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www.133229.com“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2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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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理论基础设计的．官僚制虽然有弊病，但现在还没有一种更能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来取代它。至少在目前，它应该是以效率为基础并能够适应国情文化和民俗的管理体制。麦当劳以其特有的管理方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并在当地扎下了根．这或许可以成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借鉴。教师职称
从制度分析而言，公共行政的模式研究即是将各国公共行政的制度特征加以归纳，以这些特征为基点构建一个公共行政的普遍性模式。而历史来看，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理论基础设计的，后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则是以企业管理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奉行一种“管理主义”取向。无论是公共管理模式还是企业管理模式，它都应该是以效率为基础并能够适应国情文化和民俗的管理体制，尽管二者在价值目标取向上可以不同。因此，本文以企业管理中麦当劳的经营管理模式为参考，来探讨一下对于公共管理模式改进的可借鉴因素。
1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变迁教师职称
一般说来，政府的公共管理或公共行政模式，就是政府用怎样的手段来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而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模式的区别重点不在文字上，而在政府治理的理念和方法手段上。因此可以说，政府治理模式与行政模式，抑或公共管理模式都是一种政府的社会组织管理方法。
传统的手段是“管制”，名目繁多的审批项目—办一件事，需要多次跑衙门、办手续、盖公章，是对这种模式的最好诊释。从行政思想的发展史来看，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大致经历了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管理学等阶段。这种学科研究阶段的变迁不仅仅是理论的变化，更是一种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升级。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理论上的连贯性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只不过是在那个激进的年代做出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映而已，新公共行政学在传统行政学追求经济和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共行政并非是完全的价值中立，而要把社会公平也作为公共行政的目标追求，这种思潮并没有形成行政管理的模式。笔者认为，具有深刻影响的主要两个阶段是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并且已经和正在有自己相应的管理模式。
1.1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两个理论基础: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官僚制理论。当然，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就会具有这两个理论精神下的特征。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实际上是同义语:一是产生的背景相同，二是理论基础相同，三是有共同的特征。而之所以用“治理”一词只不过是与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相对罢了。传统的政府治理有六项主要特征: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层级制和规则;永久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内部管制;平等。
1.2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教师职称
针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益、效率和效能，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进行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改革。而这种公共管理改革是要在探索中发现并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比如，B·盖伊·彼得斯教授对这些改革进行综合归纳后，将其分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种改革模式，而且认为这四种模式是改善当代政府治理的主要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兴起而产生的。可以说，这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只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尚处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公共管理新模式。如果说，上述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等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话，那么，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只是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公共管理模式的一种较为新颖和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新公共管理的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不再起作用。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早期改革发生了一种变化。它在理论和具体方案方面比修修补补地降低成本为目标的早期改革更为明确。新公共管理的目标在于取代传统模式，因此它不像“以前的”公共管理那样只是在公共行政内部实行技术性的专业化。新公共管理不只是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它表现为要求公共部门转换机制并改变其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关于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研究报告，对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涵作了总结归纳。一般认为，新公共管理与传统行政管理有所不同，其主要主张有:政府服务应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导向;更加重视政府的产出、结果、效率和质量;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强调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测量和评估;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中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管理方式;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民营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人事管理的灵活性等。教师职称
总之，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在理论上，前者的学理基础是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后者则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学。在行为主体上，前者是以政府的单一中心治理;后者是以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多中心方式。在治理方法上，前者是政府唯一地提供公共产品，并实行管制;后者是私营部门也被允许提供社会所需地公共产品，实行引导和管理。实际上，行政管理模式的变化也恰好说明了，在社会日益变革的今天，人们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求着公平、服务与满意等人性化的价值，行政管理模式也随着人们的要求不断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开放。恰恰对比，企业经营模式正式朝着人性化服务和开放式管理的路径在变革，我们不妨拿麦当劳的经营模式来做以参照对比。
2麦当劳经营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
现在，麦当劳快餐店及其许多衍生物已经无所不在，并很快在全美国成为可以辨认的象征，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情况也是一样。麦当劳已经达到了它的崇高地位，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美国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在无数的场合经过它金色的拱门，麦当劳快餐店正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努力地继续扩大其经营。
为什么麦当劳模式所向披靡?简单地说，麦当劳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为消费者提供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这也是麦当劳模式的特质所包含的几个不同侧面。
首先，麦当劳提供了效率，或者说提供了从一点达到另一点的最佳方法。对于消费者而言，麦当劳提供了从饥饿到吃饱的最佳途径。在一个双亲均需工作和存在单亲家长的社会中，能高效地满足人们消除饥饿和许多其他需求，的确很有吸引力。教师职称
其次，麦当劳提供了可计算性，或者说强调的是销售产品的量的方面(份数、成本)，也强调提供服务的量的方面(得到产品所用的时间)。量成了质的对等物，有足够的量，或者能做到快速交递，这就意味着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将麦当劳出售的食物量化，并感到好像花了通常的钱买到了很多的食物。人们也会去计算他们开车去麦当劳、拿到食品、进餐以及回到家里的时间，然后，他们把这与自己在家里准备食物所花去的时间作比较。
第三，麦当劳提供了可预测性。亦即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一样的。在莫斯科的麦当劳与在北京的麦当劳其产品和服务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今天吃，还是在明天吃，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知道麦当劳所提供的东西不会出现意外本身就是巨大的安慰。麦当劳模式的成功表明，许多人倾向于喜欢一个不会出现意外的世界。麦当劳系统的员工也是按照可预见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遵照公司的规则和经理的指令行事，在许多情况下，不仅对于他们的行为而且对于他们的言谈都在很大程度上可预见。
第四就是控制。将这种控制施加于每一个进人麦当劳世界的人身上。在快餐店吃饭的人是受控制的，尽管这种控制通常显得很微妙。排队、有限的菜谱、很少的选择，这些都让来这里进餐的人不得不按照麦当劳的管理部门的设想去做—快吃、快走。此外，驾车到窗口购买的做法甚至让人们没吃就走。在麦当劳化的组织里，工作人员也受到高度的控制，通常他们比顾客受到的控制更为明显和直接。他们被训练得一丝不苟地按所吩咐的去做有限的几件事情。麦当劳所采用的技术以及它所建立的方式也再次增强了这种控制，经理和检查员的责任就是确保工作人员的工作没有一点的偏差。
以上对于麦当劳化的四个基本特征的讨论让我们明白关于为什么麦当劳快餐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绩，以及为什么麦当劳化的过程有如此戏剧性的进展是有着很好的、实在的理由的。麦当劳化无疑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比以前可以更为便利地获得商品和服务，获得这些东西现在不那么再依赖于时间和地理位置。比以前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范围广泛的商品与服务。人们几函乎可以随时随地获得他们所想要和所需的东西。要想获得想要和所需的东西的确比以前方便多了。商品和服务的确比以前更加统一的质量标准;至少有些人可以获得比在麦当劳化以前更好的商品服务。在一个变化迅速、让人感到陌生而似乎又带有敌意的世界上，麦当劳化系统为我们提供一种相对安定、熟悉而安全的环境，这毕竟是对顾客的一种慰藉。由于产品已被量化，消费者可以较为容易地对那些相互竞争的产品进行比较，人们更有可能得到同等的待遇。
3麦当劳经营模式对行政管理模式的改进建议教师职称
从麦当劳的经营模式和策略中，麦当劳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为消费者提供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其实这大大强调了管理的效率。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麦当劳能够在世界各个角落扎根呢?很明显，它适应了当地的风俗与饮食口味和习惯。而文化这种无形的东西，是一种出奇制胜的硬件，有了它便能引领鳌头，否则市场规律必将使之淘汰。每年麦当劳都在世界各地研究各地的饮食习惯与口味，不断地推出适合当代口味的新食品。
如果说，强调效率，那么麦当劳与政府官僚制没有什么区别;而强调服务则是麦当劳是一马当先的，所谓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后来的事情了。快捷、好吃是麦当劳的致胜法宝，那么作为一个政府如何提高办事效率和满足公众需要，应该是任何政府追逐的始终价值。
实际上，官僚制虽然有弊病，并且招致了诸多批评，但是现在还没有一种比它更能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来取代它。那是针对政府的效率来说，官僚制其实是一种极其理性化的管理体制，对于效率的追求永远是行政模式所追求的价值。而官僚制本身没有错，错在人为地不断破坏它。同时，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官僚制不可能顾及到人们生活等方面，新的管理主义模式正是治疗官僚制所不及的。因此笔者建议:
(1)建立服务型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近年米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在深化行政改革中提出的一个目标选择。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民本位，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全看社会和公民是否需要，并以此来作为政府职能定位的依据，它与传统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管制型政府相比较，是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2)建立面向市场的政府。建立面向市场、亲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等提法的涵义大体相同，都是指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凡是市场能发挥优势或能做的事，都应当由市场来做，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要面向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起好“掌舵”作用、催化剂作用、促进作用，而不是“划桨”作用、大包大揽作用;也有助于将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向，放在加强宏观调控上，放在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围绕市场行使好调节、培育、监管和服务职能。教师职称
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4
近几来，我国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网络迅猛发展，使网络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也成就了中国庞大的网络群体，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57亿，占我国总人口的33%以上[2]，同时伴随着是网络社会到来，庞大数量人群的参与社会管理力量自然势不可挡。网络影响着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传播信息的固有特点一、开放性、匿名性，二、平等性，三、传播快捷、传播面广、信息量大。
一、通过网络，公众有了更多信息选择权、表达权、监督权
随着社会各方面发展公众整体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提高，参与社会管理能力有很大提升并通过现在网络进行全面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表达思想。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选择权。信息技术时代的不断发展，人类已经步入网路信息，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公开、透明程度不够，有的是经过筛选无噪音、垄断的信息，有的对信息进行封锁。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主流资讯，但随着网络传时代到来并用网络固有传播方式为公众传播信息、展开意见表达、打破舆论一律消除传统媒体垄断，促进公众社会话语的多元。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自由地以自己满意的方式获取自己满意的信息，可以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多种声音。我们看到，对于涉及公众利益，为人普遍关注社会热点的事情，政府没有获知相关信息或政府已掌握而没有及时间，没有满足公民知情权，但公众仍然通过网络知情不被政府社会热点的事情。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网络媒体提供了最快捷、最便利自由广泛的传播平台。公众也借助着这个虚拟空间,极大地扩大了信息源,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
表达权。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一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及网络时代的发展，依权力本位、效力优先兼顾公平行政立法思想，粗放的执法行为、无效监督和问责制度，使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网络时代受到空前挑战。公民在网络时代对社会生活中发生事情知情范围和深度在不断加深，过去许多封锁信息的办法，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已经不能奏效。公众可以在微博、论坛、评论系统中了解行政管理中涉及公众利用，为公众普遍关注事情进行分析、探讨来表达自己看法。众可以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和深入的讨论，而不必受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约束，并且，讨论的内容也不受传统媒体中把关人的限制。公共领域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削弱或取消了公共权力系统对话语权的控制，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监督权。当网络监督、网络问政被当作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网络发帖、评论的传播使监督形成广泛的共识和声势，从而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监督机关形成巨大的推动力。网络的兴起，进一步彰显了公众的声音和信息，弘扬了自主、开放、多元的理性精神，拓宽了公共管理的视野和空间。网络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和互动性就明显提升了公众的话语影响力。信息来源的隐匿性更造就了网络舆论的丰富多彩，增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舆论监督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力度也随之大大增加。
二、网络对行政管理积极作用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网络对行政管理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如下三个方面：
1、促进参与权广泛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使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有效表达成为可能。它突破了传统行政管理在地理、信息沟通、信息获取途径上的局限，网络的发展，改善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技术手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通过网络表达诉求，抒发已见，传递民意，建言献策，正在成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型民主表现形式。互联网既提供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新途径，也刺激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网络的直接性、互动性以及即时性，使得民意的表达更方便。2011年个人税在网上公布起征点时，85%的民众不赞成2000调到3000元起征个税起征点，而要求在3000元以上，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决定3500元起征点【3】。网络对于疏通民意，表达民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
2、促进舆论权开放
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和便利性，也注定了它在政治信息公开、行政立法和执法、阳光行政等方面能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其中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尤为明显。网络与行政管理的结合正逐步从虚拟空间走上现实前台，网络舆论作为承载民众表达权的一种新方式，发挥着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进行监督的作用，也充分演示了的舆论力量。如7.23特大动车追尾事故，网民就事故本身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向相关部门发出质问，形成无行舆论压力。网络媒体通过营造一种舆论氛围,为行政管理促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建设性力量,从而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事件朝着可预期的良好方向发展,最终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同时也成功地把危机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契机:一方面,国家朝着法治化更进了一步,增强了吸纳社会意见和抵御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权益,推动了社会的民主进程,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3、促进政府监督机制完善
互联网的环境下，民众可以自由便捷地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虚拟世界既无需考虑关系网的瓜葛，也不用担心遭到报复而遮遮掩掩，没有心理负担，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的看法表露出来。为公民提供了更为自由、即时、充分的意见表达空间。人人都是传播者，普通网民轻松拥有了网络话语权，通过网络关于社会事务甚至对政府、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网络传媒作为一个提供信息和公共讨论的平台与渠道,使公民、传媒、政府三者之间形成了及时的、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正,而且这些过程和环节也日趋走向透明与公开,最终促进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网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网络的发展不仅是一场信息革命，也是政治民主当前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进程。通过网络这一重要渠道，公众以舆论的形式，代表民众与行政立法、执法等国家行政机构进行互动，可以督促国家机关切实兑现为公民服务、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承诺;党和政府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管理机制，完善党员的纪律约束机制和司法惩戒机制，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评议和监督，对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揭露、谴责和控诉，对关涉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进行监督。
三、网络对行政管理的意义
随着网络普及、公众素质的提高、管理科学的民主化，网络对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现实意义。实践多次表明，政府重视网络，通过网络关注民情、民意，顺应、采纳广大网民的意见或建议，就能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反之，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的因素。
1、有利于公众情绪疏导
网络在现实生活的作用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具有调节功能，即充当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调节器、缓冲阀。在社会转型及利益群体博弈的背景下，有的人原有价值观随之消解或扭曲;有的人因遇困难暂时无法解决而生出怨气;有的人因出现腐败现象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下降;有的人只是一种简单的从众心理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心理冲突、心理不满需要有发泄的渠道与机会。通过网络，人们的抱怨或不满情绪可以得到缓慢释放，传统权威方面也可以未雨绸缪，通过有序的工作来化解公众情绪，而不至于因为信息不通，把小事变成大事。这样可以提高社会稳定的程度，减少突发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2、有利于公正平等机会
现代人们在业余时间可以足不出户进入网络，向社会表达自己的理想与心愿。这种表达不受时间、地点，不受财富、文化、出身等背景因素的限制，能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交流看法，提出建议，让人们获得一种平等的、全新的民主体验。如2008年6月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举办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活动中，网络投票就多达5000万张，网上感言评论达到10万多条。这表明广大公民能有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来，说明他们的民主政治地位已经得到大大提升。
3、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通过网络，不仅是网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场所，而且也是广大网民对个人、基层、团体利益诉求的广阔平台。当前，各级政府极为重视网络的发展，纷纷组建了本地政府网络论坛，该论坛成为各级政府关注民情、倾听民意的重要窗口。这样广大网民的一些利益问题反映到网上，政府给予重视，能够解决问题，马上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及时反馈解决决策实施的信息;当前不能解决问题，及时说明情况，告知广大网民;关于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收集相关信息，或将出现问题的原因及时公布于众。通过网络，积极促进网民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联系，将矛盾消灭萌芽状态中，有利于地区的和谐与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和谐社会。
四、结语
网络作为一个信息传播平台，提供一些有效真实信息的同时，还会掺杂许多无效、恶意的信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有些人言论难以受到约束，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非理性和虚假流动信息。但是应当说，非网上信息的主流。因而，对待网络公众，一是要抓紧网络的管理立法,加大网络的依法管理力度，二是要加强网络诚信宣传教育和指导，三是要进一步提供多种形式的网络平台，通过论坛、微博等载体，公众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强调网民的自律，提倡有理论理，有事说事，有问题谈问题，有意见讲意见，，要文明上网，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善于发现新事物，适应新事物，运用新事物，这是网络时代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对领导干部执政理念的新挑战，网络民主也是如此。，通过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领导人的推动和实践，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在逐步形成良性互动和突破式进展。
参考文献：
[1]社科院.近七成事件网络舆论推动政府解决[eB/oL].:互联网,2011-7-13.
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5
一、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及渊源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渊源。近10年来,专门研究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及渊源的论文并不多见,每年只发表1至2篇,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行政管理,把它作为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的核心问题加以论述。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唐铁汉认为,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行政管理本质、关于行政发展动力、关于行政管理科学化、关于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思想,为行政管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完整理论,强调了行政管理必须科学化,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一系列理论。
此外,他与桂世镛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为:正确分析国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观,是其认识论基础;正确对待群众,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群众观,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矛盾观,是其辩证法精髓。潘素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她还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依法行政、领导就是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思想、群众路线的行政工作方法等方面。
吴海晶认为,邓小平把列宁的管理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从8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1)强调管理的重要性;(2)视激励为管理的基本原则;(3)关注管理的效益;(4)正确处理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的关系;(5)实行极严格的责任制;(6)同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7)重视对管理人才的选拔;(8)要求干部认真学习管理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管理的内行。
(二)实践渊源
理论来源于实践,存在决定意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内容,无一不是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的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邓小平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离不开他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都认为其行政管理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阶段,但在具体划分时,意见略有不同。
二、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
在对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中,其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及对现代政府体制改革的指导,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大多数学者认为,活力、效率、积极性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确定了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即:调整机构,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实现权力结构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管理方式,实现政府职能配置科学化;精简机构,实现行政组织结构合理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公共人事管理现代化;完善行政监督体系,促进勤政廉政建设;健全行政法制,巩固改革成果等。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汤志华的《邓小平行政体制改革思想探微》、席宽芳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兼论改革和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张绍春的《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简论》、蒋建新和周宝砚的《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道路的设计》、钱振明的《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设计》、黄德良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王和平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与海南特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实践》、陈奇星和道良德的《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有些学者特别指出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时代意义、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认为邓小平把机构改革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提到与党和国家命运相联的根本性问题来论述,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赋予了在新时期这场机构改革以鲜明的时代意义。
我国文革后百废待兴,经济十分落后,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此促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健康发展,可以说与1300多年前的贞观之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具有深邃的哲理和崇高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内容、方法和步骤的论述,不仅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工作指南,而且具有浓郁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特色。汪春吉力还特别强调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尤其是行政改革思想形成的3大背景,即邓小平丰富的行政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与发达国家对比中产生的紧迫感。
他还根据我国行政改革的环境和特点,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
三、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近1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有近百篇。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同整个邓小平理论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由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其科学体系关系密切,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将两者结合起来。谢柯凌指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他认为:(1)现代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规定与总目标;(2)民主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本质属性;(3)法制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4)科学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行为方式;(5)人本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手段和行为目的。[9]史振宪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根本点,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我国行政管理的正确方向;(2)坚持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和强化行政组织体系;(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全面而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行政管理职能;(4)坚持四化标准,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人事制度;(5)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科学行政决策机制;(6)坚持依法治国,实行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律化。
四、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对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的分析和理解,是深入学习和贯彻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学者们对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的探讨也是角度不一,各有侧重。
路宁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角度研究,认为离不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但这种继承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继承。继承是为了创造,创造离不开继承,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陆卫明、韩鹏杰认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与邓小平的独特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因为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特色,即:长远的战略性、强烈的务实性、辩证的统一性、全面的开放性、深刻的人民性和独特的创新性。更多的学者是从本质上来探讨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他们认为其特征包括:深厚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务实性和高度的科学性、高屋建瓴的战略性等。
其中,深厚的人民性是贯穿在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中最为显著、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学者们探讨得最多的一个特征。郭济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浓厚的人民性有着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高度尊重国家的人民主人地位;(2)强调人民的国家人民管理;(3)强调人民群众在重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4)人民群众是行政管理成绩好坏的评价者和判断者;(5)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管理需要共产党领导;(6)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王富才认为,这种广泛执着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宗旨、群众路线和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和精辟阐发上。
曹斌则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内涵入手,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的行政目标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首要特征,而理顺管理体制,增强行政管理活力是其又一大特色。两手抓的行政管理方法无不体现其特色之处。一国两制更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其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伟大创造和奇迹。谢柯凌指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上,无论其民主化的本质属性、法制化的实现形式、科学化的行为方式,还是人本化的管理目的,都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服务。
此外,还有学者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概括为:原则性、灵活性、独立性和开放性,或者具有鲜明的民主性、深刻的求实性和广泛的建设性等特征。
五、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深远意义
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邓小平智慧的体现,更是全党行政管理经验的结晶。邓小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表现出了精于哲理的睿智、运筹帷幄的才智、审时度势的机智、顾全大局的明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理论对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必要条件,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袁奋光则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的行政发展思想的贡献,他指出,邓小平在探索如何管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行政发展思想,为我国行政管理走向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行政发展蓝图的设计者和行政发展进程的推动者的历史地位。
其行政发展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行政发展道路的确定、行政发展目标的选择、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建设精干高效的政府、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行政法制化的构想等方面。蔡放波、张中祥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对毛泽东政府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行政管理理论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邓小平行政思想不但吸取了传统行政思想的精髓,而且实现了对传统行政思想的重大突破,也为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揭示,其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实现的一个质的飞跃,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有利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邓小平都是领导艺术方面的大师。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被领导者,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展示着超人的智慧。不少学者在描述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方法时,往往使用快刀斩乱麻、抓的重,放的开、果断拍板、举重若轻等来形容。其中,坚韧、求实、进取、大度,是邓小平最富魅力的政治风格。王荣阁认为,邓小平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所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展现其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突出范例。这种高超领导艺术主要表现在:(1)抓住推动全盘工作的关节点全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2)审时度势,足谋善断不搞无原则的争论;(3)创造思维,敢为人先一国两制的构想。丁士峰认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既带有领导活动的时代烙印,又渗透着与其他领袖人物在领导艺术上的联系,反映了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风采,构成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特色,即务实性、坚定性、柔刚性和人民性。
徐书华对邓小平的几种主要领导方法进行了探讨,主要表现在:(1)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邓小平最根本的领导方法;(2)抓原则、抓方向、抓根本、抓目标的方法;(3)三分法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4)科学地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5)把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决策出发点及落脚点的方法。杨福和则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灵魂就在于实事求是。不争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深刻表现,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善于总结,拿事实来说话,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鲜明标志。重视实效,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邓小平领导作风中较有个性的主张。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则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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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传统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及其弊端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金融以及宏观调控等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关键词】我国传统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其弊端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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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国传统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及其弊端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金融以及宏观调控等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国库职能与管理的理论与改革研究却一直处于滞后状况，传统意义的国库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因此对现代意义的国库管理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并指导国库管理的改革，既是国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外部环境改变的必然。
二、我国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必要性分析(一)转变政府职能和构筑公共财政框架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所有财政收支活动必须符合公平和效率两大原则，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就是要实现资金支付上的公平、公正和效率。同时，转变财政职能需要加强和完善财政监督，尤其是要加强财政对事前、事中的监督。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克服了过去财政无法进行事前监督的弊端，在资金支付之前就可以知道资金的使用去向，从而使财政的作用发挥得更为全面有效。(二)财政资金支付制度应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加入wto必然要求财政支付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公共财政支出框架，在许多方面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方面应以国际准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为借鉴。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资金支付方面大都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库款集中管理，支票集中签发，资金集中支付，政府各部门不在银行开设任何账户，这是对财政收支实现规范化管理的标准办法。(三)预算管理改革必然要求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管理是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再到预算监督的全方位管理。三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目前，我国预算编制改革己经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预算执行上，特别是财政性资金的支付手段上仍实行分散支付制，导致财政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低下，监督不力，难以调控的被动局面。因此，要完善预算管理改革，除按照零基预算方法、综合预算原则、部门预算方式早编细编预算外，还必须实施预算执行改革，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三、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措施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预算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任务相当艰巨。要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不仅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和传统管理方式，而且需要采取必须的改革措施，扎实细致地做好制度性和操作性的基础工作。(一)修订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现行账户体系设置、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都进行了重大改革，并涉及银行清算制度，需要相应重新修订《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总预算会计制度》以及相关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同时，为了改革的顺利实施，还要制定《财政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等，为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提供法律保障。(二)建立高效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和银行资金清算系统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和银行资金清算系统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技术基础，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最终结果。通过这些管理系统，可以节省财政管理的时间，充分收集财政管理所需的资料，提高财政管理效率。也只有在这种高效而健全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率。(三)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监督制约机制财政部门和其它职能部门在财政资金管理上存在着委托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所以在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时，针对资金的申请、使用、支付、清算流程，建立资金的监管体系，提供制度上和机制上的保障是非常必要的。在目前根据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建立我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财政资金支付实时监控为中心、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动态监控系统为手段、以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管制度为基础，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方式，强化财政事前、事中监管，建立健全国库动态监控体系，保证预算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四、小结考虑到我国目前国库集中收入制度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改革要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目前各地只对国库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这项制度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对它从理论到国际通行经验等方面作出深入研究，并结合我国的改革实践，从而得出适用于我国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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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7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多变，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国政府相继采取金融援救计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杠杆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对适度积极、统筹考虑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大财政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一个新课题。笔者拟对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以供同行业人士参考和借鉴。
一、地方财政部门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
财政部门既是国家行政机关，又是综合执法部门。因此，财政干部要按行政法依法行政。行政法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执法权限，即“三定方案”中规定的行政职能；第二部分主要规定了怎样执法，包括预算法、会计法、采购法、注册会计师法等；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执法的步骤程序。
那么，根据行政法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该如何开展会计管理工作呢？具体来讲，一是依据政府“三定方案”中明确的会计管理职能（十三条）；二是依据《会计法》赋予的会计管理职能，2007年7月1日实施的《会计法》七章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以及会计管理机构的权力和责任”，已经成为指导会计管理工作的最高准则。
二、新形势下会计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1．政策性
会计从业资格的准入、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会计法执法检查的认定、会计法律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会计行政审批等等，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政策性特点。
2．业务性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对每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只有制度精、业务熟，正确把握、灵活运用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提高业务操作水平和执法质量。
3．事务性
数以万计的会计队伍，数以千计的会计单位，一证一培训、一证一换、一事一议、一人一审核、一个单位一验收，具体到了不能再具体的程度。在日常工作中，咨询电话不断，而且要做到耐心细致地回答。
4．基础性
会计工作是财政工作的基础，更是经济工作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论是会计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培训、继续教育培训、职业道德培训，还是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内控制度建设，目的只有一个：即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投资者经营决策提供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5．广泛性
从财政部门看，会计管理机构的职能涉及面广，凡是有财务收支和会计人员的单位都要进行管理，而不管是不是财政拨款单位，是不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按属地管理的原则，还要负责部属及省属单位的会计人员管理。
6．双重性
既要管理会计单位，又要管理会计人员。
7．前沿性
经济的全球化使会计成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为与国际接轨，我国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这些新知识、新政策的贯彻实施，使会计管理工作者站到了会计前沿阵地，这既是资本又是责任。
8．边缘性
财政工作的最基本职能是财政收支，会计管理工作既不管收，更不管支，而是为财政管好收支服务，决定了工作职能的边缘性。
三、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会计管理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
信息的真实性是会计工作的“生命线”。然而近年来，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越来越严重，财政部曾多次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得出“我国80%以上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会计信息失真”的结论。
会计信息不仅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利润分配的依据，同时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的依据。
实际上，真正对企业剩余拥有“自然控制权”的不是生产者，而是经营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企业经营者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违背已有的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受益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
目前，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个别会计人员挪用公款、贪污公款，而是以法人为主体的集体行为为主。单位负责人胁迫或诱使会计人员做假账、假表，玩数字游戏，“变通”处理经济业务，有的甚至串通注册会计师而做假审计报告。具体表现为：第一，多列费用，少计收入，甚至账外设账，截留收入，以达到偷税逃税的目的；第二，少列费用，早计收入，虚列资产，虚增利润，以达到粉饰经营业绩的目的；第三，低估负债，高估资产，骗取贷款和投资；第四，出具假凭证，办理假手续报废资产，转移国有资产等等。
会计信息失真危害极大。第一，误导国家的宏观调控。会计信息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数据，会计信息失真会误导国家在宏观调控上决策的失误。比如虚增利润会导致国民收入超量分配等不良后果。同时，失真的会计信息掩盖了许多经济问题，国家不能及时地制定政策解决，一旦问题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虚增成本，多列费用，截留收入是企业惯用的偷税漏税手段，因为虚假的会计信息，国家每年损失巨额的税收收入，不利于国家以税收为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也影响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导致资源浪费，信用危机。虚增利润，粉饰业绩，把资金投入问题企业，导致了银行、投资者与股民的巨额损失，也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信用危机。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因此而延缓了发展。第四，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弱化了其竞争力。企业正常经营需要对公司进行财务分析，全面了解公司财务状况，而对公司的财务分析是以会计资料为基础的，失真的会计信息会导致失真的分析结果，企业以此作为经营决策的参考无疑是危险的。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一些金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的原因了。
总之，规范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管理工作任重道远。
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会计管理工作，突出解决认识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统一会计管理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提高会计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才能进一步带好会计人员队伍，整顿和规范会计域秩序。
前已述及，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和特点。那么，它在整个财政工作中处于什么地位？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做好会计管理工作的关键所在。一般人认为，会计管理工作就是办证培训，谈不上重要不重要，谁也能干。这种认识是有原因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空间发生作用，其中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成为主要职能。财政部门的业务科室都是以财务主管部门的身份行使职能，财务管理的特点表现在财政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上，有多少钱、保障多少人的工资及单位经费，支持多少项目和资金，看得见、摸得着，既现实又有人情味，既有工作业绩又受领导重视，所以十分重要。再说会计管理工作，它以会计主管部门的身份行使职能，这一职能恰恰渗透在财政职能中，加强会计管理带来的效益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用价值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不能以数字反映出来，不存在数字出干部的政绩。因此，不被有关方面重视。这一现状必须切实加以改变。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会计改革走到了财务改革的前头，无论从财政角度，还是经济角度，会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因为任何一项经济业务或财务事项都通过会计方式反映出来。当一个单位实现会计管理工作规范化的时候，当一批会计人员晋升高一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时候，当新的会计准则、制度得以贯彻实施的时候，当会计域秩序得以净化，会计诚信使得会计造假没有市场的时候，作为会计管理工作者不也时时感到欣慰吗？这些用辛勤劳动换来的不可计量的间接效益是巨大的，是历史性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会计角度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有效化地解财政、金融、财务风险，任务十分艰巨，会计管理工作者并非无用武之地，而是力不从心。以人为根本，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大财政观念和服务意识，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以踏实的作风去工作，在平凡中体现伟大，在服务中寻找快乐，做财政工作的基石，为地方经济发展服
高级会计师评审条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之期刊增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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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类哪些会计专业刊物才是省部级以上刊物
申报高级会计师论文有年限有效要求吗
浙江省高级会计师评审时增刊吗可以
可以发表高级会计师论文的杂志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会计师评审条件及要求
贵州省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及要求
云南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条件评审申报条件及要求
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8
一、关于“社会管理”概念的相关解析
管理同人及社会与生俱来,并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换言之,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十分重要的管理活动,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要形成和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形式的社会管理。然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社会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管理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然而,正如2011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2011中欧社会管理论坛”上,哈里?李斯特(中欧公共管理项目一期项目组长)在“社会治理与公共管理者的作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社会管理”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说在欧盟,很少用“管理”,而一般用其他的词,比如“良政”。他自己就不用“社会管理”,而用“社会治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当今我们所探讨的“社会管理”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是基于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凸显期、高发期的特定背景相关联的。由此可以推见,目前我国政界、学界和社会生活中日益成为热门话题的“社会管理”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棘手的现实实际问题。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广为使用是出于政治需要,带有某种程度的“被动性”和“应景性”。基于这种认知,在实践中就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将社会管理理解为政府单向度的对社会实施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这里就关涉到对社会管理原初含义的理解或界定。
在政界,我国注重社会管理问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事。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个方面。这里明确不过地表明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之一。由“社会管理”变成“政府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其中,政府是主体,社会是客体、是对象,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中介、桥梁和纽带。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其进步性的表现之一在于,对社会管理主体的认知从“一元”的政府到“多元”的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他们在社会管理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就高屋建瓴地强调要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观念,改革创新,建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担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协调社会矛盾、保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职能”。他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社会管理中的政府的主体性。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这在社会管理问题上认知的进步性显而易见。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三个最大”,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强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至此,中央领导及相关文献对于社会管理的主体、对象、内容、目标的认知已很清晰。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坚决地贯彻执行。
在学界,对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有海量的成果,但对社会管理的定义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陆文荣先生在其《社会管理:作为实践和概念》一文中对学界研究社会管理的定义作了梳理,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观点。从所引文献的时间序列看,最早研究社会管理并对其界定的是王康主编的《社会学词典》(1988),认为社会管理是对社会生活的运转机制进行规划、指导、组织、调节、控制的总称。其中心是协调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后来,李程伟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学视角的解读》(2005)一文中提出,社会管理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社会管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管理,即包括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管理;狭义的社会管理侧重于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管理。其后,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6———走向更讲治理的社会: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2006年)一书,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再其后,丁元竹在《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2008)一文中指出,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以及社会效率,其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其主体是社会组织和政府,他们通过综合决策建立社会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陆文荣自己给出的定义是:社会管理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而通力合作对社会生活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组织和协调的过程,它以秩序、公平、效率、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主导价值[1]。
客观地说来,包括作者在内的以上五种关于社会管理的定义各有千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社会管理的界定。这些界定主要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这些界定中恒定的管理主体少不了政府,似乎政府是没有、或不受任何管理和制约的;其二,这些界定大都从社会学角度认定的,存在一些学科的缺位现象。其实,社会管理问题是多学科聚焦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如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人学、心理学等等。无论哪个学科给出社会管理的定义,其体现的原则都应当是一致的,即社会管理都应当以社会为本,进而以人为本,因为社会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命存在。笔者认为,作为理论,社会管理不应当是某一学科的“独唱”,而应当是多学科的“合唱”;作为实践,社会管理不应当出手“单拳”,而应当出手“组合拳”。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社会管理’概念的相关解析”,不是“‘社会管理’”的相关概念解析”,即不是指对诸如社会理论、社会实践、社会政策、社会运动、社会制度、社会理想、社会和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发展、社会文明、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价值、社会纪律、社会权利、社会组织等等相关概念的解析,而是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字面解读、辨析,揭示其新生成概念的转换性含义“。社会管理”概念可转换为“管理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等。如此看起来近乎是在玩“社会管理”概念或字面游戏、玩社会管理的“概念魔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如果玩好社会管理这一“概念魔方”,有利于加强或强化社会管理,有利于创新社会管理,也有利于完善社会管理。具体内容可见下文解析。
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环境危机；政府表现；昆明pX事件；剑川硫酸厂事件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48-02
一、环境传播及两个事例
环境危机传播是危机传播和环境传播相结合的研究领域。作为应用传播学分支的环境传播，其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他认为环境传播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1]昆明pX事件是2013年1月，中石油云南1000万吨炼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核准，确定项目选址昆明安宁市。因为没有征得市民的意见，市民担心项目会造成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剑川硫酸厂事件发生在2014年，同样是因为化工厂没有事先征得公众同意而引发的舆论事件，但是并没有发生。
二、两起环境危机事件中政府的表现及对比分析
（一）两地信息公开表现
公开环境危机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涉及环境问题的项目在审批的过程中，几乎不公开项目信息，对项目进行简单评估或者不评估就直接上马。政府习惯性地把公众排除在决策程序外，不听取公众的意见。当项目投产后以通告的方式告知公众，极易引发公众恐慌，从而引发危机事件。昆明pX事件和剑川硫酸厂事件在项目审批、建设前，都没有详细的公开信息，也缺乏公众的参与，因此引发政府危机。
根据里杰斯特危机传播管理的3t原则之――tellitall，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首先应该进行信息公开，将不涉及机密的信息公开给公众，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昆明pX事件和剑川硫酸厂事件危机爆发后，两地政府都没有公开项目的具体信息。在昆明pX事件中，昆明市政府召开新闻会，只是针对公众的质疑做出回应，而对炼油项目的其他具体信息未进行披露，因此公众对整个项目的审批、建设、影响等其他信息都处于未知晓状态。这种未知晓的状态不仅没有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公众的恐慌状态没有任何消解作用，反而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引发公众不满情绪。因此，昆明pX事件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召开了新闻会而有所消退，事件仍在发酵，直至5月6日爆发。而在剑川硫酸厂事件中，针对网友的质疑，当地政府也仅仅通过官方微博1000多字的长微博进行回复。在微博回复中，内容显示的仅仅是项目的环评报告书对硫酸厂环评信息的披露，同样对硫酸厂其他详细信息并没有公开，继而导致公众不满，事件继续发酵。
（二）两地政府回应方式
环境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政府的回应方式是影响危机事件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公众形成舆论压力或进行群体行动向政府施压，目的是引起政府重视。而政府的回应就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举措，政府回应的情况及效果，直接关系危机事件的发展。根据国内学者翁士洪的研究显示，国内政府回应的模式主要是被动回应模式，即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2]昆明pX事件和剑川硫酸厂事件仍表现的是这一政府回应模式。新闻会制度和政府通告是政府的主要回应舆论的方式。危机事件爆发后，召开新闻会能掌握事件的主动权，不仅能公布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而且能抑制流言的传播，以正视听。在昆明pX事件中，政府除了通过传统的公告相关信息之外，还举行了两场新闻会。3月29日短小的新闻会因公开的信息有限而遭致公众的不满，从而导致事件的继续发展。昆明爆发后，昆明市政府在5月10日召开了长达2小时的新闻会，会上市政府表示将尊重民意决定项目是否上马。大多数公众对政府的诚意表示赞赏，危机事态也因此而得到控制。相比之下，剑川硫酸厂事件起源于网络，因网络舆论的发酵而引发各种公益环保人士和网民的关注。但面对网友和公益环保人士的质疑，剑川市政府并没有举行新闻会，而是市政府通过官方微博“@问政剑川”长微博进行回复，微博内容并没有透露该项目的具体信息，网民仍然表现出不满的情绪。面对舆论压力，剑川市政府官方微博在7月4日才通过微博公开硫酸厂的环评报告。同样面对环境危机事件，两地政府表现出不同的回应方式。
（三）两地政府与公众沟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格鲁尼格夫妇及其合作者亨特、多泽儿等人提出了“双向对称沟通理论”，从此公共关系走向双向对称时代。这种公共关系模式，在公共关系目标上将组织和公众的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方法上坚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与传播。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乃是在事实层面分享真相和权益、在价值层面构建信任和意义对话。[3]环境危机事件爆发后，政府与公众进行沟通对话能重新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增进政府的美誉度，对缓解危机的发展有一定的缓冲作用。昆明pX项目曝光后，本地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和“绿色昆明”，对昆明安宁石化项目进行首次现场调查，并与当地政府和项目园区负责人进行了对话。[4]这是当地公众主动与政府沟通行动，但园区的政府负责人并没有给出太多的信息。可以看出，这是公众的单方面主动提出的沟通，不过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在剑川硫酸厂事件中，当地政府通过微博回应质疑后，还主动邀请网友前往项目地点现场调查，并与县长、副县长进行交流对话。在交流中，副县长针对网友的担心和疑虑一一作了回应。这这样的双向对称沟通方式，促进政府和公众的平等对话，构建共同的话语空间，对事件的危机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但剑川县政府仅仅是邀请网上几位意见领袖参与对话，将与利益相关者的公众排除在外，也饱受当地公众的非议。
（四）两地政府对环境危机传播表现异同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地政府在面对环境危机时，都表现出“舆论发生―政府被动回应―危机缓解”的回应模式。危机爆发后，当地政府都积极应对，而不是对舆论进行打压或者封锁信息。但两地的政府存也在不同的表现方式。
首先是信息公开方式的差异。在昆明pX事件爆发后，政府积极回应公众质疑，并召开两场新闻会，其中第二场长达2小时的新闻会足以显示政府的诚意，缓解舆论压力。通过新闻会对信息进行公开，能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而在剑川硫酸厂事件中，政府仅通过微博公开不痛不痒的信息，并没有满足大多数网友的知情权。
其次是政府和公众对话方式存在差异。在昆明pX事件中，当地环保组织主动与园区负责人进行对话交流，园区负责人并没有提供详细信息，和环保组织的对话缺乏诚意，可以说是政府“被沟通”。而在剑川硫酸厂事件中，政府积极邀请网友进行对话交流，当地县长、副县长亲自出面，对双方存在分歧的情况进行了有效沟通，足以显示政府对与公众沟通的重视、对舆论的重视。
再次是应对危机的管理思维存在差异。新闻会由于政府出于主导地位，无法体现政府与公众的平等地位，仍是自上而下的传统的传播方式。而与公众面对面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双向沟通，由于剑川硫酸厂的舆论场域集中在网络上，当地政府积极通过政务微博进行回应，这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危机处理方式体现了公共关系的现代管理思维。由于网络公共关系及其所处的虚拟世界迅速趋向“非人化”，作为关系管理的公关应该注重人文关怀与个体参与。[5]剑川县政府的危机表现就是对网络参与者现实化，但这种个体参与是有限的，大部分公众无法参与到政府的沟通环节。这样的危机管理思维矛盾有别于昆明pX事件中政府的危机管理思维。
三、总结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众现代公民意识和政府的现代管理意识都在增强。我国转型期爆发的各种危机事件，政府对危机事件的表现方式不断地启发各地政府。因此各地政府的危机管理方式和管理思维也正在转变，从过去的打压式的处理方式向现在开明、平等沟通的处理方式转变。
上文通过分析发生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云南省的两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危机事件，探讨了政府的在危机爆发后的表现。研究显示，两地政府的表现在回应危机模式上表现一致，都是被动回应舆论危机。而在具体的应对方式上，如信息公开方式、与公众对话方式、管理思维等，两地政府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地域上，两地的政府表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作为人文关怀和个体参与管理的公关管理，仅在剑川县政府的应对中有所体现，但剑川县也没有贯彻这一管理思维，因此危机事件也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危机事件呈日益增长的趋势，并有向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的趋势。现代社会的公共关系管理呼吁新的危机管理方式，尤其是在互联网发达的现代社会，危机管理方式呼吁新的思维。居延安提出的危机管理中的人文关怀和个体参与是值得借鉴的方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公众的教育程度低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危机管理的信息公开不一定能提高公众对事件的认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危机管理更适合从情感出发、从民族特色出发来提高公众的认同感。作为关系管理的公共关系，倡导人文关怀与个体参与，能更好适合管理应对各种危机事件。
参考文献：
[1]郭小平.环境传播：话语变迁、风险议题构建与路径选择[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翁士洪.参与-回应模型：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4（5）.
[3]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pX项目是否放在昆明安宁将咨询民意[eB/QL].
http：//.cn/2013/0422/243006.shtml.2013-4-22.
发表行政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薪酬管制；冗员负担；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某些代表性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对上市公司体制性问题的大讨论，在职消费问题本身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新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理论起源上看，在职消费源自美国，并逐渐发展成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效率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Rajan和wulf，2006）[1-2]。虽然角度各异，但在职消费的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主次之分，二者也始终无法否定对方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职消费本身确有“”和“效率”两种相互对立的天然属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二者在逻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仍亟待证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职消费问题研究已处于瓶颈阶段。与西方研究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截然不同，在职消费问题在中国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理论”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在理论或经验分析中都得到充分支持（陈冬华等，2005；周仁俊等，2010；Luo等，2011；Cai等，2011；逯东等，2012；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3-8]，而“效率理论”则更多止步于理论探讨阶段。与中国“一边倒”研究现状相对应的，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对在职消费“嗤之以鼻”的态度，在职消费多数情况下被冠以脸谱化的丑恶形象，政策层也多次发文规范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三公支出”等在职消费的额度。
万华林（2007）认为，在职消费的双重属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详尽考察在职消费在哪些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哪些条件下又可能被经理人用来满足私利[9]。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对在职消费“两大阵营”的矛盾进行更多分析和解释，探索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将在职消费研究与中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背景相结合。转型期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研究现状的“一边倒”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很可能受到了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首先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式在理论上解释“两大阵营”矛盾的原因，并实证证明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同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政治现实，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的视角分别考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明确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观的制度根源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在职消费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上是截然不同的。最后，从内外部治理机制中探索相应治理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向。
本文的贡献在于：1、尽管国内外研究在职消费的文献颇丰，但却鲜见对在职消费“两观”矛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文献。而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和超额两部分，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职消费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改变当前对在职消费普遍的负面印象，如前所述，这种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2、本文是对已有少量超额在职消费研究的拓展和补充。已有文献虽然表明超额在职消费具有消极的经济后果（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10]，但却忽略了对产生超额在职消费原因的探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而本文的研究既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为突破国内现有在职消费研究大多照搬西方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探究，也使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3、国内现有在职消费文献普遍基于国有企业，很少将非国有企业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在中国“大政府、小市场”的整体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与后果同样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本文还丰富了有关产权性质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假说提出
（一）理论背景
在职消费的理论基本遵循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思想，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是委托人和人之间成本的具体表现（也称“第一类问题”）[1]，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Hart，2001；Yermack，2006；Grinstein等，2009；Liu和Yermack，2012）[11-14]。而在国内学术界中，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基于理论将在职消费定义为“经理个人以其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性资源的过度性耗费”[8]。与之相对，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既肯定了在职消费激励高管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认为在职消费能最终提升企业业绩（Rajan和wulf，2006；marino和Zabojnik，2008）[2，15]。重要的证据在于，在职消费既然在全世界范围都如此普遍地存在，这反过来便证明了其在高管激励契约包（incentivepackage）中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观点相左，但在职消费的两大阵营都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经验支持，并不存在主次之分，而如何协调“两大阵营”的分歧、证明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已经成为在职消费研究的瓶颈所在。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协调思路。周仁俊等（2010）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寻求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及探索影响这种合理程度偏离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4]。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权小峰等（2010）、程浩（2013）及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16-17，10]。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要么止步于理论探讨，要么过度关注在职消费的高低程度而忽略了导致偏离产生的制度性原因，难以提供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和结果的全貌。万华林（2007）指出，在职消费的双重理论属性意味着研究在职消费必须详尽考察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9]，暗示目前国内在职消费研究的“一边倒”现象很可能是内生于转轨背景的经济政治现实。基于此，现有文献分别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角度提供了一定的间接证据（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陈信元等，2009；张敏等，2013）[3，18-20]。
如上所述，在职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度”以及影响这个“度”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上述文献虽然关注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但却并未结合在职消费双重属性特征，仅笼统地研究相关制度对在职消费整体的影响。因此，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政治的事实，本文将选取薪酬薪酬和冗员负担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手段，分别考察对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产生的影响，探索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二）制度背景与假说提出
1.薪酬管制与高管在职消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微观行为内生于宏观制度环境，因此，在职消费问题自然无法回避中国特殊的薪酬制度现象―薪酬管制。陈冬华等（2005）指出，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目标由价值最大化转而变成目标多元化，而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由于处在信息的劣势方，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制定整齐划一的薪酬管理体系几乎是政府的唯一解[3]。与国有企业多元化目标相对应的便是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而在这个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激励体系中，既包括政治晋升等行政激励方式，又包括在职消费等经济激励方式，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内生于其面对的薪酬管制。在道德或舆论上消极的在职消费，在经济学上可能只是高管在货币薪酬补偿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自然反抗。当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能够达到激励相容时，薪酬管制应当只会引起高管正常在职消费的产生，而一旦激励无法相容，则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Hazard），即高管在职消费的额度和范围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反抗”，更成为满足其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进而产生超额在职消费。
以上关于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背景和理论分析是基于国有企业的，那么非国有企业是否同样适用？事实上，中国转轨经济的最大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所有市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相关限薪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锚定原理”，非国有企业薪酬委员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同地区、同行业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即国有企业管理层扮演了类似标杆的作用，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政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同样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而在面对薪酬管制时，非国有企业高管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高管激励包中除了在职消费以外并不存在仕途晋升等政治激励因素。
既然薪酬管制是对自由市场薪酬契约的人为干预和限制，其导致的多元激励体系在效率上自然无法与市场化的薪酬体系相媲美。一方面，在职消费作为弥补合理人力资本的一种自我激励方式，能够鼓励高管为企业（股东）尽职尽责、提升企业绩效。但另一方面，由于在职消费其难于监管的特性，使其很可能遭到高管的滥用，实际发生数额很可能远远超过合理的补偿范围，企业业绩进而受到损害。
2.冗员负担与高管在职消费。如前所述，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而当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时便会要求辖区内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国有企业自然是首当其冲（林毅夫和李志S，2004；刘慧龙等，2010）[21-22]。同时，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期背景下，政府的角色相对强势，并且掌握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权，某些情况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市场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面对政府的冗员要求时，民营企业与其拒绝，更为现实的选择是以承担冗员为条件，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性保护。刘春和孙亮（2013）的研究便表明，在国有企业完成民营化后，其政策性负担却显著增加，且所在地区就业压力越大，增加的便越明显[23]。
尽管现有研究关于冗员负担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冗员负担必将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以及边际效率的降低，最终损害企业绩效的观点基本成为共识（刘春和孙亮，2013；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23-25]。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年薪制度背景下，承担冗员负担就意味着高管需要接受由此导致的个人货币薪酬水平的降低，作为“经济人”，高管自然会在薪酬激励体系中找到其他的弥补方式。张敏等（2013）便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越多，高管的在职消费规模越大[20]。正如在薪酬管制下分析的情况类似，一方面，为了让高管配合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企业会满足高管合理在职消费的需求，此时，正常在职消费替代了货币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可以预见这部分在职消费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无法完全分辨业绩的下降是由于冗员负担引起的还是高管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处于信息优势方的高管很有可能会夸大冗员负担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即超额在职消费）作为补偿，进而导致成本的上升，最终损害公司绩效。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1a：薪酬管制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1b：冗员负担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2a：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b：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如上所述，在职消费由一种合理、必要的高管激励手段转变成公司成本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从公司内部角度来说，当委员会各司其职，尤其是监事会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时，此时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更有可能被股东所察觉、所制止。其次，从市场化进程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有形之手，无论是薪酬管制或冗员负担，的作用都会越来越弱，这便从根源上压缩了超额在职消费的空间。此外，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更高、社会舆论更加发达，无形中也增加了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成本，重者甚至会对其职业生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期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提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规模和负面影响都会有所减弱。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产权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高管实施了更多的在职消费，不仅降低了经理人激励契约的效率，更对公司价值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3，18]。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国有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出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高管个人这一微观行为主体的作用，尤其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公众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关注，其在职消费行为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状况。与之相对，卢锐等（2008）便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实际上高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但企业绩效并不更好[26]。马连福等（2013）也认为由于政治晋升仍是激发国有企业经理人努力、敬业的主要机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行为更偏向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而非掠夺者[27]。由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多半是组织派遣的“半官员”，其个人追求目标具有很强的仕途发展倾向，一旦组织发现或媒体曝光其奢靡在职消费行为，后果轻则警告、降职，重则甚至难逃牢狱之灾，正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国有企业领导反而更有可能约束和规范其在职消费行为。而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而言，一方面不存在约束其行为的政治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理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很多高管更加注重眼前利益，在固定年薪制和股权激励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在职消费很可能成为其牟取超额私人收益的手段。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进一步分析的假设：
3a：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b：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c：当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且高管具有政治关系时（即强政治联系），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则不具有此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至2013年沪市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按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为消除不同监管环境的影响，剔除a+H股13支，a+B股21支；（2）为消除个别极端财务数据的影响，剔除St、St*和pt股票共99支；（3）为控制新上市公司业绩“大变脸”造成的影响，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32支股票。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308家上市公司6年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所得。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1.研究模型。本文使用模型（1）和模型（2）分别检验上述3个假设。考虑到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问题不仅包括短期横截面关系，还存在一定时变效应，而现有研究多采用的横截面和混合横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同期和短期的变化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了微观面板数据（micropanels）。通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豪斯曼（Hausman）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均不能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理论上可以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量没有实质差异，但考虑到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某些样本公司在样本年限内均未产生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连续为0），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同时，考虑到模型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使用截面加权SUR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在模型（1）和模型（2）中，normalperks和overperks分别表示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首先，对于上市公司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度量，国内现有研究多将年报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八类明细项目数据加总而得（陈冬华等，2005）[3]，但逯东等（2013）和张敏等（2013）[7，20]却发现，现有上市公司中极少有完整披露以上八个项目的，甚至呈越来越少的趋势。针对此现象，黄再胜（2013）[29]认为当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越高时，就越倾向刻意隐瞒与在职消费有关的信息披露。据笔者统计，样本公司中完整披露八个项目的不足总体四成，若仍沿用上述方法将导致样本数量的大幅下降，同时也会造成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伍德里奇，2010）[30]。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鉴了李善民等（2009）、肖星和陈婵（2013）的做法[31-32]，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作为高管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变量。
其次，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本文采用高管实际在职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权小峰等，2010）[16]。而预期正常在职消费则通过模型（3）估算得到。同时，参考马连福等（2013）[27]的做法，当得到的超额在职消费小于0时（即该公司该年未发生超额在职消费），令overperks等于0，否则为该差额本身。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将使用未做此处理的overperks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3.薪酬管制。在模型（1）中，Gap表示上市公司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已有研究发现，薪酬管制通常的做法就是规定高管年薪与员工年薪间不得超过若干倍，即管制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得高管平均薪酬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缩小。因此，借鉴陈信元等（2009）[19]的做法，使用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表示样本公司的薪酬管制状况。其中，员工人均薪酬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员工总数之比。
4.冗员负担。在模型（1）中el表示上市公司所负担的超额冗员。对于冗员负担的度量，本文参考张敏等（2013）[20]的做法，采用公司实际雇员规模与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雇员规模之间的差额表示。而预期正常雇员则通过模型（4）估算得到。
5.企业绩效。在模型（2）中，Roa和Roe均表示企业绩效。国内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绩效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1、以tobin’Q和epS为代表的市场化指标；2、以Roa和Roe为代表的会计化指标。对于市场化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股市某些特殊的特征，使得采用市场化指标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周仁俊等，2010）[4]。因此，本文选用应用更广泛的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变量。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在职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谢德仁等（2012）[33]的做法，使用Roa和Roe的差分变量作为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
6.控制变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16]，本文选择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管理层权利变量（power）：1、管理层持股比例；2、董事长兼任Ceo；3、董事会规模；4、内部董事比例；5、高管政治关联。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相关企业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企业规模（Lnasset），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ebt），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盈余公积率（Surplus），定义为企业盈余公积总额与总资产之比；政府补贴（LnSub），定义为企业财政补贴总额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规模（indep），定义为企业独立董事总人数；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激励强度（incentive），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薪酬与净利润之比；管理层贡献（effort），定义为剔除营业外收入、所得税费用等外在因素后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平方（top12），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股份性质（State），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则取1，否则取0；西部地区（we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西部地区则赋值1，否则为0；东部地区（ea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东部时赋值1，否则为0；年份（Year），定义为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91和0.0838，表明样本为右偏特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均值为0.0306，最大值为2.2142，标准差为0.1120，说明各样本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消费攫取私人收益的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9和-0.0007，表明中国制造业经营状况普遍处于“每况愈下”情形，这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薪酬管制（Gap）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7.6917和5.8987，且标准差达到7.2021，表明样本企业薪酬管制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冗员负担（el）的最大值为58.1383而最小值仅为-2.1103，标准差为1.6570，这与张敏等（2013）[20]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其余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在整体上处在较低的水平，说明这些变量的分布在样本中具有一定趋同性，也反映了制造业的整体特征。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制度背景与高管在职消费。表2报告的是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对高管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薪酬管制与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均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系数-0.0006），而后者显著（-0.0014），部分支持了假设1a，说明高管更多时候是在“借薪酬管制之名，行牟取私利之事”。其次，冗员负担分别与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036和0.0037），假设1b得到经验支持。意味着在承担超额冗员后，高管作为信息优势方，不仅得到了应有的薪酬补偿，还进一步获得了超额私人收益。
2.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本文的目的之一便在于证明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两大阵营”的现实代表，应该对企业绩效分别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即为在职消费是一个“度”的假说提供直接的经验支持。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为0.0311（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超额在职消费系数为-0.0202（同样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意味着，正常在职消费发挥了类似货币薪酬中“最优契约”的激励作用，是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产生的，而超额在职消费则属于成本的一种，其代价是牺牲企业（股东）的利益。在职消费“效率理论”和“理论”均得到经验支持。而当被解释变量为Roe时，以上分析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假设2a和2b均得到验证。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表4报告的依次是不同公司治理质量、不同市场化进程及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规模的影响。首先，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组时，尽管薪酬管制（Gap）和冗员负担（el）仍然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均不再显著。与之相对的，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低组时，Gap和el分别于overperks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证明了随着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监督体系的完善，使得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掠夺之手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可以发现：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依次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正相关，但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当前转型期背景下，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高管牟取私人超额收益的约束力不明显，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考察不同政治联系强度是否对原有假设产生差异化影响。由表4可知，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强政治联系组的系数不显著，而弱政治联系组显著，这一结果为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行为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理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
与表4对应，表5报告了以上不同分组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当样本为高、低公司治理质量组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Roa）均呈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而后者显著（系数为-0.0668），说明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不仅约束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更削弱了这一行为负面的经济后果。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向相关，但都不显著，这与表4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和后果的约束效应均不明显。最后，当样本分别为强政治联系、弱政治联系时，前者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为负相关，但不再显著；后者则为负相关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关于政治力约束高管行为和后果的假说。假设3得到了应验。
通过表4和表5可以发现，就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和后果而言：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提高带来的效应比市场化水平提高的效应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在当前政府依然较为强势的背景下，政治力约束比市场力约束可能更为直接有效。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超额在职消费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绩效越好也可能引起更高的超额在职消费。前文采用了差分变量的方式来控制此问题，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进一步作了以下测试。采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并将解释变量整体滞后一期的方法重新进行测试，结果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2.变量替换。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本文在前面曾规定当小于0时，令其等于0，为了避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变量设定的结果，本文重新使用未作处理的overperks对所设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论
在职消费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弈成汗牛充栋之势。然而，纵观现有在职消费研究，一方面多陷入过度关注其是观还是效率观的理论桎梏之中；另一方面却鲜有关注、分析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在职消费问题的影响。实际上，明确上市公司高管过度在职消费产生的根源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不同的产生原因对于如何治理乃至消除过度在职消费的政策建议是截然不同的。鉴于此，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尝试找出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并证明“理论”和“效率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背景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都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高管正常在职消费有益于企业绩效，而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损害了企业绩效，这为“两大阵营”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即在职消费很大程度确是一个“度”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还发现：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能够削弱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引起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同时弱化了超额在职消费消极的经济后果，而当样本为强政治联系组时（国有控股+政治关联），同样存在类似的约束效应。但弱政治联系（非国有控股+无政治关联）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则未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以上结果说明，中国现阶段对高管滥用在职消费的约束一方面来自公司内部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迫于政府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