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文篇1
《国际通货体制改革的新动向》，《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6年。《日美欧对亚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发展战略报》1988年1月29日。
《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原因及三大经济圈的比较》，《财经论坛》1989年3期。
《论亚太经济圈的若干问题》，论文集《亚太经济合作与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合》，《世界经济》1995年6期。
《浅析世界服务贸易》，《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8期。
《90年代前期世界直接投资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1996年8期。《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11期。
《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现状与区域经济圈自由贸易的发展》，《世界经济》1997年11期。
《apeC框架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中国的对策》，[日]《亚洲太平洋研究》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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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企业收买合并的新高潮》，《外国问题研究》2000年3期。
《跨国购并的迅速发展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5期。
《20世纪90年展中国家对内直接投资的回顾》，《外国问题研究》2001年3期。
《发达国家it产业的衰退与世界经济的连锁危机》，《学习与研究》2001年6期。
《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九章。
《投资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十章。
《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与跨国购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1期。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展望与对策》，《领导决策》，2003.3。
《全球化新论》，《财经问题研究》2003.5。
《wto农业谈判与坎昆会议前景》，《国际贸易》2003.8。
《日本wto农业谈判的基本立场与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3．9。
《wto农业谈判的破裂及其原因和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
世界经济论文篇2
一、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行政审批制度必须逐步废除，行政性垄断行为必须禁止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
①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
②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是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
行政审批制大量的表现在国有大型公司的成立以及设立上市公司、基建项目的审批，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审批经济”。
行政审批制度造成了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它不仅人为地制造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同时，也为腐败制造了条件。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行为，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政企不分和政府继续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造成的。这些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保护了落后，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效率的原则在市场上进行合理的配置，而且由于它的权力过度集中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很大的程度上引发了社会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行政审批制的作法不仅违反了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必须实现其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最关键的就是要改革现行的行政审批制。使行政审批制必须逐步废除。
（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wto对程度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度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度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政府行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占，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救济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
政府经济行为中数量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是通过制定和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关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政府经济权力终局性的丧失
wto为了保护自由贸易目标的实际，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的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的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行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为艰巨的挑战就是如何推进依法行政。近年来，尽管依法治国方略已经确立，依法行政亦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强大惯性，使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步履维艰。一些政府机关仍然习惯于“内部文件”或按“上级指示”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一旦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内部文件”或“上级指示”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一旦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内部文件”或“上级指示”相冲突，许多行政机关最终依赖的还是后一种“途径”办事。
司法审查原则，是wto的又一重要原则，即当事人不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机关有关贸易事项的决定时，可以向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重新审查，审查机关应当独立原来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并且公正、及时地作出审查决定。在政府行政领域履行司法审查原则，主要涉及到以监督制约政府为要义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
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由1989年4月出台的行政诉讼法确立，行政复议制度则始于1990年12月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并于1999年4月上升为行政复议法。从立法层面考察，这两部法律与wto规则基本一致，有些条款还高于wto的要求，当然也不是无懈可击，其主要的立法缺陷表现在，尚未开辟足够的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渠道。目前，根据立法所设计的立法监督程序，一般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异议，只能提出查审建议，这是一种十分有限的审查建议权。行政诉讼法则将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一概排除在受案审查的门槛外，行政复议法也只是允许申请人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亦即人们俗称的“红头文件”提出审查申请。而wto的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一切有关贸易的行政决定接受司法审查，于是中国入世以后，一个必然面临的困境就是，一旦当呈人尤其是境外当事人对政府部门依据行政法规、规章等作出的贸易管理决定不服，进而向法院提起争讼，法院将无法从中国国内法中找到足够的救济办法。因此，入世以后，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进而对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将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必须强化
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裂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方经济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质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保护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和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二、wto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规制
作为wto成员，中国必须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也必须加快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法律所要调整的不仅是对外贸关系，也影响到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构。
政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区分经济模式的主要依据，常常被用于考察政府经济行为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迁不能不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各类国家都在对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经济机制、结构乃至政府经济行为进行着局部的调整。从一些国家的调整趋势来看，政府经济行为的调整与改革，仍然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进行。它的主导趋势是重新评价与反省政府与市场的功效，削弱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使经济运行进一步市场化。这一切都为我们认识和界定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宏观的制度背景。
在中国，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行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陷入了“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造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定位。因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行为必须重新定位，具体为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来主导和决定，呈现出行政化、集权化和意志化的特性。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主要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来主导和决定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采取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造成的高投入、高损耗、高浪费的不合理方式，改变资源配置中的“首长权力”和“长官意志”所造成的肓目性和瞎指挥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合理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下，虽然政府在宏观上还必须发挥重大的调控作用，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中还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以往的由政府主导和配置整个资源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巨大的、也是深刻的，它将促使政府行为的目标、手段和形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转变，也必将促使政府行为规范的转变。
（二）企业行为的主体化
因计划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没有自的主体，不仅国有企业如此，非国有企业也是一样。由于企业不具备主体资格，企业的设立、生产、销售、分配和破产等都不能由企业自身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计划体制下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全能的“总经理”，它决定企业的一切，包办企业的一切。其结果是，造成了企业与政府角色的“易位”，企业的行为具有行政化的特征，典型的莫过于“企业办社会”，政府则更多地具有企业的特征，企业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政府“包办”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有自由权的主体，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它的生存和发展、生产和销售、管理和分配，都主要是由企业自身决定的，政府的行政命令不能再对企业产生作用。这种企业主体化的过程也对政府经济行为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政府不再是企业的“调度室”，不能再对企业直接发号施令，而只能是从宏观上调控市场，进而对企业的生产意向进行引导。政府也不能再采用“统购统销”手段控制企业的生产，更不能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承认企业的利益、劳动者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以矫正政府以往的各种不合理乃至严重损害企业、职工利益的行为。
（三）企业产权商品化
企业产权商品化的重大意义是它将使企业的价值和政府的价值得以重新评估，成为双方价值评估的试金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而企业存在下去的理由是与市场无关的，因此，由于长官意志或其他理由，政府维持了一大批“植物人”状态企业。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然可以想方设法维持某个企业的生存，但它已无力维持所有濒临垂死的一批企业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割断与政府的联系，在市场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决定自己的弃权。对政府而言，国有企业的存亡就是对政府行为能力的一种检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成功与否、政府能否为企业产权的商品化创造条件，都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的最好检验。
（四）交易过程的秩序化
世界经济论文篇3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世界经济论文篇4
1、国际原油涨价，油气开发压力大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战略资源，关系国民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就油气资源而言，由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和布局上的极不平衡性，形成极大的国际间利益差距和巨大的获利空间，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战争”，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争夺油气能源的争夺战。在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加快能源的开发，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扶持各自国家的石油巨头和民营油气企业。如美国以天然气为主营业务的独立石油公司;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Gazpromneft)和秋明-Bp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苏尔古特油气公司等等，都在政府的许可下，分别加大了石油勘探的资金投入和海外扩张。近年来，基于国际油气价格涨多降少的规律，所谓涨多降少就是说涨幅远远大于降幅，而最终还是涨势，中国的油气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促成水电煤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上涨，无形中这些依赖油气的行业的大幅度上调价格，做了通货膨胀的推手。如果一个国家的油气资源在很大比例上要依靠进口，那么这个国家的油气资源保障就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有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2008年出台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指出，如果不加强油气勘察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到2020年我国对石油的进口量将升至总需求量的60%。如何才能规避风险，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其一应加大本国油气生产的力度才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可行之路。其二要采取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拓展勘探开发技术，以技术换能源。才能有效降低或化解油气资源进口的风险。
2、金融危机恐惧感，纷纷追求经济快速复苏
2008年，一场国际间的经济危机，令各个国家机器都高度紧张。为了化解这一场让全世界经济疲软的金融危机，各国除了纷纷用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外，油气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不可避免的成了各国复苏经济的最重要的筹码之一。因为当油气短缺的时候，表现的就不仅仅是GDp的下降和环境状况下降，而是因为油气资源这一工业经济的血液，缺乏了血液的工业，从何而谈工业经济、工业发展?在油气勘探开发中，以项目式的油气能源开发战，使很长一段时间内延迟停滞的油气项目，转眼间纷纷开战，如沙特阿美的manifa项目、哈萨克斯坦的Karachaganak3期项目、阿塞拜疆的ShahDeniz项目，以及规模较小的澳大利亚Reindee汽田等。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也借机走向海外，寻找新的油气能源开发市场，如在中东我国石油企业分别以各种经营和贸易方式参与了中东油气市场的工程承包和开采作业;其次计划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区域建立稳固的市场立足点，其中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被称为“第二海湾”的里海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盆地之一，可开采储量为130亿桶;再次是在非洲的第一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西非国家，拉美的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家参与市场竞争，已初见成效，并且战略意义已经呈现。
3、油气开发技术与环境保护投资出现严重断层，最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旗下名为“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一声巨响，大量的原油泄漏至墨西哥湾，时至今日原油仍在以每天8000桶的速度向外泄漏，泄漏规模超过原先估计的10多倍，而且这一纪录还在不断刷新，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终于震撼了正在疯狂开采油气的相关政府和油气企业的膨胀发热的大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原油污染事件，在此之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奥巴马在2010年3月31日宣布，部分解除对近海油气钻探的禁令，扩大近海油气田的开发，以此来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当墨西哥湾漏油发生时，油烃就进入了海洋生态系统，而首先是对海洋生物的危害，石油烃粘附在海洋生物甚至鸟类的身体表面，妨碍其正常的呼吸以及运动;其次，石油一旦在经济生物体内累积，作为经济生物的食用价值就已丧失;再次，无机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危害不大，但其高浓度的无机营养盐却给海水中藻类赤潮生物的大量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导致赤潮。赤潮可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产生异化，对原有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如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成了“美国人请客，英国人买单，害了朋友坑了世人”。而且重金属元素，如汞、镉、铅、铬(总铬和六价铬)、铜、锌、镍以及过渡元素砷、硒等，是地壳的天然成分，在海洋非生物成分中有一定比例，如果人类活动使过量的重金属元素进入海洋，逐渐富集，同样，也都将最终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4、可替代能源还岌岌甚危
石油可以制造出重要的基础原料如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等，通过此类基础原料又可产出如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洗涤剂、染料、医药、农药、炸药和化肥等等，它们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不可缺少的产品。虽说新能源可以代替石油作为汽车燃料，虽然从能量的角度上可以用风能、太阳能、核能部分取代，但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却是难以取代。目前已有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纤维素乙醇技术和微藻生物柴油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油页岩、天然气、海洋能和地热资源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是生产乙醇的原料粮食有限;甲醇在动力、安全、替代及资源方面具有优势明显，但有关毒性以及产业化和商业化推广应用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以科学数据作依据才能应用于市场;在高油价情况下，煤炭液化技术优势明显，但是原材料煤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对于可以大力开发的替代能源来说，中国二甲醚的生产已达到单套装置生产能力250万吨/年的技术水平，超清洁燃料GtL柴油、油砂资源和重油(稠油)资源、油页岩资源的开发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开发，这些可替代资源的开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油气资源的紧张，但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还只是起步阶段，生产水平也处在初级阶段，发挥的作用有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可获得量为73亿吨标准煤/年，而开发量却仅为5000万吨标准煤/年;煤层气资源量为36.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与中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有着极大地开发空间。
二、油气开发与环境的关系
1、油气资源再生周期远大于环境再生周期。油气资源再生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亿年，而环境的可再生期恢复期短者几十年，长者几百年，可见前者见长，后者见短。我们应该着手现在，培育未来。科学探测表明：新生代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中生代占65.2%，而天然气的储量排序则是中生代第一，古生代第二，新生代次之。可见油气的形成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地质年代。而我们开采油气，却只是近百年间的事情。我们把亿万年形成的地质地貌，在短短几十年间就破坏了，虽然地表环境可以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恢复，但是地质条件一旦被破坏，却是需要再经过亿万年的等待。
2、就目前油气开发而言，油气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油气的开发环境;而油气的开发环境又分地下环境和地表环境，二者是心脏与血脉的互为生存关系。油气的的开采是将地下深处的油气运送到地表上来，所以地表环境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地下环境的好坏。我们以美国为鉴：十九世纪40年代，石油勘探工人驾驶着拖拉机在阿拉斯加美丽的苔原上左奔右跑，造成苔原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了不毛之地;地质学家把地表的隔热植物翻起分析地质，且没有做善后工作，露出了下面的永久冻土层，永久冻土被阳光晒化，地面形成沟渠，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失去了地表保护层，钻取上来的油屑又渗透到岩层，使得录井技术员无法对以后由周边钻取的含油岩屑做出分析判断。油气田的特殊地质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了油气开发的环境：油气存在于地底深处，就必须钻井取屑，一直到能通过含油屑或者红光测气分析到油气为止。必然要通过有噪音的钻井和对地表的破坏才能完成。
3、从现实来看，油气开发与环境仍然是互为生存关系.油气行业面对日益凸显的能源与环境的挑战，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油气开发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建设项目，对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产生影响。在深海、北极、高原等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和环境脆弱地区的作业直接导致油气勘探开发与环境的冲突。对油气开发前期可能造成的对植被的破坏、土壤的污染、水土流失、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对空气的污染、产生的落地油、废弃泥浆、废岩屑等等，污染因素多环节多。油气开发在现有的勘探开发技术条件下，在生产过程结束或放弃生产时，仍然避免不了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只能通过勘探和开采之后的及时补救措施，来修复、维护环境，以及不断的提高勘探和开发技术来保护环境。
4、油气开发与环境在经济中的位置.在现实中是“前者重后者轻”。笔者认为二者均应放在同等的位置;都应从生存与发展的深层次来同等对待，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的意志、利益来确定;简单的讲，对待环境民众与总统同等。石油企业既要做到和谐生产，又要保护环境和限制地下流体的转移。对已开发井，设置“油气井资产报废环境处置费”的专项开支，以确保废弃油气井及相关设施安全和实现地表可以被重复利用。结合目前国内相关环保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石油企业现有的技术力量，在对油气井资产进行弃置处理时，首先要保护淡水层免受地层流体或地表水窜入的污染;其次要隔离开注采井段与未开采利用井段;再次要保护地表土壤和地面水不受地层流体污染;然后要隔离开处理污水的层段;最后达到将地面土地使用的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的目的。对油气勘探，应由投资方给施工方增加“勘探施工环境保护恢复费”的项目投入，首先在勘探施工中因地制宜，缩小对环境的损伤范围;其次开发和使用对地表和水源无污染的环保泡沫剂，达到“清水+环保泡沫”的勘探钻井作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再次在潜水面以上安全段激发，防止对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然后在有条件的环境中，推行打一口勘探井，种植一棵“勘探树”，建造勘探绿色长廊;最后精心回填地表，以确保勘探作业环境得到充分保护和培育。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环境一旦受到污染，遭到污染的环境将蔓延到更大的范围，形成所谓的世界性问题。现在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有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沙尘暴、水土流失等，这些污染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酸雨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并给世界的古代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都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环境污染还给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得一些稀有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而我们要去补救修复这些被污染的环境，需要投入的是比那些“油气井资产报废环境处置费”和“勘探施工环境保护恢复费”等等费用花费上千倍甚至万倍的代价，虽然其金钱的花费也许短时间内比不上所创造的利润，但是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
世界经济论文篇5
先秦出现通往西域陆路的间断性远程贸易，秦朝统一中国促进与周边贸易的发展，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距今大约5千年，原始社会晚期开始出现畜牧业与种植业、农业与手工业的相继分离。不同原始氏族部落的生产分工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易·系辞下传》写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当时物物交换已经在氏族边界上经常出现。夏代时期(约公元前2070～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擅长贸易，部落因此得到发展，势力膨胀起来，最终殷商取代夏朝。商代促进商业繁荣，享国长达6个世纪(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后来，商代从事过市肆买卖而富有社会经验的吕望辅佐周武王推翻商王建立了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商被列为“九职”之一，商部落多数人仍从事“行商坐贾”。
《诗经》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布币等原始货币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发展。周朝各分封国之间以及与周边邻国之间在边界地区已经出现不定期的物物交换和高价值的远程贩运贸易。周穆王西征阻碍周朝与西北部落之间贸易通道的犬戎势力，打通了西北贸易通道。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墓穴考古中发现早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500年间产于中国的丝织品，证明那时已经存在中国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公元前4世纪印度文献记载：“支那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从西域贩运到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的中国丝织品。可见，先秦时期早已出现中西商贸沟通的民间古道，但当时各民族部落之间争斗不断，部落政权变迁频繁，中西商贸联系的路线经常变动，商业交往时隐时现。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大地的封建朝代，是战国末期周朝的诸侯秦国在征服其他六国基础上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来的。秦朝在历时15年享国中，不断开疆拓土，派蒙恬率军三十万于北方筑万里长城抗击匈奴，派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降服百越，形成东起辽东，西抵河西、四川，北达阴山，南包越南北部及中部一带，西南至云贵地区的广大疆域。
秦朝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朝服政策促进经济文化长足发展，对朝鲜、越南、泰国等周边邻国发挥文明中心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制度影响力，丝绸、铜镜、漆器等经由草原远播至西域、中亚、朝鲜半岛地区，对北方强大匈奴民族采取筑长城防御的政策，对南方越、夷采取杂居开发政策，对属外少数民族采取防范隔离政策，对朝鲜采取友好接纳政策等不同的固边经略，①北方长城对于商旅的安全保护和烽火的信息传递发挥重要功能，开辟驰道、直道、灵渠对于交通货运发挥重要作用，使秦朝至少在亚洲大陆上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文明中心。
秦统一中国后虽然统一了货币，但是秦货币流通量远远不足以满足货物交换的需要量，货币太过稀缺和昂贵，导致物物交换仍然很流行。秦朝对外贸易更遇到各方公认和接受货币稀缺的问题，国际物物交换更加普遍。
汉朝打通对西域开放通商的陆道和海路，开启对西方世界的商贸新纪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与霸王项羽争夺天下中取胜，建立享国长达426年的大汉王朝。虽然汉匈在边界设有“通关市”，便利双方互市，但是占据北方和河西走廊的匈奴贵族经常劫掠汉朝沿边各郡，战事频起。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南下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其他诸国，联合攻击匈奴，把匈奴驱赶至漠北，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形成了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至葱岭到达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国家的丝绸之路，掌握了汉朝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开通了中西交通和商贸新纪元。
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了汉朝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政治军事互信与商贸交往的联系，将先秦时期以来不稳定的民间商贸线路固定下来成为官方控制下的外交和商业通道。除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之外，汉朝时还有从巴蜀经过西南的滇国、缅甸、印度到大夏等中亚的商路。
古罗马人因此称中国为Sina或Serica(丝绸之乡)②，对东方的中国充满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汉朝丝织业相当发达，品种繁多，花色精美，从汉朝运往大秦市场的丝绸销售价格很高，一两几乎与一两黄金同价。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在其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中首次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因在这条通道上丝织品是沿途贸易最具代表性的大宗商品，丝绸贸易影响突出而得名。
自汉代起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阿拉伯、欧洲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把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中亚波斯及阿拉伯文明、罗马及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汉代的铁器、丝绸、黄金、井渠法、造纸术、冶金技术、水利技术传到周边地区乃至罗马及欧洲的其他地区，西方的珠宝、玻璃、金银器等流入中国，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到达地中海地区，接触罗马帝国，巩固了陆上丝绸商道。随着东汉冶金、造船、制车、陶瓷、制盐、制糖以及丝织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兴盛，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显现雏形。公元166年罗马商人以大秦国王安顿的使臣名义，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洛阳。汉代徐闻、合浦自海上驾船到达异域，交换那里的奇珍异宝。汉朝人自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抵达印支半岛、马来半岛，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达孟加拉湾和印度洋沿岸地区，建立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海洋通道联系，扩大了商贸往来。
自古以来东西方之间所谓“丝绸之路”都不是只有一条单一、连续的、不变的线路，而是有陆上的、海上的多条不重叠的不同线路。③这些线路是沿线上不同商业中心的市场之间的交通足迹。但是有线路并非有直接交易。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人不能够直接与中国人交易。当时安息不仅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而且在汉朝与大秦之间经营丝绸转运贸易，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贸易。
隋唐对外开放和丝路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农业、矿业、工业、商业、货币金融等服务业得到一定发展，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未曾中断，与西域、南洋诸国开展活跃的贸易。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派船队到达今日的台湾、冲绳、日本及菲律宾岛屿，大秦商人秦伦从交趾到达建业会见孙权。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政治稳定和开明，开放自由之风迎来繁荣盛世，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海陆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达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世界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开放、双向交流、海陆并举、范围广及整个文明世界是促进隋唐丝绸之路达到繁荣鼎盛的显著特点。
隋朝开凿大运河和唐朝漕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水运交通发展，车船制造业和水陆交通业发达，交通驿站效率很高，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海上运输极其繁盛，推动人员、货物进出运输顺畅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亚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保护贸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驿馆。陆路交通向东至朝鲜半岛，向西沿陆上丝绸之路可达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
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路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贸易转而依靠海路。海路从扬州、登州出发可抵日本、朝鲜，从广州出发可以抵达波斯湾，唐时海外进出口贸易和海上商船运输达到相当繁盛程度。每年华商从广州等港口乘坐铜制货船载着中国产品出发驶向安南，也常去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欧洲，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征收船税的市舶使。
唐朝采取史无前例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唐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贸、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交易的商品，而且带来手工技术、建筑工艺、生产方法、医学、历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动唐朝达到鼎盛之势，成为世界性商贸、文化的中心。
唐时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师子国等派来大批留学生，唐朝成为培育外国人才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节和留学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前往天竺取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知识。陆上丝绸之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海上船帆隐隐相望，鳞次栉比。
除了东西二都之外，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国商人数目庞大。据阿拉伯历史文献记载，庞勋作乱造成广州外国商人被杀数量达12万至20万之众；长安城内大型酒肆雇佣外国女服务员，长安富家还雇佣外国人。⑤
隋唐前后所有这些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使节、留学生、援军、流亡难民等来到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时期称谓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回族，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回族人数超过980万，为我国第四大民族。
宋元对外开放达到高潮，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对外贸易国家，巩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北宋与辽(公元916～1125年)之间贸易时常被战火中断，处于和时通商、战时闭市的状态，双方在边界建有互市的“榷场”，辽输入宋产丝织品、茶叶、大米、图书等以及南洋产的象牙、犀角、香药等，宋输入辽产马、羊、骆驼等。宋与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间也设置互市的“榷场”，宋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香药、生姜、肉桂等，输入骆驼、马、牛、羊、盐、蜜蜡、麝香等。南宋与金之间“榷场”交易的种类繁多，金主要输入茶叶、生姜、水果、糖、象牙、笔墨等，输出丝织品、甘草、红花、人参等，金入超规模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银。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开放、鼓励和招徕贸易政策，陆海交通四通八达，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超过了唐朝，特别是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经成为国际化港口城市⑥，均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自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到两宋时期，西北地区战争频发，迫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贸易活动减少。宋朝以后外贸通道由过去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为主，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宋代造船业和航海业发展比隋唐时期又进了一步，指南针在航海中应用和航海经验积累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发展，为远洋贸易打下交通基础。北宋海上通商国家范围包括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南宋海上对外贸易超过北宋，对外通商国度超过四五十个，对欧洲贸易中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两宋对外贸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时期(公元1271～1368年)与亚、欧、非洲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中外经济、文化技术双向互动达到新高度，对世界经济以及科技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特别推动了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历代以来产品技术创新、贸易技术创新⑦和金融创新增强了元代巨大的贸易优势。元代贸易势力随着军事扩张波及欧、亚、非大陆。元代统治阶层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异宝，贸易规模异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丝绸之路同时开通，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上海、广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元代基本上允许商人入海贸易。元代通商遍及欧亚非，派使节对外招商，对外商给予优待和人身财产保护，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驿站的车马，免费享用官方给予的饮食，抽取关税较轻。
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强国，远洋贸易的范围扩展到了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远方地域，商人成为远洋贸易的主体，把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火药、航海技术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到达欧洲，对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的推动作用最大，塑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开始的300多年里，中国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领导者，进一步巩固了自隋唐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明朝国力由盛而衰，对外由开放转向对民间海禁，由自由贸易转向朝贡贸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对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仍以海洋航运方式为主，对外贸易的范围更广。明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点与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洋贸易，采取朝贡贸易体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濒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强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与内地的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巩固新生政权。在海禁的同时，明朝对外贸易体制由前朝的自由贸易转向朝贡(或堪合)贸易体制，要求外国以“朝贡”形式由各国官方组织商人与华开展贸易，统一由市舶司收购和管理，官方垄断对外贸易渠道和利润。这种朝贡贸易带有相当大的商业成分，是当时形势下一种特殊的贸易形态。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贡这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制度，颁布海禁防止中国商民下海互市，保护官方垄断贸易的地位。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时期，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远洋活动扩大朝贡贸易的范围，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郑和下西洋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⑧，由官营垄断的朝贡贸易达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徕政策，明朝朝贡贸易体制采取严格管制下薄来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税、给予高价收购、给予丰厚赏赐和给予多种优惠的措施，激励外国商人参与朝贡贸易。
由于明朝时期指南针广泛使用，地理、天文导航技术进步，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主动开拓海外贸易，促进了与沿途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虽然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发展对外贸易，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和航海探险。郑和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其航海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比欧洲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增进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并带动了自唐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去南洋谋生、开发和定居的热潮，对东南亚地区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中期国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领导戚家军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并与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此时欧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明朝后期已经开始面临葡萄牙、荷兰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骗手段占领澳门，后长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兰人两次侵占澎湖岛，1624年占领台湾岛，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祖国完整，推进了台湾的开发。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存在种种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时禁时放。明隆庆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开放海禁，结束了维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私商海外贸易与外国商人非贡贸易增加，但明朝开始对贸易进行抽税。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击下，国力日渐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动，外国入贡减少，朝贡贸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转贸易维系，中国与南洋以远地区贸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阻断，中国与世界贸易经济中地位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之间贸易、文化以及人员交流的著名历史足迹，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之间交融互鉴、和谐共处的基础，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繁荣和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国进入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通道。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方面，可以体现生产技术、财税状况、金融活力、消费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况。“丝绸之路”是一条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体现了中国港口、造船、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艺术传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历史的足迹留给人类深刻的启示。开放与封闭关乎国运兴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非封闭不开放，海陆并存的丝绸之路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创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失去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由封闭到被迫打开，对外贸易逐渐失去优势，日益远离世界经济中心。自明朝晚期，欧洲沿海国家已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城邦之间、国家之间对外贸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外贸易，特别是奴隶贩运为欧洲积累大规模的原始资本，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16、17世纪欧洲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大肆对外殖民扩张和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与外来侵略势力矛盾日益尖锐，迫不得已由对外开放转为闭关自守。中国因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而成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开放程度已经远远不及宋元时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关到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实行间断性禁海闭关政策，体现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停闭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与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不得与内地商人开展贸易，不得发生资金借贷关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西方贸易冲击、肃清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国孤立于西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外，阻碍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闭关政策也使与南洋的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遭到限制，导致国力衰败。⑨⑩
1655～1684年间清朝严格禁海闭关，1717～1727年清朝对南洋禁海，1764～1784年间三次停闭恰克图中俄贸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对外开放。清朝废弃前朝的市舶司体制，设置海关掌管征税稽查，由下设牙行具体办理，而且对外贸易的官营与垄断性质日益浓厚。清朝严格的管制保持住对外贸易中持续顺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贸易中逐渐失去过去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先的优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中已经居于下风，出口产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几乎没有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不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错过西方掀起的工业革命机会，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受到西方列强大量廉价工业品倾销的打击。到清乾隆年间之后，中国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由于清朝关税政策实行从量税，正税税率较轻，而且外国商人以种种不法手段进行走私逃避征税，因此导致外国商品大肆涌入境内，外商在华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和贸易利益。
尽管清朝政府不同时期实行禁海闭关政策，但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外商在华不法行为屡屡挑战清政府的贸易管制政策，禁海闭关政策逐渐名存实亡。不过外国商品流入的规模和速度却遇到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坚强抵抗。虽然当时工业水平最高的英国在19世纪以前的对华贸易中赚了丰厚利润，但其工业品没有取得对华出口的绝对优势，英国对华贸易赤字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平衡对华贸易，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公司采取把产自印度的鸦片毒品大量输入中国的卑劣手段。自173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注意到可以用鸦片贸易来平衡英国的贸易逆差，到了19世纪初英美在华商行明目张胆地进行武装鸦片走私，甚至对清朝缉私水师进行武力威胁。1840年之前清朝因鸦片走私导致大规模贸易逆差，每年外流白银将近一千万两。在1798～1839年间中国被输入43万箱鸦片，流失白银约4亿多银元，西方列强从对华鸦片走私中攫取到巨大利润。而且鸦片走私泛滥深深毒害了无数中国人民，严重伤害清朝国力。
清朝政府对鸦片非法走私的打击引来了英国的炮舰。英国为维护非法鸦片贸易利益和扩张殖民地，派遣侵华远征军发动鸦片战争。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胜利奠定了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英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强国，在海外已经侵占了大批殖民地，夺取了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尽管当时清朝经济总量仍然大大超过英国，中英贸易关系和贸易地位发生了逆转，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卑鄙的鸦片贸易、非法贸易金融活动和侵略战争夺取了对华贸易主导权，中国商人逐渐沦为外国商人的附庸或帮办。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在世界经济中已经被边缘化，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纷纷迫使清政府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42年8月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列强在通商口岸获得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门户大开。1844年7月中美签署《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兵船可任意进入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58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还分别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署《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台湾、淡水、汉口等10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至此，中国在野蛮的、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奴役下彻底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泱泱大国沦为列强们肆意宰割和欺凌的对象，更沦为世界经济中受支配、受压迫、受剥削的角色。
清朝统治者不是采取积极防御、主动进取和扩大开放及贸易的政策，而是采取消极海防、限制贸易的政策，保守、腐化、不开放、不创新是清朝落后挨打的主因。清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为了巩固统治政权极力限制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对外贸易，极力抵制外国贸易对内地封建地主经济的摧毁，打击国内任何反抗力量，不愿看到中国土地上产生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的土壤，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更不可能主动引导或推动中国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和新经济制度的发展。所以，清朝初期凭借前朝仍然雄厚的封建经济仍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与西方经济力量的平衡对峙，后来清朝封建经济力量终究不敌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经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
清朝试图以闭关锁国政策和官方贸易垄断统制阻挡西方殖民入侵和先进的经济力量对中国传统封建经济形态的摧毁，导致中国经济形态迟迟得不到转型，资产阶级力量迟迟没能成长和强大。所以，清朝实施不开放和闭关政策并不是要培养资产阶级力量，而是扼杀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使得中国经济不仅被西方列强经济排挤、打压，而且被殖民，国门洞开，失去整个国家对外贸、海关、外国人管理等方面的主权，变成外国商品的倾销场所，尤其成为外国商人鸦片毒品自由倾销的国度，在世界经济中沦为被剥削、压迫和殖民的地位，日益远离世界经济的中心。
中华民国扩大对外贸易与开放，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展关税自主运动，日本对华殖民和发动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及贸易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年)制定了开放门户、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政策方针，给予外资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内地新开口岸21处，引进了大规模外国“殖民”式直接投资和放贷。内外资不平等竞争严重损害了民族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学者们认识到失去关税自主权和贸易入超对民族经济的巨大损害。⑪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元1927～1949年)宣布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并与各国订立平等互尊主权的新条约，制定了新的进出口税则，促进了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产业力量弱小，这些举措也没有挽回自民国建立以来至1936年间连年入超的贸易地位。在19世纪中叶，中国主要出口丝和茶。民国仍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大宗出口产品，但出口已经相当多样化了，新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大豆及其制品、铁矿石、煤、棉纱。中国主要进口货物是鸦片，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纱超过。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贸易主要集中在满洲和华北，在南方最小。英国与此相反。
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集中于华中。美国早在19世纪晚期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了英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世界各地失去许多殖民地，美国在世界各地驻军和发动战争抢夺殖民地，在世界经济中才全面取代英国的地位，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实行国家统制，利用有限的渠道出口盟国需要的中国农矿产品，进口中国急需的军用及民用物资。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也采取了对外贸易控制政策，对沦陷区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日本对华殖民和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经济以及外贸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害。外国殖民入侵、贸易冲击和经济剥削、压迫，致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和落后，战争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⑫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怂恿和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企图在国民党取得内战胜利后独享在华经济特权。内战期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内的25项经济协定。中国参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成为创始成员，减让关税和其他壁垒对中国产业冲击很大。由于当时中国在连年战争下经济极度虚弱，产业发展水平普遍落后，国际竞争力疲弱，中国国际分工和贸易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即使中美当时签订所谓“权利完全对等”的贸易协议，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商品大幅削减贸易壁垒，美国通过协定达到迫使中国市场完全对美国产品开放，以及彻底冲垮中国产业，完全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这样的贸易协议看似公平，实则是新型的不平等条约。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资产阶级上台表演的政府，多次出现巨大政治波折。⑬由于当时没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各种政治力量割据一方，都觊觎和争夺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由于这种权力诱惑力足够巨大，以致于许多野心家不能自已。然而，这种建立在集权权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极不牢固，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易受到内外敌对势力攻击而倒台。这种政权倒台是颠覆性的，是整个国体的倒台，是把整个国体推倒重建。
在国民党一党独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体虽然运行效率高，反对派力量弱小，但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自我有效监督几乎不可能，而且成本代价很大，贪腐和滥用权力必然激起民愤，所以，一党独大而不能倒，一旦发生崩塌，这种风险和代价不可估量。在资产阶级多党均衡制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体，虽然反对党的制约使政治效率打折扣，但各政党在一个共识国体下轮流上台，只换政府，不必换国体，国体永远是“铁打的营盘”。受到反对党制约的有限权力，大大降低了对野心家们的诱惑力，削弱他们争夺的动机。而且任何野心家想改变国体，例如袁世凯复辟帝制，都会没有合法性而最终下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正是建立了一套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才使政治稳固强大，经济保持长期繁荣。可以说，一个长期稳定的现代化国家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最基本的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比其他方面的建设都重要和紧迫。
新中国至改革开放前继续遭受西方列强孤立，对外开放和贸易遭受封锁和打压。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母体里诞生的早产儿，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外国殖民、外国商品冲击和外敌入侵战争摧残的旧中国。由于她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取得政权执政的国家，不被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接受，他们眼里容不得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极力封锁、围堵、孤立和打压中国。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美国作为20世纪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对华采取政治孤立和打压、经济贸易封锁与遏制、军事围堵威胁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系，掌握了国家对外贸、海关、关税、口岸开放管理等非常重要的主权，可是西方列强仍想以贸易封锁和围困扼杀新生的经济力量。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亚非拉国家，市场集中而且空间狭窄，对前苏联的贸易占到当年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1972年中美建交之后两国仍摩擦、斗争不断，一些西方国家开始与中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展一些相互贸易。总之，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对外开放和贸易经济因西方封锁和遏制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国家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封锁，促进了经济恢复发展。⑭
由于国际环境恶劣，在1949～1978年间中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计划经营管理体制，国家集外贸经营、管理于一体，统负盈亏。1949年9月国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确定了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工作方针。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央贸易部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了对外贸易必须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1957年完成对私营进出口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全部外贸业务，终结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并存经营的对外贸易格局。国家逐步建立了出口统收，进口拨交，按照国家计划安排进出口的外贸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新中国初期出口80%以上是初级产品，改革开放前出口一半以上仍是初级产品，进口主要是机器设备、国内不能生产的原材料以及一些生活必要品。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中国外贸环境恶劣，国际市场单一狭窄，对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记帐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对其他西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采取现汇交易方式，多数年份出现贸易平衡赤字。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落后大国，当时能够取得外贸如此规模和增速实属不易，但是如此结果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处于无比衰弱的状况，反映了当时中国外贸国际环境的极端恶劣，反映了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十分低下、竞争力十分孱弱，反映了当时中国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
近年中国逐步走近世界经济的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与改革开放政策紧密相关。总体看来，中国采取渐进开放政策是科学的，掌握了对外开放的自主权和开放的度。中国改革开放虽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付出了时间成本，但是这种渐进改革开放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走出了落后国家如何成功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和民族经济的新模式、新道路。它具有中国特质，不是传统西方经济学能够解释的。
光阴荏苒，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国运的低潮飞逝而去。由于全球消费市场的空间有限，美国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本国产业必然逐步失去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难度十分巨大，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日益走到发展的尽头。自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显示出颓势，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步英国在20世纪初退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后尘。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从世界经济的边缘逐步走近世界经济的中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2014年中国名义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36万亿美元，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3.3%，比2010年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了4.1个百分点。中国从一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仅仅用了14年的时间，而美国GDp完成1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的跨越用了31年。近2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是美国的3倍以上(见图1)。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拉动的贡献日益显著，最近五年全球经济每增长100元，其中至少25元来自中国的贡献。
2014年9月29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ppp)法评估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超越美国的规模。2014年名义GDp美国规模仍然超过中国7万亿美元(见表1)，中国与美国仍有相当大差距。GDp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年里国内新增产值的经济规模指标，只能作为考察国内新增产值指标的参考。它既没有反映一个国家总的财富规模，也没有反映一个国家在全球总的生产和占有的财富规模，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考察国力大小还需要看更多其他指标。
2014年中国保持货物进出口规模世界第一，货物出口世界第一，货物进口世界第二，美国仍是世界第一货物进口大国(见表1)。2013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第三，其中服务出口世界第五，服务进口世界第二。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2013年中国信息通信产品进出口规模世界第一，但美国信息技术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2012年中国创意产品贸易出超规模较大，而美国创意产品贸易入超较大。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2014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美国差距很大。
2012年中国能源产量、粗钢及半成品、发电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超越美国，在原油产量、航空客运量上仍没有达到美国的规模(见表2)。2011年3月4日国家统计局报告，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种类超过220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处于世界工业的心脏地位，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中心之一。近代以来，中国没有哪个时期如此接近世界经济的中心。
1872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迄今已经超过140多年。从名义汇率来看，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由于美元强势导致出口困难、全球需求萎缩以及生产成本增加使存货堆积、生产放慢、制造业慢慢收缩，制造业衰退迹象再次显现。但是，美国仍是世界金融中心、教育和创新中心。
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以现有的常态速度稳步增长，中国与美国之间名义经济规模就日益接近，超过美国经济规模只是时间问题。预计中国“十三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在6.5%之上，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2600美元，完成从目前人均收入7485美元的中等收入到超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跨越。中国经济发展权不容任何国家挑衅，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就会发挥日益巨大的引力，甚至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地缘政治动作，中国经济就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重新回归世界经济中心
2013年9月7日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⑮，与同年10月3日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⑯，合并称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它是对美国实施咄咄逼人的包围遏制战略、重返亚洲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两年多来，习主席的倡议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随着倡议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并逐步落地得到实施，不仅造福沿线众多国家发展，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而且将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再次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一带一路”能推动亚欧非互联互通，将带来新的贸易革命。发达的海陆交通条件是古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重要前提。中国3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表明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对经济贸易发展的重大意义。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理论和实践经验均表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带来贸易成本削减的雪崩效应，激发贸易急剧增长，引发新的贸易和产业革命。同时互联互通带来贸易效率提升，不仅削减贸易成本，而且加快贸易速度，缩减贸易时间，提高生产和消费效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把亚、欧、非各国紧密联结在一起，缩短交通运输的成本、时间，促进基础设施的对接与互联，形成一个交通便捷、覆盖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巨大经济贸易圈，中国在这个经济贸易圈处于沟通东西和南北国家的中心地位，这对于中国重回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至关重要。
为此中国做了周密规划和国际外交工作，互联互通已经呈现出大体轮廓。中国是东亚经济圈的核心，通过陆路将分三路取道到达欧洲经济圈：北线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中线是中国经中亚、西亚、波斯湾、红海到达地中海沿岸各国；南线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之后经海运抵达西欧。海上交通的互联互通主要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印度洋，延伸至欧洲、非洲各国；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非洲各国；从中国北方、东方沿海港口经太平洋达到北美洲、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各国。
在推进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和对接基础上，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规划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将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⑰目前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已经开始推进落实。中俄、中哈、中泰、中缅、中越、中老、中新、中印尼之间已经密切协商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其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中俄、中哈已经规划了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还开展了海关、口岸的通关对接和监管互认交流，达成重要共识。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是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大联通。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之外，能源电力以及通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相关法律制度、金融政策、人员流动及签证政策、技术标准、科技规范等方面都要实现互联互通或对接，这对于提高沿线各国经济贸易整合或融合水平，扩大经济合作空间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已经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它们将为亚欧非互联互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能形成广及欧亚非的松散自由贸易区，将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除了明清时期间断性禁海之外，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贸易是自由的，各国商人自愿参与到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国际贸易之中，大体上形成一个市场空间巨大的松散的自由贸易区。当前，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根据国情可以自主制定关税以及非关税措施，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法，这样松散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没有约束性协议，是一个各方开放的、非协议性的自由贸易区。尽管它的一体化整合水平较低，但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它不以协议要求水平高为目标，而是以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
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均可以自身优势获得应得的贸易投资利益，在资源、劳动力、商品、服务、技术、资金以及土地等参与更大市场空间的配置中找到更大的市场价值，提高“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内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具体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之一，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之中就是参与到“一带一路”为名称的自由贸易区。它是对美国推动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回应。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追求以高标准排斥和打压战略对手——中国，突出自身优势和经济利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合作精神，追求自由、自愿、自我理念，这样的理念更具有包容国情差异巨大的欧亚非各国，不同于美国ttp和ttip追求的高标准、强约束、国家主权失去自我掌控做法。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和精神更容易被广泛接受，更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
目前中国制造业由于世界消费市场萎缩开始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走出去”的地位日益替代过去能源资源业“走出去”为主的地位，成为走向世界开展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的主力军。中国在汽车、高铁、核电、新能源、电子通讯、中成药等领域已经形成一批成熟实用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动一大批配套产业走出去开展产业园区合作、产能合作，将推动中国产业逐步迈向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形成以国内产业为核心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和国际生产网络体系。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亲诚惠容理念，让参与共建各方均能够分享到应得的利益。中国政府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引导、协调和服务的作用，企业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经贸的主体，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深入推进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强能源、资源产能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税收增长；共建境外产业园区或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
由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人口市场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制造业等产业优势，将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中发挥地理中心、市场中心、资金中心、产业中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辐射作用，将有助于形成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体系、贸易批发体系、资金分配体系、交通运输体系。这将逐步改变以欧美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投资格局，从而形成中国与沿线各国双向自愿开放的经贸新格局，推动中国重新回归到世界经济的中心。
“一带一路”能推动人民币全球流通，将改变美元霸主地位。通用货币的顺畅流通是开展正常跨境贸易与投资的必要条件。目前国际主要通用货币已经有美元、欧元、英镑等。这些国际货币仍没有形成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的竞争格局，美元霸权仍然扰动着世界经济，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和主要国际投资国家。中国的人民币没有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非常不利于世界贸易与投资活动。因此人民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对于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倡议和领导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促进人民币首先在沿线各国广泛使用和流通，也必将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流通，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对多种国际货币流动性的需求，改变美元独霸国际货币的地位，形成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种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竞争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贸易投资以及互联互通，不仅可以促进贸易、资金和货币交融，而且可以促进人员往来和旅游消费，增加各国货币交流和选择，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流通扩张。没有人民币全球流通，中国就不会有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可能。目前一些国家的去美元化行动已经开始出现，采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支付和储备。人民币流通全球化将是世界人民人心所向，是中国成功重返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关键。
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以及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是全球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和全球第七大外汇交易货币，在国际债券余额中排名第八位。中国将深化货币、金融和外汇改革开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自由兑换、自由跨境流通和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提高外国政府、企业与人员接触、使用、储备、投融资和交易人民币的便利化程度。2015年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上线运行，将为全球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为企业跨境贸易结算、跨境融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带来便利，打破美国主导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清算系统的垄断局面。中国已经推进证券市场与香港、伦敦、德国证券市场的互通与接轨，探索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随着人民币加大对外开放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在“一带一路”推进互联互通和经贸扩张下，不久人民币将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投资以及融资、交易结算中的地位，实现全球流通和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打破美元的霸权地位。
“一带一路”能组织化、机构化和机制化，将推动形成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秩序。殖民掠夺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结束。但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不平等贸易秩序正在强化，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并以更加隐蔽的、更具有欺骗性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出现，导致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不平等贸易表现在国际生产分工、贸易规则、知识创新和金融垄断四个方面历史积累所形成的贸易优势差异。西方列强是国际生产分工、贸易规则、知识创新和金融垄断四个方面的主导者，他们保持在国际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垄断地位，获得更多落后国家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和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发达与落后的鸿沟。这样的经济秩序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期望永远保持的，是他们剥削落后国家人民达到发财致富的最隐蔽的“公平”秩序。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秩序，缩小世界经济两极分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阶级及其人的政府极力反对的。西方强国期望永远保持这种旧的国际剥削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虽然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慢慢崛起，但饱受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所带来的欺凌、压迫和剥削。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所主张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新的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新思想、新理念。随着国际环境缓和和时机成熟，中国会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组织化、机构化和机制化工作，建立常设机构和组织架构，并制定运作机制和基本章程等制度。⑱这些工作将实质推进“一带一路”落到实处，产生对全球经贸环境和规则的影响，让世界各国可以在美日欧主导的tpp、ttip规则和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规则之间进行选择。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搭建平台，将逐步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论文篇6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收入分配中的矛盾增多；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等。从国际环境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等等。在这一阶段，从总体上看，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失误不得。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就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艰辛探索。同志用了较长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观点；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以上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在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念与战略到新型发展观念与战略的演变，并以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载入人类文明史册。从1960年美国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问世，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主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确立，新发展观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实现了三个大的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到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三是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思考，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对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和把握，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也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把经济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甚至把发展经济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发展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使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鼓励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使每个公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与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条件，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体质。
总之，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不仅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价值归宿，而且揭示了其动力源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思想，而且丰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
科学发展观在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运用，是针对中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要坚持的原则，即“六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总体要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涵盖了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着眼于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系统阐述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努力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需要解决许多“两难”的棘手问题，我认为，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尤为重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尽管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是通过抑制经济发展来平衡别的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发展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走入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甚至毁灭经济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时，必须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现代文明程度。既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又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建设为着力点，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切实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广泛而有效，对于增进经济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中，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这种盲目性和滞后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头四十年，美国经济运行曾发生过八次剧烈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惨痛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引导和调控，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或中央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的内容是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自觉、更有效。在最近若干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我们通过总结经验，完善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调控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就要做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就要加强宏观调控，以达到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当前我国既有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如政企不分、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问题，也有政府调控不到位或缺位如公共产品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鼓吹自由放任，然后再强调政府干预的老路，而应当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始终注意同时发挥“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三）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关系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发展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既不是毫无波折的平衡增长过程，也不是一边倒的绝对非均衡增长过程，而是由“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运动状态，是与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的素质、制度政策等密切相关的。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经济资源差别悬殊，资金、人力和知识等要素有限，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一刀切、一个模式、齐步走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存在一定的极限或者度，如果不平衡发展接近或超过经济社会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又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政治问题。
实现协调和均衡发展，从目前情况看，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总量上，由于历史和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拉大。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人均GDp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逐年增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市发展相对要快得多，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持续拉大。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快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事业发展的限制。四是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在总量急剧增长的同时，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五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不平衡。过分注重对物的投资，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六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七是人与自然不平衡。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忽视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八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有效缓解。
应对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挑战，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坚持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曾经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改革、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是目标，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社会动荡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改革是为了发展，强调稳定也是为了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有些非常复杂和尖锐，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议论，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有一点必须明确：现在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恰恰相反，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对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和动摇。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五）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世界经济论文篇7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世界经济论文篇8
一、关注金融危机背后的世界经济转型1.从长周期看，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属于世界产业周期的危机。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与契机。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二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正是在it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力结束后，缺乏新的引擎产业跟进，形成产业空洞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时期形成巨额剩余的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由金融投资家与房地产商合谋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畸形引擎产业：虚拟经济。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产业周期危机，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不仅仅是金融秩序重建，还有实体产业动力再造。2.新能源革命的背后酝酿着世界经济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酝酿中新经济有以下三个标志。一是新能源革命解决了在工业经济模式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人类文明难题。能源与环境是制约工业经济模式持续发展的世界难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发现这个难题以来，在持续的探索中越来越发现在工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是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转向对土地之下的化石能源的开发，启动了一个全新的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则标志着人类又一个全新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的诞生。二是新能源将成为引爆一系列新兴产业与新技术诞生的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人类经济史上每一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是从先导产业发展开始，然后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产品诞生。衡量是否属于先导产业有三大特性：该产业必须是牵动全局的龙头产业，属于全覆盖的普适技术，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目前正在酝酿中新能源革命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三是驱动新能源革命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成熟。长期以来，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非常重要，但却未能成为各国竞相投资对象。这是因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投资属于财富扣除的投资，属于投资与获利不对称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40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支持新能源发展技术（如风电、太阳能光伏与光热）的适用性与经济性开始达到与市场接轨程度。在这次应对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与环境一下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竞相投资对象，这绝不是发达国家对保护世界环境的道义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而是标志着推进能源与环境利益驱动机制开始形成。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契机，就在于经济危机使传统的产业与原有利益驱动机制造成重创的背景下，凸现了成长中新产业的优势，才使边缘化的产业进入政府决策与企业投资的视野。二、奥巴马新政旨在推动经济转型，抢占新经济高地一是奥巴马新政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抢占新经济高地。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把金融危机作为实体经济空心化危机来对待；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复兴美国经济、占领新经济高地的战略性产业来对待。二是奥巴马新政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与结构调整，而不是眼下的经济增长。奥巴马上台以来，所走的三步棋，都是围绕如何推进结构性变革，强化经济竞争机体，提高竞争力而展开。第一步棋，出台在国会通过总量投资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确立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的复兴美国经济的长期目标。第二步棋，对处在危机中企业进行压力测试，强化美国经济微观组织机能。第三步棋，是经过半年的酝酿，美奥巴马于2009年6月17日在白宫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制度创新的高度启动金融体制改革，为美国新经济航行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是奥巴马新政把高科技与生态理念相结合聚焦的生态经济，上升到重塑美国形象与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在拐点时期，美国勇敢放弃了传统的制造业，把冷战时期积累起来的信息技术转向民用领域，把高科技作为国家战略主攻方向，由此使美国成为90年代高科技经济的最大赢家。具有原创与冒险精神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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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著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世界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全球化；起源；探究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001－03
一直以来，中外理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一直很难达成共识，形成这样一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乃至社会进程等多层次多方面都产生作用和影响，同时，由于定义全球化的各个个体或个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以及所处角度背景的不同，导致他们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内容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范式，也更谈不上是一个学派。全球化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新视角，全球化注重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相互依存(inmrdependence)作用。只有从全球和超国家的角度研究当前世界发展的过程，才能更明确清楚地勾勒出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以下我们将从起源、发展和概念三个角度深入探究中西方理论学者有关全球化研究不同论断，以期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一、起源问题
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理论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古希腊。就有学者谈到了经济全球化，这种认为世界事务自此而相互依赖的朴素认识被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渊源。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定于11世纪，因为当时市场和契约关系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以上这些看法在确定全球化起源问题时显然出现了偏差，人们所认为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所出现的全球化现象明显具有分散性、偶然性和缺乏内在推动力的特点，所以不能称其为全球化的起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5世纪，西方大多数学者往往是把国际贸易等同于全球化，由于此时新大陆的发现出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新大陆的发现”视为“全球化”产生的标志。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认为，“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是人类的角度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中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另外，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也认为，从15世纪初期的欧洲开始，民族国家共同体开始形成，中世纪跨民族体系的作用开始降低，世界日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太阳历使用范围扩大，所以，经济全球化的产生要早于资本主义，应该是从15世纪初期开始。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此时“旧大陆”与“新大陆”连接起来，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动。同时，此时的欧洲虽然仍是农业经济，但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都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质疑全球化的基础和开端是否就是农业经济，或者手工业经济。在大机器工业经济建立之前，是否真正存在全球化现象呢?马克思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大工业是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大工业的出现对于世界市场、交通、竞争、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单独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所以，根据这一观点有人把大工业的出现看做世界历史的开端，同时也作为全球化的开端。
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指出：“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另外，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也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寻找市场以及跨国界的资金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的一种特征”。沃勒斯坦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的扩张过程。
另外，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第一次出现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的、真正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wto、imF、iBRD)，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全球管辖的范畴。从此真正的全球化也应运而生。这一派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统一。也有人把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20世纪70年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总之，有关全球化起源问题的争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现在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大工业起源论，也就是认为大工业的建立是全球化进程的起点，而从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只是为全球化的起源做好了客观准备，之后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进程又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二、概念问题
在全球化的概念方面，全球化这个词从英文的衍生过程来看，“globalization”是从“global”一词派生出来的。虽然“global”这个词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四百多年，但是直到1961年，“globalization”才第一次出现在webster辞典中，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1974)是有关全球化的最初系统理论论著。虽然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已有很大篇幅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详尽论述，但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提及“全球化”这个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这个词才真正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受到各方关注，并引起理论学界的广泛讨论。它由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reLeviett)在1985年提出，他用这个词来说明此前2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全球化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概念和热点问题，频繁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我国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大致出现在90年代初，199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美国著
名学者arifDidik来华介绍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文章，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用中文对全球化理论做系统的介绍，随后国内学者研究全球化现象的热潮从此掀起。纵观中外理论学界，全球化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目前不少学者正在从事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全球化研究，从全球化研究的维度看可以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内容，而本文研究的范畴由于篇幅所限将只停留在经济维度之内。
从1985年全球化这个词第一次真正进入研究学者的视野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有关它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下的定义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广泛的传播，而形成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这一概念虽然全面，但难免留于表象的描述，没有触及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所以，一直以来并不为学界所广泛应用。也有人试着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哈特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海因茨・巴奎则认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些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根据以上几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在强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
不同学科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也体现出自己所独有的特征，经济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研究的基本对象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中的市场上，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等方面内容。而社会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将包括全球前景、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在研究全球化问题中，有关政治学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问题、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以及民主的前途等内容。研究全球化的领域还包括哲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等方面，诸多学科的参与使得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这些内容也充分体现出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和冲击，人们在认识全球化将是一个客观复杂的过程。
历来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理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体制角度定义全球化也成了全球化概念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他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他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出现的，这个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十六七世纪，它还只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产业革命后，它逐渐扩及全球。由于不同的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是不平等。”㈣同样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里克(Dirlik)，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作“灵活的生产”，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新的经济“规制”下商品、金融交易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流动。另外，英国经济学家斯克莱尔则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一概念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政治、文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三者统一的过程。还有学者更极端认为：“全球化必须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规制，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它植根于社会权力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而且这种权力控制在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手中。大致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规范者日益普遍化。”他最终强调“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
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全球化概念是我们研究全球化的出发点也是关键所在，在经济层面上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种经济全球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经济发展的最终和理想状态，也是众多跨国公司的理想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国家则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从经济层面去定义全球化的命题目前仍然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主流内容，有人说，“全球化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趋向与走势，它以贸易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为特征。”“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还有人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具体地说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商品服务、资本、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