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土地市场；国家民事主体；物权
thethinkingoflandmarketconstructingsystemofcountries’mainbodyofcivial
abstract:accordingtothelaw,StateDepartmentdeputethecountryandexecutethepropertyofland,butStateDepartmentcannotfulfilthedeputationbehaviourpractically,andcannotre-commissiontheresponsibilitytoanotherpart,sothemainbodyofownershipexecutionisabsent.Landadministrationauthorityself-regulateitselfasabargainorofthelandownership.theresultisnotonlythedislocationofthemainbody,butalsoprovidealegalbasisforthecompetitionbetweengovernmentswhichisengenderedbylocalgovernmentcoercingthemainbodyofcivialviamainbodyofpublicright.pursuitofpoliticalachievementsoftheregionalcompetitionisthepowerofmonopolisingtheconstructionlandforsupplyingthemarket.enteringbarrierswhichisengenderedbythelocalgovernmentisthereasonofthedualstructuremarketsystemofthe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land.themainpointofunifyingurbanandrurallandconstructionlandistheindependenceandequalityofthemainbodyofcivialinthecountry.
Keyword:landmarket;countries’mainbodyofcivial;property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制度。设置这一制度的关键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地位平等，国家土地所有权者与集体土地所有权者在市场交易时都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否则不可能统一。因此，必须理性思考如何从制度上让国家民事主体独立。
一、现行国有土地出让制度中的民事主体缺位
国家具有双重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国家普遍地属于政治主体，对外是主体，对内是行政强制主体；还是全国人民共同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凡是全民所有就是国家所有。认可这个事实，便于清晰地划定国家双重职能的界限，防止主体行事时交叉利用其身份。但是，现行国家所有权制度中的国家所有权主体相当模糊，尤其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和利用方面，更是所有权主体被政治主体所淹没。
《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该规定明确了国务院不享有所有权而是代表行使所有权。一般情况下，根据主体代表行使民事物权的内容，可以推定代表行使的主体属于民事主体。但是，国务院主要是国家的行政决策机关，如果要认定为民事主体，则不能依靠简单推定，还必须有明确规定国家民事主体独立的法律依据。可是，从土地所有权享有主体过度到代表行使主体，并没有明确两者的民事主体身份。
而且，国务院本身又是虚拟的人格和抽象的代表，这就决定了国务院不具有实际地履行代表权内容的行为能力，无法以自身的行为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必须转委托于其他组织。于是，《土地管理法》第5条继续规定：“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寄希望于国务院的土地职能部门最终落实国务院所代表的内容。事实上，法律关于土地行政部门监管职能的规定恰好阻隔了代表内容的延续。首先，部门的监管职能不是来自于代表者的授权。国务院的代表内容和国务院所属部门的管理、监督职能，出自于同一立法主体的同时规定。这意味着所属部门的监管权不是国务院的再委托，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也没有关于对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委托的规定。其次，监管部门行使的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法律对行政部门授权的内容是负责“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对土地的管理和监督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职能，“政府监管的思想是针对市场不总是平稳运行的现实，纠正市场的不公平”。[1]其特点是强制性和隶属性，不存在权利行使的平等性。最后，法律从整体上强调了部门主体的行政性。《土地管理法》强调了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那么，明确的行政主体不可能附带或兼具平等的民事性质，也无法推断出民事主体身份。这样看来，法律对土地行政部门的授权根本不存在民事性质，国务院代表的所有权内容仍然处于断层，则具体行使所有权的民事主体缺位。
无奈之下，让法定的行政监管部门错位行使所有权内容。2002年，承担监管职能的国土资源部颁发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该规定第2条明确：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国有土地出让人；第20条明确：出让人与中标人、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具有合同效力。从这些规定来看，出让国有土地的“招拍挂”方式以及出让合同的形式，都属于民事的范围，是市场交易的一般内容。问题是出让人，即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始终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而是法定的行政监管机关。行政监管机关作为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明显是公权力机关在市场上出让土地使用权。由行政主体为出让人的“招拍挂”方式，根本没有填补国有土地行使主体的缺位，倒是行政主体使用民事方式造成了主体错位。民事主体缺位而让公权力机关错位，导致国有土地出让时显得别扭和不伦不类。
二、民事主体缺位是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进入障碍
由负责行政监管的行政主体“提着”国有土地到市场上出让，因行政机关对市场需求信息和价格信号反映迟滞，不可能根据变化的市场状况和价格导向决定资源的配置。国有土地产权残缺，除了国土资源资产流失和浪费以外，还是相应职权者腐败的重要源头。一些腐败大要案件，发自国有土地的出让，虽然出让时采用“招拍挂”方式，但由于被行政主体掌握民事方式而很容易异化，异化了的“招拍挂”成为一种游戏而已。待出让的客体不归属于出让人，则主体缺乏所有权最大化的激励，出让人以流转为终极目标，而不是通过流转追求价值最大化为偏好。
问题更在于，国有土地的产权残缺是地方政府谋求政绩工程的机会。法律和规章规定政府所属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出让人的资格分配土地，则地方政府自然有了命令所属部门行使土地交易权的法律依据，似乎强制性出让土地具有“依法行政”的外壳；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虽然在微观运作上不需要关注理性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但在宏观的整体区域范围内，地方政府又是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积极投身于市场中追逐利益，出现了以地方区域为竞争主体的政府间竞争。[2]微观上失去了经济人理性而在宏观上又是经济人个体的反市场行为，是因为在强制的权力和流转的权利之间缺乏对两者的界定而产生的自由放任现象。这一现实为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公权力“挟持”民事私权利来谋取经济增长指标的政绩提供了契机。出让土地留给地方的土地出让金，比冒烟企业的收入丰厚，又是城市建设的最好支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代价，“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观点，其中地方政府间竞争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的观点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3]地方政府为本地区的利益和政绩不但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还在于现行法律机制下利用政府权力的非市场手段挤占私人利益，因而与民争利。
地方政府在“合法”的前提下，以监督和管理的公权力身份行使土地所有权出让人权利的过程，形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结果，不知不觉地阻碍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对于市场，竞争本身是一种天然的制约和平衡的制度，而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维持市场竞争的核心和基础。市场主体应当平等地在市场中进行谈判、交易和执行契约。土地市场中的主体有国家、地方政府、集体组织、承包经营户、工商企业和个人等多种类型，其中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时属特殊主体，比普通主体有更多的特权，甚至是强权。特权主体能顺利地在相关产品市场或相关地域市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处于控制市场供应的支配地位。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垄断地方土地出让的一级市场，几乎排斥了其他人的交易权利，制约了市场交易主体的形成。[4]政府既处于土地垄断状态，又实施土地垄断行为，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由国家征用为国有建设用地，城市商业用地只能从国有土地出让的唯一途径中获取。政府垄断了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全部客体，必然成为土地市场的进入壁垒。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市场二元结构形成，就是因为潜在竞争者在市场外排队的机会都没有。地方政府间竞争加速了政府垄断，地方政府的垄断推进了区域内政府间竞争，两者循环递进，最终成为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主要障碍。
三、让国有民事主体独立是排除市场进入障碍的突破口
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进入障碍彰显市场失灵，这种失灵导致监管者自身垄断而造成政府失灵。双向失灵发生在合法便很不合理的法律“保护”下，因此，不能依靠《反垄断法》来治理：因为市场失灵是地方政府为了区域利益的非市场竞争而出现的，很难用自身力量反对自己；因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存在且相互演进，很难由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因为《反垄断法》只规定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没有直接将“行政机关垄断”列入调整范围。这就决定了《反垄断法》没有也不可能排除土地市场的进入壁垒，只能依靠深入的改革。通过改革，将国家财产所有权民事主体身份从行政职权中剥离出来，公权力监管机关与民事归属主体各就其位，让所有权国家成为独立于主体的民事主体。国有民事主体独立后，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国务院再委托具体的人行使市场主体资格。可以考虑由目前设置的专门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出让人或出资人，参与市场土地交易或负责资本投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为民事主体，这就让国有土地资产与国有经营性资产以相同身份，从机制上保障了国有财产权的独立运行。
这就需要明确改革的目标取向，关键是明确国家的民事主体与主体是兼有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有学者提出“兼有”说，认为国家兼具所有者身份。[5]如果属于兼有关系，则不能从主体中独立出民事身份，仍然只能是政府错位和越位。比如，一旦球场上的裁判员兼运动员时，特殊身份的运动员在比赛中无法抵抗其裁判员职权所提供的诱惑，必然是牺牲公平而为自己的效率。政府以强制性非市场行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又以市场行为出让给城市工商业组织，之所以低价征收和高价出让的巨大差额成为政府GDp增长的政绩，就缘自于从征收土地的行政行为向出地土地的民事行为转换时有了行政主体兼民事主体的自由选择。从理论和实际分析认为，国家的双重身份应当是并列存在关系。就像在国家机关任职的自然人，其公务员和公民身份并列存在于一体，而不是公务员兼具公民身份。既然是并列存在，就不能由政府同时行使权力和权利，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根据不同对象，要么行使公权力，要么行使私权利。
土地权利的结构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认识国家主体双重性的并列关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了土地管理原则：明晰产权、管制用途、节约集约等。产权明晰是针对土地的物权归属而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于特定物权主体，分类归属于国家、集体和私人。这种土地物权的归属主体是私权利主体，而这种只是明确物权是谁的判断又是一种静态物权。静态归属权是一种排他性直接支配的自由权，公权力不能干预土地归属权。发挥土地效用的土地流转和土地利用，是明确土地归属权以后的动态物权，所谓“用途管制”就是政府针对动态物权的监管和限制。因为土地的动态物权是一种社会性权利，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和制约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权利要求，私人性动态物权的行使不得损害代内和代际人的应当利益，不得超出社会整体性设计的目标和规划。这就要给动态物权设定边界，在边界内行使权利是自由的，权利行使在遇到边界时就得停止。公权力政府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给动态物权设定边界、通过干预阻止主体越界以及惩治越界行为。因此，静、动态土地权的自由与行使要受管制，是权利体同时存在的两个层面：一面是权利自由，另一方面是义务和责任。这就说明，民事私权利的行使与政府上公权力的管制是并行的。
落实国有土地双重身份的并列，有利于我们明确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分工。政府界定权利后，其土地归属权和正当的行使权由市场控制，市场规则自然地引导这些物权运行，看不见的手起着基础作用。市场无能力约束的时候由政府管制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发挥看得见的手和作用。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科斯认为，普通的解决方法即可转让的产权加上政府的管制。”[6]这种分工说明：不论何种物权主体及其行为，都受到市场和政府的两种约束，国有土地权的归属和出让也不例外；国家及政府在行使弥补市场失灵时的公权力管制时并不附带土地资产的分配；受到约束的市场民事主体与施行管制的公权力组织并列运行，只有当国家土地所有权民事主体独立，才能如此并列而不得交叉。权力与权利不交叉，市场与政府不错位，则正常的市场秩序状态能制止地方政府的垄断形成。
四、变革公私诸法合体现状是国家民事主体独立的制度保障
国家民事主体的独立，需要相应法律予以制度化。国家所有权私法化是制度的关键。在私法中明确国家所有权民事主体性质不是我国特有现象，法国、墨西哥、瑞士、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7]在我国，也已开始采纳国外的普遍作法。《物权法》明确规定，城市及其他一些土地属国家所有，并将国家所有权主体与集体、私人所有权法定为平等主体。《物权法》是关于不动产和动产物归属的私法，是明确系列物权原则的基本法。那么，国家基于法律取得的所有权，进入私法领域时必须遵守物权法规则，即具体明确土地权属的特别法应将国家土地所有权置于私法领域进行立法。
为了保证国有土地民事主体的独立性，为了《物权法》原则在特别法中足以得到执行，必须对现行《土地管理法》进行立法变革。这种变革不是重复地修改《土地管理法》，而是解体现行《土地管理法》后重构为单一物权的私人性《土地资源法》和规范政府监管的公法性《土地利用管理法》。既调整土地静态的归属权、动态的流转权与利用权，又调整政府监管职能的现行《土地管理法》，基本上属于土地行政法，其公、私诸法合体是国家双重主体模糊和国家民事主体缺失的立法原因。如果继续保留公、私诸法合体的法律渊源，就很难从制度上保障国家民事主体的私人性。
公、私法单独制订，不仅仅是因为土地资源价值占据显要位置，而主要是由于独立的体系和内容决定了分开的必要。对于私法性《土地资源法》，土地物权立法的基本原则自成体系：土地所有权法定原则、土地使用权平等原则、土地利用守法原则、节约集约原则、公平公正原则等。土地物权的内容有完整体系：土地物权的主体、地位及结构，土地归属和使用程序，土地流转形式及合同交易，土地物权的统一登记等相互构成有机的整体。公法性《土地利用管理法》也必须独立制定，主要是土地开发利用的社会管制对象繁杂：土地的开发利用视为产业，从宏观上对土地产业进行管制；规范土地要素市场的建立；规划土地、节约用地、保护环境、提高效率和维护公平等目标；政府监管土地开发利用的职能、职责、体系以及法律责任；关于土地利用与流转的中介组织的建立、功能等。相当广泛的监管内容，不可能与相当广泛的物权内容混合，混合的法律渊源不能承担如此重任。因此，改变公私诸法合体的现状，不仅是土地市场中关于国家民事主体独立的法律保障，还是我国建立现代土地制度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美）托梅因.美国能源法[m]、万少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5
[2]高韫芳.重新认识地方政府[J].理论探索，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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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珂.土地市场：重塑权利主体[J].中国改革，2005，（11）
[5]赵万一.论国家所有权在物权法中的特殊地位（J）.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7，（1）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2
江泽民在16大报告中指出：“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可以说，力求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不断完善民事诉讼程序，强化程序公正的兑现程度，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民事实体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切实的作用，是2002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侧重之点。与此相适应，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公正”与“效率”昭示为21世纪法院审判所应环绕的两大中心主题。在这两大主题的感召和指导下，人民法院内部的民事审判方式和诉讼……
（一）学术活动频繁、活跃
本年度召开的较有影响力的民事诉讼法学术会议主要有：2002年5月6-7日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和天津开发区法院在天津共同举办的“民事证据法（专家稿）研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民事证据立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2002年8月8-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和专家就诉讼模式、审级制度、法院调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2002年9月28-29日在北京召开“审前程序与庭审方式改革研讨会”，会议对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举措进行了全面的理论评析；2002年12月3-6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2002年诉讼法年会”，年会主题是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简易程序的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于湖北宜昌召开名为“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的全国法院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等等。
（二）学术成果丰富、涉及面较广
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00余篇之多，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涉及面广，几乎涵盖了民事诉讼各重要理论及程序制度。出版学术专著、教材、译著数十部，主要有：沈德咏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版；齐树杰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乔欣、郭纪元著《外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王亚新著《对抗与审判—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出版社2002年4月版；徐昕著《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宋世杰著《证据学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版；杨大明、杨良宜著《英美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肖建华著《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程春华主编《民事证据法专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何文燕、廖永安著《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傅长禄主编《程序与公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王盼、程正举等著《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0月版；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3月版；梁书文主编《民事诉讼管辖司法解释诠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毕玉谦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解释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2月版；杨立新、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绮剑）伍著，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版；（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月版；等等。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观点综述
（一）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及相关制度研究
1.关于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问题
有学者指出，公正的缺失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为了实现公正，该学者主张：在改革的动力资源上，必须依赖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需要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创新型制度移植的道路。（注：谢佑平、万毅：《论司法改革司法公正》，《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有学者认为，效率与公正是理想型诉讼所追求的目标，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在诉讼价值取向问题上，我国应选择“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注：谭世贵、黄勇则：《诉讼效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第2002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公正与效率是相伴相随的、是两位一体的，其实现有赖于以下各种保障机制：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理念保障；司法独立的真正落实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体制保障；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改造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程序保障；证据制度的科学构建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理性保障；监督体系的完善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配套机制。（注：曾宪义：《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
2.关于诉权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诉权理论是罗马法诉权概念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法定诉讼”的痕迹。并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发动诉讼的基本权能，它既不是一般的实体性权利，也不是一般的程序性权利，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人权范畴。诉权是主动的，而审判权是被动的，两者相互制衡。（注：吴英姿：《诉权理论重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1期。）也有学者具体分析、探讨了检察机关享有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注：张晋红、郑斌峰：《论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完善及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之理论基础》，《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3期。）
3.关于人民陪审制度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学者一直将陪审制度仅仅视为一种司法制度，而忽视了其民主功能。同时对陪审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监督司法权力功能、保障司法公正功能以及教育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注：张泽涛：《论陪审制度的功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有学者对人民陪审制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诸多措施。（注：徐徽：《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制度之缺陷及其完善》，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1期。金成：《中国陪审制度改革构思》，《法律适用》，2001年第6期。）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可以引入美国陪审制。（注：傅郁林：《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4.关于合议制
合议制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因此需要改革，这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对改革审判组织运行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取消案件的汇报审批制度、取消审判委员会、修改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以及改法院管理由“平行管理”为“垂直管理”的制度等完善措施。（注：王国庆、马海翔：《审判组织运行机制改革之探讨》载《法律适用》，2001年第8期。）
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我国现行审判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并从制度基础和价值的高度对合议制的存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改革完善合议制的若干设想。（注：宣澎：
《从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谈对完善合议制度的认识》，《河北法学》，2002年第3期。）
（二）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
1.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有学者认为，对民事诉讼法加以修改的重要前提乃是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体系结构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是先分化、后统一。所谓先分化，就是指将执行程序、证据制度、破产程序、人事诉讼程序、非诉讼程序、涉外程序等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去，然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关系法规体系（注：汤维建、卢正敏：《民事诉讼法修改与完善若干问题探讨》，载毕玉谦主编《中国司法审判论坛》2002年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有学者对国家本位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上、诉讼体制上以及司法观念上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对这一指导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体制、政治理论背景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主张在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中，应抛弃国家本位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确立充分反映市场经济对司法救济程序要求的根本指导思想。（注：廖中洪：《民事程序立法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批评》，《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2.关于审前程序
有学者指出，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且不具备审前程序特有的功能等缺陷，因此，主张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设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注：王跃斌、杨宪义：《关于设立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河北法学》，2002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民事审判审前程序改革中存在三种结构模式：管理职能的结构模式；管理和监督职能结合的结构模式；部分庭前准备程序与管理、监督职能结合的结构模式。并对这三种模式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对民事审前程序结构模式进行了设计并对民诉相关条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注：韩庆解、廖朝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之审前程序结构模式研究》，《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2期。）
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应当从民事诉讼失权制度、健全诉答程序、实行初步审理、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及规定法官释明权等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注：傅郁林：《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3.关于答辩和反诉
有学者从法理的角度对答辩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按时提交答辩状是权利义务平等原则的要求，是民事诉讼法证明规则的要求，是发挥民事诉讼程序基本作用的前提；也是法官裁判的基础。同时针对法律规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出要以国外相关规则为借鉴，建立一套既与现今国家的规定相衔接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答辩状强制提出规则。（注：李祖军：《民事诉讼答辩状规则研究》，《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
有学者对反诉制度的内涵、性质、内容、特征、条件和反诉案件的审理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修改和完善反诉制度的建议。（注：房保国：《论反诉》，《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有学者还对中外反诉要件进行了比较分析。（注：邵明：《反诉要件之中外比较》，人民法院报，2002.4.9。）也有学者对反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遇阻的现状、原因、后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保障反诉制度适用的具体建议。（注：张晋红：《反诉制度适用之反思》，《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
4.关于调解
有学者认为，调解相对于判决而言具有自愿性、和解性、协商性、开放性和保密性等比较优势。但是我国目前调审合一的诉讼体制妨碍了法院调解发挥其比较优势。（注：傅郁林：《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有学者认为，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并提出以下改革、完善措施：对人民调解协议实行审核制；设置庭前调解制度；修改调解协议生效条件，增加对恶意调解实行强制措施条款；将“由法院主持进行调解”改为“由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诉讼和解”；对法院调解实行审级限制。（注：冯战评、韩轩等：《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思考》，《法律适用》，2002年第9期。）
5.关于上诉
有学者认为，改革和完善我国上诉程序，应当理顺第二审和第一审的关系，将一、二审的关系定位为续审主义，并将事实审理的重心放在第一审，同时，应确立附带上诉制度、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改进第二审裁判规定。（注：刘敏：《论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完善》，《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4期。）
有学者对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的运行现状及弊端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重构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即进一步完善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充分发挥一审程序的功能；适当限制上诉条件；科学定位一审与上诉审的运行模式。（注：江伟、廖永安：《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
（三）民事证据制度研究
1.关于民事证据理论及其立法
有学者认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而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方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一命题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和理论上的错误。从本质上说，证据并非事实，其只是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根据，其既可以是一种客观存在，又可以是某种反映人的思想、认识、知识、经验的主观形态。其本质属性是关联性和合法性。（注：熊志海：《论证据的本质》，《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在证据立法中，要着重研究程序模式与证据制度的关系，不同的诉讼模式会产生相异的证据制度，证据立法必须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同步进行（注：汤维建：《程序模式与证据制度的关系论纲－－－－－以两大法系的观察与比较为中心》，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有学者认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应是认识论和法律多元价值及平衡、选择理论。（注：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
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采用单独立法，但不宜采用英美国家的“规则模式论”，而应采用“原则—制度—规则模式论”。我国民事证据立法应当由证据立法的指导思想、价值目标、证据原则、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组成。（注：汤维建：《我国证据立法的体例结构与内容安排》，《法学评论》，2002年第1期。）
2.关于证明标准
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具有无形性、模糊性、法律性、最低性等特征。证明标准的确定受诉讼证明的特殊性、案件的性质、事实的重要程度、证明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注：李浩：《证明标准新探》，《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有学者从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标准对立的角度分析了民事证明标准的性质及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证明标准，指出，我国民事证明标准改革的思路在于理性与现实性、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证明标准的定位以盖然性权衡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中等证明标准为妥。（注：牟军：《民事证明标准论纲》，《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有学者指出，优势证明标准虽然具有便于操作和运用的优点，但其不具有妥当性。因此，主张
以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这种标准如用百分比来说明，应当是80%左右。（注：李浩：《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关于证据规则
有学者认为，我国证据规则的构建机理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差异与融通；进路为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融合与分野；目标为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与衡平。（注：王铁岭：《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透视与制度构建》，《法律适用》，2002年的2期。）
有学者指出，在建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时，应当特别注重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取证权利及其程序保障，建立系统的取证规则（注：汤维建、徐灿：《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取证权利及其程序保障》，载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
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传统上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至今关于证据排除的规定还很欠缺，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确立并完善证据排除规则是现实急需。该学者从理论视角系统地分析了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提出了具体构建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非法性排除、非原本排除、资格排除、超期限排除、程序排除、协商和解证据之排除、程序瑕疵排除、关于国家事项证据之排除、根据公共利益之排除和传闻证据之排除。（注：房文翠、丁海湖：《关于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4.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倒置
有学者认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是由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和诉讼政策三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结果责任主要由民事实体法预先静态地配置，反映实体法的价值目标；行为责任由民事诉讼法概括地规制，体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要求；而法官则在个案中审时度势依法律的精神、公平正义的基本观念对预置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作出微调。（注：肖建国：《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是单一的，而应当是多项的，主要包括依照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依照理论上通用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法律要件事实分类说；依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依照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注：张艳丽：《确定合理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法学杂志》，2002年第2期。）
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大陆法上的一个概念，其在构成要素上有以下特点：基本规范上的前置性；倒置对象上的局部性；待证事实上的相反性；承担主体上的对换性。并认为证据距离、举证能力的强弱、实体法上的特别立法政策考虑、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等因素会导致举证责任的倒置。（注：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法律适用》，2002年第6期。）
（四）民事执行制度研究
1.关于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有：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优先清偿原则；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以财产执行为主，人身执行为辅的原则；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院职权主义为辅的原则。（注：王建红：《强制执行法基本原则思考》，《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
有学者认为，基本原则应是，法院独立行使执行权原则；执行主体分工原则；执行名义法定原则；执行效率原则。（注：童兆洪、林祥荣：《改革执行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呼唤》，《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还有的学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则之外，还有执行当事人不平等原则；公正高效原则；协助执行原则。（注：童兆洪、林祥荣：《改革执行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呼唤》，《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
2.关于执行权的性质
关于执行权的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司法权说以权力的行使主体作为界定权力性质的唯一标准是不恰当的，而司法行政权说虽充分考虑了执行行为和审判行为的内在联系，兼顾了民事执行权行使过程中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特点，但是从民事执行权的分配目的、民事执行权的运行机制以及民事执行权的属性看，行政行为本质说是更恰当的。（注：童兆洪：《民事执行权若干问题研究》，《法学家》，2002年第5期。）
有学者认为，假设执行权不附属于司法权，而是附属于行政权，那么，此种情况下的司法权必将是残缺不全的，是不具有独立性、不完整的国家权力。（注：童兆洪、林祥荣：《改革执行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呼唤》，《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
3.关于执行主体制度
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执行权主体制度的分析，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指出了构建这一制度的设想：建立完善执行员制度；确立法官督导下的执行权主体的组织体系；健全执行机构；执行权主体外延的适当延伸，如设立执行举报人制度、执行调查人制度、完善协助执行机关制度等。（注：参见黄文艺：《比较法：批判与重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有学者通过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民事执行主体制度的介绍，并通过分析民事执行机构的主要弊端，提出了我国民事执行主体的建议。（注：参见张文、杜宇：《刑法视域中“类型化”方法的初步考察》，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4期。）
有学者还对被执行主体变更与追加的概念、区别、特征和类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完善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几个程序问题。（注：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0页。）
三、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展望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政治文明/人性主义/党的领导/世界前途
一、“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成就的正确总结
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文明成就，对人类影响比较大的，主要不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而是在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方面。中华民族创造的独具特色与优势的伦理政治文明，也可称之为“人性主义政治文明”或“仁义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哲学、政治过程与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有以下特性：
其一是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来就不认为人是动物的一种，恰恰相反，认为人就是人，人与禽兽有本质的区别。人性的本质特征就是那些超越禽兽的属性与美德。这些属性与美德儒家把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但核心是“仁义”二字。“仁”是同情心、包容心，是恻忍之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人就能如“天覆万物，海纳百川”。“义”是含在社会事物或行为之中的道理。“义者宜也”。懂得并践行了“义”这种社会公认的是非、善恶的道理，人在世上行就方便得很，如同有了路，不仅处处通行无阻，而且事事还会受到人们的称道与尊重。在现代语境中，仁是一种无比宽广能包容一切的情感的境界，义则是由道德决定的掌握事物内在法则与必然性的科学的理性。仁义作为人性的基本概括，不仅是传统中国人做人的追求与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同时也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与法律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与行动准则。
中国的人性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儒学所倡导的人性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要求，更集中体现统治者的整体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利益或根本利益。之所以把仁义等概括为人的本质属性，一方面这些属性是不同于禽兽或超越禽兽的，另一方面是这些属性所代表的人生秩序同时也代表当时统治集团以及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或最大利益。孔子极力维护礼制并一生“克己复礼”，是因为在他看来，礼不仅是人世社会创制的有别于禽兽群的文明标志与制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礼所代表的是封建的宗法等级秩序，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能否维护和实行礼制，这不仅仅关系到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民的根本利益。孟子对仁义的提倡以及荀子对礼的提升、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论证、朱熹对理的具体内涵的阐发、王明阳对致良知的看重，等等，无不是因为这些人性的规范体现着当时政治或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或最大问题，这些人性规范代表着当时统治集团及其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或根本利益。(注：关于此观点的详细讨论，参见陈红太《核心理念的实质与学术观点的批评》，载《船山理论范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7-545页。)儒学的人性论既是一种人生哲学的理论更是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其二是在君主专制的制度框架下面创建了一套不同于现代西方法治文明的“人治文明”模式。所谓“人治文明”模式是指在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上，不是偏重法律制度或实行程序的正当性建设，而是把政治主体自身的人性培养与仁义道德境界的提高也就是成就君子或大人或仁人志士的人格问题放在一切政治过程的首位。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与政治过程体现的最鲜明特征，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问题，用现代政治学话语表达，近似于首先是政治主体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注：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及评价等政治心理层面的一些要素。传统中国成就内圣的问题是很确定的，就是儒学提倡的人性内化为人的政治心理结构问题。)政治主体成就了君子或大人或仁人志士的人格，在自己履行政治责任的过程中，把自己修养成的人性向外推，化做具体的政治的目标、政策与策略、政治行为与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在儒学的语境中称作“推己及人”。作为一个执政者能做到“推己及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肯定和称道，那么这个主体的行为就获得了正当性。所以在传统中国以儒学为正统的政治评价中，政治合法性主要不是来自程序或过程的正当性，而是来自执政者的行为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是否代表或体现了百姓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在人治文明框架内形成的政治合法性标准。(注：这是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论题。现代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卢梭认为合法性来自“公意”；派伊认为是“人民对统治的同意”；韦伯认为来自“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哈贝马斯认为来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程序的正当性也就是通过制度安排获得合法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见。我认为合法性基础主要取决于：信仰或意识形态的认同，制度的正当性或同意，政绩或利益实现的满意程度。)
中国传统的人治文明有排斥法治文明的倾向。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有治人然后才能有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道》。)法本身有个良莠的问题，有个执行过程受主体与文化生态制约的问题。所以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政治更重政治主体的状况对政治过程与结果的决定性作用。把人或说统治集团自身的治理看作是决定政治清明与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法是人制定的，也需要人来执行。没有合格的符合政治责任与政治目的需要的主体，无论什么样的法律制度都可能被扭曲、被曲解利用，好法可以转化成坏法。况且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法，其主体是履行惩戒功能的刑法，是“禁然于已行之后”的，是没有劝戒或教化功能的强制性规范。孔子对此就讨论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法解决不了人人向善，或者说不能解决实现人性或光大人性的问题，而人性体现的是统治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或最大利益。人治是大局，具有全局性与根本性，而法治是由人治决定的，法治的前提是人治。有人治而后才能有法治，才能有政治。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人治”历来是君主或统治集团关注的第一要务，与人治相关的事务如意识形态的控制问题、选材的科举与育人的礼教问题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法治问题，如立法的问题、执法与司法问题、法的正当性问题、法的执行程序与方式问题等等一直包含在人治政治的框架或体制之内。
其三是传统中国创建了一套以行政权为主体的皇权制度。中国在制度文明建设上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世界其它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性是以皇权为中心，以行政权为主体，由行政权统摄立法权与司法权，实行“行政治国”，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实行高度的集权统一。(注：王惠岩先生把这种权力结构看作是人类创制的三种主要政体之一。其他两种权力结构是三权分立的政体和立法权高于行政与司法权的政体。见《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拓荒之路》，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45页。)这种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政治主体比较单一，从政的官员比较少，社会的管理成本比较低；(注：据统计，中国汉代到明代官员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为：西汉百分之零点二二；东汉百分之零点二七；隋百分之零点四二；唐百分之零点七；元百分之零点零三；明(宪宗)百分之零点一三。大致平均在千分之五以下。见金观涛、刘清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26页。1978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一，1996年是百分之三。见章原编著的《重塑政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第52-53页。)政治关系也比较简单，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官阶制，从皇帝一人到七品县令，这样实行政治动员就比较容易，行动效率高；皇帝主宰的行政权管理的范围也极其有限，除治安防卫、收缴赋税、审案断狱、儒教科举等，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组织特别发达。在这种宗法组织内部有自己的家法族规，其效力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与保障。)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由于儒士、官僚与地主基本是一体化的，即知识、权力与财富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所以，不存在信仰危机、制度合法性危机与社会整合危机等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存在最长久的制度。但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行政治国模式的主要问题是皇权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天下就是你皇帝一人的天下呢?所以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如黄宗羲等对这种一人专制的皇权制度提出极大的怀疑与尖锐的批评。(注：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等篇。)其次这种制度还有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在这种制度下面，政治的清明与好坏完全决定于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吏。某一个地方能否形成公正太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与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决定于当地执政的官吏。老百姓无可奈何。这种把社会的治乱兴衰完全系于执政者个人的体制有致命要害，那就是必须解决好执政者自身的修养或建设问题，也就是选任贤良的成败决定政治的成败。而在君主一人专制的体制框架下面，这又是个悖论。因为仅靠科举考试还不足以作到选贤任能，人际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的人际结构以及由此派生的任人唯亲，在君主一人专制的框架下面无法避免。所以贤人能否当其政也就时时都存在问题。如何使社会最先进分子或仁人志士当其政，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人类历史证明，这个问题只有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下面才能得到解决。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创造的政治文明的特征概括为：理论基础是儒家的人性学说，制度框架是皇权至上的行政权主导，过程形态是以人治为中心，真谛是寓政治于人生过程。传统中国所创造的这种政治文明形态，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有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个性，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可见不讲政治文明不足以概括或表达传统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不足以代表或体现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文明传统。
二、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人民民主制度
有的学者已指出，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是民主的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也同样是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注：参见胡伟：《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解放日报》2002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50多年的政治实践的探索与检验，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从它目前体现出的各种性质与优势而言，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已经创建了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作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替代模式，这种民主政治模式不仅在中国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的作用与影响还将继续扩大。
人类至今所创立的民主制度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模式：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中国的人民民主制。(注：古希腊的民主制之所以称为城邦民主，是因为这种民主与城邦这种特定规模的地域国家有某种必然的关系。现代西方的民主制之所以称作自由民主，是因为这种民主制是建立在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这种自由主义理论本质是以保护人权为宗旨的，因而这种民主制称作“人权民主制”更为恰当。但由于对人权内涵的理解歧义较大，人权理论与实践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进程中，如人权理论发展现已经历了天赋人权说、法律权利说、社会权利说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详细讨论可参见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章)，所以用“人权民主制”提法易产生误解。罗伯特·达尔称现代西方民主制为“代议民主制”，并在《论民主》一书中对现代西方这种民主制作了经验的概括，把这种民主制概括六点制度特征。他又为这种民主起了个新名称：“多元民主”。(详细讨论见该书中译本第93-95页。)人民民主制也可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政治主体来表达称人民民主，从经济基础来表达称作社会主义民主。)从经验的角度可以对三种民主制度模式的个性特征进行这样的概括：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的主要特征是直接性和多数决，城邦事务由公民大会直接按公意决定，当发生意见分歧时，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决议。(注：英国人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对古希腊民主模式的特征作了八点概括。见该书中译本第42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平民主义政体的自由精神与在行政、司法与议事方面的特征作了精要的概述。见该书中译本第311-313页。)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的主要特征是间接性与人权。间接性表现为代议制与政党政治。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力实际上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或政府官员掌握。多数决原则仅体现在选举议员与政府官员过程中，并且往往由主导性的政党进行运做。(注：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讨论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仅仅是民主的四种古典模式之一。而20世纪引起激烈争论的是在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基础上发展的四种替代模式：竞争性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合法型民主、参与型民主。本文对自由民主制的概括仅是最一般性的、笼统的，目的是给人一种最明了的印象。)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本质特征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人权对于政治制度的设计更具根本性与目的性。中国的人民民主制的主要特征是综合性与党的领导。所谓综合性是指中国的民主既有直接性又有间接性，在基层社区实行人民群众自治，在乡以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主体即国体中的阶级在国家权力的分享上是不平等的，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先进性处于领导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通过共产党组织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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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制度与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社会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与自由民主制度无论从理论基础、制度框架，还是运做机制都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以人类的历史经验总结出的阶级论为基础，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类社会是由处于不同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的阶级构成的，人类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后者则以先验的天赋人权论为基础，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与私有财产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正是从阶级的民主论出发，人民民主制度承认民主主体之间政治地位的差别，承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阶级地位的不平等性，强调先进阶级对落后阶级领导；也正是从阶级的民主论出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国家政权的组织上不是把个人的权利放在基础的地位，而是把阶级的权利放在基础的地位，因而才形成了独特的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领导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国家政权机关与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与制度；(注：关于中国政府体系中的政党关系、领导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法定与事实关系的详细讨论参见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的相关部分。)才形成了共产党对于社会的全方位的领导，国家政权机关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按各自的政治职能行使权力这样一种政治格局；(注：胡伟在《政府过程》一书中对党的“组织性一元化领导体制及一头多元制”作了深刻的讨论。参见胡伟《政治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44页。)才形成了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上体现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决策的运做机制上体现党的决策在先、国家权力机关决策在后的协商决策机制；(注：按1979年通过、199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4倍。自党的十一大(1977年)以来，全国党代会一般在秋季举行，而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般在春季举行，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立法、国家领导人选，都是先由党代会讨论通过，再提交全国人大进行讨论表决。)才形成党和政府在国家日常的管理活动中虽各有分工但联合行动这样一种近于双轨行政结构—功能体制；(注：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301页。)才形成了基层党组织、基层地方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三者独特的政治关系结构。(注：徐勇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书中，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书中，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参见前书的第七章：“村民自治运作中的难题与对策”；后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国家权力和乡政体制”，第三节：“社区权威和村治结构”。)而从人权民主论出发建立的民主制度，不承认民主主体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性，认为人人具有天赋平等的人权或自由权(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资格限制除外)；也不承认政党的阶级性质，认为政党的出现及其发达完全是代议制及选举制的需要，是人民在选择自己满意的政府过程中形成的有效形式，政党不具有先进或领导性质；之所以要组织政府，是因为政府这种社会组织是降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成本、保障人权的最佳形式；因而政府的管理权限是有限的，且必须受到权力自身与人权的双重约束。(注：这一段表述仅是概括了近现代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或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体现的理论观点。对这些观点本身从学术的角度是有争论的。)建立在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与私有财产权利基础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以选举制为基础的代议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由三权分立的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综合民意、组织选举，选举获胜的政党负责组织政府，执掌行政权；(注：施雪华在《政党政治》一书中把现代政党功能概括为组织选举，输送精英；执掌政权，制定政策；利益综合，反映民意；民主监督，法治理国；政治教育，强化认同；社会稳定，中庸定势六个方面。见该书三联书店(香港)版，第五章。)公民根据自身的利益要求组织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并且这些利益团体在政府决策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注：罗伯特·达尔认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经验特征。“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就是民选的政府加多重利益集团构成的社会。他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中，对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在指出独立的社会组织对民主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下，对社会多元化可能导致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思考。详细讨论请参见DilemmasofpluralistDemocracy:autonomyVS.Control.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2.)
从以上讨论可知，人民民主制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与权力运做方面与自由民主制确有本质的区别。概括起来这种区别主要有三点：在权力主体方面，人民民主制的突出特征是党的领导，而自由民主制的突出特征是利益集团或权力精英对各种决策的决定性影响；(注：这里采用的是西方团体政治学与精英政治学的双重民主政治观点。多元主义者认为，政治决策是多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和竞争的结果，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仲裁者的角色；而精英政治学的观点则认为，决定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的是社会的权力精英而不是利益集团或一般公民。见迈克尔·罗斯金等著的《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五章：“实际民主：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观点”。)在权力结构方面，人民民主制实行的是权力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自由民主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或总统制；在权力运做方面，人民民主制形成的是各种政治主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协商的政治机制，而自由民主制形成的则是多种利益主体或权力精英在两党或多党格局中作用于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相互竞争的政治机制。
人民民主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现代模式有三种主要实现形式：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概括地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注：江泽民对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两者的关系做过精到的阐述：“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2页。)其中党的领导最重要。党的领导从理论上说不是直接行使权力，而是一种先进性或代表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依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中共十二大党章把它概括为党的政治、组织和思想的领导，具体表现为能够以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并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够在执行决策以及一切行动中以组织的力量与党员自身的牺牲精神体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即能够依靠党的组织与党员自身的道德典范与高度的觉悟把各种社会组织团结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进步与自身解放的斗争中。用江泽民的概括就是“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中国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治理责任是由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府体系(注：“政府体系”的概念是对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当代中国所有政治组织、这些组织特定职能形成的相互关系与上下关系、以及其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政治组织体的抽象概括。见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24-25页。)共同承担的，不仅仅限于国家政权机关，因而就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特殊的内涵。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除在各民主党派、宗教等组织中未设立组织机构外，从中央到地方基本按行政建制设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以及企事业系统设立党组或委员会，人民军队也按建制设立党的各级组织，社会基层均设有党的基层组织。在同级各种组织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注：这是江泽民对党的领导原则的新概括。见中共十六大报告“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用江泽民的话说：“各级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凡属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然后分头执行。”(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546-547页。)不仅各级政权组织，凡是设立党组的人民团体、政协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都是由党组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注：从中共十四大党章开始，党组的职能增加了“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人民军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与指挥之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中的一部分，如果党真正作到并始终保持它的先进性与代表性，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各种政治组织的领导，体现的就是中国人民民主的本质。作为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领导可以实现把普通群众与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就是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达到既可以克服直接民主制的某些缺欠，又可以克服间接民主制下面利益集团或权力精英操纵政治及效率低下等目的。党的领导可以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平等与效率的结合。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特征概括为：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制度框架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过程形态是以领导党的先进性或代表性的保持与落实为中心，真谛是寓政治于政党活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50多年的政治实践，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人民民主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中国“政治文明”的总体特征与未来发展
当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发展。当代中国创造的这种政治文明虽然与现代西方所创造的政治文明相比是完全独具特色的，但它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确有许多神似之处：如在政治主体与法律制度两个方面，都更强调政治主体自身建设对于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对制度建设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忽视；(注：传统中国只讲“人治”不讲“法治”，这在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当代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是不重法治与制度建设的，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吸取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第333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一直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江泽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中国的法治进程加快。)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利益两个方面，都更加重视社会集团利益或阶级利益的代表与体现，而把国家权力仅仅看作社会主体实现其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因而对国家权力自身的功能与合理性的探索做得不够深入，对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人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与负面效应缺乏深刻的认识。不接受西方关于政府权力需要相互制约的观点，更不接受公共选择理论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能动作用，中央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政府职能的快速调整、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严重，权力有限与法定问题、权力监督问题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党和政府也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在法制规范与人格结构两个方面，事实上都是人格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力地制约着社会政治关系与政治生活，形成独特的执政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注：详细讨论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三章“政府过程结构：人格化层面”。)总之，中国传统与当代创造的政治文明总体倾向，是更重政治主体的决定作用与对社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在这两方面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治哲学，积累了丰富的制度成果；而在法治规范的建立与国家权力的合理运用方面则需要做更多的探索工作。
当代中国50多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有它独特的个性与优势，作为一种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这种政治生态中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但能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代西方自由或人权民主制度的替代模式并最终主导人类政治发展，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党的先进性的保持问题或代表性的实际落实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以党的领导为主导或实质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的源泉来自党自身的先进性或代表性。而党能否保持或落实它的先进性或代表性，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先进性或代表性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党的自身先进性或代表性的保持或实现问题就成了政治文明建设与发展最最核心与关键的问题。如同在传统中国君主专制下，人治也就是政治主体自身成就人性的状况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一样，在当代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领导党自身保持或实现先进性或代表性同样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4
一、“三个自信”的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我们的选择，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途径的正确性。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抉择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这条道路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冲破层层艰难险阻的奋斗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能够使亿万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富民强国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我们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行动指南的科学性。我们党是一个在科学理论孕育中诞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90多年风云变幻中，我们党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考验，坚定马克思的政治信仰，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实践产生的智慧结晶之理论体系，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根本保障的坚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根据中国国情，不断完善健全起来的，其优越性已被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证明。我们只有坚持并不断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为根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立起繁荣和强大的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三个自信”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之相对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者也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三个方面归根到底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高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三个自信”的内核。中国共产党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没有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提供了思想方法论的基础。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本内涵；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19-06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成绩[1]。正确理解它们的基本内涵和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就指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总体布局和价值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反复证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的一切进步和成就。党的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二是立足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思想路线。从国情出发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据，是党作出正确决策的根据。只有立足国情，把握客观实际，才能从根本上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而顺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三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四是明确根本任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条件之上，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社会主义道路拓宽和推向新的高度，就必须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基本原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说到底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前景的描绘。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建设是基础，它勾勒了一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壮丽蓝图。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两个不同层次：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享受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一切社会都应致力于人的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人摆脱旧的束缚向自由必然王国迈进的必由之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二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国家，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脱贫穷落后、愚昧迷信以及逐步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党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它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升华、提炼的理论精髓，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它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背离，相反却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当时的历史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创造性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能够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是因为“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4]。归根到底，它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立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4]。在党的十政治报告中，同志进一步阐释了其基本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巩固，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的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内容，即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法律体系。第一，根本政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是制度体系的“根”，起着决定作用。根本政治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性规定，是确立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着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实现人民利益以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制度体现。同时又是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本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第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它是制度体系中的“主干”和基本框架，并发挥着主导作用。它以根本政治制度为逻辑生长点，为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规定了范围，是进行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的依据。第三，具体制度处于制度体系的最表层，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延伸，是制度体系中的“枝叶”，同时受到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制约，并服从服务于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健全。第四，法律体系则为法律体系中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各种制度由抽象走向具体的法律表达，这主要体现为用不同层级法律规范规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宪法为最高层级的法律形式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同时又为制度的具体设计、安排提供了规则，用法律的权威保障了不同层级制度之间的严肃性、规范性和统一性。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这为正确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此，笔者认为三者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途径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对国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艰辛探索、奋力开拓的，是党的奋斗历程中最根本的历史成就，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提供了实现途径[5]。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实践，并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实现创新。在党带领全国人民昂首阔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继承同志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益探索的基础上，站在各自的历史时代，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第二次飞跃，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中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实现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创新提供了现实来源和实现路径，并在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中得到检验。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讲的是走什么路，指出方向和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讲的则是怎么走这条路。道路引领制度建设，只有先确定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历史事实反复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和完善的。在近代中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一是资产阶级主张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将更加健全完善。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6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陆续开始了政府治理的变革。政府转变职能、放松规制、充分强调公民参与，这些都推动着民主法治的进步。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有了比以往更广阔的视野并更具现实逻辑性。特别是随着政治文明发展战略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的确立，法治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①政治文明的本质是一种回归主体性的文明，它强调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法治意味着有效的人权保障。塞缪·亨廷顿认为，“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②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得到有效保障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事务参与权概念的界定
公共事务参与权（Rightof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是“公民自愿民主地参加决定和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公共事务，并分享其利益的权利”。③由此可以看出，公共事务参与权其实包括了决定、管理公共事务和分享利益这三方面权利。1979年以来，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多次重申，参与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人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实在此之前，关于保障公民有序参与的理念早已形成。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也对公民有序参与有详细的表述。
三、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保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内许多学者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进行过理论探讨，主要是就权利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和意义等问题以及其包括的一些具体的参与权利，如立法参与权、公共政策参与权、公共规划参与权、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参与权和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利益的权利等进行论述，并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观点。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有效保障，这就涉及相关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创新。在法治社会，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创新依赖于法律。而在此过程中，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重大意义，有着其自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必要性。我国宪法第三条为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但宪法作为根本法，只能对该权利做一基本的规定，而不可能涉及具体的制度安排。行政法作为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其核心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行政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要担负起公共事务参与权保障的重任。在涉及公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制度设计方面，如协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批评、建议、通过媒体和网络讨论国家政务、利益分享机制等等，行政法的作用非常明显，地位至关重要。
（二）紧迫性。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法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而在现实中，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管理面临着如何代表公众要求和愿望的合法性危机。充分保障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权，有助于增进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权威的自觉认可和服从的良好状态。④行政法作为调整行政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内部行政关系和行政监督救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应当对法治建设、公共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具有敏感性，并及时做出回应，这就迫切需要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提供更完善合理的制度设计。
四、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行政法保障的实现路径
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参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以及对侵害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的有效追究上。
（一）完善知情权保障机制。有效参与的前提是公民对相关事务的知情，没有知情权（RighttoKnow）参与权就会落空。我国学者对知情权的范围有不同的观点。有“五权说”⑤，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对个人信息了解权、法人的知情权和法定知情权（指司法机关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有“三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有“二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不是知情权的内容，个人知情权应属于隐私权的隐私知悉权能。
本文所讨论的知情权的范围是涉及与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相关的范围。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两点：1.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事务、政府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了解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利。2.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其所感兴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权利。如公众对社会新闻、股市行情、商品质量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法规依据。从过去并不重视信息公开到现在有行政法规来保障政府信息公开，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有了制度规定还不够，还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使这一制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目前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制度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事实上，政府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转变，有的甚至还认为向公民公开信息是政府对公民的恩赐。因此，我们必须以法治的理念来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首先，要转变政府观念，形成信息公开的治理理念。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迫切需要政府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对信息公开制度深层次内涵的理解，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制度建设上。其次，转变公民的意识。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在保障公民公共参与的制度上，单靠政府的推动以及观念的转变还是远远不够的，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使制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可持续推进的动力，也是使制度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基于此，行政法在注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设计的同时，更应该以软法的形式对政府观念的转变和公民积极行使知情权作出引导。
（二）完善和创新行政机制。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前提下，行政法还必须为公民有效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完善和拓宽参与渠道。从行政机制层面来看，主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1.行政立法及决策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完善及创新。从法治体系来说，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体现公平正义，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多个环节。立法要体现分配公正，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民主。因此，在立法环节，要让更多的利益相关人把意愿表达出来，通过民主实现正义。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公民的参与是行政立法取得合法性的前提。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国家行政事务时，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根据一定的情况和条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掌握大量有关信息的基础上，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处理的事务，做出决定的过程。⑥公民的参与是保障决策科学合理的重要手段，是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
我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公民参与行政立法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的有序参与提供了法律依据。关于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我国早在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在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县市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但是，从这些法律的具体规定来看，公民参与主要是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来实现的，而且参与的主动权并不在公民手中，而是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启动和组织，同时更缺乏对行政机关侵犯参与权的追究机制。
行政立法及决策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完善和创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完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如可以规定政府在行政立法或行政决策前必须公示，公民在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下可以提出申请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从而赋予公民在参与上的主动权，实现主动参与。还可以从程序上规定不管是采取何种参与的方式，都必须对公众的参与进行记录，并且必须在事后对笔录的内容作出回应，从而保障公民参与的有效性。（2）在责任追究方面，对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决策过程中违反法律或剥夺公民参与权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从而使对公民参与权保护的规定成为刚性法则。
2.行政执法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完善与创新。行政执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执法是与立法相对应的，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活动，包括行政立法和决策在内。狭义的行政执法是指把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的规定适用于具体的对象或案件中的行政管理活动。这里所讨论的行政执法是狭义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中的公民参与，看似并不涉及公共事务，仅是行政主体在对具体行政相对人做出涉及其权利义务的行为时，给予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互动的权利，从而实现公民对自身权益的保护。而且在关于行政执法过程中公民的参与问题，我国学者的论述主要也是围绕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来展开的。但是，笔者认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强调公民的参与，也是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行使的途径之一。因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关注相对人的权利外，行政执法利益相关人、行政执法的社会效应也是值得关注的。在关系到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中，如环境执法中，除了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外，对于和行政执法利益相关人也要做好沟通和协调工作，对社会公众也应该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以避免执法的片面性，达到行政的最佳性。在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主体还应该重视执法的社会效应。因此，在这类执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行政相对人，还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让社会公众有知情参与的权利，以实现执法的合理性和最佳性。
（三）建立日常参与机制。建立日常参与机制是指搭建多种形式的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交流平台，如领导接待日制度、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进一步加强工作，充分发挥媒体的沟通桥梁作用等。公民的公共参与并不局限于行政立法或公共决策或行政执法，而应该体现在公共事务的全方位上。因此，日常参与机制对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权至关重要。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载体，如开展网上征求意见、建立投诉网站等等，让公民有多种参与的平台，把公民利益诉求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上述日常参与机制的建立需要行政法的规制，制定公民日常参与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行政法手段为一些制度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使这些制度更加规范和有力。
（四）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除了公民自愿民主地参加决定和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公共事务以外，还包括分享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利益的权利。我国学者在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探讨中，对利益的分享很少甚至没有提及。保障公民分享发展利益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国家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来予以解决。从行政法的角度来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发展“给付行政”是对公民利益分享的有力支撑。给付行政，从广义上说是政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行的所有积极行政职能的总和，狭义上说就是政府对公民提供物质帮助的职能。不管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给付行政都意味着政府对公民分享发展利益的保障。因此，在给付行政理论的引导下，首先要发挥行政法利益衡量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将公平的利益分享理念融入到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中，并形成具体可行的制度。这依赖于行政立法参与者观念的进步和立法的开放程度。其次是要在行政立法中对涉及公民集体和个人利益分享的事项从程序上进行有效规制，以程序正义来维护和实现实体正义。
（五）完善权利救济制度。“有权利必有救济”。法律既然赋予公民以公共事务参与权，就必然要给予其救济。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侵害来自多方面，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针对行政侵权后的救济。权利的救济依赖于救济制度的启动，而制度的启动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首先要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对参与权的救济有明确的规定，而不能只是“无盾立法”。其次在有了救济制度启动的法律依据后，才能来谈救济制度实施过程的完善。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救济制度的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形成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完善行政救济体系。在任何国家，行政救济都不可能靠一个机构、一种渠道就可以全部解决，而必须建立多样性的、整体上和谐的行政救济体系。在我国，除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救济渠道。
例如向有关党政领导直接申诉，向人大机关或其领导和代表、委员申诉，向媒体求援等，其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渠道。综观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条例，可以看出有突出公民政治参与的意图。在提供公民的权利救济途径方面，是作为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的补充。因此，要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体系，将等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的变革和完善结合起来，理顺相互关系，明确各自职责。第二，强化权利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权利救济机构欠缺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制约救济制度功能发挥的最大障碍。权利救济机构受制于其他机关和领导个人意志，无法保持中立。因此，从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进，逐渐实现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必然要求。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民法独立成编
人格权法是确认并保护公民和法人人格权的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格权制度对强化人类对自身的关怀，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值我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加强对人格权制度的关注和研究，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完善，对民法典的科学性和完备性也有重大意义。
人格权制度在各主要国家民法典和民法通则中的地位及成因
人格权制度的地位。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无论是采用“法学阶梯”模式编篡，还是采用“学说汇编”模式制定，其中对物权、债权等制度的规定都比较完备，皆能独立成编，而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既粗糙又凌乱。19世纪之前的《法国民法典》根本没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后来出于对人格利益保护的需要，19世纪法院开始通过对民法典的第一千三百八十条的解释来保护人的一些具体的人格权，《德国民法典》因受当时法学思潮的影响，尽管也对人格权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但是也未承认一般人格权。二战后，受纳粹侵害之苦的德国人开始意识到对人格保护的重要性。德国法院顺应这一潮流，通过一系列判例，根据其基本法第一条、第二条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世界上首次以法典形式确认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是《瑞士民法典》。它专设“人格权”一章，从而成为第一部专设人格权的法典。①
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颁布的民法通则以专门章节“民事权利”规定了人身权（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在“公民”、“法人”中对人身权进行确认，并且在“民事责任”一章中重点规定了各种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这种立法体例，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等并列，也算得上是民事立法上的一大创举。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在审判实践中，如果遇到侵犯人格利益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又不属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各项具体人格权，则往往会影响到当事人人格利益的有效保护。因此，无论是从立法技术层面，还是从更有效的保护当事人角度，都有必要在民法上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
人格权居于当前地位的成因。由上可见，人格权引入民法，经历了漫长和艰难的历程，只是在近现代，一些国家通过判例或者民法典的增补，才使其地位得以提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谋求物质利益的过程。物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人们重视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物权、债权、继承权等，并以法律甚至法典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而人身权利较之财产性质的权利，在社会公众的意识里，基本是属于第二位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需要的日益满足，人类生活关系趋于复杂，人对自身价值和尊严日益关注，对于人格权的保护，才显示出比之以往的迫切性。
从民法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来看。民法传统所彰显的是其赖以滋长的商品经济制度以及商品经济意识。它假设人是“经济人”，以经济规律为活动原则，以追求和实现最大物质利益为活动目标。“物”成为中心，人的关系表现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实际上，在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不仅存在物质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的物质利益的实现最终是为了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从古至今的民法理论，把人格独立的最主要目的定为对于财产的独占和支配，使得人格只能附庸在财产法上不断地提升，人格权变相为实现财产权的工具。但是，随着人们权利观念的不断更新，人格权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对财产权历史地位的否定，恰恰相反，历史表明，从财产权中孕育着蜕变，乃是人格权走向独立的必有阶段。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未能孕育出完整人格权的观念，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宗法制的家庭本位及家国一体抹杀了作为民事主体之个人的合理存在。中国早期国家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势力扩大演变成的，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氏族与国家的混合体，一种既新且旧、虽旧而新的奇特的国家制度。③在这种早熟的制度中，社会以国家和氏族为本位，国家和家族是同构的，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④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追求，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群体是目标，是最高存在。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以致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在内的一切领域。重视群体价值而忽视贬低个人价值导致个体被淹没在群体之中，从而消解了个人价值。
其次，我国的民法现状限制了人格权制度的发展空间。我国民法沿袭德国民法传统，而德国民法体系过多强调了财产关系在私法中的中心地位，人身关系成为了财产关系的附属品，从而导致后世人们常常把民法理解为单纯的调整财产关系之法，而人身关系被限定为“调整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关系”，由此导致了人法地位的降低。
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应独立成编
在中国，尽管民法通则上对人身权做出开创性规定，但是人格权制度仍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目前，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民法典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种革命。人格权的独立及其与物权、债权并立将是这场“革命”的显著标志之一。
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的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此类权利的延伸，或者由这两类权利融合而成（如知识产权、继承权）。以人格权为主的人身权是民事权利体系中两大支柱之一，它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一方面，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所固有的必备的权利，其行使无需他人协助，无需协商；另一方面，作为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实现并维护其人格利益的最重要的民事权利，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最普遍最至高无上的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将人格权法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法律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人格权法与主体（人格）制度和侵权行为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人主张，人格权问题在主体制度和侵权行为制度中加以规定即可，不必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笔者认为不然。
首先，必须承认人格权法与人格制度密切联系。人格权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权利。但是，人格权毕竟与独立人格的概念是不同的。人格是人格权享有的基础，它强调的是平等和作为民事主体的能力。具有人格并不意味着主体已享有实际权益。而受到侵犯的是人格利益，也就是人格权利，而不是抽象的人格。法律要保护的是与主体资格相分离的各种具体的人格权利。这些权利并非单纯的主体制度所能概括。
其次，人格权法不能为侵权行为法所完全包括。由于我国法律当前没有一般人格权制度的规定，许多情况下，人格利益受到侵犯，只能暂时通过类推，适用侵权行为法的相关规定。侵权行为法虽然可以对人格权提供充分的保护，但它只是对权利受损后的一种救济方式，而要切实保护一种权利，必须首先要在法律上确定此种权利，这只能由人格权法来完成。否则依靠法官根据侵权行为的规定来对人格利益做自由裁量，人格利益必将难以得到稳定的、周密的保护。无论是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都具有丰富和复杂的权利内容，这些内容是不能通过侵权行为法加以确认的，而必须在人格权法中具体规定。
再次，对人格权的保护涉及到各种法律，而不仅仅限于侵权行为制度。这就需要单独设立人格权制度，对其涉及的问题有专门做出规定。
人格权独立有利于个人价值的提高。法律是由人创造的，法律同样也创造了人。通过将人格权制度独立化，提升其在民法中的地位，使得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同时由于确认个人的价值，也能促进个人自主性人格的释放，实现个人必要的自由，从而使人全面发展。人格权法应当成为与其他法律相平行的一门民事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展示其内涵和真正价值，充分发挥人格权法的作用。
人格权的地位应高于财产权
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应独立成编，但这还不足以显示其地位。人格权制度还应规定在财产制度之前，以示强调。
人格权高于财产权的体系设计有其理论渊源可循。⑤法学阶梯体系又称盖尤斯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将“关于人的法律”排在了第一卷，居于物法之前。它不仅确立了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而且指出了主体权利能力的构成，认为主体的自由是第一性的。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作为权利主体的人的法律制度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古罗马法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编制体系，对19世纪之后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结构都影响深远。我国民法一直受德国民法典影响较大，只不过德国民法典的潘得克吞体系将法学阶梯体系中的人法分解成了总则和亲属法两部分。我们制定民法典，应改正德国民法典的这种体系安排上的失误。
民法本质上是人法。权利都是人的权利，财产制度只是人实现权利的舞台。在任何一种意义上，人都是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现代法乃是以人为中心，由人出发而铺设的。人格的独立、自由、平等和尊严，应当成为社会的终极关怀。民法本质上是以“人”为核心，民法也正是以这一核心为基点加以展开，形成自己的体系。例如，允许民法主体理性地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全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又通过大量的授权性规范使民事主体在实践中可以自由行使权利。权利如何行使完全取决民法中的“人”，“人”成为民法设计和运用的核心。民法中的其他制度都应围绕这一核心而加以安排。财产权的维护最终也是对人的尊严最基本的维护。可见，财产权的背后还有更高的价值定位，即人格利益的保护。因此，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人格权应处于核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应该居于首位。
哲学界兴起崇尚以人为本的思潮。⑥一是主体理论的提出，其宗旨是弘扬主体性原则。该原则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对于改造世界的积极意义。主体论并不否定客体性原则，但人是中心，物是围绕于人并为之服务的。需要强调的是，主体论并不是主观论。作为主体的人首先是客观实在的，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二是人文精神的兴起以及人权理论的勃兴。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强调人的自我关怀精神，是对不以人为目的的各种物质活动的对抗。而人权理论的勃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追求和关切。它与人文精神共同促进着民法中人法地位的提升。三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缓冲地带。民法的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人格关系必须首先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市民社会要求人们培育自身的主体自我意识，养成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品性，而表现在民法上就是提高人格权的地位，将人身权利置于财产权利之上，财产权利的实现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人自身的价值。
总之，无论是追根求源，或是从民法自身的特性上来看，还是从哲学上取得的理论成就来看，都应该更加崇尚人格权，把财产关系放置于民法的中心地位；把物置于人之上，抹煞了人的中心地位，是一种不注重人权的理论。
人格权制度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具体设计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对这一问题可以形成以下认识：人格权法应独立成编，并且在民法典中位于民事权利体系的第一位。鉴于人格权法涉及的条文较少，可以考虑不分章节，但其内容应至少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要对人格权的涵义作出界定，同时避免无限扩大其外延。第二部分为人格权的权利主体制度。明确有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第三民事主体）也享有与其特质相符合的人格权，同时规定各权利主体人格的开始和终止等。第三部分为人格权制度，包括一般人格权制度和具体人格权制度。关于一般人格权制度，可以通过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体现出人格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等内容。关于具体人格权制度，可以考虑那些已经经过立法和司法实践检验，成熟化和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制度。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人格权的延伸性权利，包括环境权、休息权、安宁权等。这样设计的用意在于，一方面将人格权法定化，从而维护法的安定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弹性，来柔化法典的刚性，从而充分保护主体的人格利益，实现法律之公平正义。第四部分为责任制度，主要是对人格权的保护，规定侵犯人格权应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民事的、行政的以及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关于精神损害的相关规定，侵权责任法里已经有相关规定，所以此处只需简单提及即可，以免影响到民法典的体系。在关于人格问题的研究上，马克思曾指出：“‘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⑦在这里，对于人格权概念的理解，马克思强调的是它的实践价值和社会属性。人应该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而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物质财富，同时人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的动力正是来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人在社会中起到的是一种核心作用。人格权法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人的这种作用确定下来并加以保护，体现的也正是一种人文精神。所以，人格权的独立以及其在民事权利体系中高于财产权的地位的确立，不仅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及对人的保护，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是顺应民法发展潮流的。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注释
①叶金强：“一般人格权制度初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第182~188页。
②姚辉：“论一般人格权”，《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16页。
③梁治平:《法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④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8
abstract:theoriginalmeaningofdemocracyisthemajorityrule.Duetopeople’sdifferentstandpointshowdifferentdemocracy.tostudythewesternandmarxistviewofdemocracyinvestigation,weseedemocracyasanationalgovernanceforms,hasitscommonprinciple.theseprinciplesconstitutethebasicconnotationofmoderndemocracy.
关键词：西方民主观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民主原则
Keywords:Viewofdemocracyprincipleofdemocracy
作者简介：向大泽，男，1972年生，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政府经济管理与社会发展。
一、西方民主观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由demos和kratia两个短语组成，kratia意指权力或统治，Demos一般是指多数“人民”。因此二者合起来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公元前15世纪，古希腊人就开始运用民主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特定的政治生活方式。那时候，民主所概括的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古代希腊城邦所实行的直接民主政治实践。在这种直接民主制中，每个年满十八岁的雅典公民都可以自由参加露天举行的群众集会，有权公开辩论，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城邦的有关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概念，也就意味着一种人民拥有最高权利的政治统治。民主政治就与少数人的统治（贵族制或寡头制）和一个人的统治（君主制或僭主制）区别开来。所以，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民主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1不过萨托利也批评了把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混同于词源意义上的做法，他把民主定义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科恩从公民对政策的制约角度，界定民主是“社会成员大体上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2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批判了根据人民意志来定义民主的“经典的民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称之为“另一种民主理论”的竞争民主理论。熊彼特从程序的视角，将民主看成一种方法，提出了一个新的民主定义。他认为，“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们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3
19世纪的西方社会革命时期，民主概念逐渐具有了它的现代意义，成为反映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一个基本概念。公民参政权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和发展，不断的被赋予新的内涵。现代国家的代议制政府制度的确立，被达尔称为民主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是随着参政权的普及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出现而完成的。
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内涵丰富。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4，阐释民主的观点是：民主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服务与一定的经济基础；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民主只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因而民主根本上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形式；民主意味着公民享有平等和参与的权利。列宁指出：“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5王浦劬把民主定义为：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基础上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有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而这个阶级性，往往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回避或不予承认。但是开放性、平等性、竞争性、程序性、法治性是民主内在要求却是普遍认同的。俞可平认为民主就有许多普世的要素和一套客观的评价标准。6
三、民主的基本原则
综合以上关于民主的论述，无论是历时性上考察民主，还是从共时性上考察民主，我们认为无论什么样民主观都应该包涵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
1、竞争性原则：民主意味着竞争中选优
西方民主理论家把选举作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惟一的最重要的指标。恰如亨廷顿所言，如果一个社会最有权力的公共政策制定者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这个政治制度就不是民主的7。而传统的民主理论主要是从政府权威的来源和政府的目的出发来界定民主。在熊彼特的程序民主理论中，最重要的程序是人民通过竞争性的自由选举选择领导人的程序，熊彼特程序视角的定义成为一种主要的定义。李普塞特认为，“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8他的定义将执政权力的竞争看作是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1971年，达尔出版的《多头政体》，试图以竞争和参与程度为主要衡量标准，构建一种现实存在的民主，以取代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民主。依据达尔提出的两个基本变量―竞争和参与，就可以判断一个政治制度民主的程度。他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要它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是通过人民普遍参与投票的周期性的自由选举产生的，它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参与政治的程度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政治素质高低的重要依据。参与政治选举投票是当代政治制度中最关键的一项制度设置，现代自由民主选举是由一个国家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通过自由、公正和普遍参与投票，在相互竞争的选举人或者政党之间进行选择，选举产生合适的领导人的过程。选举规则实际上是一整套竞争规则，选举过程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过程，因此，民主就排出了政治权力长期由少数政治特权集团无条件地垄断的可能性，排除了无规则的、私下的但却是普遍存在的政治权力竞争对政治秩序的破坏。
2、程序性原则：民主意味着按照程序和规则办事
民主显然离不开选举，但同样显然的，选举并不是民主的全部，在投票之前，选民必须对所要决定的人或事有充分的了解，否则投票就是盲目的。要了解问题真相，就需要开会讨论；议事就成为民主决策的关键。如果议事没有程序、没有规则，那么民主协商的过程就极有可能为主持会议的少数人所垄断，或众说纷纭、杂乱无章，最后不了了之。无论出现上述哪种情况，显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的真义是审慎的“多数决”，也就是通过自由和充分的辩论形成一个知情的多数意见，而在此过程中必须保证少数意见充分表达的权利；主持人的职责不是使自己的意见成为多数意见，而是通过维持会议的秩序和流程使各成员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由产生多数意见。这一切都使得开会成为一门“艺术”，而议事程序规则成为掌握这门艺术的关键；没有适当的议事规则，民主决策就成了一句空话。
民主议事规则是在民主的实践中产生的。作为民主代议制的枢纽，议事规则在英美国家源远流长。早在16－17世纪，英国议会就形成了一系列沿用至今的基本议事规则，例如一次只能有一个议题、辩论必须围绕当前的议题、意见对立的双方应轮流获得发言权、主持人应请正反双方分别表决、取消或限制个人或少数方的辩论权利必须得到出席人数2／3以上的同意、禁止人身攻击等。美洲殖民地移植了英国的议事规则，《独立宣言》和第一部美国宪法就是根据这些程序规则通过的。1801年，杰弗逊有感国会缺乏确定的议事规则，编撰了《议会规则手册》，以后为众议院所沿用和发展。到1875年前后，亨利・罗伯特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编辑创造的一套“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oforder)。罗伯特规则不仅规范议事程序、提高议事效率，而且也帮助提高普通公民的民主素养并培育公民按规则办事的民主习惯。只有具备民主习惯的公民群体才能产生并维持一个民主的政府。民主不是别的，就是按规则议事。
3、利益性原则：民主体现了以利益为纽带的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
民主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存在，这涉及到政府和公民的利益。要想在选举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把政治官僚、政党集团的利益的实现，与公民的利益要求和意愿在政策过程中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如果忽视选民的利益诉求，制定的公共政策不符合选民的利益，那么在选举中必然导致选民用脚投票。选举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主要的是在一般的、宏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选择的不同思路之间的较量，是关于若干年来政府施政的总的政策路线之间的较量。公民参与政治，体现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强调这种观念改变了政府至上的观点。在一切非民主的政治体制里，政府的产生与普通公民都没有直接的关联，是由少数人操纵和控制的。而民主政治借助投票选举这种制度安排，由全体选民经过公开、公正、自由的选举，在竞争着的多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对政府进行授权；决策部门可以通过公民的参与反馈的建议和意见，对政策进行科学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在这里，普通公民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客体，他们既是被治者，又是治者，是政府权力的来源。
4、平等性原则：民主意味着平等参与原则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在自身的架构基础上必须以公民权利的自由和平等为其核心原则。”9在当代民主治理实践中，平等原则主要就表现为公民的平等参政权。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利益主体的愿望和要求，都可以享有平等的机会得到表达，并在政策结果中得到平等的体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古典平等原则一起，成为现代平等原则的主要内涵。政策过程的民主，各种社会利益主体对政府政策过程的参与和影响，与选举中的公民参与一起，成为民主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在一个民主制度的框架里，政治体制正常运转有赖于社会所有群体都普遍地和平等的拥有和行使参与权，共同决定公共决策。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首先是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社会群体，就意味着他们的利益经常地被排除在决策者的视野外，被忽视了。而在决策过程中利益得到平等的关照和考虑，是以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基础的。
5、宽容性原则：民主意味着利益冲突可以用合作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
民主本质上一种规范化的权力竞争制度，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民主是建立起来维护根本经济利益的制度设计。矛盾是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事物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保持稳定。在保持事物性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和平妥协的办法解决具体问题。政治领域中解决矛盾的策略通常是用民主的形式。除非阶级斗争激化非得动用暴力，然暴力过后必须以民主的手段来维护既得利益，否则，被的命运又会重演。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承认相互冲突的力量和利益要求存在的合法性，承认它们通过规范化渠道相互竞争的可能性。相互竞争的力量、利益、意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共存和相互竞争，是民主区别于专制体制的一个本质特征。竞争制度的民主并不是一种敌对性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制度，甚至是一种在互相补充或纠偏的制度，党派之间争斗必须以不危及制度本身的生存为限度。一切无法达成一致的民主冲突，都是与民主的精神相悖的，是民主的异化。民主的精神是参与、竞争和宽容。
6、中介性原则：民主借助一定的媒介而发展
民主表现为多数人的统治。再精巧的民主设计，必须要由一定的中介去落实。无论是古典民主的广场集会辩论，还是现代民主的代议制决策，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的功能发挥依赖于一定的介质，比如言论、书籍、集会场所、文件、媒体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民主越来越有“飞入平常百姓家”的趋势。古典民主局限于小城邦的直接参与民主有可能因现代媒体的发达而实现。也就是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底层的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距离障碍消解，人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便利，原来因为技术上不可实现被放弃的各种形式的直接民主，眼下技术上很可能实现。民主通过现代媒体，确实使民主的结果更接近于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每个人是每个人权利的主人。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预言，电子媒介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去向是组建便利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10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数字民主”（digitaldemocracy）、“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或赛博民主的概念11。
需注意的是，民主内涵丰富，用列举的方式是不能穷尽它的完整内涵的。民主没有一个广泛的定义，任何给定民主的定义都会受到多方面反对12。基于此，民主才有激发人类不断去追求、超越的空间。但是不论民主的定义多么复杂或多么精确，民主蕴含着这样的常识：人民是权力或权威的拥有者和行使者。13
参考文献：
[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传版社1993年版
[2]李普塞特：《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4]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王浦劬主编，《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列宁全集》第31卷
[7]景跃进、张小劲编：《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版
[8]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9]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9页
[10]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文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传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2】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3】参见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
【4】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81-82页
【5】《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页
【6】俞可平认为：民主政治的普遍要素包括：（1通过普选自由人公正的产生领导人。（2）民主政治是一种法治。（3）民主政治是一种有效制约体制。（4）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性的参与政治。（5）民主政治是一种宽容的自由政治。民主政治的评判的普遍标准是：普选、参与、法治、透明、人权和责任。参见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7页
【7】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0页
【8】李普塞特：《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9】阎钢：《政治伦理学要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10】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11】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9页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民事主体制度；发展趋势；阶段；扩张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8-085-02
纵观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历史，其实现了从古罗马时期的“人可非人”到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非人可人”的跨越，二战后至今又呈现出“非法人团体可人”的趋势。从这一历史流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了“范围不断扩张”的特征。
一、第一阶段
“平等”作为私法领域的崇高理念为各国民法所贯彻与推崇，但追溯民事主体的发展历史可知“平等”在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中是个乌托邦。古罗马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格减等”制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物。人的地位涉及三方面要素：自由权、市民权与家庭权，同时具备这三个权利的少数人就具备了“caupt”而成为罗马共同体的成员,与此同时又通过人格减等制度实现人格的丧失与地位的降低。“奴隶、外邦人成了被排除在法律主体范围之外的工具”。此为民事主体发展的第一阶段：“人可非人”时期。“人可非人”阶段的民事主体表现为具有生物属性的自然人，但并非所有的homoiv都可成为法律上的人，奴隶、外邦人等并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二、第一次扩张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的壮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思想的洗礼，个人主义、主体平等的思想的熏陶，加之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到了19世纪，近代民法获得极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古代民法主体不平等的否认和对所有自然人人格的恢复上。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私权”，《奥地利民法典》第1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要件之下，每个人皆能够取得权利”，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认为自然人是平等的“自然状态的人”，《瑞士民法典》在ll条中规定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这样，人通过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从而用“人人平等”取代了“人可非人”，实现了民事主体范围的第一次扩张，这也是民事主体制度在自然法上的回归。
三、第二阶段与第二次扩张
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欧洲海上贸易得到极大发展。12世纪初，为了分担海上贸易风险，在意大利的自治城市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海上协会”的股份公司；此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一种“柯曼达”式的合伙，这种合伙又区分了有限责任合伙人和无限责任合伙人；15世纪末，在尼德兰和英国先后出现了各种商业公司；16至18世纪的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深入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得到确立和巩固，这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实体便普遍存在了。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些经济实体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为民事主体制度的“非人可人”化（即法人取得主体地位）提出了现实需求。
最早系统规定法人制度的法典是德国民法典。它在第一编将法人列为专章专节，并对法人的成立、登记、法人机关、破产等事项都做了详细规定。这个法人制度体系被后来的瑞士、日本、意大利、旧中国、巴西等国所仿效。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虽未赋予这些经济实体以主体地位，但1807年制定商法典时，在技术性上认可了商业组织的主体资格，随后又在1867年制定的有关股份公司的法律时确立了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
这些法律的规定为法人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同时也完成了民事主体制度的“非人可人”化。此为民事主体制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也同时实现了民事主体范围的第二次扩张，也有学者将此称为民事主体制度从一元到二元的转变。
四、第二次扩张的原因与可能性分析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法人如何能成为法律上的“人”？
经济交往的频繁使得团体这一先于法律承认而存在的实体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作为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工具必须对之进行调整，因此，不可否认，一定形式的“团体”成为民事主体是现实对法律的必然需求。但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团体”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生物性差别，人作为万物生灵之长，其民事主体地位的获得有着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性，那么自然人与“团体”又如何能被这些法典置于民事主体制度的同一框架下呢？追求独立与自主性发展一直是法律乐此不疲的事，而实现这一追求的首要任务是法律规定及背后的法学理论必须具备逻辑上的自恰性。很显然，法人在民事主体制度中的出现给这一追求出了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的是“权利能力”一词。赋予“权利能力”以解决法人主体资格功能的是德国民法典。具备了权利能力即具备了主体资格，法律赋予法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也就肯定了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反之则否。
萨维尼受康德与黑格尔“理性人”与“人格人”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法人拟制说。其认为法律上的“人”最大的本质在于理性，那么法律上的“人”的构成要件就应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民事主体的基本要件在于权利能力，而不是看其是否具备生物性。这样，法人成为法律上的“人”就摆脱了生物性这一障碍。法人有着独立的财产，独立的机构，能够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当然具备了法律中的“人”所要求的理性。那么只要法律赋予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其就可以作为民事主体出现。
因此，“权利能力”一词的提出在当时有着哲学理论基础的支持与技术可能。
有学者曾精辟地认为如果自然人的主体地位能够在自然法上寻找到依据，那么法人主体地位的获得则完全是实证法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范围的两次扩张实现了从“非人可人”到“人可非人”的跨越，或者说实现了从自然人一元主体结构到自然人与法人二元主体结构的转变。这两次扩张体现了法律对人类自身的关怀，也体现了立法技术的巧妙与法学理论的发展。
五、第三阶段与第三次扩张
经历两次扩张，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并不就此而停止。如果说第一次扩张体现在“自然人”上，第二次扩张体现在“团体”上，那么第三次扩张则是在“自然人”与“团体”上同步进行的。
到了现代社会，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同样呈现出了扩张的趋势，笔者以为，现代社会民事主体制度发展最为重要的特征是“非法人团体可人”（与“非法人团体主体化”同义），这也是民事主体制度发展第三阶段区别于上述两个阶段的重要标志。
（一）“非法人团体可人”化
“非法人团体可人”的趋势突出体现在合伙主体地位的演变上。
德国民法典在赋予法人民事主体地位的同时规定了合伙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从而否定了其主体地位。而这一规定为瑞士、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所效仿。但由于合伙作为经济实体的存在形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始终活跃在各种经济交往之中。由此引发的各种纠纷又促使各国赋予合伙民事诉讼中的主体资格，这也导致了民事主体资格与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分离。
但“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民法都趋向于承认合伙的主体地位。例如，法国1804年制定民法典时，规定了不具主体地位的民事合伙的内容；德国仿效法国并建构了自身的民事合伙、商事合伙、隐名合伙制度，德国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回避了民法典中不承认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规定，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美国仿效英国制定了合伙法和统一合伙法；法国1978年重新修订的《法国民法典》第1842条规定从法律上承认了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日本、比利时、菲律宾等国家则赋予合伙以法人资格。而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但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承认了合伙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
（二）“自然人范围扩张化”
现代社会高科技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克隆人主体地位的讨论，有学者提出，赋予克隆人民事主体地位“符合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旨趣”的民法的现代化价值标准。有学者站在代际公平的角度提出环境和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对未来民事主体权益的侵害，既而提出应赋予未来世代人民事主体地位的主张。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关注动物的生存，因此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赋予动物民事主体地位的主张。许多学者在对死者、胎儿利益保护的探讨中引发了赋予其主体地位的思考，也对植物人主体地位进行了讨论。
目前来看，这些学者提出的新主张有些激进，为理论界所驳斥。如赋予克隆人主体地位不符合现实伦理；对未来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可以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解决；而我认为赋予动物民事主体地位将导致“共舞”的景象，并不利于民法对民事主体私权的保护。
（三）第三次扩张的原因与可能分析
如果说第一次扩张始于人类对自身的重新认识，第二次扩张始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客观需求。那么第三次扩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而“非法人团体可人”与“自然人范围的扩张”又是否可能呢？
1、扩张原因分析
有学者xx对现代社会民事主体范围扩张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站在民法的现代化、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角度上提出，经济的因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民事主体范围不断扩张的原因；并认为经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这一观点不无正确，综观民事主体制度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一元到二元的转变，都是现实经济生活实际推动的结果。
2、扩张可能性分析
学界对“自然人范围扩张”与“非法人团体可人”的“可能性”均有对立的看法。
（1）“自然人范围扩张”的可能性。
有学者精辟地论道：胎儿也好，死者也罢，将它们列入法律主体表面上是为保护它们的利益而实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现实人的利益。法律主体资格的产生与消亡在某种程度上又取决于人的需要。借用斯通先生的话来揭示这一点：既然法律可以赋予不能说话的国家、公司、胎儿等法律资格，为什么人类不能赋予动物等生命实体法律资格呢?
（2）“非法人团体可人”的可能性。
对“非法人团体可人”的可能性讨论上，我国学者有两种对立的态度，第一种持不赞成态度，认为除自然人与法人外无其他民事主体，严格按照德国传统的民事主体构成四要件说而否认合伙的主体地位；而另一种则持肯定的态度并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这一探讨分两个路径进行。
其一是在学理内部寻找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对民事主体构成要件的讨论。
之所以出现民事主体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是因为判断民事主体的标准不统一。我国传统民法学对民事主体的标准表现在《民法通则》的规定中，《民法通则》规定了法人需具备的条件：①独立的名称；②独立的意志；③独立的财产；④独立地承担责任。这种立法实际上沿袭了德国关于法人的四要件标准：独立的意思；独立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需登记。其中上述四要件要同时符合，缺一不可。不符合这四要件的其他组织都不是法人，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这四要件中，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是关键，但也限制了其他非法人团体如合伙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妨碍了“非法人团体可人”化发展。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民事主体资格标准说，如民事权利能力论、抽象人格论、民事主体功能论、独立意志论、财产载体论、独立意志论和财产载体论。
在这些新的理论中，有些理论试图淡化对民事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以求设立更为合理的民事主体资格标准。这为“非法人团体可人”化提供了学理上的可能。
其二则是在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层面上寻找扩张的可能，提出了建立开放性民事主体制度、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等主张。
笔者以为现代民事主体制度在第三阶段的扩张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虽然有学者不赞同民事主体范围的扩张，但其也捕捉到了“民法向经济合理性妥协的趋势”，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必然给包括民事主体制度在内的民法带来冲击，而在对待民事主体范围的扩张上应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在学理上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在合理限度内完成“自然人范围的扩张”与“非法人团体可人”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国栋.再论人联系[J].中国法学，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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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矾淳.论胎儿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民事主体地位[J].行政与法，2005，（12）.
民事主体制度论文篇10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专政。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应本着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入手寻求路径。“民族的”是指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寻找文化交融的方式，既要保持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对世界优秀民族文化做到兼容并蓄。“科学的”是指应以科学的态度正视历史，主张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反对统治阶级腐朽的文化，发挥科学的、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大众的”是指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字”“言语”要接近群众、切实反映群众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