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考察报告篇1
每年的金秋九月，我院的书法班都会由老师带队外出考察，这是书法班的传统，也是每位同学增长见识，提高个人素质的好机会！我们会继承这个传统，将书法艺术发光发热！
具体考察：
第一站：襄樊
地点：米公祠
9月6日，我们师生22人在湛江火车站乘坐1474次列车向湖北襄樊首站出发。我们坐了28个小时的绿皮硬座火车，条件相当艰苦，对大多数没有坐过火车的同学来说可是一次考验！尽管路途艰辛，但也阻止不了我们的步伐！我们住宿是火车站旁廉价的招待所，吃的是便宜菜饭，买的是团体票，出门坐公车！同学们一路高歌，互相帮助与配合，一切都那么和谐愉快！
9月8号我们参观了著名的米公祠！
米芾，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字元章，号襄阳居士。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米公祠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南汉水之滨的米公祠，原名米家庵，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祠内亭台廊榭错落有致，五百年银杏巍峨参天。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遗墨石刻100多块，其书法艺术韵味生动，炉火纯青。米公祠可谓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
第二站：西安
地点：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秦始皇兵马俑、西安博物院等地
9月8日晚我们从襄樊火车站乘坐K628班次火车去往西安。9月9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西安，在西安美术学院附近找了旅馆安顿！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多、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9月10日，我们一早出发，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陕西西安的一座部级综合性历史类大型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殿堂，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形成了陕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集中珍藏陕西地区出土的珍贵文物37万余件。
9月11日，参观碑林。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其创始者为北宋名臣吕大忠（陕西蓝田人），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碑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石刻的集中点之一，也是历代名家书法艺术荟萃之地。“碑林”由于碑林丛立如林，蔚为壮观而得名。碑林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已它独特的收藏而成为中外驰名的艺术瑰宝。西安碑林现收藏有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近3000件，展出1089件，收藏碑石、墓志的数量为全国之最，且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这里碑石如林，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名家荟萃，精品林立，令人惊叹不已。
9月12日，我们参观了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是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2007年对外开放。以展示的珍贵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秀丽的园林景观而闻名。西安博物院以著名唐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雁塔为中心，整体按文物鉴赏、旅游观光、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区设计，形成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休闲场所。
9月13日，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兵马俑，泥塑的世界，在这里，可感受到那个久远王朝的历史气息，其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凝结成了一点，于是有了这两千多年后的神秘魅力。仔细观察，它们按品字型布局，根据发掘的先后，分别命名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仔细地注视着这方俑坑，两千多年的沧桑，依然保存了当年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8000多件陶俑，一万多件古兵器在这里先后被发现和挖掘。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俑人，基本上都在1.9米左右，高大魁梧，我不得不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他们凝固了历史，鲜活了生命，把深厚的文化和精湛的艺术宏伟壮丽地再现于千年之后，通过古典写实主义的手法，创造了泥塑艺术的辉煌篇章，填补了中国艺术领域的空白。
在西安逗留了五天，每天的行程都满满的，参观古都名胜古迹的同时，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领略到这里的风土人情。白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西安的名胜古迹，晚上同学三五成群各自活动。记忆最深的就是夜晚的大雁塔，每晚都有音乐喷泉，十分美丽！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还有西安最热闹的回民街，回民街作为饮食集中的街区而出名，这里现在虽然被当作了针对外地游客的旅游点，但其实当地居民一直把这里当做吃小吃、逛街休闲的主要场所，尤其是夏天的夜市上在此吃饭纳凉消磨时间的市民的更多。其实整个“回坊”地区都是饭馆林立，各种各样的清真食肆与摊点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其中不乏当地人最认可的老字号小店。“回坊”地区除了北院门、大学习巷、西羊市外，还包括大皮院、东羊市、北广济街、桥梓口等一大片区域，老西安把这一带叫做“坊上”，在坊上可以探寻最平民最真实的西安生活。不过后几个地方要从回民街向深处走得远些，不容易找到，外地游客相对很少。
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既古老又现代，充满活力与文明的美丽城市！
第三站：洛阳目的：参观龙门石窟
9月14日，告别西安我们踏上开往河南洛阳的火车，似乎同学们对西安的印象都很好，甚至有点不舍离去！旅途还在继续，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西安到洛阳坐火车只需5个小时，14号傍晚就到洛阳了。在火车站附近找了旅馆安顿下来，第二天就去龙门石窟！
9月15日，我们坐车到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著名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书法极品。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魏碑体，还称赞魏碑有十美，如：笔法跳跃，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等。时值今日，魏碑体还作为标语、装潢用字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二十品在书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十分壮观，大大小小的石像非常宏伟，震撼了游客的每双眼睛！
第四站：孔子故里曲阜
地点：参观孔庙孔林孔府
9月15日晚，我们在洛阳火车站坐车去山东兖州，第二天早上6点到了兖州，再从兖州做汽车到曲阜。由于长途跋涉，我们在曲阜找到旅舍已经是上午了，同学们都很疲劳，所以16号修整一天，17号参观孔府！
9月17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孔府。孔府也称圣府，是孔子的后代子孙们居住的地方，历史上，孔子的后代继承人都被称之为"衍圣公"。孔府是孔庙的西邻，规模相当宏大，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孔府建筑原有170多座，560余间，现存152座，480间，其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内宅门、前上房、迎恩门、家庙等是明代建筑，其他均为清。代建筑。古建筑面积现存12740平方米。孔府中亦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如：著名画家周之冕、高其佩、郑板桥的绘画作品；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文征明的书法手迹；宋、元、明各时期的雕版印刷珍品、善本书籍，以及精致的玉雕、木雕、陶瓷、青铜器等工艺品等，供游人参观鉴赏。其中最著者为“商周十器”，也称“十供”，原为宫廷所藏青铜礼器，清高宗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赏赐孔府。
曲阜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城市的绿化，交通及文明建设都做的非常好！称为“东方圣城”一点不为之过，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就连交通车也不多，依旧保留着古代的建筑，十分具有当地特征！有名的孔庙，孔府，孔林！都是值得人们一览之地，还有当地的孔府菜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五站：泰安
地点：参观岱庙爬泰山观摩泰山石刻
9月17日下午在曲阜汽车站坐汽车去往泰安，下午到达泰安，并在火车站附近找到旅舍！
9月18日参观岱庙。岱庙坐落于山东省泰安市区北，泰山的南麓，俗称“东岳庙”。它是泰山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为道教神府，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庙城堞高筑，庙貌巍峨，宫阙重叠，气象万千。岱庙创建于汉代，至唐时已殿阁辉煌。在宋真宗大举封岱庙禅时，又大加拓建，修建天贶殿等，更见规模。其建筑风格采用帝王宫城的式样，周环1500余米，庙内各类古建筑有150余间。岱庙与北京故宫、山东曲阜三孔、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并称中国四大古建筑群。
9月19日早早起床出发爬泰山！泰山，通常指我国的五岳之首，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又称东岳，中国最美的、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一。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自然景观雄伟高大，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著名风景名胜有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五大夫松、望人松、龙潭飞瀑、云桥飞瀑、三潭飞瀑等。泰山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数千年来，先后有十二位皇帝来泰山封禅。孔子留下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杜甫则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另外，泰山还有岳父的意思。泰山石刻涵括了整个中国的书法史，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在泰山主要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大部为自然石刻，少量为碑碣。泰山石刻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碑刻题名之多冠中国名山之首，成为一处天然的书法展览，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俗话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其实都不容易。这次考察之旅相信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爬泰山了。我们从早上8点半开始爬山一直到下山已经是傍晚天黑了，每个人都是腰酸腿疼，但是没有留下一丝遗憾，毕竟爬上山顶那一刻是值得回味的，那一刻有种征服的感觉，就像整个泰山整个城市就在脚下。
9月20日，爬完泰山师生们已经筋疲力尽腰腿疼痛，今天休整一天，自由活动！
第六站：杭州
地点：游西湖参观西泠印社
9月20日晚，我们在泰安火车站向杭州出发。
9月21日下午到达杭州火车站，我们在浙大西溪校区住研究生的宿舍，宿舍环境条件相当很好，相比杭州的旅馆和招待所。
9月22日，今天是中秋佳节，天下着朦胧细雨，我们来到西湖，参观了位于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印学社团，以篆刻书画创作、研究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在海内外久享盛誉。印社自成立以来，名家荟萃，人才辈出。这个学术团体，遐迩闻名，为中外时人所称道。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西南侧，社址总面积为5757．865平方米，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
杭州西湖人间天堂，“最美不过西子湖，人在天堂水云间”。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杭州市市中心，旧称武林水、钱塘湖、洗子湖，宋代始称西湖。它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被誉为人间天堂。风景区以西湖为中心，分为湖滨区、湖心区、北山区、南山区和钱塘区五个地区，总面积49平方公里。西湖的美在于晴天水潋滟，雨天山空蒙。无论雨雪晴阴，无论早霞晚辉，都能变幻成景；在春花，秋月，夏荷，冬雪中各具美态。湖区以苏堤，白堤两个景段的优美风光称著。西湖景区是立体和全方位，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领略她的风姿，素有“景在城中立，人在画里游”的美称。西湖不仅独擅山水秀丽之美，林壑幽深之胜，且更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把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西湖四周，古迹遍布，文物荟萃，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纪念馆）熠熠生辉，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游览胜地。
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这是我第二次来杭州，第二次游览西湖，却给我的感受是强烈的！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流连在杭州，忘情于西湖。杭州这座充满历史与故事的城市，在今天繁华依旧，每个到杭州的游客无不流连忘返！
9月23日，自由活动！同学们三五成群结伴出游！感受杭州的美。
杭州有名的特产：杭州丝绸西泠印泥青溪龙砚西湖绸伞张小泉剪刀西湖龙井王星记扇子等等。
在杭州逗留2天，这城市规划相当有特色，绿化条件好，城市的文明与历史体现出杭州独具的魅力！一座城市的历史往往会折射出这里人文气息与文明。我不否认我已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当然以后有机会还是会再来的！
9月24日，收拾心情带上行李，本次外出考察最后一站结束，我是依依不舍的踏上火车离开杭州！
9月25日下午三时，经过28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湛江火车站！回到学校，这次旅途正式划上圆满句号！
相信本次考察同学们一定收获不少，心中必定留下深刻记忆，日后必有所作为！
古迹考察报告篇2
关键词：陶器；轮制技术；泥条拉坯轮制法；分段轮制法
abstract：potterymakingtechniquesisaimportantpartoftheresearchonancientpottery.wheelingisamainpotterymakingtechniquewhichwaspopularinprehistoricChina.Basedonethnographicsurveys，wesuggestthattherearethreekindofwheelingtechniques：classicwheeling，clay-stripwheelingandsectionwheeling.wealsodiscussthefinger-printmarksofwheelingthatarcheologistsmayfindonunearthedpottery.
Keywords：pottery，wheelingtechnique，clay-stripwheeling，sectiongwheeling
制作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古代陶器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后不久，部分学者就开始相关研究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②。总结起来，这些研究包括三个角度：民族志调查、考古学资料观察与分析、实验考古模拟复原③。以民族志调查资料为基础，再观察分析考古标本，通过对标本上残留的痕迹，判断陶器可能的制作工艺，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吴金鼎对山东城子崖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④。此后，很多学者开展过对现存制陶工艺的调查，并有大量相关文章发表⑤。笔者将运用此民族学方法，以自己对湖北枝江⑥、河南巩义北侯村⑦、广西宾阳新窑村⑧、靖西龙腾中屯⑨、念者屯⑩和山东莒南薛家窑11、泗水柘沟镇12等地制陶过程的实际观察为基础，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轮制陶器制作技术的内涵做些初步探讨。
一、轮制法的种类
1.经典轮制法
吴金鼎将城子崖陶器的制作技术概括为四类：手制、范制、轮制和复制（在成型过程中，至少使用上述两类方法共同完成）13，首次在考古研究中提出了“轮制”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至今，诸多学者陆续进行民族志调查和考古研究之后，形成了对轮制技术更全面的理解，一般认为，轮制法指的是借助陶轮的快速旋转以直接拉坯成型的技术14。笔者观察的湖北枝江、河南巩义北侯村、广西宾阳新窑村等地制陶工艺即是此种“经典轮制”的代表（表一）。
如表一所示，虽然上述三个案例分属于不同地区，但成型步骤大体相近。从器物上残留的痕迹看，大多也是相近的，主要特征包括：内外壁上常常残留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迹、外底出现偏心涡纹，以及器表出现轮纹和浑圆规整的器身。
2.泥条拉坯轮制法
除了上述学者普遍公认的经典轮制技术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泥条盘筑和快轮拉坯修整结合的陶器成型技术。表二中列举的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念者屯和山东莒南薛家窑、泗水柘沟镇即为此种技术的代表。其制作过程是：先单独制作饼形器底，再采用泥条盘筑法（或圈筑法）筑成器壁，最后利用快轮拉坯技术修整成器。为了清楚描述此工艺既与直接由泥料快轮拉坯成型不同，又与单纯的泥条盘筑再慢轮整形法有别，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泥条拉坯成型技术”15。笔者认为这一技术也属于轮制法，可命名为“泥条拉坯轮制法”。
3.分段轮制法
除上述两种轮制法以外，制作大型器物时，往往泥条盘筑和轮制法兼用。我们在河南巩义北侯村和山东莒南薛家窑村就观察到了这种情况。北侯村工匠制作口径大于45厘米的花盆、薛家窑村工匠制作大型红陶缸等时，均需要依次分段制作，至少分两次甚至三次成型。制作工艺流程简述如下，下部先直接以经典轮制法（北侯村）或以泥条拉坯轮制法成型（薛家窑村），阴干一段时间后，再接续从下半部的上沿向内上方盘筑至合适的高度，再提拉成型，做出口沿。
二、轮制法的痕迹
李济指出：“从器物上留的痕迹推测原来制作的方法，虽不一定完全可靠，但除非当时有这样的详细记录，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材料可以用着研究这个问题”16。
吴金鼎曾总结了轮制陶器的重要特征：“一，表面显有平行之细文，并有时特制‘阴阳轮文’以为装饰。二，内部匀称。三，底部有时带螺旋文。四，边缘等突出之处皆极齐整。五，就器之全形言，口、腹、底三部力趋正圆之形式”17。其中，“平行之细文”，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轮纹；而“阴阳轮纹”，指的就是凹、凸弦纹；“底部螺旋文”，文中没有明显指出是在外底，还是在内底，以及具体形态。
李文杰结合陶器仿制和民族学调查，提出快轮拉坯制成的陶器有以下标志性痕迹：一是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迹，二是麻花状扭转皱纹，三是底部的偏心涡纹（包括外底的偏心涡纹和同心涡纹18）。他进一步提出：“螺旋式拉坯指印是快轮制陶的直接证据，将它与偏心涡纹联系起来便可断定轮制”19。
《中国陶瓷史》总结的轮制陶器特点则包括：“器型规整，厚薄均匀，在陶壁表里普遍遗有平行密集的轮纹，器底往往遗有线割的偏心涡纹”20。
陶器上痕迹的形成与其制作工艺是相互对应的，通过我们的观察及对大量已发表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可以归纳出下列轮制陶器的主要特点：
（1）器型规整、厚薄均匀。这是公认的轮制陶器的重要特征。
（2）器内外壁上有轮纹。这也是普遍认为的轮制陶器标志性特征。但慢轮修整的陶器上也常会遗留轮纹，只不过更多集中在口部，而轮制陶器的轮纹经常遍布器身。
（3）器内外壁（通常情况下内壁的痕迹更容易保留）（图九、图一）和内底（图一一）上有螺旋式拉坯指印或拉坯痕迹。器壁上的螺旋式拉坯指印是李文杰先生所强调的断定轮制工艺的有力证据；而内底上的螺旋式拉坯指印，李文杰先生虽提到过21，但因不常见于器物上，故不被重视。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迹和螺旋式拉坯痕迹不同，前者是用手拉坯形成的；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用工具拉坯修理形成的（如靖西龙腾中屯、念者屯等）。手拉坯形成的痕迹深且狭窄，而采用工具形成的痕迹相对浅且宽。
（4）外底部有偏心涡纹、波纹或同心涡纹。将陶坯从旋转的陶轮上切割下，一般形成偏心涡纹（图一二），这种情况最为常见。而将陶坯从静止的陶轮上切割下，形成的是波纹（图一三、图一四）。在以偏心涡纹作为轮制陶器证据时，一定要慎重，有时候虽然是轮制陶器上，但其上未必存在偏心涡纹，如靖西龙腾中屯、念者屯和山东泗水柘沟镇的实例，因为与陶坯间垫有草木灰（或石英粉），后者就很容易从前者上面脱离而不会残留任何痕迹。很大程度上，只有快轮修理器底时才能留下同心涡纹（图一五）。
（5）内底部中心有乳丁状凸起22（图一一、图一六、图一七）。内底部的乳丁状凸起比较少见，它是快轮制陶时制作或修理器底过程中的副产品（图三、图一六）。
（6）规整的口沿。挽制口沿一般只有在陶坯高速旋转时进行，而且只有这样制作的口沿才是均匀的折沿、弧度较大的卷沿等23（图一八、图一九）。快轮拉坯制成的口沿与慢轮修整而成的相比，要更加规整。
根据目前对经典轮制法、泥条拉坯轮制法以及分段轮制法的民族志观察和研究，从成型器物上很难区分彼此24。
虽然通过器表残留的痕迹可以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推测，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要慎之又慎。正如李济指出的：“据器物上的痕迹推断原制方法，需要全面的观察及多方位的比较，方能发现一点真相；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公式所能解决的”25。本文只是在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总结以往的研究，对轮制陶器制作技术的内容和痕迹判断做了初步分析。这些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空间，也亟需与工匠的个人风格的观察分析结合，以推进陶器生产专业化的研究。
注释：
①a.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4页，1932年第4本第1分册。b.梁思永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4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c.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第4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②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山东临淄举办“中美古代陶器研讨班”，随后不久李文杰的研究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文章结集出版，即《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再就是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陶器。如汪宁生：《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等。
③赵辉：《史前制陶工艺的研究》，见《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史前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第100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第4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吴金鼎曾观摩了大量出土陶片实物，并专门学习原始制陶方法。参见夏鼐著：《吴禹铭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四册。
⑤中国学者进行制陶工艺民族志调查，并将其运用于考古研究的历史很早，如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吴金鼎、石璋如等先生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现存民族地区的制陶工艺，参见wuG.D.，1938，prehistoricpotteryinChina，Keganpaul，London。石璋如调查、石磊：《龙泉镇的制陶业》，《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1949年以后，无论是出于考古研究的目的，或是为了保存民族志材料，先后有很多学者考察研究各地现存的制陶工艺。比较重要的有李仰松：《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林声：《云南傣族制陶技术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傣族制陶工艺联合考察小组：《记云南景洪傣族慢轮制陶工艺》，《考古》1977年第4期；程朱海、张富康、刘可栋、叶宏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佤族原始制陶工艺考察报告》，《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1982年第4期；李根蟠：《云南碧江加车寨怒族制陶业的调查――兼谈原始制陶业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杨原：《云南元谋元告村的制陶工艺》，《考古》1986年第12期；李文杰：《湖北省枝江县现存的快轮制陶技术调查》，《中国历史文物》1989年第11期；郑超雄：《广西靖西县念者屯壮族原始制陶术考察》，《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杨莉：《云南民间制陶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等。相关的文章还有很多，这里仅列举其中的一部分。
⑥、26李文杰：《湖北省枝江县传统的快轮制陶技术调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1期。
古迹考察报告篇3
一、20世纪头30年间是以对渤海遗址调查为主的时期
由日本、俄罗斯学者(确切地说是旅哈俄籍学者)垄断,主要目标是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三灵坟等。日本学者在军国主义支持和庇护下,积极配合向“满蒙”地区渗透。1883年,日军间谍潜入中国吉林集安盗拓《好太王碑》。1894年御用文人九鬼隆一向日本当局献策掠夺中国文化财富。嗣后,日本一些学者相继潜入中国(首先是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如鸟居龙藏、鸟山喜一、关野贞、白鸟库吉、黑板胜美和内藤湖南等等。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和鸟山喜一《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都记述渤海遗址。在掠夺中国历史文化财产的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中成立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对渤海上京城址调查记录做出的贡献。成书于1921年的《宁安县志》(王世选修,梅文昭总纂)对上京城的记录超过同期的任何人的任何着作,所附上京龙泉府遗址图是已知最早的实测图。俄罗斯学者注意和研究渤海历史及其国内渤海遗迹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但直到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对渤海遗迹虽作过调查和个别挖掘,认识和理解上还有差距,甚至难以分辨某些遗迹性质。30年代前后,对渤海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1919年率宾唐晏撰《渤海国志》,后黄维翰撰《渤海国记》,金毓黻先生撰《渤海国志长编》。日本则有鸟山喜一于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内宏等人都有渤海论着发表。苏联的Э?H?马特维耶夫于1929年出版《渤海》。朝鲜学者也有相关论着问世。
二、30年代初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可划为渤海考古研究的第二期
特点是发掘范围扩大,进入以发掘为主和调查发掘交替进行时期。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学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是步侵略军后尘而至。不过,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殿址的不是日本学者。1931年,在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前,这里组建东省特区文化发展研究所,当年即组织大型综合考察队赴东部地区考察,中国着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先生参加地质分队,还曾参加古人类分队的考古工作。古人类分队由B?包诺索夫领导,调查渤海上京城址、三灵坟等,包氏的调查试掘材料(《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于1932年首先用俄文发表。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在日军刺刀保护下发掘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这在国际考古发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例。因为日军曾在上京城宫城南门前(五凤楼前)同抗日军民激战,伤亡惨重,今五凤楼前的高大水泥标志就是由为超度这些罪孽深重的亡灵所建“忠魂碑”改制的。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结束。193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产生很大影响。发掘文物装了23箱运回日本。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对东北地区渤海遗迹的掠夺性调查和发掘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在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中,凡是日本学者已经掌握或了解的渤海遗迹,基本都被发掘了。如何评价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呢?据有关资料和知情者透露,他们的发掘有时基本上是有什么挖什么,科学性不敢过多恭维。谓其挖宝式盗掘可能不服气,说掠夺也会有应词。但他们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受占有心态支配和挖宝欲望的驱动,考古调查发掘必然是主动掠夺式的,因而发掘必有很大随意性,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三、抗战胜利迄今为第三期
20世纪后半期中国、俄罗斯、朝鲜和韩国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中国由于得天独厚等条件而占据主导地位,每一重要发现和研究进展,都对国内外渤海历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从半个世纪的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情况,可以看出一些脉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古迹考察报告篇4
关键词:希腊遗产保护;法律与实践;尊重;严谨;展示
abstract:onth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lawslikethe38provisionsonCulturalRelicprotectionpromulgatedandenactedbyGreecein2002,togetherwiththebrilliantGreekculture,throughtheinvestigationtoandcomparisonoftheacropolisofathensprotection,thenewacropolisandthenationalarcheologymuseumandthroughreferenceanalysis,thispaperemphasizestherealisticmeaningofrespectingculturalcontext,enforcinglawsstrictly,makingpreferentialpolicies,educationaldemonstrationandsoon.
Keywords:Greekheritageprotection;lawandpractice;respect;preciseness;demonstration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10-39(5)
作者简介:方竟成中国城科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金华市文物局局长
希腊的神话、建筑物、雕像、山门、帕提农和船坞,构成了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历史和文化的灿烂。希腊现有国家记录在册的遗址及建筑40万处,世界文化遗产16处。恩格斯曾有名言:“希腊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的白昼”。对希腊现存文物古迹的考察,关联到希腊现行文物古迹保护、政策、法律以及市民认同性的理解与思考,可以从希腊灿烂的文化深处,感触到他们对文化遗产尊重、严谨、展示和活态方面的一些理性和规律,从中得到启示。
一、尊重与慎重
1933年8月,在希腊雅典会议上制定的《雅典》,是近现代第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城市要与周围影响地区成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规划理念。同时,也是第一次单列“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章节,明确“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代表某一时期的建筑物,可引起普遍兴趣,可以教育人民”。
1934―1935年,雅典政府曾邀请德国著名土木工程师编制了都市计划,规范城市居住、工作、娱乐和交通四大功能,建立理性与秩序,不幸被战争中断和破坏。二战之后,尤其是1970年之后,希腊政府依据国际三大一个公约和本国的文物保护法律,不遗余力地保护历史城市、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取得了显著成效。
距今2800多年历史,建于海拔156.2米高的石灰岩绝壁之上的雅典卫城,以其最高点的世界文化遗产帕提农神庙而著称于世。至今雅典卫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仍然保持了它至高无上的建筑地位,仍然需要对它仰望。这得益于雅典在城市建设中一以贯之的建筑高度控制,当然初衷是更多地考虑其防震功能,但是,客观上起到了十分突出卫城文化遗产的最好效果。其次,卫城四周街巷基本保持了原有拥向卫城梯度渐高的地势,从而达到了簇拥卫城的地理形态。第三,卫城四周建筑在风格、色彩、体量上,均保持了雅典本地特色。贴近卫城的街道采用步行方式,禁止一般车辆通行,供游客游览使用的仅有一种无轨电动小火车,充满了童趣。这一切是希腊人尊重文化遗产最重要的范例。
1970年之后,希腊官方组织了由多位专家组成的古迹保护审核会,凡属古迹保护、古物鉴定的重大项目与事项,均需要由该审核会审议并通过。
2009年6月20日,正式开馆的新卫城博物馆,选址在卫城山丘南侧,距世界文化遗产帕提农神庙(parthenon)的直线距离仅280米。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创新的选址,不仅要与1874年建成的旧卫城博物馆协调,而且要面对现有的考古遗迹以及随时可能会发现的遗迹,又不可忽视雅典的现代性、可能蜂拥而至的游客和博物馆的特色。
希腊人对此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建与不建,建在何处,风格规模,规划设计等,从1976年开始,先后历经了30年。1989年,曾有意大利、罗马的两位建筑师通过竞赛获设计权,但动工开挖后发现敏感的古迹可能损伤,为此,在1999年宣告终止计划。2001年,纽约建筑师Bernardtschomi与希腊当地建筑师合作,以最底层“悬挂”在遗迹之上,并以强化玻璃“隔与不隔”,人们从上经过,可见脚下的古卫城遗存为创造性思路赢得了设计权。希腊政府于2003年定案。后来由于涉及25幢民居拆迁,户主状告到法院。法院最终判决后,2006年才正式动工。总投资13亿欧元,总面积是老馆10倍之多,约达2.5万平方米,展厅1.4万平方米,展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希腊出土的文物,尤其是卫城出土的大理石雕像精华4000余件。新卫城博物馆成为和谐雅典与世界、历史与现代、保护与展示的亮点。
二、严格与严谨
希腊历代重视文物保护立法。1821年独立之后,国王曾邀请德国人前来成立古迹保护机构,编制古迹保护法律。1899年,希腊制定文物古迹所有权法律,确认希腊所管辖的土地、水下,挖掘所发现的古物,百分之百属于国家,不属于个人。1975年,立法通过《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在重要古迹附近的建筑物,虽然名义上是私人的,但实质上属于社会,可用不能卖。严禁私下买卖,只能卖给国家。翻修方案须经文化遗产管理机构批准。
2002年,希腊颁布《文物法律38条》,这是一个全面规范希腊公民和相关部门文物保护行为的法律,希腊现行的文物保护管理,均以此法律为准绳。其中以1838年为鲜明界线,之前的所有古迹、雕塑、陶器、青铜器以及手稿、图片、古籍、技艺等均属于国家财产。属于祖传的,名义上可以属于私人,但需向文化遗产部门申报登记,属于新出土、出水的,必须立即报告文化遗产管理部门,隐匿不报,甚至私下买卖要受到严厉制裁,与盗窃博物馆文物同罪,可判10年刑期。若将1838年之前文物私自出关,将与私运同罪。1838年之后的文物及资料,除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相关之外,如作家、画家、音乐家的手稿等,法律则允许私人拥有和收藏,并允许在经文化遗产管理核准的古董店流通。
希腊社会和公民法律意识很强,严肃主动执法氛围良好。雅典、哈尼亚等城市古玩古董商店,并不像国内形成古玩城及古玩一条街,而是不规则散落在精品商业街之中,不起眼不张扬,所出售的古玩古董,可以说均在1838年之后,偶尔发现的少数中国瓷器、景泰蓝及漆器,均为同治之后制作。2005年,曾有一名加拿大学生在卫城游览拍照时拣起了一块遗址石头,被警察现场拘留,经多方斡旋才最终获释。这是轰动世界的希腊严格保护文物的事例。
希腊《文物法律38条》对文物修复也作了严格规定,提出了防止修复性破坏的深刻理念。一是对古迹和雕塑要保护,不能再受损害。二是如何找到最早的资料。三是要最精确恢复到原状,不能由工作人员的修复把原来的东西破坏掉。如果修补者将文物修补歪曲了原状,修补者负有刑事责任并负责赔偿。
为此,希腊古物工作者对古物的修复极为严谨审慎,所见的卫城帕提农神殿和科诺索斯王宫修复工程,已进行多年。从论证到设计,从用材到施工,丝毫没有赶时间的感觉,基本也不封闭施工,游人照样可以在附近游览。国家考古博物馆对修复文物设专门处室,曾对1.4万件古物进行整理修复,每件古物修复前都要先画设计图。希腊文物修复另一深刻印象是修复与被修复主体之间,可识别性十分鲜明,不进行任何的人为做旧。所见麦锡尼古城内疑为杀死出征十年国王丈夫阿加门斯的妖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墓的墓壁修复,采用不加修饰的砖石与水泥,与原石产生了强烈对比,体现一种完全的真实。对德尔斐阿波罗神殿的公元前490年巨大雕像修复,修与不修取舍极为严谨,主要是对基础部分进行镶补,以确保多立克柱耸立起来,而对多立克柱身和柱头的历史沧桑,保持了一种残缺美。对基础部分大理石台阶,尽量使用原件,不得不修补部分做工极为精细,用材十分考究,但新老大理石色泽分辨一目了然。
三、优先与执著
希腊文化遗产保护实行一扩三优的政策。
一扩:将文化遗产概念扩大到包括所有存于希腊的物品,包括不可移动的古迹和遗址、可移动文物、非物质遗产(口头传统、神话、音乐、舞蹈、技巧和实践);保护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物质保存和保护、鉴定、研究、存档,以及文化遗产的社会学、美学研究和教育方面。总之用更加综合的视角来看待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的古迹和考古遗址,延伸至较近代的建筑遗产。
三优先的政策,对我国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希腊政府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对古籍、考古和历史建筑保护管理职能优先,具有干预的特权。外交部、建筑部、发展部、内政部、宗教事务部、都市设计部、教育部、新闻和大众媒体部等各司其职,共同配合。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实行垂直设置,最高设在文化部,每个城市直至县、镇,都有相关单设机构或科室,还有国家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派出的专员。
对待在建设工程中发现古迹的处置,必须先听取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意见。2001年,雅典修建穿越市中心的地铁,在宪法广场到莫西纳特斯基站几公里地段,发现古迹,经专家论证确认其重要性。之后改变机械施工为人工挖掘,结果投资剧增,工程因此推迟几年,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才竣工通行。
希腊的港湾和古镇,如雅典爱琴海从市区至海神庙的连绵几十公里的沙滩,比雷埃夫斯基港湾,罗得岛古城港口,德尔裴古镇,古奥林匹克小镇、悬城麦泰奥拉包括建于14世纪、海拔613米悬崖绝壁之上的大麦泰奥拉修道院等6座修道院,均保持着大自然大文化大遗产的大原状和大风貌,珍稀之至。这与希腊长期以来实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职能优先是分不开的。
2.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一向在财政预算中处于优先。着力保护、保存希腊历史上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和所有在希腊境内曾经或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团体和传统。文化遗产一向能获得很高的拨款,并一直在寻找新的保护思路。财政部每年预算安排一大笔专款,用于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支付古迹保护和重大项目涉及的民居拆迁赔偿。
新卫城博物馆、国家考古博物馆、贝纳基博物馆、马其顿当代艺术中心等公共博物馆和艺术馆,保护古物及运行经费,除中央政府拨款保证之外,一些非营利基金会作为补充。
3.大力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尤其重视欧盟其他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文化交流。其中,希腊文化月和在国际著名博物馆举办的考古展览优先。
希腊政府多年来致力于追讨流失在外的古希腊文物,也予世人深刻警示。新卫城博物馆最顶层是四面玻璃的透明天井式的展厅。匠心在于将此层旋转23度角与帕提农神庙平行,在展出的神庙中楣、间壁、雕塑、战马大理石雕刻之中,刻意留出了一幅幅空缺。1801年,英国埃尔金勋爵曾野蛮砍下一些帕提农神庙众神雕塑,盗运至伦敦,现收藏于大英帝国博物馆。博物馆的专家神态严肃,告示这是那些雕塑应有的位置。已故希腊文化部长梅利那・迈尔库里,198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公开要求英国归还。现任总理曾于2008年3月29日再次催促英国归还。希腊政府和民间正在继续执著追讨。
四、教育与展示
对遗产的尊重、连续和传承,是希腊作为西方文明起源之地的最重要方面和特征。希腊人从小看着帕提农神殿长大,学历史、教历史、续历史的意识很强。《雅典》明确提出文物古迹具有教育功能。社会各个层面重视文物古迹的宣传教育,将希腊文化遗产编入教科书,使青少年从小认识和理解希腊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认识和理解传承文明对人类的重大意义。
在城镇中心广场、国际机场、地铁站、名人纪念馆、大街转弯处、大学入口处,到处可见神态恬静、生动的名人大理石雕像或建设中出土的文物,给人以历史、文化和个性,一种活生生的熏陶和教育。仅雅典就有3个地铁站将建设中出土的陶器等文物,嵌入进口处大理石墙,作为永久展示。笔者下榻于卫城南面的一家宾馆,地下一层自助餐厅周边发现卫城下城二处遗存,即予原状保护,加以玻璃屏墙展示,并设立希文说明牌,成为宾馆一景和特色。
希腊《文物法律38条》明确规定,古物属于所有市民共有。新发现的古迹、古物,要事事通过电视、报纸报道、宣传,相关部门不得隐瞒信息。从中可见希腊政府和社会,对文物宣传的力度。
希腊拥有众多博物馆,一般与古迹相辅相成,成为古迹展示的一个重要部分。所见新卫城、国家考古、迈锡尼、奥林匹亚、拜占庭、雅典、伊拉克里翁、圣托里尼红酒等博物馆均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特征。
1.不张扬、不表面。最高的新卫城博物馆也只有三层,努力将其融入古迹氛围,而不是喧宾夺主。博物馆几乎找不到馆名,入口处也十分朴素。
2.形式从属内容。希腊各博物馆给人的最深印象是文物多、分量重,有来不及看的感觉。一进入新卫城博物馆是上坡状的前厅,两边高大的展柜尽是各式各样出土的陶器。在展陈形式上,基本还是传统的展柜、灯光加说明,但紧紧围绕着“怎样摆出来效果最有利表达古物历史”的主题。
3.人性化服务,力争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奥林匹亚博物馆入口处是一个覆盖绿色藤蔓木架结构通道,售票处一侧是一个精致大方的各种纪念品商店和一个富有特色的餐厅。新卫城博物馆在一层、二层均有一个约一百平方米的各类图书、大小纪念品商店。圣托里尼红酒博物馆,是1660―1950年作为酿造红酒的一处工业遗产,在厂房东面改成的一个个动漫式的多个场景中,工人、老板、掌柜,葡萄榨机、电灯、桌椅、酿制等栩栩如生,配有希、英、中文解说。其出口处是一个现代气息很浓的商场,安排了几排酒吧桌椅,免费提供三种经典红酒品尝。最后一种是售价21欧元的甜红酒,其味醇正甘洌,特别受欢迎,游客品尝后购买的很多。国家考古博物馆则专门设有教育培训处,负责导游讲解、图书资料、摄影服务、盲人帮扶、咖啡休闲厅管理,每年平均接待观众50万,同时组织针对中小学生的教育个性化展示讲解活动。
五、活态与自觉
希腊对文化遗产严格保护,倡导一种民族和市民的自觉,不仅仅是对物质层面的旧城、街区、建筑和文物的守护,而且是对原生态的传承和复原,对原生活方式的传承和继续。这样使希腊多元多样的文化在现代化节奏中得以保存。
千方百计使文化遗产处于活态,是希腊文化遗产现行做法的一大特色,鼓励私人举办博物馆,政府予以资助。鼓励私人将文物主动捐赠给博物馆。国家考古博物馆为褒奖自觉捐赠埃及文物的著名收藏家,设专厅展出,既凸现传统亮点,又使这些文物处于活态。
古迹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贾湖遗址；叉形器；制作工艺；使用方式；文化因素传播
abstract：theforkedinstrument，averyspecialkindofboneproducts，isoftenrecoveredtogetherwithbonefluteandtortoiseshellfromtheburialsinJiahusitewhichmighthavebeenusedforritualactivitiesinthattime.microscopicobservationsshowthatthemanufacturingprocessoftheforkedinstrumentprobablyincludecutting，polishing，perforation，grindingandsoon.theforkedinstrumentisahand-heldimplement，anditstwoforks，hookpartandtheknife-shapedpartshouldbeusedforstabbing，hangingitemsandprotectionrespectively.theowneroftheseforkedinstrumentsweremainlymalewithhighsocialstatus.accordingtopublicliterature，manyboneproductslikeforkedinstrumentwerealsofoundinsomesitesdatingtoDawenkouCultureandLongqiuzhuangCulturewhichindicatethatJiahucultureprobablyhavehadanimpactonthem.
Keywords：Jiahusite，forkedinstrument，manufacturing，usingmethod，culturalfactorspread
1.引言
骨制品广泛出土于国内外考古遗址中，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和技术信息，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并以发达的骨制品文化而闻名的贾湖遗址出土的叉形器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叉形器数量较少、器形特殊且制作技术复杂。研究叉形器不仅可以为揭示叉形器自身的制作、使用等信息，还可为深入探讨贾湖骨器的文化内涵及贾湖文化因素的传播提供线索。
2.叉形器的制作工艺
叉形器在贾湖遗址前六次发掘中共出土18件①，在第七次发掘时出土2件，第八次发掘时出土2件，总计22件。叉形器因其器身上段为两股叉形而得名，器身下段一面呈钩形，另一面呈斜刃刀型或梯形；上下段之间呈管状，管周多锯出一周或两周凹槽，也有的作竹节状凸起。叉形器按器形可分为a、B两型，区别在于a型下段呈刀状（刃状）面，B型下段为梯形面（图一②、表一③）。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骨制品的制作技术研究较多，如安家瑗①、黄慰文①、吕遵鄂④、顾玉才⑤、宋艳花⑥等对小孤山、仙人洞、柿子滩等遗址出土的骨制品等遗物，在制作技术、使用方式等方面展开研究。
目前对叉形器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器形与功能展开，前者如发掘报告《舞阳贾湖》对叉形器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形态描述及数据测量；后者如《舞阳贾湖》中认为叉形器是龟祭仪式上的法器⑦；王文建、张童心认为叉形器是龟甲响器的一部分⑧；朱倨元认为叉形器与彝族毕摩的法器“乌吐”形状相似，很可能是签筒；邓多海认为叉形器是“凤仪的放线器”⑨；胡大军认为叉形器与骨笛组合作为圭表使用，与骨柄组合作为标杆使用⑩。对叉形器的制作探讨的并不多，如沈勇认为叉形器集剔、磨、刻、钻等各种精细制作工艺与一身1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微痕观察的方法，着重观察叉形器的制作及使用信息。此次使用设备为Leicam205a体视显微镜，观察的标本是第八次发掘出土的2013m28：3。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叉形器已经成为成品，而且大多经过长时间使用，因此制作的初始工序，包括选材、制坯等，只能通过已知的线索进行推测。
2.1选材
结合表一所示的叉形器长、宽、厚数据，以及贾湖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来看，叉形器是用圣水牛或者黄牛股骨制成的可能性较大。胡大军通过对比形状发现叉形器选用的应该是牛的左侧股骨中段12，笔者也认为使用的部位是股骨中段，但左、右股骨均有可能。以黄牛为例，黄牛股骨的形态并不是十分规则，尤其是在靠近关节的地方。股骨近端处剖面近似圆角长方形，中上段的剖面近似圆形，中下段剖面不规则，远端剖面近似梯形。股骨前面较光滑，中部略呈圆脊凸起状，后面为股骨粗线，股骨粗线在股骨中下段非常明显。在制作叉形器时，首先应去掉两端关节处，在股骨近端前面圆脊处两侧制作双叉部分，远端的股骨粗线两侧制作成钩状部分和刀状面部分，股骨粗线中间去掉不用（图二）。
2.2制坯
黄牛股骨两端的股骨头和髌骨处关节粗大、发达，在制作伊始首先需要去掉两端的关节，备选的方法有砍砸、切割两种。砍砸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快速的去掉关节，但是砍砸时带来的冲击力也会使股骨本身产生断裂，这会使坯的成品率大大降低，而且叉形器器身上未见过类似的断裂痕，因此砍砸法可以排除。切割制坯有线切割、片切割、砣切割、金属切割等方式。邓聪、刘国祥研究表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用于制玉的片切割、线切割技术已经相当成熟13，线切割会在切割面出现弧线波浪14；砣切割技术虽有可能在距今5500年前后的凌家滩文化时期出现15，但在贾湖文化时期还没有此技术存在的证据，金属切割是更晚近的事情了。结合叉形器标本2013m28：3的切口截面一般都较为平整，因此在贾湖文化时期最有可能使用的切割方法是片切割。贾湖遗址出土过不少骨料，都是大型鹿类肢骨纵向割锯之后留下的长条形坯料，说明为了充分利用动物骨骼，贾湖先民通过切割法来制备坯料。
2.3成型
成型指的是制作叉形器细部，包括双叉、刀状面及钩状部分，制作方法主要是切割、刻画、打磨、抛光。
明显的切割痕迹见于双叉之间。标本2013m28：3双叉残断，双叉之间截面平整，剖面呈“Y”型。模拟实验使用牛股骨，使用石英石片切割去除关节之后再纵向切割，12分钟后观察，切口大致形成了“Y”型的切口，只是截面的曲折不明显。标本2013m28：3双叉之间在切割时很可能并不是一次成型，而是多次切割的结果。
刻画痕迹主要见于中部竹节状部分。标本2013m28：3中部竹节状部分采用刻锯、减地的方法形成凸起，凸起从圆脊处向两侧逐渐加宽、明显。在与双叉连接的处的上下两侧都可以看到直径不到0.5毫米的、或重叠交织或近似平行连续的划痕，下侧的划痕更多也更明显（图四，1）。划痕有两种，一种排列紧密、直径较粗，宽度一般在0.9～1.5毫米左右，一种细长、轻浅，宽度一般在0.1～0.2毫米之间。宽度悬殊暗示了在这一部位的制作过程中选用了不同的工具。竹节状部分的制作有分段现象，即按照股骨的剖面纹理，分段制作，在转弯处有明显痕迹（图四，2）。段与段之间并非按照同一方向刻划，而是便宜行事。
叉形器器表一般经过打磨与抛光，打磨可以去掉棱角与毛刺，抛光使骨制品器表更加光滑并且有光泽。标本2013m28：3刀状面部分的打磨是从顶部向边缘进行的，刀状面的边缘可以看到细小的朝向边缘的划痕（图五，1）。钩状部分与中部竹节状部分连接处呈规则的圆弧形（图五，2），柄部剖面近似半圆形（图五，3），同样打磨痕迹不明显，器表表面较光滑。打磨痕迹不清晰与叉形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有关。
叉形器的成型还包括制作装饰。叉形器中部多制作成竹节状凸起或是刻若干周凹槽，标本2013m28：3中部是减地形成竹节状突起。
2.4修补
叉形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残断，则常在残断处两面钻出缀合孔以重新连接残断处，因此缀合孔多是成组出现的。叉形器2013m28：3上目前有孔10个，分别命名为孔1～孔10（图六），现将典型的圆孔介绍如下：
标本2013m28：3上的10个孔全是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两面对接略有偏差。孔1、孔4、孔5的口径与内壁直径相差不多，内壁平整，有细密的近乎平行的螺旋纹（图七，1）；孔2、孔3是口径大于内壁直径，但是内壁状态与孔1、孔4、孔5接近（图七，2）；孔6～孔10口径大于内壁直径，孔壁形态不规则，一侧陡直另一侧略平缓，且内壁有半圈的螺旋纹（图七，3）。这10个孔反映出三种不同的钻孔工艺，前两种更为接近，似也可归为同一种工艺。在叉形器器身较厚的地方（4～6毫米）一般采用第一、二种钻孔方法钻大孔；在器壁较薄的地方（2～3毫米）则采用第三种钻孔方法钻小孔。据邓聪16、盛文嘉17等学者的玉器穿孔研究表明，形似第一、二种圆孔形态的多是管钻的结果，第三种圆孔多为实心钻的结果。笔者通过模拟试验发现，管钻的顺利施行需要工具有一定的硬度，标本2013m28：3上的孔1～孔5孔径在3～5毫米，而直径在此区间的竹管或芦苇等质地很软，难以进行钻孔；而使用竹签配以石英砂则可以起到很好的钻孔效果（图八，1），圆孔状态与标本2013m28：3孔1～孔5相似。因此，标本2013m28：3上的第一、二种圆孔应是使用竹、木等实心工具配以石英砂制作而成。第三种圆孔可以通过使用石制工具以180度来回旋转的方法钻成（图八，2）。
2.5小结
叉形器全部选用牛股骨来制作，说明牛在贾湖人的认知中属于比较特殊的动物，类似情况也可以在骨笛多使用丹顶鹤尺骨来制作中得到佐证，暗示了“动物有灵”的观念在贾湖人的思维中仍占一席之地。以叉形器为代表的贾湖文化骨制品制作工艺已经相当繁复，体现出了高超的片切割、打磨、抛光、刻画、钻孔等制作技术。考虑到叉形器器形的一致性及双叉的对称性等，其在制作之前很可能经过测量。测量这一行为在骨笛音孔周围也可以见到，一般是在音孔周围刻一或几道划痕来标记位置。测量行为的出现表明贾湖文化时期的骨制品制作已经进入了有意识、有计划的设计、制作阶段。
3.叉形器的使用
标本2013m28：3双叉残断，但是双叉尖端仍被使用直至磨光；绝大部分的成品叉形器都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器身因长期把握使用而变得圆润光滑，双叉由使用前的斜直刃到尖端被磨得光滑圆钝，甚至一股叉残、双叉均磨损至只剩下几厘米的小突起（详见图一），中部管状部分和钩形部分底部残断与修补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从使用及修补痕迹来看，叉形器的使用方式应为单手竖持，刀状面部分作为环护，两股叉形用于戳、插，钩状部分用于钩、悬重物。对有的研究者提出的叉形器与龟甲配套使用的情况18，如果是一股叉形插入装有石子的龟甲内，另一股叉形卡在外面以固定，那么叉形的尖端磨损不会特别严重，且叉形周身应该有石子撞击、摩擦的痕迹，这并未见于叉形器。贾湖遗址叉形器与龟甲共出的例子确实较多，在第八次发掘发现m85随葬的叉形器双叉部分置于龟甲之内，因此不排除在祭祀仪式上作插龟之用的可能；对于叉形器钩悬于其下的对象，m411出土的叉形器旁边出土了一件石环，但仅见这一例，二者是否配套使用仍不清楚。因此确定叉形器的功能还需要更多证据。
对于叉形器的持有者身份的问题，贾湖遗址前6次发掘出土的18件叉形器中，除1件残器出自灰坑、2件残器出自地层外，其余15件完整或基本完整者来自13座墓葬（表二）。
出土叉形器的13座墓葬分布自Ⅰ期2段至Ⅲ期7段，前后延续了约一千年。其中，Ⅰ期2座墓葬出土叉形器2件、Ⅱ期10座墓葬出土叉形器11件、Ⅲ期1座墓葬出土叉形器2件。贾湖文化分为3期，Ⅱ期是其全盛时期，叉形器使用传统的兴衰与贾湖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相适应的。在这13座墓葬中，除了2例是叉形器单独出土之外，其余11座墓葬均是叉形器与骨笛或龟甲呈组合出土，且看不出明显的区别，这三者地位应是相当的。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一般比较丰富（表二）。贾湖遗址前六次发掘发现的349座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有265座，其中，随葬品在10件以下的有235座，其中3座随葬叉形器，11～20件的有25座，其中9座随葬叉形器，21件以上的只有5座，其中1座随葬叉形器。从出土情况来看，叉形器集中出土于随葬遗物在中、上规模等级的墓葬中，丰富的随葬品也暗示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随葬叉形器墓葬的墓主人性别以男性为主，单人女性墓主的仅m411一例。m344的随葬品多达33件，墓主头上方放置了8件龟甲，其上置一件叉形器，这说明在埋葬死者时很可能举行了一个类似慰灵的仪式；类似现象在m327（乱骨堆东侧随葬完整龟甲8件，龟甲内置小石子，龟甲上置2件叉形器和褐铁矿原料）、m363（叉形器、龟甲置于二次葬个体乙的乱骨上）中都可以见到。
4.叉形器的传播
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了解考古学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的重要证据。形似叉形器的骨制品在贾湖文化年代之前以及年代相近的裴李岗遗址19长葛石固遗址20、莪沟北岗遗址21、唐户遗址22、中山寨遗址23等一批裴李岗时期的遗址中均未发现，而在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遗址24、刘林遗址25、三里河遗址26，龙虬庄文化的龙虬庄遗址27、青墩遗址28等都有发现（图九）29。
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大汶口遗址的骨矛m63：10是用动物腿骨剖一半制成尖端与钩形，这与叉形器的选材与制作方式一致；刘林遗址的雕空骨器m167：1与三里河遗址的骨刮形器形似叉形器下段的钩状部分。骨刮形器出土时一般握于墓主手中，发掘者推测其用于刮削。此外，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也出现随葬龟甲及石子的现象，如大墩子遗址m44随葬2副穿孔龟甲、m21随葬龟甲及十几颗石子；刘林遗址m128随葬2副穿孔龟甲；尚庄遗址m25男性墓主随葬一副龟甲30；野店遗址m88女性墓主随葬一副穿孔龟甲31。
龙虬庄文化中，龙虬庄遗址出土骨匕2件，标本t3829⑥：24与青墩m95：3器形接近，标本m402：4与贾湖叉形器区别在于叉形演化成一股，刀状部分有所简化。骨环见于6座墓葬，共11件，器形接近贾湖叉形器下段的钩形部分。这些墓葬除了m220仅一件骨环外随葬品都比较丰富，少则11件（m368），多则35件（m348）；骨环多是成对出土，而且在3座墓葬中骨环置于墓主人手中，有的一手一个。总的来看，贾湖文化面貌在诸多方面与龙虬庄存在共性，这种相似或许正如龙虬庄的发掘者所言是因为龙虬庄文化来源于贾湖文化32。
形似叉形器的骨器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龙虬庄文化遗址中均有少量发现，此时叉形器似乎有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是器形简化呈一端尖刃一端环形，二是钩形部分变成骨环作为一种单独的器类被使用。骨环的出土可以更多的看到叉形器的影子，尤其是将骨环置于墓主人手中这一埋葬习俗，在贾湖文化出土叉形器的部分墓葬中也可以见到。按照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贾湖文化因素很可能在距今7000年以后向东逐渐影响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
5.结语
叉形器的制作集合了切割、打磨、抛光、钻孔等多种工艺，集中反映了以贾湖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民发达的骨制品制作技术。从叉形器的使用及修补痕迹推测，其使用方式应是手握钩状部分柄部，双叉戳插、钩状部分低端勾悬重物，可能是宗教仪式上的一种道具。叉形器的所有者以贾湖先民中较有地位的男性居多。叉形器不仅在贾湖文化中绵延存在了将近一千年，并很可能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影响到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注释：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第445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彩板三八，2、图版一七九，4、彩板三七，1、彩板三八，1、彩板三八，3、图版一七八，3，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第447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a.安家瑗：《小孤山发现的骨鱼镖――兼论与新石器时代骨鱼镖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期。b.黄蕴平：《小孤山骨针的制作和使用研究》，《考古》1993年第3期。c.吕遵愕：《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鱼缥头的复制和使用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⑤顾玉才：《海城仙人洞遗址装饰品的穿孔技术及有关问题》，《人类学学报》19961年第4期。
⑥a.宋艳花等：《山西柿子滩旧石器遗址蚌饰品制作工艺研究》，《人类学学报》2011年第2期。b.宋艳花等：《柿子滩遗址穿孔饰品的穿系方式研究》，《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第975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⑧、18王文建、张童心：《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⑨邓宏海：《论贾湖骨笛、龟甲和叉形器的真相――兼驳“万物有灵论》，（http：///content/12/0923/12/14224_237706712.shtml#）。
⑩、12胡大军：《贾湖伏羲密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
11沈勇：《中国铜器、石器时代骨器制作综谈》，《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
13邓聪，刘国祥：《牛河梁遗址玉器制作初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成果》。（http：//cuhk.edu.hk/ics/ccaa/tC_publications/2013/2013_01.pdf）
14席永杰、张国强：《红山文化玉器线切割、钻孔技术实验报告》，《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15张敬国等：《凌家滩玉器微痕迹的显微观察与研究――中国砣的发现》，《东南文化》2007年第5期。
16邓聪：《东亚史前玉器管钻技术试释》，《史前琢玉工艺技术》，第152页，国立台湾博物馆，2003年。
17盛文嘉：《关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管钻技术的若干认识》，《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0郭天锁、陈家祥：《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21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2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1991年第1期。
24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5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6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27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28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29具体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45页，《江苏海安青墩遗址》，第168页，《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86页、第346页、第348页、第349页，《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第30页。
3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第470～471页，1985年第4期。
古迹考察报告篇6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本标准规定了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的具体指标和指标的赋分标准。
1.2本标准适用于评审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
2.名词解释
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本省境内具有典型意义、在科学上有影响或者有特殊科学研究价值，并由省政府批准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以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和完整性的生物群落及其生境组成的生态系统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一类自然保护区，具体分为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类型、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和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
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以野生生物物种，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及其自然生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一类自然保护区，具体分为野生动物类型和野生植物类型。
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以特殊意义的地质遗迹和古生物遗迹等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一类自然保护区，具体分为地质遗迹类型和古生物遗迹类型。
3.申报与评审
3.1申报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商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后向省政府提出申请，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商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向省政府提出申请。
3.2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负责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程序建立。
3.3申报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3.3.1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申报书；
3.3.2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3.3.3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含全岛1：100万或市县区域1：20万的交通位置图）；
3.3.4自然保护区地形图、水文地质图、植被图（自然生态系统或野生生物、自然遗迹分布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规划图等1：1万～1：5万图件资料；
3.3.5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及主要保护对象的录像带、照片集；
3.3.6拟新建立、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市（县）政府意见；土地使用证、林权证或土地（海域）使用权属证明文件等；
3.3.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3.4自然保护区申报材料评审专家组由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专家5人或7人组成,与申报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专业性质相关的专家应当占评审专家组成员的80%。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根据申报拟建自然保护区的类型及主要保护对象，提出自然保护区申报材料评审专家组名单，经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批准。
3.5自然保护区评审工作采用专家实地考察评估及申报材料会议评审的方式。自然保护区申报材料评审会由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召开。专家组通过对拟建保护区实地考察和审阅申报材料，根据各位专家填写的自然保护区申报评审表，形成专家组书面评审意见。
4.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必须具备的条件
4.1省级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必备条件：
4.1.1生态系统在本省辖区内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4.1.2生态系统在本省辖区内为或属仅有的生物群落或生境类型；
4.1.3生态系统被认为本省所属生物气候带中具有高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4.1.4生态系统保持较好的自然性，虽曾遭到人为干扰，但破坏程度较轻，尚可恢复到原有的自然状态。
4.1.5生态系统完整或基本完整，保护区的面积基本上尚能维持其完整性。
4.1.6生态系统虽未能完全满足上述条件，但对促进本省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如对保护自然资源、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有重要意义的自然保护区。
4.2省级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必备条件：
4.2.1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的主要分布区和省级重点保护动、植物种的集中分布区、主要栖息地及繁殖地；或辖区内或所属生物地理省中较著名的野生生物物种集中分布区；或国内野生生物物种模式标本集中产地；或辖区内、外重要野生经济动、植物或重要驯化物种亲缘种的产地。
4.2.2生境维持在较好的自然状态，受人为影响较小。
4.2.3其保护区面积要求能够维持保护物种种群的生存和繁衍。
4.3省级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必备条件：
4.3.1在本辖区内、外同类自然遗迹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4.3.2在国内稀有，在本辖区仅有；
4.3.3尚保持较好的自然性，受人为破坏较小；
4.3.4基本保持完整，保护区面积尚能保持其完整性。
5.评审指标
5.1申报拟新建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指标由自然属性、可保护属性和前期基础工作三个部分组成，其下分为不同的具体指标。根据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于一定分值，总分为100分。评审指标总得分为60分以上（含60分），且分项评审指标得分不出现0分时，具有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条件；评审指标总得分小于60分时，或分项评审指标得分出现0分时，均具有否决意义。
5.2省级自然保护区扩建，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指标由自然属性、可保护属性、前期基础工作和保护管理基础四个部分组成。其中，自然属性、可保护属性和前期基础工作的得分占总评审分的70%，保护管理基础得分占总评审分的30%。四个组成部分评审指标总得分小于60分时，具有否决意义。分项评审指标得分出现0分时，同样具有否决意义。
保护管理基础由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建设管理条件两部分组成，作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扩建，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用，总分为100分。
6.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评审指标及赋分
6.1自然属性（60分）
6.1.1典型性(15分)
a、属本省同类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典型代表。（15分）
b、属本省的很好代表。（12分）
c、属本省的较好代表。（9分）
d、代表性一般。（0分）
6.1.2脆弱性（15分）
a、地理分布狭窄、破坏后极难恢复。（15分）
b、地理分布较狭窄、破坏后较难恢复。（12分）
c、地理分布比较狭窄、但破坏后恢复的难度不大。（9分）
d、地理分布较普遍，破坏后容易恢复。（0分）
6.1.3多样性（10分）
a、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与结构极为复杂，类型复杂多样；物种相对丰度极高。（10分）
b、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与结构比较复杂，类型比较丰富；物种相对丰度较高。（8分）
c、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与结构比较简单，类型较少；但物种相对丰度较高。（6分）
d、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与结构简单，类型单一；物种相对丰度较低。（0分）
6.1.4稀有性（10分）
a、属国内珍稀或濒危、残遗类型。（10分）
b、属省内珍稀或濒危、残遗类型。（8分）
c、在省内分布较少或有特殊保护价值。（6分）
d、在省内分布比较普遍。（0分）
6.1.5自然性（10分）
a、基本处于自然状态，人为干扰极少，保护区内无居民。（10分）
b、虽有少量人为干扰，但核心区保持自然状态，且核心区内无居民。（8分）
c、受到比较明显的人为干扰，核心区内有少量居民分布，但核心区基本保持自然状态。（6分）
d、人为干扰非常明显，且核心区受到人为破坏。（0分）
6.2可保护属性（30分）
6.2.1面积适宜性（12分）
a、面积足以有效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35%以上。（12分）
b、面积基本满足有效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25—30%。（9分）
c、面积尚可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20—25%；核心区面积以岛屿状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7分）
d、面积不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且不能满足c款有关条件的自然保护区。（0分）
6.2.2科学价值（10分）
a、在生态、遗传等方面具有极高研究价值。（10分）
b、在生态、遗传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8分）
c、在生态、遗传等方面具有一般研究价值。（6分）
d、在生态、遗传等方面没有研究价值。（0分）
6.2.3经济和社会价值（8分）
a、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8分）
b、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较大意义。（6分）
c、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一般意义。（4分）
6.3前期基础工作（10分）
6.3.1边界划定和土地权属（5分）
a、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已获得全部土地的使用权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提供土地红线图或市县有关部门核准且盖印的拟建保护区范围图）；拟建保护区范围含有海域的，须提交海洋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批准文件。（5分）
b、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已获得核心区土地的使用权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提供土地红线图或市县有关部门核准且盖印的拟建保护区范围图）；拟建保护区范围含有海域的，须提交海洋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批准文件。（4分）
c、虽未获得土地（海域）使用权、林权证，但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3分）
d、边界不清，土地（海域）使用权属或林权存在较大的争议。（0分）
6.3.2基础工作（5分）
a、完成综合科学考察，系统全面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编制完成详细综合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完整的样本材料。（5分）
b、完成多学科科学考察，基本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编制完成较详细综合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大部分样本材料。（4分）
c、完成针对主要保护对象的科学考察，初步掌握资源、环境本底特征，完成了初步的科学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主要保护对象的样本材料。（3分）
d、开展科学考察，编制总体规划和考察报告，但选择主要保护对象依据不足，不明确，研究不深入。（1分）
e、尚未开展科学考察，无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0分）
7.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评审指标及赋分
7.1自然属性（70分）
7.1.1物种珍稀濒危性（30分）
a、主要保护物种为国家一类重点保护物种。（30分）
b、主要保护物种为国家二类重点保护物种。（24分）
c、主要保护物种为国家三类重点保护植物、省重点保护物种或三有名录保护的动物，或虽未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但确实属于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18分）
d、主要保护物种未列为省以上重点保护物种，但属珍稀或地方特有种。（15分）
e、主要保护物种为普遍常见物种。（5分）
7.1.2物种代表性（10分）
a、区系和分类学上具有全国性代表意义。（10分）
b、区系和分类学上具有全省性代表意义。（8分）
c、区系和分类学上在省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6分）
d、区系和分类学不具有代表意义。（0分）
7.1.3繁衍能力（10分）
a、主要保护对象在保护区内具有合理的种群结构，能保证物种的正常繁衍。（10分）
b、主要保护对象在保护区内种群结构单一，数量较少，但具备繁衍的能力。（8分）
c、主要保护对象在保护区内种群结构不合理，数量少，不具备繁衍的能力，或为偶见种。（6分）
d、主要保护对象在保护区内种群结构不合理，数量极少，在样方面积内仅为偶见种。（0分）
7.1.4生境重要性（10分）
a、省唯一的极重要生境。（10分）
b、省内极为重要生境之一。（8分）
c、国内重要生境之一。（6分）
d、普通生境（0分）。
7.1.5生境自然性（10分）
a、基本处于自然状态，人为干扰极少。（10分）
b、虽有少量人为干扰，但核心区保持自然状态。（8分）
c、受到明显的人为干扰，但核心区基本保持自然状态。（6分）
d、受到严重破坏且难以恢复。（0分）
7.2可保护属性（20分）
7.2.1面积适宜性（8分）
a、面积足以保证主要保护物种的正常繁衍或生存，且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35%。（8分）
b、面积基本能保证主要保护物种的正常繁衍或生存，且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30%。（6分）
c、面积尚能达到主要保护物种的正常繁衍或生存的最低需求，且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25%。（5分）
d、面积不能达到主要保护物种的正常繁衍或生存的最低需求，且不能满足c有关条件的自然保护区。（0分）
7.2.2科学价值（8分）
a、在生态、遗传等方面具有极高研究价值。（8分）
b、在生态、遗传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6分）
c、在生态、遗传等方面具有一般研究价值。（3分）
7.2.3经济和社会价值（4分）
a、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4分）
b、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较大意义。（3分）
c、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一般意义。（1分）
7.3前期基础工作（10分）
7.3.1边界划定和土地权属（5分）
a、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已获得全部土地的使用权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或林权证（提供土地红线图或市县有关部门核准且盖印的拟建保护区范围图）；拟建保护区范围含有海域的，须提交海洋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批准文件。（5分）
b、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已获得核心区土地的使用权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提供土地红线图或市县有关部门核准且盖印的拟建保护区范围图）；拟建保护区范围含有海域的，须提交海洋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批准文件。（4分）
c、虽未获得土地（海域）使用权、林权证，但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3分）
d、边界不清，土地（海域）使用权属或林权存在较大的争议。（0分）
7.3.2基础工作（5分）
a、完成综合科学考察，系统全面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编制完成详细综合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完整的样本材料，制作多媒体录像、图片资料。（5分）
b、完成综合科学考察，基本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编制完成较详细综合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大部分样本材料，制作多媒体录像、图片资料。（4分）
c、完成针对主要保护对象的科学考察，初步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完成了部分或初步的科学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主要保护对象的样本材料，制作多媒体录像、图片资料。（3分）
d、尚未开展科学考察，无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0分）
8.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评审指标及赋分
8.1自然属性（60分）
8.1.1典型性（20分）
a、遗迹的类型、内容、规模等具有国际对比意义。（20分）
b、遗迹的类型、内容、规模等具有全国性对比意义。（16分）
c、遗迹的类型、内容、规模等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学意义。（12分）
d、遗迹的类型、内容、规模等属国内常见。（10分）
e、遗迹的类型、内容、规模等较为普通。（0分）
8.1.2稀有性（10分）
a、属世界上唯一或极特殊的遗迹。（10分）
b、属世界上少有或国内唯一的遗迹。（8分）
c、属全国少有的遗迹。（6分）
d、在国内外均不具特殊性的普通遗迹。（0分）
8.1.3自然性（15分）
a、基本保持自然状态，未受到或极少受到人为破坏之遗迹。（15分）
b、虽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破坏，但影响程度很低或稍加人工整理可恢复原有面貌之遗迹。（12分）
c、受到比较明显的人为破坏，但经人工整理后仍有较大保护价值之遗迹。（9分）
d、人为破坏严重，极难恢复之遗迹。（0分）
8.1.4系统性和完整性（10分）
a、遗迹的形成过程和表观现象保存系统而完整，内容丰富多样。（10分）
b、遗迹的形成过程的表观现象保存比较系统、完整，内容较多样。（8分）
c、遗迹的形成过程和表观现象保存不够系统、完整，但基本能反映该类型遗迹的主要特征。（6分）
d、遗迹的形成过程和表观现象保存较少，内容单一，不能反映该类型遗迹的基本特征。（0分）
8.2可保护属性（30分）
8.2.1面积适宜性（10分）
a、面积足以有效保护遗迹的全部保护对象，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40%。（10分）
b、面积能够保护遗迹的全部保护对象，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30%。（8分）
c、面积基本能够保护遗迹的全部保护对象，核心区面积占总面积的20%，但能有效保护遗迹的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6分）
d、面积不能达到遗迹保护的最低需求，内部功能分区无法满足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要求。（0分）
8.2.2科学价值（15分）
a、在自然史、地学、矿物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15分）
b、在自然史、地学、矿物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12分）
c、在自然史、地学、矿物学等方面具有一般的科学价值。（9分）
d、在自然史、地学、矿物学等方面不具有科学价值。（6分）
8.2.3经济和社会价值（5分）
a、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5分）
b、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较有大意义。（4分）
c、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具有一般意义。（3分）
d、在资源利用、旅游、教育等多方面没有意义。（1分）
8.3前期基础工作（10分）
8.3.1边界划定和土地权属（5分）
a、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已获得全部土地的使用权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提供土地红线图或市县有关部门核准且盖印的拟建保护区范围图）；拟建保护区范围含有海域的，须提交海洋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批准文件。（5分）
b、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已获得核心区土地的使用权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提供土地红线图或市县有关部门核准且盖印的拟建保护区范围图）；拟建保护区范围含有海域的，须提交海洋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批准文件。（4分）
c、虽未获得土地（海域）使用权、林权证，但边界清楚，无土地使用权属纠纷。（3分）
d、边界不清，土地（海域）使用权属或林权存在较大的争议。（0分）
8.3.2基础工作（5分）
a、完成综合科学考察，系统全面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编制完成详细综合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完整的样本材料，制作多媒体录像、图片资料。（5分）
b、完成综合科学考察，基本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编制完成较详细综合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大部分的样本材料，制作多媒体录像、图片资料。（4分）
c、完成针对主要保护对象的科学考察，初步掌握资源、环境本底情况，完成了部分或初步的科学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收集了主要保护对象的样本材料，制作多媒体录像、图片资料。（3分）
d、尚未开展科学考察，无考察报告和总体规划。（0分）
9.保护管理基础（100分）
9.1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60分）
a、已建立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且管理机构经政府或编制委员会批准，管理人员纳入事业编制（须附文件复印件）；管理人员岗位责任明确，中专以上学历管理人员占总管理人员的比例≥40%。（60分）
b、已建立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且管理机构经政府或编制委员会批准，管理人员纳入事业编制（须附文件复印件）；管理人员岗位责任明确，中专以上学历管理人员占总管理人员的比例≥25%。（48分）
c、已建立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管理机构经政府或编制委员会批准（须附文件复印件），但管理人员没有纳入事业编制；保护区巡护工作正常开展，管理人员数量尚能满足资源保护和日常管理的需要。（36分）
d、管理机构尚未取得政府或编制委员会批准，但现阶段设有临时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保护区巡护工作正常开展，管理人员数量不能满足资源保护和日常管理的需要。（24分）
e、没有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而管理目标不明确、不合理，只能维持一般的巡护工作。（10分）
f、没有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但管理人员由其他管理人员兼职。（5分）
9.2建设管理条件（40分）
a、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办公、保护、科研、宣传教育、交通、通讯、生活用房、档案资料房等设施，巡护日记资料齐全，资源、资料档案归档，设有专人管理。（40分）
b、具备管理所需的办公、保护、宣传教育、交通、通讯、生活用房、档案资料房等设施，巡护日记资料齐全，资源、资料档案归档管理。（32分）
c、基本具备管理所需的办公、交通、通讯、生活用房等设施，巡护日记有记录，但资料不齐全。（24分）
古迹考察报告篇7
四年级《品德与社会》主要以家乡为内容展开教学。我们的家乡是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寨上村。据《寨上志》记载，寨上村已经有900余年的历史了。寨上历史源远流长，风物广博和璀璨。四年级《品德与社会》第三单元《家乡，我为你骄傲》，要求学生关注身边的文物古迹，了解它们的保护情况。对此，我们小组成员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后协商交流，决定将“追寻寨上村的文物古迹”作为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目的、内容及人员分工
研究目的通过开展“追寻寨上村的文物古迹”课题的研究，帮助我们小组和同学们了解身边的文物古迹的保护状态，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扩大视野，增加阅历，强化自己的合作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从而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
主要研究内容其一，走进寨上村，实地考察，采访老人协会会长和有关人员，了解文物古迹的保护情况，并给文物古迹实物拍照，建档（见下表）。其二，通过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资料或图片、报刊资料等深入研究学习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其三，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做好记录，进行分析，撰写研究论文，汇报展示与成果交流。
人员分工组长（黄庄瑜）：调查住地附近有关文物古迹，负责协调工作和撰写本课题报告。组员（朱欣颖、邱丹、洪莹）：分工合作，利用家居的便利，就近调查，查资料、访问或拍照等。
研究心得与建议
从这次追寻寨上文物古迹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们才发现，同学们居住的寨上村竟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之前走过、路过却没有留意到。这次，通过实地调查，拍照、建档案，搜集网络资料，走进富有闽南特色的陈恭献公墓园，走进富有闽南建筑特色的湖陈大宗——陈氏大宗祠，走进中西结合的洋楼——陈有才故居红番仔楼，走进具有文物价值的陈永得古大厝，走进典型的闽南士大夫府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确实增长了不少见识，也让我们学会分享与合作，学会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增强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部分村民对文物古迹的看法，对红番仔楼的主人陈有才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有才造福寨上村，为寨上村建红砖村道、举办多次政治活动，建小学、盖教堂，具有人穷志不穷的拼博精神，那种致富后不忘本，爱国爱乡，建校铺路，济乡扶危的高尚情操，将永远被后人崇敬和怀念。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外来员工不断涌入殿前街道，寨上村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比如，大石湖之大石窟底于1994年因建设而毁，坡里石基牌——圣旨碑于特区建设时被毁，大夫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现楼成危房。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向殿前街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出面，组织有关部门集中进行一次文物古迹调查，把有保护价值的及时列入保护范围，采取保护修复措施。第二，政府要宣传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全社会都来热爱、关心寨上文化建设和文物古迹保护，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第三，建议政府每年适量增拨经费，为开展文物古迹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第四，加强对重点文物古迹的保护开发，塑造一批精品景区景点，带动寨上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同时，积极向学校少先队建议，发出《倡议书》，呼吁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共同重视寨上村文物古迹的保护。
倡议书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近期我们实地调查了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发现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建议大家立刻行动起来，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我们倡议，应该做到“五不三要”。“五不”：（1）不能在文物重地制造垃圾；（2）不能在文物古迹周围建与古迹不协调的建筑物；（3）不要把文物古迹随便带走，影响景观；（4）不要在文物古迹上乱画乱写乱刻乱涂；（5）不要把文物古迹当成许愿池，向其投抛硬币。
“三要”：（1）要呼吁政府重视古迹保护，制定古迹保护条例；（2）要树立文物古迹保护意识，积极参加少先队组织的文物保护教育实践活动；（3）人人当文物古迹保护义工，发现破坏文化古迹的行为立刻制止。
古迹考察报告篇8
20世纪初，中国开始采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和技术，或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或由西方学者主持、或双方合作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工作。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刘全国文物古迹的保管研究及发掘等事宜的统一管理，在学术界的推动下，成立了隶属于大学院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古物保管委员会图。1930年6月7日，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古物保存法》，并于1931年7月3日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钓潮则》。专职胜全国文物保护机构的成立和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事业在中国正式起步。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处理了“美人安德思在蒙古私采文物案”“时斯密司和南玻考察和收集活动的控制”“阻止特林克勒、斯坦因在我国劫掠文物”等涉外案件，对国内古建筑、古墓葬、古代石刻以及树木也做过一些保护工作，还主持调查过南京附近六朝石刻、北京重要庙宇、大同云冈石窟、明长城等多处文物古迹，并写有资料价值较高的调查报告。1935年5月编辑出版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曾对其自1928年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1934年7月12日，鉴于“近年以来，国家保管古物之机关未臻统一，以致碑揭建筑，剥蚀坍毁，鼎葬图书，输流海外，采掘出于自由，奸商巧夺牟利，摧残国宝，殊堪痛心”，国民政府根据《古物保存法》关于组织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规定，正式成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原大学院下的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3月后隶属于教育部)成为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的北京办事处。至1937年10月29日，因战时经费紧张被裁撤，其业务转由内政部礼俗司兼办[5]，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相继制定了“古迹古物调查表”“古物保存机关调查表”“流出国外名贵古物”等调查表格，对全国文物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文物古迹的修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还参与制定了《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采掘古物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古物奖励规则》等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使得当时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上正常管理轨道。
适应中央政府的有关举措，这一时期陕西也陆续成立了各种文物伤勿劲管理机构，并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初步奠定了陕西现代文物保扩!事业的理药出。陕西考古会1934年2月1日，为发掘收集、系统整理陕西之古迹古物，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组建了陕西考古会，北平研究院负科学指导及发掘工作，陕西省政府负责发掘后的保护工作。会址设于西安粮道巷，由号称“关中淹博士”的富平名士张扶万任委员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徐炳(旭生)任工作主任、省教育厅梁午峰任秘书。在陕西考古会成立前，陕西全省尚没有一家专门的古物调查研究保护管理机构，相关保护和管理工作，名义上由陕西省民政厅以及教育厅等政府机构声称负责，但具体工作则委托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等相关单位代行。受经费、人力等诸多因素的}赊-匕述各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所谓的古物保护管理职能，事实上不能真正体现和落实。而新成立的陕西考古会从其性质和职育睛，应是陕西最早从事文物保护管理的政府机构。基于“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一砖一瓦，多资考证。况沧桑变迁，重大器物之盖藏于地者，偶有出土，非秘藏不宣，即盗运外售。历史失研究之资料，国际贻莫大之耻辱”门，“如不急为搜集、保存、研究，则吾国极珍贵之史料，且将巨量的受无从补救的损失”的认识，从成立至1943年裁撤归并于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的十年之中，陕西考占会运用现什才于学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文物调查、保护、田野发掘以及文物展览工作。其事功主要有: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退上、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的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椎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研究。其中始于1934年4月26日的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既被誉为“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也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这次发掘工作在促成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的发育与成熟。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户县草堂寺、宝鸡东岳庙暨大王村寺庙壁画等多处古代建筑。抗战期间制定并实施了粮道巷本部千余件文物以及碑林重男拓事石的保护和转移埋藏计戈，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相继刊行了《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跋文》《唐长安城尚宫砖考》《吕刻唐长安宫城图考》《唐长安城金石考》《唐代日本人来长安考》《敬器图说》《陕西碑刻》《陕西古钟》等学术论著。此外，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私挖、倒卖、损毁古物现象，还函请、敦促省政府政派啼定颁布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古物保护管理办法，并参与处理了30余起古物要案，使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古物幸免流散与毁损，私挖倒卖古物的狂潮得以有效遏止f91。同时，还制定奖励办法，对于发现古物者，依古物之价值及数量予以奖励。对民国时期陕西文物保护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以及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启蒙、培养而言，在当时诸多机构中，陕西考古会显然居功至伟。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于1934年4月成立，由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任办事处主任。其职责为“秉承中央办理西北各地之古迹、古物调查、维护、保管等事宜”(l(l]。成立后开展的工作主要是会同陕西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并于1937一1938年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此次整修工程由黄文弼主持、梁思成具体设计指导，由北平鸿兴公司承担施工。工程项目主要有翻修改对茹卑林全部的房屋建筑，勘清界址，修筑围墙，按照分类原则调整碑石抖陌J以及修补校对残碑。对于这次整修工程，国民政府甚为重视，主席林森曾有“整理西安碑林奠基纪念”的题词，嵌于十三经陈列室西北墙壁上;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也书写了“西京石争沐”四字，悬于大门上部;监修委员张鹏一撰写了《重修西安碑林记》(未育缺四石)。整个工程共耗资7万元国币，通过此次整修基本上形成了碑林今天的规模。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民国时期，西安碑林长期由省图书馆代管。随着社会变化、事业的发展，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势在必行。1938年5月1日，根据陕西省政府铆1}令，由考古会张扶万任主任委员，陕西考古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高等精院联合筹组的碑林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成立之际，“时值国难方殷，一切未备”，故以“只求加意保护，期待将来”的务实工作力针，重点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为防止日军空袭，采取就地掩埋的办法对西安碑林之重要石亥哒行保护;二是制定了《陕西省碑林管理委员会暂行规程》《办事细则》《拓印碑帖规则》《拓印第八室藏石规则》《碑林游览规则》等系列管理，经省吻荷审核后下发执行，通过度建设，加强对碑林的保护管理。陕西图书馆1915年5月，1909年成立的陕西最早的博物馆劝工陈列所与陕西图书馆合并。因劝工陈列所具有博物馆性质和功能，合并后的陕西图书馆由此成为一个集图书、博物、游览于一体，兼具历史、自然内容的综合博物馆。如1924年2月20日在劝工陈列所举行的明代钞票展览，《新秦日报》记者就以“图书馆陈列明代钞票五百年之故纸”为题进宁对道，并称此次展览让人大开眼界，可见当时的劝工陈列所已经成为西安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外1918年，被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截获的被盗唐昭陵六骏中的特勒膘、青雅、什伐赤、白蹄乌四件石刻，就保存和陈列于图书馆内的劝工陈列所。1923年，曾悬挂在景云观的唐代景云钟几经周折，最后也收藏于劝工陈列所。这些二国宝级的文物至今仁燃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陕西民众教育馆1931年2月6日，由省图书馆、天文台及公共体育场等机构合并细表，虽名为民众教育馆，但因原图书馆内所有工艺陈列与标本、动物等均移交给了民众教育馆(古物陈列室、西安碑林、孔庙仍然由图书馆管理)，从博物馆史的角度考察，陕西民众教育馆实际上仁燃具有博物馆的功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自然博物馆性质的机构。直到1944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立，陕西民众博物馆奉令将馆藏的工艺陈列品移交该馆，其博物馆功育时完全消失，变为单一的民众教育馆。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11月，于右任担任国民革命联军驻陕总司令后，还以联军总司令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开展平民教育，创立学校、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有关教育事业的褒奖条例〔73]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为保存固有文化激发民族意识，促进学术研究，1944年4月11日，陕西省政府第十次会议通过了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历史博物馆的议项，决定利用西安碑林、西京图书馆所藏的历史文物、西安民教馆的工艺陈列品和前陕西考古会收藏的各种文物，成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址设在西安碑林，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全省各地所有史迹文概断t调查、保护、征集、修复，并以此充实藏品，同时兼管碑林。至此，通过重新整合原有属于不同系统、不同机构的职能和资源，一座功能齐全的博物馆终于在陕西诞生了〔19]。但由于时局的原因，新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却举步维艰，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今天的角度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诞生，既是民国时期陕西文物保护管理事业的顶点，同时也是最后的绝唱。因为，至此以后，虽有诸如修建省历史博物馆新馆等设想，却无行动。其实，在此以前，也曾创}多未曾落地的设想。1927年7月，冯玉祥主政陕西，曾计划把民国初年设在南院门南院内的陕西省议会大院改建为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教育馆、史地馆、艺术馆、游艺馆、电影场、运动场、公园在内的“民众公园”，并在鼓楼上建立革命纪念馆，在钟楼上建立天文馆等等，统称“文化院”[15]。但因受1928和和战争的影响，这州宏大计划终成泡影。1935年9月，黄文弼及滕固、徐炳和在联名提议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整修碑林时，曾建议在整修碑林的基础上成立酬匕文化博物院，只是因为后来抗战爆发，未能付诸实行。1940年12月至1945年初，教育部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蒯、陕、豫、甘、青五省的主要文物古籍进行了一系列利学严谨的考察、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察团1911年元月初到达西安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希望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向陕西省政府写一个建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这个博物馆虽然没有建成，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却在《整理保存关中汉唐陵墓雕刻及著名史迹意见书》中，留下了开辟各县文物陈列馆或陈列专室的建议，表明建立县级博物馆在20佳丝己40年代就己有呼声存在。由于碑林地方.狭小，文物无处陈列等原因，陕西省历一史博物馆在1944年成立之初便曾拟议另觅馆址修建新馆。但当时正值抗战后期，这一建议显然无法实现。如果当初的众多设想能够变为现实，民国陕西的文物保护与管理事业也1}}寄呈现另一番繁荣兴盛的景象。虽然当年的设想在今日大都变成了现实，如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建成开放并被誉为中国博物馆事业走向劲酥弋化的标志和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几乎县县都有了博物馆，但先贤们的倡议之功是不应该忘记的，而其在专业上的精通、在意识上的敏锐和超前以及在事业曰二孜孜以求的努力更是值得后辈景仰的。
除上述专业保护管理机构外，1932年3月成立的西京筹备委员会也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物保护工作，其影响丝毫不亚于专业的伤幼当管理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民国中央政府为加快西J廿也区的发展，提出了颇为宏伟的“开发”西北计划。在这一计划中，西安作为西北的门户，被列为首先开发的对象。基于此，中央政府自1930年前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安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为了应对时局的突然变化和适应巩固战略大后方的需要，1932年3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2次会议决定: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由元老张继任委员长的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陪都的设计与建设〔18]。西京筹备委员会本是一个专司建设西安与经略西北的机构，但其在成立之初却认为“文化为民族精神之表现，其兴衰动关国家之兴亡”，而“陕西为古代民族极盛时期之周秦汉唐故都，为民族文化之发源地。……我们极应保护旧有之名胜古迹，发扬国有之光荣历史而复兴民族精神。”[19]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从1932年4月成立至1945年4月撤销的13年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始终视文物古迹保护为己任，并以“在将陕西的古物保存在陕西、以全古物历史的意义并使聚在西京，藉集西北文化之大成”为宗旨和目的，先后在陕西境内(主要在西安以及附近地区并关中一线相关市县)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物保护工作，为陕西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西京筹备委员会所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有:整修周陵、昭陵、茂陵及西安地区部分古建筑(含部分文物遗址)。
西京筹备委员成立之初，深感周陵、茂陵和昭陵在中国名胜古迹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年久失修、形将颓败的现状，决定首先对其整修并相机采取保护措施。至1934年底，周陵、茂陵、昭陵整修工作先后完成。其工作主要包括加覆封土、铲除荆棘杂草、扶正碑褐、整修道路以及编纂陵志等。并在茂陵和昭陵分别设立直属西京筹备委员会的茂陵小学和昭陵小学，学校除完成常规教育外，还兼管陵墓的日常维护、古物征集并防止各种人为破坏等事。所有经费均由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解决臣。在整修周陵、茂陵和昭陵的同时，西京筹备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后，会同陕西省教育厅，先后对少陵源下的杜公甫祠、城东南之董子(仲舒)祠、书院门华塔寺、南城根之华塔、城南之香积塔、紫阁峪之保林塔、草堂寺之玉石塔、汉城天禄阁、关家村之箱秦国师碑、太乙宫之陈传碑记等进行了修葺保护。此外，弓铝继委员长还致函陕西省教育厅长李百龄，建议“宜订保存办法，免保古迹埋没”。全力保护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和唐大明宫三大遗址。当时在三大遗址之内危害最为严重的是随意开设砖窑、态意取土而致遗址遭受破坏。对此西京筹备委员会认为“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并大明宫遗址，向为中华文明最灿烂之际之流韵，设使以目下利益计，肆意凿土制坏，横加破坏，则长此以往，新建筑虽起，而旧文明益行败坏矣。此不独有愧于先贤列祖，更何面目对后来子孙之斥问?”并从1933年开始，对三大遗址，倾力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一是在汉长安城慰}内的天禄阁设立直属的天禄阁小学，方便就近管理汉长安城遗址并收集整理遗址内的出土文物。二是加强与陕西省政存有关单位及长安县政府的沟通联系，通过各种途径明令禁止在三大遗址内随意开设窑场、擅自取土而蚕食破坏诸事。三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数年之功，在包括三尤彭止在内的73处古迹卜律立标志，并分别培植风景林、果林等，藉此标识保护范围并兼具绿化效果。特别是鉴于唐大明宫的特殊内涵，除广种树木外，还特意于主体遗迹含元殿四旁加划红线，确立绝对保护范围，并根据丹凤门以内的显著迹象，专辟丹凤公园，融风景名胜与文物古迹于一体，达到既利游览观光又利文物古迹保护之最佳效果，实为陕西乃至中国最早的考古遗址公园。开展了陕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调查活动。1934年3月，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在分别会晤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及秘书长南汉哀时曾言:“发扬国有之文化，须以西北作为楷模;欲立西北为楷模，则须维护昭彰西北尤其是西京市附周之名胜古迹。此项工作，自古至今，尚未有识者着意涉猎。
本会受命筹建西京陪都，尤宜先从调查、规划、廓清古迹资源开始。”在张继等人的倡议下，西京筹备委员会派专员对西安周围及西安之外关中地区相关区县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调查。调查工作持续近6年，调查成果先后结集为《西京古迹概览》《麟游访古记》《西京访古记》等著作，很多资料或为首次公开发表，或可补现时各遗址记载之缺以及前人记载之误。如《西京访古记》首次考证出西安东郊所谓的“韩森家”，实乃汉代“皇孙家”之讹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运用现代测绘技术和方法绘制的《长安现境考古草图》和《西京胜迹图》，也是这次调查的重要成果。这些成}f于西京筹备委员会日后开展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工作、经济建设及民众参观游览，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考古会和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在成立后，均曾对陕西的文物古迹进行过调查，但其规模及影响均不及西京筹备委员会。重视基建工地考古发掘并无偿向陕西省移交大量珍贵文物。随着西京筹备委员会倡议推进的西安城市建设进程日趋深入，尤其是陇海铁路憧西段的开工建设，基建工地文物考古及出土文物的归宿移交问题也弓}起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西京筹备委员会一方面派员“调查铁路沿线出土古物，冀有所得，籍便保护”，同时要求工程机关重视保护古物保护，并将出土古物“交由西京管理古物机关保存”网;另一方面始终注意顾全大局，加强与陕西省砌存、陕西考古会的沟通合作，不时将急需清理发掘、保护工作等信息分告陕西省矽环于并陕西考古会;此外，还将1934年前后陇海铁路憧西段沿线施工过程中，相继在临渣、东十里铺、窑村、米家崖、西安车站等地发现、原本计划交给教育部的300余件珍贵文物无偿移交给了陕西考古会(其中就包括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并被誉为东方卿内斯的唐白石菩萨像)，践行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将陕西的古物保存在陕西、以全古物历史的意义并使聚在西京，灌渊毫西北文化之大成”的创设宗旨。此外，“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飞机曾连续轰炸西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坏11则产损失。为避免西安的文物遭受轰炸损失，西京筹备委员会多次向陕西省政府及陕西考古会呼吁、建议将重要文物转移出城保存。1938年8月，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的积极敦促下，经陕西考古会等机构的共同努力，所有在西安的可移动文物相继迁出西安或就地埋藏，部;厂笨重文物如西安碑林之重要石刻，则分另睬取封护泥砌或就地掩埋的加去加以保护厂使得西安的大部分古物在后来日寇的轰炸中基本安然无恙，免受了灭顶之灾。究其首功，无疑当属西京筹备委员会。由于时.局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种种人事关系的影响，致使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宏大设想未能实现。但在:当时条件下，西京筹备委员会对文化遗产重要性认1沈深刻、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重视，并能够克服诸多阻力与困难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西安及关中地区文物古迹，且多有之举，其有功于陕西乃至中国文物伤沛劲事业当是毋容置疑的。
古迹考察报告篇9
60多年前，有人在犹太沙漠的一个山洞中首次发现了《死海古卷》的一些碎片。但是一直到前几年，考古学家们才又开始陆续在附近的山洞中发现了其余部分的羊皮卷碎片。这些羊皮卷碎片用希伯来文记录了2000多年前的《利未记》中的部分篇章。死海古卷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从圣经的研究角度说，死海古卷使我们对圣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了解，也引发了许多的猜想和争执。古卷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主要分三大类。首先，古卷中近一百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经卷。除了《以斯帖记》外，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出现了，而且许多卷多次出现；其次，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最后，还包括了非圣经文献。在非圣经文献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神毁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公义国度的著述。通过分析古卷的内容，大部分学者认为其原来收藏者是当时的隐士派犹太人。2、篆刻最古老希伯来经文的陶片
图中所展示的是以色列以拉要塞遗址的一个考古挖掘点。在这个点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一些陶器碎片。陶器碎片上篆刻有五行模糊褪色的文字。考古学家推测，这种篆刻文字应该有3000年的历史。因此，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文字是利用原始的迦南语书写的，而希伯来语的前身就是迦南语。经文中出现的动词“去做”至今仍然保留于希伯来语中。考古学家们由此相信，这些文字就是希伯来语，陶器碎片上的文字就是最古老的希伯来经文。今年11月2日，以色列考古学家约瑟-加芬克尔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南部一处挖掘遗址进行考察。加芬克尔教授称，在这个遗址挖掘出来的一个陶片上刻有5行3000年前的古希伯来文字，虽然已经有所磨损，但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希伯来文字。其中一块15厘米见方的陶片上有黑线隔开的5行希伯莱文的前身古迦南文字,可解读出“判决”、“奴隶”和“国王”等词，这很可能是一部法律文书。3、圣经墙
《尼希米记》中曾经提到过，在耶路撒冷遭到巴比伦人的攻陷和破坏后，耶路撒冷重建项目中就包括圣经墙的重建工程。但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堵圣经墙。图中所展示的陶器碎片和艺术品发现于一堵墙附近，此前这堵墙被认为是哈希曼王朝时期留下的遗址。而这些陶制品却是公元前5世纪的物品。这表明该墙的历史应该更早，应该与《尼希米记》的说法相一致。换句话说，这应该就是圣经墙。据了解，这个新发现暗示了这个城堡和土墙很可能是《圣经》中提到过的一部分，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伯来领导人尼希米重新修建的。尼希米曾在书中详细的介绍了这面墙的结构，该墙随后被巴比伦人破坏。一些学者此前普遍认为这座墙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42年至公元前37年的哈希曼王朝时期。4、西罗亚池遗址
图中的溪水会流过一个著名的场所，即西罗亚池。西罗亚池与犹太宗教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讲述了一个关于耶稣的著名奇迹。现在犹太人到圣殿山朝圣之前，都要经过西罗亚池洗一洗。《圣经-新约》中记载，耶稣曾在一位双目失明者的眼睛上抹上泥土，随后引领他到西罗亚水池清洗，结果奇迹发生了，盲人重见光明。今天，人们仍能在耶路撒冷城的南面看到西罗亚水池的遗迹，因为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在《圣经-新约》中记载的西罗亚水池的遗迹上，发现了几处带有台阶的水池、通往水池的一条小路，以及一条连接水池与水源的沟渠。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与《圣经》同时期的硬币，以及一些陶器和石器的碎片。考古学家称，这些新发现将有助于人们了解西罗亚水池在2000多年前的原貌，弄清楚西罗亚水池的真实用途。目前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用于宗教目的的水池，有人则认为它不过是个普通的蓄水池。5、《以赛亚书》
图片所展示的是死海古卷的部分集成作品，其中包括《圣经》最早被发现的部分，如《以赛亚书》。这部分古卷发现于1947年，是一位贝多因牧羊人在库姆兰会社古遗址的一个山洞中偶然发现的。从1947年开始，有近四万个书卷或书卷的碎片被找到。这些书卷大都储存在瓦罐中，大部份是以希伯来文写在羊皮上的，少数用亚兰文(阿拉米语)写成。据估计，古卷的成书时间，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不等。古卷经过了两千年后，大部分都已变成碎片，只有少数的书卷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又经过专家们大约五十多年的努力，近五百卷书卷部分或全部的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6、发现希律王陵墓
经过多年的挖掘，考古学家们终于在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山丘上发现了希律王陵墓。图片中展示的石棺是由分散在陵墓中不同位置的碎块拼凑而成。考古学家们认为石棺是被起义者击碎的。希律王去世后，他的宫殿成了起义者对抗罗马军队镇压的重要堡垒。起义被镇压后，宫殿也被损毁。根据《新约圣经》记载，希律王以残杀无辜著名，他得悉耶稣出生后，命令杀死伯利恒城的所有男婴，以避免耶稣长大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新王。不过耶稣的父亲约瑟在梦中得到警告后，带着妻子和儿子逃到埃及，到耶稣长大后他们才回到当时的以色列地区。考古学家在墓穴里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石棺，估计完整时约有2.5米长。石棺上的蔷薇花装饰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显示这个石棺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找不到骸骨，估计是公元66年到72年犹太人叛乱时被犹太反抗者移走。7、古罗马潜逃隧道
古迹考察报告篇10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敦煌的关注及对敦煌学的研究，主要是藏经洞文书。而这一阶段，不论是由官方组织的考察团，如“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还是官员、个人的考察、视察或朝圣，如于右任、张大千等，乃至奉命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及其追随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见长，他们关注的也主要是石窟保护和壁画艺术。
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及考察，尤其是临摹的敦煌壁画在全国各地的展出，向世人宣传了敦煌，也使世人了解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而他们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敦煌艺术的探索、临摹、展览、宣传，对敦煌石窟的保护，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一
王子云（1897～1990），安徽萧县人，生前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陕西美协名誉主席。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后肄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底至1937年初在法国留学并游历欧洲。1937年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因他曾经帮助欧洲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完成南京中山陵国父坐像，又是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小学时期的老师，在国内雕塑界为一时之选，便受聘设计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工程无法继续。而由于日寇入侵，使沦陷区的山西大同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惨遭破坏。而其他还未沦陷地区的中国古迹文物又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王子云毅然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呈报告，建议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奔赴西北，以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方式，抢救收集尚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古代艺术文物。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因此被称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聘任王子云为团长，成员主要由沦陷区撤退来重庆的美术教员和重庆国立艺专即将毕业的优秀生组成。考察团的任务是考察陕西汉唐帝陵及宗教寺院，甘肃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佛教寺院等西北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古代艺术品和社会民俗。由于该考察团的主要工作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的陕、甘、青三省，因此又被称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考察团开始组建时，其考察对象虽然有敦煌石窟，但显然不是重点和首选。后来还是于右任的建议，才将敦煌列为主要的考察任务，正如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说：“1941年，于右任从西北视察回来后，对我们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艺术宝窟，藏有许多古代的壁画和彩塑珍品，要我们去看看，调查调查。于是由当时政府的有关单位主持，组织了一个共有十多个人参加的考察团，其中包括历史、考古、美术等各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团长。我们于1941年冬从西安出发，到敦煌时，张大千先生早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半年了。”
考察团从1940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初结束，历时近五年，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的大部分地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和研究，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原计划的考察范围，本来不包括河南洛阳，但由于洛阳也属于佛教石窟雕刻，再加上离西安不远，为了多了解其与敦煌千佛洞的不同并作比较研究，考察团就在去敦煌之前先到洛阳龙门进行了调查。
20世纪40年代，由内地到敦煌，路途是非常艰苦的，从兰州去敦煌，先坐汽车经河西走廊，即经武威、张掖、酒泉。酒泉到安西（今瓜州）约280公里，需专雇畜力车走三天；安西到敦煌180公里，连畜力车也难通行，只能坐农家的木轮牛车，在这样一段行程里，有三个休息站，都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
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共有12人，前后近五年。1941年10月到达敦煌莫高窟的只有三人，这主要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其他的团员有的留在西安继续未完成的工作，有的留在兰州听候调遣”。考察团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在莫高窟断断续续工作了两年半，有时是四人，有时则只有两人。
虽然考察团在敦煌的时间不长，人数又少，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第一，王子云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写生图。该图长5.5米，宽0.233米，是采用艺术和写实相结合的手法绘制的，它既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貌风景画，极具观赏价值，又是一幅莫高窟实位勘测图，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1998年，在陕西省举行的王子云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上，主办方向与会者展示了这件作品。王子云先生去世之后，其夫人何正璜遵其遗嘱将此图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
第二，拍摄了一些珍贵照片。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一路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就有120多张。由于时光的流逝，这些照片已成了莫高窟历史形象的珍贵记录。20世纪90年代，根据王子云先生生前提供的线索，在西北大学文博资料室发现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0辑，每辑一册，每册约50页，每页的上半部是粘贴的照片，下半部是文字说明。其中第7辑是《敦煌千佛洞壁画》，第8辑是《敦煌及其它壁画集》，收集敦煌照片83张。在第1辑的《史迹名胜集》中，还有鸣沙山下的月牙泉全景，由此使我们看到了月牙泉自然变迁的直观资料。
第三，撰写了莫高窟现状调查报告。考察团成员、王子云先生的夫人何正璜女士1942年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发表于1943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西北专号”上），是实地考察莫高窟，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它比较系统地对莫高窟的沿革历史及洞窟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粗分了洞窟的类型，探讨了石窟形制的特点和艺术风格。由于是第一个莫高窟内容总录，虽然还有不完备，甚至在今天看来不准确之处，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在“洞窟之编号”一节中说：“就莫高窟悬崖现存之佛窟，可分为南北二段，总计不下五六百窟，惟北段各窟除一二魏窟及元代欢喜佛洞以外，余多空无所有，因此历来调查者多仅就南段佛窟编号。”如伯希和、张大千都是如此。北区的编号是20世纪90年代考古的新收获。
另外，考察团还临摹了一部分壁画。由于考察团的经费紧张，使用的颜料、画布都不是太好（与当时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相比）。他们临摹壁画是从文物的角度出发，即壁画当时是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子（这也是与张大千相比，因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把颜色都复原了，画出来就与新的一样，非常鲜艳，甚至将壁画上不大好的地方都能改好）。
考察团的成果很快就以展览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在考察过程中，曾在1941～1944年分别在西安、兰州、重庆等地举办过展览，考察团成员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还举办过不同形式的个人展览。如完成敦煌的工作后，就先在兰州举办了成果展，又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由于参观者太多，拥挤得无法继续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周，有3万人参观。
敦煌考察结束后，考察团又对甘肃河西走廊诸石窟、甘南拉卜楞寺、兰州、西安等地进行了考察。1944年，由于货币贬值，考察团经费实在困难，无法继续维持，便报请政府要求解散。1945年初，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撤消。经协商，教育部指令由西北大学处理善后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徐朗秋（与王子云是师范学校同学）任西北大学教务长，而老乡刘季洪又是西北大学校长，萧一山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长。这样，西北大学就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由王子云先生任主任并兼历史系教授，继续从事西北历史文物和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考察团收集的文物和资料也交给了西北大学。
二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敦煌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于右任1942年12月15日的“提议”，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于右任，对于在敦煌设立研究机关显然胸有成竹。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1月18日，距于右任发表“提议”仅一月，可以说，最后决策此事和于右任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不是常书鸿，而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甘青监察使高一涵（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这也可以说明于右任的影响。当时发表的名单中，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是委员，1943年3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张大千和王子云都没有出席，也没有参加研究所以后的活动。王子云对常书鸿任职只有一句评价，即“常一直是画西洋油画的专业者”，言下之意，对雕塑艺术还是外行，由他“来筹备这样的工作似乎没有道理的”。