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院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其中包括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2
打击犯罪的通告范文一
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通告如下：
一、国家法律严令禁止，凡利用电子游戏机室、室、互联网、“”、“麻将”、“扑克”等各种形式开设、聚众的，依法予以严惩。
二、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或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或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均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场所、资金，或者帮助接送赌客、望风看场、收受、兑换筹码、结算赌资等直接帮助，情节严重的，以罪共犯论处。
四、对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为首者、主要参与者，或者利用电子游戏机室、室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开办者、经营者、获利者，依法从严惩处。
五、违法犯罪活动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依法予以追缴;用具、违法所得以及违法犯罪分子所有的专门用于的资金、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依法予以没收。
六、因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为索取赌债实施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抢劫、伤害、绑架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严惩处。
七、参与，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凡党员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参与活动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后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八、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九、主动到公安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检举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或者出于他人胁迫、诱骗参与活动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十、公民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奖金人民币500元;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惩处。举报电话：110。
本通告自之日起施行。
巴东县公安局
20__年3月18日
打击犯罪的通告范文二
今年来，我市少数地方活动猖獗，屡禁不止，严重毒害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家庭和睦，危害社会稳定。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促进平安汉川建设，根据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市司法实践现就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抽头渔利数额累计到5000元以上，或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或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均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参与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拘留：
(一)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二)一年内曾因受过治安处罚的;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
(四)引诱、容留未成年人的;
(五)赌资数额接近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
三、对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为首者、主要参与者，或者对利用电子游戏机室、室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开办者、经营者、获利者，依法从严惩处
四、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场所、资金，或者帮助接送赌客、望风看场、收受、兑换筹码、结算赌资等直接帮助，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
五、因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又参与的，依法撤销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刑罚。
六、因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为索取赌债实施非法侵入祖宅、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严惩处。
七、对查获的赌资一律予以收缴，非法所得一律予以追缴。
八、政法干警禁赌不力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赌、护赌的，从严追究法律责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村(社区)干部涉赌的，从严打击，并移送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给予纪律处分和作出组织处理。
九、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检举他人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十、举报涉赌违法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予以奖励。举报电话：110
打击犯罪的通告范文三
为优化我县治安环境，净化社会风气，为“水润安乡、洞庭明珠”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县委、县政府禁赌、禁毒的工作部署，安乡县人民法院、安乡县人民检察院、安乡县公安局决定自2014年8月23日起，在全县范围内依法开展严厉打击涉赌、涉毒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现通告如下：
1、严厉打击抽头放赌、暴力护赌、追逼赌债等违法犯罪活动。
2、严厉打击活动的组织者、庄家、老板、房屋屋主及以赌为业的赌头、赌棍。
3、严厉查处发生在公共场所、宾馆、旅社、茶楼、小区、村居中等地的聚众活动。
4、严厉查处“搬砣子”、“推牌九”、“做皇帝”、电游等违法犯罪行为。
5、严肃查处参与或为活动充当保护伞的
党政机关干部。
6、严厉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犯罪行为和非法持有的违法犯罪行为。
7、严厉打击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原植物的，或者非法买卖、运输、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原植物种子或幼苗的违法犯罪行为。
8、严厉打击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包括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或者容留他人吸食、注射的违法犯罪行为。
9、严厉查处吸食、注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麻古”)、鸦片、吗啡、大麻、可卡因、、氯胺酮()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品、精神药物的违法行为。
10、旅馆、娱乐场所经营业主及从业人员、出租屋业主对在本场所、出租屋内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予以制止，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对发生违法犯罪活动不制止、不报告的，依法追究经营业主、出租屋业主和有关人员责任，对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全县人民要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禁赌禁毒的活动中来，及时将掌握了解的涉赌涉毒线索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对检举、揭发的公民，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保护，并按有关规定对有功人员予以奖励(举报电话：110)。
12、本通告自之日起施行。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3
14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又来到了这里，为这“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带回了弥足珍贵的“出生证”……
神秘之旅一条隐藏秘密的小道
2009年2月26日上午11点，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这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从19世纪发现大熊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西方的“熊猫热”一直持续不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源于140年前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天主教堂发现了大熊猫。
“我们要把大熊猫的‘出生证’放回那里，让世人知道大熊猫是从那里走向世界的。”成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标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两个多小时后，柯高浩、柯文夫妇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领事助理孙雅俊、中国科学院专家何芬奇、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孙前等人的陪同下出现在距离成都200多公里的宝兴县城。
“140年前的今天，戴维也走到了宝兴，但他走了八天时间。”何芬奇正在和胞兄一起翻译《戴维神父传》，对于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2月22日，向穆坪出发。多云的天空偶尔有几缕阳光透过云层。我们早上8点出发，向西走了26英里后……”1869年2月22日，戴维从成都出发，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油榨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三汇场（现名大川镇），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大翁顶，来到了宝兴县盐井乡，随后到了邓池沟教堂，整整走了八天时间。
邓池沟天主教堂又名灵宝神学院，是法国远东教会1839年派人到四川秘密建造的教堂。早在1802年，法国巴黎远东教会的周耶神父就开始在这里传教。1829年，周耶病逝并被安葬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川西天主教区的大本营。1839年，第二任神父德耶在这里广招信徒、弟子，这里便成了灵宝神学院（又称穆坪修院，骆书雅任川北代牧区主教时，又将穆坪修院迁至彭州白鹿领报修院）。戴维是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和轮回。2005年，又一个叫戴维的人（戴维・谢泊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来实地考察、评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一年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此时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也已成为四川雅安市对外开放的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
站在教堂所处的山腰向北望去，依稀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夹金山。教堂的背后有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这里地势险要，是古时川人或马帮进藏和往返成都的必经之路。
戴维走的正是这条小路。
这条今日已荒芜的小路，在西方人眼里成了一条东方的神秘之路，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夹金山大熊猫栖息地便成了“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是猫是熊冰川“活化石”横空出世
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在3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生命中的贵人――法国科学院的汉学家儒莲。儒莲不仅向他介绍了古老而神秘、富于刺激的东方国度――中国，还为他引见了一些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此后，戴维便向往着到中国传教。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被批准到中国传教。从此，他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戴维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中国地域广阔而复杂，自然物种多种多样，驯化历史悠久而辉煌，被西方博物学家称为标本收集的“福地”、生物考察的“天堂”。从16世纪起，西方的生物收集者只要来中国，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数的奇花异草、不尽的珍禽异兽，使西方探险家、搜集者、引种者每每满载而归，为博物学、生物学、分类学的完善和丰富增添了无法忽略的业绩，弥补了不可或缺的记录。
戴维神父是一名学识渊博、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与其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不如说他是一名执著的博物学家。他始终认为，应该寓神学于科学之中，科考也是对上帝的贡献和莫大荣誉。于是，他抱着“探索真理就是认知上帝”的神圣信条来到了中国。
同年，戴维得到清朝政府同意，前往内蒙古考察旅游。在此期间，他收集了不少标本，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把所有标本带回巴黎。凭借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戴维的足迹从内蒙阿拉善到北京南海子，从四川宝兴到福建挂墩，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当属在京南皇家猎苑目睹“四不像”（即麋鹿），在西南丛林遇见大鲵、珙桐、金丝猴、绿尾虹雉……特别是在川藏山地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不期而遇。戴维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考察，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木本植物分布中心、多种农业作物发源中心，特别是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结论，强调了中国生物区系的古老性和丰富性。
1865年，戴维被派往北京传教。在北京周边地区，戴维发现了不少欧洲少见的动植物，于是，他在传教之余采集、整理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动植物标本，并寄回巴黎，爱德华兹教授对此十分满意。不久，法国生物通讯协会吸收戴维为协会会员。这年夏天，戴维前往北京南部考察，在皇家猎苑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物种――“四不像”（即麋鹿），于是将其制成标本带回巴黎。经法国动物学家证实，麋鹿确为世界罕见，博物馆为此发表了戴维的科研论文。
1868年11月，戴维经汉口、沙市、宜昌，进入四川，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在法国外方会传教士范若瑟家中，戴维得到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穆坪有个法国传教点，那里的生物物种极其丰富。一过完元旦，戴维就迫不及待地溯岷江而上，经壁山、隆昌、资中、简阳至成都，在成都的华西坝天主堂稍事休息后，在成都西北的彭县做了短期的标本采集。1869年2月，他起程前往穆坪这个令他成就丰功伟业的地方。
1869年3月11日，戴维记下了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皮的情景：“在我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他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黑白熊”皮。这张皮非常奇特，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食肉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1869年5月4日，“我的猎手们在穆坪东部地区（今宝兴县东河一带）守候了两个星期，为我带来了一只‘黑白熊’和六只仰鼻猴，这只‘黑白熊’特别可爱。”当地的猎手们第一次为戴维捉到了活体“黑白熊”。戴维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为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动物”称体重、量身材、检查健康状况的。这憨态可掬、滑稽可笑的动物使戴维惊喜得不停地“感谢上帝”。新的发现令戴维极度兴奋，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爱德华兹教授，并附上描述“黑白熊”的书面报告。戴维本想将这只活体“黑白熊”送回巴黎，没想到“黑白熊”经不起运送途中的颠簸和气候变化，不幸死于半途，戴维只好将毛皮标本送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关于“黑白熊”的描述报告当年就在博物馆《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报告是这样叙述的：“‘黑白熊’，据我的猎人讲，其体形大，耳短，尾很短，毛较短，四足下有很多毛。颜色为白色，耳朵、眼圈、尾尖和四肢呈黑褐色，前肢黑白部分向肩胛延伸，在背脊上汇合成带状……我刚获得一只幼体，并见过成体的皮，毛色均相同，颜色分布也一致。我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物种呢……在过去的20天里，我雇佣了20名猎人来猎捕这种奇特的熊的成体。”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将这张熊猫皮展出后，无人能识。根据兽皮，人们看到它有一张圆圆的大白脸，眼睛四周有两圈深深的黑斑，像是戴着一副墨镜。于是，有人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皮是假的；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奇异的熊。爱德华兹教授经过对“黑白熊”毛皮和骨骼的仔细研究，发现戴维在物种的判定上出现了错误，“黑白熊”不是戴维所认定的熊属类，而是与小熊猫相似的另一种熊猫。爱德华兹教授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就其外貌而言，大熊猫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系统与后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而与小熊猫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将它命名为‘大熊猫’。”
继发现大熊猫之后，戴维还采到了冰川时代的“植物活化石”珙桐和“昆虫活化石”大卫两栖甲的标本。
戴维离开邓池沟教堂时，他的行囊中是大批动植物标本。当地的传教士帮助他将一箱箱标本走水路经重庆运到上海，再运回巴黎。遗憾的是，这期间正赶上英法战争，一些标本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据戴维自己统计，他一共采集了3000号标本，而实际运抵巴黎的却不足2000号。
大熊猫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西方学者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遥远的东方，果然存在着冰川时代的“动物活化石”！戴维，这个来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传教士，从此让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南这片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
辗转索求一纸“出生证”终于回家
1872年，戴维在中国病倒了。两年后他退休回国，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从此，戴维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1877年，戴维的两卷著作《中国之鸟类》公开出版，书中记载了他发现的772种鸟类，其中有60种前人从没发现、报道过；书中还有200个种类的哺乳动物，经鉴定，其中新的种类有63个。1884~1888年，戴维的又一著作《戴维植物志》公开出版，书中记载有他搜集到的世界罕见的植物品种。他的这两本书，成为后代学者到夹金山科学考察的“探秘宝典”。
2001年11月，在戴维诞辰百年之际，他的故乡――法国埃斯布莱特市亲友团在市长戴海杜的率领下来到宝兴县邓池沟追思先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时任副市长孙前的关注，一位法国市长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四川宝兴邓池沟？一个法国人，跟中国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呢？
2002年11月，孙前带队赴法国访问戴维故乡，并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了宝兴大熊猫标本及相关资料，这正是当年戴维神父从宝兴带回的那只大熊猫标本。孙前详细了解了戴维在中国的神秘之旅，遂萌发了一个念头：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更是世界大熊猫文化的策源地，如果能把当年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这两份文件送到大熊猫首发地的话，将赋予世界自然保护地核心区的夹金山更加厚重的文化符号。
于是，孙前一有机会就辗转游说，四处央求，法国大使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他的努力却没有一点回音。
后来，孙前卸任雅安市副市长，调任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但他求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2008年，孙前求索大熊猫“出生证”的故事感动了中国科学院鸟类研究所专家何芬奇。何芬奇找到了他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柯高浩、柯文博士夫妇。经过他们的努力，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答应将那两份文件送给邓池沟教堂。在戴维发现大熊猫140周年之际，柯氏夫妇从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取得了那两份文件，并接受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专程从法国飞到中国，代表博物馆把大熊猫的“出生证”送到四川省宝兴县邓池沟。
2009年2月27~28日，这批珍贵资料的捐赠仪式分别在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举行。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将戴维神父所寄大熊猫标本致学术界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复制件捐赠给了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4
【摘要】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承担考古教研室的重任达30年之久，培养出一支具有专长，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教师队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为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到处出现基建工程，而基建工程的发展，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兴起。在旧中国，只有少数考古学家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相当数量的考古人员到田野配合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对考古学界提出了培养干部的要求，经过老一辈考古学家的酝酿和讨论，195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由此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兴学科，登上了大学的殿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如此更有利于学科的独立发展。与考古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博物馆事业也在全国各地日渐兴旺，根据需要，北大考古系又扩建为考古文博学院，分设考古系与博物馆学系。任何事业总是逐步发展的，由初创到逐步发展壮大，进而臻于完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达到今天的繁荣、辉煌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几代人的努力。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也说创业维艰，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现在北大考古系已有了庞大的教师队伍，诸多著名考古学家，各门课程的体系与内涵日趋完善，且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科技部门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这是经过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令人钦佩。
回首当年初建考古专业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教师只有阎文儒和宿白二位先生，他们是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过来的，经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商，聘请苏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此苏先生成为考古教研室的第一位主任。苏先生认真负责，他与宿白先生主持教研室的各项工作，如课程设置，设中国考古学课程，以及各不同历史阶段与主要课程相关的辅助课程进行配合，使同学们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例如，为攻读商周考古的同学开设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等，同样，学习秦汉、隋唐时期考古的同学，也有相关的选修课程，如石窟寺、绘画、陶瓷等，使同学们能够得到多方面的相关知识。配合教学还经常组织同学去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通过参观，同学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物有了感性认识，巩固并加深了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和认识。
安排历届田野实习是教研室的一项重要任务。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在考古研究所各工地实习，如洛阳中州路发掘工地、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工地等，都曾有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参加实习。随着师资力量的加强，北大考古教研室也单独承担一个遗址的发掘，并负责完成发掘报告，如洛阳涧西王湾遗址，就是由北大考古专业师生进行发掘的。学生实习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要进行室内整理，利用发掘资料编写实习报告。如此可以对田野发掘、整理、写出报告的全过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为日后从事考古工作奠定基础。关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由于我曾参加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考古训练班，听过中国考古学课程，所以我免修中国考古学，因此在北大本科读书时并未听苏先生授课。我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是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留校任助教。那年秋季，1951级北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大约在11月间，要由田野发掘转入室内整理，编写实习报告，当时是配合基建工程，发掘工作很紧张，队里抽不出人来辅导同学实习，希望北大考古教研室派一同志辅导同学实习，教研室决定派我去，我欣然接受。因为我参加考古训练班学习时，曾在洛阳实习，参加发掘洛阳烧沟战国墓，毕业实习时是在郭宝钧先生指导下调查、试掘，寻找西周“王城”，对洛阳涧东一带比较熟悉。而这次同学实习整理的是当时在洛阳中州路工地发掘出的一部分东周墓葬，有少数是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是战国墓，一般为中小型墓葬，适合同学实习。整理工作是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下进行的，苏先生对整理资料有系统的工作程序，首先依据文化层和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选出保存比较好，又有早晚关系的墓葬，如春秋时期的选出几座，并尽量选出土器物组合不同的，如单一件鬲的，战国墓绝大多数是鼎、豆、壶，另有小部分出鼎、盒、壶。挑选出比较典型的墓葬之后，要求同学自己观察，分析早、晚时期在组合和器形上的变化。苏先生循循善诱，同学们虽然领会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同学都能观察出共同点和不同特点。如同学们注意到一件春秋时期的陶鼎深腹、直耳、无盖，豆体较瘦高，个别墓出土陶鬲；战国时期的鼎腹较浅、耳略外侈、有盖，豆体较矮、腹较肥硕，壶制作多较精致，罕见鬲，战国墓出现鼎、盒、壶的组合尤为同学所关注。通过对墓葬出土陶器组合和器物形制的变化，同学们学到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大家都说，这个阶段学到不少知识，初步掌握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5
此后，萧子升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等职务，可谓红极一时。但是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宫盗宝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本文通过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为这一冤案中的萧子升昭雪。
北京故宫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建筑群，在580多年的历史中，它以无与伦比的雄伟壮观以及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而蜚声海内外。故宫又称做“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代又一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又一段的屈辱与抗争。
故宫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毫不夸张地说，它收藏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里面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令人流连忘返，当然也令一些非法之徒垂涎三尺。因此，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到新中国时期，都屡次发生过和故宫有关的盗宝案，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32年8月，前后历时16年的易培基、李宗侗监守自盗的“故宫盗宝案”了。
萧子升(1894-1976)，名瑜，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蔡和森同为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得意门生，1918年与共同创立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
后来，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1934年担任北平农事试验场长，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病逝。
故宫与萧子升，这两条看似永远不会有交叉点的并行线，却随着1932年8月发生的“故宫盗宝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萧子升会与如此惊天大案扯上关系呢?他究竟是遭人诬陷还是监守自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起“故宫盗宝案”的来龙去脉。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6月18日，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以病不克北上，于是电请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子升)、吴瀛代办。此后不久，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子升是该院的秘书长。另外一种说法是，萧子升因与易培基的师友关系，在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通过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尽管职务有所不同，但萧子升的确在故宫担任了职务，而且毋庸置疑地是，他和易培基关系亲密，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时，故宫在旁人看起来可能是财富宝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3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经费一直是令易培基头疼的问题。为了弥补院里开支，易培基无奈之下，决定处理一批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包括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绸缎等类物品。这从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中所介绍的一份《故宫博物院处分金砂、银锭、食品临时监察会规则》中得到了印证。
可是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了。1932年8月29日，在处理完3次遗留物品后，有人控告易培基侵占、盗卖古物，从而拉开了整个“故宫盗宝案”的序幕。1933年1月9日，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辩，针对指控一一反驳，并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提出反诉。
《申报》记载如下：“张崔振华(张继夫人)告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一案，兹悉易氏于昨日上呈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司法部，控告张崔振华及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通同舞弊。”
1933年10月22日，易培基再次呈行政院、司法行政部，请依法罢免郑职，归案讯办。
关于案件的具体环节以及易培基、李宗侗与张继夫妇的怨仇，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详加阐述。萧子升正式与“故宫盗宝案”发生联系，是在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以“侵占、伪造、背信、妨碍公务”等罪名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而萧子升也出现在了这份公诉名单中。
根据《申报》1934年11月5日转载的书记载，萧子升被的具体原因，书作了如下阐述：“又同年易培基充任农矿部长，浮报农业试验场民国十八年六月份维持费一千五百元……又共同北平档案管理处萧瑜，浮报该处民国十七年三个月垫借经费一千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一分。及共同正定棉业试验场场长崔燮邦及萧瑜，浮报该场维持费一百二十元均分吞没。”
由以上事实中，我们似乎看不出萧瑜与“故宫盗宝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的罪行属于贪污公款。
可是，1934年10月29日的《申报》上，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萧瑜与故宫宝物的关联。这一天《申报》报道的标题是“萧瑜私运古物案”，具体内容包括“前农矿次长萧瑜夫妇私运古物十箱，被法海关发觉扣留，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由外交部令法公使馆详细查复外，行政院并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予查办，该会日内将开会议，讨论此案。”
在1934年10月24日《大公报》上，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曾任农矿次长平大农学院院长兼差炫赫一时的萧瑜夫妇，竟有盗运古物百箱，在法境马赛被扣之说。”
前后3次报道，出入却是如此之大，书中萧瑜的罪行是贪污公款，且罪犯只有他一人；而在《申报》、《大公报》上，萧瑜的罪行则变成了“盗卖故宫文物”，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同案犯。而且，这两家报纸所报道的具体盗卖古物数量差距很大，《申报》说的是私运古物十箱，在《大公报》上则变成了盗运古物百箱，数字出入巨大，不由得使人怀疑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所谓萧瑜参与“故宫盗宝案”，当时就是“莫须有”的，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针对“盗窃故宫宝物”这一严厉指控，萧子升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于是1934年12月21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萧瑜启事》正式为自己辩白，其主要意思是“本人奉命出国考察农业，到欧已将一载，如马赛所传属实，亦或故宫古物果有丝毫非法牵涉之处，均愿受严重处罚”。
调查方特意打了电报去问驻法的顾大使，顾少川(顾维钧)来电说查无其事。他们不信，又派了法官亲身到马赛，结果还是没有。当时，萧瑜前往法国结婚，做了旅法华侨，并未回国。按照国际惯例，本国人在本国犯法逃往外国，
只要不是政治犯，政府可以引渡回国。萧瑜如果真的偷运宝物，被法国海关扣留，为何不商请外交部照会法国政府，引渡萧瑜回国依法惩办?由此可知，关于萧瑜盗宝纯属无中生有之诬陷，并没有真凭实据。
易培基为了不连累萧瑜，在给吴景洲的一封信中再次重申：“马赛事本欲冤不佞，及法使电复绝无事，不知何事累及吾友(指萧瑜)。”经过了几方印证，才最终使萧子升与“故宫盗宝案”摆脱了干系。
可即便如此，“故宫盗宝案”还是对萧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由于原告一方不断扩大虚假情节，积非成是，萧瑜家乡不明真相者亦谣传“萧子升偷故宫‘金鸭婆’逃往法国”，他因此被迫流落法国、瑞士。从此之后，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
直至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所谓的“故宫盗宝案”。1957年8月，萧子升在迟暮之年立下遗嘱，表明了他对“故宫盗宝案”要彻底昭白天下的强烈愿望。遗嘱中说：“现在将些相片慎重寄于你们，望你们过细一看，慎重保存，我等个时机要将它影印出来，四处分送，使世人明白真相。万一我去世了，你们务必在我去世之后，赶快将它影印出来，到处传布。你们只管在国内外不断的邮寄与报馆、学校、当局、时人。”“这是你们所最应该做、最高兴做的事情了。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悲伤，只做此事认为痛快；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做别的追悼，只做此事便是最有价值的追悼……以后你们每年要纪念我、追悼我，最好就加印加邮一次，你们对我及孝隐夫人的孝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崔振华已死，你们更可公开的大做了，并可将我的题跋也影印出来，一同寄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遗嘱!”
由此可见，“故宫盗宝案”对萧子升的一生产生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萧子升终于得到昭雪。1999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述盗宝案作了甄别，并已确认是一场冤案。”
这个65年之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萧子升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但历史终究给出了公正的答案。
当我们回过头来，从头研究这起“故宫盗宝案”时，总会有一种疑惑，为什么当时已经和“故宫盗宝案”脱离干系的萧子升，却被这起无中生有的案件困扰了一生，甚至直到今天，海内外还有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和“故宫盗宝案”联系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起“故宫盗宝案件”前后历时16年，牵扯人物众多，既有易培基、李宗侗这些故宫的管理者，也有张继夫妇这样的民国名流，因此影响巨大，而萧子升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位参与者，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故宫这一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必然会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因而发生在故宫里的盗宝案也会格外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教书，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这二者的结合也会引发人们的无限猜想。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6
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此前，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被女主播揭发的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
而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现任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曾佩戴多块名表。12月5日，甘肃省纪委相关人士称“已在核实相关情况”。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反腐一动，倒下一片。
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旦空投进庞大诡秘、纷繁芜杂的微博世界，其产生蝴蝶效应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那么，围观反腐这种急剧的发酵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
围观就是力量
“小号”的逆袭
今年8月，“中山纪检监察”接到线索，时任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的梁国影，篡改儿子公务员考试成绩，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造成恶劣影响。很快，“中山纪检监察”通过微博信息，将对举报信息展开调查，并通过微博同步相关进展，赢得了网友的一片叫好声。
据中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君能介绍，中山市纪委接到举报后，次日就成立“8·01”专案组展开调查。一周内，“中山纪检监察”官方微博先后4次案件进展，获得了网友的一致肯定。
“目前看来，微博最重要的功能是收集线索。”据广东省中山市纪委工作人员张元（化名）介绍说，第一条线索来源于“私信”，“有人发私信给我们，透露重要信息。”在此之后，“‘私信’数量越来越多，案件的证据、细节也愈加丰富，大量‘私信’来源于不同的微博，都是‘小号’。”
“小号”通常指微博用户中新注册者，“关注”、“粉丝”量都不大。张元推测，可能有人匿名注册了多个账号，发送不同的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吧，以免暴露身份，引发麻烦，遭到报复。”
同时，重要信息被多个“小号”编辑成微博发出，并得到了上千次转发，事件很快得到众多网友和有影响力的“大V”们（比较有影响力的实名认证微博）的关注。“事件一旦扩大，信息源就会迅速增多。”张元说，很快，多个微博都通过“私信”和“@”的方式向“中山纪检监察”提供线索。“其中有事件的知情者，也有被检举者的相关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和相关事件的信息，事件查处相较于普通案件而言容易很多，因为证据多、线索多、信息多。”
在处理过的多个检举事件中，该事件被张元评价为“线索最多，证据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快，效果最显著的案件。”当然，一切都要归功于微博平台。“它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成为检举者和推动者。”
公检法如何处理微博举报？
公检法机构开通微博是一次遍地开花的“基层革命”。
《2012年度新浪政法微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数量达17550个，其中政法机构官方微博11450个，公职人员微博6100个。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核心力量集中在基层，县处级以下基层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占全国政法微博的86%，是政法微博组成的主体。同时，厅局级政法微博尤其是机构微博，数量虽少，但综合影响力更大。
“基层机构和官员本来就人数众多，处于行政金字塔的底层，另外，基层机构更便于尝试，是体制改革中较为轻松的一环。”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评价说。
在地域分布上，政法微博已覆盖全国，据新浪微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底，政法微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依次为河南、江苏、山东、福建、浙江，五省总数占全国政法微博总数的49%。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12年腾讯政务微博报告》显示，在腾讯平台上，共有45030个党政机构微博，25054个党政官员微博，总计70084个政务微博。政务微博总数超过3000家的地区共有7个，其中浙江以5639个位居第一。
“‘政务微博地图’显示，江浙沿海地区微博比较活跃，与之对应的网络舆论也较为发达，这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喜的是，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微博发展迅猛，政务微博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在腾讯十大检察系统机构微博排行榜中，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以230791的听众数和19300的微博数位居榜首，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开通微博一是为了宣传自己；二是为了司法公开；三是希望形成窗口和平台，聚集各级检察院的力量；四是看重微博的时效性，更好地联系政府机构与民众的关系。
开通之初，赵安金也怀有顾虑。“之前媒体和民众对于个别案件，如躲猫猫、少女事件的过度炒作使司法机关承受了一定压力，开通微博后言论更开放了，我们害怕不仅没有形成正面效果，反而影响监察部门形象。另外，很多领导对微博不了解，认为它是妖言惑众的地方，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当宣传处提出开通微博的设想后，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复。赵安金认为：“未来微博举报会成为比电话举报、文字举报更重要、快捷的举报方式。”
如今，该官方微博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运营管理。“对外就我一个人，但我们也有拍照、收集资料的人员，都是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是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赵安金介绍说，微博的主要内容包括惠民政策监督、鼓励民众建言献策、提供法律咨询等。
据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的信息后，“第一步，我们会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会批示，并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我认为微博的主要功能还是提供线索，然后由专职部门调查取证。”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检察院调查后发现构成犯罪，直接处理、立案、交予法院，如果不构成犯罪，交回纪检监察部门做行政处理。”
爆料与“人肉”，狂欢与阴谋
并非每一条举报微博都能迅速地被有关部门发现、甄别和处理，更多的举报都被扔在这个大酱缸里，任其发酵。爆料层出不穷，参与“人肉”（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机器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的网络社区活动）的网友乐此不疲。反腐狂欢背后，阴谋论盛行。
微博举报：更廉价、更方便、更安全
今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任职的周文彬还并不清楚什么是微博，但很快，在听从了网友的建议后，他开通微博，并以“自首式举报”的方式直播参与单位贪污行贿的全过程。他没有想到，他自此成为“中国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
“我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周文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核裂变式的群体“围观效应”迅速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喆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抓人：被选择与被鉴定的
“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戴表了，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还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张振良表示，很多官员都表示不会开微博，也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今年8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车祸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被网友称为“微笑局长”并引发声讨。随后，杨达才在各种公开场合佩戴的名表成为网友的“鉴定”对象，被网友估价逾30万元，舆论压力之下，杨达才参与新浪“微访谈”，解释出处，但被认为撒谎。之后，杨达才的眼镜、皮带、西服都被一一“鉴定”，并被网友质疑财产来源。
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我认为这件事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下称“花总”）的网友是这件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是最权威的“鉴表专家”，还是在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轰动一时的“表哥事件”并没有给同样反腐的周文彬带来信心，相反，他并不认同此事，“这不是平民反腐的典型案例，是网络推手和团队炒作的结果。”
“花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没有团队，更不是推手，我只是寻找线索，引发思考。”这个拥有13万粉丝的神秘幕后推手被网友封为“民间反腐斗士”。但他说，“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
“花总”认为，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
“花总”介绍说：“我曾公布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微博应该是补充”
“表哥”事件后，“表嫂”、“表叔”层出不穷，在很多民间反腐人士看来，推动针对官员的“鉴表活动”是反腐的“好角度”，但“花总”却认为，“必须重申理性价值，戴表和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鉴定’只是手段，如果浮于表面，官员都不戴表了，反而增加反腐难度。”“花总”分析说，“这个事情的七寸在于官员说谎，最大的七寸在于财产不公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微博作为公开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应该是补充。”
“花总”认为，网络反腐狂欢和阴谋论的盛行缘于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先入为主的想象，认为名表就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官民互信的根基处在悬崖边上，‘鉴定’和舆论压力是民众不满情绪长期压抑的出口。”
“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他希望借此建立官民沟通的空间，建立反腐秩序和程序。‘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
微博审判下的谣言与暴力
微博反腐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往往带来负面效应。“最大的问题是‘人肉’，这是违法的，侵犯个人隐私，造成伤害，民众非常容易做有罪批评，这是非常不理性的。”
叶青也认为，“‘人肉’违法，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边界？都是很模糊的，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反腐。”
但“花总”反驳说：“‘人肉’并没有违法嫌疑，‘人肉’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上的公开信息进行搜索和整合，不是翻家里的保险柜。”例如“表哥”事件，杨达才所有佩戴手表的照片都来自于在公开场合的照片和视频截图。
微博为反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但是它所具有的匿名性，也很可能会使传播的信息不实，有的甚至是谣言。
“很多举报信息只是道听途说，但在收到信息后，我们依然要展开调查，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赵安金表示。
“举报真实有效，对举报人有奖励吗？举报虚假，造成伤害，对举报人有惩戒吗？”叶青认为，虚假举报信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难以消除，在网络情绪化浪潮下，辟谣和澄清常被视为“被和谐”效果，很难实现纠偏作用。
微博所提供的平台“人人都可以发言”，但也正因为如此，媒介作为“把关人”的作用大大削弱。“新浪有举报机制，但显然比较滞后，难以消解谣言所带来的伤害和负面作用，由于公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悲观和失望情绪，‘阴谋论’显然更有市场，新浪背了很多黑锅。”“花总”说。
“微博反腐的独家性是不被倡导的，应该广开言路。”腾讯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方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作为微博运营平台，腾讯也会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但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我们都会顶住压力，公开信息。”
利用舆论干扰司法，会形成另一种“网络舆情审判”。“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曾为杨达才声援，肯定他的一些工作业绩，这是很合理的，你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以偏概全。”叶青认为，很多官员“躺着中枪”，微博放大了部分官员的不足和缺点，导致场面无法收拾。
“花总”的理想是，“政府正确认识、重视民众的知情权，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促进廉洁奉公，在制度上形成更为完善的反腐机制，提倡民众的拥护和配合，官民拥有平等的对话空间，双方良性互动。”
“表哥事件”后，“花总”在微博标签上写上了“不鉴表”，他不希望被网络狂欢冲昏了头脑，他只是希望，能“理性地推动进步”。
官方微博反腐还需顶层设计
“官方开通微博进行反腐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官方和民间的接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民间舆论是对腐败调查的公开推动，其作用大于线索提供，是反腐工作的重要推进器。”叶青说。
如今，微博反腐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行业或反腐地域命名，如“地产反腐”、“医药反腐”、“河南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老干部”、“反腐工作室”、“反腐联盟”等。
2012年7月，186个实名认证的北京市检察官微博在新浪微博悄然上线，形成了以检察官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为主的“北京检察模式”。同时，河南省市县三级共183个法院通过新浪微博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了全天接访，并直播接访情况，开创接待新方式，开辟了以省市县三级法院联动为特色的“豫法阳光模式”。
“微博反腐已经形成规模，形成阵营，成为一股浪潮，将官方和民众都裹挟其中。”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同时指出，“形式的变化并非根本性的改善，真正的问题在于纪检部门如何对待举报线索，如何落实处理，能把已知的问题和线索调查解决好。”
“花总”则认为：“官方开通微博更多的意义是普法教育和宣传倡导作用。毕竟中纪委没有开设官方微博。”在他看来，官方微博还停留在学习运用的阶段，离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官方微博作用的发挥一定是缓慢的，因为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和布局，体制决定了这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尝试。”
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建议，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把微博反映的情况进行多平台整合，从而扩大微博反腐的影响力，以实质性的效果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需要设立明确有效的微博反腐制度规范，起到启发引导群众，推动国家政务公开和廉政建设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层面，将一些弹性的规则变成硬性成文的微博反腐法律法规。”李满春指出，必须从法律上对个人和政府微博进行规制，防止出现一些滥用微博打击报复的现象，同时防止一些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面对微博线索的时候，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
微博反腐“门事件”
“调情门”——2011年6月，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错把微博当做私密聊天工具，与女子大肆调情，并透露行贿受贿信息，引发网友围观，溧阳市委常委会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将此人停职检查并取消其党代会代表资格。
“艳照门”——2011年7月，一条题为“捡到U盘，疑似昆明发改委官员艳照视频”的微博被疯狂转发，随后，昆明市发改委确认“艳照门”主角为昆明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并展开立案调查，成建军被撤职。一个月后，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同陷“艳照门”，后被停职。
“情妇门”——2011年8月，浙江省开化县国土局副局长朱小红被免职，起因是妻子林菁微博举报其、供养情妇，资金来源主要是受贿，衢州市国土局纪委对其展开立案调查。
“炫富门”——2012年3月，天津市西青区副区长李治阳被调查，起因是其女李颖在微博上诸多奢侈品照片，并被网友搜出“跨分数转校”、“免试特招进国土分局”等，李颖被称为官二代“坑她爹”的代表。
“表哥门”——2012年8月，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引发网友不满。随后，网友“人肉”杨达才，“搜”出5块名表，总价数十万元。杨达才因此被戏称为“表哥”，后被撤职。
“房叔门”——2012年10月，天涯网友曝光广州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的帖子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经调查后，番禺区政府微博称，蔡彬瞒报房产，已对其停职。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7
日前，福建摄影家朱庆福与台湾艺人林志颖的著作权侵权纠纷引起网友关注。
一张pS图片引发的索赔案
1992年，朱庆福创作完成此次被侵权的摄影作品《中华男儿》，作品展现了我国侦察兵的真实面貌，并于1997年获得第十八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实现了福建在国展中奖牌零的突破。
2013年8月25日，林志颖为庆祝其微博粉丝达到2100万，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了篡改后的《中华男儿》图片，将照片中左起第三名战士的头像换成自己的头像，并对作品进行裁剪，配以文字：“2100万粉丝礼物提前来！光头的我造型还是可以的”。该微博被大量转载、评论，相关媒体也争相进行报道。
为维护自己对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朱庆福于2016年11月3日委托北京炜衡（厦门）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材料。
2017年2月16日，林志颖微博声明称：“4年前，看到网络上一张广泛流传的我的光头pS照，觉得p得很有趣就发了微博跟大家分享”，在此基础上向权利人道歉，并且“已由律师向权利人转达歉意并主动提出赔偿意向”。
本刊独家专访朱庆福：为原创作品正名
在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朱庆福表示：“林志颖的行为致使该作品被严重娱乐化、作品表达的创作思想遭到严重曲解，与作者透过原作品想要表达的民族气节、民族精神的严肃主题背道而驰，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正是他状告林志颖的原因。
谈起《中华男儿》的创作经历，朱庆福说，他曾在部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92年，他在某侦察兵训练营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时，被军人爱国主义情怀所感染，拍摄了一系列与部队、战士有关的摄影作品。该作品主要展示我国侦察兵的真实面貌，充分反映中华民族的气节与民族精神。作品于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的特殊年份里，从3.5万多幅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十八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金奖。另外，该作品还于1999年获文化部全国第八届“群星奖”优秀奖。“这幅作品，对于个人而言，意义非凡。”朱庆福感慨道。
2016年11月3日，朱庆福将材料递交至法院后，案件即进入诉前调解。经过数月的法院居中调解，但“都不曾收到林志颖的任何致歉”。朱庆福表示，甚至2017年2月15日法院转达林志颖的调解意向时还告知，林志颖先生不同意公开致歉，仅愿以书面、非公开的方式道歉。
2017年2月15日北京市海淀^人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通报了案件情况。2017年2月16日林志颖在新浪微博了前文所述的致歉声明。对于林志颖方面的反馈，朱庆福认为，“该声明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危机公关”。他表示更愿意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判决，以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为何索赔110万？“我不是为了钱”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8
一、所简况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1月，所址广州，是我国规模的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之一，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序列单位。现有职工609人，研究员84人，博士生导师99人，1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名，973首席科学家3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名，青年2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5名。拥有海洋科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35人。
设有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边缘海地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热带海洋生物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海洋微生物研究中心、广东省海洋药物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应用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深海观测开放实验室和南海深海过程联合实验室。
拥有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亚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湛江海洋经济动物实验站、汕头海洋植物实验站和西沙、南沙深海海洋环境观测站；有“实验1”号、“实验2”号和“实验3”号三艘大型海洋科学考察船；以及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和信息中心。
目前，英语一共有海洋生物学、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学、海洋化学、环境科学等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环境工程、生物工程、地质工程3个工程硕士培养点。现有在学研究生294人，其士研究生131人，硕士研究生163人。生活条件和科研、学习环境优越；助学金及研究津贴优厚。热忱欢迎有志于海洋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年学子报考。
二、培养目标
我所招收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爱国守法，在本学科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及相关工作的能力，能在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等方面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报考条件及要求
（一）需满足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考生的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已获得国家承认的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能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硕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
其中硕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是指：
①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士学位满6年（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达到与硕士学位同等学力；
②国家承认学历的硕士研究生结业生（报名时已取得结业证书）；
③报名时已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但尚未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研究所或院系规定的体检要求。
5．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定向培养的考生年龄不限。
6．有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副教授以上职称专家（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二）同等学力人员报考，除符合上述有关要求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已取得报考专业6门以上硕士研究生主干课程的合格成绩（由教务部门出具成绩证明或成绩通知单）。
2．已在公开出版的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论文2篇(第一作者)；或获得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为主要完成人）；或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三）三年学制的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最迟须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两年学制或两年半学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需取得硕士学位后方可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必须取得硕士学位后方可报考。
（四）下列情况的考生报考时须征得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单位的同意：
1．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
2．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硕士生，现正在履行合同服务期的在职人员考生。
3．拟报考定向培养的考生。
（五）我所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全部为国家计划内全日制脱产学习博士生。有特殊原因不能保证全脱产学习的考生，应在报考和复试时向研究生部和导师说明。
（六）现役军人考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报考手续。
四、报名时间、方式及报名手续
1．网上报名时间:
秋季入学博士生网报时间：2013年12月10日-2014年2月10日。
2．网上报名方式：
请考生登陆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admission.ucas.ac.cn）,点击“博士报名”，网上报名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我所网站发出的“网报公告”，凡未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网上报名成功后，报考“普通招考”类别的考生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我所提交“网报公告”要求的书面材料。
4．我所对考生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查后，向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在复试阶段将对报考资格进行复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5．我所春季只招收硕博连读生，秋季招收公开招考的博士生。
五、普通招考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
1．考试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
2．初试的笔试科目为：政治理论课（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和应届硕士毕业生可以免试）、外国语（语种以各单位公布的专业目录为准，听力测试在复试中进行）和不少于两门的业务课，每门科目的考试时间为3小时，满分为100分。政治理论课、外国语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统一命题，业务课由研究所命题。
3．初试时间
秋季入学招生考试：外国语：2014年3月22日上午8:30-11:30；政治理论：2014年3月23日下午2:00-5:00。业务课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4．复试的时间、内容和方式等情况以复试通知为准。
5．同等学力考生除了必须参加政治理论课笔试外（在初试时进行），还必须加试所报考专业的两门硕士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闭卷笔试，每门加试科目考试时间为3小时，满分为100分。加试的科目及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体格检查
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号）以及《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要求进行。新生入学后需进行体检复查。
七、其他
1．考生因报考研究生与原所在单位或委培、定向及服务合同单位产生的纠纷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使得我所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我所不承担责任。
2．本简章如有与国家新出台的招生政策不符的，以新政策为准。
单位代码：80069
邮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164号新办公楼808a
邮编：510301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联系人：李丹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9
他是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曾任汪伪中央常委兼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
他就是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林柏生。
1946年5月,最终没能逃脱正义审判的林柏生被判处死刑,于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刊载“艳电”留骂名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侵华日军也已成全面溃败之势,其傀儡汪伪政权亦岌岌可危。11月10日,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更让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但即便临此危境,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仍不放过任何争权夺利的机会,依然在尔虞我诈地进行着明争暗斗。
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陈、周两人,遂一个以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他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三年后因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罢课活动,被校方开除,后于执信中学担任训育主任。1924年,林柏生弃教从政,经执信中学校长曾醒的推荐,担任驰骋当时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当时以“左派”人物自居的支持下,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直至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12月,林柏生还曾随去法国游历,创办《留欧通讯》(后改为《欧美通讯》),当时一伙正鼓吹重新改组,被称为“改组派”,林柏生是骨干成员之一。翌年5月,林柏生提出应建成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既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的主张,深得的赞赏。1929年冬,其又奉汪命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创办《南华日报》,他自己担任社长。1932年,林柏生再奉汪命于上海创办《中华日报》,次年起担任政府立法委员,直至1937年《中华日报》因缺乏资金停刊,林柏生在的授意下前往香港主持《南华日报》。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遂成为汪的亲信,深得汪的赏识。而林也投桃报李,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便成为“改组派”的骨干之一,大力宣传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蓝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顾孟余虽看不起,但见此稿仍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则力主发出。而对忠贞不贰的林柏生却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随后,林柏生便以醒目的标题在1938年12月29日的《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此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汪伪政权“一支笔”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对的汉奸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林柏生的卖国行为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极度愤恨,1939年1月17日,两名军统特务就曾在香港大街上袭击林柏生,用铁棍猛击其头部,使其当场昏死过去,后经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林柏生因此双眼几乎失明,但通过力主发表“艳电”与被刺这两件事,使得他在眼里身价倍增。不久,在河内论功行赏,林柏生同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等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五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六大”上,作为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林柏生在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内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的知遇之恩,林柏生刚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而林柏生自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徕大群之徒,替其摇旗呐喊。稍后病死于日本,他又如丧考妣似的,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被派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当时汪伪安徽省政府设在蚌埠国富街,林柏生的官邸在唐园(唐少侯家花园),二者相距不到一百米。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曾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头头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
亡命日本遭遣返
随着全国形势的不断变化,时间到了1945年8月中上旬,也即日本投降前数日,林柏生奉陈公博密召赴宁,伪省府一切事宜交由秘书长范谔代管。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又匆匆由宁返蚌,向范谔面授伪省府善后有关事宜。
翌日清晨,天刚拂晓,范谔以代省长名义,召集伪省府各厅、处全体人员听候训话。上午10点,仅到各厅、处科长以下职员不足百人。范谔面带愁容,结结巴巴地说:“林省长昨夜带病匆匆返蚌,今仍不能起床,嘱我转告诸位,时局急转直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等应本平日之精神,每日按时上班,安心工作,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一切善后问题,我当负其全责。希望各位同人不但要全始全终,办好交代,更应爱护公物,看好物资,戴罪立功,听候处理。”但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就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皆作鸟兽散。
而“带病不能起床”的林柏生则早已于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的“关金”,乘着朦胧的月色,仓皇出走至南京,以观动静,打探消息,为自己寻找退路。不久,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17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林柏生等与会,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五年四个月的汪伪傀儡政权随即宣告寿终正寝。
南京伪国民政府解散后,陈公博找到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要求去日本避难。今井武夫向冈村宁次报告,日军总司令部与东京联系后决定让陈等亡命日本。林柏生得知后,为求得活命,免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便送重金于陈公博,换来8月25日与其乘日机秘密飞往日本的逃命机会。当时飞机为节省燃料,除留下一只坐椅给陈外,其余一律拆除,林柏生等人便只能站着或者蹲在飞机上出行,分外难受。飞机冒险直飞日本京都,但由于风向关系,后来不得不在日本山阴的米子机场降落。日本外务省遂决定将陈公博、林柏生一行秘密安置在京都的金阁寺内。但不久陈公博、林柏生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就这样,林柏生等一行七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被何应钦派的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百般狡辩亦枉然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提起公诉,列举了林柏生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已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写了《申诉书》,表示将对检察官的予以说明。
不愧为的心腹,林柏生身处牢狱时仍不忘在《申诉书》中对大加赞扬,说什么“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二十七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的卖国投敌罪行进行掩饰和美化,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在《申诉书》中,林柏生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行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这个汪伪政权的吹鼓手、人称“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更加嚣张,又呈送了一份五千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
5月31日上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攒动,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整,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审判长先是问林柏生,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林柏生略显有些激动:“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后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行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稍喘了一口气,林柏生继续说道:“再说到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林柏生以种种诡辩妄图洗清他的汉奸罪行,可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录音唱片后,旁听民众对其卑鄙、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对于法庭指责他的三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的行为,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并以其先前写就的《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来百般狡辩。
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其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等罪证一百零九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林柏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反抗本国行为的凿凿罪证。林柏生眼见无法再抵赖,便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公审才结束,林柏生在法警押解下,蹒跚地退出法庭。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后,林柏生的老婆徐莹经过紧急策划,亲自向法院提出,声明自己有“足以影响判决之重要证据漏未审酌,有利于被告之事实不及衡量”,因此要求“付诸再审”。8月19日,她呈上了《补陈再审理由之请状》,洋洋万言,并附李品仙等大员所开具的证明、函电等数件。
事关重大,高等法院立即进行复核,但结果却证实徐莹所提出的再审理由以及其所谓的“新证据”,一些是敷衍人事,不能采信的;一些与量刑重轻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调查审酌的必要。鉴于此,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原判确定委无遗漏,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予以驳回。”林柏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等率领一批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后院的刑场。随后,林柏生被两名法警押来,检察官陈绳祖当面向其宣布: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林柏生对死虽然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闻及此仍不免伤感。临近死亡,他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珍贵。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使他浑身颤抖,语无伦次地回答道:“好的。”
检察官最后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博物院考察报告篇10
1933年11月，23岁的乔治?海德姆来到上海，那时他刚刚从瑞士日内瓦医学院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美籍黎巴嫩人，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有“水牛城”之称的纽约州布法罗市。
来到上海后，海德姆开始研究当时流行的“东方热带病”，先是在上海广慈医院和美國同仁医院工作，后来自己开设了一家诊所。本希望他回美國工作的父母在知道他到中國时，就提出了疑问：“中國那么远，你何时才能回来?”然而，海德姆一踏上中國的土地，看到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后，就决定留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人。
海德姆与在公共租界担任工厂督察的新西兰朋友艾黎一起，走进几十家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接触底层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后，海德姆体会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在上海，他看到了國民党在虹桥机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他从史沫特菜那里阅读了《中國红军在前进》一书，知道了江西苏区的消息，知道了中國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新生活。史沫特莱告诉他，仅仅靠行医救死扶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國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社会，使广大劳苦大众都能得到医疗照顾”。从此，海德姆一边行医看病，一边开始像史沫特莱一样拿起笔来报道中國。海德姆开始从一个同情者变成一个革命者。
当海德姆主动向艾黎提出要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服务的时候，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这样，他的诊所就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经常接待一些特殊的“病人”。他的私人汽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了地下党流动的联络站。与共产党的接触，令海德姆更加向往苏区。
1936年夏的一天，海德姆接到了宋庆龄的一封信，说请他当晚一定要去她那儿一趟。晚上，海德姆如约来到宋庆龄处。一进门，宋庆龄就紧握着他的手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宋庆龄告诉海德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发来密电，嘱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调查，了解他们的抗日主张和战斗生活。经过协商，中共中央同意你和另外一位美國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去。”说罢，宋庆龄对他们的这次陕北之行作了具体安排。就这样，海德姆和斯诺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开始了冒险之旅。
海德姆的箱子里，有宋庆龄捎给红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藏有第三國际关于发展统一战线的文件，还有鲁迅捎给的一根金华火腿。
在西安，海德姆和斯诺与一位自称“王牧师”的人接头。这个“王牧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三天后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王牧师”和红军联络员刘鼎护送斯诺和海德姆乘东北军的军车离开西安。小车在公路上疾驰，最后在郊外的一个路口停了下来，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军用大卡车停在前面。
经过几天的颠簸，海德姆、斯诺赶到安塞县白家坪陕北红军前敌指挥部。7月9日，接见了他们，并给他们拟订了一张考察日程表。说：“我们知道，你们对中國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到苏区来访问。”随后，海德姆和斯诺就带着一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草图，骑上马到保安县(今志丹县)见去了。
陕北的“万能博士”和“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1936年7月15日晚上9点，和斯诺开始了第一次谈话。海德姆也一起参加了会见。
说：
“通过國民党十万大军的封锁，你们冒着风险来到这里，我们热烈欢迎啊!宋庆龄先生来信说，你们对中國人民友好，同情中國革命，我们相信你们会如实地报道、反映我们的情况。你们可以到苏区的任何地方去考察采访，不受任何限制，我们会尽全力给你们方便的。海德姆博士医术很高，我们这里医疗卫生条件差，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提出真实的建议和批评意见。”
接着说：“请你——海德姆博士，重点要到我们每个医院去看看，希望你能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另外，我们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一下，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通过一个星期的采访和考察，陕北军民在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充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令海德姆觉得这里好像是中國大地上生长的另一片新大陆，是一个新的世界。
通过与的会见，海德姆进一步了解了中國革命的过去、现状和将来的趋势以及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张。接着，海德姆和斯诺按照的意见，前往甘肃、宁夏前线采访考察，访问西征前线的红军将士。在那里，他见到了、徐海东等许多著名将领，从他们那里不仅知道了这些风云人物身经百战的传奇经历，而且看到了红军士兵乐观向上的战斗精神。
一个月后，海德姆告诉斯诺：“红军完全改变了我对中國的认识。我真的爱上这群‘土匪’了。有时我甚至觉得要做这样一个‘土匪’，很有意义，他们或许是改变中國的真正力量。”
1936年9月底，海德姆和斯诺回到保安，住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招待所里。一天，他们又谈起了在前线考察采访的感受。
斯诺说：“乔治，我这次到红军前线，看到的和听到的，与南京政府所宣传的简直是两个世界。”
“埃德，你说得对，我也有同感。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很差，但他们有惊人的毅力和耐力，他们是在用精神力量作斗争。”海德姆说。
“现在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我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國名人录》了。”
“埃德，我有一种预感，你的书会震惊整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