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产量而放弃目前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投资是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安全水平，增加产量，获得收益。本文就目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安全投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安全投资行为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某种定义上来说，安全投资是为了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预防各种事故伤害、消除事故隐患和治理尘毒等有害作业环境的全部费用，包括为了保护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所支出的费用。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系统安全性，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生产经营持续顺利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安全投资主要用于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消除物的不安全状态及改善环境三方面。
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经济组织系统，为了求得发展，应根据自身素质与收益结构和外部环境条件作出各种选择与判断，开展各种自觉活动，即发生现实的企业行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对生产经营安全需求和外界环境变化的刺激，所作出的现实反应，它是由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安全投资资金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其比率一直为10%至20%，对于矿山、化工等企业则大于20%。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安全与健康。企业往往把资金集中于直接生产性投资而忽视安全性投资，甚至是明知会造成严重后果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致使安全投资不足，安全措施不力和安全装备严重不足，有的企业对项目中配套的安全卫生设施随意削减。在新建、改建、扩建、引进工程项目时，不按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要求设计、施工，致使安全隐患大大增加，使安全生产出现了不少问题。
当今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安全生产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如果只是将有限的资源全都投资到生产规模的扩大上，忽视安全投资，那么事故和职业病就会增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反过来就会降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企业的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日益成为了我国政府、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安全工作，规范和引导企业主动的安全投资行为、杜绝企业的非理，是我国目前企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企业安全投资研究多侧重于安全经济效益、安全投资的决策方法和安全管理体制方面，而忽视了对安全投资活动中最基本、最关键和最富有积极性的因素——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研究，缺乏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规律的系统总结。从这点出发，我们有必要借鉴行为科学、经济学、风险学、心理学等理论，从多角度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增强企业的安全投资意识，调动企业依法进行安全投资的积极性，规范和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三、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针对我国企业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的现状，如何规范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引导企业理性的安全投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于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改变，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设立的近期目标是尽最大可能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远期目标则是强调企业的内在素质建设，从“心理”上感化企业，使其打消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念头，建立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长效机制。因此企业的安全投资要从法律和经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解决。
1.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利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结合心理学家勒温的研究，本文认为在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时，应当按照“服从”到“内化”的过程，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在这个阶段，应当提高安全监察水平、加大安全执法力度，严厉处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并用，使违规企业的违规投资行为在经济收益、政治前景、社会声誉等方面都得不偿失，从而使投资违规行为的动机得以有效控制。
要建立“规则”层面上的“和谐”社会，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安全立法是强化安全监督监察的重要基础，也是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重要基础。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在整个安全立法上应突出“严”与“明”，加大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通过建立完善的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建立一个立足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法规体系是依法治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它的实现理所当然是目前安全监督管理的中心任务。
2.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1)安全费用提取制度
企业要建立提取安全费用制度，根据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分别确定提取标准，由企业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在确定安全投资的计提标准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对企业的安全投资资金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防止专款费用挪作他用或低效使用，对专项资金的实际用途、安全投资计划、资金使用效率、生产安全环境改善状况等方面进行检查监督，将企业安全投资的措施落到实处。企业一次性安全投资成本大，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安全设施的配置上，所以就要多渠道筹集安全投资资金，如建立风险抵押金制度等。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用于整治安全隐患和抢险救灾。积极争取国家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国债资金、财政贴息贷款及职工个人交纳安全保证金，征收事故或危害隐患源罚金，建立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工伤保险差别利率制度，用于事故隐患整改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等。
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不能仅仅单从产品的销售额或产量中提取，这就意味着企业产量大经济效益好就应该多提取安全费用，这势必造成大型企业提取过多的安全费用，小型企业提取过少的安全费用的现象。这种安全费用的提取法不考虑企业的安全状况，显然是有所违背安全投资的本意的。所以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应该针对行业、企业的特点建立起安全投资的指标体系，包括企业的规模大小，产品销售额，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等来确定安全费用提取比例。最后要建立企业安全投资资金的监督机制，依法确保专款专用，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设施长效投入机制。
(2)风险抵押金制度
安全风险抵押金，在煤矿己经实行。煤矿企业先交一笔风险抵押金放在银行，专款专存。一旦发生了事故，政府用这笔钱抢险救灾。在风险抵押金的约束下，企业自身必须加强对安全保护的重视，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监察成本。借鉴风险制度在保险业及相关领域的实践，在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收取风险抵押金，既是防止企业发生事故的保证金，又是保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执法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能有力地防止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资格后，又对安全法规政策“阳奉阴违”的现象。
实行风险抵押金办法，从准入门槛对企业把关，从制度上建立企业自我约束的违规行为防范机制，有利于强化安全监督，对保障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能起到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是，安全风险抵押制度的推行和实施，应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应通过立法形式将该办法确定下来。同时，立法要广泛调查听证，以确立一个合理的提取和返还额度。对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该制度实际上是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化，安全监察的外部化转化为企业自身管理内部化，制定合理的风险抵押金提取和返还制度对于促进企业安全投资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3)事故赔偿制度
目前一些企业对发生事故、死几个人不太在乎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事故赔偿标准偏低，企业赔得起钱。企业在受收益驱动超负荷生产时，很容易诱发灾难性事故，因此，必须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有关地方已出台的事故赔偿政策及标准，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事故赔偿方面的法规，大幅度提高事故伤亡的赔偿标准。提高事故的赔偿标准，可以增加矿难的经济成本，依法加大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能激励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主动性。企业必须认真执行工伤保险制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及时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提高生产安全事故伤亡赔偿标准，建立起自觉保障安全投资、努力减少事故的机制。赔偿标准的提高是希望在提高企业事故成本的前提下，促使企业重视安全投资，真正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四、结语
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是企业为了达到保障生存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目的而将一定资源投放到安全领域的行为。做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完善企业的安全投资法律，杜绝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屠文娟，张超，汤培荣.基于生命经济价值理论的企业安全投资技术经济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10)：26-31.
[2]肖文质.浅谈企业目标管理[J].石油政工研究，2006，(3)：68-69.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外资并购理论综述历史溯源
尽管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可视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但是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系统、科学的研究还只有仅仅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
一、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理解：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于国际政治大环境的考虑，经济安全主要被看成是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附属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停滞，人们开始日益重视经济安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加强了这种转变，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经济安全展开研究。如Krauce和nye把经济安全定义为“当一国有意识地地选择经济低效率以避免对外来经济冲击的脆弱性时，作为目标的经济安全就显现出来了”。Holsen和waelboeck则认为，“国家可能把其影响国内经济水平的能力的削弱视为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即使这种削弱并没有产生可见的经济损失”。90年代中后期，国际金融和债务危机接连爆发，经济安全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维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保持居民正常生活。moran认为经济安全“强调开放与对国家自的侵蚀之间的联系，贸易、金融一体化和货币相互依存是国家安全政策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开始对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展开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领域：
从国际分工格局研究。Ragnarnarkse认为，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平等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畸形发展。amin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产生了国内经济不稳、受外资控制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以prebish、Singer和Bhagwati等人为代表的贫困化增长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出口缺乏价格和收入弹性的初级产品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使得本国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
从贸易自由化研究。Smairamin指出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使后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安全。perbishc认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因此必须保护并培育民族产业体系。J.a.Brander、B.J.Spencer和p.R.Krugman等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适度干预，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andrewK.Rose和Chaleswyploze提出金融危机的传递效应会影响其它贸易国的经济安全。Radelet和Sachs发现大量的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JerryFrankel和andrew.K.Rose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对短期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越大。Hemrna.mlildoc和Stihgzt等提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需采取一定的约束政策以保护和激励本国的金融产业。
从跨国公司的影响研究。Heymer.S.H.认为跨国公司可能使东道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受到侵蚀。Burnell指出跨国公司正忙于将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附庸。小岛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的过度依赖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被提出。1994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安全开始受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999年出版的《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一书首次建立了我国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的量化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计量模型。
赵英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学者，他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状态，认为“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的一种状态”，和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郑通汉和丁志刚。张幼文和黄俊军主要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界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从最狭义上说，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如何防止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引发动荡并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雷家骕和吕有志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不受根本威胁”。
除了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外，我国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经济安全展开了研究。
江涌、万君康等探讨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江涌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一国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万君康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金融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其中，金融安全是核心，经济信息安全是基础，而产业安全是基本内容。
顾海兵、杜人淮、王恕立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标准进行了研究。顾海兵选取了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四项指标。杜人淮提出衡量的标准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股权和利润的分配等比率的状况、社会收益效应和社会成本效应状况、本国外债规模和配套资产、外汇储备状况以及一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状况。王恕立提出的三个主要经济指标是市场占有率、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依存度。
魏栓成和段进军等对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魏栓成认为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段进军提出的影响因素包括：科技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经济体制，财政金融和外贸外汇，国外市场，能源、资源和海上运输线。
李海舰和周肇光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展开了研究。李海舰认为要从对外经济开放角度、国民经济全局、区域经济联盟等不同的角度来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周肇光则提出应当从生产、分配、交换和金融四个方面着手，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保护机制、“双限”理性控制机制、外贸宏观保护机制和多层次金融监管机制。
就外资并购角度而言，中国社科院所属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的呼吁关注外资并购引发国家经济安全危机的机构。中心的研究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五点：冷战思维的延续、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调整、全球并购过程中的价值“剥削”过程，全球公司对中国重要产业的压制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周期的依赖。2005年4月，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公开发表了《高度关注全球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白皮书，描述了跨国公司对我国行业的垄断状况，提出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强力抢夺中国市场，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增加了我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整体看来，国内外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经开展得较为深入，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裨益。但是已有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从研究层面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国际性和战略性的视角
对于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成熟规范，国内研究还普遍缺乏国际性战略性视角，而且实证研究也才在近年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发达国家很早就已将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次展开研究，并制定有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我国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视角往往还只停留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很少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甚至国际层面。
2.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全局性和实践性的视角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理论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容易局限于细节工作，如大部分研究文献将经济安全分解为部门经济安全来研究，如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等，从而缺乏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把握。在实践方面，现有文献往往沿袭国外理论学界的研究模式，忽略了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没有将当前我国政府转变经济职能的重点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不大。
3.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研究忽视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
目前国内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的重点往往停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内容、对策、影响及原因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却没有很好把握，也就无法真正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只有深入理解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才能提出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对策。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本论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发挥空间，因此，本论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与对策，以期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Holsen，JohnandJeanwaelboeck，thelessDevelopedCountriesandinternationalmonetarymechanism，proceedingofthe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s，Vol.66，may，1972.
2、theodoreH.moran，americaneconomicpolicyandnationalSecurity，newYork，1993，pp.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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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君康.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1（9）。
5、周肇光.谁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开放型国家经济安全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5），p247-321。
6、李斌主编.中国十大并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p237-243。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3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4
1、一般均衡论对建筑安全的分析
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论一直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占统治地位，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一旦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很难想象还会由什么别的方法让你感觉自己可以更加接近真理。
一般均衡论，既多个产品市场在价格引导下的同时出清的理论，无论在宏观经济学还是在微观经济学中都是基础的理论，在建筑安全的领域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从时间上分析，建筑安全利益一般经历负担期———微利期持续强利期利益萎缩期无利期的阶段循环。
从建筑安全的作用对象上看，建筑安全的目的首先是避免或减少人员的伤亡及职业病；第二是使设备、工具、材料等免遭毁损以及保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消除或减少环境危害核工业污染，使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大。从经济的着眼点看，建筑安全具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避免与减少事故的经济损耗和损失；二是，维护生产力与保障社会经济财富增值的双重功能和作用。
事故损失函数L（S）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随着建筑安全性的增加而不断减少。当系统无任何建筑安全性时，系统的损失为最大值（趋于无穷大），既当系统无任何建筑安全性时（S=0），从理论上将损失趋于无穷大，具体值取决于机会因素；当建筑安全性达到100%时，损失趋于零。损失函数和增值函数曲线在建筑安全性为S0时相交。当建筑安全性小于S0时事故损失大于建筑安全增值产出，当建筑安全性大于S0时建筑安全增值产出大于事故损失，此时系统获得正的收益，建筑安全性越高，系统的建筑安全效益越好。
最适建筑安全：建筑安全系统的功能与社会经济水平的统一，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统一，在有限的经济和科技能力的状况下，获得尽可能大的建筑安全性。人们对建筑安全度的要求是尽可能地提高以使建筑安全投资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潜在的经济效益，应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条件下适当地考虑提高建筑安全投资量；要大幅度地提高系统建筑安全度和建筑安全的总体效益，其根本出路是依靠科技进步，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人的建筑安全意识和技术素质，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最大的投资额。但考虑到建筑安全是“功能产品”：具有建筑安全条件、健康保障减损和免害的功能，还应该考虑事故与建筑安全的独特性。
由于事故是一种“非正常事件”、“稀少事件”，从空间和时间上，人们对它们的把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处理建筑安全问题时，应使不平衡状态向“保守”、“冗余”、“超前”的“建筑安全过余”方向倾斜。这一点可从如下两方面论证：首先，从宏观过程上看，建筑安全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滞后性”，既建筑安全活动的效果不是在一开始就能显现出来，而是贯穿于整个过程，甚至在过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才出现。因此，建筑安全措施和对策应先于服务系统功能的出现，“超前”着手。其次，从微观手段上看，建筑安全手段的效果往往是“预防型”的；而事后“抢救型”的，即从整体上分析，建筑安全措施具有时效性，建筑安全系统相对服务系统，是控制系统。因此，建筑安全系统在时间上应“优先”，在功能标准上应“优越”。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在制定建筑安全发展规划时，还应考虑建筑安全的超前发展原则，以充分实现建筑安全与社会经济的“本质协调”。
2、建筑安全的保险分析
意外导致的损失是一定会发生的，当它们发生时，人们必须采取某些融资措施予以弥补。损失融资可通过自留和转移来实现。一些潜在的损失被自留，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许多单位自留某些风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遭受这一损失。转移风险则是将风险的经济负担转给了别人。如保险公司利用概率论和大数法则，本着一人受损众人分摊的办法来使受灾者相对减少损失。2003年5月7日，经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形式上是经济补偿，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其运行的机制和措施包含事故预防作用，工伤保险“两个费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以及所展开的事故预防工作更容易为企业接受。
保险公司的经济效应产生于边际效用递减效率。投机和保险市场，由于信息市场失灵，会出现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市场失灵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及风险最大者成为最能购买保险的人群和恶意。在市场失灵时，就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政府具有税收和调节权利，加上有能力通过扩大保险的覆盖面以避免逆向选择。
3、对策论在建筑安全理论方面的分析
由于对策论的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对策论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进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钥匙和必经途径。1994年三位对策论专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都能看到用对策论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并且对策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用著名经济学家克雷普斯（Kreps.D.）的话来说，没有掌握对策论的经济学家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学家，而只能在当代经济学殿堂的大门外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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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对策论对经济行为从效用最大化拓展到效用均衡化，经济对策论在刻画人的行为方面所提供的方法的精确性，远远超过了其他方法。这就正好抓住了经济系统研究最关键问题的本质，该学科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纳什均衡是一人在其他博弈者的策略给定时，没有一方还能改善自己的获利情况。
为什么纳什均衡反而在博弈双方收益，受益相对较少的时候存在？请记住亚当。斯密的格言：“做相同生意的人是很少相聚的……在一些人想努力提价时……谈话终止了。”“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好。”
在现实世界，建筑企业在对建筑安全投入进行决策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重。通常不仅是两个建筑公司的竞争，而是更多的家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更难达成合作协议，仍然难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这时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外力的干涉，建立专门的建筑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在表1左上角均衡下，建筑企业可以获得与非建筑安全世界同样的利润。
4、政府经济学在建筑安全方面的分析
政府决定一经形成，就有强制贯彻的效力，也就是说必然影响现实的经济。于是政府决定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效率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政府决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不可能像上述抽象模型那样去决策，而是要分析现实的机制，看他是否大体符合效率原则，是否可以进行某种改进。
对实际的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发生事故后大部分的事故损失并非由企业承担，而是雇员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共同承担。但是这种损失的转移，使事故的成本不进入企业的利润损失核算中。这样就会造成企业决策者对建筑安全投资的决策，在仅仅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下进行，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建筑企业建筑安全投入的积极性是有限的，并常常处于亏欠的状态。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外部损失的存在使得个体投资决策这可能做出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相违背的决策，看一下损失负担的结构，大部分损失由社会承担。由于通常是建筑企业控制事故风险方面起主导作用，事故水平将大大超过经济范围。这时，可以首先采取措施缩小内部损失和总损失的差距，使得损失更多的落在雇主肩上。在工业革命早期，即如此。其次，社会可以建立一个规范体系，使得建筑企业超脱利益限制，来改善工作环境。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满足建筑安全生产的需要。故此，我们提出“外部损失内部化”的策略：一方面加大经济激励，另一方面加强规章体系的约束力。
5、结论
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建筑安全，其不再仅仅是死不死人、伤不伤人的问题，而是转变为真正的以人为本、全面关注每个劳动者的职业建筑安全健康上来。劳动者不但要求生命的保障，还对舒适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职业病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需求，这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安全生产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有规律性，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使其市场与现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从决策的角度研究建筑安全理论。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 罗云建筑安全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3] 崔克清，张礼敬，淘刚，建筑安全工程与科学导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4] 金龙哲，宋存义，建筑安全科学原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5] 李如义，理论经济学概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5
英文名称：JournalofXi＇a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主管单位：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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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2817
国内刊号：61-1411/F
邮发代号：52-155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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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济学论文篇6
文章共分七个部分:引言部分,提出写作论文的起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从国际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的角度阐明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概念,并找寻到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冷战后,信息安全日渐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实质就是要保证信息系统及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潜伏性和突发性、攻击源的多样性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安全主体的不对称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生态等领域。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第四章,从我国信息安全遭到挑战的原因分析,探讨包括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现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国民信息安全意识、基础信息产业严重依靠国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对扞卫我国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时还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冲击与启示。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 建筑业 安全生产 经济学
随着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生产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建筑产品的质量提高和特殊要求与日俱增。为此，国家每年投入巨资生产建筑产品，以逐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部分工程项目由于施工中注意安全不够，重大伤亡、倒塌等事故屡屡发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在建筑行业内生产建筑产品的全过程中注重安全，树立以安全生产促进质量提高，以安全生产促进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安全生产促进国民经济收入增加的思想观念，实现安全、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企业经济效益不单是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包括使用建筑产品的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效益。为生产中的安全必然影响产品质量，而质量的高低又必然影响产品使用者的资金(如维修资金)的再投入或多投入问题，影响到资源的多耗用问题。建筑安全问题，影响建筑业的全部生产活动，也可说影响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筑安全管理促进建筑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建筑科学的发展，推动建筑技术科学与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从而对推动建筑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我国建筑安全生产状况不容乐观，严重阻碍了建筑业的持续健康发展。2005-2008年，建筑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分别达2607人、2538人、2722人、2831人，仅次于交通和矿山事故。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在于安全投资长期不足，而企业不愿进行安全投资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主观上将安全投资看成是一种纯消耗，认为其投资没有经济效益。通报表明，2009年3月份，全国建筑业伤亡事故呈高发频发态势，共发生较大以上事故14起、死亡和下落不明72人，同比增加5起、21人，分别上升55.6％和41.2％。其中，3月中旬，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境内，由中铁十二局承建的集包第二双线新旗下营隧道施工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0人下落不明。进入4月份，又发生1起较大建筑施工事故，4月2号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江苏南通中集罐式储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重型压力容器车间探伤房土建施工工地，在混凝土浇注过程中发生高支模坍塌事故，造成7人死亡。据中国建设报报道，去年，我省(浙江省)共发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71起、死亡100人。其中较大事故3起，死亡9人；重大事故1起，死亡21人。与2007年相比，去年的安全事故起数上升14.52％、死亡人数上升51.52％。由此可见，建筑施工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建筑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
(1)劳保用品与机械设备在质量上的优劣差别比较。实例分析：在建筑工地上常常发现产品质量不一的劳保用品和机械设备，例如，有的安全网片每片需花40元，而有的一片仅需18元。毫无疑问，18元一片的安全网质量差，这不仅表现了一部分商家投机取巧，迎合施工单位的心里，而且表现了一些施工单位片面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不顾职工的安危，而购买价格低廉的劳保用品由此可见，购买质量较好的产品，乍看安全投资较大，但经久耐用、质量可靠、安全有保障。不仅会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而且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2)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工程经济效益：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安全事故发生几乎每天都有报道，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企业人心惶惶，停业整顿，政府及有关部门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处理善后事宜，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对于一个施工企业来讲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谈?相反，为了确保安全生产，不少企业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连续多年无事故发生，这对施工企业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是一种管理科学到位，重视员工利益的表现，它有利于企业凝聚力的提高与亲和力的增强；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因此，无形中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从生产设备的投入和安全文明生产的投入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情况，可见重视安全生产不仅不会是一个多余的投入，反而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1 一般均衡论对建筑安全的分析
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论一直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占统治地位，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般均衡论，既多个产品市场在价格引导下的同时出清的理论，无论在宏观经济学还是在微观经济学中都是基础的理论，在建筑安全的领域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从时间上分析，建筑安全利益一般经历负担期一微利期持续强利期利益萎缩期无利期的阶段循环。
从建筑安全的作用对象上看，建筑安全的目的首先是避免或减少人员的伤亡及职业病；第二是使设备、工具、材料等免遭毁损以及保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消除或减少环境危害核工业污染，使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大。从经济的着眼点看，建筑安全具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避免与减少事故的经济损耗和损失；二是，维护生产力与保障社会经济财富增值的双重功能和作用。
从宏观过程上看，建筑安全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滞后性”，既建筑安全活动的效果不是在一开始就能显现出来，而是贯穿于整个过程，甚至在过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才出现。因此，建筑安全措施和对策应先于服务系统功能的出现，“超前”着手。其次，从微观手段上看，建筑安全手段的效果往往是“预防型”的；而事后“抢救型”的，即从整体上分析，建筑安全措施具有时效性，建筑安全系统相对服务系统，是控制系统。因此，建筑安全系统在时间上应“优先”，在功能标准上应“优越”。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在制定建筑安全发展规划时，还应考虑建筑安全的超前发展原则，以充分实现建筑安全与社会经济的“本质协调”。
2 建筑安全的保险分析
意外导致的损失是一定会发生的，当它们发生时，人们必须采取某些融资措施予以弥补。损失融资可通过自留和转移来实现。一些潜在的损失被自留，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许多单位自留某些风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遭受这一损失。转移风险则是将风险的经济负担转给了别人。如保险公司利用概率论和大数法则，本着一人受损众人分摊的办法来使受灾者相对减少损失。2003年5月7日，经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形式上是经济补偿，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其运行的机制和措施包含事故预防作用，
工伤保险”两个费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以及所展开的事故预防工作更容易为企业接受。
保险公司的经济效应产生于边际效用递减效率。投机和保险市场，由于信息市场失灵，会出现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市场失灵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及风险最大者成为最能购买保险的人群和恶意。在市场失灵时，就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政府具有税收和调节权利，加上有能力通过扩大保险的覆盖面以避免逆向选择。
3 政府经济学在建筑安全方面的分析
政府决定一经形成，就有强制贯彻的效力，也就是说必然影响现实的经济。于是政府决定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效率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政府决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不可能像上述抽象模型那样去决策，而是要分析现实的机制，看他是否大体符合效率原则，是否可以进行某种改进。
对实际的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发生事故后大部分的事故损失并非由企业承担，而是雇员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共同承担。但是这种损失的转移，使事故的成本不进入企业的利润损失核算中。这样就会造成企业决策者对建筑安全投资的决策，在仅仅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下进行，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建筑企业建筑安全投入的积极性是有限的，并常常处于亏欠的状态。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外部损失的存在使得个体投资决策这可能做出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相违背的决策，看一下损失负担的结构，大部分损失由社会承担。由于通常是建筑企业控制事故风险方面起主导作用，事故水平将大大超过经济范围。这时，可以首先采取措施缩小内部损失和总损失的差距，使得损失更多的落在雇主肩上。在工业革命早期，即如此。其次，社会可以建立一个规范体系，使得建筑企业超脱利益限制，来改善工作环境。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满足建筑安全生产的需要。故此，我们提出“外部损失内部化”的策略：一方面加大经济激励，另一方面加强规章体系的约束力。
结论
建筑行业的建筑安全生产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事故高发，牵扯面广，经济损失严重，使得建筑安全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不再仅仅是死不死人、伤不伤人的问题，而是转变为真正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施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实现安全生产。实现安全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是要保证必要的安全生产投入。必要的安全生产投入是施工企业减少事故，实现安全生产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本条件。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使其市场与现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从决策的角度研究建筑安全理论，对建筑安全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为今后做好建筑施工业安全生产发展工作开拓思路。
参考文献：
1 威廉・诺德豪斯建筑安全指导(第十七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8
界定自己与身外的世界，事关一个组织的安全感。产科护士会告诉妈妈，新生儿需要裹紧了睡，因为孩子在边界分明的被包中会觉得就像在母体“内”那样安全。其实她是安全的，但大人操心的是她的安全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这里谈点心理常识并不牵强。2006年，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为了挽救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不利选情，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出资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修建700英里高科技的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越境。有识之士指出，这项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足够的配套资金；而且即便有资金建成全部隔离墙，也不能根治非法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但是，布什的虚晃一枪和表面文章打点的就是广大选民的安全感。
对于西欧与北美，移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己与他人的界限问题。面对大量的外国移民，传统居民感觉到自己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甚至语言等等，因而感到存在意义上的害怕与无助。于是，有些传统居民诉诸极端的反移民政见或措施。这些极端立场被称作“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听上去是政治概念，而其英文原文“Xenophobia”和幽闭症、恐高症等心理疾病的名称一样都有phobia(恐惧症)这个词根。排外主义无非是内心对外人之过度害怕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表达。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国家发改委的“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于基本顺利地走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过渡期的中国，2006年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此后，中国不再有适用于过渡期的那些操作性、时间性非常强的具体开放措施的约束，而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以多边机制为初衷的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蚕食。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攀升，一方面，中国的作为与不作为皆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实际效力构成日益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需规模之大已经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更能够躲进自家成一统，管它外面春夏与秋冬。国际上，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坦率承认的，当前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觉得发达国家在开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鼓吹开放，当开放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背信弃义，重新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所有这些国内外的利益格局和舆论环境都为中国经济重心在2006年后向内转提供了理由、原因、诱惑和便利。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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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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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毕节学院；安全工程；课程体系
作者简介：范育青（1980-），男，江苏灌云人，毕节学院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讲师；汪华君（1970-），男，山东聊城人，毕节学院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贵州 毕节 5517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毕节学院教学研究与改革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JG2010001）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1-0077-02
一、我国安全工程专业现状及其课程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安全专业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安全工程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安全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保障。我国安全工程教育始于1958年，并于当年设置了工业安全技术、工业卫生技术专业，1983年根据需求建立了矿山通风与安全本科专业，1984年在前面3个专业的基础上确立安全工程本科专业。[1]近年来，我国的安全专业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开设了安全工程本（专）科专业的院校有100多所，但由于安全学科是一门综合理、工、文、法、管、医等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目前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各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存在较大分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高校的安全工程专业开设专业基础课总共有74门，专业课113门，差别非常大。
此外，安全科学的交叉学科特性及各高校本身具有的不同行业特色，使得不同院校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呈现出不同的特色。[2，3]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用人机制的变化，传统的课程体系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安全工程专业人才的要求。[4]
因此，如何从本校、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构建合理且具有特色的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已经成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安全工程专业人才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毕节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坐落在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毕节试验区唯一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承担着为毕节试验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的重要功能。2010年8月4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出席毕节学院“创先争优”座谈会上时也指出：“服务毕节试验区是毕节学院的根脉所系。”
随着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工业强区”战略的实施，毕节对安全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校2010年增设了安全工程本科专业，开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级安全工程专业技术人才服务。
1.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文件指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
我校安全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培养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具备安全监察与管理、安全检测与监测、安全设计与生产、安全评价理论与方法、安全教育与培训等工作能力，并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在学校本科教学思想与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在充分调研国内其他院校的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上，提出了2011版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方案，将课程体系分为五大模块：通识教育模块、专业基础模块、专业主干课程模块、专业方向模块和实践教学环节。在课程体系安排上，对各类课程学时学分做了重新分配，主要为了减少专业主干课学时、总学时及总学分，增加通识教育、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学时及实践教学环节学分。
（1）通识教育模块。旨在进一步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加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贯通和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和身心素质。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必修和选修两类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等课程，占总学时40%。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分为人文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与技术类、体育艺术与素质拓展类等系列。该类课程每学期由学校教务处统一修订，要求学生至少选修8学分，占总学时6%。
（2）专业基础模块。旨在为学生打造一个宽阔的专业知识基础平台，主要包括：机械设计基础与制图、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语言程序设计、工程力学、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工程燃烧学、流体力学与流体机械、工程地质学、测量学、电工与电子技术等课程，占总学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