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153-03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阐述了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做出了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新的科学判断。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增强理解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必修课。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政策水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下简称理论体系）指导形势与政策课中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不但符合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要求，而且符合形势与政策课综合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一、运用理论体系确定讲解国际形势部分的立足点
1.国际形势讲解要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
观察形势的立场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观察形势，能否抓住形势的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状况作了科学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是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迅速激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成果丰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只有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才能更好地放眼世界舞台，判断国际形势，充分认识我国为创造改革开放良好外部环境所接受的挑战和做出的选择。
2.国际形势的讲解要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
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方向。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毕生追求的目标。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讲解国际形势，要求教师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使学生认识到国际形势部分要讲述的国家关系、世界组织、经济格局，都不同程度地能为我国进一步抓住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提供决策帮助，引导青年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审视和观察世界，明确时代赋予青年人的光荣使命。
二、运用理论体系中的国际战略思想把握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内容
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对外关系中带全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谋划。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国内外的实际状况，是其国内发展战略的延展。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国际战略理论，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中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辨明时展主题、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实现机动灵活策略”的红线是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的正确指导。[3]
1.用理论体系指导国际形势回顾的讲解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4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首先，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世界和平环境。因为有了和平的环境，世界各国才能实现自主发展与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何才能实现和维护和平。是世界各国在制定内外大政方针时都必须思考、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了“五不”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又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二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即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上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所以，我们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欺负别国，中国永远不称霸；三是坚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不当头。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绝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封闭。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各国的相互学习交往，有助于维护和平；五是在祖国统一的方式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又不弃武。因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涉及到与美国、英国、葡萄牙三国的关系，所以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采取了“和平统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5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劳动力集聚；中心一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15—07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政府应大力扶持与引导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不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一国或企业通过分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能使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获得一定先发优势。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并不多，使得我国企业无法享受利用中心区资源集聚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扶持和激励措施，推动形成具有集聚能力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崛起 世界体系 霸权 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历史曾多次上演大国崛起的悲喜剧。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值英国霸权衰落之际，德国、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崛起。20世纪末，即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21世纪将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对低成本的，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这样。”国际关系理论迫切地需要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解释，即“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国际秩序不稳以及现存强国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国的融入。”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参与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世纪大论战，以致有学者宣称，“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相反，世界体系论从整体主义视角对中国崛起做出了解释。可以说，作为主要研究大国兴衰和世界体系变革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世界体系论最早由沃勒斯坦创立。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理论内部出现分化，发生了分别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论战，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论流派，即“诸世界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的对立。沃勒斯坦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尽管人类经历了多个世界体系，但只有16世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就是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从古至今人类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诸世界体系”强调体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因而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单一世界体系”强调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
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实地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在扩张中形成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发展。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三极化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
核心地区是指那些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指那些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核心产品是指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带有额外经济强制的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半边缘地区是指那些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的国家。三个结构形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那么，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各主体在这个等级化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如何理性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实际上处于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状态。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几次大国崛起和霸权战争的洗礼，但世界体系结构中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仍保持不变。“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和最密集的资本，从而生产出最先进的商品。边缘的情况与中心基本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农产品。半边缘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其经济活动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边缘式特征，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就分工而言，中国在世界体系三个结构地带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生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外投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分配。现在中国正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兼备的阶段迈进，参与世界市场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显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也处于“被分工”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处于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境地。当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潜力已日益突显出来。
其次，崛起的中国不仅继续处于依附性积累阶段，而且仍然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剥削。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资本积累以不同速率进行，中心地带实行自主性积累，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带是依附性积累，资本积累率很低。产生这种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大部分生产活动不过是为满足中心地区的需求。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三是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本身掩盖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换剥削的事实。以中美贸易为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696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2964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268亿美元之巨。事实上，中国是以低工资产品交换美国的高工资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额低，但利润率却很高，中国对美出口总值大，但利润率却很低。况且，从理论上说，美国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如波音飞机)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如牛仔裤)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方式”。
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
第三，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数量将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暂时不会有沦为半边缘国家之虞，但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入中心国家俱乐部，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体系全部大国座席的历史格局。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其不同部分遵循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在发展进程中趋向于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这就意味着某些特定地区有机会使自己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
具体来说，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成为半边缘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不仅预示着中心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变中心地区国家实力的排序。这就是说，“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调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地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第三、半边缘地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因此，半边缘国家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三、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变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同于国家体系的分析单位，理解世界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它是一种自我形成的劳动分工。这就是说，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纵向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之所以称其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加强的。”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仍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经济体就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大，“足以摧毁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体系。”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在于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着多个政治体系，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实体控制的范围而在更大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给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体系不断的进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体系概念的三个特征：第一，世界体系是一种以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资本积累只是世界历史近500年才出现的现象，即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第三，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资本主义使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结构则保证了这个单一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积累不被任何非资本主义力量所打破或终止。据此可以看出，现代世界体系的稳定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说世界体系是一种包括多种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单一劳动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这种分工方式，否则就不可轻言任何大国崛起都将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文化体系，所有这三大体系都是由资本主义性质来定义的。世界历史上的三大霸权――荷兰、英国和美国，其兴衰仅仅导致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和强权座次的变化。然而，霸权兴起非但不能撼动世界体系的分工模式，反而还会扩展和深化这种模式，正如蔡斯－邓恩所说，在霸权的竞争周期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霸权核心国家的兴衰，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和深化。
这充分说明，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即便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它必须依赖于现有劳动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运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分工体系，那么这种力量充其量改变了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上层建筑(即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况且，由于中心国家是维持现状的，新兴大国对世界体系上层建筑的任何冲击都会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镇压。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心国家而不利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体系。总体上，国际体系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确保由资本主义分工和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换机制的正常运作。一方面，“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另一方面，针对新兴大国或挑战者进行集体镇压。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中国正是为了这种集体镇压而制造舆论和道义借口。中国外交“韬光养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国崛起的危险”为题，发表长篇研究报告。
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现阶段，无论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单一性力量崛起还是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群体性力量崛起，实际上都是在被纳入到现存世界体系之内并且被现存世界体系社会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接受了现存劳动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正如瑞士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在《崛起：新兴市场会影响还是震动世界经济》一书中提到，新兴经济体将影响“世界经济”，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撼动”世界经济，哪怕是中国也不行。
蔡斯，邓恩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逻辑，包括国家间体系的逻辑，仍然是塑造当代世界体系发展趋势的主导性力量。关于资本主义的转变，蔡斯－邓恩认为，“只要国家体系不受一个世界政府的统治，资本主义就不会因为国家控制的加强而转变。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构成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间体系，它们是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的制度试验对资本主义转变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的转变。”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性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实际上，任何单个国家实力的增强都无法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除非这个国家代表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不仅该国是以这种生产方式创新而崛起的，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显示出它即将自发地渗透和扩散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前景，正如当初西欧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散一样。西欧资本主义几乎摧毁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新的生产方式必需具有这种摧枯拉朽的能力。
四、结论
现阶段大国崛起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将重塑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但不会改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及其运行规律。当前，世界体系呈现出异常复杂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大国崛起势必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秩序，这不仅不是危险所在，反而是走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必然是走向政治多极化，而中国将崛起成为多极化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这个多极化秩序中，中国将联合其他同样具有多极化思维的行为体，如俄罗斯、印度和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国的单极霸权。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走向世界帝国的企图，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要极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因此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抵制美国企图使世界体系帝国化的危险。这种努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高潮，国际社会几乎在反对单边主义和反对霸权上达成了一致，但很快就被美国势力所分化和瓦解。美国通过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公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成功地转移了国际目光，使之聚焦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是中美之间相互制衡，斗而不破，另一方面是力量会逐渐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集团的变化，但不会发生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权力转移。
这样就有四个不可能：一是美国对世界体系帝国化的企图不可能成功。美国霸权不可能
持久，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会允许真正最高统治权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实现帝国梦，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产生。美国亦是如此。在每种情况下，政治上最高统治权的代价在经济上都是非常高昂的。”二是纵然美国衰落，中国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21世纪不会有任何单一霸权兴起。三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形成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体系。尽管最近中美两国分歧加剧，许多媒体极力渲染东亚爆发所谓“新冷战”，实际上现在单极不可能，两极更不可能。因为一方面现在是大国群起时代，中美两国都受到国际制衡，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国不会坐视两极权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冷战”的时代条件不复存在，从历史经验来看，“冷战”意味着双方在经济上隔绝、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文化上相互排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冷战模式”已无法复制，中美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着双方都不可能走向“冷战”。即使在最可能达到“冷战”效果的军事层面，中美也难以承受对抗之重。四是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爆发争霸战争，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这场战争中争霸双方都遭受极大削弱，从而使力量仅次于霸权挑战者的第三国(现阶段如印度)意外地登上霸权宝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大国都不要期待中美会因两虎相争而彼此削弱，从而为其留下权力真空的这种寓言。
实际上，目前世界政治多极化仅仅初具雏形，国际体系仍然是美国的霸权体系。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领域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取得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取得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据优势时就成为霸权。同样，一个衰落的霸权首先失去农业――工业优势，继而失去商业优势，最后失去金融优势。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在国际体系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后勤供给的后霸权阶段，美国已经失去生产优势，但仍保持着商业和金融优势。从软实力来看，霸权偏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当前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文化的核心范式，虽然西方实力有所衰落，但西方技术和文化力量在全球仍然举足轻重。诚然，历史没有终结，但历史也未必会因西方意识形态的失败而终结。客观地说，现在全球还没有出现能够对抗或颠覆西方意识形态的软力量。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8
一、当代问题与事实的全球化
事实总是有目共睹的，而问题只被敏锐的思考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发生要早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时下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将它当做一种经济行为，一种无法逃离的经济浪潮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而后渐渐推行到各个方面。由经济增长的永恒规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势，让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最大利润，由此引发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生产和贸易越来越不限在国界以内，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等，也相应发生改变，做出主动调整或被动改变。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化，包括经济、资本、金融、政治、信息、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下面这一表现全球竞争型变化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发生与技术变革、生产类型和新经济增长产业很有关联，波及面日益朝向日常生活(注：参见《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张世鹏、殷叙彝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年代
条件
受到威胁的国民经济行业
60年代
劳动密集型
纺织等简单的流水线工作
70年代
资本密集型
汽车、机械、化工生产
80年代
新技术
娱乐、电器、电讯
90年代
信息
金融服务、媒介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可以上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以后，也就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取得优势是全球化在世界上的进一步蔓延(注：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至于这样的蔓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如何则是言人人殊。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和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而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正由贸易一体化而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盟约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及其结合，以达到价格的均等”。人们把这种新组织方式概括为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把它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不断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趋于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指数不断增长、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符号体系创立并运用。现代时期集中在大城市的生产方式转移到周边或半周边国家，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资本的中心地则出现了生产的生产、元生产(metaproduction)，不再以生产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安排和服务方式为主，以公司和实验室为主，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不受政府限制，从而创造“最适宜的国家经济结构”(注：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中隐含着的负面效应，比如金融体系风险、国家权威削弱、后发国家代价、贫富落差动荡等等。在貌似繁荣的世界金融体系频繁往来中，已经隐含了经济衰退的危机。从影响全球的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在一个沟通往还的汇兑体制里，主要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变化都相互关联。金融市场上亿万资财之间的竞争，在借助了国际互联网的便利传播之后，光速一般追求利润增长，由此导致网络空间的超级连锁反应，一旦一家金融机构破产，就会在一夜之内牵连损害其他多家金融机构，引起世界的多米诺效应，或称为风险转换连锁反应。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国家调控能力的弱化有关。
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毁灭性经济，提出让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这样一来，在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财政预算可以进行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投资造成追加需求，以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动荡表明，已经有些政府不再有能力控制赤字和通胀，无法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此后，保守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获胜，开始推行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米尔顿·里德曼和撒切尔的朋友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精神是新人文主义，而人文经济模式则将全球经济视做整体，强调建成“联邦经济国家同盟”(FederaleconomyUnitedStates)，由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网络来实现世界经济，各国政府为了保证全局增长和福利增大，只承担秩序监护，扩大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的自由，实现市场的非调控化、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属于谁的问题，市场成了没有国家的市场，尤其是大康采恩上交中央财政的税金量急剧减少。他们在国内进行采购和消费，却让盈利和税收产生在国外，在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一边是盈利不断攀升，另一边是交纳的税金不增反降，这就是经济的无国界化造成的国家财政空虚。所以，一些民主政治家提出要修复国家权力，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先的地位，因为，全球化统治并非是有益于远景发展的设想。在1995年保护全球气候的柏林会议上，三个石油康采恩组织了有序的反对活动，最终把联合国气候条约的实行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条约未能实行对于那些前工业化国家是有欠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被迫分担本来不属于自身责任之内的后果，付出和自身发展无关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一个无法摆脱的过程”(注：[德]马丁等著：《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因为新的跨国公司不再遵循既有法则，总是把就业机会安置在工资最低、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不存在的地域，而那些草草制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神话。受到贸易保护的只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方。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后发国家往往无法摆脱受动地位，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被迫让位于当下可见的实际利益，甚至成为不平等交换行为的代价。
根据莱斯特·布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的世界状况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造成一个20∶80的社会，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裕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并且，自1960年以来，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被贴上公平发展标签的发展援助已经破产。因此，有社会学家提出要在经济科学领域反对国际技术统治，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也指出：“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否则就会为此缺陷付出代价。”(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按照索罗斯的预测，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后阶段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在各国境内发生，目的是驱逐跨国公司，收回“国家”财富。一旦有些运动成功，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会动摇，由此产生更为自动的下降过程。但是人们也看到倒退的不可能，因为经济一体化毕竟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贫困。应该着手做的是将全球化的不合理处转变为全球性均衡发展，抑制1∶5的社会趋势，限制金融市场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实行生态税改革，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减少公共福利缴款，提高劳动力价值，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但是又不剥夺未来人们的机遇(注：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或问题，它无非是“取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社会想象和范式”，“早在70年代初期，世界体系一词就开始流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因为后者是在二战以后欧美社会科学话语的主宰”，这种话语的流行造成了“现代主义”方案的终结。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偏见》，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第15～21页。)。
二、全球化的文化后果
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还造成了与经济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的更迭与改变，“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价值观被后福特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隐私等”(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除了价值观的改变以外，社会结构各领域间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显著。正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发生是少数后工业化国家将金融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只能消极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没有控制性的人，也没有观察视点，因为求助于因果关系和客观性的解释就在宣称，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注：[英]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与经济上的被动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上受到尊重，弱势文化被当做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后发国家的近现代史上充斥着殖民半殖民的记忆，军事力量的侵入不仅中断了民族经济增长的自然趋势，动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身传承。当古老文明不足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时，它自身的价值就遭到否定。但是这种简单的否定忽略了一些问题，难道民族的生存危机仅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通过批判民族文化来增强国力是不是避重就轻、舍难趋易的心理逃避方式?如果说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断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话，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的对于别国的支配，通过便捷的复制技术和迅疾的网络传播手段，以及已经建立完备的全球倾销市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借助自身已经占据的优势地位，争夺甚至覆盖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场，而且，“跨国资本主义使各种文化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文化的原有特点”(注：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与本体生长根源被人为隔断，文化发展的自然态势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尽管强势文化的输出地位已经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的后冷战时代仍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异，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都被当做邪恶的威胁者，受到强烈的敌视。最明显的就是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将多种东方文明一概视做竞技对手，由此而来的对策就是敌对性的持续遏制，就像曾经畅销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危言耸听地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战局一样，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力图加快价值观念的同化过程，否则就一律视之为隐藏的威胁。后发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因此多了一重顾虑。
除了被臆测为政治战略假想敌以外，后发国家的文化还常常被当做强势文化的附属，在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观窥视期待。从那些强势者制造的文化产品中可以见到，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证了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越，由于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觉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工业中的弱势文化形象显得怪异而诱人，形式化了的虚幻感抵消了该文化类型中原有的深层意义。这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误读、误释了该文化类型的精粹内涵，而且又在反过来进行的文化倾销中，将制造出来的伪奇观当做仿真的文化回输到该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认识的本土观众，甚至替换掉关于该文化的处身性认知。换言之，该文化内部的制造者叛离民族本位立场，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自觉迎合甚至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错错相因的结局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再改写。
在国际文化学界对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争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预示着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中将经历巨大的转型、交流、合并，日渐趋向形成统一化的“地球文化”。有些社会文化学家认为全球文化是未来趋向型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导、多元文化参与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但是反对意见却把这种承诺当做谎言来戳穿。“全球化果真给世界带来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文化形式吗?”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工业海外发行所得的利润产值，看看迪斯尼标识怎样成为了全球儿童的通行护照，就已经无法再对全球化许诺下的文化多元化轻易相信(注：[德]格拉的·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弱势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倾轧性同化，它的异样如果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就只能面临被淹没、覆盖和全面改写的严峻现实，聊以充当无条件接受强势文化产品(商品)的倾销地，并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创造力，如此趋势所导致的结局是无论怎样悲观预测都不为过分的。
三、民族文化身份与自救
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主要与全球一体性的倡导者的主张有关，很多学者都已经察觉，鼓吹全球化的意见大多出自美国政治经济界，其中暗含着美国的全球意识和本国身份认同。美国通过推广全球意识来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建立令人信服的国家形象。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联系网络化，借此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各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注：赵一凡：《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东方艺术》1997年第5期。)。这与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赞同意见存在着认识分歧和目的差异。知识界对全球化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全球伦理”和“全球意识”的提出。推重相互受益的“全球伦理”，持有文化共生观念，重视边缘的价值创造性取向，预言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可以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注：[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而后现代论者的“全球意识”也是力图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注：王治河：《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87页。)，但事实上，即便那些发达国家也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中美国通俗性大众文化的侵袭。民族文化价值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全都被美国化，将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当美国不断将《独立宣言》中的三个关键词——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经由各种包装方式销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加拿大的学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国前领导人则回溯到社会民主党的《哥底斯堡纲领》，重申自由、公正和团结。也许在所有这些代表人类普遍意愿的词汇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分野和意义上的鸿沟，然而，重要的是申明行为本身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再度确认，“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而且，类似问题在后发国家的表现更为紧迫和复杂。除了受到外界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响到全球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从某些弱势国家知识界的近况可以看出，在强势文化的阴影笼罩下，一些知识者只关切异域话语，忽略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强势文化的历史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不过，一旦本土化问题进入到知识视阈之中，就已经表明，或至少已经隐含了话语权的收回和再度确立的意识自觉。当封闭环境中的文化小生产状态已经不可复现，重建文化个性与重建民族个性就成为重要的文化自救对策。但是，这类实践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也不容忽视。就汉语知识界已进行过的诸种尝试而言，一度兴盛的国学热潮、借助视觉艺术风行海外的民俗电影和引起国人叫好、他者惊惧的民族话语高涨，都经历着与初衷渐行渐远的尴尬境地。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9
关键词：和平 发展 时代 主题 含义 关系 因素 论断
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可以从含义、关系、因素、论断四个方面来表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一、含义
(一)“时代主题”含义
“时代”既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为古今中外广泛使用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在这里所讲的时代是指能够综合反映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的概念。“主题”是指可以公开化的主要问题，它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口号，能够左右每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声音，综合反映每个历史时代的最实际的主要的呼声。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时代主题，时代主题是历史时代的核心内容，是由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它们处在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和焦点并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跨越几个世纪乃是几十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随着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形势的演变，每个历史时代将出现以不同时代主题为内涵的发展过程。因此，正确的把握每个历史时代的时代主题，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的认识每个历史时代的时代主题，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国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含义
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性主题就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以及根本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根本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非说和平与发展已经是充分的现实。和平需要维护、发展要靠争取，和平有个质量问题、发展有个程度问题；因此，它们都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面前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关系
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这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它们之间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关系。
首先，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以及保证，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和平也离不开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密切联系是维护当今世界和平的最深厚的基础。其次，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今世界和平是促进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则是保持当今世界和平的重要的基础；要发展就必须创造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只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的实现。
三、因素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这是由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所引起的，主要体现四个方面因素。
(一)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力争更快的发展经济和科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大国军事对抗下降，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却上升，因此，为了在全球性的竞争中取得更为有利的立足点和制高点，发展经济和科技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个新的共同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二)核武器的出现
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手段已经很难于达到战争的目的。因此，这在客观上成为自发约束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俄美两国关系日趋缓和，国际军备控制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世界无核区范围不断扩大了。1997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旨在加强保障和监督有效性的议定书。
(三)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大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的职能，增强了其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再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趋于相对缓和。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导致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发展。欧洲联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北美的自由贸易区最终得以形成。亚太经济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世界贸易组织宣告成立。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所有的这一切发展，必将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未来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四)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冷战时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今世界虽然仍不太平，但是当今世界形势仍然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纵观战后五十多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化，战后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战争力量增长的速度；尽管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国防、文化、社会在内的综合
性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但是世界性大战没有再发生，局部战争和冲突的数量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战后世界形势趋于相对缓和。战后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求和平而反对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止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动乱、冲突，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发展的差距以及贫富的鸿沟再扩大下去。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从中看到希望，即综合性国际竞争导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增强，逐渐使“双赢”局面成为普遍的现象，而“零和”游戏则越来越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更进一步来看，和平的希望还在于，主导当今世界形势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是平稳的，各主要战略力量之间主动的战争诉求几乎为零。与此同时，中小国家的力量在上升，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对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增强。因此，这些因素都形成了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总体制约。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因素，可以看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
四、论断
(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的论断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时代主题开始悄悄兴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最早发现了时代主题变化。
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敏锐的把握时代主题变化并逐渐形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的论断。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任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在这里面，邓小平在实际上已经形成“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思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又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的论断。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这是邓小平在深刻观察和认真分析了当今世界形势变化之后，最终才作出的重要论断。因此，它宣告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的来临。
(二)江泽民关于“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的论断
江泽民全面的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变化，明确的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的论断，他提出了几个重要论断，从而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变化。江泽民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他将当今世界形势进一步的概括为“人民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同时。江泽民又明确指出(“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和平机遇继续扩大。”)江泽民的这些重要论断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变化，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的基础。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0
关键词：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渊源；流派；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在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着历史性大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理论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由于该理论形成时间短、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学界在其性质、内涵及其价值的把握上产生了分歧[1-5]。在地缘经济理论的学科价值上就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从地缘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二者并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从属于地缘政治学。此外，在理论指向上也出现了论争，且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由此造成人们对地缘经济认知的困惑甚至是混乱，并束缚了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旨在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一探其性质及内涵特征。考虑到欧美地缘经济学发展史只有二十余年，但是地缘经济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即地缘经济合作实践和相关或相近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并随着地缘经济合作于7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左右的两度兴起，为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创立作了较为充裕的时间积淀。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表1）。
2理论孕育：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
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与国家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共体的形成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使得维持了近20年、以国际政治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松动，一个更为均衡稳定的多极格局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各国将竞争目标及重点由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调整到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注重区域性协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集团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化。继经互会（СЭВ，1941）、经合组织（oeCD，1961）成立后，欧共体（europeanCommunity）于1967年在欧洲正式诞生，并适应形势要求在广度（新成员国加入）和深度（合作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或是为经济合作组织的示范效应所吸引，或是为区域性竞争压力所迫，开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地体毗邻及邻近关系而实施的跨区域合作的第一轮高潮。集中表现于在欧、非和拉美地区，一些毗邻及邻近国家与地区竞相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实施地缘合作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6]。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试图对地缘经济合作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而其研究成果则为地缘经济理论生成提供了必要养分。
（1）国际贸易学的解释。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等，主要以企业生产成本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对专业分工与提高劳动效率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Viner、Lipsey、williams等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等效应。在此基础上，Kindleberger研究了区域合作的投资效应，提出了投资创造（investmentCreation）和投资转移（investmentDiversion）理论。由于影响深远，关税同盟理论被视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促成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奠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学派，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对贸易进行了分析；小岛清、Helpman、Balassa等进一步考察了贸易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2）国际政治学的解释。不同流派诸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近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旨在得到关系认同与关系维护，“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不经济的”[7]。恩斯特·哈斯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之一，其围绕三个概念——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共同利益升级等分析了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区域化背后的政治因素。约瑟夫·格里科用权力变量来解释当代的区域化机制，把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部分决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先决条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尤尼·高瓦特别研究了政治-军事同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吉尔平、莱克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以稳定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高瓦还从安全的角度解释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有利于结成共生关系。
（3）地理学的解释。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没能解释清楚地缘经济合作的“区域问题”，即为什么是发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不能揭示其地理意义。而擅长于解析地缘性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由于二战以来被曲解为“一门支持法西斯侵略扩张行径的学说”，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地。除了极少量回顾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史及批判性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以地缘政治学术语作为书名的论著在西方问世。涉及到该领域，则需要借助地理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表达，甚至在术语上都不用“Geopolitics”而是用“politicalGeography”。从而使得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其分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成为了研究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8-9]。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天然存在某种经济联系的，这种联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美国地理学家厄尔曼以空间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表示两个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英国地理学家哈格特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主要分析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揭示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政治地理学对跨国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于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可见，此阶段对跨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虽然卷帙浩繁，却没有真正深入到“地缘”问题本质，当然难以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
3理论萌芽：地缘经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
第一轮世界性地缘经济合作，并非纯粹是为经济考量，大多出于政治结盟意愿。而各成员国间的诸多边界争端、政治冲突、族群矛盾、宗教与教派纷争等传统政治安全问题在冷战后期渐次显露，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由此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跨国合作组织要么分离，要么陷入停滞状态未能真正履行其协调职能，从而使得跨国经济合作陷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谷期。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降低，也未因此降低学界探索地缘经济现象及问题的兴趣。刚刚复苏的地缘政治学，因其擅长于地缘问题的综合研究，并格外关注新形势下世界权力结构变动的经济因素及经济影响，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
1964年，S.B.科恩就在研究中称两极体系终将瓦解，人类必将生存在一个“分裂但是更加永久的世界”。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其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转变，原属两大集团内的各成员国间利益关系分化重组，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局域性热点问题频现。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等，在已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重新掀起了世界政治及其格局与国家战略的研究热潮，从而使得地缘政治问题与其描述体系——地缘政治学理论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迅速复苏，新地缘政治学逐步形成：继S.B.科恩提出“多极世界体系”论和i.沃伦斯坦描述其“世界体系理论”之后，罗伯特·吉尔平论述了其“霸权稳定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发展了“领导长周期论”，H.a.基辛格阐述了其“五头政治”（pentarchy），Z.K.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三边论”概念（trilateralism）。
虽然新地缘政治学坚持认为，基于现实主义解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并未从根本改变。但是，就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及其地缘政治解释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的学科基础上，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论到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跃升；在理论的现实依据上，完成了从国家中心论到世界多极论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从地理决定一元论到世界发展多元论的扩展；在战略导向上，突显了从对抗到对抗与合作并举的转移；在政治安全理念上，其内涵概念得以扩大化，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可见，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新地缘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其经济性及经济内核[10]：
（1）新的权力因素的凸现，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包括经济因素在内新权力要素体系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学者们对沃勒斯坦和麦金德“中心-边缘”结构比较之后得出：“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的理论仅仅考虑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换而言之，i.沃伦斯坦是以“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模式构建世界体系的。此外，沃勒斯坦后续研究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可见，经济实力、经济手段、经济竞争政策等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及强力手段。
（2）新的世界权力结构的突显，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世界权力的分配结构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权力分配结构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世界图式、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欧亚大陆的大棋局理论及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等。这种权力分配方式逐渐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由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组成综合国力成为了权力的支点和联系纽带。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秉承“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4理论初创：欧美地缘经济学形成及流派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并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各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原本比较沉寂的亚洲和北美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区域：①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增长四角于1985年和1997年先后建成。东南亚的东盟内部则建立了“南部三角区”、“东部成长四角经济合作区”、“北三角”经济合作区、“大马增长三角区”、“中部成长三角”等。中亚的中亚经济联盟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西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建立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②北美建成了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继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其成果尤为显著[11]。正是现代地缘经济合作第二轮高峰迭起之际，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
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专门研究的是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其于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并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2-13]。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1）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的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研究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economic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方面的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14-15]。
（2）意大利学派。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F·B·罗查等人[16]。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3）俄罗斯学派。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化空间和两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Э·Г·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17]。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5简要评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内涵特征
综上可知，欧美地缘经济学不仅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理论源流。在其理论生长轨迹中，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三大学科理论起到了特殊的催生、孵化与支撑作用（图1）。其中，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或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组织形式。此外，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理论与其相关及相近理论间还存在彼此交错、相互借鉴、互为引证甚或矛盾、抗诘的复杂关系。以上种种，导致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呈现出一派活跃异常、学派林立的局面，却难以掩饰其理论尚不成熟、更缺乏严密规范体系的事实。整体而言，欧美地缘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1）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后，尽管还存在政治与安全威胁，甚至在国际热点地区频频爆发军事冲突。但是，更多的威胁来自于贫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失衡、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谋求在竞争中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换而言之，地缘经济不仅不排斥对经济共同利益的追求，还在更广阔领域要求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而且，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从争端的起因、实质到对抗的手段，都严格地限于经济范畴。对于处在和平的世界事务中心区域的国家而言，军事威胁与军事结盟的重要性不断衰退，经济的重要性不再受抑制，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并成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以爱德华·卢特沃克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上，并不认为二者能够相互作用，而是将地缘经济看成是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或补充，且倾向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2）以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为研究基点。经济利益从来都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在新地缘政治时期更是被视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要参量。不过，直至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及其集团的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才真正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轴与世界竞争的目标。为此，欧美地缘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一方面，地缘经济仍然把国家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还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强调这种竞争与对立关系，关键取决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通过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方面的竞争手段，谋求超额利润并占据世界经济核心地位，进而使得小国和弱国成为其边沿与，形成深层次依附。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对经济合作给予特别关注。以美国为例，其正在构筑的以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今后可能的美洲贸易区为内核、以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和环大西洋自贸区（ttip）为其东西两翼的地缘经济战略，几近将全球大多数重要国家和地区纳为合作对象。这表明，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
（3）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地缘政治盛行时代，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总是假定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目标完全一致，而在地缘经济时代，这种假定则失去了其共同基础，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取向、市场区位差异极大[18]。经济全球化情境下，一个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极可能延伸至十多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自然突破政治结盟的战略框架，形成复杂交叉的利益共同体。故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利益关系的层级性与复杂性，在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非政府组织、消费群体、生产部门及业界的利益与需求。罗伯特·帕特南在1988年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论及具体策略：其一，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之下，由跨国公司进行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为渗透市场进行投资，进而借助大量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二，由政府实施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进口设置规定性或隐蔽的障碍，推进技术开发计划等。
（4）不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并基于此形成的两极对峙格局已经被打破。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相互间的依存程度，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甚至发展潜力，成为了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据。新兴大国经济板块的交替发展，必将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随之调适。据此，美国莱斯特·瑟洛认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与重组，正逐步发展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即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北美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经济区[20]。德国的海纳·穆勒·莫巴齐提出了地缘经济学中的“三角模式”：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区域在价值体系、、语言、凝聚力等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主宰着今天乃至未来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并非完全一致，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且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地缘经济学家的预判，新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必将为世界经济版图改写注入了新力量。
6结论与展望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生成，是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及科学研究实践的结果。1960年代后期以来，地缘经济合作经历了高涨-低谷-高涨的发展轨迹，从正反两方面为地缘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背景与经验。在地域空间上，随着地缘经济合作先后继起与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转移，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也转移至北美主要是美国，初步完成了理论创建，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此外在乌克兰、土耳其、德国、英国等国也有不同程度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与地缘经济合作潮流已现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势头，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其理论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有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形成创新性地缘经济理论。
作为一门新生的、活跃的交叉学科，欧美地缘经济学有其深刻复杂的理论渊源与分支流派。经济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及其分支，先后将地缘经济纳入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为地缘经济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准备，并被吸收为地缘经济理论体系的相关或相近理论；而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其极强的理论张力，形成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流派。这些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地缘经济研究泛化，难以形成支撑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不过，由宽泛、分散、庞博走向集中、完整、严谨，是新时期交叉学科理论创建的必由之路与一般规律。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处于理论初创后发展的十字路口，亟需科学界定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独特学科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家发挥了学科优长，从“地缘”问题本源出发，结合世界性跨国合作趋势与自身的地缘经济实践经验，提出了地缘经济研究范式，已初步建立理论框架[21]。
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伦理价值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表明，地缘经济学已初步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地缘政治与经济本身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欧美学者们在创建地缘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包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合理成分，更是直接借鉴、参照、沿袭甚至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此，致使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难免受到缘政治学的多重复杂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美地缘经济学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的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想，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必将为地缘经济时代应有的开放、合作、共赢与发展等新思维、新理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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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theoryorigi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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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olofGeographySciences，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