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1
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
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甚至将农业特色经济和特色农业两者等同起来。实际上两者有不同的内涵。自1995年江西省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后,理论界对特色农业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①对特色农业有多种表述:胡传铃(1996)认为特色农业是相对常规农业,主要指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制品,包括特种种植业、特种饲养业、特种林果业、特种水产业和特种加工业等。
②王建农等(1997)认为特色农业是具有区域地缘、工艺特色和高新技术特色农业产业的总称。
③刘志民等(2002)认为特色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是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开发新产品或从事具有地区特点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包括都市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精品农业、水体农业、立体农业、绿洲农业、旱地农业等。
④刘成玉(2003)认为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标的农业形态。
⑤上述对特色农业的表述看出,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农产品,是一种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中强调的“特色”都是地域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基础上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新理念。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的界定有:孙赛英,陈红儿(2003)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指一区域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竞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力和生命力的与其他区域有明显不同之处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特”最终是以农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⑥周应堂,韩美贵(2006)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在一定时空内以特色为前提,以企业为基础,以产品、质量、品牌、技术、效益、规模为基本要素,在区域内外所形成的良好印象的综合体。⑦农业特色经济与特色农业的区别在于:
(一)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特色经济是将特色资源商品化,并通过对特色商品生产、营销、精深加工。品牌树立及维护等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经济综合体;
(二)特色农业的“特色”一般仅局限于地域的物质资源禀赋,而农业特色经济的“特色”包括地域物资资源禀赋、技术和人力资源因素、文化因素、品牌因素、市场因素、企业、企业集群和企业家因素(周应堂、韩美贵,2006);
(三)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生产特色农产品,而农业特色经济的核心目标是形成聚集特色产业集群的农业特色经济区。
(四)特色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比较优势,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农业特色经济可定义为:农业特色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物质资源禀赋和技术、人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将区域内农业资源商品化,品牌化而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成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聚集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农业特色经济可以是以特色农业生态资源、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形成的特色品牌和特色产业为依托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综合体。
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客观趋势决定的。1997年党中央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结构变化,由全面短缺转向普遍过剩(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00),需求数量达到饱和期,对质量要求提高,品种要求更加多样化(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农产品供求的变化导致了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制约转变成主要受市场需求制约(孙赛英,陈红儿2003)。
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竞争国际化的外在环境推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环境。一方面,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巩固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设置和提高农产品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我国的农产品总体质量不高,很容易受到外国技术壁垒的阻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存在农药残留、化肥残留、重金属、商业品质等方面的问题。发展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农业特色经济,克服国际竞争中技术壁垒的阻拦,适应国际竞争市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巩固我国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日趋饱和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食物消费的不断升级,对农产品质量要求更高,品种要求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和偏好,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竞争模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业及农产品市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供给相对过剩,本论文由整理提品品种单一,经营模式雷同,大量同质产品和服务充斥市场,使得市场仍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动农业竞争模式由单纯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因素的竞争,鼓励农产品生产者通过改进质量,发掘特色、深化加工,创新营销来扩大市场份额。
第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农业特色经济避免了价格竞争,使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通过所拥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还可以分享生产、加工、营销中的增值利益。
第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形成我国农产品品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品牌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不仅直接代表了特定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信誉,而且还包涵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翁鸣等,2003)。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及对品牌的忠诚,使品牌产品形成无形的壁垒效应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三、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分析农业特色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涉及竞争优势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e•porter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著名的钻石理论,即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提出,一国的特定产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四个关键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政府”和“机会”两个辅助因素影响上述四个环境因素。
⑧将竞争理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业特色经济中所谓的“特色”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形成该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四种因素有: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产品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农业经营企业状况(见图1)。
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业生产的要素条件包括初级生产要素条件(如气候、地理位置、劳动力等)和高级农业生产要素(如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农业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结合的过程,对农业特色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现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国内的需求条件:根据竞争优势理论,需求条件可分为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和强化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包括细分市场需求、内行而挑剔的客户需求、预期型的需求。
强化竞争力的需求包括需求规模(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客户的多寡)和需求成长的模式(国内市场的提早需求、国内市场的提早饱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内因就是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供需相对过剩,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挑剔和细化,所以国内的需求条件对特色农业经济的竞争优势形成有重影响。相关和支持产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相关活动的经济综合体,可见农业特色经济是所形成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资源,使得相关产业的“提升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见图2)。
图2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特色农产品生产为例)农业经营企业的状况:农业特色经济的主体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⑨,其对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二是企业经营的规模大小。⑩经营者的素质和经营的规模对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使用、对市场竞争的驾御等都有影响,从而影响到农业特色经济的竞争优势。
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拥有上述四个因素,并不必然拥有产业竞争优势,各个因素之间是彼此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机遇和政府是辅的影响因素,对每个关键因素产生影响。如政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补贴、教育、资金市场政策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制定的农产品标准必然影响到需求条件,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受到该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机遇(如农业科技发明创新、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增等)在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的形成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因素。注释:
①关于发展特色农业问题的学术观点综述.江西农业经济.1996.(6).第18页.
②同①第19页.
③王建农等.特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经济问题,1997.(2).第57页.
④刘志民等.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2.(1).第8页.
⑤刘玉成.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2003.(4).第2页.
⑥孙赛英,陈红论农业特色经济与农产品差异化竞争.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第347页.
⑦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现代化.2006.(2).第26页.
⑧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⑨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第115页.
⑩陈卫平.农业国际竞争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体制改革.2002.(4).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翁鸣等.中国农业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曾说：“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转贴于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樊瑛，2007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12):4-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张五常，2000，论新制度经济学[a].//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441.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3
关键字:关键字；检索；中国；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Z8文献标识码：a
一、课题分析
该课题属经济学领域一般层次的理论型研究，通常情况下需要首先检索时间跨度为5年左右的文献，再视具体情况回溯5～10年。信息类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
（一）选择检索工具
根据检索课题的学科范围和研究的方向性质，确定需要查找的检索工具如下。
1)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2)万方《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群》
3)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
5)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
（二）确定检索词
首选检索词：中国经济形势（ChineseeconomicSituation）;发展方式（Developmentmode）;全球经济形势（GlobaleconomicSituation）;
（三）分类途径
从课题分析可知，本课题的学科分类是属于经济学。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可选用分类号S作为大类检索入口。
二、拟定检索式
CnKi检索平台基本检索式：（中国经济形势oR全球经济形势oR通货膨胀）anD(发展方式oR增长方式oR宏观调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式：k=(中国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形势+通货膨胀)ˆ（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宏观调控）；
外文数据库通用检索式：(“Chineseeconomicsituation”oR“gobaleonomicsuation”oRinflationˆ)anDbrakˆand(developmentmodeoRincreasingmodeoR“macro-control)。
三、筛选检索结果
根据不同检索系统的语法规则，对上述检索式作适当的调整，并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进行检索，对上述数据库分别进行了检索，并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进行了补充查找；时间跨度均为15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700余篇，现按文献类型部分列举如下.
（一）期刊论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
2.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二）博硕士论文
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复旦大学2005
2.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
（三）学术会议论文
1.祖强；梁曙霞。后危机时代加快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a]。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11
2.Jun-eLiuinformationschoolBeijingwuziUniversity,101149Beijing,ChinaXiaoshuaiHu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ebeiUniversityofengineering,056038Handan,ChinaZhanglinGuoDepartmentofcivilengineeringnorthChina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101601Beijing,China。macroStrategicplanningForBeijingLogistics[a]。2010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omputer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nagricultureengineering(CCtae2010。2010/06
四、文献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仍是全国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且我国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达到或者出于领先水平，如：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
但目前类似的研究大多比较狭隘，从检索的结果看，其纵观整个经济运行层面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交错分析较少，因此，此课题——“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以及学术意义显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五、学术论文写作
众所周知，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较困难又比较复杂的一年，是两个问题兼而有之的问题。从困难程度来说，没有2009年那么困难，保增长不是主要任务。复杂程度也没有2010年这么复杂，2010年所谓复杂，是很多问题我们看不清楚，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间会孕育什么风险。在2009年预计2010年的时候，大家说今年的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从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调控政策就出台了。包括限制房价的政策。到了5月份，当时在人民银行开会的时候，很多学者又担心中国也会出现通货紧缩。3月份，又开始发生新变化，美国开始货币放量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就显示出了2010年宏观调控的一些复杂程度。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在总的态势来看对往后经济发展将起着一定的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态势。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要强于预期，且具有一定的韧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和随后的欧盟刺激政策退出的冲击。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势，经济增长将较2010年有所放缓，预测在4%左右。美国经济仍可维持适度增长。欧盟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表明市场信心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继续增长的可能性也较大。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相对暗淡，但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经济又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因而日本经济仍可保持正增长。
其次，国内发展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级政府积极谋化发展，项目储备与准备情况良好。经过多年的准备，目前中西部地区发展已步入快车道，大规模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正在展开。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现有优势产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加快创造出新优势产业。消费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可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运用空间。尽管2010年继续实施了大规模一揽子刺激计划，2010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仍在1%以内，国债余额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两项指标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其他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这表明，当前财政仍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财政政策运用仍有很大空间。
第四，全球通胀压力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发达国家产出缺口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国内价格水平特别是ppi与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高度相关，明年国际价格的稳定对保持国内价格稳定比较有利。
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实现“四个转变”。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问题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4.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作者简介：崔柏（1972-），男，河北联合大学理学院，实验师，本科；研究方向：图书学与信息学技术
孙毓川（1974-）男，河北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馆员
参考文献
[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复旦大学2005
8]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2]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3]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4]迟福林。“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和重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5]吕传廷；吴超；严明昆。发展转型与绿色增长——以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研究为例[a]。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2010/06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东亚奇迹；东亚复兴；经济增长机制；区域产业循环
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模式”实际上就是“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本文将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这个时间段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从区域产业循环视角考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类文献做一番梳理。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东亚奇迹”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对“东亚复兴”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全文。
一、“东亚奇迹”时期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因而这段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从区域产业循环的角度看，东亚奇迹时期东亚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滚雪球效应”、“雁行形态”和“喷泉模式”。
1.“滚雪球效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美国政府扩张性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美国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资本流入、技术开发及援助，对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事实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是“东亚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
2.“雁行形态”机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是有一个领跑的国家，其后有数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前进，这就如同一群飞行中的大雁所形成的阵形，故又称为雁行形态。该理论最早是由赤松要于1935年在《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小岛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阐述。小岛清把产品的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阶段也不同，从而各国间形成了雁行形态。在该理论的实证方面，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从经济数据看符合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雁行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了新的空间。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即以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结构传递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其中，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行提升模式”的主导力量。在实证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雁行提升模式”明显地表现为“FDi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过程。以FDi为基础的东亚“雁行提升模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序即各国工业化的起点选择具有密切联系。日本无疑是上述“雁行提升模式”最初的领头雁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喷泉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不仅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构成投资源多源化的现象，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多发性的增长源。对此，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喷泉模式”或“多发性经济增长源”机制。
二、“东亚复兴”时期
1.亚洲经济的自我循环机制。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发现，1990年~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进口增长额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了33%，美国次之，第三是中国（18%），第四位是东盟各国（17%），日本占9%。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计进口增长额在亚太进口增长额中所占的比率为68%。亚洲各国的区域内相互贸易已从1980年的327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366亿美元，增加了4.2倍，进而又增至1995年的3361亿美元，增加了2.5倍。1995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对全世界出口额的37%，对全世界进口额的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盟各国的最大投资者并非日本、美国，而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亦是以香港为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2年~1995年4年间中国所引进的FDi实际利用额有58%为香港包括澳门所占据，其次是台湾，占10%，日美两国合计也不过14%。
基于以上数据，渡边教授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需求飞速地增长，亚洲区域内物资流通的“自我循环机制正在形成”，即通过“在区域内获得出口货物的需求对象和投资资金的供给对象”这样一种“让货物和资金在区域内自我循环，亚洲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实现了包括周边和近邻各国在内的外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区域内分工的重组和深化。他认为这两方面表里一致，共同的直接原因是称为“双重机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这是比较劣势化的产业对海外的投资，是一种旨在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行为，将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动。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起到了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并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
2.顺贸易志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带动论。小岛清对渡边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他认为亚洲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起参与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竞争，建立新的增长机制。为此，需要顺利实行两种转换：一种是从发展模式“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换；另一种是将与此相呼应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从以往的等级制度型向水平型转换。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能起到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且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小岛清将亚太经合组织15国分成两组（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对1980年、1990年和1992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与贸易依赖程度同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区域内贸易额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亚太经合组织内、尤其是亚洲组内的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贸考试吧到了互补作用，出现了由投资所改善的贸易关系，进而又促进了投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顺贸易志向型”的关键在于为了扩大互补贸易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模式，由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化产业开始投资，以此加强受资国的该产业的比较优势。
3.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出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趋势，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薛敬孝认为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转贴于
从东亚分工的角度看，薛敬孝认为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龙”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等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一一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
此外，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需求乘数来分析，薛敬孝认为东亚地区内贸易（下转第101页）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而且不对称性在缩小；从投资角度看，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资本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在整个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龙”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龙”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东亚地区也形成咬合联动的局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由于两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
三、结论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虽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对整体趋势并无影响。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条件下，亚洲地区应加强内部生产网络的构建，巩固内部循环机制，保持地区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好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日）小岛清.雁行型经济发展论——赤松原型.世界经济评论，2000，（3）.
2.（日）小岛清.亚洲的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世界经济评论，1997，（3）.
3.（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世界银行.东亚复苏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作者简介：仉建涛(1953－)，男，河南西华人，许昌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7－03 收稿日期：2007－03－0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成功。新世纪中国应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较为关注且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后的经济实践中曾经采取的以及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赶超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建国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通过发展相对于本国资源禀赋条件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教授(1999)在分析传统的“赶超战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主张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提高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程恩富，2003)。郭民生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作用、定位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以“五新”(即知识产权优势、知识产权经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人才和知识产权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自主创新模型(郭民生，2006)。
二、三种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比较
1．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等。
一般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干预的主导作用，赶超战略能够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赶超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迅速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没有自生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其三，赶超战略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其四，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劳动力的吸纳却很有限，因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带来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低下(程洪、等，2005)。
2．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韩树明，2003)。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程恩富等(2003)看到“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程恩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他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郭民生(2006)在程恩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一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自然和知识两种资源，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加快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步伐，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促使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理论。
4．三种战略的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国经济走向成功的机理，但理论的提出不仅要考虑理论的解释力，还要顾及到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广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不仅具有理论来源和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就我们看到的文献
却是对它的批判多于赞誉。不少文献中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失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而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很难想象，日韩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造船、汽车等产业优先发展时是遵循了它们当时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采用赶超战略而只有日本及四小龙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呢?我们认为，政府决策、把握时机以及制定赶超扶持政策的能力等是关键的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发展日益完善。它们认为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应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大国的最大优势是与劳动供给充足和低收入相伴的低劳动力成本。在不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以此优势为基础，他们能够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上获得较高的价格竞争力。但在现实的竞争中，许多非价格因素的介入，使得产品竞争力的决定由一维变成二维乃至多维，成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落后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总的竞争力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熊贤良，1995)。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上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的认识的深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Jeff・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
我们认为，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学家新近提出的第三种发展战略，尽管尚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向我们揭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残酷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并非如经济理论和模型描绘的那样美好，贸易摩擦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尽管取得的成就巨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销往全球，但环顾全球500强和全球500强品牌排行榜，却鲜有中国的名字，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为欧美国家企业做嫁衣的工作，商品附加值的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留给我们的除了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用外，还有倾销的恶名。这固然与我们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有关，但我国企业不注重研发，政府长期忽视专利制度建设，缺乏知识产权优势也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的发展已由卖产品逐步迈进到卖标准的时代，拥有标准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众多的专利，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产权这种非对称优势。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指明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及依据
我们认为，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该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还要考虑战略选择时代的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该国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现状等全面情况。我国发展的战略的选择必须紧紧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的国情时，有两条原则必须不能忘记：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消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比较优势战略，靠出口自己的初级产品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品，而把关系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钥匙让别人掌握。传统的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拥有的，特别是在当时冷战白热化时期为了生存必须拥有的。
当然传统的赶超战略所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也有缺陷。它认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技术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发展，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研发成本和规避很多风险。客观的讲，在一些一般技术方面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国家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而不注重自己的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赶而不超的尴尬境地。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我国与外国最大的一个不同的约束条件之一是我国的人口问题。如此多的人口面临着就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解决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经济问题就会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要以就业为导向全面调整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讲，“用裤子换飞机”还得继续，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劳动力集聚；中心一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15—07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政府应大力扶持与引导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不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一国或企业通过分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能使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获得一定先发优势。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并不多，使得我国企业无法享受利用中心区资源集聚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扶持和激励措施，推动形成具有集聚能力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7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优势互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步伐，还对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及其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借鉴和政策选择
（一）平衡发展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平衡增长论。他主张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这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迄今为止在实践中还难以找到平衡增长的成功范例。其弊病在于难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1)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资金，这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依赖外国资本也是靠不住的。(2)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难以解决。同时投资，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也就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二）平衡发展理论
以赫尔希曼、缪尔达尔、诺思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如：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他据此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平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地循环运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这个原理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回流效应理论，揭示了区域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扩张变化。
上述观点也有局限：不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充分回答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平衡增长内部多种状态的区分，这给实践中对增长方面的界定和判断增加了难度，它没有充分回答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所谓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理论对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上述理论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和措施提供了借鉴和思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变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面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主要有：
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东后西，实行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发挥带动、示范、帮助的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中国地理条件复杂，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差别。过去我们推行平衡发展，结果是具备条件的地区多年没有较大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下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太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使我国东部有条件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当然也使地区差距扩大。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构想，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带动和帮助之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超长发展，迅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各地区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优势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加强各地区合理分工，避免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横向联合，协作，实行优势互补，形成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和重点
（一）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
（二）发展特色经济，利用分工，发挥地区优势。
（三）发展并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整合各地区经济，优势互补、区域协作。
（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我们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
（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链。
参考文献
[1][法国]J·B希德维尔，区域经济规划问题[m]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8
[关键词]产业集群；新经济地理学；新产业区；区域创新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集聚原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伴随着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产业集群的实践，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充分认可。然而，理论界对于产业集群的认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对产业地理集聚现象的观察，到描述、分析、比较这一现象，再到导人集群的概念，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集群竞争优势及成因、分析集群的演变与形成机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大大地丰富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本文将在对现有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期能够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一、产业集群的内涵
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porter(1990)的经典论著《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但在该论述中，por-ter只是将这个概念作为研究中的一个分析要素，并没有给出精确的产业集群定义。在此之后，有很多学者从各自领域与行业出发给出了很多关于产业集群的定义。
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权威的精确的定义，但从产业集群内涵的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应该涵盖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产业集群是对应于一定的区域而言的，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础之上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其次，产业集群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包含了某一产业从投入到产出以致流通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完备的价值增值网络；最后，产业集群是一个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新型的、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其内部能够实现知识和技术等现代资源的充分流动。
二、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
对于产业集群理论这种懵懂的认知，在理论界持续了近70年之久，直到porter和krugman关于产业集群经典论述的出现，方才将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引发了新的产业集群的研究热潮，并最终形成了以目前这种横跨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局面。本部分将围绕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的不同研究领域，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揭示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krugman、fujta等运用主流经济学建模手段来解释经济的区位问题，该经济学分支被krugman称作“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通过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并据此来考察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区位和外部经济的作用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
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试图通过主流经济学理论搭起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桥梁。它通过理性决策和间接的一般理论来模型化离心、向心之间的均衡问题，大大地激发了产业集群研究的活力，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由于将研究的焦点置于模型的建设与完善上，难免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软的要素(如文化、制度)忽略掉，使得该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验洞察力不足和对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以及相关政策出台对区域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力预测不足的困境。
(二)产业集群的新产业区理论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面对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呈现了经济衰退景象。但是，在诸如美国的硅谷、意大利的东北部(如艾米利亚一罗马捏区)和中部等地区，却与大经济环境相背，出现了经济增长稳中有升的现象，成为抵挡和战胜经济衰退的“领头军”。这一情景，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这些区域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之为新产业区。新产业区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学者，根据本国的实践，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特征予以了高度的概括，并就新产业区的标志、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等发明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归纳现有研究，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企业的综合体，它为竞争优势产业提供了区域创新环境。区内独立企业之间通过中介机构结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新产业区成功的法宝是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并持续发展，新产业区的研究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可以概括出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构建中小企业集群网络，依靠内源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在丰富的文化底蕴下，区域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结成一种合作网络，共同打造成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环境。这种环境不但促使企业不断创新，而且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技术得到协调的发展。新产业区，不能单纯依靠外力(主要指外来资本和本地的自然资源禀赋等)来得到发展，也不能通过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来发展，它强调的是自立型发展而不是依附型发展。
新产业区理论的提出，为人们构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国际化的今天，该理论直接面临着企业、市场与社会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理论的创新成为新产业区理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三)战略管理的产业集群理论
战略管理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1986年起，porter教授率领由30多位研究者组成的调查组，历时四年时间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十个重要贸易国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研究中发现，很多国家都能在一个或多个产业中培育许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根据10个国家中10个例子的分析，porter将这些不断创新企业的竞争优势归结为企业在国家结构中两个变数和四个因素的状况，即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和要素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需求条件、机遇以及政府，他将这些因素称为“钻石”系统(如图1)。
透过“钻石模型”，porter解释了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取得持久的国际竞争能力。按波特的观点，国家在某个特定的产业取得成功，是因为产业内部环境是动态的、充满竞争的，能够刺激企业不断进步和扩大优势。最为重要的是，“钻石”系统的各个因素组成一个相互增强的体系，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状态。当某产业各个“钻石”因素都匹配得很好时，那么该产业中或产业间将有一“簇”而不是一个成功企业，这些企业相互支持，竞争压力和连续的创新是前进的动力，而公司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是龙头企业而且也是该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地理集中造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六个基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形成产业国家竞争优势。por—ter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porter进一步对产业集群的形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形成了以“组织变革”、“价值链”和“柔性”等为核心概念的产业集群研究的框架体系。
以porter为首的战略管理学派，从“是什么影响了国家竞争优势”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通过经验总结，发现了产业集群在竞争优势获得中的关键作用，并据此开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一个新的流派，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在整个模型体系当中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几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贸易活动的影响，使得它只解释了已有的集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不预测它们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成功中心”等问题。
(四)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集群理论
对区域创新环境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该问题最先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该小组最初以社会文化环境这一概念为依托，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关注二者的互动关系，并在之后的诸多学者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环境”、“创新网络”以及“集群学习”为核心概念，以“创新相互依赖”为假设前提的产业集群理论框架体系。
区域创新环境理论的核心是了解什么外部条件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和现有企业的创新。该理论认为产业的本地化既包括提升整个社区的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也包括提供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增加辅助的贸易的专业化服务，满足众多公司的需求，为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创造条件。企业聚集使大家可以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的好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在发展中相互作用而结合成合作的网络，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知识、技术和有价值的思想、信息在网络中顺畅地流动、扩散、创新与增值，最终不仅带来了单个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而且也会带来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总的看来，区域创新环境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的关注，更加强调产业集群在“创新”环境形成的关键作用。该学派把产业集群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同时也关注创新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理念为理解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该理论过于强调环境的性质，不但没能很好地说明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互动的过程，也没有说清为什么本土化可以使技术和组织更富有活力，使得理论上稍显不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维度。
三、现有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从上述对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的归纳与梳理不难发现，无论是关注于制造业集群的新经济地理学，还是关注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新产业区理论，亦或是着眼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环境理论，还是着眼于全球领先产业的竞争战略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学派虽然关注的产业集群的类别有所不同，研究方法上也各具差异，但是每个理论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都是以“产业集群的内涵与外延”、“集群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集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以及“产业集群的政策体系”等为主题的。透过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产业集群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然而，综观各个理论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的研究，无论是马歇尔的“知识的外溢”，还是kmgrman的“历史事件”，对于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往往着眼于问题的某一点，缺乏系统性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下，不断地通过适应甚至是改造环境，缩减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组织化的产物。由于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环境特征不同，所以必然导致每一个产业集群均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研究，应该基于系统的观念，在对其形成和演化影响因子的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而透过对多个个案的规律性总结，来揭示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对此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是：
1 重新审视企业的本质。毋庸置疑，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就是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为此，探讨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就无法在回避“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来进行。然而，对于企业的本质问题，当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着“契约说”和“生产说”的争论，这直接引致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上的认知差异，并不利于对产业集群的制度创新。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9
内容提要：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和探索阶段，急需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将以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框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述，最终着眼于这些理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使中国企业能够立足于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取竞争优势。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一、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一）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具体表现在技术与知识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先进的组织管理优势、雄厚的资金优势以及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全球性的销售网络方面的优势。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三）内部化理论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财富。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四）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1）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2）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五）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所有权优势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包括交易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生产过程的一体化、技术、生产规模、商标、组织管理技能以及对销售市场和原材料的垄断等；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将其拥有的资产及其所有权通过内部化而获得更多的利益的优势；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企业跨国生产经营带来的特定优势。）表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有有有出口有有无技术转让有无无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2）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二）技术地方化理论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3）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4）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四）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结束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只要充分认清国际竞争特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快速发展。参考文献：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资金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齐晓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在国内的研究[J].经济经纬.2004（1）李洪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江小涓．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oo2，(73)．齐东峰.发展中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6（5）何健，禹九泓.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4(12)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10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04-03
1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1.1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3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只要充分认清国际竞争特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资金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齐晓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在国内的研究［J］.经济经纬，2004，（1）.
［3］李洪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