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
陆定一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该文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是“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按照上述划分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认定:陆定一是站在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中间的人，陆定一的该篇文献也自然成为被反复解读的经典，其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对新闻理论的建构之功都是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内部，形成了围绕事实工作的良好传统;理论建构之功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论基础上的新闻本源论(事实论)和新闻真实观的建立。近些年来，关于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超越以往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简单的观点罗列式分析方式，进一步把陆定一的新闻思想放到特定的知识生产语境和知识生产逻辑中去考察。比如陈力丹教授把陆文放到“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认为新启蒙运动将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上日程，从而对陆文的论证方式产生了影响，即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黄旦教授则把陆定一的定义与徐宝璜的定义进行比较，指出徐宝璜的定义是建立在经验事实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建构出“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而陆定一的定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其事实报道已然不只是对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意见和倾向，从而建构出“用事实说话”的报刊样式。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对任何一种知识的考察都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知识语境下进行理解。理论知识的生产语境一般包含着两个维度:科学(信度)维度与社会(功用)维度。科学(信度)维度是某个理论知识对自身科学化追求的努力;社会(功用)维度则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理论知识生产的牵引作用。科学(信度)维度和社会(功用)维度之间常常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关系，但又时常纠结在一起，经过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机制，最终形成标准化的社会知识。很显然，正是借助上述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我国新闻理论界初步达成了对陆定一新闻思想学理价值的深度思考:陈力丹教授的研究是从社会(功用)维度进行的开掘，黄旦教授的努力则偏于科学(信用)维度。但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社会(功用)维度(、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完成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的再解读的。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科学(信度)语境的一面凸现出来，并沿此路径作进一步“接着说”的努力。
二、“科学”: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语境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陆定一接着指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指旧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作者加)，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很显然，在这里，“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存在的。在三个简单自信的“主义”排比句叙述话语背后，存在的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逻辑判断，这一常识判断无疑又承担着对新的新闻理论建构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颇为自信的宣称。这构成了该叙述话语的“显性因素”。但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叙述话语背后的“隐性因素”是什么。这个“隐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科学”语境。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一词在五四时期作为元话语的崇高地位。“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1915年以后开始流行的。据杨国荣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对近代科学的追求有其较为独特的背景。一方面，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传统儒学内部出现了经学实证化的倾向，即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实事验证、无征不信与大胆推求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上了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得以分离。同时，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统一模式的解体，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呈现出一种以科学来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五四时期主要有两类思想家承担着“科学”的传播工作。一类是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杂志《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将科学严格限定为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一类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样，在“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科学方法)而“道”(科学精神)的形上化过程，并最终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其次，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内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念却早已确立(至三十年代，从事实出发、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让其思想易于接受，便注意展示这种科学性。但这个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陈独秀早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不矛盾之谓也。”瑏瑡这时陈独秀的“科学”还主要指自然科学。1920年，陈独秀将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并指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很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做依据，所以都可相信，都有根据的。”瑏瑢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科学扩展到了人生观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人生观的基础(这一点与科学派的认知相同)，但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覆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这一点与科学派不同)。
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更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瑏瑣。这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瑏瑤。而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成为理论主流。此种转向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它“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瑏瑥。这次论争中，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经过论争，“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瑏瑦。
三、“事实”: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逻辑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紧紧围绕“物质”“事实”“新闻”“报道”四个关键词来建构其新闻本源观和新闻定义的:“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瑏瑧。在上述论述中，物质等于事实，新闻等于报道。在对其论证逻辑进行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事实”和“报道”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运行的:“事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此时等于“物质”)，“新闻”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这种客观实在的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事实”与“报道”实际上还承担着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新闻操作的微观层面。“事实”是单个事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是新闻的采编与写作(此时新闻等于报道)。在这两个逻辑层面中，“事实”是一个交集点，是逻辑起点。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五四时期的知识语境中，看一下“事实”与“科学”的关系。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事实”的观念存在着两条路径。科学派们更多传播的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实验、逻辑成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则更多地信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思想(理论)(规律)、实践是关键词。在这两种观念中，“事实”是共同的概念，但一个指经验事实，一个指客观事实。这里需要先区分一下两个事实概念: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经验事实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头脑中获得的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过程的印象后，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形成的经验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客观事实则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无对错之分。而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瑏瑨我们看到，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在宣传科学时，特别强调“事实”作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的重要性。比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叫做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个特征，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和“试验之证实”瑏瑩。丁文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出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瑐瑠任鸿隽则强调科学精神有二要素，一是崇实:“吾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前言，凭虚构造为能。”“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是贵确:“吾所谓确，谓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象，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瑐瑡在上述论述中，“事实”成为“科学”的同义词。这里的“事实”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逻辑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事实之学、实验之学、逻辑之学。它所涉及的主体问题主要是秉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尽量将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提升到科学的水平。据此，我们发现，徐宝璜的新闻阐述正是在上述认知框架内进行的。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同时，他又指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须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瑐瑢为什么徐宝璜认为“无需证明”呢?很显然，“科学”等于“事实”，“事实”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出“客观”效果———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常识”自然是无须证明的东西。尽管徐宝璜认为“事实”是一个无须证明的概念，但是在他的使用脉络里，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事实”的含义。首先，“事实”是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对事实的“正确”和“完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是客观性的操作手法。最后，“事实”是与“诚”与“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记者的“公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徐宝璜“事实观”走向的是被称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在1930年—1936年间的唯物辩证法的论争中，他们就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论战方作出了批判。比如陈伯达指出:“腐败哲学家以为逻辑是独立于事实之外的，与事实无干，而我们则以为逻辑只是事实的反映，逻辑的发展与事实的发展相一致，没有事实就没有逻辑。”瑐瑣这里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经验事实，但实质上已经多少含有“客观事实”的意思在里面了。
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瑐瑤在整个运动中，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唯物辩证法终于获得了中国式科学化、通俗化的解释。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学”成为“事实之学”“实践之学”和“唯物辩证之学”。1943年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正是运用当时被公认为“常识”的“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等于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等于客观事实，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陈述方式和知识逻辑。黄旦教授认为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本文认为，实际上，陆定一新闻定义有两个并置的中心词，即“事实”与“报道”，这两个中心词共同支撑起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而这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科学性之所在。
四、结语: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困境及其思考
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论证逻辑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困境:陆定一既然以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了事实第一、政治第二的规范，为什么在我党后来的新闻实践中，依然出现了“新闻，旧闻，不闻”这样的操作规范(这种操作规范明显是一种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的做法)，甚至在中彻底走向虚假新闻呢?为什么陆定一在去世前都在强调新闻真实性为何如此经不住政治性的冲击呢?前面我们谈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论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层面展开的对什么是新闻的知识论证，二是从新闻操作的层面展开的什么是新闻的论证。这两者交叉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其中，按照哲学逻辑，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是认识主体在认识事实的过程中要运用辨证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并在报刊的有机运动中为受众提供真实、全面和理性的报道，它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则单个新闻报道的操作要求。然而，新闻定义中的“事实”在新闻操作的层面上又承担着单个“事件”的含义，而“报道”被理解为就是“新闻采写”“新闻选择”这样的一种微观层面的活动，而不是一种人类传播行为或活动，这样就可能导致对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宏观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断裂就这样出现了，从而为政治性压倒事实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新闻学理论体系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3
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新闻研究刊物要推动主流舆论传播，首先应该对主流舆论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办刊的指导思想就有可能不到位，甚至可能发生偏差，好比盲人骑瞎马，十分危险。
何为“主流舆论”？国内关于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尽管总体来说含义差异不大）。学者郑保卫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代表主流人群的主流思想和情感意志的强势舆论。“主流舆论”是正向舆论，是能够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与本质、真正代表民心民意的舆论；是积极的、进步的、建设性的、正义的舆论。①此外，也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流舆论是指代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的群众的言论。”②这两个定义都将“主流舆论”的“主流”理解为舆论主体的特征描述，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人群的舆论。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公众的意见而非公众的主流意见。刘洪流、张杰两位作者在《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一文中认为，主流舆论“是多数公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的一种正向舆论，它反映社会发展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③该文认为主流舆论的目的应该是：设定社会目标，建构政府权威，整合社会意识。
综合以上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认为，主流舆论具有接受面较广的影响力，具有涉及国家的“大事”的重要性，具有体现时展的特征。当然，主流舆论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荣稳定。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2008年6月20日，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志强调：“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④这次讲话的意义重大。
2008年11月7日，在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发表讲话强调了新闻战线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此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表讲话时，也表达了对新闻宣传工作尤其是对主流舆论的重视。这些讲话充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把主流舆论的导向工作上升到事关国家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传媒的职责。因此，新闻研究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总编辑）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在办刊中，既要遵循新闻宣传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要把党性原则贯穿到办刊的策划、选题、编辑的每个环节中，力求办出高质量、高品位、影响大的新闻研究刊物，持续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探讨新闻热点
201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很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⑤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而应积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负责任地解释和引导，让舆论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社会长久的稳定和发展。由此，社会热点就可能成为新闻热点。作为与新闻密切相关的新闻研究刊物，要主动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新闻热点进行分析，总结报道经验，发现传播规律，丰富主流舆论宣传的形式和内容。
例如，最近重庆市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具体部署全县城乡统筹工作，要求单位“一把手”参加，但是不少部门都派出单位副职参加。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质疑有作秀成分。《重庆晚报》等报刊对这一热点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⑥《新闻研究导刊》采用了西南大学董小玉教授的新闻案例解读文章，对这一新闻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董文着重谈到记者“发现新闻背后真相”的价值，通过揭示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彰显了记者的良知和新闻敏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⑦此文总结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的原则、特点和方式，指出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是传播主流舆论的一种方式，为此类新闻热点报道提供了范例。
主流舆论并不是要一味地“唱赞歌”，它本身并不否认批判性，从根本上讲，主流舆论是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是为促进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服务的，因此，在形式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主”。正如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讲话中所说，媒体要“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媒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对一些不正之风、不合理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破有立，本身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舆论的好方式。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追踪行业的新问题
同志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出现新事物。新闻研究刊物要从新闻传播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解释这些现象，引导新闻报道的快速有效地运行，提高主流舆论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例如，网络实名制问题是网络传播时代必然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新闻研究刊物不能回避这类问题，媒体记者也希望从这些刊物中寻找到具有深度解释力的文章指导新闻工作。因此，《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发了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和同志合著的文章《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⑧这篇文章有理有据，论证严谨，持论公允，富有建设性，对于理性地看待网络实名制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网络法制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实名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新闻研究刊物在跟踪行业新问题时，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政策层面和新闻传播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学理说服人，见解独到，鞭辟入里，这既是新闻研究刊物学术性的内在体现，也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必然要求。新闻研究刊物作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行业的新问题，这就是先进性的一种体现。高度决定影响力，“高度”也能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一大优势。
新闻研究刊物要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和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和工作作风，也是我们做好新闻工作、办好新闻研究刊物的根本方法。新闻研究刊物是理论和实践联系的桥梁，是学界与业界沟通的纽带。只有为两者服好务，才能赢得受众，才能提升自身影响力，才能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新闻研究导刊》要对新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要体现实践价值取向，并将其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刊物创办以来，努力实践集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办刊方针。在栏目设置上，每期固定开设有“传媒实务”专栏，选用业务指导性强、能“接地气”的文章，如《如何使新闻价值更大化――五要素新闻发现法》、《新闻特写应注重现场细节》、《时评写作的材料来源和语言运用》等文章，注重对新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探讨了新闻报道创新的路径和模式，指导了新闻实践。
同时，《新闻研究导刊》编辑部围绕传媒业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前沿性话题，积极向新闻宣传战线上的高层领导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约稿。先后在每期固定专栏“特稿”、“传媒观察”、“专题讨论”等栏目上发表了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李东东的《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的《努力打造“渝派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亲和力・影响力・公信力・竞争力”――论党报改革发展的四个着力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的《提升记者的职业素养》、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的《报道事实是新闻传播的首要原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强月新的《我国财政报道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的《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透视》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前沿，立意高远，理论夯实，论述严谨，使刊物不仅在学术质量上，而且在主流思想的传播影响力方面，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接地气”的业务指导性文章，还是高深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归根结底都是指导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一线的。通过持续传播这些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增强了媒体的学习研究氛围，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从而不断地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推动了主流舆论的传播。
新闻研究刊物要加强品牌建设
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所谓报刊品牌，就是围绕目标读者群的新闻资讯需求，以特定的名称，全方位建立的一种受众对报纸的认知关系，它意味着客观公正的、特定风格的新闻资讯呈现形式，使目标读者产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报刊”之认同感。⑨报刊品牌是读者的路标，是占领市场的旗帜。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下加强新闻研究刊物的品牌建设，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呢？笔者提出几点肤浅认识，仅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新闻研究刊物367家，其中有公开刊号的67家，内部刊物300家。几乎每个传媒集团都有一份新闻研究刊物。这些刊物的办刊指导思想、受众对象、栏目设置大同小异，同质化倾向严重。再者，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不断产生，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新闻研究刊物面对如此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和发展呢？除了研究新闻热点、追踪行业新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等多种路径外，还要突出自身特色，着力打造品牌，提高影响力，增强推动力，提升传播力。
1.突出定位特色，推动品牌建设
好的定位是品牌成功的一半。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新闻研究导刊》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刊物。而全国此类刊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传媒高等院校师生和研究机构人员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学术型新闻期刊；二是以传媒从业人员和新闻爱好者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实践型新闻期刊。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了《新闻研究导刊》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具体表现为：学界业界结合点，理论实践引领点，今天明天制高点。鲜明准确的定位，确保了《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方向的正确和推进的顺利。
2.突出地域特色，促进品牌建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地处西南腹地的重镇，全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重庆市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的新闻史料丰富多样，是新闻研究的富矿。在办刊中，开设了以此为内容的专栏，体现了独特性和唯一性，目的是通过3～5年的栏目建设，努力形成全国新闻研究刊物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从而促进《新闻研究导刊》的品牌建设。
3.突出栏目特色，带动品牌建设
杂志的内容由栏目结构体现，因此，栏目设置很重要。在栏目设置上，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原则，确定栏目；在约稿选稿上，本着“要精，要新，要有用”的原则，筛选符合栏目要求的稿件，经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形成品牌栏目，推动《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比如，《新闻研究导刊》设置了“专题讨论”栏目，自创刊始，每期策划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多方约稿，深度探讨，吸引受众。目前，受众反响强烈，认为该栏目有高度、有深度和有读头。
4.突出视觉特色，加强品牌建设
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新闻研究刊物的封面（底）、版式、插图、标识、字号等，是此类期刊的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独特、符合此类刊物定位和内涵的视觉设计，就能展示鲜明美观的期刊外在形象，就能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为品牌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支撑。比如，《新闻研究导刊》每期根据“专题讨论”栏目的主题，自主设计封面图案，力求风格现代和美观，具有视觉冲击力，获得读者和行家好评。
注释：
①郑保卫：《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②徐胜：《主流舆论的特点及风格》，《党建》，2006年第7期，第32页
③刘洪流、张杰：《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青年记者》，2008年第14期
④：《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⑤任理轩：《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
⑥何英：《用“替身”参加会议重庆奉节25部门一把手公开检讨》，《重庆晚报》，2008年8月20日
⑦董小玉：《用“替身”参加会议解读》，《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⑧范以锦、：《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多维视野；舆论；新闻舆论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对于其内涵，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一般来说，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新闻舆论的客体，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与舆论相比，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到了近代社会，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以下是多维视野下，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是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的统治者中，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一般来说，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供民生击鼓进谏，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还有“登闻鼓院”一说，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察看民意，“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
但是其实结合历史学的观点，我可以得到，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舆论制度的设置，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城邦国力强盛，政治氛围宽松，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这一时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研究进程。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欧洲的一些思想、政治家开始清醒的意识到，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三、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的方向运动或改变，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舆论又不时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一方面，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不一定的是冷静的，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要站在全面、可观的角度。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
参考文献：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价值;新闻实践;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51-02
在一份报纸的版面上，为什么有的新闻占据大幅页面，而有的新闻却只能被排在边角余处？在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中，为什么有的新闻被重点播报，而另一些却以快讯、短讯甚至字幕的形式一带而过？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新闻类应用软件每日推送给用户的新闻又是怎样选择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涉及到新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新闻价值”。无论新闻生产环节中记者选择报道哪些事实、编辑决定如何编排新闻，还是新闻消费环节中受众挑选哪些新闻进行阅读、收听或收看，其选择依据和参考标准都离不开新闻价值。所以，有的学者将“新闻价值”戏称为新闻活动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闻价值”一词产生于西方新闻界，关于其内涵、标准等方面内容的阐释经历了多次更新与发展。自1919年徐宝璜在其撰写的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专著《新闻学》中专辟一章探讨“新闻之价值”问题①以来，我国新闻领域的学者和从业人员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和探讨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定义、要素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和表述，但在如何区分新闻价值与新闻事实的属性、新闻功能等邻近概念上仍有不少争议，对于实践中新闻价值如何产生、如何评价等问题也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进步、传媒技术的发展、受众需求和接受习惯的变化以及新闻实践经验的积累，关于新闻价值的理论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及时发现并勇于摒弃那些落后于时代、无益于社会的消极观念，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研究成果中的积极因素，最终提炼和提升属于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独特理念。
本文将尝试梳理新闻价值与新闻事实属性、新闻功能等邻近概念的关系，并结合实践中新闻价值的产生过程、制约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提出几点建议。
一、与新闻价值相关的若干概念梳理
“新闻价值（newsValue）”这一概念作为新闻学的一个术语，其首次明确提出及使用，见于1903年美国学者休曼所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书中，休曼表述了他认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报道适时、事实的兴趣和令人惊奇的事件”，标志着新闻价值理论在美国出现②。1919年，徐宝璜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专著《新闻学》，并在第五章《新闻之价值》中指出：“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③”从此，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新闻价值问题的研究和论述。
关于“什么是新闻价值”的问题，即新闻价值的定义，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的标准之“标准说”;一种是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自身具有的满足社会（受众）需求的特殊素质的总和之“素质说”;此外，还有一种认为新闻价值是一条新闻在社会上传播后所激起的反响程度之“效果说”④。黄旦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中使用的定义：“新闻价值者，就是指新闻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对之的需要”⑤，童兵在《比较新闻传播学》中说：“多数人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自身具有的满足社会（受众）需要的特殊素质的总和⑥”，以及展江在《新闻与大众传媒通论》里指出：“我们把能够构成新闻的信息中所含有的引起受众普遍兴趣的各种素质的总和成为新闻价值⑦”，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在新闻价值的定义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素质说”。
既然新闻价值是一个关于“素质”的概念，那么最需要探讨的核心内容无疑就是构成新闻价值的各种“素质”究竟有哪些，应该是什么。国内新闻学理论的各种基础教材都将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总结为五个方面，即：及时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而西方新闻界较为流行的观点则认为决定新闻价值的要素有七个：及时性、冲击性、显赫性、接近性、冲突性、异常性、当下性⑧。不过，在我国学者刘建明看来，重要的不在于五个与七个之间的区别，而是这些传统新闻价值理论中的所谓要素都“不是新闻价值，而是某些新闻事实的特征”，并提出现代新闻价值应该是指“新闻满足受众需要所表现出的效用和意义”，即“有用、有益、有效”才是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⑨。
笔者认为刘建明的观点将我国的新闻价值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新闻价值的本质更加接近。及时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是决定某一个事实可以成为新闻的素质，但不能决定这个事实经过加工成为新闻以后是否一定能够满足社会及受众的需要。例如，我们都熟知的西方新闻界一句关于新闻价值的经典描述“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那么如果以传统的“五要素”或“七要素”说加以判断的话，那么“人咬狗”因为具有反常性而具有新闻价值;但若以“有用、有益、有效”作为要素重新加以审视的话，“人咬狗”除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以外，对社会和个人都别无其他益处，因而并不具有新闻价值。
无疑，“有用、有益、有效”可以被视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但仍然存在不全面、不准确以及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它显然没有涵盖现阶段我国新闻实践中构成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并且在未来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进步、媒体技术的更新、新闻从业人员职业修养和技能的提升以及受众需求的，新闻价值还应该并且一定会纳入新的要素。
那么，在新闻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究竟由谁说了算？是新闻媒体的编辑和记者，还是实实在在的每一个受众？哪些因素应该作为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哪些必须从现有的新闻价值构成要素中摒弃，如何进行取舍？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就必须结合新闻实践，具体分析新闻价值的产生过程以及各种制约因素。
二、实践中新闻价值的产生和制约因素
在新闻实践中，新闻价值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实现的？首先，当我们说一个事实具有“新闻价值”时，新闻价值是这个事实本身客观存在的属性;但是，如果某报刊记者认为这一事实没有新闻价值而不报道，或者记者认为其具有新闻价值进行了报道并且被编辑排在版面的醒目位置，这时新闻价值则是编辑和记者的一种主观选择;最后，当读者拿到报纸时，在看了一眼新闻的标题之后不感兴趣或者认为跟自己关系不大而决定忽略这则报道时，那么即使这一事件具备新闻价值的某些属性，即使编辑和记者都认为它具有新闻价值，在这位读者这里，新闻价值可以说完全没有实现。而如果假设现实中这样的读者有相当可观的数量，那么我们是否还能说这条新闻具有“新闻价值”呢？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新闻价值的产生包括两个方面：事实本身具有的客观属性，以及编辑和记者根据社会和受众的客观需要、结合实践中积累的客观经验而对事实判断和选择的行为。就产生过程来看，新闻价值的本质是客观的，“新闻价值是实践带来的结果。⑩”而具体到新闻事实的发现、报道、编辑、传播和接受的各个流程和环节，记者和编辑的选择无疑是新闻价值产生的核心环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其撰写的新闻教材中所指出的：“新闻价值是一种协商的现象？？？”，“编辑会议具有界定新闻价值的功能？？？”。
新闻工作者在“协商”和“界定”新闻价值时，必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文化观念以及传播技术等;而从编辑和记者个人的角度来看，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其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结合所积累的客观经验而形成的关于新闻价值的基本认识和理念――即“新闻价值观”。新闻价值观是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价值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新闻价值的本质是客观的，但新闻价值观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教育背景、职业素养和价值观念等都会影响到其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毫无疑问，在实践中记者和编辑持有什么样的新闻价值观，用什么样的新闻价值观来指导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新闻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社会整合、舆论引导和公民教育的使命，而正确和积极的新闻价值观则是决定这些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能否最终实现的核心。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一定持有不同的新闻价值观;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家媒体，每个新闻工作者所信奉的新闻价值观也会有所差别。不同的新闻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优劣之分、对错之别，如何坚持并不断吸收、借鉴积极的因素，摒弃错误的、落后的、不合理的内容，形成并最终建立统一和完整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将是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几点建议
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正确、积极的新闻价值观，将促进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和自我约束力。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以不断完善新闻价值体系为基础，其前提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严格遵守新闻价值规律。十以来，“新闻价值”的问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就提到：“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活动、出席的会议，不再以职位高低为标准决定是否报道以及如何报道，而是以新闻价值为依据，在政策上为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助力和保障。
新时期，社会环境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变化，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客观现实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提出了更严格、更紧迫的需求。借鉴近几年来国内学者们在新闻价值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对新闻实践活动的观察和思考，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建立和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社会主义的新闻活动必须遵循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满足更大范围内受众对新闻的正常、健康、积极的多方面需求，同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新闻价值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体系，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过长期的建设、补充、筛选等过程之后，才最终形成明确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是能够满足社会和受众合理需求的、真正对社会和受众有用、有益的要素，都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新闻价值体系，经过新闻实践和受众的检验，最终形成明确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
其次，在新闻活动中始终贯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要尊重科学精神，全面了解和深入掌握社会实际，坚持客观的新闻规律，重视新闻价值的理论研究工作。要秉承人文精神，始终考虑到受众的需求以及新闻活动的社会效果，始终把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生活的关注置于新闻事业的首位。正如童兵教授所强调的：“一个传播者对于人的命运、疾苦、欢乐是不是时刻铭记在心，对于人民的事业进退、兴衰、成败是不是激动感奋，对于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作风坏行径能不能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对于人民嘱托的任务能不能千方百计排除万难按时优质完成，总之，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显现一个传播者有无人文精神以及人文精神的强弱多寡。？？？”
再次，拓展全球视野，建立人类共识。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任何方面、任何内容，我们都不可能关起门来研究和探讨。“过分强调地域的接近性会导致受众只关注本地的新闻而对整个国家和世界的新闻视而不见。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新闻价值观念显然是有害的。？？？”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中，除了有用、有益、有效之外，还应该增加“必要性”一项。促进受众对于全球问题、全球治理的关注，增进受众对于其他国家文化和生活状况的了解，“全球视野、人类共识”在新时期对于受众来说是必要的，应该成为新闻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还必须警惕政治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等错误倾向，避免给新闻传播活动造成消极甚至恶劣的影响。例如，各级党的机关报和行业报纸以及各级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仍然受到政治的束缚，对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基本不遵循事实的新闻价值，依照领导人在党内的排序来安排相关新闻在报纸版面或电视新闻中的位置？？？;近年来在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上屡屡出现甚至被过度报道的暴力侵害、虐待少年儿童的新闻，呈现出新闻商业化、“小报化”的倾向;盲目追求名人效应，过度曝光名人私生活等“狗仔队”新闻所造成的全民娱乐化现象等等。
注释：
①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9.
②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J].今传媒，2010（08）.
③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4.
④同①第110页.
⑤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159.
⑥同①第111页.
⑦李永健，展江.新闻与大众传媒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6.
⑧梅尔文・门彻（美），展江（译）.新闻报道与写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9-83.
⑨刘建明.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自我颠覆[J].当代传播，2002（05）.
⑩同⑤第165页.
？？？盖伊・塔奇曼（美），麻争旗，刘笑盈（译）.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64.
？？？同？？？第56页.
？？？彭菊华.新闻学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83.
？？？杨保军.新闻价值观念与新闻价值创造[J].国际新闻界，2003（03）.
？？？陈力丹，张勇锋.领导人报道回归新闻价值标准[J].青年记者，2013（01）.
？？？熊立明.浅论社会主义新闻的价值观[J].实事求是，1991（01）.
？？？童兵.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J].新闻大学，2001（02）.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新闻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在新闻领域的一个细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新闻叙事的关注度不断加大。然而,新闻叙事在当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没有实现“本土化”。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我国新闻叙事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时代先锋>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7
【论文摘要】新闻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在新闻领域的一个细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新闻叙事的关注度不断加大。然而，新闻叙事在当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没有实现“本土化”。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我国新闻叙事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8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9
【关键词】语用学；网络新闻评论；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56-01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网络新闻评论也是一种重要的网络新闻语言，它依托互联网平台而存在。网络新闻评论是区别于传播新闻传播渠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它是专门提供给网络新闻阅读者的一块发表自己主观意见和看法的区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网络新闻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会话区域。而互联网的公开性特点，让几乎所有的网络新闻评论都是公开的，一旦网络新闻评论形成集群意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比较大。
一、网络新闻评论的语用主体分析
网络新闻评论中的语用主体主要是指具体参与到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新闻作者以及评论者。从双方的属性来分析，由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交互性特点，新闻作者与评论者互为表达与接受主体。网络新闻评论打破了过去传统的信息单项传播的模式，读者也有了发言权和表达权，二者的语用主体身份也是互为表达主体与接收主体相互转化的。例如新文化网2015年11月23日的网络新闻――《合肥万人吃火锅宴京剧比基尼模特陪吃场面香艳》，新闻一发出，就引来广大网络读者的评论：
水色cici：“中国式营销的悲哀，能不能尊重下国粹艺术！”
诗人龙飞凤：“京剧是什么？国粹。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在糟蹋国粹，艺术可以创新，但用比基尼这样的着装来唱京剧，除了炒作除了庸俗，我看不到任何与艺术与国粹有关的东西，实在是有伤大雅。”
阿军V的传奇：http：///introhttp：///personal？from=search：“别糟蹋中华戏曲艺术了。”
小熊画饼：“你们凭什么糟蹋老祖宗留下来的国粹？谁给你们这个权利！”
虽然网友的评论语气有轻有重，但是这件事的社会舆论走向是较为一致的，即人们都认为这种营销方式是在糟蹋国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网络新闻评论给予了作为接收主体的网友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转化身份，成为表达主体。这是一种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交互性的表现，同时也表明网络新闻的语用主体是相互转化、互为依托的。
二、网络新闻评论的语境分析
关于网络新闻评论的语境分析，其关键点在“语境”这一词，通俗地说，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环境。目前，语境的划分种类非常多，从网络新闻传播方面来说，其语境主要从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即社会文化语境。
网络新闻传播的语言使用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社会文化特性决定了在特定环境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网络新闻评论。随着社会环境越来越开化，国家给予人们更多的的言论自由。人们能够参与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而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影响了网络新闻评论的发展。关于过去大家都不敢涉及讨论的话题，广大网友们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讨论。例如新浪网于2013年1月23日发表的《部分单位公款吃喝转内部餐厅标准堪比五星饭店》文章，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讨论：
迈乐个腾：“原来听说‘五星级酒店都靠公款吃喝养活的’，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最近五星级酒店的上座率不到20%。大家说说五星级酒店的以后是不是活不下去了？”
奈奈宝：“我觉得在领导下的中国越来越重视给党的形象造成的危害，必须严惩！”
草原骏马：“呵呵，中央的八项规定好啊！光盘行动好！你说老百姓哪个有能力去酒店吃饭啊？过年过节可能有几个小康家庭。”
这则新闻是关于政府腐败问题的，很多网友都或内敛或直白地表明了自己对此问题的不满情绪。这些网络新闻评论并没有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就被关闭，而是展示给大众，这表明当前我国的网络新闻评论的社会文化语境已经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政治开明和宽松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能给广大受众提供更多的言论自由，有利于网络新闻评论语言运用的自由。
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网络新闻评论毕竟是一个个体言论环境相对封闭的状态，由于网友们的受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每个个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看法不一致，进而就会造成更多网络新闻评论语言在雅俗上的差异。关于这部分网络新闻评论，则应该加强有效的网络监管，力争构建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网络新闻评论语言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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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0
摘 要：新闻教育改革要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进行。在培养学生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同时，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主要目标。
因此，新时期新闻教育理念应“以认知理论为中心、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科学组织与设计教育内容，从而切实提高新闻教育效果，满足社会需求。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着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转贴于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
“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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