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1
关键词：国际投资汇率波动外汇风险管理
1国际投资的概述
1.1国际投资的定义
国际投资（internationalinvestment）,又称对外投资（Foreigninvestment）或海外投资（overseasinvestment），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
1.2国际投资的内涵
国际投资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资本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既有以实物资本形式表现的资本，如机器设备、商品等，也有以无形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商标、专利、管理技术、情报信息、生产诀窍等；还有以金融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债券、股票、衍生证券等。
2、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指独立行使对外投资活动决策权力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及居民个人投资者。而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是其中的主体。
3、国际投资活动是对资本的跨国经营运活动。这一点既与国际贸易相区别，也与单纯的国际信贷活动相区别。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国际流通与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国际信贷主要是货币的贷方与回收，虽然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但在资本的具体营运过程中，资本的所有人对其并无控制权；而国际投资活动，则是各种资本运营的结合，是在经营中实现资本的增值。
2外汇风险概述
2.1外汇风险定义
外汇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利率变化以及交易者到期违约和外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给外汇交易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或经济收益,包括一切以外币计价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信用风险、结算风险、国家风险、交易员作弊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狭义的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活动中,以外币调价的收付款项、资产与负债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或获得意外收益,又称汇率风险。
2.2外汇风险的类型
根据外汇风险的作用对象及表现形式，外汇风险可以划分为交易风险、会计风险（折算风险）①和经济风险三类。
1.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指一个经济实体在其以外币计价的跨国交易中,由于签约日和履约日之间汇率导致的应收资产或应付债务的价值变动的风险,是汇率变动对将来现金流量的直接影响而引起外汇损失的可能性。
2.会计风险：从会计角度出发,外汇风险主要指汇率变动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这类风险基于账面价值,主要反映汇率波动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会计处理中出现的账面损失。②
3．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化对公司未来国际经营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的一种潜在风险。
3国际投资的外汇风险管理
3.1进行国际投资外汇风险管理的原因
从事国际投资通常在国际范围内收付大量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债务，或以外币标示其资产与负债的价值。各国使用的货币不同，加上国际间汇率频繁波动，给外汇持有者或使用外汇者带来不确定性，即带来外汇风险。③而正因为存在利率的波动所造成的外汇风险，有可能导致国际投资的的失败，并影响企业的信用等级，因此在国际投资中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方法
3.2.1交易风险：
在企业管理中，交易风险管理方法通常有一下两种：
（1）识别净交易风险暴露与货币保值。识别各种货币的净交易风险暴露,是跨国公司做出任何有关保值决策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才能在整体上预测和掌握在未来的确定时期内每种货币预期的净头寸。但跨国公司所采取的整个保值措施,旨在消除子公司间的头寸地位,从而减少甚至抵消交易风险,因此不需要对单个子公司的资金投村进行保值。
（2）消除交易风险暴露的保值措施。跨国公司采取的任何可以完全或部分消除外汇风险的技术都为保值措施。外汇市场上各种形式的风险管理工具为跨国公司的交易风险暴露提供了现成的技术,包括:远期合同法、期货合同法、货币市场保值、货币期权保值、货币互换、提前与滞后策略、交叉保值、转移定价调整、计价支付货币的调整选择、搭配和配对以及货币多样化组合等。其中,前五类为消除交易风险的保值措施,后几类为减少交易风险的保值措施。
3.2.2折算风险（会计风险）：④
在企业管理中,折算风险暴露的方法通常有三种:
(1)调整现金流量。资金调整包括改变母公司或子公司预期现金流量的数量币种,以减少企业当地货币换算风险。在预期当地货币贬值时,直接的资金调整方法有出口用硬币定价,进口用当地货币定价,投资硬币证券,用当地货币贷款替代硬币借款。间接的方法包括调整子公司间货物销售的专一价格,加速股利、服务费、使用费等支付。
(2)进行远期外汇交易。
(3)风险对冲。风险对冲主要用于有一种以上外币资金头寸或需用同种货币冲销原先头寸的情况,一般要求跨国公司进行多种货币风险的对冲。通常对冲的方法包括:用一种货币的空头抵消同种货币的多头;对两种有高度正相关的货币,用一种货币的空头抵消另一种货币的多头;对两种负相关的货币,以他们的空头或多头进行相互抵消。
3.2.3经济风险
相对于前文所述的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果和现金流量产生的短期的、一次性的风险来说,经济风险可谓“实际发生的深度风险”,对跨国经营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不仅要考虑汇率波动带来的一时得失,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汇率变动对企业经营的长期动态效应。从长期来看,经济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这些风险足可以使跨国公司陷入某种困境。假设一企业面临较高的经济风险,它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因此变得非常不稳定,影响到公司的真实偿债能力,使公司的商业信用受损,客户和供应商也可能因此转向公司的竞争者,公司的供应和销售链体系遭到破坏,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
能否避免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预测能力。因经济风险强调的是意料之外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而意料之中的汇率波动是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风险的，因此预料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企业在生产、销售和融资等方面的战略决策。经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比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大，不但影响公司在国内的经济行为与效益，还直接影响公司的涉外经营效益和投资效益。⑤
管理方法：
（1）调整经营战略与营销战略⑥
针对汇率的长期性改变,跨国公司可以采取调整经营战略与营销策略,通过改变产品市场结构等途径来维持其竞争力。汇率变化对市场份额的影响是通过影响成本和价格实施的。在国际市场上,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会使子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下降,使子公司在定价策略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在出口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2）调整生产管理战略
针对暂时性的汇率失衡,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调整原材料、零部件和制成品的采购渠道,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公司应根据比较价格和替代可能性来寻找用国内投入替代进口投入的途径,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稳定在原有水平上。
（3）全球经营多元化战略
<1>经营地域的多元化在国际经营中,要避免使企业的海外商务活动过分的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使经营活动不断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拓展,使海外生产点的产销活动尽量本土化等。
<2>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实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可以避免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分依赖于某种或某类产品,减少由于该产品的市场竞争突然加剧或市场突然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3>投融资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积极开展国际证券的融投资、保持资金的来源及其投放在币种、期限上相互匹配并形成合理的结构等方面。
参考文献：
①⑥《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及控制》王月永张旭
②《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战略探讨》梅光增(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南昌330013)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2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Sanchez-peinadoet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Bradleyandmichael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andambos，2007；Sousaand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andGeisffeld.2004；estherSanchez-peinadoet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and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距离；跨国企业；走出去；经营风险
中图分类号：F114.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80-02
一、发展方式转变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诉求下，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其一，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调整压力；其二，资源和环境约束导致的产业再转移压力；其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空间收窄导致的“走出去”压力。在此背景下，“走出去”可能是中国企业的较优选择。因为“走出去”不仅可以解决内部结构调整问题，而且还可以跨越贸易壁垒形成的障碍。可以大胆的推断，未来十年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跨国经营。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着这样特点：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领域主要是能源。从长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的领域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未来中国中小企业也将会成为“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领域也将会多元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管理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在经营范围多元化情况下，“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这就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目前要做的理论工作是风险研究和政策储备。
目前学界、业界对中国“走出去”的微辞较多，2008年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不仅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指责，同样也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与恐慌。而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不仅利润水平较低，且倒闭、亏损企业较多，因此“走出去”风险较高。然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崛起必须要迈出的步伐，这不仅表征了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也是解决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必要措施。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关键问题是这些风险难以用经济方式化解。其中的文化差距对企业“走出去”造成的风险更为复杂和更难以消融。
二、跨国经营风险特征以及风险管理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风险比较
1.发达国家低风险的跨国经营。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产品周期理论（RaymondVernon，1966），垄断优势理论（S.H.Hymer，1976）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H.Dunning，1977、1981）都是以低风险企业跨国经营作为假定前提。如产品周期理论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风险就已经能够规避了。垄断优势理论更是如此，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公司具有特有的优势,如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和销售能力等，可以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导致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基本因素（优势要素）决定的。
后续研究往往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经典的对外投资理论进一步延伸，这些理论不过多关注风险的原因是，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绝对优势可以确保对外投资企业的利润。这些理论对于当前的大型跨国企业的解释力依然是充分的。然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明显存在不足。如，关于企业必须拥有所有权优势就无法解释新兴经济体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论忽视了交易价值的创造和网络模式所提供的发展新优势机会，这就不能很好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重视外部网络合作，如建立战略联盟等进入模式以及加速国际化的现象。国际生产折衷论没有考虑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这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动态变化。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短期资本；套利动机；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9-0030-04
一、问题的提出和概念的界定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可以自由输出美元，无需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兑换黄金的最终职能，这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大量输出美元货币资产获得铸币税以调节本国的逆差。大量输出的美元是当今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原因，在此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短期资本，他们频繁地出入一国，希望通过短期的投机来获取巨额的利润，与此同时，宏观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微观层面，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行情高涨；国际上对人民币存在着一致的升值预期；加之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正随势进入加息的紧缩周期。中国与美国的利差也在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层面都表明：以人民币和人民币标价的资产短期内具备升值的潜力。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短期资本的主要目标，流入中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正在不断增加。
(二)短期资本概念的界定
1 以期限界定：一年以下为短期资本。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划分标准，即借贷或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为短期资本，一年以上的为长期资本。
2 以意图界定：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首次提出，应当按照投资者的意图来区分国际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所谓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是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间流动的方向。即使这一时刻目前尚未确定，但在未来时机适宜时仍会如此。
3 国内学者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在研究短期资本时基于期限和意图两种分类相互借鉴，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具体项目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完善和规定：短期资本指借贷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资本和随时可能改变方向的资本(曲风杰2006)，即Bop表内借贷期限一年以内的其他投资，证券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Bop表外隐性和非法的资本流动。李杰(2007)认为，将Bop表内直接投资和长期借款排除在外是无可争议的，但证券投资虽然到期期限无穷大却拥有发达的二级市场，变现比较容易，应视为短期资本。另外许多隐性和非法的资本不一定都在Bop外，它们可能混入正常的资本项目或借助其他项目流入境内，可能反映在Bop表上。因而对曲风杰的定义略作了修正，短期资本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间流动方向的资本，在统计上，将其分为正常合法和隐性非法流入两部分，反映在Bop表金融项目中(除直接投资和长期借款的各项目)，后者指受制于资本管制通过各种隐蔽和非法渠道进入的资本。笔者对国际短期资本概念的界定基本参照国内学者的观点。
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规模
关于对短期资本的测算，王世华(2007)认为，由于用国际收支平衡表可得的数据最小频率一般是半年度数据，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基于海关数据计算短期资本流动时，常用的算法是用非贸易及FDi资本流动(也有人称之为非FDi资本流动)表示短期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其计算公式为：非贸易及FDi资本净流入=国际储备增加额－净出口额－净FDi资本流入。
根据此测算方法，我们将2001～2007年的月度统计数据经过计算得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入量绘制成柱状图1如下：
根据图1我们可以发现，短期资本的流入在2003年初后短期资本有一个急剧增加的趋势，到2007年流入量增加幅度大增，达到316.69亿美元，这与2003年以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断走高即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收益率不断走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预测，短期资本在2003年以后大量流入主要是想套取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标价的资产收益率增加的双重收益。
三、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理论分析
关于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理论主要是国际短期资本的存量理论，该理论的实质即为资产组合理论。它将风险因素引入了资本流动问题之中，认为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相对称，理性的投资者将通过分散化的投资来实现既定收益下的风险最小化。资产组合理论从市场有效和投资者风险规避者的角度出发，衡量了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并以此勾勒出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同时与投资者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曲线相结合得出最佳资产组合模型(见图2)。
在图2中，横轴表示方差，即投资者面临的风险；纵轴表示均值。是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为其带来的收益，这里假定投资者所持的资产组合仅包括货币与债券。投资者最佳无差异曲线Rm与资产组合曲线on相切于点m，则点m成为投资者最佳资产组合点。投资者会选择财产中的m部分投资于债券，其余财富以货币形式持有。而当债券收益率下降时，资产组合线从on降至on＇，无差异曲线Ru也降至Rm＇，二者相切于点m＇，这也说明，当有价证券预期收益率降低时，投资者会减少其持有量。转而增加无风险资产的持有。
因此，投资者对某项资产的需求就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一需求与该资产的预期收益正相关，与该资产的风险负相关，其次，这一需求与投资者财富总量正相关。当投资者资产总量增加时，对各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上升。最后，该资产的收益率与其他资产收益率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越高，对该资产的需求也就越大。因此，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主要是追求预期收益，同时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实行风险和收益的最佳组合，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短期资本的国际间流动。
由资产组合理论可知，当两种风险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为零或负相关时，将大大降低它们同时遭受风险的可能性，此时组合资产的风险必将低于单一资产的风险，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其经济波动周期不一以及它们在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投资环境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别的金融资产收益的相关性要远远低于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资产的相关性。因此，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产较之仅投资于一国国内资产，既能基本消除投资中的非系统风险，又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四、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理论解释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替代中国的资产收益率，依据套利动
机影响短期资本流人的存量理论，比较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收益和非系统性风险，通过收集和计算2000-2007年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年度收益率，依据田素华(2001)的研究方法，首先计算出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收益率在这8年之间的波动方差和均值。其中波动方差我们可以将其近似看为该国的资本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值σ，将2000～2007年这8年的平均收益率和波动方差相比得到，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单位风险收益的值θ=R/σ，而这个θ是国际短期资本决定进入一个国家套利所依据的指标，这个值越高表明一国的资本市场的单位风险收益率越高，国际短期资本就越希望流入该国资产市场套取利润。
通过表2可以看出，2000～2007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单位风险收益率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并列位居第三，在世界26个国家中位居第七，处于前列，并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外，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组合时，除了考虑一国的收益与非系统风险的比值即单位风险收益率之外，往往还要考虑不同的国家证券市场相对世界整体投资收益率变化的程度，即系统风险的大小。根据田素华(2001)的方法。我们测算出上述世界2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系统性风险B系数的大小(见表3)。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略作改变，求解反映各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B值，修正后的Capm如下式：
ri(t)-Rf=αi+βi[rw(t)-Rf]+u(t)
ri(t)：t年第i国年度投资平均投资收益率
Rf：世界无风险利率水平，我们取4％作为无风险利率进行回归计算
rw(t)：t年世界年度平均投资收益率
αi：大于0表示i国证券市场收益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βi：表示i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绝对值大于1表明该国(地区)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扰动因素反应较为敏感，反之则表示该国(地区)投资风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扰动较不敏感。
结果显示：中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小于1，未能通过t检验。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受世界整体投资活动的系统性比较小，内生化倾向明显。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单位风险收益率较高，另外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普遍存在共振性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自然会成为国际短期资本的避险和套利港湾。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1.046
abstract：Bytakingtheintegrityanddynamicsofthedirectinvestmentenvironmentinforeigncountriesintoaccount，theriskassessmentindexsystem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projectsforChina'sagriculturalenterpriseswasestablished.theriskofsomerepresentativeprojectswasassessedbycombiningthemethodsofaHpandentropycoefficient.theresultsshowedthattheriskfactorsincluding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marketrisk，hostcountry'spoliticalandlegalrisk，domesticinstitutionalbarriersaswellasenterprise'sowntechnicallimitationswererelativelyprominent.inordertopreventandmitigatetheserisks，thegovernmentshouldprovidemorepoliticalsupportssuchasestablishingspecificorganizationforforeigninvestmentservice.thecompaniesshouldestablishaneffectiveriskassessmentmechanismsandfocusonthedevelopmentandpromotionofagriculturaltechnology.
Keywords：agriculture；directinvestment；riskassessment；integratedenvironment；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
近些年中??出台多项措施支持农业“走出去”，对外农业投资增速很快。“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新空间，是中国加快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维护全球农业市场稳定的有利契机。现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已经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达33%。2010-2014年中国农业企业海外并购额高达185亿美元。然而从净额看，2014年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量的1.65%[1]。农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弱势领域，这与农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不足等息息相关。
海外直接投资环境是产生农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根源。海外直接投资环境是指围绕并影响农业海外投资项目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可以分为外部的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以及内部的企业环境[2]。由于投资环境复杂多变，相关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较弱，农业海外投资项目频频受阻。如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的一项高达170多亿元的粮食种植投资计划，由于未获得当地政府的批文和环境许可证，2014年已经基本陷入停顿状态。
因此，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风险防范至关重要。风险识别与评价是进行风险防范的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分析，大多是进行单一的风险分类，措施建议也是基于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分析结果，忽视海外直接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评价模型在农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中的有效性，为防范农业海外投资风险提供借鉴。
1文献综述
在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风险进行分类，主要有Beamish等[3]根据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将风险划分为情景风险和交易风险两类。Kent等[4]根据海外投资的环境、行业和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做出三部分变量的风险衡量模式，将风险划分为宏观环境风险（社会一般环境）、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竞争环境）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内在环境）。Keith等[5]则根据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将风险划分为管理控制风险和市场复杂性风险。
国内研究方面，刘锡良等[6]据关注的焦点内容与各类风险的重要性，将风险分为政治风险（含政策法律风险）与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竞争风险和人力资源风险等）两大类。施淑蓉等[7]将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法律风险，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构建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预警模型，对中国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进行评级和预警。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8]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对于定量指标采取标准化的处理方法，对定性指标的处理采用其他机构的量化结果或者由评审委员打分，再进行标准化。
在农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方面，陈伟等[9]将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划分为政治政策类风险、经济政策类风险、国家法律风险、国家债务危机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风险评估和预测的机构和方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国家风险防范措施。古广东等[10]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风险包含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农业项目决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农业技术及人力资源风险等几类。梅世文等[11]认为农业海外投资面临国外投资环境多变、东道国的抵触和误解、融资难度较大以及农业跨国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投资风险较大。陈燕娟等[12]分析了中国种子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法律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战略风险，进而提出中国种子企业“走出去”战略风险的防范措施。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农业“走出去”的风险分析不再局限于东道国层面。王永春等[13]认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面临企业自身条件限制、国内体制障碍及东道国环境制约等风险因素，并提出了应对措施。但目前研究领域尚未建立起权威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有待继续推进和深化。
2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国际环境风险方面，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始终伴随着“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声。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都认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是为了占有国外的农业土地资源。这些言论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农业项目的投资风险。此外，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及供需变化也给农业企业带来潜在风险，近年来的棉花、大豆等农作物就是典型的例子。
东道国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四个方面。政治风险是农业企业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首要风险。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不稳，一旦东道国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债务危机，海外投资项目就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基于农业自身特点，投资项目往往存在自然风险。农业投资可能会遇到洪涝、干旱等常见的自然灾害。从社会环境来看，发达经济体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工保护法律也趋于完善。文化与宗教冲突风险、劳动力市场管制风险和环境保护风险都需要企业重点关注。
投资国环境方面，中国国家政策和融资支持力度不够，国内市场需求波动使投资风险增大。企业内部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财务风险和企业竞争战略风险等方面。丰富的农业科技资产和良好的科技人才储备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3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风险评价体系
3.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现有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5版）》[14]、农业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报告（2014年度）》[15]，借鉴海外投资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如陈立泰[2]对海外投资项目评估指标的设计原则，构建出农业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力求动态、全面地评估投资项目现存风险，帮助企业明确优劣势，及时调整自身经营战略，防范投资风险。指标设置的具体情况见表1。
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指标的选取兼顾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性，从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四个维度出发，考察内容更全面；二是结合当下农业的发展，引入对农业科技指标的评估。2016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科技人才和企业自身的农业科技资产是农业海外投资项目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
3.2评价指标得分计算
财务指标的得分参考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制定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4》[16]中有关农林牧渔业大型企业各项财务指标的标准值，并采用内插值法进行处理。非财务指标则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处理。选择对多位专家调查，这些专家包括农业海外投资方面的研究学者、有农业海外投资经验的企业经理等。
3.3指标权重的确定
3.3.1层次分析法确定非财务指标的权重采用直接赋权的方法?_定准则层指标权重。美国、英国、荷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风险投资公司认为企业管理团队是主要项目评价指标；国内研究主要参考世界银行、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定量衡量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以及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评价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认为东道国环境是对外投资风险评价考虑的主要方面，国际环境和投资国环境也不容忽视[17]。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位专家意见，赋予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的权重分别为0.2、0.3、0.2、0.3。
非财务指标通常难以量化，或者虽然可以量化但难以获得相关数据。为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子准则层指标以及指标层中非财务指标的权重。下面以国际环境指标权重的赋予为例，说明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的过程。通过多位专家对指标重要度两两比较，得到国际环境指标判别矩阵a如下：
a=11/31/41/23112421321/21/31
计算可得国际环境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为0.0116
3.3.2熵权系数法确定财务指标的权重指标层的8个财务指标数据精确可得，故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系数法确定权重，基本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Yij=■+1
（1）
式中，i=1，2，…，n；j=1，2，…，m。i和j分别表示n个评价对象、m个指标。如果待处理的数据都为正数，则可以省略这一步骤。
2）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体的值在此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pij=■（2）
式中，i=1，2，…，n；j=1，2，…m。
3）计算指标信息熵ej：
ej=-k∑pijlnpij（3）
式中，j=1，2，…，m；k>0且k=■。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gj：
gj=1-ej（4）
5）计算指标权重wj：
wj=■（5）
式中，j=1，2，…，m；从而得到权重向量w=（w1，w2，…，wm）[18]。
3.4风险级别评价等级的确定
从风险的角度，将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划分为优秀、正常、关注、风险和高风险五个评价等级。分数越高，代表企业风险越小，市场竞争力越强；分数越低则反之。风险级别划分见表2。
4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
4.1样本选取
为了验证本研究构建的农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对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可操作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5家上市企业的投资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企业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投资项目分别为：2013年9月双汇集团以总价约71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猪肉及生猪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已发行的全部股份；2013年12月新希望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第四大牛肉加工商KiLCoY畜牧业公司；2014年3月中粮集团收购荷兰知名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尼德拉51%的股权；2015年8月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增收购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特鲁瓦76.73%的股权；2015年11月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法国蜜合花农业公司90%股权。
4.2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测算
4.2.1财务指标得分计算涉及的5家上市企业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中国农业大型上市公司的原始数据比较复杂，各项指标的取值单位也不统一，为便于计算，对原始财务数据采用内插值法预先处理。内插值法主要是寻找替代值，即在两个数值间插入一个数值，利用线性函数的特点计算得到一个有着同等效果的替代数值。把总区间设定为0～100，分为优、良、中、低、差五档，每个等级分别代表0～20、20～40、40～60、60～80、80～100这5个分段[18]。对5家企业原始财务数据采用内插法预处理后的转换值见表3。
4.2.2非财务指标得分计算对非财务指标采用专家打分法，指标得分由15位专家的调查问卷统计得到，计分标准见表2。专家根据具体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指标打分，即可得出该项目的风险评价总分，其分值可供投资企业参考。每项指标最终得分为15位专家打分总数的平均数。
4.2.3投资风险综合评价结果根据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得分结果以及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到各项指标的加权分值，最后得出5家上市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综合得分。以双汇美国投资项目为例，具体介绍综合得分计算过程（表4）。
5家农业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风险综合评价得分见表5。得分均位于60～80，风险评估为正常。
4.3结果与分析
国际环境方面，新希望澳大利亚投资项目的a12指标得分最高，双汇美国投资项目次之。原因在于2015年新签订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其带来巨大的政策优惠，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即将达成。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市场波动增大，中粮荷兰投资项目易受到影响。
东道国环境方面，样本项目的法律风险均较大。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如若不慎，极易违反当地法律，阻碍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外，由于以色列受各种国际国内因素影响，政治形势并不稳定，因此光明乳业以色列投资项目有一定的战乱风险。经济环境方面，农业企业对东道国农业科技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更加看重投资项目的科技含量。样本项目均具有较大的农业科技和资源优势。但目前全球经济较为低迷，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中粮荷兰投资项目、张裕法国投资?目较易受到影响。自然环境方面，美国是飓风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区，双汇美国投资项目存在自然灾害风险。在社会环境方面，双汇和新希望保留本土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做法成功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环境保护的风险。
企业内部环境方面，Hymer[19]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技术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利用的垄断优势之一。农业企业对外投资更加看重东道国丰富的科技资源，但一味依赖外界不利于企业发展，拥有核心生产技术才是确保投资收益的前提。相较于其他样本企业，光明乳业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明显，自身农业科技资源丰富。此外，农业海外投资项目投入资金大，回收周期长，对企业的竞争战略部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粮集团业绩下滑，盈利能力下降，面临企业整合困境，竞争战略有待优化。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业选择风险规避
风险是指发生损失或伤害的可能性以及损失的程度，在这个概念中强调了损失可能性的大小是可以度量的。国际直接投资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时期内客观存在的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损失的状况，一般地，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投资风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有实质意义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加快的迹象。根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2008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9%，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强势劲头。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现状
随着对外投资的发展，目前已拓展到贸易、资源开发、工业制造、交通运输、餐饮旅馆、咨询服务、科研开发、农业、房地产业等，其中以贸易、资源开发、工业加工制造为三大重点领域。总的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来源
投资必然存在风险，跨国投资更增加了诸如政治、文化等所带来的风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其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本身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更加显示出了风险特点，其风险来源于多方面。
（一）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过度依赖于资源开发业。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自然资源成为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伴随着资源存量的不断减少，在资源开发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将会逐渐增加。
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低。伴随着信息全球化和网络全球化的发展，拥有核心的生产技术是获取投资收益的关键，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附加值较高，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强。虽然我国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尤其是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
第三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很低。当前，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而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是，这些产业代表了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有效地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二）相对于东道国本土企业及第三国企业的竞争劣势
在跨国直接投资中，我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劣势体现在信息不充分上，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我国企业与第三国企业的竞争劣势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不够，技术当地化的优势并不明显。
（三）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世界经济环境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汇率变动、价格波动、需求变化、投资壁垒、技术更新上。汇率风险是指因汇率的变化而导致对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子公司资产价值变化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变动，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的预期，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的理论分析
（一）均值-方差模型
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少量参数来描述对象的概率分布，并把效用函数看作定义在这些参数之上，最通俗简便的例子就是均值-方差模型，只要考察几个有关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的统计量就可以很好的描述投资主体的投资偏好，具体为：
假设随机变量w取值wi（i=1、2、3……n）的概率为pi，那么这个概率分布的均值就是它的平均值：uw=∑wi×pi，这个概率分布的方差是（w-uw）2的平均值，记作：z2=∑（wi-uw）2×pi。方差是对概率分布的离散程度的测度，因此，它可以合理地度量所涉及的风险。
既然这样，我们自然会假设，保持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投资主体是厌恶风险的，比如说企业总是对投资小心谨慎，只有在收益值更大或者获得收益的可能性更高时才愿意投资，那么企业一定会选择收益值的均值大而收益值的方差小的产业去投资。
（二）最优资产投资
本文运用均值-方差模型来分析一个简单的资产投资损益问题，假设企业可以投资n种不同的资产xi（i=1、2、3……n），当投资资产xi时，如果不发生意外，你始终可以获取固定的报酬率ri，不发生意外的概率是pi，而发生意外时的损失率是ri＇（ri＇>0），当然发生意外的概率是1-pi，那么，该资产的平均报酬就是ux=ripi-ri＇（1-pi），该资产组合报酬的方差可以表示为z2=（ri-rx）2pi+（ri＇-rx）2（1-pi）。由前文可知，如果ux很小而z2很大的话，厌恶风险的投资者根本就不会投资这第i种资产，同样，企业会对各种可能的产业投资计划项目利用以往数据进行收益和损失分析，选择其中最大的收益可能而且风险系数最小的资产进行投资。
（三）双产业投资模型
双产业投资模型即资产分散，是将投资分散到不同区域，即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投资组合，从而避免某一特定区域经济的影响，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以汽车产业和房地产市场投资为例，假定企业只能投资这两种产业，并且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考虑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是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用r1和r2分别表示投资汽车行业和投资房地产行业所获得的收益，即投资后企业拥有的货币价值，当然企业的投资资金预算是一定的，两种产业投资额与收益必将呈现负相关关系。
关键的问题在于预算线斜率的确定。假设起初企业拥有的固定投资资金是S那么r1、r2分别代表投资两个产业的投资收益率的话，纵截距应代表把资金S全部投入房地产行业所获得的收益，即om=r2×S；同理，横截距应代表把资金S全部投入汽车行业所获得的收益，即on=r1×S，这样可以导出预算线的斜率为两投资产业的收益率之比，即k=r2/r1（取绝对值）。实质上，如果把资产收益率看作是投资收益的价格的话，预算线的斜率仍然是两“商品”的价格之比，这与消费者的效用理论是完全相通的。
我们还可以粗略的绘制出投资者可能具有的对应于两种投资的无差异曲线，很自然，这种无差异曲线的形状是凸的，这表示他宁可在每一种状态下保持相同数量的投资，也不愿在一种状态下投资很多而在另一种状态下投资很少。
给定了两产业投资的无差异曲线和资金预算线，就可以讨论产业投资组合的最优选择问题，与往常一样，这种最优选择可以用切线条件来表示：两产业投资额的边际替代率一定等于预算线的斜率也就是投资收益率之比。
（四）产业选择的风险规避
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论（thetheoryofCompartiveadvantagetotnvest）的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其中，“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有一个书面的定义，叫做“边际产业”，具体地讲，“边际产业”是曾经在国内有长期高速地增长，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在现阶段已经或者即将陷入增长停滞期的产业，正是这所谓的“边际产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产业。
我国规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措施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基于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我国的“边际产业”应该是以下几个产业：加工组装型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资源开发业。这些产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然而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也较大，其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将其部分投入国外市场正好可以达到双方产业优势互补，相互借鉴为各国的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
（二）分析东道国市场环境
我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前，应该制定风险防范机制，不能在没有了解东道国的情况之前，就轻率地做出投资决定。企业在投资前要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要对目标企业所在国政治、文化、法律甚至是竞争对手情况作调研分析，尽量缩小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政治、法律、文化等风险。
（三）积极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
针对世界经济波动导致的汇率风险可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套期保值等措施来避免，同时，采用分散化经营策略，即将投资资金来源、投资地域、行业、产品及产品销售渠道、原料来源等多样化或分散化，例如，如果公司实现了分散化筹资和多样化持有货币品种，那么，就可以防止因某种货币贬值或升值带来过大的汇率风险损失。
（四）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吸收
在技术资源层面，由于国际竞争愈来愈集中于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技术密集型产业愈发突出，而我国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不足，因此极有必要通过对外投资补充技术要素，拓宽技术转化途径，投资于技术资源密集的发达国家有助于掌握世界科技动向，汲取高新科技成果，增强自身技术研发能力。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费方域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燕敏，田秋梅.浅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热点关注，2007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委托理论风险投资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and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1994)、J．lerner和Rodney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的，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集中于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1]Holmstorm·Bengt，1998.firmasaSubeconomy.mitworkingpaper.
[2][3][4][5]均译载自《的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李春琦和石磊《国外企业激励述评》《经济学动态》2001、6
[7][8][9]均译载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1996、9
[11]徐新邱菀华（1998）《委托—理论中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的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院
[12]高程德《公司理论》p167-2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美]L·吉本斯《博弈论基础》出版社1999年版
[14]Gompers，1993《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译自“thetheory，Structure，andperformanceofVentureCapital(Funding)，ph.D.thesis，HarvardUniversity.”
[15]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黄美龙《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硕士论文（2001）
[17]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8
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方向——经济全球化。而这次经济全球化的风暴的代表是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世界范围内的兼并整合越演越烈。引人注目的银行业国际化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学者们解释银行国际化的理论具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有传统国际直接投资里理论演变的银行国际化理论、从跨国银行理论出发的银行国际化理论、经金融理论理论推导的银行国际化理论。下文将通过对其讨论分析出这些理论对银行国际化适用性的强弱。
一、由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演变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在众多的银行国际化理论研究中，众多学者将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跨国公司理论加以改进套用于银行业国际化大潮的现象中。这些传统理论分别为：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其主要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包括技术、管理技能、企业家精神等一篮子资源的转移，而不仅仅是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企业到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希望在异国通过资源的转移和对资源的重新组织与调配来获取更多经营性净利润，而并非通过资本市场上的间接投资获取股息或者资本价差。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跨国银行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包括产品市场的不完全、资本及技术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政府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的市场扭曲。但是跨国银行要进入东道国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如文化、习俗、法律、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这要求银行在国际化道路上需要比东道国同类银行有更强的垄断优势，诸如：技术优势、资本筹集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管理优势等，才能保证银行在抵消上述劣势后依然获得合适的利润。
银行业对该模型的适用性体现于：第一，金融业本身是各国政府高度监管的行业，属于典型寡头垄断行业，不同银行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由于政策等因素优势有差异，某一银行想增加市场份额必须到其他地域范围内直接投资，满足市场不完全性的条件。第二，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外资银行，诸如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银行，具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和营销经验，满足具有垄断优势的条件。
但是，该模型不能解释的问题有二：其一，为什么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签订的《金融与贸易服务协议》，2006年末全面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后至今，具有垄断优势的外资银行没有如当初学者预想那样对中资银行形成极大威胁，反而如今发展并不如人意。此外，不能解释相对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二、从跨国银行理论出发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银行属于服务型行业，需要通过其特殊产品——金融服务来盈利。只有最有效地满足其他生产性企业的需求，提供最有效的服务，才能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银行的国际化是为了满足企业全球化生产经营，满足商品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需要而发生的，是银行为了迎合企业国际化发展而选择的一种策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必然导致银行的国际化，而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增加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意愿。从该角度出发，银行国际化的实质是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即传统的客户追随理论。随着时代的不同，又可分为贸易追随论和投资追随论。
1、贸易追随论。aliber提出跨国银行通过在本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设立分支机构，为双方贸易提供结算和支付的便利，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增加贸易双方企业的市场效率，维护贸易的稳定性，更良性循环地进一步促使两个国家贸易份额的扩大，进而跨国银行自身在提供结算和支付服务的同时获取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而GlodeedenandSaunders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分支的数量与该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统计正相关。同时该理论也符合人们的经验预期。
2、投资领导论。该理论认为跨国银行国际化不仅仅是为了追随客户进行贸易结算服务，更是为了对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进行继续服务。而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以及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需求更促进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此时，跨国银行又会反过来鼓励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因此同时兼具了“追随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Seth，nolle和mohanty对美国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研究发现这些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客户都是非母国的；无独有偶，miller和parkhe的一项研究表示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与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没有关系。这体现了跨国外资银行试图通过对金融体系尚未成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提早进入占据市场，从而完全分享以后该国经济发展伴随的市场份额的变大。而贸易追随理论则完全没有反映出这种银行国际化的动机。
三、经金融理论推导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马克威茨（H.markowitez）和托宾（J.tobin）利用数学模型建立了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理论。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投资者的效用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风险。而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为：
其中是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是证券i在组合中的权数，是证券i的期望收益。
投资组合的风险为：
其中σij为证券i和证券j的协方差。该投资组合理论表明，只要证券组合中各资产的期望收益率不完全正相关，则资产多样化就可以使得在获得同等组合期望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风险（主要是非系统风险）。
该理论表明，银行通过国际化可以使得自己的资产分散从而降低风险，提高收益风险比。而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银行通过对不同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国别风险，从而确保收益稳定性。
但是，在实际中，将风险从其他因素中单独抽离出来比较困难，从而难以衡量一国的风险。因此难以对该国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9
关键词:“一带一路”；财务管理风险点；管控措施
“一带一路”背景下，越来越多想要走出去的企业都在积极探索财务管理的转型升级，希望能够把握住“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以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风险点和管控措施进行研究探讨，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拟梳理“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风险点并提出管控建议。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们对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务风险的来源和诱因
聂娜(2016)，齐晓凡，丁新举(2017)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投资风险来自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管理。聂娜认为诱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经营。而齐晓凡等人认为诱因主要有政治、安全、法律和经营。叶建木，潘肖瑶(2017)则是将风险源归为东道国、母国、企业三类
。(二)财务风险
内容唐洋，李晓宇(2018)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汇率风险，税收风险，融资风险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刘宇轩(2018)认为农业企业“走出去”面临政治风险，安全风险，融资风险等财务风险。张亮(2019)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工程面临的应收账款风险和资金风险等进行研究。(三)财务风险管控措施叶建木等(2017)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传导机制，提出应密切监控财务风险传导路径。尹晨等(2018)提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部级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中心来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唐洋，李晓宇(2018)则提出了一些应对财务风险的具体策略，例如合理规避税收风险、加大融资力度等。从目前研究来看，针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研究比较全面，这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对于财务管理风险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周期理论，将“一带一路”企业投资项目分为四个阶段，梳理分析各阶段财务风险点，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财务风险点梳理及成因分析
基于项目周期理论以及结合我国企业“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资金投入量大，开发周期长等特点，将投资项目分为项目论证阶段、项目筹备阶段、项目建设阶段和项目运营阶段。根据前期文献研究和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论证阶段的风险点有信息不对称风险等，筹备阶段风险点有纳税筹划风险等，建设阶段有税务管理风险等，而运营阶段有东道国运营环境风险等。具体各阶段的风险点框架见下图。评估不足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投资对象选择风险纳税筹划风
(一)项目论证阶段
1.信息不对称风险。在进行投资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而在众多信息中投资方容易忽略的是受资方历史遗留税务问题信息，这尤其多发于“一带一路”倡议并购投资项目中。在并购投资中，合并后的企业会继承被并购公司历史遗留的税务问题。如果在并购前被并购方故意隐瞒且并购方未对这些税务问题进行调查，那并购过程中并购方将持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风险，合并后的企业将需要承担合并前企业的纳税义务。2.评估不足风险。在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企业应从整体层面对项目进行论证和评价，从而确定项目可行性及未来发展前景。项目若未经企业科学、严密的论证和评价，可能会由于决策失误导致重大损失。“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缺乏对项目充分地评估，会使投资变得盲目，增加决策失误风险；缺乏对项目前景科学地评估，也会致使项目投资后经营亏损甚至陷入司法诉讼的困境，使企业遭受更大的损失。3.投资对象选择风险。在众多投资机会中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是实现预期目标的前提，一旦选择错误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实践中，常常有企业由于投资对象选择不恰当，导致投资或者并购失败，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在进行选择时要考虑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目标企业的市场占用率、市场竞争水平，还要考虑目标企业所处地区、行业的发展前景。在掌握了以上各方面信息后进行综合评估进而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4.决策偏差风险。决策偏差风险的主要诱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管理者的个人异质性特征，比如过度反应、损失厌恶等。而早期的经历，过往投资经验等则是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这些特征影响着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例如管理者过度自信且风险偏好的话，在对投资项目评估时，会夸大投资的收益且忽视项目的潜在风险，从而投资冒进。另一方面原因是企业的投资控制机制不完善给管理者错误投资提供了机会。企业的重大决策应该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决策层的认可和批准，管理者做出的投资决策如果未经批准就可以执行，会致使决策不受监管，加大决策偏差风险。
(二)项目筹备阶段
1.纳税筹划风险。企业通常会在“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建设前的筹备阶段进行税收筹划。在实务工作中，受企业内外部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纳税筹划一旦失败会导致企业的实际税收收益与预期税收收益相背离，并且税收成本超出预期，这就产生了纳税筹划风险。纳税筹划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纳税筹划人员能力风险。纳税筹划涉及沿线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和海外投资税务与财务知识，纳税筹划人员若不具备相关基本知识，也不具备丰富的税务筹划经验，则会加大纳税筹划失败的风险。(2)税务机关认定偏差。由于税收政策的差异，纳税筹划人员的能力有限，企业对东道国税务机关的执法尺度不敏感，使得企业制定的纳税筹划方案不被东道国税务机关认可。(3)经营变化风险。纳税筹划是结合现行的经营活动和未来的经营计划来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但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会根据外界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活动与计划的偏离就会导致纳税活动与筹划方案无法匹配。2.融资结构风险。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缺口需要多渠道来填补。在需要多渠道筹资的情况下，企业面临融资结构风险。目前间接融资一直是企业进行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中银行融资又占据主导地位。企业间接融资比例偏高，由此造成企业财务杠杆率居高不下，一旦项目发生损失，高杠杆带来了倍增的损失。高杠杆率下，企业的资金链条绷得很紧，若遇到异常市场，很容易出现断裂的风险。此外过度的依赖债权融资，也会导致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从而限制企业持续融资能力。3.定价风险。“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并购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主要投资方式。由并购支付价格引起的定价风险成为了直接影响并购进程能否顺利的重要财务风险。对目标企业进行定价是复杂的经济行为，定价过高，企业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甚至可能超出自身承受范围。定价过低，目标企业就不会接受该价格，并购计划很可能未发先败。定价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有很多，常见的有信息不对称、评估方法差别较大、谈判人员经验不足等。4.合同订立风险。合同的签订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的交易各方确立了合同法律关系。在合同起草和订立过程中，交易主体一般最关注的是定价条款，其他条款则被易淡化忽视。但在重大的投资项目中，所有条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忽视任何一个条款，都可能使双方无法顺利履行权利和义务。如果合同中缺失诸如解决争议、违约责任等方面的条款，那么处在复杂的海外环境中，企业会丧失部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双方对于条款的理解偏差，也会使企业未来陷入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三)项目建设阶段
1.税务管理风险。尽管企业在筹备阶段会开展纳税筹划，但实际工作中所处税收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筹备工作的完成质量还是影响着企业在建设阶段面临税务管理风险：(1)重复征税风险。我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税务机关会因为税收管辖权冲突和对纳税人居民身份标准的认定差异等产生重复征税。虽然存在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来帮助企业，但企业普遍对税收协定不甚了解，部分协定也比较陈旧。(2)反避税调查风险。随着经合组织(oeCD)于2015年公布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最终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多个国家表态将积极参与到反避税行动中，这无疑使得传统跨国公司税收筹划架构安排受到剧烈的冲击，增加了企业的税务风险。(3)纳税申报的风险。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东道国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少纳，纳税不及时，会导致企业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等风险。2.支付风险。支付风险是指与资金流动性和股权稀释有关的资金使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金支付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债务风险；二是股权支付的股权稀释风险；三是杠杆支付的偿债风险。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会让企业承受较大的现金压力，并且限制企业的交易规模。而支付工具设计不合理导致的支付风险最终表现为支付结构不合理、现金支付过多，也会使得运营期间的现金压力过大。3.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投资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财务风险。企业在以现金或股权支付时，不可避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交换。企业在持有或运用外汇时，汇率变动的不确定会使企业面临汇率风险。例如企业在建设阶段进行以外币计价的商品赊购业务时，由于签约日和履约日之间汇率的变动会引起收付款项价值变化的风险。
(四)项目运营阶段
1.运营环境风险。企业投资项目在运营过程受海外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时刻面临着运营环境风险。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运营环境风险高发于资源类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该风险具体表现为区域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市场规模较小，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贸易往来存在较多壁垒和障碍。2.财务整合风险。财务整合风险通常受财务组织机制，理财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并购双方处于不同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习惯，导致财务机制设置、财务管理制度等产生差异。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和内部财务行为的整合失误，使得并购企业的实际财务收益与预期财务收益偏离，从而产生财务风险与危机。3.资金集中管理风险。资金集中管理是目前许多大型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时资金管理模式的主要选择之一。随着资金的集中，分散在各下属公司的资金管理风险也集中在了总部。比如分公司存在货币资金错误记录、坏账率高等问题，待资金管理集中后，这些问题就会转嫁给整个集团企业，加大整个企业的资金管理风险。而且由于海外机构员工素质良莠不齐，东道国会计准则不完备等原因，资金管理风险更为复杂。4.经营管理风险。该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并购后的管理整合能力弱。企业整合能力弱的话，导致被并购方对并购方的认同度低影响后续经营。其次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无法满足并购后的需要。企业现有制度可能更多的是适用于国内经营管理，对海外的管理需求则很难适用，因此无法应对国际市场竞争。最后是高层领导的经营管理能力有限。跨国并购对高层领导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但中国企业管理者普遍缺乏国际管理经验，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财务风险的管控措施
(一)做好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
企业进行投资项目前应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对外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也应及时收集当地政策动向信息并进行分析。此外尽调工作也必不可少，尤其是容易忽略的税务问题，应事先对被并购方进行详尽的税务尽职调查。评估和尽调工作专业性较强，企业可以借助咨询公司等中介的服务和委托税务律师事务所进行尽职调查。
(二)充分利用保险机制
企业可以寻求与外界合作来抵御风险，例如充分利用保险机制来加强防范能力。利用保险机制为企业开展跨境合作提供风险保障和服务。借助保险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参考保险机构调研的国别风险和行业风险信息，来提升企业跨境运营风险的管控水平，加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
(三)做好跨境资金管理
企业开展跨境资金管理有利于自身在境内和境外两个资金池间建立双向流通通道，实现境内外资金的一体化调配和统一管理，提升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利用全球资源来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为企业全球化战略持续推进提供有力的保障。企业需要选择合适的跨境流动性管理方式，目前有跨币种虚拟资金池、跨境资金划拨、跨行资金归集三种。三种方式的适用条件不同，当企业资金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分支机构中，并且存在大量不同货币时，可以考虑采用跨币种虚拟资金池；当企业在一些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财资管理中心或区域财资管理中心的话，则可以采用跨境资金划拨；第三种方式具有一定挑战性，因此所适用的条件也较复杂。同时，企业也需选择合适的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目前多个自贸区、经济试验区对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的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企业也应纳入考虑范围。
(四)提升国际税务管理水平
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断开发海外市场的同时，企业要筑牢税务风险的防线，提升国际税务管理水平：1.提高税收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应将国际税务管理作为实践海外战略的重要部分。从税务总监到基层业务人员，都要深刻认识到税务管理的重要性；2.加强对他国税收法律法规的研究。通过涉外律师队伍建设、与高校合作、行业内交流等方式增进对他国税收法律法规的研究；3.建立健全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走出去”前，企业要制定应对当地税收法律的风险控制机制，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并且要制定税收争议解决预备方案，在税收争议发生后企业可以及时应对。目前有国际税收仲裁、税收事先仲裁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国际税收争议。
(五)招募和培养国际化人才
企业要想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人才既是关键环节也是重要支撑。企业应招募和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他们的外语能力，文化协调，沟通能力以及国际项目管理能力。通过建立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帮助企业制定合适的海外战略，提高跨国经营能力。
四、结论
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稳步推进和企业财务管理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下，本文对海外投资风险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活动中涉及的风险点十分繁杂。针对这些繁杂的风险点，有的放矢地在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利用保险机制、跨境资金管理、国际税务管理和人才招募培养等方面提出管控措施。通过以上分析，我国企业在进行“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时，一方面要重视财务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可以通过分阶段来理清风险点，结合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风险控制，从而降低控制成本和提升控制效率。
参考文献
[1]唐洋，李晓宇.“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财务与会计，2018(11):16-17.
[2]齐晓凡，丁新举.“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应对[J].企业管理，2017(01):85-87.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国债规模；国债投资风险；资源配置
[论文摘要]我国国债规模的扩大和国债的发展对于推动债券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几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利用大规模的国债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在目前我国经济环境下，大规模国债投资已存在着潜在风险。不仅仅是财政还本付息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国债投资目标定位的风险、圆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国债投资资金管理的风险。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才能保证国债投资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20多年的国债恢复发行历程表明，国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债的发行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而且满足了社会各类投资者的不同需要。同时国债规模的扩大和国债的发展对于推动债券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利用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任何一项政策实施都有其反向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环境下，大规模国债投资已存在着潜在风险。本文旨在对我国国债投资的潜在风险加以简要探析，从而正确判断国债发行规模是否适度。为此，需要从统计指标、宏观效益和影响因素三个层面探讨国债规模，并客观地分析国债投资的风险。
一、我国国债规模分析
(一)国债规模的统计指标
我国国债规模适度与否，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利用国债负担率、赤字率、国债偿债率、国债依存度等4项统计指标进行综合判断。国债发行主要以弥补财政赤字为主，财政赤字的大小将直接关系到国债规模的发行大小。财政赤字较大，必然要求发行较大规模的国债予以弥补。赤字率表示的是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额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国际上该项指标通常以3％为警戒线。同样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得出：2000－2004年间，我国赤字率约为2.78％、2.59％、2.98％、2.50％和1.53％。从这一数值看，近5年该项数字波动较大，2002年赤字率接近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98％，而2004年该项数字为1.53％，约为警戒线3％的一半。总体上平均而言，从该项指标数值观察我国国债发行有一定空间，但是空间已经较小。国债依存度即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是：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结合我国国情，按分母不同可以计算两个指标：一种是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国债收入，全国财政支出)×100％；另一种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支出)×100％。鉴于我国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和掌握，将来的还本付息也由中央财政负担，所以使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得出2000－2004年间，我国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约为75.25％、77.73％、83.58％、81.26％和85.21％。国际上通用的国债依存度的上限是15％－20％，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约80％，可以判断我国财政处于脆弱状态，蕴含巨大财政风险。
(二)国债规模统计指标的综合分析
二、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
(一)国债投资规模风险界定
正是因为近几年国债投资目标定位不当，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国债投资目标，从而造成了为保经济增长速度而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使国债投资因规模扩大而加大风险。
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表现为因国债投资规模扩大，有可能排挤出民间投资及有可能乱上一些拼凑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降低，损害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国民产出的有效增长。须知，在市场经
济下，资源配置是由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共同完成的。在一定时期内，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就存在着资源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合理分配的标准就是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投资的边际效益，政府投资的边际成本就是民间使用该资源投资的边际效益，而并不仅仅是政府筹资的资金利率。因此，政府国债投资的最佳规模就是由政府国债投资的边际成本与国债投资产生的边际效益相等决定的。政府国债投资的边际成本随国债投资规模扩大而增加，而政府国债投资的边际收益则随国债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因此国债规模超出了一定值必然使得国债投资的边际成本大于国债投资的边际效益，从而降低全社会投资的效率，损害全体国民福利。
国债规模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的债务史证明，国债发行和银行信用过度引起的后果是相同的，国债虽然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较优方式，但却不完全是财政赤字的原因和结果。国债发行规模应该与偿债能力相适应，归根到底是经济与国债相协调的问题，因为债务融资既弥补财政赤字，又成为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甚至预算内安排的投资项目有时也需要建设国债予以支撑。国债作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结合，是调节货币供应量，避免经济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时还必须与信贷规模相结合，避免出现互相挤占资金、抬高筹资成本的现象。全社会资金总量一定时，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多了，信贷资金来源就缺乏保障，就会造成社会资金闲置和浪费，影响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影响生产发展和建设速度。发行国债的实践表明，国债不仅是财政经济的内容。更是信用经济的组成部分。"
(二)影响国债规模大小的因素
一般认为，影响一国国债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有中央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支出、财政收支差额、累积债务余额、预算内投资规模、国债还本付息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一定时期内，国债发行规模取决于一定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债承受能力越强，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越大；中央财政收入是国债还本付息的基础，该项数值大小决定能够承担债务能力大小；中央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大，是国债发行规模增大的内在动因；国债的主要目的就是弥补财政赤字，因此赤字数额对国债规模有重要影响；筹集长期建设资金是我国发行国债又一目的。积极财政实施以来，国债资金主要用于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建设，因此预算内投资规模越大，其对资金的需求越大，当财政收入不足以财政支出时，政府的投资缺口一般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国债规模越大，累积债务余额越多，则还本付息支出越多，当其支出额达到无法以当年财政收入来偿还时，不得不以发新债来还旧债，如果一国国债的还本付息过多，就必须会使国家减缓国债的发行，以减轻还债压力。
这三项影响因素中，债务还本付息额具有惯性，它受以前累积债务余额和相应的还款期限利率等因素影响。债务还本付息额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不是容易控制的因素。随着该项数值的不断增大，根据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可以断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将按照一定的惯性不断膨胀；相对容易控制的是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控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数额来控制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使我国国债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防范财政风险发生；影响财政赤字的因素较多，一般较难控制。
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表现为国债投资规模有可能超出最佳规模而降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投资规模扩大，民间投资规模相应降低，民间投资有可能被排挤；另一方面，国债投资规模扩大，存在着为用完投资规模而随意拼凑投资项目的可能。这都表现为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
在研究我国国债适度投资规模的文献中，多从政府财政是否还得起和居民是否买得起即所谓的偿债能力和应债能力两个方面来看的。但由于不管政府是否有偿债能力和居民是否有应债能力，都必须比较增加国债投资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因此本文认为，探讨国债投资适度规模的理论标准应该是投资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当投资边际效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国债投资规模过大，存在着降低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风险；反之，当国债投资的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国债投资规模偏小，增加国债投资能够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风险较小。由于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曲线难以精确化和具体化，因此对近几年国债投资规模扩大是否超出了最佳规模还不能下肯定性结论；但是因国债规模扩大而加大国债投资风险的趋势是明显的。实际上，近两年因国债投资规模突然扩大，地方政府项目储备不足，把本来准备与民间合作投资的项目改为国债投资项目，从而造成了对民间投资的排挤。另外，地方政府也存在着为得到中央政府国债投资而随意拼凑项目，甚至搞“三边工程”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的具体体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两年我国在进行国债投资项目时，除了国债投资外，还要求国有银行“配套”贷款及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这实际上是变相扩大了国债投资规模。就是说，如果加上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则国债年度实际投资规模比我们上面计算的要多得多。因为在我国“国有银行一国有企业一人民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中，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投资实际上也是国债投资，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投资如果变成了不良资产——坏债，最终还得靠国家财政解决。所以，把近两年国债投资项目中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作为国债投资的判断应该是成立的。基于此，近两年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就更加明显了。
三、国债投资项目选择和管理的风险
(一)国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着各自的职能范围，二者合理分工，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国债投资的目标也就是要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选择恰当的国债投资项目，就能够弥补民间投资的缺陷，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反之，如果国债投资项目选择不当，则会降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国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也就是国债投资项目选择不当，导致国债投资目标失败而带来不利后果的可能性。
国债投资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项目、应该依据什么样的选择标准，这在国内外都还存在着争议。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提出了在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投资的不同特点。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政府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在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起到对私人投资的补充；而一旦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转向不断增加的对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布坎南(n·B·Buchnum)和波拉克(J·J·polak)分别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提出了一种稀缺要素标准。他们认为，为了使收入最大化，财
政投资决策应当选择低资本一产出比率的项目，即选择单位资本产出最大的那些投资项目。卡恩(a·e·Kam)提出了社会边际生产率标准。该标准认为在决定财政投资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边际单位对国民产出的所有净贡献；当财政投资资金可以导致国民产出最大化时，这种资金配置就是高效率的配置。
我国学者对国债投资项目的选择上也存在着分歧。陈共教授提出了财政投资决策增加就业标准，即财政投资项目的选择应当是那些每单位投资能够动员最大数量的劳动力的项目。林毅夫教授认为当前财政投资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以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正是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中国国债协会《中国国债投资方向》课题组认为，国债投资除了非竞争性经济建设项目投资外，也应该用于营利性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尤其是用于重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理论研究上本就存在着巨大分歧，实际操作中更是莫衷一是。国债投资项目的选择很多时候只能是“跟着感觉走，紧拉住项目审批部门的手”。国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由此而增大。在我国。因为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尤其是投资权限的划分很不清楚，国债投资项目还存在着在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之间选择的风险，这就导致了近两年发生的国债资金转贷地方使用，即国债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筹资的不规范现象产生了很大风险。国外地方政府投资地方公共产品都是由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进行的，这样风险就由地方政府承担而不在中央政府。而我国地方政府由于《预算法》限制无权发行地方公债，从而就发生了国债资金转贷地方政府的情况。因为在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划分不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得到国债投资转贷资金，什么项目都敢上，特别是在中央强调地方政府承担偿还义务时，地方政府更是会“逆向选择”，即一些高风险项目争相申请，这样地方政府投资风险就转嫁到了中央政府，无疑加大了国债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