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篇1
城市聚集效应是研究城市发展问题过程中的重要切入点，而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论述，能够实现对城市聚集效应问题的完整清晰认识。本文基于产业经济学角度，针对城市聚集效应，选取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
关键词：
城市聚集效应;产业经济学;研究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官方文件中列示的定义，城市化的基本内涵，是人类群体的基本生产生活实践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不断转化，并在此过程中逐步促进我国农村人口向着城市人口发方向转化。城市化建设事业的基本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城乡之间在基础性人口结构方面的转化，其更为主要的表现方面，事实上更为鲜明地展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基础性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层面的深刻转化，是基础性生活实践方式和劳动实践方式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转化的具体过程。有鉴于此，本文将会基于产业经济学角度，针对城市聚集效应展开阐释分析。
一、城市聚集效应的基本内涵分析
聚集（agglomeration）是现代城市经济在具体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展现的突出特征。从具体化的存在形态角度展开分析，聚集的基本内涵不仅在于系统内部涉及的各类型组成要素之间的特征化结构关系，更在于系统整体特征性经历的进化演变实践过程。在常规性系统进化分析理论的阐释视角之下，通常倾向于将上述的进化演变实践过程描述为会聚（Convergence），而且会聚的基本内涵，实质上指涉的是数量规模在两个，或者是在两个以上的独立系统之间趋向于发生的相互联锁关系，在逐步突破和超越原有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层次的功能优化复杂性极点（optima）限制标准条件下，逐步建构形成处于更高表现层级的系统形态，并且在制定形成科学合理的系统运行状态管理控制体系条件下，选择性地针对较低层级系统中的运行动态细节要素实施忽略处理。所谓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effect）。有时也被部分研究人员称作聚集经济，或者是称作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泛指因企业组织，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人类个体之间，因发生基于空间要素限制条件之下的相互集中效应而引致的经济收益获取，以及成本要素节约。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之下，聚集的基本内涵，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经济性资源要素，以及多种多样的经济性社会实践活动在空间性存在形式方面所展现的相对密集状态，并且通常认为其本身与经济资源要素，以及社会化经济活动在空间性考量层面的密集型配置结构状态和组织形态具备直接相关性。从动态性学理分析的角度展开阐释，聚集的基本意义，在于促使各种具体表现类型的经济资源要素和社会化经济实践活动，实现基于数量层面和规模层面的不间断集中变化，确保在经济性资源要素的集中度水平不断提升背景之下，促进一定具体表现类型的社会化经济活动能够逐步呈现出同步化和关联化的实践演变过程。
二、城市聚集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属性分析
城市化建设事业的本质，在于多种多样经济性资源要素基于地理空间性考量层面实现的逐渐集聚，是在现代世界工业化实践发展演进背景之下而具体形成的，人类群体各类型社会化经济活动基于特定化地理空间区位而实现的大规模集聚，在基础经济资源要素实现大规模有效集聚的实践背景下，我国城市实体经济事业将会获取到稳定充分发展优化，获取较为可观的预期收益。从整体性分析视角阐释分析，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实际获取的效能水平，与城市内部基础性产业结构的存在形态和演进趋势具备密切的天然相关性。在城市聚集效应的早期性形成演化阶段，现代重工业通常能够获取到较为稳定且相对充分的发展扩张基于，同时能够确保城市化率指标测定数值与工业化率指标测定数值之间处于相等状态。而在现代重工业的实际发展演进过程中，重点环节事实上集中展示在针对基础性生产资源要素的制造和对外供给。在城市聚集效应的中期性形成演化阶段，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配备支持规模将会不断扩展，直接导致我国现有工业企业的综合性经营发展水平，会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实践进程的不断改善，而相应性地获取到一定表现程度的改善提升。
三、结束语
针对城市聚集效应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论题，本文选取城市聚集效应的基本内涵分析，以及城市聚集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属性分析，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旨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冯云廷.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聚集机制[J].经济地理,2005(6):814-816
[2]乔彬,李国平.城市群形成的产业机理[J].经济管理,2006(22):78-83
[3]张意姜.大城市:净聚集效益最高的产业空间——高雪莲博士《超大城市产业空间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研究》评介[J].国有资产管理,2008(9):14
[4]贾晓华.强化中小城市的产业支撑实现城镇与产业的融合发展[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0-45
经济学分析篇2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
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
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经济学分析篇3
（一）对高职经济数学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对高职经济数学教学内容在以微积分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对教学的要求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降低了。这种模式曾标志了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数学的改革，就是把微积分的知识点简单化，把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有所填补。然而这样改革的矛盾很快出现了。
（二）高职经济数学中剔除微积分而进行的改革
由于不断的加深对专业课程的改革，微积分在经济类、管理类的课程管理中越来越少，因此为微积分的彻底去除奠定了基础，也就是高职经济数学中微积分去除，只剩下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内容，如果在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用到了微积分的内容，那么老师就想办法自己解决。这样的改革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高职经济数学为满足专业而进行改革
在专业课程需要的情况下，让经济数学为之服务，即结果导向的增强了经济数学对专业课的服务。这种改革模式大大的增加了经济数学与专业的联系，将专业的问题抽象出来结合到经济数学中去，让老师可以有权利去选一些应用性强的内容来增强经济数学的灵活度。弊端在于在经管或者财会等实际问题中复杂多变，涉及到方方面面，将其直接的赋予数学上难度性太强。因此依旧很抽象，难以真正的实践。
（四）对高职经济数学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模式就是随着随教学方法改革来改革高职经济数学教学。因为高职的教学模式基本定型，所以只需要经济数学配合教学模式发展就可以了，很多教学的方法都陆续的在经济数学中体现出来。比如引进多媒体教学，或者引进数学的实验，将难以理解的东西公式化。这样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效果的，它使得一些学生对经济数学的学习产生了兴趣，愿意积极的去参与进来。
二、谈高职经济数学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将数学的历史融入经济数学教学中
枯燥乏味的讲述数学，学生们肯定觉得头疼，不妨在讲到的概念中将一些历史背景加进去，也许对学生兴趣的养成有一定的帮助。例如讲到极限，老师们可以将古代的数学家刘徽在求圆周率的过程讲述一下，既圆周率就是求解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的面积的极限。它和极限的概念完全吻合。
（二）将数学建模渗透到经济数学教学中
高职经济数学中应用数学是重点，那么将它与专业相结合的第三方我们可以选择利用数学建模。建模可以成为二者的桥梁，更好的将二者连接。并且还可以提高学生对数学综合能力，实践方面也可以得到锻炼。在经济数学中可以建立最优批量模型、最小二乘法模型和最优价格、成本的模型等。这些模型的建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使用它们。
（三）高职经济数学教学的评价方面
经济学分析篇4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1)特定的时空观念。(2)统筹观点。(3)理论联系实践。(4)公众参与。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1)系统的工作思想。(2)制度和技术并重。(3)建立长效机制。(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经济学分析篇5
【关键词】城市发展；青苔经济；市场
“青苔经济”是北大王建国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把城乡里的小商小贩、个体工商户这类经济比作“青苔经济”，虽然并不怎么起眼，但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了服务，且是就业主体。要是没有“青苔经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会上升很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应也会提高很多。“青苔经济”之上是中小企业为主的“灌木经济”，再往上，是一些大企业，是“乔木经济”。保护“青苔经济”，不能忽略其价值。中国经济面临的三个主要危机，第一是外界环境不稳定可能影响中国的出口。第二是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减弱。第三是改革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又可能经济增长会低于我们的预期。
一、存在原因
“青苔经济”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初级市场，起初象青苔一样星星点点，存在方式灵活，做一些简单的商品交换。就像我们司空见惯的步行街道或仅仅是一些星级酒店门口几百米的步道，早早晚晚，步道摆满了小摊贩的大三轮车支起的摊子，卖围巾、服装、饰品、烧烤等等，非常便宜。但随着交换的规模不断增大，频率越来越快，市场就形成了。而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又会促进分工的专业化，例如有人专门生产家禽，有人专门生产果蔬，专业程度慢慢得到深化，促进生产力提高。这种“青苔经济”既有便民作用，也能为缺乏专业技能或一时失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一）摊贩的低成本诱惑。地摊小摊贩存在于全国各种规模的城市，多分布在人流密集的高校聚集区或居民区附近，人群的聚集给小摊贩们带来了较大的交易量，从而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的主要竞争优势就是成本低，价格便宜，购买方便，这些特点吸引了很多的学生和周边的居民。笔者对安徽合肥大学城附近的小商贩进行了实地走访，也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考察，收集相关数据，其中对小商贩的访谈采用了访谈中的无结构访谈，也就是对相关人群进行了非标准化访谈，全面了解了小摊贩的生存现状。通过对消费人群的数据整理，我们发现大学城周围的商贩主要的面向人群是在校大学生，兼周边居民。
（二）重要性综述。通过走访，大部分的学生认为，小商贩的存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学生们很多情况下去一次市中心买很多东西并不方便，然而这些摊贩经济的存在弥补了这些不足，让学生可以不出远门就买到生活必需品。通过学生的态度分析，有助于从消费者的角度分析小商贩存在的必要性和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好处，但也让我们思考它的存在带来的麻烦和负担。确实，青苔经济的存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和快捷，节省了时间的同时也满足了我们的额生活需要，但是，这些青苔经济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商贩的存在堵塞了交通，使得原本就拥挤狭窄的道路更加水泄不通。由于这些商贩的小磨坊特性，无法对其卫生状况进行管理，很多不卫生不健康的食品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和改善的问题。
二、青苔经济相关联者的关系分析
如何在维护市容和保证小摊贩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很多城市管理者都想达到的境界，青苔经济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些小摊贩的存在弥补了市场供给的某方面不足，他们的劳动应该被尊重，贡献也应该被认可。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如何规范和引导并恰当的管理是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市场秩序是要以人为本的去管理而不是消除。同时，小摊贩的生存方式和现状也是需要改变和提高的，作为消费者也希望小商贩的卫生条件和买卖环境可以得到改善和提高。
三、对于管理“青苔经济”的政策建议
无论从帮助就业的角度，提供低廉产品和服务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形成的角度，“青苔经济”都不应该被轻视、被严苛地管制，而应给予支持，并助其变得更好。有人也许觉得“青苔市场”不美观，但如果不给这么个空间，问题可能会更多更大。截止目前，国家对于这种特殊的经济模式的规范和管制仍未完善，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青苔经济的存在是有着牢固的根源的，首先，市场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在日常的生活中，由于小摊贩机动灵活，适应性强，决定了它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从而保障了它的长期存在。从经济学上考虑，小商贩的需求决定了它的存在，这是由市场的供需理论决定的。在经济学的两个假设中，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并不是所有的大商店都满足经济的需要，从理性出发，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因此，产生了满足人的心理的各种小商贩。
青苔经济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一定的特殊时期需要用这种生活方式去维持他们的生活。对于青苔经济的管理，我觉得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理解小商贩的劳动与付出。改变对于小商贩不正确的认识与态度，不要歧视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果实。应该意识到，很多小摊贩身上有着而我们应该学习的精神，吃苦耐劳，勇于创业，默默奉献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每一个通过艰苦劳动创造美好说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与尊重。
（二）合理把握执法力度。有关执法部门在对其进行管理的同时应该允许其有合理的生存空间。
（三）政府应该对其给以认可并加以适当的管理。统一规划商贩们的活动范围，这样易于对道路的清扫和疏导。通过协调，缓解商贩们和有关执法部门的矛盾与冲突，让小贩们理解并配合执法部门的管理，让小贩们的劳动得到人们和社会的认可。
参考文献：
[1]张元有关路边摊问题的初步调研方案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29）
[2]刘新宇给小摊贩生路是城管的理想转身中国报道2007（04）
经济学分析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经济学分析篇7
【关键词】反倾销经济因素替代国制度
一、反倾销决策的相关经济因素
反倾销涉及两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反倾销需要确认存在倾销行为，但反倾销的发起通常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
1.反倾销的本意是规范国际贸易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也有保护幼稚工业的意图。
反倾销也因此和反补贴、保障措施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种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情况的好坏影响到其发起反倾销的频度和规模。如果其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充分，投资和需求旺盛，那么其就更愿意依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因而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就较小；否则，即使并非单由倾销所致的销售额下降、失业等“产业损害”也会归咎于进口产品，而发起反倾销诉讼。
2.反倾销针对某特定产业的产品，关系到两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产业损害的确认首先要界定与涉案产品相似的产业范围，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企业对有限市场的争夺和同质产品的竞争异常激烈，若进口方与出口方的产业结构相同，产品差异性较小，则使得竞争加剧，进口方为保护国内生产企业，会倾向于发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即使产业结构不同，两国有较好的互补性，进口国也会因为经济、政治等原因保护落后工业而发起反倾销。所以分析反倾销成因应该从两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分析入手。
3.反倾销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包括被反倾销商品的出口商、进口商，进口国或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该产品的进口商和出口商等等。所以，唯有对反倾销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才能全面地对倾销和反倾销的成因、对反倾销的福利影响进行分析。
二、反倾销制度的经济分析
反倾销制度是反倾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发起国正是通过运用各种反倾销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制度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在制定时就充分考虑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运行方式。因此，就必须对相关制度作深入分析，以下主要以替代国制度为主要阐述。
(一)替代国制度的含义
替代国制度是反倾销中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在西方反倾销体系中，对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认定是带有歧视性的。出口价格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是确定倾销行为存在的首要因素。wto《反倾销协议》中只规定了出口国国内价格、出口第三国价格和结构(推算)价格三种正常价值确定方式。但美、欧等国国内法中却增加了这样的表述：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其正常价值不以该国国内销售价格(或其他两种价格)为准，而要寻找一个与其经济水平相近、有可比性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以“替代国”产品价格确定正常价值，一旦我国商品售价低于替代国内市场价，就可被认为倾销成立。他们的理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价格是中央计划的产物，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在区别是否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时，订立了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程度、企业自主经营程度、货币可兑换性等若干苛刻标准。很明显，替代国制度主要针对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
(二)替代国制度的歧视性
到目前为止，尚无哪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也是外国对华反倾销逆向选择和歧视的表现之一。因为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的裁决就可以不直接引用我国市场价或成本价，而是选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倾销幅度。据外经贸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曾被选用做替代计算的有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香港特区、韩国、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南非、丹麦、智利、中国台湾、土耳其、新加坡、阿根廷、挪威、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乌拉圭、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奥地利等23个国家和地区。以欧盟对华案为例，曾被选用作为替代计算的有美国(9次)、日本(3次)、欧盟(4次)、韩国(4次)、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共5次)、澳大利亚(1次)，占欧盟案35%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开发方式、成本构成和经济水平与我国实际相差甚远，其成本是中国内地企业的若干倍，这样计算出的倾销幅度往往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墨西哥对我国鞋类征税1105%、秘鲁903.92%(鞋)、巴西760%(普通锁)等，通过随意选择替代国别说1100%，就是2000%的税率也照样可以办到。但是这种做法却严重违背了wto规则，也无视我国改革进程和成就。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法规，给西方国家打击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提供了锋利的武器，无怪乎中国产品频频遭难。
(三)替代国制度的弊端
1.替代国方法缺乏可预测性
在进行价格比较时，国外反倾销法允许市场经济国家以其产品在本国市场销售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因此，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在向国外出口商品时，通过与国内市场价格的比较，能清楚地知道其卖到国外市场的价格是否构成倾销，或倾销幅度是多大，可以实现做好防范准备。但是，对我国出口商而言，国外起诉机关会牵强地为我国出口商品寻找“正常价值”，在找到这个替代国前，连起诉国自己也不知道“正常价值”是多少，更何况我国出口企业。很明显，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存在很大的不可预知性，加大我国企业进行事前防范的难度。
2.替代国制度抹杀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
不同的国家不仅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工资水平和人口状况从而在劳动力价格上有很大差异，而且还因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产品的加工条件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的不同在产品成本配置的其它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比较成本优势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收入国家，平均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40，管理费用以及大多数原材料价格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也低得多。然而，在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的反倾销诉讼中，一些国家对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或者根本不予考虑，或者是随意抹杀。
3.结构价格缺乏合理性
在采用结构价格时，起诉国一般会先到出口国调查一定数量的产品所使用的土地，厂房，设备，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然后到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去计算使用这些土地，厂房等的费用，加上运费，10%的企业管理费和8%的合理费用即构成结构价格。这种理论上的计算方法在实践中很难实施，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与我国具体情况相同的国家和地区。于是，国外反倾销当局有时就采用从不同国家分别使用生产要素的费用来联合计算成本，有时甚至用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来计算我国的生产成本，这就更不合理了，国外用结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很容易得出我国倾销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海星.反倾销的经济分析与对策.宁夏社会科学，2003，5(3).
经济学分析篇8
论文提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繁荣，房价居高不下是城镇居民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发挥经济适用房应该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希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经济适用房的产生和发展
1998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概念。这份文件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即高收入者购买或租赁市场价格商品住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最低收入者租用政府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由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建设，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为目的，是一种由政府提供了相关优惠政策的、只获取微利的普通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住房供应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某种政策倾斜来扩大住房供给，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经济适用住房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解决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优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促进居民住房消费i缓解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矛盾；促进城郊结合部等特殊区域的发展。
但是，在经济适用房建设以及销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真正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目前的现状是，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经济和适用的特点，和普通商品房没有太大的区别：且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应给予他们的福利。
二、基于委托理论分析经济适用房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一)委托理论的基本概念。委托关系是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如果当一个需要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来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那么委托关系就产生了。如果某个个体想获得某种利益，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只能委托别人替自己完成，那么这个人就是委托人，而后者就是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委托人通常处于信息劣势，而人处于信息优势。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可能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契约发生前，契约一方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或者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契约发生以后，契约一方选择有损于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动，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委托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合同，规范人的行为，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动。
(二)分析开发商在项目建设和销售过程中的问题。我国在进行住房保障制度设计中，经济适用房的运作不是由非营利性机构来封闭实施，而是由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开发商来运作，这本身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因为政府和开发商的目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政府实行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二次再分配的形式，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问题，住房保障体制所追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居住状况：而从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角度来看，开发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本质特性，不管是开发经济适用房还是商品房，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品房开发直接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而经济适用房是在不突破利润率上限的前提下，借助于规模经营、优惠的土地取得成本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来实现高额利润。政府和开发商基于这样的制度条件而形成的委托关系，必然导致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初期目标产生较大偏差。
目前所采取的经济适用房开发模式是政府通过给予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划拨土地、税费减半征收等措施，来降低开发项目的成本；开发商则负责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销售等全方位的工作，在要求的利润空间内制定销售价格；政府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选择开发商来开发经济适用房，开发商根据政府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签订开发合同后，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开发商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状态，开发商通过提高开发标准、扩大商品房的比例、提高价格、隐瞒经济适用房性质等违规行为来欺骗政府主管部门，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开发商由于对项目的运作、资金投入、成本控制、生产技术等拥有较全面的信息，承担人的角色；地方政府因对开发商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地方政府在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时，因信息不充分会导致逆向选择。正是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共同作用，不良开发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愈演愈烈，进而导致了经济适用房价格偏高和开发标准的高档化。
三、基于寻租理论分析政府在监管和规划方面的问题
(一)寻租理论的基本概念。经济学里所说的“租”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广义而言，寻租活动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涉及采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整个寻租活动包括权力主体的设租和个体的寻租。权力主体的设租，即权力主体在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过程中阻止供给增加，人为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不足，从而形成权力主体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和条件，这往往是从权力到金钱的过程。个体寻租，即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特权以维护既得利益的活动。寻租过程通常会表现为，由利益驱使获得权力，再由权力获得利益。
(二)分析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监管和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国家给予了用地优先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诸多优惠政策，自然诱使开发商们竞相向主管部门寻租，以“经济适用房”之名行“商品房”之实。而对于拥有审核开发商资质、分配经济适用房等权力的主管部门及负责人来说，一旦认识到手中权力的市场价值，“造租活动”也会伴随着开发商的寻租迅速蔓延。
缺乏制衡的权力运用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商品化，从而为寻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从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尚待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漏洞和空白较多，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现象同时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对寻租活动进行监督的效力。由于信息不对称，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更是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的力度。
由于受到经济租的诱惑和影响，在部分经济适用房项目的规划过程中，也就难免因为要照顾开发商的利益而出现不合理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开发商为维护自己通过寻租获得的利益，就希望政府保持对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或者通过某种“隐形市场”支配和影响资源配置。政府对市场的垄断及政府扶持下造就的企业垄断排除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使得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不能良好地运行，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灵，给消费者和经济适用房市场带来潜在损失。
四、经济适用房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从委托的角度分析对策。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来看，要解决经济适用房开发中的问题，也就是要预防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委托理论，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制定权利和义务、责任和利益相制衡的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将委托人的风险不同程度地转为人的风险，从而促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实现目标利润最大化的行动。
经济学分析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模式
1我国经济模式认知的演变及发展
对我国经济模式的认知及探究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而不停有所进展的。1956年我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之时，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扬言要完成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国情的再次融合、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思想，开始探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在学术界，关于我国经济模式的认知百家争鸣，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历经以下几个时期。
1.1比较经济学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制度变革目标方式的研讨
经济改革初始阶段，首先，经济制度变革的实践对改革原理的要求逐渐浓烈；然后，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欠缺有关市场经济制度演变的配套理论。在此等背景之下，比较经济学的理论的用处凸显出来，比如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模式，在我国学术领域受到推崇。中国学术界对我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目标方式开展深化探究，成效显著。比如，厉以宁创立的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论断。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就我国确切吸纳海外的经济模式具有核心借鉴价值，在脱离常规计划经济理论的限制及探究我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方面上成效显著。但是，比较经济学的不足更为凸显。首先，它的规范性不足，它从实证视角去比较及归纳当前所存的经济制度，却并未促成有关制度转移的理论。其次，该理论抽象而又不实际，将不用历史境况及社会体制下构成的经济制度简化、并未抓住核心进行分析研究。
1.2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新世纪以来对我国经济模式基本特征和一般意义的探究
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新的时期，在理论及实践方面获取可观的成效。初始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了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步发展的经济体制。此外，科学发展观的兴起，丰富并完备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及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开始对我国经济模式进行认知及探究，具备如下特性：
日渐注重中国模式的制度特性。中国模式不同于他国模式的凸显性体制特点是经济成长的“四主型”体制，公有制为主的多样化产权体制、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发规制、国家主宰型的多结构市场体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扩展体制。
愈发侧重于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合。徐崇温等声明，中国模式乃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真理融合于中国实际国情，踏上自己的路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
愈发侧重于中国模式的成长维度。2000年以后，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多半集中于发展问题，在多数背景下，中国模式被理解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完成科学发展变成新时代经济成长的中心。我国经济成长的构成、推动力等问题额探究得到普遍注重，海内外逐渐关注对我国经济腾飞的奇迹的分析。
2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
2.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978年以来，我国逐步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于这种经济制度，开展了有关所有制及产权体制的变革，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成效显著，这在理论上是重大的革新，不但维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也按照国家实际情况及时代背景灌输了独有的中国特色；不但使得公有制经济动态化，也推动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同步进展。我国如今可以具备雄厚的综合国力及关键的国际地位，可以在剧烈的全球角逐中平稳发展，并且度过了1997年金融危机等重大急性事件，与这个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休戚相关。
2.2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变革想要成功，就需要构建一种可以容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相互融合，共同取长补短。从该经济体制的本身来看，这种制度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差异明显，也有异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我国来说，强力的国家干涉是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必备要素，更乃社会主义的实质特性，正是“大市场、小政府”及国家管制越少越好的随意性理论是绝对不可信的。
3中国经济模式的意义
中国经济模式是一种特有的例子，或是具备普遍的意义，否认该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归因于一些优良的条件，所以，我国的改革实践不具备普遍性，而是一种特有的产物。认同该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变革的历程是一条成本低、风险低、又可很快引进收益的正确之路。
可以这样认为，我国的经济模式首先为我国专属国情的产物，把中国基本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融合在一起，另外，特有的历史文明传统、特有的变革道路等因素都是构成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要素。任意照搬照抄他国发展经验的教条主义行为都势必会在我国变革与成长五彩缤纷及生机勃勃的实践面前破产。换言之，在我国可行的发展经验及方法，运用于他国或其他时期则未必行得通，只有以当代与过去的市场经济境况与市场经济体制，才可以被当作富有活力的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为欠发达国家迈进现代化、开展市场经济与参与国际化，开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并未人们的进化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引来了明朗的曙光。中国模式的胜利将会是炎黄子孙对人类发展进步而付出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32-33.
[2]王正毅，尹昌茂.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0）.
[3]孙柏英.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12）.
经济学分析篇10
论文提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繁荣，房价居高不下是城镇居民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发挥经济适用房应该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希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经济适用房的产生和发展
1998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概念。这份文件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即高收入者购买或租赁市场价格商品住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最低收入者租用政府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由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建设，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为目的，是一种由政府提供了相关优惠政策的、只获取微利的普通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住房供应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某种政策倾斜来扩大住房供给，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经济适用住房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解决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优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促进居民住房消费i缓解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矛盾；促进城郊结合部等特殊区域的发展。
但是，在经济适用房建设以及销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真正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目前的现状是，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经济和适用的特点，和普通商品房没有太大的区别：且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应给予他们的福利。
二、基于委托理论分析经济适用房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一)委托理论的基本概念。委托关系是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如果当一个需要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来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那么委托关系就产生了。如果某个个体想获得某种利益，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只能委托别人替自己完成，那么这个人就是委托人，而后者就是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委托人通常处于信息劣势，而人处于信息优势。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可能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契约发生前，契约一方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或者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契约发生以后，契约一方选择有损于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动，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委托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合同，规范人的行为，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动。
(二)分析开发商在项目建设和销售过程中的问题。我国在进行住房保障制度设计中，经济适用房的运作不是由非营利性机构来封闭实施，而是由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开发商来运作，这本身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因为政府和开发商的目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政府实行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二次再分配的形式，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问题，住房保障体制所追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居住状况：而从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角度来看，开发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本质特性，不管是开发经济适用房还是商品房，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品房开发直接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而经济适用房是在不突破利润率上限的前提下，借助于规模经营、优惠的土地取得成本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来实现高额利润。政府和开发商基于这样的制度条件而形成的委托关系，必然导致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初期目标产生较大偏差。
目前所采取的经济适用房开发模式是政府通过给予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划拨土地、税费减半征收等措施，来降低开发项目的成本；开发商则负责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销售等全方位的工作，在要求的利润空间内制定销售价格；政府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选择开发商来开发经济适用房，开发商根据政府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签订开发合同后，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开发商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状态，开发商通过提高开发标准、扩大商品房的比例、提高价格、隐瞒经济适用房性质等违规行为来欺骗政府主管部门，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开发商由于对项目的运作、资金投入、成本控制、生产技术等拥有较全面的信息，承担人的角色；地方政府因对开发商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地方政府在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时，因信息不充分会导致逆向选择。正是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共同作用，不良开发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愈演愈烈，进而导致了经济适用房价格偏高和开发标准的高档化。
三、基于寻租理论分析政府在监管和规划方面的问题
(一)寻租理论的基本概念。经济学里所说的“租”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广义而言，寻租活动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涉及采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整个寻租活动包括权力主体的设租和个体的寻租。权力主体的设租，即权力主体在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过程中阻止供给增加，人为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不足，从而形成权力主体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和条件，这往往是从权力到金钱的过程。个体寻租，即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特权以维护既得利益的活动。寻租过程通常会表现为，由利益驱使获得权力，再由权力获得利益。
(二)分析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监管和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国家给予了用地优先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诸多优惠政策，自然诱使开发商们竞相向主管部门寻租，以“经济适用房”之名行“商品房”之实。而对于拥有审核开发商资质、分配经济适用房等权力的主管部门及负责人来说，一旦认识到手中权力的市场价值，“造租活动”也会伴随着开发商的寻租迅速蔓延。
缺乏制衡的权力运用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商品化，从而为寻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从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尚待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漏洞和空白较多，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现象同时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对寻租活动进行监督的效力。由于信息不对称，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更是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的力度。
由于受到经济租的诱惑和影响，在部分经济适用房项目的规划过程中，也就难免因为要照顾开发商的利益而出现不合理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开发商为维护自己通过寻租获得的利益，就希望政府保持对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或者通过某种“隐形市场”支配和影响资源配置。政府对市场的垄断及政府扶持下造就的企业垄断排除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使得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不能良好地运行，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灵，给消费者和经济适用房市场带来潜在损失。
四、经济适用房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从委托的角度分析对策。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来看，要解决经济适用房开发中的问题，也就是要预防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委托理论，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制定权利和义务、责任和利益相制衡的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将委托人的风险不同程度地转为人的风险，从而促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实现目标利润最大化的行动。
当前，在进行经济适用房项目运作时，政府通常指定开发商进行开发，没有引入竞争机制，虽然经济适用房在销售时，各城市物价部门也希望控制开发商的利润，但是开发商通过虚报开发成本、减少公共配套设施的数量、恣意扩大商品房的比例等手段获取较高的实际利润。因此，有效规避开发商的违规行为，有必要在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中导入竞争机制，改变原有的政府指定开发商、划拨土地、控制开发利润的运作方法；采用锁定售价、拍卖地价的市场化运作方案。国土资源部门和其他相应的管理机构应对经济适用住房开发项目的售价、户型标准、购买群体制定严格的标准程序和条例，在此基础上公开对经济适用房项目用地进行拍卖，以上运作过程保证了建设主体和供地方式的市场化运作，提高了运作效率，也能够体现市场化原则。另外，对开发商来说，经济适用房不超过3％的利润率显然不能对其产生明显的激励效果，政府也应该积极探索和思考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倾斜或其他形式的优惠措施使开发商在保证经济适用房的经济性和适用性的同时，获得理想的回报。通过导入竞争机制和政府部门更有效的制度约束，重新定义政府部门和开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从而预防和减少开发商的违规行为。
(二)从寻租的角度分析对策。针对寻租理论对政府在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中所存在问题的分析，要解决经济适用房领域的寻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1、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保证社会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缩短房地产市场中双轨制中非市场制度的运行时间，建立完善、顺畅的市场机制，做到信息公开化、竞争公平化，力求减少租源，遏制寻租活动的根本出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加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房地产经济活动中，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开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取消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干预。
2、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戒力度。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只要寻租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潜在的寻租者就会变成现实的寻租者。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可以加大预期成本，减少预期收益。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加大惩戒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