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概观篇1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际组织概观篇2
题域的由来与发展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非政府组织，就其所指代的社会现象而论，是人类社会早已有之且屡见不鲜的；但就其作为一个独立使用的学理概念而论，则经历了相对复杂的发展，并且形成了特定的内涵。
溯本逐源，学界对于非政府组织现象的关注首先来自于国际事务的新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事实，就是国际舞台上的国际行为主体日趋增多，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不断出现。这不仅是指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而造成的新独立的国家的增多，更重要的是指非国家国际行为主体的巨大发展，集中地体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急剧增多，其中一些明显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而在当今世界形形、为数众多的国际组织中，因其成员身份的不同而可以分为各国政府派代表参加的政府间组织和数量巨大的、由非政府代表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注：Richardmansbach,YaleFerguson&DonaldLampert,thewebofworldpolitics:nonstate
actorsintheGlobalSystems,newJersey:prentice-Hal,inc.1976,pp.326.）。据1988-1989年版《国际组织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当今世界有4827个“公认的”国际组织，其中政府间组织为309个，而非政府组织则为4518个。另据统计，在1954年至1968年期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年增长率达到了4.5%。（注：KjellSkjelsbaek,theGrowthof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in
twentiethCentur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25(Summer),1971,p.425.）前者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早有定评，而后者的广泛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所起到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却是战后以来引人注目的新问题。例如，早在联合国草创时期，就有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而在联合国建立其功能组织结构时，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专门为非政府组织规定了相应的安排，以谋取后者对于相关事务的支持。到目前，已有800多个非政府组织列为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理事会的咨询成员。这些组织不仅可以列席会议，而且可以应邀就某些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其中一些更具有提出会议议案、以书面和口头表述意见的权利。再如，当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时，有近300个非政府组织到场；而1992年联合国在利马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时，已有1400多个非政府组织到会。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其活动范围几乎涉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并且因此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这些现象使得一些敏感的学者率先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研究中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过于强调国家和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实际上片面强调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法资格和地位、参与国际行为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将国际组织的行为能力偏狭地解释为缔结条约、建立同盟的能力，而组织结构则指特定的人口聚集、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等等。这显然是一种只关注法律—资格的研究视角，其片面性在于这一视角有特定指向地遮蔽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国际组织但确实活跃于国际舞台的诸多超越国界限制的组织，因而与目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所带来的变化，认为非政府组织已经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因而正在改变着整个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格局。他们主张采取一种更具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和更加宽泛的对象建构，主张用全球(global)事务和全球政治的概念取代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inter-national)事务和国际政治的概念。（注：JamesLeeRay,Globalpolitics,Boston:Houghtonmifflin,1987,p.73-80.）
当然，在这样的研究发展中，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仍有争论和分歧，一些人认为，在跨国范围内活动的“跨国公司”也属于“非政府组织”的范畴，但大多数人主张跨国公司因其逐利动机与行为而应当单独归入特殊的类型。（注：a.LeRoyBenne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principlesandissues,englewoodCliffs:
prenticeHall,p.251-268）就此而论，这一认识分歧也体现着“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类属概念所具有的模糊性。但是，这一概念所包含和强调的与政府和政府组织相区别的维度，又使得学界宁愿使用这一并不严谨的概念来进行研究。
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很快又从国际关系研究扩展到国内问题研究领域。人们意识到，在国内事务中，政府所面对的并不一定是处于离散的个体状态的大众，政府也不可能与每个个人产生互动；相反，在公与私之间、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些组织形态。但这些组织形态又不同于公司商号之类早已有之且主要出于经营者的个人私利而创建和活动的组织，相反，它们专门从事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不常做和做不好的事情。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类“非政府组织”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中承担着日益广泛的功能，并且与政府组织和私人营利企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学界也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发现，特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类型与这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透过对特定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也可以发现此一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于是，所谓“非政府组织”研究便伴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发展而逐步成熟和发展起来了。
学理概念的探讨与类型学研究
从字义上讲，“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概念确有其含混之处，它以否定性或排斥性表述指代着一个包容性极大的组织空间；但学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除强调其与政府的相对关系以外，又暗涵着一些特定的判断，因而使得这一概念在研究中具有了可操作性。这些判断基本上是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某一方面特征而言的，因而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非政府组织”概念又与另一些相关概念具有联带性和替代性的关系。
首先，“非政府组织”属于“第三部门”(thirdSector)组织，就是说，它们既不同于政府部门又不同于私人部门，而是超出于两者之外的第三种类型的组织实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又是“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注：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其次，“非政府组织”与其他非政府的私人组织类型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是“非营利组织”(non-profitSector)（注：Lesterm.Salamon&HelmutK.anheier,theemergingnon-profitSector:anoverview,manchester:manchesterUniv.press,1995,pp.14-15.），尽管它们也许会有经营性活动；但更确切地说，它们所有可能的收入还会用之于它们自身所关注的公益事业，并因而属于“公益组织”。再次，“非政府组织”不拘于地域和行政区划，不拘于参加者的职业身份，而仅仅出于志同道合的志趣而组织在一起，因而是“志愿者组织”(Voluntaryorganizations)（注：wolfendenCommittee,theFutureofVoluntaryorganizations,London:CroomHelm,
1978.），尽管其工作人员未必没有工资薪水。又次，“非政府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因而学术界又将它们归入与国家处于相对一极的“市民社会”组织(CivilSociety)（注：Stephenn.ndegwa,thetwoFacesofCivilSociety:nGosandpoliticsinafrica,west
Hartford:Kumarianpress,1998,pp.3-5.）；尽管它们与市民社会构成中的那些宗教组织、自娱性联谊团体和政治动员组织有相当的不同，并因而是特殊的“公民组织”(Citizenorganizations)。
总结归纳上述各种概念，对于“非政府组织”便可以形成一种操作性概念：“非政府组织”是由抱持相同或相近志向的志愿者组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领导结构的、超出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之外而独立运作且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关注于特定的或普遍的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其中，民间性和公益性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非政府组织”就是以非政府的方式介入原本应由政府关注的公益事业的组织。（注：worldBank,involving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Bank-Supportedactivities,operationalDirective14.70,washingtonDC:worldBank,1989.）
在这种操作性概念的涵盖范围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极其庞大，因而，学界又不得不首先对之进行类型学研究。一般说来，按照组织成员分布的状况，“非政府组织”可以分为地方性、全国性和跨国性的；但这也与其活动领域的范围大小相关，因而又有关注于地方性公益、全国性公益和跨国或全球问题的不同组织。按照组织结构和层级安排的取向，则有离散性的草根组织(grassrootsorganizations)：仅有共同的名称或协调的活动而无严密的组织；或是集中型的全国组织：自下至上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机构。按照活动领域的性质区分，可以划分为普遍性目标指向和特定目标指向两大类，大部分“非政府组织”是在特定的公益领域内活动，以推进和促进特定的公共目标为己任，同时，也有一些组织关注于普遍性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按照“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特征加以区分，即有明确的目标设定、采取积极干预的行动策略的组织与只有行动取向设定、采取温和的广告宣传行动的组织。由此也可由相对于政府的不同位置而区分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从全面合作、批评性合作直到避免卷入；相对于国家体制的关系：从全面适应、要求改革直到保持距离。由此也可看出，上述各种类型区分实际上都是连续谱系式的类型界定；在社会生活实际中，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只是在不同的谱系上居于不同的相对位置而已。
因此，学界有人又从生命期的角度展开论述，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看作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发展与更新。这样，从产生之初到现在，“非政府组织”大体经历了四个“世代”的演进。早期的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救济和福利为工作重点，关注于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维持基本生存性质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质支持，力图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紧张和矛盾；此为第一代。此后的非政府组织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为工作重点，致力于面向落后地区或贫困社会的区域性开发援助项目，力图促进和帮助这些地区或社区实现生活水准的改善和提升；此为第二代。第三代非政府组织明确将推动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作为自身努力的重点，尽管每个组织的功能性目标也许是有限的，但其总的取向则是宏观战略性的，因而它们开始从单纯地提供服务和援助转向着力于制度创设和政策创新，力图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影响所有相关的公私机构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第四代非政府组织形态初露端倪，尽管在组织功能上变化不大，但这些组织的自我意识有巨大的发展，行动观念亦有明显的改变，它们明确希望结成国际或全国性合作网络，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尽可能广泛地动员大众、尽可能充分地得到政府和营利组织的支持，从而创造出“争取更好的明天”的制度环境。（注：DavidKorten,Gettingtothe21thCentury:VoluntaryactionandGlobalagenda,west
Hartford:Kumarianpress,1990,p.117.）当然，这种代际描述是就总体的发展趋向而言的，而以个殊性形式存在着的非政府组织则仍然是各具特色的。
发生学解释与学理性评判
正是在上述概念探讨和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向度：一是解释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持续发展，二是评判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对于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作用和影响。
在解释非政府组织出现和发展的问题上，主要的研究进路有两类：一是从需求方面做出的解释，即认为非政府组织出现和发展关键在于社会存在着特定的需求，因而社会生活客观要求着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这类研究着重考察这些特定的需求究竟为何。另一是从供给方面提出的解释，即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关键在于有特定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因而社会现实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类研究关注于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的变化及其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注：michaeledwardsandDavidHulme,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performanceandaccountability,London:earthscanpub.
1996,pp.4-6.）而这些理论解释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的三边互动问题。
着眼于需求方面(need-side)的考察和研究，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所强调的是，在市场体系即个别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无法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政府也无法合理有效地向选择偏好差异较大的消费者提供能够满足其特殊需求或过度需求的公共物品，非政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向需求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向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物品。（注：Burtonweisbrod,thenonprofiteconom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pp.23-25.）契约失灵理论则强调，由于信息不对称关系的存在，消费者无法在现行的契约制度下有效地监督商品生产者或服务供应商的行为；因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使得它们能够成为降低监督成本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以新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私人物品，消费者更偏好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服务而拒绝市场化的选择或国营机构的安排。（注：andrewGreenandannmathias,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HealthinDevelopingCountries,newYork:St.martin,pp.39-59.）新社会运动理论(nSms)所强调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们许多新的共同要求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得到解决，因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和问题解决途径，或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创构新的制度或是以创造性的办法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注：paulBagguley,SocialChange,themiddleClassandtheemergenceof"newSocial
movements":aCriticalanalysis,theSociologicalReview,Vol.40(Feb.1992)mpp.27-29.）
与之不同的是着眼于供给方面(supply-side)的研究，其中，治理观念转变理论所强调的是物质和财政资源的供给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在实施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某些公共物品的供应职能由非政府组织承担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因而开始有意识地谋求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在一国范围内，政府不仅营建了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并且动用国家资源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区域或社区的经济开发方面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向贫困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和开发性援助。这一事实正是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得到迅速发展的关键。（注：oeCD,VoluntaryaidforDevelopment:the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paris:1988,oeCD;J.Clark,nGo-StateRelations:aReviewoftheprineiplalpolicyissues,inD.Hulme&m.edwards,too
CloseforComfort?nGos,StatesandDonors,London:macmillan,1995;R.Holloway(ed.),DoingDevelopment:Government,nGosandRuralpoorinasia,London:earthscan,
1989.）利他主义“外溢”理论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供给问题。这一理论主张，尽管有悖于理性人的普遍认定，但真正利他主义者的存在以及部分追求非物质性个人私利如荣誉名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们投身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感召和动员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参加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活动。这一情形是新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和既有的非政府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注：C.Handy,UnderstandingVoluntaryorganizations,London:pelican,1988.philipJ.eldridge,
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ndDemocraticparticipationinindonesia,KualaLumpur:
oxfordUniv.press,1995,pp.3-16.）
但较之于对非政府组织的发生学研究而言，学界更关注的还是研究和分析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作用和影响，希图由此观察现代社会变迁的趋势。（注：michaeledwardsandDavidHulme(eds.),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performanceandaccountability,London:earthscan,1996,pp3-17.）这方面的研究表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对此一题域感到兴趣的学者往往会凭依自身所受的学科训练以及以往研究的知识积累而进入研究，而其研究所得当然也就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涉及三个向度：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冷落已久的经典学术论题，市民社会理论却在近二十年间得到广泛的复兴和拓深，很快成为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一股可以称之为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注：参见邓正来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这一学术演进状况与堪称“全球性结社热潮”（注：Lesterm.Salamon,theRiseofthenonprofitSector,Foreignaffairs,Vol.73(1994),no.4,p.109.）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在时间上恰好是同步的，因而两者相得益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非政府组织准备了学术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市民社会理论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尽管市民社会论者之间的观点分歧极大，但大都将志愿性、中介性的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结构要素；这些组织既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必需的机会和手段，同时也为公民自治和自我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必需的组织和形式；正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进而成为抵御国家权力和职能过分扩张、防止商业市场系统过分侵蚀的根本保障，成为民主政治的牢固基石。在这种理论框架支配下的相关研究特别关注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变迁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具体作用，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日常活动中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它们吸收其成员并动员社会大众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又倾向于将这些组织看作是参与民主的新形式。（注：参见Stephenn.ndegwa,thetwoFacesofCivilSociety:nGosandpoliticsinafrica,west
Hartford:Kumarian,1998;JulieFisher,nongovernments:nGosandthepolitical
Developmentofthethirdworld,westHartford:Kumarian,1998；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至于在国际上活动的跨国性非政府组织，学界有人将其看作是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的重要表征。（注：J.Smith,C.Chatfield&R.pagnucco(eds.),transnationalSocialmovementsandworldpolitics:SolidaritybeyondtheState,
Syracuse:1997,SyracuseUniversitypress.）
较之于上述更侧重于社会理论和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而言，有关非政府组织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有限和平实，却也不乏新意。就此而论，非政府组织研究与最近十余年来兴起的所谓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governance)的讨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人们至今仍对治理和善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强调其作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应当由政府与公民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参与这一点上有着基本的认同，在强调社会秩序和权威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和自觉服从的合法性、政治信息必须公开的透明性、公民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性、人人平等且依法统治的法治原则、运作低成本和机构设置合理的效率性是为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素这一点上也有着基本的共识。（注：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正是在这一讨论中，人们将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关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问题且活动于特定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视为新型治理或善治的关键，视为超越传统善政和统治概念及其实践的必行途径。（注：p.Hirst,associativeDemocracy:newFormofeconomicandSocialGovernance,
Cambridge:polity,1993.JanKooiman,(ed.),modernGovernance:newGovernment-Societyinteractions,London:Sage,1993.）在此基础上，有关研究集中于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领域介入政府决策过程的方式及其结果，某些国家的政府如何实行改革以在新的制度空间内吸纳和采用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努力。（注：D.Rajasekhar,DecentralizeGovernmentandnGos;issues,Strategiesandways
Forward,1999;JosephSembojaandoletherkildsen(eds.),ServiceprovisionUnderStressineastafrica:theState,nGos&people's
organizationsinKenya,tanzania&Uganda,1999.）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治理和善治的讨论，就是主张国家权力向由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网络所构成的社会的回归和扩散。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民社会理论思考脉络的延续，尽管其着眼点更偏重于政府和政府政策的改变。
与上述论题相关的是，经济发展既是各国公共政策日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重点，因而在有关非政府组织研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集中探讨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述占有相当的份量。长期以来，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发展道路为其目的发展经济学，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一向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经济起飞”的前后，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领导人通过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执行而推行特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或项目，对于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实践却表明，照搬西方的经验固然大多无效，而所谓政府推动型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困境更是远多于所可能带来的好处。（注：参见［法］勒内·杜蒙和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和1984年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诸多从事经济发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无论是在最贫困的国家为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还是市场条件初具雏型且经济发展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非政府组织都十分活跃。较之于政府部门的政策行为，非政府组织在深入居民社区方面所具有的“草根性”和“亲和性”，在提供开发性援助时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和自主开发，使得非政府组织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注：JohnClark,DemocratizingDevelopment:theRoleofVoluntaryorganizations,west
Hartford:Kumarian,1998;thomasF.Carroll,intermediarynGos:theSupportingLinkin
GzassrootsDevelopment,westHartford:Kumarian,1998.）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与政府领导人急功近利的做法相反，非政府组织更重视环境保护和节省能源，更强调公众观念转变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因而从根本上有利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类直接的观察促使有关学者意图进一步探讨其间的关窍所在，找寻其中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一些研究结论则认定，非政府组织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活动提供了一些替代性的选择，一条走出贫困的新路。（注：参见eloyanello,nGosinLatinamerica:issuesandCharacteristicsofnGosinvolvedin
Development,1991以及由英国“海外开发研究所”主持编写，由英国Rortledge公司出版的“RethinkingRolesin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丛书：J.Farrington&a.Bebbington,Reluctantpartner?non-governmehtalorganizations,theStateand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
a.Babbington&G.thiele,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theStateinLatinamerica;Katewellard&J.G.
Copestake,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theStateinafrica;J.Farrington&D.J.Lewis,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theStateinasia.）
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向度的研究是相互联系的，都涉及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些研究也都对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持有一种相当积极和充分肯定的基本评价。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而论，这些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研究取向和基本评价构成了相关研究的主流意见。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于非政府组织的消极一面，指斥上述研究有将非政府组织“神话化”的危险，有将个别结论放大至适用所有非政府组织的“化约论”趋势。尽管这类批评确有言过其辞之嫌，但其间所指出的问题如内部管理的化、组织本身的个殊化与意图实现的宏大目标之间的深刻矛盾等等，（注：DavidLewisandtinawallace,newRolesandRelevance:DevelopmentnGosandthe
ChallengeofChange,2000;naokiSuzuki,insidenGos:managingConflictsBetw
eenHeadquartersandtheFieldofficesin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1997;ianSmillie,JohnHailey,managingforChange:
Leadership,StrategyandmanagementinasiannGos,2000.）也是有一定道理而必须加以注意的。
非政府组织研究在中国
国际组织概观篇3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国际组织概观篇4
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会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续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马上展开这一概念的启动计划。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启动，将联合国消除贫困的指导思想和世界旅游组织长期追求的可持续旅游的目标联系起来，成为这次南非峰会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的极端贫困减半，而se-ep对这一目标积极响应。
st-ep这一词汇一经产生，在国际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这一几近同义的用法。因为ppt有太强的负面含义：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没有人会被愿意称为“穷人”或“贫困人口”（thepoor），这个缩写带有极具歧视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个更能为所有人接受，不带贬意的中性缩写词。它更能体现不论贫富、人人平等的公平价值观。
st-ep对于旅游业的方向性意义
ppt和st-ep都不是一种旅游业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它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路径。有了这个思维观，旅游这块蛋糕就可以留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来分享。这一概念的确立，为发展赞助机构和国际基金组织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应该以怎样的政策来发展旅游并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组织开展这一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寻st-ep的最好实践模式的相关研究，并确认其最佳模式。
因为旅游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旅游业往往被作为狭义的服务业部门，如住宿业、餐饮业等，而任何将旅游大产业纳入到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中去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总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业被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运作时，旅游产业才有可能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因为没有政府积极的支持和介入，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进步是很难实现的。最贫困人口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必须有立法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框架的支撑，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会阻挠有利于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行动，这样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旅游作为推动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旅游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可以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更多全球贸易机会，也是防止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日益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经济的边缘化是大多数最欠发达国家的通病。旅游业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是引导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走向较高层次繁荣的少数经济部门之一。对有些国家来说，旅游业甚至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国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就是按照st-ep思路发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许多发展赞助机构和捐助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更多地关注消除贫困，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他们资助活动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密切关注旅游业，并把旅游业作为实现消除贫困的潜在途径。他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许多情况下，贫困人口掌握着资源的所有权（比如文化节庆），而这些都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实现ppt和st-ep。
虽然到今天为止st-ep的发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业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却使得越来越多的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并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去尝试利用旅游消减贫困的行动。这些机构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组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局、荷兰snv发展组织、联合国的一些技术性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及其他一些国际旅游组织如亚太旅游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在需要消除贫困的背景下，把旅游业的发展完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去处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资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这种情形下，就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部门和国家旅游权威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个国家旅游部门必须代表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利益，并负责该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st-ep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具体实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有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中来。
我国目前就有许多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类似项目资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这一理念的背景，将有助于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相应地，只有得到机构的充足资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贫困地区才能实施st-ep项目。
参考文献：
国际组织概观篇5
民事主体资格问题不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中，同时对其他法律关系也会产生影响。关于民事主体资格这一基本法律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都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就此对现有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思，以求引起重视，达到完善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目的。
一、我国现有民事主体资格基本理论问题、主要观点及其质疑
民事主体资格也可以称为民事主体能力。其具体的法律含义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法律对这种能力分为两个种类，即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对于民事主体的这些概念的表述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然而，对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不一致的存在直接影响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同时在适用于实践时也会产生矛盾和误区。
问题一：民事主体资格概念所表述的内容是抽象还是具体
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是抽象还是具体的回答，实际上是要说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抽象还是具体的问题。对此存在几种回答：一是认为民事主体资格（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二是认为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的概念；三是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的概念，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四是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的概念，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抽象的概念。
基本观点：在现有教科书著中一般将民事主体资格概念视为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有这样的观点：“自然人是生命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范围较广，即包括财产权，也包括与自然人生命密不可分的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肖像权。而法人是组织体，不享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生命健康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内容”（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80页）。这种看法及观点说明，在理论上人们习惯将民事权利能力视为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权利能力是指享有权利义务的能力，由于民事主体在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不同，所以，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各自具有不同内容。这种不同是以权利义务范围（法人是依其经营范围）为基础的，因此，民事主体资格是具体意义而非抽象意义的。这种观点在先生的《中国民法总论》也可以找到。
质疑：对上述这种已经被民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存在的质疑是：如果民事权利能力是具体意义的，并且由于受其权利义务范围的限制具有具体不同的内容，那么，民法的主体平等原则怎样体现呢？在理论上我们阐述民事主体的平等就是讲它的权利能力平等，如果权利能力受到具体内容范围的限制，那么，存在不同的部分就可能成为能力上存在差异的根据，而这种差异是与“平等”之说相互排斥的。因为，民事主体之间可能会因为各自的权利范围的差异、资产的差异、有关行业从业资格的有无或差异形成权利能力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如果被视为权利能力的具体表现，无疑威胁到现有民事主体资格平等理论的科学性。
问题二：民事主体资格（能力）是否有范围限制
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具体还是抽象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民事主体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应当有范围限制。
基本观点：根据问题一中的基本观点，认为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有具体内容，并受一定范围的限制，而且指明这种范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法人这一民事主体中，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因自然人的性别、年龄、智力、健康状况等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不同的法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各类依法登记的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活动，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0页）这种观点在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上是被普遍接受的，对此观点进一步理论依据和佐证的是：法人的权利能力都不具有平等性，且受许多限制，包括“（1）性质上的限制。即凡以自然人的自然性质为前提，而为自然人专有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法人均无该范围权利能力，如扶养请求权、继承权、生命权、肖像权、亲权等。（2）法律上的限制。如我国法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3）目的上的限制，即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以其目的事业所必要者为限”（杨振山：成人高等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4页）。
质疑：如果检讨以上观点，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悖论。一是如果法人的权利能力有差异，不仅法人之间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不平等，也同样会在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活动中出现不平等。根据《民法通则》第3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这一平等原则是公认的民法的基础，其基本含义是，1、民事主体资格（民事权利能力）平等；2、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3、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4、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见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4页）。可是，我们在坚持这一平等原则的同时，又给自己套上了民事权利能力受到经营范围限制的束缚。经营范围的不同就被视为是权利能力的不同。而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不同，就必然给我国的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原则带来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二是如果民事权利能力受到经营范围限制的束缚，那么，其经营范围可能因为一些法律上的原因而扩大或缩小，民事主体可能会超越其被法律限制的权利义务范围从事活动，如果将超越范围的活动作为法律上无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话，那么，是否会陷入”这些民事主体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悖论中？因为，仅就逻辑上看，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者，就不应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不具有行为能力者，就应当不具有责任能力。
以上质疑所要表明的意思是：需要对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的“范围论”进行检讨，因为，它危及和动摇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基础，它与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的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相矛盾，同时，会产生对超越经营范围行为因不具有责任能力而不承担责任的理解。先前已经有观点反对上述“范围论”观点。反对观点认为：应当抛弃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范围上受限制的观点，民事主体能力概念应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法人超出法律规定和职能或经营范围，仍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见胡安潮：《对我国法人能力理论的思考》法学1990年第8期）
问题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义务之间关系的论述。
1、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的关系
基本观点：一般观点认为，法人之间的民事权利能力受到范围的限制而不同，而在某一具体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上却是一致的。观点认为，“就每一个具体法人而言，一旦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确定，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也随之确定，而且两者的范围完全一致”，（见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2页）。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不存在范围上有差异的争论，即所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范围一致，但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是否一致不见阐述，只是指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存在差异的。
质疑：关于这一问题需要质疑的是，对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抽象资格问题进行比较，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范围是否一致的认识是否正确？应当说，关于范围的比较进一步告诉人们的是主体权利义务范围存在差异，而不是主体能力（资格）的差异。
2、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
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受到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范围限制？
基本观点：一般观点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民事主体已经享有具体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既包括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也包括其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资格；而民事权利则是民事主体实际具有的并为法律所保障实现的利益。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内容和范围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它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无关；而民事权利中的财产权利则是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取得、变更或消灭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主体自身不可分离，对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主体既不可以放弃，也不可以转让，他人也无权对之进行限制或剥夺；而对于民事权利中的财产权利，民事主体可以依法自由放弃或转让，有关机关也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4页）。
质疑：上述观点说明民事权利能力和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实际上否定了前述关于民事主体资格是具体的概念观点，民事权利能力是超出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抽象概念。既然民事权利能力不同于民事权利和义务，那么又如何解释民事主体，特别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受限于“经营范围”（或称权利范围）？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矛盾解释，实际上说明目前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许多观点的形成，没有脱离“经营范围”（或称权利范围）的束缚，学者们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不同性质的法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不同的，如国家机关法人和企业法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业务范围，其民事权利能力内容也有区别。”（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9页）。即法律对民事主体的权利范围的限制，就是对其权利能力范围的限制。所以，“范围限制论”是造成民事权利能力是抽象还是具体的矛盾产生的根源。
问题四、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
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我国民法理论中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1）非法人组织是否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成立？（2）非法人组织的能力是否以“相应”来定位？（3）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后果的表现。
基本观点：所谓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有观点认为“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即在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民事主体性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非法人组织与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不同。后者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前者有相对独立的财产，不能完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魏振瀛：全国《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页）。一些教科书将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筹建中的法人等视为非法人组织。但也有观点将设立中的公司视为没有权利能力，将清算中的公司视为权利能力有欠缺的认识，（见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73页）。总之，对非法人组织主体资格或能力是以“相应”或“不完全”来定位的。
质疑：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如果定位在“相应”地或“不完全”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基础上，那么，就会对非法人组织主体参加民事活动产生的后果产生消极的影响，即，行为后果由谁承担民事责任。
问题五、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理论没有完善的内容。所涉及问题主要是：（1）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应当以有民事主体资格为前提。（2）当事人有民事诉讼上的权利能力而缺乏民事实体权利能力，那么，诉讼形成的结果由谁来承担？
基本观点：有观点认为：“当事人能力的有无，原则上应当以该主体是否具有实体法上的权利能力为基础。但是，他们还认为，由于对于非法人团体而言，是否具有实体权利能力在学术上存在争议，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说认为，非法人团体虽有当事人能力，但却没有权利能力。”（见出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29-130页）这说明民法理论中民事主体资格问题直接影响和作用着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质疑：非法人团体如果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不能成为适格的民事诉讼当事人，那么，对其诉讼后果由谁承担？
二、对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反思
思考一：对民事主体资格概念形态的认识
我认为并主张，民事主体资格理论中所称的“能力”是抽象意义的概念，而不应当是具体意义的概念。理由在于：首先，之所以将民事主体的能力视为是具体意义概念的原因在于，它们混淆了权利能力与权利的区别。那些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概念中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表述具体化，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能力”与具体“权利义务”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因为，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突出的是能力，也就是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交往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时的地位，而不是权利或义务。在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中，权利的内容如果具体，就会与具有抽象意义的“能力”相矛盾。在这一概念中权利体现为“广义”而不是“狭义”。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不仅仅是自然人之间的地位平等，而且也表现为法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地位平等。其次，民事主体资格在法律及理论上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民事主体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同时也通过行为能力的表述，说明民事主体的责任能力的差别。现有的民法教科书在阐述民事主体资格的理论中，忽视了民事主体资格理论设立时的目的性。如果将民事主体资格视为具体意义上的概念，就反映不出该概念与民事权利或民事义务概念有什么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区别。其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是法律上需要建立的一种法律观念，这种观念的确立，反映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即是民法所调整对象的平等。如果将主体资格视为是具体意义的概念，就难以避免因民事主体缺少法律规定的一些具体实体权利，而导致在民事主体之间出现不该出现的能力不平等的状况，这将危及民事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只有将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能力视为是平等的，没有差异的，才能从理论上说明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其四，对于民事主体资格概念中涉及的“权利”和“义务”，我认为应当作“全部权利和全部义务”的理解，说“全部”是指应当将权利和义务看作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民事主体可以享受的所有权利义务内容。只有认识为“全部”才能体现这一概念的抽象性特点。认识民事主体资格概念的抽象性特点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二：对法人的经营范围与民事主体资格（能力）关系的认识
按照民事主体资格（能力）是有具体内容理解，法人超越其经营范围的行为是法人没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实施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推论下去，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无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主体所为的行为，那么，既然主体无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没有责任能力，法律又有什么理由让其去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我们应当抛弃法人经营范围对民事主体资格的影响和限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是消灭。法人在经营过程中都应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种能力不能因法人实施无效行为而丧失，相反，正因为法人有这样的能力存在，才能让其承担因无效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应当树立民事主体资格属抽象意义的概念，它不应当受到经营范围的限制。我国《民法通则》49条规定的企业法人经营范围，实际上是法律对企业经营权利的限制，而不是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应当认为，民事主体在实施超越经营范围而使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主体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而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必须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人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对目前理论上存在的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观点作番评价：笔者认为，虽然法人的权利能力对法人的行为能力有影响作用，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同时产生，但是，在理论上将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作范围上一致性比较是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相反是有危害的。由于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因此，用范围来说明能力的多少或大小本身是缺少科学性的。
思考三：对非法人组织民事主体资格的认识
非法人组织（在民事诉讼中亦被称为非法人团体）是否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之分。否定说认为，非法人组织由于其难以符合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特征，因此，其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肯定说则认为，非法人组织也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待，尽管过去对非法人组织有观点认为其无权利能力，但从近年来一些司法解释中，已经可以看到，非法人组织具有了相应的权利能力。笔者认为，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已经得到确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认为非法人组织属于相应权利能力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因为在权利能力问题上不应当有“相应”一说，因为，如前所述的民事主体平等，主要反映为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又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抽象内容的特点，所以，对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能力做限制的观点是不恰当的。而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行为能力做“相应”的认识是可以被采纳的，因为它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非法人组织只有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才能够顺利地在实践中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民事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
思考四：对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之间关系的认识
坚持民事主体资格是抽象含义对民事诉讼主体有重要影响。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两个概念之间既不相同，但有联系。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主体，是指适格的（或正当的）当事人，即他不仅在形式上有权提讼请求，还必须是本案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因为他要承担诉讼后果。所以，民事诉讼主体应当是以民事主体存在为前提，只有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人，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因为诉讼的目的与结果最后应当由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主体来承受，如果民事主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或受到限制，其就无法承担民事诉讼的结果。无论法人或自然人都是如此。至于非法人团体，如思考三所述，由于我们坚持民事权利能力抽象的特点，所以，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存在，而且是完全的，因此，在诉讼当中也就不存在“虽有当事人能力，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矛盾，也就可以避免当事人由于不存在民事权利能力而不承担诉讼后果的情况。
综上所述，对于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认识，目前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检讨有关问题，对于完善健全民事法律制度都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书：
（1）魏振瀛：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杨振山：成人高等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5）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版
（6）江平、巫昌祯：《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版
（7）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国际组织概观篇6
关键词：国际私法；分类；国际法；国内法
对于国际私法的性质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三种主要观点，即国际法论，国内法论和两者兼而有之的二元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成立，需要在当今法学发展的背景下仔细分析。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国际私法的国际法国内法性质，首先需要在问题的源头上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概念的理清
讨论国际私法的性质之前，首先要理清的是国际法和国内法这两个基本概念，这涉及到法理学中的法的分类，但与国际私法性质相关的两者概念和传统法理学中两者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传统法理学根据法的创制和适用范围对法律进行分类，其中，国内法是指由国内有立法权的主体制定的，效力范围一般不超出本国主权范围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国内法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个人和组织，国家一般只是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作为与个人组织平等的主体出现。国际法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间制定、认可或缔结的确定其相互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并适用于它们之间的法。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国际组织。
在讨论国际私法性质时，不同的学者容易在国际法的概念上理解不同。概括地讲，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什么是国际关系，是“公”是“私”还是“公私兼有”？我国学者王铁崖先生曾指出：“国际关系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国家之间的正式关系—这是严格意义的国际关系；另一种是人和团体跨越国界的交流关系—这是扩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人和团体跨越国界的交往关系往往先于国家之间的正式关系而存在，而且，在国家的正式关系存在的同时，人和团体跨越国界的交往关系更加发展更加有意义。”在此，我们接受王铁崖先生的第二种理解，对国际关系作广义上的解释，国际关系从主体上看，是一种“公私兼有”的关系。因此，对于国际法的理解，将不是作为单个部门法的国际公法的理解，而是将其他个人和组织的跨越国界的交往关系也包括在内。在这种意义上讲，国际法成为与国内法体系相对的国际法体系，它大体上包括了与国内法体系相对应的法律部门如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之所以对国际法作出这种理解，是因为19世纪末叶以后，世界各国的交往逐步达到空前的程度，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远非传统的政府之间交往关系所能概括。鉴于这一现实，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特别在作理论探讨时，应对国际法作广义的解释，即它在调整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时，包括了不同国家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交往关系。
二、“国内法”观点的理论缺陷
赞成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学者被称为“国内法学派”或“民族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巴丹、巴迪福，德国的卡恩，英国的戴西和前苏联的隆茨等。支撑这些学者观点的主要论据如下：国际私法和国际法的主体和调整对象不同；两者的法律渊源不同；两者的法律规范的制定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两者争议的解决主体和解决方法不同。
基于现代国际法体系的理解，“国内法学派”的观点存在诸多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国内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私法和国际法的主体和调整对象不同，个人和组织间的交往不作为国际法调整对象。这是基于狭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的理解，排除了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个人和组织间的交往，而仅仅将国际关系限定在代表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间的行为。很明显，这种狭义国际法的理解已经落后于时展的步伐和要求。现代国际法应该反映所有国际法主体之间的行为，其中当然包括了不同国家间个人和组织的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在国际交往间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国家间的行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比重将会逐渐下降，直至消失。法律应敏感的觉察到这种现实社会的变化，与时俱进，表现现实社会的需要。当然，这种变化亦应在法理学的理论中得以体现。所以，狭义国际法的理解应退出历史舞台，国际间个人和组织的交往亦应是国际法性质的交往。“国内法学派”从主体和调整对象角度判断国际私法为国内法将失去理论依据。
2.“国内法学派”认为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的法律渊源不同。国际公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则主要是国内立法和国内司法判例。但仔细辨别，不难发现，这种根据并非无懈可击。我们承认，国际公法的主要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但是，这两种渊源也需要经过国内立法承认才能在国内生效。基于此种理由，难道可以认为国际公法是国内法了？另外，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的部分法律渊源相同，即两者的法律渊源都不同程度的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所以，“国内法学派”从法律渊源的角度也无法将国际私法和国内公法的性质进行明确区分。
3.“国内法学派”认为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的法律规范制定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他们认为，国际公法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协议的产物，具有普遍约束力，而国际私法主要是由主权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笔者认为，这种论据仍然不能将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性质进行区分。因为基于上面提到的理由，国际公法虽然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议，但同样是经过国内立法机关的确认，这与国际私法是相同的。就适用范围而言，冲突规范一经适用，一国法律就会对当事人发挥法律效力，具有普遍约束力。对于国际统一实体规范而言，更是与国际公法相似，对缔约国当事人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说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存在当事人选择适用和法律政策保留等情况，国际公法同样存在类似的缔约国承认其法律效力以及缔约国声明法律保留的情况。所以，综上所述，法律规范的制定主体和适用范围同样无法将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性质截然区分。
另外，“国内法学派”还试图从两者发生争议的解决主体和解决方法角度区分，从两者的调整方法区分。笔者认为，这些角度的区分只能说明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存在不同，两者是不同门类的部门法，而不能触及两者性质的区别，无助于争议的解决。三、国际私法性质的辩证分析
分析国际私法的性质，应该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广义国际法的角度进行理解，同时，以全面的眼光看到国际私法中确实存在国内法的成分，但主要是国际法，并且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趋势也将会愈发明显，国际法的性质更加强化。
从广义国际法的背景出发，国际私法调整的是涉外的个人和组织的民商事关系和民商事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人和团体跨越国界的交流关系”，是一种“扩大意义的国际关系”，因此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并且将会发展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未来的国际私法将主要具有国际法的性质，并且是整个国际法学体系中的独立的二级学科。
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也存在着诸多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两者所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相同，即无论是国际私法还是国际公法都必须遵循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等基本原则；两者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际私法主要是由各个主权国家自由制定的，它无疑是各个主权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际公法也必须得到主权国家的承认，才能对缔约国生效；两者都产生于国际社会，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则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都无从产生；两者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划分国家主权扩张的范围，不同程度地既涉及国际又涉及国内等等。另外，伴随着科技和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在国际私法体系中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调整方式由更多的间接调整到更多的直接调整也是法律调整方式向更高级的方向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性质将更加明显。
总之，解决国际私法的性质争议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要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分析，并且用发展宏观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国际私法在当前主要是国际法，将来随着科技及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徐显明.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金明.国际私法性质的法理学分析[J].社会科学，2007，(4).
国际组织概观篇7
关键词：社会倾销；企业社会责任；Sa8000
社会倾销主要由发达国家提出，对其有多种认定。一般认为社会倾销可以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因劳工标准低而致使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由此造成的出口竞争优势；另外也有把跨国企业的低福利国家生产返销国内的行为也称为社会倾销。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蓝色贸易壁垒的概念。无论哪种定义，其核心内容都是劳工标准问题。社会倾销的提出并不是只针对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前者常常成为社会倾销问题的核心。
与传统的商品倾销相类似，社会倾销一样具备传统倾销的特点，但由于其提出的特殊环境与时代，它又具备自己的一些特点，概括而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性。就根源来说，最早的倾销概念的提出并不具有今天的褒贬色彩，但随着对于国际贸易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倾销的概念也被戴上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含义，社会倾销也不能例外。社会倾销的提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于人权与劳工问题的关注，实质上由于国际之间劳工标准的差异，存在一些国家的劳工标准低于一些高福利水平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产生了差异，而最终导致了商品价格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高标准国家认为是低标准的国家享受了不公正的竞争优势而产生的。
（2）隐蔽性。与传统的倾销形式不同，社会倾销具有较大的隐蔽性。被认定为社会倾销的产品往往需要探究其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所被对待的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等问题。而这种问题需要长期而且繁冗的调查过程，并且调查过程中也存在较多主观因素，缺乏量化标准。
（3）国别性。社会倾销的产生除了有作为生产者的企业不重视劳工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原因外，还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发展水平有很大相关。一些发展中国由于经济发展较晚，经济和立法制度不完善。然而这种不完善并不是刻意的。只不过是这些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1社会倾销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
1.1宏观方面
(1)随着wto的影响逐渐扩大，Gatt所宣传的促进贸易的理念得以延续，加之wto对于发展中成员利益的重视。使得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到规范国际贸易的行为之中，而关税这种传统的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也随之淡化。因此保护本国贸易已经越来越需要依仗非关税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直至社会壁垒也应需产生。非关税壁垒较之关税壁垒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在结果上也更易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以社会倾销为例，由于国际社会上对于社会倾销行为并没有统一的认定与限制，所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认定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为社会倾销时就存在极大的主观性，也无需经过其国内繁冗的立法手段就可以实施各种反倾销行为。对于许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所需要面临的国际贸易壁垒形式由显现向隐蔽转换，使得国际贸易遇到的压力更大，防御和应对的难度也加大。
(2)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已由“物”的层次扩大到了“人”的范畴。国际竞争的焦点也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加之许多国家都作为iLo成员国，该组织所制定的核心国际劳工标准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劳工标准。“任何一国不采用合乎人道的劳动条件，会成为其他国家愿意改善本国状况的障碍。”也为社会倾销概念的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因此在发达国家国内劳工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社会倾销的概念较之其他倾销概念更易获得发达国家国内普通民众的支持。而这种社会倾销的矛头往往直指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或法律的不足以及对于执法的松懈，所以社会倾销一般不针对单独一国的某几个企业，产生的负面印象会波及此国相关行业，而形成对于该国产品普遍不利影响。
1.2微观方面
(1)国内企业参与的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阶段生产位于国内，通过商品出口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其二阶段生产位于国外，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在其一阶段中，由于母国产品被指控为存在社会倾销的问题或者嫌疑，该国同类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东道国的难度加大，尤其是进入外国的供应链与销售网络的难度加大。许多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会相应要求供应商拿出不存在社会倾销的证据，即企业已经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的证据。比如在全球零售业占据重要地位的沃尔玛对社会责任十分重视，它有专门的工厂认证制度来保证其供应商生产的产品是符合社会责任的。在其二阶段，企业进入他国生产的过程中，更要注重社会倾销这个敏感问题。尤其在东道国中，存在社会倾销外延可能被扩大的可能性。德国最大的折扣连锁店利德，就是在进入他国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够重视员工的个人隐私以及休息权利，因此被指责为存在社会倾销，而受到东道国的批评和抗议。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作为经济个体的企业，受到社会倾销的影响是直接的。
(2)由于外国的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的转变，从“理智消费”时代经过“感觉消费”时代，转向“感情消费”时代。外国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是对企业满意不满意，与此同时，他们比原来更加重视产品的外延部分，而不仅仅停留在产品本身。他们通过购买企业声誉好、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来满足其“尊重”以上的需求。他们更加注重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能够保护环境，乃至支持人权状态的改进。由于社会倾销观念在国际上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存在社会倾销嫌疑国家的企业往往在树立企业形象上难度更大，容易给外国消费者造成产品生产过程中员工缺乏人权对待的印象，由于文化环境注重社会福利和消费者个人注重产品附加价值，企业产品很易遭受到冷遇甚至抵制。 2应对社会倾销的方法
2.1国家对策
国际组织概观篇8
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概念。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把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之一。过去一段时间里，对我们国人来说，对“市场经济”确实是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
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规律，坚持用事实来说话，果断地否定了这种看法。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后来他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存在必然联系；二是要从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看待市场和计划手段的选择；三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下，全党形成了共识，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此为引领，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果断使用“市场经济”概念范畴，我们绝不会在世界经济讲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其次是“人权”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西方敌对势力总是用人权问题来打压我们，对我国进行攻击和诽谤。面对这种一边倒的国际舆论，我们有必要揭露他们所说的“人权”的虚伪性，认清他们谈人权问题只是个借口，真实目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这种基于“你谈我不谈，你谈尽恶意”的认识而单纯防御的做法毕竟不是长久之策，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理解。
为此，同志提出我国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三点：一是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中国尊重参加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赞成国际间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对话。二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三是明确党和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的宪法从根本方面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紧密结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道路。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事业的白皮书，并就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再次是“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但是国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也容易产生歧义。因为“科学”一词虽然有合乎科学精神、合理的意思，但毕竟其基本词义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发展观容易被理解为关于科学事业发展的观点。
注意到这种情况后，同志借用国际社会的一个通用概念“包容性增长”来表达科学发展的确切含义。“包容性增长”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交的一份关于未来发展规划的建议中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同志首先是在2009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使用这一概念，接着在2010年9月16日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然后在2010年11月14日apeC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上进行了详细阐述。同志接连三次倡导“包容性增长”，旨在表明包容性增长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同志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对世界文明发展最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对于表述中国主张、阐明中国立场，意义重大。
用好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需要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学术的视野
今天在争取国际话语权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着概念范畴的使用问题。用一套抽象晦涩只有自己能够理解而别的国家难以懂得的概念范畴，还是用那些在国际社会已经普遍使用起来并且能够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呢？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敏感词汇上。
不可否认，这些概念来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有特定的理解和解释，甚至把这些概念变为打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根棍子。但这些概念是不是就不能使用呢？如果我们不使用，就会把这些概念的使用拱手让给别人，任其垄断这些解释权，从而造成话语权上的被动局面。可行的做法是，你讲我也讲、你用我也用，而且比你讲得更好、用得更妥，这才是真正争取到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为什么可以使用这些能够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怎样才能用好这些概念范畴？概括起来说，就是要有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学术的视野。
首先，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普世价值”。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他们的那套价值观念推崇为“普世价值”，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一般地反对“普世价值”，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不存在只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或者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的东西。价值也是这样，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价值，也没有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普世价值”作为价值普遍性的表达，本身无可厚非。我们要防止的是把某种具体的、历史的价值观念说成是“普世价值”，但也不可否认任何为一个国家或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具有“普世价值”的颗粒或因素。
着眼于争取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可行的思路是所指出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大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普世价值”上占领制高点，形成新优势。
其次，用学术的视野来看待“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借用黑格尔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蕴含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的基本范畴之一。通常而言，它主要是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在西方国家，在公民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以捍卫私域和私人公共领域自主发展的合法权利不受经济系统和国家的侵犯为目标的单一主题的抗议运动，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民权运动等，总体上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些在我国并不是突出问题，但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为此，有必要加强公民社会的研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
（摘自《人民论坛》）
国际组织概观篇9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利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对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国家”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层面和角度。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理论：韦伯理论，多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③。韦伯学派认为，国家是具有主权的组织，能在其领土内对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权利的实体；多元主义给国家的定义是某一特定的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具体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国际法层面，学者们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④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点。但是，纵观所有相关概念，我们应该有几点共识：国家是具有主权、社会(定居的居民)、领土，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组织。然而，我们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时，如果仍然把国家的概念固定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畴中，以权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学术话语来表述形象，形象将永远处于一个没有边际、虚无飘渺的空中。人们时时处处感觉到形象的作用，却无法评估。于是传统的政治学者总是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附属品而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单独的一个概念进行看待。国家形象的相关论述也因此而苍白无力。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为人类提供了观察、解释世界的新途径。这种理论认为，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⑤。系统论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一直存有争议⑥，但是利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系统论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统和亚系统，然后组成一个有动态反映的整体，并予以认同”。⑦国家则是一个“大系统”⑧。这个大系统由很多交叉重叠相互建构的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把国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信源”(informationsource)。这些信息源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由于互相联系而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统，这就是国际社会。这个特大系统中，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信息链条中，即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国家系统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态和物质亚系统，一般认为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而是相对恒定的，当然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如果要给此亚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一个名称，可称之为“核信息”，这些信息是内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统核信息基础。国家系统第二层次是社会组织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也就是政治学层面上所说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制度等。该部分是极为庞大、复杂部分，它包罗了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一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态奠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大社会系统的基础。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国家系统的生态、物质基础，这个部分应当是信息形成过程中人类之后的第二决定者，是国家系统中信息身份的认定者。该部分运动中产生的信息构成国家系统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很多政治学者力图将国际系统的第二到第三层面简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统”。他们认为“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用来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⑨“在政治系统模型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统一样运作。”⑩在众多的政治系统模型中，伊斯顿的模型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一系统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是不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的工作人员在民主党的总部安放窃听器呢?不。但是当1973年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链才开始起作用。这里面也许还有政党斗争以及其他政客的个人因素，而并不单单是民众对众议院施加压力而能够发生的。因此，罗斯金等人在撰写和研究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动，形成了“政治系统的修正模型”(11)。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内部输入”的概念。“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12)。这一概念的引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也说明了现实的复杂性。在分析国家系统的第二层面时，同时涉及到了该系统的第三层面。在第二层面的基础上，一国系统内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最终被标识并被传输。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世界的综合表征。抛开人的因素，我们不妨把两者都看作是客观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质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未必是物质的，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形”。当然，我们研究的关键在“像”，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环境当中通过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义上的“形象”。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识的最终形成。从物质到能量发生了一个守恒的变化，变化出现在形式上；当进入信息转变之后，变化规律变为不守恒，而意识变化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测性，信息变化更加复杂。也就是说运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这些特征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信息；作为物质属性的信息也是客观存在；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识”是否是“象”呢?否!意识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意即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当人们将加工后的信息这种“像”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之后才形成“形象”。这是“形象”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成过程(如图所示)。物质(运动)信息传输(被噪音影响)人脑被加工像(输出+噪音)变形形象图1形象形成过程简图由此，笔者试图将“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结合上面对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1：由表1，我们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点：1.形象的物质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物质的本源，形象无从谈起；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根据以上对于形象特点的界定，笔者试图将形象形成的过程细化(如图2图3所示)：物质运动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ia(14)，ib……i(n+1)，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形”，也可以成为“源像”。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进来。由于“社会中人们共有的都是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指说对象和符号的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15)，信息发生第一次变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讯息”，即“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16)。讯息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于外界其他符号系统或类似噪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二级变形。经过两次变形的信息进入大脑。大脑中存在固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加工工厂，这个工厂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某种“模板式”。这个过程中，信息第三次变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形成的总模板S。这些也就是在大脑中的映像。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只有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情况适当时(时间、地点等所有相关条件)以主体独有的方式将这种映像输出。由于输出过程中有符号介入，同时也收到各种不同传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这里有第四次变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对特定事物总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没有终结。它会在特定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对物质本身产生影响，也就是对于物质及其运动产生反作用。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做以下假设：第一，第一级和第二级信息变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达大脑之前不可控制。但是当源像信息一旦被人类符号化并进行了编码，就给予外界一种控制的可能。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会制度、生活背景给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号和符号序列以及编码系统组成的意识工厂对进入大脑的各种符号进行品评，根据信息符号序列与所储存相关序列进行对照，原有符号编码被进一步强化、削弱以至更换，当然也有被完整传递的可能。(17)其变化程度与信息进入的数量、原有符号序列的“坚硬”程度、两种编码的相似程度有关。(18)
表1物质、信息、意识、形象的区别与联系(13)加以比较的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过程守恒原理熵度量物质电子、有机细胞、生产力等扩散过程，发展过程等存在于物理领域结构熵数目、数量单位等信息信号、信号序列通过媒介传输，通讯、信息的存储等没有守恒原理(因为i=i′+噪音决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为早已(14)介入而产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据信息流量)意识观念、概念等抽象、逻辑推理等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形象众多概念、多种意识的合成通过中介(media)的反映像过程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图2 形象形成过程细图(19)第三，由于模板输出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模板内容输出时会因为噪音的影响而发生第四级变形。第四，形象形成后，对于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会产生能动的影响。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种影响方式与媒介都有人与媒介的参与，因而具有可控性。第五，由符号所标识的信息根据其最终的传输效果，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核信息”，这种核信息在形象形成过程中相对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种是被缩小的信息。
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支庭荣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更多的运用心理战术和舆论垫付手段，搞‘和平演变’”。(20)因此，国家形象概念多由国内学者提出。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21)90年代以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教授也对“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2)。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3)。另外，成都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24)。可以看出，在“国家形象”概念界定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界定层面也不同，但是离不开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认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结合以上对于国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25)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在国家关系与大众传播层面上，我们主要分析一国的国家形象在外部公众中形成的映像的输出。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家系统的3个信息层次。根据国际关系学中系统论的观点(26)，每一个发出信息的国家系统最终组成国际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系统面对的是外部的国际社会、国际公众或者说他国公众以及国际组织(27)。假定某个国家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有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所不同的是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强烈的复杂性；另外，国家系统本身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识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加工(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渐缩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因而第一信息变形实际上在系统内部已经发生，而且上文中所说的二级变形也已经发生。这些变形的发生和系统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国家形象的描述必须引入政治学的系列概念，例如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策机制等等。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说，单纯的物质形象形成过程中人是通过符号以及固有意识形态来加工经过一级变形的信息，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外部公众加工的则是经过n级变形的信息，这种变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缩微，当然不排除变形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信息的可能。考虑到以上4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形成有这样一个过程(如图3所示)：国家系统内部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的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映像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由此，类似于物质本身，国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国家系统3个层面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国家系统的“源像”。类似于单纯物质的源像，这种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经过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输出，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该组群意识形态色彩，带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这就是国家系统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过程)；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源像又部分地为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的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这种描述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和体系、国际形势等更多因素的影响；上述两种描述在国家系统的外部受众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这一映像和其生活产生联系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信道传输出来，并最终形成一国形象。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着。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国家形象了：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者将为了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展开博弈。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信息实力，一国系统所传播信息与对象国主控意识形态切合的程度；一国系统信息改编他国主控族群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一国系统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关于信息博弈的具体过程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里加以阐述。图3 国家形象形成过程图注释：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②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③［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54页。④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⑤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⑥p·切克兰德著，左小斯、史然译：《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中“科学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一节，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页。⑦陈卫星著：《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⑧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⑨⑩(11)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转摘自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13)根据克劳斯著：《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转引自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改编)。(14)informationa(1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16)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17)由于文章主题所限，笔者不对此假定进行详细论证。(18)参考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以及传播心理学相关内容。(19)据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页；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3-117页；［法］罗兰·巴特著，许绮玲译：《神话—大从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页；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导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页相关内容做出。(20)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支庭荣：《国家形象传播——一个新课题的凸现》。(21)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22)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23)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2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25)这里，公众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受众个体等在内。(26)卢明华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27)这一看法来自于“新现实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解和分析，但是笔者认为将这种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更加容易说明问题。有关的内容可以参阅［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8)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对于物质力量从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再生产具有控制能力的族群(group)。这一概念参见terryeagleton，1991“ideology：anintroduction”VersoLondon，转引自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第38页。
国际组织概观篇10
关键词：工作价值观；关系绩效；组织环境
一、基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
（一）关于工作价值观的内涵
工作价值观是国内外近几十年来的研究热点，国外的许多研究者对工作价值观的概念的理解各有差异，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概念解释。Super（1970）是最早对工作价值观内涵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将工作价值观定义为：员工个人所追求的与工作内容有关的目标，表达了员工个人的内在需求以及从事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性，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想要在工作方面达到的某一目标。此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有关工作价值观定义的不同看法，大多是围绕着价值观是对事物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一基本定义进行。中国学者宁维卫（1991）对工作价值观概念的引入以及本土化处理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强调了工作价值观的社会性，并且与elizur提出的价值判断观点有所重合，将工作价值观解释为人们衡量社会上的各种职业优势、意义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它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
中外学者提出的关于工作价值观的概念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工作价值观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工作价值观可以反映出人们内心渴望从工作当中获得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东西；工作价值观体现了人们工作时内心的需求和满足之间的种种关系；工作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偏好的一种选择，它并不是类似道德上的那些准则；工作价值观是人们决定从事某一活动的倾向性的表现；工作价值观是人们工作时的不竭动力，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鞭策人们向着工作目标甚至人生目标奋斗。
（二）关于工作价值观的结构
工作价值观是涵义较广的多维概念，因而对于结构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由于定义的多元化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内外的学者对工作价值观结构的分析也呈现出多样性，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二维度划分法。主要代表观点有Herzberg（1966）的工作价值观分为内在工作价值与外在工作价值；miller（1974）将工作价值观分为内隐性工作价值观（intrinsicworkvalues）和外@性工作价值观（extrinsicworkvalues）两类。
三维度划分法。Super（1962）的观点是比较经典的结构划分方法。他将工作价值划分为三类：一是内在价值，包括：利他主义、独立性、智力、管理；二是外在价值，包括：成就感、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变异性；三是外在报酬，包括：舒适度、安全感、社会地位、经济报酬。
四维度划分法。Surkis（1992）提出了在四维度划分法里比较经典、借鉴意义较强的观点，包括内在价值、外在价值、社会价值和威望价值四个维度。
纵观国内外研究者对工作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可以看出：1.尽管不同学者各持己见，但是综合大多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工作价值观的结构可简单分成内在的价值观、外在的价值观、社会和相关的价值观三种类型。2.但还是有部分研究者对一些项目如威望、影响、权利和成就等，有不同的归类，如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项目是外在的，有些研究者认为应是内在的，少数的研究者则将这些项目看为一种独立的威望或权利类型即威望价值观。
二、关系绩效相关研究
（一）关系绩效的内涵
传统的绩效研究多集中在员工的任务绩效上，但是任务绩效却不足以表明员工的心理状态和工作满意度等情况。随着组织结构扁平化浪潮的推进，员工的关系绩效也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者和研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Borman&motowidlo认为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是对应存在的，两者共同构成员工绩效。他们认为关系绩效不是直接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而是为直接生产和服务等活动提供心理背景和社会环境支持的活动。此后，其他研究者也渐渐提出了关于关系绩效的不同定义，如VanScotter&motowidlo（1996）提出了关系绩效是超越了员工工作说明书和职务规范的一系列行为活动的观点。organ（1997）则把关系绩效看作是对保持和提高任务绩效有促进作用的社会和心理环境的行为，同时他认为关系绩效并不是正式工作说明书会提及的，也不会被组织以正式的报酬系统回报的，但却对组织的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这些中外学者提出的关系绩效的概念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将关系绩效与任务绩效区分开来，并强调了关系绩效在职务绩效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归纳以上定义进一步得出良好的关系绩效往往伴随着更高的职业奉献，并且与人际关系有关，这为关系绩效的维度划分和测量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系绩效的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在企业中表现出的关系绩效的差异性很大。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个性因素是否是关系绩效的预测变量。不同工作的成功胜任所需要的个性特征也不尽相同，当工作类型和个性特征相匹配时，对关系绩效的预测力就会大幅提高，因此本文认为有两类因素会对关系绩效产生影响：一类属于个体特征，另一类属于工作特征。
与个体特征相关的主要因素为人格。motowidlo&VanScotter（1994）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经验与作业绩效的相关性比与关系绩效的相关性高。相比作业绩效，人格与关系绩效的相关性更高。这说明经验对作业绩效的影响较大，而人格是影响关系绩效的主要因素。Coleman&Borman（2000）发现五种人格中除了外向维度与作业绩效相关外，其余维度都和关系绩效显著相关。
与工作特征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作性质、工作情境、组织承诺以及绩效评定程序等。miller等人对工作责任感在组织绩效中影响的机制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分析，发现工作责任感直接影响了关系绩效，比能力因素更能准确预测关系绩效。avis等人在研究责任感和认知能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后，发现相比认知能力，责任感更能准确预测关系绩效。Beaty通过营造一种认可关系绩效行为的工作环境，对被试者进行一系列研究，发现这种工作环境直接影响了关系绩效行为。
三、组织环境相关研究
（一）组织环境的概念
组织环境一直被认为是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w术界对组织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巴纳德曾提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内部平衡和外部适应和谐地综合起来”的观点；彼得・德鲁克也就组织环境提出“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目标管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看法；但关于“组织环境”的确切定义和内涵，到目前学者们尚无统一的看法。Duncan（1972）对组织环境提出了较为经典的定义：“组织环境是各种社会要素和自然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对企业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Duncan的定义是肯定了组织环境对于企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同时，打破了组织环境是社会要素集合的固有观念，将自然要素融入组织环境中，对于后人的研究有较重要的借鉴意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和组织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学者们关于组织环境的定义有了井喷似的发展。tagiuri（2005）提出组织环境是指组织内部环境相当持久的特征，能为组织成员所体验，并且能够影响组织成员间的行为，可透过组织特性的价值加以描述。
本文认为组织环境是指对组织的绩效具有一定调节作用的因素，并且组织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且该变化也是与特定的组织及组织活动相关。
（二）组织环境的分类与维度
amabile（1999）认为组织环境由三个变量构成：1.结构、控制和科层。反映组织内部的正规化程度、控制跨度和等级层次程度；2.支持、互动、沟通。变量项目包含了组织中的领导处事的方式及态度，这是组织环境中重要的因素；3.氛围。反映组织中掌握专业技能的关爱氛围。魏焕成提出组织环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权力控制型”，一种是“非权力控制型”。有学者根据资料整理得出，在结构上对组织环境进行划分则可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也称宏观环境，较注重组织主体以外的各因素，一般是指对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现象，其中包括对组织绩效具有潜在作用的外部力量或各种机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组织的内部环境也称微观环境，是指组织集合、组织关系、组织网络等，其反映了组织主体内部各因素之和，具体包括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四、基于工作价值观、组织环境与关系绩效三者关系的研究
组织环境在工作价值观和关系绩效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很少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我们发现了组织中许多和组织环境有关的因素如组织公平、组织支持感等都和个体的工作价值观和关系绩效存在这一定关联性。在组织环境与工作价值观的关系方面，组织环境既可以是促进个体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又是辅助个人实现其理想和价值的重要条件。高婷婷（2011）在研究中曾提出组织支持感与工作价值观呈显著正相关。在组织环境与关系绩效相关性方面，影响关系绩效的因素中有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与工作特征相关的因素中又包括工作情境等。Beaty通过有目的性的创造一种普遍认可关系绩效行为的工作环境，研究发现工作环境会对关系绩效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李永壮（2013）对在酒店工作的员工进行研究时，发现构成了组织公平的四个维度会对关系绩效中的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产生正向影响作用。除此之外，国外学者o’Reilly和Chatman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组织氛围对工作价值观起到正向影响的作用，组织氛围中的管理风格和人际关系对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各维度都起到正向影响的作用。同时，一个组织的文化氛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员工的工作价值观以及信仰，并进一步对员工的工作行为及态度产生影响。这说明，组织环境可以引导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并有可能对关系绩效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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