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企业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制度
据瑞士Sigma统计，从1978—1994年16年间，世界上有648家保险公司破产，尤其是1996—2001年，保险业高度发达的日本连续7家生命保险公司破产。在我国，标准普尔在《中国保险业信用前瞻2006—2007》中对我国保险业风险的评价是：无论寿险还是非寿险的行业风险依然较高。这给我国保险业敲响了警钟：保险公司在经营风险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美国反舞弊财务报告委员会的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提出的全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对于我国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保险公司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风险、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保证经营活动合法合规和企业经营战略有效实施等重要作用，因此，是否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是衡量保险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一)保险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险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表现为客户保险需求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基于其全球经营业务在世界范围内安排其风险管理与保险计划；另一方面表现为保险人通过国际间的保险资本运作、对冲机制、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满足巨灾保险、金融风险管理等迅速增长的需求，在国际范围内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真正意义下的自保公司，70年代由荷兰人首创并迅速风靡全球的银行保险，80年代人寿保险业出现的以万能寿险和变额寿险为代表的产品创新，90年代出现的保险风险证券化以及大量新型风险转移工具，特别是近年来，处于前锋地位的保险人、保险经纪人、政府保险机构及民间保险组织，如安联保险等，已经在综合风险管理(integrateRiskmanagement)、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alternativeRisktransfers)等新型保险产品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保险保障的范围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可保风险范畴，从而预示着未来保险业的革命性变化。
(二)保险资金面临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
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与融合，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拓宽，可投资品种逐步增加，从普通的债券投资发展到权益类投资、从国内市场拓展到境外市场，保险资金特别是寿险业资金面对的各种风险也越来越复杂。例如，寿险保单存续期一般都长达20至30年，相应的在资金运用中要考虑20-30年存续期的投资与之相匹配。投资于固定收益资产的寿险资金，对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市场利率的微小波动会导致资产价值的较大变动。据统计，到2006年8月，债券已经成为保险资产配置的最主要工具，投资规模已经达到8777亿元，其中，持有国债和金融债余额分别达到3674亿元和2416亿元，债券资产占保险资产运用的比重由2001年的28.4%上升到2006年的55.2%，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银行次级债、国债和金融债的余额分别占总余额的69.6%、45.5%、12.1%和11.6%。在央行上调利率、国债等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保险公司投资风险显然还在加大。投资效益低下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定性。据测算，1999年以前的保单会导致我国寿险业利差损每年增加约20亿元，到2004年底寿险业利差损总额超过720亿元，占到行业总资产的9%左右，即便各寿险公司将全部业务盈余都用于弥补利差损，也需要10年的化解时间。而权益类投资，包括金融衍生物投资风险巨大，给许多公司带来几亿、以至几十亿金额的损失，如德国哥达保险公司、克罗尼亚保险公司、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伦敦巴林银行等。因此加强资金运用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对资金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全面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保险企业管理的基础和核心
随着金融保险市场的日趋深化和扩大，各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从原来的规模扩张逐渐转变为内部管理、业务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从而导致了保险企业的经营理念的深刻变化，使全面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保险企业管理的基础和核心。从世界范围来看，风险管理正在从传统的“点对点”式的管理走向全面的、一体化的管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内控和风险管理模式有英国的Cadbury、美国的CoSo和加拿大的CoCo，特别是美国的CoSo模式从理论到操作方法上阐述了一整套完整的全面企业风险管理框架。williamJ.mc·Donoush所称，“内部控制将对投资者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稳固的内部控制是抵御不当行为的头道防护线，是最为有效地威慑舞弊的防范措施”。2005年，保监会制定《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试行)》。2006年，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对于推动保险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我国保险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近几年来，国内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在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和加强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全面风险管理的认识不到位，存在着严重的“竖井效应”。二是没有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框架。大多数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没有贯彻到公司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许多关键控制点形成所谓的控制盲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多维、多视角、跨时点的风险监控体系。三是风险管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出现了许多违纪违法的现象。因此，只有从我国保险公司的实际出发，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企业风险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技术，特别是应该使Co—So框架成为保险公司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的标准，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缩小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国际上的差距，才能够增强保险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使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
二、CoSo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内涵
目前，国际风险管理领域存在诸多的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标准，但都与CoSo框架紧密相关，CoSo框架已成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标准。因此，要完善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需要准确理解CoSo界定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内涵，以CoSo框架为依据，建立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框架和机制，取信于投资者，提高保险公司在公众中的美誉度。
早在195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内部控制”区分为两类：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1992年，CoSo提出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并在1994年进行了增补，指出：内控是为了实现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会报告的可靠性；对现行法规的遵守三大目标的过程。2004年10月，CoSo正式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以下简称eRm框架)。eRm框架在1992年报告的基础上吸收了各方面风险管理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扩展研究，提出了内部控制框架与企业的风险管理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思路。
CoSo对eRm框架的定义是，“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该主体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CoSo的风险管理框架扩展了其内部控制框架，强调企业风险管理有三个维度，分别是目标、风险管理要素和管理层级。目标由内部控制框架的3个扩展为4个，即战略、经营、报告和合规。风险管理要素由内部控制框架的5个(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扩展为8个，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管理层级包括整个企业、职能部门、业务单位和分支机构4层。各管理层级是风险管理主体，风险管理要素是必备条件，目标是企业努力实现的对象，企业的各个管理层级都要按照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为4个目标服务。
CoSo于2001年起开始进行企业风险管理研究，强调风险管理框架必须和内部控制框架相一致，把内部控制目标和要素整合到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中。因此，eRm框架是对内部控制框架的扩展和延伸，它涵盖了内部控制，并且比内部控制更完整、有效。首先，该框架扩展了内部控制框架，强调风险管理与企业战略目标相协调，并最终融人企业文化之中；其次，该框架更强调风险管理贯穿于企业运行过程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企业的治理、管理和操作等所有层级，扩展了单纯的内部控制职能；最后，引入了风险组合、风险和机会的区分、风险应对、风险偏好、风险容量等风险管理理论新的研究成果。eRm框架是对传统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发展，是一个具有清晰的文化理念、完整的架构体系、科学的控制流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能够覆盖企业各类风险，对企业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因此，应用该框架对于我国保险企业有效实施风险管理、遵循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和监管要求有着重要意义。
三、eRm框架在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我国保险业必须尽快转换长期以来固化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努力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的新体系和新机制。eRm框架强调，认定一个主体的企业风险管理是否“有效”，是在对八个构成要素是否存在和有效运行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所作的判断，如果构成要素存在并且正常运行，那么就可能没有重大缺陷，而风险则可能已经被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量范围之内。
(一)内部环境
保险企业的内部环境是整个风险控制框架的基础，包括主体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容量、董事会的监督、主体中人的诚信、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以及管理当局分配权利和职责、组织和开发其员工的方式。这其中包含了组织的基调，它影响组织中人员的风险意识，为主体的人员如何认识和对待风险设定了基础。
风险管理的顺利实施必须得到一个良好的组织体系的支持，eRm框架建议了基本的组织结构以及各结构层的职能和责任，同时框架也强调，主体的组织结构的适当性部分取决于它的规模和所从事活动的性质，因此保险企业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运用企业风险管理的思想，设计一个适合自身的组织框架。eRm框架关于组织结构的基本思路为：董事会通过选择管理当局在确定期望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董事会在特定关键决策上的保留权力使其在制定战略、规划高层次目标以及广义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作用；管理当局直接负责对风险管理进行全面整合、统一协调；各部门责任明确、各司其职，如财务部进行财务计划与控制，精算部设计合理的费率以及充足准备金的提存，投资部控制投资损失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核赔部控制赔付率和维护公司信誉等等；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官员，跨子公司、业务、部门、职能机构来分析和评价公司的风险，研究潜在的风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为董事会和各部门提供风险报告及风险管理建议。
eRm框架还强调每个人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明确指出：在企业中，不仅仅是董事会或者风险管理官员，其他人员，如内部审计师、财务官员以及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对企业风险管理负有一定的责任，都能够对其过程施加一定的影响，因而所有员工的职能与责任都应该被很好地界定和沟通。这有利于督促企业的所有员工重视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问题，把维护及改善企业的风险管控当作自己的事，而不是站在与管理阶层对立的角度，被动地执行各自的任务。
(二)目标设定
必须先有目标，管理当局才能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潜在事项。企业风险管理框架要求管理当局采取适当的程序去设定目标，确保所选定的目标切合、支持该主体的使命，并且与它的风险容量相协调。
不同的企业由于战略不同而有不同的风险管理目标。对保险企业而言，如果其总目标是收益一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则保费收入、赔付支出、投资收益、公司收益等下一层的子目标就会与总目标有所不同，子目标的具体划分必须依据保险公司的战略进行。例如某保险公司的战略目标是，在未来经过10-15年的努力，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知识型、现代化非寿险公众公司”。这样的企业总目标对企业风险管理的要求会更高，因为它对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比较高。另一保险公司具体战略目标是：对市场具有明确的判断，能使企业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与盈利能力；降低运行风险；与国际接轨，将公司的管理标准化，国际化；进一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这样的战略目标则偏向纯粹风险的管理。
(三)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
eRm框架中不仅仅把风险定义为损失的可能性，也把风险看作盈利的机会，其目的在于强调现代风险管理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态度，这完全符合保险企业以风险换取收益的业务本质，也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因此，风险的识别更需要区分风险和机会，对风险予以评估和应对，将机会反馈到战略和目标制定过程中，平衡风险与收益。
风险评估是对识别出来的风险事件进行风险影响分析。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评估：一是估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另一方面是估计如果风险发生所产生的后果。风险评估是企业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战略的依据。风险评估的方法有很多，并一直有新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应用于风险管理实践。通常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的方法主要有风险评级，即采取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分级，如依据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重要性程度划分为若干档次，并分别拟定相关的指标作为判断可能性和影响程度的依据。定量的方法有概率工具和非概率模型等，比较成熟的方法有VaR方法，历史模拟法、monteCarlo模拟法、情景分析、Riskmetrics方法、GaRCH模型等等。风险地图也是最常用而最有效的风险分析工具，在一个一维代表风险发生可能性，一维代表风险的影响程度的二维坐标中，根据在风险分析中得出的结果，即各种风险不同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在该坐标系中标出其所在位置，这将直观显示出某一风险或多个风险的重要性程度，并以此决定进行风险控制的先后顺序及投放资源的大小。
(四)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是指管理当局采取回避、承受、降低或者分担风险等一系列行动，以便把风险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限(Risktolerance)和风险容量以内。
1.传统风险管理方法。该方法主要侧重于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管理。对于保险企业具体来讲，主要能采取的措施包括：(1)选择性承保。主要包括控制保单质量(主要从可保风险的审核和加强保险核保入乎)和控制保单过分集中的风险。(2)内部风险抑制。一是通过资产负债的组合配置来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对冲的目的；二是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来有效控制风险，确保稳定经营，实现价值最大化。(3)自留风险及提存准备金。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风险水准(主要参考其自身资本实力、风险控制能力及风险偏好等因素)和经营方向的定位，确定一个企业自留风险限额并将其逐级分配到各具体业务部门。自留风险后，企业要做好补偿风险损失的财务安排，包括提存各种准备金和安排表外资本等。
(4)再保险安排。
2.非传统风险转移方法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简称aRt方法)。该方法在传统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市场进行风险转移。主要包括：(1)多险种多年期产品。该产品将几种不同的风险捆绑在一起，可以节省管理成本并通过时间分散成本。(2)有限风险再保险。有限风险再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和风险融资相结合的产物，主要特点是再保险承保人仅承担有限风险、保险合同多年期、再保险承保人与分出人共同分担损失和分享收益等。(3)保险风险证券化。可以通过创设并发行保险衍生产品，比如巨灾期货、巨灾期权、气候衍生品等，将保险企业承保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市场的强大融资能力来消化承保风险。(4)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保险公司通过购入特定类型的保险期货、期权来分散、对冲风险。例如芝加哥交易所(CBot)的巨灾风险损失指数的期货和期权交易。
在风险应对的过程中，管理当局还应该考虑一些事项。一是潜在应对的成本和收益。二是除了应付具体的风险之外，企业所面临的新的机会。企业在风险应对时不应该仅仅只是考虑降低已经识别出来的风险，同时还应该考虑给主体带来的新的机会。如保险风险证券化除了能分散保险企业的风险，同时也有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可能性。
(五)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帮助确保管理当局的风险应对得以实施的政策和程序，即在选定了风险应对后，确定用来帮助风险应对恰当、及时地实施的措施。控制活动贯穿于整个企业主体，包括了批准、授权、验证、调节、资产安全以及职责分离等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六)信息沟通
有效的沟通包括信息在主体中的向下、平行和向上的流动。公司不同部门风险管理职责不同，各部门职责也有交叉，任何一个部门不可能单独完成某一风险的管理。因此，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中，需要建立包括投资、精算、财务等各部门紧密合作的体系结构，同时要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沟通规则。沟通方式可以采取备忘录、电子邮件、公告板、网络等等，在沟通过程中还应该注重信息的即时性以及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与公司外部也应该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例如与客户之间，与同类公司之间。
(七)监控
监控指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必要时加以修正，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两者结合来完成。
持续的管理活动主要来自经常性的管理活动，例如部门管理人员定期的经营报告、内部审计等，当然也包括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
个别评价则通常作为辅助，它提供了一个考察持续监控程序的有效性的机会。保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评价的范围以及频率，选择合适的评价人员。评价可以通过核对清单等方法，通过通行业对比等方式来进行，当然也可以选择专门的评估机构来全方位评估企业的风险管理。
如此建立起的多方位、立体化的风险管理监控体系，将为保险公司规范经营、防范化解风险筑起一道坚固屏障。
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的多维的、立体的、连续的特征，强调保险公司全面深入地理解控制和控制对象，分析解决管理控制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将公司的负债、投资、利率和其他的风险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在风险管理和股东价值最大化(ShareholderValuemaximization)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为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一个严密可行的管理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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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控制机制
一、导论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金融混业经营的组织模式,在经营管理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其结构与经营也比一般金融机构复杂,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也比一般金融机构要大,发生风险后化解的难度与成本也比一般金融机构要大。同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巨大规模和对经济的巨大影响,一旦金融控股公司发生问题,必将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波动。
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有效的内部控制也是金融机构自身管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对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社会声誉,以及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来说,内部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对完善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不仅如此,还可以为潜在的控股公司或者集团建立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一些思路。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风险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性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控制着众多的专业化金融子公司,与一般金融机构相比,它所引发的风险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资本金重复计算、系统性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三个方面。
1.资本金重复计算
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一是母公司拨付子公司资本金。这样,一笔从集团外注入的资本金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如果子公司又用该笔资本金在集团内继续投资,则该笔资本将被多次计算;二是子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份,造成股权结构混乱及资本金多次计算。由于只有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金才能抵补集团的整体风险,因此,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显然是不适当的。
2.系统性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其所引发的风险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而在系统内逐渐聚集,并迅速蔓延开来。金融控股公司所追求的协同效应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控股公司风险聚集的可能性:金融控股公司为集团建立的统一信息平台、统一客户服务中心、统一销售渠道,虽然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但是,子公司存在的风险也可能借此通道向母公司不断聚集,在一个机构内发生的失误和可能发生的危机或破产,其危害和影响原本仅限于自身的业务范围或行业范围,但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下,就会向母公司集中风险并蔓延危害。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在总体经营上倾向于建立统一的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一旦决策失误,就会影响到全部子公司,错误迅速覆盖整个系统。
3.内部控制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风险主要表现在其经营和组织方面难于被监察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控风险有诸多方面,但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最为密切的风险是内部交易。
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使得集团内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这就增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利益冲突的风险。由于金融集团内部复杂的控股关系和资金往来,彼此关系紧密,相互往来交易势所难免,其种类主要有:交叉持股、集团内公司间之相互交易行为、集团内公司自同属集团内公司取得保证、贷款或其他担保承诺、集团成员间之资产买卖行为、以再保险的方式所为之风险转移、集团成员间就第三人关系风险之转移交易等。这类交易常伴随风险的传递与聚集,最终形成集团的整体经营风险,危及集团的经营安全与稳健运行。
(二)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性风险
在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当前所面临的风险不尽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金融风险,还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制度性金融风险,这些特殊性风险大多是政府、企业和银行延续旧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的产物,是旧体制下金融抑制所产生的风险的延伸,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承担主体不明确
任何有效的风险管理都应该是以风险承担主体明确,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为根本前提。在欧美发达的银行制度下,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明确地承担起银行在其全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并以银行的全部资本金作为承担风险的最终责任界限。董事会因此负责制定有关风险管理的重大政策,并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内控体系。
然而,在中国目前现行的金融体制下,许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最终主体和边界并不明确。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有效地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商业化程度并不高,政策性业务和行政干预仍很多,这都使得银行的最高管理层(董事会)没有也不能最终承担起全部金融风险的责任。
2.内控体制不健全
在现代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完善的内控体制是金融机构得以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部制度保障。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的《银行机构内控指引》,完善的现代银行内控体制应该以运作合法、有效和信息畅通为目标,涵盖银行的管理和控制文化、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控制活动和责任分离、信息和交流以及监控和缺陷修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银行内控体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相对于国际上对现代银行内控体制的要求,中国银行内控体制还显得相当落后,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上。由银行董事会及其高级经理直接领导的,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与各个业务部门紧密联系的风险内部管理系统是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组织保障,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明显缺乏这种有效运作机制和组织制度的保障。
3.管理工具缺乏
在欧美先进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中,管理风险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断创新。相比之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建立较晚,现行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风险管理工具,市场工具的匮乏是中国金融风险管理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衍生金融产品市场是目前西方金融体系中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具有直接对冲风险的性质,被认为是管理市场风险最有效的市场工具,使得金融体系能更加有效地在风险承担能力不同的金融主体之间配置风险。
目前,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衍生金融产品的缺乏不仅是金融体系不完整的表现,也是风险管理市场工具匮乏的表现,它明显地制约了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三、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分阶段逐步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一)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
金融机构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必须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适时地调整自身机制,防范和化解风险,其中,准确地目标定位是风险管理有效运转的关键和前提,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目标应当定位于:
(1)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防范、控制和化解控股公司及所属金融子公司所面临的各类金融风险,保证控股公司及其所属金融子公司的各项业务经营活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符合公司制定的各项经营政策和规章制度,有效推动所属金融子公司各项业务健康、有序地发展;
(2)提高控股公司及所属金融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透明度,保证对内对外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及时性,为公司管理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
(3)实现在风险—收益均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价值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系统的运作必须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整个业务流程中,通过建立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预警机制、风险的转移和补偿机制,使得公司运营在风险环境中实现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均衡与协同。
(二)树立金融控股公司统一的风险管理理念
1.平衡风险和收益,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
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同样并不是要消除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因素、风险来源,而是在于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是通过合理的安排和实施一系列的决策、管理、操作政策和程序,保证在风险—收益平衡下实现整个集团价值的最大化,同时避免和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保证子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2.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意识
为了有效地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金融机构一般都设有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专司风险控制之职。但是,风险控制又决不单单仅是风险控制部门的事情,每个岗位、每个人在做每项业务时都要考虑风险因素,一定是要在风险能够控制的情况下才去操作和经营业务。
3.风险管理独立和透明
独立和透明是一套好的风险管理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条件。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独立性主要在三个方面:即风险管理职责的独立性、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以及对风险管理进行监督评估职责的独立性。独立运作的风险管理部门意味着高度权威性,尽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以保持其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
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风险管理体制,明确各风险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金融控股公司应成立隶属于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在同事会领导下指挥控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控股公司董事会:是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层,确定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与回报要求;控股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整个集团的风险管理目标、制定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监控重大风险,审批子公司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政策、程序、方法等;控股公司风险管理部:负责落实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政策,指导子公司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指导子公司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方法和程序;规划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对主要风险进行监控;对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进行管理。
第二层级:各子公司建立风险管理委员、建立风险管理部门,集中、全面的管理子公司的风险;实行业务经营、风险管理和设计监督三项主要职能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子公司层面风险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控股公司统一风险管理政策下,规划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子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审批资本分配和风险限额。
子公司风险管理部:子公司风险管理的执行机构,受自公司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全面管理子公司各类风险:根据集团战略拟定子公司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及标准;对子公司日常的各类风险进行动态的测量和监督,并及时向集团风险管理部门和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提出针对风险来源的具体控制办法;建立子公司有效的事后补救机制;管理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工作和人员。
第三层级:子公司内部建立垂直的风险管理架构。各子公司分支机构也应建立风险管理部门,由子公司直接管理并委派风险主管。子公司业务部门的风险经理以及下属分支机构的风险主管虽然是集团风险管理系统组织架构的基层单位,但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他们具有相当自主的、对各部门及分支机构业务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职责主要有:督促子公司业务部门或分支机构正确实施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措施;向子公司风险管理分部提供精确、及时的风险信息等。
四、结论
各国必须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混业经营程度、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金融经营体系结构以及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因素来设计、选择、安排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体制。我国应该顺应当今世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从结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注重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的分权与制衡。
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市场规范运作机制,一方面有利于规范金融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和运营的自主机会,既能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优势,又能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使金融效率、金融自由的法律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3
1.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内涵分析。风险管理是期货公司针对市场传导的风险处理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一环节期货公司处在被动的位置。关于期货公司风险管理主要可从广义及狭义的层面对其加以理解，从广义层面来看主要是期货公司处置的交易风险结果由谁承担，是其在期货市场法律环境当中所处位置及法律关系决定的。而从狭义的层面来说主要是期货公司处置投资者由于市场价格波动产生的交易风险承担的责任。风险管理是期货公司对市场传导来的需要分散及化解风险的义务，主要是通过一定程序及手段进行的实施，是期货公司能否持续发展的基础。
2.期货公司的主要问题分析。从当前我国的期货公司风险管理的情况来看，在诸多层面都存在着问题，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执行。虽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都有着认识，但在实际的业务处理过程中还依然存在着不按规则要求办事的状况，经常会发生人情及关系在风险管理当中混杂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期货公司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所以在交易及开户等出入金的环节会以客户的需求为主，所以就会出现行情有着大波动的状况下为满足客户需求迁就客户进而违规的情况发生。另外就是期货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还没有得到完善建立，监管制度影响着金融机构对风险采取的态度，并通常对其风险的调和起到了重要决定作用。虽我国一些期货公司在控制制度上有着建立，但总体来看都缺乏鲜明的个性，主要是为能够和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相符合制定的，所以在适用性方面就会受到诸多层面的因素限制。还有就是风险识别判断的科学性不强，缺乏进行风险管理的定量模型，不同因素对风险影响程度的诸多问题判断是根据模糊经验作出的，所以就缺乏科学性。风险管理的手段相对比较单一化，风险管理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客户资信相对较差。再有就是抗风险能力低及风险管理的差异化及灵活性不足，保证金封闭运行当中有着风险存在。
二、期货公司风险管理的问题成因及应对策略探究
1.期货公司风险管理的问题成因分析。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产生的问题因素是多样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期货市场法律体系正不断完善，但其中的问题当前还比较凸显，其中的内容和当前飞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已经不能有效的适应。还有就是在适度的竞争环境方面相对比较缺乏，我国的期货市场在行政色彩上较为浓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相对较大。而期货公司在一些业务上充斥着大量不正当竞争手段，这些方面都使得我国的市场秩序相对比较混乱，公司的效率也得不到有效提升，所以对期货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再有就是融资渠道比较匮乏，没有完善的外部监管体系，这些方面的因素都是造成风险增加的因素。另外就是期货公司的内部问题原因，主要体现在其规模较小以及业务的范围比较狭窄，管理的体制及手段都比较落后，内部控制体系还没有完备的体现出来。
2.期货公司风险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探究。对我国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进行完善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考虑，首先要建立合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积极的倡导合规文化建设。这是期货公司实现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从具体的措施实施方面主要从高层做起，主动合规，全员合规，制度先行，对制度的落实及执行情况要加强检查，明确合规报告的内容及途径，建立合规问责以及内控考核机制。同时也要能够开展合规培训，从而促进合规文化建设。强化内控管理制度的建设，主要提高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明确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潜在事件的影响，对风险和机遇加以区分。要对每项可能发生的风险分为措施以及既规避和减少等几个策略进行实施，并要从固有风险以及随即风险的角度进行考虑，制定相关的制度以及程序从而保障相应方案的执行。还要能够对风险管理的基本制度进行有效的完善，梳理业务规章制度及合规风险点，内部合规管理制度建设要和业务管理流程执行及修改得以有机的联动。所以这就需要做好内部合规管理工作，对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要能够打破部门间条块分割及各自负责的部门风险管理模式，避免由于制度的缺失而产生合规风险点。完善退出机制及程序的设计等配套措施，要在有效市场经济体系当中采取优胜劣汰的方法进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期货公司市场退出机制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一定影响，但只是一味进行保护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具体情况来看，市场经济过程中，倒闭是资源配置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对这一情况进行处理就需要就需依靠资金支持，所以监管者就要能够制定出处理问题期货公司的适当安排。构建合规风险管理处罚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建立合规的问责机制，并建立合规内控考核方案。在这一环节主要是确定合规内控考核指标，公司的合规风险指标主要分为重要影响及一般影响类型，从重大影响类型来看主要就是受到监督部门及主管机关处罚等产生的损失。而一般的影响则是指没有按照规范进行经营和操作，受到监管部门关注及公司发生风险事件所造成的媒体负面影响的情况。考核可通过扣分的结果并入到公司年度绩效管理考核的整体方案当中，各部们合规内控权重比例要结合公司及各部门签订绩效合同约定执行。对整体的业务结构进行调整，改善管理的模式，并要能够形成风险控制的文化。管理模式的改善非常重要，首先要能够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完善，从而实现期货公司决策科学化，规避内部人控制风险，再者就是对其管理架构进行合理化的调整，对其业务结构也要合理化的调整，开展一些创新的业务。还有就是良好的风险控制氛围能够为期货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这就需要期货公司在内部要能够形成风险控制的文化及防范风险的意识，这不仅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推进这一行业的文化建设进程。
三、结语
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4
物流公司风险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化有了更高的要求,根据目前的物流公司运营管理的特点我们可以知道物流公司的风险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一)筹资风险
物流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较大，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扩大规模所需的资金需求极大，公司在筹资财务活动中由于未知的筹资结构会引发无法实现的预期目标，这就是物流公司在筹资环节的风险。在物流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固定资产如运输工具、仓储设施的成本极高，必须通过各种筹资手段来筹集资金，这就会导致公司产生较高的负债。由于差异较大的筹资渠道以及筹资成本，很可能出现公司不能实现筹资目标，导致公司的财务环境恶化，财务风险出现，而且，物流公司的最主要的资产是运输工具以及仓储，这两样固定资产具有寿命长、价值高的特点，筹资会直接为物流公司的成本带来巨大的作用，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财务风险。
(二)投资风险
物流公司的投资风险主要是因为无法回收物流公司自己投资的资产，无法实现预期收益，从而影响到物流企业的生存发展，为了实现物流公司规模扩大的目标，必须在交通运输以及仓储上大量投资，这就对公司的投资有了更高要求，在资金投入环节，包括了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指物流公司扩大规模拓展项目时会使用公司的剩余资金，但是，物流公司是无法对投资收益进行保证的，会导致物流公司内部投资的风险。外部风险主要是物流公司对整个资本市场的投资，资本市场的风险性较大，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投资、资本投资专业性不足等原因的影响下会产生财务风险进而影响物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三)资金使用风险
物流公司的资金使用是物流公司现今的一大问题，现金流在物流公司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物流公司的资金使用环节存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解决生产规模的困境所引发的风险，我们知道，物流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成本比例是极大的，在资金需求上会导致许多增加风险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这一可能性，物流公司不得不通过银行信贷、发行股票等方面的手段来解决物流公司的资金需求，这就会造成物流公司较大的现金流以及较高的负债，而负债经营极有可能引发财务风险。二是资金配置方面的风险，对于物流公司而言，为了争取客户订单，物流公司不得不自己垫付资金来把握机会，但是，由此造成的资金配置问题很可能造成风险，资金流动不畅会造成风险的扩大。
(四)资金回收风险
物流公司的资金回收风险最大的方面就是在应收账款的回收上，物流公司的经营财务活动经常会运用赊销信用的方式来增强竞争力，这就会导致物流公司存在着大量的应收账款出现，无法及时回收企业的资金，有的客户在赊销之后拖欠账款，致使物流公司的资金流转出现困难，使物流公司出现严重的财务风险，而且，有的客户会出现拒付物流款项的现象，在物流服务不合客户需求、不能满足客户的心理时，很可能造成客户拒付物流款的现象，这就会造成资金回收困难的现象，导致财务风险发生。
二、物流公司风险的若干对策
(一)财务活动中的一般性风险管理
1、充分运用境外资本境外资本的运用能够降低财务成本，创收利润，在运用国际证开证一定额度的限额之后，能排满物流公司的国际证授信额度，提高资金周转速度，科学的运用开证付款期限以及现金回收的时间差，能够增加企业的总体融资效率，保障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提高经营的可用资金，从而实现降低周转资金风险以及提高公司资金使用率的目的。
2、稳定融资关系融资方不仅可以作为物流公司的资金来源方，同时也有着许多无形资产可供使用，在与其他公司进行融资业务时，应该充分利用企业双方的无形资产，例如双方的银行额度、公司的信用度、融资成本差异等优势方面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物流公司的资金使用率，从而减少筹资成本，在与合作银行的关系上，信用证的选择会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在即期价格与即期押汇利息之和大于远期证的价格只是，就应该选用即期信用证，反之则使用远期信用证在申请过程中应该注意选择尽可能低的开证保证金比例或者零保证金，在企业申请信用证时还可以申请减免相关环节的费用，使物流公司的经营成本降低。
3、利用跨境结算跨境结算能够很好地利用汇率差节约资金损耗，在境内的公司可以根据贸易合同汇出人民币在离岸的账户上，再在境外账户作为存款来提高资金的存款收益，境外的公司把境内的人民币转化为美元存款划至境内账户中，到期时境外公司再将存款转入人民币账户中，这项操作虽然对于工作人员的操作要求很高，但是，这样的方式能给哥物流公司带来更高的收入，避免资金使用风险。
4、稳定信用政策信用政策是物流公司的重要问题，会直接影响到账款回收以及资金的流动，客户的信用是企业流动资金的关键，物流公司在建立合作关系时应该深入了解客户的信用，对于信用好的客户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信用不良的客户要慎重选择，以便减少信用风险，维持企业的资金稳定。
(二)现代物流公司风险管理
1、树立风险意识物流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首先要从意识环节做起，要树立全员的风险意识，加强宣传力度，使各级财务人员对财务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增强风险感知的自觉性，将每个人都纳入风险管理体系当中，建立风险管理的良好氛围，从意识方面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尽量避免风险形成。
2、建立风险管控体系物流公司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地财务风险管理体系，选择合理地适合公司自身的风险预警机制，从整体把控风险管控，考虑各种因素，构建一个综合全面的风险管控模型，在风险管控体系的建立中要着重把握以财务风险分析的宏观与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因素以及行业市场状况，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财务指标的分析，总之风险管控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物流公司特点之上的，不能生搬硬套。
3、明确财务风险控制重点上文提到的财务风险物流公司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环节的风险、投资环节风险、资金使用风险、资金回收风险，物流公司应该着重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公司对这些环节的管控，将这些重点融合在公司风险管控体系之中，明确财务风险控制的主要内容。
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105－5中图分类号：F833文献标识码：a
全面风险管理是目前风险管理发展的最新趋势，它是一种站在整个公司角度进行的整体化风险管理方式，我们平时见到的公司风险管理（CorporateRiskmanagement）或整体风险管理（enterprise-wideRiskmanagement）也是指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公司的风险来自很多方面，比如，一个保险公司可能会面对由需求变化、利率变化、资产价格变化等带来的种种不同风险，最终对公司产生影响的不是某一种风险，而是所有风险联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有从公司整体角度进行的风险管理才是最有效的。目前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组织结构体系全面风险标准化度量的全面风险管理方法――eRm(enterprise-wideRiskmanagement)。eRm的概念是由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最先提出的。其核心理念是从企业整体的角度，对整个机构内部各个层次的业务单位和业务环节的各个种类的风险进行通盘管理。eRm要求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各种风险所涉及的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利率、汇率、股票、期权等）以及承担具体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进行全面有效的整合风险管理。第二类是基于风险决策因素的全面风险管理理论――tRm。tRm(totalRiskmanagement)是从风险决策角度提出的另一种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从系统决策的角度出发，引入风险管理策略的三因素概念,这三个因素包括概率(probability)、价格(price)和偏好(preference)因素。风险管理的目标是谋求三要素(3p’S）的最优均衡。目前tRm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建立如此庞大而复杂的tRm系统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对tRm理论而言，eRm具有良好的现实可操作性，本文所讲的全面风险管理指的是eRm。
一、全面风险管理经典文献回顾
（一）国内（中文）文献回顾。陈秉正（2003）在其著作《整体化公司风险管理》中论述了风险管理概念的演进、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的各种策略，并对整体化风险管理进行了展望。文章主要是融合了Shimpi（2001）的《整合性公司风险管理》和Doherty（2003）的《整体化风险管理》两本风险管理巨著的精华，论述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阳（2006）《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基本框架》一书从金融机构的风险角色分析入手，归纳了风险的概念和性质，并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论述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内涵和特征，以及现代风险管理框架体系的构建。该书的特色在于对风险角色的分析和风险、风险管理概念的归纳，但作者只是提出了现代风险管理的框架体系构建，并没有关于风险管理的实证分析和风险管理框架的具体应用。（美）尼尔・多尔蒂（Doherty,neil.a.，2003）《综合风险管理――控制公司风险的技术与策略》，这本由陈秉正，王在2005年翻译的风险管理著作认为随着近年来衍生金融市场的快速成长以及金融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上保险市场开始重视在保单内容的设计上将可保风险与财务风险相结合，因此，当前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反映公司的理财能力和增加公司的价值。整合型风险管理是结合保险与金融工程技术，利用创新性避险工具来管理公司的风险，包括可保风险（insurableRisk）、财务风险、营运性风险和事业风险（BusinessRisk）。Doherty,neil.a.还认为考察风险的成本是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因此对风险的成本做了深入分析，并考察了容易产生风险成本的公司结构特征，指出改变公司的结构特征同规避风险一样属于重要的风险管理策略。该书对如何利用简单的和复杂的财务杠杆对风险进行管理，包括应急性融资工具的分析在全面风险管理领域是一个创新，增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可操作性。赖志仁（1999）在《风险管理与全球保险之未来趋势》一文中论述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产业间的合并和企业并购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保险、银行、共同基金、资本市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变小，替代性变强。因此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不能继续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应该从公司整体的视角上开发一种综合的风险处理方法。该文章还指出多种避嫌工具的风险管理策略会成为未来的潮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企业应该如何整合这些避险工具来处理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潘国臣等完成的文章《整合风险管理与会司价值》（2006）指出，新兴风险管理工具有资产避险、负债避险和权益避险三种，这三种避险工具的价格分别为、和，并且三者的关系是＞＞。如果采取避险措施之前的资产与负债额分别为与，则在资本结构已经是最优的假设下，采用负债型避险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冲击是最小的，其次是权益型避险方式，而资本型避险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冲击是最大的。若是分析损失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则单纯使用资产型或负债型避险工具都是不利的，应该综合运用多种避险工具。但文章并没有就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二）国外文献回顾。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研究部在其著名期刊《Sigma，no3/2005》发表了《产险业资本承保与价值创造的实践》①一文，该文章指出：影响产物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因素是投资活动与承保风险的组合。而公司价值比较高的产险公司的承保利润波动较小，这些公司都有较好的风险选择、风险分散与再保险安排，或者使用了创新的风险转移技术。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从实证角度出发验证了风险管理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作用。Shimpi（2001）年的著作《整合性公司风险管理》中提到：风险就像一头大象，传统的风险管理就像盲人摸象，“虽然每个人都摸对了一部分，但总体上来讲还是错的”。书中对于传统个别的风险管理与创新整合型风险管理做了比较，其中包括：资本管理与风险管理；公司财务与保险；财务长与风险管理人；众多个别风险与整合风险；众多个别市场与整合的市场。并对整合前后的风险管理效果进行了论述。该书与Doherty（2003）②的著作是学术界公认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中最经典的两本著作，两本书的着重点不同，内容各有千秋。Doherty（2003）主要论述了各种创新型避险工具的运作与风险分析。meulbroek（2002）在其论文“aSeniormanager’sGuidetointegratedRiskmanagement”中强调现代风险管理的观念不应该局限在可保风险暴露单位上，而应该关注会影响公司价值的所有风险，包括营运风险、法律责任风险、财务风险、投资风险、税收负担风险、监管及合规风险等。并提出了处理风险的三大基本原则：一是修正公司的营运方式；二是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三是选择适当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产品）。以此来适应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变化。meulbroek认为应该用最具成效的方法达成风险管理的目标，使企业在遭受不可预测的意外损失时，可以及时获得融资资金，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甚至进一步发展。Culp（2002）的两篇文章认为，资金管理和风险管理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但长久以来的公司财务处理方法总是将两者分开来管理，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损失了管理的效率。Culp建议公司应该采用整体化风险管理，利用创新型金融避险工具来管理风险对企业内部的现金流、盈余与资产负债表的不利影响，并避免非预期损失事件实际发生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全面风险管理产生的基础
全面风险管理涵盖的范围很广，它是在图1所示的三个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涉及保险、财务套期保值、投融资、杠杆管理、薪酬设计甚至税收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③
首先是风险管理与保险理论的发展。风险管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管理“可保风险”而出现的。Robertmehr和BobHedhes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可保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之后，可保风险管理又有了一系列的创新，比如有限风险计划；保险公司自身的资产负债管理；以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捆绑式保障保单，这种保单不仅包括传统的可保风险（财产和责任风险），还包括财务风险（如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从而打破了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障碍。
其次是衍生产品市场和金融工程理论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金融创新高速发展的时期，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柯威茨的资产组合管理理论、夏普和罗斯创立的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布莱克和舒尔茨创立的期权定价理论。衍生产品和金融工程的发展不仅丰富了风险管理用于套期保值的工具，还为公司其他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方便。公司不仅可用衍生产品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还可以将衍生产品嵌入到公司的负债和权益里。而新近发行的巨灾债券和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aRt）则是直接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
再次是公司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关注风险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1976年DavidCummings通过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说明了公司是如何通过对风险进行保险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mayers和Smith（1983）又基于风险给公司带来的摩擦成本，提出了更新的公司风险管理理论（关于风险的成本，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有详细的论述），即风险的摩擦成本或交易成本可以使风险管理成为一个增加公司价值的过程。针对风险的成本解释，Dohertyneila.（1985）又提出了管理风险的“对偶策略”，即公司既可以通过降低风险又可以通过调整财务或组织结构、改变杠杆作用的方式来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
三、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这里主要介绍美国CoSo委员会和GaRp组织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一）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①。CoSo全称为“发起机构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它是一个自愿性质的私营机构，致力于通过商业伦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来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2004年9月，CoSo委员会正式了《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Riskmanagement――integratedFramework)，目前已受到国际企业界、金融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新的《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对全面风险管理给的定义是：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企业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各种经营活动之中，目的是识别可能会影响企业价值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于企业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称Rem框架)力求实现以下四种类型的目标：战略目标―高层次目标，与使命相关联并支撑其使命；经营目标―有效和高效率地利用企业资源；报告目标―报告的可靠性；合规目标―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来源于管理当局经营企业的方式，并与企业管理过程整合在一起。这八个构成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企业风险管理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曾经有效的风险应对方式可能会失灵，控制活动可能会变得无效或不再被执行，企业的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等。面对这些变化，管理者需要通过控制手段，以确定企业风险管理的运行是否持续有效。监控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结合来完成。eRm框架有如图2所示的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企业的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第二维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第三维是企业的各个层级，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各条业务线及下属各子公司。eRm三个维度的关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都是为企业的四个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层级都要坚持同样的四个目标，每个层次都必须从以上八个方面开展风险管理活动。该框架适合各种类型的企业或机构的风险管理。
（二）GaRp全面风险管理框架②。GaRp(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成立于1996年，是在英国老牌巴林银行倒闭、全球风险重要性开始凸现的背景下由风险专业人士倡议产生的专业组织。GaRp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所要做的是了解从金融机构活动中所产生的全部风险同时去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因而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会平衡风险管理结构和质量方面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该组织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应该包括策略、程序、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模组以及它们之间的融合（如图3所示）。
GaRp认为，风险管理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六点：(1)把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结合起来，这样可以确保企业在预测并分散风险方面的优势；(2)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这个过程要便于公司组织内部对风险管理的理解和实施，并能主动支持公司的风险管理策略；(3)通过在组织人员指导和风险行为的支持系统之间的合理安排来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4)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理性和动态的划分，合理地反映公司商业策略和外部市场环境所对应的风险；(5)建立一个风险和行为的衡量系统，这个系统要透明、可信、及时，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实现个人行为与企业目标以及风险管理目标的统一；(6)强化组织的风险管理意识，重视风险管理的质量和持续性,提高企业风险承受的能力，满足顾客要求和增加股东收益。GaRp全面风险管理的四个模组协调合作，共同负责完成以上六项风险管理任务。实际上GaRp方案与CoSo的eRm框架并无实质区别，GaRp方案囊括了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并做了重新组合，更进一步来说，策略是中心，风险管理基础设施、过程和环境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三大平台。
四、全面风险管理的四种基本策略①
全面风险管理策略针对的不是单个风险，而是整个公司的风险剩余，它包括下面四个基本策略。不论风险的来源如何，也不管风险是增加了税收成本还是财务困境成本，只要风险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影响就可以使用这四种风险管理策略来管理风险。
（一）资产规避策略。“资产规避”可以定义为用一项资产为其他资产所存在的风险提供规避。资产规避策略的思想是：一个包括了基础资产和规避资产的投资组合可以有很小的风险甚至没有风险。比如投资组合F，一定量的资金$被投资于两项资产。第一项是基础资产，每投入的一美元的回报为aB；第二项资产，即规避资产，每一美元的回报为aH。资金$按{1h}分配于两项资产，并且两项资产的相关系数ρBH为负，在接近－1的极限时规避效果最好。
资产规避：F=$(aB+haH)0>ρBH≥－1（1）
如果ρBH＝－1，则存在某个规避率h*使得投资组合不存在风险，此时CoV{$(aB+haH)}=0。
再保险保单是保险人采用的一种传统的资产规避形式。新型的资产规避工具是巨灾期权，巨灾期权是根据保险公司所要求的指数价值而制定的期权，当指数达到预先设定的指数值（执行价格）时，保险公司就可以获得一笔支付报酬。资产避险核心思想是当基础资产遭到损失时可以通过另一项资产的获取来弥补，当然中间涉及规避费用的问题（再保险保费或期权价格）。
（二）负债规避策略。与资产规避策略不同，负债规避是在资产负债表的相反方面实现的，即用一种负债的免除来弥补基础资产的损失的风险管理策略。这样，投资组合包括的就不是规避资产，而是基础资产和规避负债的组合。
负债规避：F=$(aB-hLH)0
如果ρBH=1，则存在某个h使得投资组合不存在风险，即CoV{$(aB-hLH)}=0。许多新型的风险管理策略，如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股票期权和巨灾债券都属于负债规避。
（三）股权规避策略。全面风险管理的目的包括避免风险带来的各项成本，保值公司对突然损失的融资能力和对投资机会的筹资能力。除了获得外部资本注入和借债，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些目的，那就是损失后的股权融资。当损失事件发生后，公司为损失或投资机会筹措资金的难易程度以及资金使用的成本取决于损失事件的严重程度、公司的特许价值以及当时金融市场的环境，而公司所关心的一是资金需求数量和成本，二是损失后的杠杆水平。股权融资可以满足筹资需要，而且不会增加杠杆率。虽然债务融资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会增加杠杆率①。当一个公司现有的流动资产无力支付投机性损失（流动性危机），而公司其实还具有一定数量的特许价值，这时候采取的资本调整措施实质上是特许价值的一种变现。
股权规避策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简单的损失后权益融资。这种策略的一个特征就是新的权益资本的可发行价格会由于损失而降低。第二个策略是保险人购买其自己股票的一个看跌期权，这个期权可以在预定规模的损失发生后被执行。这些新的工具已经在市场上发行的“巨灾看跌期权”中被使用。
（四）杠杆调节策略。风险的成本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或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两种方式降低，这是新型风险管理的“对偶性”特征，也是我们进行风险管理策略时考虑问题的两个基本方向。其中减少交易成本的策略可以叫做风险调整策略，而对杠杆率的控制是最重要的风险调整策略，它可以用于降低任何风险来源导致的风险成本，是典型的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杠杆调节策略可以用来处理财务困境成本，贷款人和剩余权利要求者之间成本等。此外，如果发生了突然的损失，公司将发现由于杠杆率的降低使得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处于有利的位置，或者对已破坏资产进行重购，或者对新方案进行融资都变得相对容易。
杠杆调节策略顾名思义是对公司财务杠杆水平的调节，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都属于杠杆调节的范畴，只是由于近年来风险管理领域的创新都集中在新型规避工具的使用上，这些新型工具又都属于股权或负债型避险工具，所以把这两种工具单独拿出来介绍以示重视。除了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杠杆调节策略涵盖的内容还很多，比如红利政策的制定、债务和权益间的转换等，这属于更广泛的公司财务管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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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6
Keywords：financialandaccountingtreatment；securitycompany；risk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9-0066-03
0引言
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是指公司在财务活动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账务管理出现偏差，致使公司存在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1]。自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开始试办以来，我国证券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金融市场上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证券行业加大力度进行业务创新及转型，在监管层放松管制和鼓励创新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证券行业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证券市场获得了迅速发展。证券行业业务范围不断扩宽，产品类型日益丰富，资产规模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和资本实力不断增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证券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观念冲击、市场冲击、业务冲击、人才冲击和技术冲击，证券公司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快速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证券公司面临着诸多财务风险，比如净资本规模较小，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收入结构不均衡，业务同质化严重，公司业绩很容易受股市行情影响等等。如果公司没有有效的识别财务风险并且采取有效的财务风险防范措施，那么将极其不利于证券公司的健康规范发展。随着市场的透明化、信息化、监管手段的完善化及法规化、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证券公司必须积极应对证券行业的发展要求，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以面对来自各方的危机。财务风险是一种很重要的不容忽视的风险，而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管理是财务风险管理基础，因此，如何规避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成为公司加强管理核心问题之一。
1研究综述
在发达资本市场，在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已趋于成熟。我国作为新兴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发育还不是很成熟，在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尚处在理论探讨与经验借鉴的阶段。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研究开始重点关注于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刘恩禄、汤谷良（1989）第一次系统论述了财务风险的概念、特征及原因，探讨了企业该如何管理财务风险[2]。
一些学者对证券公司的风险来源、表现形式和特征等进行了相关研究。毕秋香等（2002）按照证券公司的风险来源以及风险的特征，将证券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划分为五大类，即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并且针对每一个风险的具体成因进行了归纳[3]。曾嵘（2006）根据证券公司的不同业务类型将风险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证券经纪业务风险、承销业务风险、自营业务风险和其他业务风险，同时具体研究了每项业务具体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对于证券经纪业务风险而言，又可将其分为经营风险、操作风险、业务拓展风险和it技术风险等[4]。
部分研究主要从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的角度研究其风险控制。陈共炎（2005）从会计控制的角度研究了证券公司内部控制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我国证券公司会计制度演进的状况，然后总结了影响我国证券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并结合一些证券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最后提出应当通过建立集中管理的财务制度提升证券公司会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以充分发挥会计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5]。冯玉明（2006）通过对上市公司2008年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加强内部控制可以有效防范企业的财务风险[6]。王学峰（2007）结合内部控制的国际惯例和中国证券公司的实际情况，从证券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必要性、证券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构成要素及控制目标、控制主体及层级、控制客体与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我国证券公司构建了较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7]。张玺（2013）针对我国证券公司存在的风险管理问题，提出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加强行业信用评级制度管理、建立健全证券从业人员的监督机制[8]。段丽巧（2013）分析了金融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从财务内部控制环境、财务管理职务配置的优化等方面提出加强内部控制的对策[9]。
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证券公司财务风险，并对其特征进行研究，提出了切实可用的风险管理办法。许明波（2005）通过分析证券公司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和财务风险，设计了全面、系统、逻辑一致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指标框架及风险动态监测框架[10]。孟祥霞（2007）从理论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应注重基础理论，加强财务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研究，强化财务风险文化、风险管理教育和财务风险管理责任观[11]。俞邵峰（2013）对证券企业财务风险的界定与特征以及证券企业财务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展开分析与探讨，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加强证券企业财务风险控制与管理的有效举措与建议[12]。
但是，相对于其他大多数企业而言，证券公司的数据很难获取，尤其是财务方面的数据，更是缺乏，这给证券公司财务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带来较大困难。证券公司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少，而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是财务管理风险的基础，决定了证券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尤其是一些证券公司希望通过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方式进行融资，更是要保证财务与会计处理的真实行与合规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结果可以为我国证券公司的财务与会计处理的风险管理提供借鉴。
2我国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的现状
国内关于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的研究比较细致，涵盖了财务印鉴管理、发票管理、银行存款管理、涉税、会计档案管理和实物资产管理七个方面，落实到了实务中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上面，并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解决方案，这对于证券公司日常账务处理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但是国内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风险研究缺乏理论指导。研究内容都是从微观层面着手，以上研究问题虽然较为全面，但是并不能涵盖财务与会计账务处理的方方面面，并且多从实际问题出发，并不能对整个证券行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其次，研究缺乏普遍性。国内的研究多从某一个证券公司的角度出发，分析该公司存在的问题，所以研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这样虽然各个公司能够处理好自身问题，但是该公司的经验不能对其他公司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研究缺乏共性。
再次，缺乏全面的风险控制体系。研究内容较为分散，多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风险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控制体系，导致在财务与会计的日常处理中通常是出现了问题才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样将会把证券公司置于一个风险较大的环境中，风险控制十分被动。
3我国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的识别和应对
3.1我国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的识别和应对思路
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管理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只有真实准确的财务信息才是管理层决策的有力支持和有效依据，才能够满足外部客户的需求。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研究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的理论基础。应当跳出微观层面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深入了解证券行业的财务风险，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对于现有问题及未知问题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第二，总结研究证券公司面临的风险问题的共性。公司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财务人员缺乏风险意识，未严格执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公司内部财务监督缺位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原因具有普遍性，研究应当针对整个证券行业，并非某个证券公司的某些财务与会计风险问题。因此，应当总结风险问题的共性，结合理论基础，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风险控制对策。
3.2风险识别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并对我国几个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较大的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进行走访调查，总结出证券公司财务与会计日常处理主要风险如表1所示。
4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管理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只有真实准确的财务信息才是管理层决策的有力支持和有效依据，才能够满足外部客户的需求。拥有完善的内部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控制机制是保证证券公司成长的关键。
本文通过总结分析国内证券公司财务与会计处理风险控制的研究成果，发现证券公司财务与会计处理普遍存在七种一级风险：财务印鉴管理风险、发票管理风险、银行存款风险、涉税风险、会计档案管理风险、实物资产管理风险和经纪人账务处理风险。上述风险分别对应若干个二级风险，并针对各个风险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4.2建议
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增长机会业绩风险薪酬业绩敏感度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设计薪酬激励时，如何正确认识风险与激励之间的关系是向管理层提供有效激励的关键。如果管理层承担的风险与受到的激励不对等的话，冲突反而会被激化。因此，建立风险与激励相匹配的薪酬模式是非常必要的。经典委托理论对风险与激励的匹配进行了研究。其结论认为股东必须在风险与激励之间进行权衡，以达到激励成本最小化（mirrlees，1976；Holmstrom，1979）。在那些风险大的公司中，管理层薪酬中随业绩变动的部分相对较小，薪酬业绩敏感度也应相对较弱。然而在现实中，一个现象是以高风险为特征的高科技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包含更多的股权与期权。股权和期权使得管理层成为实质上的公司股东，并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相对于其他的薪酬形式，由于股权和期权与股价直接挂钩，从而放大了薪酬风险，然而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东与管理层都乐于接受这样的薪酬安排。从权衡视角来看，这无疑与经典委托理论的预期相悖。如何从激励成本的角度解释这一悖论，对于认识风险与激励的匹配问题具有理论价值。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发展明显提速。据统计，截止2011年3月8日，涉及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已达到208家，而2010年以来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占全部激励公司的35%。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冲动越来越强。那么从节约激励成本的角度出发，是否所有的上市公司都适合股权与期权的激励方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公司实践中解决风险与激励的匹配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基于经典委托理论的研究Haubrich（1994）发现，对于风险厌恶的管理层而言，公司价值波动性越高，薪酬业绩敏感度相应越小，这反映了薪酬设计中对于风险与激励的权衡。aggrawal和Samwick（1999）发现，无论是Ceo，还是其他高管人员，薪酬业绩敏感度都随着公司股票回报的方差增加而递减。mishra、mcConaughy和Gebeli（2000）对高管人员薪酬业绩敏感度与公司经营风险和股价波动风险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司业绩与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薪酬业绩敏感度较高的公司比在薪酬业绩敏感度较低的公司中的绝对值更大。这一结论意味着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提高公司业绩，存在着某个临界值，当风险超过临界值，再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将损害股东财富。mengistae和Xu（2004）利用我国国有企业的样本，发现薪酬业绩敏感度的确如委托理论预期的那样，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Lambert和Larcker（1987）、Kraft和antonia（1999）、Jin（2002）、周嘉南和黄登仕（2006）也发现薪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证据。肖继辉、彭文平（2004）和陈震、张鸣（2008）并没有发现业绩风险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ore和Guay（1999，2002）、Kaplan和Stromberg（2004）、oyer和shaefer（2005）甚至发现风险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风险越大，薪酬业绩敏感度也随之增加。这些结论无疑是与经典委托论的预期相悖。
（二）基于项目信息优势下的经典委托理论拓展研究由于经典委托理论的结论基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些假设被打破，其关于风险与激励之间权衡的结论也可能随之改变。相应的，存在某些因素影响风险与激励的匹配，从而改变权衡取向。目前存在文献从管理层拥有的项目信息优势对经典委托理论进行扩展。Core和Qian（2001）认为管理层拥有在投资项目上的信息优势和选择自由。因此，对于处于不确定性较大的经营环境中的公司，股东应当依赖更多的业绩薪酬促使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作出符合股东利益的项目投资决策。Shi（2005）认为经典的委托理论假设管理层只能被动的承受项目的风险，但事实上其能够主动的对风险作出反应。如果他能通过努力识别项目潜在的状态并由此作出相应的决策，则对于风险高的投资项目，他的努力将更有价值，此时股东对管理层的激励将会与这部分能够识别的风险成正相关关系，风险越高的项目越需要管理层付出努力。周嘉南等（2006）认为当项目蕴涵实物期权的价值时，管理层非但不厌恶风险，反而存在夸大项目风险的倾向。此时股东给予其的项目价值分享比例将与项目的风险成正向变动。即项目的风险越大，管理层所得到的项目价值分享比例应随之增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按照Holmstrom与milgrom（1987）构建的经典委托理论分析框架，风险对股东和管理层而言都没有任何的正效应，而基于业绩的薪酬模式使得管理层与股东同时承担公司风险，这打破了风险承担的帕累托最优。股东必须为之支付相应的激励成本，即保险成本（insurancecosts）。从风险分担上看，管理层承担风险是不经济的，因为其导致保险成本的产生；然而，薪酬基于业绩指标可以弥补努力不可观察带来的道德风险弊端，从而节约剩余损失（surplusloss）。从激励的角度看，这是经济的。保险成本与剩余损失构成了公司总成本。在业绩风险既定的前提下，薪酬业绩敏感度增大，一方面减少了道德风险引发的剩余损失；另一方面却增大了保险成本。正是由于剩余损失与保险成本的反向变动，薪酬业绩敏感度的设定成为风险与激励的权衡过程，权衡的目的为总成本最小。业绩风险通过保险成本影响权衡取向，这表现为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负向影响。为了检验经典委托理论，提出假设：
假设1：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四、实证检验分析
（二）回归分析本文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1）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系。表（4）结果显示，无论是以Roe，还是以Ret作为业绩度量，？茁3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并且，以Ret作为业绩度量的样本回归中，交互项还表现为正。这一回归结果并没有支持假设1，其也证明业绩风险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并非经典委托理论预期的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负相关关系。经典理论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对风险与激励的权衡取向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这一负向关系。
（2）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激励强度之间关系影响。本文首先进行了全样本的回归分析，以检验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系的影响；之后分别选择增长机会的高四分位样本与低四分位样本进行分位数回归，以检验具有不同增长机会的公司中，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区别。表（5）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以Roe，还是以Ret作为业绩度量，？茁7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随着增长机会的增大，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系会产生变化。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以Ret作为业绩的样本中，具有较高增长机会的公司，其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与那些具有较低增长机会的公司的确存在显著的区别。在蕴含较低增长机会的公司中，Roe*RiskRoe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意味着风险对薪酬业绩敏感度具有负向影响，这符合经典委托理论的预期；而在具有较高增长机会的样本中，Roe*RiskRo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意味着风险对薪酬业绩敏感度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在以Ret作为业绩指时，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系也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过程，只是在缺乏增长机会的样本中，Ret*RiskRet的负向关系不显著。对于这一结果，分析可能源于在现实中，管理层的薪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确定后一段时间内会保持不变。所以即使公司在设计管理层薪酬时会将风险考虑在内，但也不可能对薪酬与风险做到及时的调整和匹配。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具有不同增长机会的公司中，业绩风险的效应不同。在增长机会较小的公司中，业绩风险干扰管理层业绩判断的负效应占优势地位。因此，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表现为负向关系；在具有增长机会的公司中，业绩风险增大公司蕴含的增长期权价值的正效应占优势地位。相应的，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产生正向关系。经典委托理论只描述了风险负相应下的匹配关系，而没有包含正效应下的匹配关系，因此，其结论是不完整的。由此可知，假设2得到了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结论是否稳健，使用改良的资产市值账面比作为增长机会的变量。其定义如下：（流动股市值+非流通股价值+债务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流通股市值+（股东权益/总股本）*（总股本-流通股股数）+债务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稳健性检验的结论显示，在全样本检验中（以Roe作为业绩变量）与高四分位样本中，Roe*RiskRoe*Growth与Roe*RiskRoe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在低四分位样本中，Roe*RiskRoe为负，但依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稳健性检验表明，在使用不同的增长机会变量之后，本文的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薪酬设计的核心是匹配风险与激励。经典委托理论关于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负向关系的结论并不全面。本文在扩展项目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得出不同的公司增长机会，股东与管理层对风险的偏好不同，风险效应也存在差别，这导致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出现由负转正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对于增长机会很小或没有增长机会的公司而言，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负相关；而对于增长机会大的公司而言，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正相关。这一研究结论拓展了经典委托理论的结论。基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中发现的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正向关系并不是一个异常现象。而在公司实践中高科技公司赋予管理层更多的基于股权的薪酬的现象，从节约激励成本的角度，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高科技公司蕴含更大的增长机会，风险对于管理层与股东都具有更大的正效应。因此，股东给予管理层更大比例的随业绩变动的薪酬，符合激励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另一方面，从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出上市公司推广股权、期权激励的基本前提。股东应当根据公司所蕴含的增长机会，权衡风险的不同效应，从而实现风险与激励的匹配。对于外部经营环境蕴含增长机会，且采取成长性战略的上市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引入股权或期权的方式激励引导管理层承担风险，捕捉增长机会，增加公司价值。相反，对于外部环境缺乏增长机会，或采取稳定性战略的上市公司，并不适于大规模推行股权或期权激励。相反，给予管理层相对较小的随业绩变动的薪酬，可以节约激励成本，引导管理层稳健经营。
*本文系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及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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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信息披露;风险水平;关系;机理;约束条件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5-0038-04
引言
保险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的主要途径之一。作为经营保险产品的特殊企业，保险公司承担着投保人未来风险的保障和保险金的给付责任。而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双方达成交易的前提，同时也是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进行依法监管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国内关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与保险资产的风险水平的关系的研究很少，大多数研究使用了比较简单的信息披露程度与保险资产的风险水平的模型，简单地认为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对于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水平起到了积极､正面的约束作用。安祥､梁世平－2006)运用博弈论分析了保险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因和信息披露不理想的原因，主要从政策层面进行了论述。为了更好地论证信息披露与保险公司风险水平的关系，笔者借鉴Cordella和Yeyati－1998)模型，分析信息披露降低保险公司风险水平的内在约束条件。
Cordella和Yeyati－1998)研究了信息披露和银行资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得出如果银行的风险水平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那些冒险倾向比较强的银行，信息披露降低了这些银行选择的风险水平;反之，如果不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公众不知道银行的风险水平，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较小的那些银行就将选择风险较高的项目。该模型是针对完全信息披露的状况进行讨论的，在本文中，笔者在该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基于信誉机制更为一般地讨论信息披露与保险公司资产风险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与保险公司
风险水平的关系研究
在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择和调整自身的风险水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信息的披露将引发保单持有人对保险公司活动的监控，并减少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承担风险的动力。具体来说，投保人将对保险公司施加更加严格的控制，通过对保险公司风险暴露要求收益补偿来约束保险公司的冒险行为。
为了研究信息披露与保险公司资产风险之间的关系，笔者构造如下模型，在此模型中假设所研究的保险公司只经营投资型产品，如投资连接保险､万能保险和变额年金，保险公司从投保人和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进行风险项目的投资。考虑一个存在n个相同投保人的经济体系，每个投保人拥有1/n单位现金，他们需要决定投资于保险公司或者银行存款。投保人是风险中立者，如果购买保险产品的预期收益大于或等于银行存款利率，他们将向保险公司提供资金。保险公司是风险中立的，它投资于风险性的项目并最大化收益现值。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整个顺序为:(1)保险公司设计保险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2)保险公司确定预定的结算利率;(3)在预定结算利率和银行利率确定的基础上，投保人决定是否该买保险;(4)保险公司将获得的保险资金进行投资;(5)最后，保险资金收回并偿付给保单持有人。如果在期末，保险公司不能全部偿还保险基金，它将被拍卖､清算，所得资金将按一定比例分发给保单持有人。
综上所述，在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择风险水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信息的披露将引发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活动的监控，减少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承担风险的动力，从而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水平。也就是说，投保人通过对保险公司高风险的资金使用要求更高的结算利率的办法来约束保险公司的冒险行为，这将对保险公司施加更加严格的风险管理控制要求。
信息披露促进保险公司
风险管理的条件
（一）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能力
1.约束机理。
我们已经论证，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的自是信息披露促进保险公司降低风险水平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保险公司并不会有完全的风险选择自，保险公司选择风险水平的能力往往会被某些超越它对资产风险选择控制力的因素所限制。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自是信息披露能够改善保险公司风险水平的重要约束条件。
在保险公司没有风险选择的自情况之下，如果保险公司对自身投资组合风险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由于保险公司不能选择无风险投资组合并支付相应的结算利率，保单持有人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选择信息，也就无法确定一个能够补偿保险公司可能发生的任何风险的保单结算利率，即使保险公司选择在低风险状态下进行投资，保单持有人也无从知晓，也就是说，保单持有人无法利用保险公司投资风险方面的信息去约束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行为，保险公司安全投资并不能有效降低保险成本和破产清算的可能性､提高信誉，因此也失去了进行稳健投资的原动力。如果保险公司选择不披露风险信息，保险公司在稳健经营状况下向公众提供的任何结算利率都会与保险公司在采取冒险策略的状况下提供的结算利率相同。
总之，当保险公司投资组合的风险由保险公司自主选择时，信息披露减少了保险公司冒险的动力进而降低了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性。但是，在保险公司不能自主选择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当保险公司的风险水平波动范围较大时，信息披露将增大保险公司破产的概率，这将引发信息披露情况下结算利率反映风险水平的变动的现象。特别是，对于大范围的波动，冒险状况下高结算利率对保险公司破产的抵制作用往往要超过低风险状况下低结算利率对保险公司破产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不公布信息而使自身能在各个时期均匀地分布成本是其最优决策。
2.影响保险公司风险选择水平的基本因素。
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水平应该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保险公司选择不同风险水平的资产组合的自主性;二是保险公司对于风险资产的配置能力和控制能力。在我国当前，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水平还受到较大的限制。
（1）我国金融资产的稀缺和保险公司投资范围的管制，决定了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只能以存款为主，缺乏高风险资产和对冲工具。由于中国的保险公司受到金融分业监管的要求，目前的业务还比较单一，在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大多数保险公司只能够选择为数不多的渠道来获取利润，由于债券市场产品的稀缺，保险公司的资产主要还是存款､基金，因此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系统风险居高不下。
（2）保险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保险公司无法有效控制资产风险。“官本位”的治理体系导致保险公司不能对金融风险实现有效的控制，风险控制手段上比较落后，无法对资产的风险水平进行科学的识别和评估。
（二）市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
通过信息披露促进保险公司改善风险管理水平，本身就是市场约束机制－marketDiscipline)发挥作用的过程。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原则都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保险公司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而市场约束机制的基础条件是否满足，乃是信息披露能否促进保险公司降低风险水平的重要约束条件。
1.市场约束机制的运行机理。
Bliss和Flannery(2000)研究认为，市场约束应当分解为两个要素:市场监控和市场影响。市场监控指的是投保人应该具备对于保险公司及其监管框架的实时的风险评估能力。投资者传递出来的价格信号，使得保险公司会自动打消从事超出风险控制能力之外的活动的念头，而不是要等到监管者采取强制措施，或保单持有人流失来迫使其降低风险。投保人的分析同样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健性，通过分担监管者评估日益增多的复杂的和形形的金融机构的风险概况的事务。市场影响是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对于通过保险公司的证券－包括次级债､股票等)的价格反映出来的投资者反馈消息的敏感性，这是市场约束的终极目标，也是市场约束能逐步渗透的测试举措。
2.市场约束机制运行的基础条件。
从理论分析角度，市场约束机制如果发挥功能，通过信息披露加强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效果就能够达到。但在实践中，市场约束机制却可能存在失效。
根据CemKaracadag和animeshShrivastava（2000）的研究，笔者认为保险市场约束机制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1)准确而及时的关于保险公司资产状况的信息披露，以对保险公司资产风险状况实施有效监督;（2）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并且具有大量潜在的投保人，从而产生对销售投资型产品的保险公司进行风险评估的激励;（3）投保人相信购买保险公司的投资型产品是有风险的;（4）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披露监管框架，以实现对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的有效监管。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主要分析以下三方面:
（1）保险公司资产的可监控性。保险公司不同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资产质量难以为外部人所知晓。保险公司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提供融资功能，而是在于他们对于客户关系的投资和信誉的投资。而投保人对保险公司风险状况实施监督的内容，也因为我国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远未完善的信息披露与审计体系而发生变化，包含了对企业组织和执行能力､以及面临的制度环境的评估，再加上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不可信赖的法律环境，更加增大了风险评估的难度和复杂性。
（2）丰富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市场上存在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数量，直接影响投保人的选择范围，进行影响了投保人的风险选择能力，同时也使保险公司丧失对所销售投资型产品进行风险评估的积极性。只有市场上具有丰富的投资型产品，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竞争的市场，同时也会扩大投资型产品的市场的规模，有利于培养市场约束机制。
（3)对保险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管。监管机构关注的是如何维护一个高效､公平､安全及稳定的保险市场以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如果有适当的信息来评价保险机构行为及其内在风险，市场就会作出有效反应，奖励那些对风险进行了有效管理的公司，同时惩罚其他公司。为了加快建立市场约束机制，保险监管部门应该规定保险公司至少披露以下内容:财务状况，财务表现，风险暴露程度及其管理，信息准备的基础､方法以及假设，包括会计政策－以及对任何变动的评论和经济影响)，以及基本业务､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及时可靠的公开信息披露有助于保单持有人､潜在保单持有人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他们可能承担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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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总经理；背景特征；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18-08
一、引言
风险承担是指公司对投入大量有风险资源的承担程度，即公司愿意为获得较好的市场机会或收益而愿意承担高风险的程度，对公司风险承担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苏坤，2016）[1]。然而，以往文献大都将管理层视为是同质的（不同企业管理层风险偏好一致），并基于管理层“理性人”假设来研究风险承担问题。但是，管理层受制于自身不同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生活环境，导致不同的思维习惯和想法，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决策。管理层的背景特征是其形成认知基础、洞察力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自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著名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echelonstheory）[2]以来，行为金融学派逐渐引入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管理者人口学特征的视角研究了不同企业管理层异质性对公司决策的重要作用。公司经营决策深刻地蕴含着管理者尤其是Ceo个人特质的烙印（苏坤，2015）[3]。风险承担决策作为公司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必然受到Ceo认知水平、风险偏好和价值观的影响。而Ceo认知水平、风险偏好和价值观形成于其过往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环境当中，因而会受到众多人口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称等的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公司风险承担与“高层梯队理论”结合起来，以我国沪、深a股市场2001～201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Ceo背景特征是如何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发现，Ceo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任期越长，公司风险承担越低，Ceo在上市公司以外兼职对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Ceo性别和职称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克服以往文献视不同企业管理层为同质性的局限，从管理层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而以往有关公司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是从公司基本特征、公司治理和宏观制度环境等方面研究的，而本文则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不仅为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也进一步丰富了Ceo背景特征与公司决策间关系的研究。第二，“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大都是以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和制度环境为背景（在西方国家强调民主、平等，高管团队权力差距较小，因此研究对象往往以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为基础。而在中国由于高管团队权力差距相对较大，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和权威，单纯研究高管团队而忽略个体的影响差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文则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研究对象上与以往“高层梯队理论”相区别，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的内涵以及该理论在新兴转型经济国家中的应用和实践。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已有文献基于性别认同理论探讨了性别对个人人格和决策的影响，大都发现女性在面临决策时更为保守和谨慎，更倾向于回避风险（powell&ansic，1997；Huang&Kisgen，2013）[4-5]。peng和wei（2007）发现与女性Ceo相比，男性Ceo更倾向于选择激进的公司战略[6]。从过度自信的视角来看，男性Ceo往往相比女性Ceo更为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有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余明桂等，2013）[7]。而从管理者防御的视角来看，由于传统男尊女卑和女性家庭责任为重思想的影响，女性社会地位长期受到歧视，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被解雇的成本相对更高，获取新职位的难度也更大（王福胜和程富，2014）[8]，女性Ceo有更强的动机来规避风险以保障职业安全。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1：
假设1：与Ceo性别为女性的公司相比，Ceo性别为男性的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更高。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的风险偏好会有很大差异。通常来讲，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年龄越大，人们越为保守和回避风险，对变化的抵制也就越强，而年轻人则思维活跃、体力和精力旺盛，相对较为激进。Bantel和Jackson（1989）发现管理层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相对较为保守的公司战略，且不愿意进行战略变革[9]。而wiersema和Bird（1993）进一步发现年轻的管理层具有更强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倾向于选取风险水平较高的战略，并积极推动公司战略变革[10]。peng和wei（2007）也发现越年轻的Ceo越倾向于选择激进的公司战略[6]。prendergast和Stole（1996）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视角发现年轻Ceo有着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倾向于承担更高水平的风险以向外界传递更高管理水平的信号[11]。从职业转换成本的角度来看，随着Ceo年龄的增大，其人力资本流动性逐渐降低，工作转换成本也就逐渐上升（王福胜和程富，2014）[8]，也会促使其回避风险、采取保守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2：
假设2：Ceo年龄越大，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Ceo教育背景反映了其知识和技能基础。王永海和周为（2013）认为决策者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是风险规避者，对风险的态度也就更为谨慎[12]。通常来讲，Ceo教育程度越高，其声誉和能力就越好。根据Finkelstein（1992、2009）[13-14]关于管理层权力的观点，管理层权力可划分为组织结构权力、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四个维度，其中教育程度是声誉权力的典型指标。教育程度越高，Ceo权力就越大，“话语”也就越有分量，也就更有能力按照自身意愿来操控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根据前文分析，由于Ceo个人财富与职业前途高度依赖于所在企业，无法有效分散风险，Ceo比股东更厌恶风险，倾向于选择低风险承担策略。因此，Ceo教育程度越高，其权力越大，“话语权”就越强，也就越有能力选择低风险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3：
假设3：Ceo教育程度越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根据Finkelstein（1992、2009）[13-14]关于管理层权力四个维度的划分，职称是Ceo专家权力的典型指标。Ceo职称越高，其权威和专家权力就越大，“话语”就越有分量，也就越有能力按照自身意愿来操控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公司风险承担。因此，提出如下假设4：
假设4：Ceo职称越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随着Ceo任期的延长，其在企业的投入和专用性人力资本也随之增大，他们会出于职业关注和个人私利的考虑，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甚至放弃一些风险相对较高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Kempfetal.，2009）[15]。Gibbon和murphy（1992）发现将要退休的总经理很少进行长期风险性投资，以期获得公司短期内充足的现金流[16]。随着任期的延长，Ceo的收入安全与职业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其管理防御程度也越来越高（王福胜和程富，2014）[8]，Ceo在经营决策中更倾向于保守策略，Ceo任期与风险偏好显著负相关（汤颖梅等，2011）[17]。王瑛等（2003）也发现我国企业任职时间较长的管理者相对更为保守[18]。而任期较短的Ceo则比任期长的Ceo更有可能考虑多种选择，更乐于创新和接受风险性项目（曾三云等，2015）[19]。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5：
假设5：Ceo任期越长，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当Ceo在其它企业任职时，其声誉权力往往较高（Finkelstein.，2009）[14]，Ceo权力也就越大，“话语权”就越强，也就越有能力选择低风险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6：
假设6：当Ceo在其他单位兼职时，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相对较低。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设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衡量。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公司收益的波动性来衡量公司风险承担。与财务性指标相比，市场性股票收益率的波动不受财务报表的约束和限制，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也是公司风险承担的常用衡量指标。借鉴Koerniadietal（2014）[20]、江菲（2012）[21]和nakano&nguyen（2012）[22]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年化日收益率标准差的对数值（Risk1）、年化周收益率标准差的对数值（Risk2）和年化月收益率标准差的对数值（Risk3）3种方法同时衡量公司风险承担。计算公式如模型（1）所示：
CRtijt=ln■（1）
其中，rijt表示公司i在j年度内第t日（周、月）的收益率。t表示每个财务年度内总计有t个阶段（日、周、月）。
2.解释变量设计
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是对Ceo背景特征的衡量，具体来讲主要包括：Ceo性别、Ceo年龄、教育程度、职称、任期和是否在外兼职情况等。使用虚拟变量来表示Ceo的性别变量（Ceogender），当公司的Ceo为男性时，Ceogender取值为1，否则为0。使用Ceo在当年年末时的实际岁数（以年为单位）来表示Ceo年龄（Ceoage）。使用序列变量来表示Ceo教育程度（Ceoedu），具体来讲，当Ceo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下时，该变量取值为1；教育程度为大专时，取值为2；教育程度为本科时，取值为3；教育程度为硕士时，取值为4；教育程度为博士时，取值为5。使用虚拟变量来衡量Ceo职称（Ceotitle），当Ceo具有高级职称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使用Ceo在上市公司的任职时间长短来表示Ceo任期（Ceotenue）。使用虚拟变量来衡量Ceo在所在企业之外的兼职情况（Ceojobs），当Ceo在其它单位兼职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选择
根据以往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资本结构（Lev）。使用公司期末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公司负债水平。②盈利能力（Roa）。使用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公司盈利能力。③成长性（Growth）。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公司成长性。④上市年限（age）。使用上市年限加1后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上市年限长短。此外，本文在回归时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差异（使用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表示）。
将各变量汇总如表1所示。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国沪、深两市2001～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上市公司；②剔除在样本期间被St、pt的公司；③剔除资料不全或缺少相关数据资料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程序，本研究共得到14450个样本观测值，其中2001年915个、2002年982个、2003年1046个、2004年1105个、2005年1184个、2006年1188个、2007年1187个、2008年1320个、2009年1377个、2010年1381个、2011年1374个、2012年1391个。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有关极端值的不利影响。本研究所用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市场数据库（CSmaR）及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分析主要采用Stata11.0软件。
（三）研究模型
在上述变量界定基础上，采用如下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来依次检验本文所提假设。
Riskit=α0+β1Ceoit+β2Levit+β3Roait+β4Growthit+β5ageit+β6inDU+β7YeaR+εit（4）
其中，Risk表示公司风险承担，本文依次采用Risk1、Risk2和Risk3三种衡量方式；在上述模型中，α0表示截距项，β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i表示公司，t表示时段。由于常用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会低估回归结果的标准误差，借鉴petersen（2009）[23]的研究，在后文的回归分析检验时对标准误差进行了公司层面的群聚（Cluster）调整。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全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该表中表示公司风险承担的指标可以看出，各公司在风险承担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大约有94.8%的上市公司总经理为男性，男性Ceo占我国上市公司的主导。上市公司Ceo的平均年龄为46.4岁，年龄最小的为34岁，最大的为60岁。教育程度最低的为大专，最高的为博士，整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约有75.3%的上市公司Ceo具有高级职称。上市公司Ceo的任期均值为1.735年，相对较短。大约有45.5%的上市公司存在着Ceo在外单位兼职的现象。上市公司总体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1.7%，呈现相对较为折中的债务水平。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整体较低，Roa均值仅为2.5%。上市公司整体成长状况良好，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20.5%。
（二）相关性检验
本文对所涉及各变量间相关性系数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表示公司风险承担的3个变量间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风险承担指标选取的一致性。Ceo性别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年龄、教育程度、任期与公司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Ceo职称、是否在外兼职与公司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本文建立模型所涉及各自变量间相关性系数绝对值整体较小，呈现弱相关关系，可以认为本文所建模型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放入同一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基于本文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对Ceo的6个背景特征进行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如表4～表6所示。表4～表6的被解释变量依次为表示公司风险承担的3个变量。从表4～表6的第（1）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Ceo性别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我国，男性Ceo与女性Ceo在企业风险承担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从表4～表6的第（2）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Ceo年龄对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Ceo年龄越大，越为保守和回避风险，倾向于选择承担较低的风险水平。从表4～表6的第（3）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Ceo教育程度对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Ceo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倾向于选择低风险承担策略。从表4～表6的第（4）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Ceo职称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说明Ceo职称所代表的专家权力对公司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从表4～表6的第（5）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Ceo任期对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Ceo任期越长，其专用性人力资本和管理防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保守的经营策略和较低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表4～表6的第（6）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因素的情况下，Ceo是否在外兼职所代表的声誉权力对公司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当Ceo在其他单位兼职时，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相对较低。
从表4～表6的控制变量来看，资本结构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负债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盈利能力与公司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说明盈利能力越差的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越期望通过风险承担行为来改善公司盈利状况。成长性与公司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成长机会越多的企业越倾向于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以充分利用投资机会。上市年限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同时，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年度之间，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Ceo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称、任期和是否在外兼职等方面，深入研究了Ceo背景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年龄越大，越为保守和回避风险，倾向于降低公司风险承担；Ceo任期越长，其专用性人力资本和管理防御程度越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Ceo教育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当Ceo在其他单位兼职时，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相对较低。而Ceo性别、职称对公司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鉴于Ceo在公司管理层中的核心地位，Ceo背景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和探讨公司风险承担问题时，必须考虑Ceo的背景特征，否则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论。本文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行为以及Ceo等高管的选拨与任命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全和数据收集手段的限制，对于某些Ceo背景特征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样本值缺失现象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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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股权结构；风险偏好；外包；纵向一体化
一、引言
日美制造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威廉森和克斯特等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向来倾向于利用高度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日本制造业企业则广泛依赖外包合同来获取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其外包程度要比美国高得多。
学界常用日美文化差异来解释日美制造业企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许多日本企业的管理实践似乎太特殊，以至于非用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才能解释。而把日美形成鲜明对比的股权结构模式与其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没有内在因果联系的巧合。本文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诸如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可能大量存在于日本，可能有助于解释其制造业企业广泛采用分包体系获取零部件的做法。但是由于文化因素很难量化，用文化解释经济现象容易发生纯逻辑的推理问题。本文指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用可以客观度量的股权结构来解释日美分包体系的差异，这更符合实证科学的精神。
日美股权结构模式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这种因果联系被学界忽略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治理理论关注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及企业风险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企业边界的交易成本理论也很少把股权结构作为影响企业纵向边界的一个因素。本文认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边界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因素这个中间变量建立起来的。具体来说，日本以企业法人和银行持股为主、交叉持股比重高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对公司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使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趋同，降低了风险规避度，决策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实现更多的利益。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股东缺乏监督动力，致使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偏离，高管决策时更注重安全性而不是股东的经济利益，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二、股权结构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日美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认为企业对自制与分包模式的选择既受决策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受决策者风险偏好因素的影响。由于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做“自制”或“外包”决策的主体是公司高层管理者，因而本文的决策者指的是公司高管。具体来说，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将会引起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和变化，而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和变化又会影响企业的自制或分包选择，从而影响纵向边界的范围。
(一)股权结构差异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
公司治理理论一直关注着股权结构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问题。如根据Bede和means等学者的观点，在公司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下，职业经理和股东之间会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股东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而经理经营企业的目标不只包括个人财富最大化，还关注职位安全和声望。这种目标的差异使经理比股东更规避风险。青木昌彦也认为，“即使股东不考虑风险，管理者的职业生涯和收入却是与企业经营业绩密切相关的，他在制定决策时会更注重安全性。”
根据公司治理理论的观点，问题最严重的股权结构是股权集中度很低且高管完全不持股的极端状况。因为一方面股权集中度很低，每个股东都把自己的资金分散投资于很多公司，这就容易产生股东之间的搭便车问题，而缺乏对某单个公司高管的监督动力。另一方面，高管完全不持股，领取固定工资的话，追求的必然只是自己的职位安全，而不会为股东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而承担任何可能影响到职位安全的风险行为，哪怕只需承担极小的风险就可能换取巨大的收益。这种股权结构在现实中是不能在竞争中生存的，本文以其为分析的基准类别主要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强调通过提高股权集中度加强对经理监控的办法。其理由是既然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股东出于“理性的无知”而采取“搭便车”行为，那么依照这样的逻辑，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使股权相对集中，就可以提高股东的监控动力，降低经理的经营行为对股东目标的偏离。二是提高经理持股比重，赋予其股东身份来使职业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经理的风险规避行为。当然，采用终身雇佣制之类方法提供职位安全，免除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同样能使职业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经理的风险规避行为。此思路主要关注激励机制的作用。
股权结构对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可概括为：股权集中度、银行持股或交叉持股比重越高的公司，管理者越难以偏离股东的目标，风险规避程度就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或受终身雇佣制的保护，其风险规避程度也越低。相反，股权集中度越低或管理层职位越缺乏保障，管理层风险规避程度就越高。
(二)高层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会对企业纵向边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了更好地说明引入决策者风险偏好差异因素后对企业有效边界的影响，我们把它与风险中性假设下企业有效边界决定理论作一对比。
在科斯提出的企业有效边界位于市场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之处的假说基础上。威廉姆森在风险中性的假设下，认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及不确定性是决定采用何种组织模式来组织交易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他在这三个因素中又着重强调资产专用性对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治理成本的不对称影响，从而影响企业有效边界的位置。如下图所示，用表示资产专用性的程度，c表示企业内部治理成本或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表示企业内部治理成本减去市场交易成本之差。则资产专用性企业边界的影响可由向下倾斜的Gm曲线来说明。当资产专用性为0时，由于采用市场来治理能得到高能激励的好处又不存在机会主义风险的困扰，而采用企业治理则只会徒增官僚成本，因此此时aG>0，企业应选择外购。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提高，会下降。这是因为，虽然资产专用性提高会使得企业治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都上升，但威廉姆森(1991)认为，后者上升得更快，最终赶上了企业治理成本，即aG=0。此时，无论企业是决定自制还是购买都一样有效率，这就是纵向一体化的边界点。资产专用性大于此临界值，选择自制；小于临界值，则外购。
上述推理是建立在决策者的风险中性这一同质性假设基础上的，只要资产专用性程度相同，任何决策者都会作出同样的组织模式选择。但是，按照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市场交易成本还是企业治理成本的高低，都跟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有关，因此aG可进一步细分为aG、aG和aG三种与决策者风险偏好相关的成本曲线(ra、m和rs分别表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以及风险爱好)。图中aGm、aG。和aG与横坐标轴的交点k…kk点，即为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决策者决定的企业纵向边界点。
在面临同等资产专用性程度时，若决策者为风险规避者，则他会给市场治理受到机会主义行为攻击造成的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他所估计的市场治理成本高于风险中性者，更可能采用企业来组织交易而不是通过市场。如当资产专用性处于(k，k)区间时，由于其位于风险规避者的企业纵向边界点右边，风险规避者会选择自制；但它仍位于风险中性者的企业纵向边界点左边，因此风险中性的高管会选择外购。相反，一个风险爱好者面临更高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时才可能采用企业来组织交易(k>k)。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公司倾向于分包，而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公司则更倾向于一体化。本文的思路为理解日美股权结构与其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日本以股权高度集中、法人及交叉持股比重高为主要特征的股权结构增强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督动力和能力，使高管难以偏离股东目标，风险规避度下降，从而在面临同样高的资产专用性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分散的股东缺乏监督动力，而使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三)日美不同股权结构模式决定企业不同组织模式
1．日本股权结构特征与分包模式
(1)股权高度集中对分包选择的影响
从股权结构及其相关特征的角度出发，公司治理体制分为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盎格鲁撒克森(anglo—Saxon)治理体制和以日本为主要代表的治理体制。美国治理体制的最明显特征是股权分散，而日本等国的公司总的看来是股权集中，两种体制下公司股权集中度差异很大。
从表可知，日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平均水平为33.1％，明显高于美国。尽管近十几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相互借鉴了对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但总的说来，日本的公司股权集中度仍然较高，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则仍然较低。
而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一方面，大股东参与有效监管后带来的财富增量，往往高过监督成本，因而具有足够的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积极地监督管理层，从而克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此外，大股东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从而解决了外部股东和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控股股东既有动机去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又有能力对企业管理层进行足够的监督，使高管目标难以偏离股东目标，从而使高管风险规避度下降，在面临同样高的资产专用性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来规避风险，而是更多采用非一体化的专业化分工来得到更多的利益。
(2)法人持股为主与分包选择
日本公司中法人持股比率高，个人持股比率低。虽然从20世纪8、90年代开始这种格局有所变化，但到2003年时，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及产业公司合计的法人持股比重仍高达71.5％。由于法人股东主要是以获取公司支配权为主要目的，因而往往与被持股企业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和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这会增强股权结构的稳定性。稳定股东比例虽然也从20世纪8、90年代开始下降，到2003年，日本企业的稳定股东比例仍高达27.1％。根据调查研究，日本的这种法人相互持股结构仍将持续，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2005年的调查显示，66.4％的公司在未来5年内将继续保持稳定股东的持股比例。而稳定股东与公司高管之间这种长期稳定和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使股东监督高管更容易，从而使高管难以与股东目标偏离，高管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业化分工的利益。
另外，日本法人股东在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占绝对优势，也防止了因股份分散化而被人恶意收购的状况，更大程度上免除了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也会降低其风险规避倾向，使高管更倾向于选择外包方式组织交易。
(3)银行持股与分包选择
日本的法人持股主要包括企业法人和银行，而其银行持股比重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3年，日本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和信托银行持股比重合计高达29.1％。
在银行持股为主的公司中，银行通常既是公司间接融资的主要提供者，又是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这样银行就有很强的激励去监督经营者，同时银行也拥有公司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因而银行也有能力治理企业。在既有监督动力又有监督能力的银行监督下，高管风险偏好与股东偏好越趋同。正如aokieta1．(1994)等学者的分析，日本高银行持股降低了成本并使股东可以比在美国更有效地监督经理们。因此，日本公司高管风险规避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在面临同样资产专用性时，采用外购的倾向更大，这也是日本人依赖分包合同的程度要比美国大得多的原因之一。
(4)交叉持股对分包选择的影响
交叉持股是日本企业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独特的企业股权结构。而在美国，即使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也只是单向持股。
日本企业交叉持股的股权结构促进分包选择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为相互持股股东提供更多信息、降低监督成本，从而促进分包。Kaplan和minton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制度使得内幕信息通过相互持股网络和直接交易，在经理与相互持股股东之间分享，使日本企业的监督更容易。这样就提高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管力度，使高管难以偏离股东目标，从而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用化分工的利益。二是通过提高对经理的激励，促进分包。Sheard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制度提高了经理对于企业利润分享的参与程度，而且通过将经理的薪酬与企业业绩相联系，提高了对经理的激励。这样就会使高管的风险偏好与股东趋于一致，从而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用化分工的利益。三是由于法人相互持股使相互避免风险成为可能，当一个公司业绩不良或经营遇到困难时，常常会得到其他持股公司的救助，从而提高了抗风险能力。这样就降低了高管职位安全的考虑，降低了高管风险规避度，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外包。
(5)高管持股和终身雇佣制对分包的影响
与美国不同，日本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为特点，终身雇佣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公司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从而降低高管风险规避度，使高管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分包。但另一方面，日本企业高管人员持股比重却明显低于美国，比美国低1／4至1／2。这又不利于分包。日本高管的低经济激励高职位安全的制度特征对分包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从当代日本企业广泛的分包实践来判断，日本的高管激励机制以低薪成功地实现了对经理人员的有效激励。
2．美国股权结构特征与纵向一体化模式
(1)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与纵向一体化选择
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为分散，往往一家公司有数以百万计的股东，但是单个股东持股的数量却非常有限，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很低，公司最大股东的持股比重也很少超过5％。虽然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比例很大，投资规模也相当大，但是单个机构投资者在某个公司的持股比例也都不高，仅仅占单个公司总持股的1％左右，因而公司股权的分散程度是很高的，从非金融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明显低于日本，呈现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
美国公司这种极为分散的股权结构使个人小股东具有较强的“搭便车”心理，缺乏动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司的监督，导致公司内部监控和约束机制乏力，高管目标与股东偏离，而更规避风险，从而给市场治理受到机会主义行为攻击造成的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他所估计的市场治理成本高于风险中性者，更可能采用企业自制而不是通过外包等市场方式来组织交易。
(2)个人和机构持股为主
美国公司以高度发达的个人和机构持股为主，到2001年第3季度末，个人和非盈利组织持股占49％，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占46.7％。美国个人由于受财力限制，其持股比重未能达到控股的程度。而机构投资者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大多将投资分散到多个公司，使得他们在单个公司中也只是一个小股东，依靠某一机构投资者也不足以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由此决定了机构投资者具有小股东的行为特征。因此，总的来看，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是“消极股东”，他们对公司高管经营行为的约束不是来自于直接监管，而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的“用脚投票”方式的间接约束。
虽然，从极端意义上说，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替代对高管的内部监督机制而起到同样的约束作用。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卖股票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作出反应，并对问题严重的公司的高管实施惩罚，但是，这种极端的结果通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而，正如Jensen指出的，市场竞争充其量只是为了有效治理公司而采用的一个迟钝的手段。
该类公司常常表现出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很少投资于高风险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项目。这种风险规避型的行为表现，是由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高管监督约束乏力，致使高管风险规避度上升之故。这类公司的高管在做自制或购买决策时更倾向于用纵向一体化方式来规避风险。
(3)职位缺乏安全保障与企业纵向一体化
美国公司拥有发达的外部控制权市场，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和流动性降低了公司并购和接管的成本。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效益低下，必然导致股票价格的不断跌落，由此使公司面临外部接管的压力。对管理层来说，外部接管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工作，失去高工资以及与职位有关的种种特权。
缺乏日本式终身雇佣制提供职位安全保障，美国公司经理决策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学者往往以美国公司研发投入低作为个人和机构股东目光短浅的证据。本文认为，美国公司这种规避风险型项目的行为表现正是由于美国高管缺乏职位安全保障，从而风险规避度更高之故。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公司高管在面临同等资产专用性程度时，更多地采用企业纵向一体化而不是通过外包方式来组织交易。
(4)高管高股权激励对纵向一体化选择的影响
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使分散的小股东缺乏监督的动力，为了使成本最小化，消除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管理层激励，美国公司普遍对高管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强化管理者的股东身份，将高管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激励他们以公司的利益为追求目标。例如，在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经理人员总报酬的1／3左右是股票期权收益。
可见，与日本企业对高管实施高职位安全低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相反，在美国，公司高管享受不到职位安全的保障，公司对高管实施的是高股权激励制度。美国企业高管人员持股比重明显高于日本，这种高管持股激励会通过强化其股东身份，而鼓励其更多采用外包方式。美国公司高管这种低职位安全高经济激励的组合对纵向一体化的总效应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只有当高管持股比重高过临界值时，经济激励的作用超过了职位安全的考虑，高管才会选择分包；当高管持股比重低于临界值时，职位安全的考虑超过了经济激励的作用，高管会选择一体化。从日美的高管激励制度与分包选择的对比来判断，美国的经理持股比重还未达到临界值的要求，若想在避免终身雇佣制弊端的同时激励经理以股东利益为目标，则仍须进一步提高高管持股比重，加大经济激励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