论不同，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分离的，两者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利率也不具备调整两者至均衡的能力。一方面，一国的投资量不完全取决于利率，而主要依赖于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只有当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大于利息率时，人们投资才是明智的选择。另外，不确定性、风险、期望和投资者信心都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一国的储蓄量取决于国民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如果边际储蓄倾向递增，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当中用于储蓄的那部分将会递增。因此，一国的储蓄量与投资量并不必然相等。
在批评了古典利率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引入了非充分就业假设。他认为，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古典的货币数量论需要做出修正，即一般物价水平p应为常数，而国民收入y会变动。也就是说货币数量的增加对p没有任何影响，而就业量从而国民收入y会和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有效需求做出相同比例的增长。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此后，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这时“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
凯恩斯模型中更复杂之处在于货币数量的变化和有效需求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一方面，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满足人们交易需求的活动现金余额md1，另一部分是满足人们预防与投机需求的非活动现金余额md2。md1与国民收入y成正比，md2与利率成反比。在这里，凯恩斯首次将利率作为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加入到货币需求函数当中。另一方面，货币的供给是由货币管理当局决定的。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给的调整，能够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
（三）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弗里德曼继承了马歇尔、凯恩斯等人的观点，把货币视为人们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弗里德曼把货币需求当做财富所有者的资产选择行为加以考虑。他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可以用一个多元函数表示货币需求函数：md/p=f（yp，w，rm，rb，re，dp/pdt，u）。其中md/p表示实际货币需求；yp表示实际持久性收入，用来代表财富；w表示非人力财富与持久性收入的比例；rm表示预期的货币名义收益率，rb表示预期的债券名义收益率，re表示预期的股票名义收益率，dp/pdt表示预期的价格收益率，u表示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表明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因为利率的变动往往是和货币的预期收益率同方向变化的。由于影响货币需求的是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相对预期收益的高低，因此当货币的预期收益率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同向变动时，货币需求将相对保持不变。事实上，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往往是同向变动的，所以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只是持久性收入，即md/p=f（yp）。这就意味着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进而影响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的主要是货币供给。
三、比较与评价
政治经济学对货币本质、产生原因及货币价值尺度职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马克思之前，人们只是承认货币存在，但并没有说明货币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认为货币的产生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化。货币产生以后，商品的内在矛盾获得了一种外在表现，一边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边是价值独立化的表现形式——货币。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向纸币这种价值符号发展的趋势，自货币符号化以后，它的社会属性便更加明显，货币的虚拟化是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经济学货币数量理论为讨论货币数量问题提供了方法借鉴与思想启示，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评价提供了可靠依据。凯恩斯批判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从而否定了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凯恩斯认为货币通过利率对经济发生了实质性影响，这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打下了理论基础。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继承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但同时也受到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影响。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则吸纳了动态因素和制度因素，使得理论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课堂中适当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及其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提出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准确度，并认识到它的一些原理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的解释力，还可以促使学生认真思考，发展鉴别评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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