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篇1
驱动市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一个较为深久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4〕。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例如，约翰•基恩力图通过捍卫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界分来推进欧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michaelwalzer建议用市民社会的理念来统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理想；DanielBell甚至呼吁在美国复兴市民社会，以此作为抵御日益扩张的国家科层制〔5〕。?
然而，促使市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雅克•拉尼克(JacqaesRupnik)就曾将1968年至1978年间波兰的政治发展概括为“修正主义的终结与市民社会的再生，”或者说，乃是依凭市民社会理念展开自下而上的努力斗争的结果〔6〕；爱德华•希尔斯则认为，这是市民社会观念浮现的结果，因为集权式国家在消解市民社会的同时却无力根除市民社会的观念，“正如魔鬼的观念在企图限制并剥夺魔鬼一切权力的神学中得以保存一样。”〔7〕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所有西方的思潮流派都视东欧诸国及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8〕；这一判断的深层预设，就市民社会而言，乃是指立基于西方经验或观念的市民社会而型构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那种可以跨越空间、超越文化或传统的具有普世效度(universalvalidity)的结构性框架。正是基于这一预设，市民社会就被认为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目的〔9〕。这种将市民社会不仅视为手段而且还设定为目的的观点，其要害在于市民社会理念的运用不会因“后共产主义”的到来而终止，相反将在由此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市民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持续得到使用。?
市民社会理念凭藉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dimension)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相对自主的逻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其直接赖以的成因而逐渐形成种种新的理论研究的努力。这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知识范式的建构。哈贝马斯从“新马”的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shpere)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解释，亚历山大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话语做出了个案性分析，马修从帕森斯社会学的理论出发但根据其自己对它的修正而提出了新的“社会团结或凝聚性”理论，而泰勒则从社团自治或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式市民社会观做出了重构等等，无疑都是知识范式建构方面的典范，〔10〕但这些努力还很难说是市民社会系统理论的建构；真正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是英国学者约翰•基恩于1988年出版的DemocracyandCivilSociety和美国学者科恩与阿雷托于1992年出版的CivilSocietyandpoliticaltheory。仅如科恩和阿雷托在其书的导言中所宣称的，“尽管市民社会‘话语’不断扩散，市民社会概念本身亦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展出一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theory)，而本书便是要开始建构此一系统理论的努力。然而，系统理论的建构，却不能直接出自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但行动者则很可能需要那种对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局限性做出的较远距离且较富批判力的检视所产生的结果。此类理论须与相关的理论论争的发展具有内在勾连。”〔11〕当然，由于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时的取向不同，同时又由于市民社会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人们在形成诸种新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意图，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就可以概括出两种意图：哈氏试图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实际历史经验归类为若干公共领域模式，并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其中一种类型；但是，哈氏又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所以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对当代政治的批判，因此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又构成了他据以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抽象判准。〔12〕?
二、中国学界，包括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和台湾知识界，乃是在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引入市民社会理念的。然而，三地的学者之所以援用市民社会理念，其原因除了受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摆脱集权式统治的某种成功“示范”以及受西方市民社会话语的影响以外，在我看来，还有着他们各自的原因。这些原因与三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紧密勾连，正是在不尽相同的环境之中，三地的论者形成了他们彼此不同的问题结构以及他们各自的取向或诉求，从而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他们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主导西方汉学家（这里尤指美国汉学界）的历史解释模式主要是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最为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静止观）的“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对立模式；此种模式认为中国在同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发生变化。正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派生出了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所主张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13〕，其内在理路表现为：既然中国内部不具有发生变化的动力，那么这种动力就只能是来自外部。然而，此一模式由于受到全球革命热潮的影响而在六十年代以后不断遭到质疑，遂形成中国近现代史解释的新模式，即所谓“革命”模式〔14〕。在“革命”模式的影响下，不仅近代中国史是围绕革命史这个中心来撰写的，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论著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解释和评价其他历史问题。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的论著中，革命是依其成就而被正面评价的。因为“革命论”认为，所谓“西方冲击”只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时美国侵略越南的行为做辩护；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15〕?
然而，此一欲求替代“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的“革命”历史解释模式，却又于八十年代在一个路向上因受全球性的对革命的否定思潮以及中国内部对“”进行否定的因素的影响而开始遭到质疑〔16〕，并在另一个向度上因社会史的拓深研究而受到挑战。在后一类研究中，近年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现代”(earlymodern)的概念，持这一观念的学者不仅否定了“革命”模式而且也动摇了“停滞的”的模式。采取此一取向的学者中最具影响的便是那些转而接受市民社会的理念，更准确地说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的论者，他们试图建构起对中国历史经验做重新解释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范式：例如，maryRankin通过对晚清浙江的公共领域的精英能动主义的分析，罗威廉通过对晚清汉口地区商人的区别于“祖籍认同”(nativeidendity)的“本地认同”(locationalidendity)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探究，以及DavidStrand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种种作为参与政治的新领域的“非国家活动”的研究〔17〕等等；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倾向于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localelits)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市民社会团体的逐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这种趋势到了民初更显明确，日具实力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声张其地方或成员的利益。这种观点以一个社会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其出发点，认为明清乃至民初的中国发展了大规模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必定引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趋势后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抗这种侵略的革命而被打断了。?
美国汉学家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念对中国的研究，虽说不乏对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社会自主性拓展的关照〔18〕，然而一如上述，其间最为突出的贡献则是由一些颇有见地的汉学史家在重新解释清末民初中国史的区域研究领域中做出的。他们在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研究中国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怀相对来讲并不在于中国将如何发展，而在于描述中国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解释中国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如此发展及其结果。〔19〕这种关怀本身的规定性，导使他们在内在的取向上更倾向于将其侧重点放在回答应当如何描述和解释中国史的问题上，因此他们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历史解释模式的论辩〔20〕；极具反讽的是，原本被以为更为有效地用来解释历史的模式，却在模式与模式之间的论辩中反过来要用被这种模式重新组合的历史去证明它的有效性；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采取了一种几近非历史的态度，亦即将理论模式与历史的紧密勾连解脱〔21〕。当然，由于这个问题涉入了历史阐释中更为基本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题域，此处不宜详论，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的汉学史家大体上站在了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一边，而没有认识到或至少是忽略了作为道德和政治批判家的哈贝马斯的意义〔22〕；可以说，正是上述所论构成了他们的诉求，亦即他们在较大的程度上是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首先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或判准来接受的，亦即透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援用以替代此前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或替代此前裁断中国历史的判准。?
三、在市民社会复兴之全球风潮的影响以及苏联东欧国家通过市民社会的“复兴”而有效形成的制度转型所产生的“示范”下，汉语世界论者也开始援用西语世界中的civilsociety之理念；此一术语在大陆被译作“市民社会”，在台湾则被译作“民间社会”，并逐渐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形成各自的市民社会话语。当然，大陆与台湾论者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时也因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境况不同而存在着种种区别。然而，此处毋宁需要强调的乃是汉语世界论者与美国汉学家所置身于其间的社会境况的不同：大陆社会自1978年始正在经历着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社会自主化”的进程，而台湾则是处在以经济自由化为依托的社会自主化和日渐实现的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上力图达致政治民主化的阶段；而且，正是大陆论者与台湾论者经由对自己所置身于其间的这种社会境况的体认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本土的现实关怀，使他们无论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上还是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取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品格方面都与西方汉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西方汉学家所侧重的并不是市民社会概念的非实证的理念层面，更要紧的乃是其实证的层面，然而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论者来讲，最为侧重的却显然是其间的非实证的理念层面；因此，他们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时所反映出来的首要意图便是对现实的批判并实现精神的整合。我曾试图对大陆论者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意义加以概括，“这股思潮之于中国，乃是一种含有现实批判性的汲取性创新，因此基于现实层面的目标则标示为建构经验历史及思想历史全不知晓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其任务当然是首先建构起中国的市民社会……”〔23〕；而台湾的情况，则如江迅和木鱼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民间哲学’或‘民间社会理论’，并不是一味翻版西方最新学说，而是基于我们对过去历史实践的反省，以及对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偏逸、异化、乃至形成‘非人性化’的‘真理政权’的失望与觉悟……”。〔24〕?台湾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基本上被概述如下：(1)国际人格的缺失，造成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认同危机；(2)台湾与大陆的长期隔绝，致使当局形成了一种深层的恐共心态，于现实层面则表现为对台湾社会自主化发展的一种环境限制；(3)政教合一的威权政治结构，经70－80年代各种运动的冲击而于1987年趋于解体，但并未达致全部的民主化；(4)台湾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致使台湾无从获致其自主性。〔25〕然而，台湾民间社会论者却认为，上述问题虽构成台湾政经体制危机的根本症结，但是从民间社会的视角看，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亦即“民间哲学所追寻的，是力求客观现实能紧随理论的逐步实践而有所改变；上述四大问题，如果我们不再把它们化约成四个终极目标，而细分为无数个实践阶段，那么最有力的物质凭籍及实践主体，必然会落回到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上。”〔26〕更深一层地来看，其终极目标乃是解体威权政治和实现民主政治。?
大陆的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则以为，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然而，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在学理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就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在历史经验上看，上述两个条件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倚的两极：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这种历史上出现的两极徘徊在当代则演变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大陆市民社会论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27〕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建构中国实现(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现代化的良性的结构性基础。?
上述大陆与台湾论者经由强烈的本土现实关怀而设定的问题（即政治民主化或含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基本相同，因而他们在市民社会题域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亦就基本上集中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问题上面，或者说基本上都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框架下进行其探讨的。当然，正是这种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们思维逻辑的起点，即他们都力图打破往昔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思维路向，在大陆表现为对“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的精英式思路的批判进而主张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动的观点；在台湾则表现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动员症性格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左派阶级化约论的质疑进而力主以人民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抗争。可见，依据这一框架，得以为大陆论者对传统的思维路向以及大一统的经验做出有效的批判及对中国当下改革进程中社会日益获致其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现象给出解释并导使人们洞识其对实现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基础意义；得以被台湾论者用来统摄其他话语并为动员已有社会资源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而提供学理性依据。?
如果我们做更深一层的追究，那么我们就还会进一步发现大陆与台湾论者因其具体取向的侧重点的不同而在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模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理论品格方面的差异。此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大陆论者那里，更多地被设想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种能拓展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可欲的基础性结构；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大陆论者来讲更是一种目的性状态(当然，这显然不是终极目的；准确地说，它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交互的状态，只是前者得到了更明确的强调)，从而他们的研究多趋向于对此一状态的构设以及如何迈向或达致这一状态的道路的设计；也正是这一点，就实现民主政治而言，深刻地标示出大陆市民社会论者的不同于民主激进诉求的渐进取向。?
然而，台湾论者相信台湾70－80年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乃是各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所致，因此他们认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仍须依赖民间社会进一步的自下而上的抗争；据此，“民间社会与国家”〔28〕的关系，在台湾论者处，便更多（或完全）地被构设为一种由下而上的单向度的反抗威权“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民间社会视作一种抗争“国家”的手段，从而“民间社会对国家”关系的构造也就更侧重于如何有利于实践层面的动员和抗争；由于他们坚信抗争手段以及依此手段只要将威权“国家”解体，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便能实现，所以他们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是更为激进的取向。这也是台湾论者为什么一开始就将西文civilsociety转译成“民间社会”这个载有中国传统的“民反官”之强烈历史记忆的术语的原因，一如何方所言，台湾民间社会理论的欲求，“当然最明显的是‘反’，因为‘民间对抗国家’很容易简化为官民对抗，（因此把civilsociety翻译成‘民间社会’就非常重要，‘市民社会’的译法就难达此战略效果）在一般人的心中，民间哲学清楚地划出‘统治（国家）－被统治（民间）’的界线，立刻孤立了政权；民间哲学就成了‘造反哲学’”〔29〕。?
四、市民社会可以被认为“既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图还具有道德和哲学的蕴含、既是指高度概括的结构又是指极为具体的结构、既是设域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观念又是置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二分观念”。〔30〕然而，市民社会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作为一种观念，都是欧洲或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论者，一如前述，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动因、诉求及理论品格等方面彼此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在借用西方的概念，因为三地的论者都是借用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或分析、或解释、或批判、或构设与此一概念所赖以生成的历史经验乃至思想传统截然不同的中国社会之历史和现状。正是在此一“借用”的过程中，三地的市民社会论者无疑会遇到一些相同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问题。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已然在研究过程中凸显出来并进行了讨论〔31〕，但很难说已经获致了解决，而另一些问题则因隐存较深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对借用市民社会概念或模式分析中国的研究经验的批判。?市民社会论者，尤其是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美国汉学家，往往认为“市民社会”模式可以替代前此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或“革命”模式。然而，黄宗智却不无正确地指出，虽说“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挑战了“冲击—回应”模式，但由于这两个模式的背后蕴含着一个相同的规范认识(paradigm)，即大规模的商品化必定引起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所以它们又不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当它们共享的规范认识发生危机即商品化与经济或社会不发展的悖论事实发生时，它们都会同样丧失解释力〔32〕；德利克则认为，“市民社会”模式虽说被认为替代了“革命”模式，但是由于前者只是透过回避或搁置以革命为主线的历史来实现这种替代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市民社会”模式并未能含盖“革命”的模式〔33〕；而在我看来，中国论者在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一开始，便深受其“现代化”前见的制约，亦就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展开其讨论的，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34〕?
透过对这些批判的要点加以概括，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者，无论是取市民社会理念的批判向度，还是取此一理念的实证经验向度，都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发现或希望发现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这种努力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预设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及在其间产生的市民社会观念为一种普世的、跨文化的经验和观念。在这一基本预设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就具体表现为：一，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在中国社会之历史中寻求发现或期望发现中国与西方二者间的相似之处；二，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判准，对中国不符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尽管此一方向的努力所针对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但其间却认定西方式市民社会发展之道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法门。进而，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便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两种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遂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觅一些符合既有理论模式之前提的事实作为依据；二是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做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读或做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立基于上述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路向的分析，或可以给出将上述研究做“头足倒置”的可能性的启示〔35〕，即一，把原本作为判准或依据的市民社会模式，转而视作对中国进行理论研究的论辩对象；二，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立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为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间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适用于中国的理论概念，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分析性理论模式。一如中国大陆市民社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把作为分析概念的市民社会与对市民社会概念演变的学理考察相区别，因为考察市民社会概念史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从中‘建构’出可以适用的分析性概念。”〔36〕当然，这种努力有可能形成对以西方发展乃唯一之道为基础的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辩，进而由此从中国的本土立场出发去丰富市民社会理念。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这方面的努力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否隐含着一个“理论上的陷井”，即将汉语世界的市民社会研究拉入西方的轨道，而在不知觉中丢失其被引进时的批判力。无疑，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做更详实的讨论并展开更扎实的研究。?正是为了推动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及讨论，并为拓深此一题域中的本土性理论研究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我与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J.C.alexander教授一起几经商讨、反复择选，终于编辑成了这部论文集。本书共收入研究论文共二十三篇〔37〕，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市民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主要侧重于论者对市民社会概念之特定内涵的分疏及厘定，试图反映市民社会理念从与政治社会不分，此后逐渐与国家相分离直至最后经社会与国家互动而形成第三域(即市民社会)的演化的内在理路；第二部分“市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侧重于展示市民社会与文化符号、社会整合、国家政权建构(statebuilding)、民族主义以及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图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拓宽研究题域，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市民社会理念除自身的内在问题外而与其他问题相勾连时所具有的繁复性；第三部分“市民社会与中国问题”，主要围绕美国汉学家、中国大陆及台湾论者援用市民社会模式所做的研究，同时侧重于对当下研究的反思及论辩，并呈示某些晚近涌动的立基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本土性研究趋向。?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还起步不久，仍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然而，我认为，只要对市民社会模式做更为深刻及确当的把握、不受制于既有市民社会模式的拘束并始终对一元论取向保有批判的自觉而对当下研究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立基于中国的本土并对中国如何发展坚持强烈的学理性关怀，便有可能在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自己的分析概念，并进而逐渐建构起符合中国历史及现状之真实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
【注释】
〔1〕尽管有许多论者都在其研究中涉略到了市民社会的问题，然而就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只是到了本世纪末才有所呈现，“综观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历史，依我所见，市民社会所涉的内容及其所指的准确对象并未得到严格界定。这个任务只是经由尤根•哈贝马斯以及其他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重建性努力才得以完成。”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原载modernChina,april,1993,见本书。此外，美国论者科恩与阿雷托就此一问题有更为明确的阐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展出一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见科恩与阿雷托，CivilSocietyandpoliticaltheory,themitpress,1992,p.3.??
〔2〕?例如，东欧论者主要依据的是自由主义市民社会观，以求摆脱集权性统治而恢复社会的自主性，而大陆市民社会论者的目的则在于建构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结构条件，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洛克式观点与孟德斯鸠或托克维尔式观点的平衡。??
〔3〕?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原载publicCulture,1991,3(1):95—118，见本书。??
市民社会理论篇2
关键词：市民社会；服务型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3）01-0015-04
theDevelopmentofCivilSocietytheoryandtheReconstructionofSocialGovernance
maQuan-zhong
（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ffairs，ShaoguanUniversity，Shaoguan512023，China）
abstract：thesocialsocietytheorywhichisonthebasesofmanypersonssuchasLockeandHegelisimportantpartofmarxism.itsmainideasarethatcivilsocietyisthebaseofthenation，andeconomyistheessenceofcivilsociety，andthefutureworldiscombinationofpeoplewithliberty.thisimpliesusthatintheconstructionofcivilgovernanceweshouldfollowthetheoryof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andhandletherelationsofthesocietyandthenationbetter，anddevelop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improvetheself-governanceofsocietyitself.
Keywords：civilsociety；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socialgovernance
自上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的没落与市民社会逐渐兴起，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全球热潮。在我国，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也迫切需要加强对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从中探寻适合我国语境的社会管理的治理路径。笔者尝试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谱系进行梳理，揭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管理思想，旨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社会管理的具体思路。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
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为标准，市民社会理论大致分为近代自由主义时期、国家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三种市民社会理论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和现实的不同理解，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和演变。
古典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这一时期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没有明确提出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是隐含在国家理论之中。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基础上。他认为人的本性具有这样的特点，在缺乏权威约束的情境下，人们彼此互不信任、相互恐惧，人们被迫运用自然权利保护自己，因此人们便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为结束这样的状态，人们便彼此约定，放弃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这样“利维坦”便诞生了，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便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因此，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是绝对国家，对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是高高在上的“利维坦”，在国家之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市民。只有在国家权威的笼罩下，臣民才能获得生命和安全的保障。洛克也是在自然状态的假定下展开他的理论体系的。但他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有明显的分野，他认为自然状态下，所有个体都是他本人和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和绝对主人，所有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是一种重要的权利，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1]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最缺乏的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威，为此，人们应当订立契约从而建立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便是政治社会，在洛克这里，市民社会是和国家是重合的，市民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词。洛克认为，公民社会高于政府，所以政府必须对公民社会负责，因而公民社会必须对政府进行制约，保证此目标实现的举措是、法治和分权。在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孟德斯鸠更加注重权力的制衡，由此提出了他的三权分立的思想，通过权力的制衡和相互制约，使社会免受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侵蚀，从而保障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古典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由于没有形成清晰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是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混为一谈，遭到了黑格尔等的批判。黑格尔在批判洛克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是国家主义市民社会理论集大成者，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市民社会概念的思想家。他认为，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市民社会是一种在家庭和国家之间有一定差别的阶段，市民社会需要以国家为前提，同时为了巩固国家而存在，市民社会需要一个作为独立的事物在它面前。[2]197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的私欲是市民社会的原动力和市民社会运行的原则，在市民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的身份是市民；与市民社会不同，国家关注的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是人们根据和依照法律和政策进行的公域，个人在国家中的身份是公民。[2]96因此，国家的公共利益高于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国家高于社会，为了克服市民社会的缺陷，需要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干预和控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绝对精神观念之上的，他认为，自由意志的发展要经历抽象的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阶段，与此对应则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市民社会虽然具有独立的特征，但由于市民社会强调个人私利的天然缺陷，只有代表着普遍利益的国家才能克服这些缺陷。黑格尔是系统论述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人，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区分开来，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伦理精神之上，而非现实之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受到了马克思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再解读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的国家和社会二分思想的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批驳，认为黑格尔颠覆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国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乃是一种私人利益体系，基本包括了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马克思认为，官僚体制和等级会议也无法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因为国家和市民社会已经分裂，市民社会的缺陷只有在对国家的去魅中通过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克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不同于之前市民社会理论内涵的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个支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社会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构成了社会生产领域，属于经济基础，而与此对应的，国家则构成了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表明国家是社会的衍生物，社会的发展制约和影响着国家的变化和管理模式，只有国家管理模式适应了市民社会需要才可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相反，与市民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国家管理模式，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其本质在于这种组织是建立在物质交往之上，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国家”。[4]市民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键。市民社会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有深刻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所以，市民社会的一切变化都可以从生产的发展和人们之间的交往中寻找源头。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市民社会的最大变化是非政府组织的勃兴。根据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本质的论述，可以推断，非政府组织是人类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风险不断增大、社会不确定性增加和复杂性增大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为了实现自我治理而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非政府代表着一种新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国家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继续有效实现市民社会治理需求的一种表现，因此，可以认为，随着新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它必定取代并超越市民社会。[5]121-127
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阶级的和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那些社会，终将会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而在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单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描述，是对市民社会最终发展道路的展望。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马克思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创造的新社会，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以及国家关系的新思考。马克思认为，个人他的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表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此，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把人的解放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对人的伦理关怀是社会管理首要目标。因此，在具体社会管理治理路径重新选择上，强调服务价值和伦理精神的服务型政府便是当然的选项。
三、社会治理路径的再生产
当前，我国正处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市民社会，是我国当前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必须面临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为指导重建我国的市民社会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则，同时也能有效避免当前一些地方社会管理的一些错误做法，促进我国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治理路径的选择上，首先要以服务型政府为社会管理的方向，其次，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同时还要避免目前社会管理的一些不适当做法。
1.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是低度复杂性的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强调权治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社会形态，与此对应的是行政范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是管理行政；后工业社会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管理行政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下无法应对新的社会现实对它的挑战，因而时代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应对风险社会的需要。在后工业社会，社会深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利益主体多元且分化，导致社会危机事件频发。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属于一种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6]是以“服务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管理模式，它能克服管理行政“效率至上”和“形式理性”的缺点，从而能够使社会风险最小化，促使社会管理向走向善治。
2.社会管理创新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导致我国的市民社会长期处于发育不健全的状态。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仍然处于成长阶段。因此，扶持和培育市民社会是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由于市民社会发育不充分，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会导致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弱社会而造成的国家集权主义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状态。我国建国后的30年计划经济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写照，这种模式的负面效应体现在社会的严重萎缩、政府职能的全面扩张、行政效率和效益的双重低迷。这种模式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因为它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科学论断。另外一种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忽略，导致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混乱，形成国家权威流失和市民社会失范的双重效应。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既要体现市民社会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国家的引导和培育市民社会的职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性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7]
3.社会管理创新要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扑面而来，特别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的到来，一种和政府不同但却具有某种政府实体地位的组织诞生了，这就是以机构、权力主体与其它政府实体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5]121非政府组织具有协助政府提供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的功能；能培育公民的自治和民主参与能力；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非政府组织的伦理特性能促使市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培育和对政府伦理精神的促进和示范；非政府组织在风险管理和促进社会公平上也有其独到的作用。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这一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观，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为我国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然存着官办色彩浓厚，独立性不强、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准入限制约束多、自身内部管理官僚化和暗室操作等问题，这些特征因素都阻碍着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发展。非政府组织是新兴事物，他代表着“新一轮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那就是以非政府组织为标志的新市民社会的生成”。[5]121因此，作为新生的市民社会因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子，政府要创造条件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首先要改进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改变我国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降低非政府组织的设置标准，为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制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政府在必要时给予非政府组织一定的财政支持，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活动。[8]其次，使非政府组织“去官化”，增加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功能，使其能够真正成为独立的市民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去官化”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摆脱政府的行政指令，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与此相反，非政府组织需要与政府密切合作，承担政府不适宜承担的部分职能，政府从非政府组织中购买服务或政府委托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从而形成二者的合作治理伙伴关系。
4.社会管理创新要避免目前社会管理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要加强依法管理社会，促进市民社会的自治。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我国社会也正处于工业社会或向后工业社会前进的阶段。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危机事件频发和不确定事件增加，许多地方政府的因应之策是实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是不适宜的。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属于管理型社会的集权管理模式，以固定的思维去应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实际造成的效果只能是社会管理高成本和低效益，社会和政府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正确的因应之道是继续深化经济、行政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还市民社会以独立的空间，促进市民社会的自治。所以，危机事件频发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不是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理由，相反，政府的过多控制和不规范行政以及政府和行政人员的寻租行为是造成危机事件频发的根源。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的是使社会达到良性运行和善治状态。[9]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重新给自身职能定位，给予社会以自治的空间和发展社会组织，同时加强依法行政，建设透明政府，效能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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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理论篇3
关键词:市民社会;二分法;中国式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218-02
一、国外有关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最早提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是古希腊时期特有的城邦国家,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衰落,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到古罗马时期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意义,但是其中“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这层含义却被保留了下来。14世纪,欧洲人开始采用“市民社会”这个词,直到近代,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契约论的思想家把“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再度重申。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如柯亨、阿拉托等人提出用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上述观点代表着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十八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主要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阐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试图界定国家活动的范围和个人自由的限度,而当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从对“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充分信任出发来考察国家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并力主国家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市民社会的内容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企业等纯经济的东西。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为市民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识到了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由社会共同体执行的社会整合功能对整个社会系统生存和持续的重要性。他在《社会体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子系统,并把市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社会子系统(或社会共同体),它的主要功能是将文化价值加以制度化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J.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在综合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将市民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市民社会在当代的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及随后的著作《合法性危机》中精辟地分析了市民社会在当代西方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后果。
近现代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主要有: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18世纪思想家提出的“市民社会”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西方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只是伴随现代化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放弃了这一概念,认为使用更为确切的用语“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方式”等可以表达同样概念的含义。东欧剧变后,西方兴起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成了当前政治学的中心议题之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建立真正的市民社会是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的唯一正确途径,同时也“只有市民社会的制度,才能调和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经常相对抗的要求。”英国学者C.B.麦迪逊发表的《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人权》,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麦氏对市民社会作了系统的分析,详细地阐述了市民社会的道德文化、政治和经济秩序及其怎样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和影响,并论证了实现国际公正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市民社会”。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系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是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的反映,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则是近代欧洲的产物。柯亨和阿拉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了这些思想家的贡献。他们指出,洛克虽然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政府和社会的区别,但未作进一步的区分。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明确地区分了政府和社会,并期望二者的分离。他们强调社会乃是形式上平等、自由的个人的权利的唯一的源泉。随后,托马斯・潘恩以及《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起草者们更是把个人主义的、平等的社会与政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主张天赋人权不可剥夺,它包括自由、财产、安全、追求幸福以及反抗压迫等种种权利。他们认为,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人权的实现,当政府的行为损害了这些基本人权时,人们就有权起来变更政府。英国学者福格森、休谟、斯密仍在文明社会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但他们将物质的文明化引入市民社会的概念中,使市民社会的概念具有了经济内容。德国学者康德特别是费希特则将国家和社会明确区分开来,同时将社会理解为个人主义的和普遍性的术语。这些思想家无疑应被视为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先驱。黑格尔在吸收上述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法哲学原理》(1821年)是黑格尔关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代表作。根据他在这本书中的论述,可以将其市民社会概念定义为: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认为,国家在伦理上包含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同时又高于它们。黑格尔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人,他基本上阐明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的,他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二、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
1.在封建社会中,市民社会理论发育不完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受到数千年专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没有适合市民社会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晚清时期,西方国家正改革发展之时,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着前进理论的西学东渐。不过在晚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之时,出现了民族资本。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及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市民社会没有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及完善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于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由此政治模式开始向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变,市民社会得以发展。在理论上中国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还是近些年的事,由邓正来、景跃进合写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可谓开篇之作,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又连续登载了几篇力作。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市民社会就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相对独立的自治团体,它包括所有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吞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的理论传入之初,首先是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使用这个理论,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探讨中国当前形成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如市民社会在有条件的国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国别,市民社会的含义、构成、作用和性质会有所不同,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学者是作为对这篇文章的回应而介入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讨论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理论热点在国内得到普遍研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或能否存在市民社会出现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今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理念存在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欲将其付诸实施,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有自己的文化特性。“所谓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亦即是儒家式的市民社会。”第三种观点虽然认为中国市民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却用“良性互动”或者合作关系等语词语形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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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理论篇4
关键词：市民社会马克思当代价值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指出市民社会是一种城邦。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则将市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同义，而其中的所谓的文明社会则是与自然界相对，指的是人类社会。因此，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指的是国家，也等于政治社会，就是说当时市民社会的概念与政治国家的概念相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体现《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他开辟了一条与洛克不同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模式。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经济活动的领域，个人所有权得到法律确认与保护的。黑格尔第一次清晰地定义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市民社会不同于家庭和国家，它经常由于利益的冲突而常有矛盾导致战争，并不能完全独立，因而就需要一个外在的强有力的机构，即国家。黑格尔认为，在伦理观念上，家庭、国家和市民社会是有差别的，家庭属于自然伦理的普遍性领域，国家则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体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虽然黑格尔将家庭、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伦理划分，将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并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莱茵报时马克思开始对市民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思想扩大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是对其思想的发展和扬弃。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合”，“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的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义为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也就是生产关系。市民社会首先意味着生产关系即物质生产交往形式，但又不仅仅指生产关系，还包括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不仅仅单纯的只是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也包括其中所有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精神活动等。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基础就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物质交往活动，其中成员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和生存需要而自发的组织和形成的。“这种历史观在于：从直接生产的物质生活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从马克思的思想来看，市民社会和生产力发展互为必然结果，市民社会属于社会生产方式，市民社会被界定为“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市民社会会随着生产和物质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并且发表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政治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黑格尔所认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所定义的市民社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市民社会是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其次，市民社会是一种契约型社会。政治社会中，“国家”是将人们所移交的公共权力结合起来用来治理社会的一种工具，成为管理社会的机构。
三、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马克思所指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高度发达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成为直接约束人们的力量。市民社会理论中包含着高度自治的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高度自治的社会模式来进行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以及思想道德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用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伦理规范代替使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使社会逐渐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参考文献
市民社会理论篇5
关键词：市民社会；群众路线；治理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群众路线的角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GH-537）；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qd14114）。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58-02
一、群众话语中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
中国研究者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市民社会既是目的，又是实现政治变革的手段，无论是作为解释模式还是作为实体建构目标，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的，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题域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构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问题；二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与这两个方面相关的是中国的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目标的界定虽然根据的是西方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定义，但却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特征，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涉着中西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方式：西方市民社会传统其关键所在是个人权利，正是洛克“通过‘自由’地解读格劳秀斯和其他中世纪理论家的著作，建立了个人权利（市民社会传统的关键所在）的传统”，其核心是将“个人视为在共同体联系以外作为他或她个性的自主存在这样一种独特的个人观”。因此，正是个人构成了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基石，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其实质反映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者其核心观念是“:个人权利是前提，国家权力是结论；个人权利是因,国家权力是果；个人权利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范围，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在个人权利的范围内，国家权力是无效的；个人权利取最大值，国家权力取最小值，国家权力是单个人走到一起过共同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权力，是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权利相互加减乘除之后的剩余权力”，从概念上来讲，虽然“civilsociety”一词在西方17世纪主要指政治社会（甚至与国家相等同），而不是当代学者所指的社会的非政治领域，相应的，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并没有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加以区分，而是热衷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即国家状态的区分，但毫无疑问正是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公民个人权利也成为国家的基础，其足以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群众、群众路线、群众运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常常被用来概括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根据邹谠的研究，公民权观念和群众观念标示出国家与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联系方式，其中，公民权观念的起点是平等享有抽象权利的个人，这些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组成社会团体；而群众观念的起点是作为社会某一部分成员的个体，或者说个人属于社会中的某一部分，群众必须由政治积极分子（政党）动员、组织并代表起来，他们某些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党等政治精英的领导，公民权观念和群众观念之间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社会相对于国家应该是独立的，这样一个前提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中是不证自明的，这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观念其政治文化基础是消极国家观——“政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例如对国家的道德评价不高、国家程度不同的与某种恶相联系、国家的消极性职能等等，对此，很多学者已有过论述；与西方的消极国家观不同，新中国对于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塑造则主要是通过“诉苦”等群众运动来实现的，其形成的是以感激和敬畏为基础的“感恩型国家观念”，相应的，“阶级一分子”或者说“人民群众”中一员（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政治角色认知会伴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因此，将群众话语引入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过于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话语本身凸显了中西不同的国家——社会的联系方式。
二、作为治理之道的群众路线：历史经验与理论反思
从“群众”一词进入近代中国知识者的视野，到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近代中国语境中兴起的群众话语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流行的词汇之一，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近代中国语境中兴起的“群众”概念其意涵主要有三种来源：中国古代典籍、西方近代群众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群众”的面孔显得复杂难辨，但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将“群众”的形象概括为两张面孔：“乌合之众”与“人民群众”，即一方面是个性泯灭、理性丧失、破坏性强、令人忧虑惊恐的“乌合之众”，知识精英应探究群众心理，控制、驯服群众，避免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是备受压迫、奋起抗争、勇于牺牲、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民群众”，革命政党应该理顺党群关系，组织、领导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正是以积极、正面的群众形象为基础，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主的一整套群众话语。群众话语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抽象意义上的“群众”与“人民”是同义语，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具体意义上的“群众”则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历史创造者”，而可能是落后的，其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通常较为低下，但在得到领袖和上级授权的特定情形下，却可以对党员和干部履行监督、审查之责，成为党和国家整顿组织的有效工具。群众话语本身的二重性决定了群众路线作为治理模式的特点：第一，群众路线上升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之道取决于政党——国家形态的确立，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党组织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在党国一体的政治形态下，群众路线遂成为党联系和控制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第二，在政党——国家政治形态下，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国家运动）是实现新中国社会组织化、社会改造的主要路径。通过群众运动，控制国家政权的党可以不断打破常规制度的束缚，强力动员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缔造之路，运动治国基本实现了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其结果是在中国建立起一套高度统合的社会管理体制”。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恰恰囊括了群众的两张面孔“:乌合之众”与“人民群众”，在保留群众正面形象的同时，亦保留了关于群众的负面评价，群众的这种双重面孔、群众话语的内在张力、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双重使命使得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群众路线的角色等问题，因为“群众”的双重面孔决定了群众运动的两难困境：作为推动历史发展重要动力的群众运动，难免破坏常规科层体系的有效运转，从而在社会变迁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陷入困境，进入“后革命”时代，群众运动是否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善治之道？
三、群众路线功能的重新定位
将群众话语引入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既涉及到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也涉及到作为实体建构目标的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套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换句话说，市民社会需要适合中国的历史语境，以便对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反常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群众话语恰恰彰显了中西不同的国家——社会的联系方式。历史的看，从1926-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后来的土地革命与土地调查运动、到1946-1952年的运动，都证明群众运动是保障下层群体社会经济权利的最有效手段。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群众运动与常规科层体系的有效运转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群众运动是“对所有现存法律、对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存留的不可侵犯的传统领域、对个人之见仍然保有的互相信任的公然践踏”。从理论逻辑上讲，“群众”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中具有三种不同的意涵和地位：主体性的、客体性的、策略性的，其中作为一种主体性概念，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和信任的对象，主体性概念的“群众”实际上赋予了党和国家一种超凡禀赋，这种超凡禀赋是党领导、控制和改造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作为一种客体性概念，“群众”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动员的对象，基于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获得了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权力，以便使群众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放弃一己之私，服从党和国家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作为客体性概念的“群众”角度看，在知识和道德上具有先进性的党掌握对社会进行专断性改造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使得党权游离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之外，因此，执政党所具有的专断性改造社会的权力与治理所要求的公民社会自治是相冲突的；作为一种策略性概念，先锋队组织则可以借助群众的力量对党员干部实施最有效的审查和监督，以便强化自身的超凡禀赋并保持自身权威的卡理斯玛性质，进而为国家支配社会提供组织基础，同时拉近党群距离，将广大群众进一步整合到党的权力体系中去，从而使自身的合法性进一步提升。对于作为实体建构目标的市民社会来说，如果坚持继续以独立性的市民社会作为建构的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治理所要求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对群众路线的角色和功能重新进行定位。具体而言，“价值层面的群众路线即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应该转化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应该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并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权的制约和限制，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以实现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注释：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81．
[美]亚当•赛利格曼著．景跃进译．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缘起//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9-69．
市民社会理论篇6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但是，他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还需要从社会文化领域来拓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赋予其时代特色和生命力，使之在当下的社会建设中仍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
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0-0069-02
青年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从批判和借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的。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找到了消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引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因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特定的时代意蕴，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对其进行拓展和运用，从而构建我国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适用语境
黑格尔从伦理发展维度论证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从经济角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需要的体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从经济角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交往形式”，从政治角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以商品经济为背景来研究市民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正是在把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结合起来的研究中，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广泛参与各种经济活动，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导者。无产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了相应的工资，为了购买生活资料也会参与到商品经济活动中。所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市场主体，因而都是市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资产阶级因为其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成为商品经济活动的强势主体，并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无产阶级有限的经济活动使他们成为商品经济的弱势主体，成为市民社会的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与市民社会虽然分化为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与公共经济生活领域，但是，两大领域的主导者都是资产阶级。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是政治主体，掌握着国家权力；资产阶级又是市场主体，掌握着市民社会的话语权。所以，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他总是把市民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交往关系”（主要指经济交往关系），甚至直接把市民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深刻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政治解放只不过是市民社会成员（即资产阶级）权利的解放，政治解放并未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劳动者的压迫，因而，要以人类解放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只有这样，异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才能真正成为全部社会成员自己的组织，才能承担起收回国家权力并从事社会管理的责任。
由此可知，马克思市民社会的适用语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品经济下产生的独立的市场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组织――市民社会。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产阶级成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强势主体，从而导致市民社会的异化，使市民社会不再是纯粹的“需要的体系”，而是掌握弱势群体经济利益和政治命运的、凌驾于整个社会个体之上的异化组织。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除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使市民社会回归其社会价值本位，成为真正的社会个体的利益组织。总之，因为马克思从商品经济角度寻找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对立的根源，所以，他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我们今天还需要从社会文化权利角度来拓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拓展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范畴。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由相互“需要的体系”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关系”及其“保障机制”。市场交往关系是“需要的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而市场交往关系的保障机制则属于社会关系范畴。这说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非只指向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国家之外的多元集合体。我们也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二分”理论架构，因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也应该是多元的。但马克思从其历史哲学研究的需要出发，逐渐将市民社会的内涵集中在经济关系领域。
马克思将市民社会范畴集中在经济关系领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思维逻辑的。马克思以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自由资本主义为背景，本着对现实物质利益的深刻关切，把市民社会作为理论工具去解剖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为着这样的研究目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遵循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2]。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的市民社会范畴就应该包括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既包括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交往关系的社会领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使物质利益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具有高度哲学抽象能力、善于抓住事物本质的马克思就直接用市民社会范畴来指称物质利益关系，从而把黑格尔界定为政治国家之外的具有多元内容的“市民社会”化约为“经济关系”。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经济关系，并通过对此的分析，为市民社会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范畴的转化及其唯物史观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化约为经济关系，使后来的研究者单一地从经济关系去界定和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从而忽视了市民社会范畴中所应该包含的文化与社会交往内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涵和外延的化约，是因为“他要研究的是历史哲学中的市民社会，而不是社会科学中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形式毕竟只是市民社会中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领域，而并非唯一的领域，所以这一界定只是对市民社会实质的说明，而不应被看做是马克思为‘市民社会’所下的完整定义。”[2]因此，我们今天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研究，除了从经济学和历史哲学维度将其理解为经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外，还应该遵循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探寻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在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内的意义。
从今天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之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无论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问题的批判，还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都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关系领域来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我们必须从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对其进行拓展。如果我们肯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包含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的意义，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需要超越过去仅仅从“二分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应该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分法”，从社会文化交往关系中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因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之外的社会领域。这既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从单一的经济关系领域的超越，又从社会交往关系领域拓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找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与当下中国国情的契合点，从而赋予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富有时代特色和生命力的当代意蕴，使之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仍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下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意蕴，对我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有三点启示：一是恢复公民的社会主体意识，就是把个人从整个国家机器中分离出来，重新强调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与社会组织是为了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的外在力量。二是肯定社会多样性。在马克思的“社会至上”理念下，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三分”视角，强调社会的自主发展和自治功能，充分肯定社会的多样性，对公民在兴趣、利益、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和为此而进行的结社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充分肯定社会的自治能力，鼓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参与当下中央倡导的社会管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作用。三是倡导法治理念。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组织让渡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必须要有法治意识，恪守依法治理理念，使社会能够实现有序自治，从而真正诠释“社会至上”的本意。
为了践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使之能够指导并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我国的政策取向有三：第一，根据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相互分离。在当下社会建设过程中，更应该强调政府的社会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以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现代化。第二，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异化”、“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发展市场经济，为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第三，根据当代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加强社会文化领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在社会文化领域传播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和谐的文化氛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市民社会理论篇7
关键字: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与古典市民社会概念相比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因为他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了出来，把它当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领域，并系统地阐释了市民社会与家庭、国家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显示出一个从家庭向市民社会再到国家的伦理发展逻辑，也勾勒出了一个崭新的市民社会景象。在当前中国，我们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也逐步走向它的应有之义，但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问题总是不可避免的，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与当代社会关系相符合的家庭关系。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在家庭伦理解体的地方产生的，这种解体也使爱的原则失去了根基，从而也导致了这个爱的共同体的瓦解。“家庭的伦理上解体在于,子女经教养而成为自由的人格,被承认为成年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并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组成自己的家庭。”[1]但是家庭伦理的解体，爱的共同体的瓦解是不是就意味着黑格尔不看重家庭，觉得家庭只是为了产生市民社会的一个跳板，一个铺垫，家庭不为现代社会所容？结果并不是如此。黑格尔在论述伦理发展的正反合三阶段时，是处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迁背景之下的，对这一变迁做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那个时代每个哲学家的目的和理想，黑格尔也不例外。但是他在吸收前人合理的思想基础之上将这一解释跳出了社会政治这一框架，跳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具体不同的范畴，他用自己犀利的眼光和锋利的思想直接看到了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关系的变化。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直接才它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本身出发揭示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因而是对这一社会本质的更直接把握和深刻认识”。[2]
所以，黑格尔对家庭伦理的瓦解，对家庭的否定“并不是指市场经济社会不需要家庭，也不是指以爱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将会消失，而是指家庭伦理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将为市民社会伦理所代表的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所取代。市民社会对家庭的伦理的否定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的社会关系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扬弃。”[3]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对家庭伦理的否定是为了对传统社会关系的否定，并不是对家庭本身的否定，在现代中国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已经是一种建立在当代生产力基础上的合力的生产关系，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对它的否定，我们是要发展这种生产关系，让它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对家庭伦理的否定就失去了这个层面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和谐的，与当代生产关系相符合的家庭关系，通过家庭关系建设来更好的促进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建立以爱为原则的家庭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要求。
第二，建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第188节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含有三个环节。第一、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人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二、包含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性——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性利益作为共同体予以关怀。[4]
市民社会虽然是一个以利益为目的，并由此相互连接而形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市民社会中它的司法体系，它的警察与工业行会的体系都使市民社会有了更加理性的力量在支配那种以利益为目的的盲目，让市民社会处于更加合理而有秩序的状态。构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就是需要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配，它让人们在满足自己利益的条件按下也注重维护别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构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也就是构建一个法制社会，让各个权力部门能在宪法的统摄下相互依赖、相互制衡。作为外在的国家，市民社会将对国家起着牵制作用，而不是任由国家发挥其力量到处“指指点点”，没有任何约束，“这不仅使专断权力难以立足,而且也使得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轨制框架之中”。
当代中国可以说市民社会的发展才刚起步不久，所以构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当代中国也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时期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构建，可以说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是徒有其表。而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构建，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与奋斗，还需要一个完善的普遍的教育，只有教育才能提高人们的意识，才能促进人们意识的觉醒。有学者指出：历史地看,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发展,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深层基础,而市民社会的迟生、积弱及国家对它的侵吞和同化,则销蚀了东方社会产生法治的社会基础。[5]由此更能看出构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对我国发展的重大意义。
第三，建构一个高效能的政府。
我们建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市民社会，肯定离不开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政府。虽然在黑格尔的眼中，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目的和归宿，但是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国家对市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指引和协助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印证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理论提出的合理性，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自身对特殊利益的追求超越了事物中存在的普遍性，从而产生了各种利益的冲突，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对冲突的克服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代表普遍性的能够调试冲突和保持社会秩序的“第三种力量”——国家。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同样也向我们昭示了国家作为单纯的“守夜人”和最为对市场、对经济的全面“掌控者”这两种角色的失败，它们以大萧条和西方福利国家的破产为典型代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呢？
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果，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都向我们突显了这样一个道理：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革除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符合的东西；这个政府必须是为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府；当然它也是必须为了促进市民社会的成熟的政府。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了当成各种问题的重中之重，对于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无疑黑格尔国家理论也指给了我们方向和道路。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0.
[2][3]王新生: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评析[J].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3.
[5]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1.
市民社会理论篇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75-02
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维度
在《导言》这一著述中，马克思开始尝试从现实的、实践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社会批判。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市民社会当时现实的阶级结构，通过这一分析，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程度最高、最受苦难和革命性最强的“普遍性品质”，从而他把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社会解放的重任明确交给了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虽说在当时资本主义条件的无产阶级并未充分发展，整个阶级都是被资本主义的锁链所禁锢的，但它却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一阐述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逐步从抽象的、思维的转向具体的、物质的层面，即以人与人的经济活动为最基本内容的实际生活层面。这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否定获得了极为关键的突破和进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剖，通过分析经济事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普遍存在人与物的异化、活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四种的异化现象。通过对四种典型异化现象的分析，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凭借自己占有的物来享有社会权利，整个人类都处于物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人只有彻底改变这种颠倒的关系，打破这种物奴役人的状态，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这样，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异化必然导致社会阶级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冲突和矛盾这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只有历史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本质的矛盾。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归宿
首先，随着对市民社会的社会一一政治批判的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的视角初步探析了人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其次，在对市民社会的社会一一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解剖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获得了实质性和科学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即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不是现有社会发展进程的中断，而是以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为目标的、通过继承和保存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发展成果的社会建设来得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出，只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但资本主义使人陷入了物的依赖关系之中，造成人的畸形、片面的发展，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把人从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进而建立起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纯粹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人道主义必须吸收自然主义的合理内涵，成为一种自然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自然主义也要融合人道主义思想精华，上升为一种人道的自然主义；此时，才能真正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最终归宿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到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在角色扮演上开始从以往的批判性向如今的建构性的角色转变，主要表现为“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一方面保持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另一方面合理调整社会关系，努力将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橄榄形态，促进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之所以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表现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应社会政策，是因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性，”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解释，便是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管制与转移、把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下放到地方，于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运行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是由上而下的，带有明显的政府作为的色彩。”因此，如何结合我国这种特殊实际，借助于国家的权威和政策，发展市民社会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重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马克思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产生为人类社会的自由和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如果任由市民社会自发运行，必然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失衡、冲突，这就需要借助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与缺陷。从另一方面看，国家自身也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在私有制社会，官僚借助对国家的控制，谋取私利，侵蚀公民和社会的权利，因此，国家在尊重市民社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进行合理干预和调节，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只有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市民社会理论篇9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市民社会观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97-01
马克思理论是严谨彻底的科学理论体系，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很多理论家开始对马克思理论进行肢解，从逻辑上将马克思理论分开理解，将马克思理论看做是英法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拼凑。从历史层面对马克思理论的肢解，实际上就是反马克思理论，认为存在多个相对的马克思理论。所以，为了证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就是要证明不同学科领域中理论探索的统一性，以及理论发展的延续性。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在其一生中一直研究的事物，同时也为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用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有不同的表述，用词的变化也表明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对市民社会的界定，认为是私人利益活跃的领域，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非存在，是有产者的社会，表现在《穆勒评注》写作以前。
第二阶段：开始于《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认为对市民社会的剖析要与政治经济相结合。恩格斯和赫斯的理论探索也推动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马克思开始对古典经济学有了初步的研究，将古典经济学引入到市民社会视野中，重新对市民社会有了认识。摆脱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设计的对立模式，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部，初步对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进行了辩证分析，对市民社会的二重性进行了研究。
第三阶段：对市民社会的本质深入到生产方式内部进行把握。在现实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犹如一道普通的闪光，将其他色彩掩盖，并使其他生产方式的特点也发生了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现代市民社会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但与资产阶级社会又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造成资本逐渐成为一个总体，既是主体又是实体。无产阶级与资本家完全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两个阶级都发生着经济关系。
二、马克思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市民社会。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可行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行论证。通过市民社会视角对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全过程完整地进行考察，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
（一）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通过市民社会实现有机统一
市民社会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其最初的含义是生活在城镇上或城堡周围的手工业者、商人及自由民众等，成为真正的经纪人。市民社会是独立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交往群体。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得到发展，是一个经济利益体系共同发展的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深刻反映了市民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现实分析的同时，也对自身哲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经济学的分析也促使了马克思对哲学的完善。在人类笔记中，马克思对非西欧国家产生市民社会的根源进行了讨论，这是其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完善，马克思本人一生涉足众多学科，都是为了实现市民社会的认识及人类解放思想服务的。
（二）马克思理论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目的在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其原因在于马克思秉承了对人类解放价值的追求。但是，他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并没有根据价值要求进行现实生活的裁判，而且他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对资本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剖析，对资本的剥削与支配进行了揭示，解除了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揭示，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三、结束语
市民社会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提供了一个适合的视角，能够让我们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探索的关联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对不同学科的内在理论的统一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并不是没有内部差别的，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学科中进行逐步完善的。
【参考文献】
[1]刘洪辉.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J].世纪桥，2009（17）.
[2]邢荣.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到当代社会观——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6）.
市民社会理论篇10
1比较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的范围。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立论是,现代化在欧洲是现代性因素“内源发生”成长的结果,这种现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资本输出的形式从欧洲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强行拉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运动之中,人类史由此变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欧洲地区,现代化不过是这些国家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学人对现代化理论还相当陌生,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非常接近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预设,与它的理论逻辑并无大违。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即风行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成为最时髦的理论方法之一。［3］然而,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毕竟不是现代化问题,“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4］那么,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全局呢?罗荣渠先生把它归纳为四个过程:(1)自我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综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到本世纪初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性的趋势;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5］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下,80年代以来,不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论著也以社会转型为中心来解释和评价与此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从而使得中国政治研究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研究”特色。
2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扼要地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但因其发展脉络过于庞杂,缺少理论亮点而显得较为沉寂。如果不是20世纪后期国家主义的猖獗,市民社会理论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直接导因于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和民主化运动,它受到中国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从现实来说,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的社会领域自治化进程的回应,这一进程配合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步打破国家的全面控制,使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学界引发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基于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认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只有在集权体制下才能加速进行,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完成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反新权威主义”者(又被称为“激进改革派”)则主张中国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以推动正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市场化、自治化趋势,只有变集权为分权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撇开二者的分歧不论,它们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张体制内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是,现存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而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体制外改革由此获得了战略意义。此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遂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热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增值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虽然“国家-社会关系”隐含着运用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来抵御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专横设想,但基本上,在中国政治研究者那里,这一关系更多地被解释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毫无疑问,这种非激进的互动取向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是相联系的。
3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制度主义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假如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利用这一资源就要冒着收益不抵成本的风险,即产生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较之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简单地说即某一产权界定的运作费用。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关宏旨,但事实上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取得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博弈规则”。所谓博弈就是选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人选择而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发生积极作用。［7］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制度总是变迁的,制度变迁即产权界定的不断调整,产权界定则是国家最擅长和最本质的工作。这样,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特殊关注无疑引起政治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政治”的。只是由于行为主义革命的缘故,制度的研究让位于行为的研究,国家的研究让位于政治系统的研究,规范的研究让位于经验的研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呈颓势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学者转向决策理论研究,“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中一股涌动不已的暗流”,他们适逢其时,因为一部分经济学者也转向政治研究,“经济学研究中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鼓舞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家”。［8］显而易见,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汇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这一关键变量打通了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新制度主义,论出身,是经济学的,论归宿,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人们把它视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时间则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使用这一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政治问题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国家与市场一类很“经济化”的主题上,而主要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有望“刷新”政治学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领域。
比较现代化：主题与问题
持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考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多半都同意,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回应西方挑战,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这里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衰落主要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过动员自身资源克服危机,自我复制,但在西方冲击下,王朝循环被中断,从此以后,中国的变革是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轴而进行,是受外来影响支配的。［9］
这一主题和假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主导地位。韦伯把中国未能早于或与西方国家同时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心理上的特点”,即与西方新教伦理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的儒教精神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作用。这种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历史起点的观点曾对中国学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性挖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决定论”的解释效力。［10］它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中国落伍的原因。在整个80年代,在注意吸收国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社会组织、人口变迁、城市特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障碍的认识。例如,融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于一体而富有弹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国家政治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干的宗族伦理构成的自洽性的社会结构是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政治学者来说,上述研究文献涉及到的前现代时期中国政治的特质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内容。的确,许多资料表明,18世纪的中国有过启动现代化最有利的时机: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正向东方扩张,外部挑战开始出现(按现代化理论,挑战是现代化的机遇),另一方面,王朝正处于全盛期,政局稳定,而且中央集权化官僚体制的专门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都很明显,完全具备应战能力。但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海外中国研究主流学派的观点是,清王朝这样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过于关切自身的统治安全以至压倒了现代化的取向。这使得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并因过分强调控制而导致权力内重外轻、政务懈怠、行政退化、。到19世纪,“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1］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现代化转型的先天障碍,即使在它“非常具备现代转变条件”时同样如此。需要指出,中国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很早就触及到这一结论,［12］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把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改造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没有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加以系统论述罢了。
于是,革命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虽然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强制单靠功能的转换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革命摧毁王权以后,却没有能够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在一个已经集中权力的官僚政体中,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推行现代化的变革。［13］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在于,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专制型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政体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丧失了整合和贯彻的能力。旧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政治规范无从产生,中国现代化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暴力冲突中步履蹒跚。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多数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个分权运动(摧毁传统的政治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集权运动(重建国家,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
1949年共产党开国建政,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重构现代化新权威基础运动的结束,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时期。比较现代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以工业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政治权威为推动工业化作出了什么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又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许多文献都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人口规模超大与社会资源总量贫乏的尖锐矛盾使现代化具有一种极为紧张的性质:从时间上说,需要把西方三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浓缩为几十年内完成;从空间上说,需要迅速的富国强兵以打破新政权面临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这就决定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赶超型”工业化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本投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为它提供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来源的部门只有农业,于是注定农业要成为工业化的唯一索取对象。这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的,但1949年的革命正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因而国家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政策把农业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实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中国工业化的特殊逻辑必然创造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乡村,为了最大限度动员和提取工业化所需资金,必须克服后出现的小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农业的制度性后果,以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收回农民独立的财产权利;同时为了使农业为国家经济发展蓄留大规模劳动力,必须冻结农业人口流动以压低其机会成本。这样便有了政社合一的。在城市,为了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满足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性提取和再分配,必须以组织化的社会生产代替分散的私人生产,由此又必须把原属于职业意义的“工作场所”改造成直接承担汇聚资源、供给公共产品、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隶属于国家行政机器的“政治单位”。［14］“赶超型”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造成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极度依赖,因而政治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阶层,使中国社会政治呈现出鲜明的“国家全能主义”特质。国家全能主义现代化模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对社会生活的高强度控制,虽然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若干目标,但却最终导致社会的普遍困顿,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提取无以为继,反过来又使工业化和国家政治体制陷入危机之中。这是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深刻动因。
比较现代化无疑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的分析框架,即使是对某个短时段和某些个案的研究,也因其依托于这一分析框架而显示出大历史的理论风格。它在中国学界享有重大影响不是偶然的。但是,作为比较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假设却一直为人诟病。在早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首先肇始于西欧,然后经欧洲其它地区和北美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拉美所有国家,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一过程视为欧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即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西方中心论”假设是以现代化理论中常用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为基础的,根据这一模式,传统与现代在性质上是两个对立的无法兼容的要素系统,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前者经过传播而获得后者的共同特征。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多由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检讨开始。布莱克认为,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极端状态,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故而应把现代化理解为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在布莱克倡导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对不发达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互动关系的研究。［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柯文提出与“西方中心论”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问题。所谓“中国中心观”是指近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逻辑发展,19世纪西方的登场制造了种种问题,“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这种偏重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向方法”(internalapproach)很自然导向对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然而,柯文的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它为一部分中国研究者所支持和追随,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大历史观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埋葬“冲击-反应”模式(例如在许多批判这一模式的文献中仍广泛使用“早发内生”、“后发外生”这类现代化分类概念)。毕竟,19世纪列强的入侵确确实实导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柯文本人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作分层处理,承认至少在“最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总理衙门等等的出现是对西方冲击反应的直接产物。［17］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积极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多为西方学者,［18］中国学人至多只怀有意识形态的义愤,至今很少见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是耐人寻味的。［19］
国家与社会:边界与互动
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又具有张力的分析架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无疑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前后社会政治变革的思考的结果。如前所述,这一理论通常以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态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成长导致社会领域相对于国家的自主化而问世的。这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在许多论者的笔下往往又以“权威理性化”、“文化世俗化”、“结构区分化”这样十足的现代化理论语言加以表述,而且从结构来看,一个执着于“传统-现代”的纵向比较,一个钟情于“国家-社会”的横向分划,因此在精神气质上,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所以有学者认为,当中国学者引入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及理论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定位为对中国欲实现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究。”［20］
有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方兴未艾之时,市民社会理论会异军突起?如果说这两种研究天然亲和,为什么后者的崛起让人多少感到前者的衰落?单纯从理论自身的角度看,这可能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中国语境强化的权威主义取向的内在矛盾有关,从政治发展实践的角度看,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动员型工业化的挫折导致国家危机的产物。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自组织,而是来自一定的政治权威,正因如此,“国家全能主义”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国家全能主义”与现代化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现代化需要国家通过政治动员来推动,然而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动员的特质是政治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体制程序和法律程序,它运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权威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然使现代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性,把现代化引向危机。为了解决危机,国家又不得不通过更加强制专断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社会控制的需求,抑制来自各方面潜在或公开的挑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权力高度集中。［21］国家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同构(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均集中于政治领域)和中心重叠(即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均由政治的强制逻辑一以贯之),社会完全成为国家的行政附属物。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场针对这种国家高度集权的分权运动:它把直接经营生产的权力返还给企业,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返还给市场,把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性监督与管理的权力返还给社会,这样,在“国家领域”的身边,开始生长出一个粗陋的“私人领域”。“直到1992年,当中国的改革进入市场经济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确立的阶段,‘社会’才被人们逐渐注意,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话语才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如此普遍的注意。”［22］但要注意,仅有市场经济的发动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正如前述,只有配合着80年代分权运动而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这一改革的受挫才是市民社会理论兴起的真正原因,而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研究中以国家本位为取向的总体性理路的危机。如果说,民主化进程在体制内因各种各样复杂因素的制约而辗转反复,那么体制外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生长则为民主化的迟早来临准备坚实的土壤;如果说,民主化进程的突破有赖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变革,那么民主政治的最终实现和正常运行则有赖于国家以外的社会的支持。这正是市民社会论者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对于国家权力体系民主化的意义表现在:(1)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2)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带;(3)市民社会是民主力量生成积累的基地;(4)市民社会是民主平稳发展的平衡砝码。［23］尽管有人批评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更多是一种“理性的价值建构”,未必适切中国的实际,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总体状况的确发生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变化。第一、虽然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但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逐渐呈现多元化态势,社会很大程度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形式。第二、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这表现在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言论、发表、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状况较前有所改善。第三、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进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赢利性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赢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体。［24］因此,研究者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建构”,而且是一种“实体存在”。按它的发展逻辑,没有理由低估它在政治上的意义。
无论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存在多大争议,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恢复了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刷新人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市民社会无疑是独立于国家的一个领域,但市民社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欲考察民主实现的条件即民主建设问题,不能撇开国家单纯着眼于市民社会,必须从一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出发。研究者举列了四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1)强社会-弱国家;(2)弱社会-强国家;(3)弱社会-弱国家;(4)强国家—强社会。［25］第一种模式反映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理念,即社会对抗国家;第二种模式反映了现代权威主义的要求,即国家宰制社会;第三种模式见诸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国家和现代不发达政体。这三种模式都与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目标相违。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中央权威的衰败而导致地方势力的盛行和民间社会的活跃(如1915-1936年间)的确也曾使现代化得以在社会中自发和自由地生长,开创过“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但这种现代文明因素之间缺乏有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呼应,不可能产生持久和整体的效应,而且在外敌入侵和内部保守势力的夹击下迅即凋敝破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社会现代化的成果就无法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首先得有资源可资动员和提取,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和自主的私人交往领域,正如前述,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则无以为继,反过来使现代化陷于停滞。特别严重的是,国家的危机反应促使国家强化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最终既吞噬了社会,也断送了国家。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既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第四种模式即强国家-强社会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理性选择。这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肯定国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制度创新避免社会对抗国家和国家宰制社会的局面,争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平衡。9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研究可以视为对这一观点的一个响应。
显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平衡涉及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问题。无论是从国家具有优越于社会的权能和扩张性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看,国家与社会边界问题的重点都应首先落实到对国家行动合理范围的界定。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领域比较而言总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国家保护,由此决定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制订普遍性的行为规则,提供法律保障,以及当社会出现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时以公共权力的角色进行仲裁。但是国家又是个人权利最可能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此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又应从消极方面予以界定,即凡是社会内部有能力调解和从事的活动,国家都不应插手干预。这成为80、90年代政府改革的“小政府、大社会”思路的一个理论依据。［26］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力过于发达、控制力过于强大,各种非规范性的社会力量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而由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所构成的社会权力则十分弱小,尚不足以对行政权力产生有效的制约,也不足以对非规范性的势力产生有效的制约。”解决这一问题应朝三个方向努力:第一,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的强有力的作用;第二,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和不适当的介入和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离;第三,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成长起来。［27］可见,国家与社会边界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国家限度”的探讨。从根本上说,“国家行动的限度是靠制度化、法治化来保证的。……它要求国家行动和国家官员的行为必须接受选民的政治监督并接受法律所界定的规范,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相一致且具有制度化保障,要求资源分配的公正性与资源使用的有效性。”［28］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为解释与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围绕着市民社会的构建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按照邓正来的总结,这些问题与其中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当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成为中国政治批判的依据以后,它很容易带来两个误导,一是将该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找一些符合该理论模式前提的伪本土经验材料(例如有论者把中国王朝时期的“民间社会”作市民社会解);二是依循这种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作片面性解读或片面性评论。当然,他把这归咎于“现代化框架”内在预设(西方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有效性)的影响,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可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联系起来。［29］对中国政治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新制度主义：国家与产权
80年代以来,制度创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同名词,最先是频率极高地见诸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中,随后扩散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现在人们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由国家率先发动的,但它的理由却植根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发轫于政治中心之外的广大的边缘地带,然后逐渐回馈影响到政治中心,促成改革的全面深入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或“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就是对制度创新路径的一种形象描述。
中国改革为什么不是自城市而是自农村始?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收益大于为获取这种收益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制度创新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表现在由于改变既存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失序导致新利益群体的行为选择突破原有的理性边界而必须制订新的规范和约束并组织实施,同时为清除制度变革阻力以免其对脆弱的制度体系造成冲击而必须提供安置、疏导或暴力控制的设施。显然,当时处于刚刚结束时期的国家既无力也不愿承担这些成本,于是,制度创新选择了从比较成本最小、突破口最容易的部门入手:国家放松对农村的管制,让农民自发进行发展所必须的体制方面的探索。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理想化的分析。
事实上,农村的改革与其说源自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即净收益的正向激励,不如说源自实际收益与实际成本的巨大反差,即负收益的反向激励。制度的效率只能事后评估。周其仁对改革开放前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系统的收益和费用的分析表明,在1957-1961年间(以1960年为峰尖)和1972-1981年间(以1980年为峰尖),国家控制的收益指数增长相对于费用指数增长出现倒挂,也就是说,国家提高农业公有化程度引起制度费用的连年快速增长大于国家由此获得的收益指数的增长。“收益-成本”倒挂的背后是饥荒和停滞,它的后果是迫使国家在政治失败和政策退却之间作出选择,国家除了动员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动员农民增加生产并实行自救,别无他途。虽然60年代的政策调整还不能算作制度创新,但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实际上为后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两个支点,“谁也不曾料到,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支点,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从而为改革集体公有制准备了条件。”［30］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在一个可以围绕制度形成和改变作交易的环境里,国家从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控制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及其流转权,承包上缴之余资源的私产权,以及非农资源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最重要的是,国家在交易中转向保护新的有效产权的政策方向,并且它已经不能再单方面改变产权而无须经过与农民作进一步的交易。”［3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究竟是什么机制使国家的控制在1950年以后能够不容挑战地深入到乡村基层,而我们知道在以往任何时期国家都未曾作到这一点。比较现代化研究是从政治权威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的(见前面所述),新制度主义充分肯定这一分析视角,但是把它纳入“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这一框架,作出制度主义的独特解释。所谓路径依赖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使是偶然的,但由于其带来“报酬递增”,结果强化了这一制度的刺激和惯性。从表面上看,50年代初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与后来国家收回农民土地私有权使农民成为无产者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50年代初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不是产权市场上土地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运用政治暴力剥夺地主转移土地产权的结果(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其政治上的“利润”就是体制外的动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上事先就凝聚了鲜明的国家意志。既然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本来就不是“购买”来的,而是“分配”来的,那么,国家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改变原来的“分配方案”。所以有论者说,在形成的农民个体私有制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后来集体化公有的一切可能的形式。［32］前一个选择决定和影响了后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当国家取消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而农民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法,从而最终接受这样一种非合约性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制度变迁或者进入良性循环,或者沿着原来的错误方向自我强化,以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中难以自拔。这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借助外部力量或政权的力量。于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模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相对于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而言的。新制度主义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类模型,一类为需求诱致型,一类为供给主导型。前者指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它是以奠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的;后者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与一个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且国家力量相对强大的集权型决策体制相适应。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目前所选择的是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型,其特征主要是:(1)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居于优势地位,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形式、深度和广度;(2)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追求的目标是双重的,一要通过使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以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抑制潜在的反对派势力的生长;二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以扩大社会全体的福利,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3)政府主体在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为防止下级政府或非政府主体利用上级授权谋取自身利益而使改革发生变形,要求维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33］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无疑是国家。如果说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它一般是而且主要应该是由国家“生产”的。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法律、秩序和保护产权,并以此交换税收。按新制度主义分析,国家作为垄断者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的服务。例如,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无法避免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对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而言多半不成为问题,因为国家可以凭恃其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减少或扼阻“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总而言之,在供给主导型变迁中,国家掌握的暴力潜能使它享有极大的主动性,一旦它发现制度创新方案的净收益大于零,就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进行试点,并通过设置人为的改革“进入壁垒”来弱化外部性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34］
但是,国家果真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吗?国家的强制性变迁能完全“生产”有效的制度供给吗?上面说过,国家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一般规则,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也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由此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标其实是冲突的: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有赖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可能并不有利于国家利益(租金)的最大化。这里关键是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遵循经济原则的具有自己独特利益的统治者,即“他”也是具有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潜在的竞争者。第一,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交换关系”,国家的制度供给本质上是以提供垄断性的服务换取垄断性的收入———赋税(由此剥去了国家的神圣性)。第二,国家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由此剥去了国家的中立性)。第三,国家在外在竞争压力下不能高枕无忧,“其垄断权力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由此剥去了国家的稳态性)。［35］国家的这种世俗化的经济理性特质支配着国家关于制度变迁的态度。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国家对预期政治收益与政治成本的比较是国家是否主动实施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不能说国家没有建立有效产权结构的动机,但假如有效产权的确立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的集团将从国家政治上的同盟者变为反对者,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国家不会触动那种虽然无效但能保护该集团既得利益的产权结构;同理,假如经济利益的独立化意味着政治的多元化,意味着对政治秩序和执政地位的威胁,那么尽管预期到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有助于提高社会总产出和扩大税收来源,国家也会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采取容忍态度。［36］再如中国民主制度建设,尽管目标明确,但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坎坷,从国家角度考察,盖源“当国家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或最后裁决者时,国家显然不会供给或认可那种不能使其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民主制度的初始形式”。［37］
政治研究者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悖论———所谓“诺斯悖论”:一方面,没有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的介入,财产权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界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国家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可能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所以诺斯说:“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38］从根本上说,诺斯悖论是不可化解的,这是因为国家的活动始终面临着两重约束,一是交易费用的约束,二是竞争环境的约束。交易费用大于零,决定产权的界定必须不断进行,统治者必须出场,而统治者在界定产权结构时必然索取“出场费”;在竞争环境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集团,当这些集团的势力达到临界状态时,统治者会与有利于该集团的产权结构妥协。其实,这不仅仅是新制度主义的看法,而且是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观点,新制度主义不过是从经济学上确立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从而把这一古老的问题奠基在现代学理逻辑上,使其更具解释力和穿透力。总而言之,“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39］国家的介入只有当面临硬的财政约束、技术手段控制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约束时才会行止于其合理的边界上,因此,“国家理性”是需要国家内部分权机制尤其是国家外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的。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无论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国家主义学派还是主张“守夜人”国家的自由主义学派都不得不在诺斯悖论前重新调整自己的理论。
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界已经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有人指出:“它的革命性理论含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充满想象力的独特思路,甚至它的表达方法所包含的理论趣味,使得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的震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40］这里只要把“经济”二字改为“政治”,则完全可以借用来描述它在政治学界的殊荣。同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可能需要比经济学更多的限制条件,需要在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之间寻求更合适的路径与接点,但是它的基本方法、中心概念对于中国过渡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建立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注释:
［1］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66-71页。
［2］罗荣渠先生列表对二者有较为详细的比较,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
［3］其实,“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已散见于中国学人的演讲、论著和报章当中,到30年代以后已经作为一个标准的社科词汇频频使用,而且在讨论中也涉及到现代化的“障碍”、“前提”、“条件”和“方式”这样一些30、40年后才兴起于北美大陆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但中国学人的现代化观点在学理上仍然是模糊的、零碎的,这里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因此,中国虽然早于西方提出现代化概念,但现代化理论于中国却是舶来的。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6页。
［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8、239页,第243页。
［6］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7］参阅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戴维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49-72页。
［8］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载《公共论丛》,1996年第2卷。但何增科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有区别: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强调个人行为受利益驱使以及理性的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个人行为受社会规则驱动以及个人偏好的形成受制度的影响。不过,二者都承认制度在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结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9］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的命题,在比较现代化论者中也是一个主流的观点,显然,它受惠于费正清学派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页。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和质疑总体而言是无力的。
［10］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确成为挑战韦伯观点的重要例证,这方面的著述同样很多。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儒家文化体系始终包含有经世、忧患、变易乃至“革命”的因子和思想潜能,它们与现代化的联系是不能简单否定的。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当然也包括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措施和方法的失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清政府面对挑战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其改革始终只是政策而不是结构调整,并不能回应社会对全面变革的历史要求,它最终造成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从而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彻底丧失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能力。问题的症结还是政治性的。见萧功秦:《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研究》,《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9-312页;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第74-103页。
［12］如杨明斋、王亚南、张素民、董之学等人3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即认为中国落后的主因在政治,因此主张“主要还是要从政治上来想出根本的彻底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与建设”问题。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14］这方面的文献可参阅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秋季卷;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美］C．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页。［16］［1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学术动态1989年,第174页,第40—41页。
［18］例如,像亨廷顿,其“文明冲突论”在中国深为学人所诟病,然而他却是明确反对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等量齐观的。见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4-356页;《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8-72页。
［19］杨豫先生认为布莱克提出现代化的重点不在于回应外界(发达西方国家)的挑战刺激,而在于处理自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即重视研究传统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现代性要求的适应,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清除了“西方中心论”在现代化理论中的统治地位(见杨豫为《比较现代化》写的“译者前言”)。但这恐怕不够。要彻底清除“西方中心论”,也许得采取弗兰克那样的釜底抽薪之法。弗兰克认为,“西方中心论”是基于西方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而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西方组建起来的,因此,要证伪它,必须证明(1)西方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兴起的,或者说,西方的兴起不是来自它自身的特殊性;(2)西方很长时间,至少在18世纪以前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毋宁说,它是1400年以来即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弗兰克从白银的流向来考察历史,结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西方中心,如果硬说有的话,倒确实存在过一个亚洲中心,其代表是中国和印度。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当然,弗兰克的历史分析也存在许多问题。
［20］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载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21］见王沪宁:《革命后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22］许纪霖:“从范式的确立转向范例的论证“,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23］见燕继荣:“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双边进程”“,《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
［24］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王颖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康晓光:《权力的转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26］见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
［27］见李景鹏:“走向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28］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29］参阅邓正来:《国家与社会》,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290页。
［30］［31］［3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
［33］［34］见杨瑞龙:“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载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76页,第88页。
［35］参阅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164-165页。
［36］见杨瑞龙:“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载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37］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38］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