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劝学教案篇1
教学目标
1．体会人物语言的情味。
2．学习一些文言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3．学习运用"吴下阿蒙""刮目相待"等成语。
4．理解本文开卷有益的主旨。
教学重点：
（1）学习一些文言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2）学习运用"吴下阿蒙""刮目相待"等成语。
（3）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旨。
教学难点：体会人物语言的情味。
教学时间：两课时
课前预习
1、阅读课文，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课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前三分钟（课外阅读读后感）3''''
二、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是说读书对人们大有益处。本文讲了一个有关读书的故事。三国时，孙权手下的名将吕蒙大字不识几个。孙权劝他，你现在当权，不可以不读书。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开始学习，后来果然大有长进。
1．教师或请学生进行作家作品简介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题目是编者加的。《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间的史事。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来政治家，史学家。
三、正课
1．朗读课文（老师范读或听录音后，学生朗读）
2请学生翻译。（一人译一句）
3．课文注释补充。
谓……曰：对……说。掌事：掌管国家大事。但：只不过。多务：事情多。孰若：与……相比如何。遂：于是
4．再次朗读课文，注意人物对话的语气。（完成目标1）
（1）"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重心长，谆谆告诫。）
（2）"邓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反问句，强调并不是要目蒙研究儒家经典，当专享经学传授的学官，而是有别的目的。）
（3）"卿言多务，孰若孤？"（反问句，否定吕蒙辞以多条的理由。要重读强调。）
（4）"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感叹句，要选出惊讶不解的语气。）
（5）"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反问句，指责中带有自豪的语气。）
5．提问：孙权如何以现身说法，劝吕蒙学习？
讨论并归纳："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6．提问：吕蒙读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通过谁的所见所语来写？
讨论并归纳："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通过鲁肃所见所语来写。
7．提问：为什么"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讨论并归纳：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人也在不断变化，不能拿老眼光看待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事。
8．提问：请解释"吴下阿蒙"并造句。（目标3）
讨论并归纳："吴下阿蒙"原指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意思是说人没有学问的意思。现在多用在他人有了转变方面，凡学识大进，或地位从低下而攀高了，以及穷困而至富有了，都可以用此语。
（例句）你还不知道吗？小黄已贵为经理，可不再是吴下阿蒙了。
9．提问：请解释"刮目相待"并造句。（目标3）
讨论并归纳："刮目相待"意思是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表示不要用老眼光看待别人，要估计到别人的进步。
（例句）听了少管所的"现身说法"报告后，小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对他可要刮目相待。
第二课时
一、试背诵全文。
二、复述课文（学生讲讲文章的内容和背景）
三、情节表演（分男女两组，每组三给人，分扮演三个角色）
四、教师小结（目标4）
本文通过孙权劝告吕蒙读书，吕蒙读书后大有长进的故事，告诉我们"开卷有益"的道理。本文以对话为主，用不多几句话，就使人受到人物说话时的口吻、神态和心理。
五、布置作业
a．课后练习一、二、三。
B、背诵全文。
C、写写这篇文章给你的启示。
六、说课精要：解决本课重难点要注意讲练结合，使学生更好的掌握。
教后记：
（附译文）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管国家大事，不能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多推辞。孙权说："我哪里要你攻读经书成为博士呢！只不过应当刎览一些书籍，了解过去的历史。你说事多，比我如何？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补益。"吕蒙从此开始读书。等到适逢鲁肃到寻阳，跟吕蒙议论事情，大吃了一惊说："你现在的才略，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啊！"吕蒙说："士人离别三天，就应当去掉老眼光来看待，你怎么发现情况这么近呢？"鲁肃于是拜见了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成朋友才告别。
孙权劝学教案篇2
一、训练思维的逻辑性，使学生能够更好的读懂文本
文章的思路是作者思维逻辑性条理性的表现，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通过文本与作者进行交流，所以可引导学生或从课题入手、或从层次结构入手，或从中心事件入手，把作者的思路，文章的脉络与学生的思维之路联系起来，可让学生按文章的思路去阅读，循作者的思路去思维，如此不仅可有助于真正理解课文，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掌握一些思维方法。如《孙权劝学》一文，板书课题时就可突出“劝学”一词，然后让学生初读课文，概述故事内容，再读课文，揣摩故事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关键是什么，进而梳理出故事情节脉络：孙权劝学―>吕蒙学习―>鲁肃赞学，再次通过小组讨论阅读就可明确故事能得以顺利进行的理由，吕蒙善于打仗，孙权想重用吕蒙，但是吕蒙才疏学浅，因此劝吕蒙学习一一吕蒙说军中事物繁忙推脱不想学习。孙权就以自己为例劝说：要比事物繁忙谁比得上我，但是我仍经常读书，并自以为大有所益。于是吕蒙开始学习。这是劝成功的关键，等到鲁肃过寻阳，与吕蒙议论大事时发现吕蒙大有进步，于是与吕蒙结拜为朋友。这一过程验证了孙权劝吕蒙学的结果。这是故事得以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在阅读过程中梳理文章脉络，既可理解作者的逻辑思维及写作意图，同时学生的逻辑思维也能得到相应的训练。
二、训练思维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创造性是一种摆脱习惯定势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它不仅能提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前所未有的思维成果，所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得注意鼓励学生求异，从不同角度来思考问题。如在《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教学中，可激励学生是否还可以说出选择各答案的不同理由，同时在本文的阅读分析的过程中设置一问题进行启发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纯数学领域里2-1=1这一结论无可争议，你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相应的答案吗？我想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可以适时适地地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加以训练。
就学生学习语文的认识思维过程而言，它是一种智力的发展境界。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可以设置课内自读这一指点，设计好知识迁移的跨度，实现由讲读到自读的接通。“跨度”，就语文阅读教学来说，指的是由课内自读到课外自读之间的距离。根据跨度的大小，决定设置怎样的台阶，帮助学生实现思维的跨越。阅读教学由课内讲读、课内自读、课外阅读组成。这几部分构成了学生认识思维发展的过程。要想使学生思维得到发展，由获得知识到获取能力，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如果把讲读作为学生思维发展的第一个台阶，是获取知识方法的阶段，那么课内自读则是第二台阶，这是通过练习、巩固获得方法的阶段，而课外自读就是第三个台阶，是应用知识、获取能力的阶段了。
三、训练理解模式，让学生真正学会分析总结
孙权劝学教案篇3
关键词：翻案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江口侠妓愤薄情怒沉珠宝》形成原因
《古今奇谈繁野话》是日本读本作家都贺庭钟的代表作。其中，卷四的《江口侠妓愤薄情怒沉珠宝》（以下简称为《江口》）是以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奇葩《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下简称为《杜十娘》）为蓝本改编而成的作品。庭钟在作品内容和结构上基本忠于原作，主人公也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删去了与表达主题不相干的部分，添加了有助于表现主旨的情节和人物。通过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内容和结构上的增减。
由此可以看出，《江口》的内容结构与《杜十娘》十分相似，明显可以看出模仿的痕迹。不管是遇见名妓，还是遇到困难求助朋友，还是最后愤恨薄情郎怒沉百宝箱，都是十分相似的。
不过，虽然《江口》是根据《杜十娘》改编的，但由于地理环境、人文风俗习惯不同，两篇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比如，在怒沉珠宝时，白妙百宝箱的第一层是日本的和歌集，第二层是海上仙药，明显带有日本岛国的人文和地理特点。
一、女主人公的名字不同
在《江口》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为白妙。究其名字的源起，可能与日本的著名诗集《万叶集》有关。在《万叶集》中，持统天皇的御制歌有这样一首：“春既徂欤，夏其来诸，有暴白，香山之陬。”①（「春^ぎて夏来るらししろたえの衣乾したり天の香具山②）“白妙（「しろたえの）”指用小构树等的纤维织成的白布。《万叶集》中还有这样一首“出得田儿浦，遥看富士山。雪飘高岭上，一片白银般。”③（「田工纹证妞Δ脸訾扦埔れば真白にそ富士の高Xに雪は降りける④）钱稻孙译本《万叶集精选》是这样翻译的：“出从田儿浦，仰彼不尽岭。白雪常皑皑，降在山之顶。”或者：“从田儿浦出来一看，雪白雪白，白雪下在不尽的高山。”⑤
从以上两首和歌可以看出，“白妙”是纯白的意思。“白”象征着清澈、纯洁。但在《江口》中，将这个名字安在一个名妓的身上，这就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比较，给人以强烈的反差。从中可以揣测作者的意图，暗示主人公的性格和悲惨的命运。
杜十娘这个名字的出现，也颇具意味。杜姓是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姓，名人层出不穷，如杜甫、杜牧。可是十娘这个名字就有些风情的意味了，例如在唐传奇《游仙窟》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崔十娘。由此可以体会出作者用此名字的意图。
从名字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的些许差异，日本重名，而中国对姓氏非常注重。
二、女主人公的性格也有不同
《杜十娘》中，作者赞扬其反抗封建制度的勇敢精神；而在《江口》中，作者批判白妙的固执己见，赞扬小太郎的重归正道的孝义精神。主旨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同。相比之下，杜十娘更具有人格魅力，人情味更浓，也更加勇敢。在孙富和柴江登场这两个场景中，杜十娘美貌出众，吸引江南巨富孙富。孙富的出现造成杜十娘和李甲之间的矛盾，杜十娘非但没有受到孙富的诱惑，反而勇敢地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和幸福，这种精神得到赞扬。《江口》并没有强调白妙的魅力，她是一个匪贼的老相好，被另一个匪贼盯上了，这样白妙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情节安排和描写出现这样的变化，与两篇主旨的表达有着很深的关系、
另外，在《杜十娘》中，表现杜十娘有情有义的细节处处可见。
次日，二人起身辞了谢月朗，暂住柳监生的寓中，整顿行装。杜十娘一见柳遇春，倒身下拜，谢其周全之德：“异日我夫妇必当重报。”
这是杜十娘答谢柳遇春的一个细节，简单的一句话和动作，可以看出杜十娘的知恩图报，明白为人做事的大义之所在。可是《江口》却把这个细节删掉了，并没有凸显女主人公的性格魅力。
还有一处，杜十娘表现得更加勇敢。在姐妹相送这个场面中，可以看出杜十娘是一个有着独立见解的女性。
十娘说：“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
可是，在《江口》中，这些话并不是出自白妙之口，而是其他姐妹的建议。从这些细节上的不同，可以看出表现人物形象性格的不同，一点一滴的变化，可以看出作者宣扬和否定的内容。
三、在男主人公的形象亦不同
《江口》添加了然重劝诫、柴江被捕的场景，删去了李甲与孙富商谈和李甲为钱舍弃十娘的场景，从这些变化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庭钟改编这篇文章的意图。
《江口》添加了然重这个人物，也就有了然重劝诫小太郎这个场面。在《杜十娘》中，一切的决定都是由李甲一个人做的，也没有太多忠孝节义的文字出现，劝诫的意味没有那么浓重，只是由读者自己去揣摩、判断。可是，在《江口》中，劝诫的意味就非常浓重了。
无论如何你也得回心转意，不然箱崎家就要断后，不孝的罪名就落在你一人身上。……同族的虽多，但你父有势，谁不迎合令尊之意？即使有为贤弟进言者，见令尊发怒，也就转口说你的不是了。这样家业将让给他人之子，那是表弟一生也难回故乡，长住旅店亦非长计，万一资斧困竭，岂不进退两难。
然重的劝说，完全占一个“义”字，劝诫小太郎不要因为白妙而违背了忠孝大义，小太郎非常明大理，选择离开白妙，而且为白妙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这样小太郎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李甲抛弃十娘，多因一个“财”字，劝诫的语言并没有那么显性。由此可以看出庭钟小说的教化意味是很浓重的，注意保护小太郎的形象，也就是当时儒教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的理念。
四、结语
比较两篇文章的不同，可以推测翻案小说的形成原因。首先，中日两国在语言方面有相通的汉字基础，从而有翻案的可能性。其次，两国在人文地理、习俗方面也有一些相似性，使中国的小说易于被日本接受。而当时，市民阶层处于上升状态，需要文化方面的支援。当然，江户时期的日本本土小说处于低迷的状态，也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也为翻案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再次，在思想方面，日本长期接受中国的影响，审美意识层面与中国也比较接近。最后，翻案不是翻译，与原作不同，出现不同的原因，归纳有以下两点：一方面，儒教思想的控制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两国的爱情观也不同。
归结下来，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日本文学也有独特的风格，正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出现，为日本江户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注释：
①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万~集一第一28番.
③杨烈译.万叶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
④『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万~集一第三318番.
⑤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参考文献：
［1］［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孙权劝学教案篇4
学生分析：实习所在班级为初一3班。由于是村镇中学，学生基本来自农村，所以无论视野、知识层面，还是情感价值观的形成都很简单狭窄。与小学相比，在语文这个科目上，整体难度加大，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大大增多。学生正处于小升初的过渡阶段，对此仍然不适应，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自觉性较低，学习语文的习惯养成差。学生语文基础素养较差，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同学仍然存在，学习比较盲目，目标性不强。学习的主动性、合作探究意识不强。基础参差不齐，两极分化严重。积累较少，阅读面不广，不能大胆尝试和探究问题，开放性的问题缺乏自己的见解。但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高，大多数学生不怯堂、不抵触，积极质疑、踊跃发言。课后背书情况良好，在老师的建议下积极主动的背诵所有文言文篇目，不懂就问，学习态度端正，对学习语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针对以上的情况，我在原语文老师黄华忠老师及其他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努力按照语文教学要求，根据语文教学三维度，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语文素养，争取做好语文教学工作，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上劲头更足、热情更高、成绩更好。
二、主要任务
1、了解学生语文整体成绩、语文素养，根据学生特点制定语文教学计划。
2、深入班级了解学生，因材施教。
3、结合自身，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语文教育工作。
三、日常教学
1、听课、备课、写详案，并进行课后教学反思。
2、批改学生作业、读书笔记、作文及随堂听写、小测试，并及时仔细评讲。
3、检查学生课堂笔记，并抽背，针对掌握情况适当加以指导。
4、找学生了解语文学习情况，结合课外读书活动与学生交流读书心得，指导学生有效阅读，并激励其写读后感。
四、具体安排
第一周
1、向原语文老师黄老师了解学生语文学习情况和语文教学实习工作。
2、结合班主任实习工作尽快认识学生。
3、听课并仔细做好听课记录，创造性模仿学习。
第二周
1、提前备好讲授篇目教案并请黄老师指导，及时作出修缮。
2、请学校领导听课，讲授第五课《伤仲永》。
3、结合指导老师对上课效果的点评，吸取经验教训。
第三、四周
1、提前备好第二单元课文的教案，讲授第二单元所有课文。
2、根据老师点评指导、学生反馈，及时总结授课效果。
3、结合班主任工作，陆续找学生聊天，了解学习情况和对语文教学方式方法的看法评价。
4、结合主题班会，学习第二单元综合性练习。
第五周
1、自我总结整个单元上完后的教学经验教训，听各个年级不同语文老师的课，集思广益，化为己用。
2、准备第十五课《孙权劝学》教案。
第六周
1、讲授《孙权劝学》，语文组各听课老师给与评价。
2、填表、总结。
孙权劝学教案篇5
关键词：走马楼吴简；孙吴；私学；黄籍
中图分类号：K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048-07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公布，推动了孙吴历史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其中对于简牍中的“私学”问题，意见分歧较大，目前亦然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一）“私学”是“吏役”之一种，由地方豪强没入逃亡户口而产生，是地方豪强的依附人口。（二）“私学”即“私学生”，或称“私学弟子”，是非国家正户的特殊群体。（三）“私学”是秦汉学吏制度的延续，被记录在“黄簿”中，表示“学吏者”的身份，能够被举荐为吏。上述讨论主要是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公布前后展开的。近来，随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竹简》（叁）的相继出版，又发现了不少涉及“私学”问题的新材料，为继续推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拟利用新公布的材料，对这个问题做些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私学”并非逃亡户口
相关讨论源于对下面三条简牍材料的不同理解。
[简1]：
私学弟子，南郡周基，年廿五，字公业，任吏，居在西部新阳县下。嘉禾二年十一月一日监下关清公掾张闿举。
[简2]（编号J22-2617）：
私学长沙刘阳谢达，年卅一，居临湘都乡土沂丘。十一月十五日，右郎中窦通举。
[简3]（编号J22-2695）：
南乡劝农掾番琬叩头死罪白：被曹敕，发遣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诣廷言。案文书，倚一名文，文父广。奏辞：本乡正户民，不为遗脱。辄操黄簿审实，不应为私学。乞曹列言府。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
[简1]中张闽的身份为“公掾”。“公掾”，即为公府之掾属。《续汉书·百官一》“太尉”条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所谓“公府”，当为三公府。《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三年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注曰：“公府，三公府也。驻驾，停车处也。庑，廊屋也。”但作为一种敬语，“公”的外延似更为宽泛，“公府”当指掌握一定政治权力长吏的府邸，其属下大概亦可称为“公府掾”。《晋书·刘卞传》载，刘卞“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为亭子？’”
[简2]中窦通所任的“右郎中”一职，在走马楼竹简中常见，如竹简（壹·2171）云“被都军粮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书给右郎中何宗所都别部司马。”别部司马为武职，《三国志》卷10《吴书·周泰传》载周泰数战有功，孙策“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王素先生认为，此简窦通所任的“右郎中”应为长沙将军府的官号。其说可从。
[简3]为劝农掾番琬奉功曹之命，案查番倚应否为私学的文书。据《续汉书·百官五》县“各署诸曹掾史”条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又据《续汉书·百官五》郡“皆置诸曹掾史”条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可知劝农掾为县署廷掾，功曹属郡，二者为上下级关系。
对这三条竹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生先生认为，“举”可释为“举荐”，[简1]、[简2]分别为举荐“私学弟子”周基、谢达人仕的举荐版。王素先生认为，“举”当释为“没人”，“私学”为逃亡户口，[简1]、[简2]分别为“私学”周基、谢达被地方豪强没人为依附人口所履行的手续。[简3]的情况较为复杂。生先生认为，[简3]中的“遗脱”意为遗漏，所谓“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之语，说明私学生番倚已由在职官吏陈晶所荐举，而功曹责成番倚居住地的官吏番琬予以案查，案查的结果是“不应为私学”，即否认了番倚的“私学”身份。王素先生则认为，[简3]中的“遗脱”，专指逃亡户口，该文书表明，吏陈晶没入东乡番倚为私学，有关部门怀疑，指示劝农掾番琬审查，其结果查明，番倚不是逃亡户，不应为私学。
如果不涉及其他的材料，仅从逻辑上看，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王素先生认为，如果[简3]中的“举”释为“举荐”，“遗脱”作遗漏解，结合“不应为私学”语，则“不为遗脱”就成为蛇足，其义不顺。其实不然，“不应为私学”是劝农掾番琬对“曹敕”的回应，而非“本乡正户民，不为遗脱”意义的延伸，此二者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举”释为“举荐”，“遗脱”作遗漏解，在逻辑上并不矛盾。笔者认为，“遗脱”释为遗漏或逃脱，都不影响该文书所表达的意思。
因此，仅靠这三条竹简尚无法确定“私学”的具体身份，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新史料的发现。不久前，李均明先生公布了尚未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中涉及“私学”的几条材料，王素先生进行了校释，其文如下：
[简4]私学南郡蔡满，年……（4630）
[简5]私学汝南陈谷，年廿。状：谷白衣，居长沙（3982）
[简6]长沙黄豊，年廿六。状：豊白衣，居临湘都乡吴溏丘。帅龚傅主。无有口（3979）
[简7]长沙李俗，年廿。状：俗白衣，居临湘东乡茗上丘。帅郑各主。（3991）
[简8]私学长沙刘广，年卅七。状：广白衣，居临湘桑乡（4099）
[简9]私学长沙烝喿，年卅。状：朵白衣，居临湘东乡丘。帅烝主。送兵户（4078）
[简10]私学长沙郑狗，年。状：狗白衣，居临湘乐乡丘。帅黄……（5225）
此处的“状”，即状况、情形，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汉书·苏武传》：“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白衣，指淡色服饰，乃普通平民衣服的颜色，代指庶民，如《史记·儒林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后汉书·郑钧传》：“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后汉书·董宣传》载，湖阳公主奴白日杀人，洛阳令董宣捕杀之，光武帝令董宣叩头谢罪，不从，“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这些记载中的“白衣”，均指庶民身份。
[简6]中的“帅龚傅主”、[简7]中的“帅郑各主”、[简9]中的“帅蒸主”、[简10]中的“帅黄……”，应是“私学”所寄居家庭的户主。
在这七条竹简中，“私学”者的籍贯与居住地均不在一地，表明其为客居者。但“私学”并非都是外来的寄居者，有些“私学”显然属于本地人。
[简11]私学临湘邓青年廿一（叁·8398）
此条竹简中“私学”邓青为临湘本地人，并非外地而来的客居者。
[简12]私学黄客，……状：客本正户民口。（肆·3943）
此条竹简中未述及“私学”黄客的籍贯地，表明其当是本地人。
[简13]阳贵里户人公乘私学口口年卅六算一（柒·总50991）
[简14]吉阳里户人公乘私学口脱年卅二算一聋耳（柒·总51079）
阳贵里、吉阳里均为临湘县所属的里，此二简中“私学”显然也是本地人。
“私学”有的是外地而来的客居者，有的却是本地人，这说明，“私学”的身份并非逃亡户口。
二、“私学”为国家正户
至目前为止，所有论者均认为，“私学”属于非国家正户，其理由是当时的国家“正户”（编人黄籍的自耕农）均须缴纳租米、税米，“私学”从未见到缴纳租米、税米的记载，而当时的非国家正户，如兵客、新吏、佃吏、佃卒、邮卒、卫士、故帅子弟等均须缴纳限米，“私学”与之相同也缴纳限米，因此，可以断定，“私学”属于非国家正户，是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口。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笔者检索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发现缴纳“限米”者除了兵客、新吏、佃吏、佃卒、邮卒、卫士、故帅子弟、私学等外，还包括男子、大男、乡吏、县吏、郡吏、故吏、郡卒、士、复民等，现各举一例如下：
[简15]入平乡元年男子粢限米五斛胄毕。（叁·1409）
[简16]乡嘉禾二年大男限米四斛。（壹·49）
[简17]右广成乡入乡吏限米八斛六。（壹·2965）
[简18]入乐乡嘉禾二年县吏限米十三斛。（壹·4669）
[简19]入郡吏唐杷二年限米七斛黄龙二年十月十二日官邸阁。（壹·6624）
[简20]人故吏陈二年限米。（壹·6418）
[简21]入平乡嘉禾二年郡卒限米九斛三斗胄毕。（壹·4850）
[简22]年士唐限米十。（壹·1050）
[简23]右乡入复民限米一斛五斗。（贰·522）
而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所收录的二千多枚竹简看，耕种“常限田”和“余力田”者须缴纳税米和租米，而耕种者为男子、大女、男、县吏、郡吏、州吏、军吏、县卒、郡卒、州卒、士、复民等。其身份与上述所列举的“限米”缴纳者几乎重合。
而论者所谓缴纳“限米”的非国家正户，其实也是可以缴纳“税米”、“租米”的。如：
[简24]领邮卒黄龙二年税米……。（贰·1137）
[简25]其斛九斗八升七合黄龙佃吏税米。（贰·1123）
[简26]其四百五十四斛六斗九升黄龙四年佃卒租米。（贰·581）
这就是说，缴纳“税米”、“租米”者，与缴纳“限米”者，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因此，以缴纳“限米”作为判定国家正户与否的标准，显然不能成立。限米与税米、租米的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据竹简（壹·1727）：“税米，其二千八百二斛三斗限米。”似乎税米包括了限米，但仅此孤证，不敢妄断。
认为“限米”为非国家正户所交纳的观点，源于《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永安元年诏，其日：“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这里提到吏家要交纳“限米”。而论者又往往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吏户”。《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所载：“晋阳秋曰：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馀艘，后宫五千馀人。”持“吏户”论者往往认为，此处“吏三万二千”是指“吏户”，表明孙吴“吏户”与民是分立户籍的。但这是一种误解，此处“吏三万二千”是人数，而非户数，孙吴也不存在独立于民户的“吏户”。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的吏民均混居于同一里丘之中，并著籍于同一种户籍，并非各自成籍。侯旭东先生根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提供的“竹简揭剥位置示意图”，对“广成乡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中的广成里部分进行了复原，现择其部分列举于下：
[简27]：
2071798广成乡谨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
2061797广成里谨列领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
2041795民男子杨秃年六十，秃妻大女姑年卅九算一
2051796口妻年卅八算一，秃母大女妾年八十四
2081799秃子仕伍白年四岁，秃弟公乘期年五十腹心病
……
1821781民男子蔡若年卅七给驿兵，若妻大女婢年五十二
……
1001729县吏邓梧年廿七，瑶（？）妻大女金年廿一算
981727瑶弟公乘桥年十八盲左目，桥妻大女连年十九算一
971726桥弟仕伍口年四岁
……
931732军吏朱谦年卅五，谦妻大女壹年廿六算一
……
901720郡吏黄茑年廿五，茑父公乘署年五十七
721710民男子刘宜年卅六口盲右目，宜妻大女汝年卅八算
……
701708郡卒潘囊年廿三
571696囊妻大女初年廿六，囊父公乘寻年六十一酷虐（？）病
……
151671右广成里领吏民五十户口食二百九十口人
671705其五户尪赢老顿贫穷女户
661704其应役民廿户
这份籍簿包括民、吏、士各色人等，并标出了免役户、应役户，及应纳算赋者，显然是一份孙吴时期的户籍簿。可以看出，虽然立户者身份有所不同，但均著于同一种户籍簿上，并无吏民各立户籍的情况。
同样道理，本地“私学”也当著籍于这种户籍，如上文所引[简13]、[简14]中“私学”分别为阳贵里、吉阳里人，均拥有公乘爵位，且都缴纳算赋。与这两里户籍上普通民户的登记形式相同，如竹简（壹·1660）：“阳贵里户人公乘吴银年廿八，妻大女年廿九。”竹简（壹·9670）：“吉阳里户人公乘邓年卅一算一。”
正户就是编入户籍而立户的户口，即编户齐民。《逸周书·允文》：“人知不弃，爱守正户。”孔晁注：“人守正户，言不逃亡。”《韩非子·亡徵》：“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陈奇猷《集释》引太田方曰：“正户，谓有正籍而不移徙之民也。”可知，正户是与逃户、寄寓户相对而言的。《三国志·陈表传》：“（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赢民以补其处。”此处的正户，就是指著于户籍的编户齐民。魏晋的户籍，称黄籍，又称黄簿，如《晋书·礼中》载南平郡民陈诜妻李氏，为贼所掠，后归家，“始不见绝，终又见迎，养姑于堂，子为首嫡，列名黄籍，则诜之妻也。”《太平御览》卷606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载齐高帝建元二年，“上诏黄门郎会稽虞玩之等更加检定，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胡注引杜佑曰：“黄籍者，户口版籍也。”可知，正户为编人黄籍，即户籍者，并非仅指自耕农。
上文所引[简12]：
私学黄客，……状：客本正户民。
此条竹简之述状清楚地表明，“私学”黄客乃是国家正户民。还有竹简（贰·6912）：“草言私学谢稚、卢金，正户民，推求无有张违知。五月十一日。”
外来的“私学”虽寄寓于客居地，但只是暂时的，其身份仍然属于籍贯地的正户，也就是说，“私学”在法律上是著籍于户籍的国家正户。
上文所引之[简3]《番倚文书》中的“私学”番倚，最后被定为“不应为私学”，并非因为其为“本乡正户民”，而是因为不具备“私学”的资格。这也反证“私学”的身份就是国家正户民。
三、“私学”的两种含义及其在孙吴时期的地位
走马楼吴简中的“私学”首先是“私学弟子”的简称，上文所引[简1]“私学弟子南郡周基”已表达很清楚。类似的还有竹简（叁·6506）：“私学弟子长沙。”
所谓“私学弟子”，即民间私立教育机构的学生。西周以前，“学在官府”，学校教育和一切学术文化垄断于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官学的衰落，私学教育逐步兴起。《韩非子·诡使》：“私学成群，谓之师徒。”传说孔子弟子三千，足证私学规模之大。但法家对私学持否定态度，《韩非子·心度》：“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秦朝干脆禁废私学。《史记·李斯传》：“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汉代私人收徒讲学很多。班固《两都赋》：“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孙吴私学教育继续发展。《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载，虞翻流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丹阳人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孙吴名臣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程秉，“避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薛综、程秉均师从刘熙，说明刘熙也是私学教育者。
从走马楼吴简看，“私学”还代指私立教育机构。
[简28]：成乡劝农掾黄原口头死罪白：被曹敕，摄录私学索簟诣廷言。案文书：簟名专。与州卒潘止同居共户，本乡领民，不应给私学，愿乞列言。原诚惶诚恐，口头死罪死罪。（柒·总54116[2]）
此条竹简有“给私学”之语。《急就篇》卷3：“厨宰切割给使令。”颜师古注曰：“给，供也。主供此使役也。”此处“给”，乃服侍，给事之意。“给私学”是说服役于私学，当是在私学教育机构中服务。说明当时国家有给私立学校派役的情况。类似的还有竹简（贰·1972）：“弟……给私学，信妻大女利年卅二。”
政府给私立教育机构派役，当与孙吴时期私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分不开。在汉代，私学与官学一样，承担着培养官吏后备人才的职责。《汉书·儒林传》载辕固收徒授学，“诸齐以《诗》显贵，皆固弟子也。”汉代有举贤良文学为官的做法，很多私学出身者通过这一途径入仕。汉武帝时期，公孙弘曾师从私学大师胡毋生学《春秋》，后以贤良征为博士，并于元朔年间被封为丞相。《汉书·马宫传》：“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醖藉可也。”可以说，西汉居公卿之位者大多为私学出身。东汉后期，官学衰落。《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疏，牧儿尧竖，至于薪刘其下。”私学更成为仕进的重要渠道。
由于私学具有培养政治人才的功能，故往往享受与官吏相似的待遇。曹魏董巴《汉舆服制》：“进贤冠，古缁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已下至博士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续汉书·舆服志》亦日：“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进贤冠，蔡邕《独断》日：“文官服之。”说明私学与官吏密切的关系。《续汉书-舆服志》：“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这也说明私学弟子的政治人才属性。李迎春先生认为，如果将“私学弟子”理解为一种非官学的学生，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官办太学的生员弟子尚未有可以戴“进贤冠”的资格，有什么理由认为非官学的弟子会如此受政府青睐而可以戴进贤冠呢？我的理解是，此处“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是一个区间，其中当包括官学弟子，私学弟子在地位上还是要低于官学弟子，故置于这类人的最底端。
孙吴时期，官学废弛，无所建树。《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黄龙二年春正月，“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这是孙吴国学的开始。但由于文化落后及政局动荡等原因，直到吴景帝永安元年方正式下诏设置学官，立五经博士。《三国志·吴书·孙休传》：“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悖，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此时距黄龙二年已近30年了。官学不兴，必然使私学承担比以往更重要的培养官吏后备军的职责，其享有政府派役服务的待遇也就理所当然了。
孙吴私学弟子是否可以免除徭役，在传世文献中并无记载。《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汉书·循吏·文翁传》载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曰：“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三国志·魏书·刘靖传》：“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馀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三国志·魏书·仓慈传》注引《魏略》曰：“（颜斐）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这些记载说明，汉代、曹魏的官学生是免除徭役的。《晋书·孝友·王裒传》载王裒门生被征发服役，因王裒出面而复免。似乎说明私学弟子也是可以免役的。上文所引[简28]云私学索簟“不应给私学”，似指私学生不当服役。如果再考虑到孙吴私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孙吴私学生不服徭役的可能性较大。
最后，再回到引起最初争论的三条竹简。
[简1]《周基文书》中，“私学弟子”周基的身份是“任吏”。任，宋人贾昌朝《群经音辨》：“堪其事曰任。”“任”字的这种用法，在走马楼吴简中很常见，如竹简（肆·1444）：“黄牯牛一头，齿六岁四月，左脚长一尺，变乌色，任耕，本蔡长牛，差民张刻养。”竹简（肆·1451）：“黄牯牛一头，齿五岁九月日，左脚长九寸，变烝栗色，任耕，本赵可牛，可被病物故，差民陈成养。”任吏，是说有作吏的能力，但还不是吏。此文书当是监下关清公掾张闿举荐任吏周基为正式的吏。
孙权劝学教案篇6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杭州富阳）人，孙坚之子，孙策之弟。从十八岁始，孙权继父兄之业治理江东，直至寿终七十一岁，称帝三十一年。孙权在位期间，东吴疆土倍增，国力由弱到强，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鼎足而立，成为一方强国。虽处战火纷飞的三国时代，却能保一方国泰民安。曹操不敢小觑，慨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诸葛亮重视与东吴结盟，自始至终向孙权示好，称其“真乃聪明之主也！”
三国期间，发生三次投入近百万兵力的大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其中两次矛头直指东吴，旨在消灭东吴。孙权统率东吴均以数万之众而克百万雄师。
赤壁之战前夕（公元208年），曹操百万大军虎视江南，东吴上下惊惶，生死存亡之秋，孙权召集文臣武将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听取建议，冷静分析，汲取智慧。他接受鲁肃、周瑜两位年青人的建议，举剑斩案形成决议，果敢地将一切军事大权交给年仅24四岁的周瑜执掌，同仇敌忾一举破曹，曹操83万大军仅剩27骑仓惶逃归。
公元222年，刘备为关羽报仇，发动彝陵之战，统军七十五万，全军挂孝举哀，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东吴危若累卵。孙权不失理智，毫不迟疑，听从谋士阚泽之计，力排众议，大胆起用年仅21岁的白面书生陆逊，拜其为大都督，假节（代皇帝之权力行事），赐宝剑印绶，掌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国之内孤主之，国之外，将军制之，一切先斩后奏”。陆逊不负重托，出奇制胜，巧施奇谋，火烧连营七百里，蜀兵尸叠如山，降者无数，刘备狼狈逃回白帝城，由此魏蜀都不敢小觑东吴，这一切都是孙权别具慧眼，任贤使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结果。
荆州本属东吴，赤壁之战孙刘联盟，被借给刘备，鲁肃还为此担保。但东吴屡要不还，刘备软泡硬磨，总是耍赖。周瑜为此英年早逝，也无济于事。孙权任用吕蒙为大都督，使“白衣渡江”之妙计，兵不血刃，鸡犬不惊，顺利取回荆州。关羽众叛亲离，父子生擒，吕蒙保护关羽部属家眷生命财产，秋毫无犯，荆州人心归向。
东吴大将甘宁原为刘表手下黄祖所辖，当年孙坚与刘表大战时，甘宁射杀孙坚大将凌操。后来甘宁归降东吴，凌操之子凌统为吴将，屡次要杀甘宁为父报仇。孙权多次劝解，但凌统仍难接受。吴魏大战中，凌统与乐进交战，胜负难分，曹操令曹休放暗箭，射杀凌统坐骑，凌统被掀翻于地。乐进挺枪来刺，不料飞来一箭正中面门，凌统得救，拜谢孙权救命之恩。孙权说：“放箭者是甘宁！”凌统感激不已，甘宁双手扶起凌统说：“主公令我仇将恩报”。甘宁遂与凌统结为刎颈之交。
孙权劝学教案篇7
论文摘要:作为文化传承的文言文教学，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教学走进了一个怪圈。本文认为开展文言文教学应作一些有益的探讨:加强字词教学，渗透文化信息;倡导多读精背，增强文言语感;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习兴趣;草重学生体验，汲取文化营养。
文言文是几千年大浪淘沙的文化精粹，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作为一种定型化书面语言，毋庸置疑是我们进行语文教学的最经典的材料。文言作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创造源泉，所以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要带着学生亲近传统、亲近历史，借古典文化熏陶渲染，使学生丰富思想、发展智慧、砒砺心志、提高品位，在继承和发扬中反思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
一、文言文教学走进怪圈
当前，中学文言文教学走进了一个怪圈:要么是有“言”无“文”，要么是有“文”无“言”，把“言”和“文”剥离开来，变成文言文阅读教学的两张皮，使文言文教学陷人了尴尬的境地，无法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
1.有“言”无“文”。即教学只注重文言字词教学，串讲，句句翻译，字字落实，毫无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学生学文言文味同嚼蜡，教学讲得天花乱缀，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如执教《童趣》，有的教师认为这时初一学生刚接触文言文，把教学重点落在字词和疑难句式的翻译，过分强调“字字落实，个个对号”，这篇文章的“趣”味荡然无存，培养学生时文言文的兴趣从何谈起?
2.有“文”无“言”。即教师片面强调思想教育和文章结构分析，架空文本语言和脱离学生接受能力，教师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而学生听得如坠云里雾里。如执教《伤仲永》，有的教师不断讲述成才的关键是天资聪慧还是后天教育，上成一堂语文综合课，而文言的基础知识字词这一块全部扔掉，根本无法培养学生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
二、文言文教学突围之路
“言”，是文言文中的最基本的字词句，它是学习文言文的基石。没有“言”的基石，学生学习文言文便会寸步难行，汲取文言文中的文化营养便成一句空话。“文”，是文化，是文言文的灵魂。文言文的内容反映的是历代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取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只有把言和文相结合，才能形成合力，突围文言文教学的怪圈，走向文言文教学的康庄大道，使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精神得到提升，灵魂受到洗礼，思想受到震动。突围之路有四条:
1.加强字词教学，渗透文化信息。
语文新课标规定:“初中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在评价上，“重点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查他们能否凭借注释的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不应考查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由此，文言文教学必须加强字词教学，特别是重要的实词和虚词，我们必须字字落实，句句过关，夯实学生的文言基础，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但我们不能把汉字简单地看成一种符号，一种不变的躯壳，它是具有灵性的。仓领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文字是能“惊天地.泣鬼神”的，甩天接地”的灵性之物。但随着文字数千年的演义，它的“灵性”渐渐失落而成为死板无味的符号，它的生命的根性丧失殆尽。现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方块字”全然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与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让学生面对经典名著就像面对一具千年僵尸。董桥说“文字是肉作的”，它蕴藏的大量文化信息，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它的灵性与生命意象是古人参语大化、明心思维的“心象”所指。我们教学应该让汉字的“魂会归来”，不要再让学生面对一具具僵尸，而要让学生看到书本中一个个跳跃着的精灵。在文言文字词教学中，我们应力求渗透文化信息，让学生乐学、易记，提高字词教学的效率。如某位教师执教《孙权劝学》一课，当讲解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邪!”的“孤”字时，并不是一味让学生记住课文下面的注释(孤，古时王侯的自称)，而是宕开一笔，介绍了“孤”字的来龙去脉，学生听得有味，学得轻松，记得牢固，同时整堂课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氛围。
2.倡导多读精背，增强文言语感。
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文学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如《孙权劝学》一文，语言简炼生动，用不多的几句话，就使人感受到人物说话时的口吻、情意和心理，既可见孙权的善于劝学，又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教学此文，我们不能一味地分析文章内容和写作特点，而要引导学生多读，用有声的语言来表现孙权善于劝学的本领，再现鲁肃的惊讶之情，凸显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以及他诙谐的自嘲之态。
杨雄“读千赋”，杜甫“破万卷”，白居易诵读到“口舌生疮”。从这些名垂青史的大学者的事例中可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对诵读法的重视。通过反复诵读，才能体味到作者的神思匠心及文章的要旨。文言文教材多是文质兼美、琅琅上口的佳作。引导学生熟读、背诵一些精美的篇章，对深人理解作品，掌握其精练、准确、生动的语言颇有益处。
如某位教师执教《<论语>十则》，第一，由“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事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之说导入，交代学法。第二，范读，听读，体味。第三，学生模仿读，体味读，自由地读。第四，学生表演读，诵读。第五，全班朗读，学生当堂背诵。就这样，这位教师引导学生多形式地读，反复地读，大声地读，摇头晃脑地读，气韵畅达地读，读出了“古”味，读出了书声朗朗的课堂新气象。
3.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学习，这样学生感知起来就会更加容易，也就会有更深刻的体验。初中学生往往因为文言文所涉及的内容离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太过遥远，不太可能对文本产生阅读欲望。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有声有色的优势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教学《观沧海》制作多媒体图画，显示茫茫大海辽阔无边、汹涌澎湃，配以登山远眺、雄心勃勃的诗人，强烈的海风吹拂着他的战袍和须发，使人身临其境，领悟到曹操海涵天下的博大胸怀和统一中原的宏伟抱负。教师播放的音像资料，给学生以直观的刺激，从而唤起学生的阅读欲望。高品质的配乐朗诵的欣赏可以使学生迅速走近作品，与读者对话。
朱光潜先生在论古诗词的鉴赏时说过，读者要学会“知人论世”，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作者进而去了解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走进作品，与作者笔下的人物同喜同悲，在对人物的生平事迹、写作背景、写作缘起有了较为深人的了解之后，学生才可以更深人地感动于作品的情感之美，与作者产生共鸣，对作产生向往的心态。
如教学《岳阳楼记》，教师充分利用计算机把关于范仲淹与背景资料的多种版本、多种释义和相关的赏析文章、补充资料一一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图文声色并茂中走近作者，走进文本，与作者对话，与文本交流。
4.尊蔺学生体验，汲取文化营养。
文言文中不少作品，或歌咏山川，或记述经历，或阐发哲理，或抒怀言志，它们表达了古人对于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浸润其中，涵泳体味，会使人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阅读这些文言文，可以使学生获得许多为人处世的良好原则，能够唤起学生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阅读文言文还有助于加强提高道德修养，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文言文在道德教育方面优势很大，初中文言文中的很多文章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如《论语》、《孟子》、《爱莲说》、《岳阳楼记》、《陋室铭》等。教学中，可以在疏通文章后让学生明确文章所传达的思想主张、所提倡的主体精神，以及这种思想、精神在长期历史延伸中所铸就的民族性格特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孔子的谦虚勤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范仲淹先人后己、天下为公的旷达胸襟，“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刘禹锡安贫乐道的节操……这些名言警语脍炙人口，起着对人劝诫、警示的作用，有着让人刻骨铭心、感念不忘的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知有多少人从这些名句格言中汲取营养，得到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力量。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因此，语文教师不能以冷静却冷模的理性分析取代动情的感受和领悟，不能用教参中干巴巴的条块理解框限学生多样的阅读心得，而压抑学生的个性，限制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文言文教学，应根据文言文特点，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个性，在合乎人文精神的范畴内尽情发挥自己的灵性和热情，积极主动地理解和创造，使学生在多元化的解读过程中，张扬个性、汲取文化营养，完善人格，塑造人文精神。
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一首中秋咏月兼怀亲人的抒情之作。全词想象新奇，境界开阔，融幻想与现实于一体，既有飘逸邀远的意境，又有耐人寻味的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自然生动，笔法摇曳多姿，真是百读不厌，美不胜收。在教学本文时，我采用朗读法，让学生多方位、立体式地尽情触摸文本语言，徜徉于文本之中，当我轻轻地问:同学们，学了这首词，你最喜欢或感触最深的诗句是什么?顿时学生的情感之门被打开，思维源水滚滚而来。
有的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句写得太好了。“不应有恨”，其实正是恨在其中，心头充满了离愁别绪;特别是那个“长”字，表达了诗人对月亮的抱怨情绪，从而反衬出作者对亲人深切的思恋之情。我是住校生，远离家乡，告别家人只身在外求学，它让我深有感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时。
有的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富有人生哲理，我特喜欢，它写出了诗人旷达、乐观的情怀。
有的说:我最喜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这句，它表达了与亲人共赏人间美景的心愿，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愿把这句诗送给全班同学。此时，全班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
孙权劝学教案篇8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理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可说是威震一方。后来被北伐军打败了，这才韬光养晦，到天津居士林“皈佛诵经”。
这居士林原本叫清修禅院，占地752平米，建筑面积700平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的配殿组成，当中供奉着两尊宣德年间铸造的鎏金铜佛“毗卢遮那”和“文殊菩萨”，最早是天津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意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又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了“清修禅院”的匾额。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要把清修禅院买过来，改为“居士林”，李颂巨哪敢不依。于是，清修禅院就变成了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自封为“首席居士”，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
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空彻。孙传芳来到大殿里，看到正面端坐着富明法师，正在和身边的靳云鹏低声说着什么，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
孙传芳来到法师跟前，双手合什作礼，叫了声“富明大师”。
富明大师和靳云鹏一抬头：“哟，还以为今天下雨你不会来了呢，想不到你竟冒雨赶来了。”
孙传芳一笑：“昨天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来呢，我来的不晚吧？”本来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没事没事，不晚，还没起火呢！”靳云鹏赶紧说。吃过素斋，喝了壶清茶，看看时间，已是下午近3点钟时，富明法师跟靳云鹏、孙传芳商量：“我说，咱们该讲经了吧。”
孙传芳剔着牙点点头：“成，这就开始吧。”
来到大殿，富明法师在讲台后一坐，左边男居士首席坐的是靳云鹏，右边女居士首席上坐着孙传芳。身后一排排坐好了来听经的善男信女。
富明法师开始讲经，说了还没超过10句话，就听见“砰”的一声响，把富明法师吓了一跳，哟，可了不得，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正汩汩地往外流着血。紧接着，“砰”地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孙传芳的右太阳穴而入，穿左额而出。这下富明法师看清楚了，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
听经的早乱套了，连滚带爬往大殿外边跑，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
孙传芳脑浆横流，这女的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打在腰上。
打完3枪，中年妇女长出了口气，抬头看看一旁吓傻了的靳云鹏：“你怎么没跑啊？”
靳云鹏很尴尬：“我尿了裤子了。”“别害怕，我这是替父报仇，绝不牵连别人。”中年妇女坦然地说。靳云鹏一挑大指：“好，巾帼英雄，恩怨分明。”
“你去报警吧，我在这里等着警察来。”中年妇女一点没有要逃脱的意思，找了个坐椅坐了下来。
靳云鹏差了个人去报警，自己到后边儿去换裤子。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这个案子还没审呢，天津已经是街知巷闻，紧跟着全国都轰动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
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施剑翘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1936年8月23日，南京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冯玉祥、于右任、、张继等人又向国民政府请求，施剑翘入狱1年后，国民政府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施从滨说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从走上社会，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
张宗昌要施从滨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这样，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并下令将其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施剑翘只有20岁。施剑翘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父亲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父亲死得那么惨，她当时就决意报仇。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带着母亲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往来；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施剑翘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兄长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施从滨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他。施从滨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
张宗昌兑现诺言，将施中诚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劝施剑翘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施剑翘性子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施剑翘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施国宪身上。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施从滨手下，也跟施从滨一起被俘，因官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施剑翘并向她求婚，施剑翘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施国宪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施剑翘与施国宪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一个儿子。5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期间施剑翘时常提起复仇的事，但施国宪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
施国宪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施剑翘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施剑翘最终彻底失望，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
1935年初，施剑翘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娘家。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施剑翘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说来也巧，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施剑翘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施剑翘最后通过孙传芳在幼儿园上学的孙女，不仅打听到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她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孙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三个人起进了汽车。施剑翘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
这段时间，施剑翘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不敢在家里哭，怕母亲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父亲。寺庙里的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
孙传芳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就这样，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因为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施剑翘便化名“董慧”，混进了居士林。
施剑翘了解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施剑翘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施剑翘预计下手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她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
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她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
施剑翘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下午3点来钟，施剑翘返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她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然后又朝他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施剑翘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这时孙传芳的随从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施剑翘带走。
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施剑翘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正所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公道自有知。
孙权劝学教案篇9
一、“明德慎罚”思想的由来
“明德慎罚”思想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周公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适应西周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商朝末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统治激起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据《尚书・微子》载，当时是“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商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重刑辟，有炮烙之法”。［1］以致牧野之战，商军溃败，纣王自焚，商朝灭亡。周灭商以后，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仍然利用天命思想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尚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尚书・康诰》：“天亦大命文王殪戎殷。”《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商的灭亡证明单纯的天命迷信无所维系其统治，周公一再说：“我不可不监于有殷。”［2］“宜监于殷，骏命不易。”［3］从中还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人无监于水，当于民监”，［5］“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6］于是，周公便在继续宣扬天命迷信的同时，吸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一个“德”字来。因为“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7］先前“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8］后来殷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9］所以要想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这也就是周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以德配天”说。因此周公在《尚书・召诰》中说：“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在《诗经・大雅・文王》中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同时，周公也意识到天不可信，事在人为。他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又说：“我民罔尤违，惟人。”［10］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在中国法学史上，第一次把道德和刑罚结合起来。
二、“明德慎刑”思想的主要内容
明德慎罚有推行德政和慎用刑罚两重含义。从德政看主要内容有：勤政、惠民、裕民、任贤。所谓勤政就是告诫西周统治者要勤于政事，力戒淫逸。所谓惠民就是要给小民们一些实惠，要爱惜人力和物力，不可过度压榨，才能保持国运长久。裕民就是要宽以待民，“彼裕我民，无远用戾”。［11］周公认为，产生民怨的根源，在官不在民。如果掌权者“变乱先王之正刑”，［12］民众无所适从，民怨就会产生。因此，掌权者听到民众的怨言，应该像古圣先王那样，“不啻不敢含怒”，“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13］以此来实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14］所谓任贤，周公强调任贤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有德者当权，才能勤政、惠民和裕民。
明德慎刑的第二层意思，就是主张慎用刑罚。为此，周公提出了以下几项刑罚原则：一是刑罪相称。周公在《尚书・立政》中说：“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中罚，就是说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轻，要使刑其罪。这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刑罪相称思想。二是区分故意和过失，惯犯和偶然犯罪。《尚书・康诰》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不，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三是慎重断案。周公在《尚书・康诰》中提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不蔽要囚。”四是对狱讼之事，最高当权者不可乱加干涉。《尚书・立政》篇：“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是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五是刑罚与教化相结合。《尚书・多方》说：“明德慎罪，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尚书・酒诰》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毋庸杀之，姑惟教之”。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西周统治者基本的政治观点,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在西周政治生活、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实际的指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在政治上已趋于成熟。这种主张被后世各朝统治者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和正统的标本,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后来,“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学派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律方针,成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观念。
参考文献：
［1］史记・殷本纪.
［2］尚书・召诰.
［3］诗经・大雅・文王.
［4］《左传・襄公三十年》引《尚书・泰誓》.
［5］尚书・酒诰.
［6］尚书・梓材.
［7］左传僖公五年.
［8］诗经・大雅・文王.
［9］尚书・召诰.
［10］尚书・君.
［11］尚书・洛诰.
［12］尚书・无逸.
孙权劝学教案篇10
历史曾被人说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是因为文字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却终于使得许多真实的细节和丰富的侧面保存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照片可以说是形象的历史，它将逝去的一切定格为一个个永恒而真实的瞬间，让我们在温故中重新打量历史，重新认识我们原来自认为已经认识或熟悉的人和事。可惜的是，这种认识来得晚了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照片主要仅用作插图，供学术研究和通俗读物比较形象地去吸引和打动读者。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十分通行，照片在出版物中的位置决定于投资方案和生产费用，而不取决于其本身所包含的信息。许多学科的研究者都不甚熟悉作为原始材料的照片，因而把它摒弃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现象现在已有了很大改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理论的合理重建，史学工作者不断尝试从多种考察角度、描述方式去构筑新的“史”的模式，其中，图史的模式是最引人瞩目的，出书数量也最为丰富。过去，我们也能在一些研究著作中时或看到三、四幅或者十来幅插图照片，但那通常只是起些点缀、陪衬作用，而图史模式的史书则不同。这类史书一般收图片在百幅以上，占全书一半左右篇幅，图片的数量之多，使其与同类的纯文字著作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们将“图”作为探索写史的种新形式，切入史的独特侧面，另辟蹊径，以史为经，以图为纬，以史统图，以图出史，力求图有神采，文有情趣，在以生动、简洁的语言勾勒历史线索的同时，对图片加以画龙点睛的阐释，将趣味性、知识性、学术性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人们常用“难以言状”这句成语来解释语言文字功能的固有缺陷，而传神的图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其实，照片也是一种语言，一种直观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人们重视的并非照片本身，而是那张特殊的纸上所托载的形象信息，信息越丰富，形象越丰满，题材越重大，细节越生动，照片的价值就越大。当那些破旧发黄的图片穿越时间隧道，拂去历史尘埃，集中陈列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被激发的感受与诱发的联想绝不是文字描述所能代替的。
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照片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信息源。用具体的图像来反映一段历史的进程，一桩事件的过程，一个人物的故事，一家公司的兴衰荣哀，一座城市的发展变化，比起文字文献来显然更形象生动，并令人一目了然。它的清晰、明确、真实、细腻的特点，是其它任何载体文献无可比拟的，因此能更好地为研究提供依据，为书刊出版提供数据，为社会大众提供信息，故有着极其广泛的利用价值。例如，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对普通人的研究来探寻历史，他们发现，在很多家庭照片集和地方文献照片中汇集了丰富的材料，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和证据，正是其它文献所缺乏的。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则把照片当作一种分析工具，用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行为和社会价值模式等，婚丧嫁娶和社会其它传统庆典的照片，送往迎来及展示其它民俗风貌的社会风情照片，都是可供研究的绝好材料。城市史学家和城市规划人员，往往对一些历史建筑的照片颇感兴趣，因为许多被规划进城市保护计划的建筑已经遭到毁坏或者改变了模样，无法看出原貌，只有在历史照片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复原。文艺工作者在筹备一部新作品时，案头常常需要大量的历史照片，以帮助自己沉浸在历史氛围之中，体验历史人物的心路轨迹和服饰装扮，探索那个时代的风俗民情。信息时代，具有多种信息源的历史照片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历史原照的价值优势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照片文献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正以它形象、直观的优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当今市面上所能看到并使用的所谓历史照片，大部分都是后人从各种文献上翻拍的，有的甚至经过了多次辗转，成像清晰度大打折扣，里面内容也已习见不鲜。正是在这些层面上，原照的优势显现无遗。对历史原照，在业界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即指用当年生产的相纸以原始底片冲印放大而成的照片。由于早期摄影底片一般尺寸较大，且冲洗工艺普遍采用传统的银水药液，故放大还原的照片质量较好，具有很高的清晰度，且成像均匀，纹路细腻，光线柔和，纸面泛有银光，具有历史沧桑感，今天很难仿冒。
和翻拍照片相比，原照的最大优势就是它的清晰度。一张相同场景的照片，如果将原照和翻拍照放在一起比较，原照不但所有人物和场景都清晰可辨，甚至服饰、器物的细部都一清二楚，二者在文献价值上的优劣立判高下。其次，原照有私密性的特点。很多历史原照由于各种原因深藏秘密，从未公开披露过，犹如座资源丰富的矿藏，一旦开发，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的研究者和平民百姓，都有可能从中探寻到宝贝。这些宝贝究竟是什么?非整理人员能够界定。有待众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感知去寻觅。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原照充满了神秘的魅力，也让人们对它们寄予期望。历史原照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们往往出自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因此，不但数量庞大，涉及面也特别广，除了家族成员，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上司下属等等都可能在同一批照片中出现，且往往有相关事主在照片上注明人物名字、身份和彼此间的关系，甚至会有人物、事件背景的详细描述，有时，一个家族的照片甚至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专题，且通常具有唯一性，故其文献价值很大，蕴含的信息资源也特别丰富。除此以外，历史原照本身还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当我们面对一张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照片，那发黄变暗今天已难以复制的纸基、独特不可再生的历史场景、散发浓郁时代特色的照片装帧……一切都给予我们以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这种历史沧桑感是那些百人一面样式、成千上万发行的印刷物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这张照片是经过某政要名人亲眼凝视、亲手摩挲、亲笔题签过的，那种独特的感觉会一下子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感觉时光倒流，余韵无穷。
若论历史照片的文献、文物价值，业界一般认为：年代距今愈久、拍摄者的名气愈响、反映的历史事件愈重大、展示的民俗民风或名胜古迹今天已经消亡消失，这样的照片就愈有收藏价值，其增值空间也愈大。但所有这些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照片必须是历史原照，如是翻拍的，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三、上图馆藏原照的几项特色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历史原照大都长时间沉睡在库房里，很少有与公众见面的机会，有的甚至在世上仅存一份，堪称孤品。各人从不同角度对其画面景物的观赏研读，都是一次原始新鲜的品味，完全有可能激发起意想不到的观感，其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历史原照，内容广泛，时间悠久，品种丰富，数量众多，是座难以估值的文献富矿。笔者在此仅稍加选择，略作介绍，挂漏万，在所难免。
人物照片
历史照片中人物照是大宗，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历史原照有不少是显赫人物的家属所捐赠，也有接受相关人物档案移交的，故人物照更多。这些照片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人物名气大，很多是各个领域内的著名人物，有的甚至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如孙中山、李鸿章、瞿鸿横，朱启钤、唐绍仪、张学良、宋美龄、叶恭绰、章宗祥、刘承斡、黄佐临等。其次，这些人物身居高位，兼职很多，和各类重要活动和事件多有关联，故照片数量多，质量精，专档中还夹杂有大量同僚、朋友及家属成员的照片，涉及面非常广泛。第三，因照片原系私人收藏，有很多是从未披露的“私房照”，又多涉及名人大事，所蕴含的信息也因此而显得异常丰富，文献价值很大。
由于这些照片数量浩瀚，涉及人物广泛，时间跨度更长达百年以上，故稍作辨析归类，就可分理出：清晚期君臣系列、北洋政府系列、国民政府系列、电影戏剧・新闻出版等文化领域人物系列、金融银行・工商实业等经济领域人物系列，以及外国来华人物系列等等，堪称一个庞大的近代人物照片宝库。清末民初的这几十年，勾联两个世纪，承接两朝纪元，期间东西方文明碰撞，种种思潮涌动，政局错综复杂，重大历史事件频发，由此出现了英才与枭雄迭出，大师与闻人并进的局面。而这些风云人物的决策言行，不单决定了他们个人的荣辱沉浮，更牵动着国运的兴衰起落，因此，与之相关的影像资料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它们在某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史料文献，可补文字不足。这些照片中，有不少是平时难睹真容的神秘人物；也有部分人物照虽然在近年出版物中屡被引用，但因本非原照，加之辗转翻拍，因此画面模糊不清，致使使用价值大为降低，因此就凸现了上图所藏这部分人物原照的价值；更有一些照片，人物活动的场景、涉及的领域是以往鲜为人知的，因而颇具文献意义，可称珍罕。这里略举几例：
唐绍仪是清来民初政坛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中国最早批官费留美学生之一，回国后历任侍部、尚书、巡抚和对外交涉大臣等妻职，辛亥革命时期，他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并出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和拉拢的对象，1938年9月，在上海寓所被军统特务刺杀身亡。唐绍仪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直受到各界关注，出版有不少研究论文和论著，并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对他的评价也更趋客观，其晚节未失的观点已为学界所公认。上图收藏有关于唐绍仪生平和活动的大量照片，大部分未曾公开披露，且尺寸硕大，部分照片上还有唐绍仪的亲笔题跋，对研究唐绍仪其人及清末民初的政坛，都不乏文献价值。
宋美龄1942年11月至1943年6月对美国的访问，是中国抗战期间一件有影响的大事。在长达7个多月的访问中，宋美龄通过报纸、杂志和无线电广播等多种渠道发表演讲，强调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同时，她也积极会晤和游说美国政界要人，并直接参与了中美间一些重大问题的交涉和谈判；她还出席各种民间外交活动，在美国民众中留下了良好印象。总体来看，宋美龄的美国之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唤起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普遍关注，争取到美国政府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以及民间慈善团体的各种捐款。上图收藏了有关宋美龄这次访美的全套历史原照，详细记录了这一重要事件全过程。照片全部由职业摄影师拍摄，抓拍技巧高，动感强，尺寸达到26×20cm，画面生动清晰，对相关文字记载是一种重要的文献补充。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方面，晚年的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清廷所有的重要外事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办理了天津教案、中秘华工教涉、中法新约、中俄秘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多起对外交涉事件，无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关于他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研究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2007年8月，安徽教育出版社以煌煌39卷，总共2千8百万字的浩大篇幅推出了《李鸿章全集》，是为国家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清史基础工程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全集”按照奏议、电报、信函和诗文四部分类编年，几乎囊括了所有有关李鸿章的文献，是目前出版的个人著作中篇幅最巨、字数最多的一部，凝聚了全国3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15年的心血。但也仍有遗憾之处，如有关图像文献就少之又少。李鸿章的照片很难收集，尤其原照，多年未见新的发现，这方面，上图所珍藏的李氏家族历史原照系列很可能就是最大的一座“富矿”了。这些照片记录了李鸿章晚年外交活动的很多重要历程，大部分是图像清晰、尺寸硕大的当年原照，尤其珍贵的是部分照片上还有李鸿章本人的亲笔题跋和其儿子李经迈的题注说明，对了解事主心态和照片背景极有裨益，具有很高的文献、文物价值，有些照片，外间虽有流传，但和上图保存的原照相比，其差距显然不可以毫厘计。如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勖、李鸿章与英、美、法、俄等11国驻华公使订立《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学历史课本上也有详细记载，签订条约的照片也因此被广泛引用。然而，所有文本使用的这张照片都颇显模糊，有些人甚至全然看不清脸部和身体轮廓，如位于照片右侧签约的清廷全权代表除奕勖、李鸿章外，第三人的头脸就始终漫漶难辨。但在上图所藏的出自李鸿章照片专档中的那张签订条约的原照却显得异常清晰，不但这第3个代表、外务部右侍郎联芳明晰可辩，甚至连后面站立的所有随行人员和谈判桌上的器物细部都一清二楚。这就是历史原照的权威所在，原照和翻拍件二者在文献价值上的优劣立判高下。
签名题跋照
所谓题跋，是指在书籍、字画、碑帖等物品上的题记文字，标于前者称题，系于后者为跋，统称题跋。它约始于唐，行于宋，而后代代相传。如果说，古籍善本和字画碑帖往往一经名人题跋即身价百倍，那么，历史原照上名人政要的品题同样不容忽视，何况这些笔墨印痕还往往见证了一段凝重的历史。上图收藏的历史原照因关涉众多名人，故签名题跋照特别多，有的仅有照片主人的潇洒签名，有的则上、下款及签名的时间、地点俱全，颇显规范；还有的甚至书写有大段题跋，其注明的史实、抒发的情感值得我们重视。
赠人照片并签名留念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流行时尚，也是体现赠照人郑重心理的一种表示。照片是比较私密的物件，非关系密切者一般不会随意相赠。如在照片上亲笔签名题跋，那就更能显示出赠、受两人关系的非同一般。此外，清末民初的消费水平不高，照片是舶来之物，价格远较一般寻常之物昂贵，一张放大精裱的照片，其价往往可能超过一个普通职工的月薪，故签名赠照之事一般均发生在中、上层人物和殷实家庭之间。亲戚朋友、门生故旧、同僚之间、上峰下属以及拜把兄弟，甚至冤家对头，都有可能通过这一张薄薄的、题有墨迹的照片去传递信息、抒感、互通款曲、弥补缝隙，其背后往往会牵涉到一些风云人物，或和一些重要事件有关。
如果略作归纳，题跋照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首先是照片主人的亲笔题跋。一般往往是步入老年、退隐之后，在整理照片、回顾人生时有所感触，于是情不自禁，援笔题写。这对研究人物的心路轨迹是一种比较可靠而以前又往往缺少重视的独特文献。其次是家属、亲戚、朋友、下属等相关人物的补注说明。由于他们与照片主人的关系特殊，故这类题跋注明的内容往往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有的甚至是舍此无人知晓的独家史料，尤其值得关注。再者是照片主人因人所请而提笔书写，类似今天的读者买书后请作者签名。这类题跋一般较多应景话，但如果两人关系特殊，则也有可能笔下流淌出真情之语。上图珍藏的历史原照中，题跋照片是大特色，几乎张张背后都有一段往事可述，值得后人去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如上图珍藏有一张孙中山赠尚周的签名照，经考证，这位尚周先生即1872年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中的一员，姓牛，名尚周，字文卿。他和宋耀如有颇多交往，宋耀如和倪桂珍的结识，他是两个牵线人之一。牛尚周的妻子是倪桂珍的大姐倪桂清，故他是宋耀如的连襟，也是宋庆龄的姨父。这张照片的发现，对解读孙中山与宋家亲友间的关系显然大有裨益。上图这次发现的孔祥熙、张学良、阎锡山、胡适等政要名人三十年代赠送给胡美博士的批签名照，对学术研究也颇有价值。胡美是美国人，原名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1876－1967)。他20世纪初来华，1914年春在长沙创办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的湘雅医学院，历任湘雅医院院长、湘雅医学院首任教务长、雅礼大学校长等职。他是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重要人物，以往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大都局限于1927年他返回美国之前，而此次这批中国政要名流题赠胡美照片的发现，则对他1934年重返中国后的活动提供了很有意义的线索。再如，1905年12月22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勖、瞿鸿S、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小村毒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各率一班随员，经过二十二次会议近三十五天的谈判，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上图的瞿鸿S照片专档中有一张签约现场的原版照片，上有事件中方当事人瞿鸿S的一段亲笔题跋：“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孟冬，以东三省事，中日议约于练兵公所，十一月二十六日约成，两国全权大臣签押既毕，拍照合影。坐者五人，庆邸之右为小村大使，左为内田公使，慰庭制军居小村之右，予居内田之左，随同与议者为唐侍郎绍仪、邹右丞嘉来、杨参议士琦、金检讨邦平、曹主事汝霖五人，日本则山座、落合、郑永邦、高尾君四人，余不备书。鸿横记。”这段题跋将事件的起因及签约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无独有偶，上圈还收藏了曹汝霖题跋的同一照片。曹是1905年参与中日谈判的中方五名随员之一，十年后，他和陆宗舆、章宗祥因代表北洋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而声名狼藉，1919年还由此引发了波澜壮阔的。1948年底，时曹汝霖正在上海，和叶景葵等人时有往来，并应叶之请，在这张拍摄于四十三年前的照片上写下了如下一段题跋：“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孟冬，日俄战役告终，中日全权开东三省善后会议于北京。两国约定列席者各五人，余以末秩忝列议席。袁全权对于东三省权利争之甚烈，历一月有半之久，仅允日人继俄人旅大租借权、南满铁路权、抚顺煤廿及合办鸭绿江森林，东三省不修并行线，荤荦数大端而已。日人以未偿其欲，深致不满，终提甘一条之要求，卒酿“九・一八”事变，浸及于世界二次大战，幸获胜利，还我河山，曾几何时，战火蔓延黑龙江、长白山，以迄山海关内外，东三省前途尚未可知也。戊子孟冬，余居沪上，揆初先生出视议约全权及随员合影，属记其姓氏，因就记忆所及者记之，回首前尘，感慨系之矣。戊子冬日，觉Q谨志。”题跋中隐约含有为己辩白之意，从中也能感受到曹汝霖在事过多年之后的复杂心态。这两张照片，正典型反映了题跋照片的特色和价值。
总括而言，历史照片本身的价值，再加上题跋者的显赫地位和亲历身份，两者相加，题跋照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同僚、下属以及亲朋故友的题跋，则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照片主人的社会关系网。此外，题跋照片一般都有上款，受赠者为何不能保存此照?其散佚流失的经过，背后也往往蕴含深意。题跋照片的文献、文物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业界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的衡量尺度，一般只能通过作品在摄影史上的地位，作品的题材和拍摄年代，由何人所摄和曾经何人收藏、题跋，以及作品的存世数量和尺幅大小等诸种因素来综合评估。但由于照片题跋者往往是当时社会的名流政要，有不少还在书法上造诣颇高，享有盛名，他们的题跋无疑会提高照片的知名度，增强可信度，提升照片的品味和价值。故总的说来，题跋照片要比一般历史照片更具文献价值，也更有观赏性。然而，与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的题跋相比，长期以来，题跋照片显然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至今鲜见有人提及，遑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了。今天，我们既要充分重视题跋照片具有的多种价值，认真考证，加以研判，努力挖掘它们背后隐藏的故事，又要小心谨慎，甄别真伪，防止弄假成真。总之，此一领域，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亟待有识之士善加开发和利用。
照相馆照
在近代传人中国的诸多西洋文明中，摄影是比较早的一种。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中国的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就已有照相馆开张营业的记载。因迎合了人们趋时喜新的心理和都会发展的需求，照相业在各大城市中扩展很快，据统计，在19世纪下半叶，仅上海一地开设的照相馆就超过了50家，照相业也因此在当时成为了一门欣欣向荣的时尚行业。
20世纪初，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对新闻时事照片的需求也愈来愈广泛迫切，1902年出版的《大陆》杂志、190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都开始较多地采用刊登新闻照片，以后，随着制版技术的进步，时事照片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了更普遍的应用。但当时尚无专业人士去采访拍摄新闻，时事照片的提供明显有着临时、随意的特点。中国职业摄影记者的出现很晚，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始有人专门从事这一行业．故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件、民俗风情以及政要名人的照片拍摄，一般均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承担；即使在20年代以后，也仍有不少照相馆依旧在“摄影记者”这一领域内辛勤耕耘，并拍出了不少足以留传后世的佳作。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光绪二年(1876)由英商建造的上海至江湾镇的吴淞铁路是我国境内通车的第一条铁路，定于7月1日举行的通车典礼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申报》为凸显自己的优势，特请上海日成照相馆拍摄通车时的热闹情景，照片刊出后轰动一时，成为我国早期新闻摄影的一个先例。与此同时，上海的一家著名照相馆森泰像馆的摄影师也走出店堂，拍摄了很多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并将此制成明信片向来沪旅游的外国人士广泛发售。今天，这些照片已成为再现19世纪中晚期上海风情的宝贵形象资料。创办于清末的上海同生照像馆以拍摄人物照片而著称，同时，它也拍摄了很多风光时事照片，其中尤以反映1909年中国人自己筑成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新闻照片最为著名，这些照片新司气息强，摄影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准，堪称我国早期新闻照片的典范。开设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心心照像馆在20年代拍摄了很多新闻时事照片，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时，“心心”利用自己地域上的优势，派出摄影师抢拍了很多正面反映事件的照片，并无偿提供给《上海画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历史镜头。1927年，王开照相馆以高价获得远东运动会各比赛项目的拍摄权，然后将照片免费提供给各报社，“王开”的名声也随之不胫而走，这已成为现代企业巧于运作的一段经典案例；而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中华”、“王开”、“同生”等众多照相馆的积极参与采访拍摄，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对照相馆的研究是中国摄影史研究的重要组威部分，也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然而遗憾的是，在诸种专业史的研究中，摄影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对于有着浓重商业文化色彩、以营利为主的照相馆，就更缺少关注了。中国的各大城市中，至今无一家能拿出一份比较完整的早期照相馆名录，对其进行研究就更难以进行了，以致有关摄影史专著中，在叙述早期照相馆活动时错误连连，而发现一份20世纪头十年的遗物就要连称珍罕了，这些现象正说明了我们研究视野的狭窄。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历史原照中，清末民初的照相馆专题是比较显眼的一个专题，仅上海地区，就能整理出约百家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其中不乏公泰、宝记、耀华、光绘楼、英昌、丽华、同生等早期著名影楼；外埠一些著名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如北京丰泰、天津福生、杭州二我轩、广州艳芳、长沙镜蓉室、香港殡纶等，上图也都多有收藏。在这些照片上，照相馆地址、馆铭中英文名称、门牌号码和影楼电话、老板姓名以及迁移更名记录等等原始信息，都有可能一一找到。对研究中国早期摄影，这是非常难得的实物，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专题摄影集
清末民初，由于受制版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出现了不少用手工方式编印发行的专题摄影集。当时，一般用玻璃版原底直接晒印成照，然后手工裱贴在硬纸板上，每页一幅，汇编成册，留作纪念，以供浏览；使用的照相册，大都经过特制加工，装帧豪华精美，且往往封面镶嵌铜牌，三面书页烫金。摄影集上裱贴的照片，尺寸一般均在20×30厘米之间，这在当时可说是最大尺寸的单幅照片了。这种摄影集由于摄制编印的成本较高，故一般均请摄影名家或著名影楼担纲拍摄。清末民初，拍照是一件费时费力又费钱的麻烦事，摄影师外出拍照常需带着几百斤重的设备，故拍摄之前摄影师大都经过周密谨慎的构思、取景、用光，因此这一时期拍摄的照片，无论是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高峰。我们打开清末民初制作的专题摄影集，其中的照片大都构图严谨，曝光精确，成像清晰，品相完好，代表了当时摄影作品的最高水准。制作发行这些专题影集的，一般都是大户人家和著名机构，有时甚至是官府衙门，只有他们才有这样雄厚的财力打造如此精品佳作。当然，这种纯用手工精心制作的影集，在当时往往是作为高档礼品而策划的，显然印制数量不可能很多，留存至今，就更为稀见了，故无论是照相工艺还是文献价值，都弥足珍贵。
手工制作专题摄影集在清末民初颇为流行，进入20年代以后逐渐减少，但仍有沿袭旧法制作这类手工影集的，抗战胜利以后则基本绝迹。从外观上来说，愈是早期的摄影集，装帧制作愈是精美考究，因当时限于条件很难将照片制版印刷，而手工制作数量必定较少，甚至有可能是孤品一份。因此，主事者就是把它当作正规而有限量的出版物来制作的，非常郑重，也舍得花钱；而时代愈是晚近的摄影集，装帧制作则愈显粗糙，主事者般把注重点放在照片的拍摄取景与选择上。因为那时照片的制版印刷已普及，非常方便，摄影集中的照片有不少甚至会在挑选后公开出版，故这一类摄影集只是有别于印刷品的原件，在照片数量、文献价值上，以及收藏、纪念等等方面要强于印刷品的原件，主事制作者对其的敬畏神秘感显然要远远逊于早期。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手工制作专题摄影集数量众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904年的《北京庚子事变照相册》、1909年的《京张路工摄影》、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摄影集》、1911年的《津浦铁路南段摄影》、1925年的《纪念孙先生照片之一》、1934年的《雷士德工学院和雷士德医学研究院》、1936年的《中国南洋商业考察团》，以及清末民初的《浙江风景》、《北京名胜》、《香港风光》、《曲阜胜景》等，距今时间大都在百年左右。这些摄影集制作精美，存世稀少，每本内容都堪称一个精彩的近代史研究专题，不少影集上甚至还有制作者或拍摄者亲笔书写的说明，其重要价值显而易见。笔者现略选一二，稍作叙述。
1、京张路工摄影
所谓京张，指北京和张家口。这条铁路全长201公里，始建于1905年10月，1909年9月竣工。整个工程历时4年，用银1046万元，不仅比原定工期提前了一年多，还节省了大约4％的工银。京张铁路的意义在于，这是由詹天佑出任总工程师主持建造、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近代历史上国人自强不息、科技兴国的典范。《京张路工摄影》为上、下两册，系反映京张铁路沿途各主要路段、车站以及工作场景和通车典礼盛况的留影，共计183张照片，尺寸为27×21cm。摄影集装帧精美，紫红绒布覆面，封面上镶嵌有镌刻着“京张路工摄影”的铜牌。庄严而大气。影集为1909年京张铁路修建完工典礼时，清政府特令嘉奖，拨出专款让詹天佑委托北京同生照相馆以玻璃底片拍摄下整个京张路的全程，手工制作成书，以此纪念这一中华盛事。该影集主要作为高档礼品赠送，制作数量不多，存世更少，今天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名扬学界和收藏界。
2、南洋劝业会摄影集
南洋劝业会的举办直接受到世博会的影响。1905年，清政府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欧美考察。端方等在国外除考察各国政治外，还注意留心各国的博览会，对博览会的作用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认识。端方回国后即奏请在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1909年7月，清廷下谕同意开办南洋劝业会，同时任命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人骏为劝业会会长。1910年6月至11月，南洋劝业会在江宁召开，除蒙古、、新疆外，全国22个行省全都呈选了展品，英、美、德、日以及东南亚各国也都有展品送展。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参观人次达30多万，它的成功使社会形成一股倡导实业的风尚，不少教育和实业团体也由此而成立。影集以桔红色丝绒覆面，书页三面烫金，颇为豪华。共收照片整100张，有三种尺寸，其一为大型照，26.8×20.5cm，共30张，大多系大场面外景照，如南洋劝业会牌楼、广场、会场和各专业馆外景等；其二为中型照，20×14cm，共28张，多为各地方馆外景照；其三为小型照，13.8×9.8cm，共42张，主要展示各场馆内景。无论是外景照还是内景照，画面均人迹稀少，有的甚至空无一人，显然是劝业会开幕前请人拍摄存档所用，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影集内照片曝光准确，构图均匀，当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估计应是请专业照相馆所摄。反映南洋劝业会的图册当时出版不少，但无论从视觉上还是质量方面来比，显然都不及这本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