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1
课程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课程论研究作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其与哲学这个母学科的关系值得深度探讨。本文拟对近5年来（2006年-2011年）核心期刊中相关的典型论文进行整理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课程哲学”的研究类型进行划分，进而提出总结和展望。
一、研究概况
在知网核心期刊中共搜得“课程哲学”相关论文三十六篇。各年分布情况为：06年5篇，07年13篇，08年0篇，09年8篇，10年10篇，11年0篇。研究维度主要分为课程与哲学的关系、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哲学和教学的关系、课程评价、对课程哲学的反思五个方面，其中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哲学和教学的关系两个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就哲学角度而言，过程哲学、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等都被引入到课程哲学研究中，我国传统儒家哲学也见诸笔端。就课程哲学本身而言，课程与哲学的关系、课程哲学自身的发展都得到了关注；就课程哲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而言，主要涉及了哲学与课程编制、哲学与教师、哲学与课堂、哲学与课程评价等角度；就具体学科而言，主要涉及了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等学科，其他学科尚未涉及，已有学科之间的研究分布也不平衡。
（一）课程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制约着课程发展，课程体现具体的哲学观。谭辉旭认为，哲学制约着课程观的产生、发展和变革，同时课程在哲学面前也具有能动性、选择性。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应用于课程研究是课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1]。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课程改革必然要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哲学理念，课程改革受哲学观的引导与支配[2]82-86。
（二）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
1.元课程编制哲学
元课程编制哲学的思考是课程哲学自身的起点。冯永刚等认为课程编制要遵循一定的哲学规律，不同的哲学取向选择造就了不同的课程类型。哲学思想是课程观最根本的基础，每一种课程学习方式背后都有哲学假设作为支柱[2]82-86。
2.过程哲学
过程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较强。崔允认为过程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与促进了“现代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与转换[3]。因此，深入探究与挖掘过程哲学所涵括的当代教育意蕴，进而架构与联结其与课程改革沟通和对话的桥梁与纽带，从而实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文化观的重塑或重建，具有重要和深远的价值与意义[4]。
3.文化哲学
关于课程与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较多。衣俊卿从文化哲学的视角[5]，认为存在性取向课程和个人性取向课程聚散离合，共同走向人类的理想未来[6]。刘启迪认为由于课程在目标上具有强烈的育人性、在内容上具有深远的文化性、在实施上具有鲜活的主体性，课程研究具有文化学与哲学的特质[7]。
4.后现代主义
有学者认为，校本课程开发应反同一性、反中心论，主张差异性。同时教师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在传授大众文化的同时，体现个体的差异性，展现独创性[8]。张连江、李杰凯对后现代系统整体论世界观用于指导运动技术学科课程改革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还介绍了“涌现”原理对于体育运动技术课程改革的指导意义[9]。而闫智勇、毋丹丹则提出了要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窠臼的观念，并运用现代系统分析方法建构了超越式的后现代课程开发模型[10]。
5.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注重课程的实用性，学者将其研究角度大多集中于具体学科。孙强就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视唱练耳课程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说明[11]。魏东新、李士杰则分析了实用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对日本教育的影响[12]。
6.生命哲学观
课程最终是要发现人的价值，因此有的学者从体育与生命意义的角度解读了体育课程观的生命哲学蕴涵和现实标示，认为应当按照生命规律发展体育教育，从而为最终提升人的生命意义提供身体可能[13]。
7.中国传统的儒学
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当代课程改革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庸哲学中“和谐”、“创生”、“执中”尤为重要[14]。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课程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异于基于国外哲学探究课程哲学的新的道路。
（三）哲学和教学的关系
1.教师的角度
程良宏等认为，审视和反思教师既有的教学哲学，培育并重构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师教学哲学，是推进课程改革和教师自身在改革中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15]。在课程改革中审视并反思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是消解课程改革理论遭遇教师实践抵制和推进改革有效达成的可能性选择[16]，应立足教师生活实践，从教师自身出发去思考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17]。崔岐恩等认为，新课程的哲学意蕴向课程实施者教师提出挑战，教师只有具备相应哲学素养才可驾驭新课改[18]。
2.知识观和学习方式的角度
知识观和学习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教学有效性。有学者以“王钟之争”为切入点，将分歧的关健定位于知识的独立自在性问题，最后以波普尔的“世界3”为根据，给出消解分歧的建议[19]。还有学者认为理清学习方式转变的基本哲学问题，有助于对学习方式转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为其他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20]。
3.学科教学的角度
学科教学哲学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科中，语文课程改革问题丛生、疾病缠身，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21]；数学教学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效的数学教学首先是教师教育哲学的问题[22]；英语专业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内心成长在哲学课堂上发展迅速[23]。
（四）课程评价
基于对课程评价问题的判断，孙万国、刘苹苹提出了发展性课程评价的基本理念：促进发展是根本，以人为本是核心，多元评价是基础[24]。张宏伟、沈辉则通过对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传统评价观的梳理，提出生命哲学视域下学校体育课程评价观应当由知识本位转向生命本位[25]。
（五）对课程哲学的反思
反思是进一步深化的起点。朱成科以“多元智能理论”为例对新课程改革进行反思，目的在于明晰对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及教育改革思维的模糊认识，解放教育改革思维[26]。樊亚峤从校本课程建设中学校教育哲学的缺失角度进行反思，认为校长对于正确处理学校教育哲学与校本课程发展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7]。孙建华等则具体从体育课程出发，认为求真、向善和审美是体育课程的本体论追求，三者应相互融通[28]。
二、研究总体述评
通过对上述相关研究内容分析发现，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理论型研究范畴内，对实际教学或学科发展等应用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有建设性的建议，尤其是没有涉及到课程目标、教材开发、学生学习等主要的课程研究方向，这使得课程哲学研究浮于表面而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就课程与哲学的关系来说，学者的目光多集中于课程变化与哲学思潮变化的关系以及哲学体系对课程的影响上，无论是聚焦在课程实施中掺杂哲学思想以期达到完善课程和升华学生学习的目标，还是聚焦学校和教师应当形成自己的课程或教学哲学以指导实际的教学活动，都未意识到课程与哲学都是宏大概念，研究应当深入探讨哲学思维与课程思维的契合度、哲学目的论和方法论与课程目的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度、哲学根本问题与课程根本问题的相关度等细化的问题。
就哲学与课程编制的问题来说，学者目光多集中在用具体的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想来思考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无论是从文化哲学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从外国实用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儒家中庸哲学、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还是幼儿园课程，就其一家一派来具体的探讨课程编制，确实给予了课程编制一个较好的考量角度，但所涉及的学科和学校类型的全面性还是不足，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哲学与具体学科或学校类型的课程编制的关系上。
就哲学与具体教学的关系来说，学者们将课程哲学与具体学科的教学紧密结合，从学科教学特性角度与课程哲学相观照，给学科教学实施与反思都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这类研究总量尚少，其中体育院校、高职院校的研究居多，理化生、政史地等学科教学与哲学的关系则根本没有学者予以关注。
就哲学与课程评价的关系来说，研究者寥寥无几，有学者以哲学的视角提出了体育学科课程评价的改革目标，有学者则提出课程评价要重视哲学思维，但是例如哲学与课程评价的目标的制定和课程评价具体的实施的关系则没有给予关注，对于哲学与课程评价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就课程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来说，有的学者关注课程哲学的发展的滞后性，有的学者关注课程哲学发展的不全面，有的学者则关注学校教育哲学缺失的后果，角度还算全面，但研究数量少，研究不深入，限制了课程哲学反思发展的脚步。
三、展望与期待
（一）课程哲学研究应自成体系
哲学不仅要被用来指导各门学科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更应当被内嵌到课程体系自身中。课程哲学不是各种哲学观在课程上的映射，而应当将教育学原理与哲学原理深入融合，从课程编制、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实践课程哲学思维，使课程哲学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独立出来，形成自身的体系。
（二）课程哲学研究应拓展深度
课程哲学研究要将课程体系构建、学科发展、实际教学实践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我国当下新课程改革进入转型期的背景下，通过课程哲学研究的领先发展，从理论上架构起新的完整的有深度的课程体系，并将之逐步发展完善，随时指导教学实践及修正自身缺陷。
（三）自身发展与其他要素协调发展
课程哲学研究作为课程理论和课程体系构建的先决条件，必须要在教育的各要素间平衡考量，必须要完整地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之中，必须要在各门学科、各种教育类型中综合发展。只有将课程哲学自身发展与课程哲学、课程其他要素的关系协调统一，才能真正地有益于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谭辉旭.关于课程哲学基础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6，（3）：66-70.
[2]冯永刚，张茂聪.哲学是课程研究与发展的基础――再论课程与哲学的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3]崔允.课程实施的新取向：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J].教育研究，2009，（1）：75-79.
[4]王洪席，靳玉乐，课程改革：过程哲学之思[J].全球教育展望，2010，（4）：27-31.
[5]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39.
[6]赵宁宁.存在性符号的人性化历程――课程研究问题史的文化哲学考察[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57-61.
[7]刘启迪.课程研究的六个维度――基于课程文化哲学的思考[J].当代教育科学，2009，（16）：3-9.
[8]周.后现代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校本课程开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6）：36-37.
[9]张连江，李杰凯.体育运动技术课程改革的哲学理念问题[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6）：809-810.
[10]闫智勇，毋丹丹.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方法研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窠臼[J].继续教育研究，2009，（12）：100-102.
[11]孙强.浅析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视唱练耳课程理论的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专刊）：217-218.
[12]魏东新，李士杰.关于日本职业高中课程体系的哲学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0）：30-31.
[13]何劲鹏，姜立嘉.生命哲学视域中的体育课程观内蕴[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1）：56-58.
[14]樊亚峤，靳玉乐.新课程改革：中庸哲学的视点[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28-131.
[15]孟凡丽，程良宏.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哲学及其生成[J].教育科学研究，2010，（11）：66-69.
[16]程良宏，张金运.课程改革视域下教师教学哲学的审视与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2010：（8）：78-82.
[17]孟凡丽，程良宏.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哲学及其重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11）：28-31.
[18]崔岐恩，张晓霞，高莉.新课程的哲学意蕴及对教师哲学素养的追问[J].现代教育管理，2010，（11）：7-10.
[19]江峰.客观与主观：当代课程哲学的两种知识观评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0）：54-74.
[20]霍海英.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学习方式转变的哲学思考[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7，（9）：48-49.
[21]胡海舟.语文课程改革问题的哲学审思[J].教学与管理，2007，（7）：47-50.
[22]祁平.新课程背景下数学教学的哲学思考[J].数学通报，2007，（2）：4-9.
[23]杨小洪.哲学课程对英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影响[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5）：111-116.
[24]孙万国.刘苹苹.哲学视域中的发展性课程评价理念[J].教学与管理，2009，（7）：58-59.
[25]张宏伟，沈辉.生命哲学视域下体育课程评价特征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74-78.
[26]朱成科.基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课程哲学反思――关于“新课程改革”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当代教育科学，2007，（10）：3-7.
[27]樊亚峤.学校教育哲学：校本课程发展的灵魂[J].现代教育管理，2009，（7）：20-23.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经典教育方法教学改革
中国哲学经典一直以来是高等院校中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重视通识教育的今天，为了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提高人文素养，中国哲学经典在许多高校都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专业的学生。经典教学在上海海洋大学综合选修课程《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课程根本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从而不断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由于过去中国哲学经典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在当代新背景和新要求面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寻找新的经典教育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建设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组织讨论、交流，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最后，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超越这些困境，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由浅入深，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变通比执著更重要，人无无虑必有近忧，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坚持力行是有志，轻诺必寡信，勇于不敢，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启迪智慧，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3
关键词：高等院校；哲学教学；教育创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地面向社会和把握自我，从而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作为即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其思想意识方向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植入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真正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哲学公共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哲学部分的教学，05方案以来，全国的高等院校，通用一本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现行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包含三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文仅针对哲学教育教学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讲出哲学这种爱智慧的寻本探源、认识自我的智慧，现行的哲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追问的哲学思维，也没有闪烁出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新课改后的哲学课教育教学显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课堂上的上座率、抬头率、点头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可是就教学具体过程来看，还是没有脱离概念、原理加例子的讲授方法，概念和原理介绍完后，就直接将形下的具体事例举出来说明概念、原理，并没有让学生贯通出形下的事例与形上的哲学的关系，从形下的事例中洞悉形上的哲学，填鸭式教学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因为教学的具体条件和学时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目前的教学现状缺乏对哲学本真意义的探究，并没有使学生真正的了解哲学、喜欢哲学、形成哲学的思维。
（一）从教学内容上看
在目前的公共课教学中，混淆了一些问题，开篇讲绪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讲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学生往往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哲学，造成思维体系上的混乱，使学生误认为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造成了对哲学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依旧禁锢着目前的哲学教学，哲学依据是被砍成几大块，物质性、意识性、运动、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的、有机的把握整个哲学体系。对概念和原理的讲解仍旧是停留于知识点的讲解，让学生感觉仍旧是初中高中的老一套，而没有讲出大学应有的水平，没有形成通过哲学的理论而达到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养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总是先于这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和潮流，而作为公共课的哲学教学，教材的改革与更新，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讲解就异化为一种强行灌输而缺乏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大学的马克思哲学课程失去了做为哲学所应具有的当代性，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光彩与魅力。
作为公共课的马克思哲学教学，目前的讲授并没有把马克思哲学还原到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更没有达到中哲西哲和马哲的对比融合。而是单独把马克思哲学从哲学发展史中拽出来进行孤立的讲解，这样既没有还原马克思哲学的西哲背景，也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
（二）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看
05方案以来，各个高校都进行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例如加入社会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情形式教学等等，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讲多于思的现状，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培养，没有培养出学生对哲学体悟的能力和自我提炼的能力。以案例教学为例，在课堂上教师给出案例，然后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但目前的案例教学并没从形下的具体事例中去体悟形上的哲学，也没让学生体悟出形上的哲学与形下的案例中的关系，仅仅只是让学生讨论出案例所说明的马克思哲学的那个原理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案例的教学，就割裂了生活与哲学的联系，割裂了哲学的本真涵义，并没有为学生真正的树立起此岸世界的真理，而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如何树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哲学讲究的是体悟，更多的时候这种体悟远远重于讲解，体悟所需的时间和氛围就远远重于讲授，而目前的马克思哲学教育和教学中基本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在课堂教学中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师生互动，更别提学生自主的体悟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点正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教学中的最重要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经验
尽管目前的高等院校哲学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教学方式方法的多元化
05方案以来，关于教学方式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探索，过去教学中的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尝试案例式教学、辩论式教学、专题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多媒体教学也广泛的展开。多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展开，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从注重传授理论向在注重传授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能力和转变思想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转变，培养学生思考和探究的能力。
（二）在现实生活中探究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各高校的课程教学开始在讲述原理和理论的同时，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国内外的实际，运用原理剖析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弊病，帮助学生摆脱认识上的扭曲和迷误，逐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目前的课程能够结合热点问题、结合学生所学的原理加以分析。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互动、教学相长，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展示学生的个性，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创新
05方案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仍需要继续创新。现代社会是网络和信息化的社会，电脑、手机、微薄、微信、人人网等等，使得学生轻松掌握的大量的资讯，在讲解的过程中举例子来说明原理的模式就亟待创新，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把这些形下的现实世界、现实事件挖掘出来形上的哲学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让学生真正达到对哲学的体悟，但是同时又不能让其失去哲学的逻辑性，同时在哲学体悟的过程中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不同角度看问题、多维度看历史、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种体悟的过程中教学大纲中所要达到的关于知识点的各要求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从教育教学中的形上哲思和形下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出发真正达到哲学课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
在哲学的教育教学内容方面，不再单一的依靠教师的讲授，适当的章节部分，加入小篇幅的中国哲学的原著、西方哲学的原著和马克思的原著加以研读，形成学生读、学生讨论、老师讲解、学生形成报告这样一个研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达到体悟的一种方式方法。
就目前已尝试的若干个教育教学上的改进来看，重要的还是对考核制度的创新，这是整个教育教学创新中的重中之重，而考核制度的创新必须得到各高校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甚至是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大多数高校现行的考核制度依然是考试一纸定分数，虽然都计入了平时成绩，但是还是考试指挥着整个教育教学，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依然还是知识点与原理的展开，所以学生还是在授课的过程中，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只是着急于记概念、原理。作为公共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考核，可以分为众多的部分，课堂的部分、课堂研讨的研究报告、最终期末论文的形成，作为各高校本课程教学成绩的测试方式。而关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理论课试卷的设计，是整个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否可变成一个或几个短小的论文的形式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林桂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育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12，（4）.
[3]张静，王惠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思考[J].唐山学院学报，2011，（4）.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4
关键词：哲学“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课程开发
哲学涉及生活中的众多问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动等。哲学问题一直以来并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教学机构、教学课程、教学目标等。哲学在宏观层面对教育提出了大体的框架，可以说哲学在决定课程方面的重要性已是定律，无可争辩。作为一线的在职教师，我们有必要理解课程与哲学的关系。
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已有了很多的实践和经验，并在这课改科研方面有了众多的学术与观点。然而，对于课改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却少见。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是现在众多职业学校流行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体现出这种模式的优越性。近几年的快速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我认为，如果对于“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的哲学层面进行思考，将会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并能深化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哲学在人们作出有关课程和教学的重大决策方面一直发挥作用，包括隐性和显性的。在就影响课程的哲学思想而言，主要有四种哲学影响了教育：观念论、实在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影响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
一、课程工作者本身带有深刻的哲学观点。
课程工作者们的哲学观受到他们生活经验、常识、受教育程度、经济制约、政治意识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和影响。并且在环境的不断变化过程中哲学观也在随之变化。所以，课程开发的工作者的哲学观是在课程行动之前就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给予充分的价值观的梳理。当前，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职教课程开发的研究者要做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问题，要从别人的角度去审视、分析现象或解决问题，从他人的价值观经济角色来思考。换位思考是课程开发者必备的要素之一。
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与观念论、实在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的辨析。
观念论、实在论是属于传统哲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属于现代哲学。人们通常把柏拉图视为观念论的代表任务，这个观点强调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来解释世界，并且把课程分为层次，有等级之别。实在论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从物体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他们认为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理智来认识世界的。在观念论、实在论的观点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是非常符合其要求的。在工作环境下，学生能够非常真实地体验工作的过程，学习即工作，在学校的学习是与社会的工作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正是课程开发者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在工作情境中，学生通过完成真实项目或任务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感受和学识来认识周围的事物，包括学习上的，学术上的，还有人们交往的各种技能技巧。从观念论、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人们强调有组织地讲授课程，强调逻辑，思维训练，培养理性。“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这样的教学效果的。工作过程是动态的，任务的完成是依靠多个能力素养来支撑的，如果没有系统的综合的课程素养的形成，那么，这种课程开发的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弥补了原有课程中的不足。在工作任务为引领的前提下，有组织有秩序地做好工作相关事物，在工作情境中学生的思维会得到训练，更能真实地带领学生体验到今后正式融入社会后的基本职业能力。让学生能够不出校门学习所能，这正是应证了实在论、观念论哲学的思想。
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以变化的过程和关系为基础，把知识看作是现实不断变化的过程。学习发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而且，解决问题是可以迁移到一个广泛的学科和情境中的。学习实际是学习者和环境之间的交换。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符合实用主义的特点。因为在工作过程中，周围的现实环境在不断发生改变，学生在这种经常变化的工作环境里得到锻炼，能够应对，这其中产生的隐性的能力发展是我们所需要的。学生在遇到困难后，就会想尽办法来解决它，一个办法不行另外用其他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寻找多种方案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理想的教学效果是，要教会学生怎样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仅提供问题。在工作环境中，学生与环境，问题与方法，多次地交替和掺杂，能提高真实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为完成工作的职业技能。
三、“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体现了新时期的平等的师生关系。
《辞海》对平等的解释是：“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教育领域呼吁师生平等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教育理念的变迁，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具体到实际环节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在职业学校，无论在入学之前的学业成绩如何，来到职业学校将会接受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不再是普通学校的应试教育，而是职业学校的能力教育。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是均等的。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中，教师与学生是主体，为了完成工作，教师与学生是合作的关系，是组建成的学习的共同体。合作性的学习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的主要组织形式。教师与学生能有共同的目标，形成一种合作的师生关系、平等的对话式的关系，这势必将给教学模式带来更多的新的气象。
综上所述，哲学对课程至为重要，职业学校所倡导的哲学观影响其课程的目标、内容、组织形式等。“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的哲学思考，是结合了当前职业学校的现实情况、课改特点而提出的非常必要的课题研究。教育观念的变化必将给教育实践带来改变。工作过程的真实任务情境，是开发本课程的重要关键所在。通过对哲学层面的思考和辨析，我将不断探索，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美］艾伦・C.奥恩斯坦，费朗西斯.p.汉金斯著.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2.
［2］陈建华.基础教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3］肖化移著.审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标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4］石伟平著.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创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5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爱智慧”。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不断的追求智慧，正像花草树立需要阳光雨露一样，人们的生活也需要智慧的启迪。人们对问题的高明认识、解决问题的巧妙方法，都和哲学的智慧联系在一起。[1]哲学不是技术教育，也不是政治教育，而是人性教育，是人追求智慧的途径，而是人们对人本身、人的活动以及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黑格尔就在书中阐述：“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2]
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哲学教学中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将哲学的本性及教育目的被曲解。注重思维能力培养的本性被枯燥的教学所取代，哲学理论成为了停留在书本上的符号，照本宣科的填鸭性教学方法使哲学的魅力被掩盖。老师讲、学生记的模式不但失去学生对于哲学的兴趣，还造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哲学课程成为了知识教授，丧失了其本性与功能。
哲学的教学目标应从以下三点着手：
1.1教育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有关基础知识，初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2指导学生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提高他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判断是与非的能力，用正确的哲学观点指导自己学习和实践，提高综合素质。
1.3培养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正确的哲学观点为指导，解决好如何做人的现实问题，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哲学是一门富有“智慧”的学科，是一门学习“智慧”的学科，更是一门运用“智慧”的学科，决不是一门讲授理论知识的学科。
2哲学课程的考核标准
对于一门课程，考核和评价标准至关重要。目前，各高校的哲学课程多以标准化试卷为主要的评价标准，通过一张由选择题、填空题、名字解释、判断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组成的试卷判断一个学生的哲学知识。这样的考核标准是将应试教育的模板搬入了哲学教育中。它考的不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背诵和记忆的能力。为什么目前我们的教育中，“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与课程的考核标准有着直接联系。只须花上几天甚至更短就能获得高分，又有几个学生愿意认真的思考问题？哲学课程的考核应采用平时表现与论文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哲学课程的实践性，而不单单停留在其理论性。这样才有助于学生对于哲学知识真正的领会和运作。
3哲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传授哲学知识的时候就采用了精神助产术。“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等各种为您提的时候，关于采用问答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其无知，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3]时隔数千年，我们哲学教育还在采用讲授型模式。如此陈旧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怎么培养学生对于哲学的爱好，更甚至是提高学生的哲学水平？如何改进哲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已成为哲学课程改革的讨论热点。
笔者认为，采用何种教学模式关键在于如何突显哲学的实践性？哲学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课程。苏格拉底曾经采用的精神接生术说明锻炼思维与达到真理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练习。单纯的讲授根本无法满足。相比之前，以下两种模式对于哲学的教学更有利：
3.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出现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经过长期的实践，案例教学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成为教师们较为推崇的一种教学方法。哲学的案例教学法就是选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通俗易懂的、富含哲学原理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分析、讨论，辅以教师适当的启发、引导，让学生悟出其中的哲学原理的一种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启发了学生的思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学生创造了思考问题的条件，增强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实现了师生互动的课堂氛围。[4]
3.2pBL教学法（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pBL教学法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较为相似，也是近年来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新颖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提倡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5]
现代的大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才是哲学教育的本质要求与哲学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
摘要：哲学课程是高校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随着现代化教学的发展，目前的哲学课程教学过于陈旧，急需改进和创新。本文就哲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关键词：哲学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赵家祥，王元明.哲学基础知识.第二版［m］:1.
[2]黑格尔.小逻辑.中文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社.1980:7.
[3]全增嘏.西方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128.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6
[关键词]张楚廷；教育哲学；旨趣
abstract:professorZhangChu-tingexpoundshisphilosophybymainlytakingeducation
asthedomain.mrZhang’sconsistentinsistenceandconcernforthepeople-orientedideas,
thefeelingsofcherishingforlife,thespiritofesteemingbeauty,thefeelingsofcherishingforphilosophy
andthedeeplovefornationcongealsthesoulandpurportofhisphilosophyofeducation.mr.Zhang’sphilosophycanbecalled“theChinesephilosophyofourown".
Keywords:ZhangChu-ting;educationalphilosophy;purportandinterest
先生之于哲学，正如《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所说的那样——“从未想过要见见它”，“从未欲立一个什么目标”，是在“操练着、欣赏着”、“琢磨着、探索着”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走向哲学的。先生主要以教育为论域，却始终指向更为根本的人本身，指向对真善美的终极追问。先生不只是一名学者意义上的哲学家，还把哲学理念和情感推及整个人生，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无不充满哲学意味，而且这意味越来越浓烈。
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读先生的哲学，总能感受到其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关切，总能感受到他那鲜明的人本理念、生命情怀、审美精神、哲学情结和兼具历史和时代感的民族深情。先生内心深处的这份坚持和关切，流淌着先生“情不自禁”的情真意切，凝结成其哲学的灵魂和旨趣。
一、始终秉持人本理念
先生的教育哲学处处流露出他对人本身的尊重和珍爱，人本理念始终是先生展开教育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基点”。正如先生所言，“从最基本的意义来说，‘人是什么’，或者，‘生命是什么’，无疑是教育必须面对的第一问”[2]（p24）；“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抓住了这个根本就抓住了教育的根本”[2]（p27）。
《课程与教学哲学》一书站在人本立场，凸现“人文引领”的思想主线，在对人文课程、科学课程和社会课程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人文引领的和谐课程观”为核心的课程与教学哲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以人本为基调，“鲜明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之‘底’，这与布鲁贝克第一次提出‘高等教育哲学论题’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较全面科学地构建出人本高等教育哲学体系”[3]。《教育哲学》的第一至四章分别以“从哪里开始考察教育”、“人是什么”、“关系中的人”、“人发展什么”为标题，全书8个一级标题中有3个以“人”为中心语，69个二级标题中有15个以“人”为中心语（另有8个二级标题通过承前省略或设问等方式省略了其中心语“人”），一、二级标题中共有18个“人”字。如果这些符号意义上的统计尚不足以说明作者对“人”的看重的话，只要你能打开书本，几乎每一页、每一段都在说“人”，可谓通篇见人。
先生坚持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情感阐释着对“人”的思考和期待：
——人是神圣的和复杂的。他说：“教育在丧失了对人的神圣感的时候，教育的神圣顷刻丧失；社会在丧失了对人的神圣的感觉的时候，社会的神圣充其量只是一种虚无的实在。"[2]（p123）人的神圣和尊严源于人的复杂性。他在《教育哲学》的“人是什么”一章中对把人的本质简单归结为社会性甚至是阶级性的论调进行了正面批判，进而提出了人的反思性、反身性、自增性、自语性、自育性和审美性六大基本特性。他还意犹未尽地说道：“相信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唯有在‘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他们必然会有的那种高傲。”[2]（p35）
——人是发展着的人。他从康德的“胚芽说”与马克思的“需要说”入手，深刻论述了“人的可发展性”，认为“人是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2]（p107），“发展得最好的人，不只是因可发展而发展了的，而是其可发展性也得到了发展的人”[2]（p113），进而指出，“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2]（p110）。沈又红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张楚廷教育哲学旨趣五解——个性与自由是人的生命。他在论著和演讲中多次表达了对于个性与自由的珍爱，并在《教育哲学》的“人发展什么”一章中鲜明地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实质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他这样诉说着人的个性：“发展个性就是发展多样性，发展丰富性，发展创造性"，“教育在于把每个人培养成为他独特的自己，更高大的自己”[2]（p132）；他这样赞叹着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标志，人获得自由的状况即它的生命状况，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他的生命力。”[2]（p228）
——个人、个体、“我”是谈论“人”的前提和出发点。他谨慎地反思着那段“我”被“我们”遮蔽的历史，进而指出：“马克思说‘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是出发点，是前提，是第一前提”[2]（p77），“人的消逝是从个人的消逝开始的”[2]（p79）。
——做自信的人。他的学术和人生无不显示出对于自信的坚持和追求。他饱含激情地说着，“人们希望人成为高大的人，人也就把这种希望寄托给教育，唯愿教育能使人真的高大起来”[2]（p71）。他不无欣喜地说着，“如今的中国，人字越写越大，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最基本——人权;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心；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性；从科学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学；从课程学的角度，我们回到了最基本——人文(课程)；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最基本——人才；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最基本一一人格；从哲学的角度，我们大踏步地走向最基本——人!”[4]他十分坚定地说着，教育的第一使命是“让人像人，让人更高大”，“对于自信，我看得特别重，甚至于我的基本追求之一就是把学校办成‘自信的大学’”。
二、始终洋溢生命情怀
伴随着对人的追问，先生的哲学中洋溢着浓浓的生命情怀。
他在《课程与教学哲学》的“‘存在’的诸种含义与生命哲学”等章节中着力追问“生命是什么”、“存在与生命的关系”等问题。他这样阐释着生命哲学：“生命是世界的内在本质，最终根源”[5]（p183）,“生命先于哲学”[5]（p185）。这部著作处处流淌着他对于生命的热爱和敬重，有论者这样评述该书——“课堂生活里自然流淌着的生命”[6]。
在《高等教育哲学》第一章“认识论、政治论与生命论”中，他对布鲁贝克提出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互相补充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进行了批判与发展，认为“对于高等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论和认识论那两种基础之上”，并对苏格拉底、培根、洪堡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感叹：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高等教育的生命论根基”。他通过对既有哲学的考察和对一些不同类型的大学诞生的案例的分析，认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诞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进一步腾升和上扬，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通篇见人的《教育哲学》更是通篇流淌着生命，正如书中所言：“‘教育的对象是生命’”或‘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本书关于教育的主题不需要我们说那么远，我们暂且可以把更神奇的地球搁置一下，还是来讨论生命，并且，还只讨论人这种生命，它可能是神奇生命中的神中之神”[2]（p23）。
三、始终贯穿审美追求
先生的哲学是关注和凸显人的哲学，而先生笃信马克思关于“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论断，在哲学著作中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因而，先生的哲学在最基本的理念层次始终贯穿着一种执著的审美追求。
他在《教育哲学》第二章“人是什么”中以“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为题专门设立一节来阐述其教育哲学的美学基础和审美追求。他构建了一个由5个基础性命题组成的教育公理体系，创立了教育的美学公理——“人在通过反身性作用于自己的时候，基本的中介是美学因素。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自己。”[2]（p171）他指出，“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性的基本因素，这也就是教育的基本要素）”[2]（p221）。在论述真善美的关系时，他说，“美是所有这一切，或美关联着这一切”[2]（p172），“美育是更高层次的教育，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美育不能想像出有效的教育”[2]（p172），进而指出，每位教育工作者，不仅在自己所教授的任何科目中向学生展示或揭示必然存在的美，而且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教授活动本身也是美不胜收的（艺术的），从而让美进入学生的心灵，成为他构造自己的丰富资源，获得自己美好的新生命。这很可能是教育的真谛，是教育成为一种难得的艺术的根由。
先生在自己的哲学中追问着教育之美，构建着美好人生，同时，他也在美的指引下试图呈现美的哲学，构建可爱的哲学。哲学之美主要寓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中。先生始终坚持着说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形成了个性鲜明、深入问题本质的独特内容体系。先生论天、论地、论人、论我、论教育，无处不闪耀着灵性和智慧的光彩，展示出理性与德性的力量。哲学表达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哲学是否可读和可爱，能向实践领域和现实生活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对它的表现形式。先生的哲学充斥着结构美、语言美和意境美，可谓诗情画意，美不胜收。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尽情描绘着体育之美、音乐之美、艺术之美、数学之美、科学之美、教育之美、德性之美、理性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等一组组意境和意象之美，自由挥洒着他那文采纷呈、逻辑严密、灵动诗意、富于个性的语言之美，而数学家的经历和对结构主义的深层把握又使得先生的哲学具有独特的结构之美。/
四、始终怀揣哲学情结
先生哲学的发展过程正好与哲学发展的历程相吻合，从《教学论纲》到《课程与教学哲学》，到《高等教育哲学》，再到《教育哲学》，从教学、课程、管理、高等教育等具体领域的哲学思考到整个教育学领域的哲学思考，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一般，从经验到超验，是欣然而至、自然生成的过程，是在欲罢不能的层层追问中展开教育之思的过程。先生在走向哲学的途中深深地喜爱上了哲学，这种喜爱又吸引着他更加坚定和潇洒地走向哲学研究的纵深，以致于近些年把学术研究的主要旨趣和精力转向了哲学领域，并在这一领域频频收获，建树颇丰。先生走向哲学，不只是他所说的“不期而遇”，更源于他几十年“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的不懈追问，源于一种浓烈的哲学情结。先生的哲学是爱哲学的人的哲学。
先生的哲学情结首先是一种对哲学的敬重与热爱之情。他十分推崇恩格斯的论断——“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这句大家十分熟知的话中,“理论思维”指的就是哲学。他多次在演讲和著述中阐述哲学对于一个人、一所大学、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多次不无钦羡地谈起德国哲学的繁荣对于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意义。他在《哲学对于大学意味着什么》一文中集中描绘了哲学与大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民族的共盛共荣景观，他在文章末尾说道，“哲学必定是世界顶尖大学上空悬挂的一颗巨星”。他十分欣赏柏拉图关于“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哲学”的观点，他指出，“教育的贫乏源于哲学的贫乏”[7]（p23）,“哲学的贫乏与教育的贫乏几乎同时存在”[7]（p24）。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校长的他从北大、人大、武大引进了一批哲学博士,在一所地方师范大学率先办起了哲学专业，并建立了哲学系，不仅使湖南师范大学的哲学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且以此为支撑全面提升了大学品位。其次，是一种不懈追问根本、追问基点或起点问题的情结，一种走向哲学纵深的执著。哲学是一门追问的学问，是一门问出来的学问。他始终“坚持从世界本身去说明世界”，他的哲学著作中关于“我们的‘底’在哪里”、“教育第一问”、“教育公理”等问题的论述，关于元问题的探究，无不贯穿着一种追问本源和终极的自觉和执著。再次，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思想使人成为万物之灵，思想的力度在于批判。批判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存在方式。批判也是哲学思考的基本方式，是哲学的生命和使命。先生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质疑的、批判的、反思的，先生的哲学正是在富于逻辑力量和个性魅力、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理性批判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课程与教学哲学》用了较大的篇幅对当前流行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社本主义课程与教学观给予了清醒的反思和冷峻的批判，对这些流派和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了理性分析和评判，进而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课程与教学哲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更是一部充满批判光彩的著作，他从对布鲁贝克提出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互相补充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批判着笔，提出了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并对“骄傲使人落后”等中国教育长期持有的一些基本理念以及高校的定位问题、特色问题提出了质疑与反思。“这种质疑，对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非常可贵的警示”[3]（p26）。《教育哲学》构建了一个教育哲学体系，这种构建总与批判相伴随，“教育社会性问题”、“教育就是教育”、“人有没有本质”、“人与个人”、“关于全面的‘全’”、“在泛化中窄化”、“‘灵魂工程师’论”、“‘适应论’评析”等章节更是通过批判显明作者的立场和主张，充满了独创性和建设性的批判。
五、始终饱含民族深情
先生曾经深沉地写道：“如果我曾有过一些灵感，那是来自大自然；如果我曾有过一些奇思异想，那是来自历史，来自我的祖宗，我的民族，我的祖国……宇宙爆炸，其中出了一个银河系，太阳系在它的边沿，太阳系已生出了一颗小行星，它幸运地有了生命，尤其是奇妙地孕育出了人，从此，它成了一颗有意识的星球，从此，有了美丽和幸福，也有了丑恶与苦难，有了同苦难的抗争，有了对幸福的追求，有了梦想，有了璀璨斑斓。也有了我们的祖宗，有了我们的民族，有了我们今天写不完的诗篇，唱不尽的歌谣。”[8]在《课程与教学哲学》的前言中，他饱含真情地写道：“不会忘了我的祖国已进入到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纪这一历史对这部著作的决定性影响”，“我们更深切地期待，在这个领域里，有我们中国人而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5](前言)。
无论先生的人本理念，还是生命情怀、审美追求，乃至哲学情结，都凝结在先生对自己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深情厚意之中。先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追寻着“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先生哲学之途的“情不自禁”集中表现为民族之情。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先生的哲学亦堪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诚哉斯言，先生一直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先生对国外学说的谨慎态度、对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热切关注，无不透射着一名学者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赤子之情。先生的哲学植根于历史文化，润泽于民族真情，着生于当今时代，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富于文化底蕴和时代气息，饱含民族深情，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5.
[2]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6]张传燧.课程哲学:课堂生活里自然流淌着的生命[J].当代教育论坛，2005，(3)：128.
[7]张楚廷.新世纪:教育与人[J].高等教育研究，2001，(1)．
[8]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集·校长叙论卷（第4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613.
[3]魏饴.人本高等教育哲学的诞生与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5，(7)：25．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7
关键词：生活教育哲学生活世界幼儿园课程
每一种哲学观针对世界、人生、知识和价值等都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会直接或间接制约课程理论，影响课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近代哲学呈现的是一种科学世界观，认为世界是某种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可计算的、本质既定的存在。罗蒂把这种非人的哲学称为“镜喻哲学”，即人心只是一面镜子，人心应当是一面镜子，镜子是人心的理想状态，它的任务是纯客观地、不变形地映照出客体的模样。科学世界观的实质是信奉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造成对人的现实生活或现实生活中人的遗忘、忽视和漠不关心，以及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化和简约化，同时割裂人的现实生活的完整性，使人的认识成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机械反映，否定人的主体性地位。①现代教育之趋势是主体性教育，这就要求我们由抽象的科学世界回归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现代哲学家们都在以不同方式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正是在生活中，个体不断获得成长与发展。因此，幼儿教育必须直面儿童的生活，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应该依据儿童生活的本质特征。正如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所说:“要实施自由的全人教育，教育者尤其要懂得儿童的生活是什么，要懂得儿童的本性。”②现代生活世界观的确立使幼儿教育更重视儿童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儿童。毕竟，生活世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离开生活世界就失去存在的条件，人也就不复存在。幼儿园课程设计应该实现从近代科学世界观到现代生活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之转换。生活教育哲学③应成为幼儿园课程设计的哲学基础。
一、生活教育哲学概述
（一）生活教育哲学的内核
探究生活教育哲学内容的关键是理清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教育起源于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教育与生活的分离将导致教育的种种弊病，因此，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以使教育达到本真的境地。历史的洞察告诉我们，教育与生活的关系经历了“融合―分离―回归”三个阶段。从理论上来说，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命题本来就是一个教育哲学的命题，也就是教育重新回到其栖居地，向原来的家园“寻根”的过程。④
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历经融合、分离之后，这次回归生活世界的过程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扬弃。不是复古到日用教育阶段，而是一种批判性的、超越性的回归，是通过一种立足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反思，正确地回归教育对象的生活世界，追求教育的真义。此外，现实生活世界始终是一个对人来说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就是向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的回归。⑤可见，生活教育哲学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其内核就是关切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
（二）生活教育哲学的特点
整体性。哲学家斯马茨说：“即使累积了某部分，也决不能达到整体。这是因为，整体远比部分之和大。”整体性意味着对任何事物发展过程的分析都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机械地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作简单的分解和还原，因为分解与还原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对整体性的一种抽象和切割，均丧失了原有的部分关系和属性。生活是五彩缤纷、五颜六色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构成生活的整体。⑥况且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本真的教育就是使人发展成为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生活教育哲学崇尚教育的整体价值，反对片面的、机械的、畸形的教育。
体验性。生活教育哲学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然而生活是繁复的，各种因素纵横交织，这就需要人们自己去体验。那么，何谓体验?“体验是在一定的经验的关联中发生的情感融入与态度生成，它是包含认知与非认知在内的多种心理活动的综合，是知、情、意的全面投入，是心灵的感悟、经验的升华、生命力量的体现”⑦。可见，体验强调亲历性、过程性和自主性，重视个体直接经验的获得。生活教育哲学推崇教育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更是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的过程。
民主性。生活教育哲学主张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以使教育达到本真的境地。什么是教育的本真状态？雅斯贝尔斯告诉我们：“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天性。”⑧本真的教育应该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参与交流的双方地位理应平等，是“我”与“你”的关系，而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
开放性。“教育一直是一个过程，它既不受时间限制，又不受空间限制，无论在何处，教育总是贯穿于全部生活之中”⑨。这正是生活教育哲学的特征之一，要求教育在宇宙上无限开放，要求处处是教育之所，时时是教育之机，人人是学习之人。
生活教育哲学为幼儿园课程走向现实世界，走向幼儿的生活世界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由近代科学世界观转向现代生活世界观，是现代社会与人类理性的一个发展趋向。在生活教育哲学视野下，如何看待幼儿园课程的设计与改革，这涉及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是哲学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课程领域的理论基础，课程认识论是课程设计所遵循的理论基础。从近代科学世界观走向现代的生活世界观，幼儿园课程论从传统的科学认识论走向生活认识论，由“认知领域”扩展到“生活和生命全域”。幼儿园课程的视界应关注幼儿生活和生命全域，并充分挖掘现实生活的课程价值和生活意义。
二、我国现行幼儿园课程对幼儿生活的背离
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存在把整个课程按学科分科进行教育的现象，即各科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从不同的知识领域进行选择，根据知识的逻辑体系，将所选出的知识组织为学科进行教育。这种幼儿园课程设计带有浓厚的唯智主义色彩，着重关心教师教什么，却漠视幼儿愿意学什么、能够学什么，势必严重背离幼儿的生活。然而，正是这种背离幼儿生活的幼儿园课程，至今仍然盛行于广大幼儿园中，尤其广泛地存在于未开展主题活动的幼儿园中。其实，即便在开展主题活动的幼儿园中，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到了大班、学前班也会开设分科课程。为什么幼儿园课程背离了幼儿生活？表面上看，原因有二：一是受师幼比例、材料设备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二是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家长教师都希望儿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究其深层原因，是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科学世界观在作怪。
科学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就是实体主义的世界观、认知上的理性主义路线、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知识标注上的客观主义，这些特征从逻辑意义上说，是近代科学的产物。⑩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必然导致我国幼儿园课程对幼儿生活的背离。这集中体现在：
第一，课程目标远离幼儿生活。科学世界观认为，知识具有客观性，它来源于客观世界，主体应注重认识客体的固有属性与本质规律。在这种被动、单向的认识论指导下，幼儿园课程目标过多地注重让幼儿占有知识，而与幼儿生活毫不相干。2009年5月19日笔者在浙江金华一所私立幼儿园的数学教学活动中看到，教师要求幼儿反复跟着录音背诵加法口诀，幼儿直接与“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也许凭借幼儿的好记性，他们能够知道数字相加后的得数，可这样做又能给予幼儿多少有益的经验？无非是记忆力的操练罢了。第二，课程内容疏离幼儿生活。客观知识本身成了目的，课程内容成了知识与文化的载体，如此一来，自然与幼儿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在幼儿的心里，“2+2=4”成了真理，不可亵渎，却忽视了其实数学就在身边，是与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第三，课程实施中异化幼儿重要生活方式――游戏。游戏是儿童的重要生活方式，其本体价值是让幼儿从中获得愉悦的体验，而在现实的幼儿园课程实施中游戏成了教学手段，最终目的是促使幼儿更好地学习，更多地掌握知识。游戏失去了本质属性，被异化为教学手段。笔者2007年11月在一次幼儿园英语教学活动中，曾经听到幼儿发出这样的声音：“等老师的游戏玩完了，我们去玩自己的游戏！”幼儿区分出了“老师的游戏”和“自己的游戏”，并表现出了对“老师的游戏”的应付、无奈。这种游戏显然失去了游戏的本质属性，严格说来，已经算不得游戏。第四，课程评价中鲜见对幼儿生活的参照。课程评价过多关注课程任务、课程目标的完成情况，而不问课程能否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能否提升幼儿的生活乐趣。观念决定行为，观念改变行为。生活教育哲学认为教育必须回归生活，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这对我国的幼儿园课程设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生活教育哲学对我国幼儿园课程设计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幼儿园课程应立足幼儿的生活世界
杜威认为，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成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同的，虽然他们都在生长，但他们的区别不是生长和不生长的区别，而是各有适合于不同情况的不同的生长方式，儿童生活世界将来是要向成人生活世界发展的，但在他们没有成人之前，学校教育就应该保持这种相对的儿童生活世界的独立性。因此，幼儿的世界首先是生命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幼儿生活应该是愉悦的、有着童真童趣的、自由的、令人满足的生活，是幼儿体验生命的历程，这是幼儿园课程所追求的目的。幼儿作为活生生的人，有情感、有生命、有体验，而这些不能因为知识的重要而被轻视或者忽视。因此，幼儿园课程应立足儿童的生活世界，课程的设计目的应当是让他们感受生活的丰盈与美好。
（二）幼儿园课程应适应幼儿生活
在生活世界中，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又是可能性的存在。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教育活动必须首先认识到教育对象是现实性的存在，关注他们的现实生活；同时，充分认识到教育对象是可能性存在，积极建构他们完满的可能生活。正如克伯屈所主张的，要关心每个人都具有的“最完满和最佳生活的可能性”。已经获得了什么和将来获得什么成就的可能性总是不确定的，因此，要不断取得进步就需要理智上的努力。教育就是教导儿童怎样生活。{11}显然，教导幼儿怎样生活只能基于对其生活的充分体察，既要知晓幼儿的可能生活，又要充分了解幼儿过着怎样的现实生活，以便弥合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幼儿的生活是动态的和发展的，他们通过接触自然、社会，学会交往，并认识自我。只有感性的、生动的、丰富的生活世界，才能满足幼儿在认知、情感、态度等多方面发展的需要。生活世界为幼儿成长提供了全部共同的、基本的要素。幼儿园课程设计必须适应幼儿的生活，并逐步指导、引领幼儿从现实生活迈向可能生活。
（三）幼儿园课程应注重体现幼儿完整生活的意蕴
幼儿生活是整个的、完整的，不仅包括园内生活，还包括园外广阔天地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幼儿教育不是禁锢，幼儿园课程应完全走出幼儿园，在宽松与平等的环境中，在参与广大范围的社区、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使幼儿沐浴生活的阳光，能够享受生活的快乐。这正好符合生活教育哲学的两个特征，即民主性和开放性。幼儿园课程应是连接幼儿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桥梁，是幼儿个人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契合点。杜威相信个体应该被当做社会人来教育，因为社会人有能力参与并主导自己的社会事务。这意味着社会群体之间更为自由的相互影响，也意味着关注个体进一步成长所需要的全部潜能的发展。{12}这样看来，注重幼儿社会生活其实是解放个体的一种途径。所以，幼儿园课程既要合乎幼儿的发展需要，又要合乎社会的发展需要，把两种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把这两种需要结合起来，就不仅是回归生活、面向生活，而是要超越生活。回归生活、面向生活，是希望幼儿能学得自在、学得自由、学得幸福，做自己学习的主人；超越生活，是期望幼儿获得更广阔的成长天地，充分开发其潜能。
注释：
①⑤⑩于冬青.走向生活世界的幼儿园课程设计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29-32，71.
②小原国芳.小原国芳论著选（上卷）.刘剑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51-352.
③“生活教育哲学”的运用，其观点主要受到张建平的硕士论文《“遮蔽”与“澄明”――教育生活意义的失落与回归》的启发。
④⑥张建平.“遮蔽”与“澄明”――教育生活意义的失落与回归［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22，27.
⑦郭娅玲等.体验理念在小学思想品德新教材中的体现［J］.基础教育研究，2004（3）：35-36.
⑧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3.
⑨查尔斯・赫梅尔.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m］.王静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22.
{11}{12}奥兹门，克莱威尔.教育的哲学基础［m］.石中英，邓敏娜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141，142-143.
参考文献：
［1］于冬青.走向生活世界的幼儿园课程设计研究［D］.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张建平.“遮蔽”与“澄明”――教育生活意义的失落与回归［D］.2007年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奥兹门，克莱威尔.教育的哲学基础［m］.石中英，邓敏娜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4］洪汀.杜威教育哲学的社会视野及其启示［D］.2007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分析哲学；课程；教学
分析哲学，也称哲学分析，初创于20世纪初的英国，是哲学家反叛绝对唯心论运动的结果。其分支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分化为人工语言派和日常语言派，最终引发了哲学研究领域的“语言学的转向”。分析哲学在推动课程与教学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对课程实践与教学活动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虽然分析教育哲学学者对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以及研究方法单调等不足，但仍有可借鉴之处。
一、分析哲学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思想
产生于20世纪初的分析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1.20世纪初之形成。20世纪初，受孔德实证哲学的影响，传统思辨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缩小，哲学面临失去研究对象的危机。一批哲学家开始从数理逻辑领域中探求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在此背景下，弗雷格（GotlobFrege）、摩尔（Georgeedwardmoore）、罗素（BertrandRussell）等人提出哲学的分析方法推动哲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发生，促进分析哲学运动的全面展开。弗雷格从其数学哲学的三个原则①为基点出发，认为哲学首先必须是一种逻辑，是对思维的逻辑表达，是建立在意义理论上的真理理论，而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弗雷格最初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他的反心理主义观点，此观点主张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中分离开来。弗雷格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又一影响是对意义（含义）与意谓（指称）的区分，他认为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指称它的对象是因为它有意义。摩尔侧重于对日常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分析，认为哲学家任务是把复杂的概念分析为简单的概念，阐明后者之间的关系。罗素的分析主要植根于19世纪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认为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解决一切通常所谓的哲学问题。
2.20世纪20~40年代之鼎盛。这一鼎盛时期，以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学派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维特根斯坦提出命题与世界关系的“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原子事实的空间之中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即原子事实的存在。与罗素不同，原子事实不是指简单的对象本身，而只是对象的存在方式或者说逻辑结构。它在逻辑中成为一种图像，后者描述着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图像论”主旨，在于把命题看做是关于事实所逻辑图像，通过分析命题来最终揭示世界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的着眼点是为他心目中的世界概念划定范围，用逻辑的脚手架构造关于事实的命题图像。在他看来，“世界”概念并不仅包含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包含一切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即用逻辑命题表达、符合命题逻辑形式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只是这些可能世界中的一种。一旦有了这种对世界概念的清楚认识，就可以用逻辑的标准衡量和判断日常语言中的命题，发现在日常语言表达中隐藏的思想的逻辑形式，并确定语言表达的界限，区分可说与不可说。维也纳学派继承了休谟和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思想，强调以科学为模式、以逻辑为手段、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将哲学彻底改造成一种科学的哲学。
3.20世纪50年代以后之衰退。分析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欧洲大陆移师美国之后走向衰退，主要以蒯因（w.V.Quine）的逻辑实用主义为标志。逻辑实用主义又称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逻辑分析方法和实用主义传统的结合是蒯因哲学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克里普克、普特南、戴维森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进入所谓“后分析哲学”时代。分析哲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所讨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已过时。相反，当今任何哲学家，只要是讨论与语言、意义、真理、逻辑命题以及实在等问题相关的内容，就一定要受分析哲学的影响。
二、分析哲学的课程与教学思想概述
1.课程与教学目标。以逻辑实证分析和语言分析为依据，分析哲学者提出：只有对教育目的进行深刻的语言学分析才能对其有全面认识，教育目的不仅指研究者和决策者在目的陈述中所表达出来的表面目的，还包括隐藏在这些表面目的背后的各种假设、意图、预设和价值观。还指出，虽然对教育目的的表述难以陈述清楚，但仍应该使用诸如公正、爱国、荣誉等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概念对其进行表述。普适的教育目的是不存在的，因而对教育目的进行分析时，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实践背景中。同时，对教育目的的分析是向现实和实践开放的，人们对教育目的的理解也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此基础上，分析哲学对教育活动及其概念进行分析，为教育活动提出新的教育目的观。如谢弗勒（i·Scheffler）强调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和追问精神。他指出，施教者必须为学生“提供证据”（evidence-giving），必须合理解释自己的教育行为，学生有提问的权利和要求施教者对问题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的权利。实际上，对教育活动、教育现象进行剖根究底的考察和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与追问精神也是分析哲学在教育目的观上的表现。教学活动的展开是语言活动的过程，是通过语言形式对教育概念和命题的表达实现的。由于教育目的的不断发展，实施教学活动的目标也随之变动，因而，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教学意义也是变化的。教学目标的制订过程中须对时代因素和生活方式进行充分考虑，以形成符合特定时代人们所公认的教学意义。另外，在确立教学目标前，对教学活动含义有清晰的认识是形成相对稳健的教学目标、保证教学实践健康发展的前提，而这种认识是基于语言分析的分析方法。转贴于
2.课程与教学内容。分析哲学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思潮，因此，其有关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思想观点便往往是通过对一些教育术语、口号、命题、论断的分析而间接地表达出来。另外，分析教育哲学学者还对课程计划提出批评，认为课程计划常常是浮于言表，而不系统、细致。教学工作者在制定计划时会将一些问题、语言、意义含混表达。针对这些失误，教师和课程研究者应该认真分析，增强对课程的批判意识，重建专业术语意义清晰的课程。
3.课程与教学实施。在课程与教学实施上，分析哲学学者倡导的是一种知行统一的课程实施观，而这些观点也是通过对一些相关命题与术语的分析中来体现。如对“知道”、“思考”等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刻意厘清，从而深化教育工作者对教学实施过程的理解，推动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发展。课程与教学的实施策略方面，主要是倾向于对教学方法的分析，表现在：①关注教学实践中价值观和教学术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用中性、冷静、客观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实践，积极应对不良价值观对儿童的侵蚀。②主张将范式分析思维作为确立教学方法的依据，即用可以澄清教学术语观念的逻辑范式来推动教学方法的研究，从而帮助教育工作者用客观、中立、冷静的态度来分析教学实践问题。③对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反思，以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服务于教学实践。
4.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和地位。教师在教学中承担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及出于怎样的地位都制约着教学的结构和类型。从事语言分析的研究者要求教师在教室中使用的语言要有充分的把握，原因在于语言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媒介。无论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教学语言都和其他语言一样负载价值，都是传递教师要表达的思想。作为教师还应特别关注语言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因为语言负载价值、充满情感，在表达过程中也因人而异。再者，语言也不是全能的，不能言尽一切。因此还要积极配合其他非语言因素，如手势、动作等来辅助思想的表达。由此可见，教师在教学中扮演者知识、观点传递者和这些知识、观点的诠释者着双重角色。所以教师应具备熟练的分析、驾驭语言的能力，以此来理解语言的逻辑结构，了解其内在深意，进而才能发现并回避课程内容中的语言误用现象，提高教学活动的效能。教学三要素重要之一的学生作为语言的接受者，也相应的该具备良好的分析语言的能力，还应善于发现语言在用法上的错误，使自己成为用心的倾听者，以便跟进教师的引导有效地参与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三、分析哲学的课程与教学思想评价
分析哲学秉承语言语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对教学研究中的术语误用和意义模糊现象进行反思和澄清，从而影响了对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另外，在分析哲学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分析教育哲学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推进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变革亦功不可没。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9
［关键词］高职院校哲学课程“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胡蓉（1975- ），女，宁夏固原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广东佛山528333）
［基金项目］本文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三位一体’的《哲学基础》课程教学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SZJGXm17）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6-0128-02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过于倚重和遵循“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引，在“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惯性中将高职院校渐次沦为职业养成所和培训机构。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思中发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呼声，国家也从1995年开始了相关教育改革，但实践活动多在以“985”“211”为代表的本科院校中进行，而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主动或被动地隔绝或远离这场对学生“成人”至关重要的教育教学活动。教育主管部门尤其是相关研究者和部分院校一直在积极探索寻找一条既符合高职教育教学实际、又能对学生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的道路，哲学社会科学以其高屋建瓴之统领逐渐成为相关院校开展素质教育的首选。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在2006年就开始了高职院校哲学教育实践。在充分调研论证后，决定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一门54个学时（其中理论教学36课时，实践教学18课时）的通识必修课——“哲学基础”。该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统领与核心，以相对独立的章节和篇幅，介绍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科技哲学和艺术哲学等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和观点，旨在使学生理解哲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锻炼、发展理论思维能力，丰富、提高道德精神境界，为学习其他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为进入社会乃至安身立命奠定良好的素养。几年来，我院已经建立起较为系统的适应高职学生特点的哲学教育方案，探索出了一套“三位一体”的“哲学基础”课程新型教学模式，“三位”即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一体”即以学生为主体。具体体现为在“以人为本”“回归生活”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导向的指引下，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任务驱动与参观体验相结合，打造学用互渗的实践教学桥梁；自主学习与交流探讨相结合，搭建教学互补的网络教学平台，提高学生的思辨水平，提升学生的哲学素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这一教学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和同行的赞同。
一、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
从哲学教育活动的宏观层面来讲，教师与学生是主客体的关系，教师作为主体承担着制定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任务，学生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制度的安排。这种主客体关系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制度实施中，课堂教学对教育效果的优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应是双主体的关系，教师的主体性表现在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性表现在通过积极参与课堂实现自我教育和主动教育。哲学教育的课堂教学应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以学生的参与为目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具体来说，教师要大量运用启发式、问题式、案例式、辩论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注重从经典的问题、案例或者有争议的观点出发，组织、引导学生与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与讨论，以调动课堂气氛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师生智慧的碰撞与情感的互动，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教师要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烂熟于心，有系统、有组织地围绕学生，把握好教学环节，这是师生互动的前提。在互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问题的提出者，而教师则是解决问题的引导者。其次，引导的过程要注意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舞学生和鞭策学生。实践证明，建立在平等信任、尊重理解基础之上的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不仅能创设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进步的教育情境，还能在彼此理解和沟通的良性互动中达到精神的愉悦和生命意义的分享。要注重于创造，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继而引导学生展开哲学探究和反思。再次，问题的设计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是师生互动成功的关键。教师对问题的设计与提出既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又不能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如在讲到道德哲学中有关善恶的问题时，要结合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明星“诈捐门”、陈光标的“裸捐”以及“郭美美事件”等鲜活的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善的本质与善的原则；在讲到人生哲学中有关人生价值问题时，就女大学生“宁做二奶，不嫁80后”“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单车后面笑”等言论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人生选择等。最后，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好坏对教师的职业修养要求很高。教师个人的学术水平、思维方式、沟通技巧和人格魅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着师生互动的效果和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哲学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德行、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比较透彻的人生感悟等，教师体现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提高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任务驱动与社会体验相结合，打造知行合一的实践教学桥梁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提倡“教育即生活”，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过“生活即教育”。“回归生活”即“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这是哲学教育目标的本质所在。实践教学既是巩固与深化哲学理论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哲学教育回归生活的桥梁。教师可以通过任务驱动和参观体验相结合进行实践教学，让学生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参观考察、现场体验中培养主体意识，锻炼思辨能力，领悟知行合一，确立价值取向，继而提升哲学素质。
任务驱动的实践教学通过专题研讨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将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师再现式教学转变为以任务驱动为主的学生探究式学习，将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灌输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用学生比较关心的、与哲学理论相关的现实热点与焦点问题组织专题研究和社会调查任务，将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每一小组指定或自由选择一个任务，利用课余时间使用各种信息工具对研究和调查任务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归纳、总结提炼，通过相互协作与交流，完成对研究和调查主题的初步论证，之后形成成果以课件方式在课堂中予以展示、讲解与答辩、交流与讨论，最后由教师给予总结或点评。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哲学是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探索和反思，研讨和调查题目的设计应符合哲学引导学生透过生活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表面，思考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并进行深入的追问的特点。如通过对“人造美女与美的本质”“山寨文化与创新”“善心与善行”“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2012’与天人关系”等专题任务的研讨，训练学生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培养学生批判与反思的理性精神，实现哲学教育之目的。另一方面，哲学教育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性的交流和对话。课题展示过程中，当学生展示完自己的作业任务后，其他学生与教师的盘问、诘问、反馈与评价显得非常重要，智慧的火花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才能产生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对探究乐趣的体会，要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加深。
社会体验是实践教学的传统方式，也是象牙塔中莘莘学子贴近生活、回归生活的重要途径，注重把课堂向社会延伸，以社会为大课堂，实行开放、体验式教学。可以结合一系列校内外实践活动，如学生社团活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等，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感受生活、思考社会、体悟人生、锻炼能力、提升境界。为使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且形成长效机制，可以在校内外开辟实践教学场所或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如“哲学基础”课在校外逐步建立了11个实践教学基地，每学期教师都会带部分学生去基地参观考察，近两年学生先后到顺德展览馆、顺德戒毒所、孙中山故居、广东省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考察心得都感触良多。此外，我们还将学生的心得体会编辑成册以便“存史、育人”，同时将其中优秀的作品推荐到学校校报和有关媒体发表，使全校师生都得到了教育，受到了启迪。
三、自主学习与交流探讨相结合，搭建教学相长的网络教学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因其资源共享性、交互性、选择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成为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对学生来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资源库为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突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约束，获取信息的渠道、途径和数量、方式更多、更现代，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吸纳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筛选者、建构者。对教师来讲，既可以及时跟踪学科发展的前沿，获取最新、最具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教学资源，又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态度、常见问题、关注焦点等学习动态，更好地策划、组织教学，有效促进教学相长。
“哲学基础”课程的网络教学设计可以由以下内容构成：一是学习资源系统，内容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典型案例、延伸阅读材料、多媒体资源、精彩瞬间等。丰富多彩的共享资源为学生的网络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服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兴趣及发展要求自主自由选择支配自己学习的时间、内容、方式、难度与深度，巩固课堂教学内容，丰富扩展学习容量，使学习向多样化、人性化、趣味化和立体化的方向发展。二是协商交流系统，内容包括课程通知、电子邮件、教师信箱、答疑讨论、课程论坛等。通过协商交流系统将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网络，通过进一步的生生互动与师生互动，展开观点的碰撞、思想的沟通、情感的共鸣与智慧的交锋，从而实现由“我说你听”“灌输说教”向“彼此提高”“引导帮助”的转变。三是诊断评价系统，内容包括形成性练习与测验、作业提交与批改、成绩显示、优秀作业展示、教学问卷统计、结果分析等。通过诊断评价系统，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疑难问题，掌握教与学活动的评价和反馈，进行学习辅导，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师生个个受教育、人人同进步的良好局面。四是开放的教学环境系统，内容包括参考书目、参考文献的提供、相关网址的链接等，其开放性使学生的学习以此为基础，在更广阔的阅读中展开，在更开放的网络探索上延伸，大大提升了莘莘学子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习得和培养。
我院“哲学基础”网络课程建立两年多来，课程建设日臻成熟，各种网络教学资源已累计达12G，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学生在课堂与网络互动、学习考核等方面都表现出良性、健康的发展态势，课程的日访问量和总访问量位居学院所有网络课程前列。先进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了教学相长，提高了教学质量。“哲学基础”课程因此被评为学校2010年度精品课程。
［参考文献］
［1］刘献君.大学之思与大学之治［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2］胡蓉.关于高职院校哲学教育的几个问题［J］.教育探索，2009（9）.
教育哲学课程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美学;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
abstract:therehaverichaestheticsthoughtin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Butithasnotformedtheaestheticstheorysystemofindependentdisciplineshape.in20-30'softhe20thcentury,Chineseaestheticswasextremelyactive.theestablishmentoftheestheticsdisciplineininstitutionsofhigherlearningandtheappearanceofspecializedresearchassociationshadindicatedtheformationofChineseestheticsdiscipline.
Keywords:Chineseaesthetics;
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丰富的审美思想,例如乐论、诗论、画论、文论等各种艺术论以及经、史、子、集和诗、文、记、传之中的审美文化。但纵观中国学术史,审美思想都是经验式的、感悟式的,没有形成学科理论体系。所以说中国存在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而没有形成独立学科形态的美学理论体系。美学作为“学科”的出现是伴随着西学东渐而产生的。事实上,中国美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事了。这一时期不仅有吕澂的《美学概论》(1923),陈望道(上海民智书局)和范寿康(商务印书馆)同年同名出版的《美学概论》(1927)、吕澂的《美学浅说》(1931)、朱光潜的《谈美》(开明书店,1931)等一系列本土化学术专着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中国美学界的空前活跃、高等院校的设科建系以及专业研究队伍的出现等都标示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形成。笔者不揣简陋,愿就此请教于方家。
一、大学美学学科的初步建立
近代美学作为一个独立体系学科的兴起,同时与现代学术领域的日益分化、大学学科制度的建立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大学学科分立的制度建设,美学研究也逐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发展起来。从教育体系的现实方面看,被纳入到当时的教育体系当中,对美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04年1月,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这是“美学"正式进入中国大学课堂之始(教会学校不计)[1]。但当时的大学文科却还不开设“美学"课。王国维最早公开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课程[2]。足见美学在王国维心目中教育体系内的位置。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响应了他的主张,在“文学部"的科目里,也正式列有“美学"一课[3]。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当时并没有能够实现。
最早设立美学课程的大学是北京大学。据梁柱考证,“1918年文科的国文门和英文门二年级,哲学门的三年级等,都开设有《美学》课”[4]。其实哲学门的美学课早在1914年哲学门成立的时候就有了。1914年,中国哲学门开设的课程有论理学、伦理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美学、言语学、普通心理学等。1915年中国哲学门在上年所开设课程的基础上,增设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社会学大意、中国哲学、诸子哲学、生物学、教育学等课程,减少伦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等课程。1916年,中国哲学门在上年所开设课程的基础上,增设印度哲学、伦理学、公羊学、经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减少社会学大意、中国哲学、美学、言语学等课程[5]。
在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教育的普及上,蔡元培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人能及的。因此,蔡元培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提倡美学研究和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坚人物"。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此“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6]由于这个意见是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发表的,因此它表明中国教育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把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7]。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
校长期间,发表了着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美学代宗教说”首次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上提出,刊登于《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次发表“以美育代宗教”,原载于《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1930年12月。后又发表“美育代宗教”,刊于1932年版《近代名人言论集》。的演讲。这个演讲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美学在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取得特殊地位的理论基础。蔡元培不仅发表演讲,而且亲自投身于美学的研究和教学之中。1921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亲自讲授美学,为美学在大学学科体制中奠定自己的位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近代美学学科经过王国维、蔡元培以及诸多学者的努力,随着国人对西方美学了解的逐渐丰富和深入,逐渐具有学科体系的雏型。到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高等学校的重要课程,这都对美学学科在中国获得稳固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美学教材的编定和统一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课。但对于那一时期的北大来说,教材是首要问题。因此,蔡元培试图撰写《美学通论》(因故未能完成)。1915年,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大纲》,并参照包尔生和冯德的《哲学入门》等,再加上自己的观点,编译了《哲学大纲》,其中“价值论”中的“美学观念”,对康德的美学思想作了简要的描述。尽管蔡元培最终没有完成《美学通论》的写作,但在他已经写出的两章和《哲学大纲》、《哲学纲要》中美学的部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
除了王国维、蔡元培,这一时期尚有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美学进行译介、传播,为美学教材的编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国学大师金松岑就在1907年发表《文学上之美术观》,认为:“世界之有文学,所以表人心之美术也;而文学者之心,实有时含第二之美术性。”“故夫肺脏欲鸣,言词斯发,运之烟墨,被之毫素者,人心之美感,发于不自己者也。若夫第二之美术者,则以人之心,既以其美术表之于文,而文之为物,其第一之效用,故在表其心之感;其文而行之远者,竖则千古,横则六合。千古者不朽之心,六合者相感之志。夫不朽无如金石,相感莫如音乐,斯盖艺术之鼎彝,词林之韶矣。”[8]金松岑从美术的角度对文学的表现形式及其价值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肯定了美感在文学中的作用,这都是与西方美学的传播密切相关的。徐大纯1915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述美学》一文最早有意识地进行美学学科建构。徐大纯认为“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有必要对美学这一欧洲独立的“最新之科学"进行介绍。他列举了从柏拉图到桑塔耶那西方美学两千多年的代表人物,陈述了美的性质、美感与、美的各种分类。作者还从美学史的角度提出了“美在主观还是客观"的论题:“所谓美者,果在于客观之物耶?抑在于主观之心耶?……简举之,则属于客观的美学者,为理想说(idealism),现实说(Realism),形式说(Formalism);属于主观的美学者,为情绪说(emotionalism),知力说(intellectualism);快乐说(Hedonism)又有从内容或形式分之者。”[9]
萧公弼1917年在《存心》杂志上也连载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他站在国际美学前沿对美学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借助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主张。作者认为,作为“研究精神生活之科学",“美学者,感情之哲学",美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美之“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萧公弼用“色"与“淫"的传统观念来阐释美的本质与美的玩赏:“好色者,美的本质也。好淫者,美的玩赏也。好色者,精神之也。好淫者,肉体之欲望也。盖美感为人之天性,则好色者亦人之天性也。然美之真谛,在以生人为要素者也。夫吾人若有高尚审美之观念,则美感入吾眼帘也,色之而不淫。"此种美学观念,的确是在中西“视界融合"中生发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主张。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澂着《美学概论》是中国第一部美学概论。《美学概论》是吕澂在上海美术学校和专科师范学校讲授美学课的讲稿。全书整个纲骨取材于日本着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教育家阿部次郎(1883~1959)的《美学》(1917年第一版)[10]。由绪说和五章组成。在“绪说”中作者谈论了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指出,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美的价值。要研究美的价值,必须在传统的哲学方法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美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指的就是西方现代美学运用的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作者在本书中主要运用的是心理学方法。书中第一章总论“美的价值”,指出美的价值的四种特质。第二章为“美的形式原理”,专门论述了能够产生美的价值的物象所必备的形式规律。第三章论述“美的感情移入”问题,作者对栗泊士“移情说"极为推崇,认为只有“移情说"才能彻底探求美感事实。第四章“美之种类”,分别论述了崇高与优美、悲壮与谐谑等审美范畴的特质。第五章为“美的观照及艺术”,主要探讨艺术中的审美问题。
陈望道的《美学概论》是一部系统的美学专着,于1927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曾被一些艺术学校选用为教材。该书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形式"。在“美的形式"一章中所论述的“反复与齐一"、“对称与均衡"、“调和与对比",“形式原理"等论题,为后来《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确立了美学基础。陈望道在这些论着中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美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尽管这种研究是初步的,也未能标举马克思的旗号,但他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是开拓性的。
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范寿康的《美学概论》,该书是作者在上海学艺大学教授美学的讲稿。作者从“美的经验”、“美的形式原理”、“美的感情移入”、“美的各种分类”和“美的观照与艺术”等方面来展开论述。作者坚持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表现,从而否定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区分。1930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一部署名“范寿康着"的《艺术之本质》的着作。但这部书实际上是范寿康依据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的着作编译而成。在该书结尾处,作者加上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这一部小书的材料是取诸伊势专一郎的着书。对于伊势氏特表谢意。十三年夏莫干山上编译者识。"[11](p113)而且这部书虽名曰“艺术之本质",但由于作者将“艺术是什么"的问题等同于“艺术作品的那一点究竟是我们美的经验之对象"亦即“美的经验的对象——美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该书实际上成了一部讨论艺术中的美的经验与美的对象的专着。该书以“移情说"为前提,认为“美……是感情移入的价值,那么,艺术的观照,除感情移入的态度而外,当然也没有成立的余地,我们在艺术观照的时候,非把自我浸没在艺术品之内不可。这观照是主客合一的境地,也是无我的境地",“艺术之美的意义,乃是由艺术品的特性所规定之自我的生命"[11](p5)。也就是说,艺术中的美的价值、美的对象,是艺术作品与观照主体美的观照态度相结合的产物。这样,该书便得出了“艺术的本质等于艺术作品的美的价值,等于艺术作品与移情的观照态度相合一所达到的境地”的结论。这可视为20世纪我国较早引进的艺术审美本质说的一种系统的理论形态,即从美的观照态度与艺术品的特性主客合一角度来界定艺术本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的美学概论类着作还有吕澂的《美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23)、《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商务印书馆,1925)和《现代美学思潮》(商务印书馆,1931)、大玄和余尚同等人合着的《教育之美学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25)、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北新书局,1925)、李石曾的《美育之原理》(商务印书馆,1925)、徐庆誉的《美的哲学》(中华书局,1928)、徐蔚南的《艺术哲学aBC》(世界书局,1929)、朱光潜的《谈美》(开明书局,1932)、李安宅的《美学》(世界书局,1934)、金公亮的《美学原论》(正中书局,1936)等。这些着作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构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体系。
三、美学教学工作的展开
从学科分类来说,美学是属于哲学的范围。哲学是一级学科,美学是包含在哲学学科内的二级学科。所以回顾美学教学的历史,就必须从哲学教学谈起。
最早开设哲学课程的大学当属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立于1914年,起初称“中国哲学门”,1918年改称“哲学系”。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依照蔡元培教育思想,反对学校开设神学课程和宗教意识活动,强调美育的重要,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蔡元培把美育与德、智、体诸育并称为“四育”。根据他的建议,哲学系设立了“美学”、“美学名着研究”、“西方美术史”等课程,同时开始编着《美学通论》一书。因为当时聘不到合适的人选,蔡元培先生就亲自讲授“美学"课,这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亲自讲授的唯一一门课程。蔡元培后来回忆说: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住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12]
一说这次授课在1922年10月。《北大日刊》记载:
1922年10月14日,蔡元培开始在北大哲学系讲授美学课程,原每周两小时,现改为一小时,一年授毕。由星期六起开始授课,时间为午后2时~3时,在第一院,第二教室。[13]
1923年,哲学系课程由哲学、心理、教育三组改分为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门,其具体课程在上年开设的基础上有所增减。减少的课程就包括美学。
蔡元培之后,曾经请青年画家刘海粟代讲了一段时间。1923年,由于蔡元培公务日益繁忙,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美学课程改由邓以蛰讲授。他于1923年3月至1930年3月期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美学”、“美学名着研究”、“西洋美术史”等课程[14]。后转到清华大学任教。
1933年7月,朱光潜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朱光潜先生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最早留学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哲学和欧洲艺术史,后来又到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所写的《文艺心理学》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20年代到40年代宗白华也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开设“美学”、“艺术学”、“形上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斯潘格耐(o.Spengler)的《西方的衰落》、“康德哲学”、“歌德”、“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等课程王德胜.宗白华评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4页。另有学生回忆列出“美学”、“艺术论”、“历史哲学”及“尼采”、“康德”、“歌德”、“叔本华”、“倭伊铿”等不下十余种。见王聿均.宗白华先生的思想和诗,载张宏生、丁帆主编.走近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48.,并一直延续至1948年。同时期,吕澂在上海美术学校和专科师范学校讲授美学,范寿康在上海学艺大学教授美学。
四、专业研究团体的出现
专业性学术团体的建立是中国美学学科体制化最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近代学术从此步入规范化、独立化的轨道。“专业性学术团体的创立,一方面,能使西学传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另一方面,学术团体内部进行的学术探讨、学术交流、创办的刊物有助于扩大西学传播的深化。”[15]20世纪初期,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王国维、蔡元培等美学家的倡导,美学已经在思想界、教育界、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1919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是中国第一个美学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美学界有识之士不仅仅满足于口头的呼吁,而要借的东风推动美学救国的实践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已经从个人单枪匹马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
中华美育会是“美育代宗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由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和爱国女学的教职员发起成立。负责人为当时在教育界有极高地位并积极提倡美学、美育的吴梦非。会员中有刘海粟、吕澂、丰子恺、刘质平、姜丹书、萧蜕、胡怀琛等。会址设于南市小西门外黄家阙路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内。目的是联合当时全国艺术工作者和大中小学教师,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用“艺术教育”来创建一个“新人生观……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并探索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实施美育”。并于1920年4月20日创刊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美育》杂志(月刊),主张“‘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须做的一件事"。编辑部成员有:总编辑吴梦非、图画编辑主任周湘(第三期起改周玲荪)、音乐编辑主任刘质平、手工编辑主任姜丹书、文艺编辑主任欧阳予倩,编辑有丰子恺、刘海粟、吕澂、王青路、姚石子、傅彦长、王怡、陈仲子、李鸿梁、虞肇州、蔡耀煌等。《美育》杂志前后共出七期,发表了许多论文,结合中国国情,探讨在中国实施美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推动中国的新美育起了重要作用。《美育》在创刊号《本刊宣言》中说:“我们人最缺乏的就是‘美的理想’,所以对于‘艺术’的观念,也非常的薄弱。”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要趁着新潮流,尽力来发展“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还要希望用美来代替宗教。可见倡导美的目的在于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改造人生、改造社会[16]。
《美育》月刊上的文章,有的是学术性很强的理论文章,如吴梦非的《美育是什么》、周玲荪的《新文化运动与美育》、吕澂的《什么叫民众艺术》等;有的是普及性的介绍,如郑鑫的《小学校图画手工宜如何教授》等。它们对于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美学知识的普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文章中既有《美育界纪闻》、《调查、研究、通讯》等关于国内美学的报道,又有《德谟克拉西的艺术》等国外美学情况的介绍,很好地起到了信息交流的作用。
中华美育会的成立为美学、美育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开展学术活动的平台,增进了国内外美学界的学术交流,活跃了学术气氛,中国美学界也因此出现了繁荣局面。1924年,蔡元培和钱稻孙等北大教员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所”,蔡元培任会长。1927年,教育部大学院设立“全国艺术委员会”。
美学社团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极大的反响,1925年8月18日,中华教育改进会美育组第一次会议召开,讨论筹设国民美术馆和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案。讨论通过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案,蔡元培、刘海粟、王济远、李毅士、滕固等17人被推为全国美术展览会委员会委员,主席蔡元培、副主席郑锦。
概而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与方法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一些新的学术研究门类开始出现并融合在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当中,最终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中国美学学科的兴起,即昭示了这一学术发展进程。然而,不仅是美学学科,中国学术中的传统学术划分在这一时期都基本上处于一种“无语”的境地,而以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西学却占据了“话语权”,因此,当时学界各种学科的建立都程度不同地与要与西方学术“争胜”的心境相关。当然,有关学科建立的内动力的系统阐释还有待专文来完成。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a].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587-589.
[2]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a].王国维文集.第3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74-75.
[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00.
[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08.
[5]北京大学哲学系八十周年系庆筹备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哲学系简史[m].1994.90.
[6]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a].蔡元培美学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
[7]聂振斌.近代美学刍议[a].中国审美意识的探讨[C].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195.
[8]舒芜等.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518.
[9]徐大纯.述美学[a].美与人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10.
[10]GinoK.piovesana,RecentJapanesephilosophicalthought1862-1962:aSurvey,enderleBookstore,1963,70-73.
[11]范寿康.艺术之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12]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a].蔡元培美学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06.
[13]北大日刊[a].1922年10月14日.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93.
[14]北京大学哲学系八十周年系庆筹备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哲学系简史[m].1994内部出版,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