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沪深股市，可转债，融资，上市银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是指以债券形式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在一定时间内依据约定条件可以转换成为股份的公司债券。从国际证券市场来看，可转债作为公司融资的一项重要手段，自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际资本市场兴起以来，备受瞩目。可转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的运用也较为普遍。目前，可转债已经与增发、配股一起并称为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二次融资的三大手段。然而，随着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行为的普及，一些法律冲突和法律障碍也随之而来。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本报告将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一、可转债的历史分析
分析可转债的演变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可转债的发行融资与出台规制可转债的法律规范有莫大的关系。有关可转债的法律法规的出台直接导致了沪深两市可转债融资形成如下四个时期：
（一）探索期（1991年~1997年）
这一时期以沪深股市开设为起点，直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现合并为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3月25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前夕。其间受限于证券市场开设初期的历史现实，可转债的发行无论是从发行人的数量还是发行规模来说都相对较小。1992年底，深市上市公司深宝安在a股市场上发行了5亿元可转债。其后，1993年经国务院同意，中纺机、深南玻和轮胎橡胶被正式批准到境外发行可转债。1996年，我国又先后批准境外上市公司镇海炼化和庆铃汽车发行可转债。
（二）启动期（1997年~2001年）
国务院于1997年3月8日批准了《暂行办法》，证券委于同年3月25日予以了，该法规的出台改变了可转债融资仅《公司法》等法律规范中有粗疏规定的现实，将发行可转债的主体扩大到重点国有企业，并对可转债的发行、交易、转换股份及债券偿还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助长了重点国有企业发行可转债的热情，鞍钢转债、机场转债、南化转债、丝绸转债和茂炼转债相继发行上市。
（三）发展期（2001年~2002年）
2001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正式揭开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热潮的序幕。由这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推出了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自《实施办法》之后至2002年初，推出发行可转债计划的上市公司高达53家，拟融资总额超过了400亿元，可转债发行开始迅速升温。
（四）高潮期（2002年~2003年）
上市公司通过可转债进行再融资由2002年开始进入到高潮，2002年1月28日，中国证监会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于《通知》在进一步细化可转债发行的同时也对可转债发行的重要条件——发行额度“松了绑”，因此导致此前已经提出拟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借此大幅度提高原定的融资额。2002年深沪两市先后发行了阳光、万科、水运、丝绸和燕京5只可转债，共募集资金41.5亿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此前10年沪深股市发行可转债的总和。
中国证监会2003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6月末，沪深股市已发行可转债99亿元，超过了前12年可转债发行额的总和（自1991年至2003年6月末，可转债发行总额达187.50亿元）。由于总融资额超过了增发和配股的水平，可转债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当之无愧的首选方式。
二、可转债融资的法律规范
目前，调整可转债融资的法律规范包括：
（一）法律
主要是《公司法》和《证券法》。《公司法》关于发行可转债的主要规定是第一百六十一、第一百六十二、第一百七十二、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内容只要是：发行可转债，应报请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且“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二）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三）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四）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五）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行政法规
主要是《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等。《暂行办法》主要是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最近3年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净资产利润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于7％；（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三）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四）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五）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水平；（六）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七）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部门规章
主要是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其他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3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4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等，也包括《企业债券发行与转让管理办法》。
（四）其他规定
主要是证监会对有关问题的具体通知和证交所对可转债发行和交易制定的有关规则，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规则》等。其中证监会《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中有非常重要的要求。
三、可转债股市受宠
随着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的增多，大额再融资所带来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2002年中期，随着上市公司增发行为的泛滥，出现了投资者对增发上市公司避而远之的情况，增发公司的股票遭到抛弃，股价出现大幅下跌。为此，2002年7月，管理层发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通知》，明确将10%的净资产收益率设为限制点，以图通过提高增发“门槛”来对无限度增发进行约束。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2001年4月《实施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可转债的发行工作却有了很大改观，由于可转债与增发和配股相比兼具股权性融资和债权性融资的双重优点，使得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开始增加。本报告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行可转债比增发、配股的融资成本要低。
四、证监会开闸泄洪
发行可转债潮流的出现，固然出于上市公司自身有再融资的要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与证监会的“大开绿灯”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可转债发展初期，对可转债进行规范的主要是《公司法》以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公司法》受限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少规定较为保守，对于可转债发行规模进行限制就是其中之一。我国采用的是将可转债发行的额度与公司净资产相联系的办法。《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
然而，这一规定在1997年颁布的行政法规《暂行办法》中被改变。《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总”“余”这一字之差，就造成了理解上的重大分歧。
正当理论界对于“总额”和“余额”具体含义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之际，一个更为明显的法律冲突出现了。2002年1月28日，中国证监会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前，累计债券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的80%.”也即是说，该通知不但继续沿用了“累计债券余额”的提法，而且直接将理论上存在争议的“余额”做出了发行前和发行后的区别。进一步而言，该通知只要求发行人发行可转债之前没有债券余额（即没有发行过债券）或者债券余额（即发行可转债后经过转股的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即可发债。这一突破的结果，就使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融资额可以增大到原《公司法》限定融资额的一倍。
从这一规定出台之日起，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便纷纷顺势对原拟定的融资额进行了扩大。本报告以2001年上市公司中期报告为依据进行统计，2001年至2002年初计划发行可转债的53家上市公司中，拟发债总额已经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的有16家上市公司，大幅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或者接近公司净资产额的有4家上市公司，更有甚者，有3家上市公司拟发债总额已经超过了公司净资产。值得指出的是，《公司法》的规定并不是不为上市公司所知，剩下的30家公司都参照了“40%”这一标准没有对发债额进行突破。
就理论上分析，《通知》显然对《公司法》构成了冲突，从《公司法》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来理解，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40%的发债总额显然是指一次发行债券的数额和前次发行而尚未偿还或者尚未转股的债券数额之和，并非《通知》所规定的发行前发行人尚未偿还或尚未转股的债券数额之和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的40%，发行后发行人尚未偿还或者尚未转股的债券数额加上本次发行债券数额之和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的80%.这一突破性的扩大将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财务安全，并有可能使上市公司成为证券市场的隐患，从而加剧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
非但如此，《通知》的规定还直接形成了上市公司的下一次融资通道。例如，上市公司可以在发行可转债之后，先期进行转股，等到转股后所剩下的债券数量（债券余额）达到符合下一次发行可转债的要求后（即尚未偿还或者尚未转股的债券数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转股，公司此时的净资产已经有所提高），公司即可提出下一次可转债发行计划。如此循环，公司将保证年年有债可发，有资可融。这种“设想”如今已经在证券市场上得以“实现”。深市上市公司万科在2002年发行了15亿元可转债（超过了其净资产额40%）之后，2003年9月，在万科转债进入转换期并已有近50%的可转债完成转股之后，该公司又公布了新一轮的可转债发行计划，计划发行可转债19亿~30亿元。（参见附表一）
五、上市银行硬闯可转债大门
可转债融资的法律冲突还不仅于此。2003年2月21日，沪市上市公司民生银行公告称，将发行总额为40亿元人民币（超过其净资产的40%）的可转换债券。但是，《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却有一条强制性规定，使上市银行不具备发行可转债的资格。《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而依据《民生银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司2002年度资产负债率为97.56%，在发行40亿元的可转债后，资产负债率为97.6%，明显高于70%.
于1997年生效的《暂行办法》显然没有为银行类上市公司发可转债预留“足够的空间”。或者可以说，仅仅是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在几年前还只是设想，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上市银行的再融资问题了。因此，当由其行业属性决定了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上市银行想发行可转债融资时，《暂行办法》成了最大的障碍。
据了解，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和民生转债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的投行部都表示，民生银行发转债是符合“文件”规定的。该“文件”对银行、航空类等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做出了“宽松的”规定，是证监会下发给各地证管办或者券商的“文件”，没有对外公开。他们进一步说明，一些颁行时间较早的法律法规不但限制了银行、航空类等上市公司增发或者发转债，甚至连这些公司的股票上市也难以实现，因此证监会以“文件”的形式对这些“过时”的规定做出修改或者否定是有道理的。
例如，依据1993年国务院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司“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而部分银行、航空类上市公司显然不能达标。
不过本报告注意到，《条例》第九条存在“但书”。该条款显示，“……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无形资产在净资产中所占比例不高于百分之二十，但是证券委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是说，证券委（证监会）对此当然可以另行制定规定，也即银行、航空类等公司上市并不受到《条例》第九条的限制。
然而对于可转债发行的条件，《暂行办法》采取的是列举式的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是一条强制性的规定，且没有“但书”存在，也即条款中并没有述明证券委（证监会）可以另行制定相关规定，因此，在没有新的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出台以前，该条款仍然有效。
那么这份没有公开的“文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法律效力呢？本报告认为，该“文件”显然不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要低于部门规章。《立法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由此可见，该未公布的“文件”显然不符合部门规章的法律要件，更何况，即使它属于部门规章，与不可能越级对行政法规《暂行办法》做出实质性修改。
尽管此前，同为银行类上市公司的浦发银行是通过增发完成再融资的，但民生银行的发债还是引致了追随者，2003年9月，沪市上市公司招商银行在公布2003年中期报告（报告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96%）后，推出了100亿元（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发债后资产负债率将更高）的可转债发行计划。
然而，这一次招商银行却没有民生银行那样幸运，由于招商银行自身净资产的庞大（超过150亿元）导致了融资额的相对巨大（100亿元），因此该发债消息一经公布，市场以及公司股东对此反应强烈。据媒体报道，入驻招商银行的基金经理们由此与招商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可转债计划的拟订者中金公司展开激烈争论，甚至表示要利用法律手段，而这一时期招商银行的股价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值得补充的是，中国银监会于2003年12月9日了《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使上市银行可以发行次级定期债券补充资本，缓解了上市银行发行可转债的压力。不过，《暂行办法》关于“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依然存在。
六、总结：可转债法律冲突的协调
参照国外的实践，目前证监会突破《公司法》和《暂行办法》的规定并非没有依据。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有关法律，大多数国家地区都规定了公司发行公司债以及可转债的限额，国外的法例要求发行可转债的最高额度可达公司净资产的100%.学者分析，限制公司发行公司债以及可转债的额度一方面可以健全公司的财务，防止不适当地增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包括可转债在内的公司债都是社会化、证券化程度很高的金融品种，对于整个证券市场的风险控制、交易安全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沪深股市的实际情况却是，市场容量相对较小，清理违规资金后的资金面紧张状况一直延续至今，随着总股本和流通股较大的上市公司日渐增多，一旦这些公司实施融资，将进一步占用市场有限资金，因此，需要控制单个上市公司的发行可转债的融资额。考虑到这一点，本报告认为，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额度控制在净资产额的40%，符合目前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且，从法治的角度而言，在《公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之前也必须遵守。
另外，1997年制定颁布的《暂行办法》对于公司发行可转债后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限制，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合理甚至是必须的，然而当时立法者缺乏对特殊上市公司（如银行）的考虑，因此没有规定例外情形，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报告认为，“70%”的限定可以沿用，但应该在条款中加入例外情形，而该条款在被修改前仍应被遵守。
可转债融资法律冲突的出现，一方面提醒我们，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尚存有不少瑕疵甚至缺陷，部分规定已明显滞后于现实经济生活，有加快修改进程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证券市场的监管层对法治原则的理解和执行的欠缺，出现了已经存在的法律规范没有获得很好的服从，上位法没有获得下位法很好的服从，下位法越权对上位法做出实质性修改等情况。其中虽有客观情况可以宽宥，但合理不合法的“良性违法”依然是违法，它非但破坏了现存的法律规范，最终也将导致法治精神的垮塌。
融资考察报告篇2
一、财务报告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举措回顾
为了致力于全球经济危机中最紧迫的会计问题，SeC、FaSB与iaSB已紧急采取多项措施，主要对公允价值会计(含计量)和金融工具会计提供额外指南与解释。本文结合相关项目的最新进展，对上述举措进行综述，旨在全面了解动态并为后续追踪提供指引。
(一)SeC公司融资部“致CFo”的信件 2008年3月和9月，SeC公司融资部分别向金融机构发送解释性信件，对后者准备提交的文档中需考虑的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披露问题作出警示。其中，3月的信件集中关注管理层在估计公允价值时所使用的与重要不可观察输入变量相关的披露。9月的信件则建议公司提供与非活跃交易的金融工具相关的更多披露，以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更清晰、更透明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当前并非活跃交易且已经或很可能对主体的财务状况或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工具。这事实上是SeC对SFaS157所确立的公允价值计量框架作出的补充，以加强FaSB在准则中未充分考虑的非活跃市场情形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问题。
(二)SeC与FaSB工作人员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解释 2008年9月SeC首席会计师办公室(oCa)与FaSB工作人员联合公允价值会计解释。该指南重点对金融危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经常遇到的问题作出回应，旨在帮助编报者、审计师与投资者更好地提供或理解公允价值及相关信息。10月FaSB又工作人员立场公告《当金融资产的市场不活跃时其公允价值的确定》(FSpFaS157-3)，为非活跃市场中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更多指南。
(三)iaSB专家咨询组 根据2008年4月金融稳定论坛的建议，iaSB组建了由编报者、审计师、使用者以及监管者组成的专家咨询组。以专家咨询组的工作为基础，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公开评论，iaSB工作人员于当年10月关于计量与披露公允价值信息的教育性指南和一份在非活跃市场条件下计量公允价值如何使用判断的附带文件。这份文件涵盖了危机背景下采用公允价值会计需要应用判断的四个主要领域，包括使用非活跃市场中价格、被迫交易、使用经纪商报价与定价服务以及采用管理当局的假设。这项工作为iaSB推进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制定奠定了基础，其内容为iaSB后续征求意见稿所采用，使iFRS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起点高于SFaS157。
(四)iaSB修订公允价值披露要求 2008年10月，iaSB提议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披露准则，要求采用iFRS的公司须提供类似于SFaS157所要求的额外披露。该征求意见稿建议，公司在提供有关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时，应包含一个类似于SFaS157所要求的三层次公允价值层级。截至2009年3月，iaSB《改进金融工具的披露》，对iFRS7进行修订，作出与SFaS157类似的规定，要求披露所有层次(而不仅仅是第三层次)之间的转移和某些敏感性分析，拓展了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
(五)iaSB修订iaS39与iFRS7 2008年10月，iaSB对iaS39与iFRS7进行修订，主要涉及金融资产的重分类。修订后的准则允许在特定场合下，为交易而持有的非衍生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以重分类，将非衍生性金融资产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类型中转出。并且，当金融资产满足贷款与应收款项定义且该金融资产未曾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时，只要主体有意图并有能力持有该项金融资产，便可将其重分类为贷款与应收款项。因此，允许重分类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期间损益与权益的影响。笔者认为，“重分类”并非永远中止公允价值会计。“重分类”后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期间损益与权益的影响，使会计信息进一步接近真实。这是会计适应金融危机的形式而进行的合理改革。
(六)关于非暂时性减值(otti)的附加指南 2008年10月，SeC首席会计师办公室在咨询FaSB工作人员并取得其同意后，对永久性优先证券项目有关otti的处理提出附加指南。即出于这些永久性优先证券的复合金融工具性质，SeC不反对发行人采用类似于债务性证券的减值模型。此前，编报者曾表示，依据现行指南所适用的减值模型可能导致这一类证券被比照权益性工具进行处理。但这份附加指南也强调，允许采用类似于债务性证券的减值模型只应视作过渡性措施，SeC要求FaSB对应用SFaS115《债务与权益性证券的会计处理》下otti模型所引发的问题作出快速反应。
(七)全球经济危机下的财务报告问题咨询小组 在危机背景下，iaSB与FaSB成立了由具有金融市场国际经验背景的人士组成的金融危机咨询小组(FCaG)，协助考虑如何改进财务报告以增进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该咨询小组主要在2009年上半年开展工作，重点讨论危机中已经突显的若干会计问题，以国际协作的方式帮助理事会应对目前的危机。截至2009年7月28日，FCaG向双方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全球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制定意义的报告，认为通用目的财务报告在金融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但须遵循若干原则，包括：(1)财务报告的有效性依赖于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及其一致、如实地应用和严格的独立审计；(2)所有使用者应承认财务报告的局限性，即只是一张有关经济业绩的即时快照，不能提供对宏观经济发展影响的完美观察；(3)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性质驱使实现一套单一的高质量且全球趋同的能提供一致、无偏、透明且相关信息的财务报告准则；(4)高质量且无偏向会计准则的开发，要求准则制定机构保持高度独立性并担负高度责任感。基于成员背景，咨询组未能就准则改进提出更多技术性建议。
(八)G－20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政府首脑会议 2008年11月，G－20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面临的严峻挑战展开讨论。会议认为，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采取广泛的政策应对是必须的。广泛应对的目标则以紧密的宏观经济合作为基础，旨在重塑增长、避免负面性溢出并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与发展中国家。G-20就一些紧急行动措施达成共识，并形成五项额外的改革措施以加强金融市场与监管体系，避免未来重蹈覆辙。五项额外的改革措施中包括对金融市场透明度与受托责任的强调，并特别指出，全球的会计准则机构应继续努力，改进当前非流动市场中复杂证券的估值指南。
(九)FaSB与iaSB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圆桌会议 2008年，理事会举办了系列圆桌会议，明确需进行紧急处理与关注的会计问题，改进财务报告，并帮助投资者增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其中，关于减值、财务报告的总体复杂性以及金融工具会计处理与报告中的复杂性等问题受到较多关注。
(十)FaSB就修订eitFno.99-20号问题工作人员立场公告征求意见稿 2008年12月，FaSB工作人员立场公告的征求意见稿《对减值与利息收益计量指南的修订》(eDFSpeitF99－20－a)，建议通过判断来对减值损失是否预计为暂时性质进行评价。2009年1月，FaSB正式公告《修订eitFno.99-20的减值指南》(FSpeitF99-20-1)，将证券化中的权益减值与其他债务性证券减值的处理方式相一致。
(十一)特定金融工具披露项目 iaSB与FaSB均提议对金融工具的披露实施变革，以增进与已发生损失相关的透明度。具体而言，当可供出售和持有至到期的债务性证券与贷款分别具有以下性质时，要求披露对税前收益的预期影响：(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收益；(2)以摊余成本表述并对已发生损失进行计量。
(十二)FaSB关于非暂时性减值(otti)的转回、确认与列报2008年12月，FaSB在工作议程上增加了一个项目，拟就持有至到期与可供出售债务性证券的减值转回征求意见稿，即当充分的证据表明证券价值已经恢复时，可将减值转回。关于表内确认与列报，FaSB先后于2009年3月与4月工作人员立场公告的征求意见稿与定稿，其中观点前后变化较大。在eD中，FaSB对金融资产的otti作出较宽松的界定，即将“具备持有意图和能力”标准降低为“管理层不打算出售”且“在其公允价值恢复到成本以上之前可能不出售”。于是，otti全额计入损益的可供出售与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将可以根据“管理层的意图”而降低，主体亦可相应地减少在损益中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损失。对于债务工具，即便根据合同条款投资者很可能无法全额收回投资，其减值仍不符合otti的定义，主体只需将“与信用损失相关”的损失部分计入期间损益，其他损失则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显然，该eD中otti的定义与处理方式均非常宽松，美化危机背景下主体财务报表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其技术含量受到诸多质疑，征求评论期间反对意见占了很大比例。基于这一点，FaSB不得不在定稿中作出重大修改，将适用范围限制于债务工具，原先提议计人其他全面收益中的其他损失部分须在该金融资产的剩余存续年限中摊销，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这部分减值对损益的影响。此时，企业应在损益中全额列报损失，计人其他全面收益的损失部分则作为全部损失的备抵，由此使报表使用者了解全部损失的总体影响。
二、当前的准则制定项目
当前，FaSB与iaSB正在进行的一些准则制定项目也强调公允价值在财务报告中的作用与未来方向，这些项目的完成将对公允价值会计的使用与列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SeC在研究报告中作了简要描述，以引起关注。
(一)联合概念框架项目 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在未来会计准则中的使用，可能会受联合概念框架项目结论的影响。该项目旨在开发一套经改进的通用概念框架，为未来会计准则的开发构建稳健的理论基础。这对于以目标为基础、内在协调一致且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开发进而向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至关重要。计量被视为财务报告的核心，却是当前概念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领域之一。因此，联合概念框架项目中计量阶段的总体目标是填补现行计量体系的诸多缺口，以使准则制定者在决定具体准则的计量要求时能够使用清晰且及时更新的指南。在计量阶段，双方理事会将开发一个包含各项可能计量基础的详细目录(参见评介(七))，为每一计量基础确立可普遍接受的定义，评估其优缺点，并对实务中的计量问题展开讨论。此外，单一计量基础(如公允价值)是否能满足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求，或者，某些计量基础相结合(如公允价值结合摊余成本)是否更为恰当，亦将在这一阶段进行考虑。但笔者认为，“公允价值”作为今后财务报告的第一计量基础是行不通的。将公允价值与摊余成本相结合，可能只适用于计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抛弃历史成本这一基本计量属性，等于否定财务报表必须反映一个企业真实财务图像这一根本特征。
(二)财务报表列报项目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旨在制定一份可以指导财务报表中信息如何组织与列报的准则，其结论将直接影响主体管理层如何向报表使用者传递财务信息，并可能缓解评论者所指出的与公允价值会计相关的一些问题。双方理事会为列报项目确立了三个具体目标，即信息在财务报表中应按以下方式列报：(1)描述有关主体活动具有“黏着性”(cohesive)的财务图像：(2)分解信息以有助于预测主体的未来现金流量；(3)帮助使用者评估主体的流动性与财务灵活性。截止当前，理事会提议在报表附注中增加一份新的列表，以对现金流量与全面收益进行协调，即将收益分解为现金、应计项目(除了重新计量引起的部分)和重新计量部分(如公允价值变动)。理事会认为，全面收益的分解将有助于使用者理解应计会计的构成项目如何影响主体的全面收益与未来现金流动，并且，新的调整列表应能提供有关公允价值使用情况的更多透明度，缓解当前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引起的利得或损失与全面收益中其他项目相混合对评估公允价值总体影响所带来的困难。对于财务状况表，理事会认为，按照计量基础分别列报各项目与前述分解目标一致，因为更多的详细信息将有助于使用者评估主体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安排与不确定性。因此，采用不同基础计量的相似资产或相似负债不应合并于单一报表项目中(如分别采用摊余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的两类债务性证券投资，不应合并列报于同一个报表项目中)，分解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允价值的影响。
(三)降低金融工具报告中的复杂性 2008年，iaSB曾一份有关降低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讨论稿，旨在为开发一份更为目标基础且易于理解、应用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该文件讨论了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中期与长期的改进方案。其中一项长期解决方案提议对所有金融工具采用一致的计量基础，
并认为，公允价值似乎是对所有金融工具均恰当的计量基础。但理事会承认，在拓展公允价值计量前，必须排除诸多担忧与难题，包括：(1)所报告的公允价值变动的相关性；(2)为何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应影响当期损益；(3)当不能获得市场基础的信息时，估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存在的困难与不确定性。而在准则制定机构强制要求采用全面公允价值计量之前，亟需解决至少四方面难题，包括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在损益中的列报、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内容、公允价值定义及其计量以及金融工具的恰当定义和准则范围。这涉及对现行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全面考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四)保险合同项目 在保险合同会计处理的联合项目中，双方理事会提议，所有保险负债的计量属性应为“现行脱手价值”或保险公司预计在报告日立即向其他方转移剩余的合同权利与义务将需支付的金额。尽管理事会并未提议使用公允价值作为保险合同的计量属性，但所界定的现行脱手价值类似于SFaS157中的公允价值定义。
(五)iaSB的公允价值计量项目 iaSB开发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理由与FaSB制定SFaS157的出发点基本相似，即iFRS要求一些资产、负债与权益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指导如何计量公允价值的指南却分散于各份具体准则中且准则间并非总是前后一致，计量目标不明确，计量方法未能标准化。iaSB致力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改进虽晚于FaSB，起点却高于FaSB――在吸收SFaS157中较为完善的公允价值计量框架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前者所疏漏的非活跃市场情形。iaSB的公允价值计量咨询组在2008年10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无论在活跃市场还是非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计量的目标都是“获得市场参与者将会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形成的价格”。iaSB认为两类市场没有明显区分，而“活跃市场中观察到的价格与非活跃市场中观察到的价格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非活跃市场中主体需要在估值程序中投人更多工作(或作些必要调整)，以确保交易价格提供了确定公允价值的依据”，但须注意的是，“即使某一市场不再活跃，也不能据此判定所有市场活动都是强制与被迫的交易”。对此，笔者认为，问题仍在于：在非活跃的市场如何观察到类似于SFaS157中一级估计的可信的公开标价。最后，还是走三级估计的道路，得到企业主观估计的所谓“公允价值”。上述咨询组报告中的阐释亦为FaSB修订、改进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双方准则的趋同奠定了基础。iaSB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eD与近期多次修订后的SFaS157“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差异仅体现在准则范围(是否适用于租赁安排、企业合并与活期金融负债)、交易的参照市场(主市场与最有利市场的选择差异)、并非最大程度且最佳地使用某项金融资产时的列报要求、非流动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阻碍因素、首日利得或损失的确认、估值假设与金融工具(金融资产估值是否排斥使用价值假设)、负债的计量(从交易对手方计量资产的角度考虑该项负债的计量)、权益工具的计量(脱手价格如何应用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工具)以及若干文字表述中的变动。
三、SeC的八项建议与结论基础
SeC就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最终提出八项建议，主要涵盖三大领域：公允价值计量(SFaS157)与公允价值会计、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减值与复杂性问题)和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投资者导向与应循程序的改进)。
(一)改进而非中止SFaS157 SeC坚决捍卫指导公允价值计量的SFaS157，否定中止该准则的提议。关于准则本身，SeC认为SFaS157并非主要确立以公允价值对资产或负债进行会计处理的要求，它仅界定了财务报告中公允价值的通用定义、计量框架与拓展性披露。对准则应用情况的检验表明，SFaS157未导致公允价值使用的增加，样本金融机构所报告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比重从准则前(2006年)的约42％上升至准则应用后(2008年)的约45％，而增幅3％基本由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SFaS159)所引起。并且，应用SFaS157未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70％的发行人报告为无影响，而且没有一位发行人所报告的影响超过应用当时权益的5％。因此，中止SFaS157所消除的，是标准化的计量与披露要求，而非以公允价值对资产或负债进行会计处理的要求(或选择权)；中止SFaS157不会减少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中作为计量属性的应用，而只会将发行人带回至该准则前的实务――缺乏公允价值的一致定义，应用指南相互冲突，公允价值信息缺乏可比性，影响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二)不应中止当前的公允价值与调到市价会计要求 SeC认为，中止或消除公允价值与调到市价会计的理由并不充分。这表现在：(1)否定了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实务层面几十年的演进与发展。要求采用公允价值与调到市价会计的准则制定经过了广泛的应循程序，突然消除这些要求将侵蚀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信心。(2)当前的会计准则通常只对某些衍生品与金融机构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投资项目要求采用调到市价会计，适用范围并不广泛。(3)虽然有些非交易性的投资与衍生品被要求以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报告，但在其出售或被确定为发生减值之前，未实现利得与损失并不在收益表中进行确认，影响有限。如研究所显示的，样本中几乎所有失败银行仅对其小部分资产采用公允价值会计，由此产生的已记录损失未对银行资本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公允价值的应用在银行之间有所不同(并且，通常在从事交易性活动的大型机构中应用更为广泛)，所研究的每一事例均未表明，可以将公允价值的应用视为银行失败的直接原因。最后，SeC强调，会计准则的作用是向投资者提供其决策所需的透明信息，因此，在评价公允价值会计的作用时应主要考虑此类会计处理对提供给投资者信息的影响。而SeC的调查认为，总体上投资者认为当前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尤其是联系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会计处理)增加了其可获取的信息质量。尽管这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投资者基本认同公允价值提供了更相关的信息，反映了当前的经济现实，不应被其他备选计量基础所取代。当然，投资者在认同公允价值信息有用性的同时，仍建议改进当前实务，包括重新考虑减值准则以及SFaS157对非流动性投资的应用，财务报表列报与披露的改进也有助于理解公允价值的影响。
(三)采取更多措施改进现行的公允价值会计要求 SeC建议采取多种措施改进当前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问题(尤其是涉及第二及第三层次估计的领域)，具体包括：(1)不具有流动性或非活跃市场中公允价值的确定；(2)公允价值的影响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与披露；(3)确定公允价值时合理判断与分析的应用；(4)流动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5)公司自身的信誉风险对负债计量的影响及其信息的有用性。其中，合理的判断在当前危机背景下应用目标基础的SFaS157时倍显重要。因此，SeC特别强调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合理应用判断的领域，包括：(1)如何确定何时市场已变得不活跃；(2)如何确定某项交易或一组交易是被迫的或受到压制的；(3)如何并于何时市场中的非流动性应在资产或负债的估值中进行考虑；(4)如何估计信用风险的变动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影响；(5)可观察的市场信息应于何时由管理层估计这一形式的不可观察信息来补充或者依赖于后者；(6)如何确定所使用的假设是市场参与者而非仅仅特定主体所采用的。此外，针对当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南所可能会引起的市场困扰，SeC建议进行更多思考与讨论。然而，笔者认为，对于第三层次估计的应用，不论提供多少指南，都不能改变其所确定的公允价值是“不公允”即偏离市场最后裁定的实质的。
(四)重新考虑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SeC建议FaSB对当前金融工具的减值会计模型进行重新评价。具体而言，应考虑减少当前美国Gaap中所允许的减值模型数量，考虑通过要求一份单独的报表或在收益表中列报的方式来突出其他全面收益的重要地位，改进向投资者提供信息的效用与一致性，包括通过多项举措帮助投资者观察管理层对可能的现金流量减少的预期。对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的一个最重要担忧，在于当前美国Gaap中存在多套金融工具减值规则，所应用的模型经常依赖于取得日金融工具的特征，且模型并不总是与其他非证券化投资(如抵押贷款直接投资)的减值报告相一致。在缺乏统一的减值会计处理的条件下，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并未在可比的基础上进行确认、计量与报告。对于投资的减值是否可以转回，美国Gaap与现行iFRS也存在差异。因此，SeC建议开发单一的减值会计模型，以降低财务报表的复杂性、增加信息可比性。FaSB应对修订(或消除)现行otti指南、提供一套更为统一的金融工具减值测试准则的必要性进行评价。SeC倾向于具有以下特征的减值模型：通过收益确认的减值仅与信用损失相关(即以已发生损失为基础计算，与贷款的减值一致)，而公允价值的其他降低(不与已发生损失相关的部分)则在其他全面收益中确认。SeC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为详细、全面的公允价值信息，其中关于管理层预期持有该投资将会产生的现金流量信息将更具透明性。并且，此类模型有助于缩小以下两者间的差距：当前的公允价值与预期持有该投资头寸直至市场恢复至正常流动性水平时所应有的价值。
(五)实施更多指南以鼓励合理判断的使用 SeC认为，应联合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应用判断相关的政策公告是否恰当进行评价。如研究所显示的，样本金融机构以公允价值报告的资产中近85％处于第二与第三层次(分别为76％和9％)，这些资产的价格估计并不完全基于市场报价。相反，从可观察输入变量(第二层次的情形)与重要的不可观察输入变量(第三层次的情形)取得的信息共同存在于估值模型中。这些估计过程在性质上要求作出重要的判断。相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历史信息对未来业绩的预期相关性很弱。没有相关的当前信息，会计师很难以不确定的预测为基础评价对未来事项的预期。因此，基于对更为目标基础准则(如SFaS157)的关注和使用公允价值估计的日益增多，会计、审计与监管中对判断的使用也在增加。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应用判断的指南应跟上这一判断使用不断增加的节奏。如改进财务报告委员会(CiFiR)在最终报告中所建议的，SeC与pCaoB应分别相应的政策公告，以阐释如何评价会计判断的合理性以及在作出此类评价时所应考虑的因素。
(六)继续制定会计准则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这些投资者通常是没有能力就公司所提供信息的形式与内容提出要求或作出约定的外部人士。尽管财务报告可能是其他使用者(如审慎监管者)工作的起点，SeC坚持美国Gaap的持续开发仍应以满足投资者需求为首要目标，不应为满足其他方的需求而牺牲投资者利益来制定或修订美国Gaap。在财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有能力规定此类信息形式与内容的场合，尤为如此。但对于提供给其他使用者(如审慎监管者)的财务报告信息形式与内容，SeC尚未作深入考虑并提出任何建议。
(七)确立其他正式措施以解决实务中会计准则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确定并解决当前实务中在应用会计准则时所遇到的问题，SeC建议采取其他正式的措施，包括：(1)实施CiFiR关于组建财务报告论坛(FRF)的建议；(2)在准则制定的应循程序中增设准则应用后进行审阅的程序；(3)制定在必须作出及时反应的特定环境中准则制定的正式政策。SeC重点归纳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独立性与及时性问题，认为会计职业总是与独立性、中立性相联系，但在强调会计职业的独立性时，时常忽略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的重要作用。寻求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投入与反馈、不将特定参与方的利益置于其他依赖该准则的投资者的需求之上，这样的准则制定对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在支持准则制定机构严格独立性的同时，须关注准则制定机构对现实困难作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因此，FaSB应对必须作出及时反应的特定场合制定会计准则确立正式的政策，在必要的场合甚至改变常规的应循程序以提供及时指南。
融资考察报告篇3
2005年12月30日，按照县委的工作安排，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同志带领宣传部***、纪委***、组织部****等三位同志组成考察组，对县工商业联合会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细致地考察。考察期间，召开了工商业联合会全体干职工参加的民主测评和民主推荐大会，找了全体干部职工共3位同志进行个别谈话，查阅了有关会议记录和文件等资料。现将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领导班子和科级干部基本概况
工商业联合会领导班子设会长、副会长各一名共2人组成，均为男性，其中会长为党外民主人士，副会长为中共正式党员，年龄最小的最大的，学历上一个中专一个。
二、对领导班子的总体评价
县工商业联合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工作计划性较强，团结协调、勤政廉政，充分发挥了工商联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素质较强。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我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四问五比六看”活动，树立“服务立会、服务兴会”的工作理念，同时还积极开展“三增强、四热爱”教育、“扶贫济困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着力强化经济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融资服务和思想政治工作五种职能，积极推动我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2、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较强。加强行业商会建设，按省市工商联的要求，对会员重新登记梳理，同时加大了会员发展力度，今年新发展企业会员2个，个人会员7个，壮大了会员队伍。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积极为县域经济发民建言献策。一年来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工业园区发展的调查报告》、《关于对**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创业情况的调查》和《**县非有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队伍状况调查》等四篇调研报告，同时，在年初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还积极组织工商联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议案13件。
3、勤政廉洁，有较强的服务观念。加强了法律咨询服务，以“3.15”活动为契机，与消协一起组织法律顾问，现场解答会员及广大个体工商户提出的有关法律问题；强化了融资服务，通过各种渠道为会员企业融资300多万元，支持了会员企业的发展；加大了信息与技术服务，编发《经济信息》分发给会员，组织会员参加全县无公害脐橙种植培训班等；还采取分散和集中走访相结合的方法，经常深入会员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会员出面协调解决实际问题8次。
4、团结协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班子团结，在重大事情及一些较大的财务开支上能先通气先商量，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做得较好，班子战斗力也较强。通过“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回馈社会”为内容的“双思”活动，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光彩事业，热心回报社会，累计捐款近3万元，帮助贫困学生4名；积极加强对外联络，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今年引进项目3个，合同引资1100万元，目前这3个项目均已顺利投产；积极参与并抽调专人长期驻村负责新农村建设工作，另外，计划生育、社会综治等工作也开展的扎实有效。
5、存在不足：工作点多面广，某些工作难以落实到位，和实际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创优创特方面也有等提高。
三、对领导班子成员的个人评价
1、***：
该同志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较高，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和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将学习同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指导实践紧密结合，在单位小待遇低的情况下能耐得住清贫，做工作不讲条件不讲待遇，只要分配交待的事情会认真去办好，同时协助会长抓好工商联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任务，以及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社会综治等各项中心工作。文字功底好，经常深入基层搞调研，今年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工业园区发展的调查报告》等4篇调研报告。坚持群众路线，作风深入，在法律咨询、融资、信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真心为会员排忧解难。
廉洁自律方面做的较好，考察期间没有这方面的不良反映。
不足之处：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有时工作信心不足，上进心不强。
民主测评情况：3人参加测评，其综合评价优秀1票，称职2票，无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票。
四、科级后备干部考察情况
五、主要领导对干部进退流转意见
六、考察组意见
融资考察报告篇4
关于危机成因，有人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促成或加剧了这场危机，并指出，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机构中的应用，导致市场缺失流动性时机构资产的估值明显低于其“真实的经济价值”。对资产价值的注减因触动边际利润和监管资本的要求，引起一轮向下的漩涡，迫使机构加速资产清算，夸大价值损失，销蚀交易对手的信心，并抑制了市场流动性。然而，另一些人(包括一般投资者)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向投资者提供了有用的透明信息。金融不稳定甚至导致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投资政策失误、防范风险不严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特别对范式不断创新的衍生工具)不力。正是在此激烈论争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在《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中专门指示，要求SeC对调到市价会计展开研究。
《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第133款要求，SeC须在咨询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基础上，对FaSB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调到市价会计准则进行研究。该项研究至少应考虑以下几方面：(1)调到市价会计准则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2)调到市价会计对2008年银行营业失败的影响；(3)调到市价会计准则对投资者可获取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4)FaSB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5)修订调到市价会计准则的合理性与可行性；(6)可以替代SFaSno.157相关要求的会计准则。SeC应在法案生效后90天内向国会提交研究报告，报告中应包含其发现和相关决定，包括SeC认为适当的行政性和立法性建议。
一、报告的关键术语、主要方法及其他考虑因素
(一)报告关键术语界定 SeC重点界定了三个关键术语：“调到市价会计准则”(mark-to-marketaccountingstandards)、“金融机构”(financialinstitutions)与“银行失败”(bankfailure)。首先，“调到市价会计准则”被解释为美国Gaap体系中的这类准则――对公允价值作出定义，并(或)要求或者允许在财务报表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在当期损益中报告。SeC指出，符合此项界定的会计准则包括但不限于：SFaSno.115《特定债务和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SFaSno.133《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SFaSno.140《金融资产转移与服务以及负债清偿的会计处理》，SFaSno.155《某些混合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SFaSno.156《金融资产服务的会计处理》，SFaSno.157《公允价值计量》，以及SFaSno.159《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权》。显然，上述准则均与复杂的金融工具相关。美国对金融工具的会计规范分散于系列准则中，这对保证准则之间的前后一致、相互协调以及准确应用构成严峻挑战。第二，“金融机构”的定义取自《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即“任何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银行、储蓄协会、信贷联合、证券经纪商或者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根据美国或任何州、准州的法律设立并受其监管，或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联邦、北马里兰群岛联邦、关岛、美属萨摩亚或美维尔京群岛拥有，并在美国拥有实质经营活动，但不包括外国政府的任何中央银行或其拥有的机构”。若严格遵循该定义，金融机构应包括公众与非公众型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商。但基于研究时限、数据公开可获取性等因素，SeC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公众型机构，并将资本市场中另一类活跃主体――投资公司排除在外，原因在于其适用不同于非投资公司的标准，即《投资公司法案》(1940)。因此，SeC的研究结论存在特定适用范围。非公众型机构因未被强制要求向SeC登记并作公开披露，故未被强制要求应用SFaSs(包括调到市价会计准则)，其影响可能较小。第三，“银行失败”是指根据立即纠正措施(promptCo~eetiveaction，pCa)的授权；由联邦保险存款机构依照适用的法律或规章，遵循相应的州或联邦登记程序，或相应的联邦银行业机构基于《联邦存款保险法案》(theFederalDepositinsuranceact)的权威，而使一家银行被关闭。
(二)报告研究方法描述 对于报告各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SeC在每一部分均作了描述，总体上涉及以下途径：(1)评论公开可获取的财务和其他信息；(2)咨询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其他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以及FaSB；(3)回顾学术界针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文献；(4)征求公开评论并举办三次公开圆桌会议以获取委托人对公允价值的观点。
(三)报告其他考虑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SeC对两个因素作了额外考虑。其一，会计在审慎监管中的作用。根据法案的指令，SeC的研究重心在于财务报告对投资者(主要使用者群体)而非审慎监管者(次要使用者群体)的作用。但基于审慎监管(以促进金融安全、公正与稳定为目标)在银行营业失败中的作用以及当前美国Gaap与银行业监管资本之间的关系(银行监管资本要求以按照Gaap提供的财务信息为起点确定)，在相关处也对会计在审慎监管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其二，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考察。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1)从全球视角，采用iFRS的公司数量已大量增长，iFRS的作用与影响日益深远。(2)FaSB与iaSB致力于趋同美国Gaap与iFRS、最小化或消除两套准则间差异的持续努力，以及SeC自身的直接推动。因此，SeC认为，美国的准则制定与iFRS的发展休戚相关，有必要对iaSB的相关iFRS进行研究。
二、美国公允价值会计：历史与现状的一般考察
(一)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萧条促使美国强制性会计准则的出台。此前，公司界在选择自身会计实务与政策方面有很大弹性，存在以“现行价值”(currentvalues)或“评估值”(appraised valucs)计量资产的证据，记录资产的价值重估增值也较为普遍。资产负债表中经常包含对长期资产如ppe和无形资产的重估增值。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1925～1934年间208家大型工
业企业的调查(1936年12月)显示，75％的样本企业记录了资产重估增值或减值，其中，70家记录ppe重估增值，7家记录无形资产重估增值，43家记录投资重估增值。此外，在1938年以前，银行业出于监管目的，被强制要求对其投资证券组合采用市值会计(marketvalueaccounting)。美国财政部与银行监管层则对市值会计将如何影响银行财务业绩与投资决策表示重大担忧，联邦银行业机构遂于1938年禁止将市值会计应用于监管目的。
大萧条过后，会计总体上转向更为“稳健”，如不再对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使用“现行价值”或“评估值”。对长期资产的计量从“现行价值”会计转向历史成本会计得到SeC第一任首席会计师Roberte.Healy的强烈支持。Healy曾在SeC成立前参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企业实务的调查，调查揭示广泛存在着被FFC认为是“非常武断”的记录资产重估增值实务。在Healy任内，SeC强烈倡导长期资产采用历史成本核算，并通过登记程序控制“评估值”的使用。至1940年，记录固定资产重估增值的实务基本在美国财务报告实务中宣告“绝迹”。
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在1975年得到明显拓展。这一年FaSB了一份权威会计文献SFaSno.12《特定有价证券的会计处理》，出于权益性证券计量属性的适当性考虑，要求在特定情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此前的会计规范缺乏一致性，尤其在有价证券方面。不同类型的证券可采用成本、市价以及某些情形中成本与市价并用(如成本与市价熟低)的计量方式。1973～1974年间，许多证券经历市值重大减损，但在多数场合，此类价值减损并未在财务报告中得到反映。当1975年市场恢复时，已注减价值的证券是否应增记至之前的账面金额，会计指南并不明确。鉴于此，SFaSno.12强制要求所有有价权益性证券以成本与市价熟低记录，债务性证券则继续以摊余成本核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银行业与储蓄、贷款危机使历史成本模式对金融机构会计的局限性进一步突显。在这场危机中，“历史成本会计因允许损失通过负的净利息收益逐渐地显现出来，掩盖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可以论证，如果那时采用调到市价会计方法，有助于向监管层与投资者揭示这些机构已发生的问题，有助于更及时地采取变革措施，并以更低的财政成本来逆转问题”。当时，储蓄与贷款机构接受短期存款，并将其作为主要资产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如30年期)的资金来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的高通胀引致高利率。许多储贷机构向储户支付高于其从现有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上所赚取的利率。当机构为偿付储户存款(假设利率10％)而须出售其抵押贷款资产(假设利率5％)时，便不得不对抵押贷款资产作重大折价处理(现行市场利率为10％而非抵押贷款形成时的5％)。当机构的资产“现行价值”低于其负债价值时，便陷入经济性破产。但在历史成本模式下，这些损失并未反映于财务报表中，降低了机构偿付能力的透明度。这便产生道德危机问题，即在经济上几无偿付能力的机构管理层有动机采取更具风险性的投资行为(如商业不动产)，期望能摆脱偿债能力不足的状况。由此可见，历史成本基础的财务报表掩盖了基本经济损失，导致那些问题机构未被发现。在这一背景下，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许多人呼吁，出于监管需要，应对金融工具更多地使用市场价值。历史成本报表另一常为人“诟病”之处是，默许金融机构进行“利得交易”。即管理层机会主义地选择出售某些资产或结算某些负债以实现特定会计期间的利得(或损失)。对于缺少资本的金融机构，这增加了管理层出售那些运营良好的资产来实现利得、鼓吹资本，却保留那些运营状况不佳的资产(已发生未实现损失)的激励。
在美国高通胀时期，反对历史成本模式的声音甚嚣尘上。有的会计学家公开宣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报告无用的数字”。然而，SeC支持下的FaSB却于1979年了著名的SFaSno.33《财务报告与物价变动》。表内按历史成本进行确认，表外披露现行成本和不变价格美元等物价变动的数据，很好地解决了财务会计处理通胀问题。对此，See在本项研究中则避而未谈。八十年代商业模式的变革对于理解公允价值会计演进也十分必要。从历史考察，许多金融机构并不存在动态的风险管理策略，在到期前极少出售投资项目。但这一时期对利率的放松管制引起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策略的变化，积极从事证券头寸交易。于是，新的金融工具被不断创设出来以应对市场变化。针对金融工具创新，美国Gaap以具体问题为基础逐项开发会计准则，如SFaSno.52《外币折算》(1981)，要求特定类型外汇合约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并将影响计人损益表；SFaSno.80《期货合同的会计处理》(1984)，要求不符合套期会计要求的期货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影响计入当期损益。
部分受储贷危机的影响，FaSB意识到有必要在更广泛基础上对所有类型金融工具制定披露与会计处理要求。1986年，该广泛基础的项目正式进入FaSB议程，主要致力于金融创新引起的财务报告问题。其中，披露项目被视为金融工具与表外融资会计问题的中期步骤，其成果是SFaSno.105《具有表外风险的金融工具与信用风险集中的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1990)和SFaSno.107《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1991)。FaSB在第二阶段主要致力于会计文献中前后不一致之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更具相关性、实务中的利得交易以及成本与公允价值熟低会计下结果的公允性等问题，主要成果是著名的SFaSno.115《特定债务性与权益性证券的会计处理》(1994)。该公告要求公司将其债务或权益证券投资分类为交易性、可供出售(airS)或持有至到期(Htm)三大类，每一类证券投资适用不同的会计模式。然而，SFaSno.115引起报表使用者对某些资产与负债的价值变动绕过损益表而直接计人权益的担忧。作为回应，FaSBSFaSno.130《报告其他全面收益》(1997)，要求权益变动(如可供出售证券上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需像其他财务报表一样逐项进行报告，并赋以与其他财务报表同样重要的地位，以此改进透明度。
九十年代衍生工具的创设与使用持续拓展，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明显不适应这一形势。由于衍生工具交易极少涉及或根本没有初始投资，而其杠杆作用引起的后续价值变动则大到惊人，历史成本模式不能恰当描述相关风险与不确定性或后续价值变动。信息披露透明度的缺失，加之大量机构在衍生品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促使FaSB开发新的衍生工具会计准则，即SFaSno.133《衍生工具与套期会计的会计处理》(t998)。该公告要求所有衍生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上以公允价值计量(少量例外)，除非满足套期会计这一特殊会计程序，公允价值变动均计入当期损益。由此，美国针对金融工具的会计规范体系基本确立，而彼时为寻找金融工具的恰当计
量属于性逐渐发展的公允价值概念在该体系中始终处于最重要地位，只是其界定是分散、不连贯甚至前后冲突的。
(二)现状考察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公允价值定义。在SFaSno.157前，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并未在一份单独的会计准则中作出前后一致的界定。这使依据不同准则得到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存在差异。因此，SFaSno.157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明确定义公允价值，确立计量公允价值的框架，并延伸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为Gaap要求或允许以公允价值计量并(或)作出披露提供一套可以统一应用的计量原则。SeC再次强调，SFaSno.157并未改变适用公允价值会计的资产或负债类型或采用公允价值的时点或期间，这属于其他准则范畴。但必须指出，SFaSno.157第16与17段之前，是以“公允价值初始确认(FairValuealinitialRecognition)”为标题的。
在SFaSno.157中，公允价值界定为“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将能收取或转移一项负债将须支付的价格”。该定义包含以下关键要素：(1)以交换价格为基础，并强调以假想的交换交易中脱手价格为基础；(2)交换价格来自于要求(市场参与者)充分勤勉的有序市场，并非不利销售或被迫交易序的价格；(3)假设资产在主市场或缺乏主市场情形下在最有利市场中出售；(4)以市场参与者为资产或负债定价时将采取的假设为基础。应对市场参与者在定价时将会考虑的风险进行调整；(5)当相关信息在市场中不可观察时，则应考虑公司层面的特殊信息；(6)按照计量公允价值时使用的输入变量在市场中的可观察程度确定一个层级，该层级的第一层次为以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为基础，第二层次包括相似工具在活跃市场的报价、相同或相似工具在非活跃市场中的报价以及关于估值参数的可观察市场信息或得到市场确证的信息，第三层次则指使用重要不可观察输入变量的计量，此类变量反映报告主体自身针对市场参与者将会使用的估值参数的假设。估值技术应最大程度地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变量，最小程度地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变量。
相比美国Gaap，目前iFRS计量公允价值的指南分散于多份具体准则中，且并不总是前后一致，但iaSB正在开发相关征求意见稿。总体上，iFRS将公允价值界定为“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自愿双方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该定义与SFaSno.157基本一致，但在以下三方面并未实现完全趋同：(1)SFaSno.157明确公允价值为脱手价格，iFRS则未明确表示是脱手价格或买人价格；(2)SFaSno.157明确地诉诸市场参与者视角来计量公允价值，iFRS则仅虑及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自愿各方；(3)对于负债公允价值的计量，SFaSno.157界定为负债转移时点(该负债对于对手方继续存在)，而iFRS界定为负债清偿时点的金额。
二是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无论美国Gaap还是iFRS，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领域应用最广，但并非所有金融资产与负债均被强制要求以公允价值计量，有些是基于特定条款而被允许以公允价值计量。SeC对此作了细分：强制要求以季度(或报告期间)为基础进行的公允价值计量称作“持续性(recurring)”公允价值计量；仅在认为资产已发生减值时才被要求进行的公允价值计量称作“非持续性(non-recurring)”公允价值计量。前者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投资性证券和衍生工具及其他项目，后者则适用于各类被强制要求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包括金融与非金融资产。下文主要讨论美国Gaapt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影响，兼论对非金融工具的影响，并在适当场合强调与iFRS的主要差异。
在美国，金融工具在多大程度上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额计入当期损益基本取决于金融工具的特征、法律形式及公司的使用意图。对于未在每一报告期间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额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司须评估是否已发生减值，减值会计相当复杂，因为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存在不同的减值定义与测试方法。以权益性证券投资为例，赋予公司控制性财务权益的权益性投资通常引起对被投资方的合并。此时，被投资方的基础资产与负债以性质为基础(如现金、投资、财产与债务)进行账务处理。因持有权益性证券投资而能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时，持有人通常以持股比例为基础采用权益法核算，而权益法经常被视为一种历史成本模式。所有其他类型的公允价值能可靠确定的权益证券投资均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公允价值变动是在当期损益还是其他全面收益中确认、则取决于管理层的选择。即被管理层分类为交易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动，须在每一期间计人损益；分类为可供出售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动，须在每一期间计人其他全面收益，直至该投资最终被出售或该证券上的减值被确定为是非暂时性质的。此外，公允价值不能可靠确定的权益性证券通常以成本计量，并只在公允价值降低至成本以下是非暂时性时才进行行调整(非暂时性减值)。
债务性证券投资情形类似。分类为交易性证券的债券投资须在每一期间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所有公允价值变动计人各期损益。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债务性证券，可指定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以摊余成本记录，其公允价值变动并不报告于资产负债表或损益表中，除非证券发生非暂时性质的减值。未指定为交易性或持有至到期的证券则归类为可供出售的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其变动被要求记录于各期其他全面收益中，直至该投资被最终出售或发生非暂时性减值。
贷款直接投资的计量视贷款类型即为投资持有(HFi)或为出售持有(HFS)而不同。通常，为投资而持有的贷款采用摊余成本，并只对很可能的信用损失才确认减值。很可能的信用损失不同于公允价值损失，因为前者仅考虑直至计量日已发生事项引起的预计现金量在时间安排和金额方面的预期延迟(已发生的信用损失)。为出售而持有的贷款(如有意进行打包并证券化的贷款)则按成本与市价熟低报告，公允价值的降低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衍生性资产与负债，SFaSno.133及相关指南均要求以公允价值报告于资产负债表，因为FaSB认为“公允价值是衍生品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摊余成本对于衍生工具并不相关，衍生品的历史成本通常为零，但其通常可在任何时候以等价于公允价值的金额进行结算或出售”。但SFaSno.133为衍生土具制定了特殊的套期会计程序。即未被指定为套期工具的衍生合约，其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人当期损益。被指定为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套期的衍生工具，其公允价值变动初始记录于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部分的累计全面收益，在被套期的现金流量影响损益的期间才重分类至当期损益。被指定为对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变动进行套期的衍生工具，其公允价值变动与被套期项目上抵消性公允价值变动同时确认于当期损益。即就有效套期部分而言，对当期损益的影响相
互抵消。
对于金融负债，美国Gaap总体上仅要求衍生性负债采用持续性公允价值计量，但SFaSno.159提供了一项选择权，企业可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某些金融负债。根据SFaSno.157对公允价值所作的界定，当主体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一项负债时，以负债转移而非结算为基础，即以公司向另一市场参与者因受让该负债而支付的成本为基础。转移前后，不履约风险(借款人违约风险)保持不变，但须将信誉变动计人其中，即公司信誉降低因使负债公允价值减少而导致在损益表中确认一项利得。
对于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会计中的应用，iFRS在以下方面明显不同于美国Gaap：(1)未对债务性证券投资和贷款投资进行区分。根据iFRS，无论其形式如何，如果不在活跃市场上交易且持有人不拟在近期出售，那么，具有固定或可确定支付额的债务性投资通常作为贷款处理。根据美国Gaap，未分类为贷款的投资，须分类为交易性、可供出售或持有至到期类型分别核算。(2)对转让某些金融资产的限制性要求比美国Gaap多。(3)确认减值的触发点不同，由此可能导致记录减值费用的时间安排不同。(4)持有至到期证券的减值损失计量存在差异。两套准则体系均将注减部分计人当期损益，但iFRS仅按照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进行注减，美国Gaap则将证券注减至公允价值。(5)ⅡFRS对应用公允价值会计选择权施加更多限制。
融资考察报告篇5
金融企业由于存在“高负债经营、信息不对称、资产价格波动、国际资本流动”等自身脆弱性，相应的随之伴生“经营、市场、环境、管理”等一系列风险。为此，加强金融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是防范企业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
多年来，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主线开展工作，明确企业内控系统中纪委的主导地位，并将成熟的内控技术拓展到党风党纪领域，使纪检监察工作更好地融入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等领域，真正做到事前、事中、事后有效监督，发挥了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监督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教育作用、预防作用、监督作用和惩治作用。
本文以太保集团为例，就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体系中的作用谈一点看法。
一、发挥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监督体系中的引领作用
众所周知，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金融企业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造，并且大多数已实现上市；构建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框架；金融企业还基本搭建起了以纪委（纪检监察）、内部审计、法律合规等职能部门构成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然后大多数金融企业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没能形成合力，造成管理成本高、监督协调难、相互推诿多的困境。
太保集团搭建了以企业纪委为主导地位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有效解决了监督力量的分散问题，发挥各项监督职能的专业优势，形成合力，增强了监督工作实效。
1.纪委书记统一分管内控监督部门
在企业党委、董事会的统一领导下，由纪委书记统一分管纪检监察、内部审计、合规等内控部门，可以实现由纪委牵头组织协调纪委、内部审计、法律合规相关部门运作，从组织结构和工作体制机制方面，解决监督力量分散问题，确保各项监督职能既独立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又能有效衔接，将过去的纪委“独角戏”转变为多部门联动的“大兵团作战”模式。
这里，必须正确处理好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合规管理三者关系。由纪委牵头组织协调纪委、内部审计、合规相关部门运作的内控监督体系，不是监督力量的大杂烩，不是你取代我、我取代你不分职责的混合，而是求同存异并形成工作合力的资源整合。首先，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合规管理在内部控制体系统领下，在各自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并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从监督手段上，从监督效果上得以彼此加强。其次，要准确把握纪检工作与内部审计根本性的差别，注意不能逾越各自的工作界限。
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召开以纪委书记为牵头人的联席会议可以从全局出发，联合查找企业各项管理环节中的薄弱环节，确保重点领域得到监督；可以共同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制订工作实施方案，统筹安排部门间联动工作；可以相互通报监督重点，及时交流内外部监管信息，发挥监督效能，推动内控监督体系建设的整体发展。联席会议还可合议对有关案件查办，当事人对处分不服提起的申诉或复议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合议的人员可充分、真实、明确地发表意见，并对所发表的意见负责。联席会议情况应及时向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汇报。
3.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纪检监察、审计、合规相关部门就工作中形成或收到的可互通信息进行互通共享，其中纪检监察部门可互通的信息包括半年和年度报告、有关案件的即时报告、涉案人员的司法裁定，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决定等；审计部门可互通的信息包括三级及以上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审计综合报告、内控评价报告等；合规部门可互通的信息包括定期合规报告、即时报告等。
4.建立案件查处协作机制
纪检监察人员在对有关舞弊线索、人民来信等问题进行调查时，需到现场进行实地核实。但是受制于人员配置、业务技能等因素制约，往往无法做到深入、高效的现场核实。另外，若纪委监察人员在相关证据未全部核实情况下，贸然直接接触相关人员，往往能够打草惊蛇，对线索取证造成不良影响。针对上述制约因素，纪检监察可以充分利用内部审计，开展现场取证工作。另一方面，内部审计对于日常审计监督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可以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由纪委统一协调，纪检人员按规定程序积极跟进介入，加大惩治违纪违法行为力度，增强监督的威慑力。
二、发挥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监督体系中的教育作用
教育是预防腐败的基础。太保集团纪委提出要：“提高教育实效，改进教育方式”，形成的教育、制度、监督为重点的三位一体廉政体系：
1.深化廉政教育
一是有针对性地开展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法纪观教育，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同时通过学，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坚定理想信念，“不想”腐败。
二是开展日常教育，构建反腐倡廉思想防线。平时干部大会、党员大会、干部任免谈话、经常开展廉洁从政教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教育。
三是开展多种形式廉政教育活动，如读党风廉政书籍，参观廉洁自律图书展等。
2.弘扬廉政文化
一是在内容上，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反腐倡廉教育全过程，注重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丰富金融廉政文化的内容。
二是在形式上，创新金融廉政文化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三、发挥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监督体系中的预防作用
预防是反腐的关键。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做到“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对金融企业来说，内控体系的重点要加强对内部授权的控制、对财务内控更加严格、对信息系统内控要求更高。
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一是制定严密的业务控制流程。根据保险业务特点，保险公司应重点对核保、承保、给付、理赔、保全、资金收付、单证及印章等关键环节的业务流程进行科学设计，每一个流程点都要特别注意审核、授权、批准等关键节点的风险控制，重视前后环节的相互衔接以及相关环节的逻辑勾稽关系与校验功能设计，确保各环节业务档案生成、记录与保管的安全性。
二是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建立授权审批制度，针对交易规模、业务种类等设定每一级别的授权及审批权限；合理确定不相容岗位及职责，建立重要岗位权力制衡制度；实施轮岗与重要岗位强制休假制度，定期组织业务自查、交叉检查及工作报告，及早发现舞弊苗头；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及晋升机制，形成合理的激励及约束机制，消除舞弊的“合理化借口”与“压力”。
三是强化业务操作系统风险控制。业务操作系统的设计和更新必须符合业务流程的管控要求，尤其对于关键环节，应充分重视新技术、新工具和新系统运用可能会带来的局部性、阶段性系统功能缺陷，并通过反复测试、系统校验等方式对系统设计加以优化和完善，防范系统控制漏洞。
2.严格落实廉政责任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责任落实到人，把责任制的执行始终贯穿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类工作中：
一是强化定期检查，对好的表扬，差的批评，有问题的限期整改。
二是坚持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与评优晋级、奖惩挂钩。
3.构建纪检信息系统
为发挥纪检监察工作集中化管理优势，太保集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了纪检监督信息系统，实现了纪监信息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目标：
一是实现了纪检监察、内审、合规公用功能信息共享。
二是建立了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廉洁档案管理子系统。
三是建立了案件管理子系统。
四是建立了廉洁风险自查子系统。
五是建立了纪检监察文件库。
4.建立纪检纠偏制度
纪委对监督对象在决策、执行、管理、守法、廉洁以及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出现的偏差，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提醒、及时纠正。
四、发挥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监督体系中的监督作用
监督是防腐、反腐、“不易腐”的保障。金融企业纪委在发挥监督作用时，必须牢固树立围绕企业战略发展、服务大局的思想。要始终坚持把纪委工作放在企业发展的大局来认识和把握，本着既有利企业发展，又不放松监督制约的要求，紧紧围绕企业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跟进，全程保障，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同时，要正确处理全面履职与重点监督的关系。纪检监察部门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认真抓好落实。还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开展工作。把监督的着力点放在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维护资产保值增值等关键领域上，切实解决热点、难点问题。还要注意，纪委在履行职责时，保障党员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1.实施对领导监督
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关键管理岗位人员的监督，由工作圈逐步拓展到生活圈、社交圈。
2.实施全方位监察
通过实施全方位监察，纪委可以融入企业中心工作。
一是，围绕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开展效能监察，发现管理的短板。
二是，围绕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开展履职监察，及时发现违规、违纪行为。
通过全方位监察，督促企业改进管理方式，优化作业流程，完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环节，进一步强化内控体系建设。
3.建立反舞弊机制
建立金融企业“防、查、罚”反舞弊机制。建立纪检监察、内部审计、合规及业务条线共同参与的反舞弊工作机制。纪检监察、内部审计、合规及各业务条线应加强联系沟通，密切协作配合，共享反舞弊工作信息，以建立舞弊案件调查和协查制度为抓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内部审计、合规及业务条线各自的专业优势和技术力量，提高反舞弊工作效率。
4.运用技术查腐弊
运用大数据时代新数据，加大反舞弊检查与审计力度。公司内部审计及检查部门应充分利用新型计算机处理系统，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分析脚本等方式加大对海量数据的汇总分析与疑点揭示力度，主动通过日常专项检查机常规审计项目多发现舞弊线索，并深入检查，提高反舞弊检查的威慑力度。
5.完善举报机制
提高舞弊发现的及时性和可能性。应建立举报管理制度，由监察部门或内部审计部门作为举报受理中心，制定举报受理、调查、处理的管理办法，对举报行为进行记录、汇报、调查和后续跟踪，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此外，应建立举报渠道，明确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建立举报信息保密制度，鼓励群众提供举报线索。
五、发挥金融企业纪委在内控监督体系中的惩治作用
融资考察报告篇6
该同志把“活得平淡、默默无闻、舍得付出”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坚持做到按制度办事，决不谋半点私利，决不搞一次例外，坚决做到廉不言贪，勤不言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小编分享关于的考察基层党员报告材料汇总资料，提供参考，欢迎阅读。
报告一
XXX，男，汉族，籍贯XXX，XX年XX月出生，XX年XX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现任XX。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市委第XX考察组对其进行了全面考察，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经考察，该同志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善于学习，政治思想素质较高。该同志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人民军队的培养教育使其具有了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转业到地方后，他一直把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作为强化自身建设，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增强自身修养，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学习中，他能够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结合工作学。在政治上，能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能够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宗旨意识。作为办公室主任，他能够结合繁、杂、多、难、重的工作特点，自觉地把讲政治的要求体现在岗位上，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能够运用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和市场经济等理论指导具体工作。
二是统筹协调，组织管理能力较强。办公室工作需要通力协作，左右联动，上下协调，办公室主任在其中起着枢纽作用。该同志对内能够与部门、科室、同志之间做到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相互信任，保证了各类文件、人员、活动等工作信息的上传下达，保证了全局各项工作的有序运转;对外能够树立良好窗口形象，做到热情接待，有礼有节，依法依规依情妥善处理了各类问题。特别是通过分流、解释和解劝，化解了不少信访者的不满情绪，减少了信访矛盾。该同志在管理工作中建制度、抓落实，加强了印章管理，实行了公文分级审批和备案制度、办公用品集中采购制度、出入库管理制度及定点采购制度。制定了《车辆管理制度》，完善了包括车辆派遣、维修、出行等各类审批手续，加强了对车辆运行的定期统计、分析和报告，三年来，没有出现一起交通事故和违法违纪行为。
三是勤奋工作，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办公室工作无小事，往往因为一点点的马虎和疏忽，就会给领导造成被动。作为办公室主任，该同志具备严谨细致的作风，对待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作，起草的每一份文件，处理的每一件事情，坚持既严密又慎重，做到了大事不轻率，小事不马虎，在具体工作环节、程序上力求不出纰漏。为了确保会务保障和公务接待工作无差错，他研究设计了制式接待方案，明确了接待工作流程和操作细节，三年来共保障各类会议X余次，接待副厅级以上干部共X次。在文字综合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严格按照行政公文处理办法和公文运行规则，做好公文登记、签阅、督办反馈、印发审核等工作;重新设计制定了文件传阅单、发文签批、函文文件头等公文载体。三年来共处理公文X余件，亲自撰写了包括通知、请示、工作总结等各类文字综合材料X余份。
四是廉洁自律，公道正派。该同志把“活得平淡、默默无闻、舍得付出”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坚持做到按制度办事，决不谋半点私利，决不搞一次例外，坚决做到廉不言贪，勤不言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对待同志方面，始终坚持为人正直、以诚相待，与人为善，做什么工作和办什么事项都摆在桌面上，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工作环境。
缺点和不足：进一步调整工作时间布置，加大深入基层调研时间的投入。
民主测评情况：XXX
总之，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综合素质较高，品端行正，勤奋敬业，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已经具备了行政类领导干部的潜质。
市委考察组成员：XXX、XXX
干部档案审核人：XXX、XXX
报告二
XXX，女，汉族，籍贯XXX，XX年XX月出生，XX年XX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现任XX。根据《XX公司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公司组织干部考察组对其进行了全面考察，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治表现
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始终做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学习公司推送的各类党建宣传文件、文章，观看主题教育影片，思考反面案例等，将过程中的心得与思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努力提高自身政治思想水平。
二、工作表现
该同志工作态度积极，认真勤恳，能较好地协助部门负责人积极推动工作的开展。
一是认真做好经营计划和部门工作计划等工作。围绕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部门工作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坚持问题跟进机制，较好地完成了XX年公司本部及下属企业经营计划的汇编;能结合公司年终总结会上领导提出的要求，做好全盘考虑，制定部门工作计划。
二是较好地完成对XX公司的调研工作。摆正XX公司作为管理平台的站位，深入基层，了解到XX公司经营生产及业务拓展的情况，能提供出一些尝试拓展营销目标及业务拓展渠道的建议。同时组织XX公司XX部门人员参加展会，寻找市场机遇。
三是能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点。对XX项目进度延误问题，向项目负责人提出梳理各方责任，收集证据，通过多方谈判会等解决建议;对XX公司存在超期应收账款的问题，提出应尽快收回账款，为免导致流动资金紧张的经营性建议以及对下属企业负责人薪酬和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提出修改建议等。
三、廉政表现
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能够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廉政纪律，能认真遵守干部廉洁从业相关规定，在考察中未发现有违反廉洁纪律方面的问题。经征求监察部关于XX同志廉政情况意见，反馈未收到该同志的信访举报，未发现存在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情况。
四、主要不足
一是加强对内、对外沟通及反馈;二是经营管理及绩效考核等专业方面工作需进一步深入、细致;三是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增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经过民主测评，其结果如下：XXXXXXXX。
经与XX党员干部群众谈话，并征求主管领导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该同志完全能够胜任XX职务。
该同志符合提拔重用的条件，适于提拔。
公司党委考察组成员：XXX、XXX
干部档案审核人：XXX、XXX
报告三
根据市分行党委安排，考察组于2020年X月XX日对拟任XX一职进行了组织考察。考察采取民主推荐和个别谈话方式。现将有关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民主推荐情况
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是：人力资源部、监察室、内控合规部部门负责人及个人金融业务部员工共X人。
推荐XX同志的有X票，推荐率X%。
参加推荐人员根据日常表现，对XX的综合评价是：优秀X票、占比为X%，良好X票，占比为X%。
二、被推荐人基本情况
XX，女，安徽人，198X年X月出生，大学本科，金融理财师。201X年X月在XX支行参加工作，201X年X月聘为XX分行私人银行中心财富顾问，201X年X月调入XX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主要从事储蓄存款监测、中间业务收入和内部事务等工作。
三、谈话情况
考察组与人力资源部、监察室、内控合规部部门负责人及个人金融业务部员工共X人进行了谈话了解，综合谈话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何莉同志：
(一)品行端正，团结同志，处事稳重,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全局观念。XX同志与人为善，以诚待人。有亲和力，与上下级同事间关系融洽。工作任劳任怨，踏踏实实，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
(二)勤学善思，不断学习，业务能力强，专业素养高，能较快较好的接受新事物，加强新业务、新产品、新技能的学习，不断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在工作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不主观臆断，不谋私利，专业基础扎实。自调入个人金融业务部工作以来，主要负责储蓄存款、中收及内部事务，XX同志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每一项工作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完成。个人金融业务部是大零售的牵头部门，而储蓄存款又是全行的立行之本，起着试金石、压仓器的作用，201X年末全行储蓄存款净增X亿元，储蓄存款日均净增X亿元，中间业务收入X万元。201X年存款创新型产品大额存单销量X亿元，销售量排名全省第X。
不足之处：管理经验不足，表达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综合意见
XX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熟悉业务，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踏实肯干，人际关系和谐，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胜任部门经理助理职务。
党委考察组成员：XXX、XXX
干部档案审核人：XXX、XXX
报告四
XXX，男，汉族，籍贯XXX，XX年XX月出生，XX年XX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现任XX。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市委第XX考察组对其进行了全面考察，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政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较强。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围绕工作需要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工作积极主动，组织协调能力较强。熟悉督查督办业务，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善于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和重点工作开展督查。工作节奏快、效率高，在办文办会、服务调研方面周到细致，成效较好。一是积极强化服务意识。在市政府办工作3年以来，认真学习贯彻办公室各项公文写作及处理规程，严格落实办文办会程序，做好会议材料的准备、发放和会议内容的记录跟踪工作，先后筹备上级督查调研座谈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等重要会议X余场(次)。对领导的指示及批示，能够第一时间转至有关单位办理，并协调跟踪落实，确保领导交办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二是创新完善工作机制。组织修订《XXXX办公室督查工作制度》《XXXX办公室督查办理市长交办事项工作办法》，进一步完善督查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配合市委督查室组建XXX网上督查平台，减少重复督查，有效减轻基层负担。对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采取“155”的督查方式，对落后序时进度的发督办函提醒，对严重落后的及时报告市领导，并经请示市领导同意后对相关单位、镇场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和督促指导。三年来，共组织下发督办通知X余件。
三是狠抓重点工作督办。确立“上级部署的专项工作任务必督、年初确定的全年目标任务必督、重点项目的启动与推进必督、领导批示的交办事项必督”的工作定位，做好各项工作督办。在督办过程中，全力配合市委督查室开展有关工作督查，对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注事项，组织开展二次专项督查，确保实效。三年来，共承接办理省政府督查室下达督办事项X余项，均按要求进行督办落实并上报。
作风正派，自我要求严格，注重个人修养。坚持党性原则，服从组织安排，廉洁自律。团结同志，在干部群众中口碑较好。考察中未发现其不良反映。
不足之处：工作任务繁重时，情绪稍显急躁。
在这次考察中，共XX人参加谈话调研推荐，得推荐票XX张，在符合条件的XX人中排名第一。共XX人参加会议推荐，得推荐票XX张，在XX名参考人选中排名第一;发放《民主测评及征求意见表》XX张、收回XX张、有效票XX张，获得总体评价优秀票XX张，全部同意其任职。个别谈话XX人，全部同意其任职。
已征求市纪委监委意见，其回复“近年来，我委未接到关于该同志的群众来信、举报”;已征求市卫健委意见，其回复“该同志至目前为止未发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经审核干部档案，未发现“三龄两历一身份”存在问题。
市委考察组成员：XXX、XXX
融资考察报告篇7
一、证券经营机构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经营机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所在公司董事会未解聘的，其原经中国人民银行确认的任职资格仍然有效，待换领《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和《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时一并审查。
二、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主管证券业务的负责人，以及证券总部、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任职资格的管理比照《办法》执行。
三、证券经营机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由所在地证券监管办公室或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证券监管机构）参照《办法》进行审查，并进行日常监管。
各地证券监管机构应于每季度前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上一季度辖区内证券经营机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任职资格审查及变更等情况。
四、《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由各地证券监管机构按照附件的内容、格式、尺寸自行印制。
附件：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其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专指证券经营机构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第四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负责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与管理，包括资格的审查与确认、任职期间的考核、资格暂停与撤销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各地证券监管办公室或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授权，依照本办法对辖区内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初审。
第二章、任职资格
第五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须具备以下条件，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特殊情况除外：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取得两种《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并从事证券工作3年以上；
未取得《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应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事证券工作5年或金融工作8年以上；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证券工作6年或金融工作10年以上；其他学历人员，须从事证券工作10年，或金融工作15年，或经济工作20年以上；
3、身体状况良好；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5、具有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必备的经济、金融、证券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
6、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各级党政机关任职，不得兼任其他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证券经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
1、因扰乱社会治安或其他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执行期满不足3年的；
2、因内控制度不健全或执行监督不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发生重大案件的直接责任人或负直接领导责任者，受到警告或警告以上处罚，执行期满不足3年的；
3、因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超范围开办证券业务等受到警告或警告以上处罚，执行期满不足5年的；
4、对因严重违法、违规导致金融机构被接管、关闭或破产清算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导责任，离任不足5年的；
5、因帐外经营、制做假帐、隐瞒负债和资产、擅自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包括分支机构）等行为受到警告或警告以上处罚的；
6、受过有期徒刑刑事处罚的；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证券市场禁入者；
8、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宜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人员。
第三章、日常管理
第八条、证券经营机构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时，应事先报中国证监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
第九条、未经中国证监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人员，证券经营机构不得为其办理任职手续。
第十条、中国证监会通过审核材料、考察谈话、定期考核等方式，对证券经营机构推荐拟任或在职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品行和资历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证券经营机构推荐拟任高级管理人员，需向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提供下列材料：
1、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
2、身份证；
3、《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或学历证明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4、拟任人员所在机构董事会或上级主管部门对拟任人员的综合鉴定及推荐意见；
5、中国证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前款第1项任职资格申请表由中国证监会统一制定。
第一款第2项、第3项可提供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第十二条、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对前条所列材料进行初审，出具初审意见后连同证券经营机构提交的材料报中国证监会。
第十三条、中国证监会可授权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察谈话。
考察谈话必须有书面记录，并经考察人和被考察人双方签字。
第十四条、中国证监会对审查通过的拟任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发放任职资格批复文件。
前款所述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资格批复文件下发后6个月内未办理任职手续，该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证券经营机构申请更换董事长或总经理，须在取得任职资格批复文件后一个月内办理《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从事除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属公司董事会应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抄送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
1、拟因私离境一个月以上；
2、直系家庭成员拟移居境外或已在境外居住两年以上；
3、因涉嫌违规、违法行为而被调查、处理；
4、拟离开所在证券经营机构。
第十八条、证券经营机构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或以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当董事长因特殊原因暂时中断履行职务时，需由董事会指派符合任职资格的高级管理人员代其履行职责，并报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备案。
第十九条、证券经营机构董事会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给予处分或免职的，须在决定公布前以书面形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年度述职报告和公司董事会评价意见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中国证监会对证券经营机构的年检包括对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考核。
第二十二条、中国证监会对举报或反映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进行调查，并可根据调查结果对其任职资格重新进行审查。
第二十三条、证券经营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拟离任时，所在机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应当委托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离任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第二十四条、中国证监会负责建立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档案。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五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有违反第六条、第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中国证监会将取消其1至2年的任职资格，并给予推荐其任职的机构通报批评。
第二十六条、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有第七条所列情形，且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实，将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1、有第七条第1项、第2项情形的，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取消其3－5年的任职资格，并给予推荐其任职的机构通报批评；
2、有第七条第3项、第4项情形的，中国证监会将取消其5年内的任职资格，并视情节轻重对推荐其任职的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处罚；
3、有第七条第5项、第6项、第7项、第8项情形的，中国证监会将不再受理其任职资格申请，并视情节轻重对推荐其任职的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处罚。
第二十七条、证券经营机构未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任免高级管理人员，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单处或并处警告、暂停部分业务资格的处罚，并责令其按本办法申报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第二十八条、证券经营机构未对拟聘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出具虚假鉴定或推荐意见，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该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通报批评或警告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将认定该法定代表人为市场禁入者。
第二十九条、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知情不报或故意拖延应报告的事项，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该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通报批评或警告处罚。
第三十条、证券经营机构不按时报送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述职报告和董事会评价意见，中国证监会将给予其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上报。
第三十一条、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及时进行离任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单处或并处警告、暂停部分业务资格的处罚。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证券经营机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由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参照本办法审查、确认，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三十三条、证券经营机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任职，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取得一种《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并从事证券工作2年以上。
未取得《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除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条件和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外，其学历和经历条件须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事证券工作3年或金融工作5年以上；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证券工作5年或金融工作8年以上；其他学历人员，须从事证券工作10年或经济、金融工作20年以上。
第三十四条、外资证券经营机构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和中外合资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与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之前实施的有关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融资考察报告篇8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和审计委员会
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等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机制。公司治理机制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管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用以设置公司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
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美国式、日本式和德国式。美国式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属于市场控制模式；日本模式下，由于公司间交叉持股，对公司的监督与制约主要来自法人股东、集团内部企业及银行；德国模式下，银行则是控制公司的主要力量。本文以市场控制模式下的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进行。因为日、德式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属于内部控制模式，经营管理权力主要控制在经营者手中，容易导致公司内部相互勾结、掩盖存在的甚至出现欺诈行为，而且当衰退时，公司间又彼此拖累。
股东是公司财产的委托人及最终受益人，公司管理人员是财产受托人及经营者。根据经济学的和实务经验，委托人和人之间既存在密切的共同的利益，又存在不可忽视的利益冲突，这种统一和冲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公司治理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处理好关系是公司治理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审计委员会正是协调这种关系的产物，它在处理这种利益和冲突相交织的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能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同时也不为公司所重视。
1987年美国泰威委员会对200多家作出虚假财务报告的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公司中多数审计委员会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25%的公司甚至没有设置审计委员会；另外审计委员会中有65%的成员不具备专业师资格或主管会计及财务报告的相关经验。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审计委员会应起到对财务报告系统、公司内控机制、公司管理层、员工及道德操守等的监察角色。随后，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及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出资于1998年成立的蓝绸委会员(BlueRibbon)于1992年2月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了更多具体建议，进一步强调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审计委员会的作用也因此被认同和确立。
二、金融企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
根据普华永道对金融企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作出的系统性调查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1)对公司内控机制的完善与否作出评价；(2)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阅和复核；(3)确定公司有效的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并审阅对公司有重大的税务问题；(4)对企业各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遵循监管程式作出评核。
(一)内部控制机制
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它必须面对由经济周期所带来的信贷回收的不稳定性、源于担保储蓄利率而导致的潜在的高风险投资、资产负债到期日错配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及挤兑风险，担保和信贷的诈骗风险等等。金融机构需要全面高效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一般银行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均设有如资产负债委员会、信贷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以制定风险政策并强调风险意识，而内部审计部门则会对信贷部门、资金部门等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作出具体审核。
我们认为金融企业审计委员会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控机制进行评审：
1.评估管理层，包括各个委员会及董事局，是否已将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性有效的传达到每个员工，使每个员工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
2.由于金融机构每月均需处理大量客户、大批交易，因此审计委员会需要关注内部和外部审计机构对电脑系统及其运作效果作出的评审，包括系统本身操作程序的安全性、稳定性，系统失灵后应变措施是否可靠、有效等等。
3.向管理层了解内部及外部审计机构提出的关于改进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议是否得到落实。
4.确保外部审计机构知道有关公司内部是否有欺诈等非法行为，或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并作出恰当的安排。
5.审计委员会应拿出更多的时间及注意力与管理层及内外部审计部门就内部控制机制进行讨论，并取得管理层关于内部控制机制成效评定的书面文件，包括针对内部控制机制的管理者申明书。
(二)财务报告
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财务报告进行审阅和复核。金融机构每年均须公布、提交年度财务报告，上市金融机构还需提交年中财务报告。由于金融机构的运作相当复杂，报告须对信贷、投资、风险对冲、金融工具买卖等经营活动作出大量的数据分析及资讯披露，其中更涉及许多主观判断，因此，审计委员会必须及时与管理层及外部审计机构沟通，了解财务报告的编制及其审计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并凭借自己对公司的认知，对财务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就不合理处对财务主管及管理层提出质询。具体来说，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告负有以下责任：
1.审阅重大的会计及披露事项，考虑专业团体及监察机构最近的公告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例如关于证券投资的不同定价，对经营范围的不同划分标准等。
2.向管理层及内外部审计机构了解财务报告的制定和审计过程中所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施。例如了解管理层是如何确保财务报告已考虑了所有信贷风险，并准确计提信贷风险的有关坏账准备金。
3.审阅财务报告，确定报告内容完整，并和审计委员会掌握的资料一致，以及评估报告是否基于适当的会计准则编制。
4.关注特别复杂或异常的交易，如发行衍生工具的账务处理、年末投机性产品的大额时仓交易等。
5.特别注意那些须经主观判断的资产或负债的定价，例如有关呆坏账准备、诉讼、担保、承诺及或有负债拨备等方面的会计及资讯披露处理。
6.约见管理层及外部审计人员，对财务报告以及审计结果进行审阅。了解管理层对外部审计机构提出的审计调整的处理情况。在年度财务报告前，对报告中的管理资讯披露及分析，以及其他各部分进行审阅。考虑公布的资料是否适当，是否符合委员会对该金融机构及其运作的了解。
另外，由于外部审计机构对财务报告的编制及公布进行独立的审计，其工作成效对财务报表的质量有重大的。因此，审计委员会也需要参与对外部审计机构的选聘工作。根据普华永道对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主席所作的一次调查，82%的审计委员会主席认为他们对外部审计队伍之领袖合伙人的信心是选聘的关键考虑因素。除此之外，审计委员会还需要了解及评核该外部审计机构提出的审计范围建议及审计，了解他们的工作表现、独立性、所提供专项服务的性质，对财务报告及审计调查结果的责任等。
(三)、法规及税务
各国监管机构凭藉大量的、繁复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作出全面、迅速并且细致的监管。要确保金融机构全面遵循法律、法规，审计委员会需要做以下几方面工作：
1.对法律、法规遵循监控机制的有效性作出评审，审阅管理层对一切欺诈行为或异常处理行为的调查及跟踪情况(包括监管机构处的纪律处分)。
2.定期向管理层和董事会了解有关法律、法规遵循的最新情况。
3.确定在准备财务报告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得到遵循。
4.审阅金融监管部门对该金融机构进行的一切调查结果。例如银行监督机构或证券管理机构对上市金融机构进行信贷内部控制机制成效或资产质素等的专项调查，审计委员会必须审阅了解这些调查的结果及其影响。
(四)行为规范
只有设立清晰、明确的道德准则，制订有效的行为规范，才能培养员工尽忠守责的工作精神，从而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财务报告的准确编制。审计委员会应就企业行为规范的制订和落实负有以下几方面的责任：
1.确保金融机构制订出书面的行为规范，并传达到每个员工。
2.评估管理层是否向每个员工强调了行为规范及所规定的作业行为的重要性，并带头建立起良好的管理层作风。
3.对行为规范遵循监管机制的有效性作出评审。
4.定期向管理层及董事会了解行为规范遵循的最新情况。
三、如何建立高效运作的审计委员会
为确保审计委员会成功的执行上述职责，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审计委员会的组成及运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审计委员会章程
制订一份书面的审计委员会章程，清晰定义委员会的目标/使命，框架、开会次数及会议召开的时间、功能及职责，与管理层及内外部审计机构的关系，汇报责任和进行专项调查的权力。
审计委员会须能有效地利用该章程，例如将其用作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指引，定期检验委员会的目标实现与否。该章程还可用作向董事会汇报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框架。
(二)委任符合资格的成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通常由董事会委任，我们认为挑选审计委员会成员时公司需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资格。审计委员会成员都须具备以下条件：诚信，对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职能部门的认同，熟悉公司运作、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理解主要会计原则，能够迅速判断新推出的会计原则及法律法规对公司的影响，熟悉公司面对的风险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具备作出深入的能力，有效提问及独立判断的能力，并能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及作出建设性提议的能力。
2.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审计委员会成员必须作出对时间和工作精力上的承诺，因为担任独立董事并出任审计委员会需要董事成员投入巨大的时间和工作精力。
3.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成员根据公司的规模及营运状况一般应在三至六人左右。既不能太多，以免影响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但也不能太少，以免因委员们的观点及经验不足而无法有效地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三)委员的独立性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为对公司管理层、内部控制机制、法律法规及员工行为约章的遵循情况作出监察和评估，因此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主要监管机构都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作出了定义，一般认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所谓独立董事是指该董事并非该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不能与该公司或附属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有亲属关系。
融资考察报告篇9
关键词：金融情报机构；类型；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58-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11
建立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intelligenceUnite，简称FiU）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惯例①，也是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7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8条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onmoneyLaundering，简称FatF）、2012年2月的《打击洗钱和恐怖、扩散融资国际标准》（简称FatF新标准）第29条）②等规定了各国应当建立金融情报机构，负责接受、分析和移送可疑交易报告和其他洗钱相关上游犯罪方面的信息。埃格蒙特集团是由各国（地区）金融情报机构组成的非正式国际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其成员进行洗钱信息交换和反洗钱专业知识共享，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组织，埃格蒙特安全网络已成为各国（地区）FiU情报交换的主要渠道，是全球最大的情报网络之一。
一、金融情报机构的工作原理
洗钱犯罪活动区别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可识别的受害者，而且常常利用高科技手段和最新的创新金融工具，进行非面对面的网上支付等复杂的交易方式，隐蔽性强，难于通过监控犯罪主体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多数的洗钱犯罪收益只能通过金融系统存储并迅速转移巨额资金，金融机构便留下并记录了这些资金运动的轨迹，金融情报机构按预设规则对可疑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利用开发的监测系统对异常交易进行监测，从而达到发现洗钱线索的目的。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可疑交易报告、分析情报、移交结论性的金融情报，这是金融情报机构区别于其他反洗钱机构的本质特征。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金融情报机构还可能被赋予反洗线合规性监测、阻止可疑交易、反洗钱培训、相关课题研究以及反洗线宣传方面的职能。FiU的工作流程如图1。
（一）收集接收大额、可疑交易信息
金融情报机构依法收集来自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房地产、珠宝及贵金属销售等容易被洗钱犯罪活动利用的特定非金融行业，以及来自于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异常交易数据和可疑线索，收集交易信息主要包含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交易两类信息，还包括少量的举报信息。FiU的情报收集部门收到以上信息后进行整理、汇总，满足要求的数据导入到交易分析部分析界面的数据库，将收到的可疑支付交易信息汇总并移交给交易分析部。
（二）分析甄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情报机构内设的交易分析部对所有交易报告的分析可以分为可疑支付交易和大额支付交易报告两个方面，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建立的计算机分析系统来完成的，大额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通过交易分析人员自身的信息掌握情况、知识结构、经验、报告本身所带有的疑点进行分析。
（三）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
金融情报机构将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涉嫌洗线犯罪的线索直接向执法、司法等部门移送，或金融情报机构根据法律认为必要的部门移送，并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
二、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
根据金融情报机构的隶属关系可将其分为行政型、执法型、司法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1]。由于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同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除保证其接收、分析和移送等核心职能外，在功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
（一）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是指那些金融情报机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在执法和司法机构以外的另一个行政机构的监督或行政管理之下。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有较高的行政权力，有些国家的FiU还被赋予部分行政调查和行政处罚权，在报告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起到中心枢纽的作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theFinancialCrimesenforcementnetwork，后称FinCen）是美国的金融情报机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FinCen成立于1990年，隶属于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司，“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将FinCen提升为财政部的一个局，是美国最重要的反洗钱职能部门之一。下面以美国的FinCen为例，分析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动作模式和特点。
1.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涉嫌洗钱信息报告、分析甄别报告信息以及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等，还包括一些反洗钱相关的研究性、分析及培训、咨询、协调事项等。在美国，反洗钱工作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由隶属于财政部的FinCen负责日常业务监管、行政调查以及行政处罚；由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调查机构负责反洗钱立案侦察工作；由司法部、检察署和法院等司法机构负责执法工作。FinCen按照适用的法律条件，维持一个政府范围上的数据服务系统，负责来源于金融领域、执法机关和工商业等全美洗钱信息收集，并对情报报送机构进行合规性检查，保证报送数据的质量。借助高科技和电子手段建立的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将数据分类与研究，审查、甄别出可能与洗钱或恐怖融资相关的信息。FinCen有完备的数据库，收录了收集到的信息及分析的结果，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均可以随时进入该数据库，查询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作为执法的依据与证据。
2.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技术性、中立性、专业性等特点，有利于同信息报告主体、执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的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避免了报告主体直接面对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时心理上的恐惧和情绪上的抵触。同时，也提高了移送给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情报质量。但行政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没有执法权，在实际动作的过程中，除少数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有权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暂停交易外，大多数国家的分金融情报机构只基于披露的金融信息难以冻结可疑交易或逮捕嫌疑人，在申请执法措施时可能会有延误，一般也没有赋予法定取证权利，易受行政当局的直接监管。
（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是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设立在执法机构内，英国，德国、新西兰、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国家（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类型。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可通过执法机关对报送的可疑线索或严重经济金融犯罪进行司法调查。英国的金融情报机构隶属于2006年成立的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SeriousorganizedCrimeagency，SoCa），负责收集分析与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
1.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执法型金融机构要求各情报报送主体设置反洗钱报告官，报送主体在对客户处理各种金融交易时，应审查这些交易是否有明显的经济或合法理由，尽可能核查这些交易的背景和目的，由报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交易的可疑性。金融情报机构即是情报的收集和管理者，也是情报的使用者，金融情报机构收集到可疑交易信息后，就可以通过金融情报机构系统查询情报，调用详细资料和案件卷宗，对可疑对象进行查询，同时在确定可疑对象之后，就能够及时展开调查。
2.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不仅具可疑交易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职能，还赋予了金融情报机构调查、可疑冻结和查封银行账户、传唤证人甚至直接逮捕罪犯等执法权力，能够对洗钱和其他严重犯罪的迹象做出快速的反应。基于主观标准的可疑报告制度增强了情报信息报送机构的主动性，避免了违法犯罪人员针对公开的报送标准进行刻意规避，而且可以节省成本，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信息的质量。但该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要求报送机构员工较高的业务素养和执法自觉性，在与情报信息报送主体的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只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
（三）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建立在国家的司法系统里，并且通常具有检查部门的权限。大陆法系的国家通常会选择这种设置，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卢森堡、泰国等国采用这种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设置。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theaustraliantransactionReportsandanalysisCenter，aUStRaC）是根据澳大利亚国会1988年制定颁布的《金融交易报告法》，经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批准设立的，直接向澳大利亚国家司法和海关部部长负责，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下属机构之一。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属于司法型的金融情报机构。
1.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按照法律规定，情报报送主体将大额现金交易、可疑交易及其他相关信息报送给FiU后，由金融、法律、情报、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和警察局、国家税务局、国家犯罪局、海关等相关部门派驻的专员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分析机构，对收集的金融情报进行分析，在主要城市设置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执法部门的联络，可以对调查上游犯罪的收益和资产的查封与没收、保存及处置，强制中止交易等执法和司法权力。也履行对报送机构进行合规监管的职责。
2.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高度独立性，不受政治干预，可以直接交给授权机构去进行调查或诉讼，独立行使自己的各项职能。如查封资产、冻结账户、进行审问、拘留和搜查，使反洗钱工作具有实效性，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和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但类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在与非司法型或非诉讼型金融情报机构交换信息可能会存在困难。要获得金融机构那些未报告交易的数据通常要通过正式的调查程序。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外，还有一种混合型金融情报机构，一些金融情报机构结合了行政型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还有一些金融情报机构将海关和警察部门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丹麦、泽西岛、根西岛和挪威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形式。
三、我国金融情报机构建设及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下设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我国的FiU，于2004年4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是作为接收、分析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并向有关方面移送可疑交易线索的专门机构。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标准、接收并分析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建立国家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报告分析结果、与境外有关机构信息资料交换等。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属于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内设办公室、研究部、情报收集部、交易分析一部、交易分析二部、交易分析三部、交易分析四部、交易分析五部、调查部、技术支持部、国际交流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13个部门。
2004年，我国建立了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加大了各部门反洗钱的协调和打击力度。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善了刑事没收制度，标志着我国反洗钱的系统网络初步建成。但从我国反洗钱的实践分析，情报中心的中心地位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反洗钱的整体效率有待提升。2013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反洗钱法案，该法案包括《有关防止犯罪团伙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与资助恐怖主义的指令》和《有关跟踪资金转移活动的规定》两个指令（后称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对打击洗钱犯罪、腐败以及逃税犯罪法律进行了重要补充。《欧盟反洗钱指令Ⅳ》体现了FiU在反洗钱工作中的重要性，强化了其职责、权限，包括要求客户及其资金活动信息透明，以便能够准确判断资金的性质、客户记录保存、成员国FiU之间的合作等[2]。
分析比较世界各国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金融情报中心的建设可有以下启示：
（一）立法明确反洗钱金融情报中心的法律地位，细化职责
《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后称反洗钱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反洗钱信息中心，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并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分析结果，履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从法律层面我国FiU职能主要有：收集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整理分析交易信息，提交分析结果、开展情报交流四项。实践上还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FiU法律地位不明，职责没有细化；二是没有独立的调查权，主体作用受到一定制约；三是其接收的信息不完整，反洗钱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依赖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是不够的，FiU应该是整个反洗钱体系的信息中心。
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可在反洗钱立法中明确FiU作为反洗钱工作信息中枢的法律地位，信息情报的收集范围应涵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交易报告。同时，赋予FiU独立的调查权，强调FiU调查职能的重要性，增强FiU在反洗钱中的主动性。同时，赋予FiU特殊情况下采取紧急行动中止交易的权力，避免洗钱可疑交易的持续。要求FiU加强案例库的研究和建议，强化FiU战略分析职能。在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上采取主动披露与查询制相结合，在打击犯罪的前提上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指导原则，并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二）创新义务主体报送规则，加强FiU和报送机构的互动
有效的洗钱可疑交易情报收集是反洗钱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发现和报告涉嫌洗钱活动的情报线索是金融系统反洗钱的核心任务。我国要求各金融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行为，并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各金融机构在进行可疑交易的计算机自动分析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在现有业务系统加规则过滤系统的方法，根据以往洗钱案件的一些规律和监管机关的制度条款，将那些符合判别规则的交易数据过滤出来加以报送，这一基于预设判别规则的做法虽然易于实现，但在实践中产生了高数据报送量与高误报率、预设标准易于为洗钱分子规避、无法自动适应洗钱形势变化、缺乏对上报数据的解释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3]。因此，可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的规定，将义务主体报送原因和内容修改为“账户+资金性质”模式，提高报送主体向FiU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触发原因的可操作性，重新规范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还要对报送主体受理来自FiU的查询进行规范，以便提高分析效率。
（三）贯彻“风险为本”反洗钱国际标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
“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国际标准要求根据风险状况及程度配置反洗钱资源，包含对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两个层面的要求[4]。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下，应当审视哪些区域或领域更具洗钱威胁，分析哪些产品或服务类型存在薄弱环节，识别哪些客户洗钱概率更大，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对风险和危害程度的判断，灵活地选择实施与风险程度相应的反洗钱措施。对于反洗钱监管部门而言，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要求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有深入和完整的了解，对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洗钱威胁有全面的认识；能够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并将评估认为存在较高风险的金融机构确定为监管资源分配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部分；制定和优化制度措施，提示其他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风险的蔓延。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通过上述措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洗钱危害最小化的目标。FiU要不断地优化交易报告系统，发挥监测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开展对国家、区域、产品等洗钱风险的分析和预测，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预警[5]。
（四）构建有效的反洗钱协调机制，建立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层级结构体系
由于洗钱犯罪跨境、跨国的特点，凭借一国的力量打击洗钱犯罪效果是有限的，世界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反洗钱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开展国际合作逐渐成为各国执法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中心之一。反洗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金融部门外，还涉及商务、民政、邮政、海关、司法、财政、税务、公安、司法等部门或领域，处于反洗钱中心地位的FiU必须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和及时、有效的交流，才能达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目的。当然，反洗钱的主战场在金融领域，FiU要加强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提供可疑交易监测有关信息、技术、调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从反洗钱协调机制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FiU反洗钱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开展了双边和多边反洗钱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国际社会及组织制定的反洗钱标准，主动履行反洗钱义务，参与反法钱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在国际及区域性反洗钱合作领域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签署、批准和执行联合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公约和决议，积极参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国际合作框架，全面参与FatF各项工作，在司法合作方面，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有关警务合作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和纪要，并多次协助国外有关机构和人员到我国境内进行反洗钱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得到了有关国际社会和组织充分肯定。今后要更进一步地加强法律层面的国际合作，参与政府间高层会谈，通过外交途径或其他方式交流洗钱犯罪信息、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措施和技术等，根据FatF反洗钱标准对各国金融情报交换的要求，利用埃格蒙特集团情报交换的技术平台，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iU进行金融情报交换与共享。还包括同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务合作、刑事司法互动、引渡、技术援助等方面全面合作。
2.FiU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我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人民银行与公安部反洗钱会商机制、海关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反洗钱信息通报机制等在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FiU与报送主体之间的合作等。2004年4月19日，成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具体协调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建立了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2004年6月16日，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制定了《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年度例会，通报金融机构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送等相关情况，建立健全了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反洗钱工作协调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提高了我国反洗钱工作效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参照反洗钱工作部际会议制度模式，建立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反洗钱协调机制，有力推动了各地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加强反洗钱监管信息的通报与分享，提升反洗钱监管的整体有效性。为了提高反洗钱监管工作水平，丰富反洗钱监管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反洗钱监管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反洗钱对话机制。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对话的具体要求。对话机制的建立搭建了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监管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也利于反洗钱监管部门了解相关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够深入地了解监管政策意图，提高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刘连舸，欧阳卫民.金融运行中的反洗钱[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强化FiU职能促进反洗钱合作――欧盟新版反洗钱指令解析[eB/oL].[2013-12-11]，http：///com/info.do？action=detail&id=342.
[3]韩光林.中国反洗钱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及对策[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73-80.
融资考察报告篇10
1引言
华尔街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不要依靠金融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买卖股票,但是也不要抛弃他们.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数据中隐藏着重要的信息,如何分析挖掘并合理利用它们,其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这些信息无疑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希望挖掘的矿源,设法从中得到闪着金光的信息和有价值的投资策略.股票市场是信息高度密集型的,股价的涨落对于信息的变动十分敏感.而股票分析师作为向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信息的群体,在股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美国,金融市场日趋成熟,分析师群体对股票市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成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开始关注和积极利用分析师的投资报告.但是,许多投资者在获得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数据后,往往因为不能正确使用这些数据,反而对投资造成不良的影响.一支股票往往有众多分析师跟踪,给出的投资建议也不尽相同,投资者应该听取哪位分析师的建议呢?而且投资评级的给出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段的,不同投资风格的投资者持股时间是不相同的.即使是在欧美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买入评级的股票也未必比卖出评级的股票市场表现更好.评估这些投资报告与市场实际走向吻合的程度是本文研究的目标.通过分析报告的预测能力和分析师群体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力,投资者才能够基于这些报告来制定和优化投资策略.我们搜集整理了400多份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建立了关于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变化的数据库.在利用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的预处理和可视化的基础上,对于分析师群体的预测能力及其准确性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调低盈利数据和评级报告的预测能力低于调高的报告;分析师群体的一致评级投资报告,在统计意义下显著高于大市收益率.分析师的预测能力是与行业相关的,故进一步通过数据挖掘方法,讨论了筛选行业明星分析师的问题.
2数据准备数据准备
是进一步建立数学和统计模型的前提,是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中最花费时间的步骤,同时也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关键.本研究的数据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样本选择选择了上证50指数和深圳100指数中共计26家上市公司,每一家上市公司建立一个独立的报告库,收录相关的证券分析师报告.上证50指数和深证100指数,是分别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挑选出规模大、流动性好的50和100只股票组成的样本股,综合反映了上海及深圳证券市场的整体状况,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市场覆盖性.步骤二:标准化对每份报告设置以下五个要素来描述:报告来源、报告日期、股票名称、盈利预测、投资评级.步骤三:报告有效性判别信息的变动才会导致股价的变动.因此我们对报告库中的每份报告按照时间顺序将要素整理成序列,比较目标报告与其上一份报告,并记录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的变化.定义所有盈利预测或投资评级有变化的报告为有效报告,记录其变化项目和变化方向.如下三类报告被定义为是无效的,1.无变化报告:研究机构一般要定期给出报告,有相当一部分报告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与上一份相比并无变化;该报告本身被视为无效,相应记录作为后续报告的参照.2.首次关注报告:分析师对某只股票首次给出的评级报告;该报告的记录仅作为后续报告的参照.3.不连续报告:由于样本库的丢失等原因造成某份报告的上一份报告缺失,从而无法界定其变化.步骤四:指标化如何刻画一份报告的有效性是数据分析的关键.这里我们采用事件研究法中的超额收益来检验股价对分析师报告披露的反应.事件研究方法由Fama,Fisher,Jensen和Roll提出,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检验事件发生前后的价格变化,或价格对信息披露的反应程度.超额收益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用来度量股价对事件发生或信息披露异常反应的程度.在本文中超额收益这个指标一方面可以剔除市场或者行业突发事件的影响,使变量集中反映该个股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可以用持有策略考察累计收益.定义:超额收益=实际收益率-市场平均收益率.（公式略）
3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有宏观的理解和把握.原点表示收到评级报告日期,横轴代表收到报告后的交易日天数,纵轴代表超额收益.每一根柱(由颜色深浅区分)分别代表从收到报告至该交易日收市时,所有样本超额收益的均值和标准差,它们组成两个时间序列,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分析师报告超额收益的样本均值为正,并且随时间而增加,即中长期来看,分析师报告整体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正的超额收益.我们观察到在数据库的312份有效报告中,盈利数据上调的207家,下调的94家,投资评级上调的52家,下调的32家.我们将样本中所有调低盈利数据和评级的报告组成一个集合,来考察分析师调低报告的超额收益,（图略）从总体来看,分析师倾向于上调盈利数据和投资评级.分析师报告样本中调低盈利数据和投资评级的这部分子样本,均值没有明显大于零,即调低评级的报告预测能力不如调高评级的报告.但投资者依然可以听取分析师的建议回避这类股票,从而降低丧失投资其它股票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成本.
4分析师群体的假设检验
在讨论了分析师报告全体样本以及调低报告样本的预测能力后,进一步我们选取子样本,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对同一只股票进行评级;第二,报告公布日期在相邻三天内;第三,报告的盈利预测和评级变动方向一致.定义这个集合为一致评级报告.直观上说,在同一时段,分析师群体对同一只股票的有一致的评级变化,那么这个集合的超额收益应当要高于全样本.在标准差相当的情况下,一致评级报告样本的均值确实要高于全样本.由于所选样本数量有限,能否得出一致评级报告总体有正的超额收益,也即总体的均值是否大于零?我们下面通过作t检验来解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此时需要检验的假设是（公式略）分别取α=0.1和0.05,短期末、中期和长期的t值都落在了拒绝域中.所以,我们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拒绝H0,即认为不同分析师在相邻时间对同一只股票推出的盈利数据和评级变动一致的报告,在其报告推出的短期末、中期和长期,有正的超额收益.
5明星分析师的数据挖掘作为分析
师群体的样本,我们关注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从而判断他们对整个股市的影响力.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分析师个体的表现,即谁的报告更加准确.为投资者寻找出明星分析师更有实际价值,所以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数据库中的数据是绝对的,数字所对应的是超额收益率.而如果考察每个分析师的表现,相对的排名才是关键.为了得到比较客观的排名,我们先将数据库进行概念分层,使得每份报告在报告日后每一天的超额收益在群体中有相对的等级和对应的评分;其次,我们通过对评分数据的聚集和汇总,按时间顺序将每份报告分割为短、中、长期三个区间,且将短期再细分为初、中、末三个小区间,得到期间各自的平均值.这样每份报告的有效性就由5个评分值来描述;最后将所有样本按行业分类,按分析师汇总,按时间分组,并考虑对应股票的走势对分组进行调整,最终得到排名.1)数据预处理:步骤一:数据归约和概念分层生成数值分层是通过将属性域划分为区间,离散化技术可以用来减少给定连续属性值的个数.对于给定的数值属性,概念分层定义了该属性的一个离散化.通过收集并用较高层的概念(如本文中excellent,good,fair,poor,bad)替换较低层的概念(如本文中属性超额收益的数字值),概念分层可以用来归约数据.通过这种数字概化,虽然细节丢失了,但概化后的数据更有意义、更容易解释,并且所需的空间比原数据少.我们的作法是:取报告日到60个交易日为时间区间,所有分析师给出报告相同交易日后的超额收益为一组,作直方图,得到60张.下图为其中之一:所有分析师给出报告40天后超额收益的直方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似正态的分布.为了得到每份报告的在报告日后每个交易日超额收益的相对排名,我们对数据进行分层,规则如下:第一,将所有报告的表现分为5大类,excellent,good,fair,poor,bad,并赋以5,4,3,2,1的分值;第二,分类依据:各份报告在直方图中的位置,即取15%,35%,65%,85%四个分位点作为分界点.步骤二:数据变换在数据挖掘中,聚集是指对数据进行汇总和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日超额收益的得分,根据投资经理的建议将60个交易日按时间分段,从而计算得到短期、中期、长期的平均收益得分.2)聚类分析在通过数据分层和聚集后,我们得到了每份报告对应的5个时期的得分值.同时,观察个股的走势图后,我们发现在股价不同波段给出评级报告难度是不同的,如果在上升波段给出上调的评级,显然不能与下降波段中给出上调评级置于同组评估,因为后者属于逆势而为,难度相当大,除非有相当的把握,否则很难预测准确.因此如果直接按时间区间取均值比较,会忽视每份报告在公布当日所面临的难度差别,从而最终可能扭曲分析师的相对排名.因此我们需要以报告在相似的时间区段和股价波段的相对排名来替代简单的平均值.综合考虑时间和股价因素,我们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的具体原则如下:第一,按时间顺序分组,以三个月作为基本分段,每组涵盖3～5个样本,若在三个月内样本数大于5,则考虑继续细分,保证每组样本数比较均衡.第二,根据股价走势的波段对样本分组进行调整,即若分组时间段[a,b]涵盖股价由上升变为下降或者由下降转为上升的突变点c,则以突变点c为新的分组点,视组内样本个数将原时间区间[a,b]划分为[a,c]和[c,b]或者直接将区间[a,c]和[c,b]归入各自相邻的区间.3)结论支持我们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分析师排名,与《新财富》杂志通过向基金经理发放调查问卷为分析师打分的形式得到的排名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