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1
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一、制约全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障碍因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制度层面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从身份上分为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向城镇和城镇居民倾斜，农村得到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城市居民，城乡发展不均衡。2012年,全市城镇户籍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5.7%，同时还存在移民这个特殊群体结构，移民总人口占到农村总人口的29.8%。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因素和瓶颈。主要表现在:一是户籍制度方面：目前七个县市区均实行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二元化管理。在这种户籍制度下，大量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已不再从事农业，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农村居住，但并不能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和融入城市，无法在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二是基本公共服务有差距：财政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明显低于城镇，农村低保、合作医疗补助、社会养老保险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城乡公共资源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城乡差距发展拉大。三是居民收入有差距：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645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62元）的48%，从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结构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增收难度逐步加大，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增长缓慢，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低，增长乏力，一直是农民增收的薄弱环节。总体上看，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居民，但从绝对数看，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1。另外,占全市农业人口比重29.8%的移民收入,2012年达到3010元，只占到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四是在城镇化发展有差距：2012年，全市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是5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6% 0.4个百分点，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为仅为33.7%，低于全国城镇化率35.3% 1.6个百分点。
二、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的顶层设计，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确立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经过调研分析，初步提出加快推进全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总体思路是：以规划为统领、以产业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标，着力推进“三大集中”（工业向园区、农民向城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建立和完善四项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五个加快”（加快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公共服务向农村侧重，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六个一体化。重点在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科学编制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以***市总体规划为龙头，以县市区为支撑，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农村新型社区（中心村）为节点，统筹考虑城乡产业布局、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现状，分县市区编制城乡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建立新型城乡空间布局体系。分领域编制并实施层次分明、覆盖城乡、互联互通、有机融合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国土利用、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城乡专项规划。
二是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进程。要加快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要加快土地流转步伐，鼓励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充分发挥肃州区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敦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大力发展精耕细作农业、精品珍品农业和精深加工农业，不断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提升农业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支撑能力。同时加快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不断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反哺带动和融合提升能力。通过建设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新能源示范基地、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资源综合利用利用基地和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增强就业和吸纳能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三是推进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加大公共财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力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施农村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体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使户籍制度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适应，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在户籍身份上成为完整的城镇居民。
四是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中心城市，重点发展县城，择优发展小城镇，形成以市区为龙头，6县市为支撑，15个建制镇为节点的城镇发展体系。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加快人口向集镇和农村社区集中，培育建设一批特色集镇。以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加大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在发展空间上同谋划、基础设施上同建设、资源要素上同配置发展成果上同分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是大力推进扶贫攻坚。推进双联行动与扶贫攻坚的深度融合，深入调查研究，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找准移民增收路子。全面落实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扶持发展特色种植业、设施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特色产业。着眼于改善移民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移民增收基础。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加大移民乡村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增强移民乡村自我发展能力。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2
一、总论
项目名称：xx市xx区2008年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项目实施单位:xx市xx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xxx
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
项目建设地点：xxx区xx个乡镇
项目建设期限：2008年
建设内容及规模：在xx区xx等15个乡镇，新建（改扩建）乡镇综合文化站15个，每个乡镇文化站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共计4500平方米。
资金筹措：项目总投资36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40万元，地方配套120万元。
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我区乡镇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方面的阵地作用，切实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项目建设的背景
（一）崆峒区基本情况
1、自然概况
xx市xx区地处xx东部、六盘山东麓、泾河上游的陇东黄土高原腹部，位于东经106°25′-107°27′，北纬35°12′-35°45′之间。东临xx、xx，南依xx、xx，西与xx接壤，北与xx毗邻。2002年8月撤销原xx市（县级），设立xx区。全区辖17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1个工业园区、3个街道办事处、252个行政村。全区东西长75km，南北最宽处43km，总面积1936km2，有汉、回、蒙、满等18个民族，其中汉族约占73%，回族约占26.5%，其他少数民族约占0.5%。2006年底总人口49.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47万人，农村劳动力18.61万人，贫困人口6万人。
2、社会经济状况
据统计资料，2006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86亿元，比上年增长12.83%；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5.9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7.9亿元，农业总产值8.08亿元；全区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2.9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68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7.91万吨；2006年底全区肉牛饲养量达到26.03万头。
3、交通道路状况
xx市xx区为陕甘宁三省区交通枢纽，是古“丝绸之路”必经重镇，素有“旱码头”之称。亚欧大陆桥复线宝（鸡）中（卫）铁路纵贯全境，312国道横穿东西，平定高速公路全线开工，宝中铁路最大货运站位于区域中央，天平铁路（天水—平凉）、西平铁路（西安—平凉）正在建设之中。境内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西接兰州，北上银川，东连西安，南下宝鸡，跨三省而连六县。全区共有车辆7208辆，其中客车2770辆，货车4438辆，货运量641万吨，年货物周转量53672吨，客运量896万人（次），周转量62747万人。城乡交通营运路线31条，公共汽车93辆，出租车1300多辆。
（二）拟建设乡镇基本情况
1、xx回族乡基本情况
xx回族乡地处xx市xx区西北部，辖13个行政村，60个合作社，总人口2534户13164人，乡域面积89平方公里。该乡为省列贫困乡镇，乡文化站设编制1名,现有兼职人员1名,目前乡文化站无固定场所。
2、xx回族乡基本情况
xx回族乡地处xx市xx区北部塬区，全乡辖12个行政村，75个居民小组，总人口3160户14135人，其中，回族2370户10607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兼职人员1名,目前乡文化站无固定场所。
3、xx回族乡基本情况
xx回族乡位于xx市xx区东南部，距城区12公里，全乡辖14个村，6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260户14851口人，其中回族14056口人，是全区较大的民族乡之一。该乡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专职人员1名,目前乡文化站无固定场所。
4、xx回族乡基本情况
xx回族乡地处xx市xx区南部山区，全乡辖7个行政村，33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1546户6830人。其中：回族6340人，汉族500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1名,现有兼职人员1名,目前乡文化站无固定场所。
5、xx镇基本情况
xx镇地处xx市xx区西南部，全镇辖14个行政村，88个合作社，总人口19815人，总面积180.6平方公里。该镇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兼职人员1名,文化站建筑面积20平方米，无法正常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6、xx乡基本情况
xx乡地处xx市xx区南部山区，全乡辖7个行政村、42个村民小组、62个自然村庄，有1085户4708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1名,现有兼职人员1名,文化站建筑面积20平方米，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困难。
7、xx乡基本情况
xx乡位于xx市xx区北部干旱塬区，全乡辖10个行政村50个合作社，总人口2956户12868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1名,现有兼职人员1名,目前乡文化站无固定场所。
8、xx回族乡基本情况
xx回族乡xx市xx区北部干旱塬区，辖9个行政村，52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2905户13032人，其中回族人口6255人,占全乡总人数的48％。该乡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专职人员1名,目前乡文化站无固定场所。
9、xx乡基本情况
xx乡位于xx市xx区北部，总面积77.56平方公里,辖11个行政村5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733户7222人。为省列贫困乡之一，无文化站。
10、xx镇基本情况
xxx镇位于xx区东部，总面积127.4平方公里。辖23个行政村、89个村民小组、1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40353人。其中，农业人口37203人，非农业人口3150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兼职人员2名,文化站建筑面积20平方米，无法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11、xx回族乡基本情况
xx回族乡地处xx区南部山塬区，全乡辖24个行政村，146个合作社，总人口4972户22594人，其中回族3477户，15742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1名,现有专职人员1名,有文化站1处，建筑面积65平方米，已不能满足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现需进行改扩建。
12、xx镇基本情况
xx镇位于xx区北部塬区，总面积125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17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229户32508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兼职人员2名,现有文化活动中心1处，面积48平方米，设有图书室、展览室。由于建设年代久，面积狭小，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现需改扩建。
13、xx镇基本情况
xx镇位于xx区东部，面积107.47平方公里。辖18个行政村，99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6732户28345人。该镇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兼职人员2名,现有文化活动中心1处，面积45平方米，设有图书室，展览室。但由于建设年代久，面积狭小，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现需改扩建。
14、xx乡基本情况
xx乡地处xx区西部，总面积97平方公里。全乡辖20个行政村，91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16068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1名,现有专职人员1名,现有乡文化宣传站1处，建筑面积100平方米，设有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等，由于面积狭小，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现需改扩建。
15、xx乡基本情况
xx乡地处xx区东部川区，全乡辖9个行政村，7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076户17885人。该乡文化站设编制2名,现有兼职人员2名,现建有文化站1处，总建筑面积180平方米，设有图书室、阅览室、电教室、活动室等，能够开展一些小范围群众文化活动，但与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现需改扩建。
（三）乡镇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一是组织机构与文化网络日臻完善。目前，我区有乡镇文化站17个。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都成立了乡镇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乡镇、村都有文化工作专干，具体负责本乡镇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二是节庆文化活动活跃。春节社火表演成为农村群众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每年春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举办群众性社火表演活动，表演内容有秧歌、旱船、腰鼓、舞狮、舞龙、高跷、纸马、模特及武术表演。这些表演规模大，参与人员多，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俗特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三是农村文艺创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围绕弘扬崆峒文化这一主题，全面实施文化精品工程，着力打造具有崆峒文化特色。吴岳村演出的《中心户长》获文化部全国第十一届群星艺术节银奖。在甘肃省首届民族民间艺术节暨民间文化宣传周活动中，白水镇农民李正祥、赵怀礼等人的烙画、微型画等都获得了好评。在甘肃省首届新农村文艺调演中，我区白水镇演出的小品《换鞋》荣获三等奖。编辑出版了《崆峒史话》、《平凉民间文化》，对挖掘和传播本地民间特色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十佳藏书家庭”、“十佳文化户”、“十佳文化活动带头人”和崆峒文艺奖的评选，涌现出了一批农村书画艺术人才，展现了深厚的崆峒文化底蕴。四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成效显著。围绕开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弘扬和保护崆峒优秀地域文化，对全区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全面普查，每年都举办“崆峒民族民间工艺精品展”。组织优秀民间艺术作品参加了平凉市第一届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甘肃省第三届文化产品博览会、陇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极大地弘扬了崆峒优秀民间文化。“春官歌”被列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崆峒剪纸等10余个项目被列为市级保护项目。五是农村文化产业初现端倪。积极利用各种节会充分展示崆峒特色文化产品，制作了反映优秀地域文化产品的光盘、画册参加全省文博会，组织剪纸、泥塑、面塑等一批民间优秀工艺品走向市场。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社会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央提出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全面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使乡镇文化站成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二是满足农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随着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文化工作开展上的不平衡，加之经费短缺，文化活动开展的档次和数量与群众的愿望差距甚大，特别是农闲季节，群众文化活动相对匮乏。在一些偏远地方，农村文化滑坡现象严重，原来仅有的一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场所被挤占，农民的文化生活无人问津，特别是部分回族乡群众一年甚至没有组织一次象样的文化活动。三是改善崆峒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需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学校、医院、道路、通讯、广播电视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得到改建或新建，相比之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乡镇文化站没有活动场所。开展文化活动所必需的如音响、电视机、书桌、报架、图书、报刊等奇缺。乡镇文化站仍旧处于“一块牌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条汉子”的状况，大部分文化站文化活动设施缺乏，活动开展不正常，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村文化事业发展。通过农村综合文化站建设，可以改善农村文化工作现状，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促进农村文化健康快速发展。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一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二是有利于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农村群众文化繁荣与否，是检验小康社会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入手，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把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引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使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任务同改造环境、移风易俗，建设文明生活的实践融为一体，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形式。三是促进农民致富的文化保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扶贫先治愚，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素质的提高，要脱贫致富奔小康只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中，文化建设的实质及主要功能，是改造人、培育人和塑造人。文化具有知识信息的储存和传递的功能，它能启发人们的心智，开发和提高人的智力和能力。文化中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行为方式等，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面貌、道德情操和社会心理，对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多年的农村文化工作实践证明，农村文化工作做好了，特别是把文化活动与科普宣传教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农村经济就不断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就能逐步增强，农村的繁荣发展，农民的小康生活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四是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基础。民间传统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积累、传承的，既包含丰富多彩的有形文化遗产，也包括色彩斑斓的无形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和重要的精神资源。
四、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甘肃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加大政府投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问题，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跃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群众生活水平。
（二）建设原则
1、遵循“统一标准、填平补齐”原则。按照省上制订统一的建设标准、补助标准及基本设备配置标准实施，各乡镇对照标准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指导性标准除外）。乡镇综合文化站不得建设在乡镇政府办公场所内。
2、遵循“四个尽量、三个优先”原则。尽量选择群众文化活跃、经济基础较好、前期工作成熟、建设条件具备的乡镇实施；优先考虑无站、有站无舍及建筑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乡镇。
3、遵循“先室内、后室外，先设施、后设备”原则。不论改扩建或新建项目，必须按照先集中投资，完成室内部分设施达标建设，富余资金再根据实际条件建设室外活动场地；必须集中投资优先保证站舍建设，再根据资金情况完成设备配置。
4、遵循“严控标准、严禁负债”原则。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按照“实用、够用、经济、安全”的原则合理确定建设方案，严禁负债建设。
5、遵循“专款专用、责任落实”原则。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要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6、遵循“一个衔接、一个结合、一个统一”原则。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要注意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衔接，创建乡镇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终端站；加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相结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乡镇相统一，推动乡镇文体工作取得新进展。
（三）建设目标
在2008年，全面解决全区15个乡镇无房文化站或面积不达标文化站建设问题（每个文化站达标标准为不低于300平方米）。通过努力，使我区绝大部分乡镇均建有内部功能齐全、设施比较先进、管理比较到位、运作比较顺畅、建筑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的综合性文化站，能较好地适应当地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五、建设内容与规模
在xx区xx、xx、....15个乡镇，新建（改扩建）乡镇综合文化站15个，其中:新建10个，改扩建5个。每个乡镇文化站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共计4500平方米，统筹考虑综合展示室、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科普电教室、体育活动室、信息服务及办公室等场所。内部功能设置达到下列要求：
1、综合展示室：面积40平方米，用于当地三个文明建设和民间文化、特色文化建设成就展示等；
2、文化活动室：面积60平方米，配备相应的音响、灯光设备，用于群众业余文艺团队排练、小型演出、游艺活动等；
3、图书阅览室：面积60平方米，提供一定数量的书籍、报刊供群众阅览；
4、科普宣传及电教室：面积60平方米,配备广播电视系统，用于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培训、科普培训、成人教育等；
5、体育活动室：面积60平方米，配备一定的健身器材，用于群众体育健身活动；
6、信息服务及办公室：面积20平方米，配备计算机，用于办公和为群众提供文化信息服务。
（一）新建10个：
1、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西面。
2、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南面。
3、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北面。
4、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对面。
5、xx镇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位于镇政府东面。
6、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隔壁。
7、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北面。
8、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乡花园广场。
9、xx乡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位于乡政府对面。
10、xx镇文化站：新建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位于镇政府所在地振兴路。
（二）改扩建5个：
1、xx乡文化站：位于乡政府门口，对原乡文化站进行改扩建，建成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
2、xx镇文化站：位于镇政府北面，对原镇文化站进行改扩建，建成砖混结构平房300平方米。
3、xx镇乡文化站：位于镇政府门口，对原镇文化站进行改扩建，建成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
4、xx乡文化站：位于原安国中学门口，对原乡文化站进行改扩建，建成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
5、xx乡文化站：位于乡政府对面，对原乡文化站进行改扩建，建成砖混结构二层单面楼300平方米。
六、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每个乡镇文化站规划建筑面积300平方米，按照800元/平方米测算，每个乡镇文化站项目投资24万元，15个乡镇文化站总投资360万元。
（二）资金筹措
工程总投资360万元。其中，申请国家投资240万元，区级配套120万元。
七、项目建设期限
建设期限1年，即2008年。
八、效益分析
一是项目建成后，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发展和提升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项目建成后，将惠及我区农村的28万人民群众，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三是项目建成后，对于丰富农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着重要作用。四是项目建成后，为农村文化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设施保障，真正体现了文化为经济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提高全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九、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
1、成立工作机构，强化组织领导。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区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发改、文体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财政、审计、建设、国土等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为成员的崆峒区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和协调等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任务，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建立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和责任制度，全力抓好综合文化站工程建设工作。
2、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各成员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把该工程作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一件大事来抓，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区发改局主要负责项目的申报、上下衔接等前期工作。区文体局负责审核申报乡镇的建设方案，明确建设数量、具体建设对象，并负责对新建文化站的选址、功能设置、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行指导和监督；财政部门要对建设资金进入国债专户，设立相应的专户，专人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同时，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跟踪审核力度，杜绝挤占挪用现象的发生。各乡镇政府要重视和支持综合文化站工程的实施工作，将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规划立项、选址、土地划拨、方案制定、图纸设计、资金筹措和相关规费减免等，并对工程进度和质量、文化站功能设置等进行把关。
3、健全规章制度，加强项目管理。文化部门要积极与各有关部门、单位协调，把乡镇文化站建设纳入到城乡规划之中，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和配置，严格文化设施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切实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严格落实工程建设的各项法规和制度，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切实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确保建设项目规范运行。同时要加强对乡镇文化站建设项目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推进乡镇文化站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各乡镇要对本辖区内的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确定专人负责管护，工程建设结束后，要对工程质量、安全检查验收，并对项目建设、经费结算和检查验收情况进行认真总结。
4、积极开展培训，加强队伍建设。乡镇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尽快配齐、配全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解决人员编制、站长的配备、工作人员的聘用、经费以及工资待遇等问题。积极抓好乡镇基层文化工作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区文体局要抓好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对全区乡镇文化站长普遍进行一次轮训，切实提高全区乡镇文化站长和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培养和建立以乡土文化艺术人才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骨干队伍，发挥其组织、带动和指导作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镇文化工作队伍，努力提高乡镇文化站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5、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开展活动。要始终坚持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努力造就“四有”新人，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基层乡镇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要加强对乡镇文化工作的领导，确保基层文化阵地始终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坚持开拓创新，面向农民群众创造地开展乡镇文化工作，大力推进农村各类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站（室）的建设，使乡镇文化站真正成为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和各项政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科学知识的阵地和窗口。要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组织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坚持生产和文化活动相结合，组织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农民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并形成制度，引导更多的农民群众投身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中来，切实发挥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3
要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必须弄清农民人口现状，找到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面对巨量农村人口，单纯的大城市化或单纯的小城镇化，都难以解决问题，“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选择。
当前中国农民人口结构的几个总量特征
农民人口城乡结构
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亿：根据公安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据，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521万人。
全国乡村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6.3亿。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乡村人口6565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则乡村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62820刀人。
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6亿、2011年全国农业户籍人口88521万人，减去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62820万人，则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701万人。
乡村人口结构
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中农民工为1.3亿，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以及绝大部分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常住乡村，为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而绝大部分在“县外省内”以及“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常住城市，为城市常住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乡外县内”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的20.2%，约为3204.3万，本地农民工9415万，总计12619.3万农民工常住乡村。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农民工（全部为16岁及以上，绝大部分在60岁以下）中16-20岁的比重为6.3%。若16-20岁的人口比重按年龄平均分布，则16-18岁的比重约为3.78%，19-59岁的比重约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民工为12142.3万人。
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37836.5万人，减去19岁及以上的乡村常住农民工12142.3万人，则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19-59岁的劳动力）为25694.2万人。
.全国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为283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乡村人口中的非农业户口人数约为2836万人
城镇农民人口结构
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为1.3亿人。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县外省内”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79.8%，约12658.7万人。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有30%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有70%在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务工。
常住城市的非农民工农业户籍人口为1.3亿人。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701万人，那么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就为12658.7万人，则常住城市的不属于农民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为13042.3万人。
城乡农民素质结构
城市常住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6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10%。
根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为62.9%，小学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比重分别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79.8%），外出农民工的文化结构从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农民工的文化结构：即近90%城市常住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农村常住劳动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30%。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约为52.44%，比外出农民工低约10%；高中程度的比重为12.05%，与外出农民工相当；中专程度的比重为2.93%，比外出农民工低2.87%；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2.41%，比外出农民工低4.59%；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30.17%，比外出农民工高18.5%；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的界定，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结构可以近似反映出乡村常住劳动力（即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结构。
城乡农民年龄结构
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1亿。2011年末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约为1.08亿，占全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龄老年人增加更为迅速，到2009年底，乡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万，占乡村老年人总数的11.3%。
乡村15岁及以下儿童约为1.3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11年中国乡村0-15岁的人口比重为20.22%，则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中，0-15岁的人口总量达12702.2万。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测算，乡村留守儿童（0-17岁）达到6102.55万。
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约为4亿。测算方式见本文“乡村人口结构”部分。21-40岁的乡村农业壮劳力约为1.2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全国乡村人口中21-40岁的人口比重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18286.9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本地农民工中21-40岁的比重为41.8%，外出农民工21-40岁的比重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中，21-40岁的农民工总量约为6277.8万人。因此，2011年全国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1-40岁的壮年劳动力为12009.1万人。
城市农民t超过80%在40岁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比重达到81.8%，40岁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国12658.7万城市常住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10354.8万人。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2303.9万人.
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几个判断
巨量农民亟须市民化
全国8.8亿农业户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国民待遇，但现阶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镇常住的2.6亿农业户籍人口，这些人口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其中，我国现有的12658.7万“县外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特别是3279万“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其子女也已长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乡村，但大部分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强烈。
另外，若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约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8.5亿人，则2012-2020年新增城镇常住人口达1.6亿人（每年新增乡村转移人口约1800万），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虽然其兼顾农业生产，但已在非农产业就业，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较强，市民化条件较好，市民化的要求较为迫切。
农民工文化结构与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虽然农民工比农村居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对城市市民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较低，与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较大。2011年全部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仅为23%，特别是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达20.5%，而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0%，城镇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3.6%；全部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5.3%，而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24.3%。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就业稳定性差，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业生产力文化素质10年间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乡村智力资源严重外流，导致乡村全职农民整体文化程度长期处在较低水平。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39%，而根据笔者测算，2011年全国35.6%的乡村全职农民的文化素质仍停留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农业生产者文化素质10年来改善微小。
农业生产尚未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
近年来，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地区青年人大量减少，个别地区出现“撂荒”现象，但从全国整体上看，大量农民工的离去目前并没有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的“空心化”（即大面积乡村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农业劳动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201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79亿亩，而2011年全国19-59岁的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为25694.2万人，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7.89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6.53亩，另有1-3亿常住乡村的农民t可以兼顾农业生产，乡村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完全能够支撑我国农业生产与粮食生产。在土地面积不增的情况下，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生产也未出现“老龄化”。虽然我国乡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国乡村地区仍有1.2亿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壮年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17亩左右。
乡村老龄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开展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2009年调查，农村老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龄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龄人口抚养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较可行的战略抉择
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没有空间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城市生产就会走向规模不经济。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50万，其规模经济完全消失。而我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最佳规模，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规模效益，但在整体上与理想城市规模相比，已经大量出现规模不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土地资源承载极限。据《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的研究与测算，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最大人口承载力可达17080.75万-1901.07万人，最大人口密度可达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达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经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经接近承受的极限。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标准，属于重度缺水。我国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基本没有空间。
大城市中大量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市民待遇，处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农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遇到“天花板”。
小城镇化带动农民市民化长期徘徊不前
小城镇由于定位、布局、体制等问题，资源、产业、人口等难以集聚，形不成规模经济和城市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小城镇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简单，就业岗位缺乏；重视工业轻视商业，往往“有城无市”，没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和发达的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较为薄弱，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较低。这些问题致使我国小城镇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带动作用不大。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解决了1.33亿乡村劳动力就业，而到2011年我国在乡村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工还是1.3亿。这说明，近10年来，小城镇化基本没有带动农民的市民化，难以承担城市化的任务。
“中城市化”可能是带动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径
针对我国2.6亿农业户籍人口常住城镇、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常住乡村兼顾农业生产、2.3亿乡村老人与儿童尚需照顾的农民人口结构，在我国大城市化基本没有空间、小城镇化非农就业无法增长的情况下，应该转向以中等城市为主体的“中城市化”战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强县城为基本单元，以建制镇为支点，建设分布式城市网络，淡化县级行政功能，优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统一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利用200个左右中等城市和县城已有的成熟基础设施与发展空间，低成本吸纳中等城市既有和从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农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逐步减缓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问题。加强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农民工以及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等在市镇落户定居，实现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服务聚集。小城镇化是城乡分离的，小城镇仅具半城市功能。与小城镇不同，作为中城市化的支点，建制镇是市镇，即与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体的，二者不是行政联系，而是产业分工协作的统一经济区。
需要说明的是，“中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省管县”是完全不同的。县域经济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城乡分割的，而且以传统农村为主。“市管县”、“省管县”虽然重视县域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在城乡分割的框架下强化县级行政能力，因而无论是市还是省，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战略一开始就打破县域框架，弱化县级行政能力，走市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县在“中城市化”战略中只是一个地理或区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适度规模有利于充分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利用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教育科研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开展城市建设，低成本解决住房等生活问题，大幅度减低农民市民化与公共服务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规划和发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为主解决市民出行问题；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弊病与规模不经济。
推进“中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把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资源与产业基础，发展各具特色的高度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长性、高增长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缩小中等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与就业容纳能力。
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绿色产业，推广清洁、低碳、高效的生产技术，打造一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为主导，市、镇经济社会一体化布局，形成一批工业镇、农业镇、商贸镇、服务镇等。
围绕城市需求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购物、休闲、娱乐、旅游、商务等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网上交易平台等现代化商业设施，推动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发展，活跃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城市消费，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改善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龄化、“124”的家庭结构（即一个孩子两个中年人四个老人）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带来的养老、家政、医疗陪护等巨大服务需求，引导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与社区服务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公司化
在培养职业农民与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公司化，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公司性质的现代农场、农庄、农业园区、农业合作社、农工商综合体等，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建设绿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农业转变。在公司化的基础上，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工资化。凡是实现收人工资化的农民，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农民实行超前免费中专教育
针对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难以在城市稳定就业、无法在城市长期生存的状况，实行农民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青壮年农民附加3年免费中等专科职业教育，保障农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与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结构。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在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受雇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的平均外出时间为283天，比未接受过的平均外出时间多出16.6天。
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以推进基本公共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为突破口，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确保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平等接受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城镇化；成因；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3—0093—02
一、引言
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先后出现了城市蔓延现象。由于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由城市向郊区转移，因此，在地域特征上出现了一个既有别于城市，又别于乡村且同时兼具城乡两种特征的特殊地带，西方学者将其称为“城市蔓延区”、“城乡边缘地带”、“都市扩展区”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期，许多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城市扩展致使城乡之间不断的融合，由此我国也出现了一个和西方国家在地域特征、结构功能皆类似的地带，并伴随产生了管理混乱、人口复杂、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现象。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了“城乡结合部”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城市市区与郊区交错分布的接壤地带”。这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城乡边缘地带”的概念，并无本质差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出台以及行政区域的调整，城乡结合部的范围始终处于不断变更中，这无疑加大了政府的管理难题。而要实现城镇化，有效的治理城乡结合部并引导其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城乡结合部形成的主要原因
城乡结合部的形成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来自农村内部的张力及城市外部的拉力，又同时受到政府行为的推力，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中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见图一）
（一）农村内部的张力
1.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城市中心区域的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农村内部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8%，剩余劳动力达到1.2亿，而且每年增加1000万，如何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始贯穿我们的城镇化的过程，因此中央明确提出推进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战略，并不断完善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1〕这无疑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12820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6%，2010年，就业人数增加到15893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8%。〔2〕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为工商企业用地，由此在产业聚集区便形成了由内而外的城乡结合部地带。保定市南大园乡，唐山市卑家店镇都属于典型的在农村内部推动力作用下产生的城乡结合部地带。
2.农民自身素质的快速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加速了农村的城镇化发展，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增加，我国农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中专程度和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分别由1990年的32.84%、6.96%、0.51%和0.10%上升至2010年的52.44%、12.05%、2.93%和2.41%。〔2〕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直接促使其思想意识、价值观等也相应提高，促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大部分农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而转向非农业生产，虽然他们没有进城从业，但已经摆脱了完全依靠土地生存的生活状态。许多农村也由阡陌交通变为水泥路，由平房变为高层楼房，目前，我国许多农村片区呈现居住社区化，职业非农化的特点。
（二）城市外部的拉力
1.土地需求的不断增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宏观背景的影响下，城市土地的利用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的改革总体设想到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福利分房政策逐步被取消，计划经济对住房消费的约束逐步解除。此外，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城市人口成为了影响城市空间的主要变量。这些因素逐步形成对住房需求的合力，城市居民的目光由城市中心逐渐转向城市郊区。加之一些进城务工及靠小本生意生存的农民由于经济原因不愿且不能在市中心区域购买住房，据调查统计，在河北省唐山市，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在60万以上，约占总人口的10%。数据显示，2012年，这些主要依靠摆地摊，修鞋子，捡废品来维持生计的外来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在11000元左右，这就决定了此类人群对价格可谓“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的商品房只能望而却步，将买房的地点锁定在城市周边的郊区内。〔3〕
2.土地供给的不断增加。在土地的供给方面，国家建立了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实现了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4〕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使有限的土地资源迸发出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农村土地流转范围不断扩大。房地产商将项目地址落在城中心区相连的城市边缘区域，许多占地面积较大的工业园区，大学科研机构也纷纷迁至郊区地带，于是郊区内出现了片片“科技园”、座座“大学城”，北京亦庄开发区、河北石家庄南郊大学区，河北唐山古冶区不锈钢工业园区都是在这种城市推理作用下产生的。以唐山市古冶区为例，2011年，全区累计土地流转总面积12396亩，其中：转包2714亩，转让358亩，出租9324亩；土地流转率达到11.95%，规模流转率达到56.09%。〔5〕
（三）政府行为的推力
1.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是阻隔城乡人口流动的堡垒。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形成，1980年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是，在实际操纵中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收效甚微，所以政府逐步向控制大城市中心区，放松郊区人口的管控方法转变。直到1998年，国务院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至此，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有序转移，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同时，为户籍制度的总体改革奠定基础”。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郊区人口管制的放松，使郊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促进城乡结合地带的形成及扩大。〔4〕
2.就业制度的继续放松。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使农民获得了劳动自由的空间。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劳务输出，这些政策和措施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1997年和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意见》与《关于做好灾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安置和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随之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由此，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针对农民工的政策法规体系。从2001年至今，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民工就业的关注程度。2001年10月，国家计委《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费用；2003年中央政府在《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2006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设计了农民工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全面为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扫清障碍，保障了农民工的就业利益，从而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涌入城镇。〔4〕
三、推进城乡结合部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一）构建基于社区的基层管理模式
城乡结合部呈现的难题主要来源于其地段的特殊性，虽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管理所致，解决这些难题应该主要依靠基层管理。城乡结合部的基层管理组织一般包括居委会（社区）、村委会、业主委员会等，这些自治组织在很多时候承担重要的管理职能。〔6〕居委会、村委会及业主委员会同属一个级别的自治组织，因此，他们的管理模式都属于社区的范畴。此外，城乡结合部的社区还有“城中村”、“都市村庄”等其他称谓，通过这些称谓可以看出其社区的过渡性。而这种过渡性给城乡结合部的基层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加之目前中国社区治理模式还处于政府推动阶段，城乡结合置于此背景下，更需要尽快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机制。
1.整合基层组织结构。城乡结合部内不仅管理对象复杂，管理机构亦呈现多头管理，由此导致管理力度和效率低下，因此将组织机构进行整合是解决城乡结合部管理的关键所在。在目前的基层组织机构中，呈现街道与乡镇交叉、居委会与村委会交叉现象，并且乡镇和村庄规模逐步缩小，因此，整合机构要将乡镇逐步取消乡镇建制，区域重新划分，将村委会变为居委会（社区），建立以街道和社区为主的基层组织机构，将少数农村人口划入居委会，并逐步在村庄推行社区管理机制。
2.提高居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居民是社区的主要构成者，因此应努力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城乡结合部人口的复杂性，很难形成共同利益与共识。对有条件的区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人口的同质性重新划分社区，将高档商品住宅区、城区人口搬迁区、农转非住宅区、农民就地“上楼”区、外来人口聚集区分别开来，由此在社区内形成较强的同质感，使居民更容易形成共同意识与目标，从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口互动效用。
（二）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的现象，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地带，即使是建成区，基础设施体系也远未成熟，甚至停留在乡村水平。再加上城市财政与乡村财政分离，城市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主要以建成区为主，而乡村地区没有能力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双重原因导致城乡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载体，也是城镇化发展提供基础保证。因此，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解决城乡结合部存在的问题重要途径。
针对目前城乡结合部呈现的城市市政设施在短期内难以覆盖、村民及流动人口不愿为垃圾和供排水付费、乱扔垃圾导致垃圾收集难度增加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捆绑式出让和开发基础设施和土地。城乡结合部地带的土地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政府在改革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可以将土地的开发权和基础设施建设权绑定式的转让给开发商。同时，还需为所出让土地上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具体准则，由此，既保障了政府、企业及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又推动了土地的良性开发利用。
2.以收费保障基础设施的经济支持。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农民收入的不稳定、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以及农民长期依赖集体的小农意识成为农民不愿意为基础设施付费的因素。因此，政府应联合村集体，使农民从城市生活角度认识个人付费的意义。通过让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承担费用，不但可以利用经济来避免浪费，更可以保证基础设施的良好运行。
（三）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大部分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地带，他们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为这一地带原本脆弱城市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因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城乡结合部管理的主要内容。
管理流动人口的关键环节就是建立完善的管理系统，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信息，不仅停留在静态信息状态，更重要的是对动态信息的掌握。
流动人口本身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对其信息的掌握较为不易。要实现对此群体或某个体的信息分析及监察，可建立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将登记的信息按数据库的方式进行管理，发现管理的疏漏，及时弥补。从目前情况看，政府需要对流动人口有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掌握，因此，以区县为依托，建立全市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建立全市范围的联网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使系统有随时登记、查询及监督功能。然后，按照乡街和企业将流动人口情况录入系统，以区县为单位进行汇总。最后，对全市的流动人口信息进行联网管理，把握各区县流动人口情况，实现对高危人群的动态控制。
四、结语
城乡结合部的形成原因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而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滞后又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步伐，政府要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需要实现优化基层管理模式，整合基层组织结构，提高居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优质基础设施建设，捆绑式出让和开发基础设施和土地，以收费保障基础设施的经济支持；优善流动人口信息的管理体制，综合治理城乡结合部地带，从而大力促进城乡结合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洁尘.城乡结合部的成因及未来发展方向〔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1，（06）：15-17.
〔2〕中国统计年鉴2012〔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3〕周学义.土地﹒经济﹒就业——简论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极其解决对策〔J〕.劳动经纬，2003，（10）.
〔4〕李强，杨开忠.城市蔓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5
关键词：小城镇；城乡统筹；西部地区；空间管制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引言
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2000年，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设立喀什经济特区，率先在新疆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喀什将以‘东有深圳、西有喀什’为目标，依托国家批准设立‘中国－喀什经济特区’的特殊扶持政策，面向东亚、南亚、西亚广阔市场，加快超常规发展步伐，努力把喀什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国际化大都市。
这标志着喀什市的村镇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小城镇是联系城乡的纽带，与周边农村、城镇以及中心城市等环境是一个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切忌孤立地对单个城镇进行发展定位及规划建设，达木斯乡是具有典型的山区地区的特点，其良好的区域优势和交通优势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小城镇规划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到目前为止，学者、专家对平原地区的小城镇研究较少[2-4]，作为具有典型的山区地区特征的莎车县达木斯乡的城市总体规划，拥有一些经验，通过分析其规划特点，可为其它地区的具有平原地区特征的小城镇规划建设提供参照标准并指明发展方向。
二、达木斯乡概况
达木斯乡成立于1986年，达木斯乡位于距莎车县城西南120公里处的贫困山区,东南西北四面环山,北与霍什拉甫乡相连,东南与叶城县的棋盘乡相遥望,西北面与塔什库尔干县的大同乡、阿克陶县的库斯拉甫乡隔叶尔羌河相望,是莎车县最边远的乡,全乡行政区面积为1171.13平方公里。
2010年总人口为9864人，其中维吾尔族9861人，汉族3人。下辖8个行政村。达木斯乡属中低山区,矿藏丰富。地势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山谷纵横,地势起伏大,沟幽谷深,河流曲折,海拔为1820米至4550米。达木斯有南疆最大的煤炭基地喀拉图斯矿区，探明地质储量2155.8万吨。
根据莎车县国土局土地利用规划报告，达木斯乡全乡总面积为1172.12km2。其中耕地722.27公顷，园地13.44公顷，林地12031.19公顷，牧草地118.94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301.50公顷，水域957.79公顷，其它土地102992.56公顷。2010年人均耕地为0.49亩/人，远低于全县的1.10亩/人的水平。
到2010年12月底,全乡国民生产总产值2096.8万元。2011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1840元，比上年增长43.0%。人均生产总值2125元。
三、研究范围与层次
（1）乡域
范围：包括1个乡中心、8个村，总面积1172.12平方公里。
核心内容：乡域村庄体系规划。
（2）规划区
范围：乡中心现状建成区及因集镇发展需要沿四周向延伸区域所包含用地，总面积约115.27公顷。
核心内容：乡中心区规划。
四、指导思想
包括：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保护资源、发展集镇、以人为本等。
五、乡镇发展目标及战略
发展定位
以发展核桃为主导的资源节约型农业，大力开发以煤炭为主的矿产资源和优质矿泉水资源，发展配套服务业、原始森林探险和西域历史文化民俗为主的旅游业，走社会主义安居富民之路的莎车县可持续发展示范乡。
发展目标
根据国家“三步走”战略、莎车县发展目标和达木斯乡十二五工作设想，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理念，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立足本地本乡实际，充分自身资源优势，在加大自我开发发展的基础上，确定达木斯乡发展目标为：至规划期末（2030年），达木斯乡与全县同步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六、乡域人口及城镇化水平预测
人口预测是对一定区域、一定时期未来人口所做的估算，它主要依据人口发展的历史情况和人口现状分析，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作出系统推断。规划采用趋势外推法、综合增长率法等多种方法，预测：乡域2015年总人口数约为1.0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450人，城镇化水平约为4%；乡域2030年总人口数约为1.3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1370人，城镇化水平约为10%。乡中心人口：乡中心区到2015年总人口约为0.13万人，乡中心区到2030年总人口约为0.37万人。
七、乡域村庄等级结构规划
现状乡驻地非农人口少，乡镇对周边地区人口集聚力和辐射力较弱。
达木斯乡现有8个行政村，根据以上中心村选址原则，结合统计分析，按均衡布点法，选定中心村驻地及其服务范围，分别为塔什纳村和克孜勒克尔村。
达木斯乡村庄体系规划图：
八、达木斯乡中心区的性质
达木斯乡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中心，以发展旅游配套服务业、民族特色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集镇
人口及建设用地规模
近期（2015年）：人口规模0.12万人；人均用地225平方米/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27.1公顷。远期（2030年）；人口规模0.37万人；人均用地140平方米/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52公顷。
九、达木斯乡的规划结构
在发展方向上，向北沿X505与英巴格村靠拢。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一心、两轴、两带、三片、多组团”的结构。
一心——乡公共配套中心。
两轴——沿县道505和东西向的乡道形成的经济发展主轴、从乡中心沿县道505向南至南部的东方煤矿形成的发展次轴
两带——即沿乡中心的北部和南部的两条河流形成的滨水生态景观带。
三片——乡中心区被县道X505和河流分为东部片区、西部片区和南部片区。
多组团——乡中心区在这三大片区内又分为多个组团，包括居住组团，公共配套组团、产业组团等。
达木斯乡中心土地利用规划图
十、结语村镇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5]。在城乡统筹背景下，笔者对达木斯乡总体规划的规划理念、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规划实施以来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作为莎车县中具有典型山区特征的小城镇——达木斯乡，其规划不仅对达木斯乡的建设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其它相似的小城镇规划建设起着一定参考作用。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6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52-04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十二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国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的重要论断，要求“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1]，这为新形势下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明了方向。安徽是中部地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三农”问题对其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安徽省将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先后批准马鞍山、芜湖等6市开展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复杂性、顽固性决定了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艰巨性、长期性。因此，“十二五”时期，安徽省要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城乡统筹发展推进跨越式发展。
一、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安徽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来指导“三农”工作，并紧紧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崛起和扩大内需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实施工业强省、中心城市带动、城乡统筹等战略，通过推行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小城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全省社会经济表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
（一）城乡居民收入不断上升，但差距较大的局面无明显改观
从居民收入看，城乡差距呈扩大之势。“十一五”时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9%。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2.74：1，扩大到2005年的3.21：1，2010年虽降为2.99：1，两者的绝对差距则由1990年得816元扩大到2005年5830元，2010年的10503元，如果加上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收入，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更大，远远大于绝大多数国家1.5—2.0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201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28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3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9.3%。目前，农民收入大体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的水平。从这一角度看，农村落后城市至少10年。表明近年来虽然政府一直在加大“三农”工作的力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局面仍无实质性改观。
（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差距呈拉大之势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决定了生活质量的差距，并最终通过消费状况表现出来。从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看，2010年安徽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11513元，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013.3元，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34.9%；从反映生活水平高低的总体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10年，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8%和40.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2.7个百分点。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标准[2]，说明安徽省城镇居民生活已进入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比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低；生存型消费仍是广大农民的消费主流，离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差距，在安徽省显得尤为迫切。
（三）城乡基础设施差距较大，广大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较为落后
近些年来，安徽省的城市建设取得了飞速进展，广场、绿化带等城市景观建设步伐提速，城市供电、供水、供气、邮政、通信等保障能力大大提高，基础设施条件和城区人居环境大大改善。截至2010年底，建成区面积1491.32平方公里，供水管网长度达14730公里，用水普及率达96.06%；煤气管道长度10125.80公里，用气普及率达90.52%；道路长度为10157.3公里，道路面积达19927万平方米，人均拥有16.01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85281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28.92平方米；公园绿地面积1363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平方米，城市市容环境也大有改观。但相对而言，农村的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目前，农村居民大部分是自备水源，实现集中供水的主要局限于小城镇的镇区和其他少数区域；村镇建设缺乏规划指导，布局零乱；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缺乏系统投入，设施不配套，共享性较差，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房屋结构设计不科学，空间布局不合理；乡村道路等级不高，路况欠佳等等。
（四）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长期以来，安徽省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金，在城市主要由政府负责，在农村主要依靠向农民筹集，农民承担了一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其负担超过农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县乡财政均系“吃饭”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因而，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社会公共事业不仅项目少，已有的供给项目如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也普遍存在供给水平低于城镇的现象。从社会保障来看，城市居民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保体系，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都进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相比之下，农村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保障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保障能力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待完善。从教育来看，虽然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生均经费不能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落实，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也明显差于城镇。从医疗卫生来看，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农村居民所得到的医疗卫生服务与城市相比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占总人口55%以上的农村人口只享有不到30%的公共卫生资源。
二、影响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安徽省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既是长期的、历史的因素叠加的结果，又紧紧受到经济和制度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明确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总的来说，安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体制、观念、经济、人口诸多方面。
（一）制度约束
从根本上讲，导致安徽省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因素是制度性因素，这种制度因素是目前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的难题。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重工轻农”的趋势有了较大的改善，但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框架仍然存在。城乡分治体制体现在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投资制度等各个层面。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导致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资源分配以及政治权利的安排等一系列关系都被扭曲了。只要这种二元体制继续延续，城乡差距就很难缩小。此外，受现有土地制度制约，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住房，但却无法拿出房产证作抵押获得贷款，也不能进行土地市场交易，使得城乡一体化陷入“工业化城镇化缺地、新农村建设缺钱、耕地保护缺动力、城乡统筹缺抓手、农民增收缺渠道”的尴尬局面。
（二）思想观念障碍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课题组在铜陵和淮北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农民群众，甚至许多基层干部，思想守旧消极，对政府的一些惠民政策不支持、不理解。典型表现有三：一是对城乡一体化概念认识不清，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化。其实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农村变城市，而应是城市与乡村相互吸收先进和健康因素而摒弃落后的一种双向演进过程。二是部分干部思想上认识不到位，思想上存在重工轻农、重商轻农；照顾城市，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等能产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三是存在等、靠、要思想，不少人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支持农村发展，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干，没钱就不干，缺乏工作的主动性[3]。
（三）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因此，一个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城乡统筹发展能力的大小。目前，与周边省份特别是东部地区相比，安徽省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整体偏低，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缺乏有力的载体和产业支撑。就工业化水平而言，2010年，安徽省全年生产总值（GDp）12263.4亿元，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14.0：52.1：33.9，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第二产业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较低。工业化水平低下，不但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劣化和产业竞争力不强，而且导致了城镇化水平低下和吸纳非农就业的能力受限，还导致财力弱小。2010年，全省财政收入2063.8亿元，人均财政收入3023元，远远低于浙江等工业发达省份。财力不足导致没有相应的政策引导资金投资于城乡一体化工程。就城镇化水平而言，2010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为43.2%，不但低于全国49.9%的城镇化平均水平，也缺少像武汉、杭州这样能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龙头城市，影响了工业经济聚集优势的发挥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狭窄，大批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
（四）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整体素质不高，加大了城乡统筹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较快和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农村人口在农业内部就业容量日益缩小，人多地少矛盾的直接结果是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并存的是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根据第六次安徽省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安徽省每10万人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达27948人，文盲人口总数高达496.5万人，文盲率为8.34%[4]，而这些人基本上是分布在广大农村。农村人口素质不高，导致剩余劳动力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狭小，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素质、经营素质状况也直接制约他们能否合理配置农业资源，接受工业反哺、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的能力。
三、安徽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与举措
（一）总体思路
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前期马鞍山等6市城乡一体化试点经验来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因此，其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乡协调发展全局，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主线，以科学规划为龙头，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公共资源配置为关键，以就业和社会保障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改善民生为根本，以基层组织建设为保障，加速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二）三阶段发展目标
推进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要形成城市产业要素、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农业产业资源、发展要素与城市工业对接的发展体系和体制机制体系。因此，按照实现安徽跨越式发展的总体要求，根据2009年安徽省各地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评估得分的情况[5]，现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分为3个阶段，即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1.近期目标。在“十二五”规划结束时（2008-2015年），城乡一体化水平评估得分应该达到70分左右，初步形成安徽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和体制机制体系，初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初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此阶段，省级财政的支持应该分类对待。根据各市的经济实力，马鞍山、芜湖、铜陵、合肥和淮南5市统筹城乡发展实力较强，因此实现城乡一体化主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省委省政府只需要给予政策和宏观指导；省级财政的支持力度主要应该放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市，如皖北各市、滁州、六安等，这些城市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达到全省平均水平，需要外力支持。
2.中期目标。在“十三五”规划结束时（2015—2020年），城乡一体化水平平均得分应该达到80分左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在此阶段，安徽省大多数城市已经实现城乡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安徽省经济实力位于全国前10位，人均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在统筹城乡发展支持政策上，不仅省级政府可以更多地支持皖北等欠发达地区的一体化建设，而且发展能力强大的合肥以及皖江城市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人才等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全省统筹城乡发展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3.远期目标。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2030年以后通过城乡有机结合，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新格局，基本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发展，达到城乡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和和谐发展。
（三）具体措施
围绕上述目标，安徽省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切实举措。
1.转变城乡发展思路，做好城乡统筹发展规划。规划是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先导。从前期马鞍山等6市城乡一体化试点的经验看，安徽省应牢固树立城乡统筹的理念，改变目前“重城市、轻农村”和城乡规划分割、建设分治的状况，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一纳入政府宏观规划，其内容既要有总体长远规划，又要有城乡空间布局、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社会管理、城乡市场体系、城乡基层党建等方面的分项具体规划。通过规划编制，明确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构架。此外，还要适时调整行政区划，改变安徽省地级市数量多、整体行政规模小的现状，通过对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省辖市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2.推动产业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产业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和关键。应强力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大力发展新兴工业，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利用现有优势和资源，以农业优势板块基地为依托，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建成生态农产品工业园，重点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工业、食品饮料工业和农机制造业等涉农工业，重点发展水稻、小麦、油料、肉类、水产品、乳制品、茶叶、果蔬等精深加工产品。通过涉农工业企业与农业板块基地龙头企业的紧密合作，带动农业板块基地的发展，推动了农民就业职工化。深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市场延伸，特别是面向农村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配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兴办各类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行业协会，培育农户、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接载体，形成功能完备、高效畅通、覆盖全省、辐射周边的现代农产品流通网络。
3.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落后的局面，仅仅依靠农村自身的积累和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切实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统筹发展。一是要加强对试点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广播电视、文化等公共事业的专项资金支持，设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扶持基金，整合中央和省支农资金，调整财政支出渠道和项目，集中财力办大事，提高各项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给予有条件的市、县、乡镇必要的启动资金，对试点镇给予重点倾斜支持，积极培育“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资、共同开发”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二是要建立对农业的补贴制度，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培训、农产品检验和检测服务的资金补贴额度，增强农业的竞争力。同时，要把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益。三是要进一步加大“阳光工程”实施力度，支持开展农民培训，并搞好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服务，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4.推进农村“三化”进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城乡统筹，既要发挥公共财政的支持作用，也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营造农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发展县域经济，突破口就是把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三个联动”，即产业化与工业化的联动、产业化与城镇化的联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联动。因此，当前来说，安徽省要重点做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联动。一方面，彻底改变传统的工业化路线，支持、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市场准入限制，使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企业在市场平等竞争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流和配置，形成分工合理、统一的现代工业体系，实行城乡工业联动发展；另一方面，取消各种人为的用工政策限制和束缚，支持农民到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城镇各部门中就业，不仅同工同酬，而且应享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就业、定居、福利等各种待遇，为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和推动城镇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5.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体系。要实现城乡统筹，关键就是要以改革为突破口，转换体制和机制，打破阻隔城乡的制度性约束。一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将户口与利益和资源分配相分离，逐步取消农村户口向城镇户口转换的限制和门槛，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实现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二是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从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入手，剥离土地的就业和养老保障功能，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实施农民宅基地、农村住房置换城镇住房和社保的办法，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顺利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换。三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在巩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基础上，推进被征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小城镇农转非居民等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城乡统一的金融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打破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互动的阻隔，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效性经济和社会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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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课题组.安徽城乡一体化路径新探[J].江东论坛，2010，（S1）：1-6.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7
我市共有81个乡、99个镇、12个街道，下辖1795个村、34个居委会。XX年末，乡(村)总人口354.76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75%。近年来，特别是我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各乡镇认真贯彻市委一个定位、四个打造、五大战略的总体部署，坚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业产业化、招商引资上项目，作为发展乡镇经济的总抓手，不断提高乡镇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县域经济和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乡镇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亮点
1、产业优势逐渐显现，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全市各乡镇普遍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注重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或原有产业的基础优势，上项目、兴产业、培税源，初步确立了本地的优势产业和工业主导项目。庐山区近两年来各项经济指标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乡镇财政收入约占全区收入三分之二以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该区乡镇充分发挥了临江临湖临路临市的优势，在经济结构上确立了自己的主导产业和重点项目，分别打好工业立镇、文化旅游兴镇、商贸活镇三张牌。修水县立足山区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延长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仅蚕桑业一项就形成了从制种到销售的一条龙专业化体系。都昌县努力克服工业底子薄、财政实力弱的困难，着力培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鄱湖水产、华意珍珠贝类加工、春天食品等一批创品牌企业、农字号企业、个体民营企业都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2、农业结构渐趋合理，产业化进程扎实推进。经过多年努力，全市乡镇经济结构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粮棉油等传统优势产业稳定发展，特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布局渐成雏形。XX年，种植业在农业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45.6%，养殖业比重上升至47.7%。全市初步形成了棉花、油菜生产区域，茶叶、油茶生产区域，蚕桑生产区域，水产养殖区域，蔬菜、花卉苗木生产区域，早熟梨生产区域以及速生工业原料林生产区域等块状经济。修水的古市镇、三都镇还分别被冠以江南花椒之乡、江南蚕桑第一镇的美誉，都昌县周溪镇荣获全国最大珍珠核生产基地和中国淡水珍珠之乡两块金字招牌，庐山区赛阳镇成为我市最大的花卉苗木之乡。。市财政还每年安排400万元实施农业产业化，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市委提出的农业产业化1121工程得到稳步推进。
3、小城镇建设不断加快，新农村建设成效明显。各地通过完善小城镇的规模布局，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有序流动，使一些集镇规模迅速扩张，人口急剧增加，小城镇在各地交通枢纽、边贸集市得到快速发展。修水县渣津镇短短几年城镇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集镇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集镇人口1.8万，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商贸重镇。特别是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各地以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村庄规划和三清三改三配套为切入点，大大提升了集镇、村庄建设品位，全市647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工作成效明显，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产业村、生态村等示范典型纷纷涌现，一大批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4、支农投入逐年增大，财政增收机制灵活。近年来，国家扩大了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资金比重、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都逐年大幅提高。XX年，上级财政共安排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专项资金2个多亿，安排乡村两级转移支付4575万元。农业税免征后，乡镇财政收支管理体制逐步得到规范，体制外收费问题基本得到遏制。一些县开始积极探索组织征收新机制，引导乡镇干部从原来的抓税源转变为抓财源工作上来，既缓解了乡镇财政增收压力，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找税的负担。修水县自XX年起未对乡镇下达财税任务，而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据实征收，县财政对乡镇支出实行六个确保。
5、打工经济渐成规模，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通过学习浙江创业经验，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不断加大，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村外出打工、就地从业、回乡创业的人数越来越多，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XX年，全市乡镇外出务工人员约70万人，劳动者报酬40多亿元，也就是说，70万务工农民在经济收入上创造出了一个与当年全市财政收入大致相当的业绩。农民务工收入约占家庭纯收入的52%，成为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谋生就业、脱贫致富的主要收入来源。。庐山区XX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4729元，务工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3.4%。
二、乡镇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肯定乡镇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市乡镇经济总量还不够大，实力还不够强，对全市经济发展的贡献还不够高，加之我市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市，长期受思想观念、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乡镇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发展思路还不够宽。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文化背景、产业基础、领导观念、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全市乡镇发展还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方县乡两级没有很好地统筹规划、整合资源、错位发展，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一盘棋的格局，而是你上你的、我抓我的，甚至还存在一个锅争食、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有的部门不顾乡镇客观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硬性规定增长项目、指标、比例，不仅影响了乡镇因地制宜、扬优成势，而且因片面追求产值、项目，迫使一些地方不惜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举债建设、重复建设;有的乡镇没有着眼宏观谋划，制定适合本乡镇的发展总体规划，而是急于求成、饥不择食，盲目跟风、朝令夕改;还有的乡镇领导作风不实、玩风较盛，有的不能很快适应经济转轨、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不仅工作找不到着力点，而且主动性较差，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缺乏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然后是：发展实力还不够强。据了解,萍乡市5年来坚持采取放水养鱼的优惠政策，大力扶持乡镇经济，全市财政总收入由5年前7.32亿增至XX年的27.09亿元，年均递增26.6%;XX年乡镇财政收入平均达到1957.7万元，较上年增长24.1%;其中，安源区11个镇(街道)财政收入平均达到4059万元。新余市仅26个乡镇，XX年财政过千万元的就有23个，其中超3千万的5个，预计XX年超亿元的乡镇3个。而我市XX年乡镇财政收入仅3.21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6.98%;过500万元的乡镇仅16个、过千万元的4个，过5千万元的没有。XX年，全市仅4个镇跻身全省百强乡镇。乡镇经济总收入与全市gdp总量比较，规模极小，对提升全市经济总量根本产生不了决定性或重大的影响。在不多的财政收入大户乡镇，有的还是依靠临城镇周边的土地出让收入充实财政，有的是依靠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等拉动税收，这样的收入结构很难保证持续增长势头。在不同地区的乡镇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
接着是：财源增收后劲堪忧。近年落户我市乡镇的千万元以上的项目少之又少，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在乡镇没有一家。免征农业税后，大多数依赖农业、收入结构单一、工商业基础薄弱的乡镇，开始陷入增长乏力、财源不足、收支平衡难度加大的窘境。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少乡镇为完成税收任务，低税率从外地引税，有的用财政资金甚至干部工资垫交税款。许多乡镇迫于财税任务的压力，把大部分人员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协税(买税)上，根本无暇服务三农、发展经济。同时，普遍存在的乡镇债务负担问题不容忽视。绝大多数乡镇负债运行，多的负债达上千万乃至几千万元，少则几百万元，严重制约了乡镇财政发展公共事业的能力，甚至影响到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而后是：支农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农村基层科技等涉农服务体系存在缺位、错位的问题，现有科技人员老化，支农服务人员严重缺乏，制约着乡镇七站八所在服务农业、引导农民、发展农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产业化经营中，各地普遍缺乏成熟的中介组织，即专业的流通行业协会和经纪人队伍，制约了农产品闯市场的三级跳。此外,融资难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地方的小城镇建设，也严重制约了乡镇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和专业户，无论产品市场前景如何，如果不提供担保或抵押，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
最后是：全民创业氛围不浓、创业环境有待优化。表现为对业文化培植不够，对创业成功典型宣传不够，对本小利薄的创业者尊重不够，致使创业成功人士没有社会影响，剩余劳动力没有创业冲动，不愿就业甚至打牌为业的现象没有舆论批评。有的职能部门对各类创业主体缺乏政策支持，满足于照抄照转上级有关红头文件，而没有把着力点放在细化配套政策上，放在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小城镇建设没有形成聚集效应，不能满足全民创业的需求。这些小城镇的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都比较狭窄，对周边资源的利用能力较低，加之小城镇缺乏非农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又不完善，因而对农村劳动力和社会资金的吸纳能力都比较弱，影响了城镇聚集效应的发挥。
三、加快乡镇经济发展的建议
乡镇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局，事关全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我们建议：
1、从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全民创业上打开乡镇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发展小城镇应成为我市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的一个最佳切入点。建议将全市乡镇大致分为城区乡镇、卫星乡镇、区域中心镇、特色乡镇、其它乡镇五类，抓好规划、建设和管理，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全力支持做大做强，以此辐射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对没有工业发展基础的乡镇，要借鉴萍乡市和庐山区的做法，积极打造园区经济和飞地经济，培育项目孵化园，与项目落地地区共同搞好扶持、服务，争取双赢。
推动全民创业应成为乡镇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和长远之策。要在全市积极培育创业文化，加大各类创业人才和创业典型的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尊重人才、崇尚创业的的社会氛围。要制订引凤返巢政策，积极鼓励在外人士回乡创业，促成人回乡、企回迁、钱回流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家、工商业主、专业大户二次创业，通过延伸产业链、项目带动战略，发展特色经济;要充分释放科技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创业潜能，借鉴萍乡市的有效做法，允许和鼓励事业单位人员离岗创业或兼职参与创业;要努力推动村组干部和农民经纪人围绕农字号创业，支持各地成立各种形式的产业协会和行业商会。
2、从改进现行财政运作模式上增添乡镇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针对一些乡镇为完成财税任务采取的买税行为，要抓紧建立一套合理的财政增长机制。可推广庐山区属地征收、在地统计，核定基数、超收分成的经验，支持乡镇做大财政总量。县级财政要妥善核定乡镇财政的支出项目和总额，确保刚性支出，免除乡镇为财政正常运转而产生的后顾之忧。要科学确定乡镇实际财税收入基数，对完成预算目标的超收部分，绝大多数返还乡镇。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向乡镇政府提供行使职权必需的资金保证。针对乡村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一方面要防止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禁止乡镇财政为非生产性支出、基建性项目贷款和任何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严格控制乡镇财政举债规模;另一方面要逐步化解原有债务负担。建议市财政部门对全市乡村两级债务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摸清底数，核实情况，健全账目。
3、从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上谋划乡镇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市、县两级都应制订乡镇经济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目标，下大力气支持和帮助乡镇把经济搞上去。各县(市、区)要注意充分发挥乡镇的资源、区位等比较优势，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游，努力走出一条专业化、基地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各乡镇在发展特色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力戒重复建设，盲目跟风，一哄而起，更不能无序发展，搞低档次开发，低水平运作，而要立足本地实际，选择具有较好的区位资源优势、较强的综合竞争实力、较大的市场拓展空间的产业，进行重点培育。要从打造一批专业乡镇、特色乡镇抓起，不断做大农业产业化规模，并在形成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延伸产业链，培植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推动我市农村经济朝着产业化、规模化、农工商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8
a镇现有总人口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1万人，城镇人口1.6万人；在农业人口中，18周岁以上人口3.8万人；全镇总户数1.6万户，其中城镇人口0.4万户，农村人口1.2万户；各类乡土人才373人，占农业人口的7.3‰，占农户总数的3%；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816人，占农业人口的3.6%，占农户总数的15%；复员退伍军人377人，占农业人口的7.4‰，占农户总数的3%；外出务工经商人员6396人，占农业人口的12.5%，占农户总数的53%。
二、问题分析
从数据上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亟待引起各级关注：一是农业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每千人仅有7.3人拥有高中以上文化，文化素质偏低、知识面狭窄、掌握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低成了制约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二是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人员非常少，农村乡土人才严重匮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有知识、有技术的乡土人才都把“触角”伸到了城市、城镇的工业、商业领域，对发展农业产业兴趣不大，导致农村乡土人才过量外流，影响了农村发展。三是劳务输出不够。我镇农村人口中，每100人只有12.5人外出务工，每2户只有1人外出务工创业。农村中出现了“乡土人才匮乏、劳动力资源浪费”的怪现象。
农村乡土人才队伍的“畸形”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一是农村经济增长缺乏智力支持。农村人口文化知识程度低，必将导致农村农业发展能力不强、农民致富技术本领不高、市场把握不准等种种弊病，进而阻碍农村经济增长进程。二是农民接受新生事物发展生产的动力不足。关键是农民的思想意识问题。受封建残余影响，农民大都有“小富即安、平稳度日”的思想，加上平时对农业市场调查少、了解少，信息把握不准确、不及时，怕担风险、怕出问题，怕“蚀了本”，对一些新科技、新项目发展不热心、不关注，发展动力存在不足。三是农村政策、法制宣传效果不佳。农民普遍对国家法规政策了解不多，知之甚少，宣传更少。缺乏一支懂法、有知识的乡土人才队伍，及时在农村中宣传党和政府各个时期政策、方针以及法制、科学知识，农村政策、法制宣传明显跟不上形势，满足不了农村的需求。同时，在农村乡土人才和相对有发展能力的人员中，还存在着知识面不宽、覆盖率不广，影响力不强，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力不够等问题。
三、工作建议
（一）必须要高度重视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要切实增强党委、政府对人才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乡镇政府是行政编制中最低一层的国家政权机构，工作重点在农村，主要领导必须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真正了解、理解、支持并抓好农村乡土人才队伍。二是必须要把人才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制订切实可行、强有力的工作措施和制度，全面加强农村乡土人才工作。在宣传、组织各方面加强农村乡土人才建设，同时，建立农村乡土人才激励机制，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农村乡土人才和有发展能力的人员在家乡创业。同时，要把农村人才工作纳入村支部党建组织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把农村人才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要有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和乡土人才，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领军人。要将农村人才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加强农村人才工作，提升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造血”功能。
（二）建立长效、实用、针对性强，群众乐于接受的乡土人才培训体系。
加强农村人才建设，不光要留得住人才，还要善于培养“人才”，让农民能在自己的家园，结合当地实际掌握适合的致富技能，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和特色。一是要制订适合本地区特色，能让农民尽快受益得实惠的人才培训体系。要切实把握好针对性、加强引导，引导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发展最适合自己的生产项目。二是要加大与市场链接的劳动力转移工作力度。要通过熟悉掌握市场劳务信息，有在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培训，让农民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学到一技之长，避免“盲目性”和“一锅蜂”。同时，针对市场需求发展好“订单农业”和“劳务订单”，使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培训与市场实现有序对接。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9
1、改革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制度
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大二公"的制度，指令性的城市生产计划和生活保障制度，城乡之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再加上一系列旨在把农村和城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严格区分、并用户籍制度加以固定的配套制度和体制，如户口迁移、城市居民粮油计划供应、城市居民就业计划安排、城市居民社会福利保障等，最终形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
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在上述制度与体制下进行了近30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主要积累方式是：全面占有城乡各种资源，全环节控制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过程，通过直接获取除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几乎全部农业剩余，来保证城市工业所需要的低价原材料；通过非商品交换的内部分配体制下的低工资和低消费，来获取城市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然后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转化为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正是农业的巨大贡献保证了中国在解放后不到30年的时间，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和由县市以上地方政府各部门控制的"地方国有"工业体系。
上述制度与体制安排，虽有效地保证了中央政府加速国家工业化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数量与速度，但后果严重：一是在推进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没能带来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的调整，占全国人口80%多的农民固化在有限的耕地上，最终以农业的长期落后和农民的长期、全面贫困为代价；二是在中央政府初步完成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并没有给县以下（包括大批"国有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进行地方资本原始积累提供机会和可能，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三是使我国城镇化、尤其是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甚至萎缩的趋势。四是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在城市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福利社会和城市利益集团。
2、农村改革暴露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
农村改革以后，基本核算单位由几百万个生产队、生产大队变成2.4亿个农户，形成了"双层经营"的组织体制。这一重大改革的直接效果，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粮、棉、油、肉等主要农副产品连上新台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增加了城乡市场农副产品供给。二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使农民对技术含量低的工业消费品需求增加，提供了巨大的工业消费品市场。三是农民家庭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有权自主安排劳动时间，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就业的最重要动力。
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不断减少，上述制度变革，使久已存在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一举由隐性越变为显性，在人口绝对过剩背景下劳动力形成"无限供给"，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日趋尖锐。有限的耕地已无法为规模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难以满足农民增收欲望。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农业效益的进一步提高，有待于减轻耕地上的人口压力，有待于在农业以外为农民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否则，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积累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不利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3、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与分散布局
农村改革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初始条件：一是农产品的增加，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原材料基础。二是农业劳动力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在城农民进城就业的体制障碍和制度环境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在农村内部寻找农外就业机会。三是农业和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体大量涌现，再加上集体化时期依靠集体农业的微薄剩余初步发展的社队企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提供了坚实的载体。四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集体土地可以使乡镇企业大幅度降低成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上述条件虽然使乡镇企业迅速壮大、成绩显著：行业门类齐全，企业数量庞大；其创造的价值，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外贸出口总额的1/3，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全国税收的1/5；平均每年有600万农民就业，累计吸纳了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28.4%，同比比1978年增长19.2个百分点；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年工资达413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已由11%上升到34%.[2]但是由于乡镇企业是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和制定发展规划的情况下在农村社区范围内迅速崛起的，难免带有以下特征：一是以社区血地缘关系和行政权力为纽带；二是以社区就业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为最高目标；三是基层组织只注重各自社区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发展，追求就业、福利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以满足其政绩和升迁的需要。就是说，乡镇企业具有明显的社区性、封闭性、福利性特征，难免高度分散布局。
高度分散的乡镇企业，虽然吸引了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但却出现了严重的农村工业非城市化问题：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方式，只实现了劳动的转移，并没有实现人口空间上的稳定转移，乡镇企业劳力大都是"亦工亦农"的"两栖"人口。二是高度分散的乡镇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进一步激化了国情矛盾；有关研究表明，非城镇化的工业化要付出比城市化工业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乡镇企业职工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多3倍以上。[3]三是虽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但难以形成规模，造成了农村工业的外部不经济，影响了技术的进步、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4、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
改革前""体制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区域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政社合一"，即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组织。在这样一种组织管理体制下，农民无身份、就业、经营自由，个人无法脱离公社而独立存在，对公社是一种全面依附关系。
"大包干"改革，对上述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形成强大冲击，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与调整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重大措施：一是废除体制，取消"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二是1983-1985年完成了"撤社建乡"即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工作。这使基层组织由5万多个、镇改为92000多个乡、镇；同时，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县（市）与乡镇之间，都建立了能够管辖若干个乡镇的"区"级组织，作为县市党政组织的派出机构。三是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并下设500多万个村民小组。四是国家于1985年修改并降低了农村建制镇的设置标准，确立了"以乡建镇"建制镇设置模式。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1）虽然改革了体制，但乡、村、组三级组织管理体制，是对时期组织管理框架的继承。（2）虽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但在各自的组织层次内大都与其党政组织、自治组织融为一体，政经不分、政企不分问题仍很严重，尤其是在乡镇一级更是如此。事实上，这些集体经济组织都是时期"社"的翻版，并没进行实质性的改革。（3）"撤社建乡"之后，"以乡建镇"模式，受行政区划范围和行政组织管理权限的限制，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不会建立在科学的区域规划和建设规划基础上，最直接的后果只能是建制镇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二、问题分析：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要素流动与利益趋向
1、现代化目标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追求地方资本积累数量与速度，推进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城镇化进程
前面强调，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前进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没有给县以下地方政府进行地方资本原始积累提供机会和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撤社建乡"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不仅成为独立的行政主体，也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不仅拥有自身的财产和收益目标，也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但是，农村改革后地方政府尤其是新组建的乡镇政府，既不可能象改革前的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农民的农业生产剩余，更不可能通过控制和压低农产品价格、为乡镇企业提供低价原材料的办法来直接占有乡镇企业的超额利润；可能做到的，只是直接占有原社一级形成的集体积累，作为"启动资本"，兴办由乡镇本级政府直接控制的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及其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使乡镇政府看到了地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希望和前景。
在"升迁"和"增收"双重目标的诱惑下，乡镇政府产生了快速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和增加资本积累数量的强烈欲望。但到了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减轻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对意欲快速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和增加资本积累数量的乡镇政府是一个极大打击。开辟新的资金积累渠道和财政收入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90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重要的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以及后来部分地方政府提出的"以地生财、以地兴镇"等用地制度安排，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非农化、大量获取城镇建设用地资本增值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资本积累的实质。
1987年后，国家出台有关城镇建设用地的法律法规，要求县以下小城镇与大中城市一样，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由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由县市土地管理部门代表政府统一行使"规划、征用、开发、管理、出让"权力，政府垄断了小城镇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在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征用-出让"中，乡镇地方政府可从呈几倍乃至十几倍增值的地价中获取40-60%的留成。这一方面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获取资本积累提供了合法依据，满足了地方政府快速积累地方资本的欲望，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征占农地获取积累的明确动机。
2、行政区划的限制与政绩考核的约束：块块矛盾对农村城镇布局的不利影响
乡镇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其行政行为要受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自身利益驱动。一个乡镇政府只能也必须从本乡镇的利益出发，制定发展目标和规划，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财政收入增长，提高本乡镇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就业与福利水平。二是乡镇行政区划的严格限制。乡镇政府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受行政区划的严格限制，任何乡镇政府的领导，都无权也不可能将其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延伸到周边乡镇，更不会站在周边乡镇利益的角度去考虑本乡镇的行政与经济工作。三是"自上而下"政绩考核制度的约束。目前，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是衡量各级政府与部门及其领导政绩的标准；作为乡镇领导，出于满足"政绩"考核和自己"升迁"的需要，往往被迫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其行政行为及发展目标，具有短期性和极强的本位色彩。四是受"以乡建镇"模式的诱导，每个乡镇政府都意欲将本乡镇发展成为小城镇，以满足其追求地方城镇化、现代化的欲望。在上述各因素的影响下，各乡镇政府在追求发展目标、尤其是进行小城镇建设时，为争取和占有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就会发生行为和利益冲突，产生"块块矛盾"。
尽管近些年来农村乡镇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管理范围也有所扩大，但其数量过多、布局密度过大、管理范围过小的问题仍严重存在。1999年底，全国乡镇政府数量减少到44741个，比1985年减少50%多。但由于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降低了建制镇设镇标准，确立了"以乡建镇"模式，使建制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1992年为14135个，1999年为19184个，分别比1985年的7965个增加77.5%、141%.[4]增加幅度，远高于乡镇总数的减少幅度。这就给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尤其是小城镇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是不利于发挥优势，优化配置农村各要素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导致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办企业难以集中发展；三是容易导致产业结构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形成低水平竞争，资源浪费严重；四是在较小的范围内，难以聚集足够的要素资源，即使改为"建制镇"，也难以发挥其聚集与辐射作用；五是每个乡镇都进行小城镇建设与规划，会占用大量的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
3、部门垄断权力与垄断利益的结合：条条分割与条块矛盾对农村小城镇镇政府功能的影响
不可否认，目前有一大批区位条件好、经济势力强、人口规模大的建制镇，具有极强的发展潜力。但其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大多数与一般乡镇一样，主要是沿袭了的管理框架和运行模式，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对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一是机构设置条块分割，政府职能不健全。小城镇的机构，除镇党委、政府的内设机构外，还有县（市）直部门在小城镇的派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而且大部分派出机构的人、财、物管理权限都在县（市）级主管部门（虽然个别单位属于双重管理，但以执行部门政策和接受上级部门业务指导为主），它们不仅实际控制着小城镇建设中的各种要素资源，而且掌握着小城镇各领域的调控权力和执法手段。这些机构，对小城镇镇政府来说，看得见、管不着，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反而会受其权力和手段的制约，小城镇丧失了必要的权威性和灵活性，降低了镇政府有效、灵活、独立地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而有一些机构如农机、农技、畜牧、兽医、植保、经管、统计、文化、广播等站、所，虽然也是县（市）级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但由于权力和手段较弱，又需要镇政府负责其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行费用，其管理权限大都已下放给镇里。
二是部门利益倾向严重，条块之间有利益冲突。在目前"部门立法"的大环境下，各部门制定政策，带有很强的部门利益倾向，并通过条条管理，利用下一级的延伸机构去贯彻落实，一直到乡镇一级；尤其是那些"三权"在上的部门，很多机构还承担着很重的为其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政府创收和上缴任务。这必然会弱化了小城镇镇政府对本镇经济发展的调控和协调能力。部门与小城镇镇政府之间存在"条块"利益冲突。
三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由于各部门具有不同的行政职能、管理权限和执法权力，在掌握和控制农村要素资源及其管理权限，以及由此带来的部门利益和干部收入，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各部门制定的政策往往带有部门利益倾向，有些政策本身即有矛盾和冲突，造成在执行中的行为冲突，形成了"条条"之间的矛盾。
4、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稀缺要素大量外流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我国人多地少、经营高度分散、规模狭小的基本国情，农业生产弱质性强、风险性大、回报率低。因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对农业资源、尤其是稀缺生产要素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稀缺的要素越是容易流出规模小、风险大、回报低的农业，这对农业极为不利。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本与劳动力各要素在向城镇流动中已经产生了结构性扭曲：那就是稀缺的土地与资本要素快速外流，丰富的人口及劳动力要素的缓慢外流。
近20年来，新增加城市400多个，新增加建制镇17000个，城市和城镇占地面积也在扩大。1987-1995年，31个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近60%；苏州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1986年为129.2平方公里，1994年为419平方公里，8年扩大了2.37倍。[5]城、镇的膨胀及各种开发区的建立，后果是大量农村土地特别是农田被占用。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年8月的调查，浙江、福建、安徽、湖北、四川5省共建立279个部级和省级开发区，其中60%以上属于占用耕地。[6]有资料表明，"六五"、"七五"、"八五"期间，我国耕地年均分别净减少700多万亩、400多万亩、440万亩。[7]资金外流也很严重。现实中存在多种从农业和农村抽取资金的形式，如以准备金、转存款等形式抽走农民的信用社存款，以非常隐蔽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抽走大量资金以支援其他部门建设（据测算，1979-1994年，农民为此付出大约1.5万亿的资金[8]）。还有各种形式的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等，抽走的资金更是不计其数。
但同时农业人口与劳动力要素并没有出现同比例外流趋势。1979-1984年，乡镇企业（原来叫社队企业）累计占用耕地8000万亩，其间共有5500万劳动力从农业转入乡镇企业，人均占地1.45亩，高出城市工业人均占地十几倍。[9]而且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回流特征明显，土地与资金要素一旦外流就很难产生回流。我国农业人均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就是证明。
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资本与劳动力各要素在向城镇流动中产生的结构性扭曲现象，其严重后果是进一步激化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基本假设与主要论点
（一）基本假设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从根本上说，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受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二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矛盾"。中国农村城镇化问题，在这两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下提出，也必然在这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下运行。推进小城镇发展的任何政策、体制与制度安排，都应有利于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有利于形成和发挥城镇的集聚与辐射效应。要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小城镇必须以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节约利用耕地为目标；要缓解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矛盾，必须扬弃传统的城市体制，对农村小城镇实行"新城镇，新体制"。
本项研究认为，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既是对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一种突破与创新过程，也是在"两个基本矛盾"制约下运行，并不断付出巨大制度成本的过程。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主要矛盾已由开始的"低度城镇化"即缺乏城镇化支持的工业化转向"过度城镇化"即缺乏工业化和规模人口支持的城镇化。
1、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事实上是农村要素资源的利用与重新配置及其收益分配问题。这是"低度城镇化"和"过度城镇化"时期面临的同样问题，其严重后果是激化了"两个基本矛盾"。
2、在现代化目标导向下，现行的体制与制度安排，导致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城镇化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的农村城镇化发展目标不一致。
3、现行乡镇行政区划条件下的"以乡建镇"的小城镇设置模式，影响了小城镇区域布局的科学规划和小城镇建设的科学规划。
4、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相关制度与体制，使中央政府的农村城镇化目标与地方政府农村城镇化目标协调统一。
（二）主要论点：
1、农村城镇化固然非常重要，但城镇化本身不是目的。不能因为城乡二元体制难以突破，使小城镇建设成为必然，因此认为小城镇数量越多越好。在人口压力大而要素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农村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城镇，而是通过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集聚资本和人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逐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如果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只是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的城镇，而没有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那必然加剧农业人口与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改革开放之后的前期，因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飞速发展、并高度分散布局，出现了"低度城镇化"现象，而随后因"以乡建镇"模式的确立，建制镇数量迅速增加，在高度分散的乡镇工业没有有效集中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过度城镇化"问题。
2、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我们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目前中央政府处在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后现代化阶段，而地方政府则处在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前现代化阶段。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推进农村小城镇发展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前者要求，通过小城镇的发展，集中兴办乡镇企业，转移农业人口和剩余劳动力，节约利用土地资源，以缓和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后者则要求，通过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尽快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增加资本积累数量。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就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出台了诸多指导性意见，其政策目标大都集中在集中兴办乡镇企业和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节约利用耕地，科学制定小城镇建设规划。但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产生了诸多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现象，如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人口规模较小、浪费土地现象严重等。
3、从传统城市体制中复制出来的农村城镇体制与制度，使县以下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垄断农村稀缺要素的流动积累地方政府资本的行为得以实现。应该说，中央政府推进农村城镇化的政策目标是良好的，是有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但是，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与其政策目标相配套的政策、体制和制度安排，只是对传统的城市体制的主要框架进行了复制，如城镇土地的利用与管理制度、户籍制度、行政管理体制、政绩考核制度、财政管理体制等等。这恰恰满足了具有快速积累资本欲望和行为的地方政府的体制与制度要求。
4、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地方政府有积累资本的欲望，而在于积累资本的方式与方法。资本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乡镇政府也是如此。但是不是必须直接在农村稀缺要素资源"非农化"过程中进行，是值得研究的。地方政府通过垄断稀缺要素"非农化"权力获取资本积累的方式，直接抬高了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入农村城镇的创业与生存成本，最终是不利于农村城镇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人口，不利于农村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地方政府积累资本的正确渠道，完全可以建立在经济与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基础上，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
5、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一系列政策、体制与制度，"新城镇、新体制"是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村城镇建设指导思想的核心。应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城镇建设的长远目标都是一致的，即追求农村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只不过是实现上述目标的行为存在差异，进行农村要素资源配置和积累资本的方式与方法不一致。事实上，地方政府主观上并不是不想聚集农村人口，只想通过扩张农村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只不过是在现行政策、体制与制度下，这样做更加容易、更加迅速。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利于农村城镇的健康发展：一要使农村城镇建设总体上有利于节约利用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有利于缓解人地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二要使农村城镇的发展建立在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大规模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三要使地方政府的资本积累建立在农村城镇经济总量的扩大、税收的增加上。这要求农村小城镇发展必须在严格进行区域规划和区域布局的基础上，彻底改革与农村城镇建设相关的政策、体制与制度。
6、严格农村城镇的区域规划与区域布局，是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前提。"以乡建镇"模式已给小城镇区域布局带来严重后果，出现了"过度城镇化"现象。过去，无论是各地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实践，还是有关的研究文献，对小城镇的发展，往往比较注重城镇本身的建设规划，而忽视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农村城镇的区域规划与区域布局。从单个城镇看，我国有很多小城镇建设的都很漂亮，也很发达，但是如果将其放到一定区域范围内，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就很难说这些城镇的布局是合理的。因此，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和思路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设计的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
四、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现状特征
（一）历史沿革
1、城市发展简述
描述农村城镇化发展历史，必须在城市框架下进行。（1）城市数量快速增长。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32个增加到193个，只增加61个；1978年以后，城市数量快速增长，1998年底达668个。从区域分布看，1949年东、中、西分别占52.3%、37.9%、9.8%，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上述比例分别变为35.8%、43.5%、20.7%，其间东部地区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中西部地区则有所增加；到1998年，上述比例又分别变为44.9%、37%、18.1%.就是说，改革以后，东部地区城市数量所占比重增加了9.1%，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降低了6.5%和8.6%.[10]（2）城市市区面积不断扩张。据统计，1984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7.6%，到1996年，全国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8%.[11]1990-1998年九年间，我国地级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31个，城市覆盖面积由18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93万平方公里，净增加了104万平方公里，增长55%，占全国的比重达30%；根据统计数据计算，1998年222个地级以上城市（不辖县）建成区土地面积为14500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4595平方公里，增长46.4%.[12]（3）城市市区人口增长较快，但低于城市数量和城区面积的增长速度。1997年末，全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达2.1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相当于1949年全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2740万人的7.8倍；1998年末，全国231个地级市市区总人口为24958万人，比1990年增长39%，其中非农业人口为15402万人，比1990年增长32%，低于同期地级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据计算，1978年，全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为7986万人，比1949年的2740万人净增加5246万人，1998年为21776万人，比1978年净增加13789万人，相当于前30年净增加数的2.63倍，同比远低于城市数量的增加幅度；1998年，222个地级以上城市（不辖县）市区非农业人口为15129万人，比1990年的12307万人增加了2822万人，增长22.9%，低于城市数量及其其建成区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13]需要说明的是，第一，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县制度以后，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仅1983、1984、1985三年，地级市数量净增加50个，占20年净增加数的近39%；第二，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数量快速增加，1986-1996年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占20年净增加数的近83%；第三，20年来，县级市的净增加数要占全部城市净增加数的72.6%；第四，县改市的速度明显过快，反映城镇化进程的城镇人口被人为扩大，大量的乡村人口只是因为行政建制的改变变成了城镇人口，大多数乡村人口并没有实现职业和空间的转移。
2、农村小城镇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建国后，小城镇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1949-1957年的初步发展阶段。特点是：（1）建制镇数量从开始的2000个左右增加到1954年的5402个，年均递增30%；（2）城镇人口增加较快，开始为5765万人，1957年为9957万人；（3）城乡人口流动性显著。期间城市人口平均每年迁入率为104.2%，迁出率为71.1%，净迁入率为33.1%，迁出与迁入之比为1：1.8；[14]公路客流量由1949年的1809万人，增加到1957年到23772万人，增长12倍[15].二是1958-1978年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全面强化和农村城镇化全面停滞阶段。特点是：（1）1978年建制镇数量只有2173个，比1954年减少了近60%；集市由5万多个减少到2万个左右；（2）城镇人口波动：""的1958-1960年，三年城镇人口增长31.4%，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9.7%，其后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压缩了城镇人口，1965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只有14%，""10年，一系列减少城镇人口政策出台，城镇人口增长缓慢[16].这主要根源于中央为完成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而建立了严格限制农民进程和农村城镇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三是改革开放后小城镇数量迅速增长阶段。特点是：（1）建制镇（包括城关镇）数量快速增长，1999年为19184个，21年的时间共增加17011个，增长7.83倍，年均增加810个。（2）在全国乡镇中，建制镇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为4.1%，1990年为20.4%，1999年已占42.9%.（3）从1978年-1999年，有两个发展高峰，一是从1984-1986年的"撤社建乡"、修改建制镇建镇标准时期，3年增加7750个，二是从1992-1994年的乡镇"撤、扩、并"时期，3年增加4247个；6年增加11997个，年均增加1998个，相当于21年净增加数的71%.
3、农村小城镇区域布局结构的变化
建制镇总量中，东部12省市区所占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3%左右，上升到80年代中后期、并一直稳定到目前的45%左右，1999年底为8560个，占44.6%；中部9省所占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8%左右，之后陆续降低，到近几年一直稳定在30-31%，1999年底为5798个，占30.2%；西部10省市区所占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9%左右，到80年代中后期的20-21%，近几年已经稳定在24-25%，走过了一个先下降后慢升的过程，1999年底为4826个，占25.2%.
（二）现状特征
1、农村建制镇数量多、密度大，镇域范围小
1999年末，全国建制镇数量已占乡镇总量的42.9%.密度较高的大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建制镇比重超过50%的11个省市区中，有9个在东部发达地区，其中上海96.1%，广东91.9%，海南66.2%，福建61.5%，山东60.9%，浙江55.9%，江苏55.8%，中西部只有湖北一省为63.8%.虽然江苏省只有55.8%，但苏锡常地区已达85%左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浙东南、环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建制镇密度较高。镇域范围是指建制镇管辖的行政区划范围。虽然有些建制镇的区划范围要比一般乡镇大，但总体上说，"以乡建镇"的建制镇设置模式，使平均每个建制镇的行政区划面积与一般乡镇差不多。根据计算，199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平均每个乡镇的国土面积只有207.7平方公里，其中东部12省市区平均为87.7平方公里，中部9省区除内蒙外平均为171.2平方公里；从建制镇看，尽管目前全国平均每484平方公里才分布1个建制镇，但1978年全国平均每484平方公里才分布0.11个建制镇；从区域看，东部12省市区每150.3平方公里、中部除内蒙外每281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1个建制镇。尤其是建制镇密度较高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1999年，平均每个乡镇分别只有105.3平方公里、52平方公里、56.5平方公里、63.5平方公里，分别平均每114.6平方公里、93.2平方公里、101.1平方公里和104.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1个建制镇，同比分别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7%、19.3%、20.9%、21.5%.[17]根据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江苏省资料计算，1996年末，苏南地区共有405个乡镇（不包括城关镇），占地面积13254平方公里，乡镇平均占地32.73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为322个，即每41.2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分布1个建制镇。[18]
2、建城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较弱，乡镇企业分散布局仍然严重
根据农业普查资料，1996年末，全国拥有各类非农乡镇企139.8万家，[19]其中分布在县城和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占5.6%，乡、镇所在地的占20%，村及村以下的占74.4%.这说明农村乡镇及建制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较弱。以乡镇企业发达和农村建制镇密度较高的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为例，1996年末，三省的乡镇企业总数分别为132784个、135255个、138096个，其中办在乡镇所在地及其以上城镇工矿区和大中城市的分别为36683个、30822个、39005个，分别占其乡镇企业总数的27.6%、22.8%、28.2%，这远低于其建制镇所占比例；而相应地，办在村庄以下的比例分别高达72.4%、77.2%、71.7%.可见，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分散状况与全国相比也相差无几。再以乡镇企业区域发展水平和农村建制镇比例差距较大的江苏省为例，据农业普查资料，1996年末，苏南、苏中、苏北农村建制镇镇区平均实现的经营总收入分别为11.9亿元、3.5亿元、2.7亿元，多少相差9.2亿元，农村建制镇占乡镇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9.5%、47.3%、32.9%，高低相差46.6%，[20]而上述三个地区办在乡镇所在地的乡镇企业比例分别为26.46%、23.8%、26.34%，办在村及村以下的比例分别为71.82%、74.21%、70.39%，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异。[21]
3、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低，滞后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工业化水平
城镇数量的增长本身不能代表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关键要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全国农业普查表明，1996年末，全国农村建制镇（不包括县及县级市城关镇）16126个，镇区人口在6000人以下的占80.3%，4000人以下的占64.4%，2000人以下的占33.3%，超过10000人的只有8.4%；即使是东部地区，6000人以下的也多达77.2%，10000人以上的也只有9.6%.全国镇区平均人口4519人，共计7287万人，占同年乡镇总人口的7.9%；虽然其中非农业人口达2072人，占镇区人口的比重接近46%，但如果只计算非农业人口占乡镇总人口的比重，建制镇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更低，只有5.8%.[22]就是说，我国县以下90%以上的人口仍居住在一般乡镇和村以下。即使是发达的苏南地区、珠江三角洲、温州地区，其农村建制镇的镇区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14.2%、20.4%、16.2%，如果再加上大都没有当地城镇户口，流动性较强镇区的外来从业人口，上述比重也分别只有21.1%、24.6%、21.2%.[23]而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较大，由1978年的68.6：26：5.4到1997年的24.4：62.9：12.7，农村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4%上升到1997年的75.6%，上升了44.2个百分点；但同期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由1978年的92.9：7.1：7.1变化为1997年的70.4：18.1：11.5，非农就业只上升了15.4个百分点；[24]根据测算，从1978年到1996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结构变动值为83.44，而同期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值只有36.98，比前者低46.46.[25]
4、农村建制镇镇区人均占地规模大
建制镇镇区人口规模越小，人均占地规模越大；与城市比较更能说明问题。1996年末，全国226个地及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13168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为22472.82人，人均占地58.6平方米。[26]而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6126个非城关镇建制镇，镇区平均占地2.2平方公里，即220万平方米，平均人口4518.6人，人均占地486.9平方米，相当于国家关于建制镇人均占地标准100平方米的近4.9倍，相当于同期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人均占地的8.31倍；其中东、中、西建制镇镇区人均占地分别为479.7平方米、512.5平方米、557.2平方米，[27]分别相当于国家标准的4.8倍、5.1倍、5.6倍及同期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人均占地的8.19倍、8.75倍、9.5倍。[28]虽然发达的苏南、珠江三角洲、温州地区建制镇镇区人口规模较大，人均占地也分别达到446.8平方米、374.2平方米、275.1平方米，分别为国家标准的4.5倍、3.7倍、2.8倍及同期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人均占地的7.6倍、6.4倍、4.7倍；江苏省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996年末926个非城关镇建制镇中，镇区人口6000人以下的占76.2%（706个），镇区人均占地达633平方米，镇区人口6000-10000人的只占16.2%（150个），镇区人均占地达349平方米，镇区人口1万人以上的只占7.6%（70个），镇区人均占地为284平方米。[29]
五、案例分析：政策检讨
（一）行政区划的调整与"以乡建镇"的小城镇设置模式问题
案例1：
苍南县地处温州市鳌江南岸，1981年从原平阳县分出组建；苍南县内、鳌江出海口南岸，是全国著名的龙港镇，其对面是鳌江出海口北岸，是又一著名小城镇--平阳县鳌江镇。这两个中国特大型小城镇，尽管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但分属两个县管辖。
平阳县处鳌江的北岸，1004平方公里。1984年"撤社建乡"后，县乡之间设立了11个区级单位，作为县级党委、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辖65个乡镇（有8个建制镇）。区级组织所在地都是区域经济、政治中心，都拥有各自的区位优势；其下属的乡镇及办事处的人财物管理权限，基本上都掌握在区级党、政组织手里。1992年，乡镇"撤、扩、并"后，组建了34个完整的乡镇（17个乡、17个建制镇），成立了34个乡级党委、政府，形成了34个区域中心，平均每个乡镇的面积还不足30平方公里，有的只有10多平方公里，最小的乡人口几千人。其中条件较好的鳌江镇，也只有49平方公里。1999年底，平阳县拥有20个建制镇和14乡。瑞安市地处温州市飞云江流域，1360平方公里，118万人。1984年"撤社建乡"后，下设7个片区和1个直属城关镇，管辖全市78个乡镇和办事处，如塘下片区管辖13个乡镇。1992年"撤、扩、并"后，组建46个乡镇；塘下片区重组成8个乡镇，即4乡4镇，塘下镇只有15.4平方公里。瓯海区是温州市的远郊城区。1984年"撤社建乡"后，下设了永强片区，管辖8乡1镇；1992年后，重组成6个建制镇，其中最小的永中镇，陆地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
案例1具有典型意义。1、"撤社建乡"之初，全国设立了9万多个乡镇（1985年），但由于多数地区在县（市）与乡（镇）之间都设立了"区"的建制，作为县（市）党政组织的派出机构，管理其辖区内多个乡镇（多为5-8个）；由于这级组织对乡镇组织的诸多职能和权限有较大制约，乡镇一级并不是个"完全政府"，区所在地是其所辖各乡镇的经济、政治中心；这种区域中心的数量要比乡镇的数量少得多。
2、80年代中后期到1992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并完成了"撤区、扩乡、并镇"工作；虽然1992年底全国乡镇数量为48250个，比1985年末减少47%，并减少了一级管理层次，但调整后的建制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并成为一级完全政府，其所在地都成为其辖区的经济、政治中心。
3、"以乡建镇"模式，使每个乡镇的党政领导都努力争取将自己的乡镇改为建制镇，这是造成目前小城镇"遍地开花"的根本原因。而且不管其区划面积多大，每个建制镇都只能在各自范围内进行"五区规划"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建立各自的开发区。案例1提到的永强片区，1992年"撤、扩、并"后形成6个建制镇，分散建立近20个开发区，15个商住区，自来水厂7个。
4、1984年，国家修改了"建制镇"设镇标准，虽有利于建制镇数量的增长，但"以乡建镇"模式降低了建制镇镇城区人口规模要求，缩小了的乡镇总人口，难以支撑建制镇的健康发展；新的"建制镇"设镇标准，也没有强调行政区划范围的大小对建制镇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问题
案例2：
a市地处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对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管理，该市严格执行了国家规定的统一规划、征用、开发、出让、管理政策。1994-1995年，该市征用a镇一村集体土地，每亩征地补偿费为3-5万元，其分配比例是，管理区（相当于行政村）一级得10%，村民小组一级得60%，其余30%分配给农民。土地征用后，大都采取招标、协议或拍卖办法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除首先向村集体支付土地补偿费外，还要向市、镇两级政府交纳规定收取的各种费用：市一级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业务费、耕地占用税、农业任务保险金3、口粮差价款、农田水利建设费、土地复垦金，总计3.6-4.7万元/亩，其中大部分作为市财政预算外收入；镇一级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业务费、级差地租、大环境配套及道路建设基金，总计3-6.1万元/亩，除业务费外，大都进入镇财政。土地使用者使用城镇建设用地的成本价约为10-15万元/亩左右，其中市镇两级政府收取的费用约占70%.据调查，1992年该市向b镇c管理区仅有1540亩地的d村征用了463亩土地，为了平衡各管理区拥有的土地，政府又陆续调出近700亩土地，用于城镇和开发区建设。征用463亩土地，土地使用者支付的征地补偿费为2.8万元/亩，其中，镇里得3000元，占10.7%，管理区即行政村得5000元，占17.9%，村民小组得1.4万元，占50%，农民得6000元，占21.4%.近几年，征地补偿费提高了一倍以上，但分配比例基本不变。按政策规定，被征地村拥有15%的被征用土地使用权，村一级在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时，除了不需要支付上述征地补偿费以外，仍要向市镇两级交纳规定收取的各项费用，总计达10多万元/亩（这还不包括土地开发费用）。d村为免交纳各种费用，在其仅剩的400多亩土地中，又规划了200亩村级开发区，20亩住商区，用于在村内发展二、三产业。
类似案例2揭示的关于农村小城镇建设中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问题，已有多次讨论。[30]需要强调的是：1、按现行土地利用政策，小城镇建设用地由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出让，土地使用者支付的土地价格高出征地费用几倍、甚至十几倍，大幅度提高了用地成本。
2、县（市）、镇政府获取土地价格的80%以上的收益，调动了地方政府通过扩大镇区规模和兴建工业小区占用耕地追求土地增值收益的积极性；而村集体和农民只得到一部分征地补偿安置费（一般只占土地价格的10%-20%），剥夺了村集体和农民长期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同时村集体和农民要进城兴办乡镇企业和居住，同样要支付昂贵的土地费用，这是村集体和农民不得不在社区内分散兴办企业的重要原因。
3、1997年以来，中央为限制滥占耕地行为，虽陆续采取了诸如"占多少，补多少"的耕地动态平衡制度、建设用地指标控制等措施，但一是由于在占用耕地与复垦、开垦耕地上，没有建立规范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普遍出现了有人占、无人垦或多占少垦的现象；二是虽然政府掌握了建设用地使用者交纳的用于耕地开垦与复垦的专项资金，但在管理与使用上缺少制度规范，复垦、开垦耕地需要的大量资金一无保障，二不能及时到位，一些地方出现了多报耕地复垦、开垦面积，降低复垦、开垦质量的现象；三是建设用地指标控制政策虽然限制了那些不该占用耕地的地方滥占耕地的行为，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应该占用耕地的行为，一些地方出现了买卖建设用地指标的现象，又一次抬高了用地成本。
（三）小城镇行政管理体制问题
案例3：
皖北平原有一试点镇，原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有塑料、日用百货、废旧塑料回收、棉纱等四大专业市场。1995年以来，市场出现了严重萎缩：一是个体工商户大幅度减少，塑料批发市场批发户由1994年151户到目前的50户左右；日用百货市场经营户由1994年的210户到目前的50户左右；废旧塑料回收经营户由1994年的120户，目前不到30户；棉纱市场经营户由1994年的85户，目前只有10户左右。二是经营收入普遍下降。1994年以前，该镇每天都有来自广州、温州、西安等地的上百辆货车前来送货或采购商品，上几百名外地客商常住，商品日成交额最高可达上千万元。而现在，70%的经营户经营规模在下降，有90%的经营户经营收入下降达20-50%；很多经营户1996年以来连续多年亏损。三是小城镇改造后拓宽的三条街道两旁新建商业铺面100多间，几乎没有新的经营者进入。
调查中发现，该镇市场萎缩，除了有大市场疲软、市场竞争激烈、交通不便等方面的原因外，主要原因还有：一是该镇确定为试点镇后，虽然镇党、政组织的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8个精简、合并为10个，行政编制减少为30人，但上级派出机构成立了国税、地税、土管、公安、交通、工商、财政、审计8个分局，人员增加较多；镇属7个站、所均转为自收自支、独立核算事业单位，创收任务较重。市工商、交通等执法部门每年要以签定目标任务书的形式向基层下达各种收费任务，并与基层人员工资、奖金挂钩，逼迫基层组织千方百计乱收、乱罚。如全市工商系统300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费与财政全部脱钩，全靠向基层收取。镇工商分局与市工商局签订的目标任务书，不仅要承担全市1/6的工商费，必须完成的指标还有千元以上罚没款案件数、违法合同案件数、注册商标申请数、商标违法案件数、经济合同鉴证数及签证费额度等；为此，该分局有时不得不去寻找、去制造案件，破坏了市场经营环境；该镇原工商所只有几个人，建分局后，人员达到25人。二是虽然该镇综合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各职能分局"行使市级职能部门权利，人、财、物三权一律下放给镇管理"，但这些涉及职能部门利益的改革措施都难以得到落实。三是个体经营户承担的税费增长过快，1990年，各类专业市场700多经营户的税费仅25万元，户均承担357元，1994年，国税、地税、工商管理费三项合计为115万元，户均1600多元，1997年达214万元（加上交通管理部门、交警部门下达的罚款任务，税费总额达300多万元），户均达5875元；另外经营户还要承担各种乱收费，如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报刊费、工商鉴证费、治安岗亭费、国税验证盖章费每户每年分别为108元、8元、120元、10元，还有个协会员费、卫生费、门牌费等等。
案例3所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目前，建制镇的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与一般乡镇基本一样。除了存在机构设置条块分割矛盾和条块之间、条条之间有利益冲突以外，小城镇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还有：1、机构林立，人员严重超编。根据国家统计局等11部委1996年对全国1030个有代表性的小城镇的抽样调查，镇政府所在地内设和派出机构的数量一般在30-40个，其中内设的党政机构及事业单位数平均为16个，干部总人数平均为158名，这已远远超出40-60名的编制人数；而县（市）直的部门派出机构及企事业单位机构数平均为19个，干部总人数平均为290名。如此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干部队伍，一方面加重了小城镇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发展；一方面增加了群众负担。
2、很多派出机构还承担着为其上级部门和政府创收的任务。各部门派出机构在小城镇的行政事业收费和罚款等，大都游离于县市级财政和镇级财政的监管之外，在各自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收支办法和分配机制，或自收自支，或全额上缴、比例返还，或定额上缴、超额分成等，共同点是收费数量与工作人员的收入和政绩挂钩。多年来，一直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是，从总体上判断，在平均一个小城镇的范围内，到底有多少项收费，收费规模到底有多大。据典型调查估计，收费项目多达几十项，收费规模一般要相当于小城镇财政收入的70%--100%，甚至更多。这种收费制度的问题是，下达与收入和政绩挂钩的收费任务，极易导致收费人员从主观上就致力于收费，尤其是在弹性较大、随意性较强的罚款上更具积极性，为收费而从事"执法和服务"，极易滋生腐败行为；大量的收费收入被上缴，小城镇镇政府无权过问和使用，降低了镇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沉重的收费任务加到经营者身上，提高了经营成本，破坏了经营环境。
（四）小城镇户籍制度问题
案例4：
苏南地区某建制镇，面积有44平方公里，31个行政村，6个居民委员会，4.9万人，其中城镇居民1.3万，农业人口3.6万。该镇集体经济比较发达，集体企业较多。近几年，有2000多农民户口转入城镇，成为正式城镇居民，其中大多数为该镇城区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有一小部分（约5%左右）是外来打工人员。镇政府因此收取100多万元的市政建设配套费，标准如下：本镇农民收取200-500元/人，其中60岁以上、18岁以下的收200元，18-60岁的收取500元；镇外农民收取1000-3000元/人，其中60岁以下的收1000元，18-60岁的收2000元，18岁以下收3000元；外来投资经商的法人代表和业主减半收取，家属及其子女不享受此优惠。这些农民将户口转入城镇后，可保留其原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并与原有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待遇，但此户口向大中城市迁移无效。
虽然近些年来农村小城镇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但对诸如案例4所反映的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1、发达地区小城镇布局密度高，区域小，本地人口难以支撑小城镇人口规模要求，虽然有规模较大的就业人口，但一部分是本地的离土不离乡的"两栖"人口，白天上班，晚上回村里居住；一部分是外来人口，没有本地城镇户口，稳定性较差。
2、除浙江温州等地外，发达地区尤其是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在小城镇管辖范围内，大多数村村办企业都比较发达，本地农民大都在本村就业，既可保留承包地，兼作农业，又可从事非农劳动，增加非农收入。
3、村级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建设了许多高标准农民住宅，村内有方便的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娱乐和水电气供应条件，农民有较高的集体福利待遇。这对本地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般不愿将户口迁走。
4、多数村级集体资产产权不清晰，农民不可能单独携带一部分归自己所有或使用的集体资产跨社区流动；即使是改制后的地区，农民拥有部分股权，但除了有分红权外，不能转让、继承，更不能变现，户口迁移，会丧失已有的集体福利和对集体财产的一切权利。
因此，发达地区的小城镇，仅依靠本地人口，无法满足镇城区发展所需要的人口规模，"苏南小城镇，傍晚静悄悄"是最好地写照。但目前，多数发达地区的建制镇，在吸引外来农民落户进城的政策上，又往往有许多"歧视"性条件，尤其在收费上。调查发现，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镇领导都认为，外来人口的迁入会给镇里带来很大财政负担，因此必须征收比本地农民高得多的费用。事实上，上述认识只考虑了地方利益，没考虑国家利益，只看到了眼前利益，没考虑到小城镇的长远发展。（1）高密度布局小城镇的发达地区，尤其是村级经济发达的地方，乡镇企业高度分散，既占用了大量耕地，镇城区人口规模又严重不足，而另广大的落后地区却因经济不发达、非农就业机会少而使大规模的农民滞留在有限的耕地上，即使有外出打工的机会，也是流动性强，稳定性差。这势必从总体上加剧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2）发达地区小城镇，一般来说建设标准较高、投资较大，环境也较优美；但没有稳定的、成规模的人口，就不可能有成规模的消费，致使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低，第三产业难以快速发展；没有第三产业的繁荣，对多数小城镇来说，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城镇经济和城镇功能，政府也不会有稳定增长的税收来源。（3）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外来劳动力就业，多数没有城镇户口，居住以租房为主，这只是劳动力的"个人转移"，不会带动外来家庭人口的规模进入。1997年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苏南地区建制镇平均镇区人口为4633人，平均镇区就业人口为4319人，占前者的93%.
六、改革试点案例分析：经验与启示
（一）通过"撤乡（镇）并镇"改革调整小城镇行政区划
1999年以来，东部发达地区开始新一轮"撤乡（镇）并镇"工作：1999年6月，常熟市沿江9镇1场撤并成3个建制镇，即新港镇、海虞镇、梅李镇，面积分别为73.3平方公里、91.9平方公里、78.6平方公里；1999年11月，武进市56个乡镇（其中40个建制镇，16个一般乡镇）撤并成30个建制镇。2000年初，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务洋乡和钱仓镇的2/3合并成新的鳌江镇，108平方公里；瑞安市6镇合并成立塘下镇，100平方公里；瓯海区4镇合并成永中镇，99.5平方公里。
1、基本做法：（1）调大、调强、调优。即规模并大、实力并强、班子并优，重点撤并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下或人口2万人以下的乡镇（苏南）；将周围人口规模小、区位优势不明显的乡镇并入经济实力强、人口密度大、区位优势明显的中心镇（温州市）。（2）全区域、整建制合并。即多个乡镇整区域合并，建立新的建制镇（实行跨乡镇行政区域调整的较少）；行政编制、干部人数成建制合并，先并后调；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对口合并，先合并、后改革，一般成立若干办公室、若干分局。（3）"八不变"。即企业隶属关系不变，企业性质不变，资产权属不变，事业单位性质不变，干部待遇不变，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变，财政包干基数和分成比例不变，扶持政策不变。（4）"五统一"。即统一人事管理，统一财政、财务管理，统一政府资产管理，统一重大决策和对外关系，统一建设规划。
2、下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1）精简机构和人员。区域、机构和人员整建制"简单相加"，虽减少了乡镇政府数量，但原有的机构林立、人员臃肿造成新建镇组织机构过于庞大、人员较多、开支较大尤其是镇级领导太多、分工过细等问题；加上各地在原乡镇所在地新成立了副镇级的办事处，存在"两张皮"的问题。[31]如果不很好地解决，势必使"乡镇撤并"工作的意义大打折扣。（2）逐步扩大新建镇的管理权限。乡镇撤并扩大了管理范围，但解决不了管理权限问题；由2个或2个以上乡镇并成一个建制镇，区域中心由2个或多个变成1个，如果仍然只享有乡镇级管理权限，势必会影响新建镇的经济发展和城镇辐射与集聚功能的发挥。（3）新建镇城镇建设规划。原有各乡镇大都制定了建设规划，并形成了自己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功能。而新建镇要根据新情况，制定新的城镇建设规划，尤其是在集中利用城镇建设用地、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转移农村人口等方面，要有新的长远规划。这要对原有规划进行大范围调整。如何既科学合理，又避免较大浪费，是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3、经验与启示：（1）这次"乡镇撤并"是对80年代以来"以乡建镇"和1992年乡镇"撤、扩、并"工作引发的问题进行的一次纠正，并必然要支付成本。调查发现，新建镇所在地大都恢复到原"区"级组织所在地；问题是，新建镇镇政府要完成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和建设规划调整等工作，会涉及相关组织、人员和社区的既得利益，工作难度较大。新建镇的领导认为，如果以往的"撤、扩、并"直接把当时区级组织所管辖的行政区划范围改成一个建制镇，撤消其所属的其他乡镇，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为此花费一定的代价，支付一定的成本，将不可避免。（2）有效解决目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赖于综合配套改革。乡镇撤并只是解决小城镇"遍地开花"问题的措施之一，要使小城镇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主要内容有：通过政府职能转换问题，用人制度改革问题，引进市场机制和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扩大中心城镇的管理权限问题等。（3）中西部进行小城镇建设，应汲取上述教训。目前中西部对推进小城镇发展如果没有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继续采取"以乡建镇"的模式，后果会更加严重，不仅会出现"小城镇遍地开花"现象，还会因缺少发达地区天时、地利等优越条件，难以形成强大的经济支撑。（4）解决小城镇"遍地开花"问题，"撤乡（镇）并镇"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目前发达地区有大规模地进行"撤乡（镇）并镇"的趋势；但由于高密度的城镇"木已成舟"，且不说搬迁改造的难度大、成本高、浪费严重，一律进行"撤乡（镇）并镇"，也不见得能科学地解决问题。事实上，还有一个如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问题；这又涉及到城市建设模式以及县市行政区划调整问题。以温州为例，无论城市化问题专家，还是基层党政领导，都认为，苍南县龙港镇和平阳县鳌江镇应该合二为一，建成一个城市甚至中等城市。而目前这两个镇仍然在各自的县域内进行"撤乡（镇）并镇"，加紧向各自的背后扩展地盘，各自进行小城镇建设规划。这是为将来"合二为一"建立城市后，争取为自己成为"市政府所在地"创造条件。事实上这是在重复过去的错误。
（二）通过"以地滚地、以地换地"进行的小城镇用地制度改革
过去，我们曾对山东济阳孙耿镇通过"以地滚地、以地换地"改革小城镇用地制度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其创新经验给予高度评价。近两年，由于受现行土地政策的影响，其做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体制复归，但这个问题本身连同其首创意义就更具研究价值。
1、开始的做法：（1）集地。1992年，按全镇农业人口人均0.055亩土地的标准，分5条主线，从最边缘村由外向内，逐村依次滚动传递，即最边缘的村从自己靠近第二个村的边界土地中，将自己应该调出的土地滚动给第二个村，第二个村又从靠近第三个村的边界土地中，将本村应该调出的土地，加上接受外缘村传递过来的土地，一并滚动传递给第三个村。最后一直将各村所要集中的土地滚到镇政府所在地104国道两旁，全镇共集中土地1700亩。（2）建立工业小区。镇政府将集中的土地建立工业开发区，其中每村都有一块与本村调出面积相等、但不与具体地块对号的土地，各村新建乡镇企业，要一律进入工业小区。（3）保持集体土地性质不变。为保护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镇政府规定，通过"滚地"集中的土地，属全镇各村集体所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4）镇里成立股份制企业"济南三利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一定标准，将各村调出的土地量化成股权，各村以其拥有的股权在公司入股。公司职能是，执行工业小区建设规划；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外来企业谈判用地事宜；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状况，制定分红方案；对尚未利用的土地统一对外承包耕种。（5）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不需要向农民一次纳征地费用；除合理的土地税收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向土地使用者收取或搭车收取不合理费用。
2、效果：（1）相继吸引几十家企业进入，总投达5亿多元，其中80%以上是外来企业，到1997年，全镇工业总产值已达17亿元，财政税收达1.8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1.66亿元，分别比1992年增加30倍、300倍、270倍。（2）吸引当地农民3000多人到工业小区务工经商，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2年的433元增加到1997年的2576元。（3）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除集中兴办乡镇企业外，还吸引人口近万人，拓宽了道路，投资兴建了日供水能力1.2万吨的自来水厂、装机容量1万门的程控电话设备和主变容量为8000千伏安的35千伏变电站。
3、创新意义与启示：（1）这是对小城镇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农用地变为建设用地，不改变集体土地性质，农民和集体有权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有利于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占用土地这个最易于剥夺农民利益的环节上，防止了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国家为名剥夺农民土地权益和乱收费行为，保护了农民和集体利益。（2）在传统农业资源变为现代资源的操作上，充分利用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和农民的传统观念，以"人均"和"少量"为原则，使政府行为变为农民的"一致性"选择，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没有农民因此上访告状，最大限度地节约了交易成本。（3）建设用地使用者使用建设用地，因不需要交纳各种不合理费用，降低了用地成本，有效地吸引了外来企业进入，使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初期，有效地避免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现象，有利于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规模化、团地化发展。（4）地方政府追求地方资本原始积累无可厚非，但到底是通过垄断土地要素市场、抬高土地价格，直接获取土地资源收益，还是通过降低土地要素价格，提高土地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能力，增强经济总量，从而扩大政府财政税收来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途径。孙耿镇财政税收之所以有如此高速度的增长，就是因为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和方法。
4、面临的问题：目前孙耿镇的做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体制复归问题。即按现行小城镇用地政策规定，国土管理部门要求孙耿镇按照"五统一"的政策，重新将工业小区建设用地征为国有，按政策办理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手续和补交各项费用。这势必要影响乡镇企业的集中发展和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看来，小城镇发展要想通过改革与创新，打破现行政策与体制框架下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既得利益，实现保护农民和集体土地权益的目的，其阻力和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小城镇发展，到底是以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转移人口为目标，还是为满足各行为主体的既得利益要求，继续固守现行政策与体制，坐视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农村人口滞留农业与小城镇建设用地的低效利用并存现象发生，以激化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为代价。关键看政府的制度选择。
（三）通过改革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促进农村人口稳定转移
1992年，南海市开始试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农民对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取得了按股分红的权利；1996年，对农民拥有的股权实行"增人购新股、减人不减股"，并允许转让、继承、赠送和抵押，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1、1992年的做法与问题：（1）将社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和非土地资产经过评估，计算出全部价值；（2）分别按照成员资格、承包土地的数量和对集体劳动贡献的大小等标准，将价值化的集体资产作为股权量化给每个社区成员；（3）农民获得的股权，要根据社区内人口的变动定期调整；（4）农民的股权，只作为分红依据，不能继承、转让、赠送和抵押；（5）成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是日常决策机构，同时设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上述做法虽然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有一定突破与创新，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根据人口变化定期调整农民股权，既造成农民股权不稳定，也会因高额股权分红吸引外来人口迁入或已"农转非"人口倒流；二是一概采取无偿给农民配股的办法，分红带有很强的福利性，农民与集体资产之间，没有建立起切身的利益关系；三是农民股权不能继承、转让、赠送和抵押，限制了人口与资本要素的流动，不利于人口的转移。
2、1996年的具体做法。针对上述问题，1996年，南海市又在里水镇草场管理区进一步完善了1992年的做法。（1）拉大股权差异，提高劳动贡献股的比例，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把原来"10股为满股，改为20股为满股"，分成3种形式的股权，一是基本股，占3股，配置对象是1995年12月31日前户口在该区的农业人员；二是承包权股，16岁以上配3股，16岁以下配2股；三是年龄、劳动贡献股，按承包责任田期数和年龄大小计算，最多为15股。（2）实行"增人购新股、减人不减股"。规定，上述股权属一次性配置，不再调整，新增人口不再分配股权，减少人口不退股（无继承人者除外）；新出生和结婚迁入人口，实行定期或不定期扩股配售新股，前者可购5股，后者可购6股；对配售新股实行优惠政策，按照当时股值的30%计算。（3）允许通过有偿转让、继承、赠送和抵押等方式将股权在社区内流转，但必须到股份合作社有关管理机构办理流转手续，否则不予承认。
3、创新意义与启示：（1）这是目前对农村集体资产最为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它有效解决了农民与集体资产之间长期存在的"都所有又都没有"的产权关系不清问题，既从制度上保证了集体资产的完整性和所有制性质，又在价值和收益上保证了农民权益尤其是土地权益；既在实物上实现了农村人口与土地和资本的分离，又在价值上稳定了农村人口与集体资产之间的所有和收益关系；既明确了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代表-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又维护了农户在家庭承包经营中的既得利益。（2）"增人购新股、减人不减股"，以股权形式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人口变化与土地细分之间的矛盾，切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天然联系，有利于控制农村人口，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3）允许农民将股权通过各种形式流转，等于赋予农民变现"股权"、退出社区的权利，这既从制度上保证了"离土离乡"人口不会"破财"，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农村内部为人口向小城镇转移提供了强大推力，又有利于农村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流动中实现市场价值和重新优化组合。
（四）实施山区人口搬迁工程，促进农村人口定向集中
1994年以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实施山区人口搬迁工程，通过一系列创新性做法，取得了较大成效1、主要做法：（1）打开山门、敞开城门、疏通进城之路，让山区农民向城镇和富裕农村搬迁。主要形式有整建制村庄搬迁、跨乡镇定向搬迁、乡镇内部搬迁。（2）鼓励农民分散搬迁。允许农民自己联系或投亲靠友定向搬迁；鼓励和吸引山区农民携带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城就业、落户、居住、生活。（3）制定优惠政策。如积极主动地为农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免收入户费用；及时为搬迁农民审批宅基地、区乡两级免收土地管理费、返还耕地占用税，鼓励搬迁户自己盖房；采取集体补贴，统一为接收村原村民盖新房、腾旧房，将旧房以极低的价格租给或卖给搬迁户。（4）努力为搬迁户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根据搬迁劳力的能力和意愿，能务工的，在乡村集体企业中给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能经商的，尽量在经营场地、经营手续上提供各种服务；愿务农的，则要求凡有耕地的村，给搬迁户划分口粮田。
2、主要成效：（1）淄川区共有近130个城郊强村接收山区87个村的近4万人口落户，其中，整建制搬迁的村有6个；（2）为搬迁户免费落户、提供优惠住房2万多间，妥善安置山区劳动力就业2万多人，搬迁户的人均纯收入比搬迁前增收一倍以上；（3）有效地促进了发达地区人口的集中，扩大了城镇人口规模。
3、两点启示：（1）上述做法，降低了山区农民进城"门槛"和就业成本，为发达地区吸引落后地区农民进城、有目的地扩大城镇人口规模提供了经验。（2）有效地解决了山区农民脱贫和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创造了异地扶贫新经验；这为目前西部大开发实施解决农民脱贫、保护山区生态环境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说明通过小城镇建设集中分散人口，是可供选择的重要途径。
七、进一步推进农村小城镇健康发展的工作方针、基本原则和改革建议
（一）工作方针
1、正确认识小城镇发展的目标。未来小城镇发展，宏观上要有利于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保护和节约利用耕地，实现缓解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和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微观上要实现小城镇自身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城镇体系要科学规划，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目标。
2、强化区域发展、区域规划、区域布局，科学制定小城镇区域规划与合理布局。小城镇与周边农村、城镇以及中心城市之间，是一个联系密切的有机整体，其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小城镇，而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高度和思路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小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小城镇群体结构。
3、严格控制小城镇数量，提高质量。可分为两类：一是人口规模大、区域优势好、经济实力强、具有发展成为小城市可能的小城镇"带"或小城镇"群"（包括县城城关镇），可跨区域调整行政区划，将其发育为小城市，全国总量规模可在300-500个，个均人口规模可在15-20万；重点是完善城市功能、扩大经济和人口规模。二是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小城镇，可考虑通过采取"撤并乡镇"的方式，发展成为重点的中心城镇，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全国总量可在1万个左右，个均人口规模可在5万人左右；其发展重点是完善设施建设、扩张人口规模、提高经济水平、强化城镇功能。
4、小城镇要有城市功能，要实行新的制度与体制。无论是"城"，还是"镇"，都是一个人口、资源、非农经济发展比较集中的空间，都要有城市功能。小城镇作为一种新的城镇空间，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改革已经染上的老的城市体制弊端，尤其对政府的职能，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小机关，大服务"等新的城镇管理体制：如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建立精干高效、职能完善的政府组织，等等。
（二）基本原则
1、有利于保护农业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农业和农民利益事关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全局；在地方工业化、城市城镇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有效地保护措施，土地、资金与农村人口的扭曲性流动，必然使农业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2、培育农村要素资源市场化运行机制。目前一些小城镇在用地、户籍、投资等方面的做法，具有很强的地方政府主导型和垄断性特征，市场机制不健全。要切实保护农业和农民的长远利益，要素市场化将会发挥巨大作用：如切实尊重和保护农民和集体的土地权益，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小城镇用地市场，赋予农民在小城镇免费落户的权力，切实落实"随投资、随所有、随受益"投资管理制度，等等。
3、努力维护科学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有效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必须由权威部门制定科学的小城镇区域发展规划，小城镇建设必须服从于区域规划；小城镇区域发展规划必须受法律保护。
（三）改革建议
1、抛弃"以乡建镇"模式，按科学规划、布局、发展小城镇。（1）以地（市）级为单位，按区位优势、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科学规划小城镇区域布局，严格控制小城镇发展数量。国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政策，提出小城镇区域发展、规划的标准和条件要求，聘请权威规划单位，对其行政区域内的小城镇发展数量进行科学规划；彻底打消地方政府"是乡就可能变成小城镇"的念头，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要避免走"小城镇遍地开花"的老路。（2）相对落后地区通过"撤乡并镇"，扩大那些区位优势强、资源条件好、人口规模大的中心城镇的管理权限和管辖范围。可以县为单位，规划布局5-7个中心城镇，尽可能地扩大其管理权限，并采取优惠的用地、户籍、税收、信贷政策，鼓励乡镇企业和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在一些重点的中心城镇，国家要根据其区位和资源条件，兴建若干大中型建设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挥其拉动要素聚集和经济增长的作用。（3）对发达地区的小城镇群或小城镇带，采取扩建"城关镇"或合并乡镇与建制镇的方式，设置部分中小城市，发挥其城市功能；并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规划、发展一定数量的中心城镇。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发挥权威作用，主动进行大范围的行政区划调整，科学地进行大区域城镇体系规划。（4）改革现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综合的小城镇建设评价体系。如规划的科学性，乡镇企业的集中水平，人口规模，土地利用率，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减状况，对农业发展的辐射作用，居民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就业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三废"治理状况等。
2、改革小城镇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
改革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由单一的行政性征用、出让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最终达到既有利于大幅度降低进城"门槛"，促进乡镇企业和人口集中，又能充分保护村集体和农民的长期土地权益。（1）集约利用土地，鼓励异地开发非耕地资源。鼓励更新改造老城区，盘活小城镇的存量建设用地；集中利用小城镇非农用地指标，并采取优惠的土地、税收、信贷政策，吸引老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工业小区集中；提高新建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用地成本；采取优惠的信贷、税收政策，鼓励小城镇异地开发和复垦非耕地资源。（2）实行多样化土地供给方式。坚持科学规划、土地有偿使用和严格用途管制，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严格划分小城镇土地权属关系，切实做到国家（政府）收税、所有者收租，并降低税、租标准；对现有小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租赁制，土地使用者按年度向国家支付租金；对小城镇新增建设用地，分用途实行新的用地政策，纯粹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采取低补偿原则，商用建设用地，要允许规划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通过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由市场确定地价。但不能伴随公益事业建设超标准占地，不能改变公益事业占地的土地用途；要根据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则，确定参与商用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体和分配比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小城镇用地市场，并不等于土地所有者要占有全部商用建设用地增值收益；要制定商用地增值收益补偿公益事业用地收益补偿办法。（3）正确处理进城农民与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关系。保留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并鼓励转让承包地使用权；集中使用农民住宅用地指标，允许进城农民利用原有宅基用地按一定折算标准置换城镇住宅用地；结合自然村合并和新村建设及小城镇商品房开发，逐步对分散的农村居民点进行搬迁改造，退宅还田。
3、彻底改革小城镇户口管理制度
（1）放开县及县以下建制镇户口。取消"农转非"式的户籍迁移方式，实行按属地和职业划分户口类别、以身份证为合法证件的自由迁移、登记有效制度，允许居民在辖区内自由流动；对户口采取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如向大中小城市迁移有效的永久性城镇居民户口（在农村无承包地和宅基地），向大中小城市迁移无效、但可在城镇长期居住的常住户口（可在农村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2）不管哪类型的户口，除为减轻大中城市人口压力、目前由国家政策规定的迁移条件限制以外，对已在建制镇登记落户的进城农民，实行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尤其要取消因人为原因形成的子女入学、就业、参军以及参加养老、医疗、就业保险等方面的差异。（3）禁止对进入小城镇落户的农民收取或变相收取各项费用，降低农民进城"门槛"。（4）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财产的产权关系，允许农民将其拥有的已经量化的集体资产变现流动或保留其迁移后继续收益的权利。版权所有
乡镇农口工作总结篇10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是重庆市的一个基本市情特征。2000年，全市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占97％以上；总人口3091.0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30．2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8．62％，尚有农村贫困人口140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5．8％，高于全国的2．8个百分点；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590亿元，其中农业增加值28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5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50亿元，三次产业的比例17．8：41．3：40．9。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逐步优化，但二、三产业层次不高、比重仍然偏低，特别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有限，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重庆市农村主要经济总量指标在全国排名16位至19位，主要人均指标在全国排名21至23位；传统农业的烙印较深，“粮猪型”结构比重过高，多数农产品质量较差，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还没有摆脱“趋同型”的生产布局，“粗放型”的经营方式，“短链型”的生产模式，这在武陵山区和三峡库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大体为44：32：24，一产比重过大，二产水平很低，三产严重滞后；粮食和生猪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1．1％，主要农产品优质率仅为40％，商品率为42％，加工转化率为16％；农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农村从业人员的31．9％；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起步阶段，龙头企业总体实力较弱；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差；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92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276元，两者差距正逐渐扩大。全市城镇化水平仅33．09％，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大多数小城镇缺乏产业支撑。较为发达的城市和较为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比很多省市更明显、更典型。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是推进全市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十五”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
(二)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有利于提高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全市人均耕地仅有0．77亩，农业人均耕地仅有1．0亩，一般以户为单位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经营成本高，效益低下，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优质、低价农产品对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构成威胁更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够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结构升级。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重庆市农业人口多，农业沉淀的劳动力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不可能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现代化进程将会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将加速形成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是农村城镇化可以为重庆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农村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目前，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725万人，单靠在农业、农村内部转移消化空间有限。加快农村城镇化，可以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和范围，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从长远看还可以促进农民提高素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
五是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城镇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城镇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的发展还可以满足农民消费需求层次提高的需要。
二、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2000年，重庆市有农业人口2430．20万人，农村劳动力总数1320．9万人，占农业人口的54．35％，全市现有耕地面积2374．8万亩，人均耕地仅0．77亩(统计数)。根据重庆市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全国通用标准，农村劳动力人均耕作4亩计算，第一产业只需用劳动力60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达71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若加上人口新增的13万劳动力，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725万人。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成为农民增收的障碍，也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目前，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为主。21X)o年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及市内二三产业就业的人数占44％，在市外就业人数占56％，其中长年性外出民工居多，占68．8％，季节性占32％；外出务工青年男性居多，占77％，女性占23％；务工者年龄在20至40岁居多，占73％，平均年龄约30岁；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职业以工人、服务员居多，从事建筑业和工业的比例达61．5％，其次商业和其它行业占38．5％，大部分在私营企业务工，在国营单位务工人数非常少。近几年由于比较效益的下降，农民人均收人中来自农业收入的多数地方出现负增长，来自务工收入却在增加。根据调查，重庆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左右，这些收入为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和社会稳定注入了活力。
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存在下面问题：
一是就业结构不合理。由于重庆市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特别是由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全市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以从事传统农业和本地从业为主，从事二、三产业和转移区域外就业为辅，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比例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数量有限，这种劳动力就业不合理的状况，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任务十分繁重。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盲目、自发阶段，缺乏有效的引导。外出流动人员大都呈散兵游勇，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合力，缺乏有效引导；加上有关农民外出人员务工的相关权益保障政策法规不健全，农民维权意识弱，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差，无技术特长，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市场经济意识弱，转移难度大。
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介服务滞后。有关劳务输出的信息收集、传递、中介服务体系没有形成，造成信息不畅、工作不力、效益不高。
五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业岗位少。目前重庆市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阶段，下岗分流压力大，交通、通讯、金融等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六是由于青：比年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给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存在部分土地摞荒和粗放经营。
(二)农村城镇化现状。近年来，重庆市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据统计，全市小城镇居民人均建筑据调查面积已达到21平方米，有水厂669个，日供水能力达63．95立方米，道路3150公里，建成区绿化面积达2837公顷，完成各类建设投资125亿元。小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大大增强，吸引了广大企业进镇和农民进镇务工、经商、办企业、聚居。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批发市场；还重点探索、发展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大足龙水镇、璧山璧城镇、万州区熊家镇等利用本地传统产业优势及区位优势，建设专业市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地客户进场经营当地名优产品、小五金、皮鞋、建材，走工贸型小城镇发展路子。开县温泉镇、合川三汇镇等，利用丰富的煤、石灰石资源，走资源加工型小城镇的路子，带动了运输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繁荣了一方经济。奉节白帝城、渝北统景镇、大足宝顶镇等，利用本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与旅游配套的餐饮服务业、宾馆娱乐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艺品加工业，走旅游型发展的路子。石柱西沱镇、忠县石宝镇、丰都高家镇等，抓住库区移民搬迁机遇，把小城镇建设与移民搬迁有机结合，将本镇建设成为交通方便、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库区开发型小城镇。秀山雅江镇、合川二郎镇，利用与外省接壤的区位优势，巧打边贸牌，争取市场优势，走边贸型小城镇发展的路子。但由于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重庆市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城镇发展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农村城镇化总体水平低，小城镇数量少，分布不均。根据2000年底统计，全市有县城以下建制镇643个，集镇988个，县城关镇22个。建成区面积197平方公里，已有水厂669个，日供水能力达63．95万立方米，道路3150公里，镇区绿化覆盖面积达2837公顷，吸纳城镇就业人口11．4万人，积聚各类乡镇企业4万多个。2000年城镇化水平仅有33．09％(新口径)，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若扣除含城区则有余31个区县的城镇化率只有21．4％。平均每个镇辐射范围125平方公里，平均每个镇的间距在40—30公里，而且主要分布在渝西片区，在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城镇数量就更少，规模更小。
二是缺乏产业支撑，集聚人口规模少，辐射带动能力弱。目前除县城所在城镇人口数量在5万人以上，个别交通方便、区位优势突出的或靠近主城区的卫星城镇人口超过1万人以上外，多数城镇人口在3000—500o人左右，还没有形成基本规模数量标准。小城镇人口规模过小，城镇产业发育缓慢，经济集聚功能差，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
三是小城镇的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国家有关建设小城镇的建成区平均建设规模标准为4．15平方公里，镇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容纳常住人口4876人，而重庆市大部分小城镇目前均未达到这一水平，平均建设规模只有0．3平方公里，平均每个镇积聚人口只有4000人左右?相当部分小城镇供水、供电、卫生、绿化等基础设施较差，难以达到应有的集聚规模。
四是农村城镇化步伐缓慢，城镇化速度明显慢于经济增长水平。重庆市在“八五”期间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8个百分点，“九五”期间有所加快，共提高于2．76个百分点，但是远远落后于“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9．3％的速度。从全国看，城镇建设起步于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中期，腾飞于90年代初期。重庆市三峡库区整体经济发展更加滞后，小城镇建设起步于80年代后期，淹没区的小城镇由于受到规划滞后的影响，起步更晚。
五是农村城镇管理落后。由于政策不配套，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给小城镇建设管理带来不少问题。城镇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土地、水利、生态环保等规划衔接不好，规划水平低，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城镇管理“政出多门”，土地、市容市貌、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社区管理以及流动人口方面管理尚未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综合性管理体系。户籍管理上仍未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难以适应城镇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环境卫生管理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人员、经费，许多城镇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环境状况较差。
三、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形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镇网络体系。
(二)基本原则。(1)坚持市场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则；(2)坚持自主迁移，自由择业的原则；(3)坚持尊重农民定居权和选择定居权原则；(4)坚持城镇建设与城镇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5)坚持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原则；(6)坚持多渠道、多方位筹集资金，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开发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原则。
(三)基本思路。“小城镇，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编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规划，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坚持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坚持大、中、小城市转移相结合，以小城镇为主；坚持二、三产业转移相结合，以三产为主；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非农产业发展，加强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配套改革，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进程。“十五”期间，力争建成部级综合经济试点小城镇30个，加快170个市级试点小城镇建设。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第一，进一步搞好就地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发展：比大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经济；二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重点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10大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三是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四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出人员回乡经商办厂；五是开发农村旅游等资源，带动饮食、旅店等相关行业发展；六是鼓励农民承包荒地、荒坡、荒滩、荒沟等“四荒地”，搞多种经营；七是充分利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机遇，为当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第二，加大向市外、国外劳务输出，实行兼业转移。继续巩固民工在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的已有成果；积极抢占华北、东北劳务市场；顺应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大西北、西南劳务市场的开拓力度。采取适当措施，重视和改进国际劳务输出，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五)农村城镇化的模式。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建设和以县城为中心、有发展潜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模式选择，探索发展符合中国国情、重庆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具体途径是：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化规划建设管理机构；二是编制全市小城镇建设规划，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三是加强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兴办交通、改善投融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四是重点发展小城镇经济，以业兴镇，通过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结合各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观光旅游型、加工型、加工贸易型、边贸型、专业批发型等的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五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制度和政策创新，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建立健全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等。
四、对策措施建议
(一)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的宏观调控。一是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任务目标，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二是研究出台有关有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的土地、信贷、税收优惠、产业、户籍、就业等政策；三是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战略的组织实施；四是加强指导和服务。建立县、乡、村3级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拟订农村劳动力开发规划和劳务输出计划，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一项“亮点”产业抓紧抓好，继续推进劳务输出。
(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培育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载体。根据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基本市情，充分利用大中城市如主城区、万州、涪陵等市场、资金、产业、技术、信息服务优势，发挥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优先选择一批基础较好、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重点建设。小城镇除了建设一些必需的供水、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外，重点培育城镇发展的主导产业，繁荣小城镇经济。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小城镇相对集中布局，促进小城镇发展。因地制宜，强化优势，突出特色，积极发展观光旅游型、加工型、加工贸易型、边贸型、专业批发型为主的新型小城镇，增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拓宽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三)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要结合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乡镇企业布局适度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机构加工业、建筑建材业、能源矿产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换、增值效益，延长农产品产品链。在扶持壮大一批技术型乡镇企业集团的同时，要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四)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目前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加以发展。本着先易后难、重点推进、由点到面、逐步实施的原则，以现有的部级和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重点推进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百万亩天然香料、百万吨柑橘深加工工程等十大“农业百万产业化工程”，搞好农产品深度开发和多层次增殖，发展农业产业化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
(五)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一是重点搞好市场建设，包括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村资金市场建设，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农村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作为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渠道；三是开发农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的新的内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空间。针对重庆市农村人口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较落后，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现状，组织有规模、合理有序的劳务输出是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渠道。重点向市外的建筑业、商业、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输出，创造条件，提高劳务输出档次，扩大规模，鼓励向国际劳务市场进军，尤其是开拓国际工程劳务输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