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前沿论文篇1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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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篇2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区域间外贸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之一，沿海地区外贸发展要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贸易环境“软”因素如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贸易环境竞争因素，找到两市乃止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外贸发展上扬长避短、协同发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国际贸易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成本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2科技和人力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金融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融资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我们从银行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市场两个方面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的金融体系。（1）银行金融市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贷款，而存贷的数量和资金运转周期主要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青岛市经济发达，集中了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青岛双星等很多全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企业存贷款行为活跃；同时，东部发达省份人口众多，高收入人群大量集中于此，个人金融活动活跃；另外，从中西部流动之东部地区的进程务工人员一般将收入存在工作所在地银行机构，所有这些都促使青岛市等沿海地区银行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纷纷活跃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经济舞台上。至于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尤其是沿海几个大中城市。而相比之下，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资金吸纳潜力较小，且资金投放的风险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普遍设点较少，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只有少数几家在西部设有分支机构，因此武汉市等内陆城市银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2）非银行金融市场。相比银行金融活动而言，非银行金融活动受政府调控和影响较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资本“逐利”的市场天性使得以青岛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市的非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环境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管理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金融市场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财政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旅游、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输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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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篇3
关键词:沿海开发;金融支持;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59-02
一、金融业对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意义和支持方向
(一)国际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值得关注和借鉴
金融业要支持和服务于海门市乃至盐城、南通和连云港的其他沿海城市的开发,首先要理解沿海开发的国际经验和把握沿海开发的战略方向,一是门户城市在沿海开发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洛杉矶、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釜山等地都是沿海地区重要的门户城市。这些沿海地区开发之初,均采取做强门户城市,带动区域整体开发的思路。二是远洋深水大港的支撑作用。如洛杉矶大都市区拥有长滩和洛杉矶港,东京圈拥有横滨、川畸和千叶港,釜山大都市区拥有釜山港和大浦港。这些港口都是远洋深水大港,不仅带动了区域全球贸易进程,而且推动了沿线工业基地建设,为门户城市的枢纽功能发挥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三是以大运量高速交通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支撑。以高速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保证了重要的空间支撑,尤其是区域性高速干线对城市区域化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如在沿海区域城镇体系演化过程当中日本的新干线、韩国京釜高铁、美国的加州高速路网成为城镇体系集聚和连绵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接轨全球市场的产业政策。临港工业是世界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产业。沿海开发地区都主动接纳全球产业转移,发展临港产业,并积极进行新兴产业基地布局,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通过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城市化发展。
(二)金融业要准确把握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布局
1.基础设施先行,加大对以东灶港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力度。海门市东灶港是南通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是南通市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更是沿海开发的龙头工程,在海门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业要积极适应沿海开发战略定位要求,强化对东灶港港口体系对区域城市化的支撑功能。加大对以高速公路、沿海铁路、航道等为主的交通网络和码头、道路、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形成港口群强有力的配套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2.以产业为主导,大力支持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培育特色产业基地。沿海大开发,产业是载体,大项目是关键。金融要积极策应沿海开发产业战略重点,积极支持海门市建设海工装备、大飞机制造、机电、食品制造等临江工业和以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现代纺织等新兴和优势产业,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对现代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支持,促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基地建设。
3.以城市化为支点,加大海门市城市化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城镇建设步伐。目前海门市沿海开发围绕“昨日垦区、今日园区、明日城区”的总体目标,新区总体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着力打造的沿海临港产业平台之一。金融业要突出重点,积极推进海门市新区城市化战略,通过城建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个人住房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做大做强海门港工贸区、滨海新区、临江新区、海门工业园区四大新兴城市群。
4.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积极支持滩涂开发、农业产业化和生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投入,切实支持以特色瓜蔬、特经特粮、四青作物、果品苗木、优质家禽、海门山羊、优质水产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支持以着力建设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区为重点的滩涂开发,支持以开发和保护并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加快推进高校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商品化,促进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
5.以中小企业为补充,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活力。江苏沿海开发战略为大批民营中小企业搭建了发展平台,为民营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提供了机遇。同时,大批的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追求也为沿海开发带来了发展动力。海门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名列南通县市区之首,于是海门市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金融业要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入,积极支持和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持续活力。
二、拓宽视野,创新推动,全方位打造沿海开发金融战略新格局
(一)“突出一个核心”,就是要突出以吸引股权性资金为核心,有效撬动金融杠杆,发挥金融对沿海开发的支撑作用
沿海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推动,资金的来源是金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先导性的股权性资金更应作为核心对待。因为无论是采用银行贷款、发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已经设立、资本金到位或符合项目融资资本金条件的基础之上。从另一方面说,取得股权性融资后吸引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性融资难度相应降低。因此,吸引股权性融资在沿海开放战略的金融支持与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推动两大突破”,就是要围绕难点,重点在创新和机制上实现突破,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1.推动创新突破。沿海开发,金融创新是助力器。金融业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措施,密切跟踪金融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和组合各种金融工具,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创新拓展融资空间,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担保方式的创新。比如海门沿海有25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探索以这片海域使用权抵押进行融资;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如通过汽车金融服务网络给汽车生产商在全国的汽车经销商提供授信支持,并与企业的销售资金回笼进行实时对接和有效管理,实现了银企双方的价值提升和共赢;三是新兴市场融资产品的应用,如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理财等产品,就是在银行贷款之外充分利用各类新兴市场筹集的资金,不但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大大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2.推动机制突破。以全球化的视野,放眼国际国内市场,从机制上突破,创造更加优惠的条件,鼓励参与沿海地区金融体系建设。例如鼓励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信托、金融租赁公司等到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组建沿海开发产业基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增资或设立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带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快速发展等。
(三)“实现四大融合”,就是要融合金融要素和资源,汇聚更大的力量支持沿海开发
1.促进各种金融业态经营相融合。充分利用银行、信托、投行、基金等各自经营优势,对各业态产品与服务进行嫁接和融合,形成有效顺畅的融资体系。如以股权信托募集资金作为股权性资金,嫁接银行贷款资金;以公开发行、直投等方式满足资本金要求,嫁接银行、保险、信托贷款等债务性资金等。
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运用相融合。综合运用ipo、股权私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产品和银行贷款、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收益凭证、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产品融合运用,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3.政府引导资金与民间资本相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和民间资本各自的特长,适宜政府投资的领域由政府主导,其余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和发展,以小投入带动大投资,综合运用Bot、Bt、ppp等多种方式吸引资金,或以出售资产、发行债券和租赁承包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开发等。
4.金融资金与产业资本相融合。产业资本是先导性的资金,金融资金对产业资本的跟随效应十分明显,但金融资金同时又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复制效应和衍生效应。沿海开发必须以产业资本先导性进入带动金融资金的跟进,从而带动金融资金和产业资本互动效应的发挥。
三、政府护航,着力打造沿海开发的金融外部配套环境和体系
1.加强政府主导,搭建以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和政府投资主导的投融资平台为核心的两大平台。一方面,发挥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搭建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利用会、恳谈会、网站、刊物等形式,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企业及项目的沟通联系,主动传递沿海开发信息,实行重大项目银企对接,并在项目推进上加强衔接,使金融机构了解项目行政审批进度和投资进展,方便融资审批对接和安排。另一方面,设立沿海开发省级投融资平台,借鉴高速公路开发的经验,以平台筹措和集中管理资金,统筹规划,避免各市各自为政、互相割裂的局面,努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科学化投融资体系。
2.引导金融资源向临港工业倾斜。研究出台财政贴息等专项政策,对信贷资源投入总量或重点项目、小企业具体单项业务考核进行激励引导,鼓励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沿海地区。鼓励保险、信托资金进入沿海开发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推动沿海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3.积极优化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沿海地区金融活力和竞争力。社会信用和金融生态环境是沿海开发中不可流动的资源禀赋,也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在企业注册登记、项目报批、完善产权交易等方面,减少环节,缩短时间,降低费用,提高效率,解决制约投融资发展的软环境因素,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沿海开发;二是倡导重大项目银团融资,创造有序竞争和合作环境,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沿海开发。加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创造适应金融创新的宽松监管氛围;三是从政府自身做起,加强信用宣传,主动协助化解区域内金融不良资产,完善针对企业逃废债等行为的刚性约束机制,保护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积极性,努力构建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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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小企业;人才回流;人才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139-03
自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金融和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纵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小于对沿海经济的影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小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对内向型经济的影响小于对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对服务业经济的影响小于对制造业经济的影响(王一凡,2009)。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对中西部中小企业的波及和影响较小,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也给中西部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特别是提供了一个实施人才发展战略的良机。
一、金融危机下人才流动的态势
人才流动与经济环境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不但人才的流动率会有所不同,其流动形态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宏观水平来看,经济环境的好坏与人才主动流动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人才回流(其内涵可见下文)呈负相关关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经济环境呈现较差的局面。较差的经济环境对我国人才供求状况和企业岗位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沿海地区的岗位需求减少、人才供求关系失衡;而中西部中小企业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岗位需求和人才供求状况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这种人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对比差异导致金融危机下人才流动会出现以下态势。
1.人才主动流动明显减少。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及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原来认为有“资本”跳槽的人才,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推迟跳槽或静观其变;而那些企业对其依赖性本来就不强的人员,会更加珍惜当前的岗位,主动流动的可能性极小;至于一般的人才,即使不满意当前职位,有主动流动的意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不敢轻易离职。所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使得很多人“甘于现状”,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向企业主动提出离职的可能性很小,人才主动流动将明显减少。
2.沿海人才“回流”渐成趋势。一般情况下,人才流动的主流方向都是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这种流动方式一般称之为人才外流),但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人才会出现逆向而动的规律,即人才的逆向流动(这种流动方式称之为人才回流)。受国际金融风暴的袭扰,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利润下滑,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制造企业迅速收紧扩充步伐,岗位需求急速下降,导致大批工人被裁。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裁员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就业形势日趋紧张,致使许多中西部外流人才纷纷踏上返乡的路程。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人才的逆向流动渐成趋势,回流人才的数目较以往有显著提高。
二、金融危机下引进人才的成本分析
根据人才配置的反周期原理,人才价格随经济周期同步涨落,越是经济低迷,人才就越是便宜,引进成本越低(刘祖华,2009)。因此,引进人才要逆经济周期而动,越是经济低迷,就越要重视和着力引进优秀的人才。企业引进人才的成本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的获取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等(舒敏芬,2005)。
1.人力资源的获取成本。是指组织在招募和录用员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招募成本、选择成本、录用成本和安置成本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岗位需求减少,人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企业招募和录用人才变得容易,所支付的成本较之以前有明显的降低。以广告费为例,同样的广告媒体、同样的版面、同样的广告费用所吸引的人员可能会数倍地增长,甚至是几十倍地增长。换句话说,要想吸引同样数量的人员,广告费的支出就可比原来降低几倍。
2.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是组织为提高员工的生产技术能力,以便于使之适合组织任务,增加组织人力资本的价值而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岗前培训成本、岗位培训成本、脱产培训成本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回流人才大多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岗位技能,招来即可上岗,无需太多培训,最多也不过是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培训,因培训所支付的成本就会很少。
3.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是组织在使用员工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在金融危机下,面对就业的压力和失业的威胁,很多人才为了能很快找到工作,甘愿自降薪水;与此同时,为维系自身的职位,员工所表现出的工作意愿会很强,付出的超额贡献也很高,企业用于人力资源的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自然就低。
比较而言,金融危机下企业引进人才的成本要比正常情况下低得多。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在给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中西部中小企业带来了低成本地引进企业所需人才的良机。
三、金融危机下中西部中小企业的人才战略
沿海地区人才的回流正是中西部中小企业获取人才优势的极好机会,中西部中小企业应抓住机会,充分利用宽松的人才环境,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低成本地引进企业当前和未来所需人才,进一步赢得人才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人才战略的有效实施。
1.盘点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对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全面综合分析,这是企业制定人才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对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存量进行全面的核查,即根据企业战略目标和任务的需要对企业内部人才的质量、数量、结构和潜力等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董克用等,2007)。人力资源盘点除了要对员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学历、职称、专业等人事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盘点。能力的盘点主要是对业务能力、人际关系能力、成就能力等反映人力资源现实性和发展性的能力进行分析。分析中要能找出企业目前拥有以及未来需要的关键技术与关键能力,并建立追踪员工能力现状及其发展性的管理系统。通过人力资源盘点,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数据资料明确目前的人力资源配置现状,为更好地配置人力资源奠定基础,帮助企业分析在金融危机下现有人力资源的优劣势,为不断适应企业发展的人才战略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2.构建高绩效的人才标准,调整企业的人才结构。基于金融危机下人才的供给状况,企业可以以高绩效的人才标准,对现有人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素质能力结构等进行调整和优化。一直以来,企业的管理者们更多地是从岗位的角度出发考虑任职资格问题,强调的任职条件只是“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在每个岗位上绩效水平优异者所具备或体现的素质特点。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叫做任职资格,而某个岗位上绩效优异者所具有的素质特点则叫做胜任素质。企业应根据岗位的要求以及所处的环境,明确能够保证人才胜任该岗位工作、确保其发挥最大潜能的胜任特征,并以此为标准来对人才进行挑选和调整。所以,企业可以从胜任素质的角度来构建基于高绩效的人才标准,适时地从沿海回流人才中选聘、培养能够创造优异绩效的人才,这样才能为企业持续高效的发展奠定基础。
3.利用人才回流之势,积极吸纳企业所需人才。此次回流的人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回流人才大多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技能,招来即可上岗,无须培训;同时许多回流的人才也带回了资金,甚至带回了市场和人脉。第二,求职领域多元化。据了解,以往中西部地区“才市”中多是些文员、销售、会计等行业的求职者。现在,回流人才给中西部的“才市”带来了多元化的趋势,如法务、模具设计、电子技术等各个领域,都聚集了相当多的人才。特别是“蓝领”回流,将很大程度上弥补中西部市场技术人才紧缺的局面。同时,随着沿海地区管理人才的回流,过去久寻不到、屡求不来的人才,现在比较容易就可以找到了。某种程度上,这次人才回流潮,改善了中西部企业原先面临的人才荒,特别是那些从沿海地区回流的中高层人才,普遍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正是中小企业急需的。
4.制定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人才储备战略。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人才储备的竞争。中小企业进行战略性人才储备,不仅需要从内部进行准备,更重要的是要能利用外部的人才资源,进行前瞻性的人才招聘(欧立光等,2007)。因此,企业除了要积极吸纳当前岗位所需人才外,还要能利用现在有利的人才环境为企业的未来储备一定数量的人才。企业在这个环境下进行人才储备,可以与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善、调整结合起来。适当的调整岗位、裁减冗员、优化用人机制,促成人才梯队的形成,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和预测经济复苏时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提前引入具有岗位胜任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样更有利于实现组织更新换代与后继力量的补充。另外,要随时关注宏观经济的走势和人才市场的供求状况,适时调整自己的人才储备战略,使企业的人才储备战略始终处于动态之中。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导致人才的需求锐减,大量人才回流。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相比沿海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如果能够抓住一切有利契机,变“危机”为“机遇”,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大量回流人才,适时调整人才战略,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才标准,积极吸纳企业所需人才,促成企业人才梯队的形成,及时低成本地为企业的未来储备一定数量的人才,那么中小企业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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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ReturnoftalentandtalentStrategyof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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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oShengnianBaiLin
(Department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inannormalUniversity,Huainan232001)
金融前沿论文篇5
关键词：现金持有投资效率产权性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一、引言
在企业所有财务决策中，投资决策是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传统的Q理论认为，在完美的市场中，企业的投资支出仅仅取决于其投资机会（Hayashi，1982）。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投资并不仅仅受到投资机会的影响。广受学者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而现金持有的目的之一就是缓解融资约束。那么，企业现金持有是否真的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了其投资效率呢？我国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可以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得到国家支持（张长征和黄德春，2012）。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要远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因为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呢？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当前学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主要是借鉴Richardson（2006）的方法，构造计量模型利用回归残差定义企业投资的过度和不足。此种方法的缺陷就是无法定量测算企业投资的效率值。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投资效率，进而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如通用汽车，iBm等持有高额现金的现象出现以来，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研究（opler等，1999；Bates等，2009）。在中国市场中，企业现金持有行为也较为普遍。其持有比例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俞红海，2012）。当前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解释有两种主流理论――权衡理论和成本理论。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好的投资项目出现时，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企业无法以一个较为合理的成本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从而使得企业的投资水平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企业将内源融资作为融资来源的首先，在企业内部囤积大量现金，以满足企业投资的需求。Jensen（1976，1986）指出，企业内部的大量现金将进一步加剧委托问题。经理人倾向于留存超过能够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现金。从而利用多余的现金进行在职消费或者进行企业帝国的建造。虽然就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而言有上述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是在国外已有的研究中，企业现金持有更多表现为较强的预防动机，而较少表现为源自于成本解释的动机（Bates等，2009；Haushalte等，2007；Fresard，2010）。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由于资本市场建立较晚，发展并不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和渠道受到较大限制。因此我国企业存在较为普遍的融资约束现象。企业的现金持有也多是为可能的投资项目进行准备（彭桃英和周伟，2006；周伟和谢诗蕾，2007；于国红，2011）。本文认为，在企业融资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现金持有更多是为投资做准备而非为满足管理者的私利。因此现金持有可以有效减少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从而实现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同时，考虑到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尽相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得到银行贷款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方面难度更大。因此，非国有企业会更加合理的利用手中的现金。因此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企业的现金持有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旨在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选取2007年至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如下规则进行了筛选：剔除金融类企业；剔除样本年度内被St或pt的企业；剔除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的企业；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企业。经过样本筛选，共得到样本6941个。其中，2007年1046个，2008年1180个，2009年1178个，2010年1178个，2011年1180个，2012年1179个。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三）变量定义参照前期学者的研究，本文投资机会Xi，t利用企业托宾Q值衡量，并且考虑了不同年度和行业的影响。托宾Q值为企业市值与重置成本的比值。市值包括股权市值和净债务市值两部分。由于我国企业发行股份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类型，而非流通股并无市值，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每股净资产代替非流通股市值进行计算。同时，以净债务面值替代其市值。托宾Q值计算公式如下：tobin’sQ=（流通股数*每股市值+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净债务面值）/资产重置成本。
为考察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定义影响非效率投资ui，t均值的因素向量Z'i，t为企业现金持有量（Cash）。同时参考企业投资领域的其他文献，将企业成长能力（Growth）、企业负债水平（Lev）、企业成立年限（Ltime）、企业收益情况（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性质（State）等变量做为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
（四）模型建立传统的Q投资理论指出，就一个企业而言，在完美市场中，投资行为仅仅由投资机会决定，此时的投资水平即为最优投资水平（Hayashi，1982），可以将其称为“前沿投资水平”（froniterinvestmentlevel，FiL）。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融资约束问题，企业的投资行为无法等同于完美市场中的投资行为，因而只能选择一个次优的投资水平。这一投资水平可以被称为“实现投资水平”（realizedinvestmentlevel，RiL）。FiL与RiL的差值反应了融资约束的大小。而（FiL-RiL）/FiL则可以用来度量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谢赤和杨茂勇，2013）。Q理论情境中的企业投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i*i，t=?茁0+?茁1Xi，t+?着i，t…（1）
式中，i*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投资额，X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投资机会。?着i，t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实际市场并不完美，企业在外部融资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缺陷会导致企业实际投资的减少。此时的企业投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i*i，t=?茁0+?茁1Xi，t+?着i，t-ui，t…（2）
（2）式中的ui，t即为现实市场中投资的无效率部分。wang（2003）基于Hayashi（1982）发展的，由tobin（1969）提出的Q投资理论，提出了用以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i*i，t=?茁0+?茁1Xi，t+ei，t；e=?着i，t-ui，t；?着i，t~i.i.d.n（0，?滓?着2）；ui，t~n+（mi，t，?滓2i，t）…（3）
ei，t表示方程的组合误差项，由?着i，t和ui，t两部分组成，且两部分之间独立。?着i，t服从正态分布，其均值为0，而方差为?滓2i，t。ui，t服从非负截断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分别为mi，t和?滓2i，t。Battese和Coelli（1995）指出，mi，t可以表示成投资效率影响因素Z'i，t的函数。表示如下：mi，t=?琢0+Z'i，t?啄…（4）
?琢0和?啄分别表示常数项和系数项。（3）式和（4）式即构成了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模型可以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其对数似然函数如下：lnL=-1/2ln（?滓?着2+?滓2i，t）+ln［?准（ei，t+mi，t）/■］-ln［?椎（mi，t/?滓i，t）］+ln［?椎（■i，t/■i，t）］…（5）
其中，■i，t=（?滓?着2mi，t-?滓2i，tei，t）/（?滓?着2+?滓2i，t），■i，t=（?滓?着2?滓2i，t）/（?滓?着2+?滓2i，t），而?准函数与?椎函数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企业投资效率即为实际投资与最优投资的偏离（石小军等，2010），可以做如下定义：effiency=■=exp（-ui，t）…（6）
在利用最大似然估计得到模型参数估计值以后，能够计算得出投资效率的具体数值。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6941个样本中，企业投资额占上期固定资产的比重均值为38.6%。最小值为0.6%，而最大值达到了126.5%。极差为125.9%。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投资差异较大。探求投资差异背后投资效率是否存在差异具有一定意义。托宾Q的均值为1.87，表明平均而言，企业面临着较好的投资机会。通过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就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平均而言，企业持有占上期总资产20%的现金。最小值为1.3%，最大值为84%。表征企业成长能力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20%，说明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具有较好的成长性。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9.9%，这是一个较为适中的负债水平。说明我国企业合理的利用了负债进行经营。
（二）回归分析本文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估计，并通过公式（6）计算出了样本企业的年度投资效率值。通过图（1）效率分布图和表（3）效率描述性统计两种方式予以报告。从图（1）可以看出，大多数企业的投资效率在0.75到0.9之间。整体呈现右偏的特征，仅有较少企业投资效率低于0.5。而通过表3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总体而言，企业投资效率较高，均值达到了0.801。最小值为0.285，最大值为0.983。这表明，由于存在融资约束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平均减少了19.9%。表（4）报告了本文对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区分首先区分产权性质进行了估计，然后对全样本进行了估计。回归（1）、回归（2）和回归（3）分别为国有企业样本回归，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和全样本回归。通过最优投资模型的分析，可以知道，企业投资确实受到其投资机会的显著影响。当企业投资机会多时，其投资金额会显著提升。并且其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也十分显著（限于篇幅，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并未给出）。这表明，除了企业投资机会的多少，不同的行业以及年度也会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从企业非效率投资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来看，所有样本的回归中，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的现金持有可以显著的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也即，随着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企业投资的效率是提升的。这一经验证据很好的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在现阶段我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背景下，企业持有现金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投资的效率。就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样本数为3644，非国有企业样本数为3297。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据多数，比例为52.5%。Cash变量的系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分别为-1.448和-1.864。并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所能带来的非效率投资的减少程度较高。也即，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国有企业。假设2得到了实证结论的支持。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其投资非效率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成长性越好，其投资效率越高。同时，可以看到，负债的增加能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而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其投资效率会降低。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资产规模都会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
企业投资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来源，也是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一最终目标的基础。基于传统Q投资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投资仅仅由其投资机会决定。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制度建设并不健全，融资约束情况在企业中普遍存在。这必将使得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同时由于我国企业性质可以依据产权情况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不尽相同，从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探讨了外部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持有现金行为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现金持有确实能够起到减缓企业投资非效率的作用。换言之，企业的现金持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同时，我们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强。最后，我们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我国上市公司平均投资效率，发现平均而言，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为80.1%，投资水平比其理论最优值低了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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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篇6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资本发挥着“持续推动力”的作用，大量资金的聚集必将携带各类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投资活动进一步加大原有资本的缺口。因此，沿海开发应建立相应的金融支撑体系，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资源，突破融资瓶颈，建立多元化金融支撑体系。
1.实现政府、银行、企业合作
沿海开发是一项立体工程，需要政银企各方积极参与。
首先，政府部门应抢抓沿海开发的历史性机遇，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加快制定金融扶持政策。加大对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的引导力度；促进金融机构体系的完善；尽快完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围绕更高发展定位，加快培育经济产业发展优势，重点突破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高，高新型、生态型、节约型的项目。围绕科学发展要求，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发展“三新”产业、现代装备制造、现代物流、旅游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建设新型临港产业基地，加快成为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
其次，金融部门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快步融入江苏沿海发展大局，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切实加大对港口、城市、园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加大对优质企业、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投入，切实加大对“三农”和民生事业的投入。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要加快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银行深化改革，推进农发行、邮储银行拓展业务范围、转变经营方式，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扩充资本规模、改善股权结构、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要把农村金融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尽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再次，企业应积极主动地与政府、银行合作，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伴随着江苏省政府《关于推进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意见》的出台更是为企业融资拓宽了渠道。
2.拓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等融资渠道
努力培植上市公司，推动大中型企业上市融资，积极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引导、帮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扩大企业债券融资，鼓励、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地方政府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允许发行政府债券和中期票据产品；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引入并培育各类产业发展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设立江苏沿海开发基金。
3.引入国际资本
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长江三角洲资本市场一体化的东风，大力引进外资，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贷款、国际产业基金，并支持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更多优质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大胆利用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海外资金，为沿海开发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4.建立健全区域性金融机构体系
江苏沿海开发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市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亟需金融血液作为动力。且沿海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仅仅依靠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是不能满足对资本的需求。上海发展有浦东银行，天津有渤海银行，江苏沿海开发中肯定要成立提供专业性服务的银行，现已确定要成立提供专业性金融服务的本地总部性金融机构。
整合江苏沿海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资源，大力发展以服务沿海中小企业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积极主动邀请国际国内更多的商业银行到江苏沿海设立分支机构，鼓励组建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促进沿海开发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多元化，适应沿海开发战略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5.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资源是有限的，又是流动的，地方政府对金融的支持是决定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消除制约投资的政策和体制障碍，规范投资市场秩序，为各类投资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上。人民银行要加强沟通协调，主动配合政府做好金融生态创建的具体组织、协调、联络工作，加强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积极探索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和办法。
参考文献：
[1]r·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金融前沿论文篇7
关键词：广西；沿海地区；金融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151-02
一、广西沿海地区的地区优势
1．资源优势。广西沿海地区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南亚热带区，气候地理及自然要素状况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别，资源丰富，主要有南亚热带作物资源(甘蔗、香蕉、荔枝、薯类、龙眼、菠萝、八角、玉桂等)，海洋矿物资源(南珠、海参、海藻、热带鱼、虾、贝、蟹类生物等)，旅游资源(北海银滩、边茂风情、森林风景等)，矿产资源(高岭土、石英矿、钛、磷灰石、石油等)，这些都将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货物双向进出“桥头堡”的潜力。
2．地理优势。广西沿海地区有独特的港口优势。该区有1595公里的海岸线，沿海港湾众多，拥有可开发的大小港口21处，其中可开发泊靠万吨以上船舶的港口有防城港、北海港、钦州港和珍珠港；同时还面临东南亚、背靠大西南，因而形成了以北海、钦州、防城港市沿海“金三角”和南宁、东兴为重点，沿海、沿边为龙头和突破口的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而且毗邻粤港澳，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上，广东、香港、澳门属于高梯度地区，而广西属于低梯度地区，若能充分利用这个地理优势，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对承接三地的产业转移和辐射具有优先条件。
3．政策优势。广西沿海地区直接享有国家沿海开放城市(地区)政策、边境经济合作区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国家侨务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环北部湾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中越“两廊一圈”的构建、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新格局的提出，对广西沿海地区加快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结构、吸引外来投资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金问题
(一)广西沿海地区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广西沿海地区的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市场规模、经济证券化水平、市场融资能力、市场成熟程度以及组织的形式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其他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整个广西沿海地区的证券经营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截至2007年1月15日，就北海、防城港和钦州三个沿海城市而言，仅北海有北海市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上市公司。
(二)微观主体形式单一，竞争能力薄弱。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其他发达的沿海地区已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民营制、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为辅的多元化金融格局。相比之下，广西沿海地区这种多元化的金融格局尚未形成，国有金融机构仍占居绝对主导地位，而且没有形成一个发达、完善、规范的金融市场，难以展开经营竞争和业务拓展活动等。这一因素严重地阻碍了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三)基层银行资金循环不良，加剧了资金供求矛盾。客观上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规模小、资产少，信用等级不高，难以达到商业银行贷款准入“门槛”。或是由于个别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经营理念陈旧，不能较好地处理扩大贷款规模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使得该区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2005年，广西沿海地区的贷款总额为1629.71亿元，仅比2004年的1536.27亿元增长了6.08％。沿海地区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健全信贷担保体系，争取更多的银行贷款。
三、加大对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广西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产业机构调整等重点任务，集中力量在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生态、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建设。可见，沿海经济的发展范围广、跨度大、建设周期长，需要长期的巨额资金投入。具体可通过如下途径获取资金支持：
(一)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增强发展和服务能力
1．加快广西沿海地区金融机构改革。该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行金融机构的重组：广西工行、建行、人民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四个系统自2001年以来相继对辖属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广西沿海市的分支机构进行了区域性重组。这四家在钦州、防城港内的金融机构统一归北海分行(分公司)管辖。重组后的金融机构对支持地方支柱产业、高科技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有发展潜力、良好信誉的中小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2．建立专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为推进沿海地区经济的开放开发，应积极组建北部湾发展银行；地区还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放松管制，提供政策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地方金融机构；同时，加快审批沿海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积极开展金融业务，使其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发展需要。
3．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争取中国人民银行在发展地区经济方面给予信贷政策的扶持。在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考虑到该地区的储蓄水平(2005年，广西全社会居民储蓄为2561.34亿元，其中南宁4805449万元，北海713374万元，防城港320714万元，钦州523878万元，占广西的24.85％。)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承受能力，金融机构可以在浮动范围内，采取与发达地区的贷款利率不同的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在该地区的金融机构与利率留成上给予适当优惠，实行特殊利润留成办法以弥补降低贷款利率所带来的利润减少。
4．农村信用社要加快改革，完善法人治理。广西沿海地区近几年来农业生产总量增长较快，但是农业产品化商品化的程度比较低，农村资金投入不足。农村信用社具有群众性、灵活性、民主性，广西沿海地区农村信用社应以农为主，要坚持为农服务不动摇，深入乡村、贴近农民，满足农业和农村低层次的中小企业的小额资金需球。
(二)努力塑造沿海地区(广西)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沿海地区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然而长期以来，资金形成困难一直困扰着该区的发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企业融资渠道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通过证券市场进入直接融资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通过资本市场，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对于该区资本形成有重要作用。
1．股票发行与上市政策实行区域化或是产业优先原则，对于一些经营状况比较好、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可以适当放宽他们上市的条件，进一步扩大该区资本市场筹资规模以及提高上市企业的数量，允许更多股票在全国上市，加强企
业融资功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可以丰富资本市场的内涵，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2．允许地区银行独立发行地区金融产业债券，或考虑由金融机构牵头组建产业投资基金、投融资公司等形成新的融资方式，吸引民间闲散的资金从而有利于把地方开发的积极性与发展战略协调起来，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不仅实现了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且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
3．加快金融创新。为适应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金融工具、技术、管理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创新，强化金融业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深入加快地区经济体制和制度创新过程，改善投资的软环境，保证地方金融健康发展。
(三)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
1．争取加大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经济的政府转移支付。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教育发育，都需要国家财政支持。自治区政府投入巨大的财政支付支持沿海地区重大项目工作，如北海银滩、中石油钦州炼油、沿海港口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同时，为实施沿海三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较多的经费支持，2006年沿海基础设施大会战一期累计完成投资49亿元，二期26个项目全面启动建设。继续从预算经费中抽取经费投入到钦州工业园区、防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钦州港10万吨级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20万吨级泊位及配套15万吨级航道工程等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以后沿海三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金融前沿论文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成果丰硕，形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方面、共计270余项具体成果。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从中国倡议，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并将发展为全球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发起者、倡导者，也是受益者，正如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所言：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丰富成果
“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聚焦五通发展，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实施三年多来，五通发展取得了丰富成果。政策沟通发展，推进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三年多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先后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多份“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目前，我国已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内的1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税收合作法律机制，与25个国际组织确立合作关系，与美国、加拿大等9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签署税务合作备忘录，与金砖国家建立税务局长会晤机制，并通过扩大国际税收合作网络。设施联通发展，深化项目合作，促进设施联通。2016年6月起，中欧班列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深蓝色的集装箱格外醒目，品牌标志以红、黑为主色调，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造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蓬勃发展的最好代言与象征。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目前，中国民航已与4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每周共有约4200个航班；国航、南航、东航等国内航空公司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运力投放，新开辟沿线国家航线240条。随着这些航线的开辟，“一带一路”国际客运量在国际旅客中的占比呈逐年提升的态势，已从2015年的39.8%提升到2017年1至4月份的47.1%。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12列，增长158%。中国铁路已经铺画了中欧班列运行线51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28个，到达欧洲11个国家29个城市。贸易畅通发展，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三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先后在20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进出口额6.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6%，约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9%。其中出口3.8万亿元，同比增长0.7%；进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0.5%。资金融通发展，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资金融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2014年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基金规模400亿美元，“一带一路”高峰会议上宣布新增1000亿人民币。截至2016年底，丝路基金实际投资额达到约40亿美元。目前，国开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持项目600余个，贷款总额突破1100亿美元。2016年，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合作项目603个，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民心相通发展，增强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双向旅游交流规模超过2500万人次。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8500万人次国际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达20多万，与此同时，2012年以来，我国共有35.19万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近年来，我国已经与沿线1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互译出版协议，翻译出版了近100种优秀图书，和15个国家签订了电影合拍协议。
二、前景与展望
金融前沿论文篇9
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流严重、农村金融机构网点不足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这都成为我国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的重要制约因素。那么，我国当前的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影响程度如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外大量的文献对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基于金融深度的角度讨论了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最新的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深度，还包括金融宽度。金融宽度也叫普惠性金融。金融宽度强调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即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使用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务。由于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目前鲜有文献实证分析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使用来自中国1867个县(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效应，为构建中国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促进农村生产率和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理论与文献回顾
金融功能包括：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发展从以下5个方面作用于生产率：
(1)金融系统通过积累储蓄促进生产率增长。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的储蓄动员功能向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不仅能减少与不同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减少储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2)金融体系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金融系统通过信息显示功能来引导投资，使资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体系不发达导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业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资渠道而不能进入市场，金融中介发展会使借款人进行创新，带来科学技术进步；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具有规模经济，这便利于资金流向社会回报更高的项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动性风险。
(3)金融市场通过风险分散功能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市场能够对企业在技术创新投资时面临着的跨期风险进行分散，从而可能的冲击将在更长的时期得以分担，减少了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场通过交易促进功能促进了技术进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交易的成本来促进交易的繁荣，这样投资者就不用过多顾虑长期投资时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使高回报、高效率的长期投资项目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场通过建立各种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更为频繁的横向或纵向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对专业化技术和生产的需要。
(5)金融系统通过对企业进行监督，加强公司治理来推动技术进步。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提供资金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金融体系发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进一步推动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展开。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又增加了金融创新活动的回报，导致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都是从金融深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过对4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产率效应越不明显。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时采用的衡量指标和检验方法存在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差异，如张军等在增长核算方法的基础上，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金融深化与生产率之间呈正向关系。袁云峰等使用随机生产前沿函数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效率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dylw.net写作论文赵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门槛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增长方式转变的门槛值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式转变。
二、检验模型、指标与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9年中国1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考察中国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县(市)样本的选择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公布的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bankmap.cbrc.gov.cn)，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2010《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县(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部分、国研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县级经济指标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总县(市)的90.2%，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其中，东部地区537个县，中部562个县，西部768个县。
2.指标的选择
产出指标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表示，投入劳动力L用地区总的就业人数表示，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取，本文用当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影响农村生产率的因素包括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每个指标的具体解释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数(inclusivefinancialindex，iFi)，见表1，具体算法参考田杰等的介绍。
(2)政府财政支出(governmentfinancialexpenditure，GeB)。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产率增长就越慢。一般来说，政府财政支出越高，说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预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3.检验模型的设定
测度生产技术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将选用SFa方法测度中国农村经济的生产效率，并深入研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dylw.net写作论文产效率的影响。相对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备如下的几点优势：一是SFa具有统计特征，可以对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检验，而Dea方法不具备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产前沿是随机的，更加符合现实，而Dea的生产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与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数形式，更适合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本文根据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2009年中国1867个县(市)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对前沿生产函数和生产无效率影响因素同时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产出，K和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测度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变量，β表示需要估计的系数，随机误差项包涵2个部分：v和u，它们相互独立，其中v表示经济系统不可控因素(如观测误差等)冲击的噪声误差，服从对称的正态分布，u为非负随机变量，代表非技术效率项，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并且服从零点截断正态分布。式(4)中技术非效率被视为效率影响因素和随机变化的函数，Z表示效率影响因素，ω表示随机扰动项，δ为待估计系数。式(5)主要是通过γ判断模型是否能够成立，如果非效率影响因素较小，即u在残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对非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特别引入了γ对模型进行判断。当γ接近于0时，表明实际产出与可能最大产出的差距主要来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声误差，这时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实现对生产参数的估计，而没有必要采用随机前沿模型；γ越趋近于1，越能说明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主要来源于随机变量u，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也就越合适。式(6)表示生产技术效率。
三、实证分析结果
1.总体效应
从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别为0.37和0.87，并且在1%下显著。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和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合。我国发展良好的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县域农村中小企业管理来促进农村生产率的提高。从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可以看出，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每万人金融网点数维度和储蓄使用效用维度反而抑制了农村生产率。和理论预期不一致，表明这2个维度的发展在促进农村生产率中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2.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γ为0.01，偏离1，并且不显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损失。中部地区γ为0.93，在1%的水平上显著，存在效率损失。可以看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西部地区γ为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西部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了西部地区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经济市场化程度变差，因而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东、中、西部农村地区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并且依次递减，这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情况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表明了这两个地区还是人力资本推动型发展。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弹性为负，表明了东部农村地区已经从人力资本型发展转向投资推动型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其中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其他不同维度对农村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dylw.net写作论文挥着作用，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
针对以上的结论，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生产率增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金融前沿论文篇10
关键词：malmquist指数；三次产业；金融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ontheefficiencyof
FinancialSupportonDevelopmentofthriceindustries
―aCaseStudyofChongqing
RanGuang-he，ChuYa-lun
（School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30）
abstract：thispaperadoptsData-malmquisttotalfactorproductivityindexto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investmentandthetotalfactorproductivitygrowthofthriceindustries，usingthepaneldataoffinancialindustryandthethriceindustriesinChongqingfor1999to2010.However，theannualdataofefficiencyindexisfluctuant，andthefinancialenvironmentisnotverystableinChongqing.Sothefinancialpolicyisnotadjustedtimely，andconstructingthesustainablefinancialpolicysystemwhichcan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riceindustriesisneeded.
Keywords：malmquistindex；thriceindustries；finance
一、引言
目前，理论界对金融与产业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而逐渐深入的。Bagehot、Hicks和RobertG.King等学者都在不同时期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产业的发展与金融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之后，Rajan和Zingales采用1980年美国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金融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2]，从而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成熟。但金融对各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却并不相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对成长性产业的发展支持较多，对衰退性行业的支持则较少[3]。同样，商业信贷也更有利于促进成熟产业间的资本配置，却将刚起步的弱势行业排除在外[4]；而且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的比在落后国家更为突出[5]。此外，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6]和金融公平[7]也都会对产业的构建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随着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贸易竞争的加剧，金融自由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选择，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也将显著地促进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8]。
同时，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却较快。首先，在理论方面。根据我国发展现状，刘世锦提出金融应该为产业升级和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强调了金融单方面的服务性[9]。而冉光和等则认为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是相互依存、平等互利的关系[10]。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通过对北京、上海、广东省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性的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和金融深化都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及其结构升级[11-14]。通过对我国整体的研究，张立军等发现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创新能够从资金总量和资金结构两方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支持[15]，而且科学的金融政策体系能够促进金融与产业间的互补性优化，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16-17]。与此相反，马智利等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自身的惯性，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发展的长短期关系是不一致的[18]。可见，随着我国金融部门由财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变，金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资源配置的功能得到了改善，但也面临着新的困境[19]。而且我国金融对产业发展支持效率的区域性比较明显，只有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及产业发展特征进行单独研究才更有现实意义。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虽然众多学者以发展金融学为起点对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多进行的是理论分析或者省（市）际间的横向比较分析，鲜有对单独省（市）自身的纵向比较分析。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不仅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会对区域经济和区域内的产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厘清区域内各产业、各部门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将会有益于构建区域内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并促进产业升级，增强整个区域的经济竞争力。
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已成为西部产业门类最齐全、经济活动最广泛和最具深刻性的城市。无论是其金融业，还是其它产业在西部都极具代表性。2011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11.13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704.66亿元，实现了金融与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且根据《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精神，“十二五”期间要将重庆培养成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并改造提升其装备制造业、培育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其特色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使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代表性。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选取1999-2010年重庆三次产业的面板数据，对其三次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进行纵向的评价研究，为重庆“十二五”规划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参考。
二、模型介绍、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Dea模型
1978年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学者共同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用于评价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有效性，而现在其有关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运筹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众多领域。该方法主要是通过线性规划来确定决策单元（DmU）的pareto有效前沿面，然后根据距离函数来计算各DmU到pareto有效前沿面的距离，并据此判断各DmU的有效性。其中，主要的Dea模型有以规模报酬不变为前提的模型和以规模报酬可变为前提的模型。同时，它们也可以分别从投入或产出方面对决策单元进行评价。鉴于这些方法在相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此处就不再赘述，仅对与下文有直接关系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做一简单的阐述。
1953年malmquist提出malmquist指数之后，1982年Douglasw.Caves等将其作为生产率指数引入经济学领域，紧接着Fare直接沿用Caves的定义将malmquist指数用于Dea模型，从而构建了以产出为导向的Dea-malmquist指数模型[20]：
其中，表示期到期的效率变化，它还可以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的积；则表示期到期的技术变化。同时，本模型中的和还可以通过线性规划模型得到，而基于规模报酬可变（VRS）的和的线性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其中，是一个满足的参数；和分别表示投入和产出向量；是一个阶常向量；也是一个阶的向量；表示有个决策单元。
2.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模型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0～2011），并将重庆看作独立的决策单元，假设三次产业的发展受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并设定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当年总产值为产出变量；设定金融业分别对全市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贷款余额、从业者人数和现金支出为投入变量。
三、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为了研究重庆金融业对三次产业发展的支持效率，本文将根据上述以产出为导向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利用Deap2.1软件对重庆市三次产业1999～2010年间的数据进行malmquist指数的计算和分解，其结果如下述表格所示：
分析表1可以看出，1999～2010年重庆市生产总值和第一、第二产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同。首先，它们的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都是1，都恰好处于生产前沿面，为重庆第一、第二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其次，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均值分别为1.023、1.037和1.084，表明全市经济总量和第一、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别增长2.3%、3.7%和8.4%，都处于有效的增长通道内。再次，由年度数据可知，它们的技术变化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都呈现出波动性增长的趋势，表明金融对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投入并不连续，也不均衡，而是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和反复性。
比较表1和表2的数据发现，实证年度内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与第一、第二产业的不同，它受到了技术变化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的双重影响。其中，第三产业的效率变化指数的最大值为1.031，最小值为0.875，表明其波动较大，稳定性不足，而且有下降的趋势；均值为0.967，表明效率变化指数下降了3.3%。但是第三产业的技术变化指数却呈现出了稳定增长的趋势，且均值为1.131，表明技术变化指数增长了13.1%，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规模效率指数的历年值均为1，处于生产前沿面。故从整体上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已在规模上占据了优势，金融对其规模建设的投入很充分，这与第一、第二产业的情况相同。对于纯技术效率指数来说，第一、第二产业的历年值和均值都是1，恰好处于生产前沿面，然而第三产业的均值为0.967，未处于生产前沿面，而且历年值未向均值靠拢，方差较大，稳定性不够，即金融对第三产业此方面的投入是不足和不连续的，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支持不均衡现象。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显示，1999-2010年间，金融对重庆经济发展的支持总体上是有效的。在重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全市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都大于1，处于生产前沿面，为三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但是金融业对三次产业各部门的投入不太均衡，对三次产业发展的支持也不具有连续性。而且第一、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提高几乎完全取决于技术变化指数，与其他要素的关联较弱；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却受到了技术变化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的双重影响，但技术变化指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效率变化指数却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年度数据也都未向均值靠拢、波动较大、稳定性较差，不利于全市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产业升级。
前述实证分析表明，要提高金融对三次产业的支持力度，确保重庆均衡发展各个产业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增强其自身竞争力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重庆应继续保持这种金融对三次产业发展支持的有效势头，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主动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和资本瓶颈，稳定三次产业的融资渠道。其次，要构建能促进三次产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体系，加快金融业与三次产业的对接体系建设，实现三次产业金融支持的持续化、无缝化和均衡化。比如，实时监测金融市场动向，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指向性作用，及时为发展比较滞后的产业“输血”，为三次产业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最后，应鼓励金融创新，加强现代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拓宽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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