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问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学。触动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为了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中国自古就有后人为前人修史的传统，为的是让事物的发展有个回望的驻点，让过程的描述尽量符合实际，让功过是非的评价有更加客观的依据。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历史是人写的，社会的人总有立场、观点、方法，如果后人对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则做出的叙述和评价就会有局限、有倾向性，甚至有偏见。再说金融思想学说史与金融业发展史应当有所不同：金融学说史是对金融理论发展的沉淀和概括，而这需要业内人士的共识，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需要社会的评价；金融业发展史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叙述和概括，而这不需要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也不一定需要社会的评价，因为金融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而思想学说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是对人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叙述和概括，其叙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书面的表达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对其意义和精华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证、阐释。所以，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研修，一定都让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确、适合。而且事实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学说史中已经纳入了当事人还健在的内容，例如当时健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现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马科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
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列强入侵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中包括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学也进入中国大门。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伴随着《国富论》的出版，逐步推进了中国经济科学的近代化进程。早期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经济科学多偏重于财政金融。有资料记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部经济科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启超著的《中国国债史》和吴琼编著的《比较预算制度论》。所以，选择这一百年评介中国金融思想学说，不仅表明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科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相当的发展，1928-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事业逐步兴起，现代银行开始出现。
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历史的天空并不平静。战争改变政治经济格局，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们带来启迪；运动给一部分人带来冲击，且事前、事中虽然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则让更多的人思考。特别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金融界在阳光雨露的照护下，呈现出学术的繁荣。我们选择这一百年作为时空界线，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学说，就是要呈现他们度过的学术生涯，走过的研究历程，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同时要表明在中国，只要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金融界蕴藏着丰富的聪明才智。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用粗线条描绘出人类智力如何寻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
本文摘选自《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绪言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2
一、总体性原则的出场:金融化的经济学研究限阈
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化被普遍视为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从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其研究路径依然体现着新古典经济学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分野。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金融发展理论，在对银行、保险、不动产等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中的利润分割、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宏观收入变动、以及资产结构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将金融化理解为与金融相关的诸如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以及金融机构等金融部门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的过程。它是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面临的投资和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停滞等问题的有效手段。2]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不同，激进政治经济学基于资本积累的当代形态，并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涵与实质就是垄断金融资本，而不是商品生产和贸易支配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它造就了一种实体部门投资积累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工薪阶层收入的长期停滞的积累和增长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恰恰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对金融化的研究存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但是从经济学学科整体背景看，两者共同分享着三大固有的并值得进一步批判的理论逻辑。第一是对金融化认证的经验逻辑。对于金融化现象的确证，无论是依据现代金融急剧膨胀的新事实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基于资本积累形态的新变化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其背后都是直观的经验的实证主义。而仅仅依靠当前的经济现象与数据统计，脱离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大历史，很难解释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问题，即“金融资本主义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而是随着商业资本的兴起和资本积累超过正常投资渠道就出现了。”
第二是对金融化解释的抽离逻辑。经济学抽离了金融化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对金融化动因、表现与特征的分析主要以美国经济作为样本，仅限于企业经营投资、个人家庭消费、社会收入与分配以及政府财政开支等经济与金融领域。鉴于现实中金融对政治权力、国家战略、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如何确证金融化是标志当代资本主义整体新变化，而不仅是经济新变化？
第三是对金融化趋势的单向逻辑。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了金融化的发展逻辑。这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基于金融资本批判理论提出的金融化的危机逻辑形成二元对立。这种单线思维导致各自存在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金融化的发展逻辑，如何解释曾促进经济繁荣的金融化为什么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化的危机逻辑，如何解释导致种种危机的金融化为什么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共同选择？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经验、抽离与线性逻辑所导致的金融化研究的非历史性、孤立性与片面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主义金融化这一时代重大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决定了引入新的研究视域，即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
这里的总体性来自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解读，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在事物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中来考察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分析与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总体性原则具有三个维度:一是历史性’即把各种社会生活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去揭示相互之间的联系，“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二是整体性，即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总体，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三是辩证性，即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中辨析社会经济现象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辩证关系，“把所有局部现象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通过对经验、局部、片面的超越和扬弃，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与整体关联，超越了实证的西方经济学，从而构成我们今天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的科学视域。
二、金融化的历史维度:演进历程与形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指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金融化并非仅仅出现在当代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周期性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时期的金融化演变方式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与特征。
按照布罗代尔与阿瑞吉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理解，金融化的演进始终都是围绕着资本积累获取利润这一内在要求而展开的。因此它早在16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w]这个时期以热那亚、荷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与创新，通过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建立中央银行与信贷系统，创建股份公司，极大地推动了金融扩张。金融化主要体现为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在国内商业、农业、采矿业以及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全面渗透与支配，“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
18世纪以来的工业资本主义虽然使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但是并未完全阻碍金融化的步伐。资本主义金融化采取了新的形式与途径。一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为金融化展开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发达的国家公共债务体系的出现使得国家政权的金融化程度提高，“从1688年到1720年，伦敦完成了金融革命，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随心所欲制约的制度”；三是在英国的主导下金本位制度得以确立，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大大加深了国际关系的金融化。
19世纪末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金融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化也随之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金融化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拉法格、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金融资本的出现与扩张。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股份制”来实现对工商业的金融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寡头控制;在文化领域，倡导拜金主义与宣扬“镀金时代”来加强思想控制;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战争来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力受到削弱，金融化进程受到限制，但是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推动资本主义金融化进人到“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这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策的兴起增强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信息科技革命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形成提供物质技术条件;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为标志的金融创新加深了金融的知识化、社会化程度;跨国公司与跨国银行相结合的跨国银企成为充当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主要载体。所以，当代资本主义演进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本身就标志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最新形态。
三、金融化的整体维度:社会结构与世界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整体的总体。从这一总体视域出发，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通过各种纽带组成的一个不平衡、不对等的“世界体系”。而金融化问题也必须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
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金融化不仅仅体现为经济领域中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利润的增长、金融资本的膨胀，更体现在金融与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科技创新、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度融合。在金融化的形成过程中，金融势力逐渐向国家政权渗透，政府的组织架构、公共政策、权力运作等越来越被金融所挟持，形成金融资本与国家高度依存与融合的权力结构。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称之为“金融寡头统治”。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则是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政商联合体。金融市场的成熟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卷人金融活动，导致家庭资产、社会分层与阶级对立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关系，并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食利阶层: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借贷资本家;帝国主义时代凭借股票所有权为生的“食利者阶级”；当代转变为以华尔街金融精英为代表的“新食利者阶层”。在历次科技革命与创新中，“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高新技术产业的强大潜力和超额利润满足了金融资本的食利性冲动，成为金融化的一种重要财富创造工具。无论是19世纪英美的铁路建设高潮，还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都可以看到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投入到技术创新中，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增殖。金融资本的牟利本性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助长了人们的投机冲动与食利心理：今天，年轻人的乐观与进取心和可能的投机资金相结合，确保能迅速、有效地利用变化莫测的投机机会。”人们总是力图不劳而获，直接攫取收益，就像马克思所言，“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看，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金融化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呈现多种样态，而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越来越体现为金融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荷兰凭借巨大的商业贸易优势，走了一条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金融化之路。垄断时代的帝国主义则利用英镑、美元等强势货币，控制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力量日益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当代金融化过程中，推崇“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中，金融化主要体现为放松金融市场管制，鼓励金融技术创新;[m]在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高福利社会政策的莱茵模式，扩大财政赤字和巨额公共债务是其金融化的必然选择;基于依附理论的发展主义，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模式的金融化表现为经济发展外资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与财政结构债务化的结合。每一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周期都会形成金融中心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金融实力，建立金融霸权，形成对半边缘、边缘国进行金融剥削与掠夺的世界体系。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通过金本位制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建立的金融霸权，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有力地维护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当代美国在金融化过程中借助于美元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四位一体的机制，建立了新的世界金融帝国。英美等金融中心国凭借金融霸权，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中，不但造成资本收益从发展中国家大量流向发达国家，而且肆意转嫁金融风险与危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心-”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四、金融化的辩证维度:现实效应与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辩证的总体。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的总体趋向，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了辩证的解读:一方面以“两个决不会”论断以及“资本的文明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进步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以“两个必然”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被新的社会形态代替的必然性。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机制，具有应对资本积累困境、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反而以新的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化了矛盾，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
资本主义生产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了一个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特征，即“积累悖论”。这是“由于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抑制与生产力相关的工资增长来提高劳动剥削率，最终制约了资本自身的扩张”。21]为摆脱这一积累困境，金融化成为历史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种重要途径。金融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业务的扩展，金融工具的创新，为整个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机制提供了集中性的、全面的、专业化的服务，提高了资本运动速度，缩短了流通时间，减少了交易环节，使资本周转的效率大大提升。虽然剩余价值的产生不在流通过程，但是流通过程节约的必要费用和时间，有利于资本积累;加快剩余价值的流转会提高剩余价值量，从而扩大资本积累的源泉。这种金融化积累机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大量资本通过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发展，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形成了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的投资格局，从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与金融风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所以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2]而垄断时代的斯威齐、布瓦耶等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世界积累金融化制度的产生确实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光荣的30年’长期积累之后的困境和福特主义调节危机。”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作为金融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化固然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金融修复，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各种矛盾，不过是以新的方式积累与激化矛盾: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寻求以金融资产创造为方向扩展的历史，是一个寻求规避法律、政治或者文化力量对资产创造施加限制和监管的历史。”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金融化导致过剩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地产等经济部门，形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经济。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金融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金融资本家通过“金融掠夺”获得了日益增多的权力和财富，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金融分化日益严重。在国际领域，表现为金融霸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曾经指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国际剥削是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之一’“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与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这些矛盾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通过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五、作为总体的金融化：结论与展望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正确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从这一总体视域出发，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金融与金融资本凭借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手段，不但在经济运行中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主导经济发展关键因素，而且向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全面渗透与扩张，将资本主义日益塑造成一个金融化的社会世界的过程。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总体性理解，一方面，是全面、系统、深人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与发展态势的有机环节。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暴露出金融化所导致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各国的调整与应对，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与金融领域，而应涉及政府职能、社会福利、劳资关系、文化导向、全球战略等诸多领域。这自然会引发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与新趋向，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原则，发展地而非静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局部的加以认识与把握。另一方面’对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的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而言，无论是针对国际游资、人民币汇率、金融话语权博弈等涉及中国与全球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是应对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互联网金融、理财投资、家庭资产结构与收人差距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与利益格局的重大问题，都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中来加以考察。这是思考与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视域。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3
入选理由：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命运。自年初开始，学术界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和全国性的研讨会持续不断，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以及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回顾和总结，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一方面，学术界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第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实现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政治路线；第四，科学发展的理念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法宝；第五，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对外关系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深入探讨，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新中国六十年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渐进式改革、实行创新发展、谋求和平发展，它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慎提“中国模式”，而主张用“中国特色”。
[相关链接：①任理轩：《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载《人民日报》，2009―09―15；②陈东林：《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的回顾与联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③郭建宁：《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董朝霞、郑洁：《垒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性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09(4)；⑤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⑥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⑦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4)；⑧鲍宗豪：《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⑨王绍光、郑永年、周弘、吴晓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专题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⑩张建君：《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及制度框架》，载《江汉论坛》，2009(7)；⑩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载《学习时报》2009―12―07。]
热点二：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入选理由：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38亿，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网络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活动。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网络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从云南“躲猫猫”到杭州“欺实马”，从逯军“替谁说话”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全民监督与网络曝光交融互动，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围绕网络与民意表达、网络与民主公开、网络与反腐倡廉建设、网络与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主要观点有五：一是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政府要关注网络舆情，重视网络民意，着力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提速回应网民关切。二是网络的突出作用体现为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促进社会平等，促进政治、政府公开的发展，促进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加强。三是网络监督必须和其他监督渠道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外部监督必须和政府内部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等问题。四是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应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五是网络的大众化和匿名性，使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要加强对网络秩序的规范和引导，努力培育网络公民文化，以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随着网络成为公民表达关切和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平台，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网络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①何频：《论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②张淑华：《网络对媒介民意表达结构的变革》，载《当代传播》，2009(1)；③杨永志：《论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2)；④张小兵：《网络表达与社会稳定》，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⑤施营：《新媒体语境下的公众表达――网络公共对话的可能》，载《东南传播》，2009(4)}⑥顾明毅：《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⑦梅琼林、聂静虹：《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载《探索与争鸣》，2009(6)；⑧刘颖：《网络传播中的个性表达与法律规制》，载《新闻战线》，2009(6)；⑨张丽红：《论我国公共决策与网络舆情》，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7)；⑩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载《理论导刊》，2009(7)。]
热点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
入选理由：2009年，全球联手抗击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初现，世界经济在震荡中艰难走过“最困难的一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了一道亮丽的上行线，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面对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极大改变当今世界并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学术界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都给予了深层次的关注。学者们围绕金融危机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改革、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调整、金融危机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刻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透过世界金融危机审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反思当前世界经济体系、自由市场和主流经济学，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
实意义。二是深入探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中国应着力进行新能源开发、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全球产业分化、整合和转移新趋势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努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增长，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三是着力强调保持金融业稳定和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在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框架，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四是深度把脉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金融危机后，以G20峰会为标志，全球进入意识形态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时代，各个发展模式共同克服危机、复苏经济的过程也是多元全球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将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加快改革。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相关链接：①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2)；②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载《社会》，2009(2)；③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蛮迁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④高放：《从世界经济危机看社会主义前景》，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3)；⑤戴相龙：《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措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⑥孟庆龙：《从世界历史看当前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载《世界历史》，2009(3)；⑦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⑧田伯平：《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⑨惠宁、何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分析》，载《学术月刊》，2009(6)；⑩焦世新：《金融危机与多元全球化秩序》，载《社会科学》，2009(9)；⑩孙丽丽：《开启国际经济新秩序――G20伦敦峰会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09(4)。]
热点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回应
入选理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引起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新医改”三个方面：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救助标准、对象和管理机制来展开。在社会救助的标准方面达成共识的同时，对于社会救助的对象和管理机制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社会救助对象方面，有的主张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有的则主张采取特殊主义的原则；而在社会救助的管理机制方面，有的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有的认为应该由社会主导。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侧重于筹资渠道、政府责任、转移接续等问题，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关于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学术界的争论日趋活跃。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继续市场化，还是回归公益性”这一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更加充分体现出医疗的公益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如果主张医疗行业由政府主导，实质上是在强调市场失效的同时，假设了政府有效，但绝大多数医疗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公共品，而是私人品，市场完全能够有效地供应，市场并未失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界将会对社会保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继续予以特别关注。
[相关链接：①郑新业、张莉：《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载《管理世界》，2009(2)；②代恒猛：《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2)；③周风华：《社会救助对象瞄定：方法与实践》，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姚树洁、戴颖杰：《对政府出资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探讨》，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⑤周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研究》，载《学术交流》，2009(9)；⑥谢安：《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及新型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9)；⑦王虎峰：《中国新医改：政策框架、执行及评估》，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⑧顾海、李佳佳：《国外医疗服务体系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⑨曹荣桂：《公立医院要在深化医改中有所作为》，载《求是》，2009(15)。]
热点五：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转换
入选理由：2009年，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发展困惑，低碳经济似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走上新一轮长周期的新的增长点。学术界因此形成了四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金融产业的过度膨胀，使得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同，甚至被看成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中国产业选择需要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需要在环境与贸易利益方面作出权衡取舍，寻求低碳发展道路。第二，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低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采取低碳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正在成为全球共同行动的理论基础。第三，“碳关税”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借口，“碳关税”不仅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碳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交易是否应纳入世贸组织体制、配额分配是否涉及补贴措施尚待明确，在设计国际气候制度时应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新能源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共同行动，发达国家强调全球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底线，这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博弈主题。第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对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国际道义责任
或抵挡外国贸易制裁的权宜之计，而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低碳经济给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突破口，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相关链接：①张国宝：《积极构筑稳定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载《宏观经济研究》，2009(4)；②郎春雷：《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低碳发展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6)；③高辉清：《发展循环经济，迎接低碳时代》，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7)；④刘学敏：《低碳发展之路需要经济和能源结构的双重转型》，载《中国科技投资》，2009(7)；⑤曾冠：《碳排放贸易及其与wto体制的关系》，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7)；⑥龚雯：《“碳关税”是行贸易保护之实》，载《人民日报》，2009-07-04；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09(8)；⑧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载《政策嘹望》，2009(8)；⑨郭万达、郑宇劫：《低碳经济；未来四十年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开放导报》，2009(8)；⑩韩文科：《多元化路径发展清洁能源》，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24)。]
热点六：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新突破
入选理由：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200g年，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小企业融资等三个方面。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如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家族企业不仅仅是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创业也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一个阶段或战略，相反，家族嵌入式创业是关于家族对创业全面综合影响的恰当描述，因此，家族涉入创业活动产生了与创业理论和家族企业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的理论问题，正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学者们认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一方面源自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源自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小企业与银行采用关系借贷融资所形成的关系深度与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弱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群体中有所体现。从已发表的数量众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研究在2009年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链接：①李胜楠、牛建波：《家族企业董事会规模价值再研究――基于绩效波动与绩效水平的整合分析》，载《经济管理》，2009(2)；②周立新：《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载《南开管理评论》，2009(3)；③阳、刘吕科：《小企业信贷约束研究的最新进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④陈晓红、林莎：《企业治理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⑤冯华、孙燕：《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生命周期》，载《改革》，2009(6)；⑥张秀烨：《公司治理：内部机制与规制政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6)；⑦皮建才：《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载《财经研究》，2009(7)；⑧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9(10)；⑨李孔岳：《公司化的组织与家族化的运作――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载《学术月刊》，2009(12)。]
热点七：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入选理由：近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学术界较为流行；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则成为2009年的一个热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新解释。有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一门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定的实证科学，以此来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另有学者指出，这种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做法会使马克思哲学消失在实证科学的硫酸池中，最终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还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又以革命历史目的论方式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景，它具有历史科学性和历史目的论的双重理论特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谱系的新解释。为摆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简单化倾向，学术界超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框架，通过将资本、生产、实践、异化、物、时间、自由、价值、存在、感性、历史和意识等概念纳入唯物史观的概念诠释谱系之中，形成了更为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诠释谱系。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内涵的新解释。主要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法论、世界观、个人观、群众观、科学观和道德观的新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预设、微观基础和宏观图景的新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内在关系的新考察，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内在联系的新理解等。四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资源的新发掘。这既包括对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的探讨，也包括哈贝马斯和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爱德华・索亚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可以预见，“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作为整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学术活动的中心，它所蕴涵的学术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大。
[相关链接：①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②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③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1)；④官敬才：《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河北学刊》，2009(1)；⑤李荣海：《唯物史观的“实践”阅读――兼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种理解》，载《东岳论丛》，2009(2)；⑥马俊峰：《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意蕴》，载《哲学研究》，2009(3)；⑦王南：《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载《教学与研究》，2009(5)；⑧孔明安：《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载《马克主义与现实》，2009(5)；⑨张雪
魁：《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载《人文杂志》，2009(5、6)；⑩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热点八：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关注
入选理由：近几年来，“话语”(discourse)一词在中国学术界的出现频率特别高，话语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学术生长点。特别是在2009年，较为集中地涌现出一批相关论文、论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并持续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期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也得以出版。成为热点的“话语”是一个跨学科的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思：在语言学界，往往指篇章，有时指言语；在文艺学领域，话语可以指文论体系性的东西；在文学领域，则指以语言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中，话语的含义也更加丰富和宽泛。这些研究在着力吸收西方话语研究新成果的同时，也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性以及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2009年，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单纯的书面话语转向多摹态的话语研究，强调其即时性的动态不定的一面。话语研究在中国文论、文学批评领域相当盛行，已成为评论家、理论家操作娴熟的一个得力武器；很多学者试图从语言、话语出发，一方面揭示出现实中国20世纪文学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特色，一方面显露中国人现代经验的方式与生存方式。话语研究在中国当代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界非常普遍，学者们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划定一定的语料库范围，分析新闻报道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动机(如对汶川大地震、网络语言、人肉搜索、网络上关于“90后”的报道等，采用话语批评分析的方法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话语研究还把触角伸入了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既有在人类学领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也有在司法领域分析庭审的材料与对话，更有在教育领域分析师生对话的话语评价，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话语学”的概念。
[相关链接：①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②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1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③文贵良：《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④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⑤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⑥施旭：《文化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热点九：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重建
入选理由：2009年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革与创新能量集中释放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版、有较多的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举办，而且以基础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六百余篇。历史经验的梳理，实践变革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反思，一方面反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直接指向前提性和基础性理论的重建，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有三：首先，以学校变革为核心任务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出集约式成果。三十年来，中小学校变革逐渐由教法、教材等“基质”式变革转向以教学、德育、管理等领域为单位的改革进而出现以学校整体结构和基本形态为对象的“转型性变革”，其成果呈现了学校转型过程中变革理念的发展和变革经验的提升。其次，以理论实践交互建构为基本特征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国教育学理论发展与重建。一些学者以重大攻关项目合作方式，深入探讨并揭示了共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变革中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与中国教育学理论的交互建构和双重转型。再次，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理念的教育均衡发展实践推动教育政策研究深化。在教育“公平、均衡、优质、特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在学校改革及素质教育经验的区域性推广中，不仅激发和呼唤出多样化探索的新路径与新策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基础教育宏观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弱势群体受教育权问题、重点校问题、示范性高中校长实名推荐上名牌大学问题等等，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回顾三十年基础教育变革历程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在终身教育的视域下重新解读中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探究，基础教育改革话语的类型及特征分析等主题受到较普遍的关注。上述动向表明：中国基础教育持续三十年的改革已经由学习模仿、尝试创新进入到立足本土问题、着力本土重建、提炼中国经验、作出中国贡献的崭新阶段。
[相关链接：①叶澜等：《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②王嘉教等：《西北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③金忠明、杨千菊：《论我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和转型性》，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④施雨丹：《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词》，载《外国教育研究》，2009(1)；⑤孝政涛：《试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预设》，载《中小学教育》，2009(3)；⑥陈建华：《“文理分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4)；⑦林丹、柳海民：《渐进改革：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向的理性选择》，载《教育研究》，2009(7)；⑧庞庆举：《论“新基础教育”之“新”》，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9)；⑨杨小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载《文汇报》，2009-10-10。]
热点十：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价值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4
首先，我先简单谈一下金融数学的概念。金融数学，也可以称之为数理金融学和数学金融学。金融数学既包括宏观也包括微观，可以说，它是一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非常好的学科。从字面来看，这门学科是数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首先，金融数学与数学关联很大，它的起源也可以说是从数学发展起来的。数学我们并不陌生，可以说从小学阶段起，我们就一直学习数学。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总是与数字打交道。其次，金融数学与金融的关系也密不可分。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而且大部分问题与“钱”相关。金融数学也是一个与“钱”有着密切关联的专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这些话题：利息利率、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等。有时间，我们到银行证券行业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不一样的银行利率，大厅屏幕上滚动着的不断变化的数字。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些数字就是金融。学习金融数学，对金融和数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要求都十分高。这门学科的研究目标是利用数学界某些方面的优势和理论，围绕金融市场的均衡与有价证券定价的数学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建立适合国情的数学模型，编写一定的计算机软件，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仿真计算，对实际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研究，为实际金融部门提供较深入的技术分析咨询和服务。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金融数学的发展历程。金融数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年法国数学家巴谢利耶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这篇论文的，宣告了金融数学的诞生。在文中他首次用布朗运动来描述股票价格的变化，他认为在资本市场中有买有卖，买者看涨、卖者看跌，其价格的波动是就布朗运动，其统计分布是正态分布。巴谢利耶这一想法对金融数学来说具有伟大意义的。然而，巴谢利耶的工作没有引起金融学界的重视，直到50多年以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另一位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出现，他通过统计学家萨维奇重新研究了巴谢利耶的工作，通过他的研究，现代金融学诞生。现代金融学随后经历了两次主要的改变，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一年，25岁的马尔柯维茨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也就是资产组合选择的均值方差理论。这一理论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原来人们期望寻找“最好”股票的想法引导到对风险和收益的量化和平衡的理解上来。稍后，夏普和林特纳进一步研究和拓展了马尔柯维茨的工作，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紧接着米勒提出了公司财务理论，而这个理论也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华尔街革命”，这几次革命可以说是金融数学的开端。标志着金融数学的开始。而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973年，这一年，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后来，莫顿发展和深化了该公式。这种公式给某些银行家和金融交易者都带来了十分大的便利，这种便利体现在金融资产的交易中，也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这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华尔街革命”。而其中对金融数学做出伟大贡献的马尔柯维茨和夏普也因此贡献而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金融数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几位开创者都有一定的数学理论知识，而且十分了解市场金融走向，能对市场金融现状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也提醒了我，如果选择金融数学专业，就要努力学好数学知识，另外，日常生活中也要积累金融学知识，多读书看报，了解市场上的金融走向。
在了解清楚金融数学的发展历程以后，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金融数学的理论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可以说，两次历史上的金融革命对金融数学的理论形成起到了推动与辅助作用。两次“革命”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即金融数学。这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的主要内容是由马尔科维茨所创造的夏普理论和布莱克一发明的修斯公式一起构成的。这形成了金融数学的主要内容框架，同时这也成为了金融工程的理论基础。而马尔科维茨和布莱克一对金融数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也使他们分别在1990年和199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金融数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就成为了国际金融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从以上几个方面，相信大家对金融数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和理论框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我把金融数学作为理想专业的原因。首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高中起，我就对数学和金融方面的知识非常感兴趣，日常生活中也喜欢阅读此类的书籍。了解一下金融数学的基本知识。其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学习金融数学来取得科学的认识和得以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如货币、银行、信用、利率、金融等范畴，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疑问和问题。这些疑问和问题也往往会影响这人们的决策和判断。而系统的学习金融数学，可以掌握其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把握金融数学的内在规律，这对研究现实中的诸多经济和金融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说，金融数学理论知识是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入门钥匙。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几乎每一天都要接触数字和货币，这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掌握一定的金融数学知识，可以方便我们的生活，其次也可以为我们学习其他学科提供一定的辅助作用。那么，从现在开始我怎么做才能为学好金融数学打下良好基础呢？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5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认知偏差对经济行为个体的经济决策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并经常扮演核心的角色。行为金融学则认为，由于金融决策更具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投资者的认知性偏差可能更具显著性，所以研究投资者的各种认知偏差很有意义。认知偏差的研究和发现为解释传统金融学所不能解释的市场异象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为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认知偏差与金融市场的异象
进入八九十年代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结果就涌现出不少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矛盾的统计异象，在股票收益的历史可预测性方而，按照弱有效市场的观点，投资者无法利用历史价格信息来构造投资策略获得超额利润（按照资产定价模型进行风险调整以后的收益）。从1980年开始，有很多研究发现股票收益是可预测的证据。例如，DeBondt和thaler(1985)发现股票长期的历史累计收益与未来的长期股票收益负相关。基于这个现象构造的投资策略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这个现象称之为“长期反转”。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研究显示股票中期的历史统计收益与未来的中期股票收益正相关，基于这个现象构造的投资策略也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这个现象称之为“中期惯性”。面对传统金融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行为金融学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认知偏差的出发，为解释市场异常现象做出了重大贡献。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6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地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6－0007－03中图分类号：F831.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
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
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
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
由表1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
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2）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3）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4）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5）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6）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7）历史因素。用该地区1997年的人均GDp指标（pergdp97）水平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状况。
3.经济政策。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考虑政策的影响：（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我们用当地财政支出中除教育、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之外的支出所占份额（government）来表示（金煜、陈钊、陆铭，2006)。（2）对外开放程度。研究对外开放程度较多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但是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选用中国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指数（SylvieDémurge，2002；张学勇等，2006）来反映开放程度。（3）货币政策。中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宋旺、钟正生，2006），我们采用央行基准存款利率水平来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我们选取1997-200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非国有金融在90年代初以前发展趋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从1996年以后利率政策使用较为频繁，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产生影响。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的地区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模型
1.地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来反映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
模型（Ⅰ）是混同数据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模型中除了前面所阐述的变量之外，还添加了政策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region2和region3是地区虚拟变量，我们以东部地区为基准，β1和β2分别表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大小，β10+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同理，β10+β14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5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6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7表示利率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8表示利率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0是常数项，ε是误差项，i表示省份（或直辖市）。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和系数的含义同（Ⅰ）式相同，其中t表示年份。
对于模型（Ⅰ），表2的（Ⅰ）列报告了异方差稳健回归的结果。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同模型（i）基本一致，只是在模型（ii）中，反映科技水平和产业外溢程度的变量也表现出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高度显著的正影响；利率水平表现出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地区的负影响较东部地区弱，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影响不显著。
2.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市场化比率（FmR）来反映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解释变量的含义和模型（i）、（ii）相同。
模型（iii）是混同回归模型，表2（iii）列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模型（iV）得出了与模型（iii）近乎一致的结论。
（三）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1.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非国有金融却有显著影响。中国金融中国有金融占比较大，行政色彩浓厚并非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并非金融发展程度高，经济落后地区也未必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非国有金融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处于不利地理位置的西部地区其地理位置必然对其非国有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2.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1）其中的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历史经济基础对地区总体金融发展和非国有金融发展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影响。（2）地区的消费文化只在混同回归模型中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是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其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也没有显著影响。（3）科技发展水平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其他模型中统计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当地科技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依赖性。（4）交通运输状况对区域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由于金融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化水平，而对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已经很弱了。（5）产业外溢程度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作用，即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区域金融发展越有利。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3.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1）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对于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对西部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无明显影响。（2）对外开放的地区优惠政策在对地区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方面，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有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在影响非国有金融发展方面，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却具有负影响。东部地区享受到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力度最大，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政策实施效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较小，且未起到明显的效果。（3）利率政策对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利率水平与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成负相关，但是这种负的影响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其次，西部最弱。东部地区由于投资意识相对发达，对于利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敏感，所以利率政策作用也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框架，并且结合中国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有着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影响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明显；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利率政策的敏感程度按照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见明显，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采用其他方式。第二，要促进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第三，为了更好地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较低的利率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利率水平最为敏感，因此利率可以作为调节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得很好的政策工具。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但是影响仍然显著。所以如果要利用差异化的利率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利率水平应该按东、中、西部顺序依次提高才能发挥出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Krugman，p．，“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9：483-499,1991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市场：区域性发展：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7-0019-03
按行业划分，我国金融市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4个部分。由于期货市场起步较晚，东部地区的期货业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期货市场发展很慢，个别省份的期货业甚至还未起步，因此，研究期货市场发展区域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都不大。本文仅对我国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域性进行说明。由于金融市场的需求源自经济发展，而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因此。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能是匀质的。这是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制度的以及现阶段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
一、经济因素
(一)区位禀赋
一般而言，濒临海洋或靠近海洋的地区，比较容易参与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可以更容易进入大范围的经济核心区。靠近经济核心区或大城市的区域，投资、商业活动、信息获得机会较多，其经济发展比边缘地区和内陆地区会快些。由于现代经济受海洋吸引是长期趋势，因此，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在较长时期仍会比中西部发达。
我国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焕发了新的内涵，形成了强大动力，从而率先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东部地区的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却不具备。由于中西部地区科技水平低、劳动力素质较差、基础设施落后，东部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难以扩散到中西部地区，这严重障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地理、历史和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制度变迁的难易程度、发展方向和变化速度”。这些自然历史和地理区位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人才的去留。人才是区域金融市场发达与否的重要软件设施，只有具备一批高水平、稳健、富于想象力，又有创造性的人才，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将有限的资金盘活，同时对接区域性金融市场和全国性金融市场，最终达到服务区域经济的目的，
(二)经济水平
金融与经济息息相关。区域金融市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区域经济的发达与否直接决定着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一，投资，即资金来源。这是各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存在差异的最直接原因。金融市场交易的对象是货币，它是暂时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货币资金。若某区域经济不发达，则表现为货币资金缺乏，吸引外资能力相对较弱，自然不会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我国中西部地区资金投入能力较低，同时，受资金回报率高的吸引，中西部地区有限的资金纷纷投向东部地区。由于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产业结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第三产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金融业、保险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一个区域性金融市场就会缺乏有活力的参与主体。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产值高于东部地区，而二、三产业的产值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同时，从产业结构的内部关系看，产品结构并不协调。我国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的初级产品和传统产品较多，而高质量的新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较少。而且技术结构也不协调，初级技术比重高，而先进技术比重低。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工业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形不成主导产品和拳头产品，竞争力弱。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更新换代。这不仅影响了中西部地区资金的积累，财政自给能力低，致使产业转换能力弱化，而且资金、人才、技术难以扩散到西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造成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弱化，金融产业自然也不例外，其竞争力比之东部地区要弱。
第三，基础设施。区域经济不发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有相当关系。交通设施落后，必然影响该区域内、外经济的往来。而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通讯设施。
二、非经济因素
(一)自然历史因素
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开发利用条件较差甚至比较恶劣。从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及其效益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许多资源的实际价值要比潜在价值小得多。换言之，以资源的实际意义来看，西部地区的资源并不算丰富。而东部地区可以同时利用国内、国际两类资源，这是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市场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从历史因素看，由于惯性作用，由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作用所产生的积淀仍会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影响。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区域差异短期内不会消除。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国三大地带经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是历史沉淀的必然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给予支持和调整，以促进中西部地区潜力加速发挥，进一步缩小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
(二)制度安排因素
1、金融政策方面。我国金融体制自身存在的某些弊端。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我国的许多金融政策还是“一刀切”，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放到东、中、西部不同的要素环境中会带来巨大的不平等，从而加剧了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1)全社会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西部地区货币信用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高，加之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流，致使流通于中西部金融市场的资金少于东部。(2)利率管制使东部地区享受到“优惠”利率。我国中、西部地区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但在利率管制条件下执行统一的存贷利率，客观上造成东部地区享受到“优惠”利率，其政策后果是繁荣了东部金融市场，而抑制了中西部金融市场的发展。(3)金融监管的差异。人民银行对东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金融监管力度较弱，而其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侧重于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监管的行政干预较强，这造成东部金融机构数量较多，而中西部较少。可见，我国政府的一些金融政策是造成东中西部金融市场发展呈现区域性的原因之一。
2、金融制度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制度仍呈现计划金融与市场金融并存的二元局面。东部地区的市场金融成份较高，计划金融成份较弱，中西部地区的计划金融程度占支配地位，而市场金融发育程度极
低。区域金融制度的严重差异，容易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和磨擦，导致区域金融市场的差距拉大。
(1)调控制度。第一，信贷规模控制对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还待强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地区间资金流动渠道增多，东部地区的资金不但没有流出，反而中西部贷差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大了东部地区的存差和中西部地区的贷差。第二。利率政策的调控力量东部弱、西部强，这助长了中西部地区信贷资金的东流。由于地区间资金利润率不同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不同。尽管表面上东部地区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而中西部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状态。信贷市场“嫌贫爱富”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第三，金融制度的差异使地区间对“一刀切”紧缩政策的承受能力不同。由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资金规模数量基数大，因此，受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冲击较小，而中西部地区所受冲击较大。
(2)金融组织制度。第一，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中西部地区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这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使地方金融效率差距拉大。第二，国有商业银行统一法人制度和系统内高度统一资金制度对中西部地区落后的信贷资金产生了负面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资金的缺乏。第三，在地区市场经济含量不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的过分统一，使中西部地区增设新的金融机构失去比较优势，这不利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动员。
(3)金融市场制度。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二元结构。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则仅处于起步阶段。就货币市场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同业拆借市场，要么自我封闭发展。要么变相成为绕开中央银行规模管理的渠道，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沿海地区，牟取高利，不顾地方经济的发展；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过分向东部地区倾料，西部资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4)金融监管制度。总体上，东部地区监管较松。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较严。具体表现为：第一，东部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而对金融机构业务的运营监管有所忽视，这为金融机构的违章拆借、乱回购、广敛资金提供了机会。而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维护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本地资金，但因投资引诱不足，实际上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负债成本。第二，监管方式以现场稽核为主。由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过多，同时，监管机构人员有限，因此，实施监管的范围有限，致使一部分金融机构漏检，监管力度很弱。由于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因此。监管范围和监管力度相对较大，但也存在着监管人力资源的浪费现象。
三、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差异有着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制度的以及现阶段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主要的经济因素是地区的区位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自然历史因素和一些政策制度的安排是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呈现区域性的非经济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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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史论文篇8
关键词：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模式
2006年12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于2007年实施，2012年又针对该准则体系进行了部分修订。该准则颁布后，我国会计计量模式就进入了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时代。但是，先进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非完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就被指责为帮凶。为什么要采取混合计量模式，会计资产如何具体界定及采用何种模式计量？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所在，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
一、对会计目标的分析
1、对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的思考
决策有用观是美国FaSB所提倡的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由日本会计学者井尻雄治所提出，目前这两种会计目标被大多数国家会计学界所接受。决策有用观，强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强调对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但是这个会计目标受到很多会计学者所反对，因为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是有用的？其是否有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管理层、投资者还是监管当局来判断信息有效？会计信息的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的信息主体对会计信息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银行等贷款方看重企业资金周转能力；投资者等股权方看重企业盈利能力；而政府等监管层除了看重企业运营能力外，还要看重企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所以信息是否有用，要看信息使用者的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用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的目标并不合适。况且从会计实务界的实践做法来看，并没有将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目标，首先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就强调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相关性和公允性，要求会计披露的详细和完善，而非强调信息的有用；审计实务中，也并不是从决策有用性出发来寻找审计资料和来源，而是从会计业务处理是否真实、准确、适当入手来进行审计。
公允价值的应用，强调会计计量的动态性和收益的资产负债理念，但是公允价值是经过企业会计人员的认识加工而得出来的，这种计量模式对决策有用观的支持是间接而非直接。
受托责任观，也不符合会计实务界的实际情况，首先，会计人员和企业所有者，未必是委托关系，很多民营企业的会计部门负责人自身就是企业股东之一，自己为自己核算，有什么受托责任？更何况那些个体户甚至小微企业，经营者与会计人员有时由一人担任。况且受托责任观强调会计是一个责任，这种说法将会计人员与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职业经理人是要为企业效益负责的，必要的时候甚至会进行盈余管理。而会计人员如果以企业效益为目标，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暗示会计造假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会计原则所不能接受的。
2、对信息系统论的思考
目前美国aaa及FaSB将会计的本质定义为一种信息系统，这个概念虽然强调了会计的信息性和系统性，相对比以往的会计工具论断，是一个进步，但是忽略了会计的实践性。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会计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人的因素应当可以被忽略，不同的会计人员，操作该信息系统，即从事企业会计工作，所生成的会计信息应该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实务中，会计人员的素质和理论实务技能，对会计工作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现在企业会计部门的主管，大部分都要求具有中级会计师职称，就是证明。现代会计强调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重要性，很多会计实务处理要依赖于管理者意图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进行，如果会计本质是信息系统，那么会计应当和计算机程序一样，面对事项有事先规定好的处理方式、程序，何必强调会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呢？更别说盈余管理、追溯调整等高度依赖人的主观意愿和能力的业务了。
3、对会计目标和本质的个人观点
所以，在这里笔者认为，美国理论界既有的会计目标和本质的定义不够完善和深刻，会计目标应当是对企业收益和经营状况真实准确、相关且公允的核算的追求，美国的会计准则与实务界的发展都是以这个目标为基础；会计本质应当强调人的存在价值，笔者认为会计本质是人们对经济活动计量与核算的实践，会计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计量核算史。
所以在会计计量模式选择上，应当符合会计的本质，强调实践中人的因素，虽然会计计量模式有其规律，但在实践中计量模式的选择是管理层意图和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等综合因素作用后的结果。但是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应当确保企业收益和经营状况的真实准确、相关且公允。无论是历史成本法还是公允价值计量，都应当确保会计核算目标的合理实现。
这些是本文讨论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混合应用下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理论基调。
二、对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及混合计量模式的分析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以过去的交易事实为基础，资产购买时的市场价格作为成本入账，历史成本计量也有一定的主观估计情形存在，但是总体上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有很强的客观性、准确性。历史成本法的特点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和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假设基础上；以过去实际发生的交易与事项所形成的价格为基础；采用的是静态价格，成本数据可稽核复查，更关注于收入与费用的计量，能大大减少会计工作量。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得到了会计和审计实务界的广泛支持，占据了会计计量上的统治地位。虽然历史成本法在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下，容易导致利润虚增，但是美国FaSB要求企业采用会计报表与表外披露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了历史成本法应对通胀的不足。目前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仍然非常普遍应用。
但是历史成本法不考虑价值波动，在价格剧烈波动，快速变化的情形下，仍以名义货币计量，会导致资产计量不准确，导致最终的收益计算也不准确。而且对于金融资产来说，尤其是择机买卖的金融资产，历史成本法核算更是不合适。
2、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根据美国FaSB在20006年所下的定义，“在市场的有秩序的交易环境中，在计量日出售资产收到的或接受负债支付的价格，是熟悉市场情况的交易双方，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所自愿确定的价格。”根据定义，公允价值计量和发展，主要有四个特点：公平性、动态性、估计性和计量对象的广泛性。公允价值体现的是资产负债理念，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强调动态性和公平性，所以资产负债在会计期末需要用公允价值对其价值的变化进行确认，计算出净资产的增减，来最终确定企业收益。该计量模式反映的是净资产的增加，所以更注重会计事项的经济实质，使得收益会计核算更加全面。而且公允价值计量有着很广泛的应用，即使是不存在真实交易点情况下，缺乏活跃市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估值技术计算其公允价值。
但这也是公允价值的缺陷所在，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估值技术如果缺乏严格的估值标准，缺乏有效的监管，仅仅凭企业自身的财务预测，容易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观随意性，使得会计核算不准确，偏离真实收益较大；由于会计本质是经济核算实践行为，其中人的主观因素占有很大比例，会计报表的编制者和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成本效益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这导致即使是公允的情形下，会计收益也有着较大的区别。
3、两者区别举例
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间的比较，可以反映出收入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间的比较。例如，一个简单的会计例子，一个企业年初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企业在年末销售了30%的存货，实现了50万元的收入。较年初比，销售时，存货价值上升了10%（假设销售价格年初已制定，短期无法调整），年末时存货价值上升了20%。公允价值变动，不是历史成本计量的要素，不予考虑，则年末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年末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可见，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公允价值上升阶段时，企业收益一般要大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因为企业收益，要有一部分来源于资产增值的收益。
4、混和计量模式
混合计量模式是现在会计学者所普遍赞成的计量模式，当今会计实务中，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两种模式是并存的。我国当前会计准则采用的也是混合计量模式。该模式需要会计人员对每项会计资产和要素进行分析，通过职业判断来选择会计计量模式。这也带来了计量模式选择的主观倾向，而且也容易导致收益计量的复杂性，
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周转所对应会计计量模式的分析
1、产业资本周转的收益与风险特征
企业的产业资本周转一般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购买生产资料、聘用职工、购买技术专利、许可渠道等无形资产等等，在会计核算上表现为固定资产的折旧、流动资产的分配使用、无形资产的摊销、存货的销售，资金的收回与再投资。产业资本周转收益的增长要取决于周转效率的提高。
产业资本周转过程中所要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采购风险、经营管理风险、产业竞争导致销售价格波动风险，以及技术进步等变化带来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的风险。但是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由于对企业自身非常了解，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企业的风险有较强的管控能力。
2、金融资本周转的收益与风险特征
金融资本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周转，首先、金融资本获取收益带有很强的择时性质，例如股票可以高抛低吸、债券根据需要可以选择借贷期，可以提前贴现，衍生品更是要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来进行交易，所以金融资本的收益是在价格的波动中择机获取的。第二、金融资本所面对的风险，一般来说要大于产业资本，因为金融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实业了解往往不如产业资本家和其经营管理者。在会计信息的了解上，参股方不如控股方，控股方不如企业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上同样如此，基金投资对企业的了解不如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又不如企业创始人及管理层了解企业。更何况，金融投资，要面对不可规避的系统性风险，而且金融资本投资还要受到人们的不理性金融行为的影响，而产业资本由于投资范围的相对狭窄，所受的系统性风险往往比金融资本要小。第三、现代金融社会中，金融资本往往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获取收益。金融资本投资虽然与产业资本一样会创造财富，但是金融资本周转还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仅仅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金融交易有时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衍生品的出现，虽然衍生品交易能对冲价格波动，降低风险。但它提供了一种不同预期进行对赌的交易模式，仅对未来预期的不同就可以实现财富流动和分配。
3、产业资本周转与金融资本周转的不同特点决定资产计量模式的选择
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产业资本周转用历史成本模式计量，金融资本周转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产业资本相对风险小，经营管理者风险管控能力较强、周转择时性不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客观且便于稽核，很适合作为产业资本周转的计量模式。如果产业资本周转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公允价值的主观估计性，会使得企业管理者盈余管理空间过大，不利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再加上企业管理层本身对企业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强，再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利润操纵，这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周转，并不处于公允的市场交易环境中。第三、产业资本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管理层择时处理企业资产，来获取收益，但是不同的产业有其自身的经营规律，表现在资本周转上，有其自身的周转特点。例如，制药行业就属于研发期较长，产品更迭较慢的产业。做实业应当遵循其产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公允价值的择时性会跟产业资本自身的周转特点产生冲突，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而金融资产则不然，公允价值很好地迎合了金融资本市场的盈利和发展规律，用历史成本法计量反而会造成错失机会，不能良好地反映价格波动，更不利于金融产业各种复杂估值技术的发展。
四、总结
按照前文提出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会计计量中，应当将交易性金融资产、资产证券化发达环境下的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等，划分为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现金、银行存款、控制目的长期股权投资等等划为产业资产。而存货比较特殊，既有产业资产的性质，又有金融资产的性质，则可以用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混合的计量模式，即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不确认潜在升值，但确认价值的潜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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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史论文篇9
内容摘要：当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处于低谷当中。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本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对本次金融危机进行探讨。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视域应对信心信念信仰
当前，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由“严冬期”转向“冰河期”，是自20世纪“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1929—1939年)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已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
资本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光辉文献，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论》之所以重新被人重视，不仅因为它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还在于它创建了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研究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路。
《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曾明确断言：“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可见，他对虚拟资本与生俱来的价值不确定性和所有权归属不确定性是深切担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的变戏法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早已透彻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买空卖空”必然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马克思所阐述的危机逻辑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我国大量的出口赚外汇、挣美元是必要的，但是要获取实实在在的财富。如果出口赚外汇有风险，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国内巨大的市场上。因为有些小国家的市场潜力还不如国内的一个省。美国虽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取外国财富的方式和能力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方法，重点考虑建立我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应及时减税。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我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
（二）我国必须着力改善的方面
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我国GDp的60%是出口，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无法独善其身。所有投资于海外的我国企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均出现巨额亏损。已经显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中铁、中铁建、深南电、江西铜业等。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商业、工业的深度扩展和蔓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外企业遭受重创。
我国经济不少领域被外资过深介入。这从参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的外资中就有明显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外资绝不允许我国经济独自支撑，这不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图谋。即我国经济发展，外资可以坐享红利；我国经济休克，外资可以展开收购，拿到更多筹码，便于使我国在经济上殖民化。
一些政府投资是为外资作嫁。比如高速铁路，日德法不仅控制了我国机车制造技术，而且通过合资公司垄断了高铁的市场。高铁的每一份订单，都是输送给日德法的利润。在合资合作中，我国不仅无法获取核心技术，而且将市场也完全拱手让人。“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很难实现，“市场被外资所垄断”可能会被未来所兑现。
内需能力被房产、股票等大量消耗。尽管有人大肆吹嘘我国十亿消费者的崛起，但是，繁荣了多年的房地产，那将要用今后二十年的内需来弥补。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没有任何保障，基本上是处于“裸奔”状态。十六大以后虽然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和医疗保障，也被快速上涨的农资价格和医疗费用所抵消。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十几年的打工收入，却填不满高校扩招后子女上学产生的窟窿。另外，“裸官”、一些明星和富人等又向国外移民，使得内需变外需。
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空前置疑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本论》重新在欧洲一些地区热销。有关人士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青睐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人们在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也开始热销。据最近《环球时报》报道，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苦难中反思，公开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巴黎，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的标语游行。在德国柏林，联邦总理府门前游行的市民打着“资本主义罪恶制度”，“资本主义赶快结束”等标语。原东德人有52％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2％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心、信念和信仰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一个客观真理：惟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世”、“救中国”和“复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对劳苦大众早已深入骨髓，激励着无数先烈投身革命。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恰恰相反，我国则高擎马克思主义。在风云变换之际，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二）科学社会主义影响深远
关于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鲜明观点。首先，“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客观真理。《资本论》不仅揭示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而且特别阐明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有计划。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在江西苏区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处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毛泽东的论断，也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大家知道，正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反而胜利完成。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深远影响，当代人应该抱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精神，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发扬光大。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文化；金融期刊；历史经验；核心竞争力；体制机制创新；品牌建设
当前我国的金融期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主管的学术刊物、金融院校学报、科研院所创办的金融刊物等，本文主要考察狭义上的金融期刊即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并以其中区域性期刊为视角。
作为金融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银行主管的研究类刊物是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理论推动者之一，保持着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但同时也面临读者要求的逐步提高和日益激烈的学术期刊竞争。在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面前，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区域性期刊只有依托依然具有“大金融”性质的金融学会，立足本地市场需求特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才能保持各自曾经拥有的品牌优势并提升期刊核心竞争力，才能为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提供充分的理论与实践指南。
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概况
简要回顾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与中国金融改革同步发展，相互依托，共同促进。改革开放前，人民银行在全国尚无一本研究性刊物，到1982年，从总行到分行的研究系统期刊迅速发展到35家，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分行、省会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和计划单列市中心支行都拥有自己的刊物，期刊总数为32家。从办刊方式上看，区域性期刊中除了少数几家属市场化经营程度较高、初步具备金融传媒性质的期刊外，绝大多数仍为在金融学会和中央银行研究部门直接管理下的学术刊物。从办刊方向上看，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差异，各家区域性期刊探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办刊方向：一是以《上海金融》为代表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性期刊，其读者群体多为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研究人员或专业工作者。二是以《金融纵横》为代表的金融实务型研究期刊，其读者群体多为金融实务界人士及对金融业感兴趣的非理论研究者。
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工作的基本历史经验
(一)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和饯行者
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转型乃至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不断变迁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其根源在于金融改革与发展所蕴含的思想源泉、学术研究源泉、政策争鸣源泉和操作方法论源泉。一是源于金融改革与发展。源于金融改革与发展不仅仅是从改革中汲取研究和分析的养分，更重要的是吸收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改革的思想本质。金融改革的过程既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过程，也是在金融理论上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参与了这一理论体系重构的全过程，用严谨的思维和研究性语言来描述金融转型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二是服务于金融改革与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银行研究类期刊已经成为重大金融理论问题与改革政策的争鸣讲坛；在浩如烟海的金融改革文献中，人民银行系统学术刊物总是能敏锐捕捉中国金融体制的脉动，总是能准确把握中国金融运行中能激发各阶层人士思索的关键性问题。总是能为价值判断各异、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不同的作者提供平等交流的平台，也就因此能够适应经济金融改革对学术产品的需求。
(二)坚持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是期刊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
人民银行研究类期刊能够在正悄然嬗变的学术期刊市场竞争格局中独树一帜，绝非单纯依托中央银行行政力量保障所致，其政策性、学术性和实践性是奠定人民银行系统学术期刊核心竞争力的三大基石。
一是政策性强。“政策性”是人民银行主管期刊与生俱来的基本职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基于中央银行货币调控和金融学术研究领导地位的客观反映，已形成独特的信息优势和对金融研究方向的把握能力。政策性研究导向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型”政策研究方法，亦即把当前的经济金融运行和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用科学的理论工具作为分析手段，以翔实的实证研究作为立足点，以时间趋势或横断面比较为基本框架，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针对性地阐释政策建议。为各层次读者提供论据充分、分析严谨的范例。二是学术性强。由于中央银行研究系统与期刊在研究方向上的互动，不少影响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专题讨论往往能在人民银行系统的学术期刊中寻觅到，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对现实金融现象的发掘是期刊站在金融学前沿的必要条件；在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方面，人民银行学术期刊推出了很多具有理论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以及一定篇幅的计量模型和数理分析。正是坚持了学术性不动摇，研究类期刊尤其是具有中文核心期刊地位的金融刊物才形成对高水平读者群和作者群的号召力，才形成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的学术声誉。三是实践性强。基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研究力量的整合，期刊具备统计数据优势、研究部门的纵向系统优势和对当地金融机构运行状况的感性认识优势，因此往往能够捕捉到我国金融运行的最新动态和基本脉络。由此，《金融研究》等期刊大力推行结合理论与实证两大领域的“案例研究”新模式，取得了较大成功。
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发展面临的挑战及瓶颈制约
(一)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工作面临三重挑战
第一重挑战来自财经类期刊发展的新趋势。随着金融信息披露的日益透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明显弱化，势必要求人民银行研究类期刊准确合理定位，在基本发展方向上把握好政策性、学术性和实践性的配比问题，兼顾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和院校科研机构的读者和作者群体，在研究和用稿范围上坚持稳定性和多样化。第二重挑战来自研究类期刊的优胜劣汰。研究类期刊的学术产品竞争力是期刊市场化的操作载体，能否制造出有使用价值、有特色和有历史价值的学术产品，是衡量期刊质量的主要标准。对人民银行区域性学术期刊而言，由于受地域、读者和编辑人员学术水平等诸多制约条件所限，短时间内实现质量飞跃是不现实的，因此追求稳定的文章质量是更为现实的应对手段。第三重挑战来自各期刊的品牌竞争。学术期刊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和积聚效应，更多的读者和作者会追逐具有较强品牌特色的期刊，目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刊物都逐步把品牌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加快打造竞争对手无法仿效的核心技术，构筑竞争优势。为此，依托中央银行和金融学会的各区域性学术期刊必须增强品牌意识，逐渐实行依托市场选择的办刊方式。更多地引进现代期刊质量管理中的科学手段，逐渐形成各具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研究领域，全面打造期刊品牌。
(二)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区域性期刊发展面临瓶颈制约
从整体上看。目前人民银行区域性学术期刊已完成品牌建设的第一阶段，在金融系统和学术界、期刊界初具声望。但其办刊机制和办刊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改革发展和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要求，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报刊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及广大读者的期望值尚有明显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品牌营销意识尚不清晰，未能将每一期刊物的选题策划都归集到品牌建设这一基本发展方向下进行，期刊的地域特色不够浓郁，从而影响了期刊品牌价值的提升。二是来稿结构不尽合理。高等院校师生的纯理论文章多，金融系统研究人员和调研骨干的实证性研究文章少；实务性偏强的文章多，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较好的稿件少；描述性、解释性、总结性论文偏多，有数据、有分析、有深度、观点新、指导意义较大的文章偏少。这种“三多三少”的来稿现象在客观上造成政策性、学术性和实践性文章的采稿配比失衡。三是办刊机制尚未完全由信息传递型转为读者导向型。不但来稿的供给结构与核心读者群的需求结构不完全匹配，而且刊物的编排体例缺乏创意从而影响了可读性。四是在编辑方式上仍维持传统的“卖场模式”，普遍处于被动等稿状态，势必造成用稿质量的不稳定和期刊品牌的落后。五是编辑自身的知识广博性和学术敏锐性不够充分，其理论素养和实证研究能力亟待提高。
四、以创新提升区域性金融期刊核心竞争力的路径
面对院校、科研院所及商业化新锐平面媒体、财经类网络媒体等新兴业态对传统金融学术期刊阵地的渗透，面对读者导向型时代的日益迫近，比较优势正逐步缩小的区域性金融学术期刊必须在注重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下，从期刊的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寻求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创新举措，把期刊办成区域性金融研究成果的集聚和扩散平台，办成区域性金融研究信息的交流中心和学术思想争鸣的主渠道。
(一)坚持学术研究导向和服务实践功能并重，夯实期刊核心竞争力的两大基石。
其一，人民银行研究类期刊的学术性是无可置疑的，人民银行绝大多数研究类期刊依托长期形成的深厚研究传统和中央银行的整体优势，在当地期刊市场竞争中保持长盛不衰。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性与金融业的特殊性高度相关。一方面，货币和金融是一门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学科。其中货币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近20年来的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货币经济学的演进。另一方面，在当前金融业仍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各地金融学会与人民银行的天然联系，使得金融研究领域还保留着综合化趋势，从而为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各期刊往往为当地不同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搭建起统一的学术交流平台，并从根本上构筑对网络媒体和其他“快餐式”财经类平面媒体的竞争优势。人民银行研究系统期刊读者对期刊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期刊依托中央银行所体现的权威性。
其二，作为各地金融学会主办和中央银行研究部门直接管理下的行属期刊，其往往能够捕捉到我国金融运行的最新动态和基本脉络。从核心竞争力角度看，服务于实践操作是研究系统期刊的基本功能。根据研究系统大部分区域性期刊的主要受众面以及诸多制约条件，为辖内广大基层金融实务工作者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和政策理论指导，就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二)充分依托中央银行及金融机构较为成熟而完备的研究体系，以专业化优势提升读者和作者的认同度。从期刊市场的运行逻辑看，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评判标准永远掌握在读者和作者手中，考虑到金融期刊的读者和作者都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专业化优势无疑是衡量期刊核心竞争力的一项基本标准。首先，基于中央银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研究领导地位的客观反映，中央银行独特的信息优势和对金融研究方向的把握能力，是研究系统期刊质量得以保证的前提。在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方向无论对从事纯理论研究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还是对从事应用理论研究的金融机构，都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研究系统期刊的大量论文都与中央银行各阶段的研究重点密切相关，由此保证了论文选题的领先性和整个期刊的可读性。其次，中央银行研究成果的独到性是期刊质量的直接决定因素。由于中央银行拥有自己独立的统计系统和研究体系，针对某些重大经济金融现象或政策安排可以开展具体的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研究资源是系统而新颖的，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必然是独到的。另一方面，就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区域性期刊而言，专业化优势又体现为区域化优势。人民银行区域性金融期刊几乎每一期都刊载具有地域特色的金融实务论文和研究报告，因此可充分依托辖内金融系统研究体系的专业优势，立足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和不同理论倾向的印证比较，形成各具特色、持续跟踪、相互补充的调查研究网络，通过引导推动、平台搭建和研究产品展示，逐步形成各家期刊在特色研究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如《福建金融》注重发掘福建金融系统在两岸金融方面的研究资源积累优势，以“海峡金融”专栏为载体，刊登了系列特色研究报告，已初步创立在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发展领域的特色研究品牌。
为更好地发掘和整合金融机构研究力量的专业化优势，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区域性学术期刊可在以下层面上寻求创新：其一，找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架设横跨学术和实务的桥梁，使不同的读者和作者得到良好的沟通。由此，一方面，应重视货币政策、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机构运行规律的微观研究，逐步将那些紧密结合区域经济金融特点的基层调研类成果，提升到兼具理论素养和政策内涵的“案例研究”层次上，更好地促成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作者了解现实金融运行的鲜活资料，深刻认识到研究现实问题才是实现理论突破的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应有选择地推出具有明确政策含义和实际操作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二，编辑部应立足于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层次上的理论导向，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热点问题的文献和观点综述，引导各层次作者群对关系货币稳定和金融发展的重点课题进行多角度思索，鼓励理论创新和学术争鸣。其三，加强期刊与金融学会在研究成果上的相互支撑，实现期刊工作与学会工作的良性互动。可借助刊物主办单位即各地金融学会的平台，积极跟踪关注学会会员单位的最新研究进展，既保证及时对学会的重点课题及学术研讨的重要成果加以刊载。又能为刊物核心作者提供研究指引，由此获得基本的研究资源。
(三)推进期刊组织结构的创新，以此优化期刊的治理。
一是健全和完善期刊编委会制度，为全面提高期刊质量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针对目前各家金融期刊编委会成员中行政领导居多、专家学者偏少的状况，可借助刊物主办单位的平台来优化编委会成员结构，增补当地相关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专家学者为期刊编委。这些增补的编委将从理论或研究方法创新的角度，对期刊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等提出
建设性意见。
二是进一步创新编辑体制，构建完善的稿件质量管理体系。首先，逐步确立责任编辑―特约编辑的两级编辑制度。凡遇推荐来稿，可先由相关特约编辑对稿件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证性作出基本评价，并在初审中侧重于向作者提出业务上和技术上的修改意见，然后才进入责任编辑的文字处理程序。其次，试引入匿名审稿制度，确立相对公平的用稿程序和尺度，逐渐改变责任编辑决定稿件取舍的基本模式。结合区域性期刊的实际，可考虑先着手建立匿名审稿专家库，具体人选可从各地金融学会会员单位骨干作者、各刊特约高级撰稿人，以及辖内各专业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或研究人员中选聘，初步建立起各刊的特约审稿人队伍，由这些专家型编辑匿名编审特定的学术性、专业性或技术性偏强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